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校史编辑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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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广播学院五十年试读:
第一编 初创时期(1954~1971)
引言
京广播学院是根据广播事业发展的需要,在1954年成立的中北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培训班,1958年成立的北京广播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59年9月7日,北京广播学院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高等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当时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事业是我国的一项新兴事业,广播电视理论和技术是一门尖端技术,也是党最有力的宣传工具之一。广播电视利用最新的无线电技术成果,采用声音和影像的方式向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密切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我国广播电视事业是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但是它当时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十分缺乏能适应事业发展所需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全国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人民广播电台,1958年还新建立了中央电视台(最初称为北京电视台)。我国的广播和电视工作者,都在努力学习掌握这个最现代化的宣传工具,而新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就担负着培养全国广播和电视各种业务干部和技术人才的艰巨任务。新中国成立不久,特别是启动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各项事业快速发展,急需大量各种专业人才。在这种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推动下,从1952年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新中国第一次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将不同大学中相同或相关的学科、系、专业,调配、整合为一个新建学院,如北京钢铁、地质、化工等“八大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等。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上看,是由旧中国学习英美式的通才教育,向学习苏联强调专业教育转变,大力发展由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的专业院校。广播学院正是在这种大背景的启发和推动下,由中央广播事业局主持创办的。
本时期在学院的历史上最具有标志性意义,前期训练班时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上当时广播电视事业的迅速崛起,建立一个专门的广播电视大学的时机已经水到渠成,在原来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基础之上扩建为以本科教育为主,全面培养新闻、外语、技术人才的北京广播学院。1959年4月13日,学院成立了建院筹备委员会,筹建工作正式展开。1959年7月15日,学校对外正式开始使用“北京广播学院”这一名称。1964年11月11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为北京广播学院题写校名。广播学院在创建过程中,训练班是白手起家的,广播学院建院伊始就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不久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广播学院几起几落,坎坎坷坷,艰苦创业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第一章 广播学院的前身(1954~1958)
第一节 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后国民经济进入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国家各项事业都走上了蓬1949勃发展之路。广播作为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有力工具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高度重视,广播事业迅速发展起来。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形势的需要我国重点建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并扩大各省省会和自治区首府的广播电台发射机功率。为扩大覆盖面积还需建立多个转播台。然而广播电台技术人员的极度匮乏严重制约着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为了改变这个现状,1952年9月党中央明确把“培养和训练广播事业干部”当作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四大任务之一。为落实中央精神,1954年3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开办“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培养初步掌握广播专业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她标志着我国广电系统自己创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开始。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毕业的学员分配到全国各广播电台第一线工作,以解决当时广播战线中等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的困难。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经过正式培训的广播技术人员,是我国广播事业的拓荒者。1954年3月3日,在局党组的支持下,在北京西南郊良乡12号发射台内,一座特殊的学校——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成立。这是一所具有中专性质的技术学校,专门培养从事广播技术维护工作的人员。中央广播事业局委任局干部处副处长谢俭风及业务处科长孙振先负责筹建工作。1955年6月6日,中央广播事业局任命副局长李伍兼任训练班主任,孙振先、刘志远为副主任,黄冶为指导员,分别负责教学、行政、思想政治工作。1957年2月20日,广播事业局任命干部处副处长谢俭风同志为广播技术人员专职训练班主任,不久谢调离。同年12月16日广播事业局又任命刚由中央党校学习回来的倪正义同志为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主任。倪正义工作认真,扎实细致,到任后,很快就深入到老师和学生中,开会、交谈、了解教学情况,并派人到北京邮电学校、无线电技工学校等多所中等技术学校搜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分析对比,结合实际改进教学,千方百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
训练班初创之际,困难是很多的,最初教员只有4人,学生也没有正规教室,没有课桌课椅,每人只发有一个马扎。学生宿舍也是由原来电台的托儿所改建的。示教的仪器零件和试验工具,是从局器材处报废品中挑捡回来的。后来将电台的仓库逐步改造成教室,1957年又改建了一批学生宿舍、实验室和一个大食堂。师生的教学和生活环境才有了改进。
尽管训练班时期学校条件非常艰苦,然而每位老师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想办法克服各种困难,使得训练班的各项教学活动均得以正常开展。根据培养人才的不同要求制定了不同的教育计划,开设的基础课有高等数学、高中物理、电工学、电子管等课程,专业课有广播发送技术、传音设备、收音机等课程。通过教学工作锻炼,教师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为了加强师资力量,创造更好的教学条件,学校想尽办法从各个方面挖掘教师资源,到1956年6月30日,教职员工发展到26人。1956年7月28日,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继续壮大,教职员工已达到35人。到1956年12月底,教职员工已经增加至53人。教师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1.从中央广播事业局一线工作岗位上抽调而来,不少人是发射台骨干、值班班长,这些老师经验丰富,技术基础扎实,成为教师队伍中的核心力量。
2.从各高校选拔的应届毕业生,比如来自北京邮电学院、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工学院等等。这些年轻教师有理想,有干劲,迅速成为训练班教学的骨干。
3.从训练班毕业以后直接留校的优秀学生。这些教师了解训练班的实际情况,吃苦耐劳,勤于学习,很快融入到了训练班的各项教学活动之中。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时期情况一览表
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共办了六期,主要开办发送和传音两个专业,还办过收音、播音员、电视等业务短期训练班。每期学习时间不等,长的两年,短的几个月。训练班的学生都能够掌握工作急需的广播技术基础知识,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央台和各地方台,并迅速成为各台的骨干,成为新中国新兴的广播力量群体,为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训练班地处北京西南郊良乡12号电台,距离市区有70余公里,训练班的教职工绝大多数人都住在城里,当时没有公交车,班车一周一次,来往很不方便,组织参观和教学实践,也不易开展,在当时情况下成为训练班发展的一大障碍。一个偶然的机会,倪正义同志遇见他在中央党校一个同班同学,当时任北京市林业局局长。他们需要在农村搞个试验农场。如果广播局给他们一块地,他们就可在市内给训练班找一栋楼。倪正义同志经请示汇报,1958年3月18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会议正式批准与北京市林业局交换房地产,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准备迁至城里。同年5月9日至11日,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用原在良乡的自建房屋与北京市区南礼士路儿童医院对面的一座四层1300多平方米的灰楼对换,仅用三天时间就迁移完毕。这样交通和信息资源得到改善,教学设备得到充实,文化生活和住宿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尽管当时条件极其困难,但随着训练班力量的壮大,训练班不仅在学员技术培养的层面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而且加强了对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全面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强调师生都必须积极参加生产劳动。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1月18日,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教职工11人随广播事业局一部分干部下放到河北沧州县进行劳动锻炼。1958年3月为了贯彻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组织学生在良乡12号电台和窦店13号电台的天线场地开荒种地。3月24日—4月13日,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各班停课进行劳动教育,当时有200多名学生投入劳动,主要是开垦发射台内的荒地,通过学员的劳动,半个多月时间开垦出良田数十亩。同时十三陵、西山也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1958年4月24日—5月9日,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学员及教工分别参加十三陵水库修建及发射台内的种植劳动。
学校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实践活动,提高了学员的思想觉悟,使学员的综合素质上升到一个新层面。尽管当时受到“大跃进”的影响,劳动量比较大,劳动和学习的时间比例安排不很合理,严重地影响了后续的专业课学习,但是训练班师生在思想政治上受到了教育和锻炼,精神风貌积极向上。
第二节 北京广播专科学校
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推动下,到1954年,全国已建立并正常投入使用的广播电台共有65座。50年代初中央新建了多座功率较大的发射台和转播台,各省也纷纷建立电台,急需技术维护人员。1954年3月创办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是全国最早成立的专门培养本系统急需人才的教育基地。从训练班结业的1—4期400多人已被派往各地,5期中也有100人提前结业派出,可见需要人才的状况如此急切。195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同志在听取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同志关于广播事业发展计划的汇报时,提议创办培养广播干部的高等学校。刘少奇同志说:“你们为什么不办大学?搞一个大学好。应该有一个大学来训练广播干部。”同年8月,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确定:要筹办培养编辑、记者、播音员的专门学校。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和此次会议的精神为当时办北京广播专科学校,也为后来创办北京广播学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当时全国广播事业发展迅速,训练班培养普通的中级广播技术人员已不能满足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需要扩大生员和加深教学内容。1957年招收的第6期90多名学员,都是全国各地电台送来的技术骨干,这也说明人才需求在开始发生变化。另外,在招收第5期学员时,发现训练班招生只能在正规的中专学校招完之后才能挑选,学员素质参差不齐,入学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不得不有所调整,由于学员年龄较小,管理也很困难。同时,随着训练班队伍的壮大,教学力量不断充实,设立一个专门的广播事业的高等学校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倪正义主持训练班工作之后,经过调查分析,及时提出建立北京广播专科学校的设想,直接招收高中生,并纳入全国正规的招生计划之列。倪正义的设想和论证得到局党组和梅益局长的支持,建立北京广播专科学校的论证报告交上去不久,教育部就同意成立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并纳入1958年招生计划。
1958年5月2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所办的技术函授学校移归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领导,给训练班注入了新的力量。1958年9月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直属的第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就在原广播技术训练班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倪正义同志为负责人,该校的培养目标是具有大专水平的广播电视技术人才,学制两年。1958年10月357名学生入校,这些学生系各地电台从当地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按照高考成绩招考选送来学习广播技术的。10月2日,专科学校正式开学。学生按照部队编制组成二、三、四、五连,原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第六期学员当时还没有毕业,编为一连。11月22日,专科学校成立波斯语班,有8名学生入班学习(成立北京广播学院后,该班成为学院的第一个外语班)。
357名专科学生,入学一年后分为发送技术、电视技术、传音技术三个专业,同时将二至五连建制改编为发送、电视、传音三个班。
广播专科学校的师资队伍,主要是从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的教师转来的。同时,也从当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中选调一部分新生力量,如张永辉(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生)、周秀琴(清华大学毕业生)、白永基(沈阳体育学院毕业生)等同志。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学生情况一览表北京广播专科学校短期班学生情况一览表
1958年9月2日,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成立时,地址在南礼士路,到10月底,专科学校全部自南礼士路迁至真武庙二条9号大灰楼(现改建为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所属的中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馆)。
广播专科学校成立不久,局党组在征求中央台和地方台领导对学校意见时,领导们普遍反映学校只培养技术人员远远不能满足事业建设和发展的要求,急需培养编辑、记者、播音员和对外宣传的外语人才。因此由倪正义同志负责提出建立大学性质的多系、多学科的学校。局党组很快批复同意并上报教育部。教育部于1959年4月初正式批复同意建立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的广播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当时的大形势下,前期的训练班和后期的广播专科学校也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但是在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全体师生员工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紧紧抓住当时国家的广播事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这一客观现实,紧密团结、艰苦奋斗、独辟蹊径,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各期训练班和专科学校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缓解了各广播电台对广播人才需求的压力,为新中国的广播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历经艰辛,道路曲折,但全体师生百折不挠,积极拼搏。在思想上努力进取,在教学上兢兢业业,形成了良好的思想作风和学习风气,为后来新中国广播电视人才培养的摇篮——北京广播学院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 广播学院的创建(1959~1965)
第一节 曲折艰辛的建校之路
一、建院伊始年2月13日,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在给局党组、编委会书面汇报中,正式提出“关于建立北京广播学院的问题”。2月21日下1959午党组扩大会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批准建立并确定为:在校学生5 600人,连同工作人员1 400人,共为7 000人。上报于教育部。4月2日,教育部复文同意成立北京广播学院。
1959年4月13日,北京广播学院建院筹备委员会成立,成员有杨子毅、倪正义、杨林、刘道宗、刘志远、孙振先等同志,学院的建设筹备工作全面地开展起来。筹备委员会确定广播学院的方针任务是:为适应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需要,积极培养广播电视方面的高级人才,包括编辑、记者、播音员、翻译,工程技术人员等,以培养本科生和专科生为主,以培训在职干部为辅。4月2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给教育部《关于建立北京广播学院计划的补充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外语系的问题,准备在当年内建立起来,学制四年,从暑假开始招生。4月24日,广播学院筹备委员会在给局党组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广播学院的办学方针、培训目标、机构设置、干部调配、办学规模、学制、使用广播学院名称等问题。
5月25日,广播专科学校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讨论专科学校工作安排及广播学院的筹备工作,着重研究了广播学院开办前的有关事宜。6月2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周新武同志在给党组写的广播学院基建任务书中,提出广播学院办学的最大规模5 200人,即学生4 200人,教职员工1 000人。其中新闻系每年招生300人,5年在校生1 500人;无线电系每年招生300人,5年在校生1 500人;外语系每年招50人,4年在校生200人;电视摄影班每年招生100人,4年400人;无线电中技每年招200人,两年400人;短训班每年招300人,全院在校生总计4 200人。设想第一期工程建设5万平方米。1960年开始,投资450万元。6月26日,广播专科学校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广播学院开办前的准备工作,预计8月15日前完成,并计划9月1日开学。7月3日,广播学院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学校的建设问题。
7月15日,学校对外开始使用“北京广播学院”的名称,以广播学院名义上报《北京广播学院建设、设计任务书草案》。此任务书提出广播学院办学最大规模为8 000人,(其中在校生5 000人,教职工、专家、研究生共3 000人)设新闻系、无线电系、外语系,主要为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培养编辑、记者、播音员、技术人员和外语人才。每年毕业生约500人;拟订建筑面积33.7万平方米,院址拟设在北京北郊沙河镇,总投资3 000万元,分10年完成。
8月3日,广播学院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广播学院筹备工作的全面安排:一是招生工作;二是开学的准备工作;三是干部的调配工作;四是建立健全组织机构;五是建立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六是整顿校容;七是迎接新生工作的安排等。并逐一进行了落实。8月6日,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北京广播学院各部门的分工及职责范围。8月7日,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招生工作及新生录取条件。8月12至18日,新生审查录取工作结束。这次招生共审阅考生材料1 200份,录取新生573名,录取的新生质量都比较好。
9月4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周新武同志主持召开广播学院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周新武同志在会上正式宣布:北京广播学院正式开办起来了!会议确定9月7日举行北京广播学院成立大会暨五九级新生开学典礼。
9月5日起,广播学院首批新生陆续到校,共招生573人。其中新闻系240人,无线电系278人,外语系55人。原广播专科学校转入学生344人(包括外语系波斯班8人),全院在校学生917人。
二、首届学生入学
1959年9月7日,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成立。首届新生开学典礼在广播大楼音乐厅举行。专科班的老同学、学院当年的新生以及教职员工济济一堂。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同志代表局领导讲了话。他说:“今天是九月七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成立了。我代表局党组和局领导向你们祝贺”。梅益在开学典礼讲话中宣布:院长和党委书记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任命,现在由周新武主持学院工作,宣布了左荧、周云庭、刘永业为副院长,并分别主持新闻系、外语系和无线电系的工作。会上梅益同志还向同学们介绍了十年来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情况,并对同学们提出了几点要求:(1)注意政治学习,提高思想水平。(2)认真学习,掌握系统的专业科学技术。(3)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重视生产劳动。
随后教职工代表张绍高、伊朗波斯语专家法吉米、老同学代表熊惠民、新同学张梅荣等先后讲了话,祝贺广播学院的诞生和新学年的开始,并表示今后将努力教好学好,为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而奋斗。周新武在讲话中着重阐明了建立广播学院的必要性和学院近期的任务。
晚间广播学院新老同学在广播大楼音乐厅观看由广播乐团合唱队、广播电视实验剧团、说唱团演出的精彩的文艺节目。
三、坚持于受挫之后
正在学院领导和全院师生满腔热情地积极运筹广播学院大发展的时候,“国民经济三年困难”的大势来临,中央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电台从146座减缩为85座。根据国家高校调整的指示,广播学院被迫于1961年6月停止招生,并被列为“调查裁撤”的范围。广播学院的发展第一次受到严重挫折。
1961年6月2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根据中央关于调整高等院校的指示,决定北京广播学院停止招生。为此6月20日学院党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大学科学部关于压缩城市劳动力的部署,同时结合学院当时工作的实际情况,根据全国高校招生人数由30万压缩到15万的大背景,按上级意见,院党委研究决定当年停止招收新生。
1962年11月13日,全国教育事业计划会议召开,会议通知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学院应于1964年结束。1963年2月14日,院党委召开会议,讨论继续办广播学院的问题,会议认为从全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前景来看,广播学院完全有必要办下去。3月18日,左荧同志在党委会上传达了局党组会议关于讨论学院工作的情况。就这一问题,局党组在3月20日还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学院的前途问题,会上梅益同志讲:“学院要办下去,究竟叫不叫学院问题不大。可以办一个内部机密学校,培养广播事业需要的干部。”讨论中大家一致同意广播学院办下去。副局长金照同志提出,有几种语言要办。局党组书记丁莱夫同志讲:“学校要办,和别的国家比较,我国还很差,要有培养干部的基地。”
由于当时全国各广播技术人员的岗位上急需补充人员,例如广播事业据初步估计今后十年内需要补充3 000人,科研需要补充400人,无线电广播需要补充600人,微波需要400人,短波发射需要补充100人,电视中心需要400人等。从所需要的人数来看,广播学院几年也完不成任务。再加上当时学院全体师生的努力争取,1963年4月25日,丁莱夫同志签署“同意保留北京广播学院和1963年暑假外语和播音专业招收新生80人”的决议。4月26日广播局致函教育部,建议保留北京广播学院,1963年暑假招收外语、播音专业80人。5月22日,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向国务院请示报告,要求恢复广播学院招生。学院恢复后,设置外语专业和中文专修科。5月24日, 国务院下达《关于恢复北京广播学院的通知》,“同意恢复原定裁撤的北京广播学院。……该院恢复后,还归广播事业局领导管理,规模定为500人,设置外语专业和中文专修科。”5月27日,国务院批准广播学院继续招生。教育部同意广播学院1963年招收80名新生,并同意外语系在北京、上海两地各招20名,播音专修科在北京招40名。在学院恢复招生之后,1963年招收新闻、艺术等文科79人。为了贯彻关于外语教育7年规划的指示,以及培养对外广播外语人才的需要,广播学院扩大了办学规模,增设了一批亚洲国家语言专业。1964年招收文科、外语类294人,无线电技术专业大专生61人;1965年招收文科、外语类473人,无线电技术专业大专生86人。到1965年全院共开设28个本科专业,其中外语系就开设了23个专业(22个是非通用语专业),广播学院成为当时全国培养非通用语人才的五大基地院校之一。学院外语系因专业多、学生人数多(600多人)、外教人员多而成为三个系中最大的一个,并在1965年7月从真武庙迁到定福庄东街一号现址。
四、初具规模
经过12年艰苦曲折的创业奋斗,到1966年,学院已有全日制在校生993人(其中大学本科767人,大专226人),函授在读生211人。教职工349人(其中专任教师135人),已有东(定福庄东街一号)、西(复兴门外真武庙二条9号)两个校园。而且已经为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培养输送了各类专业人才2 270余人,毕业生中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1 631人,占总数的72%。广播学院不仅成为培养广播电视人才的基地,而且也成为全国培训外语专业,特别是非通用语种外语人才的中心之一。这两千多名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多数成为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领导骨干和业务主力,为新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第二节 建院后的学校管理
一、领导班子
广播学院建立后,中央广播事业局从中央台下属单位抽调大批中层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到广播学院任职、任教。周新武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左荧任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及新闻系主任,顾湘任党委副书记兼党办主任,周云庭任副院长兼外语系主任,刘永业任副院长兼无线电系主任,倪正义任党委副书记兼教务处处长,袁方任党委委员兼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等。
1959年9月21日,中共北京广播学院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党委委员有周新武、左荧、顾湘、倪正义、周云庭、袁方、刘永业等七位同志。会议决定不实行常委制,并确定了党委委员的具体分工:左荧、袁方分管宣传教育工作,顾湘分管组织保卫,倪正义分管监察工作,周云庭、刘永业分管统战工作。会议决定党委会每周一次(星期四下午),会议还确定语文、政治课教学和师资调配等工作由倪正义、袁方、杨林同志分别负责;图书馆资料工作由倪正义负责;会议决定无线电系由刘永业、黎沱、郭军人、刘道宗、刘永俊等同志组成领导核心;新闻系由左荧、杨林、康荫、苑子熙、陈海峰、姜宇辉等同志组成领导核心。
1962年9月13日,中共北京广播学院第二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的分工,最后一致同意:周新武任党委书记,左荧、顾湘、倪正义任党委副书记,倪正义兼任监委书记,保密和保卫工作由李先侯负责,统战工作由周云庭负责,袁方抓宣传,组织工作由聂丽兰负责。
1963年2月1日,经广播局党组批准,将教务处副处长武子芳调任院务办公室副主任。黎沱同志从借调到上海唱片社回校任无线电系副主任,并参加院务会议,担任院务委员会委员。
1963年3月25日,院党委召开会议,根据局党组的意见,周新武兼广播学院院长,不兼书记。会议经讨论一致同意左荧同志任广播学院党委书记。4月25日,市委大学科学部同意了该决议。7月20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通过了决议。
二、机构设置与调整
1960年为了切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迅速提高教学质量,把广播学院在短期内建成既是学习又是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基地之一,为此除进一步切实加强教学工作外,决定成立“生产劳动委员会”和“科学研究工作委员会”,后来按照公安局指示,又成立了治保委员会。1960年7月初建立民兵团,1961年6月1日院党委决定建立院务委员会,以便加强对学校的管理。
院务委员会由18人组成,周新武任主任。左荧、周云庭、刘永业任副主任,委员为顾湘、倪正义、李先侯、刘洪玉、康荫、杨林、黎沱、陈国光、袁方、许树椿、功勋、张存桢、施济博、张效炎(学生会主席)。“生产委员会”由李先候、刘洪玉、任伟东、黎沱、张文玉、郭军人、郑宁、功勋、孙振生(会计科长),以及一名学生会负责人共11人组成,李先侯为主任委员,刘洪玉、任伟东、功勋为副主任委员。“科研工作委员会”由刘永业、黎沱、康荫、倪正义、周云庭、袁方、实验室负责人、刘志远、学生会负责人共9人组成:刘永业为主任委员,黎沱、康荫为副主任委员。“院治保委员会”由任伟东、刘洪玉、顾湘、张文一、郭军人、郑宁、功勋、陈鸿勋、栾清鉴9人组成;任伟东为主任委员,刘洪玉为副主任委员。
民兵团下设三个营,团长李先侯、政委顾湘、副团长康荫、黎沱、刘洪玉;副政委袁方、倪正义、功勋;参谋长任伟东,参谋陈洪勋。
1961年1月16日,院党委会讨论了广播学院精简机构的方案。经讨论最后确定;人事科、总务科、院长办公室合并为院务办公室,下设三个系,两个室,三个部,一个处。2月6日,此机构调整得到广播事业局党组和市委大学科学部批准。5月10日,党委和院务委员会联合召开会议,讨论机构精简和毕业生工作问题。经讨论院务办公室撤销秘书科。会议决定:成立毕业生工作委员会,李先侯任组长,杨英品、杨林任副组长,李旭东等人组成毕业生派送委员会。1963年3月7日,学院成立外事工作组,由左荧、周云庭、陈国光、郑宁、郭藩宗、李先侯等13位同志组成。
三、完善制度、加强管理
1959年9月13日,学校召开广播学院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学院的教学方针、教学计划、体力劳动计划和基建计划以及当前工作中的意见问题。会议还根据梅益同志的指示,对干部的学习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作出具体安排。
9月15日北京广播学院院刊创刊,开始是10天一期,8个月后改为周刊。1960年7月15日《北京广播学院院刊》停刊。1964年6月29日党委宣传部编印的《熔炉》创刊。
1962年9月6日,中共北京广播学院党员大会正式召开。周新武同志代表学院党委做了《三年工作总结报告》。《报告》总结了广播学院创办三年来的工作。指出:现在新闻、无线电和外语三个系共有学生898名,全院教职员工287名,其中教学人员135名,占全体教职员工的47.4%。全院共有党员164人。其中预备党员11人,全院有共青团员691人。三年中,根据工作需要向广播工作战线输送5批共419名毕业生。《报告》在“当前的情况和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中指出:我们学院当前教学状况是:两年没有招生,没有一、二年级,部分基础课的教学中断;在校同学已经进入高年级的学习阶段,业务课的教学逐步全面展开。新闻系五九级和外语系泰米尔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世界语等四个专业1963年暑期和1964年春季即将相继结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如何组织教师力量做好教学工作,如何教好业务课,如何很好地利用今后两三个学期的时间提高上述各班级学生的政治水平、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报告》因此强调要调动一切力量,狠抓教学工作,并将采取下列措施:(1)有计划地培养和调配教师力量;(2)各级负责人应该深入教学第一线,积极参加教学工作;(3)在可能的条件下,应该充分运用广播事业局各业务部门的力量和其他社会力量参加教学工作;(4)适应高年级的学习,改进教学方法,要找准各类课程的不同特点和不同要求进行教学;(5)加强教材的审订工作。《报告》还在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次会议对后来的各项工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63年2月19日,学院召开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院务委员会职责范围与会议制度试行办法,同时还讨论了1963年经费预算。1962年开支58万元,1963年上级下达49.5万元(人员工资占73%,事业费只占15%,学院预算为80万元)和1962年相比还差10万元。
1964年6月22日,学院党委召开会议,讨论了1965年招收外语学生的问题和人员编制问题。12月7日,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的批示。12月11日,学院党委向广播事业局党组报送《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批示”和扩建广播学院的意见》。意见提出:学院的最大规模(包括本科、专科学生和干部训练班)计划定为2 400人。
1965年10月21日至11月13日,北京广播学院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共用了19个半天,参加会议的有党委委员、班主任、专职的政工干部、党员政治理论教师、部分兼职政治工作干部共72人。会议讨论通过了《北京广播学院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报告》,大会还讨论了《北京广播学院关于劳逸结合的规定(草案)》,以及建立政治部的问题。
第三节 教学工作
一、系及专业设置
广播学院的方针任务,主要是培养中央台和省、市、自治区电台所需要的广播、电视方面的高级人才,其中包括编辑、记者、播音员、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高级技术人员、翻译、驻外国记者等。根据这个方针,广播学院设置了三个系进行具体人才培养:(一)无线电系
在广播学院创建之初,无线电系的创建主要由系主任刘永业(副院长兼任),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黎沱负责。本科教育学制五年。主要管理机构有系办室(主管教学业务、行政后勤等工作)、党总支办公室(也称政办室,主管政治思想工作、党团工作、班主任工作和学生工作等)、器材仪器管理科。教学业务部门主要有数理基础教研室、专业基础教研室、发送技术专业教研室、电视技术专业教研室、传音技术专业教研室及各教研室相应的实验室。当时开设的学科基础课有: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普通化学、制图等。专业技术基础课有电子管放大、电工基础、无线电技术基础、脉冲技术等;专业课有发送技术、天线与电波、传音技术、广播声学、有线广播技术、电视原理、电视播控技术、无线电接收技术、电源设备等等:每门主干课都配有相应实验室,毕业设计作为必修,有理论讲授,每个学生都要单独做一个题目(有设计、有实验结果和综合报告)。除数理基础和专业基础课多采用全国统编教材外,专业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写,实验室是自己动手建造的。当时非常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尽管条件很困难,全校只有一座五层楼,还是挤出空间创办实验工厂,让每个学生都能直接受到机加工和电子工程的实践训练。(二)新闻系
新闻系创建之初设有编采、电视、播音、语音和文学等5个教研组,其中语言教研室专门教授汉语方面的知识,而文学教学则主要涉及古今中外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研究室也归入新闻系之下,由康萌任副主任,负责为中央广播事业局收集资料,出刊等。系主任由当时的左荧副院长兼任。在1959年到1960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杨林担任副主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960年,杨林调走后,由康荫接替杨林负责相关事务。
新闻系是按系招生,到三年级时才开始分专业学习。60年代初期的新闻系共有四个专业:编采专业、播音专业、电视摄影专业和文艺编辑专业。其中播音专业为两、三年制的专科,其余为本科。最初新闻系设有新闻理论、广播史、编辑评论、采访写作和语言文学等教研组。1961年后,陆续组建了广播业务、语言文学、文艺编辑、播音和电视摄影等几个教研室。当时新闻系还有刊物编辑室,负责编辑《广播业务》和《广播电视资料》(以中央广播事业局名义出版,但由新闻系代管),并翻译国外的一些广播电视方面的资料。当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同时还兼任新闻系主任的左荧,认为学广播电视新闻和学报纸新闻不一样,一定要懂广播电视技术;搞广播电视技术的也一定要懂得新闻。因此,他建议新闻系和无线电系各开一门课:新闻系开《广播技术常识》,无线电系开《广播业务常识》。这样才能文理结合,兼收并蓄。事实证明,这样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知识面,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了全面的了解,对学生在后来的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三)外语系
外语系的筹建也是学院刚建立时期的重要工作。建国初期为了适应对外宣传特别是面对亚非拉国家急需大批外语人才,尤其是小语种人才。当时学院领导就以超前的眼光提出:要为联合国培养干部,要培养驻外记者,要搞小语种。为此,在筹建初期,学院外语系负责人分别走访北大、人大等著名高校,以了解其外语专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然后根据现有情况进行筹措安排。初期主要缺少外语教师,大部分老师都是从国际广播电台调来,其中一部分讲课老师为兼职,而第一批学习波斯语的学生即是从北大四年毕业的学生调入的。学校大力培养应届毕业生,先做助教经过锻炼后,然后升为老师。当时外语系的系主任为周云庭(副院长兼任),副主任陈国光,教学秘书黄惠群。下设波斯语、西班牙语、泰米尔语、土耳其语等专业。后来又开设乌尔都语、尼泊尔语、孟加拉语、普什图语、印地语、老挝语、荷兰语、阿萨姆语等专业。
二、专业建设
1960年1月22日,党委召开会议讨论专业设置问题。会议经过讨论认为,为适应最近几年内,我国电视广播迅速发展以及某些城市开办电视教学等对技术干部的需要,决定增设“电视”和“电视摄影”两个专业。2月27日,教育部发文“关于广播学院增设电视专业等问题的意见”,广播事业局1月22日发文“同意在广播学院增设电视技术和电视摄影专业”。9月5日,北京广播学院首次举办播音、摄影短训班, 为中央台和地方台培训播音员和电视摄影专业人员。
1962年3月初,新闻系五九级从新学期开始划分为编采、电视、文艺三个专业,由原来的四个班改编为五个班。外语系开设乌尔都语专业。9月3日无线电系将五九级原来的4个班重新编为6个班。1963年6月初院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六级分专业的问题。会议经讨论一致同意新闻系六级分广播文艺专业、新闻编采专业;无线电系六级按学生的学习成绩分为两个大班,四个小班。一班、二班学习内容多一些,重点学习电视;三班、四班学习内容少一点,重点学习发送。9月初,外语系开设尼泊尔语、孟加拉语、普什图语三个专业,共招生37人。新闻系播音专修科招收新生42人。
1964年1月9日,局党组开会讨论是否扩大学院外语系的问题。会议认为学院要为广播局、外文出版社、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四个单位培养外语干部,四个单位可以考虑合办一个外语学院,广播学院只办一个非通用语种。当然这件事协调起来有相当难度,后来也就搁下了。6月18日,高教部二司召集北京设有外语专业的院校,布置外语干部七年培养计划。高教部二司希望北京广播学院今后以培养亚非语干部为主,适当开设几种欧洲语言,其中有些语言需要每年招生。关于外语系各专业语言班代培问题,党委决定今后新开专业语言班,可以代为中联部、外交部、外贸部、新华社、总参、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等7个单位培训干部。北京广播学院系处级教学单位负责人名单一览表说明:1961年广播学院进行机构调整,各部门负责人名单报中央广播事业局,经局党组同意,于1961年3月15日正式公布。
1965年11月26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局党组决定无线电系不开办本科,仍保留原来两年制专修科。可开办地方台技术人员训练班,目标是培养工程师,经费编制由广播事业局负责,1966年招生,每期每个班招80人。北京广播学院1959—1965年阶段专业设置变革一览表
三、教学组织与管理(一)教学制度、方法与教学活动
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体,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院广泛征集学生意见,并制定了合理的考核制度,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1959年9月8日周新武、左荧、倪正义、杨林等在专家楼接待叶圣陶、吕淑湘、徐世荣、林焘等同志研究广播学院汉语课程的安排和师资问题。徐世荣答应教语音课,并代训十名左右的语音辅导人员;林焘答应回校商量能否有人来讲课。还谈到播音中的汉语审音问题。1959年12月3日,院长办公室、教务处颁布《学生学习成绩考核、学年鉴定和升留级办法》、《学生纪律处分暂行规定》、《教室规则》、《学生请假办法和缺课时间统计办法》等规章制度,以监督和促进师生学习和工作。
1960年2月12日,为加强公共课教学的领导,学院决定撤销公共课教研室,原设在公共教研室的语音教研组,史地教研组归到新闻系领导,体育课另设教研组,直属教务处领导,公共外语教研工作仍归外语系。3月根据市委指示,党委决定我院成立民兵团,下设三个营,体育教研室改为军体教研室,增设军事课。1965年4月17至23日,院党委召开会议,全院进行备战工作,体育主要上军事器械课。
1960年2月2日,学院讨论并决定了各系新开的课程:新闻系新开语法课;无线电系电视专业新开电视原理、视频放大器、脉冲技术、天线与电波、电视设备、接收设备等课;传音专业新开传音设备、有线广播网、天线与电波、播音室声学及接收设备等课;发送专业新开发送中心、超高频技术、天线与电波、接收设备等课;无线电系本科新开物理课。
1960年5月28日,学院去化工学院参加新建院校交流教学改革的座谈会。听了化工学院、建筑工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轻工业学院、水利学院、纺织工学院等学校的经验介绍。6月6日,朱德熙、吕淑湘、黄智显等著名的语言学家应邀到广播学院审议现代汉语讲义。通过邀请院外各方面的专家来学院进行讲学,调动了师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1961年2月3日,新闻系《文学概论》的期中考试采取口试的方法,受到同学欢迎。2月21日,学院决定将土耳其语班改成速成班,根据需要可提前毕业;新闻系古典文学课的教学与广播业务课的特点结合起来进行,教学要方便学生学习,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为提高“社会知识课”的教学质量,制定了这门课的教学计划。1961年3月6日,政治理论教研室为全院六级和新闻系五九级学生首次开设《中央党史课》。3月9日新闻系《新闻广播史课》的“报刊通讯史”部分,由中央新闻机关的负责同志主讲。1961年3月17日,教务处第一次教学经验交流会召开,会议中心议题为“要大兴调查研究工作”,使教学和实际紧密结合。1961年4月14日,无线电系召开集体备课经验交流会,所有任课教师和辅导教师参加了会议。5月20日,学院召开会议讨论无线电系教学计划草案;同意五年制的教育计划,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彩色电视应列入课程。1961年9月2日,学院决定建立每学期颁发成绩单制度。
1962年3月,教务处制定旁听制度,其中包括接受院外旁听生的办法,以及院内教工旁听制度。1963年3月12日至19日,学院分别召开五九级、六级部分学生教学座谈会,广泛征求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学生提出负担太重、作业太多,教学应贯彻少而精的原则。4月11日,学院召开院务委员会,传达市高教局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劳动时间。会议一致同意无线电系、外语系学生每年劳动一个月,教师随学生劳动,院直教工根据情况参加。1965年7月3日,向全院教职工传达毛主席在北京师范学院对学生健康情况调查报告上作的重要批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1965年8月4日,院党委召开会议讨论下半年的教学计划和教改方案。新闻系六五级教学计划学时数比六级少三分之一,每周不超过48小时,政治课保证占20%,技能课大大加强,以练为主。外语的教学计划变动不大,原来汉语课四年,现在改为三年。无线电系课程设置由原来13门减少到8门,每学期的专业课不超过3门。
1962年11月6日,学院召开教研室主任和教研组组长会议,交流教学经验和教研组活动的情况。11月10日,新闻系组织教书育人经验交流会。1964年1月19日,学院召开部分在京工作的毕业生座谈会。与会的老同学联系自己工作的实际对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以及实习等问题,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1965年12月3日会议同意新闻系建立业务班主任的意见。11月11日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应邀到广播学院作形势报告。(二)开办“形势任务”、“政策讲座”和“社会知识”讲座
形势任务、政策讲座和社会知识讲座,是北京广播学院创建之初,由当时的院领导周新武、左荧策划举办的。北京广播学院培养的学生都将为广播宣传工作服务,所以很重视对学生的时事和政策教育。开设“形势任务”、“政策讲座”,不仅使学生了解当前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的内容和执行情况,而且初步懂得在广播中如何宣传各项政策的界限、做法以及经验和教训。开设“社会知识”课,通过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使学生增加了许多书本上找不到的社会知识和生产知识,扩大眼界和知识领域。这一系列讲座活动,在建院之初的五六年中,对充实学院的师资力量,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先进理念的培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广院师资构成主要是由广电各部门抽调来的领导及一线工作人员,还有由应届毕业大学生组成的青年教师队伍。教材设备等各方面可供利用的资源也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院长周新武、副院长左荧等领导策划、创办了三门讲座。“形势任务”由政治理论教研室负责,“政策讲座”和“社会知识”课,具体实施由青年教师曹璐、张慧君(张舒)、周淑美等人负责。“形势任务”和“政策讲座”主要涉及内政、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以提高学生的社会分析能力和政治敏感性为宗旨,而社会知识讲座则涵盖了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科学知识等方面,旨在拓宽学生的视野。1959—1965年间,这三个系列讲座被作为固定的课程安排下来,每周一到两次。邀请社会知名专家学者担任主讲,如吴晗、邓拓、北大著名教授林焘和著名导演谢铁骊等,都曾到我校讲学。与此相配合,青年教师们及时搜集相关主题的背景知识,印制成册,分发到学生手中作为参考资料,在每次讲座之后,针对同学提出的问题进行辅导和讲评。除此之外,还组织了大量的活动如组织同学到煤矿、工厂参观,安排放映科教影片等。努力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手段,以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给五九级、六级办的讲座。当时专家学者来校讲课,青年教师就在下面和学生一起做笔记,认真学习,不仅学人家的知识和理念,还学习讲授技巧。这样坚持下来,原本没有什么教学经验的青年教师,也逐渐形成了自己比较成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体系。
除了上述三个讲座外。其他很多课程,如中国通史、新闻广播史、编辑工作、广播概论、广播业务常识、汉语写作、哲学、播音业务、语言技巧、摄影构图等也聘请了有关业务部门的专家、学者讲课,这对提高教学质量大有帮助。
现将“形势任务”讲座讲课情况列表于后,由此可见一斑。1959—1962学年“形势任务”课讲课人一览表
四、招生与毕业生分配
北京广播学院1959年开始招生,招生人数取决于广播系统的需求和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所以所设专业和招生人数经常变化。1961年、1962年两年因国家经济困难而停止招生,1963年招生很少,1966年以后因为文化大革命又停止招生。从1959到1965年共招生2 023名,其中本科1 755名,专科268名。
1963年7月19日,院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毕业生分配问题。据7月3日的统计,服从分配的占30%,基本能服从分配的占45%,经过教育和思想工作服从分配的占20%。7月29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首届233名五九级本科毕业生毕业典礼大会隆重举行。1964年3月3日,无线电系五九级208名学生分别到广播事业局技术部门和所属工厂、科研所,进行为期十五周的毕业设计。1965年6月20日,学院毕业生派遣委员会召开新闻系六三级播音班学生在京家长座谈会,商谈如何做好毕业生分配的思想工作。本科、专科招生和毕业情况一览表(1959—1969)
五、函授教育的建立
随着广播电视的迅速发展,从业队伍急剧扩大;大批未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和专业人员承担着繁重的、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他们亟需提高业务水平。而紧张的工作,不可能脱产学习进修,于是不离岗的在职学习和培训就成了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函授教育应运而生,并且在广播学院的教育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960年2月12日,院党委召开会议。讨论学院开办函授部的问题,会议认为函授教育由系先试办,先办短期函授,再逐步扩大。2月27日党委召开会议,通过了教务处关于成立学院函授部的意见。1965年5月19日,讨论通过了无线电系开办函授教育的方案。7月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成立函授部,开办广播技术高等函授教育。从28个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及广播事业局直属的16个台录取函授生211名,这样,从广播电视系统招收了第一届广播技术专业函授生。
六、教学研究成果
广播学院新建之初,各种教学物资奇缺,没有教材,没有实验室,一切从零开始,教材由教师一边上课一边编写,无线电系老师带领学生白天上课,晚上建实验室,或者是从电台等业务部门收集一些暂时不用的器材。同时自已动手购买器材,锯钢件、喷漆,凭着一股敢做敢闯的劲头,做出了功率上在高校堪称一流的广播发射机和电视同步机。
学院还陆续出版了很多教材和参考书,包括《现代汉语讲义》、《当代小说选》、《当代散文选》、《当代诗歌选》、《文艺理论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广播十年》、《新闻广播文献集》、《优秀稿选编》、《电视设备讲义》、《超高频技术讲义》,《天线与电波讲义》、《传音设备专题讲义》、《专业数学教学大纲》、《国际关系史教学大纲》、《逻辑课讲义》等各种教材和参考书总计51种。无线电系还研制了很多有用的广播电视设备,如电视中心和电视发射机(100瓦)、同步机、中间放大器、同步放大器、脉冲放大器、视频分配放大器、广播发射载波机等共33种,并就这些新成果举办了展览会,正式接待参观者。
第四节 师资队伍建设
建院初期,学校和系级领导都对教师的选调、培养和配备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非常重视,而且措施得力,不仅保征了教学需要,而且为以后发展养成了良好的教学风气,奠定了坚实的队伍基础。教师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从中央广播事业局抽调的部分老广播工作者(含从专科学校转过来的老师);二是一批刚回国的留苏联副博士等高水平业务教师;三是从人民大学、邮电学院等高校应届毕业生中选调的青年教师;四是从1960年广播专科学校毕业生中选拔留校的青年教师。
以无线电系为例:数理基础教研室负责人黄毓龙、数学教研组组长魏汉民(原专科学校教师),物理教师陈安顺(武大毕业生),毛志(南开大学毕业生)等;专业基础教研室主任刘永峻(留苏副博士,超高频技术专家),陈跃仁、周仁栋等(专科学校教师),青年教师周秀琴(清华毕业生)、张珍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生)、肖克昌(原专科学校六年毕业生)等;电视专业教研室主任殳家骐(老广播工作者),张永辉(原专科学校教师),青年教师陈善移等(专科学校毕业生);发送专业教研室主任张存祯(留苏副博士,发送技术专家),刘铭信(老广播工作者,三级工程师),青年教师许颐清(原专科学校毕业生)等;传音专业教研室主任龚汉民(原专科学校教师),徐焕章(留苏副博士,声学专家),青年教师李长法(原专科学校毕业生)等等,他们构成无线电系教师的学科主力基干队伍,奠定了广播学院工科教学工作的基础。
新闻系不同于有专科学校教师队伍基础的无线电系,完全是白手起家的新建单位,其师资来源大体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各电台调来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充当各级领导的同时也兼任一部分课程的主讲。例如:除了康荫、杨林等兼任系领导之外,邹晓青(曾任东北电台台长)主持语言教学组,施旗负责“口语广播”课,康永德负责“古汉语”课;张纪明任“广播史”课教学组长;徐恒、马尔芳负责播音专业教学;乔广礼负责电视专业教学等等。另一部分是各综合性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等,分别担任新闻编采、语言文学、播音、电视等课程的助教(最初新闻系只有两名讲师)。例如:赵玉明(人大毕业,承担广播史课)、曹璐(人大毕业,承担编采课)、朱羽君(人大毕业,承担摄影课)、赵凤翔(北师大毕业,承担现代文学)等等。这些应届毕业生年轻有为,热情饱满,积极向上,业务能力较强,经过锻炼很快成为各门课程的骨干力量。
外语系则以外教为主讲,抽调国际台部分编播人员辅助教学。外语系在建系初期由副院长周云庭兼系主任,陈国光为系副主任,郑宁为系办主任。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黄惠群、康志荣、田学仁、陶翠亭、阎景华、张光泉、高保新;政工人员有:邬善新、郭斌。小语种及英语专业教师有:黎秀石(英语),张世华、周鸿森(豪萨语),李缘山、刘爱好(孟加拉语),金荣景、吴英才、陈元猛(斯瓦希利语),刘正康、樊蜀云(葡萄牙语),陈诗兰、吴泽恩(意大利语),李凌(菲律宾语),姜绍禹(荷兰语),王瑞兰(瑞典语),杨广胜(希腊语),马福寿(尼泊尔语),陈贤辉、廖淑玲、刘日红、佘淑吟(老挝语),姚匡乙、姚周民(土耳其语),赵秋莲、朱光熹(僧伽罗语),公共外语的教师有:张淦荣、张君珊、裘国英、刘杭生、方造(俄语),程慕胜、周云琴、徐守源、蔡帼芬、毛蓉来。其他工作人员有:于道坊、夏新英。外籍教员有:拉玛尼(英语),莎拉达、纳丹(泰米尔语),普拉坦(尼泊尔语),拉扎克、阿里、尤素夫(斯瓦希利语),哈米杜(豪萨语),马彩春(荷兰语),言尼、兰德(祖鲁语)等。
当时院系及教研室对青年教师要求严格,培养具体得力,如为每个青年教师指定老教师帮带;青年教师必须为老教师当助教,辅导、答疑、改作业、指导学生做实验等进行全面锻炼;青年教师讲课前必须在教研室试讲通过后方准主讲;每学期上课前必须写出全学期讲课时数的70%以上的讲稿并且经教研室主任审阅批准等等,有要求、有检查。因为措施得力,所以多数青年教师成长很快,很快就能独当一面,胜任教学工作。
第五节 思想政治教育
一、领导班子自身建设
1961年4月3日至10日,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学院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的问题,会议认为,学院调查研究工作应该从实际出发,以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62年8月下旬,在全院贯彻高教60条的大讨论中,提出要掌握教学规律,克服机关作风。领导要树立以教学为主的思想,深入教学第一线,发现教学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其他工作也要树立以教学为主的思想,领导不仅要研究方针政策,同时也要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提高领导指导教学的水平。
1962年9月6日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向全体党员做的三年工作总结报告中,肯定成绩,检讨工作并提出今后健全党的工作的意见:(1)健全和加强学院党委会的集体领导,使之成为全院工作坚强的领导核心,对学院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党委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工作的,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经过民主讨论和商量然后做出决定;(2)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加强团结,为实现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努力;(3)改进思想作风,健全党的经常性工作,把党的各项工作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强调必须从过去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整顿自己的思想作风,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63年又加大了政治教育工作的力度,4月8日,学院“五反"运动小组成立,到11月30日,“五反”自我教育运动结束。6月1日,学院召开师生员工大会,左荧同志代表党委做反对铺张浪费的动员报告。8月10日,学院党委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抽调部分教师、干部参加“四清”工作。1964年3月2日参加农村“四清”工作的354名师生开始一周的学习准备。354名师生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为期一个月。10月17日参加“四清”运动的88名师生分别到通县尹各庄公社、富豪村等四个村庄参加社教。1965年5月19日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听“四清”总结的典型发言。讨论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组织全体干部学好毛主席四篇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二、学生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
根据当时“高校60条”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总目标,高等学校要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院党委始终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比较集中地进行了几个方面的教育:一是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正确理解和对待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和党的政策,坚定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信念。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在全院范围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向王杰同志学习”的活动。1965年11月17日,团委邀请中央团校吴木同志做《向王杰同志学习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报告。12月28日,学院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号召大家“远学雷锋、王杰,近学谈建华”。(谈健华原是新华社干部,1960年入广播学院外语系继续学习葡萄牙语,1964年毕业仍回新华社工作。同年在北京郊区参加社教工作不幸溺水去世。在谈建华的遗物中发现他的大量日记,记录着他热爱党、热爱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信念。学院出版了谈建华日记摘抄,书名为《红心向党》)三是革命传统教育。1960年10月24日,共青团北京广播学院委员会组织全院团员和青年开展“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为题,进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学习讨论。四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1960年3月28日,学校对学生开展了“三八作风”教育,7月11日,“三八作风”学习周开始。1964年11月26日,学院召开“大兴三八作风、树立良好校风、加强纪律性教育”的总结会。当时广播学院的校风是:刻苦学习、热爱劳动、团结友爱、艰苦朴素。
三、社会劳动锻炼
由于院党委和行政领导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革命教育及教学改革,注重能力的培养和劳动教育,加强“三基”教育(指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教育)和实践教学环节,教师在各个教学环节上包括课堂讲授、课程设计、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等都尽可能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时期,各年级学生多次进行劳动锻炼,这样,既建设了教学试验基地,又使学生获得了生产实践知识,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9年7月6日,北京广播专科学校一连学生(即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六期学员)参加人民大会堂建设工程,完工后于9月底毕业。1961年2月外语系、无线电系的250名师生到学院农场进行为期三个星期的建场劳动。3月,255名学生(外语系105名、无线电系六级150名)、30名教工先后到学院生产基地——广播学院农场参加劳动,为期三周。学院农场组成三人领导小组,下设:园田队、畜牧队、渔业队。领导小组下设业务组安排生产。10月4日至15日,新闻系254名学生和教师到12号、13号发射台农场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联合农场进行为期12天的劳动。10月18日无线电系六级学生一部分到校办工厂劳动,一部分到农场劳动,劳动时间为12天。
从1962年起,学院相继组织新闻系、无线电系、外语系师生分期分批到农场实习工厂等地进行劳动锻炼。1965年春节前后,学院还组织寒假在校的300多名学生和80多名教职工,分别到火车站、浴池、饭店、菜市场等单位参加劳动。6月15日新闻系本科、无线电系六级、外语系六四级共200多人、教工近百人参加大兴县红星公社麦收工作。10月份学院根据教学计划开始分四批组织18个班,416人参加东郊新校舍的建校劳动。
通过劳动锻炼,培养了劳动观点,增强了体质,增加了物质财富,转变了思想感情,收获是多方面的。在一系列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下,学生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说广播学院一直就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从1959年广播学院建立开始,每一个班都设班主任,每一个系都设政办室。这样就更容易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为培养学生的优秀品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学生课外活动(一)文娱活动
学院成立了民族乐队、管弦乐队、舞蹈队和话剧队等业余团体,经常举行练习和演出活动。不仅在校内演出,有时还到社会上参加演出活动。1961年6月18日广播学院文工团,为了充实业务知识,提高艺术水平,还请广播乐团的同志做音乐创作方面的指导。学院文工团排练的节目有大合唱《东方红》、《歌颂井冈山》、《在太行山上》,话剧《足球场外》、《采访》等。
1964年,为庆祝建国15周年,我国文化艺术界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集全国精英,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引起轰动。以后连演几十场,场场爆满,反映十分强烈。参加《东方红》演出的单位有全国各行各业上百家顶尖文艺团体,集中了我国各民族最优秀的歌舞演员。同时参加演出的还有在北京的10所著名大学、10所优秀中、小学和许多工矿企业的合唱团。广播学院新闻系六四级的学生入学不久,播音班(当时属新闻系的一个专业)有33名学生,编采班有17名学生被选中,组成了一支50人的合唱队,加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千人合唱团。由于学院领导重视,加上播音班学生音质好,吐字清晰,在排练和演出中,多次受到著名指挥家秋里和胡德风的表扬,青年指挥刘胜子更是赞不绝口。后来在拍电影时,还给了许多特写镜头。
六四级播音班共有学生37名,参加演出的就有33名。因此,这个班就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合唱队。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后,回到学校,又向全校师生作了汇报演出,效果非常好。以后《东方红》就成了六四播音班参加学校演出的保留节目。(二)体育活动
体育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学院领导不仅关心教学,还十分关心师生的体育锻炼,号召全院师生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当时学院只有一座五层灰楼。院子里只可放置两副篮球架,中间一条煤渣路。东面是广播事业局的汽车库,车要调头需占用一个篮球场,冬季还要存放取暖用煤占用一个篮球场。活动空间极为狭小。当时刚刚从沈阳体育学院毕业分配来广播学院的青年教师白永基千方百计挖掘潜力、创造空间、开辟体育教学场所。西校门(实是楼门)到马路有10—12米宽,南北80米长,就选定为上体育课整队讲解的场所兼“田径场”。南侧面挖跳高、跳远沙坑;北侧面上铅球、铁饼课;院内窗户下墙边放置两副双杠、两副高低杠;固定单杠和高单杠放在树底下。上排球课就临时在篮球场内树立排球网柱……虽然条件简陋,可是体育活动还是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如篮球、摔跤、长跑、乒乓球等非常活跃。
1960年4月份,在北京高校比赛中有三位同学分别获得古典式摔跤轻量级冠军、次轻量级亚军、自由式摔跤中量级亚军和最轻量级亚军。团体总分仅次于清华大学而获得亚军;在高校篮球比赛中,学院男子篮球队打败北京城区所有学校,获得北京高校第6名(名次超过北大、北航等),在高校教职工乒乓球比赛中,学院教职工队也显露锋芒,取得较好成绩。
1960年4月3日,学院举办首届田径运动会,会前做了广泛动员,师生约1 100人中有764人参加了竞赛,另有许多人参加了竞赛场地上的服务工作。竞赛项目有35个,绝大多数项目的成绩打破了我院过去的纪录。22人破原专科学校时期的13项记录。23名男女同学达到国家规定的三级运动员标准,一名教师达到二级运动员的标准。
1964年10月17日,学院第二届田径运动会在月坛体育场举行。372名学生和105名教工,参加了37项比赛。
第三章 “文革”动乱前期(1966~1971)
第一节 “文革”中的重创
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的十年动乱使党和国家遭受建1966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动乱中,教育战线首当其冲,是遭受破坏的“重灾区”。北京广播学院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户”。一、最早被“点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下达经过毛泽东主席定稿的《座谈会纪要》,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定下了基调。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批判“三家村”(指邓拓、廖沫沙、吴晗)的文章。4月下旬,学院根据北京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于1966年4月26日决定成立由五人组成的“文化革命小组”。倪正义为组长,袁方为副组长兼“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时刻,5月10日,姚文元又发表了《评“三家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挖空心思、无限上纲,给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捏造了许多罪名。文章东拉西扯,居然出现了这样一段奇文:“北京广播学院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长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而且从历代最糜烂的皇帝的宫廷生活中挖出各种‘美人’的‘长发’来大做广告。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触的人进一步走向腐败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在这里,姚文元不仅给邓拓罗织罪名,而且也严重地伤害了一个青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小小的广播学院在这篇“大文章”里被点了名,似乎广播学院和“三家村”有了什么“黑关系”,难怪有人困惑,有人紧张:广播学院将会发生什么?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下达,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蛇神》社论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像狂风暴雨席卷全国,广播学院也像全国其他学校一样,急速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
广播学院党组织瘫痪了,系主任、处以上的领导干部,甚至包括一般的政工干部,班主任,一夜之间大多数都变成了“黑帮”、“牛鬼蛇神”,很多人被批斗,戴着高帽子在校园内“游街”……
鉴于广播学院党委受“造反派”的冲击无法工作,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于1966年6月14日向广播学院派出以广播局副局长李哲夫为组长,政治部副主任王殿举为副组长(后又加派刘洪玉为副组长)的工作组,代行院党委职权,试图扭转混乱局面,将运动控制在一种有序的运行轨道。但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说“这些家伙有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革命’”。6月20日,西校师生员工全部搬迁到东校集中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组于是受到“造反派”冲击,几乎发挥不了作用。
二、中央文革三次来广院
7月23日,陈伯达、康生到广播学院接见造反派代表;7月24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京广播学院,召开全院大会,公开支持“造反派”。7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再次到北京广播学院,召开大会,宣布撤销代行院党委职权的工作组,成立“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8月8日部分学生开始陆续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活动。此后,广播学院陷入全面混乱,大批老干部、老教师遭到残酷迫害。
广播学院在当时规模很小,影响不大,而且远离高校集中的地区,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开始不久就连续三次来煽风点火,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确实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对广播学院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他们的讲话到处传抄,对北京高校乃至全国都有很坏的影响。广播学院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对中央文革的飞扬跋扈,非常气愤,普遍认为他们不调查研究,偏听偏信,支持少数人,打击、压制广大师生,在广播学院造成恶劣的后果,因而也遭到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1966年8月14日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师刘振国、沈禄庚和加纳留学回国的研究生王勃文三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信,内容大致有三点:
第一,反映了北京广播学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现在一片混乱,诸如党委领导已经瘫痪,正常教学秩序全部打乱,多数干部被冲击,靠边站、挨批斗,现在是群龙无首,人人自危,这种亲痛仇快的事不能再继续下去。
第二,中央文革小组来广播学院不分黑白,主观武断,乱扣帽子的做法,使本来就已混乱的局面更是火上浇油。他们这样做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相违背,而且有损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
第三,为工作组鸣不平。认为以李哲夫同志为组长、王殿举同志为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广播学院虽然不到半个月,但混乱局面得到初步遏制,他们没有给运动定框框,怎么能说是“右派工作组”呢?更不应该说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封信所反映的意见,应该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老师中有,学生中也有。9月底新闻系六四编采班学生曹瑞德化名“险峰”贴出了大学报《中央文革必须来我院检查》,认为中央文革在广播学院拉一派,打一派,使群众中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中央文革要对广院群众斗群众的分裂状况负责,只有中央文革来我院检查,消除影响,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运动回到正确轨道。因为中央文革来广播学院最早,所以广播学院也最早贴出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并没有因为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收敛,而是变本加厉,1966年12月9日,有人发起召开纪念“一二·九”,痛打落水狗大会,喊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的口号,社会上反对中央文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在这时,中央文革掌握的舆论工具,发表社论,反击所谓“十二月黑风”,把对中央文革不满的言行,说成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时间,黑云压顶,多少人遭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批斗,有人说,广播学院是“炮打中央文革的急先锋”,刘振国等人的信毛主席没有看到,落到中央文革手里,后果可想而知;曹瑞德的大字报,也株连了许多人。
1966年12月10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中直礼堂接见广播学院“造反派”学生代表,鼓励“造反派”夺广播事业局的权。在他们鼓动和指导下,广播学院“造反派”学生迅速走向全国各省市广电系统,联合当地“造反派”纷纷夺取电台、电视台的领导权,搞乱宣传工作,当时被称为“一月风暴”(1967年1月出现的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夺权风潮)。
三、砸烂“黑基地”
为了制止高等学校等部门出现的混乱状态,中央指示各领导部门向学校等单位派遣“军训团”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领导运动。广院也派来了以叶大宏为首的“军训团”;之后又派来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努力做些制止派性斗争、促进联合的工作。1967年9月,人民解放军军训团奉命进校,调查了解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1968年8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军宣队)奉命进驻广播学院,接管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8月24日,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工、军宣队进校后,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两派革委会头头和群众实行大联合,当时对稳定局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在当时形势下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这期间,工、军宣队领导也多次被更换。
1969年,坦桑尼亚要建海军,就派广播学院学斯瓦西里语的学生支援。江青在文件上“广播学院”几个字下批示:“这原是彭真等基地之一。”于是广播学院又掀起了“砸烂黑基地”的高潮。新中国十七年教育路线被彻底否定了,广播学院创办7年的成绩也被彻底否定了。“黑线”、“黑帮”、“黑爪牙”、“黑苗子”的字眼到处可见,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诬陷,一直主持学院工作的党委书记、副院长左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抄家,被批斗,这时还多次挨打,眼睛差一点被打瞎。“砸烂黑基地”给广播学院带来新的灾难。
第二节 学院试行停办
1969年10月,林彪发出战备疏散“一号命令”,北京各大专院校纷纷迁出北京。10月30日驻广播学院工、军宣队指挥部给广播局军管小组写报告,提出“关于撤销北京广播学院的报告”。同年11月4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根据“战备疏散”的有关精神,决定广播学院师生员工迁往河北望都县张庄,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搞斗、批、改。翌年8月才返回学院,历时达9个月。
1970年2月24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向中央报送《请求停办北京广播学院的报告》,8月至9月所有的学生陆续被分配到各地,11月9日全体教职工413名(除留守北京外)下放到河南淮阳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煅炼,接受“再教育”。广播学院教职工被编为五、六、七三个连队和一个工业排。和五连编在一起的还有李哲夫、王殿举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广播事业局政治部全体人员(除少数留守外)。这时,广播学院原有校舍交给双桥设备制造厂,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均调作他用。1971年5月1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再次向中央报送《关于北京广播学院停办的请示报告》,同年7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决定:北京广播学院试行撤销。至此,北京广播学院完全停办。
初创时期结语
一般的历史逻辑,凡属新生、正义,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推动按作用的事物,就应当是成功的胜利者。然而,历史或现实的事物,并非都由逻辑推断定成败,新生事物也会夭折。真正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虽其夭折而不掩风采,能在重挫之后重放光芒!新生的广播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夭折了,而且人、财、地、物是那样彻底。但认真地审视其创建时期的方方面面,至少有如下几点为广院的后来者留下了弥足珍重的精神财富。有云:“办好一个学校,主要是选好校长和教师”;或曰:“大学之大不在于有无大楼,而在于有无大师”。据此考量:首先,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够选派中央广播事业局第一副局长、资深老广播新闻前辈周新武主持创建广播学院,并亲任院长兼党委书记,足见对校长人选之重视。事后证明,周新武同志有远见卓识,敬业勤奋,办事认真,治学严谨;待人宽厚,作风正派大度,颇受广大师生敬仰!周新武同志为新生的广播学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建院初期,学院领导班子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大力支持下,精心选调学有所长、业绩显著的教学和管理骨干队伍,并注意从当时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优秀者,充实教师队伍的新生力量。同时,还广招社会贤达来校讲演,使广院创办之初就形成教学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的广播电视新闻宣传干部的教育培养特色。实践证明,教师队伍政治过硬、业务精良、爱岗敬业、治学严谨、教书育人,开创了广播学院良好的教风,带出了良好的学风。
第三,紧紧抓住与广播电视相关的应用型特色学科和专业,以本科教育为主、文工兼容、宣传与技术干部培养并重,这在当时的背景下其办学方向、定位是非常正确的。开创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专业、学科,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学院创办之初,万事开头难、百事待举的情况下,就能制定出全日制在校生5 000多人、教职员工1 000多名、校舍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的长远规划。可见领导者办学是有长远发展目标,有远见卓识的。
第五,学院创办过程中,始终坚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的精神作风;以其对广播电视事业的深厚感情和对新生广播学院的无限希望,几经挫折而苦苦支撑,锲而不舍,坚忍不拔,开创了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
以上五点是广院第一代创业者为我们提供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始终鼓舞着数代广院人发扬传统、与时俱进,一步一步走向新的辉煌。
高等学校有三大功能,培养人才始终是其最基本的任务。毕业生是办学的“产品”,其质量如何、其在工作岗位发挥作用如何、其社会影响如何,是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高低,成败的主要标志。
前文已述及截至1966年,广院已为全国广电系统和相关行业培养输送了有学历的毕业生2 270余人。这些毕业生多数成为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领导骨干和业务主力,为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择其代表,举例如下:
杨正泉、张振华、张振东、胡占凡、方明、王志根、马元和、吴英才、于纪铠、李栋、陆庆机、许颐清、邵昌有、陈福履、王蕴、乔广礼、李连弟、李国友等等。
他们的成才与成功,主要还是他们自己在工作实践中勤奋努力,不断进取的结果;学校教育只是为其成才与成功奠定了基础。但是,校友的光荣毕竟能集射出母校的光辉,映照后来者,激励其赶超前辈师兄!
第二编 恢复发展期(1972~1992)
引言
个时期是广播学院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这广播学院停办了,但是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广播电视事业对人才的需求,使广播学院很快又恢复重办。如果说从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到广播学院创建之初为第一次创业的话,那么恢复重办可以说是第二次创业。虽然在人、财、物等方面,这两次创业都很艰难,但第二次创业时,文化大革命给教育战线,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巨大创伤,使这个阶段的工作更为困难。但是历史没有后退,“四人帮”垮台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雨露,给全国也给教育战线带来勃勃的生机。有着艰苦创业传统的北京广播学院,在中央决定“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之后出现的广播电视大发展的形势下,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第一章 恢复重办(1973~1976)
第一节 学院的重办
是由于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周恩来总理的过问,广正播学院撤销一年多以后即开始恢复。1972年12月1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给国务院上报《关于继续开办北京广播学院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们对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估计不足向中央写了停办北京广播学院的请示报告。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决定撤销该院。近一年来,由于全国广播电视系统专业技术干部需求极为迫切,广播事业局本身干部来源亦难解决,加之近年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有关单位需要亚非拉地区稀有语种干部大量增加,对撤销广播学院也有反映,经研究认为,还需继续开办北京广播学院。目前开办北京广播学院条件是完全具备的……”12月2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正式报送《关于继续开办北京广播学院的请示报告》(72广军发政字第282号)。同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恢复广播学院,复校筹备领导小组成立,由文化革命前的党委书记、副院长左荧担任组长,刘永业、李先侯任副组长。之后各系成立筹备小组,拉开了广播学院恢复的序幕。1973年3月17日国务院科教组计字60号文件通知:国务院科教组同意恢复北京广播学院,由广播事业局直接领导,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仍归北京市委领导,面向全国招生。其基建投资、经费由主管部门负责安排。4月4日经过党员投票选举成立北京广播学院党支部委员会,选出支部书记左荧,副书记刘永业、李先侯。9月5日广播学院筹备领导小组根据全院教职工讨论如何办好广播学院的一些意见写了《关于办好北京广播学院的几项规定》(草案)报送中央广播事业局核心组。10月3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的核心小组开始建立北京广播学院党的领导小组。
1974年2月2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报送《一九七四年我局归高等学校专业招生计划建议》(草案)(74广局发政字第064号)。2月28日广播事业局给国务院科教组〔(74)广发政字第071号〕报告中提出:广播学院播音专业、电视摄影专业、英语专业提前单独招生。1974年10月3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建立北京广播学院党的领导小组的批复。局党的核心小组决定:罗青任北京广播学院党的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何长青(工宣队)、于希林(工宣队)、刘永业同志为副组长;武子芳、刘继南、陈宇锴、周铜山、陈山水同志为成员。
11月6日左荧、 倪正义同志奉调回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
11月2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的核心小组决定:陈竞寰任北京广播学院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杨一明为成员。
北京广播学院重建工作正式展开。学院职能办事机构教学单位领导班子
第二节 凝聚队伍
广播学院办办停停,几起几落,文化大革命更是把队伍搞散了,人心搅乱了。在广播学院集体下放,特别是试行停办后,不少人调到外单位工作,很多人调配到广播事业局有关部门工作。流失到外单位的很难再调回来;在广播事业局工作的人也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广播学院工作。特别是一些业务骨干,越是广播学院需要的,也是广播局有关部门不愿放回的;即使是从干校回来的人,看到广播学院一片荒凉的景象,不甚感慨,也有想离开学院另找工作的,甚至一些在干校留守的人,也不愿回来。
1972年12月,左荧同志刚在干校被“解放”、恢复组织生活两三个月就当上了筹备领导小组组长。12月23日召开的筹备领导小组会议上,虽然多数人表示要服从组织安排,但是有人对筹办广播学院“没有思想准备”,有人觉得“困难太多”,对办好广播学院“缺乏信心”。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觉得办好广播学院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不论有多少困难,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左荧,稍后的党的领导小组组长陈竞寰,带领一班人,都是在尽心尽力地工作,他们上、下奔走,多次写报告,向广播事业局领导,讲述广播学院的困难,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人员问题。凝聚队伍,稳定人心,这是学院领导要着力做好的工作。召回分散人员,这除了上级机关支持外,还要做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这有关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落实政策。学院刚刚恢复期间,由于“四人帮”还在台上,不可能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但是落实政策的事也已经开始了。对于一些早有结论的所谓“历史问题”就做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当时如何用人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研究本人问题外,有的还要参照别的单位有类似“问题”的人是如何处理的。就这样,有的按照文化大革命初期认为有“严重问题”的人也被安排到一定的岗位,甚至领导岗位。这样实事求是处理人的问题,使有的人解除了思想顾虑,调动了工作的积极性,对其他人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和这有关的是,学院领导和人事部门,积极帮助教职工解决家庭困难,特别是两地分居的问题。当时学院经常发函到分居教职工配偶单位商调。有的人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也就安定了。
凝聚队伍,在学校很重要的是教师队伍,经过一番努力,教师队伍逐渐稳定。虽然流失了一些人,但也增加了一些人。
师资方面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从干校等单位召回原广播学院教师为基础;2.积极物色外校和外单位适合学院需要的教学科研人才,如蒲震元、韩焕堂、甘章泉、蔡锡祜等;3.从广电系统选调部分学有专长、业有所就的专业人才和因落实政策而安排部分同志到广院,如叶凤英、张凤铸、杨伟芬、李孝勖、李栋、杨振南、温亚林、德宝音、魏聿珠等。另外还聘请了一部分广电系统和其他大学里的知名人士任兼职教师,如齐越(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韩正(知名教授,西南联大毕业)等等。这样一批优秀教师的到来使得广播学院迅速获得了生机和活力。
凝聚队伍,还有一个团结的问题。当时广播学院教职工队伍的组成状况和师资队伍差不多,但就原在广播学院工作的人来说,有的一直在学院工作,有的刚刚“归队”,还有驻院工宣队。这几方面人中,由于经历不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同,有的人之间有“历史老账”,有的有新的“疙瘩”。团结问题不仅一般教职工中有,院、系两级领导班子内部也有。当时学院主要领导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会上引导,会下谈心,团结两级领导班子,进而团结全院教职工,为广播学院的“二次创业”同心协力。
第三节 “二次创业”
从1954年广播事业局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到广播学院初建是第一次创业, 1973年广播学院恢复重办应该是第二次创业。第一次创业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第二次创业,这个“家”,也几乎荡然无存。学院原来新闻系、无线电系在西校大、小灰楼(两万三千平方米),外语系在东校(两万二千平方米),这时候西校全部被广播局技术部门和行政部门占用,东校大部分被工厂占用。图书馆的图书,教学资料和设备,也丢失流散,连同桌椅板凳都被周围的社队拉走了。学院恢复后,教职工办公和教学活动用房十分困难。由于大、小食堂都被工厂占用,只能利用原木工房做食堂,排队、吃饭都很拥挤。天气热了,就更困难;图书馆腾不出来,当然也无法利用。不用说教室,人再多一点,全校连个集合的地方都没有。面对这种情况,学院领导除了向上级机关汇报情况, 要求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外,就是号召学院教职工艰苦奋斗,千方百计,挖掘潜力,创造办学条件。很多领导和老师,一点一点地清理和修补教室,一处一处回收桌椅板凳,还置办一些新的设备和图书资料等。
广播学院就是靠艰苦创业起家的,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为广播电视系统培训人才的教学活动也没有完全停止过。1972年夏由原北京广播学院无线电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黎沱同志主持,原教务处的干部张国英、原无线电系教师周铜山等组织从河南淮阳“五七干校”调回的部分教师,筹办“广播电视发送技术人员训练班”,先在复兴门外真武庙学院旧址,后迁到东郊广播学院内五号楼办班。先后共办两期,共计学员100多名。训练班学员主要是各发射台的技术骨干,培训目的是为他们在文革中被迫中断的业务学习集中补课,进行技术“充电”。
1973年11月新闻系举办“全国播音员培训班”(高级班),由齐越和沅华主持,培训目的也是为了弥补播音员在文革中被迫中断的业务学习,研讨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如如何提高播音质量等。
1974年以后,学院开始进行正规的建设,力图恢复停办以前的规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教材审定、重编以及建设图书馆、实验室;二是建设一支完整的师资队伍;三是抓组织纪律,包括学习纪律和就餐纪律。
在教材方面,由于以前使用的教材已经过于陈旧,不符合新的形势,所以各个教研室必须要在两年内拿出新的教材。部分新出的教材由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同时由于全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要求广播学院开办函授班和大专班的呼声越来越高,为配合1974年下半年开办函授的任务,学院准备在一年之内再拿出函授基础课教材,如文科教材、工科教材(电视原理、电视接收机、电视播控技术、广播发送技术、电视发送技术)等有广院特色的专业课教材。同时建立实验室、电子仪器实验工厂和实习基地。广播学院从创办之初就非常重视作为大学“四大课堂”之一的实验实习基地的建设;复校后马上组建了“电子仪器工厂”,发展成配套的4个车间(机加工、制版、绕制变压器、装调等车间)。不仅为教学提供实践场所;而且参与当时全国电视中心设备技术改造,做出了显著成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学院争取了荣誉。
复校后百废待举,这些任务同时落到中青年骨干教师身上,极大地考验了广播学院教职工的潜力和热情。复校后的图书馆是空空如也,不得不从各个方面收集图书资料。除了收回一小部分散失的资料外,大部分来自于教育部,以及广播事业局图书馆,还有一部分来自私人赠书,如著名作家何其芳一次性就赠给学院4万册图书,其中就有2万册珍贵的线装书,学院后来为此专门开辟了“何其芳阅览室”。
1973年北京广播学院在朝阳区定福庄的现址恢复重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校园建设速度缓慢。但在全校师生员工的艰苦努力下,从1973到1977年,校舍建筑面积增加了4 928平方米,为学院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第四节 恢复招生(工农兵学员)
到了1974年11月,由于条件已经具备,学院开始招收普通班大学生(即通常所说的“工农兵学员”)。按照规定,招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以及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生办法是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因为招生对象主要是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战士,所以他们入学后,称为“工农兵学员”。首届招生共招收157人(其中工科生57人),1975年招生234人(工科生59人),学制三年,个别系学制两年。
工农兵学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规定的入学条件、招生办法、学习内容都带有时代的特点。绝大多数学员社会经历丰富,组织活动能力强,学习努力,善于动手实践;但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不大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加之教学工作又片面强调“开门办学”,“用什么学什么”;重视实践,轻视理论知识,轻视课堂教学;不注意系统的理论教学,代之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的原则,在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上“现场课”,生产中需要什么内容,教师就讲什么内容,无法顾及到课程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部分人没有达到本科毕业水平。但责任不在教师也不在学生,主要是时代所致。工农兵学员中大多数人很珍惜学习机会,学习努力;教师也很尽力,他们针对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的状况,编好教材,认真备课授课,力求教学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这个时期的教与学,老师和同学都很努力,但也经常受到“四人帮”的干扰。1975年七、八、九三个月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殃及了教育界。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在广播学院开学典礼上讲了几句要按上级教育部门规定办之类的话,也涉嫌“右倾翻案风”,所以急急忙忙到广播学院“小范围”地做检讨。学院党的领导小组组长陈竞寰同志也在一次会上为他讲过“大学生就是要读书”的话做检查。
1976年1月,新闻系播音专业七四级学员在沈阳开门办学期间,在辽宁铁岭地区、公社举办播音员短训班。结束时,特邀铁岭农学院工农兵学员张铁生座谈。这位被江青等人捧为“交白卷”的“英雄”口出狂言,讲了许多涉及中央领导人的话。他的讲话录了音。有的学生受张铁生的煽惑,要求在全校播放这个录音。学院领导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没想到一夜之间,校园里就贴了很多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广播学院“回潮”、“复辟”,陈竞寰同志顶住了压力,并派当时主管教学的李振水同志向北京市委科教组汇报,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为了减少影响,不让事态扩大,市委科教组指示:一、磁带由学院党委封存,不得扩散;二、对听过录音的同志或同学要做工作,一个一个地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中央的指示办,按市委的部署办,不能再扩散;三、写一个报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做工作经过,用学院党委的名义正式报告给科技组。报告不要打印,复写两份,一份送市委,一份由学院党委保存。幸好“四人帮”不久就垮台了,后来有人谈起这事时,还说“好险”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越来越不得人心。
学生就是要努力学习,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这已是大多数工农兵学员的共同愿望。依靠广大师生员工的努力,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都完成了预定的学习任务。部分基础比较好,学习特别用功的学生,在文革后,经过自学进修,达到本科水平,有的人还考取研究生出国留学,有些成为广电事业的领导和骨干力量。例如无线电系七六级学员宋宜纯教授,现任中央电视台副总工程师等,是他们的代表。总之,大多数工农兵学员日后还是成长为一代人才,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只是这种不正常的招生情况和教学情况,影响了更多学员更好人才的培养,影响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及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1966—1976年北京广播学院招生、毕业一览表
第五节 专业设置
一、恢复原有专业
北京广播学院恢复招生后,1974年仍然开办新闻、外语、无线电三个系,原有的专业逐步得到恢复,如新闻系设置编采、播音、摄影三个专业,外语系设置英语专业,无线电系设置广播电视技术专业。1975年以后,在逐步恢复一些原有专业基础上,又增设了一些新的专业。1975年,中央广播事业局致函教育部,将中文播音专业、英语专业等提前单独招生。
11月1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致函教育部,要求将广播学院新闻系电视专业学制由二年制改为三年制,后被批准。
二、创办艺术专业“文革”后期,1974年中国广播艺术团在一次演出中,国家计委一位领导同志看了演出后提出:“演员老化,应培养年轻人”。艺术团党委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艺术团的发展存在后继乏人的问题。当时大学生分配名额不多,从社会上招人没有指标。团党委提出申请,计委批了100个名额,招生对象是工农兵学员,要从工厂、农村、部队中招收。广播局党组提出自力更生,在北京广播学院开办艺术专业。自己组织教师队伍,挑选毕业于大、专艺术院校的演职人员担任教师。学制两年。办两届:1975年一届,1976年一届,共三年时间。艺术专业设有声乐、中西弦乐(包括二胡、小提琴)和表演三个门类。艺术专业领导班子由胡军、王荟年、罗异(后又换姜敏)组成。胡军主要负责。教师有声乐老师李毅之、陈淑婉、陈蔼茹;钢琴老师周勤龄、王露意;二胡老师张韶、缪建行;小提琴老师闫泰公、刘和希;乐理老师洪慕莲;表演系老师周寰、刘湛若、邹道语;形体老师余琳;行政老师伍连忠、梁晓、盛兴等。由领导和老师分头去上海、苏州、沈阳、哈尔滨、长春、齐齐哈尔、呼和浩特等地从建设兵团战士、农村插队青年、工厂工人中招收学员。两届学生共83人,七五届52人,七六届31人。几年中,除在校学习外,还多次开门办学去工厂、农村、部队进行艺术实践,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举办了综合音乐会。有独唱、重唱、小合唱,独奏、重奏、小合奏。还演出小型话剧、舞蹈等。演出效果较好,获得观众的好评。曾多次被邀请去电视台录像。艺术专业第一届1977年毕业,第二届1978年毕业,83名毕业生大多分配到中央广播艺术团的合唱团、民乐团、交响乐团和电视剧制作中心。在多年艺术实践中,不少人成为业务骨干和主要演员,例如声乐演员骨干、广播艺术团副团长张希和等。
三、试办“七二一”大学班
1976年广播学院与北京电视机厂合办“七二一大学”,11月24日举行开学典礼。该大学为广播电视系统和北京电视机厂培养电视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和教材及学历证明由广播学院提供,生源方面一部分由北京电视机厂提供,另外部分向全国招生(实际上也是“工农兵学员”)。按照“开门办学”的教育思想办学。当年招收工科生56人,学制三年。第一年教学地点主要是在北京电视机厂,后两年又逐步搬回到广播学院教学楼。同年还收文科生46人。北京广播学院复校初专业设置一览表(1974—1976年)
第二章 规范和发展(1977~1992)
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从此结束了长达1976十年的内乱,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果断地作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从而使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北京广播学院也迎来了教育的春天。在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局领导在谈到广播人才的教育和培训时,明确提出要重点办好北京广播学院。根据党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北京广播学院通过拨乱反正和整顿恢复,重新获得了发展活力,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第一节 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首要任务和主要特点。
一、开展揭、批、查运动
北京广播学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首当其冲,是深受林彪、“四人帮”危害的重灾区之一。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即在北京广播学院掀起。
1977年3月2日,召开了揭批“四人帮”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3月中旬开始,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学习中央10号文件,讨论中央印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7月15日,学院临时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文件,讨论学院揭批“四人帮”的部署。9月18日,临时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关于北京广播学院揭、批、查“四人帮”部署的批复,市委、局党组同意北京广播学院的揭、批、查计划。市委教育工作部指示,要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目的是教育大家、肃清流毒。局党组要求学院主动争取市委的领导,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扣帽子。从9月20日至11月22日,先后召开了14次临时党委扩大会议,在院、系、处领导干部中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从11月22日开始在群众中揭批“四人帮”罪行。11月30日学院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院长李哲夫做揭、批、查“四人帮”动员报告,副院长陈竞寰代表学院领导讲话。12月7日和21日,分别召开两次揭批“四人帮”大会,在第一次大会上,教务处、外语系、无线电系的教工代表做了批判发言,副院长刘永业为批判大会做总结;在第二次大会上,院务处、新闻系、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工代表做了批判发言。广大教职工从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入手,联系学校实际,揭露学校中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逐步深入。后来,这一揭发、批判活动发展为以“三大讲”(讲路线、讲党性、讲团结)和“路线对比”等为内容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师生员工以“国受其害、党受其害、身受其害”的大量事实和亲身体会,清算“四人帮”的罪行,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开展“揭、批、查”运动是发展的需要、历史的必然,只有认真地、深入地开展揭发“四人帮”及其帮派活动,批判他们散布的种种谬论,查清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广播学院才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1977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谈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指出,“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管教育的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为清除“四人帮”的谬论和流毒,在邓小平的直接支持下,教育部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在1977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此后,教育系统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北京广播学院把批判“两个估计”同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线结合起来,认识到“两个估计”是他们以往残酷迫害教育战线广大师生和干部的反革命实践在理论上的一个总结。
1977年11月24日,北京广播学院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副院长陈竞寰做批判“两个估计”的动员报告。12月1日,召开全校大会,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结合批判“两个估计”,同时批判“四人帮”在教育领域所鼓吹的种种谬论,广大师生为终于摆脱了这个长期套在头上的“紧箍咒”而感到扬眉吐气,在精神上和政治上获得了一大解放。
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中央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功过是非问题。在全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在此前受“左”的路线影响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和平反。
教育是“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最严重的领域,作为“文化大革命”重灾区之一的北京广播学院尤其如此,平反冤假错案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
1978年,学院临时党委组织专门班子,遵照中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所产生的各种案件进行清查和审理。此后,又认真复查历史上的老案。清查和审理工作在充分走群众路线的基础上,经过内查外调,重新取证、逐一查明。对历史遗案的复查,按照事情发生时的历史背景和事实原委,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判。
1978年12月14日,北京广播学院临时党委召开全院平反昭雪大会,宣布了平反昭雪的人员名单和结论,对受经济损失者按政策予以补偿,为受株连者恢复名誉。1979年2月,再次召开全院平反昭雪大会,为左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党委书记、副院长、新闻系主任)、顾湘(“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党委副书记、党办主任)和所有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教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0年为高而公彻底平反。高而公是我国新闻广播战线的优秀战士,才华横溢的新闻记者,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教师。1976年11月,带着“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反修斗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帽子去世了。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1980年彻底平反后,于1985年6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广播学院联合举行了高而公同志诞辰65周年纪念会,有从美国远道而来的高而公的亲友和生前好友100多人出席。出版了《高而公文集》、《广播记者采访讲义》等著作。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学院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重点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8月24日,广播学院临时党委开会专题讨论落实政策问题。首先是政治上的关怀和信任,学院先后推荐三人担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或北京市政协委员,其中有台湾二二八起义领导人的后代付力力(女)。付力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平反后,1982年11月当选为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有许多教师担任了全国或北京市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院、系领导职务者,尊重他们的意见,大都恢复了职务,并选拔了一批教师、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在教师中加强了党建工作,一些教师加入了共产党。其次,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使教师的住房条件不同程度地得到改善,解决教师的“两地分居问题”以及“身边无子女问题”,还为讲师以上的教师在家中配备书架等。
此外,在“文化大革命”中,全校教职工中有23户被抄家,抄走的物件有现金、存折、首饰、文物、字画、电视机、电唱机、收音机、照相机、手表、衣物家具等,学校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组织人力认真追查,有11户追回原物,其余各户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未追回的物件,全部折价赔偿。
北京广播学院的落实政策工作,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好评,事实证明,为日后广播学院的安定团结和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调整、充实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
在“揭、批、查”运动的基础上,广播学院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首先把那些参与“四人帮”阴谋篡权活动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从院、系(处)的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纯洁各级组织;其次,根据工作需要,对有些干部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此同时,把思想作风正派、有较强工作能力的同志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充实领导力量。
1978年7月,经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准,北京广播学院院长由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哲夫兼任,副院长是陈竞寰、陈泽然、孟介夫、刘永业、杨一明、武子芳。1974年10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成立的,有工宣队成员参加领导的,北京广播学院党的领导小组终止工作,成立了中共北京广播学院临时委员会,李哲夫任书记,陈竞寰、陈泽然、孟介夫任副书记。
在组织机构上,临时党委机构设一室三部,即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各系、处和院直机关建立党(总)支部。校级行政机构设一室两处,即院长办公室、教务处、院务处。组织机构设置基本适应当时学校各项工作需要。
第二节 领导体制与管理
1978年10月,教育部通知试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根据原“高教60条”修改而成)。《条例》把原“高教60条”中规定的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系党总支对行政工作发挥保证和监督作用”的领导体制改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第52条),系一级“实行系党总支(或分党委)领导下的系主任分工负责制” (第53条),取消校务委员会,设立学术委员会(第26条)。
北京广播学院根据上述规定,实行党委领导下院长分工负责制。1979年12月17日,成立了学术委员会,由孟介夫、常振铮、李振水、张凤铸、陈跃仁、张永辉、童修林、赵炳旭、甘章泉、陈国光、姚惠龙、陈俊、田本相、施旗、刘振国、白永基、龚汉民、张保安、金荣景、苑子熙、袁方、康荫、齐越共23人组成,副院长孟介夫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按《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的党委会“是学校工作的领导核心,对学校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第55条),北京广播学院的临时党委,是学校的领导决策机构;职能管理部门是院务处和教务处;教学科研单位设新闻系、无线电系、外语系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管理层次是院、系(室)两级管理,管理权力结构是直线——职能式,即院长对系(室)主任实行直线式指挥,职能部门是院长的助手,只有辅助性职权,没有指挥权。
1980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学院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石敬野任临时党委书记兼院长。1980年7月学院临时党委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党委。新党委实行常委制,石敬野任书记。学院职能部门在已有的院务处和教务处的基础上增加了人事处、学生工作处、保卫处和生产处。教学科研单位由原来的三系一室变成8系、3部、2所、1室。如图1。图1
1980年6月,建立了图书馆,首任馆长陈国光。
1983年7月,广播电视部党组对北京广播学院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常振铮任院长,党委书记暂缺。在党委书记到任之前,学院的党和行政工作都由常振铮主持。1986年,北京广播学院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届党委会,胡大昕任党委书记。后因胡大昕患病长期住院,广播电视部党组决定,1990年起由党委副书记刘继南(女)担任党委书记。
1983年10月,广播电视部党组为北京广播学院任命一位总务长,协助院长管理有关总务后勤方面的工作。
根据学校发展的需要,职能部门进行了调整:院务处划分为总务处和计划财务处;成立了老干部处;教务处内的科研办公室单列为科研处;设立审计监察处和经济办公室;科研处内的研究生科单列为研究生处。教学科研单位形成为9系、5部、2所、2中心。到1992年底,学院的职能部门和教学科研单位如图2。图2
经文化部批准,1985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成立。该出版社立足本校,为教学科研服务。首任社长由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李振水兼任。
第三节 本科教学工作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重新规定:报考高等学校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自此,高等学校以统一招考取代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群众推荐”的招生办法。学制恢复为4年。
1977年11月19日,进驻北京广播学院的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撤出,结束了自1968年以来工宣队领导学校的历史。
一、招生工作
1972年底,广播学院教职工奉命从河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1973年开办了一些短期技术人员训练班。1974到1976年,招收了工农兵学员,招生专业是:编采、播音、电视新闻摄影、英语、电视技术、电视发送、电视中心、艺术,共八个专业。
1977年是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招生,招生专业的设置一方面要考虑过去专业设置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需求和以往各专业的实力进行优选。在已经招收工农兵学员的8个专业中,编采和播音两个专业是三年(1974~1976)连续招生,而技术类的3个专业是分别在三个年度里各招生一次。经研究、申报,1977年11月1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和教育部联合下发文件,同意北京广播学院招生专业设编采、播音、电视新闻摄影,其中播音和电视新闻摄影两个专业按艺术院校招生办法进行。
1978年3月,通过高考录取的七七级新生103人入学,其中编采专业39人,播音专业33人,电视新闻摄影专业31人。5月,教育部在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正式明确北京广播学院参加全国重点院校第一批录取。10月,七八级录取206名新生入学。这样,1978年共有七七级、七八级两届新生309名入学。到1992年底,共招收本科生4 793人。各年度招生人数、在校生数、毕业生人数,如表1。
1983年3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在开幕时的主题报告中和会议结束的总结发言中,都一再强调广播电视工作队伍建设的急迫。为了适应广播电视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北京广播学院决定开办在职干部大专班,学制两年,毕业后一律回原单位工作。当年录取78名,以后连续招生至1991年,共培养了728人。
1989年,新闻学专业面向全国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招收获得学士学位的非新闻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和在职人员,学校单独组织入学考试,学制两年,毕业者获学士学位证书。当年录取16人,1991年录取12人(实行隔年招生制),共录取28人,全部获得第二学士学位证书。表1 招生人数、在校生数、毕业生人数
①439人中有工农兵学员336人。②411人中有工农兵学员102人。③④ 均为工农兵学员。
1991,新闻学专业试点招收专科起点续本科生,学校单独组织入学考试,学制两年,毕业后颁发文学学士学位证书。当年录取29人,1992年录取60人。
至此,本科层次的招生工作,在以全国统一招生为主体的前提下,实现了多种形式并举:高中起点本科生、专科起点本科生和第二学士学位生。
二、恢复原有专业,设立新专业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广播学院被“四人帮”污蔑为“黑基地”,要“彻底砸烂”。1971年决定撤销北京广播学院,实行的是“扫地出门”的政策,校舍房屋、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车辆家具全部被调作他用,没有人愿意要的东西,随意抛弃当作垃圾废物………虽然1973年决定恢复北京广播学院,到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的时候,已经四年了,但是不少工作还是从零开始,办学的艰难程度是同时期其他高等学校所无法比拟的,只有三个招生专业(编采、播音、电视新闻摄影),录取了103人。所以,创造办学条件,恢复原有专业是首当其冲的任务。“文化大革命”前,广播学院设置的专业是工科、文科(包括外语和艺术)两大类。工科设有传音、发送、电视、无线电广播与电视等专业;文科设有编采、文编、摄影、播音、英语和非通用语等专业。非通用语包括:波斯语、西班牙语、泰米尔语、土耳其语、斯瓦西里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乌尔都语、尼泊尔语、孟加拉语、普什图语、豪萨语、瑞典语、世界语、他加禄语、印地语、老挝语、荷兰语、阿萨姆语、僧加罗语、希腊语、祖鲁语、瓜拉尼语,共23种。
1978年,文艺编辑(文编)专业恢复招生。工科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上,根据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按电视发送、电视中心(后改为电视播控)两个专业恢复招生。招生专业由1977年的3个增加为6个。
1979年,工科的广播发送专业恢复招生。经广播学院临时党委请示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批准,增设3个专业:微波技术、电视影片编辑和电视导演,使招生专业达到10个。
1980年,英语专业恢复招生。
1982年,在继续恢复原有专业的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宣传工作的需要,培养翻译和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编辑、记者的任务越来越紧迫。经广播电视部和教育部批准,增设了国际新闻专业,学制5年。当年招生并录取20名新生。
1984年,孟加拉语、泰米尔语、他加禄语、土耳其语4个专业恢复招生。
1985年,为落实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精神,适应广播电视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增设录音艺术专业和广播电视管理专业。录音艺术专业当年招生,录取新生15名。广播电视管理专业,由在校的八三级学生自愿报名转学广播电视管理的人中,选拔20名进入广播电视管理专业学习,1986年开始面向社会招生。1985年,还设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1987年,世界语恢复招生。
1989年,新增广告学专业招生,录取新生35名。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以来,到1992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才最终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北京广播学院在十四大之前的1989年设立广告学专业,在全国高等学校的广告学专业中是设置较早的,说明广院人在专业设置上是有远见的。
1991年,波斯语、普什图语、斯瓦西里语3个专业恢复招生。
这样,到1992年底,北京广播学院从1977年的3个专业发展为23个专业。具体演变过程如表2所示。
三、教学秩序的重建和初步改革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广播学院遭遇被“扫地出门”的灾难,全体教师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大家走出北京、进入农村的时候起,不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的,都要和“黑线专政”的教育彻底决裂,抛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端指斥。学校的文件、档案、资料……荡然无存,规章、制度、条例……彻底砸烂,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讲义……无用而弃。星移斗转,现在要“重操旧业”,只好“重打鼓另开张”了。(一)教学秩序的重建
1977年12月,广播学院收到北京市下达的1977年招生计划通知时,学院还处在不规范的“学院党的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设政工组、教改组和办事组。直到1978年7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才批准成立以李哲夫为院长的领导班子,校级行政机构设立了教务处和院务处。7月底,临时党委讨论了七七级和七八级的教学计划。广播学院的党政领导认识到教学计划是高等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和组织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这是重建教学秩序的重要一步。表2 1977~1992年本科专业设置的变迁说明:1981年、1986年、1990年、1992年专业设置无变化。
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及随后接连举行的各种教育会议的推动下,北京广播学院临时党委在1979年1月9日的会议上提出,要把党委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上来,以教学为主,重点抓好教学工作。随后,在4月20日的全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特别要做好教研室工作。狠抓“六教”、“四定”、 “二学”的落实。六教: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质量、教学方法、教具;四定:给教师定方向、定位置、定任务、定计划;二学:学术活动、《学报》(《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1月29日,学院开会讨论整顿教学秩序问题。
根据1979年临时党委提出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上来的精神和狠抓“六教”的要求,教务处有效地组织了1980年各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同时对七七级、七八级和七九级的教学计划根据执行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教学计划按培养目标、学制、课程设置和时间分配、教学进程表、实践环节等,进行比较规范的计划和安排。各专业教学计划全部经过临时党委讨论,反复修改、调整,最后逐一通过。6月10日就由教务处印刷、装订成册,发至各系,遵照执行。至此,北京广播学院教学计划的制定、修改初步走上正轨。9月27日,教务处召集系主任开会,部署修订教学计划工作;1981年3月,教务处又发出《关于修改文科各专业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征求意见稿)》,大家都在为教学计划的不断完善而努力。
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开始受到关注。1980年4月28日,学院领导开会研究教学大检查的问题。会上讨论了教学大检查的计划,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教学大检查计划,5月15日成立了教学大检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石敬野院长亲自挂帅任组长,有关的副院长、教务处长和各系主任都是领导小组成员。检查重点是各系、各教研室的工作。6月20日,学院召开各教学部门领导会议,请他们汇报各部门教学大检查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大约经过了三个月的实际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在学生方面质量排序为七七级最好,七八级次之,七九级比较差;在教师方面的问题是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教学手段落后,实验室不足,仪器设备陈旧;油印教材质量不好,常有错误,教学参考书少,图书资料不足。9月24日,院长办公会议听取教学大检查的汇报后确定,在这次教学大检查的基础上,还要重点检查教学质量和教材建设等工作。
为了进行教学质量检查,1980年9月27日学院召开各系、部、处领导参加的教学工作会议。会议由院长石敬野亲自主持,就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办好北京广播学院听取大家的意见。此前不久,7月14~16日召开了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北京广播学院第一届委员会,石敬野任书记。为贯彻第一次党代会提出的五项工作和1980年北京广播学院工作要点,学院党委决定进行教学质量检查并制定了《关于进行教学质量检查的意见》,于10月6日发至各系、部、处。教学质量检查小组仍然由石敬野挂帅,任组长。1981年6月,先后两次召开院长办公会,由教务处长汇报教学质量情况。提出保证教学质量的几点意见:1.端正办学指导思想,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2.要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总结经验,树立典型;3.严格考试管理,改革考试方法,一般不要出考试复习题;4.落实各项管理制度;5.要研究教育科学。
1981年5月21日,召开全院大会,部署教材建设工作。
通过制定、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检查、教学质量检查等工作,党委要“重点抓好教学工作”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对教学工作关注的程度逐渐加深。在1981年10月的一次院长办公会议上谈到全校教学情况时,就提出了课程内容的问题:有些课程内容重复,有的课程内容难度太大,有的课程内容太浅;提出了有的教师不按计划上课,随意停课、随意调课等等。在教务处采取一些措施予以纠正的过程中,学院领导从实践中认识到加强教学管理的重要性,从1982年起,抓教学管理。教务处组织人力,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找出存在的问题,同时帮助教学管理工作做得好的单位总结经验,予以鼓励。参加此次活动的人员比较广泛,从各系、部、所、室主要领导、分管教学的有关同志、到办公室主任、教学秘书和教务处的管理干部等。开始,主管教学的副院长进行动员,着重强调开创学院新局面,必须改进和加强教学管理工作,教学管理工作必须实现科学化和制度化。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后,于1983年1月召开了自建校以来的首次教学管理工作会议。会上,教务处领导总结了自1978年以来的教学管理工作情况,提出加强教学管理工作的建议,外语系和工程技术基础部介绍了教学管理工作经验,到会的同志充分发表意见,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院长石敬野做了“努力开创教学管理工作新局面”的专题发言。会后,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建立,实行教学立法,使教学管理工作开始走上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为加强教学管理,建立正常教学秩序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开创学校新局面奠定了基础。(二) 初步改革
通过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全国科学大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一批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和一些会议的接连举行,都推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秩序的恢复和制度的重建。
为了学习兄弟院校的办学经验,1981年10月北京广播学院组成一个由教务处长带队的国内考察组。一行三人对广州、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考察学习。在此期间访问了中山大学等14所高等学校,广东等5个省、市广播事业局的49个业务部门,听取的情况介绍和经验介绍约60人次。虽然由于时间的限制,考察并不仔细,对接触到的问题了解也不够深入,但通过比较、鉴别,把各校的长处集中起来,还是获得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一个大学的专业设置要朝着理工文法等诸学科相互渗透的方向发展,培养的学生要基础厚、知识广、专业口径宽、适应性强;实行学分制已是势在必行;加强实践环节、建立实习基地;为适应广播电视发展的需要,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等。考察回校后,领导认真地组织了汇报,大家深受启发,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1984年5月3日,学院召开全体干部会议,院长常振铮传达北京市委召开的高等学校改革座谈会精神,并提出了学校党委关于改革的初步打算,拟以管理改革为突破口,实行岗位责任制和浮动奖金制,为此将拟订具体办法。9月,广播电视部批准北京广播学院实行岗位责任制和浮动岗位津贴制相结合的管理改革。此项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和教学质量。
1985级艺术类专业新生试行试读制。试读制规定:试读期间(一学年)学生没有学籍,不转户口和粮油关系。一年试读合格后,正式获得学籍并进入二年级学习。试读不合格者,退回原地。试读是否合格,根据《试读条例》按德、智、体全面衡量。首次试行的专业是播音和电视导演。后来的事实证明,试读制对加强艺术类专业的管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试行是成功的,后来在全部艺术类专业推广。
为了满足边远和艰苦地区广播电视对人才的需求,加速边远和艰苦地区广播电视的发展,1987年开始,北京广播学院在西藏,内蒙古、甘肃、青海四省、自治区实行定向招生试点。录取前由学校、学生本人及家长、用人单位签订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合同,实行定向培养、定向分配。定向招生比例,一般不超过国家指令招生计划的10%。学生入学后,由用人单位发给定向奖学金。从1988年开始,对边远和艰苦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试行预科制试点。选送少数民族学生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一年文化课,一年后考试合格者,转入广播学院相关专业的本科学习。
1992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星光电子设备厂里的教学实习部整修完毕,可以接待工科各专业学生实习。工科各专业学生的基本技能操作,如钣金工、装联焊等,已中断十多年。现在,车床、冲床、铣床等机器整齐地安置在车间里,九一级微波系和无线系的学生,马上就可以进厂实习。
四、毕业生工作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到1992年,毕业本科生3 384人,另有工农兵学员毕业生336人,在职干部专科毕业生694人,第二学士学位生16人,共培养毕业生4 430人。其中,在职干部专科生回原单位工作,第二学士学位生实行双向选择、统一派遣,通过统一考试录取的本科毕业生和工农兵学员毕业生全部实行计划分配制度。为了执行国家统一分配制度,对毕业生进行了大量的毕业教育工作,使他们能够按计划走上国家需要的工作岗位。
由于北京广播学院是广播电影电视部所属的高等学校,所以毕业生主要面向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分配。根据1977~1988年的统计分析,参加统一分配的毕业生派遣去向如表3。
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分布,大致为专业技术工作,其中包括编辑、记者、摄影、摄像、导演、音响、照明、录音录像和各种技术工作;科学研究工作,指在各级科学研究机构专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教育工作,指在各级各类学校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管理工作。据1989年的统计,毕业于1982~1988年间的毕业生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约占89%,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各占2%,从事管理工作的约占6%,有约1%的人不在上述岗位分布之中。表3 毕业生的派遣去向注:(1)人数(百分比)= 派遣到某单位人数/毕业生人数×100%。(2)广播电影电视部及直属单位,指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部属各单位等。(3)各省广播电视厅、台,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厅(局)的直属单位、省(区、市)电视台、省(区、市)人民广播电台等。(4)各地区广播电视局、台,指省辖市、地区的广播电视局、电视台、人民广播电台等。
1989年,对1982~1988年期间毕业生进行过一次跟踪调查,按政治态度、道德品质、工作态度、独立工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创新精神、专业基础理论水平、外语水平等八项指标,由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进行评估,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质量处于良好水平。其中尤以独立工作能力质量分数平均数最高(92分),说明“上手快”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的一大优势。
第四节 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
一、开创研究生培养工作
1977年10月12日,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凡是教师条件和科学研究基础比较好的,应从1977年起,在办好本科生的同时,积极招收研究生。由于研究生的招生工作情况复杂,教育部1978年1月《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中指出,把1977、1978两年招收研究生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北京广播学院在此之前从未招收过研究生,培养研究生对北京广播学院来说具有开创意义。所以,根据上述精神,经过一年的准备,于1979年首次招收研究生。招生专业是新闻广播理论和广播史,各录取1名,当年8月入学,指导教师是王珏、赵玉明。1980年第二次招生,增加了四个专业:外国新闻广播电视事业、播音理论、广播与电视、广播与电视技术,共五个专业招生(广播史专业没招生),录取9人,于当年9月8日入学。研究生在校11人。
从恢复研究生招生到198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处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阶段。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自1981年1月1日起实行。1981年11月3日,国务院批准了我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北京广播学院是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授予学科是语言学(国务院在审批学位授予单位时,把中央广播事业局申报的播音理论调整为语言学)。(一) 研究生教育管理
自1979年招收研究生起,各项管理任务由教务处承担。开始时设专人专管,到1981年4月,经学校领导批准,在教务处内增设科研办公室,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录取、学籍管理、培养管理、毕业研究生分配等工作。1986年5月,学院党委决定把教务处科研办公室划出,在科研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科研处,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随之由科研处承担,科研处内设研究生科。直到1992年,研究生科由科研处划出,在研究生科的基础上成立研究生处。
1981年1月1日《学位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体系的完善,和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接着,国务院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使北京广播学院把学位授予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81年3月,院长办公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学位工作会议精神,讨论了北京广播学院学位授予问题。1982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达首批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名单的通知,北京广播学院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4月,学院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关于授予学士学位的暂行实施细则》,当年起试行。6月,经广播电视部批准,北京广播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成立。首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由孟介夫、常振铮、李振水、康荫、齐越、徐恒、李孝勖、黄毓龙、龚汉民、金荣景、张永辉、张保安、朱羽君、杨田村、吴远香共15人组成,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由副院长孟介夫兼。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研究生科。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责是:审查通过接受申请硕士学位的人员名单;确定硕士学位的考试科目、门数,审批主考人和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通过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作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研究和处理授予学位的争议和其他事项。
为顺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各项工作,根据北京广播学院的专业设置特点,建立了研究生专业委员会,委员会由院长聘任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有经验、责任心强的教授、副教授组成,由主管研究生教育的院长直接领导。办事机构设在研究生专业委员会主任所在系(所)办公室,根据工作量大小设秘书1—2人。秘书由现任教学秘书兼,或聘任有研究生教学任务的教师兼。研究生专业委员会的职责是:按三级学科的要求拟定本学科、专业的研究方向,明确现在能设置的研究方向和近、远期准备发展的研究方向;根据已确定的研究方向,制定或修订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组织本专业指导教师制定本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并审查、批准;组织制定年度教学计划,并监督执行;组织检查本学科、专业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等等。1986年首先在新闻学专业试点成立了新闻学专业委员会,由王珏、王振业、朱羽君、金荣景、吴远香五人组成,王珏副教授任主任。办事机构设在新闻研究所办公室。
从招收研究生开始,逐步建立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使管理工作制度化。根据实际管理工作需要,首先制定招生方面的规章制度,例如《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细则(试行)》、《命题、评卷工作中的保密规定》、《考场规则》、《监考规则》等。接着制定的是《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试行)》、《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请假制度(试行)》等。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些规章、制度也相继建立,例如《北京广播学院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规定》、《北京广播学院关于研究生担任助教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方案)》、《北京广播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北京广播学院关于接受外单位应届毕业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的办法(试行)》等。1985年,我国实行“推荐免试”招收硕士生的办法后,在经过实践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87年4月,又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具体措施(试行)》,使广播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条例办法,不断充实、不断完善,使各项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条不紊地进行。
根据国家宏观发展规划和研究生教育的方针政策,在1979至1989年广播学院研究生教育发展基础上,于1990年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教育“八五”发展规划。(二) 招生
在1979和1980年两次招生后,1981年1月1日《学位条例》开始实施,北京广播学院的语言学(即1980年招生的播音理论专业)成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学科。接着,新闻学成为1984年1月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硕士学位授予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现代汉语、通信与电子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是1986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三批硕士学位授予点。由于无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仍然可以招生,所以,北京广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是七个。招生情况如表4。
我国硕士研究生主要通过考试选拔,入学考试(初试),全国统一组织,组织好统一考试是研究生招生工作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北京广播学院在收到考生的报名材料后,由研究生科审查考生的报考资格,并对确认符合条件者发放准考证。国家规定的考试科目中,自行命题部分由研究生科组织进行,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负责领导。从1979年起至1992年的14年间,北京广播学院严格按国家规定和各项方针政策办事,没有任何违法违纪事件发生,在考生中和相关的社会群体中,享有良好声誉。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研究生招生逐渐走向多样化。1981年起北京广播学院承担了为教育部代招出国预备研究生的任务。从1981到1986年,共录取14人,分别派往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代招出国预备研究生,提高了北京广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的生源质量。表4 研究生招生情况
1985年我国开始实行“推荐免试”招收硕士研究生。“推荐免试”招收硕士生,是对少数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实行的一种招生办法,意义在于提高入学研究生新生的素质,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为在校本科生树立榜样,对学校树立良好校风有积极作用。“推荐免试”招收硕士研究生,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高等学校的推荐工作;二是招生单位的接受工作。实行推荐工作的学校限于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重点高等学校和少数由有关部委按重点学校安排的高等学校。北京广播学院是广播电影电视部按重点学校安排的学校,所以,在1986届毕业生中开展推荐工作,学校成立了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长负责的推荐领导小组,研究生科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广播学院同时又是硕士研究生招生单位,负有接受被推荐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入学的任务。接受的总数(指接受本校推荐和接收外校推荐的总人数)控制在国家下达的当年硕士生招生计划的一定比例之内,每个招生的学科、专业都要留有一定的名额供公开报考。被推荐的优秀生,经指导教师、系(所)、学校审核同意后,仍按德、智、体全面衡量,坚持标准、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确定是否录取。必要时也可以对推荐生进行一些考核,考核内容、形式由学校自行确定。北京广播学院推荐人数控制在应届本科毕业生的3%以内,接受免试入学人数根据当年的招生计划和公开报考的生源情况确定。1986年录取7名免试入学的应届推荐生,占录取总人数的26%。
一般说来,本科毕业后经过一定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人员,独立工作能力、科学研究能力都比应届本科毕业生强,政治思想也较应届本科毕业生成熟,所以鼓励应届本科毕业生被录取为硕士生后,保留入学资格到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一般两年)再入学,是一项提高入学硕士新生的素质,进而提高硕士生培养质量的有效措施。北京广播学院自1987年起在免试入学的新生中试行此办法。在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中,从1986年实行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有三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者,有效提高了录取新生中在职人员的比例:1986年录取新生中在职人员占总录取总人数的33%,1987年是42%,1988年48%,1989年是64%,1990年88%,1991年是80%。
为了使研究生教育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招生工作中注意满足用人单位需要,从1985年起接受“委托培养”生,1988年起,招收“定向培养”生。对这两种形式招收的研究生,都是在入学前以合同的形式把毕业后的去向确定下来,加强了招生单位和用人单位的联系。“委托培养”和“定向培养”的区别是:前者的培养经费由委托单位提供,后者的培养经费由国家提供,并在合同中明确体现。到1992年底止,每年签约的“委托培养”生约占总招生数的8%,每年签约的“定向培养”生约占31%。(三) 研究生的培养
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是基础理论、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导师指导和教研(研究)室集体培养相结合。培养方法灵活多样、注重发挥优势、不断探索创新。
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
为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研究生教育目标,要按照《学位条例》和有关规定,结合广播学院的实际情况,按专业制定培养方案。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依据,又是检验培养质量的准绳。根据《北京广播学院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规定》,凡是招生专业,在招生之前都要按要求、按程序制定培养方案,并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院长批准。培养计划是培养方案的具体实施计划,指导教师以培养方案为依据,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在研究生入学后两个月内制定出培养计划,经教研(研究)室、系(部、所)主任审核签字,报科研处(研究生科)批准后执行。
课程学习与教学组织《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硕士学位考试课程由三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一门外语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国家教委统一规定为160学时(两门),约占研究生课程学习阶段总课时的13%。外语课240学时,约占研究生课程学习阶段总课时的19%,这个比例随着研究生入学时外语水平的提高而有所降低。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约占68%,这部分课程是培养研究生在本门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的主要课程,在实现研究生培养目标中有重要地位。在设置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时,各学科、专业均要兼顾学科性质和专业特点,充分体现培养目标要求;注意与本科课程的衔接、增强课程之间联系,保证课程设置的科学性。为优化研究生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自主设置课程,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例如,1988年新闻学专业为研究生设置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4—6门(如表5),选修课3—5门(如表6)。努力做到与本科阶段课程的合理衔接,体现广播电视特点,在教学内容上做到及时更新,反映本学科的新发展,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对研究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表5 新闻学专业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设置表说明:序号1、2为新闻学专业各研究方向必学课程,序号3—16为各研究方向选学课程,一般选其中2—4门。表6 新闻学专业选修课程设置表
参加实践活动是培养研究生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组织能力和达到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对研究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毕业后的工作和学习都有重要的意义。北京广播学院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主要是应用学科,只有紧密联系实际,才能使培养工作充满活力。为了使在校研究生有更多的接触社会的机会,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组织研究生利用寒暑假到电台、电视台短期实习。通过短期实习,研究生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有的研究生在亲身体验到实习的好处后,连续三个寒暑假都去电台工作。通过这种短期实践,使研究生和实际工作者之间建立了自然的联系,研究生平时有问题主动去向他们请教,特别是做论文阶段,这种联系就更多一些,研究生普遍反映良好。对于跨专业考取的研究生,这种短期实习更显得重要。指导教师和研究生都认为这种利用寒暑假的短期实习,可行而有效。
试行在校研究生兼做助教、助研和学生(本科生)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可以使研究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获得一些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可以改变教师队伍结构,使之更趋合理。1985年新学年开始试行,约有35%的研究生兼做助教、助研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了他们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了思想水平、动手能力、工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由于和本科生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既当学生(研究生)又当先生,使研究生增强了责任感,开始注意到为人师表的重要,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研究生的素质一般比本科生好,他们的思想行为也影响着本科生,不同层次的学生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
自1987年以来,在校研究生还兼任过助教层次的管理工作,例如研究室秘书、信息转播中心秘书、协助购置实验仪器等。这项措施是由研究生兼任助教派生出来的,因为在《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中,对助教职责规定了“担任教学、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的内容。通过这些工作使他们认识到管理工作的艰苦和重要,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工作能力,普遍反映收获比较大。由于这些工作都是在导师领导下进行的,做导师的助手,使导师和研究生之间既有师生关系,又有工作关系。这种双重关系,把导师和研究生联系得更加紧密,导师能更充分地了解研究生的思想、品德、作风、能力等等,可以更有效地指导、教育,有利于因材施教,有利于教书育人;研究生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导师,不仅可以从导师那里学习科学文化,而且还可以学到更多在课堂上和纯学术交往中学不到的东西。
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
由于研究生的培养是基础理论、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所以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内容。根据研究生的入学水平和学习安排,对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逐步展开的:要求研究生第一学期结束交一篇课程论文,可以不公开发表;第2—4学期,每学期至少公开发表一篇课程论文;从第3学期起参加指导教师的课题研究。1989年2月,对研究生发表的论文及获奖科研项目进行一次统计:在国内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30篇,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篇,在国内国家级学会宣读论文47篇,在国际学术会议宣读论文12篇,有获《电视剧飞天奖》二等奖的作品一部,作者是1986级新闻学专业研究生刘书亮,获《中央电视台星光杯奖》一等奖、三等奖的作品各一部,作者是1986级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沙颖。研究生参加指导教师的课题研究者达到100%。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较好地掌握和运用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培养从事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是培养研究生具有创新精神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培养研究生严谨治学态度和科学作风的重要手段,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北京广播学院要求研究生在入学后的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制定出论文工作计划,并经过教研(研究)室或系(部、所)审批,报研究生科备案;研究生在正式撰写论文之前,要先写出论文提纲,并经指导教师审阅同意,论文指导小组讨论、把关,经修改后定稿,进入撰写阶段;在整个论文撰写阶段,指导教师要定期检查,及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以便按要求完成预定计划。(四) 学位授予和毕业研究生跟踪调查
学位授予
北京广播学院受理硕士学位申请是从1984年开始的。虽然1979年入学的新闻学专业研究生在1982年完成了学习计划,应该申请硕士学位,但当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学专业无硕士学位授予权。新闻学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是1984年1月获得的。在1986年7月通信与电子系统和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两个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之前,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毕业研究生,都是向其他有权授予相关学科硕士学位的单位申请硕士学位的,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安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先后共有27名申请者全部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达到了《学位条例》的要求。
北京广播学院从1984年开始受理硕士学位申请,到1992年授予硕士学位情况如表7。表7 硕士学位授予情况
获得硕士学位者约占毕业研究生的73%。
1985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要逐步建立各级学位授予质量的检查和评价制度,首先要求各学位授予单位自行检查。国务院有关部委和省、市要组织本系统、本地区的授予单位之间互相检查,并进行评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分组,也要对学位授予质量进行检查。随后,各级学位授予质量的检查和评价制度逐步建立。1987年,北京广播学院建立了硕士学位授予质量自查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按文科(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新闻学、语言学、现代汉语四个专业)、工科(含通信与电子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两个专业)两个系列建立。一级指标,两个系列相同: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科研能力与学位论文;培养条件;管理工作;社会评价,共五项。二级指标两个系列有所区别。
毕业研究生跟踪调查
为了对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培养和硕士学位授予质量进行自查,1988年进行了一次毕业研究生跟踪调查。毕业研究生去向见表8。表8 毕业研究生去向统计表
表8表明:到1988年底止,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研究生130名,其中硕士生94名,研究生班研究生36名。毕业研究生的去向主要是任高等学校教师,约占49%,其次是电台、电视台,约占21%,两者共91名,约占毕业研究生的70%。这次问卷调查的对象是用人单位,对部分单位还进行了专访。问卷要求对毕业研究生进行两个方面的评价:一是总体评价,一是对几项素质的评价,结果如表9-1和表9-2。表9-1 总体评价表9-2 对几项素质的评价
从表9-1可以看出,对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研究生的总体评价是好的,满意和基本满意两项之和均约占90%以上。四项比较,对业务能力不满意的稍多,为7.8%。在表9-2的几项素质中,外语水平、组织能力和自学能力最好,适应工作需要和基本适应工作需要两项之和达到100%,最差的是计算机应用(文科研究生指汉字输入系统的应用),75.3%的人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其他各项素质都是90%以上的人适应和基本适应工作需要。
1991年,对毕业研究生进行了第二次跟踪调查。这次是对毕业研究生本人进行的调查,内容包括,研究生本人毕业后一般情况;对在校期间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方面的评价和意见;对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指导工作的评价和意见;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评价和意见;对指导教师和任课教师的评价和意见;对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等。返回的调查问卷中提供了大量的、鲜活的信息,毕业研究生的见解和建议对改进研究生教育工作,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硕士学位授予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五) 研究生工作座谈会
北京广播学院自1979年招收研究生以来,精心组织、努力开拓,到1982年迎来了首批毕业研究生(2名)。到1982级新生入学后,在校研究生31名,其中出国预备研究生4名。与国内其他高等学校相比,规模较小,但对北京广播学院来说,却实现了研究生教育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转折,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为了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开创研究生教育的新局面,经院长办公室会议讨论通过,于1983年1月19日、20日、27日三个下午,召开了研究生工作座谈会。有主管研究生教育和相关工作的三位副院长参加,全体指导教师、培养研究生的系、部、所领导和办公室的同志、党委学生工作部、团委、人事处、院务处、图书馆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出席了会议。教务处科研办公室承办这次会议。会议首先学习《学位条例》、《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文件,听取教务处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到会者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热烈地讨论。领导讲话,提出今后的工作重点:提高认识、统一规划;加强研究生教育的领导和管理;认真制定培养方案,努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改善办学条件等。5月份,党委向全校各部门转发了《研究生工作座谈会纪要》,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到1986年初,北京广播学院又陆续有33名研究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有10名出国预备研究生出国,在校研究生103名。为了总结三年来研究生教育取得的成绩、积累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开拓研究生教育的局面,于4月15日、16日、22日、24日和5月28日五个下午的时间召开了第二次研究生工作座谈会。(六) 开拓进取
自1986年第二次研究生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经过五年的发展,恰逢我国《学位条例》实施十周年。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北京广播学院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也得到了健康发展。五年来,录取硕士学位研究生142名,研究生班研究生5名;毕业研究生169名(含研究生班研究生41名);授予硕士学位145名,其中,广播学院毕业的硕士生119名,研究生班毕业的研究生23名,授予外单位应届毕业研究生硕士学位3名;毕业研究生中有4名考取了博士学位研究生。当时,在校研究生76名。
加强课程建设
针对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存在的课程设置分散、知识面比较窄、基础理论比较单薄等缺点,在修订培养方案的过程中,坚持了按二级学科设置课程,加强基础理论课,坚持学位课程设置规范化,课程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适当增加选修课,注意文理渗透和学科交叉。例如:文科研究生增设了计算机应用和汉字信息处理、广播电视技术概论等课程,拓宽了研究生的知识面;工科增设现代实验技术课,提高了研究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注重导师队伍建设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结合北京广播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关于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若干规定》,经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在导师队伍建设中实施。首先,逐步完善导师遴选制度,充实导师队伍。明确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标准,严格履行遴选程序,真正把那些活跃在本学科前沿,在某一方面进行过系统研究工作的,思想品行端正、治学态度严谨、教育经验丰富,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近期有科研成果的教授、副教授增列为研究生指导教师。1986年,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平均年龄为56.5岁,到1991年,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平均年龄为52.4岁,导师队伍逐步向年轻化迈进。其次,充分利用校外人才资源,聘任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到校任职。例如: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聘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马良春研究员和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中心主任聂华苓为兼职导师,联合指导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生。培养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生,北京广播学院是国内第一家。再如: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聘任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一级教授)任朗、成都电讯工学院教授谢处方为兼职导师,长期兼职指导并任课,受到师生的欢迎,收到很好的效果。全校各专业先后聘任兼职导师约15名。
倡导教书育人“教书育人”是导师的职责,导师不仅要以自己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学术思想,迅速将研究生引导到本学科研究的最前沿,而且要帮助研究生树立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每年新生入学都组织导师、研究生座谈会,用导师在学术上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锲而不舍的拼搏精神、严谨治学的求是精神教育他们,使研究生入学后视野不断开阔,逐步跳出个人小圈子,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领会学业的价值,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的导师针对个别研究生存在的问题,采取平等谈心、循循善诱的方式,启发开导,潜移默化。有的导师寓思想教育于各项业务活动中,在安排各项业务活动时,讲清意义,明确目标;鼓励研究生到国内外学术活动中一显身手。例如: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研究生,在导师的积极支持下,大约有15%的研究生在国际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发表过论文。导师盼望他们早日成才的诚意,对提高研究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探索研究生培养的新途径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北京广播学院对研究生培养工作也在不断开拓、努力进取。在研究生招生中实行各种形式并举、在培养方案的修订和教学内容的更新、实践环节强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实行了指导教师——硕士生的双向选择制。
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考生在填写报考登记表时,从专业目录中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录取时一般按本人所填写志愿确定导师,研究生进校后,一般不得改变录取时确定的师生关系。在研究生培养工作实践中发现,由于在确定师生关系之前相互之间缺乏了解,以及研究生对研究方向缺乏深入认识,常常影响培养工作顺利进行和培养质量的提高。实行指导教师——硕士生双向选择制的核心,是由研究生在对本学科导师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填写志愿,进行选择;指导教师在对研究生的学习水平、工作能力、思想表现等各方面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选择学生,在制度上确保优秀研究生能由自己比较满意的导师指导;指导教师能够选择自己比较满意的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向优秀导师方向聚集,有利于培养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培养质量的提高。这项制度的实施,给予研究生和导师以更多的权利,对于调动师生积极性,积极参与竞争,具有推动作用。为此,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关于指导教师——硕士生双向选择暂行办法》,经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1990年在新闻学专业试行。
改进研究生教育管理
在设立专业委员会和实行指导教师——硕士生双向选择制的基础上,在研究生教育管理方面,第一,改进了研究生业务费使用办法。为了使数量不多的研究生业务费,真正用在研究生培养上,制定了《研究生业务费管理使用暂行规定》,明确了研究生业务费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为了做到研究生业务费专款专用,能由导师负责支配,按导师设立了账户。第二,简化学位论文答辩手续,强化学位论文评定。以往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答辩要填写十几种表格,内容重复、手续繁琐。经过调查研究和借鉴兄弟院校的经验,进行了简化。手续简化减轻了研究生和导师的填写负担,便于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制定了评价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答辩委员会对学位论文进行量化评定,答辩委员当场打分给出成绩。为此,设计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成绩评定表”使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更科学、规范。第三,开展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工作。为了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有严格保证,从1989年起全校各专业进行了自我评估。为此,制定了评估指标、评估方法和评估步骤。评估工作是分批进行的。第四,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研究。随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为提高管理水平,必须开展科学研究。研究工作主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积极参加“北京市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学会”、“北京市电子学会研究生教育分会”等学术组织的学术活动。“七五”期间,研究生科公开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优秀论文获得了不同级别的奖励。
二、学科建设起步
对学科和学科建设的认识和理解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且还在继续深化。1978年4月,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1961年9月,以中央文件下发的《高教60条》的修订版)的第二章教学工作中规定,专业一般应按学科设置,划分不宜过窄;在第五章研究生中提出,制定培养方案“要根据国家需要、学科特点,确定研究生的学习内容和研究课题”。1981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学位条例》,为审核首批学位授予单位,先由国务院有关部委提出本系统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然后由教育部汇总,并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讨论、修改、征求意见,于1983年3月公布了我国第一个《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至此,第一次明确了我国共设置十个学科门类,59个一级学科(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三个门类不设一级学科),638个二级学科,即学科专业638个。对照《专业目录》,北京广播学院在3个学科门类中的7个二级学科培养研究生,如表10表10 培养研究生的学科结构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决定》明确提出“为了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要改进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并且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根据《决定》的这一精神,我国开始着手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在于满足三个需要,即:(1)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为实现到20世纪末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立足于国内培养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强研究生培养基地的建设,否则是不能持续稳定地培养高质量的高级专门人才的。(2)完成国家科研任务的需要。高等学校是中国科研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必须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学科,以承担一定的国家重点科研任务。(3)适应高等学校分层次办学的需要。重点学科比较集中的高等学校将自然形成为教育和科研两个中心。
为了逐步实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的目标,国家教委经过1986年全年的调研预测、拟定方案,1987年在文、理、工、农、医各选少量学科进行评选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1987年下半年和1988年,以高等学校博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为基础,全面展开了文、理、工、农、医各学科的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评选。经过对评选结果的认真审核,国家教委于1988年7月和1989年11月,分别下达了重点学科点名单,全国共416个,分布在107所高等学校中。当时,北京广播学院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不在评选范围之内。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的基础建设,是体现一所高等学校整体水平的重要因素。学科建设不仅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而且与师资队伍的素质、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搞好学科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培养合格研究生的一项带全局性的基本任务。北京广播学院为能培养合格的研究生,进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建设自己的学科。学校通过对培养研究生的三个学科门类中的七个二级学科的逐个分析,对在学术队伍、教学质量、科研基础、教学与科研条件上比较好的学科重点扶持,抓学术队伍建设、抓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抓实验室和图书资料等各项办学条件的改善、加强管理等,使一些学科有较快的发展。结果,根据广播学院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新闻学、语言学、通信与电子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现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数学共9个学科为学院级重点学科。
经过一段时间建设后,为了有效地增加学科建设的资金投入,取得主管部委的支持,于1992年向广播电影电视部申请,把新闻学、语言学、通信与电子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列为部级重点学科,并得到批准。从此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科建设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五节 成人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一、函授教育
1983年召开的第11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广播电视部制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行业建设方针。并指出:加速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广播电视队伍,是实现奋斗目标和进行改革的关键。针对当时广播电视从业人员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专业知识不足、中青年骨干少,与改革开放环境下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同年12月在山东泰安召开第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干部工作会议,会议作出“四级办培训,两级办函授”的决定。会后,广播电视部决定由北京广播学院筹办函授教育,并成立函授教育管理机构——干训部。
1984年2月,国家教委下发(84)教成字004号文,批准北京广播学院可以举办函授学历教育。同年3月,广播电视部人事司下发《关于筹建函授站的通知》,从4月起,在26个省、自治区广播电视厅(局)相继建立了函授站。1984年首届招收新闻编采专业专科层次函授生632人。1985年增设函授专科广播电视工程专业,当年和新闻编采两个专业招生总规模达2 300人。
1986年开始,广播电视成人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以北京广播学院的函授教育为中心的局面。函授专科开办三年来,深受广播电视系统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的欢迎,各地要求建立函授站和扩大招生的积极性很高。鉴于1985年招生人数过多,而教学力量和管理工作又跟不上的状况,1986年仅批准新建函授站(分站)2个,下达招生计划700名。但因这一年的考生第一次参加全国统一成人高考,许多人缺乏准备,最后只录取了413名。到1986年底,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共有函授站27个,函授分站42个;共有在读函授生3 280名,其中新闻编采专业2 258名,广播电视工程专业1 022名;共有管理人员和辅导教师200名。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院注意了对函授辅导教师的培养,在1986年举办了两期(每期40天)新闻编采函授教学研究班。对该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进行研讨,使辅导教师的水平有所提高,方法有所改进。
1987年广播电视高等函授教育继续发展,当年招收函授生802人。同时,1987年夏,有618名新闻编采专业函授生完成了为期三年的学业,成为广播电视系统高等函授教育的首届毕业生。到1987年底,新闻编采和广播电视工程两个专业共有在读函授生3 400多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设立函授站、函授分站74个,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广播电视系统高等函授教育网。
1988年,新闻编采专业又有1 119名函授生毕业,其中80%是广播电视系统的在职人员。有72人被评为优秀函授生。当年新闻编采专业招收函授生910人,年底共有在读函授生2 970多人。教学管理工作有所改进,教材建设有新的进展。一年共开设各类课程37门,编写函授教材和教学辅导材料11种计358万字。文科期末总复习采用录像教学辅导,既统一了教学要求,也有利于学员掌握学习重点。
二、干部培训
1979年9月18日,北京广播学院同意为西藏广播事业局代培13名专业技术人员,代培时间为三年到三年半。这是北京广播学院首次为少数民族地区代培专业技术人员。
1983年3月27日学院决定为广播电视系统举办在职干部大专班,8月底首次开办了新闻编采专业和微波工程专业干部专科班,为广播电视系统正规培养在职专业干部。
截至1985年底,共举办新闻、播音、文编、节目制作、技术、管理、外语等各类专业训练班52期,培训干部5 113人。
1986年的干部培训工作,进一步贯彻了按需办班、学用一致、短期为主的原则,加强了计划性、针对性和适用性。根据当时的急需,安排了两期中专老师培训班(电视播控专业、微波技术专业)、两期函授辅导教师培训班(新闻编采专业)。
1988年,学院举办播音、新闻编采、电视节目制作、微波技术、制片人研讨等各类短训班26期,培训在职人员1 000多人。办学形式更为多样,开办了录音艺术干专班和党政干部干专班,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和燕山石化公司联合举办电视编导和节目制作干专班,使本系统一部分未受学历教育的在职人员和外系统一些从事电视工作的人员得以深造。还首次接受国家教委安排的苏联留学生,首次从少数民族地区招收预科学生。
为了适应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学院除办好原有各个层次的教育外,1990年开始举办了较高层次的新闻理论研讨班,为本系统培训了一批在职业务领导干部。
第六节 队伍建设
一、 尊重人才,师资队伍建设开创新局面
1978年4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所以,自1978年起,师资队伍建设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同时也成为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关键措施之一。(一) 恢复教师职称评审制度
1978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恢复执行1960年《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恢复教师原已确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与助教职务。
恢复评审
1978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成立了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由11人组成,李哲夫任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到9月,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教师提职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全面考核、择优晋升”的原则和“防止降低标准和要求过严两种倾向”,分期分批地进行提升和确定教师职称的工作。10月20日广播学院临时党委决定,在两三年内分期分批地解决全院确定和提升教师职务问题。根据会议精神和实际工作需要,广播学院又调整了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由副院长孟介夫任主任。10月31日至11月4日,学院召开教师大会,传达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称提升和评定的有关文件,并做职称评定工作的动员。会上宣布了恢复原有职称的教师名单,共八名讲师。会后,开始进行确定和提升教师职务工作,确定和提升教授两名,副教授四名,并报上级审批。经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审核批准,于12月28日以(78)京教字361号文件的形式通知北京广播学院,同意提升张绍高、殳家骐为副教授,确定黎秀石、徐恒为副教授。同时北京广播学院临时党委批准提升讲师65名。
1979年2月,上级批准韩焕堂晋升为教授,确定齐越为教授。7月,临时党委批准第二批确定和提升讲师22名。
1980年11月,经院学术委员会审议确定和提升13名副教授,北京市高教局于12月批准。1980年内,确定、提升讲师63名,助教23名。
1981年经学院党委批准,确定和提升讲师10名,助教42名。
1982年经学院党委批准助教4名。
1983年3月经北京市高教局批准,确定和提升副教授15名。9月,经学院党委批准,确定和提升讲师12名,助教32名。
复查验收
1983年9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决定暂停职称评定工作,进行整顿。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发〔1983〕63号文件以及中央职称评定工作领导小组的有关指示精神,在北京、上海两市的八所院校进行教师职称复查验收工作的试点。通过复查验收,总结1978年以来的职称评定工作,摸请师资队伍情况,健全教师考核制度,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在试点的基础上,于1984年在全国高等学校中,进行教师职称复查验收工作。
北京广播学院从1984年6月开始,到1985年1月底基本完成教师职称复查验收工作。复查验收工作是在由学院领导、院学术委员会领导、有较高水平的副教授、教务处长、人事处长等共八人组成的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的。各系成立复查验收小组。
1984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具有教师职务者共273人具体分布如表11-1。
其中2人(讲师)是“文化大革命”前评定的职称,271人是1978年以来确定和提升的职称,属于复查验收范围。复查验收以《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和教育部《关于当前执行〈暂行规定〉的实施意见》为标准,以检查任现职以来是否合格地履行职责为依据,结合教师年度考核进行。不进行群众评议,不搞人人过关。各系复查验收小组,会同同级学术委员会,广泛听取同行专家、教授的意见。必要时,可组织同行专家、教授进行背对背评议。复查验收结果,由各级教师职称评审机构审核、批准,并报上一级机构备案。复查验收结果如表11-2。表11-1 教师职务分布表11-2 教师职称复查验收结果
从复查结果可以看出,99.2%是合格和基本合格,不合格只占0.8%,说明自1978年以来的职称评定工作是健康的;在具有教师职称的273名教师中,只有两名是“文化大革命”前评定的职称,99.3%的教师是1978年以来评定的职称,1978年以来的职称评定工作,对广播学院师资队伍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占17.0%的基本合格的教师来说,提高水平的任务是很艰巨的。
通过复查验收,摸清了师资队伍的现状,找出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的任务。
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自1978年开展职称评定工作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职称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经验不足和历史遗留问题太多等原因,职称评定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1983年9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决定暂停职称评定工作,进行整顿。1985年底,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提出了“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要求,这次全国职称改革工作首先在高教、科研、卫生系统开展,所以,1986年3月,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就转发了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等文件,职称改革工作就在高等教育系统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起来。在工作中精心指导、审慎行事,坚持试点,逐步铺开。
1986年10月,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部署教师职务聘任工作的准备工作,标志着北京广播学院职称改革工作开始。11月,北京市在完成试点工作之后,高教局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向各高等学校部署了职称改革工作。会后,根据上级要求,成立了北京广播学院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由常振铮、胡大昕、李振水、陈宇锴、吴远香、董纯玉六人组成,常振铮院长任领导小组组长。下设职称改革工作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成立了由常振铮、胡大昕、李振水、王珏、甘章泉、朱羽君、许俊基、齐越、吴为章、张永辉、陈宇锴、吴远香、李孝勖、张颂、金荣景、赵玉明、姚惠龙、龚汉民、董纯玉,共19人组成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常振铮院长任主任。评审委员会下设学科评议组。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教师职务聘任制暂行实施办法》、《 北京广播学院教师职务评审组织章程》、《北京广播学院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纪律》、《关于外语考试的规定》等等。在做这些准备工作的同时,组织教师认真学习职称改革工作和教师职务聘任制度的文件,领会改革的精神,明确教师职务聘任的办法和任职资格评审的程序。
评审教师任职资格是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的重要措施,也是教师最为关心的事。因此,学校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实施极为审慎。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经教师个人申请,各系、部、所推荐组推荐,各学科组按学科评审通过后,提交院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从1987年1月起,北京广播学院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陆续召开会议评审教师任职资格。在评审过程中认真贯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全面考核、择优提升”的原则,努力做到公平、公正,使大家心情舒畅,达到调动教师积极性的目的。根据上级规定,北京广播学院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有权审定讲师和助教的任职资格,教授、副教授的任职资格审议通过后,需上报北京市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审定。1987年7月,北京市高教局以京高教职称字(87)第53号文的形式通知北京广播学院,确认甘章泉等4名同志具有教授任职资格;京高教职称字(87)第54号文确认舒婉平等51名同志具有副教授任职资格。确认时间均为1987年7月7日。此后,各级教师任职资格每年评审一次,评审工作步入正轨,成为师资队伍建设中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教师任职资格评审工作,使师资队伍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到1992年底,专任教师中高级职务者占教师总数的30%,中级职务占40%,初级职务占17.7%,无职称者占12.3%。(二) 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教师水平
由于“十年动乱”,使教师队伍青黄不接。随着“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和教学、科研工作的逐步开展,学生规模的扩大,教学改革的深入,学科、专业的发展,教师数量不足、学业荒疏,队伍结构失调,以致教学、科研水平落后于形势发展需要等问题,日益显露。针对这种情况,北京广播学院采取了一系列补充教师数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措施。1985年3月,提出了《北京广播学院对青年教师培养提高的几点意见》,1986年10月,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关于选派出国进修人员的暂行规定》。
首先,通过各种渠道引进人才,延聘一批优秀教师,促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外流到其他岗位的骨干教师“归队”。人才的引进和优秀教师的“归队”,使北京广播学院的师资队伍力量得到增强。
其次,开展与教师职务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评审工作,从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合理配置方面,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在高等学校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存在着交叉和互动的情况,有些专业技术人员与教师职务相关,如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实验技术人员、图书资料专业人员、新闻出版专业人员、翻译人员等,北京广播学院在顺利开展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之后,相继开展上述与教师相关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评审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使其明确岗位,安心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和相应的队伍建设,从一个侧面强化了教师队伍建设。到1989年4月,与教师职务系列相关的其他系列具有高级职务者30名,中级45名,初级30名。
其三,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研讨班,以及选派教师到重点高等学校进修,出国学习,参加学术会议等,促进教师知识更新和业务水平提高。例如,1986年8月,首届全国播音学术讨论会在银川举行,到会90多位广播电视播音工作者和播音教学、研究人员,对提交大会的学术论文和播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北京广播学院以副院长带队,播音系教师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议。再如,同年9月,由29名骨干教师参加的英语班、日语班先后开班上课,全脱产学习一年,促进了外语水平的提高。从1980到1986年上学期末,选派近40名教师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等学校,在新闻、无线电等13个专业进修深造。1985年度,有8名教师出国进修或攻读学位。在北京广播学院与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电台、日本《朝日电视》、苏联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等国外机构的合作交流中,有40多位教师受益,去对方学习过。
其四,利用本校教育资源,吸纳青年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从1986年起陆续有青年教师攻读本校的硕士学位。经国家教委批准,1986年语言学专业举办了北京广播学院第一个助教进修班,学制一年半。1990年,新闻学专业助教进修班(学制一年)中,60%的学员是本校的青年教师。为规范本校青年教师在职学习硕士学位课程,还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青年教师学习本院硕士学位课程管理办法》。
其五,1990年,与西南交通大学联合,培养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在参加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北京广播学院青年教师中录取博士生,指导教师由西南交通大学的博士导师担任。学制为四年,其中在西南交通大学学习6~10个月,其余时间在北京广播学院边工作边自学。博士生在北京广播学院期间,由西南交通大学的博导和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授联合指导,西南交通大学博导在广播学院期间的工作、生活条件由广播学院提供。修满规定学分、论文答辩通过,由西南交通大学发给毕业证书,并授予博士学位。当年录取博士生两名。两人均顺利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其六,为了提高教师健康水平,在每年学生田径运动会上都设有教师竞赛项目的基础上,从1982年起,单独组织教职工广播体操比赛,以推动平时工间操的持续开展。1982年6月的教职工广播体操比赛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院级领导100%参加,教职工参加人数达到59%,有力地推动了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到1984年,把学生田径运动会中的教职工竞赛项目单列出来,举行教职工运动会。1984年5月举行的北京广播学院首届教职工运动会,根据教职工特点按年龄分组,男女各设五个阶梯、十个组,大大激发了教职工参加运动会的积极性,运动员人数占全院教职工总数的69%。为了准备运动会,有的教师提前一个月就坚持天天练。
从1983年起,学校定期组织中老年知识分子去医院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医务部门对检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提出防病健身措施,改善医疗保健条件。对体检发现问题的个人,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三)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管理制度
树立尊师意识
尊重教师是办好教育的关键,办学要依靠教师。自1985年我国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以来,北京广播学院每年都要隆重庆祝,强化尊师意识,形成重教风气。在第一个教师节到来之前,1985年8月,学校党委决定隆重庆祝教师节,通过庆祝活动,宣传尊师的意义,提高对重教的认识,增强责任感、自豪感,逐步形成尊师爱生的校风;对从事教育工作20年以上的教师进行表彰,宣传他们的工作成绩,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关心教师生活,解决教师的困难;广泛听取教师的意见。9月10日下午的教师节庆祝会,广播电视部部长、党组书记艾知生到会讲话,副部长郝平南及各兄弟单位来宾30多人列席了大会。
1987年6月,工程技术基础部为韩焕堂教授从教50周年举行庆祝会。韩焕堂教授在民族危亡、国家灾难深重的情况下,艰苦奋斗、锲而不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学生万众,分布全国”。他经常向学生讲述自己的坎坷、曲折经历,鼓励学生不断开拓进取,为中青年教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激励进取精神
1983年9月,公布了《北京广播学院教学优秀奖条例(试行)》,对1982~1983学年度教学工作进行讲评,这是北京广播学院建校以来第一次群众性的教学工作评比。广大教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评比工作中,广泛地评议教学组织工作、教学研究活动、教学效果和教书育人工作。体育教研室和工程技术基础部的工程数学教学组两个单位,被评为教学优秀先进集体,获教学优秀集体奖;58名教师获教学优秀奖,其中一等奖3名,二等奖11名,三等奖44名。教学优秀奖的评定,激发了教师的自尊心、成就感和责任感,大家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调动了广大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积极性。
为促进青年教师和青年教育工作者健康成长,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1989年10日,颁布了《北京广播学院“优秀青年教师奖”及“优秀青年教育工作者奖”暂行办法》,规定在北京广播学院连续工作五年以上(指本科毕业生)或连续工作三年以上(指毕业研究生)。达到规定条件的教师、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均可提出申请,经同行专家书面鉴定,评审机构会议评审,以不计名投票表决的方式确定获奖者名单,经院长批准,颁发证书和奖金。每年评定一次,教师节颁奖。
1989年9月7日,北京广播学院隆重举行建校35周年暨教师节庆祝大会,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三台代表分别宣布,从1990年起,联合在北京广播学院设立奖学(教)金(简称:中央三台奖学/教金)。所以,1991年12月,前述《北京广播学院“优秀青年教师奖”及“优秀青年教育工作者奖”暂行办法》,改定为《北京广播学院“优秀青年教师”、“优秀青年教育工作者”评选暂行办法》,用中央三台奖学(教)金奖励称号获得者。评审委员会由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三台共同组成。
由于中央三台奖学(教)金的额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加,奖励力度略有增大,这项奖励制度对青年教师、青年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发挥了应有的激励作用。
实施科学考核
1979年11月,教育部颁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责及考核的暂行规定》,分别对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提出了不同的职责要求,规定从政治表现、业务水平和工作成绩共三个方面定期(通常为每一学期或每一学年一次)考核教师,并将考核结果记入教师的业务档案,作为奖惩的依据。1982年,北京广播学院根据教育部文件的要求,提出了《关于建立教师业务档案及教师定期考核制度的意见》,建立了教师业务档案,并制定了教师定期考核制度,确定教师考核每学年进行一次。教师业务档案的管理,由教务处科研办公室负责。
1992年,北京广播学院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各岗位明确职责和任期目标,实行目标管理。为此,在原有基础上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教师岗位职责及任期目标、教师工作考核及奖励工资的暂行规定》,对助教岗位、讲师岗位、副教授岗位和教授岗位的职责和任期目标做出了明确规定;规定了考核办法、考核程序和考核评分标准。在教师工作考核评分标准中,教学工作占70%,科学研究工作占20%,其他兼职占10%。其中,关于教学工作量的测定,是在1981年4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试行办法》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超额酬金暂行规定》基础上,结合北京广播学院实际情况进行的。
科学、合理的考核,提高了教师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
二、重视管理,审慎实施管理(者)队伍建设新举措
高等学校的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高等学校的管理者是高等学校管理系统的主导,是影响管理效能的关键。建设一支高水平、高质量的管理队伍,和建设一支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1987年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发了一个《关于在高等学校从事教育管理研究工作人员中聘任研究职务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文中提出,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高等学校教育管理工作,提高高等学校科学管理水平,对高等学校中从事教育管理研究工作人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职务试行条例》,聘任研究职务。由于教育管理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涉及多种学科的社会科学,高等学校中具有教学管理、科研管理、人才管理等方面专门知识、技能的专职、兼职人员,从事教育管理研究工作,并取得相应成果者,都可以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参加各级任职资格评审,聘任相应的研究人员职务。文中特别提出,“鉴于评审、聘任教育管理研究职务是一项新的、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先行试点,逐步展开。”
1987年10月,北京市高教局根据国家教委的《实施意见》,制定了《北京市关于在高等学校从事教育管理研究工作人员中聘任研究职务的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实行教育管理研究职务聘任制是为了鼓励他们发扬创造精神,积极开展教育管理科学研究,不断提高教育管理水平,以利于加强教育管理干部队伍建设。”
根据国家教委的《实施意见》和北京市的《暂行办法》,北京广播学院于1987年12月开展教育管理研究工作人员的职务聘任工作。首先,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关于在教育管理研究工作人员中聘任研究职务的实施办法(试行)》,《实施办法》中提出,“为了使评聘工作能顺利进行并保证质量,首先评定任职条件比较充分的管理人员的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取得经验后,再评定其余各层次管理人员相应职务的任职资格。”所以,在1988年1月,组成了以常振铮院长为主任委员的教育管理研究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并经广播电视部批准成立。评审委员会的9名成员由三部分人员组成:广播电视部2人,北京电影学院2人,北京广播学院5人。
1988年2月,进行第一次任职资格评审,全部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在申报的13人中,通过评审的7人,占申报人数的54%,其中研究员1人,副研究员6人。
1988年5月下旬开始,陆续开展了教育管理研究中级职务和初级职务的评审。北京广播学院教育管理研究评审委员会,有权审定中级职务(助理研究员)和初级职务(研究实习员)。
不久,教育管理研究高级职务的审批权和教师职务一样,由北京市的评审委员会承担,广播电视部不再具有教育管理研究高级职务审批权。广播学院教育管理研究评审委员会通过的研究员和副研究员,报北京市评审委员会审定。
实行教育管理研究职务聘任制,对教育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暂行办法》对评审和聘任范围的规定是,“在党、政管理岗位上工作,并兼职从事教育管理研究工作,有一定成果的人员。”“对于研究成果和实际工作成效两个方面不可偏废。”通过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的评审和聘任,使在党、政管理岗位上工作的人,明确了自己所承担的工作的学术性质、学科归属和努力方向。使大家更加安心本职工作,努力做出成效、拿出成果。到1992年底,北京广播学院党、政管理岗位工作人员中,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者占38.8%, 其中正高占1.4% ,副高占8.7% 。中级占21.0%,初级占7.7%。
三、管理者的培养提高和考核(一)提高学历层次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管理队伍人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而且偏低,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领导重视组织管理干部学习,不断提高学历层次。
1982年7月,北京广播学院组织90名青年职工,参加广播电视部组织的文化考试(高中程度),考试科目是数学、语文、物理、化学、史地。考试合格者发给合格证书,存入档案,作为今后晋升的依据之一。这次考试广播学院职工各科均及格者占18%。
随着文化程度的逐步提高,通过函授和夜大学的形式,学习大学专科课程和本科课程的人数逐渐增加。学校为学习者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例如开办升学辅导班,以教育部颁发的《成人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复习大纲》为依据,聘请校内有经验的教师,为有意报考者开班辅导,促使他们克服在职学习的各种困难,顺利完成学业。1985年,参加各种业余学习的职工有78人,其中函授大专班20人,广播电视大学干部班14人,职工大学8人,中央党校15人,在校内跟班旁听11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习10人。
北京广播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1985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政管理工作,对在这些岗位工作而没有达到大学本科(四年制)毕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学习期满、成绩合格者,授予学士学位。按照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要求,第一期主要解决在上述岗位上工作的工农兵学院的补课问题,学制两年。北京广播学院负责北京市东部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政管理干部的培训,当年录取28名,其中北京广播学院10名,均以优良成绩如期毕业,并获哲学学士学位。以后各期主要招收具有大学专科毕业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政管理干部,学习年限两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设立,对提高管理干部的学历层次(专科升本科),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88年开始,管理干部攻读硕士学位的人渐渐多起来。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进行的:一是考取硕士生,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二是随堂听硕士生课程,通过水平考试后,以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岗位上陆续出现了硕士毕业生,为开展教育管理研究,提高管理水平奠定了基础,为教育改革、实现教育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在提高学历层次的同时,为适应管理现代化的需要,使党政管理干部掌握现代管理技术也十分重要,例如学校多次举办计算机应用培训班。后来,参加培训班的人大部分成为部门计算机应用的技术骨干。(二) 采取与教师相同的激励措施
1989年颁布的《北京广播学院“优秀青年教师奖”及“优秀青年教育工作者奖”暂行办法》中,“青年教育工作者”指的就是从事教学管理、科研管理、人才管理等党政管理者和专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在申请条件的五条规定中,在工作量的要求上,教师按学时数提出要求,对管理者提出连续三年出满勤的要求。奖励名额是按有资格申请评奖人员的实际在校人数分配,其余各项办法教师和管理者完全一致。
1991年颁布的《北京广播学院“优秀青年教师”、“优秀青年教育工作者”评选暂行办法》中,把青年教师和青年教育工作者的评奖条件分列,使评选要求更加切合实际,特别是对青年教育工作者提出,“表现优异者不受学历限制”,使评选范围扩大了一些。(三)分级考核
由于管理干部的岗位不同,所承担的工作差别很大,不可能按同一标准进行考核。根据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要求,结合北京广播学院的实际情况,对管理干部的考核按三级进行:院级领导、系部处级(正职)领导和一般干部。
1991年10月,党委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评议领导干部制度》,《制度》规定:评议对象是院、系(处)两级领导,每年年底评议一次,主要考核干部的德、能、勤、绩,重点是坚持办学方向、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情况;开拓、创新、改革,履行岗位职责、贯彻民主集中制、联系群众和廉洁自律情况。院领导在系、处党政干部和部分群众代表参加的范围内述职;系、部、处级领导干部(正职),在各自单位的全体人员会议上述职。然后分别组织评议并对评议结果进行反馈、申述、表态等。
对副处级及以下人员的考核,由部门正职领导负责,人员较多的部门成立由党政领导、工会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参加的考核小组,负责本部门全体人员的考核工作。考核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内容仍然是德、能、勤、绩四个方面。采用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相结合,自我考核和领导考核相结合的办法。
第七节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高等教育工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得以进一步的开展,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党的建设
1977年11月,驻北京广播学院的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撤离学校,在1978年,经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准成立了中共北京广播学院临时委员会。到1980年7月14~16日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距第一次北京广播学院党员大会(1962年),已经是18年了。这次党代会的召开,标志着北京广播学院的工作和党的活动进入了新阶段。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临时党委的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临时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的工作报告;选举中共北京广播学院委员会;选举出席北京市第五次党代会的代表;表彰先进党支部和模范共产党员。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委员会由19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由7人组成,石敬野任书记,孟介夫任副书记。纪律检查委员会由7人组成,孟介夫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就在这时,社会上,有极少数的人从右的方面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共产党发扬民主,提倡解放思想,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和党自身所犯错误的机会,利用“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的、一时还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制造思想混乱,趁机煽动闹事。1978年底前后,北京西单出现了所谓“西单民主墙”,魏京生等一些人打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张贴各种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他们还出版非法刊物,散发反动传单。党内的极少数人在党揭露自身所犯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不承认这股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给以某种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然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
1979年7月,北京广播学院临时党委召开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就提出:进一步宣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分清是非;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改进政治工作方法;整顿党风、校风、学风;加强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以解决少数同志对形势认识不清,对实现四化缺乏信心;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动摇、怀疑;忽视政治和政治思想工作;工作作风上存在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良作风等问题。
1980年9月,新选出的党委会成员集体学习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主要是谈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及一些有关问题。通过学习,党委委员们认识到: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领导,而正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对日常工作要负起第一位的责任。在党委的其他成员中,都要强调个人分工负责,要提倡领导干部勇于负责。
1981年1月,党委委员听取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传达,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次讲话的内容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特别强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否继续巩固,是这次调整工作成败的关键。为了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坚决而又稳妥地把保证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工作做好。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3月,中共北京广播学院委员会,就学习中央一、二、七、九号文件和干部理论学习、党员教育作出安排,要求思想上明确:(1)必须做到无条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2)必须保证广播学院师生在政治上的安定;(3)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以讲积极因素为主;(4)改进各项工作。干部理论学习主要学好三本书,党员教育主要通过学习《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对照自己,开展查路线、查纪律、查作风和发挥党员模范作用的活动,党员受到了党性、党风、党纪的教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加深理解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明确了如何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5月,党委组织为期两周的干部轮训班,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7月,组织全院教职工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决议的诞生,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0月,学院党委用三个半天的时间举行会议,检查党委在领导上存在的软弱涣散问题。委员们认真地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大家认为,总体上党委对“四个坚持”在思想上是明确的,对自由化倾向或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是有警惕的,也是有抵制、有斗争的。会议提出克服软弱涣散的措施是:⑴加强学院领导班子的建设,改善党委的领导,主要是常委的领导;⑵对学院“老、大、难”的问题要敢抓、敢批、敢解决,不推、不拖、不回避;⑶狠抓党风建设;⑷及时向上级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主动争取上级领导的帮助。
1982年6月,学院党委决定:从1982年7月1日起,至1983年7月1日止,在全校范围内继续开展“争创先进党支部和争做优秀共产党员”活动。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耀邦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9月16日,广播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十二大文件和北京市委会议精神。下午,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动员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开创北京广播学院工作的新局面。通过对新党章和党的十二大文件的学习,广大党员加深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认识,提高了在政治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
1983年4月,为整党做准备的党员教育开始,召开党员大会进行动员,部署学习任务。6月,讲党课;9月,学院党委作出了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安排,系、处级干部分期举办学习班,半日工作,半日学习。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接着,全院各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整党决定》;系、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听取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邓小平、陈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阐述了整党的迫切性,就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两个问题发表了意见。明确提出整党不走过场的重要标志是:克服领导上软弱涣散状态,坚决清理三种人和各种错误严重的人;对大多数党员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实现党风根本好转。邓小平在讲话中揭示了精神污染的实质、表现、危害和产生的原因,提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1月,学院党委作出决定,在深入学习二中全会文件和陈云讲话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认真检查清理。检查清理的范围和内容是:思想上、生活上、作风上有没有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没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和言论;有没有利用工作之便,观看、传播反动的、黄色书画和音像制品;在教材、讲义和书报中有没有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观点;各级领导班子在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方面有没有软弱涣散现象。月底,用两天的时间,系、处以上干部旁听了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邓力群、吴冷西关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的政策界限的重要讲话和报告。12月,根据党委发出的“年终总结和评选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通知,在全校范围内展开总结和评优活动。总结的内容是:本单位、本部门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学习贯彻二中全会精神情况;业务工作完成情况;党的思想建设和日常思想政治工作情况;领导班子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和团结方面的情况。总结以系、处或科室为单位。在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本单位、本部门1984年工作计划和具体措施,评出1983年的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最终,评出11个先进集体,101名先进工作者。
1984年4月,学院党委根据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指示精神,为做好整党前的准备工作,作出了上半年全校党员学习整党文件的安排。
1985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的有关精神,成立了北京广播学院整党工作领导小组,在学院党委常委领导下,负责全院整党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检查指导,保证做到整党工作和日常业务工作两不误。整党领导小组由组长常振铮担任,副组长刘继南,共五人组成。广播电视部党组同意成立该整党领导小组。紧接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常振铮做整党动员报告,并组织学习有关整党文件。参加扩大会议的有各系、部、处党总支书记和党员领导干部,直属党支部书记和党委机关工作人员共100多人,会议进行了四天。然后,召开广播学院全体党员大会,常振铮代表党委做整党动员报告。6月,广播学院整党领导小组邀请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副教授于楠,做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专题报告。至此,北京广播学院的整党工作正式开始。9月,整党领导小组进一步对党总支、支部的整党工作进行指导。学院党委召开院直机关全体党员会议,对整党中进一步端正指导思想、改进工作作风、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其他各党总支、支部进一步学习文件,集中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10月,整党进入对照检查阶段。对照检查强调以自我教育为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一分为二,诚心诚意地听取意见,诚心诚意地帮助同志。常振铮代表院党委常委做集体对照检查,并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到11月,院党委常委的其他委员在科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各党总支和支部陆续开始进行对照检查。12月,整党进入党员登记阶段。通过整党,教育了广大党员,纯洁了党的队伍,健全了党的组织,恢复了党内民主生活制度。这次整党还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对群众意见和涉及教职工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了妥善的解决和处理,为加强党的领导创造了条件。
1986年2月,学院党委分别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全体党员会议,传达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和陈云关于高级干部乘坐小汽车的指示,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要端正党风。根据上述精神,北京广播学院成立了以胡大昕为组长的端正党风领导小组。4月25~26日召开了北京广播学院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共有109名代表参加。大会的议程是:审议党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期间还要讨论确定北京广播学院“七五”期间的大政方针、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同时就巩固和发展整党成果,进一步端正党风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作用提出新的措施。会上,将表彰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上届党委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18人组成的新的委员会和由7人组成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表彰了5个先进党支部和17名优秀党员。原广播电视部副部长郝平南,广播电视部副部长聂大江,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作部部长汪家等,都亲临大会指导并讲话,热烈祝贺大会召开,并就广播学院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党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选举产生了党委常委、书记、副书记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并经广播电视部党组批准,常委会由5人组成,胡大昕任书记,刘继南任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新一届党委会在上一届党委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狠抓组织建设和党风建设,而且逐步走上制度化。
1987年6月,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党的领导干部抓党风责任制》,分别规定了在党风建设上党委书记的责任、党委常委的责任、党总支书记的责任和党支部书记的责任。对纪委在党风建设上的责任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988年10月,党委制定了《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暂行规定》,对党内监督的对象、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党内监督的主要形式,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本《暂行规定》执行情况的检查,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进入90年代,党中央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出发,联系1989年政治风波所反映的问题,总结高等学校党建工作的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扎扎实实地研究和解决高等学校党建工作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于1990年4月,批准召开了我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有约300人参加的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做了题为《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报告。报告强调,“我们的高等学校肩负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要落实这个任务,必须把德育放在学校各项工作的首位,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德育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必须“使教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彻底纠正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最大的失误”。报告还指出,高等学校“应当成为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坚强堡垒”,“应当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强阵地”,“应当成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社会局势的主要力量”。1990年7月,党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北京广播学院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按《通知》要求,积极改进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在1991年一年之内,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先后颁布了八项制度、规则、规定。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发〔1990〕12号文)精神,提出了《加强北京广播学院党的建设的意见》,在50条意见中阐述了加强党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确理解和认识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德育首位;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领导班子的组织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切实搞好党支部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党员思想教育,努力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加强党对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研究生会等群众组织和教代会的领导,加强对民主党派组织和成员的政治领导;建设一支以精干的专职人员为骨干、专兼职结合的素质较高的党务工作队伍;正式建立党校等共十个方面的问题,对学校党的建设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关于建立北京广播学院党校的决定》,对党校的组织领导、党校的任务、办学原则等作了明确规定,不久,党校正式开课。相继出台的还有《中共北京广播学院委员会常委会议事规则》、《北京广播学院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北京广播学院领导干部廉政规定》、《北京广播学院领导干部谈话制度》、《北京广播学院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党总支中心组学习制度》等。1992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已经是第三次了。会上,李铁映做了《加强党的建设深化高校改革,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报告。与会代表认真学习了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研究了加快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以及促进高教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会议强调,在新形势下,越是加快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会后,各地党委和各高等学校党委加强了对高教改革的领导,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积极推动高教事业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同时,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教学和科研等业务工作,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又取得新的进展。北京广播学院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方面,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并努力使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和改革、发展、教学、科研相结合,取得一些成绩。例如,党校工作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又提出《关于办好党校的意见》,针对党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例如,经费问题,教学设备、教学手段问题,教学计划、教材、管理制度问题,党课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等等,提出了改进措施。为了促进党风和廉政建设,拓宽监督渠道,强化民主监督,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党风和廉政建设监督员制度,制定了《北京广播学院关于建立党风和廉政建设监督员制度的暂行规定》等。
组织建设和党风建设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发展。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多渠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使北京广播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在帮助师生员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同时,北京广播学院还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和各种教育渠道,激励师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及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1980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石敬野在做关于1980年工作要点说明时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郑重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广大教师深受鼓舞。
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在认真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学习、提高认识,进行理想、道德、纪律和形势教育,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感受改革开放政策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积极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为解决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党委提出进一步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对知识分子不仅要在工作上放手使用,在生活上关怀照顾,而且要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决不许把确已具备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拒于党的大门之外。提出要正确对待几个关系:不要把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业务,看成是“只专不红”、追求个人名利;不要把尊重科学、有独立见解、遇事不苟同,看成是骄傲自大、固执己见;不要把锐意改革、敢于创新,看成是缺乏组织观念、不尊重领导,等等。对待要求入党的人,要看主流,不要在枝节问题上挑剔;对待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问题,要着重看本人的基本政治态度和现实表现。1984年上半年有5名教职工入党,他们心情激动,感谢党组织对他们的重视和信任,决心为党的教育事业不断做出新贡献。
在1985年的第一个教师节,北京广播学院作出了对从事教育工作20年以上的教师和工作人员进行表彰的决定。对其中成绩突出者,在院刊、宣传橱窗、校广播台介绍其先进事迹,为广大师生树立榜样。通过第一个教师节广泛开展尊师爱生活动,进一步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革命热情,鼓舞广大教师热爱学生、关心学生,增强育人的责任感,真正做到为人师表。学校采取一系列的激励措施,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广泛开展师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提倡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在思想品德方面做学生的表率,以坚定的信念、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模范的行为去熏陶学生,促进一代新人茁壮成长。1987年9月颁布了《北京广播学院教书育人工作条例》和《教书育人守则》、《管理育人守则》、《服务育人守则》,以推动教职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用心血和汗水谱写新篇章。为树立良好校风、转变社会风气,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教师的身教重于言教,在思想上、学业上都要一丝不苟,严格要求自己,注重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严师才能出高徒。
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在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1981年10月,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办公室在发布整顿教工共青团组织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教工团组织的工作,在按共青团系统的部署开展工作的同时,要依靠各级党组织,重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青年教职工是教职工队伍中最活跃的一部分,是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为了做好青年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学校制定了一系列关于青年教职工培养、提高和管理办法、规章、制度,使青年教职工得到比较多的关怀和帮助,使他们健康成长。北京广播学院工会,从多方面开展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例如,1986年3月,曾组织部分教师就如何做到教书育人的问题进行座谈,党委副书记刘继南到会与教师共同探讨,收到良好的效果。(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1980年6月,为了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广播学院党委决定,设立学生工作部。要求各系由一名党总支副书记主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设专职干部处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各系设专职团总支书记,负责全系共青团工作;健全班主任、政治辅导员制度,各系按年级配备政治辅导员,按班级配备专职或兼职班主任。组织上的保证,为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对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以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要加强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
1981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三十号文件和蒋南翔在教育部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通过四天半的学习讨论,明确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北京广播学院的具体部署。按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1982年6月,学院党委召开了全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全院政工干部、各单位负责人和各班主任共100多人参加会议,共同探讨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教育管理问题。党委常委杨一明做工作报告,党委书记石敬野做会议总结报告。与会者对加强北京广播学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广泛发表了意见,建议成立德育教研室、开设德育课的呼声很高。
抓好“主阵地”,提高“两课”教学质量
1980年,教育部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同时,正式颁布了《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试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地位和任务,强调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6月,学院专门召集各系领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和相关人员研究政治理论课的设置问题。经过积极筹备,1983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的德育课正式开讲。按教学计划规定,德育课要对学生进行培养目标和大学生行为准则的教育;进行革命人生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进行民主与法制教育;进行理想和前途教育。学院党委多位领导随堂听课给予指导。配合课堂教学,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后教育。例如,4月学院党委作出《关于向白振生同志学习的决定》,举行白振生事迹报告会。白振生是广播学院1968届毕业生,因工作遭人报复,被杀害。生前任北戴河一中教导主任,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追认他为“模范教育工作者”。举行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会,介绍赵一曼烈士的英雄事迹;请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玉柱同志做报告等反映十分强烈。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8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突出了贯彻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问题,以《决议》为教材,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北京广播学院认真组织师生学习贯彻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决议》。在学习中,邀请《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到校给师生做报告,受到大学生的欢迎。教师注意结合教学学习《决议》,把《决议》精神贯穿到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的教学中。
1987年1月,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召开党委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系总支书记会议,研究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问题,会上提出了为学生再开设两门课:共产主义品德课、形势任务与时事政策课。同时提出,为提高教学质量,任课教师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学生进行政治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和根本措施,对学生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导向和奠基的作用。为保证政治思想教育的质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教师,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6月,北京广播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成立,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暨首届年会。大会听取了筹备工作报告,通过了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28人组成的理事会。经理事会选举,党委副书记刘继南任会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的诞生,对于发动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教师开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水平,科学地、有效地、深入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1月,出版了第一本论文集《耕耘与探索》,共发表36篇论文。论文作者中有政工干部,也有教师;既有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的领导干部,也有进入高等学校不久的新手,大家的共同点是要好好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此后,每年都要开会研讨,每年都要动笔出书。
全国部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系列教材之二——《职业道德教育教程》,由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19所高等学校联合编写,北京广播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会长、党委副书记刘继南担任主审,拟于1990年出版。1989年10月,《职业道德教育教程》统稿会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参加编写的高校有关领导和广播学院的德育教师约50人参加会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市高校德育研究会会长杨静云出席会议并讲话。1991年北京广播学院本科三、四年级开设了职业道德课。
1990年6月,国家教委党组发出《关于高等学校组织学习〈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试用本)〉的意见》。根据这一部署,北京广播学院围绕《纲要》的学习,深入地开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还结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教育,对学生进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
创造条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提高学生的觉悟和能力
人的品德和世界观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对学生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依靠社会力量完成的一种贯穿于大学生健康成长全过程的活动,其中包括公益劳动、专业实践、社会服务等多种形式。1982年9月,电视系第一次由教师带领学生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完成电视剧《继母》,实现了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为以后的专业实践奠定了基础。为了做好本科生毕业实习工作,学院专门召开毕业实习动员大会。1984年2月的实习动员会,院长常振铮做动员报告,强调专业实践的重要意义,要求学生把在校学到的书本知识综合运用到实践中去,逐步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实习则是对四年学习的总检验,要明确目的、端正态度、集中精力、刻苦钻研。1986年,八三级电视导演专业学生为完成作业、拍摄的电视剧《黄昏的故事》,获得全国电视小品短剧优秀奖,表现出了他们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艰苦奋斗、勇于探索的精神。电视系有学生参加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活动,受到四川省政府的奖励。1987年3月,八三级(毕业班)200多名文科学生陆续到各地电台、电视台参加为期4个月的实习,使他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接受教育和锻炼。
1987年,针对大学生脱离实践,对中国国情民情缺乏了解,容易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弱点,国家教委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广泛组织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意见》,不久,国家教委又与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好1987年暑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当年暑假,北京广播学院团委、学生会组织考察队去山东潍坊和河北涉县进行社会调查。多数没参加考察队的同学,利用暑假在家乡就地进行社会调查。大学生的举动,普遍受到当地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并使大学生受到了教育。调查结束回到学校,很多学生写了调查报告,通过调查,了解了国情、民情,认识了自己,锻炼了思想作风,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
1990年暑假,电视系组织20多名师生到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参加社会实践。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鄂尔多斯电视台实习的学生,与电视台的同志共同创办了“鄂尔多斯30分钟”专题节目,采制了100多条系列报道,还拍摄了一部反映实习生活的电视片——《大学最后一课》。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在《北京广播学院部分师生赴内蒙古伊克昭盟进行社会实践的总结》上批示:这个经验很好,其中所讲的道理似乎并无新意,但却是几十年来社会实践中反复证明了的基本经验,请教育司在我部教育系统大力提倡落实,使其制度化。部机关要研究如何支持、促进,因为这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途径之一。此件可在我部报刊发表。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常委召开会议,认真讨论研究了部长对学生进行社会实践问题的批示精神。后来,北京广播学院还和中国广播艺术团、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过“艺苑风景线”的主题歌和部分文艺节目,和上海金山电视台联合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广告专业学生参加广告宣布、派发“潘婷” 化妆品等等。1992年4月,第三次“理想杯”大学生电视作品评奖中,广播学院电视系、文编系学生创作的三部作品获奖。“理想杯” 大学生电视作品评奖,是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北京电视台联合举办,两年一度的评奖活动。这次获奖作品是,电视剧《青春的喜马拉雅》获“奋进奖”,电视小品《鞋》获三等奖,电视专题片《大学最后一课》获二等奖。北京广播学院作为连续三届参加“理想杯”创作活动的两所高校之一,被授予曹禺亲笔题字的“理想之光”奖牌。
劳动永远是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北京广播学院一贯重视劳动教育,例如,1977年3月,就组织学生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在北京广播学院参加的各项劳动中,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美化环境,是重要的劳动项目。起初,哪里有植树任务就到哪里去,例如,去过果庄大队,去过怀柔县崔家坟,还去过怀柔县城关公社东四村、怀柔县红螺寺等等。1986年3月,根据北京市绿化委员会和北京市高教局的安排,北京广播学院“七五”期间的植树任务是26 800株。为此,广播学院召开院长办公会讨论落实:为加强对义务植树的领导,调整学院绿化领导班子,由副院长李振水任绿化领导小组组长;把广播学院的植树点建在延庆县龙庆峡水库,并在龙庆峡建立植树基地,为学生上山植树期间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例如,建造木板房、架设电线、挖井、安装水泵、泵水上山等等。从此,每年都组织学生到龙庆峡植树造林,把植树造林作为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一课。劳动期间还安排学生进行农村调查、听劳动模范做报告等。学校的精心组织和学生的认真实践,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义务植树劳动得到周围农民、农村干部的称赞和社会的广泛好评,从1986年起连续6年获得首都绿化先进单位的称号。
1986年初,北京广播学院团委书记带领学生去云南边防前线某师政治部,在老山前线和部队战士、干部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用他们的知识、技能为部队服务。他们帮助该部编辑制作三部录像片:《九二三出击作战纪实》、《祖国在我心中》和《战场管理》,还深入前沿阵地为战士演出文艺节目、慰问伤员等,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4月,播音系一个班的学生到北京市朝阳区工读学校和学生座谈,并演出文艺节目,受到工读学校师生的热情接待。街头设点开展义务服务,随时都在进行,例如,为居民免费修理小家电,这是工科专业学生的特长。到农村参加社会实践、为农民服务,非常受欢迎,同时提高了学生的思想和专业技能。在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中,1990年9月参加的第十一届亚运会服务,无疑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实践。由于我国首次承担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在电视转播、翻译、播音等方面的人力、物力都需要多方组织筹措,所以在1989年3月,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王枫就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动员部直属单位和各地方台的力量参加亚运会工作。王枫副部长在一次亚运会电视转播工作座谈会上说:这次亚运会是在国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举办的,因此,要动员全国电视系统的力量来进行电视转播工作。大家都要发扬奉献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顾大局、识大体,选派最强的队伍,抽调最好的设备到北京参加亚运会电视转播工作。会议决定,首先动员广播学院师生协助中央电视台进行亚运会电视转播工作。会后,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和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常振铮,就北京广播学院承担亚运会电视转播的部分任务签订了协议书。1990年5月,学院开始对参加中央电视台亚运会服务人员进行培训,还请亚运会组委会副主席何振梁来学院做报告等等。北京广播学院音像教材出版社摄制完成由外交部监制、亚运会组委会指定发行的《常用外交礼节》录像带,向全国发行。学院召开全院大会,由常振铮院长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亚运会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北京市委工作会议精神,向全校做迎接亚运会的思想动员。强调要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确保学校安定团结和亚运会的安全;以开好亚运会为动力,切实做好亚运会电视转播工作;大力开展创“三优”活动,推动全校精神文明建设。会后各系、各单位联系本部门实际情况进行了讨论。6月,参加亚运会服务的人员陆续到位,有隶属于亚运会广播电视委员会公关部、承担外语资料翻译工作的,有隶属于亚运会广播电视委员会场馆部、承担微波传输和评议席值班工作的,有亚运会组委会考核合格、担任主要场馆竞赛地中、英文播音工作的等等,共232人。9月,学院组织400名学生参加朝阳区迎接亚运会圣火活动,同学们热情高涨,出色地完成了地方政府交给的任务。10月,亚运会广播电视委员会举行联谊会,祝贺广播学院师生参加亚运会电视转播等项工作圆满成功。广播电视部部长、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副台长,广播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院长、副院长等都出席了联谊会,部领导充分肯定广播学院师生为亚运会所做的贡献。接着,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亚运会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同学们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为亚运会服务的,都表现出高昂的热情,工作认真负责,高水平地完成了工作任务。表彰会为参加亚运会服务的18个小组颁发了奖状。
开辟第二课堂,建设校园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灵活多样
1987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北京广播学院根据《决定》的精神,采取措施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努力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发动全校教职工,特别是发挥教师的作用,加强教书育人工作;整顿校风、学风,整顿校内秩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活跃学生的业余文体活动,灵活多样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北京广播学院第二课堂的最初形式主要是业余讲座。讲座内容有文学艺术问题、国际问题、历史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体育问题等等,称之为“百科知识讲座”,定时举行(每周五晚一讲),自愿参加。结合专业的,还举办过电影艺术讲座和科学技术讲座等。第二课堂活动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党委、团委、学生会,还精心组织一些具有创新特色和较大社会影响的活动,使第二课堂的内容进一步拓展,让广大师生在参与中接受教育,使思想得到升华。例如。参加援助非洲募捐活动、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捐款赞助活动、义务献血活动等。根据大学生特点,举行一些竞赛类活动:演讲辩论会,“党在我心中”知识竞赛、百科知识竞赛、“广院杯”国际知识竞赛,“纪念五四”演讲比赛、“纪念五四”外语(英语、非通用语)讲演比赛、“电路实验”技术竞赛、首都高校“红十字救护”技能竞赛等。首都高校“红十字救护技能”竞赛是在1991年4月至5月举行的,经过决赛广播学院获一等奖。在首都高校英语比赛中,广播学院获一等奖。对于“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礼貌月”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也都积极发动、认真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校园、宿舍环境,课堂、食堂、礼堂,会场、运动场、舞场等的卫生、秩序,都不断得到改善、优化,为创建“文明校园”奠定了基础。体育、文艺活动如火如荼。
1.加强体育,努力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
体育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广播学院历来都十分重视体育工作。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于1977年5月,就举行首次全院学生广播体操会操评比大会,并于8月,组织七五、七六两个年级的学生,到河北邢台51003部队接受军事训练。1978年9月,成立了北京广播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由副院长孟介夫任主任。根据1979年10月,教育部、国家体委发布的《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学校确定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指导学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掌握体育的基本知识和运动技能,学会锻炼身体的方法,养成经常锻炼身体的习惯,不断提高运动技能水平;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为增强学生体质,提高运动水平,1980年4月,举行了打倒“四人帮”之后的第一次田径运动会——北京广播学院第七届田运动会。1982年4月,北京市高等学校东郊地区第二届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北京工业大学举行,北京广播学院组成了有29名运动员的田经代表队,参加了这次有13支代表队的体育赛事,取得了两项第一名和一项第二名的好成绩。在1983年5月举行的首都高等学校第二十二届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广播学院八一级播音系学生张忠文打破首都高校男子跳高记录,获得跳高冠军。广播学院学生的运动水平在逐步提高。
广播学院党委时刻关注着体育工作。1982年5月,召开党委会议听取体育工作的汇报,研究体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的任务和改进工作的措施。根据教育部和国家体委文件的规定,把体育教研室由科级单位,提升为学校直属教研室(处级),在主管院长的领导下,具体组织全院的体育工作。6月,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委关于《加强体育工作的意见》,党委书记石敬野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加强体育课教学方面,提出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严格纪律,严格考核。实行男、女分班教学,一年级以“达标”为主,增强学生体质;二年级学生自愿选项,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能学会一两个终身锻炼的项目;三、四年级开设选修课。在开展课外体育活动方面,要求学生必须坚持上早操,并严格考勤。在1977年开始举行广播体操比赛的基础上,坚持经常、不定期地举行广播体操比赛,以推动广播体操的普及。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运动场上一片欢腾,校园呈现一派生机。在体育竞赛方面,坚持群众性和经常性,小型多样,单项分散,校内为主,校外为辅。从1980年开始,学校每年都举行一次全校性的田径运动会和新生运动会。各种球类比赛,长跑比赛,火炬接力赛,各种单项的、系际的、系内的、年级的、班组的中小型比赛十分活跃,对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丰富生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从1987年开始,北京广播学院团委、学生会在体育教研室的支持下开始举办体育节。首届体育节是从6月13日下午开始,历时7个下午和晚上,取得开局的成功。体育节共有六项内容:第一项是体育知识竞赛,以书面答卷的形式进行,参加者有250多人。第二项是播放体育录像片,共播放两场,场场爆满。第三项是文科联队对工科联队的女子排球赛,精彩、激烈,是广播学院历年来少有的高水平对抗。第四项是文科联队对工科联队的男子足球赛。第五项是武术比赛。第六项是体育知识集体对抗赛,以面对面知识竞赛的形式进行。在体育节期间,邀请体育界知名人士:张俊秀、邓若曾、高健、张宏根等来院,并发表精彩的演说。张俊秀为足球比赛开球。之后,各位来宾观看武术比赛。各位体育界名人,在观看了比赛并听取了关于体育节的汇报后,对体育节给予高度评价。体育节的举办,激发了大学生们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广大同学的踊跃参与,使组织者也从中得到了锻炼,并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由于北京广播学院体育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设施的不断完善,1984年10月,北京市东郊地区高等学校第五届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广播学院田径场举行。参加比赛的有17所高等学校的556名运动员,广播学院获男女团体总分第二名,男子团体第一名,还有跳高等5个单项第一名。运动会的组织、管理、接待等各方面工作,得到参赛高校的一致好评,运动会圆满成功。成功举办北京市东郊地区高校运动会,是对广播学院体育工作的一次检验,运动会之后,进行了全面总结。
1986年8月,八五级本科生385名学生,到驻山东某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集团军138师参加军训。这是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北京广播学院首次组织的学生军训。军训是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的重要形式。国防教育可以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使国防教育为大学生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奠定基础。经过3周的军训,使师生达到思想、训练“双丰收”,有68名学生被评为军训积极分子。实践证明,军训是培养人才的一项有效措施。 1989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列为军事训练试点高校,从9月份开始,学生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按大学生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为完成试点任务,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军训工作领导小组,副院长赵玉明任领导小组组长。办事机构设:军事工作小组、政治工作小组、后勤工作小组、日常工作小组和体育军训部。在这个系统的组织下,10月,八九级新生283名同学到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十一团参加为期4周的军事训练。学院军训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院长赵玉明带队。军训期间,国家教委军训处、北京学生军训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政府文教办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军训部队看望广播学院八九级军训的学生。检查了内务和军事训练,对学生表现出来的高涨热情和良好纪律给予表扬和鼓励。事过三天,北京市委汪家、陆宇澄等领导同志和北京卫戍区政委李进民等,到军训部队看望广播学院八九级军训学生。领导除查看学生宿舍内务外,还检阅了学生军训营分列式,并与少数民族班学生座谈。领导同志充分肯定广播学院学生军训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希望部队和学院双方建立长期的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军训结束返校时,身着军装的学生接受了院领导的检阅,并进行了分列式表演,受到院领导和数百名师生员工的欢迎。11月,军事理论课正式开始,按教学计划共八讲,每周一讲。考试成绩作为学业成绩的一部分。学生摄制的、记录八九级学生军训生活的专题片——《大学生第一课》,1990年荣获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举办的“第二届理想杯大学生电视剧专题片展播”专题片最高奖,并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以后,每年新生入学都要按计划安排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
1991年底,国家教委、北京市高教局、北京市大学生军训办公室、广播电影电视部教育司及有关军事院校教官组成的军训检查组,到北京广播学院检查验收学生军训试点工作。学院军训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院长赵玉明,向检查组全面汇报了学生军训工作,检查组检查了有关学生军训的各项工作,最后评价良好,验收通过。
2.积极开展文艺活动,提高审美情趣实现和谐发展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组织青年学生开展各项活动方面,共青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78年底,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打倒“四人帮”之后的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第四届团代会。团代会代表采取自下而上、民主协商的办法产生。经团代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北京广播学院第四届委员会,高昶任团委书记。共青团组织的健全,使团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开展,例如:为继承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弘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举办纪念五四青年节文艺演出等。
1982年,北京市要举办五月合唱节活动。为了迎接这次活动,从3月开始,团委、学生会就积极进行准备。团委、学生会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有关人员创作歌曲,组建合唱团,组织排练等。在“北京合唱节”第六场音乐会上,北京广播学院大学生合唱团演出了自己创作的《校园组歌》,在广大观众和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幕间休息时,合唱节办公室秘书长、中央乐团指挥秋里,向观看演出的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宣传部长和大学生合唱团指挥热烈祝贺演出成功。在合唱节期间,《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音乐报》都发表了照片和消息,报道和介绍了《校园组歌》。其中《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获奖歌曲,向全国推荐。《人民音乐》、《广播歌曲》等刊物也陆续刊登。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团中央文体部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相应的团委文体部共同主办的《八十年代新一辈》青年歌曲征集活动中,《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被评为获奖歌曲。从此,北京广播学院大学生合唱团,在北京市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几乎每年都有校外演出活动。1983年底,共青团中央举办《元旦首都青年文明歌咏大会》,北京广播学院大学生合唱团是大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参加了歌咏大会。1985年12月,北京广播学院大学生合唱团参加了北京市举办的《北京大学生光荣的“一二·九”文艺节》演出比赛,女生小合唱获创作和表演三等奖。1986年5月,北京广播学院大学生合唱团,参加第二届“北京合唱节”歌咏比赛,获二等奖。1987年6月,在北京五月鲜花歌咏活动——大学生理想之歌歌咏比赛决赛中,北京广播学院大学生合唱团获演出和歌曲创作两项一等奖。接着,1988年5月,第二届大学生理想之歌歌咏比赛决赛中,又获一等奖。12月,广播学院学生还参加了团市委和市学联组织的《纪念“一二·九”大学生艺术世界联欢会》的演出,得到观众好评。
北京广播学院团委、学生会,在组织筹备参加校外大型演出的基础上,对校内群众性文艺活动也很重视。例如,举办中秋节舞会、纪念“一二·九”合唱比赛、与工会联合举行“五一劳动节”慰问教师文艺联欢、“五四青年节”学生与教职工联欢同台演出文艺节目,等。有时,还邀请校外演出团体到校与大学生同台演出。例如,1986年广播学院隆重举行纪念“五四青年节大合唱”,就是由老战士合唱团、广播之友合唱团和广播学院大学生合唱团同台演出。演出之后,老战士合唱团和广播之友合唱团的部分团员,与广播学院学生代表围绕大学生如何成才、走什么道路问题进行座谈。6月,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市的“什里夫波特合唱团”来北京广播学院访问。广播学院1000多名学生与“什里夫波特合唱团”联欢,广播学院大学生合唱团演出了《校园组歌》选曲,通过歌声向美国朋友介绍了中国音乐,并向他们展示了中国大学生的豪情壮志和精神面貌。在热烈的掌声中,由33人组成的“什里夫波特合唱团”登台演出了11首富有美国音乐特色的歌曲。女高音歌唱家琼斯夫人的美妙歌声,也赢得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掌声。演出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中结束。演出前,“什里夫波特合唱团”的团员们和北京广播学院大学生还进行了交流,大家畅所欲言、十分愉快,在友好、诚挚的气氛中交流了感情。合唱团指挥威尔·安德斯博士在联欢结束时说:我很高兴听到年轻大学生的演唱,你们的歌声是美妙的。在你们的掌声中,我们感觉到了友谊和信赖,感觉到了你们炽热的感情。威尔·安德斯博士一再表示,以后还要带更大的合唱团到北京广播学院来。1987年3月,学院还邀请中央歌舞团著名表演艺术家来校,为1000多名大学生讲演。艺术家以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亲身经历和艺术实践,表达了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厚感情,回答了大学生所关心的人生价值问题,同时以自己在40多个国家表演的感受,抒发了民族自豪感。艺术家富有激情的讲演,引起大学生的强烈共鸣。除了与校外演出团体同台演出之外,学院还邀请校外演出团体来校专场演出,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团、中国广播艺术团电声乐团等等,都到北京广播学院专场演出过,受到同学们的极大欢迎。1987年3月到4月,北京广播学院与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举办革命传统教育电影回顾展,也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在众多的、校内外的文艺活动中,同学们受到艺术的熏陶,培养了大学生感受美、理解美、鉴定美和创造美的高尚情趣和能力。北京广播学院团委和学生会联合,创办了一个取名为“广院之春”的歌曲演唱活动,按年度举行。从1985年开始,举行首次“广院之春”歌曲演唱活动——学生歌手大奖赛,参加大奖赛有39名学生歌手,一千多名师生观看了大奖赛。到1986年第二届“广院之春”歌曲演唱会的时候,其规模和盛况都超过第一届,成为全校大学生瞩目的一项活动。从此以后,每年举行一次,而且“广院之春”的内容、形式都得到不断发展。1989年4月,第五届“广院之春”歌手大奖赛期间,加拿大BC省中学生环太平洋合唱团,应邀来到中国参加“广院之春”,并与广播学院的大学生进行友好联欢。在联欢会上,赵玉明副院长代表广播学院与加拿大BC省中学生环太平洋合唱团交换了国旗,中学生环太平洋合唱团演唱了《加拿大国歌》和中国歌曲《打土豪分田地》,掀起了一个热烈、欢乐、友好气氛的高潮。加拿大朋友观摩了大奖赛,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录制了这台演出的专题新闻。在连续不断地、成功地举办“广院之春”歌曲演唱活动的同时,为满足大学生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渴求,满足更多同学的需要,多方面提高艺术修养,造就和谐发展的新型人才,又创办了“艺术节”这一新颖形式,并为艺术节征集了节徽图案。首届艺术于1986年11月,拉开序幕,开幕式上邀请几位国内著名民族器乐演奏家进行了精彩的民族器乐演奏。在为期10天的艺术节中,有关于雕塑、时装、音乐欣赏等方面的讲座,举办了两场电影晚会,举办了诗歌大赛、硬笔书法大赛和书法美术作品展览等。最后举行的学生文艺汇演,把艺术节推向高潮。大学生们对艺术节反映强烈,都希望把艺术节这种形式延续下去,并提出许多建议。组织者在这次活动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信心使艺术节越办越好。以后各年的艺术节中,学生自创节目陆续增加,到1992年的第七届艺术节,学生自创节目已经占主导地位。
各方携手,努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相结合
1985年3月,广播学院召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院长、副院长,各系、部、处党政领导干部,共青团、学生会干部等共180人。党委副书记刘继南做题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努力做好我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报告,与会人员展开热烈的讨论。院长常振铮在总结发言中,强调当前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身体力行,深入群众,进一步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贡献力量。会议进行了四个下午,与会人员对于适应新形势需要,培养合格的广播电视人才有了进一步认识。
根据北京广播学院的培养目标,从学生进校之日起,抓紧对他们进行专业教育。每年新生入学都要举行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学校领导都要讲话,勉励他们在思想上、学习上不断进步;有时还有上级领导到会讲话。各系还要组织迎新活动,请知名教授与学生谈话,对学生提出希望和要求等。除通过教学计划内各门课程的教学,使他们逐步认识广播电视工作者的责任和所应具备的素质外,还通过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的老前辈的事迹和教诲,使学生增加感性认识,使他们逐步树立起做一名优秀的广播电视工作者的志向。例如:1983年4月,请广播电视部技术局局长、高级工程师何大中给学生讲怎样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广播电视技术工作者,请新中国第一位男播音员、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北京广播学院教授齐越,给学生讲“大学生的历史责任”。同时,学校和家长保持联系,放寒假前学校给家长写信,介绍学校情况和学生情况,并提出他们在对自己孩子教育方面的要求,学校和家长配合共同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院先后制定和实施了《首都大学生守则》、《北京广播学院学生手册》、《北京广播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北京广播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实施细则》、《北京广播学院“三好”学生评选办法》、《北京广播学院“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学校通过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通过设立奖学金,激励学生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北京广播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共青团北京广播学院委员会关于加强组织管理、严格纪律的规定》、《北京广播学院治安管理规则》等办法和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使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之后,思想文化战线采取许多措施克服软弱涣散状态,教育部也召开专门研究部署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会议。根据二中全会精神和教育部的部署,北京广播学院为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和识别能力,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增强大学生抵制精神污染的自觉性和免疫力;加强管理,从制度上堵塞精神污染的渠道;引导大学生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知识。党委常委在分析了学生思想情况后,就加强与学生对话,改善领导与学生关系的问题作出决定。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同学们就教学问题、学校的治安问题、后勤工作问题、毕业分配工作问题、广播站问题等多方面提出意见、疑问和一些想法。参加对话的领导、教授和相应管理部门的同志一一作出答复,并发表了意见和建议,以及改进措施等。学生们反映很好,认为这种对话达到了双方的直接沟通,加深了相互了解,缩短了师生的距离,有利于各项工作的改进。学生关注和参与学校管理,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
在各方携手,实现教育和管理相结合方面,学生会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1981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就召开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第七届学代会。大会总结了以往的学生会工作,选举产生了新的学生会执委会。学生会的工作宗旨是遵循全国学联章程,在党委的领导和团委的帮助下,发挥党联系广大学生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实现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在同一宗旨下,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广播学院研究生在校生数量的增加,1985年10月,把原来设在学生会中的研究生部分单列出来,成立了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会,使学生组织得到进一步健全。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在党委的领导下,在整个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82年12月召开的北京广播学院第八届学生代表大会上,除例行的议程之外,增加了表彰奖励优秀学生干部的内容,对培养学生骨干、树立学生典型、形成学生组织的领导核心、带动一支团结向上的学生积极分子队伍,起到了促进作用。
学生管理是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无数事实证明,凡是有效的教育都必须有较强的管理手段与之相配套;同样,凡是一种高效能的管理,都必须有强有力的教育措施作为思想支持体系,做到在教育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渗透教育。1987年3月,学院根据《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对4名因考试作弊、旷课、打人而严重违纪的学生分别给以行政警告、开除学籍的处分。教师普遍认为,对违纪学生的严肃处理,对教育违纪者本人和广大学生,都是必要的。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在上报备案的报告上批示:这样做很有必要,很好。1990年5月,广播学院召开系、部、处领导干部会,部署整顿校风问题,提出在整顿中注意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教育入手克服管理不善和赏罚不明的问题。提倡精神文明和艰苦奋斗精神,加强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和自尊自爱的教育;加强对学生宿舍的严格管理,对违纪学生及时严肃处理,坚决改变学生宿舍中存在的脏、乱、差和不文明现象。1991年5月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常委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学生基本状况,提出重申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查处违纪。
三、工会和统战工作成绩显著
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员工和民主党派在学校工作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是保证学校各项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学校党委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积极支持学院工会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广开言路,大力加强民主建设,把各项改革置于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从而调动了广大教职工和民主党派的积极性,推动了教学、科研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工会和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得到了加强,形成了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局面。
1978年8月,北京市工会要求在全市恢复和健全教育系统工会组织。经学校党委批准,成立了北京广播学院工会筹备委员会,负责建立学院工会的筹备工作。根据1978年10月教育部通知试行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高等学校“在党委领导下,定期举行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听取校领导的报告,讨论学校有关重大问题,对学校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对学校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第52条)的规定,1980年3月,广播学院召开首次教职员工代表大会。大会议程是:听取1979年工作总结报告;讨论1980年工作要点,并对学校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6人,还有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副局长,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副部长、北京市总工会的代表等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是一次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大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共提出议案265项。《光明日报》报道了这次大会。在1984年5月举行的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由24人组成的工会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刘继南兼任工会主席。学院工会在解决教职工子女就业、发放困难补助、举办各种文体活动以及其他直接涉及教职工生活福利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建立和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北京广播学院第一届第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于1988年6月召开,历时四天。大会召开之前,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160名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北京广播学院在民主管理和深化教育改革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代表们在会上听取了学院工作报告和学院财务工作报告、提案审理情况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讨论和通过了《北京广播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建立教代会制度,是学校实行民主管理,发挥教职工当家作主作用的好形式。会议期间,代表们与领导在民主、热烈的气氛中对话。这次教职工代表会的提案数量和质量是空前的,教职工代表大会设立的提案审理委员会,保证了提案审理工作,代表们在三年任期内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提交议案审理委员会的249件提案,都要认真研究和处理,做到件件有回音。工会是教代会的办事机构,承担教代会闭会期间的日常工作,使教代会制度更加健全和完善。
工会在民主管理学校、提高教职工队伍素质、尽心尽力为教职工服务以及自身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工会举办院领导和教职工代表(包括民主党派)民主对话,大家就改革方面的一些问题,在民主平等的气氛中交流。工会还配合党委和行政,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促进教职工队伍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围绕“育人”的中心任务,先后举行“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座谈会、报告会和经验交流会。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工会基本知识讲座等。文艺、体育活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教职工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工会为加强自身建设,在1984年召开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后,1987年、1991年都分别召开工代会,总结工作、发动会员,选举新委员、建设新机构,使工会的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1986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明确了新时期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任务,明确了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新精神。在北京广播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广播学院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有较快的发展。从1986年底开始,陆续有无党派人士加入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民建等。1988年11月,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广播学院支部成立,支部委员会由3人组成:张真华任主任委员,吴为章任宣传委员,蔡锡祜为组织委员。这是北京广播学院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随着民主党派组织的发展、壮大,党委对民主党派的工作逐步加强,建立和健全了民主协商制度,重大事项,先与党外人士协商,使他们知情、出力。例如,1989年6月,学院党委召开9位民主党派成员座谈会,传达了邓小平同志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各民主党派成员表示拥护邓小平的讲话,拥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持平息“六四风波”。1990年3月,学院党委邀集各民主党派成员开会,传达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精神,等等。同时,积极为民主党派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使民主党派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学校教学、办公用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党委经协商,提供一间18平方米的房间作为民主党派办公室。此举受到北京市委统战部的表扬。党委的支持和关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优良传统。1992年1月,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召开统战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党外专家教授、民主党派、归侨、侨眷等20多人,对在新的一年里如何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建议。
北京广播学院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党委的领导下,立足本职工作,勤于实干、勇于奉献,为学校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在各自相应的组织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台盟成员付力力老师首任台盟中央评议委员、台盟北京市理事;民盟成员张真华老师、宗教界人士陈洁伟,都有出色表现。
第八节 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国家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后,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逐步恢复,拨乱反正迎来了教育、科学的春天。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把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战略任务”。邓小平的指示,大大地激发了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1979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联合召开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指出:“高等学校是我国文化和科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承担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的双重任务,它很大程度上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党中央的英明决策,邓小平的正确指导,使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从“六五”开始,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一、艰难起步
在科学的春天里,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而北京广播学院的科学研究却在艰难地起步。
在科学的春天里,教师们精神振奋,但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还不具备。教师们结合教学需要,在可能条件下的艰难探索,推动着广播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1981年4月,经北京广播学院党委的批准,在教务处内增设一个科级单位——科研办公室,对教师自发的具有研究特点的工作进行极为初步的管理。年底统计:全院教师从1977年开始,共发表论文51篇,出版著(译)作22本、工具书3部,编写内部使用的教材8部。有的教师走出校门争取项目,从1983年起,广播学院陆续承担了国家部委级科研项目,例如,张永辉教授承担国家标准局的项目“彩色电视图像质量主观评价方法”的研究,李栋教授承担广播电影电视部“串馈脉宽调制发射机浮动载波调幅技术”的研究,黄志洵教授承担国家计量总局“高频场强(强场)标准的研究”等。这个时期也有教师为企业排忧解难承担研究项目的,例如,韩宪柱教授为江苏扬州市宝城无线电厂研制“DSF-50型UHF 彩色电视发射机”,夏业松教授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电视设备厂研制“SDZJ-50KW电视差转机”等。
随着科学研究的开展,实验室建设也有起色,图书资料也渐渐丰富。最重要的是在教师科研热情的推动下,从1985年起,在教育事业费拨款的分配中,单列科研补助费,使校内自选项目有了经费支持,大大调动了广大教师进行科研的积极性。科研补助费的数额,随着上级拨款的增加,逐年有所增加。科研补助费的单列,是北京广播学院的科研工作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明确科研指导方针,科学研究健康发展“七五”期间,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导下,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双重任务。北京广播学院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创造条件进行基础理论研究,重点进行应用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解决广播电视领域及相关领域的实际问题服务,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的科学研究指导思想,使广播学院的科学研究得到健康发展。(一)科研力量的组织和科研机构的设置
科研机构是进行科学研究、完成科研任务的组织保证之一。
新闻研究所
1980年7月,在新闻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新闻研究所,这是自建校以来的第一个研究机构。新闻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广播电视新闻理论研究和外国广播电视业研究,并按这两个研究方向培养硕士研究生。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学理论刊物——《新闻广播电视研究》,于1981年4月创刊,1984年公开发行。
广播技术研究所
1981年3月,在无线电系的基础上成立了广播技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和通信与电子系统,并按这两个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室
1985年,在国际关系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室(后改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该室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并培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德育研究室
1986年,在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德育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其中。该室的各项研究工作是围绕德育的实施进行的,每年筹备一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的学术年会,发动更多的人研究德育,提高德育水平和质量。
高等教育研究室
1987年,为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该研究室挂靠教务处,由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等单位内有研究能力的人,兼职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高等学校管理研究和比较教育研究。例如,教学管理现代化问题,中日广播电视人才培养的比较研究,等等。
广播电视经济研究室
1990年,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广播电视经济研究室。该室主要研究广播电视发展同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使广播电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一个为适应广播电视改革需要而诞生的研究机构。
调查统计研究所
1992年,在数学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调查统计研究所。该所是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调查许可证的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市场调查、民意调查等应用统计学的研究,并为社会各界提供具体研究项目的设计、实施和分析的全方位服务,是应用传播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二)改革科研体制,解放科研“生产力”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国家在科技拨款制度上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按照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的特点,实行经费分类管理,采用国家拨款制、合同制、基金制等多种形式,鼓励科技人员面向经济建设,主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新形势面前,北京广播学院在科研工作组织上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首先,端正科研人员的工作方向,抓好科研工作的选题,组织好科研课题的申报工作,发动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寻找课题;努力加强与有关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的横向联系,开展各项科研合作,既能促进学校科研工作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又能广泛开辟科研经费渠道。其次,校内科研补助费的分配和使用办法,主要根据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强化教师在科研工作中的竞争意识,鼓励教师积极参予科研工作竞争;同时,赋予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在科研经费使用上较大自主权,以方便科研工作和调动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再次,加强科研工作中的合作,注意抓住重点、集中力量、发挥优势,克服科研工作中的课题小、任务轻、力量散的倾向,以形成科研工作中的“拳头”,增强科研工作中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七五”期间教师的科学研究积极性和水平,在“六五”期间的基础上有明显提高。“六五”期间的三个重点项目:串馈脉宽调制发射机浮动载波调幅技术研究、、彩色电视图像质量主观评价方法研究、高频场强(强场)标准的研究,在“七五”期间继续予以积极支持,切实地组织实施。“七五”期间重点项目覆盖的学科,在“六五”期间只有工程技术项目的基础上,拓展到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学、管理学;“七五”期间的横向联合项目,从“六五”期间的工厂、企业、拓展到医院、专业科学研究院。具体项目是:广播电影电视部项目“FMX系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关于高层次新闻业务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研究”,日本国广播文化基金项目“北京广播学院的教育改革和新途径的开拓”,广播电影电视部项目“电视发射机故障诊断专家系统”。与北京市朝阳医院的横向联合项目“播音专业人员喉部动态观察与噪音声学特征的研究”,与航天部二院的横向联合项目“近场扫描双站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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