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爱德华·斯诺登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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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记录试读：
前言
我的名字是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我曾经为政府服务，但现在，我为民众服务。我花了将近30年才明白这是有差别的，而当我明白时，我在办公室里惹出了一些纰漏。结果，我现在把时间都用于保护民众不受我以前身份的危害——一个中情局（CIA）和国安局（NSA）的间谍，一个自以为可以打造美好世界的年轻技术专家。
我在美国情报系统的工作生涯仅持续了短短七年，我讶异地发现，这只比我在不是自己所选择的国家流亡的时间多了一年而已。然而，在七年的任职期间，我经历了美国间谍活动史上最巨大的改变——由锁定监视个人转变为大量监视全部人口。我在技术上进行协助，让一个政府得以搜集全世界的数字通信，长期储存，并且随意在其中搜寻。“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情报机构对于未能保护美国，放任珍珠港事件以来最惨烈、最严重的攻击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深感愧疚。因此，领导者试图建立一个系统，防止他们再度疏于防范。这个系统必须以科技为基础，而这是人数众多的政治科学专科生与商业管理硕士所不懂的。最秘密的情报单位对我这样的年轻技术专家敞开大门。科技怪咖因而统治了地球。
要说当时我懂什么的话，我很懂计算机，所以我快速晋升。22岁时，我第一次通过国安局最高机密安全调查，得到组织结构图最底层的一个职位。不到一年，我到了中情局，担任系统工程师，可以四通八达地进入一些全球机密网络。唯一的成年人主管是一个在值班时看罗伯特·陆德伦（Robert Ludlum）及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的平装书的家伙。情报单位在雇用科技人才时打破一切规定，他们通常不会雇用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后来至少要是准学士才行，而我两者都不是。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被放行进入才对。
从2007年至2009年，我被派驻在日内瓦美国大使馆，是少数以外交身份为掩饰的技术专家之一，我的任务是把中情局带进未来，让欧洲外站上线，将美国用以监视的网络数字化及自动化。我这一代不只是重新设计情报工作，我们全面重新定义情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秘密会晤或暗中交换消息，而是数据。
26岁时，我表面上是戴尔公司的员工，但仍为国安局工作。委外合约成为我的身份掩饰，我这类科技型间谍几乎都是这样。我被派到日本，协助设计国安局的全球备用系统——一个庞大的隐蔽网络，确保即便国安局总部被核弹轰炸夷为平地，也不会损失任何数据。当时，我并不明白架构一个保存每个人生平永久记录的系统竟会是一个悲剧性错误。
我在28岁时回到美国，获得极高的职位升迁，加入负责戴尔与中情局双边关系的科技联络团队。我的工作是跟中情局的科技部门主管们开会，以设计和销售他们可以想到的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我的团队帮中情局设立一种新型的运算架构——云端，这种科技首创让每一名干员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存取及搜寻他们所需的任何数据，不论距离多么遥远。
总结来说，以前的工作是管理与连接情报流通，后来的工作变成设法加以永久保存，接着又变成让情报可以在各地取得及搜寻。29岁时，我去了夏威夷，承接一项国安局的新合约，此时我才注意到这些计划。在那之前，我一直被“知情的权利”这项教条困住，无法了解我这些特殊的、隔离性任务背后的目的。直到来到这个乐园，我才终于能够看出我做的所有事情是如何被整合起来的，像一部巨大机器的齿轮互相啮合，组成了一个全球监视系统。
深入菠萝田下面的一条坑道——珍珠港时代的一座旧地下飞机厂——我坐在终端机前，可以近乎无限地取得世界上几乎所有男女老幼的通信记录，只要人们曾经拨打过一通电话或碰触过一台计算机。这些人当中包括3.2亿美国同胞，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遭到监视，不仅严重违反美国宪法，更违背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
你读这本书的理由在于：我做了一件以我的职务来说很危险的事。我决定说出事实。我搜集美国情报系统的内部文件，作为美国政府违法的证据，并把它们交给新闻记者，他们审查之后公之于世，举世震惊。
本书将说明我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我所依据的道德与伦理原则，以及我为什么会有这些原则，这亦关乎我的一生。
人生是什么？不只是我们说了些什么，甚至不只是做了些什么。人生亦包括我们所喜爱的、所相信的。以我而言，我最喜爱和相信的是联结，人际的联结，以及促成这些的科技。当然，这些科技也包括书籍。但对我这个世代而言，联结主要意味着使用互联网。
在你产生反感、明白互联网疯狂毒害我们这个时代之前，请你谅解，对我来说，在我认识互联网之时，它是很不一样的事物。网络既是朋友，也是父母，是一个无边界、无限制的社群；既有单一的声音，也有无数的声音，是一个已经有人垦殖但尚未遭到剥削的共同地带，各种各样的部落和睦相处，每个成员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姓名、历史和风俗习惯。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然而这种多数匿名造就的文化所产生的事实多于造假，因为重点在于创造与合作，而不是商业与竞争。当然，这中间也会有冲突，但善意与善念会胜过冲突——这正是真正的先驱精神。
如此一来，你便会明白，我说今日的网络是“无法辨识”的是什么意思。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改变是一项有意识的改变，是少数特权人士的系统性努力的结果。在线发展电子商务的早期浪潮很快便成为泡沫，接着在21世纪之初终于破灭。在那之后，企业界意识到，人们在网络上的兴趣不仅在于消费，更在于分享，而且网络促成的人际联结是可以卖钱的。如果人们在网络上想做的事主要是跟家人、朋友和陌生人报告自己的近况，从而得知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近况，那么企业只需要设法将自己挤进这些社交互动中，再从中获利即可。
这便是监视资本主义的开端，也是我原先所认知的网络的终点。
如今，具有创造性的网络已然崩溃，因为那些美好、高难度、有个性的网站关闭了。便利性的承诺让大家关掉自己的个人网站——因为那需要持续的、辛苦的维护——改换成脸书网页和Gmail账号。所有权的表象让人容易搞错现实。很少有人在当下即明白，我们所分享的一切都将不再属于我们。以前电子商务公司因为找不到让我们有兴趣购买的产品而倒闭，其后继者现在找到可以贩售的新产品了。“我们”就是那个新产品。
我们关注的事物、我们从事的活动、我们所在的地点、我们的欲望——我们揭露有关自己的一切，不论刻意还是非刻意，都受到监视并被暗中出卖，极力拖延随之而来的无可避免的侵犯感，因此我们大多数人直到现在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种监视持续受到积极的鼓励，甚至得到众多政府的资助，渴望由此获得大量的情报。除了登录和金融交易，21世纪初期所有的在线通信几乎都没有加密，这表示在许多时候，政府甚至不必为了想要知道他们的客户在干什么而去找企业，他们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监视整个世界。
美国政府在全然漠视开国宪章的情况下屈服于这种诱惑，而且一旦尝过这棵毒树的果实，便陷入狂热，无法自拔。暗地里，政府掌握着监视全民的权力，这种权威就定义上而言，对无辜者的伤害远大于对犯罪者的伤害。
直到我完全了解了这种监视及其伤害，我才惊觉，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全世界的民众都从不曾获准投票或是有机会表达我们对这种程序的意见。这种近乎全球范围的监视不仅未经我们同意便设立，而且刻意隐藏每个层面，不让我们知道。遭到变更的每一步程序与其后果都不让所有人知道，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我可以去找谁呢？我可以跟谁谈呢？泄露实情，即便是对律师或法官或国家，都会构成一项重罪，全盘揭露事实将会遭到联邦监狱终身监禁。
我感到迷惘，陷入忧郁，跟自己的良知斗争。我爱我的国家，我相信公共服务，我们全家、我们这个数个世纪以来的家族，多是一生为国家与人民服务的男男女女。我本人便宣誓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一个机构或一个政府，也支持与捍卫宪法，而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已惨遭蹂躏。现在，我不仅参与其中，还是干下这种勾当的人。那些工作，那些年——我究竟是为谁做事？我如何在雇用我的机构的秘密合约以及我对美国立国原则的宣誓之间求取平衡？我应该对谁效忠？或者对什么效忠？在何种地步，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去违背法律？
回想那些立国原则，让我得到了答案。我明白，站出来向新闻记者揭露我的国家滥权的程度，并不是倡导什么激进的事，比如摧毁政府或是摧毁情报体系，而是重新追求政府以及情报体系自己确立的理想。
唯有对人民权利的尊重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自由，而我相信这些权利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界限，明确界定一个政府在何地及何时不得侵犯个人领域或个人自由——在美国革命时期叫作自由，在网络革命时期叫作隐私。
从我挺身而出至今，已有六年了，因为我目睹了全球各地所谓的先进政府保障这种隐私的决心逐渐削弱。而我认为，联合国也认为隐私是基本人权。然而，这些年间，这种决心不断减弱，民主退化成威权民粹主义。这种退化，在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中尤其明显。
民选官员企图抹黑媒体，而真相的原则遭受全面攻击，更教唆及煽动了这种情况。真相被刻意掺杂了虚假，并且借由科技将这种造假放大为空前的全球混乱。
我极为清楚这个过程，因为虚构造假向来是情报系统最黑暗的一面。单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同一批机构便操弄情报以营造战争借口，并且使用非法政策与隐讳的司法权，将绑架视同“异常拘留”，将刑讯视同“强力侦讯”，将全民监视视同“大量搜集”。这批机构毫不犹豫地指控我是中国双重间谍、俄罗斯三重间谍，更糟的指控是：千禧世代。
他们说得口沫横飞、无的放矢，主要原因在于我拒绝为自己辩护。从我挺身而出的那一刻起，直到现在，我都坚决不透露我私生活的任何细节，避免给我的家人和朋友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他们为了我的原则已经吃了够多苦头。
由于担忧加剧他们的苦难，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写这本书。毕竟，与决定公开我的一生相比，决定挺身而出公布政府罪行的证据，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我所目击的滥权需要我采取行动去应对，而没有人因为无法抗拒自己的良知而去写一本自传。因此，我试图取得本书指名道姓的每个家人、朋友与同事的许可，或是公众人士的许可。
正如同我不愿作为他人隐私的片面仲裁者，我从不认为单凭我一人可以选择哪些国家机密必须对民众公开，哪些不可以。所以，我只对新闻记者揭露政府文件。事实上，我没有直接向民众揭露任何文件。
我相信，正如同记者们所相信的，政府可以隐藏一些信息。即便是世上最透明的政府，也可以隐藏一些事情，比如地下情报员的身份与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本书没有此种机密。
在叙述我的一生的同时，保障我所爱的人的隐私，并且不暴露合法的政府机密，这并不是简单的任务，但这是我的任务。在这两项责任之间，才有我的容身之处。
第一部
我的世界观就像最简单的电子游戏那样二元对立，电游世界中善与恶泾渭分明，不容怀疑。¤¤¤第一章窗外我的第一个黑客行为便是挑战就寝时间。
我被父母强迫去睡觉，比他们早睡，比我姐姐早睡，而我一点都不累，我觉得这不公平。人生第一次小小的不公平。
我人生前两千个夜晚有许多是在“公民不服从”中结束：哭闹、乞求、讨价还价，直到第2193个夜晚，我满六岁的那个晚上，我采取了直接行动。权威当局不理会改革的请求，我可不是好骗的。我刚刚享受了年幼生活最棒的一天，朋友们都来了，举行了派对，甚至收到了礼物。我不打算结束这一切，只因为别人都得回家。于是，我偷偷把家里所有的时钟都拨慢了好几个小时。微波炉比煤气炉更容易拨慢时间，因为我比较容易够着。
当权威当局因无知至极而疏忽之际，我精力充沛，在客厅里发狂跑了好几圈。我，是时间的主宰，绝对不会再被赶上床。我是自由的。因此，我终于看到6月21日夏至的夕阳，那天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然后我便在地板上睡着了。等我醒来，屋子里的时间又调回到跟我父亲的手表一样。
假如现在有人想要设定手表，他们知道要根据什么来设定吗？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会按照手机上的时间来设定。可是，如果你看自己的手机，我是指真的深入手机的设定目录，你会看到手机的时间是自动设定。每隔一阵子，你的手机便悄悄地——无声地——询问你的服务供应商网络：“嘿，现在几点了？”那个网络便会去问更大的网络，后者又去问更大的网络，经过许多连串的基站与电线之后，终于抵达真正的时间主宰之一——网络时间服务器，它是根据保存在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瑞士联邦计量科学研究院（METAS）和日本情报通信研究机构（NICT）等地的原子钟而运作的。这趟弹指间便完成的漫长而隐形的旅程，让你不会在每次充电后打开手机时看到屏幕闪烁着。
我出生在1983年，人们需自己设定时间的世界结束之时。那一年，美国国防部将内部互联计算机系统分成两半，成立一个军方使用的网络，称为军事网络（Milnet）；另一个是公众使用的网络，称为互联网（Internet）。那年结束前，新规定设定了这个虚拟空间的界限，催生了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网域名称系统，比如.govs、.mils、.edus，当然还有.coms，以及每个国家的国码，比如.uk、.de、.fr、.cn等等。我的国家（还有我）便已占有好处、优势。然而，又过了六年，万维网才发明出来，再过了大约九年，我家才买了一台计算机与连接网络的调制解调器。
当然，网络并不是单一实体，虽然我们习惯这么说。从技术上来说，在你和大约30亿人口——约为全球人口的42%——所经常使用的全球互联通信网络集群中，每天都有新网络诞生。不过，我还是会使用最广义的定义，意指通过一组共同的通信协定连接全球大多数计算机的环球网络。
有些人或许担心自己不懂什么叫通信协定，可是我们都曾使用过许多协定。不妨把通信协定想成机器的语言，它们要遵守共同的规则才能彼此理解。如果你和我的年纪差不多，你或许记得曾在你的网络浏览器网址栏中输以http开头的网址。这是指超文本传输协定，你用以进入万维网的语言，大多为文字网站，但也包括谷歌、YouTube和脸书等影音网站的巨大集合。你每次查看电子邮件时，使用的语言可能是网际网络信息存取协定（IMAP）、简单邮件传输协定（SMTP）或邮局协定（POP3）。档案传输则使用档案传输协定（FTP）。至于我刚才提到手机上设定时间程序的此类更新，是通过网络时间协定（NTP）。
这些协定通称为应用协定，只是在线无数协定当中的一个支派而已。举例来说，为了让这些应用协定的数据经由网络传输到你的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或手机上，首先要包装到一个专属的传输协定——不妨想象传统邮件服务希望你用邮局的标准信封和纸箱来寄信和包裹。传输控制协定（TCP）等应用，则是用以传送网页和电子邮件。用户资料包协定（UDP）则用来传送时间更为敏感、实时的应用，例如网络电话和实况转播。
若要讲述我童年时被称为虚拟空间、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的多层次构造，必然无法说得详尽，但重点是：这些协定让我们有方法把几乎所有东西数字化，上传到我们不吃不喝、不穿不住的世界。网络几乎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空气一样，许多通信都借由网络进行。每当社交媒体警告我们有一则帖文以贬损的角度提到我们，我们便一再被耳提面命——将事物数字化，就是以永久保存的格式加以记录。
回想起我的童年，尤其是没有网络的前九年，令我吃惊的是：我无法证明当时发生的任何事情，因为我只能依赖自己的记忆。没有任何数据存在。我还是小孩时，“无法忘怀的体验”还不是名副其实的科技形容，而是热切的意义比喻：我说的第一句话、我踏出的第一步、我掉落的第一颗牙、我第一次骑自行车。
我这一代，是美国最后一代——或许也是世上最后一代——未数字化的世代，童年尚未上传到云端，大多局限在类比格式，像是手写日记、拍立得相机和VHS录像带，可触摸且不完美的手工艺品，随着年代而衰败，而且可能永久遗失。我的学校作业是用铅笔和橡皮擦在纸上写的，而不是在联网的平板电脑上写。我的身高变化不是用智慧居家科技来记录，而是用小刀刻画在我成长的房屋木头门框上。
我们住在一栋红砖老房子里，有一小块草坪上种着山茱萸，夏天开满白色木兰花，正好充当我拿着四处爬的塑胶士兵的掩护。我家有个奇特的外观：大门位于二楼，要走一座大型砖造楼梯才能上去。这层楼主要是起居室，设有厨房、用餐室和卧室。
主要楼层上方是满布灰尘、挂着蛛网、禁止进入、当作储藏室的阁楼，母亲跟我保证里头只有松鼠，父亲却坚称有吸血鬼和狼人，会吃掉胆敢进入的笨小孩。主要楼层下方是差不多完工的地下室，这在北卡罗来纳州很少见，尤其是极为接近海岸之处。地下室常常淹水，我们家的地下室当然终年潮湿，尽管一直开着除湿机和水泵。
我们搬进去的时候，主要楼层后面加盖起来，隔出一间洗衣室、一间浴室和我的卧室，以及摆放一台电视机及沙发的小起居室。由我的房间，我可以从原先安置在房屋外墙上的窗户望进这间起居室。这扇以前看出去是户外的窗户，如今可以看向室内。
在我们住在伊丽莎白市那栋房子的那些年里，那间卧室几乎都是我在用，房间的窗户也是我在用。窗户虽然装有窗帘，但没有任何隐私空间。就我记忆所及，我最喜欢做的事是拉开窗帘，从窗户窥探起居室。换句话说，就我记忆所及，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监视。
我监视我的姐姐杰茜卡（Jessica），她获准比我晚睡觉，而且可以看我还不能看的卡通片。我监视母亲温蒂（Wendy），她会坐在沙发上一边折洗好的衣物，一边看晚间新闻。可是，我最常监视的是父亲隆恩（Lon），美国南方的叫法是隆尼，他会霸占休息区直到凌晨。
父亲任职于海岸警卫队，小时候我丝毫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他有时穿制服，有时不穿。他很早便会出门，很晚才回家，时常带回来新装置——得州仪器公司的TI-30科学计算机、卡西欧挂绳秒表、家庭立体音响系统的其中一个喇叭——有的他会给我看，有的他会藏起来。你可以想象我对什么更感兴趣。
我最感兴趣的装置在某个夜晚抵达，正好过了我的就寝时间。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听到父亲的脚步声穿过客厅。我从床上坐起来，从窗帘后头偷看。他捧着一个神秘的盒子，跟鞋盒差不多大小，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像是煤渣砖的褐色物品，缠绕着长长的黑色电线，活像我噩梦里出现的深海怪物的触角。
缓慢而有系统地——部分是基于他做任何事情时有纪律、工程师般的方式，部分是为了保持安静——父亲解开一条电线，从盒子背后越过绒毛地毯接到电视机背后，再把另外一条电线接到沙发后方的墙面插座上。
忽然，电视机亮了起来，也照亮了父亲的脸庞。通常他都是晚上坐在沙发上，喝着Sun Drop汽水，看着电视上的人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可是这次不一样。我一下子就明白我整个人生——虽然还很短暂——最惊奇的发现：父亲控制着电视上发生的事。
我看到的是一台Commodore 64，市面上早期的家用计算机系统之一。
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计算机，更别说父亲是在计算机上玩游戏或者工作。虽然他在笑，看上去很享受，但他对屏幕上的东西的专注程度跟他做家里的各种机械杂务时一样。我只知道一件事：不管他在做什么，我都要做。
在那之后，每当父亲进入起居室去打开那个“褐色砖块”，我就会从床上站起来，掀开窗帘，窥视他的举动。有一晚，屏幕上出现了一颗下坠的球，底部有一根横杠，父亲要水平移动那根横杠去碰触那颗球，把它弹上去，击破彩色的砖墙（《快打砖块》）。另一晚，他的屏幕上是不规则形状的彩色砖块，砖块不断掉下来，他要在掉落途中移动及旋转砖块，把它们组成完整的排列，砖块就会消失（《俄罗斯方块》）。可是，我真的搞不懂父亲在做什么，是消遣还是工作。有一晚，我从窗户偷窥，看到他在开飞机。
父亲为了让我开心，总会在海岸警卫队空军基地起飞的实体直升机飞过我们家上空时指给我看，而现在，就在我眼前，他自己驾驶着直升机，在我们的起居室里。他从一个小基地起飞，基地有一面小小的、飘扬的美国国旗，飞入星光闪烁的黑暗夜空，然后立即坠毁到地面上。他发出小小的叫声，掩盖住我的叫声，可是正当我想着好戏结束时，他又回到有一面小国旗的基地，再次起飞。
这个游戏是《救援直升机！》，不只是名称有惊叹号而已，玩游戏的体验也充满惊奇。《救援直升机！》很刺激，一次又一次，我看着这些飞机由我们的起居室出动，飞越平坦沙漠上空的月亮，射击敌方的战斗机和坦克，也会遭到还击。直升机不断起降，父亲试图救援一群闪烁的人质，将他们送往安全之处。那是我最早对父亲的印象：他是个英雄。
那架小直升机第一次载着一群小小的人安全降落时，从沙发上传出来的欢呼声有点大，父亲把头凑到窗户旁，想看看有没有吵到我，结果跟我四眼对望。
我跳回床上，拉起被子，乖乖躺好，此时父亲沉重的脚步声接近我的房间。
他在窗户上轻敲。“已经过了你的上床时间了，小子。你还没睡吗？”
我屏住呼吸。突然，他推开窗户，探身到我房间，把我抱起来，连同被子一起抱进休息区。事情如电光石火般发生，我的脚甚至没碰到地毯。
我还没搞清楚，就已经坐在父亲腿上，担任他的副驾驶。我还太小，而且太兴奋，根本不知道他交给我的操纵杆没连线。重要的是，我和父亲一起开飞机。¤¤¤第二章看不见的墙
伊丽莎白市是个宁静的中型港口城镇，保留着完整无缺的历史核心。如同大多数其他美国早期殖民地，这个城镇傍河而建，也就是帕斯阔坦克河（Pasquotank River）沿岸，这个字是阿冈昆族语（Algonquin）“河流分岔处”之义。这条河由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流下，穿越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州界的沼泽，与乔万河（the Chowan）、柏奎曼河（the Perquimans）及其他河流，一同流入阿尔伯马尔湾（Albemarle Sound）。每当我思考我的人生可能走上其他方向时，我便想到那个分水岭：无论河水由源头行经哪条河道，最终都会抵达相同的目的地。
我的家族向来与大海关系密切，母亲家人尤其如此。她是清教徒后裔，第一位上岸的祖先是约翰·艾登（John Alden），他是五月花号的桶匠。他娶了一同搭船的普丽西拉·马林斯（Priscilla Mullins）为妻，而她很可能是船上唯一到了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并且是普利茅斯殖民地第一代唯一到了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
然而，约翰和普丽西拉差点没办法在感恩节结婚，因为普利茅斯殖民地指挥官迈尔斯·斯坦迪什（Myles Standish）从中作梗。迈尔斯爱着普丽西拉，普丽西拉却拒绝他，最后嫁给约翰，成为我年少时一再被提及的一本文学作品的梗概——《迈尔斯·斯坦迪什求爱记》（The Courtship of Myles Standish），作者是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他本人也是艾登·马林斯的子孙）：房间里寂静无声，唯有小伙子奋笔疾书，忙于书写重要的使徒书信，要带上五月花号，预定明日出航，或者至少后天，由上帝旨意决定！乘着严冬的潮流返乡，艾登写的信，写满普丽西拉之名，写满清教徒少女普丽西拉的名字与名声！
艾登与普丽西拉的女儿伊丽莎白，是第一个在新英格兰诞生的清教徒小孩。我的母亲也叫伊丽莎白，是她的直系后代。由于血统几乎完全由女性相传，因此几乎每一代的姓氏都不同——艾登家的人嫁给帕伯迪家的人，嫁给葛林奈尔家的人，嫁给史蒂芬家的人，嫁给乔斯林家的人。我这些远渡重洋的祖先沿着现在的马萨诸塞州到康涅狄格与新泽西州的海岸航行，往返于贸易路线，并且躲避殖民地与加勒比海的海盗，直到美国独立战争，乔斯林的支系定居北卡罗来纳州。
亚玛斯雅·乔斯林（Am aziah Jocelin，或拼为Am asiah Josselyn）是一名武装民船船长和战争英雄。他是十门枪炮帆船火把号（Firebrand）的船长，负责守卫恐怖角（Cape Fear）。美国独立之后，他成为威明顿港的美国海军补给官，并且设立当地第一个商会。诡异的是，他取名为“情报局”。乔斯林和他的子孙——摩尔家、霍尔家、梅兰德家、豪威尔家、史蒂芬家、瑞史通家和史托克利家——我母亲族谱的所有支系均曾参与美国史上的每场战争，由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卡罗来纳州的亲戚支持美利坚邦联，对战支持美利坚合众国的新英格兰表亲），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我的家族一直为国效忠。
我的外祖父是海军少将爱德华·巴雷特（Edward J. Barrett），我则叫他波普。我出生时，他是华盛顿特区海岸警卫队总部航空工程部副主管。他后来担任不同的工程与作战指挥官，包括纽约市总督岛和佛罗里达州西礁岛，他在西礁岛担任东部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的指挥官（由美国海岸警卫队主导的跨部门、跨国部队，负责查缉加勒比海毒品走私）。我不知道波普的军阶升到了多高，但是欢迎上任的典礼变得越来越隆重，演说越来越长，蛋糕越来越大。我记得有一次在典礼上拿到炮兵卫队给的纪念品：一枚40毫米子弹的弹壳，还热热的，发出地狱的味道，刚刚才从向波普致敬的礼炮中发射。
接着是我的父亲隆恩，我出生时，他是伊丽莎白市海岸警卫队航空技术训练中心士官长，担任课程设计师与电子指导员。他常常不在家，留母亲一人在家照顾姐姐和我。为了培养我们的责任感，她叫我们做家务；为了教我们识字，她在衣柜抽屉上贴上里头装了什么的标签——“袜子”“内衣”。她会把我们放进红色旅行拖车，拉着我们到镇上的图书馆，我会立刻冲到我最爱的那区，我称之为“大机器”。每次母亲问我“大机器”有什么好玩的，我会一口气说：“沙石车、压路机、堆高机、吊车……”“就这些吗？小子。”“哦！还有水泥搅拌机和推土机……”我说。
母亲喜欢考验我的数学能力。在凯马特量贩超市（Kmart）或温迪克西超市（Winn-Dixie），她会让我挑选书本以及模型汽车和卡车，如果我可以用心算把价钱加起来，她就会买给我。在我童年时期，她不断提高难度，先是叫我估算到最接近的金额，接着叫我算到准确的几美元几美分，后来叫我计算金额的3%，再加进总额里。我搞不懂最后一项考题，不是不会计算，而是搞不懂理由。“为什么？”“这叫作税。”母亲解释说，“我们买的每样东西，都要付3%的税给政府。”“他们用它去做什么？”“你喜欢道路吧？小子，你喜欢桥梁吧？”她说，“政府用那些钱去修桥铺路。他们用那些钱在图书馆里摆满书本。”
一段时间后，我担心我刚萌芽的数学技能不及格，因为我心算的结果和收款机屏幕上的金额不一样。母亲又一次向我解释说：“他们调高销售税了，现在你要加上4%。”“所以，现在图书馆会有更多书了？”我问。“希望如此。”母亲回答。
祖母住在距离我家几条街的地方，对面有卡罗来纳饲料种子磨坊和一棵高大的胡桃树。我会扯出衬衫当成篮子，装满掉落的胡桃，然后到她家去，躺在长长的矮书柜前的地毯上。我常看的是《伊索寓言》，以及最喜欢的《古希腊罗马神话》。我会翻着书页，停下来敲碎几颗胡桃，一边看着飞马、复杂的迷宫，以及把凡人变成石头的蛇发女怪。我敬畏奥德修斯，喜欢宙斯、阿波罗、赫耳墨斯和雅典娜，但最景仰的神祇是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主司火、火山、铁匠和木匠的丑陋神祇。我很自豪可以拼出他的希腊名字，也知道他的罗马名字瓦肯（Vulcan），被用作《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的星球名称。希腊罗马万神殿的基本设定总是令我心动。在一座山的高峰，一群男神与女神将他们永恒生命的大多时间都用来互斗，以及监视人类的事务。偶尔，当他们注意到什么事情令他们好奇或生气时，他们就会变身成羊、天鹅或狮子，降临到奥林帕斯的山坡上去调查和干涉。每当众神试图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凡人身上以及干涉凡人的事情时，时常会造成一场灾难，不是有人淹死，就是有人被雷击，或被变成一棵树。
有一次，我选了一本亚瑟王和骑士传说的绘本，而读到另一座传奇的山，这次是在威尔士，是一个暴虐巨人希塔（Rhitta Gawr）的堡垒，他拒绝接受自己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未来世界将由被他视为渺小而软弱的人类的国王统治。他决意要维持自己的权力，于是从山顶下来去攻击一个又一个王国，摧毁他们的军队。最后，他击败及杀死威尔士与苏格兰的每一个国王。他杀死这些国王时，将他们的胡须剃下来，织成一件斗篷，作为他血腥暴力的战利品。接着，他想要挑战英国最强的国王——亚瑟王，并给他一个选择：亚瑟若不自己剃掉胡须投降，他就要砍掉亚瑟的头颅，剃掉亚瑟的胡子。亚瑟对巨人希塔的傲慢勃然大怒，于是前往巨人的山顶堡垒。亚瑟王与巨人在山顶交手，大战数日，直到亚瑟重伤。正当巨人希塔抓住亚瑟的头发，想要动手砍掉他的头时，亚瑟使出最后一丝力气，将他著名的宝剑插进巨人眼中，巨人因而倒下身亡。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在巨人希塔的尸骨上堆了一座石冢，但还没堆好，就开始下雪了。当他们离去时，巨人染血的胡须斗篷已变得白茫茫。
这座山在古英语里称为Snaw Dun，“雪山”之意，今日则名为斯诺登山（Mount Snowdon）。这座死火山，标高大约3560英尺（1英尺≈0.305米。——编者注），是威尔士最高的山峰。我记得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故事里的时候，兴奋不已，古老的拼字首度令我感受到这个世界比我还老，甚至比我父母还老。这个名字跟亚瑟王、兰斯洛特、高文、珀西瓦尔、特里斯坦和其他圆桌武士的英雄事迹沾上关系，让我觉得骄傲，直到我明白这些并不是史实，而是传说。
多年后，在母亲的协助下，我在图书馆认真搜索，希望分辨神话与事实。我发现苏格兰的斯特灵城堡已被重新命名为斯诺登城堡，以纪念亚瑟王的胜仗，同时也是苏格兰为了强调他们争取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论点。我发现，事实总是比我们希望的来得悲惨和不光彩，但是方式奇特，往往比神话来得丰富。
在我发现亚瑟的真相时，我早已沉迷于新的、不同的故事，或者是新的、不同的说故事法。1989年圣诞节，家里出现了一部任天堂游戏机。我对任天堂灰机（美版红白机）太过着迷，警觉的母亲于是立下一条规定：我每读完一本书，才能去租一个新游戏。游戏很昂贵，而我早已熟练掌握游戏机附赠的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与《打鸭子》这两个游戏在同一盘卡带上，而我迫不及待地要玩其他游戏。唯一的麻烦是，我才六岁，读书没办法像玩游戏那么快。此时我又使出新手黑客的招数。我开始从图书馆借篇幅比较短的书，以及有很多图片的书。比如关于发明的图画百科全书，里头有早期的脚踏两轮车和飞船的神奇图片，还有漫画书，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威尔斯（H. G. Wells）小说的儿童删节版本。
可是，NES——慢速但好玩的八位任天堂家用游戏机——才带给我真正的教育。由《萨尔达传说》，我学会这个世界是要去探索的；由《洛克人》，我学会敌人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还有《打鸭子》，嗯，《打鸭子》教会我，即使有人嘲笑你的失败，你也不能开枪打爆他的头。最后，《超级马里奥兄弟》教会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课。我是很诚恳地说这句话的，我要请你认真地思考。《超级马里奥兄弟》1.0版，可能是史上最经典的横向卷轴游戏。游戏开始时，这个传奇性的开场画面，马里奥就站在左侧，他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只能往右走，新的场景和敌人会从右边不断出现。他穿过八个世界，每个世界有四关，每一关都有时间限制，直到他找到邪恶的库巴，并拯救被俘虏的碧姬公主。在这32关当中，马里奥的背后有一堵墙，游戏用语称之为“看不见的墙”，这让他无法往后走。没有办法后退，只能向前走——无论是马里奥、路易吉，还是你和我，都一样。人生只会往一个方向前进，也就是时间流动的方向，无论我们努力走了多远，这堵看不见的墙永远都会紧跟着我们，让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强迫我们前往未知的未来。一个20世纪80年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里长大的孩子，一定要通过某些事物来学习关于死亡的概念，那么何不从两个爱吃下水道里的蘑菇、来自意大利的水管工兄弟身上学习呢？
有一天，我那频繁使用的《超级马里奥兄弟》游戏卡带无法读取，无论我怎么吹它，都无法读取。这就是那个时代你必须采取的做法，或是我们认为你必须采取的做法，你必须对着卡带的开口吹气，把卡在上面的灰尘、碎屑、宠物毛发吹掉，吹干净。然而，无论我怎么吹，卡带的开口和游戏机的插卡处都吹了，电视屏幕上还是只有斑点和波浪，一点安慰效果也没有。
回想起来，游戏机或许只是插槽针脚接触不良，但是我才七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插槽接触不良，我很着急无助。更糟的是，父亲刚出差，要等到两周之后才会回来帮我修机器。我又不会马里奥式的时间跳跃技法或有水管可以钻进去，让那两周时间快点过去，因此我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如果我成功了，父亲一定会大加赞赏。我走到车库去找他的灰金属工具箱。
我想说要找出问题所在，首先必须把游戏机拆解。基本上，我只是在模仿或试着模仿父亲坐在餐桌边修理家中录像机或卡带机的动作，在我看来，这两部机器跟任天堂游戏机最为相似。我花了大约一小时拆解游戏机，用我不协调的小手努力把一字螺丝起子插进十字圆头螺丝，最后我做到了。
游戏机外观是暗沉的灰色，内部却五颜六色，看起来像一整排的电线彩虹，绿色的主机板上有突出的金色与银色点点。我把这里拧紧，那里松开，随便乱弄，再对每个零件都吹气。之后，我拿纸巾把它们擦拭一遍。接着，我得再把主机板吹一遍，才能清除卡在我现在知道是针脚的地方的纸巾碎屑。
我完成清洁与修理工作之后，就该把机器组装起来了。我家的金色拉布拉多猎犬“宝贝”可能吞掉了一颗螺丝，或者只是掉落在地毯上或沙发下。我一定没有把所有零件按照原来的样子装回去，因为它们装不进盒子里。游戏机的盖子一直弹开，于是我用力把零件压下去，就像用力合上装得太满的行李箱那样。盖子终于合上了，但关上一侧，另一侧又弹开，压住这一侧，另一侧就又弹开。我来来回回弄了好一阵子，最后放弃了，直接给机器插上电源。
我按下电源开关，毫无反应。我按下重新开机键，同样毫无反应。游戏机上只有这两个按键。在我修理前，按键旁边的灯泡一直亮红灯，现在连灯都不亮了。游戏机被弄得歪歪斜斜，完全出了故障，我突然萌生愧疚与畏惧。
父亲出差回来后，不会称赞我，他会像踩栗宝宝（Goomba）一样踩到我头上。但我害怕的不是他的怒气，而是失望。在同事眼中，父亲是精通航空知识的电子系统工程师专家。在我眼中，他是家里的疯狂科学家，可以自己修好任何东西，插座、洗碗机、热水器和空调机。只要他同意，我会做他的助手。在这个过程中，我亲身体会体力劳动的愉快，学习基本的机械知识，还有电子基本原理，伏特与电流的不同，电力与阻力的不同。我们一起做工作，最后不是修好了，就是一声咒骂，父亲会把修不好的设备扔到房间另一头，丢进一个废物纸箱。我从来不会因为这些失败之作而批评他，而是一直感动于他有胆量去尝试。
父亲回到家发现我对红白机做的好事之后，他没有生气，这令我颇感意外。他也没有很开心，但是他很有耐心。他解释说，了解东西出错的原因和方式与了解什么零件出了故障同样重要：理解原因和方式可以让你预防未来再度造成相同的故障。他依序指出游戏机的每个零件，不只说明它的名称，还有功用，以及它跟其他零件的互动如何促成机械的正常运作。唯有分析个别零件的机械作用，你才能判断它的设计是否足够有效率来达成目的。如果很有效率，只是有故障，你便修理它。如果不是，那么你要做出调整，以改善机械作用。父亲说，这是维修工作的正确步骤，你不可以敷衍，事实上，这是你对科技应有的基本责任。
如同父亲的所有教诲，这次的教训适用于我们手边工作之外的广泛领域，尤其是有关自立自助原则的教诲。父亲坚称，从他的童年到我的童年之间，美国已遗忘这个原则。美国这个国家已变成买新机器取代故障机器比找专家修理来得便宜，而且一定比自己去找零件设法修理来得便宜。单凭这项事实，便几乎保证会出现科技暴政，助纣为虐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每天使用却不了解机器的所有人。拒绝让自己了解你所依赖的设备运作与维修，即是被动接受暴政及其条件：当你的设备正常运作时，你也正常运作，但是当你的设备出故障时，你也会出故障。你拥有的物品反过来拥有了你。
结果，我好像是弄坏了一个焊接点。为了搞清楚是哪个焊接点坏了，父亲想要使用海岸警卫队基地实验室里的一部特殊测试设备。我猜他原本可以把测试设备带回家，可是不知为何他带我去了实验室，我想他只是想让我参观他的实验室。他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我没有。我从未见过比那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图书馆比不上，无线电屋（R adio Shack）和林海芬购物商场（Lynnhaven Mall）也比不上。我记忆最深的是屏幕。实验室本身灯光微弱，空无一人，但在父亲开灯之前，我便不禁盯着规律跳动的荧光。我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电视？”但马上又想：“为什么它们都转到相同的频道？”父亲解释说这些不是电视，而是计算机，虽然我已经听过这个名字，但我并不明白它的意思。我起初以为屏幕——终端机——就是计算机。
接着他把计算机一台一台指给我看，试着解释它们的作用：这台处理雷达讯号，那台是无线电中继，另一台模拟飞机的电子系统。我甚至无法假装我懂得其中一半。这些计算机比当时私营部门使用的几乎任何计算机都来得先进，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任何事。当然，它们的处理器要花整整五分钟才能开机，显示器是单色的，没有喇叭可播放音响效果或音乐。但是，那些限制只能突显它们很厉害。
父亲把我放到一张椅子上，把椅子调高到我可以够着桌子和放在桌上的一块长方形塑胶的高度。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计算机键盘。父亲从来不让我碰他的Commodore 64，我的屏幕时间仅限于使用带有专用操纵杆的游戏机。可是，这些计算机是专业、综合用途的机器，不是游戏机，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它们。没有控制器，没有操纵杆，没有玩具枪，唯一的界面是有着好几排印有字母与数字的按键的长方形塑胶块。字母排列顺序还跟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不一样。
第一个字母不是A，而是Q，之后是W、E、R、T及Y。只有数字的顺序和我学到的是相同的。
父亲告诉我，键盘上的每个字母、每个数字，即每个键都有作用，它们的组合也有意义。跟控制器与操纵杆上的按键一样，如果你可以想出正确的组合，你便可以创造奇迹。为了向我证明，他从我身后输入一条指令，再按下Enter键。屏幕上跳出来一些东西，我现在知道那是文字编辑器。接着他拿了一张便利贴和一支笔，写下一些字母和数字，叫我照着输入，他就离开去修理出故障的任天堂游戏机了。
他离开的时候，我开始一个按键一个按键地把他写的东西输入到计算机里。我是天生的左撇子，却被教导使用右手，我立即发现这是我所遇到的最自然的书写方法。
10 INPUT “WHAT IS YOUR NAME?”；NAME$
20 PRINT “HELLO，“+NAME$+“!”
你或许觉得很容易，可你不是一个小孩子，但我是。我是一个手指又胖又短，连什么是引号都不知道的小孩子，更别说我必须按住Shift键才能输入。在许多次尝试及出了许多错误之后，我终于成功输入信息了。我按下Enter键，瞬间，计算机问我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我被迷住了。便利贴上没有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做，于是我决定回答，再一次按下Enter键。突然，黑色背景的最上方跳出一行荧光绿色的字：“哈喽，艾迪！”
这是我的程序设计与计算机入门课：这些机器做了些什么事，是因为有人叫它们去做，以一种特殊、仔细的方式。而这个人可以是七岁孩童。
几乎在当下，我便了解了游戏机的极限，它们跟计算机系统相比，闷到令人窒息。任天堂、雅达利、世嘉，它们都将你局限在你可以升级或打败的关卡和世界，但永远无法改变。修好的任天堂游戏机又回到休息区，父亲和我比赛玩《马里奥赛车》《双截龙》和《快打旋风》。当时，那些游戏我都玩得比他好很多，这是我做得比父亲好的第一件事，可是三不五时我会让他打败我。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不知好歹。
我不是天生的程序设计师，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很擅长做这个。但是，在之后十年，我确实成为一个足以构成危险的高手。直到今日，我依然觉得程序设计很神奇：用这些奇特的语言输入指令，处理器便会将其转译为不只是我，还有大家都可以获得的信息。我沉迷于一个程序设计师可以编写环球通用的计算机程序，不受法律、法规限制，除了因果关系之外。我的输入与输出有着绝对的逻辑关系。如果我的输入有缺陷，计算机输出便有缺陷；如果我的输入没有缺陷，计算机输出便没有缺陷。我从未经历过如此一致与公平、如此表达明确及没有偏见的事情。计算机会永远待候接收我的指令，一旦我按下Enter键，它就立即处理，不会发问。我从未在其他地方感觉到这么有控制感，学校里当然没有，甚至家里也没有。完美编写的指令会一次又一次执行相同的作业，在我看来，许多聪明、喜爱科技的千禧儿童也是这么认为，这是我们世代的一个永恒真理。¤¤¤第三章环城公路男孩
快到我九岁生日前，我们举家由北卡罗来纳州搬到马里兰州。让我讶异的是，我的名字已捷足先登。“斯诺登”在我们定居的安妮阿伦德尔郡（Anne Arundel）随处可见，过了一阵子，我才知道个中缘由。
理查德·斯诺登（Richard Snowden）是在1658年来到马里兰的一名英国少校，他以为巴尔的摩勋爵（Lord Baltimore）保障天主与清教徒的宗教自由，亦适用于贵格会教徒。1674年，理查的哥哥约翰也来了，他同意离开约克郡，为贵格会传教以换取缩短刑期。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欢迎号在1682年抵达德拉威时，约翰是少数在场欢迎的欧洲人之一。
约翰的三名孙子在独立战争时加入大陆军。由于贵格会教徒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决定加入战争支持独立而遭受教区责难，可是他们的良知要求他们重新考虑和平主义。威廉·斯诺登，我的父系祖先，官拜上尉，在纽约华盛顿堡之役被英军俘虏，死在曼哈顿恶名昭彰的糖厂监狱中（传言英军强迫战俘吃下混着碎玻璃的粥来杀死他们）。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摩尔（Elizabeth née Moor）是受到华盛顿将军重视的一名顾问，她的儿子约翰·斯诺登是一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宾州报纸发行人，其后代往南方定居，和他们的马里兰斯诺登表亲们在一起。
查理二世在1686年赐给理查·斯诺登家族1976英亩（1英亩≈4046.9平方米。——编者注）林地，安妮阿伦德尔郡便涵盖几乎全部林地。斯诺登家族创立的企业包括帕塔克森特铁厂（Patuxent Iron Works），美国殖民时期重要的锻造厂之一，也是炮弹与子弹的主要制造商，以及斯诺登农庄，由理查的孙子们经营的农场与乳牛牧场。在英勇的大陆军马里兰防线服役之后，他们回到农庄，而且完全奉行独立原则，废除家族蓄奴，甚至在南北战争之前将近一百年便解放了两百名非洲黑奴。
往昔的斯诺登田地今日被斯诺登河大道一分为二，这是一个繁华的四线道商业地段，有高级连锁餐厅和汽车经销商。邻近的32号公路/帕塔克森特高速公路直接通往米德堡（Fort George G.Meade），美国第二大陆军基地和国家安全局所在地。事实上，米德堡坐落在曾经属于我的斯诺登表亲的土地上，若不是向他们收购（一派说法），便是美国政府向他们征收（另一派说法）。
当时，我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我的父母开玩笑说，每当有新的人搬进来，马里兰州就把招牌上的姓名改掉。他们觉得这很好笑，我却觉得很惊悚。走I-95公路，安妮阿伦德尔郡跟伊丽莎白市距离才不过250英里（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却像不同的星球。我们从树木茂密的河岸换到混凝土人行道，从一个我受人欢迎及成绩好的学校转到另一个因为戴眼镜、不会运动，尤其因我的口音而老是被嘲笑的学校，因我南方拉长尾音的浓重腔调，新同学骂我是智障。
我对自己的腔调极为介意，便不肯在课堂上说话，自己一人在家练习，直到我的口音听起来正常为止，或者至少直到我不会再把我受羞辱的“英语课”讲成“应语棵”，或者说我的“叟指”（手指）被纸割伤了。但是，我害怕开口讲话造成我的课业退步，我的一些老师决定让我接受智商测验以判断我是否有学习障碍。当我的测验分数返回后，我不记得有人向我道歉，只有一大堆课外“加强作业”。事实上，原本怀疑我的学习能力的老师们，现在开始对我喜欢讲话很有意见。
我的新家位于环城公路，原先是指495号州际公路，也就是环绕华盛顿特区的公路，现在则是指美国首都附近幅员不断扩大的住宅社区，北起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南至弗吉尼亚州匡蒂科。这些郊区的居民几乎是在美国政府工作或者在跟美国政府做生意的公司上班。讲白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理由要待在那里。
我们住在马里兰州的克罗夫顿，安纳波利斯与华盛顿特区之间，安妮阿伦德尔郡西区，住宅建筑清一色是乙烯墙板的联邦式风格，取了一些奇特有趣的老名字，比如克罗夫顿古镇、克罗夫顿马房、保留区、莱丁区。克罗夫顿本身是一个规划社区，坐落在克罗夫顿乡村俱乐部的外围。在地图上，它像极了人的大脑，街道蜿蜒曲折，像大脑皮质的脊与沟。我们住的街道是骑士桥环路，满布广阔慵懒的双层式住宅、宽敞的车道和能停两辆车的车库。我家是环路一端数过来的第七户，另一端数过来也是第七户，即正中央的房子。我有一辆Huffy（赫菲）变速自行车，我骑着它去送《首都报》。这是一份安纳波利斯发行的老牌报纸，每日派报变得很不规律，尤其是在冬季，尤其是在克罗夫顿大路与450号公路之间。这条路经过我们社区时，就变成了国防公路。
对我父母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期。搬到克罗夫顿对他们来说是更上一层楼，经济与社会地位都是。街道树木林立，几乎没有犯罪，多文化、多种族、多语言的人口，反映出华盛顿特区外交与情报社区的多样化，富裕且教育良好。我家后院基本上是个高尔夫球场，街角就有网球场，再走过去有一个奥运会规格的游泳池。交通又方便，克罗夫顿再理想不过了。父亲只要40分钟便可上班，他的新职位是海岸警卫队总部航空工程部准尉，当时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南区的巴瑟德角，邻近莱斯利·麦克奈尔堡。母亲只要20分钟就可以到国安局去上班，其四方形、未来式的总部屋顶设有雷达天线罩，并用铜包覆以密封通信讯号，构成米德堡的中心。
我一再向外来者强调，这类工作再普通不过了。我们左手边的邻居在国防部上班，右手边的邻居在能源部和商务部工作。有一阵子，学校里我喜欢的女孩子，几乎每个人的爸爸都在联邦调查局上班。米德堡不过是我母亲上班的地方，还有另外12,500名员工，其中四万人住在当地，许多都是和家人一起。这个基地设有115个政府机构，另外还有军方五个军种的部队。正确地说，安妮阿伦德尔郡大约有50万人口，每800人中有一人在邮局工作，每30人中有一人在公立学校体系工作，每四人中便有一人任职或服务于与米德堡相关的企业、机构或军方。这个基地有自己的邮局、学校、警察和消防署。地方上的孩童、军人和平民，每天都会去基地上高尔夫球、网球和游泳课。虽然我们没有住在基地，但母亲把那里的贩卖部当成我们的杂货店，大量采购物品。她会利用基地的福利社作为一站购足式的商店，为总是穿不下衣服的姐姐和我采购实用的衣物，但最重要的是，这都免税。不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的读者，不妨将米德堡及其周遭甚至整个华盛顿特区地区，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兴衰起伏的企业城镇。那里的单一文化和硅谷很像，只不过华盛顿特区的产品不是科技，而是政府本身。
我必须指出，我的父母都通过了最高机密安全调查，母亲还接受了全范围测谎，这是军方人员不必接受的高等级安全调查。好笑的是，母亲的工作跟间谍完全不相关。她是为国安局员工服务的一个独立保险与福利协会的办事员，主要是为间谍提供退休计划。不过，为了处理退休金表格，她还是必须接受审查，好像要空降到丛林里去发动政变一样。
直到今日，我仍然不是很清楚父亲的职业。事实上，我的无知并不奇怪。在我成长的世界，没有人真正讨论自己的工作，不仅不跟子女讲，彼此间也不讲。我身边的成人确实依法不得讨论他们的工作，甚至跟家人也不行，但我认为，比较正确的解释是，他们工作的技术性质以及政府的划分很不一致。技术人员很少甚至不曾了解他们被指派的计划的全面应用及政策影响。他们的工作往往属于极为专业的知识，在烤肉时闲聊会让人下次不想再邀请他们，因为没有人感兴趣。
回想起来，我们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才搬到这里。¤¤¤第四章美国在线
我们家搬到马里兰州克罗夫顿后不久，我父亲便买了我们家的第一台计算机：康柏（Compaq）Presario 425。这台计算机定价139美元，但父亲是用军公教优惠购得的。计算机一开始就放在客厅餐桌上，这令母亲十分火大。从计算机出现的那刻起，我便和它形影不离。我以前不太外出踢球，现在更不可能产生这种念头，因为在这个看似平凡、笨重的计算机里，藏了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Presario 425采用2500万赫的英特尔486处理器，这个速度在当时算是超快的，硬盘容量则是怎样都用不完的200MB。最酷的是8位彩色显示器，意味着它能呈现多达256种色彩（你现在的设备或许可展现上百万种）。
这台计算机时常陪伴着我，像我第二个手足兄弟或是初恋情人。它在我发展自我独立人格的时刻走进我的生命，让我了解到网络世界无限广阔。这种探索的过程相当刺激，令我有一阵子忽略家人与家庭生活。换个说法，我当时正经历叛逆的青春期，只不过这是科技引起的青春期。这令我产生巨大的变化，而各地所有接触计算机的人也都有同样的经历。
当父母叫唤我的名字，催促我上学时，我听不到他们说话。他们叫我洗脸，准备吃晚餐时，我假装没有听到。当他们提醒我计算机是全家共享的时候，我会心不甘情不愿地让位，然后在他们身后烦躁地走动，不断给予指导，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命令我离开客厅。比如，我会教导姐姐使用文书处理技巧完成报告，或是传授父母如何运用Excel计算税款。
我不断催促他们加快速度，好让我快点回到计算机旁，做一些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像是玩《纱之器》游戏。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那些打乒乓球与开直升机的游戏早已过时（就是我父亲在Commodore 64上玩的那几种），如今流行的是有故事情节的游戏。玩家不只追求声光刺激，还想要有精彩故事陪衬。在我小时候，任天堂、雅达利与世嘉推出的游戏故事还很简单，比如主角从日本忍者手中拯救美国总统（确实有这游戏）。后来游戏做得越来越棒，如今大多从中古世纪故事里取材。这些故事引人入胜，我小时候总在外婆家的地毯上翻阅这些作品。《纱之器》是一个关于纺织者社会的故事。这个社会的长老（以希腊神话命运三女神克洛托、拉克西斯和阿特洛波斯命名）创造出一台名为纱之器的秘密纺织机，这台机器拥有控制世界的能力，按照游戏剧本的设定，它能编织出细致的花纹影响现实。一个年轻男孩发现这台纺织机的魔力后，被迫开始流亡的日子，所有事物陷入混乱，直到大家开始质疑这台机器的价值。
没错，这听起来很不真实。但这只是个游戏。
不过，即使当时年纪小，我仍能了解故事中的含义。纱之器就像我使用的计算机。它的七彩纱线像极了计算机内部的线路，而唯一的灰线预言着不确定的未来，就像计算机后方长长的灰色电话线，连接的是广阔的世界。对我而言，这是最神奇的地方。有了这条电话线，加上扩充卡、调制解调器和电话，我便能拨号连上一个名为网络的地方。
1997年之后出生的人，或许没听过拨号上网。但请相信我，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发明。现代人早已习惯时时刻刻连线，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等一切设备早已预设连线功能。至于连线的目的与方式，早已不重要。你只需要轻按一下老一辈人口中的上网按钮，所有东西便会自动送上门，包括实时新闻、订购比萨、在线影音（取代传统电视与电影）。在那个时代，我们辛苦走路上下学，上网得靠调制解调器拨号。
我并不是说我很懂上网这件事或背后的原理，而是我完全了解上网的神奇之处。因为那时想要把计算机连上网络，必须花点工夫：调制解调器拨号后会发出哔声与嘶嘶声，大约耗上三辈子（至少一分钟）的时间才能连接成功。若你连线后拿起屋里的其他分机，你会听到计算机正在说话。当然，你听不懂计算机在说些什么，毕竟这是每秒传送约14,000字位的机器语言。但这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打电话不再是年轻女孩的特权。
利用计算机连接上网络与互联网的崛起，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宇宙大爆炸或寒武纪大爆发事件。网络改变了我的生命，也给其他人带来了重大影响。从12岁开始，我睁着眼睛的时间几乎都用来上网。无法上网时，我也在思考下一次的上网计划。网络是我的避难所，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