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发现DNA结果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詹姆斯·沃森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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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发现DNA结果的故事试读：

前言

我十分高兴，通过这部中译本，可以有更多中国人了解我们如何阐明了携带遗传信息的DNA分子结构的故事。同克里克合作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为难得的一段时期。在撰写本书时，我力图表达出我们在探究这种我们认为可能是最重要的分子时的兴奋心情。我们发现的双螺旋果然没有使我们失望。沃森 1983年6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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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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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述的是阐明基本遗传物质DNA结构的故事，其笔法在各方面都是独特的。沃森约我写前言，对此我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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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此书在科学价值上引起人们的关注。克里克和沃森发现了DNA的结构，这一发现及其以后在生物学方面引起的影响，乃是20世纪科学界重大的事件之一。受其鼓舞开展的科研项目，数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这项成果促使生物化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而生物化学本身就是一门使科学改观的学科。我和其他人一直在敦促作者撰写他的回忆录，因为很多事情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们知道这些事件对于撰写科学史又是何等重要！书写成以后，其内容大大超出了预料。尤其是后面几节，简直就是一部结构严谨、情节动人的剧本。它把新概念的诞生描绘得栩栩如生，把许多扣人心弦的情节逐步推向全剧的高潮。我不知是否还有别的著作能够使读者如此休戚相关地与研究者一道分担他的疑虑、分享他的奋斗和最后胜利的喜悦。

同时，书中记述的故事又深刻说明了研究工作者可能陷入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他知道有个同行在某个问题上已经工作了多年，并且积累了大量难得的资料，因为知道成功就在眼前，这些资料并未公开发表。他看到过这些资料，并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想象中的一种新研究方法，或者说仅仅一种新观点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提出同对方合作，可能会被认为是想捞一点外快。他应该单枪匹马地去干吗？很难判断一个重要的新观点究竟真的是一个人独出心裁想出来的，还是在同别人交谈中不知不觉吸收来的。鉴于这种困难，在科学家中间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大家不去侵犯同行在某个研究领域中的选定课题。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当竞争不止来自一个方面的时候，就不能再踌躇不前了。在解决DNA结构的过程中，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显得尤为突出。由于考虑到伦敦国王学院（KC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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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书不仅讲了科学，也讲了人。从故事中可以看到，欧洲特别是英国给一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留下的印象。作者善于用佩皮斯[4]式的坦率笔法进行写作。书中涉及的人们应该以一种谅解的精神阅读此书。请记住，他的这本个人记述并不是一部历史，而仅仅是对历史有点贡献的一种自传式作品。这部历史总有一天要写出来的。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此书乃是印象记录，并非历史事件纪实。事实上，很多事情比他那时看到的要复杂，而当事者的动机比他想象的要单纯得多。但是，必须承认作者对人类弱点的直觉洞察力确实入木三分。

作者曾将手稿给我们几个书中涉及的人阅读。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我们都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但以鄙人拙见，此书不宜修改太多。因为以生动活泼和坦诚直爽的笔调记录下来作者当时的印象是此书趣味盎然的根本特色。

[1] 威廉·劳伦斯·布喇格（William Lawrence Bragg，18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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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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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Hugh Frederick Wilkins，1916—2004），英国分子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及X射线晶体学家，与沃森和克里克共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1951年11月威尔金斯证明细胞内的DNA与纯化的DNA同样具有螺旋结构，并将这些研究结果告诉了沃森和克里克，后来他们进一步改善了富兰克林关于DNA的B型的X射线分析工作，确认了DNA 的双螺旋结构。——译者

[4] 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英国日记作家。——译者

作者序言

在本书中，我仅以个人的见解介绍发现DNA结构的来龙去脉。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尽量抓住战后初期英国的气氛，当时许多重大事件就发生在那里。我希望本书将说明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很少像门外汉想象的那样，完全按照直截了当、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相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全盘是人为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物本身以及文化传统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为此，我试图在书中再现我对当时相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印象，而不是对自发现DNA结构以来我所知道的一切做出评价。后者或许更为客观，但无法真实地反映一种冒险精神，这种精神的特征体现为年轻人的自以为是，并且认为真理一旦发现就应该是白璧无瑕、尽善尽美。书中的一些评论似乎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公正的。但是，人们对于某种新生事物缺乏全面了解就匆匆地评头论足，这种做法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不管怎样，本书叙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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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书中涉及的人谈起往事肯定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我们的回忆绝不会完全一样。再者，在许多情况下，对于同一桩事的看法也不会完全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说，要缜密地写出一部发现DNA结构的历史，似乎我们都无能为力。不过，我感到有必要介绍一下双螺旋结构是怎样发现的，因为科学界的朋友对此颇感兴趣。对我们来说，这本书叙述的内容即使挂一漏万，也聊胜于无。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很多人对于怎样“进行”科学研究这一点相当生疏。我当然不是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远非如此，科学研究方式之繁多，济济然如世间人群。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强烈事业心和公平精神并存对峙而变得复杂的科学界里，DNA结构的发现绝不是一种特殊的例外。

早在发现双螺旋结构之际，我就酝酿着要写这本书了。因此，我对与这一工作有关的许多事件的记忆比对生活中其他事情的记忆要完整得多。那时，我每个星期给父母亲写一封信。我写此书时充分利用了这些信件，它们为核对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帮了大忙。许多朋友提出的宝贵意见也同样重要。他们读了初稿，有的还为我的某些不完整叙述做了详细的补充。毋庸置疑，对某些事件我和其他人的回忆会有出入。因此，本书只能看作我个人对一些事情的回忆。

本书的前几章是在圣捷尔吉（A. Szent-Györgyi）、惠勒（J. A. Wheeler）和凯恩斯（J. Cairns）的家中写成的。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静的房间和面对窗外大海的书桌。后几章的写成得益于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它使我能够短期重返英国剑桥，并受到英王学院院长和学者的热情款待。

我尽可能将当时拍的照片收入书中。我特别要向赠寄快照的古特弗罗因德（H. Gutfreund）、鲍林（P. Pauling）、赫胥黎（H. Huxley）和斯滕特（G. Stent）表示谢意。在本书编审过程中，奥尔德里奇（L. Aldrich）及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意见，不愧为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优秀学生。莱博维茨（J. Lebowitz）在文字上帮助我订正，并对本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许多建议，对此，我深表感谢。最后，我要向威尔逊（T. Wilson）致以谢意。从第一稿起，他就不断地给我很多帮助，要是没有他那智慧、热情和明确的指点，这本书以我所想象的这样好的形式问世是不可能的。沃森 1967年11月 麻省剑桥哈佛大学

1955年夏天，我准备跟几个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去。狄西雷[1]斯当时在国王学院任研究员。他说，他可以把我带到罗特峰（Rothorn）顶上去。虽然在空荡荡的高空我有点胆怯，但是，这个时候可不能做胆小鬼。我先由向导带路，上了阿林宁山（Allinin）使身体适应一下，然后就乘邮车到齐纳尔（Zinal）去。在这两小时的旅途中，汽车行驶在悬崖峭壁的蜿蜒窄路上。一路上，我希望司机千万不要晕车。后来，我看见狄西雷斯正站在旅馆前同三一学院一位蓄长胡子的学监聊天，这位学监在战争期间待在印度。

因为狄西雷斯久未训练，我们决定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步行上山到一个小饭店去。这个小饭店位于由上加伯尔山（Obergabelhorn）倾泻而下的一条巨大冰川的底部。次日，我们就横越这条冰川。我们走了几分钟后，来到一个已经看不见旅馆的去处，迎面碰到一群人走下山来。在这群爬山者中间，我立刻认出其中一位就是西兹（W. [2]Seeds）。几年前他曾在伦敦国王学院和威尔金斯一起研究DNA纤维的光学性质。西兹也很快认出了我，他走路慢了下来，似乎想放下[3]他的背包和我聊聊。可是，他只说了声：“诚实的吉姆怎么样了？”就匆匆忙忙加快脚步下山去了。

后来，我吃力地爬着山坡，早先我们在伦敦会面的情景一幕一幕在我的脑海中萦回。那时，DNA仍然是一个谜，大家都想在这个领域里显显身手，但如果这真像我们暗自预料的那样激动人心的话，究竟鹿死谁手，以及优胜者对这项荣誉是否当之无愧，都还很难说。现在竞赛已经结束，作为胜利者之一，我知道事情并不简单，而且肯定和报界的报道不一样。这项工作主要与五个人有关：威尔金斯、富兰克[4][5]林、鲍林、克里克和我。因为克里克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将从他开始写这个故事。

[1] 阿尔弗雷德·狄西雷斯（Alfred Tissieres，1917—2003），瑞士生物化学家。本科学习医学，后至剑桥深造，1951年获博士学位，随后去了加州理工学院。1953年返剑桥专研核糖体，此时沃森、克里克等人发表了他们关于DNA结构的名著，通过一番密切联系，沃森邀请狄西雷斯到哈佛继续他的核糖体研究。业余生活中狄西雷斯还是一位知名登山家。——译者

[2]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at London）是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一部分，勿与前文剑桥大学的英王学院（King's College，Cambrige）混为一谈。——原注

[3] 本书原名《诚实的吉姆》（Honest Jim）。吉姆是詹姆斯的昵称。书中诸多人物，作者常常直呼其名或昵称，为阅读理解之便，译文均以读者更为熟悉的姓氏来指称，恕不一一注明。——译者

[4] 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19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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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美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平运动活动家、作家和教育家、量子化学和生物化学家，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195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鲍林及其同事成功地发现了蛋白质α螺旋结构，但研究DNA时建立了一种错误结构。——译者1

我从来没有见过克里克表现出谦虚平和的态度。在别人看来他或许是那样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人们常常谈论他，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列入[1]像卢瑟福或玻尔这一类人物的行列。但在1951年秋天并非如此，当[2]时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参加一个小组的工作。这个小组由研究蛋白质三维空间结构的几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那时，克里克已35岁了，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与他最接近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请教，但一般来说，他还不太为人赏识，并且有许多人觉得他总是夸夸其谈。[3]

佩鲁茨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他是奥地利出生的化学家，1936年就来到英国。他从事血红蛋白晶体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起色。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极力帮助他。布喇格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并且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他几乎花了40年时间一直在尝试利用X射线衍射法解决越来越难以攻克的结构问题。这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愈复杂，布[4]喇格就愈高兴。因而在战后几年里，他对解决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蛋白质结构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作余暇时，他经常到佩鲁茨的办公室去，同他讨论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然后，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对这些资料做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是布喇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是佩鲁茨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的是埋头考虑蛋白质结构的理论问题。他常常会由于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逢人便说。过了一两天他经常会觉得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了，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的新想法而生，使得实验室的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部分是因克里克讲话声如洪钟引起的：他的嗓门比其他任何人都高，说话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角落里。几乎每个人都享受过他的谈笑风生引起的愉快，特别是当我们有闲细听他的谈话，并坦言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我们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是明显的例外。与克里克谈话常常使布喇格爵士感到讨厌，克里克的嗓门之大也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个更为安静的房间去。布喇格难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为去了就得容忍茶室中克里克震耳欲聋的谈笑声。即使不去茶室，布喇格也是不得安宁的。他办公室外的走廊有两次被克里克工作的实验室不断漫出的水淹没。克里克被自己的理论吸引着，竟忘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扎紧。

我到达那里时，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任何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串门，为的是看看那里完成了哪些新的实验。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对人是彬彬有礼的，对于那些并不理解他们最新实验真正意义的同事，他也是很体谅的。他几乎可以立刻设计出一连串新的实验方案来证实他的解释。而且最终他往往会忍不住对所有愿意听的人说，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这样就引起了大家对克里克一种心照不宣的真正恐惧，这种恐惧感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辈人中间就更加强烈。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的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口凉气，大家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在谨言慎行、温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尽管克里克在凯斯（Caius）学院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并未在任何学院任职。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愿意这样做。很显然，他不想让那些本科生不必要的光顾加重他的负担。另外，他的笑声也是一个原因，如果每周不止一次听到这种雷鸣般的笑声，许多学监肯定要反对的。我相信，这一点偶尔也使克里克感到烦恼，尽管他清楚地[5]知道高桌世界都被一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把持，而这些人既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不会使他得到任何教益。历史悠久的英王学院不受古板的传统所羁绊，吸收了他，对他和这所学院来说，都相得益彰。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饭搭子，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仍然无法避免酒多失言惹得克里克大发雷霆。

[1] 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卡文迪什实验室第四任主任，学术界公认的原子核物理学之父，190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

[2] 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相当于剑桥大学物理系，也是近代科学史上第一个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科学实验室，催生了大量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科学成果，包括发现电子和中子、发现原子核的结构、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等。1871年由当时的剑桥大学校长威廉·卡文迪什（William Cavendish）捐款兴建，为纪念他的近亲、著名物理学家亨利·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而命名。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负责筹建，并于1874年建成后担当第一任主任。二战期间，实验室主攻方向由原子核物理基础研究转向对雷达、核武器的军事研究，战后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相关研究、人员和经费转入国家实验室。为解决困境，第五任主任布喇格大力支持新兴学科，将实验室研究方向发展为晶体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译者

[3] 马克斯·佩鲁茨（Max Ferdinand Perutz，1914—2002），奥地利裔英国生物化学家。1936年入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在贝尔纳指导下获博士学位，1939年成为布喇格爵士的研究助手。从1931年起一直从事血红蛋白的结晶与X射线衍射分析工作，于1962年与肯德鲁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是肯德鲁和克里克的博士论文导师，对沃森和克里克建立DNA双螺旋结构工作帮助很大。——译者

[4] 关于X射线衍射技术的清晰介绍，参见肯德鲁（John Kendrew）：《生命之线：分子生物学引论》（The Thread of Life：An Introduction to Molecular Biolog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原注

[5] 高桌世界（High Table Life）指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学院的高级研究教师及其访客在特定高桌上用餐与社交的传统。——译者2

我到剑桥以前，克里克只是偶尔想到过脱氧核糖核酸（DNA）及其在遗传中的作用。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趣味，恰恰相反，他之所以舍弃物理学而对生物学发生兴趣，主要原因就是他[1]在1946年读了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这本书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信念，即基因是活细胞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懂得什么是生命，必须知道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薛定谔1944年写这本书时，人们仍普遍认为基因是特殊类型的蛋白质分[2]子。但是，几乎与此同时，细菌学家艾弗里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进行实验的结果表明，纯化的DNA分子能够将细菌细胞的遗传性状传递给另一个细菌细胞。

大家都知道DNA存在于所有细胞的染色体之中，艾弗里的实验结果强有力地表明，将来的实验能够证明所有的基因都是由DNA组成的。果真如此的话，对克里克来说，这就意味着蛋白质并不是真正解[3]开生命之谜的罗塞塔石碑。相反，DNA却能提供一把钥匙，让我们搞清楚基因是如何决定生物性状的，其中包括我们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很可能也决定了我们智力的高低，或许也决定着我们与别人融洽相处的能力。

当然，有些科学家认为DNA决定遗传性状的证据没有说服力，因而宁愿相信基因是蛋白质分子。克里克对这些怀疑并不介意。许多人是庸人自扰的笨蛋，他们总是押错了赌注。与报界和科学家的母亲们支持的一般观念相反，相当多的科学家不仅器量小、反应慢，而且简直是愚蠢的。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

当时，克里克并不打算马上介入DNA世界。DNA的重要意义看来并不足以使他离开蛋白质的领域，他在这个领域才工作了两年，而且刚刚开始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况且，在卡文迪什，他的同事们对核酸的兴趣也不是很大。即使有最充裕的经费，要建立一个主要用X射线观察DNA结构的新研究小组也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而且，做出这样的决定将会牵涉到人事关系，造成令人尴尬的局面。那时候，尽管在英国对DNA进行分子研究具有各种实际目的，但这项工作几乎被威尔金斯垄断。威尔金斯当时还是一个单身汉，在伦敦国王学院工作。和克里克一样，威尔金斯本来也是一个物理学家，曾用X射线衍射作为他的主要研究手段。如果克里克在威尔金斯已经工作了多年的领域里插一手，看来是很不妥当的。而且，情况甚至更糟，因为这两个人年龄相同，彼此认识，克里克再婚以前他们经常同桌进餐，一起讨论科学问题。

如果他们以前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事情要好办得多。英格兰式的友善——所有显要的人物即使不是沾亲带故似乎也彼此认识，以及英国人的公平精神，都不允许克里克染指威尔金斯的课题。在法国显然并不存在公平精神，因此就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在美国，也不会允许这种局面出现。你不要指望伯克利的人仅仅因为某项第一流的工作在加州理工学院已经有人开始做了，就会不再插手。然而，这事发生在英国，不管怎么说都不对头。

更糟的是，威尔金斯对DNA似乎从来也没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这使克里克感到灰心。威尔金斯看来特别喜欢从容不迫、过分谨慎地阐述重要的论点。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智慧和知识，很明显，他两者都有；只要看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抓住DNA这一点就可以了然。克里克觉得他永远无法让威尔金斯明白：当你手里拿着像DNA这样的炸药，就不该瞻前顾后。而且，要让威尔金斯不对他的助手富兰克林费心劳神也越来越困难了。

威尔金斯并非爱上了富兰克林（我们昵称富兰克林为罗茜）。恰恰相反，几乎从她刚到威尔金斯实验室起，他们就闹别扭了。威尔金斯还是一个做X射线衍射工作的新手，很需要一些业务上的帮助，并且希望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晶体学家能够促进他的研究工作。但是，富兰克林可不是这样想的。她明确表示DNA是她本人接手的研究课题，也不认为自己是威尔金斯的助手。

我猜想，开始时威尔金斯希望富兰克林能冷静下来。然而，只要略加观察就可以判断她是不肯轻易屈服的。不以大家闺秀自居，这是她的秉性。她虽然相貌坚毅，但并非缺乏吸引力。如果她对衣着哪怕有一丁点兴趣就足以使人倾倒，但她并不这样做。她从不涂口红来衬托她的黑色直发，虽然已经31岁了，她的衣着却仍然是英国青年女学者的形象。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觉得她好像有一个事事不如意的母亲，这位母亲过分强调选择职业的重要性，认为事业可以使聪明的女儿不至于嫁给一个蠢汉。但事实并非如此。她那乐于献身的严肃生活不能这样来解释——其实她是一个博学的银行家的女儿，家庭生活非常舒适。

很清楚，富兰克林要么离开，要么服从。当然，离开显然更合适些。鉴于她倔强的脾气，威尔金斯在研究DNA问题上要保持主导地位非常困难。有时候威尔金斯并非不了解她抱怨的某些原因——国王学院有两间餐后休息室，一间男用，另一间女用，这是由来已久的事了。现在，女休息室依然简陋失修，钱都花在另一间上——这只是为了使威尔金斯和他的朋友们早晨喝咖啡时心情愉悦。但这种做法不该由威尔金斯负责，并且这件事也像扎入肉里的芒刺一样使他感到不痛快。

很不幸，威尔金斯还找不到任何体面的理由解雇富兰克林。因为一开始就说好了，她可以在那里工作几年。而且，也不能否认她头脑聪明。假若她的情绪能有所克制，想必很有可能助他一臂之力。但是要指望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只不过是在碰运气，因为加州理工学院了不起的化学家鲍林决不会受英国公平精神的禁锢。刚满50岁的鲍林早晚要伸手去摘这顶所有科学奖中最重要的皇冠。毫无疑问，他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鲍林如果不了解DNA是所有分子中最重要的王牌，他就不配是个最伟大的化学家。再说还有明显的证据。威尔金斯曾经收到鲍林的一封信，鲍林想索取结晶DNA的X射线照片复本。在犹豫了一阵以后，他写了封回信说，在他公布这些照片以前，还得更仔细地看看这些资料。

这一切对威尔金斯来说都是令人心烦的。由于原子弹爆炸的后果，他对物理学感到厌倦。他转向生物科学，可不是为了最终发现生物学和物理学一样使他反感。现在，鲍林和克里克两人合起来紧紧跟在他后面，常使他夜不成眠。但是，至少鲍林远隔重洋，克里克离他也有两小时的火车路程。真正棘手的还是富兰克林。像她这样一个女权主义者，最好还是另找去处，分道扬镳。这样的想法看来是不能避免的。

[1] 埃尔温·薛定谔（Erwin Rudolf Josef Alexander Schrödinger，1887—1961），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由于对量子力学的贡献，特别是提出了薛定谔方程，193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薛定谔先后在瑞士、德国、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多所大学任教，理论物理学成就辉煌。1944年出版著名的《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一书，最早描绘了生物体遗传密码，对后来几位著名科学家像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早年学习期间影响很大。——译者

[2] 奥斯瓦尔德·艾弗里（Oswald Theodore Avery，1877—1955），美国医学家、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化学先驱。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大多数有影响的遗传学家都认为蛋白质是遗传物质，而艾弗里和他的同事在1944年证明了纯化的DNA能使肺炎球菌的一种性状转化为另一种性状，即证明了DNA才是遗传物质。——译者

[3]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是1799年在埃及尼罗河口罗塞塔城郊发现的古石碑，上面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俗体古文和希腊文三种文字，对现代人了解古埃及象形文字具有关键作用。——译者3

正是威尔金斯首先激发我去关心DNA的X射线工作。那是1951年[1]春天，在那不勒斯举行了一个关于活细胞大分子结构的小型科学会议，当时我还不知道有克里克这么一个人。其实，自从我在欧洲以博士后研究员身份学习生物化学以来，我就已经关注了不少DNA的工作。我对DNA的兴趣源于想要了解基因是什么这一念头，早在我还是大学高年级学生时就已开始。后来，在印第安纳大学研究院时，我希望不必学习任何化学知识就能解决基因问题。这种想法部分是由于我的懒惰，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我的兴趣主要在鸟类，并且设法免修任何化学或物理学课程，哪怕看上去只有中等难度。说实话，印第安纳大学的生物化学家鼓励我学了一点有机化学，但当我用一只煤气灯直接加热苯以后，从此化学与我就再也无缘了。打发一个无知的博士生，总比冒另一次爆炸的危险要安全一些。

就这样，我再也没有学过化学，直至我去哥本哈根，与生物化学[2]家卡尔喀一起做我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研究工作。出国留学最初看来可以圆满地解决我对化学的无知，这是我的导师替我想出来的办法。[3]指导我做博士论文的导师是在意大利受教育的微生物学家卢里亚。卢里亚明确地表示厌恶大部分化学家，尤其是在纽约喧嚣的闹市区中那些形形色色的竞争者。显然卡尔喀是个颇有教养的人物，卢里亚希望我同这位文明的欧洲大陆人在一起能学到做化学研究的必要知识，而不必与那些唯利是图的有机化学家打交道。

卢里亚那时大部分实验是研究细菌病毒（噬菌体）的增殖。多年以来，在一些很有灵感的遗传学家中间流传着这样的猜测，即病毒就是赤裸基因的一种形式。果真如此，研究病毒的性质就是了解什么是基因以及它如何复制的最好方法。这样，鉴于最简单的病毒是噬菌体，在1940—1950年之间涌现出一批科学家（噬菌体研究小组），他们希望通过研究噬菌体最终弄清楚基因是怎样控制细胞遗传的。领导这个小组的是卢里亚和一位德国出生的朋友——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布吕[4]克，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德尔布吕克一直希望仅仅用遗传学方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卢里亚却常常考虑到或许只有当一个病毒（基因）的化学结构完全搞清楚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他深深懂得，当你还不清楚一种东西的属性时，就去描述这件东西的行为是不可能的。那时，卢里亚知道他已不能重新学习化学了，他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把我——他的第一个勤奋治学的学生——送到一个化学家那里去学习。

究竟把我送到蛋白质化学家那里去，还是核酸化学家那里去，这件事由他决定并不困难。虽然细菌病毒只有一半是DNA（另一半是蛋白质），但艾弗里的实验似乎说明DNA是基本的遗传物质。因此，搞清楚DNA的化学结构可能是了解基因如何增殖的重要一步。然而与蛋白质相比，当时对于DNA的化学知识了解得还很少，仅有少数几位化学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除了知道核酸是由较小的构件——核苷酸组成的大分子以外，遗传学家对它的化学知识掌握得甚少。而且，做DNA工作的化学家几乎都是有机化学家，他们对遗传学没有兴趣。但是，卡尔喀显然是一个例外。1945年夏天，他曾去纽约冷泉港实验室听德尔布吕克的细菌病毒课。于是，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两人都希望哥本哈根实验室是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化学与遗传学技术的结合，最终会真正推动生物学的进步。

然而他们的计划完全落空了。卡尔喀一点也不能激起我的兴趣。我发觉自己在他的实验室里对核酸化学仍不感兴趣，正像我在美国时一样。部分原因在于我看不出他当时研究的那种课题（核苷酸代谢）会怎样直接与遗传学联系起来；另外，卡尔喀虽然很有修养，但他的英语口音使人觉得颇难理解。

不管怎样，我至少听得懂卡尔喀的至交莫勒（O. Maaløe）的英语。莫勒刚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回来。在美国时，他对我做学位论文时研究过的一种噬菌体很感兴趣。他回来以后，放弃了先前研究的课题，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噬菌体上了。当时，他是唯一一个研究噬菌体的丹麦人。因此，对于我和来自德尔布吕克实验室的噬菌体工作者斯滕特能够到这里同卡尔喀一起做研究工作，莫勒感到十分高兴。不久，斯滕特和我发现我们两个都常常访问莫勒的实验室，这里离卡尔喀的实验室有几英里远。有好几个星期，我们两人都同莫勒一道积极做实验。

开始，我偶尔觉得与莫勒一起做常规的噬菌体工作有点不大合适，因为我的奖学金明确规定让我跟卡尔喀学习生物化学。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我正在违反这一条。而且，到哥本哈根后三个月内我就要提出下一年的计划。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并没有计划。唯一的妥善办法是再申请跟卡尔喀学习一年的奖学金。如果实说我不愿学习生物化学是很不妥的。另外，我也看不出当局有什么理由在同意我延期后却不允许我改变学习计划。于是，我写信给华盛顿，说我希望留在哥本哈根这个富有激励气氛的环境里。如愿以偿，我的奖学金获批延期。让卡尔喀继续培训我做一个生物化学家还是合理的，美国奖学金委员会的许多成员认识卡尔喀。

这里还关系到卡尔喀本人的感受。也许他对于我难得在他身边出现这一点甚为介意。确实，他对很多事情似乎都是漠不关心的；可能他并没有注意到我不在实验室。幸运的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发展到严重的地步。由于一桩完全料想不到的事件，我心里一下子如释重负。12月初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卡尔喀实验室，准备同他进行一次有趣而又难以交流的谈话。但是，这次我倒觉得卡尔喀的话容易听懂了。他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的婚姻完了，希望离婚。这件事很快就不是秘密，实验室中的其他人也都听说了。几天之内，事情就很清楚了，一段时间内卡尔喀的心思不会集中在科学研究上，而这段时间也许会与我待在哥本哈根的时间一样长。因此，他不必教我核酸生物化学，这显然是上帝安排的好事。我可以每天骑自行车到莫勒的实验室去。我觉得对奖学金委员会隐瞒一下我的工作地点，显然比勉强卡尔喀教我生物化学更好些。

再者，有时我对我当时从事的细菌病毒实验也感到十分满意。在三个月内莫勒和我完成了一组实验，阐述细菌病毒在细菌体内繁衍成好几百新病毒颗粒的过程。要发表一篇相当不错的论文，数据是足够了。按照通常的标准衡量，这一年里剩下来的时间不做工作，也不会被人看作没有成果了。但从另一方面看，我并没有做出任何工作来说明基因的属性或者它是如何繁殖的。除非我成为一个化学家，否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后来，卡尔喀建议我在那年春天到那不勒斯动物实验站去，我欣然接受了。他决定在那里度过4月和5月。到那不勒斯去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哥本哈根没有春天，待在那里不做事没有意思。另一方面，那不勒斯的阳光倒可能有助于学习海洋动物胚胎发育生物化学。那里或许也是一个能让我安静阅读遗传学的好地方。如果我对它厌倦了，还可以随便翻翻生物化学教科书。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写信到美国去，请求允许我陪卡尔喀去一趟那不勒斯。华盛顿发回了一封令人愉快的许可信，祝愿我一路顺风。信中还附有一张两百美元的支票作为我的旅费。这使我多少有点感到自己不大诚实，因为我仅仅是为了那不勒斯的明媚阳光而动身的。

[1] 那不勒斯（Naples）是意大利南部一海港，旅游胜地。——译者

[2] 赫尔曼·卡尔喀（Herman Moritz Kalckar，1908—1991），生物化学家。二战期间在美国多所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战后回到哥本哈根建立了新的实验室开展核苷和核苷酸代谢研究，1958年又到美国的几所著名大学任教直至退休。——译者

[3] 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1912—1991），分子生物学家。在罗马大学进修时熟悉了德尔布吕克关于基因的理论，开始从事噬菌体的研究工作。1943—1950年任印第安纳大学微生物学教授，他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就是沃森。他与德尔布吕克、赫尔希因研究噬菌体的先驱工作于1968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译者

[4] 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1906—1981），德裔美国物理学家、生物物理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噬菌体小组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1937年移居美国，研究兴趣转向生物学，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分部从事果蝇的遗传学研究，同时开始对细菌及其病毒——噬菌体进行研究。1942年起他和卢里亚及赫尔希合作研究噬菌体，并由于这方面的成就共同获得1969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受德尔布吕克生命的物理基础的思想影响，薛定谔撰写了名著《生命是什么？》。——译者4

威尔金斯也不是纯粹为了科学而去那不勒斯的。他从伦敦去那里[1]的旅行是他的老板兰德尔教授的意外恩赐。按计划，兰德尔应该去参加这次关于大分子的会议，并且发表一篇论文阐述在他新建的生物物理实验室做的工作。后来，他发觉自己工作太重了，就决定派威尔金斯代替他去。如果一个人也不去，对他在国王学院的实验室来说也是很不光彩的，因为已从国库动用了一笔可观的款项资助他的生物物理学研究，而那时一直有人认为这种资助是竹篮子提水一场空。

在这次意大利的会议上，并没有要求与会者准备洋洋洒洒的发言。这种集会只不过是按惯例请来几个听不懂意大利语的外宾以及许多意大利人。会议的通用语言是英语，讲得太快的时候那些意大利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听懂。到一些观景场所或寺院去的一日游就成了每次会议的高潮。这样，除了在会上发表一些陈词滥调外，几乎很少其他内容。

威尔金斯到达时，我已经坐立不安，急于想回北方去了。卡尔喀这次把我引入了歧途。在那不勒斯的头六周，我经常感到很冷。重要的是没有中央供暖设备，所以不管官方规定的温度是多少也无济于事。无论是在动物学实验站或是在一幢19世纪六层建筑顶楼我那个破烂房间里，都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如果我对海洋动物有一丁点兴趣，恐怕我也会做些实验。因为做实验活动活动身体总比坐在图书馆里把脚跷在桌子上要暖和一点。有时卡尔喀俨然摆出一副生物化学家的姿态演讲，我就紧张不安地站在一边，有几天我甚至能听得懂他讲的是什么。然而，不管我听得懂或听不懂都是一样的，在他的头脑里，基因从来不占主导地位，甚至连边也不沾。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大街上溜达，或者阅读早期杂志上有关遗传方面的论文。有时候，我白日做梦似的想着发现基因的奥秘，但是从来也未曾有过一丁点像样的想法。因此，在这里一事无成的忧虑心情就越来越重了。尽管我知道我并不是到那不勒斯来工作的，可是这并未使我感到一丝宽慰。

我抱有一线希望也许可以从生物大分子结构会议上得到点好处。我虽然对结构分析领域中处支配地位的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但还是很乐观地认为口头讨论总比阅读杂志上的专业文章更容易理解；这些文章我总是读不进去。我对将由兰德尔做的关于核酸方面的报告特别感兴趣。那个时候，几乎还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论述核酸分子的[2]三维空间构型。因此，这件事使我对学习化学缺乏兴趣。既然化学家们对核酸也讲不透彻，我又何苦兴致勃勃地学习那些枯燥乏味的化学知识呢？

当时的知识水平不能为核酸结构提供任何真正的新启示。关于蛋白质和核酸三维空间结构的许多说法都是空话连篇。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进行了15年之久，但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有大部分论据仍然软弱无力。一些满怀信心提出来的想法，看来都是某些晶体学家异想天开的杰作。他们喜欢置身于自己的想法不会轻易被人否定的境界里。由于包括卡尔喀在内的所有生物化学家实际上都不能理解X射线工作者的观点，因此我听不懂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为了听懂这些胡言乱语而学习复杂的数学方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的老师中没有人想到过，在我得到博士学位以后，竟会和一个X射线晶体学家一道工作。

不管怎样，威尔金斯并没有使我失望。事实上他是否代替兰德尔都是一样的，反正他们两个我都不认识。他的演讲绝非空洞无物，同其他人的发言相比是非常突出的。其他发言有的根本就同这次会议的内容毫不相干。幸亏那些发言是用意大利语讲的，因此，外国客人溢于言表的厌烦情绪并不算失礼。还有几个发言人是欧洲大陆的生物学家，也是当时动物学实验站请来的客人，他们在发言中只不过简短地提了一下生物大分子而已。对比之下，威尔金斯那些DNA的X射线衍射图可谓正中要害。在他的演讲接近尾声时，那张衍射图才放映在屏幕上。这时威尔金斯干巴巴的英语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他说，这张图比以前几张显示得更为清晰，事实上可以看作一种结晶DNA的X射线照片。而DNA的结构一旦揭晓，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基因如何起作用了。

突然之间，我对化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威尔金斯讲演以前，我就担心，基因可能是异常不规则的。然而，现在我知道基因是能够结晶的，因此它一定具有一种能用简单方法测定的规则结构。于是我期望着与威尔金斯一起做DNA工作。他讲演以后，我就设法去找他。或许，他知道的东西比他的讲演内容更丰富些。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科学家不能绝对肯定他自己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当众演说便会犹豫。可是，我没有机会和他交谈，威尔金斯已经不知去向了。

直到第二天我才有了与威尔金斯认识的机会。这一天，所有与会者都到佩斯塔的希腊神庙去游览。在等公共汽车时，我开始和他搭讪并解释我对DNA是多么感兴趣。还没等到从威尔金斯那里打听到什么，我们已不得不上车了，而我也要去陪刚从美国来到这里的妹妹伊丽莎白（Elizabeth）。在神庙里，我们全分散了。再次找到威尔金斯的时候，我察觉到我很可能快要交上好运了。因为他已经注意到我妹妹非常漂亮，很快他们就在一起吃午饭了。对此，我感到莫大的高兴。多年以来，我曾闷闷不乐地看着一群纨绔子弟追求伊丽莎白。现在突然来了别的可能性，她的生活方式或许能够改变。我不必再眼看着她注定嫁给一个智力低下的家伙。而且，如果威尔金斯真的爱上了我妹妹，那么我将免不了跟他那些DNA的X射线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了。然而他表示歉意之后就走开了，独个儿坐在一旁，这并未使我感到失望。威尔金斯显然很懂礼貌，他可能觉得我和伊丽莎白有话要说。

但是，当我们一回到那不勒斯，我想跟他合作的壮丽白日梦就化为泡影了。威尔金斯只是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就径自回他的旅馆去了。无论我妹妹的美貌还是我对DNA结构的浓厚兴趣都未能使他落入圈套。我们的命运看来不在伦敦。于是我就动身返回哥本哈根了，并且不愿再去多想生物化学的前景。

[1] 约翰·兰德尔（John Turton Randall，1905—1984），英国物理学家、生物物理学家。二战后任伦敦国王学院物理学教授，医学研究委员会任命他为新建的生物物理单位负责人，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如威尔金斯、富兰克林、戈斯林、斯托克斯和威尔逊等应聘到这个实验室，从事DNA的X射线衍射分析工作。兰德尔曾经拒绝克里克加入实验室的申请，这当然是国王学院的一大损失，也是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幸运。——译者

[2] 实际上，阿斯特伯里早期发表过一篇关于DNA的X射线衍射分析的文章，当时沃森还不知道。——译者5

我尽力忘记威尔金斯，但却忘不了他的DNA照片。一把有可能解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总不能从我的头脑中抹去。我还不能解释它，这一点并不使我烦恼。设想自己功成名就，肯定比做一个从来没有冒险精神的受压抑学究要好得多。鲍林部分解决了蛋白质结构问题，我也曾被这个激动人心的传闻所鼓舞。我在日内瓦听说了这个消息。在那里我待了几天，跟瑞士噬菌体学者韦格尔（J. Weigle）讨论问题，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了一个冬天之后刚刚回去。韦格尔离开加州以前，曾去参加过鲍林宣布这个消息的讲演会。

鲍林以他演戏似的惯用方式进行讲演，活像一个终身从事戏剧演出的行家。他的模型图盖着一块帷幕，直到演讲快要结束时，他才骄傲地展示了他的最新创作。这时鲍林目光炯炯地解释起他的模型——α螺旋——无与伦比的各种特征。这次炫耀的表演，正像他所有的精彩表演一样，使在座的许多青年大学生兴高采烈。全世界恐怕再没有哪一个人像鲍林那样能抓住听众的心。他那奇妙的头脑与有感染力的露齿微笑结合得无懈可击。他的许多教授同事怀着复杂的心情观看着他的表演。鲍林在示范讲台上跳上跳下并挥舞着他的手臂，活像一个魔术师要把一只兔子从靴子里掏出来。他的同事们对此感到有失体统，只要他略微表示出哪怕一点点谦虚，他的观点也许更容易被人接受。由于他表现出的坚定自信心，即使他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也都被蒙在鼓里。他的许多同事正在袖手旁观，等待着有朝一日他会在关键问题上栽跟头，而落得一个嘴啃泥。

但是，韦格尔那时无法告诉我鲍林的α螺旋是否正确。他不是X射线晶体学家，不能从专业角度对这个模型进行评价。然而，他的一些在结构化学方面训练有素的年轻朋友们却认为α螺旋看来还是挺不错的，他们都认为鲍林是对的。果真如此，鲍林就再次取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对于生物学中极为重要的大分子结构，他可能是提出完全正确见解的一位先驱。他或许拥有某种适用于研究核酸的新颖技术。韦格尔记不起鲍林到底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他能告诉我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有一篇关于α螺旋的论文不久即将问世。

我回到哥本哈根时，刊登着鲍林论文的杂志已从美国寄到。我很快看了一遍，接着又立即重读了一遍。其中的大部分论述都让我摸不着头脑，所以对他的论点我只能了解一个梗概。我当然无法判断它讲得是否有道理。我唯一敢肯定的就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优雅。几天以后，下一期杂志到了，这一期又刊载了鲍林的文章，达七篇之多。这些文章仍然写得令人眼花缭乱，充斥着华丽的辞藻。其中的一篇开头这样写道：“胶原是一种很有趣的蛋白质。”这种写法引得我开始琢磨，如果我解决了DNA的结构，撰写论文时开头该如何措辞。“遗传学家对基因很感兴趣”，这样的写法大概可以将我的思路与鲍林的思路区别开来。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分析X射线衍射图呢？我开始为此发愁。到加州理工学院去吧，恐怕不合适，因为鲍林太伟大了，他不会浪费时间去教一个缺乏数学修养的生物学家。可是，我又不愿到威尔金斯那里去再次遭受冷遇。这样一来，就只能去英国剑桥了。我知道剑桥有一个名叫佩鲁茨的人，他对生物大分子尤其是血红蛋白的结构很感兴趣。于是我给卢里亚写信诉说我新近入迷的爱好，问他能否想法把我安排到剑桥实验室去。出乎意料，这件事竟然完全不成问题。接到我的信后不久，卢里亚就去参加在安阿伯（Ann Arbor）召开的一个[1]小型会议。在那里他遇到了佩鲁茨的合作者肯德鲁，当时他正在美国长期逗留。更幸运的是，卢里亚对肯德鲁有很好的印象。肯德鲁像卡尔喀一样，举止文雅，颇有教养；此外，他还支持工党。而且，当时剑桥实验室缺人，肯德鲁正在物色对象同他一道研究肌红蛋白。于是卢里亚向他保证说我正好合适，并且立即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

当时正值8月初，刚好是我原来的奖学金就要满期的前一个月。这就意味着要给华盛顿写的信不能再拖下去了，应该让他们知道我改变学习计划的事。但是，我仍然决定等到剑桥实验室正式允许我去时再说。事与愿违的情况毕竟总有可能发生。等我亲自和佩鲁茨谈过话后再写这封难写的信，这样会比较慎重，那时候我就能更详尽地说明我希望在英国完成的任务。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哥本哈根，而是又回到了实验室。我当时做的一些实验按照二等标准看来还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我之所以留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即将在此召开，很多噬菌体工作者将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德尔布吕克当然是其中的一员，而因为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关于鲍林最近搞的新玩意儿他也许会有更多的消息。

然而，德尔布吕克并没有告诉我更多的新东西。他认为，α螺旋即使正确也谈不上有任何生物学意义；看来他对此不屑一谈。甚至在我对他说确有一张出色的DNA的X射线照片后，他也毫无反应。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召开得盛况空前，我就顾不上为德尔布吕克这样独具一格的坦率而感到沮丧。几百名代表光临后，他们就可享用部分由美国出资供给的大量免费香槟酒，借以缓和一下国际隔阂。接连一周，每晚都有招待会、宴会以及去海滨酒吧间的夜半旅行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奢侈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这种生活和腐朽的欧洲贵族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在我的头脑中油然产生了一个重要概念：科学家的生活不仅在智力活动方面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在社交活动方面也可能是津津有味的。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动身到英国去了。

[1] 约翰·肯德鲁（John Kendrew，1917—1997），英国晶体学家、生物化学家。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用X射线衍射法测出了肌红蛋白的空间结构，最后和他的导师佩鲁茨于1962年共获诺贝尔化学奖。——译者6

午饭后我就到佩鲁茨的办公室，和他见了面。肯德鲁还在美国，但是我到那里并非出人意料。肯德鲁曾寄回一封短信说，明年有一位美国生物学家要来和他一起工作。我告诉佩鲁茨，我对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他叫我放心，并向我保证说做这类工作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他和肯德鲁在大学里都是学化学的。我应该做的就是读一本X射线晶体学教科书。这样，我就能获得足够的理论基础知识，去拍摄X射线照片。举个例子，佩鲁茨对我讲了验证鲍林α螺旋模型的简单思路。只花一天时间就能拍到关键性的照片证实鲍林的预见。当时我根本就没有听懂佩鲁茨的话，甚至连晶体学最基本的布喇格定律也一无所知。

随后，我和佩鲁茨出去散步，谈到来年可能做的工作。当他知道我是从火车站直接到实验室来的，还没有观光过剑桥的任何学院时，他改变了我们散步的路线，带我穿过英王学院后院，来到三一学院的大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建筑物。如果我以前曾经有过放弃生物学家的安闲生活这种打算的话，如今全都烟消云散了。因此，当我朝一些阴湿的房屋里偷偷地瞥了一眼，知道其中就是大学生宿舍时，我也只不过略显沮丧而已。我从狄更斯的小说中知道我是不会遭受英国人自己都不肯受的那份罪的。后来，当我在耶稣绿地（Jesus Green）一座二层楼房中找到一间房时，我认为自己已经很幸运了。这里所处的位置实在太好了，离实验室仅有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佩鲁茨要我见见布喇格爵士。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佩鲁茨给楼上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布喇格爵士从他的办公室下了楼。他听我谈了几句话后，就和佩鲁茨出去私下嘀咕了一阵。几分钟后他们又来到实验室，布喇格正式通知我，他已经同意我在他的指导下工作。这是不折不扣的英国方式，我不由暗暗揣摩着布喇格这尊白胡子偶像，恐怕现在每天总是坐在伦敦各大俱乐部如雅[1]典神殿里消磨着他的大部分时间。

我从来想不到我会和这位年迈德昭的老古董有所接触。布喇格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创立了他的定律而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我猜想他必定已处于实际退休的地位而不会关心基因了。对布喇格爵士接受我在他那里工作，我有礼貌地表示了感谢。接着，我对佩鲁茨说我会在三周内回到剑桥，刚好赶在秋季学期开始前。于是，我返回哥本哈根收拾一下我仅有的一点衣物，并告诉卡尔喀我交上了好运，这就要成为一个X射线晶体学家了。

卡尔喀非常合作，他给华盛顿奖学金办公室发了一封信，说他热情赞同我改变学习计划。同时，我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向他们透露了我那时在丹麦做的病毒增殖生化实验不管怎么说都是意义不大的。我深信传统的生物化学不能告诉我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打算放弃学习生物化学了。我还说我如今知道X射线晶体学是遗传学的关键，因此请求把我的学习计划改到英国剑桥去。这样，我就能够在佩鲁茨实验室学习如何从事X射线晶体学方面的研究。

我知道在得到批准前留在哥本哈根没有意义。待在那里浪费时间简直可以说是荒唐的。前一周莫勒已经动身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去了，他将在那里待一年。我对卡尔喀式的生物化学研究也仍旧丝毫不感兴趣。按手续程序说，立即离开哥本哈根当然不是名正言顺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的要求恐怕也不能拒绝，因为大家都知道卡尔喀那时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华盛顿奖学金办公室必然会猜出我不愿意在哥本哈根待太长时间。我如果直截了当地写信说卡尔喀不常在他的实验室恐怕不但有失体统，而且也多此一举。

自然，我根本没有料到会收到一封不同意我到剑桥去的信。我回到剑桥十天后，卡尔喀转来了令人心灰意冷的消息。这封信寄到了我在哥本哈根的住处。奖学金委员会认为X射线晶体学实验室对我不合适，因此不同意我去。由于我不能胜任晶体学工作，这封信要我重新考虑我的学习计划。然而，奖学金委员会乐意支持我转到斯德哥尔摩的卡斯佩松（Caspersson）细胞生理学实验室去。

引起麻烦的根源是很明显的。奖学金委员会的领导人已不是卡尔喀的朋友克拉克（H. Clarke）了，这位好心的生物化学家正准备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我的信落到了新主席手里，这位新主席在指导青年人方面积极性很高。我否认生物化学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说得有些过分了。对此新主席很不耐烦。于是，我写信向卢里亚求救。他和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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