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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22 19: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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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显蔚

出版社: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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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的现代辨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研究

批判性思维的现代辨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研究试读:

第一章 (导论)马克思社会批判精神的复兴

经典之所以传世正是由于它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价值和品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属于这样的经典。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分证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并没有随着时代的交替失去光辉,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加以丰富,特别是由美国华尔街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整个世界特别是欧洲很多人重新捧起了马克思的著作,从中感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试图寻找破解现实危机的答案。吉登斯也曾深刻地指出:“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正是在当前经济社会形势错综复杂、发展前景微妙多变、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的特殊时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走上前台,实现了当代的复兴,成为分析探究现实社会矛盾和症结的锐利武器。

一、后金融危机境遇中的社会症候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硝烟渐散,在世界各国政府通力合作采取史无前例的措施对市场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下,金融危机肆意蔓延的态势得到了有效控制,全球经济复苏性增长的时代已经来临,即全球正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全球经济遭受了重创,产生了某种变异,使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1.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弊端显现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国以及欧洲等国通过采取“国有化”手段,将银行等金融机构纳入政府掌控,以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在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和市场人士眼中,这种做法与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背道而驰。路透社专栏作者贝恩德·德布斯曼撰文指出,尽管各国采取激进手段挽救金融市场,“但现在有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即资本主义需要在21世纪得到全面修正以拯救自身”,“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正在死亡”。事实证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及经济金融化的提高,自由资本主义主张市场自我纠偏的代价越来越大,“无形之手”作用下的“市场失灵”也越来越频繁,这种依靠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乃至出现经济金融严重危机来进行纠偏的剧烈调节方式,已经成为一国社会、政治难以承受之重。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失去监管的金融市场的破坏力,也促使西方反思自由市场主义在新世纪的弊端,努力寻求金融危机“魔咒”的破解之道,以缓解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道路的弊端。

2.“中国模式”吸引世界关注的目光

在抵御金融危机的浪潮中,“中国模式”被屡次提及,并吸引了世界关注的目光。中国政府多措并举、多管齐下、辨证施治,成功驾驭了危机,驶入稳健、快速的发展航道,在国际经济与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大大提升;由过去被动参与国际新的劳动分工到正在积极分享国际产品市场的同时更多地整合世界资源,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较之西方国家,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与手段更有效,表现出了较强的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从很大程度上说,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模式”,而中国在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也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经过几十年发展困境与成功经验积累形成的“中国模式”独树一帜,焕发出别样的活力。世界发展的中国元素日益渐浓,中国影响力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3.正在催生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推动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当前,无论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强烈需求,还是科学技术内部所积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着一场以新能源技术和生命科学重大突破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是科技创新不足,美国产生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去工业化和科技创新不足”的结果。危机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将启动一个新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它将成为经济增长持久而强劲的引擎。

二、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解析

金融危机的再一次光临使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受到热捧,成为当今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最值得“拜读”的理论。德布斯曼在题为《卡尔·马克思和世界金融危机》的专栏文章开头写道,卡尔·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得到确证。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批判,对人类存在状态之基本架构的分析以及现代文明发展模式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必须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层面,来认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和实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到高度社会化,资本也高度社会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成果愈来愈为一小撮垄断寡头所有,这种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有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商品经济内含的危机可能性转变成必然性。同理,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国际金融危机,其直接表现是美国具有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性,及其管理失控与崩盘所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但其更深层次的根源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手段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的对抗性爆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如果我们对危机的反思做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追问”的话,那么可以预计,类似次贷危机的灾难今后肯定还会发生,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产物,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而影响到金融危机爆发的因素除了经济本身,还有政府干预、科技发展等因素。尽管如此,马克思关于“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的论述,依然是我们今天认识和指导金融危机的指导思想。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危机的经典视角,重温马克思的论述,不仅可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以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而且可以为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2.必须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未来新世界的产生不是虚妄的,也要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基本规律,因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并且,“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扩大,对于建立未来新社会缺一不可。因此,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这支“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调控这支“看得见的手”的“两手作用”,这样既能避免陷入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而且又能给“市场经济”赋予“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并且“通过恢复一切人的未异化的、从而是自由的能动性,使人获得解放,并达到那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人不再是‘畸形的’,变成了充分发展的人”,从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变成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创建的过程,并最终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崇高目标。

3.必须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升级换代

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马克思明确指出: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已经为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所证实。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科学技术越来越走在社会生产的前面,开辟着生产发展的新领域,引导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邓小平在总结科学技术这一发展趋势时深刻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科技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这就需要各个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三、社会批判精神的当代复兴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领域“危机”中孕育着新的“转机”,新的形势任务迫切需要我们以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为指导,坚持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辩证批判品格,充分显示“中国道路”的强大威力,冷静对待“中国模式”的全球热议,继续彰显“中国特色”的无比优越性,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快车道。这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要求。

1.发扬辩证批判精神,充分显示“中国道路”的强大威力

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社会,是没有生命力的社会,因为社会的进步往往是从辩证的批判中衍生而来。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是适应我国国情的一种必要选择,但却并不一定是一种无需批判的社会选择。在推进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同时,对它可能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将对建构合理的社会状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继承马克思的辩证批判精神。正如杜维明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批判意识,没有批评的声音,它就没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反馈系统,没有反馈系统就难有自知之明,难有自省能力,而且要进一步发展非常困难。”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尤其要抓住历史赋予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发扬辩证批判精神,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发展历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集中力量解决好经济建设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显示“中国道路”的强大威力,向世人展现一个创新性发展着的中国。

2.立足实践批判基础,冷静对待“中国模式”的全球热议

社会批判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通过实践来证明批判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通过实践批判来证明社会得以存在的根由。唯有如此,才能检视中国社会发展的得与失、功与过。我们当前最大的实践就是要冷静对待“中国模式”的全球热议,积极践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也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抓住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抓住了最紧迫、最贴近的实际,就抓住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最现实的课题,就能使实践批判理论的指导收到最大的功效。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深刻认识和分析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下破题求解,寻找发展中国家破茧而出的最佳途径,更需要我们立足于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批判地审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困难,寻求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途径和机遇,走出一条后发国家完全新型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3.运用科学批判方法,继续彰显“中国特色”的无比优越性

批判现实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现实,批判只是一种手段,而目的则是实现社会的改变,实现社会的发展。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们面对着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重大课题,但我们的有利条件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仅有独特的体制条件、强大的政策调控能力、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回旋余地,而且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在国际金融风暴中岿然不动的“定海神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更应以马克思社会批判的科学方法为指导,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治优势,加强宏观调控的组织优势,大力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让更多群众更大限度地享受改革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实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强国富民的夙愿,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感召力,加速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第二章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历史形成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形成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从哲学批判的角度入手,经过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经济学批判,最后到实践批判方法论的形成,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马克思在社会批判过程中,在批判继承前人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基础上,不断实现自身方法论的转换和更新,从而使其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不断走向科学。

第一节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产生的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的创立都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同时又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为前提。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创立也是如此。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社会影响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产生的现实动因,而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传统则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素材。这种批判的环境决定了马克思的理论必然是批判的、革命的理论,这种批判的环境也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产生的最初语境。

一、社会现实的感召

马克思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学校和家庭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产生的社会环境。在这些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马克思具有了自由主义的品格,具备了社会批判的精神,并由此开始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马克思出生时期的德国是一个诸侯专断的农业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缓慢,远远落后于英、法等国。而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动了德国,其中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邻接法国且在经济上又比较发展的莱茵地区受到的影响最为强烈。不久之后的1792年,德国又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并于1795年把已被法军占领的莱茵河左岸的领地割让给法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在法国建立了他的军事独裁,也开始了建立资产阶级霸业的时期。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德意志帝国瓦解,反动的普鲁士政府也处于崩溃的边缘,民族资产阶级运动在普鲁士产生了。虽然后来拿破仑的统治被推翻,法国对德国的统治也由此而告终,但资本主义思想在德国却不可逆转地发展起来了。尽管普鲁士政府试图压制人们的资本主义思想,维护封建的专制制度,把社会拉回到法国革命爆发以前的状态,但事实上“这个旧欧洲已经今非昔比了。革命的犁已经把直到俄国雪原为止的欧洲大地深翻了一遍,因为翻得太深,以致要恢复1789年前的欧洲的旧观已不可能了”。反动阶级要维护旧的统治,而新兴资产阶级则要求实现自由和民主,这样一来,新旧势力的斗争不可避免,而在德国这种斗争也就最为激烈。尤其在马克思生活的莱茵省这个被法国革命之犁耕得最彻底的地区,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就推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消灭了封建社会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封建特权,建立了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贵族的统治地位逐渐被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强了实力的资产阶级取代,所以在莱茵省重新并入普鲁士并面临封建专制的统治时,这个省的人民一致起来反对专制政府的反动统治。先进的资本主义与腐朽的封建主义的尖锐斗争必然对马克思当时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对社会这种复杂的矛盾现实的批判分析也必然成为马克思关注的焦点。

马克思在中学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也构成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产生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生活的特里尔城就具有一种自由民主的氛围,人们普遍反映出一种追求民主、向往自由的精神风貌。马克思所就读的中学流行着一种自由主义的启蒙精神,并有着一批拥有进步思想的教师,这所学校的校长努力把学校建立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原则上,对学生进行理性精神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教育,并主张积极参加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各种政治活动。此外,马克思的老师施泰宁格尔因信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施涅曼因和人们一起唱革命歌曲而分别受到普鲁士政府的严厉斥责。这些老师所参加的各种政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马克思确立自己最初的政治方向。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对现存社会的反叛使马克思意识到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重要性。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具有自由民主氛围的家庭中,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个有教养和学识的知识分子,在伏尔泰、卢梭和康德等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浓厚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使他能够摆脱宗教的偏见,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专制,向往自由民主的社会。这种启蒙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倾向给马克思以很大的影响,并由此种下了自由的种子。同时,在后来成为马克思岳父的威斯特华伦伯爵也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帮助。威斯特华伦伯爵思想开明,学识渊博。他广泛阅读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品,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他还关心社会问题,对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当敬重。在他那里,马克思受益颇多。马克思第一部学术著作就是献给这位老人的,可见马克思受其影响之深。在献词中马克思指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移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这种理想主义和坚定不移的作风给予了马克思很大的影响,使马克思坚定自由的信念,为了人类的自由而对现存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

普鲁士政府的反动统治以及学校和家庭的影响,促使马克思走向社会,了解现实,并到现实社会之中去寻找人们自由缺失与封建专制腐败的根由。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契合了历史的需要,把社会领域作为研究的重点,建立了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并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可以说,现实的社会环境催生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

二、批判传统的影响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形成不仅具有现实的动因,也受德国思想传统和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影响。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哲学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恩格斯曾说:“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因此,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直接的理论渊源,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传统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来源,其中所蕴涵的方法论系统为后来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前提。

在欧洲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也在反神学、争自由的过程中开始了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他们继承了英法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精神,通过抬高人的地位去贬抑神的地位,从而用人否定了神,摧毁了作为封建专制统治支柱的封建神学。在当时的德国,对神学进行批判就是对当时封建统治的挑战,就意味着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正是这种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传统,并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前提。恩格斯曾指出:“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德国古典哲学家往往在晦涩的言词中隐藏着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他们批判神学、争取自由,从而以隐蔽的方式实现了对德国社会现实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方式正是德国社会现实在他们理论中的反映。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以批判理论而著称。在社会领域中,康德的贡献在于他把“人是目的”设定为实践理性的主要法则,在原则上肯定了人类向自由不断进步的可能性,并且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一个由对抗产生的过程,认为对抗是由规律支配的社会秩序的原因。由此康德认为历史进步就体现在:人类社会通过痛苦、牺牲和磨难,逐渐趋向于建立一个由普遍的法来统治的公民社会,而法是道德、自由的外部保障,是各个自由意志按普遍规律协调自己行为的外部条件,所以自由是法的先天基础。但是,与其哲学本身的性质相联系,康德把人的自由的实现付诸于完全抽象的道德律令,并且造成了个人与历史、自然的人和自由的人之间的二元分离。康德社会学说中的二元性质是非常明显的,他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进行资本主义式的变革;另一方面他在反神学的同时为神学保留地盘,在争取自由的同时不触犯现存的社会制度。他对德国专制制度的不满,是通过从思想中树立起一个同现实相对立的绝对无条件的“应当”来实现的,但是他又认为这个十全十美的“应当”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人们应当力求实现而又永远实现不了的理想。康德所憧憬的理想国度是“每个人应该将他自己和别人总不只当做工具,始终认为也是目的——这是一切有理性者都服从的规律。这样由共同的客观规律的关系就产生一个由一切有理性者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叫做目的国”。这个目的国在本质上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德国表述,但当资产阶级决定用革命手段去实现的时候,康德却宣称“当然,这个目的国只是一个理想”。在康德那里,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状况也是当时德国社会现实在康德理论中的反映。马克思在论及康德哲学时指出:要“公正地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康德的学说还是具有批判封建社会的积极意义,而且他主张排斥神的权威,伸张人类理性,确立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地位,也是他的学说的革命意义所在。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取得了胜利,在康德哲学中以“应然”形式存在的理想国家在法国变成了现实,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也因而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费希特是其中的一员,他试图摆脱由“自在之物”而引起的矛盾,从“自我”这个基本命题出发,认为自我是真正的主体,具有能动创造性,这个主体必然要向它的对立面“非我”转化,并且和“非我”融合起来,形成“绝对自我”,达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在费希特那里,人的实践目的也就是历史的最终目的,虽然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应当”,但它有可能通过不断克服障碍而在现实世界得到逐步实现,因此他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为建立合乎理性的国家制度而斗争。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费希特指出国家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用以创立完善社会的手段,作为这样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自身,但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目前的任务是要建立理性的国家,用消灭封建诸侯的办法统一德国,要求商品流通和竞争的自由。这些都反映了费希特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见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关系在现实历史条件下实现出来的可能性,因而提出了比康德更为激进的革命要求,把康德不可实现的彼岸世界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可以认识、可以把握的此岸世界的历史使命。但费希特所认为的这些活动的动机和实践要求,归根结底不过是“纯粹自我”的道德要求,是一场每个人追求自己精神上的自我完善、自身独立的思想斗争,似乎只要有了自由思想,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就都不存在了,这既反映了费希特在十分革命和激烈言辞掩饰下的软弱和空洞,也深刻地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向往革命而在实践上又不敢采取任何行动的保守性格。

在费希特之后的谢林则倾向资产阶级软弱性格的一面,转而为封建专制制度作论证,他所建立的天启哲学更是一种思想倒退。与谢林相反,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他对德国社会的批判更深了一步。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深刻地反映了德国的社会现状。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首先是抽象法,即自由意志凭借外物以实现自身;其次是道德,即自由意志在内心中的实现;最后是伦理,即自由意志既通过外物又通过内心而获得其充分的现实性。虽然这一体系是唯心的和思辨的,但其内容却是丰富的和现实的。它不仅在政治立场上代表着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倾向,而且其理论原则揭示出社会生活之生动具体的普遍联系,揭示出社会运动之深刻细致的辩证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正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黑格尔在揭示出德国社会的现状之后,又把康德对社会的批判以革命的形式加以发挥。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即是自由,人是一个纯粹精神性的实体即“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客观化为宇宙万物的实体即是“绝对理念”,绝对理念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体,世界历史本质上是在绝对理念推动下的精神生产的历史。黑格尔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黑格尔认为法国革命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理念”绝不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应当”,应当的东西也即合理的东西必定能够转化为现实。黑格尔强调绝对理念的决定作用,目的在于论证人的自由。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念本身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体现,世界历史就是“自由意识”不断实现自己的过程。拿破仑是“自由意识”在当代的象征,而自由意识也必将在德国得到实现。这种自由思想的发挥在本质上是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批判,是黑格尔以隐蔽的形式表达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决定了他不是用现实来论证理论,而是用思想构筑现实,国家不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而是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并指出“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从这种观点出发,黑格尔又为国家的合理性作辩护。黑格尔的理论是以隐蔽的形式包含着革命的要求,而这正是德国社会现实在理论中的反映,正是黑格尔哲学的玄妙之处。黑格尔在批判中把德国古典哲学推向了发展的巅峰,他的理论中所包含的合理思想也对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费尔巴哈思想的发展过程是近代资产阶级世界观发展的缩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近代德国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发展的产物和总结。在近代,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人和神的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资产阶级在哲学上不断抬高人的地位,贬低神的地位,以致最后将神人化,用人代替神。费尔巴哈以人为中心,对以神为中心的宗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宗教产生的根源在于人本身的异化。这样,费尔巴哈就把神的问题转到人的问题,并从现实的人出发对宗教进行批判。而批判宗教的方法就是“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他把一切宗教的本质概括为:“作为主观本质的客观本质,作为有别于自然的实体,作为属人的实体的自然本质,作为有别于人的实体,作为非属人的实体的人的本质,这便是属神的实体,便是宗教的本质,便是神秘与思辨之秘密。”费尔巴哈阐发了他的无神论思想,提出了神是人的本质异化的命题,从而完成了批判宗教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在本质上就是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但费尔巴哈并不理解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不了解社会关系的本质,而用“爱的宗教”作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与这种爱的宗教相适应,费尔巴哈提出了他的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公道的社会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国,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只要诉诸于人们的思想转变就足够了。共产主义在费尔巴哈那里仅仅意味着由于你我互相需要而产生的作为爱与友情的人的关系,这实际上只不过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是对社会的直观理解。撇开历史来考察自然和人,以抽象的人作为哲学无所不包的原则,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缺陷。而为了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实现对社会的科学批判,就必须从直观唯物主义过渡到以推翻现存世界为目的的实践唯物主义中,并在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的斗争实践中发展出科学的批判理论。

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传统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产生的理论前提,而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则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曾经常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活动,在俱乐部的活动中感受青年黑格尔派的革命激情,聆听他们的变革宣言,深受其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则是通过宗教批判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大卫·施特劳斯认为,关于耶稣的种种虚构和神话传说不是个别人有意识地故意想出来的,而是集体思想或普遍意识的产物。圣经里有关耶稣的记载绝非历史的真实,而是神话,是以历史的形式和譬喻式的语言叙述出来的思辨真理,是人类实体精神的体现。宗教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封建专制的天然基础。施特劳斯对宗教起源的论证实际上是对封建专制的批判。鲍威尔则不再用神话而是用圣经作者的自我意识来解释福音书的历史。他把基督教完全看做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中的阶段,从而否定了圣经和基督教的一切神灵的内容。既然基督教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物,而在现实生活中基督教还被尊为绝对真理,那么自我意识的任务就是对宗教进行尖锐的批判,使人类从宗教的束缚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时,国家也必须摆脱宗教的压迫,按照自我意识而自由发展,并且能够维护和保障个人的自由。这样,鲍威尔就以宗教批判的方式对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反映了自我意识的革命要求。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原则和批判精神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来源。但青年黑格尔派的社会批判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他们把宗教意识理解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而这种异化的扬弃即宗教的解放不过是不超出自我意识活动的界限之外的行动,亦即思辨哲学的批判活动,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真正革命批判的实践活动才是消灭宗教的最根本的途径。尽管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批判宗教产生的现实根源,但打破了黑格尔体系的封闭性,使黑格尔学说中的革命因素显露出来,并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批判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说,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思想是西方批判传统中的重要阶段,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产生的直接源泉。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是德国古典哲学批判传统的延续,是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理论的直接发挥。正是在批判精神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并在批判中建立起符合时代发展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传统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实践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思想基础。

第二节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探索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追寻和探索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马克思批判现实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解放,从早期对自我意识的推崇,到后来自由理性的发挥,再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阐述,最终把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发展的目标,“自由”思想一直贯穿始终。马克思对自由的追求是与社会批判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出于对压制人的自由的社会制度的反抗,才使马克思建立了社会批判理论。可以说,对社会不断进行批判的过程,也是其方法论不断形成的过程。

一、哲学批判的开端

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使马克思把封建专制制度作为批判的对象。但马克思最初批判的思想起点是自我意识哲学。在自我意识哲学指导下,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切入点是哲学批判,试图从哲学领域来寻找批判社会的武器。这一批判主要体现在其中学的习作和博士论文中。

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最初起因。马克思从中学时期就开始表现出对社会的关注,表现出对人类福祉与共同利益的关心。正是这种崇高的精神与博大的胸怀造就了他后来成为社会批判理论家的革命本色与知识基奠,也成为他后来社会批判理论发展的良好开端。马克思在一篇讨论宗教问题的作文中指出,人神结合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因为人正是力图通过不断提高道德的办法把自身上升到神的地位的。在另一篇关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中,马克思认识到社会关系对人的职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认为“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职业选择。尽管社会关系限定了职业的选择,但我们仍然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自由选择那些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高尚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马克思认为在选择职业时应该遵循的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而“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想指向是全人类的利益,辐射整个社会,这种思想底蕴决定了他以后社会批判理论的基调,即探寻人类的自由和社会的发展前景与趋势。

在大学阶段,马克思一开始关注的是康德和费希特的理论。康德反专制主义的共和主义倾向以及费希特更加激进的否定精神和行动主义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康德和费希特思想中对自由的重视和推崇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而早年马克思的思想倾向于康德、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试图用理性建构现实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法哲学体系,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在研究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感觉到出现的严重的障碍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他所建立的法的形而上学是脱离了实际的法和法的实际形式的原则。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是马克思受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影响而使人疏远现实,如临虚空,而只有从现实的生活世界出发,才能使现有与应有统一起来。马克思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认识到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空虚,看到法哲学研究中传统方法的缺陷。他在1837年11月10日写给父亲的长信里,对这个体系作了批判性介绍。“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在这封信中,他认识到自己的这个体系的错误在于“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认为实体和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各不相干地发展,结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实在的形式,而是像带抽屉的书桌一类的东西,而抽屉后来又被我装上了沙子”。认识到了康德、费希特哲学的缺陷之后,马克思把研究的视野转向现实的事物,从赞扬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开始注意黑格尔所推崇的“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从对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的赞赏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马克思指出:“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因此,他决定“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于是,马克思摆脱了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的客观主义与辩证法。

转向黑格尔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原则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发扬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原则,并以自我意识原则为武器批判宗教和封建专制,试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结论。他们不满意黑格尔哲学的纯思辨性质,力图从思想转到行动,提出“行动哲学”的口号,宣称今后哲学要成为一种实践的哲学。马克思深受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批判的影响,因而自我意识原则构成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旋律。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发挥其中的自我意识原则,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对于原子来说,“偏斜运动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当伊壁鸠鲁使原子的某种运动代表着自我意识原则时,这一运动在马克思那里显示出了现实意义:必须打破命运的束缚,从胸中激发起坚决斗争的愿望,推翻德国的封建统治,实现人们的自由。而这种愿望实现的武器就包含在自我意识原则中,自我意识原则意味着彻底的否定、无情的破坏和不妥协的批判。作为马克思此时思想的立足点,它体现出对社会的激烈否定态度,体现出试图摆脱这一社会而获得解放的强烈要求。自我意识的社会批判意义还在于它对宗教的批判。在当时的德国,宗教神学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和压制自由的重要力量,因而反对宗教神学也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表述了自己的无神论观点:“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自我意识作为自身肯定的完整性,它要求取代一切对于人的意识来说是超验的东西。马克思通过这种无神论的自我意识原则,与现存的社会纲领形成尖锐的对立,对封建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自我意识原则在本质上具有自由的内涵,它在批判中使人的独立自由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说,自我意识原则成为此时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尺度。

虽然马克思此时推崇自我意识原则,并充分发挥自我意识原则的社会批判意义,但他也看到了自我意识原则的局限,认为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是有缺陷的,因为这种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立场意味着“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这也就是说,这种自由是与现实相脱离的自由,它不是在世界中得以实现的自由。这样一来,自由就被限制在主观世界的范围内,变成了抽象的东西。只有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在批判伊壁鸠鲁自我意识局限性的同时,也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具有原则上的差别。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鲍威尔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认为,决不能消极等待绝对理念在其发展中自然而然地把合理的东西转化为现实,只有充分发挥“自我意识”的创造作用,对现实进行有意识的批判,才能获得自由。鲍威尔所指的对现实进行批判,就是指理论的批判活动,是以哲学来批判和衡量现实的过程。而青年黑格尔的现实派则认为应当研究现实,把现实作为探讨的对象,但他们却是用非概念、非理性的东西来规定哲学,进行所谓的哲学思考,而实际上使哲学陷入神秘主义。马克思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原则的缺陷,但马克思认为只要敢于面对各种矛盾并使这些矛盾充分展开,使哲学的“一般原则和目的”在世界中实现出来,它就“能带来真实的进步”。自我意识原则具有积极意义,问题在于要认识到它的缺陷并对其采取批判的态度,使其真正担当起批判现实的任务。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并不夸大自我意识的作用,把自我意识绝对化,而是从自我意识与现实的联系中来把握自我意识。他指出:“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主张自我意识应与现实接触并相互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统一的“自我意识”不是主观封闭、孤芳自赏的,而是批判开放、客观普遍的。正是在与现实生活的相互作用之中,哲学不断地世界化,世界也不断地哲学化,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可见他还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视域。但他强调哲学与现实世界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把自我意识与现实社会密切相连,试图寻求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得到表现的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的统一,从而使意识的力量走出思辨的王国,以反对尘世的不合理现实,并使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巨大的现实力量,这是马克思自我意识原则的积极意义所在,也体现出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原则批判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原则批判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虽然此时马克思的批判愿望显然超出了其理论能力,但是,“一种实践哲学的轮廓已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种哲学同时希望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中,检验与考验它特有的原则,从而摆脱了单纯从远处作反映的状况,以便对具体现实采取积极的立场”。这种将自我意识原则引入现实的过程使马克思把社会批判理论引入正确的方向,并在根本上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实现了自我意识原则向现实的转化。

二、宗教批判的发展

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把目光转向现实,从现实人的自由理性出发,探讨宗教产生的根源。这样就克服了青年黑格尔派在自我意识范围内解释宗教的局限,对作为封建专制护身符的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实现了对宗教本质的深刻揭示。

马克思认为,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精神,使人们获得自我意识,而宗教则意味着自我意识的丧失,因而对宗教的批判便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点。在这里,宗教批判并不是此时唯一的批判对象,哲学批判与宗教批判是交叉进行的。也就是说,用于批判的武器还是哲学的,批判的宗旨是试图揭示宗教产生的真实根源。尽管此时马克思把自由理性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但由于从现实出发,因而就比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更为彻底。

马克思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期就对宗教进行了批判,并从世界、自然和人自身考察了宗教产生的原因,认为宗教的异化在于自然的无序、无理性世界的存在,而扬弃宗教就在于遵循理性的原则,服从理性的安排。尽管这种批判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单纯从自我意识范围扬弃宗教的观点,但这种对宗教的批判还不是彻底的批判,还没有认识到宗教的世俗根源。而到《莱茵报》工作以后,马克思真正转到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探讨,并由此展开对宗教的深刻批判。

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马克思认为,普鲁士专制政府的书报检查令是给哲学方面的报刊加上新的桎梏,而对宗教方面的报刊则是摆脱加在它身上的旧桎梏,并试图使宗教的特殊本质成为国家的准则。他们压制人们的言论自由,给哲学方面的报刊不断颁布新的禁令;而对宗教则广开言路,解除加在它们身上的旧桎梏。对普鲁士政府来说,他们“想使之成为国家支柱的并不是自由的理性,而是信仰”,对他们来说,“宗教是现实世界的普遍肯定”。为了维护他们的专制统治,普鲁士政府不惜牺牲人的自由理性,不择手段地压制人们的精神自由,以致于使这个世界上的道德良心减弱,而宗教良心则得到强化。马克思从自由理性原则出发,认为精神的基本性质就是自由理性,也就是思想的普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要求按照事物的本性去对待它们。而书报检查制度则粗暴地违反了出版物的本性,因而是不合理的。马克思从自由理性出发为出版自由进行辩护,认为理性是事物的本质特性,应当按照理性的方式去对待各种事物,与理性相违背的东西不能作为评判事物的尺度。自由理性的原则立场构成了马克思此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从这种立场出发,马克思认为国家和法按其本质来说是理性的实现,而书报检查令却使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在这里“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一切都被归结为个人的关系”,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分明应该是颠倒过来的。真正的关系是:只有自由的出版物才具有人民性,而只有出版物的人民性才保证了思想达到真正客观性,才使个人的精神存在成为或表现为人民理性。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封建统治者为了拯救特权的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由于他们在现代国家中的地位远不符合他们想象中的地位,他们就乞灵于“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但他们这种宗教“具有渗透着政治倾向的论战性的毒素,并且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在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荒诞的贪欲披上圣洁的外衣”。马克思指出,在本质上他们是用想象的神秘宗教理论来反对实践要求,用满足自己的贪欲来抹杀人民的自由。而自由是人类的精神特权,自由的报刊是人民的眼睛,对出版自由的侵害不仅违背国家和法的概念,而且是反人民的。

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对为普鲁士政府做“广告”的海尔梅斯进行了批驳:“你们除了给科学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而强使科学融化于宗教,还能用别的什么办法来证明科学结论和宗教结论是一致的呢?”马克思直指海尔梅斯论述的弱点,揭露出他为专制政府辩护的本质。而事实上,哲学就其特性来说是时代的产物,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单纯用强制的方法来使人们笃信宗教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现世的智慧即哲学比来世的智慧即宗教更有权关心这个世界的王国——国家”。因而不应该把国家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

在对封建国家的宗教本质进行深刻揭露之后,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把批判的焦点转向现实社会生活,指出“现在演的是现实生活的戏”,进一步从现实生活问题出发揭露封建社会维护宗教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封建制度就其最广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世界。”在封建国家中,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宗教也降低为“动物的宗教”,甚至特权者所要求的法也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有责任把事情办得符合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普遍性和自己的尊严,而且也有责任把事情办得适合于公民的权利、生活条件和所有权的运用,但是封建国家为了维护林木占有者的私人利益,把自己降到与理性和法相抵触的行动方式;为了保证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即便毁灭了法和自由的世界也在所不惜。马克思指出:“法的利益只有当它是利益的法时才能说话,一旦法的利益和这位神圣的高尚人物发生抵触,它就得闭上嘴巴。”在马克思看来,法是理性和正义的化身,而当法律仅仅保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并且沦为他们的工具的时候,法律便陷入国家与立法的“理性本质”对立之中。正是通过这一对立,马克思激烈地抨击了那些践踏理性的法以及理性权利的林木占有者,批判了代表其利益的非法的法律以及种种反理性国家的观念。

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客观关系”问题的发现,促使马克思把审视问题的眼光从单纯的理性立场转向现实,由天国转向尘世,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挖掘问题的实质,这就为科学地解决问题奠定了现实的基础。从现实的物质基础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为了解决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必须求助于“市民的因素”。因为只有从市民的立场出发,它才不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纠缠在一起,从而使私人利益上升为普遍利益,使人民利益得到保护,使社会矛盾得以化解。人民相信的只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只有从现实存在的问题出发,才能实现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有力回击,实现对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

总之,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以自由理性为武器,对普鲁士专制政府维护宗教、压制人民自由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通过对宗教世俗根源的揭露以及对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深切感受到物质利益、客观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因此对现实社会本身的批判分析就成为马克思下一步所关注的问题。

三、政治批判的深化

马克思对宗教批判的结果是发现了异化的根源在于现实世界,在于人本身。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与社会。因此对国家与社会的剖析成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任务,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也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在《德法年鉴》工作时期,马克思从政治的角度对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对当时的德国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当时德国的发展现状是“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作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当时的德意志人不是“历史的同时代人”,但却是“哲学的同时代人”。因此,马克思指出:“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本世纪所谓的那些问题的中心。”而当时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完整的阐述,因此马克思指出:“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不但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最彻底的否定。”因此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在本质上就是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

黑格尔哲学作为当时的官方哲学,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体现。因此马克思对社会进行政治上的批判首先就是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国家是理念发展的结果,是伦理观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是自在自为的伦理性的整体”。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主张的政治国家则“到处意味着理性已经实现,但同时它又到处陷入理想的使命和各种现实的前提的矛盾中”。因此政治国家本身存在着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在马克思看来,是因为完备的政治国家在本质上是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反的一种类生活,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即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就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来说,国家的使命不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而是个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因此,黑格尔不是在国家中寻找人的活动,而是在国家中寻找逻辑概念的历史再现,“不是从现实的人引申出国家,反倒是必须从国家引申出现实的人”。针对这种颠倒的逻辑,马克思指出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和个人有联系的,国家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发生作用,但不是和肉体的个人发生联系,而是和国家的个人发生联系。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抽象地、单独地来考察国家的职能和活动,而把特殊的个体性看做他们的对立物,“他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既然个人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在马克思看来,个人与国家的实体联系就是国家的职能和活动同“国家的个人”的联系,而不是同“肉体的个人”的联系。而国家的职能和活动,归根到底是“人格的本质的天然活动”,是人的社会特质的“活动方式”。而政治国家之所以造成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在于政治国家本身的异化,在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

在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他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指出黑格尔不是把政治国家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而是从政治国家推论出市民社会,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这种失误是导致黑格尔理论走向唯心与思辨的关键。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把国家看做自在自为的现实的理念,他在概念的运动中把自己“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马克思反对这种看法,指出在这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由此,他得出了与黑格尔完全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基本原理的发现,促使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中蕴藏着理解社会发展过程的钥匙。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颠倒同时也使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方法论上的失误,也就是他把事物本身的逻辑看成是逻辑本身的事物。这种方法论上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缺陷所在,同时也使他明白要真正理解当代社会的矛盾,揭示国家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的内在规律,就必须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方法的基础上,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市民社会”上。正是在市民社会及其中的私有财产和各种关系中,体现着社会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动力。市民社会是人生活的真实社会,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而政治国家只是人们真实生活的彼岸,是作为“彼岸之物而发展起来的”,因而相对于市民社会来说是虚幻的存在、想象中的存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在客观上又造成了人的本质的二重化,统一的人被分裂为二:既是国家的公民又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作为国家的公民享有抽象的平等权利,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的私人活动则被看成是与人的本质毫无关系的活动。事实上,真正决定人的本质的正是市民社会领域的活动,真正使人成为人的正是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的关注使马克思认识到政治国家的虚伪性,认识到要想使人真正成为人,必须深入到市民社会中,对市民社会进行研究。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造成了人的本质的二重化,那么,如何解决人的本质的分离,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这就必须探寻人的解放的途径。马克思指出,基于政治国家基础上的政治解放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因为政治解放是资产阶级的解放,不是全体人民的解放,因而不是彻底的解放。而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必须从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及时地转向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真正的人类解放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由此,马克思认为社会由政治解放转向人类解放这一过程并不是思辨演绎的过程,而是必须付诸于现实的实际行动,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的根本归结为人本身,这对于德国现实社会来说,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即形成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而无产阶级要真正解放自身,就必须把革命的理论转化为革命的实践,这就要求“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而“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至此,马克思从政治批判的角度实现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揭示了政治解放的虚妄,指出了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

批判现实的社会制度,实现人的解放,是进行政治批判的根本。而对社会进行政治批判必须付诸于实际的政治斗争。在《德法年鉴》工作时期的通信中,马克思表达了对社会展开实际政治斗争的愿望,认为“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而在揭露了宗教的本质之后,马克思认为“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因此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就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是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批判。按马克思当时的说法是:“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政治批判的旗帜下,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反动本质,指出“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并且指出:“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因此,现实社会制度的腐朽已经毋庸置疑,问题就在于让人们意识到进行政治批判的重要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促使人们觉醒,自觉起来反对不合理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任务就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而建立新世界的过程并不是局限于空想的教条,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此,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通过批判,不仅要揭露社会的异化本质,而且是为了说明行动的意义,在现实的行动中批判普鲁士的专制制度。

但是,由于政治批判只能限于考察国家范围内的问题,而无法涉及到这些问题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因此,纯粹以国家为考察对象的政治批判依然存在着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马克思后来在总结他这一时期思想认识的深化过程时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于是,马克思理论发展的逻辑决定了他从政治批判走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由此开始了对“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系统考察。

四、经济学批判的转向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迫使马克思到经济学中去寻找。因而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开始从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原本的批判,即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经济批判方法论,认为国民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论缺陷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国民经济学家对劳动概念理解上的失误。国民经济学家在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如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劳动者,但按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说,劳动者实际上所能得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一切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事实上劳动者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必须出卖自己本身;劳动是决定和制约价值的唯一的东西,是人的能动的财产,但不劳动者却凌驾于劳动者之上,对劳动者发号施令,等等。国民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这一系列的矛盾,问题在于他们对劳动概念理解上的失误。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具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人的真正本质的劳动,一种是其社会形式。马克思把前者理解为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把后者称为异化劳动。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正是异化的劳动,由于国民经济学把这种颠倒的和自相矛盾的劳动当做本真的劳动,所以它才不可避免地陷于矛盾之中。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劳动,是为私有制这样一种社会形式所规定的劳动。但正像人并不是天然的私有财产的主体一样,劳动也并不是私有财产的天然主体。这就要求理解劳动的社会形式及其历史差别。而国民经济学家忘记这些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异化劳动的产生在于其存在的社会形式和历史差别,抹杀劳动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形式是国民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护的本质显现。因此,要揭示异化劳动产生的客观根源,就必须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进行批判,并对国民经济学产生的社会基础进行完全经验的分析。唯有如此,才能揭示出劳动的异化本质,发挥其自由自觉的本质。

第二,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探讨问题的方法论缺陷还在于他们只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未能揭示这些经济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他们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做前提,并没有说明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相互联系,所以才会把例如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营业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对立起来”。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私有制以及各种经济上的矛盾和对立,都是自然的,只要将有关的事实描述出来,也就等于揭示了其本质和规律。因而在其方法上,他们注重归纳经验事实,而很少再去探索更为深刻的原因,只说明“是什么”,不去论证“为什么”。这是国民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之所以与现实产生矛盾的症结所在。

第三,国民经济学家在论述中以虚构的原始状态为依据和探讨问题的起点。马克思指出,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家“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云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的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也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从这种空洞的抽象出发,国民经济学家们把丰富的现实简化为一些空洞的词句,只是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人的丰富的活动。而在马克思看来,“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示,是需要人们探索的真正的现实,只有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工业出发,才能实现对社会本质的真实揭示,否则以虚幻的前提作为出发点所得到的结论也只能是脱离现实的空想和思辨。

第四,对现实人的忽视是国民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现实的经济过程时,把工人只是看做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以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做劳动的工具来考察。他们完全不是把工人当做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有追求的人来看,而是把工人和一匹马等同,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因此,“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这种对人的漠不关心成了国民经济学家的通病。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除此之外,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的经济体系中,“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因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在这种原则的统摄之下,“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对现实人的漠视使以前的经济学家在探讨问题的时候总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论证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这种论证方法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

通过揭露以前经济学家方法上的缺陷,使马克思确立了新的研究出发点。马克思明确地表明,他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因此,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展开了全面的分析。通过对现实社会的考察,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存在是一种异化的存在,工人的生活是一种异化的生活,资本主义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随着实物世界的升值,伴随而来的却是人类世界的贬值。而这种事实表明:“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通过异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通过异化劳动的基本规定,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是相互关联的,正像异化劳动生产出私有制的基本关系一样,私有制也不断地巩固和再生产出异化劳动的前提和结果。这种本身分裂的、矛盾的和异化的社会现实,既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同时也构成异化观念的世俗基础。因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既接触到了世俗基础本身的矛盾,也是对现实社会的私有制前提的批判,开启了社会批判的新方向。

对于马克思来说,对社会进行批判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被私有制的社会现实所遮蔽,人的存在是异化的存在,而异化的现实基础就在于社会的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财产体现为人本身,而人本身又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人本身被当成了私有财产的规定。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毋宁说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而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消除异化,从而使人变成真正的人。异化的消除也可以看成是向自己原有的真正本质的复归,而这种人类原有本质的复归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真正拥有了自由自觉的本质,从而也才真正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复归。

应当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受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社会批判和共产主义的论述还是有限的。而要克服这种局限,就必须从现实的物质生产状况出发进行分析。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开始摆脱人本主义的影响,对物质生产问题进行研究。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看做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缺陷,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发源地,认为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能了解历史。他指出:“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他还指出:“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已把研究的视野锁定在对物质生产的研究上,认为要真正认识某一时期的历史,就必须认识这个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生产方式。从这一理论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个论断的深刻之处在于,马克思看到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化形式,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发现物与物的关系下掩盖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理论发展的重要一步。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又论述了物质利益的问题,认为:“推动人们起来斗争的不是抽象的思想原则,而是现实的物质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历史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从而为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形成

对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认识到传统哲学的研究之所以陷入误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存在的本质内容,因而社会批判必须指向实践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实践批判为根本方法,对旧唯物主义、思辨哲学和历史编纂学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革命变革。

一、实践批判方法的变革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揭露了旧哲学直观性、思辨性和形而上学的缺陷,批判了他们理论与现实相割裂的局限,以实践批判方法终结了传统哲学。马克思以实践批判为根本方法分析现实社会,化解了传统理论在解说现实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重要转变。

马克思在批判旧哲学的过程中,首先批判的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与旧唯物主义的共同缺陷是他们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实现了哲学从抽象向现实的转变,把现实的社会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但他对社会的认识却是直观的认识,只看到社会客观存在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只知道感性直观,而不知道感性活动,他没有看到“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们的感性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认识社会现实的基础。缺乏对社会的能动性认识,必然导致对社会的僵化理解,必然无法认识生动的社会现实,因而也无法对社会进行科学的批判。从感性直观的观点出发,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并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脱离现实社会的人必然是抽象的、孤立存在的人。费尔巴哈不了解人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因而他对社会的批判就不是对现实本质的批判,而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抽象直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彻底批判,在本质上也就是对以往全部唯物主义的彻底批判。

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式的抽象唯物主义,也对德国的思辨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德国,随着社会的发展,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无可挽回地瓦解了。而其后的一些思辨哲学家们则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加以片面发挥,把哲学的思辨性发展到极端。老年黑格尔派固守黑格尔的逻辑体系,认为任何事物只要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都是可以理解的;青年黑格尔派则主张批判一切,用宗教的观念来代替一切。而无论是老年黑格尔派还是青年黑格尔派,他们都认为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是社会发展的枷锁和羁绊。而他们所采取的消除这种限制的方法是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事实上,用一种意识来代替另一种意识,在本质上还是没有脱离意识的范畴。而用意识的转变来解释现实、批判现实,无非是一种思辨的逻辑,“词句”的斗争。马克思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思辨哲学家们的理论缺陷在于他们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单纯进行理论的批判,而这种理论批判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幻想而丝毫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现实的社会生活是认识的真正来源和出发点,因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批判思辨哲学的关键,因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因此,精神的批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有推翻这些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对思辨哲学的彻底批判。而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在于批判现实,改变思辨哲学存在的现实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分析是批判思辨哲学的根本途径,也只有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出真正的科学。这样,马克思就把现实的社会作为探讨问题的出发点,从而开始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分析。

按照这样的思路,马克思对历史编纂学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编纂学家们不是完全忽略了历史的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是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编纂学家们总是根据在现实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纂历史,历史脱离现实生活而成为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根据这种尺度,他们就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同时也排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历史变成单纯思想的历史。脱离了现实社会的生动内容,对时代的描述就变成对时代的幻想,因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在历史编纂学家们看来,问题不在于现实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其中圣布鲁诺把历史看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后消失于“自我意识”中;施蒂纳则认为历史过程不过是“骑士”盗贼和怪影的历史。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表现的产物。这些历史编纂学家们脱离历史的世俗基础,从抽象的历史出发,在思想中演绎历史,因而他们所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对历史的幻想,他们所提供的历史也只能是观念的历史。马克思认为,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要真正地消灭这些词句,只有靠社会实践来改变其存在的社会条件。

由此看来,传统哲学的共同缺陷在于缺乏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他们或者局限于理论的抽象演绎,或者局限于感觉直观,而没有把社会理解为能动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把理论与现实统一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克服了传统哲学的局限,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革命转变。马克思指出,实践是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世界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在实践中,现实的人通过对象性的活动作用于现存世界,从而实现了对现存社会的改造与利用。在这一过程中,实践开辟着人的生存的天地,也构成了人的生存的境遇。实践不仅是一种能动的活动,它还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它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现存世界得以存在的基础。实践是人的能动活动和现存世界存在的基础,因而当马克思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出发对社会进行分析,就实现了对社会本质的把握,从而为认识现实、改变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二、实践批判方法的确立

实践活动是社会存在的本质内容,因而对社会的批判在本质上就是对其中的实践活动矛盾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认为,实践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实践观是认识社会的基本方法。在《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实践作为批判社会的基础,由此确立了实践批判方法的科学地位。

实践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旧哲学也讲实践,但他们的实践或者是理论的活动,或者是感性的直观,都没有达到对实践本质的理解。黑格尔认为,实践的态度就是“从思维即从自我自身开始。……在我是实践的或能动的时候,就是说,在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规定着我自己。而规定自己就等于设定差别。但是我所设定的这些差别,那时依然是我的,各种规定属于我的,而我所追求的目的也属于我的。即使我把这些规定和差别释放在外,即把它们设定在外部世界中,它们照旧还是我的,因为它们经过了我的手,是我所造成的,它们带有我的精神的痕迹”。很显然,实践就是在精神规定中的实践,即使在外部世界中,也逃脱不掉精神的约束。费尔巴哈也讲实践,他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文中写道:“从理想到实在的过渡,只有在实践哲学中才有它的地位”;在《未来哲学原理》一书中,他进一步强调,新哲学“本质上具有一种实践倾向,而且是最高意义下的实践倾向”。但费尔巴哈的实践活动强调的是感性的直观,他“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所讲的实践都是离开现实的实践,这种实践运用于现实仍然是用理性来界说现实,用理性批判来代替实践批判。

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既不是唯心主义者所理解的纯粹的“精神的活动”,也不是旧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而是人们有意识地能动地改变环境、改变世界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意味着实践既是以人为主体的能动活动,又是以客观世界为基础的现实活动,是实现人与世界之间能动作用的中介与桥梁。实践联结了人与世界,使整个世界成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样,实践就成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实践不仅是现存世界的基础,它也是思维、观念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意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在实践过程中,人之所以能够把观念存在变成现实存在,就因为它是作为感性实体去与感性实体发生关系,并以和感性对象相同的方式作用于外部感性对象的。因此不应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应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的实践内含着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所有关系,它能动地改变着现实世界,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实践作为现存世界的基础性存在,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原则,不仅其根源和前提存在于现实的活动之中,而且其任务和目的也必取决于并实现为现实批判的活动。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不仅仅是对社会矛盾的揭露,而且要通过批判分析达到实际改变世界的目的。这就是要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指出超越现存、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正确途径。因为单纯的理论批判不能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而“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因此,现实社会历史的改变并不能由思想来决定,而必须依靠现实社会发展状况来决定,依靠实践来改变。正是如此,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实践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地改变现状,实现现存社会的革命化,而这正是实践批判方法论的初衷。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形成是双重批判的结果。一方面,是马克思不断超越前人理论,实现理论自身不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不断深入社会现实,实现对社会科学批判与解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交替前进,推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不断实现新的进步与提升。但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并不是并行不悖的,理论批判最终要归结为实践批判。马克思以实践批判为方法,就在根本上超越了前人,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变革。

第三章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解析

实践批判方法在何种意义上成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根本方法?实践批判方法本身的科学性又体现在哪里?实践批判方法区别于其他方法的特点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予以深刻辨析,由此来理解和把握实践批判方法论的科学价值以及它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根本方法论的根据。

第一节 马克思实践批判方法论的内涵

实践批判方法论的科学性在于它是以实践观为基础、以合理辩证法为内核、以改造社会为目的批判。在这种方法指导下,马克思科学地解说了社会现实,并使社会批判理论成为一门科学。

一、以实践观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以实践观点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革命转变,开创了实践批判的新方法。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活动,是人类世界得以发展的源泉、根据和基础。实践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其中内在地包含着多种关系,因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在本质上就是对人的实践活动矛盾的揭露和批判。

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制约实践发展的因素就在于社会实践本身。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对社会的批判分析必须首先指向现实生产。在对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认识到“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表现为社会“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是社会一切矛盾的总和,对这种矛盾的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社会矛盾的批判与揭露。正如马克思所说:“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以及“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理解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就不能被看做某种开天辟地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相反,它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实践的观点,社会领域中的一切矛盾与关系就无法得到完整说明,社会批判也无法科学的进行。可见,实践观的确立是对社会进行科学批判的前提,而只有以实践观为基础的实践批判方法为指导,分析现存社会的矛盾关系,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才能实现对现实社会的科学批判与完整说明。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社会批判决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幻想的那样完成于纯粹的,即抽象的理论批判中,而必定完成于“实实在在的实践中”,实践是人的实践,实践离不开人的参与。只有在实践中依靠具有“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在社会批判中既实现对社会的认识与改造,也使人本身的自由本质得到确证。现实的社会问题还需现实人的实践来解决,对于现实的人来说,社会批判“是那些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的个人所进行的真正的人类活动,他们的批判同时也贯串着实践……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显明的实际措施,这里面不仅体现着他们的思维,并且更主要的是体现着他们的实践活动”。社会是人类活动的领域,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人参与的。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各种社会关系是人们相互活动的产物。因此,历史不单纯是为人们活动提供的舞台,而就是人们活动本身。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创造着历史,也创造着人本身。人在创造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人本身的自由也得到了发展与提升。但人的自由不是无限制的、任意的自由,“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自由并不等于放任,也不等于主观愿望,而是历史的存在,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形式,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以实践观为基础的实践批判方法论,其科学性就在于它把现实社会作为研究的对象,以分析现实社会中的内在矛盾为基础,并在分析中“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从而实现对社会的革命改造和科学批判。在对社会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也论证了人的自由得以实现的途径,从而在科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现实社会的科学诠释与说明。在这里,实践观既是批判的基础和依据,又是批判的武器和方法。离开现实实践,批判就会失去根据和标准,陷入纯粹的抽象思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批判方法成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方法。

二、以合理辩证法为内核的发展方法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其合理辩证法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合理辩证法即指实践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不仅仅是否定之否定的批判形式,更是变革现实的实在形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辩证方法。因而以实践辩证法为内核的实践批判方法论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发展方法论。

马克思的合理辩证法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辩证法,它摒弃了黑格尔的思辨形式,而赋以科学的内涵。马克思指出:“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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