作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作者）,若初 （译者）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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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解析试读：
译者序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犹太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是第一个深入人的潜意识的心理学家，也是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心理学家。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原名西格斯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5月6日生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省弗赖堡镇（现捷克共和国的普莱博尔市）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一个犹太呢绒商，为人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弗洛伊德4岁时，父亲在摩拉维亚破产，尔后带着第二任妻子举家迁往莱比锡，后又迁往维也纳。弗洛伊德在维也纳一直生活到1938年。后来，纳粹入侵奥地利，作为一个犹太学者，弗洛伊德难逃厄运，以82岁的高龄逃往英国伦敦避难。
在全家的8个孩子当中，弗洛伊德从小就显示了不同凡响的智力，据说他出生时带出了胞衣，按照传统的说法，这是孩子幸运的象征，以至于他后来常以这个为豪，认为自己从母亲身上获得了难以估量的益处。他这样说：“一个母亲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充满身为征服者的勇气，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弗洛伊德出生时，他的父亲41岁，而母亲才21岁，这对老夫少妻生下弗洛伊德时，弗洛伊德上头已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就在同年，父亲同时也做了祖父，而母亲则正好与父亲前妻的次子同岁。在这个奇特的家庭结构中，弗洛伊德是母亲所生的6个孩子中的长子，因而他特别受到母亲的宠爱，正是基于此，弗洛伊德与母亲之间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依恋关系。
弗洛伊德与父亲的关系和与母亲的关系恰好是一个反差。母亲爱他，赞许他，允许他在兄弟姐妹当中扮演孩子王的角色。而父亲却从来不偏袒他，对他有意无意间表示出冷淡和粗暴，当他犯了孩子们常见的错误时，甚至招来父亲武断的断言：“这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父亲和母亲对他的两极反差的评价，使他从小产生了对母亲的依恋，对父亲的潜在的叛逆心理。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生活。他后来成为精神分析学家之后，他说：“我从自己身上发现我对母亲的爱，以及我对父亲的妒。现在，我可以确定此乃儿童普遍存在的现象。”
儿童时期的弗洛伊德，由于超凡的智力，家里给了他特别的照顾和支持。当时，他的卧室里有一盏油灯，以利他学习之用，这是全家唯一有油灯的房间，而其他家庭成员则只能用烛光照明。维也纳作为奥地利最大的城市和政治中心，古典音乐氛围浓厚，有“世界音乐之都”的美称。而生活在音乐之乡，这个家庭为了培养弗洛伊德，禁止家里的孩子学习音乐，以免他们妨碍弗洛伊德的学习。
中学时代的弗洛伊德，出类拔萃，连续7年名列前茅，因此获得许多特权，被保送到大学学习。大学期间的弗洛伊德十分痴迷歌德和莎士比亚，几乎走火入魔。这个时期的弗洛伊德，表现出了非凡的语言天才，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熟练地掌握了法文和英文，此外他还自学了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对希伯来文也相当熟悉，他日后成为公认的德语大师。1930年，由于弗洛伊德的文学修养和优美的文体，他获得了“歌德文学奖”。广泛的语言基础使他在大学期间得以广泛地钻研各种文体的哲学，得到了许多可贵的收获，他和当时的许多同学一样在哲学上达到了较高的造诣。弗洛伊德曾在1879年应征入伍（当时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争夺巴尔干半岛）。弗洛伊德在短期的服役期间，把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译成德文，他由此接触到了柏拉图哲学，从他后来的著述生涯中，可以看出柏拉图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
弗洛伊德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大学预科。这是弗洛伊德求知欲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兴趣相当广泛，在选择未来专业的时候，他受一位同学的影响，差点选择去做一名律师，后来经过一圈评估，最后敲定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这个选择有两个原因：其一，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歌德的自然科学著作，使他对了解生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二，他必须要获得从事专门科学研究的训练机会，而医学院可以为他提供一切研究的必要条件。
从1873年起，弗洛伊德在医学院度过了8个春秋。他最初关注的是生物学，他解剖了大量雄鳝来进行睾丸结构的研究，这也是他从事性学研究的第一步。随后，他的兴趣转向生理学，他有幸遇到了一位严谨的导师——布吕克，他在布吕克主持的生理研究所干了6年多时间，布吕克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他，使他一生受益匪浅。在布吕克的研究室工作期间，他研究了鱼类的脊髓，他写下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证明低级动物的脊髓神经节细胞与高级动物相同。在1885年至1886年间，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为高级神经组织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1882年6月，弗洛伊德和玛莎·伯奈斯订婚。1885年8月，在布吕克教授的推荐下，弗洛伊德获得了一笔为数可观的留学奖学金，前往巴黎萨彼里埃医院学习，师从著名的神经学家沙柯，这是弗洛伊德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沙柯致力于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他甚至断言“某些病人的障碍具有性的基础”，这一启发性的断言使弗洛伊德得到某种暗示，在日后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尤其关注性的暗示。1886年2月，弗洛伊德返回维也纳。1886年春，弗洛伊德开始以神经病医师身份在维也纳开业行医，同年9月，他与由于经济拮据而拖延了4年之久的未婚妻举行了婚礼。弗洛伊德的婚姻生活很美满，但在结婚的头几年，常因为手头拮据靠借债或典当度日。他们一共育有6个孩子，3男3女，最小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后来也成为一名出色的精神分析学家，特别在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领域，卓有建树。
在1895年以前，有两件事情对弗洛伊德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件是他师从沙柯时受到的影响。沙柯的理论成功地将弗洛伊德的注意力从肉体转向了心理方面，从脑神经方面转向精神方面。另一件事情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布劳尔医生的病人安娜的病例，使弗洛伊德从中受到启发。安娜在催眠状态下可以清晰地回忆起某些症态的特殊经历，更奇的是，她一谈起这些经验，她的病症似乎就消失了。布劳尔指出，这是疗效所产生的“移置”作用，安娜把对她父亲的感情转移到了布劳尔身上，从而得到安慰。这种启发性的思考使弗洛伊德在3年后得出了“压抑”的概念。1895年，标志精神分析学诞生的著作《歇斯底里研究》问世，这是弗洛伊德和布劳尔医生友谊的结晶，同时又成为两人友谊破裂的开端，两人后来在理论中产生的分歧使他们最后分道扬镳。
1889年夏，弗洛伊德到法国南锡向伯恩海姆学习，同时他还说服了一名女病人与他一同前往南锡接受催眠治疗。在为这位病人的治疗过程中，弗洛伊德与法国医生本汉在讨论后得出一个重要结果，催眠疗法的作用很受限制，而且很多病人并不适用催眠疗法。弗洛伊德开始对催眠疗法产生质疑，认为这不是根除病因的办法，病人在复诊时往往出现另外的症状。于是他的“自由联想”法开始临床应用，即启发病人即兴谈话，任意而为，想到哪说到哪，不管谈话内容多么荒诞，或者多么琐碎甚至羞于启齿，他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让病人释放压抑，把引起异常行为的事情有意识地回忆起来。从临床经验的观察中，弗洛伊德发现这些病因都始于病人童年时代的经验，并且与性紧密相关。
1898年，弗洛伊德开始采用“自我分析”的方法，他每天早晨坚持记录自己的梦，对夜里梦见的事实进行自由联想和分析，而且要求学生也这样做。他常常从梦中惊醒便立即着手进行自我分析，如果没有完全搞懂梦的意义决不再睡觉。“自由联想”和“自我分析”被公认为是载入神经病医疗史上的两大创举。弗洛伊德坚称，某些疾病障碍的根本原因就包含在梦里。两年以后，他的《释梦》（又称《梦的解析》）出版，但遭到冷遇，销售量屈指可数。但人们最终发现了它的意义，仅在弗洛伊德生前，这本书就再版了8次。1904年，他出版了《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指出潜意识在正常人的思想行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偶尔的失言或“遗忘”实际上暴露出了真正的动机。1905年，他发表了三本重要著作，《少女杜拉的故事》，弗洛伊德在书中通过详尽的阐述，分析如何通过梦境提示并治疗神经症的种种症状。《开玩笑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研究了潜意识动机的间接表现形式，《性学三论》证明了婴儿性欲的存在以及性倒错和神经症起因的问题。当时书中表达的观点一时招来了很多冷嘲热讽。1913年，《图腾与禁忌》出版，该书分析了宗教两大要素的图腾和禁忌的心理根源。弗洛伊德晚年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是《自我和本我》，该书发表于1923年，这本书的出版实现了弗洛伊德多年来的愿望。他在这本书中通过分析人的心理结构，建立起了理解人类动机和人格的理论体系，精神分析学从此不再仅仅是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了。
时至今日，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仍有很大争议。一派学者（主要来自重要的学院以及精神研究领域的医师）认为，弗氏不过是个江湖郎中；而另一些重量级的学者则十分认同弗氏理论核心：即精神失常并非遗传性病源的单纯脑疾，而由心理疾病的生理构成。弗洛伊德强调大部分精神疾病都与生理构成和环境因素有密切关系。“癔症”的拉丁词源为“子宫”。在早期发现的诸多案例中，都是女性患者。后来，弗洛伊德声称找到了一个男性案例，但他又拿不出有力证据，提供不了任何原始资料。这在当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争论异常激烈。当时弗洛伊德还很年轻，这个案例很有可能是他杜撰的，如果这样，这涉及一个学术造假问题，但他的说法似乎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很可能来自一个真实的案例，这就是伟大的梅涅特。弗洛伊德曾追随梅涅特，先是受到赏识，后来两人公开敌对。两人曾为男性癔症有过激烈的学术争论，后来梅涅特病危，弗洛伊德前去探望他时，他向弗洛伊德承认说自己是一例典型的男性癔症患者。他真正用杜撰方式写的另一个案例，就是著名的《少女杜拉的故事》，这是弗洛伊德一生中唯一写下的一本非学术性长篇作品。在这个充满悬念的故事中，弗洛伊德优美的文笔将这份严谨的科学报告写得引人入胜，有人惊叹为“惊世骇俗之作”，有读者评论其是“科学界的疯子，疯子中的天才”。
但弗洛伊德很低调地评价自己：“……我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也不是一个观察家和实验家，更谈不上是一个思想家。我只不过是一个充满征服者气质——好奇、勇敢和百折不挠的征服者罢了。”弗洛伊德曾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这本自传中的精神分析学囊括了我一生的全部内涵，我要坦率地说，如果将这门科学与我做比较，我一生的经验显得渺少而平淡无味。”但人们却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作为一位杰出科学家所具备的卓越品质和丰富的内心情感，坚韧不拔的攀登精神以及冲破舆论压制的勇气，就像一组激情澎湃的乐章，构成了他一生中最感人的一章。
1933年5月，柏林正式将弗洛伊德的书列为“禁书”，他所有的著作都被当局焚毁。消息传来，弗洛伊德幽默地说：“世界的进步真大啊！如果是中世纪，我会被他们烧死的，而今天他们只是烧了我的书罢了。”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的房产遭到没收，但他坚持要留在维也纳。后来他的好友琼斯特意飞到维也纳努力劝说他，加上英国内务大臣又为他提供了诸多便利的条件，当年6月，弗洛伊德抵达伦敦。而他留在维也纳的4个妹妹都被纳粹杀害了。纳粹分子强行改组了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坐上了主席的位置，荣格因此遭到了很多正直科学家的唾弃。
1923年春，弗洛伊德被诊断出患了下颚癌，这与他每天几乎要抽一盒雪茄烟的习惯有关系，即使诊断出癌症之后，仍没有改掉这个习惯。他在1923年至1939年的十几年间，先后接受过很多次手术，虽然痛苦异常，但他拒绝服用止痛药，继续为病人诊疗并著书立说，1939年8月，弗洛伊德的病情急剧恶化，几乎难以进食，在他的最后时刻里，他看的最后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9月22日，弗洛伊德在他的私人医生的帮助下实施安乐死，医生为他注射了吗啡。第二天（23日）中午，弗洛伊德安详地离世。
德语第一版 （序）
在本书中，我以详尽的方法将“梦的解析”结果呈现在读者面前，我确信这么做并没有越过神经病理学的范畴。心理学的相关探讨证明，许多病态心理现象是通过梦显示出来的。通常，人有很多非正常的精神状态，比如歇斯底里性恐惧、强迫症和妄想症均在此现象之列，由于事实的重要性，已引起医生们的足够重视。但有一个事实却被忽略了，那就是梦，因为梦没有受到实践上的重视，因此，作为一种范例的理论价值而言，它的重要性相对来说就增加了。如果一个医生不会解梦，不清楚梦中影像的根源，那么他不管怎样煞费心机也不能了解恐惧症、强迫症或是妄想症，更谈不上借用疗法给病人带来任何治疗上的转机。
这样的大背景无可争议地凸现了我们解梦主题的重要性，而正是由于这个大环境，与解释梦的重要性相关的同一交互关系，对本书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应该负有责任。在我的陈述中，那些失落的线索导致我的论述卡壳，不得不中断，而这恰恰是梦形成的问题与更广泛的精神病理学问题之间的连接点，但这个问题我不在本书中加以讨论。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并且手上能掌握到多多益善的资料，我可以在今后的书信中陆续进行探讨。
由于其特殊性，这篇论文的撰写显得尤其艰难，那些用来阐述解梦方法的案例都带有独特的性质，你阅读本书以后，就会明白那些刊载于他人文献上的梦，或者来源不明的梦都可以加以利用。但我别无选择，只有我本人的梦或者接受过我治疗的患者的梦才有资格入选本书。由于病人的神经症人格作用，病人的梦细究起来有不必要的复杂，我放弃不用，而要将自己的梦呈现于世人面前，等于将自己精神方面的个人隐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是我并不情愿的。作为一名学者而非诗人，在个人隐私方面落笔，似乎也不太恰当，这使我感到痛苦。但我仅此一选，对命运屈服，否则我的心理学理论就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当然，偶尔我也想投机取巧，将自己的梦加以省略或替代，然而，如此一来，它的价值便大大降低了。我希望读者能设身处地理解我的困难立场，多多宽容，另外，如果有人发现我的梦例牵涉他，请无论如何都要允许我们做梦时的思想自由权。弗洛伊德（1900年）
德语第二版 （序）
这本书不算一本容易读的书，出人意料的是在届满十年之时，竟出现了对第二版的需求，当然这不能解释是因为专业圈内的兴趣所致，我本来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我的心理界同行们认为，这只是读者对我的解梦创意产生了兴趣。我的解梦方法使心理学医师们克服了最初接受时的震惊，他们与职业哲学家们一样，早已习惯了用几句话来打发关于梦的问题（几乎千篇一律），梦只不过是意识的一个补丁，但他们显然疏漏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正是由于梦和意识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才创造了各种设想，演绎出各种可能，并最终给心理学定义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学术评论家们试图误导一个没有前景的预感，这本书注定会湮没于布满灰尘的角落，但一批勇敢的追随者效仿我的精神分析疗法，并运用我的解梦方法对病人进行治疗，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可能买光本书的第一版。所以，我必须感谢更大范围的读者，由于他们的文化修养和求知欲，以及他们和我产生的共鸣，在这第九个年头之后，我再次重拾这项仍处于基础状态而且艰巨的工作。
我发现，本书中很少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很高兴能这样宣布。我只是在某些地方添加了一些新近的资料，或者根据新近增长的经验补充了一些归纳而来的细节，我还试图对个别观点进行更加细致的分解。但对梦的处理和解释以及由此演绎的心理学基本原理一概保持原文，没有变动。我个人认为，它总算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凡对我的其他著作（病因学和精神性神经病机制方面的著作）熟悉的读者们都知道，如果一项工作浅尝辄止，我是不会罢手的，我要尽心竭力根据逐渐成熟的观点对我的理论进行修缮，使之与我不断前行的知识保持平衡。但关于梦领域的主题研究，我能坚持最初的成果不变。多年来，我在研究精神病症时常常处于疑惑之中，甚至误入歧途，然而，《梦的解析》一书使我重新恢复信心。虽然在学术界，我的对手们出于某种本能的驱动，拒绝追随我进入梦学的领域。
当我现在坐下来面对它想要修改它时，我发现，本书中所有用于证明梦原理的材料（包括我本人的梦），虽然经历了岁月的磨损，但抹不掉它呈现出来的一种连贯性，不容我动笔修改它。对我本人主观方面来说，我还发现了更深层次的意义，这是我读完之后才明白的，其实本书就是对我父亲之死的一种思考，这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失去，当我意识到这个重大事件的反应，我知道我永远抹不去它的影响和留下的痕迹。但对于我的读者来说，他们愿意选取哪些材料来解释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评价和解释自己的梦，差别不大。
我知道评论在所难免，凡是新增添的重要资料插入，我都用括号标明，这是旧版没有的。贝希特斯加登1908年夏
德语第三版 （序）
本书第一版与第二版相隔了九年时间，现在，第二版刚过去一年，又有了第三版的呼声，这个趋势使我非常感恩。既然当初我不因我的作品受到忽视而当作缺乏价值的见证，现在我也无意将本书的再版作为炫耀的证据。《梦的解析》一书由于科学知识的进步受到了影响。我在1899年写这本书时，“性学理论”尚未问世，精神性神经病的复杂病症分析尚处于萌芽状态，当时我打算将解梦作为一种手段提供给神经病症的精神分析。但后来，科学对精神病症更加深入的探索推动了我们对梦的了解。解梦理论不断向前进化，而在第一版中，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强调。就我个人而言，由于更多经验的积累，借助于斯泰尔等学者的作品，为我解梦提供了更加精确的指南，所以，梦中的符号在我头脑中更加明晰了。我现在手上有大量数据需要列入考虑对象，如果早期那些内容并非每一处都与我们现在的知识标准相符，务请读者多多宽容这些缺陷，因为这恰恰是我们科学迅速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我甚至放胆预言，本书今后的版本（假如有新版需求）方向，它可能会与前几版背离。解梦必须朝着诗歌、神话、民间俗语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方向靠拢，必须更足够真实地探讨梦与神经症和精神错乱之间的关系，至今，我们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奥拓·兰克先生在挑选补充梦的素材方面为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并对本版的校样进行了审校。对他以及许多同仁的鼎力相助和真诚指正，我深表感谢。维也纳，1911年春
英语第三版 （序）
1909年，应伍斯特的C斯坦利·霍尔邀请，我在克拉克大学首次做了精神分析的演讲。就在同年，布里尔博士首次将本书译为英文出版，之后又出版了我的其他著作的英译本。如果说精神分析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美国人的理性生活，也许将来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大部分功劳应归功于布里尔博士的种种努力。
布里尔翻译的《梦的解析》首发于1913年。自那以后，世界的变化突飞猛进，我们对精神病症的观点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本书出版之时，由于其对心理学的贡献而引起世人瞩目。这次出版，内容基本未变，它包含了我有幸所能发现的全部内容精萃，人生能遇到一次这样的顿悟，实属幸运之神的眷顾。维也纳，1931年3月15日第一章梦学综述（1900年以前）
接下来我将证明，有一种心理学技术能够使梦获得解析。运用它，你将获得全新的感受，你将明白梦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这一解析过程可以展示梦是一个充满意义的心理结构，并且每个梦的心理结构对清醒状态时的精神活动都有着特殊的价值。我还将试图阐明那些扑朔迷离的做梦过程，并且从这些过程中回溯那些隐藏在梦的怪异晦涩之下精神力量的自然特质，梦就是在这些多股精神力量的共同作用或者相互冲突中形成的。走到这一步，我的研究就到了一个临界点，如果我再向前走一步，就越过了梦学领域。关于梦的问题的叙述牵涉到更具综合性的问题，并且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助于大学科中的材料，我的叙述将止步于此。
我将简要介绍一下前人关于梦的著作以及当代科学对梦的研究状况，因为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回到引述这些研究成果的机会很少。尽管我们做出了上千年的努力，但对梦的科学理解的进展却微乎其微。这是一个在文献中普遍承认的事实，因而没有必要再去挑出某个具体观点加以印证。读者在文章附上的参考文献中，可以发现那些与我们主题相关的令人激动的观察案例和梦学趣闻，但是很少有人或者仅有极少的文献涉及了梦的本质或者将梦的神秘之处彻底地揭示。而受过一般教育的非专业人士对这方面的知识自然知之更少。
远古时期，史前人类在他们的原始生活中，有关梦的观点以及梦对他们在世界和灵魂的想象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一课题将是饶有趣味的。但我不考虑在本书中讨论这个问题，即使心里不舍，也只得忍痛割爱。我建议读者去阅读约翰·卢伯克爵士、赫伯特·斯宾塞、EB泰勒和其他作者的著作，我再多嘴说一句，只有当我们完成了所面临的解梦工作之后，才能顾及理解这些广泛的问题和推测范围。
史前人类对梦的看法，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从古希腊罗马人对梦的认识中找到轨迹。他们认为，梦与他们信奉的超自然世界密不可分，上帝和魔鬼通过梦给人类以启示，传达旨意。他们认为，梦的影像对做梦者展示的是一种有着特殊作用的重要信息，一般来说，梦预示着未来吉凶。由于梦的内容以及梦带给做梦者的印象变幻莫测，企望用这些符号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难乎其难，所以自然会派生出各个门类和多种解读方式，因此有必要根据梦的价值和可信度，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古代哲学家对梦的占卜学采取坚信不疑的态度，他们对梦的价值评价一般取决于预言的应验程度。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两部著作中提到梦，可见梦已是心理学研究的题材之一。书中阐明，梦并非来自上帝的神谕，它不具有神圣的特性，而更倾向于来自魔鬼，因为身体的自然反应具有邪恶性，并非神圣的。这就是说，梦不是来自超自然的启示，而是遵循人类灵魂的运行法则。因此，梦的定义是：睡眠者在睡眠中的心理活动。
亚里士多德对梦活动的一些特征很了解。例如，他知道睡眠中感觉到的轻微刺激可以在梦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如果身体的某个部位有微微的热感，梦境就会出现一场大火，而他正在大火中穿行，浑身灼热难忍）。由此，亚里士多德凭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推断，医生轻易就可以从病人的梦中发现变化的第一信号的线索，预知病人的身体开始发生病变，但此时病变症状轻微，所以在白天不易觉察。
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代学者并不将梦看成是人的精神产物，而认为梦源于神灵的启迪。从梦学发展史上看，那时已有截然相反的对抗倾向存在，并且自始至终影响着历史的每个阶段对梦活动的看法。古代人还将梦区分为真梦和假梦，前者的价值在于传递警示或预知未来；后者则带有欺骗性，空穴来风，误导做梦者或者将其引向毁灭。
继罗马哲学家麦克罗比斯和罗马占卜师阿尔特米多鲁斯之后，格鲁佩将梦重新分类：“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只限于当前或过去的影响，但不涉及未来。这一类梦包括失眠时的浅梦，它直接产生一个特定想象或其对立面——比如饥饿或饱足；幻想——虚构在幻想中延伸——如噩梦或梦魇。第二类梦则与未来有关。这类梦包含：（1）在梦中得到直接预言（神谕）；（2）将来某些大事件的预演（梦幻）；（3）具有象征意义的梦（梦兆），需要解读。”格鲁佩的这一理论持续了几个世纪。
梦的五花八门使人们对梦持有各自不同的假设，根据假设的不同，解梦的方式也不同。总的来说，人们对梦的作用怀有很大的期望，但不是每个梦都能被破译，所以无法肯定那些不能被理解的梦是不是真的预示着某些大事件的发生。因此，为了能理解，人们试图把无法搞懂的内容替换解释为明白易懂、有逻辑含义的内容。后来，达米蒂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被公认为解梦大师，作为古代解梦的权威人物，虽然很多解梦同行的著作散失佚尽，但阿尔特米多鲁斯那内容详尽的大部头著作，足以弥补同类著作失传带来的损失。
科学尚未问世以前，古代人对梦的非科学性理解，无疑与他们对宇宙的总体理解相吻合。他们习惯地认为：宇宙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被投射到外界，精神领域才具有现实性。这可以解释早上清醒状态下回忆起梦时进行的思考，因为此时回忆昨夜的梦，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就像做梦人刚刚从另一个世界回来，这与其他心理活动都有显著的不同。
顺便提一句，如果认为梦的超自然理论在当代没有追随者，那就错了，它直到如今仍有大量拥护者。因为那些虔诚的、坚持神秘主义的学者及神学学者有充分的理由在那些没有被科学解释的领域，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奉若神明，甚至一些头脑清醒、对故弄玄虚嗤之以鼻的人也想用梦的不可解释性，作为他们对超人类精神力量的信仰基石。
某些哲学流派（比如谢林派）对梦抱有高度推崇的态度，认为梦才是“真”，公开支持古代流行的“梦具有神圣性的清晰反映”理论卷土重来。从古至今，关于梦是否具有预言未来的力量的辩论，一直都在激烈地争论不休。虽然心理学界提供的证据远不足以解决历史积留的纷繁杂乱的迷信理论，显然，凡是接受过科学思维训练的人，都不大认同这种非科学推测。
因此，要在解梦学领域书写一部有力度的科学认识史，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在这些认识中，虽然某些方面价值非凡，但我们没有看到在明确的方向上有什么长足进展，形成一套基础以供后续研究者能继续研究，得以构建真正基础的验证还没有出现。每个研究者在处理梦的问题时，都必须从零开始。如果要我提供一个概括，按照作者的顺序，把他们每个人的观点一一列述出来，我无法做到。我估计自己没有能力把目前对梦的研究状况清晰地描述出来。因此，我采用的综述方式是选择按照主题而不是按照作者顺序，从材料到解决方法，列出出现在文献中梦的单个问题。
关于梦的文献十分庞杂散乱，无法一手掌握，并且这些文献中还牵涉别的学科，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我会牢牢掌握一个原则，不要遗漏根本性事实，不要在阐述中遗漏重要观点，因此，恳请读者放我一马，不要苛求。
从古至今，学者们的讨论大部分倾向于把睡眠和梦联系起来作为同一主题研究，而且还喜欢把精神病理状态的其他与梦类似的状态，比如幻觉、幻视等也联系在一起。现在这一倾向发生了改变，我注意到，在最新的研究中，另一种倾向已经出现——梦被单独分离出来，学者们更多地把梦领域的具体问题当作研究对象。这一变化让我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研究这个模糊晦涩的领域里，会出现启蒙，在对一系列的细节进行研究获得解释后，会达成共识。具体来说，就是心理特质的细节研究。我对睡眠的问题不必投入太多力气，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生理学研究的问题，尽管人在睡眠状态时，大脑运行引起神经变化，人开始做梦。因此，关于睡眠的问题未被纳入讨论之中。
我们现在进入梦的主题，这是一个带有科学兴趣的梦的现象，它经常会引出下述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第一节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
当做梦者清晨醒来，就会带着天真的想法判断昨夜做的梦，他们幼稚地认为即使梦不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它也能把做梦者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关于这一点，老一辈的布尔达赫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细致而敏锐地捕捉到梦的影像，我非常感谢他的这段精彩描述，常常引用：“梦是一种创造，它不会重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劳累和享受快乐与痛苦。它的功能更多的是把我们从这些纷繁的干扰中解脱出来，当我们脑子里塞满了某一件事的细枝末节或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某项任务上时，我们的梦里浮现的是一些完全陌生的东西，间或可以发现与陌生事物相连的一星半点的现实因素，这意味着，梦只不过符合了我们的心境，现实状况则以象征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而JH费希特则在讨论“补偿梦”时，直接将其称为心灵自愈的神秘助手。斯特姆培尔有一份值得高度评价的研究《自然和梦的起源》，他同样赞同费希特的观点：“人在梦中，就与清醒意识的世界脱离了关系。”又说：“在梦中，那些清醒状态中的正常行为和常规活动的记忆，完全消失了。”“在梦中，人完全与寻常事务以及清醒时的生活隔绝，不受其影响。”
然而，绝大多数同仁却在关于梦和清醒状态的关系方面持相反意见。哈夫纳说：“首先，梦使清醒生活继续进行。我们的梦总是自动地连接到那不久前出现在意识里的意念。仔细研究，几乎总能看到一条线索，梦境与白天的经历紧密相连。”魏甘德则针锋相对地反驳布尔达赫的观点：“非常明显，在大部分的梦中，我们恰好是回到了习惯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把我们从中解脱出来。”
莫里的表达简洁精确：“我们的梦＝所见＝所说＝所欲＝所为。”叶森在他1855年的《论生理学》一书中，说得更明白：“梦的内容或多或少由个人性格、年龄、性别、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生活习惯以及他全部的生活经历所决定。”
哲学家JGE马斯在他1095年发表的《论激情》一文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立场：“经验证明，我们最常梦到的东西，也是我们投入最多热情的东西。激情必然影响造梦。雄心勃勃的人梦到（或者只是他的想象）已经赢得或者即将摘得桂冠；坠入热恋的人整个梦充满甜蜜渴望的希望所指向的对象……所有沉睡在内心中的感官欲望和厌恶，一旦受到某种刺激而被激活，就能产生一些想象制造一个梦，或者把这些想象融入一个已经形成的梦中。”
这一观点与古人的看法相同，认为梦境依赖于现实生活。我在这里引用拉德斯德克的话：“薛西斯远征希腊之前，受到军师的忠告，打消了远征希腊的念头，但这一念头却在梦里一再被重新点燃。波斯老解梦师阿尔塔巴努斯中肯地向他进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在卢克莱修的教谕诗《物性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一个人专心地追求一个目标，头脑总是渴望这个目标，心灵的专注对象就是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就会进入我们的梦中，律师总在忙于查阅法典，试图为他们的案子慷慨陈词，提供辩护，将军总是披挂上阵，驰骋沙场。”
西塞罗早于莫里几百年前就有相似的观点：“我们白天看到的和想过的，会在夜间的梦里继续进行。”
看来，关于梦与清醒状态的关系，两种观点彼此矛盾，不可调和。虽水火不能相容，但却可以共存。此处很适用引用希尔德布兰特的观点，他认为，梦的奇特之处只能用“一系列通向矛盾的对立”来描述。“最大的反差是两方面的对立说，一方面梦与清醒时的现实绝对隔离或隔绝；另一方面，梦与现实却在不断相互渗透，彼此相互依存，后者不断地侵蚀前者。梦与清醒时经历的现实完全分离，可以说，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梦抹掉了我们对现实的普通记忆，把我们从现实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中，我们在这个异境中完全不同于现实版的生平经历。”
希尔德布兰特说：“我们一旦进入梦乡，整个生命和它的存在形式就消失了，好像掉进了一扇无形的陷落活门。”一个人在梦中的游历是匪夷所思的，他可能梦到出海去圣赫勒拿岛航行，向被囚禁在那儿的拿破仑奉上一些品质优良的摩泽尔葡萄酒。这个前皇帝因此亲切地接见了他。
这些有趣的想象会使他甘愿沉睡不醒，不愿意因为醒来而打破这美妙的梦境，幻象破灭会造成他终身的遗憾。但是回过头来看一看他的梦中想象和现实状况，其实这人既不是酒商，也从未打算要成为一个酒商。他从未出过海，或者就算他想要航海的话，他的目的地最不可能就是圣赫勒拿岛。他对拿破仑从没有过好感，不但不同情他，甚至还因为他的爱国情怀对拿破仑有种深恶痛绝的反感。最后还要说一句，当拿破仑在这个岛上终结一生时，这个做梦者还没有生出来，这就是说，他们之间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私人关系的牵扯。因此，这段梦境的经历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可能。这个梦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陌生经历，因为它同时发生在两个时间节点上，先后有序却又互相排斥。
然而，希尔德布兰特接着说：“这种看起来明显的一对矛盾，实际上也完全真实和合理，我相信一点，如果有隔绝与绝缘的存在，就有最亲密的关系存在，它们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无论梦中呈现了什么，都源于现实，梦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不管梦看起来多么离奇诡异，它们都不会脱离现实世界。不管它们的形式多么曼妙或荒诞，它们都必须在现实的理性生活中提取材料，有两处原始材料是梦的供应源：我们亲眼所见的感性世界；我们清醒时在大脑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思考。也就是说，它们来源于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抑或是客观经历，抑或是主观经历。”第二节梦的素材：梦中记忆
至少，有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构成梦的内容的所有组成元素都来源于体验，或者说，它们在梦中反复上演或被记起。然而，如果认为梦的内容和现实之间的联系经过对比就能够加以认识，那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恰恰相反，我们得费很大力气苦苦寻找这种联系，甚至有大量的梦可能永远也得不到认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人在睡梦中的时候，记忆官能的运转方式十分奇特，甚至诡谲得不可捉摸，这些怪异之处至今我们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下大力气深究的特性。
我们会发现，梦中出现的某些内容片断在我们清醒时的记忆中根本找不到一星半点的印象，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经历中，那这个梦的材料又来自何方？梦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由此，我们相信梦是有独立产生能力的。后来，不知哪一天，我们从一些新的经历中突然想起一鳞半爪的旧事，顺藤摸瓜，这些以往的回忆使我们找到了那个不知所云的梦的源头，我们被迫承认，梦有超强的记忆功能，它所知道的事情超过我们清醒时所记住的。
哲学家德尔伯夫有一个魔幻般的经历，这个例子的情节引人入胜。
一天夜里，德尔伯夫梦到自家院子被大雪覆盖，他发现雪地里有两条小蜥蜴，埋在雪里的小蜥蜴已冻得快要死了，处于半僵状态。德尔伯夫是一个动物爱好者，他将两条小蜥蜴捡起来，将它们僵硬的身体焐热，并将它们放回穴居的墙洞，那个石墙小洞本来就是给它们做窝的。然后，他又从墙上摘了一些蕨类植物的叶子喂给它们吃，他知道那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梦中，他清楚地知道这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叫“剑叶铁脚蕨”。然后，他的梦继续着，另外的情节插了进来，过了一会儿，梦又回到了蜥蜴的情节上，他吃惊地看到另有两条小蜥蜴从墙上的蕨叶旁掉了下来，津津有味地吃着蕨叶。当他的视线转向院子里的时候，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看见第五条、第六条蜥蜴正朝着墙上的洞穴爬去，接着，更多的蜥蜴出现了，排成一条直线向着墙洞的方向移去，直到路上挤满了蜥蜴……
德尔伯夫在清醒时，知道几种植物的拉丁学名，但他对“剑叶”一类的植物知之甚少，很凑巧，恰恰有一种蕨叶就叫“剑叶”，确切地说，这种蕨叶叫“剑叶铁角蕨”。名称与梦里稍有出入，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德尔伯夫弄不明白在梦中他是怎么知道这类植物叫“剑叶”的，他不相信这一个巧合，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永远无法揭晓的谜。
他做这个梦时是1862年。时隔16年后，有一次，哲学家到一位朋友家拜访，桌上一个小纪念盒引起了他的注意，里面全是一些植物标本。在瑞士很多地方，游客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干花标本集类的纪念品。不经意间，他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16年前那个梦的记忆，在这个打开的纪念盒里，有他当时在梦中看到的剑叶，而那下面写的拉丁文名字正是他本人的手迹。现在，答案终于揭晓了，这个细节让他找到了连接点。原来，1860年，也就是蜥蜴梦的前两年，他一个朋友的妹妹新婚度蜜月时，曾经到德尔伯夫府上拜访过他。她手上拿着这个标本集，是买来送给她哥哥的礼物，当时，德尔伯夫在一位植物学家的口授下，亲手在这些干枯的植物标本下写下了它们的拉丁文名称。
德尔伯夫的案例值得记录下来，这个案例非同寻常的价值在于它帮助德尔伯夫幸运地找到了梦的一部分来源。1877年的某一天，他偶然翻阅一本过时的旧画册，发现那里面画着一长串蜥蜴的图片，这正是他1862年梦中的情景，而这本画册标注的出版时期为1861年，记忆又跳了出来，德尔伯夫从这本画册的第一期开始就订阅了该刊。
显而易见，梦具有在清醒状态下不具备的强大记忆，可以自由处理人在清醒时无法恢复的印象，这个罕见的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这里我要列举几个“记忆增强”的梦例，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
莫里讲述，有一个“米西当”的词在白天时总在他的脑海里翻腾，他记得这应该是法国的一个城镇的名称，如此而已。一天夜里，他在梦中遇到一个自称来自米西当的人，两人聊天，莫里问对方米西当在哪个地方，对方回答说：“这是多尔多涅行政区的一个小镇。”莫里醒后，不敢相信梦中那人说的是真的，于是查阅了地名词典，证实信息准确无误。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梦例中出现的知识得到了证实，但这一知识被遗忘的源头他却无法找到。
耶森也曾报告过一些相似的梦，但事件的发生时间更为久远：“别的不说，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老斯卡利尔的梦。他为维罗纳的一位名人写了一首赞美诗。不料，一个叫布鲁诺罗斯的人出现在他的梦中，抱怨说自己被疏漏了。可是在斯卡利尔的记忆中，他怎么也想不起在维罗纳的名流中有这样一个角色，当然，他还是为他写了几行赞美诗。后来，斯卡利尔的儿子获悉一条信息，确实有一个叫布鲁诺罗斯的评论家是维罗纳的名流中一个被人纪念的人物。”
瓦歇德援引了一个记忆增强的梦例，这是赫维·德·圣丹尼讲述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梦，这个梦反映了一个现象，在前面的梦中无法寻找的记忆，可以在后一个梦中得到补充：“一次，我梦到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正与我妹妹聊天，她拿出一块刺绣送给我妹妹。在梦中，我觉得这位金发美人儿似曾相识，感觉与她有过几次照面。醒来后，她的脸庞生动地浮现在我眼前，但我实在无法确认究竟在哪里见到过她。我再次入梦，出现了同一梦境。在第二次梦中，我与这位金发美人搭讪，试探着问她我们是否有幸在哪儿有一面之缘。‘当然，’对方嫣然一笑，‘难道你忘了波尔尼克的海滨浴场了吗？’这时，我马上醒了过来，清楚地回忆起了与梦中那个迷人的美人儿的所有细节。”
有一位学者谈到他熟悉的一位音乐家，这位音乐家在梦中听到一段优美的旋律，但他对这首曲子非常陌生。多年之后，他偶然在一个旧音乐收藏集中发现了这首曲子，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是否曾经听过这首曲子。
我知道迈尔斯在《精神学研究学会学报》里发表过他收集到的所有增强记忆类的梦，很遗憾，我一直无法获得这些材料。
我认为，任何一个研究梦的人都能发现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况，即我们清醒时无法知道的记忆，梦却能把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和记忆摆在我们面前，梦会证明你确实知道，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在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分析研究时，一周内我都要遇到好几次要使病人相信他们对梦中的呓语、下流话非常熟悉，并且在梦中使用过。虽然他们在清醒状态下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下面我将再次提到这点）。在此，我要引述一个简单的记忆增强梦例，从这个梦例中，信息来自梦，但源头很快浮出了水面，被我们找到。
我的一位病人在他的长梦里梦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做这个梦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最容易出现在这个梦里的细节就是，他在一家咖啡馆里要了一杯kontuszowka的酒。他问我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对这个酒名非常陌生。我告诉他说kontuszowka是一种波兰白葡萄酒。梦境不可能自造这个酒名，这是一个出现在广告里的名词，我对它很熟悉。但我的话没能使他信服，但几天后，证据出现了，他真的在一家咖啡馆点了这种酒，当他走在一条街的拐角处，他看到广告牌上写着这种酒的酒名，而他在这几个月内，每天至少两次路过这条街。
我也做梦，我的经验认为，如果要追溯梦中特定成分的现实原型的来源主要取决于运气。比如，在我打算写这本书的前几年，梦里总是出现一座造型简朴的教堂塔楼，我根本想不起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它。后来，一次我偶然路过萨尔茨堡和巴特莱兴哈尔之间的一座小站时，这个梦中的场景突然跳了出来，我认出了它，而且完全肯定是它。梦境是在19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而我第一次经过这条铁路外出旅行时是1886年。后来，我开始潜心研究梦，有一个梦浮现出来，使我非常不安。我在梦中看到一处怪异的地方，那是个叫人心生厌恶的黑暗空间。就在我的左侧，隐约可见一大片奇形怪状的沙石塑像。我模模糊糊地回忆起它好像是一个酒窖的入口（但不敢确信），我说不清楚这个梦的原型，也不能解释梦境的含义。1907年，很凑巧，我去了一趟帕多瓦（自1895年以后我一直没有重返此地），那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游历，我在迷人的大学城里玩得并不尽兴，因为我没能看到麦多拉·德尔·阿伦娜在教堂中创作的壁画，当时我正在去教堂的路上，被告知当天教堂关门，只得怏怏而返。12年后，我重返帕多瓦，分秒必争地奔向教堂，这是我此次重游的重点，我一心要弥补当年的遗憾。在奔往教堂的途中，就在我的左手边（或许是我1895年折返的地方），那个梦中的场景出现在眼前，我突然看到了那片奇形怪状的沙石塑像，实际上，那是一家花园酒店的入口处。
构成梦的元素之一是幼年的经历，梦的取材来源很多，但很大一部分是人在清醒状态时无法回忆的，结果在梦中再现。我将引用几位学者的话，证实他们曾经观察并强调过这件事。
希尔德布兰特说：“我已经明确表示，梦有神奇的再现力量，有时候梦会将那些早已尘封的记忆带回我们的意识中，并将那些生命早期的事件复制出来，惟妙惟肖地再现。”
斯特姆培尔说：“我们的精神仓库贮存了大量的记忆，时间越长埋得越深越密，之后，年复一年的新鲜记忆掩盖了儿时的记忆。梦把压在最底下的东西轻易地翻了出来，那些特定的事件、人物、地点，全部重见阳光，它们毫发无损，栩栩如生，就像刚刚发生时那样新鲜，这真是太奇妙了，这使得梦这个话题越来越耐人寻味。这些被梦挖出来的记忆在当时未必清晰，也未必有较大的心理价值，但它们在梦中再现的时候，作为一种从未消失的记忆，它们能让人精神为之一振。那些早年经历的人、地、事的各种片断散落在记忆库的深处，不动声色地隐藏着，平时我们根本想不到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由于我们没有发现它们的精神价值而将它们全部遗忘。所以，当它们被梦挖掘出来后，我们在它们那奇异的形象面前感到如此陌生，直到有一天，无论是梦到的或是清醒时想到的，它们的早期源头会被我们找到。”
福尔克特说：“有一点值得特别重视，童年或婴儿时的记忆是最容易进入梦中的，它们本来是我们早已不再思考的事情，梦却唤醒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早已忘记或者对我们来说已经失去价值的东西。”
因为那些早期记忆中的材料主动来到了梦中，又因为，众所周知，我们大部分的童年记忆都漏进了清醒记忆的旮旯，使那些遥远的素材模糊不清，而梦则控制了这些被遗忘的素材，所以产生了耐人寻味的记忆增强梦。在此，我再举一些例子。
有一次，莫里对我说，在他幼年时，他常离开家乡米尔克斯，去邻近的特里波尔市，因为他父亲当时正在该市督建一座大桥的桥梁建造工程。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身处特里波尔市，他在那里的街道上玩耍，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人走到他跟前，莫里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自称说叫C，并自我介绍说是看桥人。莫里一觉醒来，觉得不可思议，他很怀疑梦记忆的真实性。于是他问一位资深老女仆，这个女仆从莫里的孩提时代起就是他家的仆人，他问她是否还记得有个人叫这个名字，她回答说：“是的，你父亲督建大桥时，他负责看更。”
莫里记录下的另一个例子也清楚地证明，在梦乡里出现的童年记忆是完全靠得住的。
这是F先生述说的梦，M.F的童年时期是在蒙布里松度过的，离开家乡25年后，他决定回一趟老家，看望家族中的长辈和朋友。动身的前夜，他梦到自己已经回到了蒙布里松，在老家的城郊附近，他遇到一个人，从这人的相貌上看，并非他的旧交。那人自称M.F，是他父亲的老友，他在记忆中翻箱倒柜，终于想起有一个绅士的名字缩写是M.F。他猛然从梦中醒来后，却记不得那人长得什么模样了。几天后，他回到了老家，再次发现了梦中出现的地方（他可以确定以前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并在这里遇到了那个在梦中出现的男人，他一眼认出了他就是那个M.F，只是当他在清醒时看到他时，他比梦中人要苍老得多。
现在来讲一个我自己的梦，这个梦的追忆不是某种印象而是一种联系。我在梦中看到一个男人，我认出他是我家乡的一名医生，他的脸庞不怎么清晰，他的五官却和曾经是我校长的男人模糊地重叠在一起，现在我还偶尔和校长见面。醒后，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二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后来我问母亲，才从母亲口里得知那个医生是个独眼人，而在梦中和他脸庞重叠的校长也是独眼人。时间一晃35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见到这位医生，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在清醒时从未想起过他，虽然我下巴上那块伤疤提醒我，他曾经为我治疗过。
前面我们说过，童年记忆在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许多学者宣称，大部分梦只呈现近两天的情景，这听起来似乎抵消了梦生活是重现久远记忆的重要作用。罗伯特声称，梦只涉及最近几天的印象，梦的素材只取自我们的近况，罗伯特创建的梦理论基础就是将最近印象推到前台，而那些久远的早期生活记忆都已从视野中消失，成了被塞进了背景垫底的货色。但我们不能说他的理论完全没有立足点，事实上，我们也从最新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美国学者纳尔逊认为：大部分梦中频繁出现的印象都来自于昨天或前天，而当天清醒时的记忆似乎不够久远，不够弱，还不能入梦。
很多学者对探讨梦的内容与清醒时的密切联系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他们发现一个令人挠头的现象，即占领了清醒时的强烈印象，不能立即入梦，得等到这种白天的思维活动一定程度移除之后才会出现在梦中。所以，当我们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时，那种极度的悲伤还占据我们的内心时，我们不会梦到他们。最近，有一位观察者哈勒姆小姐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观点，她收集的大量案例证明，罗伯特的理论过于绝对化，这方面的表现因人而异，因此她主张每个人的心理个性都应有其个人权利。
梦中记忆的第三个特征，也是最引人注目和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即梦选择呈现哪些东西。和在清醒时一样，我们发现梦呈现的并不完全是值得记忆的重大事件，还包括那些微不足道的琐碎的无意义的碎片，在这里，我介绍几个对此表现最为惊讶的学者。
伊尔德布兰特说：“最为神奇的是，梦的元素不会取材那些影响深远或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也不求助于头一天发生的剧烈而急迫的焦点事件，而是挑选那些微不足道的、久远或最近的经历中的琐碎片断。当我们痛失亲人后，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夜不能寐，可是我们却不能在梦中看见他们，直到醒来后，重新又陷入哀痛之中。另一方面，我们走在大街上，与一个额上生着疣子的人擦肩而过，我们甚至没有看清他的模样，那颗疣子却会在梦中呈现出来。”
斯特姆培尔说：“在解梦的案例中，我们会发现梦中的素材多取自于昨天或前天的经历，但在清醒的白天，却是非常琐碎、毫无价值的东西，或是偶尔听到的三言两语，或无意间看到的一个手势，或瞬间一瞥的人或物，转念即忘的单词或读物中的零星片断等。”
哈夫洛克·埃利斯说：“我们清醒时付出的强烈情感，以及我们穷尽心力要想解决的难题和问题，通常都不会成为入梦的素材。梦中呈现的大多数是白天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都是最偶然，最不值得刻意记忆的日常印象，甚至那些已经遗忘了的印象，那些最强烈的精神活动，在梦中睡得最沉。”
梦中记忆的独特性，激起了宾兹对自己最为推崇的解梦方式的不满：“一般的梦都提出了共同的疑问，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梦见前一天的记忆印象，而是要追溯那些早已被遗忘，远远埋在记忆废墟底下的过去？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为什么在梦中总是接收那些记忆中最无关紧要的印象？而那些被大脑皮层细胞承载并记录的最敏感的经历却处于静止状态，像冬眠的动物蛰伏在不易察觉的角落，除非在清醒状态下，才能被激活并清晰地浮现出来。”
显而易见，梦记忆青睐那些日常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元素，这不由得使我们茅塞顿开，为什么人们普遍忽视梦对清醒生活的依赖，总之，我们很难在个案中拿出这种依赖的证据。因此，惠顿·卡尔金斯小姐对她自己和朋友的梦用统计学知识进行处理研究，精确地发现11%的梦跟清醒不搭边。希尔德布兰特的看法绝对正确：只要愿意付出足够的时间、精力和物力穷究梦的来源，梦中所有影像都可以追溯到源头，所有梦境的发生都可以得到解释。但他承认这项工作过程：“是最烦琐而且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在我们记忆的仓库里，我们到某人的记忆库中最荒凉最遥远的角落中，把那些埋在厚厚的尘埃下的各种无意义的琐事打捞出来，其实它们在刚刚发生时就被迅速地遗忘了。”可惜这位眼光独到的学者走到半路就打道回府了，没有沿着这条前景不明的路走下去，如果他继续前行，也许他能拨开迷雾，步入解梦的核心地带。对此，我非常遗憾。
对于任何记忆理论而言，梦记忆的表现方式毫无疑问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我们头脑中所发生的任何印象都不会彻底遁形。”正如德尔伯夫所说：“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它随时可以复活再现。”精神生活的诸多病理现象也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无数未知的东西或原因干扰或左右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如果我们要想深刻地理解解梦理论中的矛盾之处，必须要依靠梦的这种非凡的记忆来帮忙，使我们知道白天那些荒诞的支离破碎的片断是源于我们对事件的部分遗忘。
也许会有人认为，可以剪除梦现象的诸多功能，使之简化为一种记忆现象，梦只不过是复制呈现白天的经历，作为一种只在夜间躁动的梦，它的规律就是自生自灭。这个理论与皮尔茨等人主张的学说不谋而合，皮尔茨认为，夜晚的梦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有精确的规律可循。因此，沉睡时梦到的是遥远的回忆，凌晨时梦到的却是最近的印象。这种理论在梦的材料记忆的处理方式上一开始就是无根之木，站不住脚。斯特姆培尔针锋相对地指出一个事实，梦并不是再现经历那么简单，梦在向前跨出一步时，却一脚踩空，那根链断了，或者变身为另外一个样子，或者复制完全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梦仅仅复活碎片，这可以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但也有例外，梦中出现完全相同的某个生活片断，就像我们清醒时的经历。德尔伯夫曾经讲过一个他大学同事的一个梦，那名同事身临其境地重新体验了一次死里逃生的车祸。卡尔金斯小姐也提到了两个梦，内容真实地再现了白天的经历，情节不差分毫。在下一章里，我将有机会说一个我孩提时代的梦，在那个梦里，我的童年经历不加修饰地搬上了梦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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