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甲骨文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著,黄树民 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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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甲骨文系列)试读：

出版说明

导论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波兰尼这本书所谈论的是欧洲文明从前工业化时代转型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巨变，以及伴随而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放眼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巨变与18～19世纪欧洲所发生的在很多方面有根本区别，但毫无疑问，正在亲身经历和感受当下中国历史巨变的中国人所受到的冲击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欧洲人。是以，波兰尼在书中所讨论者定会给我们以启发。

迄今为止，波兰尼这一著作的中文译本共有两种。此次我们推出的这个译本是在台湾远流版（中国大陆第一个版本为浙江人民版）的基础上由原译者黄树民教授修订而成。此次修订，黄树民教授新译出“序言”和“导论”两部分，并对原译本部分进行了修订。值得一提的是，黄树民教授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相关背景知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在书中提供了大量译者注释。尽管我们在编辑过程中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于一部旁征博引、涉及多个学科的经典著作而言，交到读者手上的这个版本肯定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导论[1]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

某位知名经济史学者在回顾《巨变》一书如何在过去几十年间从被人勉为接受到产生影响时，下了个评断：“有些著作历久弥坚！”这个说法极为贴切。虽然本书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但卡尔·波兰尼成果的影响与重要性却与日俱增。今日一般出版之专著，其上架期间超过数月或数年者甚少，但在经历半世纪后，《巨变》一书仍能为我们提供诸多新见解。尤其是当我们试图了解人类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全球社会困境时，本书乃一部不可或缺之巨著。

本书的恒久意义可说明如下。《巨变》是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最严峻的批评。自由市场学说认为，国家、社会与全球经济都应按自律性市场来规划运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的终结，市场自由主义——不论我们称之为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等——已垄断全球政治。但本书在1944年问世时，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加剧，因而掩盖了波兰尼的理论贡献。当时，极端对立的阵营在捍卫资本主义或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双方辩论中，没有人对波兰尼细致且复杂的论证感兴趣。是以我们可说：随着冷战的终结，波兰尼的成就才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

后冷战时期的主要议题就是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者坚持，通信与交通科技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全球贸易与资本流通，加上接受了英美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更使得全球经济整合变为不可避免且必要之途。世界各地的各种学派、思潮，根据不同的政治立场，批评此全球化潮流论述。有些是基于民族、宗教、国家或地区认同的观点而与之抗拒；有些则对全球合作或协调抱持不同看法。然而，不论在此争议中位处何派，应该都能从《巨变》一书中获益。新自由主义者及其批评者均可从市场自由化的历史，以及早期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幸后果中，获得更深层的理解。波兰尼的生平与贡献

卡尔·波兰尼（1886～1964年）生长于布达佩斯一个社会参与及[2]智识成就均极为显著的家庭。他的弟弟迈克尔（Michael Polanyi，1891～1976年）成为一位重要的科学哲学家，其著作至今仍被广泛阅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波兰尼在匈牙利学生圈与知识界都很活跃。20世纪20年代波兰尼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经济学人》（Der Osterreichische Volkswirt）周刊担任资深编辑，该刊是当时中欧最主要的经济与金融期刊。他在那时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年）及其有名的弟子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年）初次交手。当时米塞斯与哈耶克试图重建自由市场制的学理合法性——此时自由市场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大革命及社会主义风[3]潮破坏。当时米塞斯及哈耶克都毫无影响力。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派强调政府应积极参与管理经济事[4]务，在西方各国当道。但“二战”后，米塞斯与哈耶克孜孜不倦地在美国与英国鼓吹自由市场，并直接影响到后来成名的追随者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年）。哈耶克活到1992年，目睹了苏联解体，自己的名声也因而重建。在他死时，已被公认为新自由主义之父。他激励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1925～2013年）及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年）推动去管制、自由化及私有化等政策。但在20世纪20年代时，波兰尼已直接挑战米塞斯的论点，且将批判自由市场视为个人学术生涯的中心议题。

波兰尼在《奥地利经济学人》周刊工作时，目睹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及1931年奥地利信贷银行（Kreditanstalt）破产，这些事件均导致“大萧条”的出现，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随着希特勒在1933年当政，波兰尼的社会主义观点便成为问题，他也被迫辞职。他到英国后，在牛津大学及伦敦大学的社教课程中担任讲师，在[5]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开课。此时波兰尼为了准备教课，浸淫于英国社会及经济史。在《巨变》一书中，波兰尼熟用这些资料以批评米塞斯及哈耶克，后来成为甚具影响力的观点。

本书实际撰写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当时波兰尼在佛蒙特州的[6]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Vermont）当访问学者。由于奖学金的资助，他得以全力写作。周遭生活环境的改变，也让他能整合其论点中的不同理路。本书主要的贡献，即是从制度面的角度分析全球经济，而这正是基于波兰尼本人的多重流亡经验，他从布达佩斯迁移到维也纳，再搬到英国、美国。加上他原本即具备的深度道德责任感，波兰尼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在他晚年时曾写信给一位老友：“我的生命即是个‘世界性’生命。我生活在人的世界里，我的著作属于[7]亚洲，也属于非洲，更属于新人类。”虽然波兰尼对他的故乡匈牙利有深厚感情，但他能超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并约束自己因全球经济体制宰控下所产生的强烈民族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尼到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在那里与学生一起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学问题，如货币、贸易及市场等。他与C.M.阿伦斯伯格（Conrad M.Arensberg，1910～1997年）和H.W.皮尔逊（Harry W.Pearson，1887～1934年）合编《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一书。其后他的学生将他这时写的论文集编辑成册，由A.罗特斯泰因（Abraham Rotstein，1929～2015年）主编成《达荷美与奴隶贸易》一书，于身后出版。另外G.多尔顿（George Dalton，1926～1991年）将其所有出版的论文，包括《巨变》的摘要，收集整合成为《原始、古代及现代经济：卡尔·波兰尼论文集》一书。最后，皮尔逊也将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上课时的讲稿编成《人[8]类的生活》一书。波兰尼的论点：结构与理论《巨变》一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及第三部分集中讨论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欧洲大陆法西斯主义兴起、美国推行新政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事件产生的主因。在其导论及结语的各章节中，波兰尼试图提出一个问题：何以欧洲大陆经历了1815年到1914年的长期和平昌盛，却突然崩溃，落入世界大战与经济萧条？在本书核心的第二部分，波兰尼便试图回答此问题。他回顾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伊始，英国思想家就试图解决早期工业革命带来的动乱，而提出自由市场的理论，其核心论点就是人类社会应服膺于自律性市场。波兰尼解释道，由于英国在当时扮演着“世界工厂”的领导角色，这套信念就成为世界经济的准则。在第二部分的下半段，即从第十一章到第十八章，波兰尼指出自由市场主义所引发出的不可避免的反弹，即全力保护社会以免受市场伤害。这些现象显示自由市场制并不能如其理论的臆测一般运作，此外，当时宰制世界经济的一些国际组织，反倒加深了各国内外的紧张对立。波兰尼追溯当时各种政治运作，均试图借自由市场的规则来重建全球经济，但其直接的影响却是：和平的终结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经济秩序的崩溃则带来了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兴起这个第二次巨变，即是自由市场第一次巨变的后果。

波兰尼的学术观点，源自他在历史学、人类学与理论等方面的广[9]泛阅读。《巨变》一书对从15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重要历史事件都有深入分析，对许多广泛的议题也有独到创见，例如，互惠与再分配在前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古典经济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将“自然”商品化的危险性。许多当代社会科学者，像是人类学者、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经济学者等，都从波兰尼的论证中得到灵感。今日已有众多专著及论文衍生自《巨变》的观点。

由于本书内容丰富，难以将之扼要摘录，此处仅能简述波兰尼的几个主要思路。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他在理论上的原创性。波兰尼不轻易采用当下的政治标签分类，虽然他大致赞成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对自由市场的批评，但他决非凯恩斯派信徒。他一生都认同于社会主义，但与各种经济决定论（包括[10]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他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定义，也异于一般俗间的用法。波兰尼的“嵌含”概念（Embeddedness Concept）

要了解波兰尼的思想，最好的出发点就是“嵌含”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他在社会思想上最重要的贡献，但也导致许多误会。波兰尼从解构当代经济学思想传统（直到现代为止）着手，指出其基本经济观念是按价格机制来自动调节供应与需求的连锁性市场。即便经济学者承认有时市场机制需要政府协助以克服失调，但他们仍视经济体为一个自我调整的连锁性市场。波兰尼的意图就是要从人类历史生活中，证明这种经济观如何背离社会现实。他强调，在19世纪以前，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含在社会之中。

嵌含一词即点明经济本身并非如经济学理论所称的是一个自主[11]体，实际上必须服膺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波兰尼对此词的使用有别一般用法，即认为市场交易必须依靠信任、相互了解，以及契约的法律约束力。他以此词来彰显古典经济学者，尤其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及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年），与以前的思想家有何种重大区别。历史常规告诉我们，经济应服膺于社会，但他们的自律性市场却要求社会服膺于市场逻辑。他在本书第一部分写道：“这就是何以市场对经济体制的控制会对社会整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即视社会为市场的附属品，而将社会关系嵌含于经济体制中，而非将经济行为嵌含在社会关系里。”（这段话实际上是第五章开始部分的一段话——译者注）但这样的说法，却使一些人误读了波兰尼的观点，他们误以为波兰尼宣称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经济体制成功地从社会中“脱嵌”[12]（disembedded）出来，并主导社会。

这种误读掩盖了波兰尼观点的原创性与理论的丰富内涵。波兰尼确实说过，古典经济学者希望建立一个能从社会中脱嵌的经济体制，而且他们也鼓励政客们如此做。但波兰尼也强调他们无法也不可能达成此目标。他一再强调，一个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只是空想，不可能存在。在本书第一章的第五段，他如此写道：“本书的主题是，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utopia）。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脱嵌为何无法成功

波兰尼辩称，若要建立一个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必须将人与自然环境变为商品，而这将导致两者的毁灭。他认为自律市场论者及其盟友，都不断尝试将人类社会推往自毁的深渊。但是，一旦脱缰的市场出现明显的影响时，人们会开始抗拒。他们不愿像北欧鼠（lemmings）一样成群结队跳下悬崖自杀。反之，他们将放弃自律市场的教条，挽救社会与自然以免于毁灭。由是观之，将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就有如拉扯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要给市场更多自主性，就会不断增加社会压力。继续拉扯橡皮筋，不是使之断裂，造成社会解体，便是逼使经济回归社会嵌含的位置。

这个论点的基本逻辑就是基于波兰尼对真实商品（real commodity）与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两者之区分。所谓商品，按波兰尼的说法，就是为市场销售所生产的东西。依此定义，土地、劳动力与金钱都只是虚拟商品，因它们并非为市场销售而生产。劳动力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土地则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货币与信贷在某个社会的供需，全由政策决定。但现代经济学却辩称：上述这些虚拟商品都应该与真实商品一样按同一规则运作。波兰尼指出，这种诡辩有其致命后果。这意味着经济学理论乃是建构于谎言之上，而这谎言会将人类社会推向危机。

波兰尼的论述其实有双重意义。第一重的道德论述指出，全由市场价格来决定自然与人类，是一根本错误。这种论调违反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信念，即自然与人都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面向，而此面向同服膺于市场的劳动力与自然格格不入。波兰尼反对将自然视为商品，[13]实际上可说是开创了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先河。

波兰尼论述的第二重意义，就是国家在经济上扮演的重要角色。[14]虽说经济体有其自律性，但国家必须不断调整货币与信贷的供应，以避免通货膨胀及萎缩的双重危机。同样，国家也必须为劳工需求的转变提供协助，救济失业工人，为未来劳工提供教育与训练，并调控移民的流量。就土地而言，国家必须通过各种政策，以保障农民不受收成好坏或价格波动的影响，从而稳定粮食的生产。在都会地区，政府借助环境法规与土地使用法规，来调节土地利用。简言之，由于政府必须管控这些虚拟商品，它也就成为这三个最重要市场的核心。[15]这自然无法支持市场自由论者认为政府应退出经济活动的观点。

虚拟商品的存在，充分说明了何以经济无法从社会中脱嵌。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政府在市场调节上扮演积极的角色，而此角色有赖于[16]政策决定，这些都不能化简为某种技术或行政功能。当国家政策朝向脱嵌，即变得更仰赖自律市场时，一般民众便会被逼得承担更多支出。工人及其家属因失业而变得脆弱，农民也因粮食进口而暴露于更多竞争之下。此时，工人与农民也面临国家削减其应有的补助。通常在此情形下，政府需投入更多努力，才有可能确保这些群体能承担支出的增加，而不致从事破坏性的政治活动。这也就是波兰尼所称的：“自由放任其实是有计划的。”我们同时需要政治策略及压制，才有[17]可能推动市场逻辑与其给一般民众带来的风险。不可能的后果

自由市场学者试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却注定面临失败。然而，自由市场这种空想的社会观（utopia）却有惊人的学术复苏力。由于每当全面实施自由市场实验时，社会就会反弹并退缩，这些理论家便理直气壮地辩称：失败的理由并非其理论上有缺陷，而是因政客们缺少足够的执行决心，且自律市场的信念不能用历史的失败经验来否定。此派学者有完整的托词来辩解其失败。近来的此类狡辩，可见诸试图用“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将市场资本主义强加到俄罗斯头上。虽然这次实验的失败有目共睹，但休克疗法的辩护者仍将过错归罪于政客头上。他们坚称，若非政客们太快向政治压力屈服，或者要是他们能坚持得更久，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预期利益就会马上降

[18]临。

由于波兰尼对经济从社会中脱嵌极度怀疑，引发出他强而有力的“双重动向”论（double movement）。他声称，市场社会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以防止经济脱嵌，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努力必然会遭遇抗拒。虽说在保护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会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波兰尼明确指出，其他社会各阶层也会参与此运动。例如，当周期性经济萎缩伤及银行业时，商业团体就会要求强化中央银行，以区隔国内的信贷，[19]免受国际市场的压力。换言之，即便是资本家，他们也时而会抗拒自律性市场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与波动，而要求保护政策来增加稳定性与可预测性。

波兰尼坚称：“自由放任系由计划所产生，但计划本身却不是。”他批评自由市场论者，因他们认为抗拒全球化市场所建立的保护措施，都是出自“集体主义者的阴谋”（collectivist conspiracy）。反之，他认为建立保护屏障是一个自发且非计划性的措施，由社会各阶层参与，以抗拒自律性市场所产生的无比压力。保护主义的反向运作，就是要防止脱嵌后的经济所造成的灾害。波兰尼认为朝向自由放任的经济动向，必须要有反向的力量以维持稳定。例如，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或20世纪90年代），其自由放任动向太过强势，过度的商业投机及不平等终究摧毁了持续繁荣的基础。不过，虽然波兰尼一般都会同情保护主义的反动向，但他也知道保护主义会导向危险的政治与经济的对峙僵局。他在分析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时便指出，当此双重动向互不让步、也无法单方面解决困境时，社会压力就会上升，直至[20]法西斯主义获得足够力量夺权，并背离放任主义与民主。

波兰尼的双重动向论，截然有别于市场自由主义及古典马克思主义，因他认为任何时刻都有各种新的可能想象出现。市场自由主义及马克思主义都认为，每个社会都必须从此二者中选一：不是市场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虽然两者想法对立，但他们却同意除此二者之外，别无其他选项。反之，波兰尼则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非真的选项，它只是一个虚无幻想。而在第十九章，他将社会主义定义为：“是工业文明的先天倾向，这种倾向试图使自律性市场服膺于民主社会的方法，以超越自律性市场。”这个定义就意指社会主义国家中仍应有市场可扮演的角色。由于市场可以以不同形式被嵌含于社会中，波兰尼认为在任何时刻均可能有新的形式出现。当然，其中有些形式可能较能提升生产或推动创新，而另一些却较具“社会主义”色彩，能以民主程序来管控市场。波兰尼认为在19世纪及20世纪均出现过[21]既有效且民主的另类选择。全球经济体制的中心

波兰尼是个成熟的思想家，所以他并不认为每个国家都可随心所欲地找出调解此双重动向的做法。反之，波兰尼的论点之所以适用于当前全球情势，正是因他将掌控全球经济的规则置诸理论架构之中心。他分析了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认为就是因国际金本位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限制了一些国家的政治决策。要了解波兰尼的观点，我们必须先在此转变话题，来讨论金本位制的逻辑。不过，转变话题并非离题，因为金本位制直至今日仍对市场自由主义[22]者具有强烈的影响。波兰尼认为金本位制是杰出的智慧结晶；它可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将自律性市场付诸实践，且一旦推动后，就可使自律性市场看似自然产生。

市场自由主义者希望能为世界创造更多的机会，以供国际市场扩张。但要达成此目的，他们必须设法让不同国家、持不同货币的人交易。他们认为，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遵从下列三项简单原则来运作的话，世界经济就会有完整的自律机制：第一，各国应按定额黄金来决定其货币的价值，并按此价值自由买卖黄金；第二，各国应按其黄金储存量来决定货币发行量，即其流通货币是以黄金为后盾；第三，各国应尽最大努力，让其居民有最大的自由从事国际贸易。

金本位制为全球贸易自律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机制。英格兰的商号能向全球各地输出商品，或在各地投资，因它们知道赚回来的货币就像黄金一样可靠。按理说，如果某国国民的国外消费超过其收入，而[23]在该年出现赤字时，该国的黄金储存就会外流以支付外国债主。此时，该国的货币及信贷供应便会自动缩减，利息上升，物价与工资下降，内销需求降低，外销变得更有竞争力。此时，该国的贸易赤字会自动削减，各国的国际贸易量会自动达成平衡，不需政府出手干预。即便没有一个全球性政府或国际金融机构，全世界也会整合为单一市场。但同时，政治主权仍是分散在各民族国家手中，它们的自利需求引导它们自动接受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影响

金本位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整合的全球市场，从而降低国家及政[24]府的重要性，但其结果适得其反。波兰尼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当许多国家采用金本位制时，此制度却极为反讽地加强了国家的重要性，以便整合内部。虽然市场自由主义者幻想塑造出一个和平的世界，其中唯一的国际竞争就是个体或企业试图超越其竞争对手，但他们以金本位制来建立此理想王国的企图，却制造出两次世界大战。

事实的真相是，金本位制的简单法则带给人们无法承受的经济损失。当一个国家的内部价格结构乖离国际价格水平时，其解决黄金外流的唯一合理做法，就是通货紧缩。这就意味着让经济收缩，直到递减的工资能降低消费需求，以重建外贸平衡。此时，工资与农产品价格都会下降，失业增加，企业与银行破产也急速增加。

然而，并非只有工人与农民觉得这种通货紧缩调整策略的代价过高。商业团体也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性及波动的结果。是以一旦金本位制确立，各社会阶层就会串谋以应对冲击。他们采用的第一道策略[25]就是提高保护性关税，以保障农、工产品。降低货物流通受价格波动的影响，可让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掌握较高的预测性，也不至因黄金突然外流变得脆弱。

另一对策就是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欧洲各强权、美国、日本都纷纷建立殖民地。自由贸易的逻辑其实是强烈反殖民的，因为若是所有的贸易者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市场或投资，殖民帝国的支出便会超过其相对的利润。但在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高涨时，这种计算方法就翻转过来。新建的殖民地受帝国关税的保护，而殖民宗主国的商人在殖民地的市场及原料有优先权。此时，建立帝国的竞争，加深了英国与德国之间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对抗，终而导致第一次世界[26]大战的爆发。

对波兰尼而言，我们无法从国家的生物基因中找到建立帝国的冲动。只有在它们试图自保，以减轻金本位制的无穷压力时，帝国野心才会出现。从富庶的殖民地输入资源，可让该国避免黄金突然外流所造成的危机，而剥削海外殖民地的人民，可让内部阶级关系和缓。

波兰尼指出，市场自由主义者空想的社会蓝图指引他们发明金本位制，并企图借之以建构一个繁荣昌盛的无疆界世界。但金本位制所造成的持续震撼，却逼使各国加强其内部整合，并提升其国家甚至帝国疆界的重要性。金本位制不断对各国施压，其作用却被兴起的各种保护主义（从关税到殖民帝国）抵消。然而，即便这个有内在矛盾的制度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崩溃，金本位制已被视为理所当然，一干政客也群起动员来重建它。不幸的是，这出悲剧在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再度上演，各国也被迫在保护其外汇兑换率或保护其公民之间做选择。在此僵持对立时，法西斯主义乘虚而起。波兰尼认为，这种法西斯冲动，即借牺牲个人自由以保护社会免受市场伤害，是普遍的人性反应。然而，各地不同的条件，也可决定法西斯团体是否能成功夺取政权。本书的当代意义

在当前全球化论争中，波兰尼的论点更显重要，因现时的新自由主义者又再度拥抱当年推动金本位制的空想社会蓝图。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他们坚持全球经济的整合已使得国界变得陈腐，也为新世纪的全球和平打下了基础。一旦各国都接受全球市场的逻辑，且将其经济对自由流动的商品与资本开放，国际冲突就会被良性竞争取代，生产出更好的商品和劳务。与他们前辈相同的是：新自由主义者坚称，我们此时只需遵从自律市场的效应。

当然，现在的国际金融市场已与金本位时代很不一样。外汇兑换和国家货币都不再以黄金定位，大多数的货币都能按外汇市场的浮动而改变价值。此外，还有些强有力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能操控全球金融。不过，隐藏在这些重大差异之后的，却是同样的基本信念，即如果每个人或每个企业都能得到最大的自由以争取个体利益的话，全球市场就会让大家得利。

这个信念隐藏在新自由主义者背后，引导他们去除贸易与资本流通障碍，以及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1953～）这位有影响力的全球化捍卫者，就如此写道：“当你的国家领悟到自由市场的规则在今日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且愿意接受其规范时，它就穿上一件我所称的‘金夹克’（Golden Straitjacket）。金夹克就是全球化时代中政治经济的决定性外衣。冷战时曾有过毛装、尼赫鲁外套（Nehru jacket）、俄罗斯皮衣等，全球化则只有金夹克。若是你的国家还未穿上一件，它应很快[27]就会为此治装。”弗里德曼继续说道，金夹克需要缩减政府，去除跨国贸易与资本流通的限制，并去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此外，他更兴高采烈地描述了一些投机炒卖外币及金融市场的“电子管理人”，如何移除这件夹克的枷锁。

波兰尼分析三种虚拟商品，指出这种新自由主义观的自律市场，在全球操作时是危险的幻想。一如国家经济需要政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也需要强有力的管控机构，包括最终的贷款者。若无此种机构，个别经济体，甚至全球经济都会遭逢危机。

我们从波兰尼的著作中学到的更根本的论点是，市场自由主义者强加在一般民众头上的负担，毫无永续性。工人、农民及小商贩都无法忍受一种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经常有激烈波动的经济体制。简单来说，在新自由主义那种无国界且和平的虚幻世界中，数以百万计的平民，必须要有极大的伸缩性，以忍受每5～10年便出现一次的困境，并能以减半或更低的工资生存。波兰尼认为，这种伸缩性不但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且不实际，人们必然会动员起来以保护自身免受经济冲击。

最近持续提升的新自由主义，已因人们为抗拒全球化所带来的干[28]扰，在世界各地激发出各种抗议风潮。当这种不满加深时，社会秩序便难以维持。而政客们为转移不满情绪，从国内或国外寻找替罪羊的风险也就会增加。这便是何以新自由主义的虚幻视野并不会带来和平，反而会使冲突加剧。例如，在非洲许多地方，结构性调整政策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便已瓦解了地方社会，制造出饥荒与内战。在后冷战时期，其他地区也出现好战的民族主义政权，它们对国内的少数[29]民族及其邻国都有侵略性的意图。更有甚者，全球各地都见得到好战组织，它们有时与宗教的基本教义派搅和在一起，也在准备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震撼展开行动。倘若波兰尼是对的话，这些失序的信号便是将来更危险景况的温床。民主的选项

虽然波兰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撰写本书，但他对未来却充满乐观。他认为国际冲突的恶性循环可被打破，第一步就是推翻社会生活必须服膺于市场机制的信念。一旦我们摆脱这种“陈腐的市场心[30]态”，我们就可将各国经济体与全球经济都置于民主政治之下。波兰尼认为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的新政，即是将来的一个可能模式。罗斯福的改革意指美国经济仍将按市场规律运转，但建立了一套新的管控机制，使得人与自然免于市[31]场的直接压力。在民主体制下，人民可以决定借助社会保险制（Social Security）来照顾老人。同样的民主政治也扩大了劳工的权利，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以组织工会。波兰尼视这些创举为一项新启程之开端，即社会可用民主方式来保障个人与自然免于经济危机。

波兰尼也预期，全球会有更高层次的国际经济秩序，来调节国际贸易与合作。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蓝图，但明确指出其原则：

然而，由于金本位制这个自动机制的消失，各国政府可放下最具干扰性的绝对主权面向，即拒绝在国际经济上合作。同时，这也可让各国按其特色建构国内经济体制。如此就可以超脱19世纪虚假的教条，即在全球经济中，各国都需遵循统一的标准。

换言之，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会产生各种协议来推动国际贸易，但各社会也会发展出各种策略，来减轻全球经济的压力。此外，由于单一经济模式的终结，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32]个观点也假定会发展出一套全球管控机制，来约束市场的运作。

波兰尼的看法是扩大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的角色。他挑战现时流行的观点，即过多的政府只会带来低效率的经济后果，及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干涉。对他来说，国家在处理虚拟商品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因如此，我们可以抛弃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必定无能的僵化看法。波兰尼也明确驳斥政府扩张必然会导致压迫人民的说法。他辩称：“市场经济的隐退，可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时代的开端。法制与实际的自由能更扩大及普及化，管制与调控不但给少数人带来自由，且泽被群众。”但他此处所讨论的自由，超越一般学者所关心的减少经济或社会的不公平。他呼吁扩张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强调：“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个人不服从社会的权利（nonconformity）必须获得制度性的保障。个人应能自由追随其良知行事，而不必担心在社会生活中会面临某种行政管理制度的干预力量。”

波兰尼最后以优美的文句总结本书：“只要人们仍忠于其为全人类创造更多自由的任务，他就无须担心权力或计划会变成自由的障碍，并因其工具性而摧毁他所建构的自由。这就是在复杂社会中自由[33]的意义，它赋予我们渴望的安定感。”当然，波兰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乐观看法，事后证明并非完全正确。冷战的来临意味着美国的新政成为社会改革的终点，而非起点。全球经济合作很快就让步给扩大全球市场的动力。欧洲的社会民主政府，尤其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显著成就，证明波兰尼的观点不止有力，而且可行。但在较大的国家中，波兰尼的观点则被排斥，与其对立的市场自由主义观点，如哈耶克等论者，却逐渐得势，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成为主流。

然而，现在冷战已成为历史，波兰尼原先的乐观也可能付诸实现。由市场自由主义的非永续性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以及专制和侵略政权的再现，此时应可取而代之。替代品即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以民主政治驾驭经济，并借国际合作来重建全球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最后几年，我们已见到明确征兆显示，利用这种跨国社会运动以重[34]建全球经济并非纸上谈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活跃分子都组织各种战斗性的抗议活动，以对抗推动新自由主义规范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世界各地的[35]草根团体也开始展开对话，讨论如何重建全球金融体制。

这些萌芽中的运动必然面临诸多挑战。南半球人民的需求与北半球常有冲突，也因此难以化解并建立长久的联盟。此外，当这种运动越成功时，它所面临的策略性挑战也就越大。我们无法确定国际秩序的改革是否能由下而上，而不致将全球经济因投资者恐慌而带入危机。不论如何，这是首次在人类历史上，跨国社会运动将全球经济管控机制作为其对抗的目标，确有重大意义。

这种跨国运动证明波兰尼观点的持续活力与实用性。对波兰尼而言，市场自由主义的致命伤就在于其将人类的需求，放置在非人性的市场机制逻辑下。他坚持我们应使用民主政治的机制，来控制及指引经济发展，以满足个人及群体的需求。他告诉了我们20世纪因无法应对此挑战而造成的巨大伤害。他对21世纪的真知灼见，无比清晰。[1] 弗雷德·布洛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研究教授，其专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学、经济史及福利社会学。作者在导论首段附了一长段鸣谢词。因与本文无关，故不赘述。——译者注[2] 迄今为止尚无一本完整的波兰尼传记。不过在《政治经济研究》第22期（1987年9月）第7～39页，有一篇由Marguerite Mendell及Kari Polanyi Levitt合写的论文“Karl Polanyi—His Life and Times”提供了甚多资料。另可参阅Levitt所编的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Montreal：Black Rose Press，1990），及其在Kenneth McRobbie主编的专著Humanity，Society，and Commitment：On Karl Polanyi中的一篇文章“Karl Polanyi as Socialist”。另外，自传式的资料可见于Kenneth McRobbie及Kari Polanyi Levitt主编的Polanyi in Vienna（Montreal：Black Rose Press，2000）一书。管理学学者Peter Drucker曾在维也纳与波兰尼家族相交往，并在其回忆录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New York：John Wiley，1994）中有极为风趣的回忆，不过该文中关于某些特定状况的表述却有误，包括波兰尼兄弟姐妹的名字。[3] 关于米塞斯与哈耶克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活动，可参考Richard Cockett所著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Think Tanks and the Economic Counter-Revolution，1931-1983（London：Fontana Press，1995）。Cockett指出一个极为讽刺的现象：英国虽是自由市场的发源地，此时却需从维也纳引回此制度。[4] 碰巧的是，波兰尼的书与哈耶克最著名的书《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于同年出版。波兰尼的书赞美美国实施的新政，认为可限制市场的影响力，但哈耶克的书却认为推动新政会使美国陷入沉沦的旋涡，进而导向经济毁灭及专制政体。[5] 见Marguerite Mendell，“Karl Polanyi and Socialist Education，” in Kenneth McRobbie，ed.，Humanity，Society，and Commitment：On Karl Polanyi（Montreal：Black Rose Press，1994），pp.25-42。[6] 波兰尼用英文撰写本书。他自幼就能熟练使用英语。[7] 见1958年1月6日写给 Be de Waard 的信，引自Ilona Duczynska Polanyi 著“I First Met Karl Polanyi in 1920...” in Kenneth McRobbie and Kari Polanyi Levitt，eds.，Karl Polanyi in Vienna（Montreal：Black Rose Press，2000），pp.313，302-315。[8] Karl Polanyi，Conrad M.Arensberg，and Harry W.Pearson，eds.，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Glencoe，111：Free Press，1957）；Polanyi，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An Analysis of an Archaic Econom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66）；George Dalton，ed.，Primitive，Archaic，and Modern Economies：Essays of Karl Polanyi（1968；reprint，Boston：Beacon Press，1971）；and Harry W.Pearson，ed.，The Livelihood of Man（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7）.[9] 讨论波兰尼主要的资料来源，可参考Margaret Somers 的“Karl Polanyi’s Intellectual Legacy”，in Kari Polanyi Levitt，ed.，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Montreal：Black Rose Press，1990），pp.152-158。[10] 波兰尼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文献中讨论最多且最复杂的议题。见Mendell and Levitt，“Karl Polanyi—His Life and Times”；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The Holist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in Theda Skocpol，ed.，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47-84；Rhoda H.Haperin，Cultural Economies：Past and Present（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4）。[11] 波兰尼的嵌含概念已被许多重要学者借用与发挥，包括John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spring 1982）：379-415；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November 1985）：481-510；and 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至于何人最早使用此一概念已无从考证，波兰尼有可能是从英国煤矿史的研究中借用此隐喻的。英国煤矿技术发展中，对如何挖掘嵌含在矿床中的煤炭，有诸多记载。[12] 甚至著名的法国历史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也误读波兰尼。见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Fifteenth-Eighteenth Century，Vol.2，The Wheels of Commerce，trans.Sian Reynold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225-229。[13] 要了解他对环境经济学的影响，可参考 Herman E.Daly and John B.Cobb Jr.，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Boston：Beacon Press，1989）。[14] 涵盖于波兰尼论述之下的是他对自律性市场的特殊批评。以生产商品而言，过多的商品导致价格下跌。要重建其合理价格，可借助增加消费及缩减生产来达成。但对虚拟商品而言，这种价格机制的作用却会失效，因我们无法自动增减这些商品的供应。[15] 其他诸多商品亦如是，即市场竞争的前提就是政府的参与。下列一书就贴切反映此点，Steven Vogel，Freer Markets，More Rules：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16] 货币主义者曾数度试图建立一货币供应法则来决定货币供应量，并从而削减中央银行的控制权，但他们失败了。在此状况下，他们采取第二个削减中央银行权限的策略，就是批评它们的角色有如信教徒或占卜者。见William Greider，Secrets of the Temple：How the Federal Reserve Runs the Countr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17] 这也是波兰尼在讨论英国《新贫民法》时的重点。创造一个劳工市场需要政府大量增加其压制的力量。关于这一点，波兰尼的解释得到后世学者支持，如Karel Williams，From Pauperism to Poverty（London：Routledge，1981）。就《斯皮纳姆兰法案》而言，波兰尼的观点被质疑。对《旧贫民法》两个重要却对立的不同解读，可见 K.D.M.Snell，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Social Change and Agrarian England，1660-19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及 George Boyer，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gland Poor Law，1750-18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8] 明确使用波兰尼的观点来讨论东欧及原苏联地区的转型，可参考Maurice Gloasman，Unnecessary Suffering：Managing Market Utopia（London：Verso，1996）；John Gray，False Dawn：The Delusion of Global Capitalism（London：Granta Books，1998）；and David Woodruff，Money Unmade：Barter and the Fate of Russian Capitali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19] 波兰尼在第十六章如此说明：“现代的中央银行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提供保护而发展出来的策略，没有这个保护，市场将会摧毁它自己的产物——所有的商业。”[20] 波兰尼讨论法西斯主义，可见其“The Essence of Fascism”，in J.Lewis，K.Polanyi，and D.K.Kitchin，eds.，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London：Gollanz，1935），pp.359-394。[21] 波兰尼带动研究各种类型资本主义的学派，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及20世纪90年代，它们显示出嵌含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市场，都有明显的差异。见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eds.，Contemporary Capitalism：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and Colin Crouch and Wolfgang Streeck，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Mapp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Thousand Oaks，Calif.：Sage，1997）。[22] 这一理念首先由伊萨克·杰瓦伊斯（Isaac Gervaise）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18世纪详细阐述。Frank Fetter，Development of British Monetary Orthodoxy，1797-187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4.[23] 黄金流动的机制也极精巧，且不需政府干预。因赤字国家支出大于收入，其货币供应量加大，其价值相对于其他货币就会降低。当其价值低过某一点，即所谓的“黄金点”时，国际银行家就会购买该国黄金，并将之抛售到国外以获利。在此情形下，黄金就会从赤字国移转到盈余国。[24] 当然，波兰尼也知道金本位制的实际运作与其理论有很大差异。见Barry Eichengreen，Globalizing Capital：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25] 见Peter Gourevitch，Politics in Hard Times：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第三章；Christopher Chase-Dunn，Yukio Kawano，and Benjamin Brewer，“Trade Globalization since 1795：Waves of Integration in the World-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February 2000）：77-95。[26] 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由于金融资本的增加，加深了帝国之间的冲突。波兰尼则持不同意见且费心地指出，其实金融资本家应可成为防止战争的主力。[27] 见Thomas 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New York：Farrar，Strauss，1999），p.86。[28] 见John Walton and David Seddon，Free Markets and Food Riots：The Politics of Global Adjustment（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4）。[29] 讨论近代因国际经济体制而造成国际动乱的例子，可参考Michael Cossudovsky，The Globalization of Poverty：Impacts of IMF and World Bank Reforms（Penang，Malaysia：Third World Network，1997）。[30] “陈腐的市场心态”是波兰尼一篇重要文章的标题，其后收入Dalton，Primitive，Archaic，and Modern Economies。[31] 罗斯福的新政其实对环境保护几无贡献。不过当环境保护主义者获得足够政治力量来推动改革，设置环境保护署时，他们采用的就是新政的管控模式。[32] 如何落实此观点的讨论，可见John Eatwell and Lance Taylor，Global Finance at Risk：The Case for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New York：New Press，2000）。[33] 波兰尼认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政府应有裁断权以使用暴力：“权力与强制都是人类社会的现实。认为社会不应有此二者的看法都是错误的。”[34] 见Peter Evans，“Fighting Marginalization with Transnational Networks：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January 2000）：230-241。[35] 要了解北美洲的观点，以及其他参考资料，可参阅 Sarah Anderson and John Cavanaugh，with Thea Lee，Field Guide to the Global Economy（New York：New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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