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口下降,我们的世界还会好么?(空荡荡的地球+低欲望社会)(全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11-22 05: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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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达雷尔·布里克(Darrell Bricker),(加)约翰·伊比特森(John Ibbitson),(日)大前研一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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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下降,我们的世界还会好么?(空荡荡的地球+低欲望社会)(全2册)

全球人口下降,我们的世界还会好么?(空荡荡的地球+低欲望社会)(全2册)试读:

前言

那是个女孩。

2011年10月30日,星期日,就在午夜之前,达妮卡·梅·卡马乔降生在马尼拉一家拥挤的医院,让我们这个星球的人口达到了70亿。实际上,指针也可能指向几个小时以后在印度北方邦一座村庄里出生的纳吉斯·库玛尔。它也可能是个男孩,就是出生在俄罗斯加里宁格1勒的普特·尼古拉耶夫。

当然,其实他们都不是。我们并没有用摄像机或者隆重的讲演来庆祝地球人口进入70亿大关的那个婴儿出生,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或者她?)到底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出生的。我们只知道,按照联合国最准确的估计,这个星球的总人口在201 1年的10月31日左右达到了70亿。不同的国家会指定那一时段里出生的某个婴儿,用来象征历史上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瞬间,而达妮卡、纳吉斯和普特就属于这些被选中的孩子。

在很多人看来,这并不值得庆祝。印度卫生部长吴拉姆·纳比·阿扎德宣称,全球人口达到70亿“不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而是一件令人非常担忧的事情……对我们而言,若能实现人口总量的稳2定,才该庆祝”。许多人都跟阿扎德有着同样的悲观情绪。他们担心出现全球人口危机。智人正在不受约束、没有限制地繁殖,按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估计,每年要新出生1.3亿个婴儿,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为他们提供成长所需的必要物质条件。随着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森林消失,物种灭绝,大气变暖。

先知们宣称,除非能够摘除这颗人口炸弹,否则,我们的未来将面临日益严重的贫困、粮食短缺、冲突和环境恶化现象。正如一位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所说,“除非人口增长出现急剧下降,温室气体的排放迅速减少,或全球爆发素食风潮——然而以上均与我们此刻的发展方向截然对立,否则对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始终无法3过上丰裕的生活”。

以上所有说法,都彻彻底底地错了。

未来的30年里,将会出现21世纪的重大决定性事件(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决定性事件),那就是全球人口总量开始下降。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永远不会结束。我们要面临的挑战,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萧条——人类种群一代一代无情地败落下去。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这个消息令人震惊,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联合国预测,21世纪,地球的人口总量将从70亿增长到1 10亿,接着在2100年之后趋于平稳。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口统计学家认为,联合国的数字高估得太多了。他们说,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地球的人口将在2040~206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达到90亿上下,接着便开始衰减,或许,联合国该指定某一场象征性的死亡来标志这一时间点。到21世纪末,我们兴许会回到现在的人口数量,并稳步走低。

全世界大约20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出现了减少的趋势;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30多个。地球上最富裕的一些地区每年的人口数量都在走低,如日本、韩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东欧的大部分地区。“我们是个垂死的国家了。”2015年,意大利卫生部长比阿特丽丝·洛伦津感叹说。

但这还不是重大新闻。最大的新闻是,随着生育率走低,最大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也将变得越来越小。几年内,中国的人口年增长数量就将开始出现下降。到21世纪中叶,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将步其后尘。就连印度(它即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口,也会在一代人之内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非洲撒哈拉以南和中东部分地区的生育率仍居高不下。然而,即便是在这些地方,随着年轻女性接受教育、采取节育措施,情况也在发生变化。非洲很可能会比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想象的更早结束无节制生育的狂潮。

生育率加速下降的迹象,从学术研究和政府报告中可以一窥端倪;但另一些迹象,只能通过深入其中才能发现。于是,我们便这么做了。在为本书整理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前往六大洲的多座城市:布鲁塞尔、首尔、内罗毕、圣保罗、孟买、北京、棕榈泉、堪培拉和维也纳。当然还有其他站点。我们跟学者和公职人员进行了交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大学校园、研究机构和贫民窟里与形形色色的年轻人进行了交流。我们想知道他们对于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持怎样的看法:要不要孩子,什么时候要。

人口下降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但它是一件大事。当今天出生的孩子步入中年时,世界的一切将与我们在同样的年龄时面对的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会发现,地球变得更加城市化,犯罪率更低,环境更健康,但有着更多的老年人。他找工作不会碰到困难,但收入兴许很难维持生计,因为为了支付所有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养老费用,税收将吃掉他的大部分薪水。学校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多,因为孩子不多了。

感受人口下降带来的影响,我们用不着等上三四十年,我们今天就能在日本和保加利亚等发达国家中感受到它,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态势,但随着年轻工人和消费者的减少,这些国家已难以提供充足的社会服务。同样在拉丁美洲乃至非洲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身影,这些地区的女性越来越多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还能在所有的家庭里看到它:孩子们成年以后并不着急搬出父母的住处,因为他们并不急着安定下来,30岁之前也丝毫没有生孩子的想法。我们甚至能在波涛汹涌的地中海里看到它,虽说这是一场悲剧:来自战火喧嚣之地的难民大军,拥堵在人口日益稀少的欧洲边境。

我们也许很快就会看到它对全球势力竞争产生影响。一些国家正努力与人口萎缩、社会老龄化的苦果缠斗,另一些国家却还能够自我维持,故此,人口下降将影响未来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

一些担心人口逐渐减少的人希望政府出台鼓励夫妻多生孩子的政策,但证据表明这是徒劳的。所谓的“低生育陷阱”意味着,一旦只生一两个孩子的做法成为常态,就不会再轻易变化。夫妻不再认为生孩子是自己必须承担的义务,相反,他们认为抚养孩子是一种实现个人圆满的行为,但他们很快就能通过别的方法实现圆满。

解决人口下降问题的另一种做法是引入移民。这就是本书由两位加拿大人执笔的原因。几十年来,加拿大人均引入的外来移民比其他任何主要发达国家都多,却很少会遭遇其他国家面临的种族紧张局势、贫民窟以及激烈的辩论。这是因为该国将移民视为一种经济政策,采用了绩效积分制度,使得加拿大新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往往高于本国人。此外,这个国这还信奉多元文化主义,也就是人们有权利在加拿大多样化的文化环境内,保持并延续自己的母国文化。这带来了一个和平、繁荣、多种语言并存的幸福社会。

并非每个国家都能像加拿大一样泰然自若地接受移民潮。许多韩国人都有着强烈的国家自豪感,认为做个韩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许多瑞典人、智利人也一样。部分现代法国人认为,移民已经接受了“成为法国人”的观念,可不少老派人却认为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移民社区遭到孤立,移民与本国居民互相隔离且社会地位不平等。英国人口预计将继续增长,从21世纪的6600万增加到21世纪末的约8200万,但前提是英国继续欢迎蜂拥而至的移民。可惜英国脱欧公投暴露的情绪表明,大量英国人都希望将英吉利海峡变成护城河。为了对抗人口的减少,各国必须接受移民和多元文化。接受前者,很难;而对一些人来说,接受后者,根本就做不到。

在大国当中,即将到来的人口减少反倒让美国获得了独有的优势。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欢迎新移民,先是欢迎大西洋对面的欧洲新移民,接着是横渡太平洋而来的亚洲新移民,今天,也欢迎格兰德河对岸的拉丁美洲新移民。千百万人快乐地投入美国多元文化的大熔炉,大大地丰富了美国的经济和文化。移民让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持续的移民潮也将继续把21世纪定义为美国的世纪。

除非……近年来疑心重重的、民族主义的、美国第一的草根呼声,有可能扼杀美国的移民潮流,它希望通过筑起高墙,将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隔绝,让美国变得“再次伟大”。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治下,联邦政府不仅打击非法移民,还减少了对合法技术工人的移民许可,这对美国经济可谓是自杀性的政策。如果这种变化是永久性的,如果美国人出于毫无意义的恐惧背叛自己的移民传统,转过身去背弃世界,那么,美国也将走向方方面面的衰落:人口的衰落,国际势力的衰落,影响力的衰落,财富的衰落。每个美国人都必须做出选择:支持开放、包容、热情的社会,还是大门紧锁,在孤立中萎靡。

人类种群过去曾因饥荒或瘟疫大幅缩减。这一次,我们是在自我缩减:我们主动选择让人口变得少一些。这会是个永久性的选择吗?答案是:很有可能。虽然政府有时能够依靠慷慨的儿童保育金和其他抚养费,提高夫妇愿意生育的孩子数量,但它们从未成功地将生育率恢复到维持人口数量所需的更替水平,也即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再说了,这类政府项目代价不菲,在经济衰退期间常遭削减。而且,对于政府来说,说服夫妇养育一个他们原本不乐意生的孩子,也存在道德上的争议。

当我们步入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时,是会庆祝还是哀悼日益减少的人口?我们是会挣扎着努力发展,还是优雅地接受世界的现状:人类既欣欣向荣,同时也越变越少?我们不知道。但或许,一位诗人将吟诵:放眼我们的种群史,人类,头一回,感到了衰老。第1章 人口简史

我们曾经差一点就彻底没了。

整个世界只剩下了几千个人,甚至更少,在南部非洲的海岸,挣5扎在灭绝的边缘。7万年前,苏门答腊的多巴发生灾难性的大规模火山喷发(自那以后再未出现过同等规模的天灾),将2800立方公里的火山灰喷入大气,覆盖面积从西部的阿拉伯海直至东部的南海,让地球进入了6年相当于核冬天的状态。“一些科学家认为,多巴火山爆发6是人类种群遭受过的最大灾难。”智人陷入了困境;虽然我们在此前的13万年演化历程中掌握了工具和火,但地球当时正处于寒冷周期,大部分的食品供应被断绝。此刻,多巴火山爆发让情况雪上加霜。我们在最后一块可供栖息的非洲飞地寻找块茎,采集贝类。如果事态的发展再进一步,我们的末日恐怕就到了。

就算这不是真的,也至少是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提出的一种理论;也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人类已经走出非洲,多巴火山造成的7影响言过其实。但这样的念头总叫人难以放弃:一个满身泥泞的人,在贫瘠的世界,灭绝的关头,挣扎着抚养残存无几的年轻后代,直到天空重新放晴,大地颤动,太阳再度让这片土地变得温暖。

但我们行动缓慢。大约5万年前,历史上最勇敢的人类跨越了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峡。(不过,有新的证据表明,他们可能更8早就到达了澳大利亚。)有些人可能是偶然沦落到此,但另一些人,仅仅因为曾经从活着回来的人那里听说了些什么,便心怀目标地投入9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大海。如今的中国大地,也曾是人类的定居点;在大约15000年前,他们越过了当时连接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的陆桥,10长途跋涉前往美洲。(当然,所有这些日期都存在争议。)

大约12000年前,最先是在中东,接着在世界各地,一些最重要的人类发现相继独立问世,它们延长了我们的寿命,增加了我们的数量。人们开始注意到,从草上掉下来的种子会在来年长出新的草。与其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放牧、狩猎、采集水果和谷物,不若留在同一个地方,种植、收获庄稼,饲养牲口。但种地不需要所有人都出动,故此,劳动出现了分工,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进而带来了政府和有组织的经济。狩猎采集者慢慢地撤退了(还有极少数在隔离环境中延续至今),文明的曙光初现。苏美尔、埃及、夏朝、印度河谷、玛雅,一一登场。

进步是无常之事。帝国的兴衰背后是各种复杂的原因:地球的变暖或变冷,庄稼的大幅歉收;最新的病毒或细菌的大规模传播。知识失传,不得不痛苦地重新学习。起初,东方落后于西方,因为前者进入定居生活方式的时代更晚;但到了基督时代,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已经不相上下。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写道:“罗马与汉朝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各自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致命疾病组合……在公元前200年之前,这些疾病还只是在特定的地域流传。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和游牧民族顺着连接两国核心的链条迁徙,疾病也开始融11合,不经意间形成了对所有人的威胁。”

从公元前32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的曙光乍现,到公元1300年文艺复兴时期的黎明重降,这个故事没怎么变过:地理位置、领导能力和技术进步的特定组合为这个部落或者那个民族带来了优势,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胜过了所有的前人。随后和平降临,帝国修建道路,改善农耕技术,通过法律,征收税款。接着发生了某件事情:收成糟糕,瘟疫蔓延,远方的骚动令战士逃亡,或是外围的游牧部落侵扰到帝国中心,帝国无法再维持下去,崩塌,重建,从头再来。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进步都失传了,随着东方、西方或者南方的衰落,另外一些地方却变得更好了。罗马覆灭后,伊斯兰教保留了西方失去的知识,等到印度发现了零,打开了更多的潜在可能性。最新的瘟疫也产生了足以抵抗它的最新抗体。至少在欧亚大陆,免疫力成为进步的有力工具。

地球的人口从多巴火山爆发后的寥寥几千人,发展为第一次农业革命期间的500万~1000万人。公元1年,人口数量或许达到了3亿。公元14世纪,随着中国明朝的统一、启蒙和进步,随着伊斯兰教从中东扩张到西班牙,欧洲终于走出了罗马后的黑暗时代,全球人口达12到4亿左右。可紧接着,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是导致鼠疫的细菌,长久以来阴魂不散。一种理论认为,黑海和中国之间的陆地,是一座“鼠疫库”,鼠疫杆菌早就潜伏于此,而且至今仍在。(即便到了今天,该地区也偶13尔会爆发鼠疫。)它不是一种主要感染人类的疾病;相反,它是14“一种牵连到了人类的老鼠疾病”。老鼠被携带细菌的跳蚤感染;老鼠死后,跳蚤寻找新宿主,如果附近恰好有人,跳蚤就盯上了人类。但一个人从被叮咬到发病,需要3~5天的时间,这给了患者充分的时15间去感染他人,因为鼠疫可以通过唾沫飞液在人类之间传播。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就有爆发鼠疫的报告:第一次有详细记录的是公元541年爆发的查士丁尼大瘟疫,它令拜占庭皇帝夺回罗马帝国失16落领土的希望破灭了。但这一切跟黑死病比起来算不上什么。黑死病最有可能是一种毒性极强的鼠疫疫种,它可能来自克里米亚大草原,于1346年抵达欧洲。按照一种说法,当士兵围攻黑海附近的卡法城时,朝着城墙上投掷感染了病毒的尸体,这大概是生物战争的第17一个实例。无论如何,从克里米亚到地中海港口的船只,携带了这种病毒。

此时的欧洲特别脆弱。全球降温使得庄稼收成锐减,人们饥肠辘辘,免疫系统变得虚弱不堪。战争也对地方人口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但虽说有各种坏消息,经历了黑暗时代的几百年后,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和人口正迅速扩张,城市和地区之间的旅行与贸易空前增长。因此,黑死病得以迅速传播——顺着重要道路每天推进两公里,而船只,则让跳蚤径直跳进了北欧。短短3年内,整个欧洲大陆都陷入瘟疫的魔爪。

当时,感染病毒的人死亡率高达80%,一般挨不过症状出现的头一个星期。一首童谣描述了黑死病的进展。

红色痘痘绕成圈: 腹股沟淋巴结炎(buboes)——腹股沟、腋窝或颈部的淋巴结肿胀——呈环状,中央呈玫瑰红色,这是黑死病的明确迹象。

口袋里头装满花: 随着病情发展,患者的身体会从内部开始腐烂。这种气味非常可怕,活着的人会在口袋里装满花,充当空气清新剂。

阿~嚏!阿~嚏!(或不同的象声词): 患者还会头痛、出现黑斑、呕吐、发烧、呼吸困难或打喷嚏。18

我们全都倒下啦: 死亡。

关于印度和中国受到这个病的多大影响,相关的证据很少,故此19学界存在很大争论,但短短几年时间,至少死掉了1/3的欧洲人20——有人估计这一数字高达60%。佛罗伦萨的一位记录者写道,“除了搬运死尸去埋掉,所有的市民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了。”该市一半以上的人口,几个月内就死绝了。死者被扔进尸坑,有时候,21坑太浅,狗会把尸体刨出来啃掉。瘟疫粉碎了政府,破坏了天主教会的权威,还因为贸易中断导致短缺而引发通货膨胀,至于侥幸活下来的人,往往陷入享乐式的挥霍无度当中——干吗不呢?一些地区22花了数百年时间才恢复到黑死病爆发前的人口水平。

尽管要赞美大瘟疫很难,但它的一些后果反倒于后人有益。劳动力短缺削弱了农奴与领主之间的纽带,提升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工人的权利,刺激了生产力。总体而言,工资涨幅高于通胀。封建主义最终崩溃,生产资料所有者最终改为雇用劳动力。由于远洋航行的死亡率过高,欧洲人原本是很回避的。但如今陆地上的死亡率也很高,冒险看起来也是值得的。大瘟疫兴许真的为开启欧洲的探索和殖民时代23助了一臂之力。

然而,悲剧的是,在殖民过程中,欧洲探险家、掠夺者以及其后的拓殖定居者,把疾病传染给了毫无抵挡之力的中美洲、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土著居民,在新世界造成了更可怕的人口损失。这一次,实际丧命的人数难以计算,但与欧洲人接触之后,美洲至少损失了一半的2425人口,“有可能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灾难”。有人估计26人口损失率超过90%。其中,天花的毒性最大,致命性最强。

在上一个千年的中叶,瘟疫、饥荒和战争三强联手,控制了人口的数量。如果说,公元1300年时,地球上有4亿人,那么,公元170027年的人口应该不会超过6亿。按照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沃伦·汤普森(Warren Thompson)开发的人口转变模型,世界锁定在了第一阶段。第一阶段覆盖了从人类物种黎明乍现到18世纪的整段历史,此时,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增长缓慢,起起伏伏。饥饿和疾病是问题的一部分:在中世纪的欧洲(典型的第一阶段社会),1/3的孩子5岁前就死了;如果真的能长大,50多岁时也会死于慢性营养不良。

而这还不曾考虑到你死于他人之手的可能性。在前工业社会,战争和犯罪是不变的威胁。史前时期甚至更加暴力。据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观察,几乎所有在沼泽、冰原等地保存至今的史前人类标本,都显示出死于暴力的证据。“古代人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不能在不诉诸暴力的条件下给我们留一具有趣的尸体吗?”他好奇28地琢磨着。故此,在启蒙时期之前的时代,无论是在中国、美洲、欧洲,还是其他任何地方,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完全不增长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到了18世纪的欧洲,曲线开始弯曲向上。到了1800年,全球人口超过10亿。这一个世纪里全球增加的人口超过了此前400年的总和。按照人口转变模式看,欧洲从第一阶段进入了第二阶段:出生率高,但死亡率逐渐下降。那么,人们为什么活得更久了呢?

首先,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居民膳食结构得以改善,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变强,于是瘟疫爆发间隔的年限越来越长,严重程度不断走低。(我们稍后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到1648年,可怕的三[1]十年战争宣告结束,欧洲进入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和平带来了对运河等基础设施的新投资,这些投资增加了贸易,提高了生活水平。从新世界进口的玉米、土豆和西红柿丰富了欧洲的饮食。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认为:“大陆的交汇,是过去两个世纪人口爆炸的先决条件,也推动了29工业革命的出现。”当然,寿命增长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工业革命本身:科学和工业知识的加速,造就了我们今天所居住的世界。在非同凡响的1776年,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投入商业用途。(也是在那一年,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美国宣布脱英独立。)机械化生产提升了生产力:工厂、铁路、内燃机、电报、电灯,相继问世。发明最后两个的是美国人;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财富、权力以及信心都得到大大的提升。

感谢工业和农业革命,使人们能够活得更久。饥荒和瘟疫逐渐减少,男男女女早早结婚,生育出更多孩子。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天花疫苗的推出(这是另一项科学飞跃),这些孩子有更大可能活到成年。随着欧洲和美国竞相追赶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维多利亚时代头一次出现了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所有社会进入第二阶段的样子。当今世界上最悲惨的地方仍然停留在这一阶段:人们活得更久,生育许多的孩子,发展只造福了少数人,贫困仍然猖獗。

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当然十分悲惨。人们在沉闷又危险的工厂里极长时间地劳作,住处是拥挤可怖、疾病丛生的贫民窟。欧洲本已为几次糟糕的收成、饥荒的增加、另一场瘟疫做好了铺垫。但这一回,科学的进步超过了细菌的扩散。1854年宽街霍乱爆发事件对此做了最精彩的解释。

贸易和英属印度把霍乱弧菌从它地处恒河三角洲的古老家园,途经俄罗斯带到了欧洲,并在1831年抵达伦敦。即便在今天,霍乱每年也会在世界最贫困地区导致多达12万人死亡;在19世纪,它足以给欧洲带去毁灭性的影响。霍乱刚在英格兰入境港口桑德兰登陆,就30令215人丧生。而当疾病上了岛,上万人旋即送命,医生束手无策。这是一种他们之前从没见过的东西。(以当时的医生对已知疾病的了解,也没提供什么帮助。)霍乱与工业革命如影随形: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使得城市疯狂膨胀——1860年的伦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达到320万。由于人们生活在骇人听闻的不卫生条件下,这也导致了同样巨大的健康风险。霍乱爆发时,伦敦城里有20万座私31人化粪池;废物和垃圾填满沟渠,散落小巷。但工业革命也在改造科学,尤其是医学,传统智慧在逐渐让位于实证调查。

当时的人们相信,患上霍乱是因为吸入了瘴气(受污染的空气)。[2]医生用阿片类药物和浸出液来治疗患者。虽然几百年来的证据都表明放血治疗毫无用处甚至有害,但给患者放血对抗感染,仍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处置措施。使用阿片类药物至少能缓解痛苦。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私下认为霍乱是通过水而非空气传播的。1854年8月31日,伦敦苏活区爆发霍乱,让斯诺找到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机会。不到10天,该地区就死了500人,幸存者纷纷逃离。但斯诺没有逃跑。相反,他去受害者的家里拜访,询问家人,倒推患者染病的步骤,并在街区地图上绘制出死亡情况。他很快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存在一个共同点:他们住得很近,都是从宽街上的水泵取水的。他亲自去水泵抽了水,放到显微镜下检查,发现了他所谓的“白色絮状颗粒”。他正确地推断出,这些颗粒就是霍乱的根源。

虽然他的理论有违公认智慧,但斯诺还是设法说服了心存疑虑的市政官员,取下了宽街水泵的把手,迫使居民们去别处寻找水源。疫32情立即结束。尽管还要过好些年,那些保守人士才愿意接受斯诺的结论,但斯诺观察所得的不容否定的真相,促使规划人员开始着手设计第一套现代城市污水系统。1870年,伦敦地下污水渠开始兴建,它建造得非常好,至今仍维持着良好的运转。

虽然这一努力并未得到大力的宣扬,但不可否认,约翰·斯诺对人类福祉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这一领域,他被称为“流行病学之33父”。他推动了人们对疾病的整体认识,并提升了公共卫生之于政府的重要性。尽管当时霍乱还在欧洲其他地区肆虐,但它从伦敦消失了,欧洲其他地方也注意到了伦敦的特别之处。没过多久,在每一个发达国家,城市规划人员和政治家都把保护供水放到了最为关键的地位。医学同样向前跃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在麻醉剂和消毒剂领域。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人的预期寿命得到提升,不过,生育率仍然很高。1750年,遭受黑死病袭击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不到600万。到1851年,两地人口已接近1800万;到1900年,这个数字达到3300

34万。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在生存竞争中遥遥领先。

在我们眼里,20世纪上半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杀戮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超过1600万军人和平民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超过5500万。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最后一次大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恶性流感导致2000万~4000万人死亡。大瘟疫太过严重,以至于死于这次瘟疫的人,比死于战争的还要多。尽管如此,人口仍在年复一年地快速增长。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增长强劲得简直要拉响警报。而在世界其他更先进的地区,人口增长则较为适度。事实上,在像美国这样的地方,人口增长已经放缓,几近停止。为了理解20世纪,我们必须弄明白两件事:为什么死亡率不断下降,以及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出生率也开始下降——这是人口转变模型的第三阶段。我们以瑞典为例来理解这两种趋势。

瑞典人喜欢留存记录。1749年,他们就创建了统计署,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口特征最初的一批可靠数据。这些数据里包含了一些对当地(以及欧洲和北美等其他地区)所发生事情的迷人见解。直到大约1800年,瑞典的出生率仅比死亡率略高。婴儿死亡率惊人得高,3520%的婴儿还不到1岁就死了,另有20%的儿童在10岁前死亡。换言之,当时的瑞典,是典型的第一阶段社会,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但进入19世纪后不久,第二阶段到来:出生率仍然很高,但由于卫生和营养条件得到改善,死亡率开始缓慢下降。到1820年,瑞典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从1750年的170万攀升至200万。到1900年,该国人口已超过500万。要是瑞典不曾进入第三阶段(死亡率逐渐下降,但出生率也在下降),它会增长得更快。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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