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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国平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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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试读：

总序

关于对外报道，我们有太多的记忆。先说几则外国人替我们所作的“对外报道”：斯诺一篇《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让世人对当时处于封锁状态下的延安解放区有了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电影《中国》，在国外叫好，却遭到了我国当时的国家宣传机器的强烈抗议。我们也抱怨过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我们渴望通过对外宣传，向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树立起一个好的国家形象。急切之情，有时恨不得让对方按我们的思路行事。而我们自己的对外报道，传播渠道既窄，传播效果也不见得尽如人意。还记得1993年我访问瑞士时，我朋友的家人还问我“中国的妇女穿不穿裙子”这样的问题，可见我国与外国的隔阂有多么深。这些年来，几乎所有来中国的国外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中国的实际情况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惊讶之情，可以用“震撼”二字描述。由此可见，我们的对外报道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

中国的对外报道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反思与总结。“文革”中我国的对外报道一度变成了向外输出革命。“文革”结束后，我国对外报道事业开始反思。1977年新华社对外部征求外国友人对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意见，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费里克斯·格林（Felix Green）批评中国对外报道八股严重，宣传方式过于夸张，不了解外国受众，总体说来是失败的。邓小平对格林的批评非常重视，批示要求外宣干部仔细学习。1978年新华社召开对外报道工作会议，中央各主要对外新闻单位参加，随后，一系列有关对外宣传报道的会议召开，确立了新时期对外报道工作的正确轨道和指导思想，将对外宣传报道的工作目的从“推动革命”转为“宣传中国”，将工作对象从“世界左派”转为“一切外国受众”。1980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立，由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文化部、国务院侨办、港澳办，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电部、外文局等单位的负责人共同组成，负责领导全国对外报道工作。这一重新定位与部署，加速了我国对外报道事业的良性发展。“文革”后我国对外报道观念进步很大，对外报道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其中，有四个方面的原因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第一是政治的开明，带来了信息的公开化。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不断地刷新政治的开明度，对外报道也日益显出开放姿态。仅以我国政府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为例即可说明之。2007年1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从法律上赋予了媒体报道权，媒体可依法充分进行新闻报道。2008年5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条例“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要求各地各级政府全面准确地公开企业、群众需求的各类政务信息，避免“关键信息缺失”的现象。信息的公开透明如果没有政治的开明为保障，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是经济的腾飞，国力的增强，大大提高了对外报道的自信心。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正以一个大国的形象在世界崛起。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正逐渐表现出大家风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为一点点成绩夸耀，也不要为一点点灾难吓得不敢出声。不仅选题时不惧负面内容，反而能自如驾驭这些题材。2008年前后一系列的突发事件的报道，特别是“5.12”汶川地震的报道，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是传播学理论的引入，带动了对外报道观念的更新，促进了对外报道策略的研究。对外报道事业被纳入传播学框架进行剖析研究，最突出的是受众意识和传播效果意识的增强。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等原则，都体现了强烈的受众意识。

第四是信息科学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播生态。随着全球上网人数的不断增加和互联网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传播在国际传播中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大，逐步形成了新的传播模式。网络传播改变了传统大众传播“一”对“多”的单向信息流通，模糊了传播者与受传者的界限，形成了“多”对“多”的复杂流通结构，增加了政府控制信息的难度。同时，网络平台逐步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舆论阵地。可以说，是网络系统强制性地使信息封闭状态变为信息公开。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变化，这些动因，鼓舞了我们对对外报道与国际传播的研究热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是我国华南地区最负盛名的涉外型大学，在多个领域有“对外”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同样，我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一批学者在对外报道与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一直在耕耘着。在我们现有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有在英美等国留学和进修的经历。既对国际新闻传播研究前沿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已翻译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也对国内的对外报道有较多的研究，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我们有意以对外报道与国际传播为特色发展，力争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人才培养基地之一。

这套“对外报道与国际传播研究丛书”的出版，正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们深知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巨大的空间，也深知对外传播对于我国国家形象的树立意义之重大。因此，我们有一种使命感，要在这一领域继续精耕细作，不断创造出新的成果，这样才无愧于我们所处的开放的时代。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处学科发展专项资金的资助。要特别感谢我校研究生处处长曾用强教授等领导的大力支持！本序言写作之际，又传来我院新闻传播学科纳入国家211工程项目的好消息，这对进一步强化和打造我院对外报道与国际传播的特色无疑会起到激励与推动作用。相信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会拿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成果出来。郭光华2008年12月10日于广州白云山麓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意义

作为研究对象，本书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基本界定是，考察与探究国家层面的新闻传媒机构开展对外报道实践的历史变迁、呈现的格局、坚持的立场、遵循的政策、运用的策略与方法，以及表现出的具有一般意义和总结性质的理论成果。也就是本研究以中国对外报道的实践性经验事实为出发点，但并不停留于实践层面的纷繁现象，而是对这些创新、因循甚至回潮并存的对外报道实践后面所反映、体现的使命意识、思想动因、结构性作用力和新闻信息的对外传播规律等等的适度抽象。

基于上述界定与认识，我们将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框架性研究设计思路展开如下：

第一，从现象性实践层面的概念辨析入手，即从与中国对外报道相关的概念辨析切入。这些概念既有具有鲜明本土色彩的命题，如对外宣传、对外报道；也有耳熟能详的通俗语汇，如国际新闻；更有广受关注的输入性概念，如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等。我们试图界定它们的基本含义，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以与对外报道的关系为轴心展开辨析。因为对这些相关概念的经验性或观念性认识，可以廓清并加深我们对中国对外报道的学理性理解。

第二，历时地纵向描述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演进轨迹，以还原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历史脉络。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演进轨迹的考察思路，首先是辨析中国对外报道实践的源起。本书认为中国有组织、成建制的对外报道肇始于中国两极新闻事业的形成时期，即1928年以后，标志性事件是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建成开播。以下的历史分期为1937－1949年、1949－1966年、1966－1976年和1976年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报道思想四个演进阶段。这部分的篇幅试图勾勒中国对外报道实践及其思想的发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曲折而艰辛的进程。

第三，共时性展开中国对外报道媒体格局的横向描述。中国对外报道传播系统的描述，总体上以新闻机构的媒介类别分节，即通讯社、报刊、电台、电视台以及网络媒体。叙述方式是立足当前，适当追溯这些新闻机构的演变与沿革。本部分的内容试图素描式呈现中国对外报道机构的整体格局及其功能分区。

第四，由于新闻是具有主观意志的个体经过过滤、筛选等程序获取的信息，因而，新闻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意识，作为跨国信息单向流动的对外报道尤其如此。中国对外报道是一个特殊的新闻报道类别，它需要奉行一些必要的原则。我们从现有文献与实践中归纳出如下原则：国家利益原则、扩大交流增进了解原则、内外有别与外外有别原则等。

第五，中国对外报道是具有很强的宣传、军事、外交等相关政策规定性的新闻实践，因而，对对外报道政策的考察与总结是清理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重要环节。中国对外报道政策的考察思路是，先就中国对外报道政策的总体面貌与价值取向进行平面描述，然后从两个重要维度对中国对外报道政策展开纵深论述：一是对报道对象与内容的保障与限制，也就是信息发布方针；二是开展对外报道的时机选择的规定。

第六，方针政策只提供方向性原则，在具体的对外报道实践中，更为丰富的对外报道思想体现在对外报道策略中。对外报道策略是在党和国家关于对外报道的政策框架内，为了取得良好的报道效果而创造性、艺术性地开展对外报道的具体举措与实践。这部分讨论对外报道中的三个基本策略：一是施放舆论气球与议程设置；二是公关策略；三是文化策略。

第七，考察对外报道的组织方式与管理方式。从中国现行对外报道实践来看，中国对外报道的组织与管理方式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中国自主进行的对外报道，包括它的组织领导方式与常规运营方式。这是体现与保障对外报道思想实现的主要环节。二是外国来华记者以中国的立场所开展的对外报道和中国相关机构对他们的组织与管理方式。

第八，考察中国对外报道的当代使命。历时看，中国对外报道在具体的社会进程中的使命不是单一、纯粹的，而是复合、多元的，表现为在不同时期调整其主导倾向。在当今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对外报道的根本使命，一是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二是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与提高国家软实力。

总之，本书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考察，是在中国对外报道实践坐标上清理其思想脉络。因此，我们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考察是沿着实践坐标的纵横两个进路展开，以横向定性研究为主。从理论资源与分析工具来看，本书以新闻学、传播学的知识谱系为主体，同时借鉴了政治学、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需要交代的是，由于“文化无意识”、“政治无意识”以及文化政治自觉意识等作用力，本书考察的中国对外报道思想，是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新闻宣传实践及其指导原则、立场、政策等所体现的思想观点为主线。二

裹挟着资本、技术以及意识形态的能量，全球化浪潮、地球村景观正成为当前的世界性症候。在这一语境下，研究作为文化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对外报道，无疑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60年来，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一步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与此同时，中国GDP持续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排名第六。尽管如此，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西方世界的呈现整体上还是负面的。当然，这其中有来自社会制度选择上的客观原因。然而，我们也有必要对包括对外报道在内的对外传播进行清理、反思与改进。对中国对外报道进行清理与反思，从思想层面考察无疑是一个适当的进路，思想的清理必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对外报道的空间与坚定前进的方向。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把视野放宽到国际传播的层面，发现中国对外报道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中富有远见而又不无玄虚地宣称，“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而在弗里德曼书中所言说的“铲平”这个世界的“工具”，就是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传媒为人类呈现一个透明的地球，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被大大地拉近，塑造一个具有全球视野与传播经验的共同体。“球土化”的潮流与趋势，无疑要求对外报道具备人类共通的思想与视野。

新的国内传媒系统的国际延伸，新的传媒格局，促成我们以新的理念组织实施对外报道。由中央电视台牵头、部分省市卫视加盟的“长城卫星电视平台”成功在亚欧美落地，这意味着原来的卫视已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媒体。另一方面，即使还没有走出国门的媒体，每年都要面对数以千万计的外国使节、留学生和境外旅游者，因此，传媒内容生产都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存在，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做到内外兼顾。可以说，在新形势下，任何对内传播都会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任何对外报道也都会通过一定渠道反馈到国内。这种跨疆界传播成为当前广电与新媒体的常规生存状况，迫切要求中国对外报道调整思路，积极应对传媒变革现实。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位哲人说过，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已经进行了80年左右的中国对外报道实践，无疑同时也伴生了极为丰富、弥足珍贵的对外报道思想。然而，理论界和业界迄今仍无人去深入系统研究与整理。

根据我们在中国期刊网（CNKI）以“对外报道”、“对外宣传”、“国际新闻”和“外宣”等词查询到的论文显示，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对口部门的领导同志发表的工作报告和指导讲话；二是来自业界一线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随感，具有工作总结和采访札记性质；三是一些研究者从贯彻领导同志讲话、归纳媒体某一次对外报道的成功经验层面所做的应景性、技术性研究。倒是在硕士论文数据库发现了一篇关于中国对外报道的个案研究的硕士论文：《胡愈之早期对外报道思想研究》。

在著作方面，我们查阅北京和广州两地高校图书馆，发现几本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一是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段连城是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奠基人，“当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时候必先提到段连城，甚至凡谈对外传播学必谈段连城”。他最早系统地研究和探讨对外传播理论，凭着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加上自己多年的丰富实践、理论思考和深入研究，于1987年出版《对外传播学初探（汉英合编本）》，“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建设奠下了第一块基石”，被公认为是对外传播的第一本学术性专著。颇见功力的是，该书以两章的篇幅对中国国家形象演变中的九个形象予以勾勒。

二是沈苏儒的《对外报道教程》。细读全书不难发现，这是一部具有丰富的从业心得的优秀教材。该书共计8章，即对外报道的特性、对外报道的选材与结构（分上下两章）、对外报道的文辞与表述、对外报道的组稿与采访、对外报道的翻译工作与编译关系、对外报道的图片工作、对海外华人和华侨的报道工作，以及前言与结束语。图书馆的检索“主题词项”把它归入“新闻写作”类，可见这是一本关于对外报道业务的重要著作。

三是沈苏儒的《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共7章和一个增录，而从实际内容架构来看，可以分成两篇。第7章对外传播实例评析，提供的是案例，也就是实践素材，可以独立构成一部分。其他6章与增录部分实际上构成理论部分，它们是绪论、传播的一般原理、对外传播的特殊性、对外传播的对象和渠道、对外传播的基本原则、对外传播的效果等。其中第五章对外传播的基本原则，给本研究提供了启发。

四是一部极具文献意义的内部资料汇编《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件中关于对外宣传和对外广播的论述》，为本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文献线索。

五是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已故教授刘洪潮主编的《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它是一部论文集，收集了对外宣传报道战线的高层领导和资深的从业人员的30多篇文章，提供了许多令人灵光一闪的启迪和鲜为人知的细节。

上述著作是笔者在本研究进行中直接检索到的。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还受益于以下重要著述：郭可著《当代对外传播》、程曼丽著《国际传播学教程》及关于国际传播的系列论文、甘险峰著《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下）、张桂珍等著《中国对外传播》，等等。其他前贤时俊，恕不一一列举。

除了学者的著述外，还有必要提到中国外宣系统的三位重要领导人的著述。它们是朱穆之的《朱穆之论对外宣传》、曾建徽的《融冰·搭桥·突围——曾建徽论对外宣传》和赵启正的《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向世界说明中国（续编）：赵启正的沟通艺术》。朱穆之、曾建徽与赵启正先后都曾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与中央外宣办主任，书中披露了大量具有权威性与公信力的资料与论断。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在对外新闻报道和对外宣传方面，研究者对现象和技术层面的关注，远胜过对现象和技术背后的思想和理论的抽象。迄今为止就“中国对外报道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专著尚付阙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们深知在一块洁白无瑕的白纸上作画的责任。但是，写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如果本书有什么粗糙不周全之处，也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谅解，体谅笔者在这片处女地上耕耘所付出的艰辛，并指出不足之处，以利笔者修订与完善。

第一章 对外报道及相关概念辨析

中国对外报道是中国各级新闻机构，尤其是中央级的媒体机构所进行的重要的新闻实践，是党和人民耳目喉舌功能的重要体现。但是对于这一耳熟能详的新闻实践活动或报道样式，迄无从学理层面建构的令人信服的概念。本章是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范畴与概念的研究，尝试在一种比较语境下进行。首先从对外报道、中国对外报道，以及基于实践提炼的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解读与界定开始。而与（中国）对外报道密切相关而又没有得到明晰清理的命题还有对外宣传、国际传播和国际新闻等。对这些在含义与实践上部分重叠的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本课题研究向纵深推进。

第一节 对外报道、中国对外报道与中国对外报道思想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大众传媒与自然界的空气、水和阳光并列，被称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四种生活甚至生存必需品。英语国家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杜撰的词语“infosphere”——信息氛围，该词由information（信息）和atmosphere（空气）合成。李普曼则视大众传媒为社会雷达和社会探照灯光束，确保社会这艘巨轮行驶在安全的航道上。

一、对外报道的意义

那么，国家间为什么要开展对外报道呢？换言之，就是开展对外报道的意义何在？

美国新闻学家麦格杜戈尔在《解释性报道》（Interpretative Reporting）一书中，对于“人类兴趣”有过一段论述：“人类兴趣指的是对于人类本身的兴趣……正是人类兴趣，即对于他人的生命与生活乃至整个人类福利和进步的关心，促使我们怀着兴趣与同情阅读在我们之外的社区发生的生命财产遭到损失的新闻报道。一个人不论他如何玩世不恭，自私自利，他对于其他人的生活和福利总要或多或少发生兴趣。”我们应该肯定，人类存在着共性，不论文化背景如何不同，人性中仍然有相通的层面，否则整个人类社会就根本无法互相了解。人类兴趣可以分为三种类别，即全球性的普遍兴趣、区域性的特殊兴趣与时间性的热点兴趣。一些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环境气候问题、人口膨胀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社会贫富悬殊问题、人际道德关系问题、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妇女儿童问题，以及婚姻家庭问题等等，都是令世人关心的普遍问题。有关这些内容的新闻报道，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兴趣。

由于人类兴趣的共通性，世界各地的人们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生存与发展主题。因而从新闻规律层面来看，麦氏的论述表明的是受众接受兴趣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适性。这为对外报道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从现实政治逻辑来看，对外报道存在的必要性在于，为国家政权的正当存在提供合法性说明与阐释，并为国家争取发展空间。因此，对外报道的根本立场和首要原则是维护国家利益。在媒介化的社会现实里，新闻媒体的表现与作为对内直接关系到本国社会系统的维系、运行与进步，对外影响着一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在全球化境遇下的当今世界各国无不重视对外报道，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曾经长期闭关锁国，文化和历史又有太多独特性，更为迫切地需要通过对外宣传，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增进彼此理解的程度与范围。

二、对外报道的分类与界定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外报道”的所指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宽泛意义上说，对外报道就是一行政区划（或企事业单位）针对本行政区划（或企事业单位）以外地区的受众所开展的新闻报道活动；二是特定意义的对外报道，是国家层面的，专指一个主权国家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所组织实施的新闻报道。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词典》也认为，对外报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外界进行的有关本国（或地区）情况的新闻报道”。相应地，我们可以把实施对外报道的新闻机构分为两大板块或序列：表1-1 宽泛意义上的对外报道执行机构表1-2 国家层面的对外报道执行机构

而在中国地方党政序列的外宣工作中，更多情况下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对外报道”。如：【对外新闻报道】在省级以上主流媒体的对外报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全年累计刊播1800多条新闻和专题报道，同比增长20%。中央电视台上稿41条，其中《新闻联播》21条。央视《焦点访谈》以《驯服头号杀手》为题，全面反映了淮南市治理煤矿瓦斯的先进经验和显著成绩，是淮南市在《焦点访谈》这一重要栏目正面报道的一次突破。《人民日报》及华东版刊发淮南新闻19篇。《安徽日报》刊发淮南稿件562条。在省级以上网络媒体刊发、转载、链接的有关淮南的消息5000多条。淮南市开通了淮南新闻网和凤台新闻网，实现了新闻网建设零的突破，凤台新闻网成为全省首家开通的县级新闻网站。

这是安徽省淮南市官方网站（淮南市人民政府主办）发布的《淮南年鉴2007卷》。年鉴在思想宣传篇中设置了“对外新闻报道”条目，对该市2006年度对外新闻报道进行年度综述。从这个条目文本我们可以知道，该市2006年度的对外新闻报道综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向上级主要媒体（包括中央级和省级）供稿，或上级媒体对淮南的报道；二是以互联网为平台向全国甚至世界报道淮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

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行政区划及其机构设立的层级建制，这种层级结构决定了一般意义上的对外报道是一个相对概念。从中国的行政区划和党政机构设置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县级以上委员会都有自己的对外报道机构和人员。请看：第一季度，我市外宣工作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中心，紧扣和谐社会建设主题，夯实基础、着眼主流、着力创新，精心策划、组织开展了“和谐发展看诸暨”、“诸暨人联谊总会宣传语、标识征集”等外宣主题活动，集中性、系列化、全方位展示我市“科学发展、共创和谐”的新实践、新举措、新成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一季度，全市在绍兴市级以上媒体（含网络媒体）发稿600余条，比去年同期增长10%。一、健全制度，外宣基础进一步夯实。年初，市委外宣办从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入手，制印发了《2007年诸暨市对外宣传工作意见》、《关于重新公布诸暨市对外宣传报道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关于成立市委互联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等文件，整合外宣成员单位的力量，强化工作责任，调动外宣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外宣工作的成效。市委外宣办结合工作实际，及时修改完善对外宣传奖励考核制度和外宣各类奖项的评选制度，三家新闻单位分别出台对外宣传工作考核细则，做到责任有落实，经费有保障。……

这是中国一个县级市（浙江省绍兴市下辖的诸暨市）对2007年第一季度的对外宣传工作的情况通报。从以上引文可知，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的对外报道，主要由同级党委的外宣部门来组织实施。中国共产党在县级及以上单位的委员会中都有对外宣传办公室或小组（简称外宣办或外宣小组）建制。这一机构一般由同级党委宣传部管辖。

与纵向行政层级相对应，在中国难以计数的企业、事业单位一般也有本单位的对外报道任务。我们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www.edu.cnki.net或http：//www.cnki.net）输入“对外报道”检索篇名，可以检索到这样一些研究文献：《校报对外宣传报道探论》（夏明宇，《开封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对外报道农垦的基本要求》（王淳正，《当代传播》，1999年第6期）、《苏钢对外报道引入激励机制》（胡锡成，《新闻三昧》，1994年第2期）、《“小字辈”上了经传——北京变压器厂对外通讯报道一瞥》（王淑珍，《新闻与写作》，1991年第4期）等。

但是，本研究所考察的对外报道或者说对外宣传报道是所指意义上的对外报道，是国家层面所进行的对外报道，而不是地方和地区媒体对所在地以外的新闻报道。从报道的范围面向来看，“地方和地区媒体对所在地以外的新闻报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地方和地区媒体向平级或上级机构主办的媒体报道本地区或本行业的新闻，它是以全国（国内）为视野的；另一种是地方和地区媒体向境外受众报道与介绍本地区的新闻与其他事实信息。严格意义上来说，前者只是跨地区新闻报道，或者异地新闻报道，从全国范围来看属于国内报道。它与“以国家根本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宗旨的国与国之间的对外报道存在本质的差异，故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后一种情况实际上符合本书所定义的对外报道，只不过它是地方媒体的作为，相对微观且情况比较复杂，总体上它又与国家（中央）级新闻机构使命一致。为了叙述行文与材料取舍的方便，本书只对中央、国家层面的媒体进行经验与理论考察，也就是以对外报道的“国家队”或“中央军”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地方部队”——地方和区域媒体的对外报道实践没有纳入本研究的视野。我们希望有机会对地方媒体的对外报道展开专门研究。

另外一个与对外报道关系密切、在报道对象上存在内容彼此交叉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就是涉外新闻报道。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涉外新闻报道3次出现在2005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中。解读该《规定》后，我们发现涉外新闻报道与对外（新闻）报道的区别表现在报道内容、目标受众和传播媒介等三个方面。涉外新闻报道的内容是涉及外国的任何人和事；它的目标受众没有内外之别，既可以面向国内受众，又可以面对国外受众，但主要是前者；传播媒介可以是国内的任何大众传播机构，包括地方媒体。对外报道的内容主要是所在国（中国）的人和事，也可以是中国与外国有关的新闻事实，以所在国为主；其目标受众是面向国外受众；传播机构主要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海外版》、CCTV－4和CCTV－9、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对外传媒机构。

三、中国对外报道的界定

下面对本节概念辨析的内容进行初步总结。

本书所讨论的中国对外报道可以这样界定：是指中国新闻工作者、中国有关方面邀请（组织）的境外新闻机构和人士或外国新闻机构和人士自行来华，以中国的立场相对客观地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以及外国来华人士报道和传播中国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活动。也就是说，中国对外报道的主体和主流，是以中国立场客观地向其他国家报道来自中国或与中国相关的新闻事实和中国的立场原则，是一种国家（政府）控制、主导型的对外传播。从国际信息流动来看，中国对外报道是所在国——中国的信息输出活动，是信息单向流动；从内容构成来看，中国对外报道以中国作为信源主体和事实主体，且主要是国内的信息事实，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人、中国事，具有强烈的“中国色彩”；即便是涉外的新闻事实，也总是与“中国色彩”有密切关联；从目标受众而言，它的信息流向是国外受众以及他国来华人士。

甘险峰在《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中对对外新闻传播是这样界定的：“是通过中国人自主创办或者与境外人士合办的报纸、刊物、广播、电视、通讯社、网站等传播媒体，以境外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针对境外受众的特点和要求，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而进行的新闻传播。”中国对外报道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外新闻传播活动，二者关系密切。甘著的界定对对外新闻传播的传播对象、传播目的做了允当的概括，这些基本点也是本书所认可的。但是，本书并不苟同甘著对中国对外报道或对外新闻传播的刊发媒体的界定，即中国对外报道或对外新闻传播“是通过中国人自主创办或者与境外人士合办”的新闻机构开展的活动。它们当然是对外报道的主要新闻机构类别，但并不构成对外报道机构的全部。在新闻传播全球化的今天，实际上我们很难预期、规定或限制对外报道刊播的媒体。譬如说，新华网与中国新闻社（中新社）的对外部向外发布的中国新闻报道，是中国对外报道的重要途径与内容，这些新闻由国内外新闻机构有选择性地购买刊播。不管是哪类媒体刊播这些新闻，都构成对外报道这一客观事实。本书认为，中国对外报道或对外新闻传播不能由新闻机构的属性与身份进行区分。中国对外报道或对外新闻传播与其他类型的新闻活动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目标受众是面向国外受众，以及基于这一本质区别而产生的信息由所在国（中国）向对象国（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单向流动为其显著特征，而新闻机构并不能构成区别性标识。实际上，甘险峰在其专著中也并没有局限于对外新闻传播“是通过中国人自主创办或者与境外人士合办的……传播媒体”这一国家身份标识，而是对这一概念限定进行合理突破。在第二章第三节“‘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中共借助外国记者的对外新闻传播”中，该书叙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3S——埃德加·帕克斯·斯诺（Edgar Parks Snow）、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等外国记者来华进行的对外报道。很明显，这些来华记者的新闻报道大部分是发表在所在国的新闻报刊上的。因此，本书认为从刊播媒体的身份无法区分对外新闻传播，而从中国对外报道或对外新闻传播的行为主体或者说报道者身份来看，驻华外国记者和临时（邀请、组织或自行）来华的境外记者基于中国立场的报道，也是对外报道或对外新闻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书所使用的研究概念完整地表述为“中国对外报道”，由于对外报道的主体是新闻报道，因而，我们也使用“对外新闻报道”。但是，为了行文方便，很多时候我们使用的是中国对外报道的简称——“对外报道”。也有一些地方为了与征引文献保持文脉顺畅贯通以及与中国官方约定俗成的表述方式对应衔接，使用“对外宣传”。除了本章概念辨析中所使用的“对外报道”与“对外宣传”外，其他地方如果没有特别标示与说明，二者都指的是“中国对外报道”。

四、对外报道的特征与对外报道思想

从规律与共性层面来分析，对外报道表现出如下内在特征：新闻价值特性、国家利益与全球扩散特性、跨文化特性。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对外报道所传播的新闻事实应当具有国际认知水平，传播的价值取向在基于国家利益基础上引起对象国的共通兴趣，传播的目的在于加强不同文化体系间的沟通和理解，传播渠道通常采用外向型或涉外型媒体进行，并引起国际社会反响。

新闻价值特性 新闻价值性在对外报道中具有本体论意义，只有具备新闻价值的信息才具有传播的可能性。因此，新闻价值的诸要素，如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时新性与趣味性，在对外报道中同样需要遵守。在对外报道这一具有特殊性的新闻报道类型中，新闻价值性中的时新性和显著性的地位突显，同时需要认真处理好如下关系：一是重要性、显著性与平衡原则。中国国内发生的各类重大事件、突发事件或敏感问题，外宣系统应组织协调新闻机构以大密度的信息反映事态发展，塑造权威、公正的“信息提供者”的形象，以连续、多角度、大密度的新闻信息汇聚成压倒性的强势信息总量。在对外报道的技术层面上，首先需要遵守国际新闻通例，坚持新闻和评论分开原则。既报事实也讲道理，新闻只讲事实，观点以评论的方式思辨展开，给受众造成客观、真实、可信的印象。其次，对外报道在报道内容与报道形式的设计上，尊重新闻规律，努力实现由“宣传型”过渡到“新闻公关型”。同时，需要在报道框架内有限度地处理好报“喜”与报“忧”的总量原则及其辩证关系。二是时新性。时新性表现为对外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中国对外报道作为事实发生所在国，应抢在对象国报道之前播出，以求取得“先声夺人”的首因效应。

国家利益与全球扩散特性 对外报道是主权所在国为主体组织并开展的对外新闻传播活动，因此国家利益原则是其第一取向。即便进入传播全球化的今天，对外报道中的国家主体作用并没有削弱与淡化，而且从国家信息安全、民族文化多样性等层面更加受到重视，主权国家越来越重视对信息的控制、整理和传送，并且将对外传播力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这是因为国家主体是国际事务信息的主要制造者和发布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在国际关系上享有绝对的话语权。传媒集团从根本上说“无法摆脱对国际事务的决策行为者即国家的依赖”。正如赵启正所言：“新闻与一个国家的利益、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乃至价值观密不可分，因此，媒体的发展必须同一个国家的国情相适应。……在定义不清的前提下，提媒体全球化是危险的。”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在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构建外宣舆论格局。2003年12月7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逐步形成同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宣传舆论力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同时，在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现实中，我们需要对西方传媒借对外报道之名，利用全球化、地球村信息传播途径行意识形态渗透之实的做法，给予高度重视。

当然，对外报道中的国家利益原则，并不是与信息传播全球化背道而驰。而是以国家立场树立传播的全球意识，以全球化视点报道变化着的世界。所谓媒体全球化，“就是24小时相互联系的、极度活跃的、剥夺睡眠机会的、并受电子邮件推动的世界”。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促使那些拥有比国家利益更大的利益集团的纷纷兴起。这些集体正在形成全球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作用将会逐步削弱，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庞大，具备了民族国家的某些特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信息全球化正在把地球压缩成一个“部落”，媒体组织在这中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与跨国公司相伴而生，国际上出现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传媒集团，它们可能不属于任何国家，但有着共同的商业利益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全球性媒体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它们更加重视在全球范围采集具有国际认知水准的新闻，并且雇佣更多的外国记者和主持人，以期实现对外报道在对象国和地区的本土化。值得警惕的是，在信息全球扩散的图景中，这些跨国超级传媒基本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经济强势，同样占据传播高地，形成国际传播中信息流向“顺流化”现实。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对外报道与对外传播，犹如逆水行舟，是一种艰辛的“逆流”传播。

跨文化特性 新闻具有文化属性，因而对外报道必然带有跨文化交流的特征。跨文化交流是指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对外报道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而以所在国的政治标准与价值尺度去衡量、评判对象国的信息接受取向，常常会引发误读与歧义，甚至造成冲突。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对外报道的宗旨是通过信息沟通加深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尊重并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协调发展，而不是设置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阵营加重碰撞与冲突等不安定因素。

基于对外报道能指、所指及其特征的上述认识，本书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考察现代传媒在开展以中国为报道对象、以外国受众为接受对象的新闻实践时，所坚持的立场、所遵循政策、所运用的策略与方法，以及表现出的具有一般意义和总结性质的思想流变与理论倾向。因此，本书以中国对外报道的实践性经验事实为出发点，但我们并不停留于实践层面的纷繁现象，而是考察这些创新与因循并存的对外报道实践后面所反映、体现的使命意识、思想动因、结构性作用力和新闻信息的对外传播规律等等。

本书试图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对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研究：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演进轨迹；中国对外报道格局；中国对外报道原则；中国对外报道政策；中国对外报道策略；中国对外报道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和中国对外报道的使命等七个方面。

第二节 对外报道与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对外宣传及国际新闻的关系辨析

与本研究对象——所指意义上的对外报道相关的概念或提法，还有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对外宣传和国际新闻等。这些概念和提法在相关学者的研究中，都作为不证自明、约定俗成的既定概念在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它们与对外报道关系较为密切。但是笔者仔细考察接触到的以“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对外宣传”等作为标题或关键词的专著和论文，发现在使用这些命题的时候，在内涵和外延上大多存在不无偏颇之处。其实，作为研究起点，很多习焉不察的概念是需要辨析和厘定的。这样会使研究更加靠得住、有底气。

一、对外传播

传播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初舶来中国后，已由当初被人误听为“船舶学”发展成为一门新兴显学。作为学科门类的传播学，似乎也同它的字面“传播”（communication）二字所表现的那样，极具共享（share）生发能力。因而，传播学引进到中国的不长时间里，已经发展出若干子学科，诞生了为数不少的“传播（学）”。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就是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学科。

首先请看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张长明主编的《让世界了解中国——电视对外传播40年》一书对对外传播的界定：指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其目标是要信息接受国了解信息输出国，培养其友善态度和合作愿望，并创造一个有利于信息输出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取得最高程度的国际支持与合作。这是广义的对外传播。作为一个定义，上述界定显得过于繁琐，因为它在此还给出了对外传播的目的和意义。所以，在该书中又给出了一个“狭义角度”理解的对外传播概念，主要是指传播者向国外进行有目的的新闻报道行为，也称为国家新闻报道或者国家传播活动。。

郭可的《当代对外传播》对对外传播的界定，“较认可”甘险峰的博士论文的说法：“就是通过中国人自主创办或者与境外人士合办的报纸、刊物、广播、电视、通讯社、网站等传播媒体，以境外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针对境外受众的特点和要求，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而进行的新闻传播。”令人玩味的是，郭可《当代对外传播》中比较认可的对外传播定义，在甘险峰的《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中却是对“对外新闻传播”的界定。也就是说，郭可较认可“对外传播”定义实际上只是对“对外新闻传播”的界定。这反映了当前中国学界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趋势：瞩目大众传播，而大众传播中又尤其关注新闻传播。

按照一般传播学原理对传播类型采取四分法，即人内（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基于这一分类，本书对对外传播的初步界定为，一国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方式向其他国家（地区）输出信息和国家间信息交流共享活动。对外报道是新闻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由甲国流向乙国，而对外传播除了这种单向输出性流动，还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其他信息交流共享，后者的内涵更为丰富，手段更为多样：既包括通过报刊、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也包括针对国外受众的出版物、视听产品、会议展览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

显而易见，将对外传播的内涵人为地缩小为对外新闻传播，将导致概念排他性失效。

二、国际传播

所谓“国际传播”，就是指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信息流动，这种信息交流活动发生在两国或两个以上国家间，包括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全面涉及到了国际信息传播活动。其基本内容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对本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关于国际事务的政策、立场、观点、主张等的传播；二是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内政外交各方面的传播。

从源起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滥觞于15至18世纪间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基础上。标志性事件是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宣告国家主权体系的诞生，标志着国家完整和独立的主权成为国家的象征。领土、主权和人口构成一个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也勾勒出近代国家的宏观轮廓。因为：第一，在民族国家形成前，作为国际传播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还没有形成明晰的疆界性地缘政治概念，绝大多数国家只有相互重叠的影响区域而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第二，民族这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为国家提供了“有限的”、“享有自主权的”现代认同力量，民族想象共同体不同于基于宗教共同体（religious community）与王朝（dynasty）这两个文化体系的前现代认同，是人类意识步入现代性（modernity）过程中的表征与建构；第三，民族国家形成后使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疆域化；第四，从国家权力结构来看，包括国际传播在内的众多公共事务是国家功能的体现，即曼恩（Mann）在《社会权力的来源》（1986）中所说的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是民族国家或地区间的交流、交往活动日益频繁的产物。“在积极的意义上促使新的共同体成为想象的，是市场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传播科技（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又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这三个因素促成一种革命的传播形式与传播体制，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称的“印刷资本主义”得以形成。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使印刷资本主义加快“寻找一个能将博爱、权力与时间有意义地联结起来的新方法”。“商品的印刷品”（print-as-commodity）是孕育全新的同时性观念的关键，即“水平－世俗的”，“时间－横向的”的共同体成为可能。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催生了现代印刷业的发展，印刷业在当时的一个革命性运用领域是生产“具有虚拟想象性质”的报纸。报纸和书籍的爆炸式增长，即进入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为资本主义开拓全球市场输出信息与观念，形成马克思所说的世界交往。于是，国际传播成为跨国交流的现实图景。

而新闻生产与大众媒介传播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福特纳认为始于1835年。标志性事件是，这一年世界上第一个通讯社——哈瓦斯社（法国）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传播直接成为“战争的工具”，“1939年到1945年，除了整个欧洲和亚洲的陆海空大战外，各国都不忘利用国际传播系统开展攻心战”。国际传播的根本目标可概括为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宽泛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包括8种形式：

1.以报刊、杂志为代表的印刷媒介；

2.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

3.卫星电视及互联网等新科技媒介；

4.电影、录像等影音媒介；

5.邮件、电报、电话等电信媒介；

6.跨国旅游、留学或移民；

7.国际会议和体育赛事；

8.外交及国际政治交流。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上述形式分别概括为三种国家传播的子系统，即国际间的大众传播（如前4项）、国际间的人际传播（如5至7项）和国际间的组织传播（如第8项）。从表面上看，国际传播是信息在国家间的平行流动。但是，如果我们以慢镜头分解这一互动过程，国际传播至少包括如下几个互逆、循环的过程：国家间的信息平行流动、一国向其他国家的传播活动，以及其他国家向某一国家的传播活动。而相对具体一国而言，国际传播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国际信息的认同、筛选、过滤、抵制、辩驳，呈现复杂的博弈特征和波澜壮阔的立体画面质感。因此，对外报道与国际传播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流动。二者的区别在于：

其一，对外报道专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以新闻为主的信息传播；而国际传播既包括通过大众媒介传播信息的行为，还包括人际交流以及外交、体育、会展等活动。

其二，从信息的传播流向来看，对外报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的新闻报道活动，即由所在国向对象国的新闻信息流动，是一种单向度的信息传播活动。而国际传播是国家间的信息交流和其他交往活动，从信息流向看，虽然国家间的信息流动不平衡，但是这种交流是双向或多向（边）互动关系，构成信息大循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程曼丽教授认为：“国际传播是信息出境和信息入境两个方向的信息传播活动的总和。前者是主动传播的行为，后者是被动接收的行为。”也就是说，对外报道仅仅是国际传播中的出境新闻信息，是一种主动的传播活动。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有人在错位地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传播。我国资深外宣专家金初高就认为：国际传播“就其主要特征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宣传工具，是各国为其本国利益对外宣传其政策观点和争取世界人心的有效手段，是意识形态斗争、国际政治斗争的战略性宣传武器”。也许，这不过是对二战以来至两极“冷战”对峙时期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对外传播使命的总结。随着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的政权走向资本主义阵营，尤其是世界进入经济信息全球化、一体化的新时期以来，上述论述显然有将对外传播过分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嫌疑。今天，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地位正成为标示国家软实力与国家形象的象征性资源。

三、对外宣传

对外宣传，简称“外宣”，是一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实践活动和一个有特殊本土意义的概念。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中都设置有一个宣传组织：党的总支和支部称宣传委员，党委称宣传部。党的宣传机构负责同级党委的信息传播和掌握思想动态（意识形态建构）。县级以上党的委员会的宣传部普遍都在其下设立对外宣传委员会，对口负责同级党委、政府的对外宣传工作。根据这种组织架构，我们在广义上对对外宣传的含义和使命进行简单界定，即：中国的各级党委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根据工作需要，针对本行政区划以外地区或本系统以外的受众所开展的信息传播、交流活动，或思想信仰等的阐释、说服工作。为了具有对照意义，此处还需要考察国家层面的对外宣传，也就是狭义的对外宣传，完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中国对外宣传。它是中国官方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的信息传播交流或思想信仰的阐释说服。

上文提到的“宽泛意义上的对外报道”与广义的对外宣传关系极为密切。请看引文：【外宣工作创“四个新高”】对外宣传实现历史性突破，全年在国家级媒体上稿33条，在省级媒体上稿323条，创下淮南广电外宣工作的“四个新高”，居全省前列。一是在央视《新闻联播》发稿数量上创新高，全年上央视《新闻联播》总数达21条，比上年净增12条；二是播出位次上创新高，年初《淮南市7000户矿工新春喜迁新居》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头条播发，年初三央视《新闻联播》又以头条的形式播出《淮南：豆腐村的新变化》的电视新闻；三是在央视重点品牌栏目上发稿创新高，反映王兆华事迹的专题片《拒绝捐助的背后》在央视《讲述》栏目中多次播出，反映淮南矿区瓦斯综合治理的电视纪实片《驯服“头号杀手”》在央视《焦点访谈》栏目中播出，充分展示淮南市的良好形象；四是在新闻主题、宣传广度上创新高，外宣稿件分别在央视新闻、中文国际、科教、法制、农业、少儿等专业频道中播出，全面反映淮南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创新与发展，居全省市级电视台之首。广播电台还与上海、南京、常州等12家电视台联合对第13届中国豆腐文化节进行现场直播，全面提升淮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将此处的引文【外宣工作创“四个新高”】与对外报道部分引用的【对外新闻报道】（《淮南年鉴2007（网络版）·思想宣传工作》）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对地方政府和一般企事业单位而言，对外宣传与对外报道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正如我们界定时所指出的那样，对外宣传的内涵更广，对外报道构成对外宣传的主体内容。

而国家层面的对外报道的根本使命在于维护国家利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阶级利益的代表机关。由此决定，国家间的对外报道大多是有目的的对外宣传，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对外宣传亦称“鼓吹新闻学”（advocacy journalism）。对外宣传是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建构与阐释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和领域。正如我们所熟悉的那样，宣传的形式、手段和方式丰富多样，作为宣传重要方面的对外宣传的形式和手段也极为丰富。常用的并且比较重要的对外宣传样式包括，传单、标语、口号、报刊、书籍、演讲、演出、会展等。当然，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现实境遇下，往往会产生一些非常规的、特定的宣传方式。例如，1929年古田会议上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红军宣传工作作出规定，各军及总队必须办一壁报，名称均为《时事简报》。它实际上就是抄录有关新闻、党的政策、军事进展等粘贴在墙壁上。大家可不能小视这种今天已经逐渐淡出我们视野的墙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割据斗争时期，《时事简报》这种宣传方式与传播媒介在中央苏区是最常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宣传模式，还是根据地和红军初创时期的主要新闻宣传阵地。

同样，对外宣传也会采用一些非常手段。1917年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旋即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PI）专门负责美国战时宣传。该委员会设置了无线电服务处、外国新闻局和外国电影处。在整个战争过程中，CPI用气球投递宣传品到敌军战壕，在炮弹壳内夹带传单投掷到敌军阵地。美军还制造假情报，并把“德国真相”的新闻大量散发到其他的中立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所到之处，空军常常向当地民众大量空投收音机，目的是让捡获者在收听脱口秀和摇滚乐的同时，“顺带”收听美国官方的意见。在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两军对垒的前沿阵地双方展开对外宣传攻势，包括散发传单、喇叭喊话、播放思乡歌曲等影像情节。影视作品往往是历史与现实的某种投射与反映，历史也有着类似的真实的一幕：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欺骗本国舆论，中国国民党空军的两架飞机第一次远征日本东京，将所携带的大量宣传品，在东京上空广为散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的真相、野蛮与罪恶。这次宣传轰炸在中国对外、对敌宣传史上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人们广为引用、用以显示宣传威力的艾森豪威尔的名言：“在宣传上使用一美元，等于在国防上使用五美元。”此处的“宣传”从文脉（context）来分析，当可以确定就是我们此处分析的“对外宣传”。

按照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对宣传的定义：“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社会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表明宣传的本质在于使受众包括思想、信仰在内的态度向传者的立场转化。宣传的英文是propaganda，在西方语境下是一个具有宗教渊源的词汇。1622年法皇格利高里五世在罗马创办了天主教“信仰宣传圣教会”的组织，宣传天主教义，压制一切异教，并借用古老的词汇“propaganda”表达“宣传”的概念。1627年教皇乌尔班八世又在罗马设立了第二个宗教宣传机构，并招收学生，训练宗教报纸的编辑技巧，宣传从此就和报纸紧密联系起来。在现代西方观念中，“宣传”的字面上带有“强行灌输”的含义，是一个贬义词。传者本位的宣传腔为西方人所憎恶，因此中国对外报道也一直在努力试图淡化其宣传色彩。基于对这一西方观念的了解，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于1997年底曾发出通知，此后“宣传”一词在英文翻译中不再使用“propaganda”，改用“publicity”。我国主管对外宣传的政府机构一直称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Information Office under the State Council），而不是“国务院外宣办公室”。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对外报道与对外宣传二者是关系密切、关联度极高，而又具有较大差异的两个概念。赵启正认为，我国外宣工作包括三个层面：中国基本情况的对外宣传、时政新闻的对外报道、热点问题的对外介绍和解释。在中国基本情况的对外宣传方面，要精选我们最想告诉外国人和外国人最关心的内容；在时政新闻的对外报道方面要提高时效，尤其是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时效；在热点问题的对外介绍和解释方面，要加强针对性和说理性。对外宣传的内涵丰富，具有极大的包容度与吸纳力；对外报道特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新闻、思想、观点等信息。

可见，对外宣传和对外报道是系统和子系统、包含与被包含的种属关系。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和提升本国的正面形象、维护国家利益、宣扬国家立场、传播本国意识形态、介绍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进步，争取和扩大外部世界对本国的认识、友谊、理解、同情与支持。对于中国的对外报道而言，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经常是重叠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合二为一的一个大领域，如果硬性区分，那么，对外宣传强调主观，强调以我为主，强调旗帜鲜明的立场、观点和看法，对外传播则更强调客观、中立，相对回避宣传和教育的味道，强调信息与服务的客观性与中立性。现阶段对外报道道路的选择，不应简单地把二者硬性拆开，应当讲，宣传中有传播，传播中也有宣传，有时只是视角的变化而已，其原料素材往往是一致的。中国目前应更多强调按照国际惯例和对象国受众习惯，尽可能地遵循国际惯例和观众习惯，有针对性地进行选题的组织，尤其是报道方法的贴近性与亲切感，提升中国对外报道的公信力和权威度。

同时，对外宣传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概念，而且范围比较广泛，对外报道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新闻事业的角度来看，对外报道具有宣传属性，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也是文化交流和文化渗透的一种手段，但它必须遵循新闻规律，新闻报道是其本来面目。以传播学的眼光来看，对外宣传和对外报道是一种国际传播行为，是跨国、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对外传播。三者名称有异和实质相同，都指的是人类社会进行思想和信息交流的方式，其中大众传播机构如广播电视、报刊、通讯社扮演着主要角色。

由于中国的新闻事业由宣传部门归口管理，因此中国的新闻报道工作常常被称为“宣传工作”。按照同一约定俗成的称谓，中国体制内的官方机构和业界在正式的讲话和文件中常将对外报道称作对外宣传或外宣，非正式场合更加不分彼此。这使我们在研究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因为在官方与民间的惯性思维中，对外报道和对外宣传（外宣）是二而一的同一对象。基于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本书在很多行文中将出现“对外宣传”或“外宣”这样的提法。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尊重现实，另一方面在于尊重文献文本。

对外传播、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三者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跨国的信息传播活动。三者的区别是，国际传播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信息交流，它是信息跨国平行运动，不表明传受双方的主次关系。对外传播和对外宣传虽然都是以我为主，但是，对外传播表明的是传受双方平等共享，对外宣传的根本目的是要说服受众改变立场。

四、国际新闻

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层面，国际新闻是一个理解起来没有文化沟堑的概念，就是一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刊播其他国家新近发生的事实。但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麻争旗发现，《不列颠百科全书》没有国际新闻这个词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也没有国际新闻和国际传播这样的条目，其馆藏书目查询关于新闻的书有3700本，其中没有一本是专门从理论上研究国际新闻的。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里也没有“国际新闻”条，只有“国际报道”：对本国之外的新闻报道。《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对国际新闻的界定是“发生在本国境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马胜荣认为：国际新闻“就是通讯社、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将所在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类型的信息，通过不同载体的传播，使受众接受到预先不知道的新闻，也就是说是一种国际间的传播”。这两个定义对于厘清“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的界限是有益的，因为就所在国而言，任何国家的对外传播都属于“来自国外的消息”。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由于这类定义把信源锁定在“本国境外”或者“所在国以外”，那么信源国的对外报道——这种传统认识上的国际传播，却被排斥在“国际新闻”之外了。因为对外报道中固然有大量的世界性新闻，更有不少发端于国内向外界输出的信息。

可见，国际新闻一般不能从字面上表明新闻事实的流向，只表明国家间的新闻事实的接受与共享。在现代新闻生产体制下，国际新闻通常是通过世界性通讯社和其他有影响的新闻机构生产与流通的。对外报道是生产国际新闻的重要方式，但对外报道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际新闻。因为对外报道是信息由我及他（们）、以我为主的信息流动方式，再有它的报道范围更广，包括文化和社会面貌等静态的非新近发生的事实。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每天及时选载世界各地通讯社、报刊及互联网等媒体上的最新信息和评论精华，全面报道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体育、文化及对华反应等方面的最新消息。《参考消息》刊载的新闻的主体部分都是国际新闻，但是它不属于中国对外报道或中国对外传播。

不得不指出的是，从业界具体的新闻实践来看，由于对外报道与国际新闻存在着某些“模糊表达”，造成二者含义上的一定重合。例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广播所做的新闻必然是国际新闻，但是党和政府又赋予它对外宣传的性质，承担重要的对外报道职责。这样，国际广播电台就兼具国际新闻传播机构和对外宣传单位的双重功能。属于同一类型的还有下一章将要论述的《中国日报》、CCTV-4、CCTV-9等。上述媒体作为党的外宣喉舌构成中国对外报道的重要方面军，但它们同时也传播大量国际新闻。因为它们的传播对象是国外受众，而对外国受众来说，即使所有的新闻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报道，那也是“来自本国以外的消息”，自然不是国内新闻，而是国际新闻，何况上述媒体都有“名副其实”的关于世界性事件的国际新闻报道。

实际上，这种“模糊”与“含混”反映的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即对外报道与国际新闻关系极为密切，并存在部分交叉。从总体上来说，对外报道强调向世界其他国家报道所在国的新闻信息，它是一种一对多的信息单向流动；而国际新闻则是国家间的新闻信息的平行流动，它没有明确的流向，是一种多对多的信息流动。而二者更多的交叉似乎来自对于具体一个国家来说，该国向其他国家报道本国的新闻信息，是名副其实的对外报道，而对于对象国来说，它就属于国际新闻范畴了。当然，这只是某一国家的对外报道转化为国际新闻的模型分析，并不意味着所在国的对外报道理所当然能成为国际社会愿意刊播的国际新闻。国际新闻的产制有一部分来自各国对外报道的筛选与过滤。上述外向型媒体所承担的对外报道功能，同时刊播大量国际新闻，主要是由于丰富的新闻内容的组合关系在同一新闻机构呈现，是新闻产品在终端刊播平台的汇聚。而在产制层面，对外报道与国际新闻在新闻机构中分属不同部门，前者一般属于对外部，后者属于国际部，二者的区分似乎更加明晰。

第二章 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演进轨迹

思想是对实践的经验总结、理论提升与现实指导。但是，一旦实践本身还处于理论的自在状态，那么对于实践的描述就成为思想所由诞生地。本书所认可的“思想”，来源于实践，是对丰富、鲜活的实践活动及其规律的描述、归纳与总结，并显示其对实践的指导地位与规范作用。因而，作为历史与逻辑的起点，我们首先试图确定中国对外报道实践与思想的源起。尔后可分为1937—1949年、1949—1966年、1966—1976年和1976年以来对外报道思想这样四个演进阶段，进行纵向剖析。

第一节 1927年至1937年：中国对外报道起源及其思想

如果尊重中国新闻传播史演进的史实，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媒介诞生并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是较为晚近的事情。与学界所广为熟知的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份报刊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不同，中国早期自在状态下的对外报道也是由外国新闻记者或其雇佣者进行的，可能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新闻活动对中国而言，构成本书所确定的对外报道实践。但如果离开中国疆域来看，则是货真价实的国际新闻。在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担纲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费正清颇有心得地在开篇绪言中指出，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所经历的一系列标志明显的阶段——“传教士的、外交人员的、新闻媒介和社会－科学的了解阶段”，被认为是阅读《剑桥中国史》的“最佳入门”。费正清称为“西方观察中国的新闻媒介阶段”，即西方对中国认识的新闻阶段始于19世纪90年代，这时出现了广泛传播的报纸和外国记者，诞生了现代新闻业。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年）是当时众多外国来华记者中的一员，一位深有影响者。这位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驻华记者，“成为向西方世界提供中国政治领袖们的动向的消息灵通人士，最终，他被一些中国领袖聘为顾问。作为认识中国革命的主要工具，新闻业在整个20世纪中稳步地卓有成效地发展起来”。尽管就中国而言这些外国记者的对外报道是他们所在国了解中国境况最为重要的信息管道，但对主权国家而言却是一种自在状态的新闻活动。

一、中国对外报道考源

我们认为，中国有组织的、成建制的对外报道，始于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的中华民国。郭可在《当代对外传播》中也认为，“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传播事业是从国民党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末正式创办对外传播媒体开始的”。虽然郭著所论述的是“对外传播”，却与本书具有相互参照的意味。然而也有论者认为，“中国的对外新闻传播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起步的”。这一论点显然忽视了如下事实：

——1927年3月22日，《中央日报》在汪精卫主政的汉口创刊，它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每天出中英文版各一张。该报的英文版对开1张，内容取自中文版，由林语堂、杨贤江等人任编辑。这年夏季，上海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半官方的电讯机关——国民新闻社，向驻华外国记者供给中国的官方消息。

——1932年，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先后跟路透社、美联社、哈瓦斯通讯社、塔斯社制定交换合约，购买新闻稿，并用中央社的国内新闻交换外国通讯社的各项新闻。虽然中央社此举的主观目的，在于收回国际通讯社在国内发行中文通讯稿的权利，但这种新闻垄断在客观上却促成了有组织的中国对外报道事业。

——1928年8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名为“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在南京开播，这是国民党建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1932年新建一座75千瓦功率的发射台，呼号改XGOA，频率为660千周，波长为45.4公尺，辐射南洋各地，为当时“亚洲之冠”。这是通讯社之外，国民政府利用当时的“新媒介”——广播开展的中国对外报道。

由此我们推断并认定，最早有组织、成建制的中国对外报道，滥觞于中国两极新闻事业的形成阶段，但是自为状态的对外报道要早于这个时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前后，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同转入武装割据的中国共产党分别形成了自己的新闻事业系统。国民党建立了包括《中央日报》、中央社（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为核心的新闻机构，形成布局和功能完备的新闻统制网络。中国共产党也在江西瑞金建立了自己的新闻事业系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执政党领导本阶级、本集团的新闻事业。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当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新华通讯社的前身）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正式成立。成立当天，红中社向国外播发了英文稿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对外宣言，这篇新闻稿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最早的对外报道。红中社所播发的电讯，是由上海地下党的秘密通道转发到国外的。1934年5月1日，远在纽约出版的《先锋报》刊登了红军占据归化、永安二城，缴获步枪八支与大炮十尊的消息。但是，由于军事封锁与技术制约，此期的共产党虽然组建了自己的新闻事业系统，但并没有在根据地直接向对象国开展常规的对外报道。

当时的中央根据地，一方面由于蒋介石连续的军事“围剿”，处于重重包围中，对外消息传播极为困难，缺乏对外宣传报道的通道；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根据地物质极其匮乏，根据地不可能花费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建对外宣传报道机构。所以，尽管此期有属于中央临时政府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但还不可能开展有规模、成建制的对外宣传报道工作。

可资佐证的证据有二：一为当时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通讯社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与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报，在组织上是同一机构，也就是当下所熟悉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这个时期的“社报合一”是以《红色中华》报为主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没有多少稿源，几乎没有能力直接供给其他媒体消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其他媒体直接把红中社的消息作为常规稿源。而通讯社作为对外报道“消息总汇”功能的阙如，正说明此期对外报道没有能力开展。按照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的一贯重视来看，情不得已也许是最好的解释了。二是作为当时先进技术发明成果的“新媒体”广播电台，在中央根据地的新闻事业系统并没有开办。可能是由于当时一缺设备，二缺人才。

但是，在当时中央苏区以外的广阔天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宣战线主动向国际社会报道中国革命的真相，积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有力地配合正义革命斗争。1930年4月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锋报》（前身是1927年底创办的不定期报纸《先锋》）在纽约正式创刊。该报以在美劳工为主要读者对象，经常刊载中国工农红军和国内斗争的消息，报道江西各地工农暴动、国民党驻防部队穷于应付的情形。如该报1934年5月1日出版的第118期头版头条关于红军攻占归化、永安二城的报道。《先锋报》经常转载国内《群众》、《新华日报》等报刊的重要文章，1938年6月16日出版的第317期上，转载了重庆《新华日报》关于国民党空军部队跨海东征，向日本民众散发传单的通讯以及传单的全文。《救国时报》（初名《救国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专门从事对外新闻传播的第一份报纸，在莫斯科编印、巴黎发行。1935年5月15日，该报以主要篇幅报道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壮举，介绍抗日将领的事迹。1935年10月1日，《救国时报》率先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向海外公众公布，产生广泛影响。该报还开辟《祖国消息》和《侨胞生活》专栏，分别向海外华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和向国内民众报道海外华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信息。

1928年8月1日，国民党开办的“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即“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开播。“中央台”是国民党广播网的中心，《中央日报》曾刊登的该台《通告》称：“嗣后中央一切重要决议、宣传大纲以及通令通告等，统由本电台传播”。1932年，国民党当局又新建了一座75千瓦功率的发射台，使该台不仅覆盖全中国，而且覆盖南洋一带，为亚洲之冠。

二、中国对外报道产生的必然性

以上是对对外报道实践产生的时间所进行的事实与语境考源。下面我们试图对中国对外报道产生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即是何种动力机制促使中国对外报道成为一种有组织、成建制的常规新闻活动，展开探讨。

首先，我们先来看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记录的欧美名记者对于我国20世纪20年代初报纸现状之评论，“佥谓‘政治新闻多，而社会新闻少；外来之新闻多，而自行采集之新闻少”，于是当时各报新闻“十分之七八类同”。造成这种“千人一面”的同质化局面的原因在于，各报过分依赖于通讯社供稿：“‘若各通信社同日停止送稿，则各报虽不交白卷，至少必须缩成一版。’此非近于滑稽之言。”而由“通信社所送，大率电报多出自外人通信社”。如，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发动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即彪炳史册的南昌起义。对于这一重大消息，京津地区各大报纸均采用日本的“东方社电”，只有《大公报》用“本报上海专电”进行独立报道。而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采用其新闻电讯费用存在严重的价格歧视：中国与欧美两洲之新闻电费，较欧美两洲相互间，高过二倍有半。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外信息流动不对称，中国存在严重的新闻信息入境逆差；另一方面说明需要加强自主原创新闻的采写，尤其是加强对外新闻报道，以平衡国际信息流动中的赤字。西方列强统制世界信息秩序的不对称格局，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经妨碍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准确了解。1927年8月下旬，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展开国际新闻专家会议，正在欧洲游历考察的戈公振以《时报》主笔身份应邀参加。他以旅欧的亲身经历严正指出，“观察各国对于今日中国之国民运动，殊多误会”，因为外国新闻机构“从中国发出之消息，大半不确实”，甚至“发出不负责任侵害中国利益之消息”。他进而表达了国际新闻界摒除成见、增进世界了解中国的愿望。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五年零九个月，抗日救亡成为全国新闻事业宣传报道的中心，保家卫国成为对内对外报道的共同主题。“九一八”事变后，《申报》率先积极报道事变真相。该报动员全部力量，通过北平、哈尔滨、东京和平壤等地的访员采访，并收集各国通讯社的电讯，向全世界对事变作了迅速而详细的报道。9月20日，该报第一天报道的电讯就多达85条，以“日军大举侵略东省，蔑弃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为头条特大标题，鲜明地表达了该报的政治倾向。1932年3月，戈公振以记者身份随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采访上海闸北战区，并冒着生命危险探访“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北大营，写出报道《到东北调查后》，热情赞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上述两方面情形及其导致的中国负面形象，一方面促成中国新闻界开展独立的新闻采写活动，另一方面说明对外报道——向外输出来自中国的信息，对于提升新闻界地位、改善信息不对称以及增进其他国家对真实中国的了解具有双重意义。

其次，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最初承载中国新闻事业的媒体，从林则徐主持的译报《澳门新闻纸》到1874年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再到维新变法运动掀起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出版的报刊，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newspaper（新闻纸）——主要用于传播实用信息，而是opinion paper（观点纸）——都是为启蒙、维新、革命等现实政治使命服务的。与中国新闻事业的这一大传统相关，浸染着国别意识形态的中国对外报道实践的初衷不是单纯“去塞求通”（梁启超《论报馆之有益于国事》）打破信息鸿沟这么简单，而是向世界传达中国各派别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消息，甚至通过对外报道（传播）谋求外国政治势力的支持与帮扶。

为了向国际社会传达来自中国的声音，国人开始自办通讯社。1928年8月1日，一家具有国民党党派背景的通讯社——燕京通信社在北平成立。该通信社在《京报》上刊登启事，阐述其创办的宗旨：“中国新闻消息，多操之帝国主义者之通信机关，离间挑拨扰乱听闻，非打破此种恶势力不可。”共产党方面，早在1920年7月1日，中俄通讯社正式对外发稿，它是由维金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来华工作组创办的，是共产主义组织最早的通讯社。中俄通讯社一方面编译共产国际和俄国的新闻，另一方面从中国报刊选取消息，翻译成俄文用电报发往莫斯科，在苏俄报刊上发表。该通讯社一直开办到1925年8月。1932年3月20日，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简称“左翼记联”或“记联”）在上海法租界内创办国际新闻社，主要报道中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从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1936年9月10日副刊《新闻学周刊》上发表的穆频《上海之主要通讯社》一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新闻重镇上海的通讯社概况。当时，上海共有大小通讯社32家，主要的24家。在列举的24家通讯社中，1925年7月18日成立的申时通讯社（张竹平主办），时间最早。

1929年4月16日，美商创办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在上海出版，由美国报纸公司发行。该报以旅居上海的美侨为主要读者对象。1930年8月13日，该报并入英文《文汇报》后，英文报名改为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在创刊号《向读者致敬》中宣布其办报宗旨是：“以迅捷敏快之方法，谋求中外消息之沟通。”1929年12月，新加坡华侨英义全筹资创办的《华报》在北平创刊，日出2小张，主要报道国内外信息，介绍华侨生活。为向国际社会宣传真实披露中华民族运动之真精神，纠正对华刻板印象，该报每日另附英文报1小张。

三、来华记者的对外报道活动

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界定中国对外报道概念时所指出的，对外报道不仅包括中国新闻工作者向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人华侨）和来华的境外人士报道中国的新闻信息与本国政府的政策、主张等，而且还包括境外新闻工作者与新闻机构来华向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人华侨）和在华的境外人士所开展的新闻活动。外国新闻工作者所开展的对外报道往往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如熟悉所在国的受众接受兴趣、文化无缝联结等。值得注意的是，外国记者本着人类进步事业来华就中国事务与中国问题开展的对外报道，在时间上要早于中国本土有组织、成建制的对外报道。如1917年创刊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就是一份以介绍并评论远东和中国情况为主要内容的报纸。报名中的“密勒氏”来源于它的创办人美商汤·弗·密勒氏。著名记者斯诺1928年9月来华后曾担任该报的助理编辑与代理主编，采写的许多重要新闻（包括在延安采写的）在该报发表。该报1950年改名为《中国每月评论》，1953年6月停刊。

在中国对外报道滥觞阶段，出现一批外国新闻记者来华开展新闻活动。这就中国而言构成对外报道，而对这些记者而言则是国际新闻采写活动。20年代末起，同情与支持中国人民及其正义斗争的外国新闻工作者纷纷来到中国，向全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觉醒与斗争。有些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革命根据地采访，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真相。其中突出的是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华新闻活动。

1928年9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被聘为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和代理主编，同时兼任《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此期，斯诺沿中国的铁路线在各地作游历采访活动，目睹中国人民的苦难，采写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报道在海内外媒体发表。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等重大突发事件中，斯诺都亲往事发地东北和上海实地采访，采写了许多出色的战事、战地报道，并与鲁迅、宋庆龄等中国名流结识。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当晚，斯诺便给美国的《纽约太阳报》发了一条独家新闻，及时向全世界公开报道。

最为出色的是他关于陕北苏区的报道。1936年6－10月，斯诺历时100余天，从陕北苏区到甘肃、宁夏西征军前线，行程3000里，从工农群众、红军指战员到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进行广泛采访。他同毛泽东作了十多个晚上的访谈。11月14日起，斯诺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国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毛泽东访问记》等数十篇关于陕北苏区的考察报道和上百幅新闻图片，首次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业绩，突破了国民党当局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向世界传播了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使中国人民的进步斗争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同情和尊敬。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他的报道根本改变了世人对红色革命的印象，甚至中国形象，吸引西方世界“重新发现中国”。

中国新闻史上“3S”之一、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于1928年12月下旬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采访中，她看到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劳动人民的困难。寓居上海后，她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英文出版和对外通讯工作。1933年出版《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1934年出版《中国红色风暴》（China's Red Army Marches），向全世界报道中国的社会黑暗现状，披露中国革命真相。1931年“左联”五烈士牺牲的报道，就主要是通过她实现对外传播的。1936年，她见证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采写了一批真实报道，并亲自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广播向全世界报道了事变真相。1932年1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史沫特莱协助创办的综合性英文周刊《中国论坛》（China Forum）在上海出版。内容主要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刊载进步文艺作品。1934年朱德致电称赞该刊，用铁笔把工农红军和苏维埃的胜利“宣布到世界”，“击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封锁消息的铁壁”。

1936年2月，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在上海创刊，由美国共产党派遣国际友人曼尼·格兰尼奇与其夫人格雷丝来华创办，主要编撰人员有路易·艾黎、史沫特莱、希伯、斯诺等。该刊以伸张正义，让世界人民听到中国人民的抗日声音为宗旨，远销东南亚、印度加尔各答等地。

同时，世界上一些著名的通讯社也纷纷来华开展对外报道业务。1929年3月，美国合众社在上海设立分社，开始在中国活动。当时美国新任国务卿史汀生发来贺电云：“以前美国在东亚，缺乏足以代表美国之机构，及在亚洲植其势力之不易，即因中美间往来之新闻为量不多也。……今此项新闻事业之发展足以使美国在本部之人民，与东亚发生较密之关系。”合众社上海分社设立后，还与国民新闻社签订了电讯交换协定。

同年年底，法国哈瓦斯社在上海设立远东总经理，在上海、北平、哈尔滨和香港4城市派驻记者，开始正式在中国活动。这些记者将新闻稿发往越南西贡总社，西贡一方面将中国的消息用无线电转发巴黎，另一方面将法国及欧洲各地的特别消息供给中国各报。1934年底，中央通讯社与路透社、哈瓦斯社签订了交换新闻合约。中央社上海分社开始发英文稿，供本市各英文报纸刊登，并用以与上述两家通讯社交换新闻。

总之，在中国对外报道的滥觞时期，外国记者在华新闻事业表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在中国对外报道中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在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字林西报》、《大美晚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如实报道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种种活动。尤为难得的是，这些外报能够报道一些中国报纸所无法如实报道的消息。

第二节 1937年至1949年的对外报道思想

一、共产党领导的对外报道实践与思想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把《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同年4月，新华社增设新闻台，沈一立任台长，聘美国人马海德为英文顾问。像起源时期一样，1937至1949年间的对外报道也非常重视通过外国记者这一特殊报道渠道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的正义之声。与前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对外报道主要揭露国民党集团对进步势力的镇压不一样的是，1937年后的对外报道思想主要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信息。1937年5月15日，《人民之友》（4月25日创刊）第四期发表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夫人）关于国共合作、准备抗战等问题的访谈，8月20日的《救国时报》（巴黎）转载此文。

抗日战争时期，史沫特莱、贝特兰、王安娜、斯特朗、贝尔登、斯诺、贾安娜、卡安逊、希曼、福尔曼、费正清、爱泼斯坦等知名外国进步记者相继访问延安和中国华北，对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抗战动员做了大量调查采访，认为中共在这一地区的抗战动员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新闻报道后来成了脍炙人口的作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毕生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有的毕生在华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与建设呕心沥血，如爱泼斯坦等，有的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这块可爱的土地上，如韩斯·希伯。

抗战初期，访问华北的外国记者常常看到国民政府军队溃败逃散的场面，“在通过山西的一次可怕的败退中，我目睹了蒋介石军队濒临彻底崩溃的惨景——士兵们弃城而散，军官们置部下于不顾，利用一切能抢到手的交通工具，向后方逃窜。当时看来，中国似乎都已放弃给敌人了。蒋介石军队已被全部逐出华北，那里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似乎都已偃旗息鼓”。日军横扫华北，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军队往往在失却指挥的情况下，如乌合之众仓皇溃逃。外国记者对“处于危亡之中”的中国感到忧心忡忡，深为中国抗战的前景担忧。而当访问华北之后了解到中共所做的大量的组织动员工作后，他们则以另一种笔调来描述中共所动员起来的各阶层纷纷参战的成效。

通过创造性的、丰富多样的抗战动员，共产党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外国记者在华北调查访问时，他们看到一个个民众抗日新基地的诞生，发现中国抗日战争的新的潜力所在。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美国记者斯诺指出，抗战胜利的奥秘在于“中国的游击区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教育。领导这种运动的游击区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壮大，是因为他们赢得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衷心拥护”。他的同胞卡尔逊也声称发现了中国战胜日本的秘诀：“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

外国记者开展的特殊而卓有成效的对外报道，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发动的全民动员、全民抗战和游击战，向爱好和平、支持正义事业的世界各国人民进行了客观、真实的报道。斯诺颇具预言地写道：“农民大众是可以组织的、训练的、武装的，可以成为中国主力军的有力的同盟。这乃是游击战的老家，日本的胜败最后在这里决定。”这些对外报道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并获得了爱好和平与正义事业的国家、国际组织与个人的大量物质援助。

1937年1月，史沫特莱从西安到延安。在延安期间，她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活动场所，广泛接触各种各样人物，和毛泽东、朱德分别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希望派遣援华医疗人员，从而促成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的中国之行。3月1日，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就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发表访谈。3月10日、29日，毛泽东写信给斯诺、范长江时，随信附上这次访谈录，希望他们传播、发布。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对英国记者贝特兰发表谈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的情况和教训等重要问题。

1937年3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该书译载了发表于上海的《大美晚报》、伦敦的《每日先驱报》、美国《太阳报》等外报上介绍陕北根据地的13篇新闻报道。其中《毛施会见记》用50多页篇幅介绍了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和施乐（即斯诺）的多次访谈。该书还收入了毛泽东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美国《亚细亚》杂志刊发的诺尔曼·韩威尔在四川苏区见闻的3篇文章，转载了巴黎《救国时报》发表的介绍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陈云用笔名“廉臣”撰写）。该书的出版是主力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为克服地理上偏居一隅、军事上分割封锁的劣势而打通传播通道，尤其是国际传播通道的代表性成果汇编，也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利用国际新闻工作者开展对外报道的阶段性展示。有意味的是，首先关注陕北共产党、进行对外新闻报道的都是外国记者，是他们向国际新闻界发出来自陕北根据地的消息后，震惊了全世界。其后，才有国内记者跟进采访。即便是被称为“从白区进入延安，向全国报道红色区域情况的第一个中国记者”范长江也是直到“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2月6日，才由博古等陪同前往延安，采访当地的党政军民。在跨国信息流动中，对外新闻传播中的这种传播者身份嬗变现象值得关注。这是中国共产党未形成系统的新闻理论前，在对外新闻报道实践方面的重大创新，其思想弥足珍贵。在以后的对外宣传或对外报道中，我党能比较娴熟地运用外力宣传开创工作局面，并逐步建立外宣机构，提供组织保障。

1937年前后，经外宣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胡愈之提议，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下设立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负责向海外传播中国抗战的情况。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后，胡愈之组织人员，将各报进步记者在各地采访的消息和从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得到的中共及八路军在敌后活动的消息汇总，译成外文后整理成打印稿，在每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外国记者散发，颇受记者欢迎。9月18日，胡愈之将之改组为国际新闻供应社（简称国新社），向海外华侨报刊供稿。上海沦陷后，迁往武汉、香港，1938年10月20日，在长沙定名为国际新闻社，11月21日南迁桂林。该社以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为骨干，主要创办人与领导人还有范长江、刘尊棋、孟秋江、黄药眠、恽逸群等。该社在国统区与八路军、新四军往来的要道上设立了金华办事处和洛阳通讯站。“青记”各地分会实际成为国新社的分社。桂林总社、香港分社和重庆办事处对国外开展《远东通讯》、对华侨开展《祖国通讯》、《国新通讯》、对国内开展《国际新闻通讯》等发稿业务，刊载国新社稿件的国内外报纸达150家以上。

更为核心的对外报道机构是1938年四五月间，周恩来领导成立的隶属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成立的外宣领导机构。国际宣传组由王炳南负责，接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在汉期间，周恩来指示：与在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都邀请他们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尽可能地参加接待。1941年1月中旬，为使国外了解皖南事变真相，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除了组织力量准备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到香港、南洋和美国刊物发表外，还安排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访问所认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披露新四军受袭的真相。1941年1月底，周恩来致函已回美国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皖南事变等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和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正式声明。斯特朗随即在纽约的报纸和《美亚》杂志上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

1940年12月30日，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虽然由于技术等条件限制新华广播电台时停时播，但是从此中国共产党拥有除纸媒以外的电子媒体——广播了。特别是英文口播部于1944年8月8日向美国旧金山定向试播，9月1日正式开展对外新闻广播。该台还用英文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向海外特别是向美国发送电讯稿，传播我党的政策主张、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线作战的情况、各解放区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英播部开创的英文广播对外报道，成为我党第一个使用外文、通过通讯社的电讯线路专职从事对外宣传的新闻机构，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外广播新闻事业的发端，翻开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广播宣传报道的新篇章。研究过此期新华社对美报道电讯史料的美国记者李苏珊认为，新华社英文广播上天之前，美国官方关于中国的信息源是日本同盟通讯社。自接收到新华社英文电讯后，美国高层看到的中国华北战争图景有了急剧改观。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在英播部的基础上组建了统管国内和国际新闻对外报道的对外新闻编辑部。

1941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委员会主办的外文杂志《中国通讯》（Report from China）在延安创刊。这是一份专门从事的对外宣传刊物，用英、法、俄三种文字出版，对外散发。该刊初期由吴文焘负责编辑出版（油印），并邀请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和外语人员撰稿，向国外人员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情况。同年4月8日在香港创刊的《华商报》，则是一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报纸，以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各国进步人士为主要发行对象。

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利用合法外文报刊的空隙，于1937年12月9日创办外文报纸《译报》，开展对外宣传。1941年1月，共产党派出胡愈之接手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在南洋颇有影响。1941年春，共产党领导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在九龙创立，乔冠华任社长。《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汉口，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公开出版的第一个机关报，中国共产党赋予它对外报道和统一战线的重要使命。1946年5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龚澎、乔冠华负责的英文刊物《新华周刊》在上海创刊，该刊致力于把共产党的声音传播到国外。但只出了三期，就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取得决定性胜利，国际舆论关心中国战场，特别是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迫使国民党政府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边区进行采访活动。记者团共21人，其中外国（英美苏）记者6人、国统区记者9人、国民党官员6人，参观团5月30日进入陕甘宁边区，6月9日到达延安，历时一个多月，7月12日离开延安。外国记者的采访成果大都在《纽约时报》、《时事新报》等外国大报上发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全世界宣布投降后，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战场，中国成为国际舆论界追逐的焦点。1945年8月下旬，第一批外籍记者25人从重庆出发，前往南京、上海等东南沿海大城市采访。1946年6月斯特朗第5次来到中国，在延安开展了半年的采访活动。在8月6日毛泽东与她的访谈中，发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48年出版的长篇报道《中国黎明》，就是这次采访的成果。

二、新解放城市的报刊新闻机构处理办法

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这一《决定》出台的背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解放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取得，敌我军事势力已经发生逆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即将解放中国大陆全境。在这些已经和即将解放的大中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城市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刊物和通讯社，其中并有少数对国家宣传极有影响并与外交有关系的外国通讯社，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以及外国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派驻中国的记者”。《决定》分析了这些新闻宣传机构的立场与状况，绝大部分是反动派所掌握的，少数是中间性的，只有极少数是进步的。在许多城市根本没有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报纸刊物。当时，党中央对于不同性质的报刊与通讯社的认识思想是：“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也就是基于意识形态特征来定位其性质的。对中外报刊通讯社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代言性质，共产党给予不同的处理原则：“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复刊发行以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容许鼓励政策。而且因为中国所谓私营的新闻宣传事业，绝大部分有反动的政治背景，对这些所谓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如采取毫无限制的放任政策，也会使某些反动的政治势力容易获得公开地合法地联系与影响群众的阵地，则对人民极为不利。但旧有报刊中既有少数中间性的和进步性的，如不分青红皂白，轻率地一律取消，亦于人民不利，无限制地放任的政策和一律取消的政策，这两种政策均不符合于我党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至于旧有的编辑，与记者则有不同情形，他们中的大部分，一方面，也受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故应当争取，也可能争取他们，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们受了长期的反动政治教育与长期从事于程度不等的反动宣传工作，或有浓厚的糊涂思想，故在被我党所接收的新闻宣传机关中，对旧有人员不能采取一律留用的政策，而应当采取慎重的甄别留用，和有步骤地使用的政策。”

与本书有关的是《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对外国通讯社等的具体处理办法：（六）对外国通讯社，外国记者，外国人出版的报纸、刊物的处理办法如下：（甲）外国通讯社非经中央许可不得在解放区发稿，并一律不得私设收发报台。（乙）外国记者停留解放区继续其记者业务者，应根据外交手续向人民民主政府请求许可，并不得私设收发报台，其发出之稿件，应受中央所指定之机关检查。（丙）外国人非经中央许可，不得在解放区，出版报纸与刊物，原已出版者亦须报告中央处理。

依照同样的思路与办法，194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对广播电台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整治。中共中央的这两个《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新闻宣传战线开展的一次彻底的清理整顿活动。1949年7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通令美、英大使馆新闻处停止活动，8月又令所有外国通讯社停止活动。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对外报道成为党领导下的党报党刊、电台和其专门刊物承担的使命与责任了。并且，在很长时间里取消了外国报刊、电台与通讯社在华活动，外国记者来华也限于对华友好人士和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对从事包括对外报道在内的新闻系统内的机构和人员的有效整顿，使中国对外报道迅速形成一统的外宣局面。

三、国民党对对外报道的控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机关西迁，11月确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国民党一方面加大自己的对外报道机构与组织的建设力度，有效开展有利于当局的对外报道。1939年2月6日，国民党政府主办的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在重庆开始播音，呼号XGOX，XGOY。1940年1月改名为国际广播电台（Voice of China，简称VOC），用英、德、法、俄、日等10多种语言向欧洲、北美、苏联、日本、南洋、澳洲等地广播。

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国记者云集重庆，控制、封堵负面报道成为当局更为重要的工作。因此，直至1945年10月1日宣布废除战时新闻检查和书刊检查制度，控制与检查成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对于对外报道的基本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设立国际宣传管理机构

1937年9月8日，国民党军委会在南京增设第五部，领导国际宣传。11月6日，军委会宣传部内增设国际宣传处，接管第五部。国宣处是国民党战时国际宣传政策的执行与管理机构。11月后，国际处迁往武汉，建立了总部及七个国外支部。总部设英文编辑、外事、对敌、总会四科和对敌宣传委员会和新闻摄影室，形成“四科一会一室”的机构建制。1938年11月移驻重庆后，国宣处增设电播室、国际广播电台传音科、中国海外通讯社和成都编委会。

外事科是国宣处开展对外宣传的重要管理及协调部门，主要工作为招待来华的国际团体及名流，联络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外侨及外国新闻记者和作家，与国际新闻机构保持联系，举办新闻发布会，协助和陪同记者采访，承担外文电讯检查工作。1939年起，国宣处在巴县中学每周举行新闻发布会，每月举行一次记者联欢会，成为战时陪都的新闻中心。

1942年初，蒋介石下令停开政府新闻会议。1943年5月21日，外国记者向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提出重开政府发言人的新闻会议、放宽新闻检查标准等4点要求。6月1日，蒋介石批准《召开外国记者新闻会议办法》，规定新闻会议自1943年6月8日起每周二下午举行，由中宣部、外交部和军令部各派一人主持。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配合同盟国的战时合作，国宣处对宣传工作作了若干改进，积极为对外报道提供便利。主要措施有：与交通部联系发电（讯）中转站；国际电台发电（讯）免费；为美国驻渝记者播放特稿；自设电台供外国记者发电（讯）；积极搜集外国情报，提供记者参考。新闻电讯的检查工作指定专人办理，为外国记者送检、发电、邮寄提供方便。（二）对外新闻电讯的管制

国民党对对外新闻电讯实施严格管制。负责新闻电讯检查的机构有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战时新闻检查局、军委会特检处、军统邮检处等。国宣处负责对外新闻电讯检查；战时新闻检查局负责国内新闻电讯检查；军委会特检处负责军事电讯检查；军统局邮检处负责邮寄稿件检查。有关新闻电讯检查的重大政策由中央宣传委员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制定。

国民政府对在华外国记者的活动及其发往国外的电讯极为敏感，常以战时国家安全、军事机密等为由，设立限制措施，约束外国记者的发稿。1938年12月31日，国宣处通知海关关务署，外国记者所摄新闻照片，须经国宣处审查并发给证书，海关方可放行。国宣处还定期编辑《西记者电讯摘录报告》分送各有关部门参考。1939年10月9日，中宣部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拟订《战时各国驻华通讯社或新闻记者收发新闻稿件限制及检查办法（草案）》，报送国防最高会议讨论后执行。1939年6月30日，战时新闻检查局密电国宣处，外国记者所发电讯中凡涉及法籍军事顾问、外国传教士援华、中国空军及空军活动、中外经济关系等内容者，一概检扣。1940年1月2日，中央宣传委员会第37次会议决定，国宣处将所检扣的发往国外的电讯底稿抄送战时新闻检查局，检查局也将国内检扣的新闻底稿抄送国宣处。3月1日，国际宣传委员会讨论决定，各国驻华通讯社从昆明向国外发出外文新闻稿内容应以在重庆所发给者为限，且不得发中文稿。1941年5月1日，蒋介石发布手令：有关中国交通事业和建设的情况，非经批准不得发表。6日，蒋重申上述禁令，并强调“有关军事国防及利用外资者”，无论对内对外，“未经本人批准”严禁发表。12月15日，交通部通知各地邮局，外国记者拍发国际电讯，必须于每份电报注释栏内注明“经重庆送检”，由重庆川康藏电政管理局送国宣处检查后转发。1942年2月5日，国民党中宣部决定，外国记者的电稿，不能以是否在国内报刊载过的内容为标准，凡国内报纸违检刊出，或虽经检查但“在国家利益上不宜发布的各种消息”应一律检扣。

1942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拟订罗斯福私人代表威尔基访华的招待及统制宣传办法，规定中外记者所发电讯不得超出宣传的指示范围；外国记者的电报应严格检查；外国记者未经邀请，不得直接访问威尔基。1941年底，中央国际广播电台举办每周信箱，外国记者均可免费使用该台向自己的报社广播一次新闻。然而，1942年10月17日，国宣处通知外国记者，一切使用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向自己报社广播的新闻稿，必须在广播前24小时送检；若广播不利于中国的消息，酌情给予永久或暂时停播的处分。1943年5月8日，国宣处与军委会特检处商订《控制国际新闻电报和邮寄稿件检查联系办法》4条，对外国记者拍发电报及邮寄稿件作了严格规定：国际新闻去电，经国宣处检查盖戳后方可放行；外国记者的电讯，一律经重庆转发；邮寄国际新闻稿件，需经国宣处检查盖戳方可放行。1944年1月5日，中宣部决定，即日起各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及路透社、塔斯社每日所发新闻稿，均须送检。

在严格的新闻电讯检查制度下，外国记者拍发的电讯被逐字逐条检查、删扣。据国宣处统计：1939年1—11月检查电讯3764件，删扣了10906字；1940年1—3月检查放行425520字，删扣4384字；1944年1—6月检查893451字，删扣9492字。对涉及中共方面的电讯，检扣尤其严厉。1942年5月20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招待英美记者，介绍中共抗日军事活动，披露国民党军“围剿”中共游击队材料。外国记者为此所发电讯被全部扣留。1944年2月，《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拍发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电台被封及国民党军队向北调动等情况。国宣处认为此电对当局极为不利，借口电讯涉及军事机密而检扣。（三）外国记者的事前注册管理

外国记者在华采访须向外交部情报司申领“外籍新闻记者注册证”，向交通部请领新闻电报凭照，以事前注册许可的方式获得在华从事对外报道的权利。抗战时期，前往各战区采访，则须向军委会办公厅申领“随军记者证”。国宣处负责向上述各机关介绍记者的背景及政治倾向，提供发照与否的参考意见，并为如何约束、联络外国记者出谋划策，起草法规文件等。

迁都重庆后，外交部与交通部商定：凡外国记者向交通部请领新闻电报凭照，须先向外交部情报司注册，并领有证书。1943年3月，外交部制定了《外交部颁发外籍新闻记者注册证规则》及《外籍新闻记者请领注册证事项表》，对外国记者请求登记及填发注册证的程序作了详细规定。《注册规则》共9条，规定外国记者来华采访，须向外交部情报司请领注册证；记者不得违反中国出版法令，不得进行“恶意宣传”，若有违犯，取消注册证，注册证有效期为2年；领有注册证者可直接向交通部请领新闻电报凭照等。1941年2月，斯诺在美国发表皖南事变真相，外交部情报司下令取消其记者注册证，斯诺被迫离华。1941年9月12日，外交部情报司宣布：波兰籍记者雷茨“行动可疑”，自即日起取消雷茨的在华采访资格。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参观团21人由重庆起程赴延安采访后，9月23日蒋介石下令今后一律禁止外国记者赴延安，并在《双十文告》中严厉训斥外国记者。

为控制外国记者对当局的负面报道，1945年1月，国民党中宣部、国宣处官员就颁发外籍记者执照办法提出建议：1.外国记者来华申请执照前，应签署愿遵守中国检查章程及其他法令的文件；2.执照应规定有效期限；3.对离华后曾发表不利于中国消息的记者，执照应作废；4.外国记者向（中国）所属使领馆申请签证时，应对其思想背景做调查。

抗战时期的随军记者证件为一次性使用，并规定采访区域及时间。1938年以后，外籍记者领取随军记者证，须先向国宣处申请，由国宣处向军委会办公厅推荐发给。1939年4月3日，国宣处拟订《战地通讯网计划》，提出外国记者赴战区采访，由国宣处派员陪同。1942年3月26日，国宣处建议军委会外事局与美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商定美军飞机搭载外国记者办法，限制外国记者活动，还建议军令部电告各战区负责长官监视外国记者活动。4月20日，军委会办公厅及驻华美军总部商定《外国记者赴战区采访请领随军记者证明书办法》，赴各战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必须领有随军记者证，有效期为6个月；美军飞机不得搭载无证记者。1944年10月拟订的《管理随军记者办法纲要》和《中外记者战区采访管理办法》，对随军记者请领证件、采访办法、拍发电讯、送检等作了详细规定和若干限制。

国宣处1938年规定，外国记者在会见有关官员之前，应提交问题单或询问内容单，同时，由国宣处向有关官员介绍该记者背景及政治倾向。1942年5月下旬，中宣部、外交部、军令部拟订颁布《限制政府官吏交接外国官员暨记者办法》、《对于新闻发布之统制办法》、《外员及外籍记者谒见我主官办法》等法令。1943年4月3日，中宣部、外交部规定，外国记者在新闻会议上的提问，必须于会议前24小时提出，开会不得临时提问。

1944年以后，国宣处、外交部制定了“恩威并施”的新闻政策以缓和与外国记者关系紧张的局势。10月24日，蒋介石批准实施国民党中宣部拟订的《联系英、美在华情报新闻机关人员办法》和《联络运用外籍记者试行办法》，令国宣处呈报暂定外国记者联络人员的名单及简历。12月底，中宣部在草拟的《联络运用在渝外籍记者试行办法》中提出，由中国新闻学会、国际文化团体、工商界知名人士和学者出面组织中外记者俱乐部，联络外国记者，并施加影响。

国民政府严厉的电讯检查及多头混乱的管理制度，激起外国记者极大不满。1944年4月18日，爱金生等15名记者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名义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放宽检查标准。

第三节 1949年至1966年的对外报道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方面彻底砸碎国民党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司法、文化与教育等专政体制，另一方面以空前的力度建立属于人民的国家机器。就外宣战线而言，继续贯彻执行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的两个《决定》，即《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和《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中止外国新闻机构从业者的职业活动。1949年10月6日，上海军管会发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凡与我无外交关系之各国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在沪记者，无论其为中国籍或外国籍，一律停止以记者身份活动。

同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也在进一步建立与理顺新闻事业系统与新闻事业机构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受中宣部领导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央广播事业局，由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领导。中央广播事业局最主要的任务是直接领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内与对国外的广播。10月，政务院下属的新闻总署正式成立，下设国际新闻局（China Information Bureau），乔冠华任局长。国际新闻局的业务之一就是“编写新闻广播、时事性通讯稿并用外文向国外发布”，统一管理对外新闻报道。该局下辖的新闻处附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播部，对外以新华社的名义发稿。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办法》规定：“为了保障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的新闻的正确性和负责性，实行统一发布新闻的办法。”“凡须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通过或同意的一切公告，以及须经上述机构负责首长同意后发布的一切公告性新闻，均由国家通讯社即新华社统一发布。”“对于外国记者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的新闻一事，由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统一办理。各政府机关不得自由对外国记者发布新闻。”统一发布新闻是对新华社权威性的再强调，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过类似规定。此处，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由新华社统一办理经由外国记者对外发布新闻。

从《国际新闻局一九五一年工作计划》（草案）制定的指导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对外报道的指导思想：“一、形成中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进行革命斗争，巩固胜利的果实，恢复战争创伤，争取财政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成就。二、强调中国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在苏联领导下的亲密团结；强调中国与全世界反侵略人民的一致目标和中国作为世界和平一大堡垒的作用。三、开展对亚洲国家的宣传，并在世界范围内反映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情况，以使这些情况通过我们达于欧洲各国人民，同时也使殖民地人民通过我们互相了解，交换经验，鼓舞斗志。四、开展对敌宣传，揭露美帝的侵略战争阴谋及其欺骗宣传，打击敌人士气。”

毛泽东“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1946年）的论断，一方面给正在进行全国解放战争的解放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并给后来新生的人民政权树立自立、自尊、自强的民族信心，针锋相对开展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斗争。另一方面，在对外报道方面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态势。即根据世界上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划分，在对内、对外报道中持不同价值立场：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保留地示好，报道这些国家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或称帝国主义国家，则持敌视立场，报道这些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以1949年8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评论《别了，司徒雷登》发表为标志，中美关系开始破裂。中国媒体需要肩负起保家卫国、反击美帝的舆论宣传的责任，中国媒体上的美国成为被攻击对象。在对外报道中使用“刺激性的词语”赋予报道对象以直接主观的褒贬，形成意识形态取向的道德高地。1950年11月20日，有影响的理论刊物——《学习》谈到“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美国”时，连续排比了5个“敌人”作答：美国是“和平的敌人”、“民主的敌人”、“文化的敌人”、“全世界人民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当时，对外报道对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霸权主义行径的揭露和反击，是正当有效的，也是必要的。它是中国党和政府为配合军事、政治行动，通过对外报道的方式制造国际舆论反对帝国主义军事、意识形态侵略，因而是一种舆论反攻策略。

1950年，新生的共和国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赴朝抗美，中国新闻界也积极投入到这场战争的对外报道中，有记者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抗美援朝中的对外报道的重要使命是揭露和抵制“美国之音”等媒体的舆论战，巩固全国人民的“思想国防”。美军入朝后，“美国之音”加大对华广播力度，每天十几个小时分别用汉语普通话和广州话、厦门话、上海话、客家话、潮州话以及藏语广播，开展战时心理战。“美国之音”和美国其他新闻机构进行侵略战争的宣传煽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驳斥。为了积极准确地开展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派出记者赴国外采访，从朝鲜战场发出录音报道和广播通讯。中国对内和对外广播举办各种节目以配合前线的军事斗争。中央电台开办过《美国真相》和《美帝侵华史》等讲座，1951年初到1953年间举办过《对侵略朝鲜美军的英语节目》，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欺骗宣传，阐明我国抗美援朝的严正立场和主张。这个节目曾通过播送战俘的录音讲话，揭穿美国和李承晚集团叫嚣的所谓朝中方面“虐待”战俘的谎言。1952年，对外广播还曾在12天之内播出美国战俘的19个供词，证明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了细菌武器，从而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如果我们对抗美援朝中的对外报道思想进行总结，一个显而易见的进步意义表现在：报道的形式丰富多样，具有表现力；报道内容深受国内外受众的喜爱，效果更具吸引力。不足之处是在报道中对报道对象直接表达报道者的主观情绪与立场。

1952年5月18日，周恩来就对外新闻报道稿中直接褒贬的主观主义倾向对李克农和乔冠华批示：“我们的发言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特别是世界和大朋友们对此均有反应，望指示记者和发言起草人注意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同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外华侨报刊编辑方针的指示》，也提出反帝国主义（如抗美援朝、细菌战等）宣传须估计环境，不违背长期存在的原则，多作事实报道，少用刺激字眼，口气放温和些，多带说服性，减少煽动性，对英美不必每次都加上帝国主义头衔。只刊登适合当地情况的新华社消息，《人民日报》的社论不许修改，但可不登。更为重要的是《指示》系统地制定了以后华侨报刊的编辑总方针：1.争取长期存在，不要求一时痛快，而要求得在环境变坏时，仍能继续出版。2.要以当地大多数华侨为读者对象，要以他们的觉悟程度、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作为编辑工作的出发点。3.华侨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祖国的建设与成就，用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和团结广大的华侨。至于祖国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地主、镇压反革命、反对本国不法资本家等等激烈斗争的消息、通讯与评论等，必须适合当地环境加以适当的处理，切忌照抄照登，把华侨报纸与国内报纸弄得差不多一模一样。4.华侨报纸目前的重要斗争对象是蒋匪帮及其反动报纸。5.我华侨报纸应当适当地揭露美帝国主义挑拨新战争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但不应照抄国内的反美材料，而应根据当地的条件，灵活应变，应当利用当地政府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行适当的宣传。6.我华侨报纸不参与当地人民的革命运动，不干涉当地内政，不应当成为反对当地政府的言论机关，应当与当地人民的革命报纸严格区别开来，不卷入当地人民斗争的旋涡。

根据上述总方针，华侨报纸报道的内容大大扩充了宣传祖国建设，介绍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侨乡等等方面的成就，解说《共同纲领》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同时中共中央指示我驻外使领馆应当尽一切可能指导并帮助华侨报刊工作。并准备在国内扩展一个专门通讯社，向国外华侨报纸发送新闻与通讯。

正是落实《关于国外华侨报刊编辑方针的指示》精神，中国新闻社于1952年9月14日在北京成立，10月1日开始对外发稿。该社主要报道中国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建设成就和闽粤要闻、侨乡情况，以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为目标受众。中国新闻社广播华语新闻，初期每天广播5000字，后逐渐增至8000字，同时向海外航寄新闻稿《中国新闻》，还发行有关中国风光、文物、建设等内容的照片，以后逐渐增加供应文字特稿、摄制电影、制作唱片、出版画报等业务。

1958年的“大跃进”，刮起“共产风”，这股“太早、太快、太急”的“共产风”使社会陷入混乱。中国的新闻媒体对这场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左”倾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被贯彻到对外报道中，对外宣传“大跃进”成为1959年外宣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中央外事小组要求“调动一切力量和利用各种形式，系统地、恰当地宣传建国十周年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大跃进’”。1959年1月号的日文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那个时代人们都熟悉的新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报道天津东郊新立村人民公社试验田亩产天文数的奇迹。

1959年真实的中国是，这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据最近统计，1959－1962年间，大约2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这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对于这场自然灾害及其导致的严重饥荒，当时中国新闻工作者（包括作家）和外国记者或不敢对外报道，或被拒之门外。由于政策失误与自然灾害共同作用导致这一中国悲剧，即便是对内新闻报道也一律被严格封锁，遑论对外报道了。所以，今天我们翻阅当时对内对外的新闻报道，找不到有关记载这场灾难严重程度的材料。这期间，少数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如埃德加·斯诺和作家韩素音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的视野与立场极大地被现实所同化，“他们相信主人的话——虽然有困难，但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自觉地遮掩这次饥荒的一些情况”。

1960年12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召开了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会上印发《中央外事小组关于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后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和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对外宣传“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简单化、绝对化等片面性的毛病，以及不分对象、千篇一律、缺乏生动性和说服力的弱点。在国内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面，还存在着浮夸和不留余地的毛病”。外宣战线对“左”倾错误表现出可贵的反省意识。

此期，对外报道还积极配合军事、外交斗争。1959年3月，达赖在西藏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失败后流亡印度。4月25日，胡乔木召集新闻单位布置西藏问题的宣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内和对国外广播以集中编排的方法，抽调四人成立对印度广播的评论小组，对各国的反动言论组织反击。1961年12月6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向北京电台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改进对日宣传的意见。周恩来认为，现在对日宣传比较生硬，特别是广播，对日宣传要适合日报情况。强调要做调查研究。1963年4月，北京、上海、广州等8个电视台负责人或主管电视新闻的负责人在广州举行为期7天的座谈会，讨论加强电视片的对外宣传工作和提高出国电视片的质量问题。这是中国电视界最早就电视对外报道（外宣）展开专题研讨。

中国对外报道还拓展了报道渠道。北京电视台开展与国外同行的互换节目尝试。北京电视台和英联邦国际新闻影片社从1963年1月起试行交换电视片半年。1月7日，北京电视台寄出锡兰总理访问我国的电视新闻纪录片。从1963年至1965年底，中国连续3年参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主办的第二、三、四届国际电视节，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节目交换。同时，中国广播电视机构先后同19个国家的广电机构签订了以节目交换、在双方国庆时举办专题节目、双方互访等合作协定。而至1966年初，新华社国外发稿站达26个，用9种文字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日刊、周刊、月刊等各类新闻稿近2万份。

第四节 1966年至1976年的对外报道思想

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为开始标志，以1976年10月6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终结标志，中国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十年浩劫。“文革”造反派控制外宣战线的标志性事件是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授意下，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权，控制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该工作组还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报道。党的中央机关报和两个最重要的外宣机构被“文革”工作组“掌握”与“指导”，此后十年间，中国的国内新闻与对外报道都以“文革”的立场与思维运转和呈现。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纸老虎”形象，在中国大陆一直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真实写照”。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美国“正在一天天烂下去”。“美国这次经济危机已经持续15个月了，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进一步加强的必然结果，它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就像患了慢性的不治之症，正在一天天烂下去。美国经济危机的持续发展必将促进尼克松政府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加速美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的进程。”中国媒体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假民主、真专制”的虚假两面性的认定，是不容置疑的。

在“文革”极左思潮冲击下的中国媒体和宣传机构，对内、对外报道有别的观念被彻底颠覆。为强调新闻报道的针对性，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社对外部率先推行对长文件先摘出要点发新闻，随后再发英文全文的做法；1956年对外部组建自己的记者队伍，采访报道国内发生的重大新闻，直接用英文写成消息，而不再单纯编译国内部的中文广播，同时用英文定稿。然而，在“文革”期间，读者兴趣、英文定稿都成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被一概否定，新华社对外报道必须按照中文稿逐字逐句翻译，形成内外报道如出一辙的雷同现象。国内报道中极端仇视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在涉及英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时，正面信息一般予以过滤，即便是非报不可、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和“帝国主义”、“腐朽没落”联系在一起。一个可资援引和比较的案例是美国首次登月成功的新闻。1969年7月16日至24日，美国阿波罗11号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人类首次载人月球登陆行动实现。7月20日，人类足迹第一次踏上月球，并在月球上行走。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表面时，对地球上的人类说出经典名言：“虽然对个人来说，那只是一小步；但对人类来说，却是一大步。”（通俗的翻译为：“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原文为：“Although said to individual，that only is small step；but said to the humanity that，actually is a huge leap.”）这一对整个人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技进步事件，通过卫星将画面传播到数十个国家，全球有7.2亿观众同时收看了这一节目，同时成为大众传媒史上空前的全球性的媒介事件。但在中国，除《参考消息》作了报道外，其他中国媒体一致保持沉默，避而不谈。中国媒体展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图景是，殖民者形象——对外侵略扩张、穷兵黩武；独裁者形象——对内政治专制、经济萧条、扼杀进步。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自己的建设新成就和这些国家的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则予以拔高和夸大。在对外报道中没有顾及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文化背景，将国内报道做法移植到对外报道中，显得滑稽而难以接受。此期，不管是对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对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对外报道中它们的形象都严重变形、失真——社会主义国家形象被美化、资本主义国家形象被丑化。

1967年6月，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关于现在对外宣传“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点”等意见之后，他接着说：“把国内的硬搬来对国外，不用脑筋，不管对象。要研究一下，对外又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有不同的特点。”1971年5月30日至31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现在对外宣传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自吹自擂，使用不适当的语言、夸大的语言，强加于人；另一种是对人家不知怎么是好，缩手缩脚。这两种倾向有一个特点，都是不实事求是。

1966年9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举办《毛泽东语录》节目，每天用北京话、闽南话各播5遍；增办《对国民党陆海空三军短语喊话》节目，每天晚上广播，每次20分钟。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从1967年1月5日起，除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新闻仍将转播或播出外，北京电视台在一定时期暂时停止一般电视节目的播出。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决定对地方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在1969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对外政策宣传的文件》中，将上述具体做法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对外宣传政策高度上来。规定：对外政策的宣传，新闻、广播、报纸，全国各地都必须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和中央规定的统一口径，绝对遵守。1969年7月，“文革”军管小组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欧美部成立对美组，每天对美广播1小时节目。

1971年6月28日，北京电视台和英国维斯新闻社在伦敦签订为期两年的互购电视新闻片协议。这是1967年以来我国同国外广播电视机构签订的第一份类似协议。根据协定，北京电视台每年向英方寄去100条新闻片，英方每周向我方寄送电视片约4000英尺。“文革”后期，中国开展了两次令世界震惊、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外交活动，一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一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中国新闻系统就这两个事件开展的对外报道的指导思想是前进中浸淫着浓厚的“文革”意识。1972年1月7日，为向美国转播尼克松访华的电视新闻，北京电视台和美国三大广播网ABC（美国广播公司）、NBC（全国广播公司）和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签订了两个合同，即中方租借美方电视转播设备的《租用合同》和《美国广电机构使用北京电视台设备合同》。中方在首都机场附近兴建了联合播送中心。21日，为确定尼克松访华的宣传报道方针和基调，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专门请示。要点如下：尼克松访华宣传应以“九大”路线、毛主席“五二○”声明和对斯诺谈话精神为纲，大力宣传我国的大好形势，宣传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的大好国际形势，进一步阐明我对外斗争的方针，鼓舞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而斗争。同时，鉴于尼克松是我们同意来访的美国总统，宣传报道要做到有理、有利，体现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以礼相待的接待方针。尼克松在华的几天，关于揭露美帝在国内活动的动态性稿件应当适当控制，原则上暂不发表，专门揭露苏修的稿件也暂不发。由新华社发消息、照片。广播、电视不转播实况，不做录音报道。稿件应当争取时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次数拟略多一些。随尼克松访华的庞大采访队伍和卫星设备给中国电视界形成强大的冲击，促使我国首次使用彩色反转片拍摄了题为《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新闻，并通过所租用的卫星向全世界发布动态消息。 1976年的周恩来逝世、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等重大突发事件，均通过卫星向全世界传播。

1972年9月8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再次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田中访华的请示报告》。要点和尼克松访华的请示报告差不多。稍有松动的是对田中角荣首相的广播、电视报道变为“广播、电视一般不转播实况”。因此，在田中访华的9月25日至3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抽调人员配合日方的广播电视技术人员播送田中访华电视节目31小时59分，电视实况转播9次，获得良好的收视效果。

由尼克松总统与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对外报道中的尴尬作为可以看出，一旦政治、外交上出现一些改进、缓和迹象的事件新闻，定位于“阶级斗争工具”的新闻传媒是如此的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也就是说在推行极左路线的时代背景中，包括对外报道在内的新闻事业单方面推进革新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一统意识形态的同化效应，使新闻事业很多时候成为加强意识形态合法性、整肃异己声音的利器，导致极左思想形成进一步“内卷化”的恶性循环。在“文革”后期的几年里，党的舆论机关直接成为姚文元等掀起政治风浪、进行政治倾轧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由此，新闻界形成“小报抄大报，全国看梁效”奇特荒唐的“舆论一律”局面，出现了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千报一面”、“千台同声”的雷同现象，新闻活动纯粹成为错误的政治运动与社会动员的鼓吹工具，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耻辱、惨痛的一页。无论是1971年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还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7.8级大地震，党和政府掌控的新闻机构对内、对外均未能及时、如实地公开报道。残酷的政治斗争造成党内不同派系倾轧激烈，导致领导人政治身份变换频繁，因此此期中国政治走向颇为暧昧。如邓小平此期在政治上的几起几落。外部世界对中国大陆对外媒体报道的中国国内情况，甚是莫名其妙，基本对其真实性存疑。因为，承担对外报道使命的外宣机构，根本不可能系统地组织对外报道。所以，“文革”期间的对外报道就是掌握外宣权力的政治派别，应景式地响应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而发表的具有极强主观色彩的说教，外国受众常常反感并抵触。以上就是1966－1976年十年间中国对外报道的非正常走向，从这些事实与观点不加区分的对外报道中捕捉、发掘到的中国对外报道思想。

第五节 1976年以来的对外报道思想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一直致力于改进对外报道。这30年里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的演进表现为一个渐进的、增量式改革的进程。

一、让世界了解中国（1978—1989）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作为政治意识形态重要领域的对外报道，一方面果断叫停一些不切实际的、近乎梦呓般的宣传方针，如对外宣传要促进世界革命；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和滞后性，还在延续“左倾”思维，“文革”的流毒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有些宣传主观主义到了荒唐、荒谬的地步。例如，重提“兴无灭资”口号；把“抓纲治国”等国内政治用语生搬硬译；一厢情愿地给外宣硬贴政治目标，如“提高左派思想”、“争取中间群众”、“分化上层人士”等。

针对这种状况，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1979年3月就外宣工作的指导思想、地位与任务相继发表讲话并作出指示。胡耀邦认为，对外宣传就是要面对外国人，力争向尽可能多的外国人做宣传，并针对不同对象，办出特色。这是外宣的接受对象问题。目标受众的文化身份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者。从受众阶层看，主要是中等社会阶层，也就是中产阶级。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企业界、学术界、政府部门的越来越多中高层人士，成为中国对外报道的接受者和传播者。

胡耀邦还提出了对外宣传的标准：“真实地（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丰富多采（笔者注：应为‘彩’）地（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科学、技术、文艺的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生动活泼地介绍我国情况。主要是宣传报道新中国。”

在这里，胡耀邦实际上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对外报道，提出了出路与定位等指导思想。首先，对外报道要面向的是外国人，即内外有别。其次，提出对外报道的内容应该是“介绍我国情况”，“报道新中国”。前者是受众定位，后者是内容定位。受众与内容的正确定位，可以归纳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它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宣传的总体指导思想。（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含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宣布解放思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客观地看，自此中国各行业、各阶层都表现出新气象；从主观上来看，中国迫切希望结束与世界的隔绝状态，扩大交往，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形象。从主、客观两方面的情形来看，中国都迫切需要通过外宣这个渠道和窗口，告知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党和政府的新的姿态与政策走向，了解中国各地所焕发的勃勃生机，表现中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壮志豪情，也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因而，胡耀邦说：“我们搞对外宣传主要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条件，也包括尽可能有利于促进国际反霸斗争。”“让世界了解中国”表明的是，中国有了主动对外交往的意识和气魄。这是一种开放的姿态，即中国由忌讳国际交流和关起门来搞建设，到打开国门让世界各国的人们了解中国的现状。目的是优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改善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了解是信任的基础，不信任产生偏见，偏见往往源于不了解。因此，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宣战线的中心任务。

让世界了解中国，一方面要看我们最想让世界了解我们什么，另一方面是世界最想了解我们的是什么。也就是在世界和中国感兴趣的公共地带找到二者的最大公约数。在当时的中国，“两者的汇合点，就是发展、改革开放、稳定。……从这三个方面来介绍中国，正是介绍了中国最主要的实际，它既然是我们最希望外国了解的，也是外国人希望了解的，而且是最有吸引力的，因此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中国外宣工作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朱穆之这样认为。1979年7月8日，两年前曾经严厉批评过新华社对外报道的格林致函新华社社长曾涛，对新华社对外报道取得的进步表示祝贺。

尽管早在1978年，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朱穆之在新华社系统提出过“对外报道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报道的实践有时游离于让世界了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外宣主题，进行务虚宣传。1984年，在广东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外宣工作会议，会议主题就是如何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融冰、架桥与突围（1989-1997）

1989年春夏之交，西方反华势力导演、策划、支持部分群众在首都北京等地非法集会、游行，直至发动暴乱，企图以“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的方式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权。6月4日，党和国家采取断然措施平息了这场风波。六四事件后，西方国家纷纷宣布对华“制裁”，中止部长级以上政府官员往来，暂停对华武器出口，中止或推迟对华提供援助和贷款。国际上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华浪潮。自此，历经11载的改革开放遭遇重大挫折。因此，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的对外报道，也遭遇重重困难而进入调整期。

我们把1989年至1997年的8年视为中国外宣的调整期，此期的对外报道思想可归纳为“融冰、架桥与突围”。这三组词本是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1992.12－1998.4）曾建徽论对外宣传著作的标题。由于曾建徽在这期间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和主任，因此这三组词生动、准确地概况了这一时期外宣思想的流变。历时地看，我们可以把这8年的外宣思想的三大主题，大致归入三个时段，即：

融冰阶段：1989－1992；

架桥阶段：1992－1995；

突围阶段：1995－1997。（一）融冰

六四风波后，国际舆论基本上听不到来自中国媒体的声音。这一方面说明西方舆论的强势地位与对中国的抵制，同时也说明中国外宣媒介的落后。据曾建徽透露，西方媒体这一时期已经实现卫星覆盖，而中国还是通过航邮的方式邮寄视听媒介产品。国际友人说，由于六四风波期间美国反华宣传和日常负面舆论的误导，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就像一座冰山。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把演变的矛头直指中国，使冰山上的冰块越积越多。

六四风波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包括对外宣传在内的国家对外战略。“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预测的因素很多，矛盾越来越突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后来被归纳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28字方针。邓小平关于国家对外战略思想，实际上就是六四后外宣战线实行融冰策略的思想来源。

按照28字方针，融冰就是冷静、低调行事，沉着从容中有所作为。此期，中国对外报道的中心工作就是按照融冰思想，解疑释惑，实事求是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有理有据、不厌其烦地向世界解释中国，在国际上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正面形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9年11月，针对政治风波平息后的形势，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提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新闻报道只有坚持以正面为主的方针，才能正确地、充分地发挥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才能有助于大局的稳定和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1992年进一步强调新闻报道要“有利稳定，有利鼓劲，只能帮忙，不能添乱”的宣传方针。（二）搭桥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桥梁作用是党的宣传机关的固有属性。此处的“搭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具有特定含义，即通过外宣活动沟通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与联系，为促进经贸合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由“融冰”阶段过渡到“搭桥”阶段的契机有二：一是1992年春，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二是这年下半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搭桥阶段的对外报道思想，首先是向世界传递中国不仅继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且程度更深、领域更广的信息。其次是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造舆论，传递声音；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搭起友谊之桥，为国家间的企业寻找新的商机搭建互惠之桥。

1993年，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搭桥外宣活动。这一年国务院新闻办牵头拍摄了《来华投资指南》音像资料，编辑了反映中国面貌的《中国百科》赠送给外国政要与知识界人士，组织了外宣导向的“长江战役”系列报道，产生了国际影响。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更多地了解世界和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在这一双向了解过程中，需要更好地发挥对外宣传的桥梁纽带作用。1994年，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在纪念新华社开办对外广播5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新闻学。

1992－1995年间外宣战线通过贯彻、实践搭桥思想，使中西方的敌对与误会明显减少。西方有远见的人士，逐渐意识到与中国合作的利益大于对抗，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选择并不影响彼此的根本利益。“1989年以后持续了近3年的把中国贬得一无是处、中国共产党似乎就要垮台的声音，在西方的报刊上虽然尚未绝迹，但已是有气无力了。”通过对外宣传的牵线搭桥，世界各国大多数受众看到了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中国，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一个繁荣兴旺的大市场。（三）突围

经过五六年时间的融冰与搭桥工作的过渡与涵养，世界各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态度在逐渐改变，中国形象逐步得到修复与改善。但是，这些改变只是渐次的量变。社会主义中国形象的根本转变，需要策划一系列新闻事件与舆论攻势，彻底清除历史的、负面的刻板印象。

从1995年开始，外宣系统谋划中国对外宣传的突围。然而，在世界舆论格局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舆论机构的功率与效能大大超过中国。鉴于“西强我弱”的舆论不对等现实，中国不可能事事、时时在舆论上超越西方。因此，中国对外宣传只有等待时机，抓住机会，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式，取得一些决定性的、标志性的、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舆论斗争胜利。

小平逝世、长江三峡截流成功、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召开等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在1997年际会，注定这一年成为中国外宣的突围年。每一重大事件前后，中国新闻机构都以全球传播的视野打出信息发布的“组合拳”，较好地引导国际舆论。尤其是举世瞩目的香港回归活动，更成为外宣突围年中最重要的突围事件。香港回归雪洗了中国近代史上“割地赔款”的国耻，它的历史意义无疑是空前的。1995年，中共中央责成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统一负责香港回归的新闻舆论工作。这年下半年起，国务院新闻办就组织了多次香港回归宣传活动，将回归活动逐渐推向国际舆论界。结合回归倒计时100天、50天、30天、10天，组织了集中对外报道，回归日前两三天形成高潮。通过香港回归前一波又一波的宣传助推，1997年7月1日，香港云集了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8400多名媒体工作人员，中国派出了600多人组成的中央采访团。

中国媒体对香港回归的高度重视，除了激发自立、自强的民族自信心外，还全面宣传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香港特区基本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香港回归活动的宣传表明中国中央政府是一个有能力、负责任、守信用的政府，使社会主义中国形象得到突破性提升。这一系列的外宣突围完成了一次质变：中国国家形象整体上由负面转向正面。

三、向世界说明中国（1998年以来）

从六四风波到1997年，西方的和平演变企图在中国破产，西方舆论对中国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产生的负面报道在减少，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了泱泱大国诚实守信、坚持正义的正面形象。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有实力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触及现有大国的既得利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国家别有用心地抛出“中国威胁论”（包括“经济威胁论”与“军事威胁论”）。西方舆论以新的负面臆想报道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不安定因素。2005年初，美国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中国年度军力报告》（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成为自冷战结束后美国鼓噪最盛的反华浪潮。西方还有一种“中国崩溃论”的论调，将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矛盾曲意放大。不管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崩溃论”，这些论调的炮制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稳定的中国和平崛起。这是“非友即敌”简单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的延续。

国内方面，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国力空前增强，社会面貌与公民素质得到极大提高，西方社会还是以预设的成见看待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甚至还有不少误会。中西方的信息流动还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二）“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内涵“向世界说明中国”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所遵循的中国对外报道思想。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向世界说明中国”是江泽民1999年初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的外宣纲领。他说：“对外宣传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是，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明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反对霸权、维护和平、支持国际正义事业的立场，充分展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局势，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实现繁荣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

江泽民“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五个排比要求新时期的外宣工作向世界全面说明中国的内政、外交、民生方面的新进步与新发展，展示国强民富、热爱和平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人民形象，指明了外宣工作的前进方向。这五个排比概括了，中国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哪些情况，也就是“说什么”的问题；列举“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目的在于树立形象。

江泽民“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外宣思想，得到此期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的创造性贯彻与弘扬。赵启正被媒体称为“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中国的形象大师”和“中国第一新闻官”，1997年至2005年间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他对于“向世界说明中国”之“说明”的方式，也就是怎么说，有深刻体会和独到见解。“向世界说明中国”首先表明的是，对外报道需要主动发出属于中国的声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向世界说明中国，不仅包括呈现和阐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人民的生活状况，更为重要的是敢于在国际舞台和对外窗口中传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观点、立场和方法。

其次，是对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定位，赵启正在1998年就表达过，他所任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担负着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的重大责任”。并将新闻办和美国新闻署比较，认为“新闻办的任务是指导中国的外文媒体向世界说明中国，同时分析各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向中央提供资料和提出建议。……但我们与美新署（USIA）不一样，我们没有进攻性”。

再次，是赵启正所发明的“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说明方式。1.“向世界说明中国”需要观察。“我现在的工作是如何让外国人认识中国。对中国的误会很多，充满对中国落后、愚昧的刻板印象。中国要加强对世界观察的准确性，世界各地要加强对中国观察的准确性，而这种观察最重要的是直接的观察。”2.准确地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向世界各国准确地介绍中国和中国的进步”，是“使中国的真实情况让世界知道”。为了准确地说明中国，赵启正“誓言”提高中国的新闻报道水平，以便准确地、及时地、有深度地报道中国，使中国真实的情况让世界知道。由此可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新闻报道的准确性、透明度和时效性。它的制度性成就就是推进和完善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使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举办新闻发布会常规化。

2004年4月，李长春在中央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外宣“三贴近”原则，即坚持贴近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和接受习惯的原则。外宣“三贴近”原则为中国外宣新的发展阶段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提供了方法论。（三）“向世界说明中国”标示国家“软力量”

2003年12月7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逐步形成同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宣传舆论力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此处透露的信息之一是，中国的外宣能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相称。事实上，当前中国正在遭遇这种尴尬：当中国的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当“中国制造”摆满全球超市货架的时候，中国人突然发现在对外交流中存在严重的“文化赤字”。之二是，“对外宣传舆论力量”或对外宣传是塑造和展示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战略的重要元素。

2004年5月，赵启正在清华大学演讲中明确指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是‘软力量’”：我们对外说明中国的能力是我国的“软力量”之一，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或软力量，都来自英文soft power。“向世界说明中国”标示国家文化软力量，提示我们需要重视和加强对外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需要融入世界的开放体系。因此，“向世界说明中国”标示软力量的对外报道思想，实际上是通过软实力象征机制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的吸纳力，加强和提高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沟通能力，为社会主义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总之，到这一阶段，中国明确使用“国际地位”与“软力量”等重要国计指标定位对外报道。

综上所述，由“让世界了解中国”到“融冰、架桥和突围”再到当前遵循的“向世界说明中国”三度嬗变，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由于超越修辞性标签的话语，而具有实践性和实践指导意义。因而，从思想到实践，中国外宣尽管因“宣传腔”、滞后性而招致诟病，并在六四风波后经历长达八年的“融冰、架桥与突围”调整。但总体而言，它逐渐褪去了自发的应急、应景性质，成为党和政府的实体性工作部门担负的常规工作，构成有组织、成建制、体制化的国家战略。“向世界说明中国”能力正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是在新起点和新阶段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当前中国对外报道日益熟悉国际传播语法，正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构建同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外宣舆论格局，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开放的世界体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同时，1978年以来，在表现为话语方式三度演化的中国对外报道思想演进脉络中，时代（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为这种演化和演进提供了助推性、保障性动力机制。

第三章 中国对外报道格局

滥觞于瑞金时期的对外报道实践，到延安时期建立对外宣传报道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外报道的力量从弱到强，机构从无到有，至今已经形成统一领导、功能齐全、布局合理、内外并重的对外宣传格局。

从性质上讲，中国新闻机构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既是宣传党和政府各种方针政策与各种信息的传播工具，又是每日每时直接同国内外受众对话的重要渠道。但是，任何新闻机构不可能形成全能型的万能巨型媒介，而是在报道取向上有所取舍，有所侧重地行使某些主要功能、履行某些主要职责。经过80年左右的建设，中国对外报道已经形成由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介形态为架构的传播格局。当前，国家层面的对外报道实践的对口领导机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就是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即由国新办出面组织有关党政机构举行新闻发布，在政策导向层面宏观指导有关新闻机构开展对外报道的口径、进度、频率与时机等。下面分述由它们所构成的中国对外报道机构格局及其功能区分。

第一节 通讯社：新华社与中国新闻社

通讯社是一种以采集、加工和提供新闻信息，为新闻媒介和各类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新闻机构。通讯社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平台成为对外新闻报道的集散地，大大缩短了信息流动的周期，增强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使信息生产和加工过程的分工更加明确、精细。台湾学者李瞻认为，新闻通讯社是出售新闻的批发公司，是新闻事业的总枢纽。与纸质、电子或互联网媒介不同的是，通讯社不是一种终端传播媒介，而是各种媒介所需要的新闻信息产品的提供者；它的主导性功能不是直接为受众个体提供信息服务，而是为各类媒介组织或其他机构提供信息产品。因此，通讯社的新闻信息产品有着巨大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对引导国际舆论作用巨大，天然具有对外报道的优势。

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仅有的两家综合性国家通讯社。下面就二者所承担的对外报道功能分而述之。

一、新华通讯社（Xinhua News Agency）

新华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红色之都瑞金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通讯社。西安事变后为响应抗日统一战线号召，红中社于1937年1月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即新华社。1944年9月1日，一个新的无线电讯号出现在美国的西海岸，这就是新华社的对国外英语广播（英文口播部）。当时，反法西斯同盟国开始转入对德、意、日轴心国的反攻，美国政府在旧金山有一批专业人员，收听世界各地无线电传播讯号。他们捕捉到这个新的电波讯号并记录下来，每天摘取最重要的内容编辑成册，分发给华盛顿的400名高层官员。这些讯号即来自中国陕北延安的新华社英文每日电讯。这是日后成为新中国国家通讯社的新华社走向世界的开端。当年接听、记录的新华社最早的英文电讯稿，至今还作为美国国家档案，收藏在马里兰州联邦传播委员会档案库。研究过这批珍贵史料的美国记者李苏珊说，新华社英文广播上天之前，美国官方关于中国的信息源是日本同盟通讯社。自接收到新华社英文电讯后，美国高层领导看到的中国华北战争图景，便有了急剧改观。抗战时期，新华社在华北、晋绥、晋察冀、山东、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相继成立分社。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新华社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外发布新闻的唯一渠道。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创建新生政权的国家新闻事业系统。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的《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所属各机关单位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规定：“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通过或同意的一切公告（如文告、法律、决议、命令、训令、通令、计划、方针、外交条约、外交文书、判决、起诉书等），以及须经过上述机关负责领导同意后发布的一切公告性新闻（如关于政府会议、政府重要措施、政令解释、工作总结、外交事件、重要案件等等的重要新闻），均由国家通讯社即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195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4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通过《关于统一新华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11月21日，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华社改组为一个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基本完成。

1955年12月，针对新华社在发展国外工作（包括对外报道）方面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状况，毛泽东对新华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50年代中期，新华社在强化国家通讯社职能的同时，开始建设世界性通讯社。1983年经中央批准，新华社加快了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步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89年发表的《世界交流报告》认定，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路透社、新华社和埃菲社是世界性通讯社。而Thomas L.McPhail在《电子殖民主义》一书中认为，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路透社和塔斯社这“五大通讯社”“传布大约整个世界90%的资讯”。目前，新华社与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被称为“世界四大通讯社”。

1987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华通讯社联合发布的《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部分“新闻单位之间应加强分工协作”再次明确：“新华社作为党和国家发布新闻的机关，它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准确地、及时地统一发布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决定、重要文件、重要会议新闻、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活动和同外宾会见、会谈时发表的涉及国内国际重大问题的谈话、重要人事任免、领导人去世等新闻。这些重大问题上，有一个统一的发布口子和口径，可以避免因多版本的报道引起的混乱以及因着重点不同而引起的外界猜测和流言蜚语。”

新华社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设有33个分社，在台湾地区派有驻点记者（2001年开始，2005年4月被台湾当局中止，2008年9月恢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设有分支机构；目前设有亚太、拉美、非洲、中东、欧洲、北美6个总分社，并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社。目前，新华社现有工作人员13000多人，另外，还有两百多名外国专家和境外雇员。

新闻信息报道是新华社的中心工作。国内新闻编辑部、国际新闻编辑部、对外新闻编辑部（含港澳台新闻编辑部）、新闻摄影编辑部、参考新闻编辑部、体育新闻编辑部、经济信息编辑部、音像新闻编辑部、网络中心（新华网）、解放军分社等采编职能部门根据各自分工负责组织报道。新华社已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功能的新闻信息发布体系，每天24小时不间断用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和日文8种文字，向世界各地播发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网络、手机短信等各类新闻和经济信息产品，各类新闻信息日均发稿总量达10000多条。接收新华社新闻信息的用户分布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的各类新闻产品用户总数达到1500多家，海外用户月均采用新华社对外新闻的数量在4万条次以上。2007年，新华社海外有效用户增加到14500多家，向海外用户月均提供120版的专版服务，落地稿件3000多条。每天播发文字稿在150万字以上，新闻照片100底。新华社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讯社或新闻机构签署了新闻交换、人员交流和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协议。

新华社通稿主要依靠分布在国内外的记者采集。总社记者采写的稿件由有关编辑部处理、国内分社采写的稿件由分社负责人签发后，传送总社有关编辑部处理。对内播发的各类国内新闻，由国内部处理。需对外播发的国内新闻，对内对外播发的外事新闻，由对外部处理。涉及港澳台的新闻和由香港、澳门分社赴台驻点采访记者采写的稿件，由港台部处理。驻外总分社和分社记者采写的稿件，需对内播发的由总社国际部、联合国分社欧美编辑部中文编辑室处理，需对外播发的外文稿件按发稿分工分别由总社国际部、授权直接发稿的驻外总分社、编辑部处理。国内国外采写的体育新闻主要由体育部处理，少部分稿件由具有发稿权的驻外总分社、编辑部直接编发。国内国外采集的图片新闻由摄影部处理。记者采写的当日新闻必须以最快速度发往编辑部。总社各编辑部实行24小时值班发稿制度，用8种文字，按照国内外日报、晨报、午报、晚报的截稿时间，电台、电视台的新闻播出时间，电子媒体的内容更新时间，抢发新闻。

二、中国新闻社（China News Service，CNS）

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是中国两家综合性通讯社之一，是以国家通讯社形式专门从事对外宣传的国家新闻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专业对外舆论机构。中新社的总社设在北京，在内地27个省市自治区派驻了分支机构50多个，在港澳以及海外派驻7个分社，1991年起成功在台湾驻点，已建立覆盖全球华文媒体的新闻供稿体系。

中国新闻社成立于1952年9月14日，由新华社对外部、国际部和范长江、胡愈之1938年创办的国际新闻社三股力量组合而成，10月1日正式对海外播发电讯通稿。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国际问题评论家金仲华担任中新社首任社长。起初，中新社只以“中国新闻社广播电台”呼号为海外华侨报纸和侨团广播口语记录新闻。主要服务对象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外籍华人，代表国家向他们传播中国的声音，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50年代，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出访东南亚，看到当地华侨报纸上刊登很多中新社新闻，高兴地说：“不到海外，不知道中新社的影响。”60年代初，中新社在海外华侨报纸中已经颇有影响。“文革”期间，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中新社业务并入新华社，但继续以“中国新闻社”电讯头向海外报纸播发新闻。

1978年，中央决定恢复中新社建制。恢复建制以来，中新社的新闻、专稿、摄影、影视等方面的工作迈上新台阶，经中央批准成为可以直接采访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政务活动和外事活动的中央新闻单位。1984年，中宣部和国务院侨办联合下发的文件中确认：“中国新闻社是我国向港澳和海外华文报刊、华语电台和电视台发稿的国家通讯社。”当前，中国新闻社已具备为全球华人提供新闻、文化等多品种产品的能力，新闻产品以中文、英文、日文等多种语言，通过卫星、互联网、光缆等传播手段，向全球500多家新闻媒体和7个大型通讯社传送。主要新闻产品类型与新闻业务领域有：

——新闻电讯（通稿）：每天向数百家港澳台和世界各地华文媒体及各国新闻机构提供新闻通稿100条左右，并在总社和香港设有电子网络媒体；北京网站每天更新新闻150-200条。

——专电特稿：每月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报刊提供30万字左右。

——新闻图片：每天播发传真图片30余张，中国新闻图片网每天更新图片100张。

——专版：根据华文传媒的个性化需要，每年提供图文专版数百个。

——影视音像：中新社影视部拍摄制作，或与港台、海外影视界合作拍摄制作电影故事片、纪录片，或电视剧、电视专题片，并制作和对外发行各种华语CD盘录像带。

——各类媒体：主办《中国新闻周刊》、《华声视点》月刊（香港、美国出版）、《中华文摘》、《中国经济周刊》（日文版、美国英文网络版）等刊物，还拥有大型网站中国新闻网（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

为了最大限度地贴近海外受众的接受习惯，中新社在新闻电讯、通讯、评论、专稿和摄影影视等新闻产品中，探索出“国际视角”＋“亲和力”的中新社报道风格。这一有别于新华社的新闻写作风格，逐渐对国内新闻界产生影响。“国际视角”＋“亲和力”的报道理念的主要内涵是，由于中新社面对的主要是海外受众，因此选材必须贴近海外读者的需求，用海外视角、国际视角来观察问题。国际视角不是居高临下的，是平视的，可以交流的，用这种视角写新闻是产生亲和力的基础。同时，中新社的对外报道新闻还充分考虑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欣赏水平，让他们愿意看，乐意接受，即入眼、入耳、入脑、入心。该社认为没有亲和力的报道就是没有影响力，而没有影响力的对外宣传只能是一种无效劳动。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世界华人信息中心的中国新闻社，加强了与世界华文传媒的沟通与交流，并搭建了世界华文媒体的沟通与交流平台。2001年，中新社发起并主办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南京）。经国家批准，该论坛以后每两年主办一届。

第二节 纸质媒体：对外报刊

中国对外报道格局中的对外报刊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外文局所属报刊，二是发行量与海外影响最大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三是其他重要对外报刊。

一、外文局的外宣地位及其所属报刊

中国外文局是中国专门承担书刊对外报道和国际传播任务的新闻传播机构。其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的国际新闻局，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是其领导单位，也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对外新闻出版单位。它的任务除编发对外新闻稿件外，还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编译出版发行外文书刊。1952年4月28日，文化教育委员会向政务院报告，将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成为我国翻译出版对外宣传的外文书刊的统一事业机构。原国际新闻局承担的外文新闻稿的编发工作，划归新华通讯社。同年7月1日，政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

1963年5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同年9月，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正式成立，下属有9个出版机构。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等对外新闻出版机构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先后创办6个外文杂志，出版了多种文版，在对外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目前，中国外文局是中共中央所属事业单位，由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代管。经过50多年的沿革、流变与发展，中国外文局现主管7种国际期刊，它们是：《北京周报》、《人民中国》、《今日中国》、《人民画报》、《中国报道》、《中国与非洲》和《中国文学》。这些杂志以32个外文版向海外读者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科技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新进展、新情况。由于论题所限，我们只对前5种杂志展开叙述。（一）《人民中国》

1950年1月1日，《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创刊，是新中国第一份外宣杂志。它介绍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我国对外政策，以增进与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揭穿和驳斥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支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巩固和发展世界和平事业。《人民中国》的前身，一是1946年5月在上海创办的、只出版3期就被国民党查封的《新华周报》英文杂志；二是1946年底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文摘》英文半月刊，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在《人民中国》出版后，《中国文摘》于1950年2月停刊，其发行关系（订户）转移给了《人民中国》杂志社。《人民中国》于1951年1月出版俄文版。经周恩来同意，于1953年6月出版日文版。1958年，还出版了印尼文版、法文版等。由于种种原因，《人民中国》的英文版、俄文版、印尼文版、法文版等先后停刊，日文版却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国对日宣传的一支主力军，在中日人民间架起一座友谊之桥。（二）《中国报道》（《人民中国报道》）

1950年5月15日，《人民中国报道》世界语月刊创刊。这个杂志报道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人民的生活、反侵略斗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等内容。后来由于民主德国反对，于1954年停止出版发行。1957年复刊，改为双月刊。1967年恢复为月刊。以后，刊物的中文名称改为《中国报道》，2000年该刊世界语印刷版转为电子版。（三）《人民画报》

1950年7月1日，《人民画报》汉文版月刊创刊。1951年1月，《人民画报》英文版创刊。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个外文版画报。后出版了多种外文版和我国少数民族文版，共约20种文版。外文版和对外发行的汉文版名称为《中国画报》。该刊以图片和简明文字，报道我国建设成就、生活风貌、文化艺术、自然风物。《人民画报》发行遍布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份数最多时曾达110多万份。进入读图时代以来，《人民画报》的报道以图文并茂、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打造了令人注目的视觉享受盛宴而具有某种后现代的意味。因为，在工业化生产的当今社会，图像化所带来的“形象化”的表现、阅读与享受效果，已经汇成一股壮观的形象势能。《人民画报》富有质感的视觉形象不仅丰富了信息传播与表现途径，而且作为信息的重要表现内容，成为国外读者了解神秘而富有诱惑、古老而富有现代活力的中国的不可替代的阅读对象。（四）从《中国建设》到《今日中国》《中国建设》是一本综合性、通俗性的对外宣传刊物。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向宋庆龄建议，由她来办一本杂志，向国外报道新中国的情况。宋庆龄愉快地接受这一建议，将它定名为《中国建设》，并以很高的热情来做这项工作。1952年1月，《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ions）英文版创刊。杂志创刊号申明：“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们国家的重建和新的建设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1951年8月筹备时，宋庆龄即定下报道方针，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中国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后由单一的英文版发展到法文、德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中文等多种文版。

周恩来对这份杂志给予了极大的、经常的关注。1957年1月和1961年11月，他先后为《中国建设》创刊5周年和10周年题词。1963年6月14日，周恩来出席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庆祝酒会时，向各部门有关人士呼吁为《中国建设》写稿，并勉励大家要办好刊物，取信于世界读者，一定不要脱期。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周恩来在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负责人鲁平、李伯悌时，对《中国建设》的编辑方针作了如下指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反映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新风格、新气象，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建设》在1989年10月号的《致读者》中向读者预告并解释将启用新刊名：“《今日中国》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好刊名，它在含义上没有局限性，因为每一个‘今天’也都包含着它的‘昨天’，同时也是进入‘明天’的开端。”1990年1月号，杂志正式更名为《今日中国》。

作为中国对外报道的主要刊物，《今日中国》创办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对外报道实践方面历经岁月磨炼，积累了可贵的思想：

1.非官方色彩的办刊方针。《今日中国》从一开始就选择宋庆龄为创办人，以民间团体——中国福利会为出版者，这种民间姿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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