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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20 19: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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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赖惠敏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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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荷包

乾隆皇帝的荷包试读:

导论

自唐朝实施两税法以后,田赋就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项目。清代雍正年间实施摊丁入地,除土地税外,又增加丁银、耗羡、漕米等;另外,工商业税方面的税源有盐税、关税、杂赋等。根据王业键教授的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清朝国家税收达107,310,000两。清朝的国家税收支付王公文武百官的俸禄、兵饷、驿站经费、教育经费、河工塘工经费和其他。关于清代财政研究还有许多中日学者参与,陈锋教授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乾隆年间,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不同的是,田赋不是皇室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主要收入在于商业方面。例如皇室凭借权力介入盐税和关税的税金分配,并将皇室资金借给商人赚取利息等。再者,盐商或广东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贾在各种庆典报效皇帝,动辄百万两,也成为皇室收入来源之一。至于皇室的开销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赐、筵宴;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等;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以及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汤象龙教授认为皇室开支是“统治者对人民无法公开的秘密”。如今因清代皇家账簿的公开,本书得以讨论皇室财政收支。

十八世纪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何炳棣教授提到十八世纪末期中国人口突破三亿人,经济上大规模扩张,出现集约化的耕种、农村经济商业化、经济作物专业化、引进新的农作物、大规模的国内移民等现象。韩书瑞教授(Susan Naquin)与罗友枝教授(Evelyn S.Rawski)认为中国社会在十八世纪是近代早期最有活力的时期,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山西商人垄断了经张家口和北京与蒙古之间的贸易,用茶叶和布匹交换毛皮。十八世纪的人口增长,扩大人民食盐的消费市场,照理来说政府盐税收入亦应提升。另外,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关税收入随之增长。实际上是否如此,为本书讨论重点之一。

十八世纪以后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亦成为经济学者讨论的重点。譬如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所谓的“高度均衡的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就是说宋代以来中国农业停滞不前,而人口却节节成长,加上资本无突破,使得中国农业与农民充满危机。在商业方面,何炳棣教授的《扬州盐商》则是一篇典范之作。何教授讨论十八世纪每年盐商累计利润总额金将近二千五百万两,十八世纪后半盐商总营利约在二亿五千万两,也因此扬州商人在两代或三代就可以累积到一千万的家产。至于盐商消乏的原因,何教授归纳出以下几点:家庭大量消费及从事奢华文化活动、均分家产制度、两淮盐商无尽的捐输报效。估计乾隆三年至嘉庆九年(1738—1804),两淮盐商捐献了36,370,968两;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们花费4,670,000两招待皇帝南巡;1763年以后,各式各样政府的税金及花费在官员身上各种半合法的浮费大增。此外,盐商消乏的原因或有捐输家乡宗族、修祠堂、置祭田,或捐钱办善事、修桥铺路或将金钱窖藏,以致不能如西方近代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扩大生产营运,而走上衰败之途。何炳棣教授在1964年出版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提到乾隆年间的盐务总商江春是一位诗人,嗜好射箭及斗蟋蟀,并建了一座名园“康山园”。江春的堂兄弟及其儿辈中有15人是诗人、艺术家及鉴赏家,他们培养各种花钱的嗜好及奢华的生活,终致家道消乏。盐商究竟因何家道消乏?在我近十多年来研究内务府的财政之后,试图做些回应。

清朝皇帝的经济行为在于严密控制的几个重要机构中,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与镇压的力量。道格拉斯· C ·诺斯(Douglass C.North)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他认为人口、科技、意识型态、政治与经济的机构都是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诺斯指出在有明确交易成本的环境中,我们不能忽略政治与经济的体制,所以在他分析架构的核心包含了一个国家理论。国家的经济角色之所以重要,源于“政府的存在是经济成长的关键,然而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个观察为我们指出政府提供基本服务两个目标,“一是界定出形成财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标架构中降低交易成本以便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政府的税收增加。”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体制间,存在持久的冲突。

诺斯如此定义国家:“一个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的组织,而决定其地理范围疆界的因素为其对所属成员课税的能力。”由于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所以国家能够明订有效的财产权并致力推行,藉此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经济成长。简单地说,国家用“保护与正义”等服务来交换税收。但是,如果税收不及提供这些服务的支出,那么国家的利益将会优先于经济体系的有效运作。具有政治力量的成员集团便具备更大的交易力量,让他们能获得不同的财产权与较低的税负。因此,政治环境的竞争力、强制力量的平衡,以及财产权的效率,三者的变革都会左右经济成长的轨迹。诺斯所用的是单纯的新古典理论模型,其中国家只有单一的领导者,而领导者的目标就是使财富与工具最大化。他藉此操演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互动,并且解释了为何国家会经常创造出低效的财产制。历史上,造成经济体系效率低落主要有两个限制:其一为“竞争性”限制,亦即统治者会避免冒犯有力的臣民,可能会因此接受某个财产权力结构,而不顾及整体的经济效率。其二是“交易成本”限制,更有效的财产权或许会让整体社会有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此产生的更高交易成本则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举例来说,统治者或许会给予专卖权,因为如此可以降低管理的支出,提高税收,即使专卖权会不利于竞争与成长。根据诺斯的观点,这两个限制可以解释为何低效的财产权会不断地在历史上出现。为什么国家总是难以造就持续的经济成长呢?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成长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经济与政治支出。然而,萧条也会对统治者造成风险。如果臣民拥有政治上的其他选择,无论是来自外国或是国内的对手,在这样的情势下,统治者会不得不做出经济上的让步。“因此,统治者专制权的程度对各个成员集团而言,是亲近的功能或其替代品。”尽管新古典单一统治者的国家模型过度简化了经济的动态运作,但它仍正确地让我们注意到在统治者与臣民间,以及在不同的臣民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乾隆朝的皇室财政正好可以印证诺斯的理论,统治者的财产所有权结构与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之间,存在着冲突。

1993年开始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档案,当时我做清代皇族的课题,主要阅读宗人府的档案,但皇族的经济来源涉及内务府,因此也阅读《内务府来文·土地房屋类》、《内务府奏销档》等相关档案。清代皇族计划结束后,我开始做内务府的研究。后来认识步德茂教授(Thomas M.Buoye),他曾拜师韦庆远教授,韦先生对内务府档案如数家珍。步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内务府的账簿,并展示部分档案。我天生对数字有兴趣,所以2000年申请“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计划,向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采购《内务府广储司六库月折档》,自乾隆八年起至嘉庆二十年(1743—1815)止,共有823件档案,9个微卷。内务府掌管皇室的各种生活事务,广储司则系管理庋藏及出纳的机构,如同皇帝私人荷包,金银财宝都聚积于此。内务府广储司的六库分别是银库、皮库、瓷库、缎库、衣库、茶库。六库藏的金、银、铜、锡、大制钱、珊瑚、玛瑙、琥珀、水晶、玉石、毛皮、绸缎、沉香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月折档是六库内务府堂每月对各库物品所做的库藏报告,分成旧存、新收、用过、实在四项的统计,也称为四柱清折。

银库中贮藏金、银、玉石、铜钱等,金子分成赤金和各种成色的金子数千、万两。金子的来源有安南上贡,及乾隆二十五年(1760)新疆归属清朝版图后,和阗、叶尔羌、乌鲁木齐等处每年进贡的金子,并有查获走私的金子也交内务府;另有陕甘总督、云南、贵州巡抚等进金厂抽获金子。银库贮藏以银两占大宗,清初,关内、关外设立官庄、果园等,此项钱粮地租皆纳入银库;又内务府所属的京城官房成千上万间,为当时北京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官兵认买或承租官房的收入也是缴交银库;庆丰司所管辖牛羊群,每年出售肉品和皮货之银两,也缴交银库。乾隆中期以后,银库的主要收入是依赖盐商借的利息所得,“按月一分起息”。此外,乾隆皇帝还创立许多让官员罚俸的制度,要求官员缴交赎罪、分赔、议罪银两,查抄家产所得自然也成为银库的财源之一。广储司银库自乾隆十年到六十年(1745—1795)总收入为68,803,253两,支出银两为67,705,043两。

此外,广储司收入的银两还不包括圆明园银库的部分,例如税关监督呈报税关盈余后,都“奉旨”交圆明园若干。可惜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该银库档案亦无存。另外,养心殿承办皇帝制作各种艺术品,每年编列《养心殿造办处收贮清册》,分旧存、新进、实用、下存四柱清册,新进银两在乾隆元年到六十年间(1736—1795)有二十四年份缺资料,其余年份的总收入为5,489,331两。实用银两有二十一年份缺资料,其余年份总支出为6,514,140两。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私人的三座银库:广储司银库、圆明园银库、养心殿造办处银库,估计总收入在八千万两以上,大约是清代国家两年田赋税收,是整个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皇室难以匹敌的。

但是,《内务府广储司六库月折档》只有每月收支总数,收支的细目不清楚,我又向“国家科学委员会”申请计划,购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这档案是由内务府总管大臣奏报各地官员当月缴交内务府银两,以税关监督和盐政等居多,这档案系条列式,共有11,542件。上述,官员缴交银两若是入圆明园银库,就不在广储司银库内,所以另参考《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该档案起于康熙朝,止于宣统朝,共有1,387卷,八万余件档案。朱批奏折始行于康熙朝,最初仅为特定人员密报之用。雍正朝进一步扩大范围,地方下层官员也可以上奏。乾隆朝臣工上奏是采用奏折,所以乾隆朝以后奏折的数量大增。康熙朝财政类奏折不多,源于康熙的朱批奏折都发还给具奏者本人,雍正朝以后才有缴回朱批奏折的规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1986年所拍摄的朱批奏折微卷,共64卷,每卷有3,200画幅,总数超过二十万页。1991年该档案馆出版《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共有五册,第二册包括关税、盐务、房租和地租,与本书讨论内容有关,第四册经费和第五册捐输亦有内务府的档案。《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的档案是皇帝包衣给皇帝的奏折,具奏人自称“奴才”。譬如,税关监督每年呈报关税收支时分两本奏折:一者属于正税,缴给户部,皇帝的朱批为:“该部核议具奏”;一者解交内务府,官员在奏折中提到“此项银两应交何处,伏候谕旨。”皇帝的朱批为:“交广储司银库”、“交圆明园”、“交养心殿”或“交海望”,这些银两因此分别进了广储司银库、圆明园银库或养心殿银库,归入皇室财政。但“交海望”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海望(?—1755)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二十年(1755),同时担任户部尚书和内务府总管大臣。“交海望”乍看之下以为此银流入户部银库,但海望同时为内务府总管大臣,他必须向皇帝奏报该银入广储司。由内务府总管大臣奏报的款项,按月汇集成总册,这档案揭露了乾隆皇帝的障眼法。

我将《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和《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按照时间次序用Excel建档,并核对两种资料是否互相吻合,或有朱批奏折遗失则以银库月折填补。近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又购买《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共有七十八万件,该档案按照内政、军务、财政、农业、水利、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工程、文教、法律、宗教等分类,乾隆朝共有102个微卷。其中财政类与商业贸易档案,也是本书参考的资料来源之一。《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档案有关皇室财政的部分如下:第一项为官庄。清代的田制,分为民田、官田、官庄和屯田四种。这些奏折主要是官庄、官田的征收地租、房租情形。清代的官庄应该包括皇庄和宗室的官庄,前者为内务府管辖,后者为宗人府管辖。但往往经管官庄的庄头欠租、革退,则改由地方官员代理清查地亩和收租事宜,所以地方官员奏报的地租事项,多半指官庄旗地,和民地的地租关系不大。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的旗地》,分上、中、下三册,内容主要搜集政书(实录、会典、通典等),地方志,以及内务府所属会计司、都虞司、庄头处等各衙门的档案,但对乾隆内务府官庄大量增加并没有讨论。《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的官员奏报官员与商人之“入官房地产变价”,提供乾隆朝官庄变化的线索。其次,自雍正年间大力整肃亏空官员,查抄其田产房屋,犯罪官员财产入官由内务府接管。但官员的田产分布全国各地,仍由各地方官奏报收租或者售卖。

第二项为盐务。清代盐的主要产区有长芦、奉天、山东、两淮、两浙、福建、广东、四川、云南、河东、陕西等十余区,其中与皇室财政密切相关者为长芦、山东、两淮、河东四盐区。盐政奏报缴交给皇帝的各项经费,以及内务府等衙门公帑交由长芦盐商或两淮盐商生息银两、盐商报效、捐输银两。第三项为关税。清代设关征税,许多税关监督为内务府包衣,有淮安关、浒墅关、九江关、凤阳关、张家口、粤海关等。税关监督奏报关税盈余,以及变卖人参、玉石、毛皮等缴交内务府。第四项为捐输。各省督抚的奏报盐商或广州行商捐输资料,有些名义为河工、军需、赈灾,亦不乏给乾隆皇帝祝寿、修建行宫等。官员缴交内务府的档案也可以在《内务府奏销档》找到相关的纪录,这批档案有满文和汉文两种,部分满文档案藏在大连图书馆。1989年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1992年出版《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奖惩·宫廷用度·外藩进贡》。这两套书由佟永功、关嘉录等学者将清前期满文档案译成汉文。2002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采购《内务府题本·题稿》微卷,内容为内务府大臣、盛京内务府大臣向皇帝题报内务府人事管理、皇室官庄和果园庄之地租、广储司各库什物数目,及办理宫廷开支如关房处菜库一年办买菜蔬用过银两等事务。题本是正式公文共2,743件,题稿为稿本共3,146件,时间从乾隆五年(1740)起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止。这些档案衔接大连图书馆的档案,系汉文档案。本书征引的题本是有关庄头与果园头缴交实物或折银,以及喀尔喀蒙古进贡之贡品。

关于内务府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探讨康熙朝著名的包衣曹寅之兴起与没落,内务府始见诸于世。他指出对南京、苏州与杭州织造的控制,从工部逐渐转移到内务府。刘翠溶教授讨论皇室财政收入,以及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张德昌(Chang Te-ch’ang)提到皇室的收入有地租、朝贡、关税盈余、人参玉石毛皮专卖,以及官员犯过时需“自行议罪”,由自己决定罚款,他利用乾隆四十五年到六十年(1780—1795)间军机处的密记档,发现这些款项最后也流进内务府。官员贪污所得,如和珅抄家后,家产归入内务府。陶博(Preston M.Torbert)的专书,详尽叙述内务府的建置和沿革,以及内务府财产包括房地产、人参、盐铜专利、关税、进贡、入官。他讨论乾隆年间的高朴案,皇帝严惩高朴并接收非法玉石交易之利益。韦庆远写过内务府的论文最多,包括皇当、康雍乾时期高利贷、内务府生息银两、皇商范氏的兴衰等论文,都非常有启发性。叶志如任职一档馆,在《历史档案》杂志上发表过许多内务府财政档案选编和研究。祁美琴《清代内务府》、《清代榷关制度研究》二书讨论皇室的财政收支,偏重制度史研究,取材以官方史书为主。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清代军费研究》、《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等书,涉及各盐区的盐商向皇帝借内帑的生息银两。

本书讨论皇室财政收支,因此分成上下两篇。将财政收入方面放在上篇。第一章讨论皇室在官庄的收入,意即皇室从不动产来的经费。清代设立内务府官庄是在顺治初年,这些官庄的土地来源有四种:第一是圈地。最先圈地的对象为无主荒土地和接收明代皇室和官吏的土地,后来还扩大到一般百姓的田地。第二是百姓投充的土地。清初实施圈地政策之外,同时也允许满洲家庭收容土地被圈、无处可栖身的汉人,称为投充,但有许多大地主因害怕土地被圈占而带地投充。第三为查抄犯罪官吏的田产。第四为开垦关外土地之牧厂为耕地。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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