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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百朋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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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文史论札试读：

温州文史论札

“瓯”别解

温州古属瓯地，史称“东瓯”，简称为“瓯”。瓯窑、瓯绣、瓯塑、瓯柑、瓯菜、瓯剧……均冠以“瓯”，以示为温州所特有。

为何称瓯，说法不一，但终无实证。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为：温州古代盛产“瓯器”，故以之为名。人们根据某地的特有风物或特产器物之名来称呼该地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文字原创于中原地区，当时还没有产生文字的温州地区，先民们怎会创造出“瓯”字以名器、名地呢？

要了解何以称“瓯”，似可从地名着手。

地名，由地方和名称组成，是一种地理标志，用语言文字来表示，借以认识其方位、含义和特征，人们称之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从中可窥见当时的某些情况，传达出某些信息。

在今温州境内地名的一个突出之处为多“嶴（今简作‘岙’）”字。据2003年版《浙江省区划地名实用手册》所载，温州市以“岙”为行政村名的计有三百七十个，占浙江全省以“岙”为名的行政村总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数目可观。自然村以“岙”为名者，那就多得多了。明万历《温州府志》单是“舆地”门载以“岙”为名者即有七十二处。

以“岙”名地历史也悠久。据现有资料，最早见之于唐敬宗朝（825—826）温州刺史张又新诗《青岙山》，诗云：“灵海泓澄匝翠峰，昔贤心赏已成空。今朝亭馆无遗制，积水沧浪一望中。”（《全唐诗》）地在今洞头大门岛，山名无改。天一阁藏明嘉靖《太平县志·地舆志上·山川》卷之一载，以“岙”为名者三十二处，如“田岙岭，在县西南玉环乡”。明《徐霞客游记》游雁荡山日记：“日已西，出南门三里，宿于八岙。”而今尚处海中的舟山市，有镇名马岙者，早在六千多年前即有人类活动。现建有马岙博物馆，专用来展示远古的海岛文明。

有如此长久的使用历史，有如此众多的地方以“岙”为名，可是“岙”字却不见收于民国以前刊刻的各类字书中，从《尔雅》、《说文解字》到号称收字最全计有四万七千多字的《康熙字典》，均未见有“岙”字。可见这是个俗字，主要在浙江东南沿海尤其在温州一带使用的俗字，所谓“自己认认，自己讲讲，自己懂”的土字。不见经传，不登大雅之堂，僻处海隅，自然难以入载。

这“岙”字也怪，仅作地名来使用，在今温州方言中，未见有作其他用者。温州人撰的古籍中，未见有以“岙”组成的其他词语。“岙”是个地名“专业户”。

地名，由专名和通名组成。专名表示地名的个性，通名表示地名的共性。浙江省旧有十个州，用“州”则一，以“杭、台、温”等冠其上，加以区别，以明其不同的地理位置。而以“岙”为名者却相反，重视通名“岙”字，故重名者多多。如以“东岙”、“西岙”为名的行政村（且不言自然村），温州市即各达十个之多，一县之中，重名者亦不避。如乐清市北白象镇有东岙，芙蓉镇也有东岙；瑞安市安阳镇有西岙，塘下镇也有西岙；永嘉县桥下镇有西岙，西岙乡也有西岙等。人们钟情于“岙”啊！

那么，“岙”字究竟作何解呢？

清孙雨人《永嘉闻见录》云：“永嘉各乡多以‘岙’字为地名，《康熙字典》不收。‘岙’字疑即‘隩’字之变体。”《尔雅·释丘第十》：“隩，隈，厓内为隩，厓外为隈。”即涯心岸向内弯曲处曰隩，向外曰隈。都是傍水之地。隩、岙音同，岙即水边之地，海边的土地。

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其《第十·海内南经》载：“瓯居海中。”晋郭璞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岐海中也。”永宁，东汉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今温州地始置县名。又，陆次云《绎史纪余》：“岐海环载瓯、闽。”再，《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会稽（今绍兴）所“望”见的是南海。这些记载说明：今温州陆地尚未形成，而是一片汪洋，海潮激荡，岛屿罗列。至今温州的土层结构也证明了这一点。建筑专家言：温州的高层建筑在基础夯实过程中，先穿透杂乱层，进入淤泥层，达几十米，才到达岩层，足见原是海洋。先民居住在岛屿上，水涯边，胼手胝足，辛勤开发，繁衍生息。原始文化遗存表明，瓯先民过着渔猎生活。在乐清白石杨柳滩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中，有石网坠、陶网坠，先民已能用渔网捕鱼。也有石箭簇，用以猎物。夏鼐在《浙江新石器目录序》中提及：“温州出土的新石器中，箭簇较多是一特点。”因为居住在各岛屿上，海水环载，先民很早就发明了舟楫，往来沟通。1960年，温州市郊西山出土了独特的双身独木舟（现存温州博物馆），独木舟以单根粗大的树干刳制而成，坚实无缝，双体连接，长6米至8米，宽1？8米至2米，载重达6吨以上。要不是海水环载，浪潮险恶，要这么大的船干什么？“岐海环载”造就了这些物质文明，也形成了地方特有的名称。根据生活环境特点，称部族为“岙”，水边的部族；名所居地为“岙”，海洋中的土地。这么多的岙名，当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不是说，今所有名岙者，都是自古即有，但是其中一部分“古已有之”，则是可以肯定的。温州已发现的百余处古文化遗址，大多在山坡上，不同于中原一带文化遗址是在地下，这是“岐海环载”所形成的。文化遗址中，有以岙为名的，如今苍南的北岙山，瑞安的高岙山、大岙村遗址等。

与中原相比较，古瓯地确是一个蛮荒之地。先民凭舟楫与外地沟通，逐渐有所发展。在今瑞安沿海的棋盘山、岱石山，平阳的龙头山，苍南近海的桐桥等处发现的石棚墓，均用巨石抬筑而成，或叫抬石墓。至今为止，这种石棚墓仅在瓯江南沿海地带有发现。这种墓式在南方毫无渊源可寻，却在辽东半岛和日本有相类似的石墓。有人说这种墓式来自辽东半岛，也有人说来自日本。不管怎么说，岙人已用舟楫通过漫长的海路，经历过惊涛骇浪，开始与外界、与远方沟通了。海洋限制了岙人，海洋也造就了岙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人们与外界接触的范围逐渐扩大，有了更多交流和沟通。当中原人氏问先人是哪个部族时，他们不通文字，发出“岙”的音作回答，人们用音译法记载下来，便出现了各种音译。《逸周书·王会解》里有沤深、欧人、且瓯等。《春秋左传》哀公十九年“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会盟于敖”。这些字都是据“岙”音而译成，都属“侯韵”。《广韵·侯部》记为“乌侯切”或“古侯切”。而《尚书·禹贡》则记有“岛夷卉服”，“岛夷”是中原人氏按照地理环境特点，对在海洋中小岛上生活的包括“岙”人在内的部族的冠名。一种意译，虽不乏贬意，却也道出其特点：岛，海洋中的陆地。

对于这些音译、意译，先民并未接受。当中原人创造的文字传入后，据形声字造字规律，便创造了“岙”字来表示。

自《禹贡》称“瓯”，《山海经》“瓯居海中”，《史记》东海王驺摇，俗称东瓯王，官方逐渐将各种音译统一定为“瓯”，不承认民间的“岙”字，故所有古代字书均不收“岙”字。而在民间，却一直在使用“岙”字，以岙为名的地名一直流传下来，而从没有一个村以“瓯”为名的。

地名是文化的积淀，历史的折光，贮存有若干信息。尤其在古代，多以自然环境特点来命名，显示了多姿多彩的地域特色。如北京市的“条、胡同、甸”，上海市的“浦、浜、泾”，吉林省的“井、号、泡子、围子”，浙江省北部的“塘、埭、桥、畈、坞、漾”等，每个省都有独具特色的通名，一看到这些通名，大体上可知道它的方位。而江苏省北部的“场、团、灶、总、仓”等通名，则是与当地古代盐业生产兴盛有关，是又一种地域特色。

而“岙”，正显示了“岐海环载”这一地域特色。正是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出现了“岙”人“岙”地，创造了古代的海洋文明。

综上所述，“瓯”、“岙”一体，“瓯”即“岙”，一音之转，由“岙”发展而来。与海洋息息相关：海边的部族，濒海的土地。是为“瓯”别解，然否？

郭璞“永嘉郡卜城”说质疑

现存的温州府志中均有“郭璞卜城”、“白鹿衔花”的记述。今所见最早的温州府志《明弘治卷一·城池》中说：“府城晋明帝太宁癸未始建。郭璞初谋城于江北，取土称之，江北土轻。乃过江登西北一峰（今名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故名斗城；时有白鹿衔花之瑞，又号白鹿城。”

我们在修撰《温州市志》时，为对父老乡亲负责，曾检对资料，作了一番考查，认为此项记载于史无征，不应再入载。因而，新修的《温州市志·卷一·建置》篇中，一反以往旧志之记述，只字未及郭璞与白鹿事，连“据旧志记载”云云，亦不提及。

2001年6月1日《温州日报》刊登了胡珠生《白鹿建城第一功——郭璞来瓯考略》（以下简称《白鹿》）一文，断定：“郭璞永嘉郡卜城之行，应在母死下葬地之后的323年上半年内。他是从暨阳动身经浙东、临海、乐成到永嘉的。”对如此定论，似有商榷的必要。

郭璞（276—324），字景纯，晋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星相家。自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即永嘉建郡之年至太宁二年六月，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郭璞接连遭遇两件大事，终而婴祸。《晋书·郭璞传》载：永昌闰十一月（322年12月）晋元帝死后不久，“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故城在今江苏江阴境内）”。同时，他又安葬了先逝的兄长。葬后，哀伤悲恸不已，写下一首四言诗：“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唯母与昆。”（《世说新语》）本传接着载：“未朞，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按：朞（音jī），同“期”，指一周年、一整月或一昼夜。《论语》：“朞月而已可也。”王力先生指出，在一整月这个意义上，古代常写作“朞”。对照本传，“起为记室参军”后，“时明帝即位逾年，未改号，而荧惑守房。璞时休归，帝乃遣使赍手诏问璞”，“璞乃上疏请改年肆赦”。《晋书·帝纪第六》：明帝于三月朔改元为太宁。手诏问璞，时璞已为记室参军，“休归”暨阳，则郭璞母丧约在上年十二月或元年正月。可见“未朞”为不到一整月，本传记载十分明确，两个“时”字交代得非常清楚。而《白鹿》一文，引“母丧”句后，避而不引以下文字，不及明帝于三月朔改元一事，而断言“朞”作“周年”解，从而引出结论：郭璞“母丧后将近一年为‘去职’时期”，故可于上半年内来永嘉卜城。这结论与本传前后所载事实不符。

我国古代社会，礼制极为严格。服父母之丧为丧礼中之最重大者。《尚书》中即有“服丧三年”的记载。《仪礼》和《礼记》都说“三年之丧……无易之道也”。至汉武帝，此项制度得到加强，官吏须辞官回乡，穿孝服，不婚娶，不参加活动。此制度在后世得到沿袭。《白鹿》说：在母丧期间，“郭璞可以行踪自便”，故可来永嘉。此于礼法亦不合。

何况，母丧未及一月，郭璞便被“起为记室参军”，在王敦幕下了。

王敦为何甘冒“夺情”之嫌，急匆匆地罗致郭璞在幕下呢？原来王敦领大将军衔后，自恃功高，早有篡位之心，尤其当明帝初即位，羽毛未丰时，更是蠢蠢欲动。《资治通鉴》卷九十二载：“敦既与朝廷乖离，乃羁录朝士有时望者，置己幕府。”郭璞既是“朝士有时望者”，更是明帝所器重的人物。本传载：“明帝之在东宫，璞亦以才学见重，埒于（温）峤、庾亮，论者美之。”王敦为削弱明帝力量，使郭璞不为所用，在其居丧未及一月，即“起为记室参军”，加以羁管。郭璞在王敦幕中处境困厄，“敦素疑璞助温峤、庾亮”，复有“崇姓者构璞于敦”。《温峤传》载有温峤上疏明帝道：“王敦刚愎不仁，忍行杀戮，大逆之日，羁录人士……如陆玩、羊曼、刘胤、蔡谟、郭璞之徒常与臣言，备知之矣。”被羁录人士，身不由己，郭璞脱身去建康（今南京）见明帝尚不可得，何能“行踪自便”远道来永嘉呢？

明帝太宁二年六月，王敦将举兵，命璞卜筮，璞答：“起事必祸，不久。”王敦怒而收璞斩之，年四十九。

综上所述，短短的一年半中，郭璞连遭此二大事，母丧营葬，不能来永嘉自不待言，被王敦羁录，更不能“行踪自便”，郭璞没有也不可能南来永嘉“卜城”。

再从现存的其他资料来查看，宋前未见有关“卜城”与“衔花”的记述。

以诗文言。永嘉建郡以后，士人相继南来，或为官作宦，或游历山水。王羲之、孙绰、颜延之、丘迟、王筠等，都来过永嘉，并留下了作品。迨至唐代，诗人李白、杜甫、顾况、李颀、孟浩然、张子容等，也都有有关永嘉的歌咏、题赠之作。以上诸人作品中，未见有涉及此二事者。古人作诗，常好用典，尤其是唐代兴起的近体诗，注重典雅，讲求典故的运用。关于永嘉的典故，诗作中用到的如：顾况称“东瓯”，孟浩然言“瓯闽”，张子容谓“瓯越”、“百越”，释玄宗用“水国”，也有用“康乐风流”、“红叶谢村秋”等，而未见“鹿城”、“斗城”、“郭璞卜城”等典故的。更须特别提出的是两位诗人郡守：一位是南朝宋谢灵运守郡时，遍游郡内山水，留下不少诗篇。他称永嘉为“瓯海滨”，他曾登上东山，写有《郡东山望溟海》，诗中未见有“斗口”等字样。另外一位是张又新，于唐敬宗在位（825—826）时出任温州刺史，为温州山水“题赋三十五篇”，其《华盖山》诗：“一岫坡陀凝绿草，千重虚翠透红霞。愁来始上消归思，见尽江城数百家。”提到的是“江城”，未见用上所谓“斗城”、“斗口”等典故。旧志收有张的《郭公山》诗，查《全唐诗》张又新条下，未见此诗；《全唐诗外编》收有录自永乐《乐清县志》的他作的《题常云峰》等诗，亦未见此诗。诗中云：在郭公山上，“南望群州如列宿”。在低矮的郭公山上，居然能望见南边各州有如天上星宿之排列？要说此为诗歌艺术之夸张手法，也非张又新诗歌艺术的风格，且唐时尚未有郭公山之称。此诗显非张作。

从地理志书来看，《永嘉郡记》成书离建城不到百年，已佚。宋时尚存，《太平寰宇记》曾多次引用，而未见引有“郭璞卜城”之记述。唐杜佑《通典·州郡志》，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直至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等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志》等书，皆收有永嘉或温州的条目，有的还有山川、形胜等子目，不见有郭璞与白鹿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列有华盖、积谷诸山，却不见有今之郭公山。

上述资料，说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卜城”与“衔花”系后起的传说。文字是社会现实和人们思想的载体，在现实生活中，尚没有“卜城”、“衔花”之类传说在流传时，诗文中当然无从反映。

经过五代战乱，钱元瓘修筑了子城，人们认识到城池对安居的重要性。在以刀枪弓箭为作战武器的古代，居高临下，是最有利的地理位置，跨山建城是永嘉人士的一个卓识。而永嘉立郡建城，恰与“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的郭璞同时，人们便将“卜城”与郭璞联系在一起；北斗是吉祥星，郡城内外有山，排列似北斗，谓之“斗城”；白鹿又称天鹿，祥瑞的象征。这些，都增添了城池布局的瑰丽而又神秘的色彩，反映了人们的追求与愿望。传说在郡内流传，反映这些传说的诗文便随之而出现。北宋绍圣二年（1095）杨蟠知温州，其《华盖山》一诗道：“七山如北斗，城锁几重重。斗口在何处，正当华盖峰。”又有《瑞鹿山》：“千年白鹿地，今有佛楼台。昨日到山下，衔花犹出来。”与之同时的郡人仰忻有诗道：“世传初建郡，白鹿见林丘。”南宋初，王十朋诗《驾幸温州次僧宗觉韵》：“北斗城池增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并加注：“温城七山成斗形。”稍后，楼钥作《永嘉天庆观》：“斗口横安华盖山，茂林修竹路弯环。”从北宋到南宋，歌咏着同一事，有客籍人，有本地人，可概见传说流布情况。不过，北宋时的地理书籍未见转录，可知地方志尚未收录。

最早收载此传说的志书是《永嘉谱》，该书今已佚，明时尚存。明弘治府志曾加引用：“绍熙《谱》云：‘俗传郭璞初欲于白石黄塘建县治，后以土轻不果。’”《永嘉谱》修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所记尚加有“俗传”二字，以示系根据民间流传而入载的，与此前仰忻诗中的“世传”所指世间传说相吻合，保留了它的初始面貌。过了二十四年，修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的《永宁编》作了变动，将之作为正式记录入载。《永宁编》今亦佚，成书于南宋嘉熙年间（1237—1240）祝穆的《方舆胜览》曾录载。卷九“瑞安府·形胜·城当斗口”条：“郡志：始议建城，郭璞登山相地，错立如北斗。城之外，曰松台，曰海坛，曰郭公，曰积谷，谓之斗门，而华盖直其口；瑞安门外三山，曰黄土、巽吉、仁王，则近类斗柄。因曰：‘若城于山外，当骤致富，然不免兵戈水火之虞，若城绕其巅，寇不入斗，则安逸可以长保。’于是城于山上，且凿二十八井，以象列宿。又曰：‘此去一千年气数始旺’。”经此改动，去掉“俗传”等文字，再加上更具体更细致的描述，成了似确有其事。此后，元明清三朝府志都据此，或详或略作为实事而予以录载。“郭璞卜城”、“白鹿衔花”的传说，表达了人们要求生活安定、经济繁荣的愿望，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有关温州的正式文字记载里，则不应将传说作为史实加以记述。《温州市志》不载此事，以示否定。而《白鹿》一文，以“考略”面貌出现，遽加肯定，所引资料，均为南宋及以后的，于史实不符，于礼法亦不合，故有加以辨正的必要。附带说及，由于主编未统全稿，《温州市志》个别章节，仍出现此类说法，如“方言”篇有“东晋郭璞曾在此‘为卜郡城’”，“人物”篇收“郭璞传”等，请使用者注意及之。一个待破译的密码——温州海洋文化琐谈之二

在今瑞安市沿海地区的山前山、岱石山和棋盘山等处，发现用巨石抬筑而成的墓，人称石棚墓、抬石墓，国际学术界称为支石墓。

在岱石山，有一座保存基本完好的石棚墓。墓地表四角，各立一块高约1米的条石作支柱，其上覆盖一块约长2.7米、宽2米、厚0.5米的巨石板，重有数吨。墓室内有几何硬陶片堆积层。在另一石棚墓墓室中，发现一件原始黑瓷樽，据推测其制作年代不会迟于晚商至西周早期。

这是约三千年前的一种墓葬形式。据研究认定，墓的盖石非就地取材，而是在当年的运输条件下，通过原始的“滚木法”，从采石地点搬运到墓场附近，而后把这一庞然大物架到支石上的。人们不禁要惊叹瓯先民的技术水平所达到的高度。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种石棚文化，蕴含着温州海洋文化的丰富内容。

这种墓葬形式，在温州境内发现不多，瓯先民普遍使用的是土坑墓葬形式；这种石棚文化在我国南方也无渊源可寻。它是一种“舶来品”。

在亚洲发现这种墓葬形式的，有我国的辽东半岛和温州，还有朝鲜半岛及日本。这就关系到中国古代江南和日本、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渊源问题。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三地之间，仅一水之隔，石棚文化的交流或相互影响，是常理中之事。然而远在温州，却也发现类似的石棚文化遗迹，而且与日本九州的石棚墓形近似，面对这个事实，人们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古代的瓯地与东北亚地区有海路相通。

石棚墓的发现，说明至迟在三千年前，瓯先民已能驾舟漂洋过海去“闯荡江湖”了。除了需质地牢固的舟船外，更要有相当水平的航海技术，或顺或逆着海流，利用风力，从瓯水（今楠溪江）口到那遥远的东北亚地区，而后又驾船归来。《越绝书》说，越民“水行而山居，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以此描述瓯先民的生活，可谓精当之至。

石棚墓的发现，说明在上古时期，太平洋还处在寂寞的时代，而在我国东南的瓯地，却是一个舟楫往来频繁的地方。瓯地的弄潮儿，“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瓯先民是世界上最早尝试去征服海洋的部族之一。当西北部内陆文化竞放异彩时，而在瓯地却显露出了海洋商业文化的曙光。海洋商业文化的出现，早于海洋农业文化，这当是温州海洋文化的特点之一。

目前，人们把兴趣集中在先民究竟是怎样通过海洋进行文化交流的。国外学者首先把目光投在石棚墓上，日本学者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我国学者如浙江毛昭晰教授也接连发表了《浙江支石墓的形制与朝鲜半岛支石墓的比较》、《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海上交通初探》等论著。随着时间的推移，石棚文化的密码终将会被破译出来的。万里风樯看贾船——温州海洋文化琐谈之四

南宋洪迈《夷坚志》记载了温州商人的事：“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南宋绍兴七年（1137）涉大洋经商，遭风漂泊，经五六日，停泊在一山旁。修竹满山，于是他登岸伐竹，以为篙棹之用，终得返回温州。这是最早有关温州海外经商者的记述。

所记张愿事，发生在南宋初，此时张愿已有数十年海外经商的历史，就是说北宋末张愿已操此生涯了，终而成为富商巨贾。像张愿这样的商人，在当时不是个别的，而是已有一批人了。《子不语》中载有王谦光事。王家贫不能自给，客于通洋人家，见到从洋者获利甚巨，“谦光亦累赀数十金同往。初至日本，获利数十倍。继又往，人众货多，巨风骤作，飘忽不知所之”，后得生还。此次赴日本，约有七十余人，可谓成群结伙到海外去经商。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载“永嘉蔡起莘，尝为海上市舶”而致富。1966年，在温州市良种场平整山地时，发现一座宋墓，有墓志，记载墓主为商人，涉洋南下经商，遇风，几经周折，始得返温。

这些人活跃在海外贸易线上，频繁往来于温州和邻近国家之间，通过货物交往，逐渐积累资本。如明万历《温州府志》所记述：“瓯于浙为海国……海壖土著之民，往往能握微资以自营殖，岂所谓因地之利者乎！”温州人正是善于因地之利握微资而去海外营殖。敢于冒风险，闯大洋，“获利数十倍”。这是温商的特色。北至日本、朝鲜半岛，南至东南亚地区，均有他们的足迹，形成了一个商人阶层，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和影响。“东南之利，舶商居第一。”连宋高宗也不得不承认道：“市舶之利，赖助国困。”有温商的沟通，使得外国商人也纷纷来温州经商。中外商船交往的频繁，终于使朝廷允准在温州设立市舶务，温州成了海外贸易的通商口岸。

市舶务是管理进出口船只、货物和进出人员的专门机构。温州市舶务之设，约在南宋初年。《宋会要辑稿》中记载：“（绍兴）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诏江阴军依温州例置市舶务。”具体年份虽未详，据此记载，则绍兴十五年前确已设立。而张愿事发生在绍兴七年，同在南宋高宗朝，二者当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说明了当时像张愿等一批商贾，推进了温州海外贸易的发展，温州港进出口贸易繁忙，才有市舶务之设。温州成为通商口岸后，不仅港内“万里风樯看贾船”，而且城内还特地设立了迎宾馆，以接待远方来客。郡人姜准《岐海琐谈》记：“宋温州在城曰待贤驿、来远驿，宜春门外华盖山下曰容成驿。”温州成了中外商贾集聚之地。

温州没有海洋商业文化的专著，上述诸书记载，只是海洋商业文化之一脔，但已可勾勒出温州商人的“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身姿和作用了。惠民于万代千秋——温州海洋文化琐谈之六

海洋性灾害是自然现象，不可抗拒，然而可以抵御。千百年来，温州人民为抵御海洋性灾害，建塘修堤筑埭，谱写下了海洋农业文化的辉煌篇章。《瑞安县志》载：“石紫河埭去城西半里，初建邑时即有此埭。”瑞安建县治始于三国吴大帝赤乌二年（239），时称罗阳，距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石紫河埭之建，为温州人抗风暴洪涝史的开篇。现在的南塘街，原是晋时修建的御风潮的塘，因在郡城南面，故名为南塘。唐宋两代，人口增多，修建塘埭更为频繁。蒲州埭破“风潮荡坏”，重修再圮，三修复坍，又增修，一直延续到明代，多少次的毁建，终而修成。瑞安城东石塘“在东门外，八十里达郡境”，乐清刘公塘“起自县治西迎恩门外，至馆头五十余里”，平阳万全塘“自县北至瑞安飞云渡三十五里”……直到今天屹立在东海滨的瓯海永强大堤、环绕七都岛的防潮堤塘，构成了温州的海上长城。如果说，精卫填海的传说，表达了远古时代中国人民改造自然的愿望的话，那么有明确记载的温州众多塘埭的修建，则是现实的存在，表现了世世代代温州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奋斗不已的精神。

历代抗御风暴，可说是上下同心协力，人人参与。唐贞元四年（788），温州刺史路应命民修建乐成、横阳（今乐清、平阳）堤堰，“两邑由是得上田、除水害”；唐会昌四年（844），刺史韦庸在州治西南修堤堰，人称之为会昌湖、韦公堤。宋乐清令赵敦临率民建塘，“民德之，命曰赵公塘”。地方人士亦常倾家资修塘埭。明永乐《乐清县志》载，宋时县民万规，“蠲家资率邑里买石筑堤”；杨简《永嘉平阳阴均堤》记县民林居雅“毁家以相”修成堤塘，四十余万亩农田受益。宋诗人林景熙《重修阴均陡门记》写道：报恩寺讲师融募缘“劝化，义风所激，一皆乐从终而完工”。也有老百姓为之献出生命的。温州人与风暴抗争具有奋不顾身、义无反顾的气概，他们不断改进抗争方式，不断取得成效。初用土筑，每每为风潮冲坍，始改石砌，终于找到有效的御风潮办法。平阳沙塘陡门，原来是：“为屋七间，虚其中三间，之上增置闸焉。密置厚板，柜土连络塘岸。”仍被巨风暴雨损毁，重建时“比旧制广三之一，凿石为板，锢以蜃灰”，成功地抵御了风暴的冲击。许多塘埭陡闸一直沿用至今，江南堤以石砌成已近八百年，1994年17号台风袭来亦无损坏。先民们在抗御风暴中，发挥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化害为利，惠民于万代千秋。万全塘长35里，围垦了不少田地，至今仍为温州粮仓之一。有的堤上建了驿道，成了通途。

温州先民十分珍视劳动成果，塘埭建成后，有的即以之名里名村。石埭、上塘、南塘、丽塘、仙口塘，北从乐清起，南至苍南县境，据明万历府志记载共有三百七十余处地方以塘埭为名。温州境内以岙、屿为名，是自然形态的地名，以塘、埭为名，则已是社会性的了，是海洋农业文化在地名中的体现，显示了温州先人抗御、改造和利用海洋自然的历史活动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唐诗人笔下的温州及海洋

唐诗人写永嘉或温州，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诗人未到过永嘉，他们凭借谢灵运山水诗的描写来感知永嘉。如李白的《孤屿诗·与周生》中，提到了：“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杜甫《送裴虬尉永嘉》：“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故人宜就此，绝境与谁同？隐吏逢梅福，看山忆谢公。扁舟吾已就，把钓待秋风。”正是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中的“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启发杜甫写了“天涯水气中”的孤屿，并寄托了向往之情。韩愈也写了一首《题谢公游孤屿》：“朝游孤屿南，暮嬉孤屿北。所以孤屿鸟，尽与公相识。”仅就前举谢诗的起首二句“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加以演绎而成，显得较平淡。

另一种情况是，在永嘉（温州）为官做宦过或到过永嘉的。

唐时，永嘉僻处东南海隅，经济不发达，与中原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在官僚层中，来永嘉做官就是贬谪。所以，他们之中，好多人是怀着失意的心情来描写永嘉的，以发抒心中的愤懑。

张子容是最突出的。张子容曾任乐成（今乐清）尉，他的《贬乐成尉日作》一诗写道：

窜谪边穷海，川原近恶溪。

有时闻虎啸，无夜不猿啼。

地暖花常发，岩高日易低。

故乡可忆处，遥指斗牛西。

又有《永嘉作》道：

拙官从江左，投荒更海边。

山将孤屿近，水共恶溪连。

地湿梅多雨，潭蒸竹起烟。

未应悲晚发，炎瘴苦华年。

曾几何时，“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都不见了，代之以“穷海”、“恶溪”、“虎啸”、“猿啼”、“地湿”、“炎瘴”，这是“窜谪”、“投荒”所致。

张子容的好友孟浩然来看望他。孟浩然是一位不甘隐沦却又仕途失意而以隐沦终老的诗人，他在《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中写道：

逆旅相逢处，江村日暮时。

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

室宇邻鲛室，人烟接岛夷。

乡国万余里，失路一相悲。

失路相悲，两人有共同的语言。他眼中所见的是“室宇邻鲛室，人烟接岛夷”的荒僻之处。毕竟孟浩然诗才比张高，“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成了传诵的名句。后人将孤屿上的一建筑改称孟楼来纪念他。

另一位诗人张又新，字孔昭，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中进士，曾任温州太守。《方舆胜览》载其“为守，自《孤屿》以下赋三十五篇”，不可谓不多。《全唐诗》中收张诗仅十七首，其中咏温州山水的十二首，散佚甚多。张又新步着谢灵运的足迹游览了温州山水并题诗。他的《帆游山》与谢的《游赤石进帆海》是同一地点。诗云：

涨海尝从此地游，千帆飞过碧山头。

君看深谷为陵后，翻覆人间未肯休。

谢在诗末发感慨，张在诗末也感叹，“翻覆人间未肯休”，特标“人间”，不也正透露了他自己心中的“未肯休”？

话说回来，毕竟张又新足迹范围比谢灵运扩大了好多，他到过时属温州管辖的东面海岛，留下了诗篇。《中界山》写道：

瑟瑟峰头玉水流，晋时遗迹更堪愁。

愁人到此劳长望，何处烟波是祖州。

万顷碧波，一峰耸立，峰头碧水长流，原是难得的美景，第二句笔墨一转，“更堪愁”。所谓“晋时遗迹”，他在诗的小序中作了说明：“木榴屿，玉流山也，居海中去郡城三百里，东晋居人数百家，为孙恩所破，至今湖田尚存。”诗的最后，还是摆脱不了守温的失意感：“愁人到此劳长望，何处烟波是祖州。”

另一首是《青岙山》：

灵海泓澄匝翠峰，昔贤心赏已成空。

今朝亭馆无遗制，积水沧浪一望中。

大海浩瀚，围绕青翠的山峰，奇美的景色还是“已成空”。

尽管如此，两首诗所描绘的东海的浩渺，岛屿的奇妙，则是前人所未涉及的。是张又新，开辟了温州海洋诗题材的新领域，这是十分难得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珍贵的资料：海岛上曾一度人口繁盛，居地繁荣。

用诗歌给温州留下珍贵资料的，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顾况。

顾况（约725—约814），唐代宗大历年间，曾任温州江南盐铁使署属官，比张又新早来温州。他的诗着重内容，不尚文辞藻丽，不避俚俗，时用口语入诗。在《全唐诗》顾况名下，明确标明咏温州的只有一首《永嘉》：

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

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

顾况摆脱了此前诗人写永嘉的郁闷之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画面。在“风日江边好”中，在水气迷蒙的岛上，传来阵阵温州民歌声，人们正在以此种方式酬谢神灵。

顾况的这首诗，使我们了解到永嘉自古以来是歌舞之乡，“传旧俗”，“民尚歌舞”。就在这样丰厚的土地上，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戏曲：温州戏文。这是渊源有自。温州成了中国戏曲发祥地，在中国文艺史上，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全唐文》中，收有他写的有关温州的三篇短文：《仙游记》、《释祀篇》和《祭裴尚书文》。民国《平阳县志·卷五十九》收载了《仙游记》一文，所记之地可能是今泰顺县仙稔乡仙居村。“逢见祭水”，内有“好田泉竹果菜，连栋架险，三百余家”，是真实的“桃花源”。

还有一位诗人陈陶，或说是岭南人，他从福建来看望时任温州刺史的友人韩襄。

他先来到今苍南蒲门，住了一宿，次日看海上日出。《蒲门戍观海作》：

廓落溟涨晓，蒲门郁苍苍。

登楼礼东君，旭日生扶桑。(1)

毫厘见蓬瀛，含吐金银光。

草木露未晞，蜃楼气若藏。

欲游蟠桃国，虑涉魑魅乡。

徐市惑秦朝，何人在岩廊。

惜哉千童子，葬骨于渺茫。

恭闻槎客言，东池接天潢。

即此聘牛女，日祈长寿方。(2)

灵津水清浅，余亦慕修航。

这首诗有别于前此抒写温州海洋的诗作。诗的前部分写所见：旭日东升，廓落的洋面，霞光万道，海潮汹涌，色彩变幻，似吞复吐。接着，诗人驰骋想象，联想到秦时的徐市（即徐福）为始皇求长生不老药，带领童男童女渡东瀛。又想到天上星宿的神话。笔墨纵横，有现实，有历史，有描写，有感喟。这是温州海洋诗中篇幅较长的一首。

这首诗也提供了一个历史事实，苍南蒲门自古还是一个军事要地，至少在唐时就有驻军戍守，多难得的一则史料。

陈陶还有一首《旅次铜山途中先寄温州韩使君》：

乱山沧海曲，中有横阳道。

束马过铜梁，苕华坐堪老。

鸠鸣高岩裂，熊斗深树倒。

绝壑无坤维，重林失苍昊。

跻攀寡俦侣，扶接念舆皂。

俯仰栗嵌空，无因掇灵草。(3)

梯穷闻戍鼓，魂续赖丘祷。

敞豁天地归，萦纡村落好。

悠悠思蒋径，扰扰愧商皓。

驰想永嘉侯，应伤此怀抱。

作者自闽入浙，写了从铜山即今福鼎至横阳即今苍南、平阳一段路程的艰险跋涉。路沿着海岸延伸，狭隘陡峭，重岩叠嶂，绝壑难测，林莽蔽日，鸠鸣熊斗，跟李白梦中的天姥山“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不相上下，而陈陶所写却是亲身的经历。他是靠“跻攀”，靠“扶接”，可说是一步一步地挨过来的。

这首诗展现了温州山川的另一个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则不常见的资料：人们用双脚开辟出了一条艰险古道，至迟在唐时即已有了。

此外，还有其他诗人描绘了温州的山川风土。路应有《仙岩四瀑布即事》、《游南雁荡》，李皋有《游南雁诗》，诗僧贯休写有咏北雁荡山的诗作，等等，把更多的温州山水，展现在国人面前。

更难得的是出现了本土诗人，朱著、薛正明都留有《游南雁荡》诗篇。

毕竟历史前进了几百年，谢灵运一人开创了描绘温州山水包括海洋的诗篇，而至唐代，有更多诗人来绘写温州山水及海洋。就范围言，比过去的广阔得多；就内容言，比过去的丰富得多；就艺术性言，更显出多姿多彩的特色。

温州在期待着本土诗人诗作的大量出现。

(1) 含：一作“吞”。

(2) 清：一作“深”。

(3) 梯：一作“睇”。瓯歌试论

瓯歌，指的是流行于温州一带、以瓯语演唱为主的、富于浙南地区的生活色彩、反映浙南人文风貌和浙南人民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歌谣。

瓯、东瓯、永嘉，都是温州的古称。自古以来，瓯地群众就好歌善歌。明嘉靖《温州府志》写道：“尚歌舞。”唐代诗人顾况有一首《永嘉社日赛神》诗：

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

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

诗写得很朴素。东瓯人众把酬神与歌唱结合在一起，这成了一种习俗传下来，江边水滨，烟霭迷蒙中，传出阵阵歌声。夷歌，即指民歌。要是说，这首诗还只是关于酬神歌的描述，限于酬神这一习俗，那么，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民歌越来越发达，而且独立于酬神活动之外，人们用歌声来娱乐自己了。南宋时，永嘉著名学者叶适（1150—1223）在他的诗歌《橘枝词》中说道：“不唱杨枝唱橘枝”、“吹箫打鼓趁年华”，民间的村坊小曲已是相当活跃而且富有特色的了。他的另一首《水心即事》诗之五中曾写道：“听唱三更罗里论，白旁单桨水心村。”“罗里”是温州歌谣中的和声，诗人在夜半，在他的居住地水心村，还能听到有和声的民歌。既然是和声，势必是一人唱众人和，反映了当时民歌的盛行。稍后的“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玑在他的诗歌《壬戌二月》中，还写到瓯歌的另一种形式：“山城二月夜如何？行处时时听踏歌。”踏歌，边走边唱也。说是“行处时时听踏歌”，足见此种形式的普遍。至明代，歌唱之风愈盛。郡人姜准在《岐海琐谈》里记载了当时温州元宵节的盛况，并说：“儿童结伙踏歌，一唱百应。”“一唱百应”说明伙众之多，声宏传广，民间歌谣赢得了人们的酷爱，所以在元宵节用以表达自己的欢愉心情。至清代则更盛，有清一代不同时期的诗人都提到过踏歌，如项霁的《上元灯词》：“繁弦未断踏歌起，总是人间丰乐声。”

可惜，这些流行在人们口头的歌谣，都未能用文字记录下来，结之成集。经过历史风雨的剥蚀，瓯歌已差不多湮没殆尽了。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瓯歌，是元末明初戏曲家高则诚引用到他写的南戏《琵琶记》里的两首。一首是老姥姥念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不去嫁人待何时？下了头髻做新妇，枕头上放出大擂槌。”另一首是惜春念的：“青春年少莫蹉跎，床公尚自讨床婆。红罗帐里做夫妇，枕头上安着两个大西瓜。”在温州方言里，“稀”、“时”与“槌”，“跎”、“婆”与“瓜”都同韵，故可相谐。还有成化本《白兔记》里的《撒帐歌》。在《岐海琐谭集》里记录了两首。一是东瓯老百姓嘲讽陆太守的“温州太守陆秋峰，扫尽温州五邑空。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寥寥二十八个字，刻画出了墨吏的贪婪，讽刺之意不可谓不深刻、辛辣。二是明初“吾瓯童谣有云：燕燕燕，飞过殿，殿门关，飞过山。盖其时成祖初封燕王，故云燕燕燕；飞过殿者，自北平起兵以靖内难也。飞过山者，兵越山东而向金陵乎？其语甚多，不能备记”。这首明初的童谣一直流传到今天，即集中儿歌类内的《燕儿》。这些零星记录，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今天的瓯歌，是继承昨天的瓯歌而来的。瓯歌在她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传统，当然也被今天的瓯歌继承了下来，显示了她独特的色彩。

论瓯歌的特色，首先就在于这个“瓯”字：瓯语、瓯地、瓯风、瓯俗。正是这些，形成了她与其他地区歌谣的不同面貌。

先说瓯语。瓯语虽亦是吴语的分支之一，但与吴语又有明显的不同。在词汇、语法特别是语音上，有其自身独有的风采韵味。

瓯语语音节奏快，色彩浓烈。瓯民是瓯语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因而形成瓯歌也讲究重音节的错落和色彩浓烈的特色。比如《对鸟》这首歌，共四章，二问二答反复咏唱式。首章问：

吤呣飞过青又青？

吤呣飞过打铜铃？

吤呣飞过红夹绿？

吤呣飞过抹把胭脂搽嘴唇？

每句四个音步，试依瓯语分析如下：

平平（轻声）/平仄/平/仄平

平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平仄/平/仄仄

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各音步以二言为主，间以一言、三言、四言，错错落落，而音步之间，平仄相间，就全章言，又都是四音步，保持了统一性，形成和谐悦耳的音韵美。“吤呣”即普通话中的“什么”，“吤呣”瓯音为“平平”，第二字是轻声，瓯语中，与其同义的“阿尼”、“吤西”均如此，而“什么”是“仄仄”。此歌一起首发问，即以其高亮挺拔的声响叩击人们的心弦，正是“吤呣”二字方能担当此任，改用“什么”就收不到这种效果了。第一、第二句押平声韵，延长数拍，第三句末“绿”字，仄声，甚为短促，随即过渡到第四句，仍是四音步，而有十三个字，节奏快速，繁弦急管之后，“唇”字又作了更大的停顿，造成了音节上的浓烈色彩。第二章的答歌，“青翠”、“白鸽”、“雉鸡”、“长尾巴丁”等词，也是平仄相间，乐音感强，大体上与问句相对应。至最后一章，演唱者把末一“唇”字唱得摇摇曳曳，渐歌渐轻，仿佛群鸟渐飞渐远……给人以轻灵迷蒙的感受。听众虽未必懂瓯语，但这瓯语乐章所显示的音韵美，却能感受得到。怪不得这首民歌，从温州唱到当年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唱到莫斯科，获得了1954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一等奖。

瓯歌也是温州的风情画。温州属东南丘陵地区，沿海又多冲积平原，境内丘陵起伏，河网纵横。农、林、牧、副、渔，山、河、溪，湖、海，百业百工，众彩纷呈，而在瓯歌中，都得到了应有的反映，使得瓯歌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就控诉苦难的生活遭遇而言，有《长工叹》、《渔民叹》、《开岩号子》，也有《船工歌》、《挑矾路歌》，构成了百业凋零、百工惨苦的生活图景。如《船工歌》：“赚工，吃工，空，空！”赚一天工钱，吃完工钱，空啊空！利用“空”字的多音多义，以复沓的手法反复咏唱。“空”是象声词，模拟修船铁锤敲击时发出的“空、空”的响声，收到协调动作的效果，又谐为“亏空”的“空”，倾诉了修船工内心的痛苦。《挑矾路歌》恐怕是全国歌谣中反映此种生活的独一无二的作品。歌以沿路地名为线索，一村一岭，漫长险峻，展示了挑矾工的艰苦与酸辛。“拄脚放下响叮当，日夜赶路实心伤。矾担起落纷纷闹，为谁辛苦为谁忙？”这发问，不是很能引起人们的思索吗？在情歌中，内容和风格也多姿多彩。既有表达爱慕、试探、相约、追求等情感的歌谣，也有送别、思念、决绝的哀怨歌。同是相恋歌，《妹是有意哥有心》：“妹是有意哥有心，隔山种竹连成林。竹鞭条条泥下过，竹尾攀来结成亲”，活泼清新，是东南丘陵地区的风情画；而《只爱哥哥一颗心》：“叫声哥哥你放心，小妹眼睛亮晶晶。金银珠宝都不爱，只爱哥哥一颗心”，率直爽朗，风格迥然不同。儿歌童谣则更是琳琅满目，充满了童真、童情、童趣。比如《洗沙淘沙》：“洗沙淘沙，半升米，半升汤；煮米饭，硬邦邦，煮碗粥，薄朗汤。”这是和婴儿戏耍时唱的歌。大人用两手挽住怀中婴儿的两手，前后俯仰，以状洗沙淘沙的动作，逗耍作乐。一听到这歌声，人们就像回到了童年的家园，感受到童年的温馨。这些歌谣，多层次多侧面地画出了瓯地的风貌，洋溢着浓郁的浙南乡土气息，展示了瓯民的生活，揭示了他们的心理状态。

瓯歌是温州人民的集体创作，是温州人民情感的凝聚结晶，体现了温州人民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与深切感受，展现了在特定历史年代曾经出现过的温州特定的社会生活图景。沿着历史轨迹，怀着崇敬的心情，温州人民歌唱了在浙南大地上反击过倭寇、战功显赫的《将军姓戚名继光》，赞颂了震撼清王朝在温州的统治宝座的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振汉反到乐清县》、《金钱起义歌》。瓯歌中有许多关于红军的歌谣。这是因为温州是一个革命老根据地，人们的命运跟革命斗争息息相关，歌颂革命，歌颂红军，成了数百万人民的心声。早在1930年，红十三军就崛起于括苍山麓，转战于瓯江南北，开创了浙南武装革命斗争的先声。人们用常见的十二月调形式，又为了贴切红十三军，创作了《红军十三月歌》，从红十三军的兴起、战斗、胜利，直到失败，完整地反映了这过程。“十三个月加外唱，瓯江潮水日日涨。乌黑暗夜盼天亮，失散儿郎望亲娘”，表现了浙南人民深厚绵长的情思。而《合抱枫》一曲，以层峦叠嶂作背景，丹枫如火为衬托，刻画了革命领导人刘英的高大形象，表达了斗争必胜的信念，读来高亢有力，掷地作金石声。

瓯歌是瓯地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是温州人民生活的忠实记录，是温州人民心声的自然流露，是温州风情的真切描绘。还由于温州僻处东南海隅，四周有括苍、仙霞诸山脉围绕，古代交通不便，易于保持此一地区民歌所固有的特色。这，就是瓯歌具有浓郁的浙南乡土气息的原因吧。

其次，在表现手法上，瓯歌以直抒胸臆为其所长。比、兴是民歌的传统手法，是各地民歌所经常运用的，有的地区民歌往往是一句比兴一句描述，用得更为频繁。瓯歌中不乏运用比兴手法的佳作，但相当数量的瓯歌却采用直抒方法，把要抒之情，要发之感，直接地道了出来，而且写得非常好，运用了各种相应的艺术手法，调动了相关的艺术手段，创造出了新的境界，给人以新的启示。

有的歌谣作者抓住典型事物，以此来反映生活、抒发感情。如《民国天下十九年》这一首，说到民国十九年的饥荒岁，人民生活的悲惨，写了一个典型事件：北港阿丑娶一个妻子，“只要三斤六两番薯丝”。番薯丝即地瓜干，系一种粗粮，却是论斤两来计算价值，一个人只值得三斤六两番薯丝，可见当时人的生命价值的低贱，人们生活苦难的深重，所表达的感情是沉重的。又如《苦情歌》，分别用了“一升米”、“一条裤子”、“一领棕蓑”三件典型事物，就刻画出人们吃、穿、睡的困境。“寒冬腊月没被盖，身上只盖破棕蓑。娘拉过去郎拉来，棕蓑只够盖脚尾”，表现出人们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有的歌谣采用了对比的手法，让事实通过对比来说话。《天光摸门，黄昏摸壁》就是对比法运用得甚为成功的一首。通过地主对长工的取与予的鲜明对比，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刻毒和刻薄。歌谣起句即提出鼓动性的召唤：不管怎样，“不要帮方家做息（干活）”。为什么呢？从予与取两方面展开对比。第三句写道：“烟断筒，酒断滴”；第四句则是取“天光摸门，黄昏摸壁”，来描绘地主是如何拼命榨取长工的血汗。摸黑下田，摸黑收工，劳动时间之长当可想见。而这两个“摸”字，入木三分地画出了地主的刻薄相，连灯也不给点，叫长工们摸黑进进出出。第五句句内作比，予“两碗薄粥”，却嫌“你会吃”；第六句也是句内作比，“担两百斤谷米”，还嫌“你没力（气）”。而第五、第六两句，又是予与取的对比。层层对比，把地主剥削长工的残酷手段揭露无遗。

民歌的作者，常常是从事此一行业的劳动者，对行业熟悉，对此行业的生活有深切的体味，往往能抓住行业的特点，加以反复咏唱，来抒情表意。如《撑船歌》，撑船在溪上行，要用竹篙点岸、点岩石、点溪底，使船前进，温州方言叫“戳”。撑船工对“戳”的滋味有深刻的体验，紧紧抓住这个“戳”字，唱出了撑船生活的辛酸。“戳趟上，戳趟落，年头戳到年儿尾哪，家里还没有一粒米落镬哪！”时间是如此之长，行程累计是如此之多，工作是如此艰辛，然而结果呢？“没有一粒米落镬”，这控诉是何等有力！第二节就“戳”的范围之广展开抒发：“东西南北都戳遍哪，戳勿到一条破棉被哪！”第三节专写“戳”这一动作，竹篙“戳戳天”，点向映在溪底的青天；“戳戳地”，无数遍地“戳”，还是“戳”不到一点东西。一个“戳”字，里面有多少汗水，多少眼泪，多少鲜血！这是从劳动者肺腑中发出的声音。

有的歌谣则通过一个细节的描画，完满地表达了情意。像《小妹叫哥来佚佗》这一首，写意中人行船避风泊在村外，她很想去叫他来一会，却是“脚步想行脸发烧”，一个细节，准确地刻画了少女矛盾的心态和羞怯的心理。又如《我寻阿哥河埠头》，写少女找意中人，恋意中人，爱意中人，“阿哥河埠头洗身体，水淋胸头光溜溜。妹讲帮哥洗衣裳，眼珠落到河里头”，也是一个细节，含蓄地传达了少女微妙的心态。

还有一个手法则是寓讽于庄，似庄实谐，似此实彼。集子中有一首《懒汉歌》：“天光露水白洋洋，宁可日昼晒太阳；日昼太阳上晒落，宁可黄昏夹暗摸；黄昏蚊虫叫哼哼，宁可明朝天光起五更。”歌谣作者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高难的障碍：采用第一人称，让懒汉自我画像。可是没有一个懒汉肯揭自己的短和丑，让人家嘲笑的。于是作者巧妙地让懒汉以勤劳者的面目出现。说自己很想去劳动，早上、中午、傍晚都想下田劳作，只是客观环境太差了，没法去，只得等待。口头上的要劳动，与实际上的不劳动，心安理得地寻找各种理由解释，画出了懒汉的嘴脸，更深一层地揭示了懒汉的心理状态：越是笨拙地解释，越是显出他的懒惰；越是为自己辩解，越是显出他内心害怕舆论的力量。越是严肃，越显荒唐。决定了再决定，否定了又否定，欲盖弥彰，欲巧反拙，憨态可掬。多高明的画师！

为什么瓯歌中有这么多直抒胸臆的歌谣？为什么瓯人好用直抒的手法呢？

瓯歌是民歌。民歌的一个优点是唱真情，道真话，不伪饰，不做作，是群体心声的自然流露。前人对此概括为：“我口唱我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明人李开先明确指出：“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这样说，并不是说歌谣中以不用比兴手法为最好，或者是用了比兴手法的歌谣比直抒式的差。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只是强调说明某些歌谣是较宜于用直抒胸臆手法的。瓯歌中的好多歌谣即属于此种情况。瓯歌的作者遇到不平事，唱它几句，道出心中的不满；生活痛苦，唱它几句，加以控诉；小孩子玩耍，做游戏，唱它几句，增加情趣。所以，瓯歌中的劳动歌、生活歌、时政歌、儿歌多直抒胸臆之作，正证明这个道理。而爱情歌中则显得很少，毕竟情爱的表达，曲折与含蓄，会更耐人寻味。

瓯歌多直抒，与瓯地历史文化传统也有关。温州历来巫风甚盛，崇尚祭鬼祀神，祭祀鬼神时，常伴之以歌谣。这次普查，收集到的大量的仪式歌，大都与鬼神有关，融儒、释、道于一体，寓八方鬼神于一篇，混杂繁多，却有一个中心：祈求诸多神佛庇佑。甚至于连娱乐用的马灯歌等，也给罩上了神佛的金光。这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也是温州民间封建迷信习俗特多的一个历史因素，这是糟粕。对鬼神诵唱歌谣，或祈求，或许愿，往往是直言以求，不必借助于比或兴。影响所及，瓯地歌谣也就多采用此种方式了。

再者，与温州近海这一地理因素可能亦有一定关系。温州濒临东海，海岸线较长，遍及十一个县、区中的九个。大海辽阔、坦荡、粗犷的性格，对温州人，特别是渔民，也有一定的影响。出现在瓯歌中，描绘旖旎风光的较少，曲致委婉的亦不太多，直抒胸臆，坦坦荡荡，成了最常用的方式。当然，这不是决定因素，却是一个有影响的因素。

瓯歌的第三个特点，是歌谣中有好多撞歌，这是歌谣形式的一种创造。名之曰撞歌，就是说用歌唱来相撞，来角胜，含有争奇斗胜的味儿。有的地方叫对歌、盘歌。撞歌由来已久，至迟，在宋代已很盛行，明代的《岐海琐谭集》说得十分明确：儿童结伴边走边唱，“遇到伙歌者，与之较胜，谓之撞歌。”歌手相遇，摆开阵势，“撞”起歌来，那声势是相当大的。传统绵绵，相沿至今，田间地头，还可不时听到撞歌之声。

撞歌在歌唱形式上富有特色。

一是双方对垒，阵线分明。既然叫撞歌，势必有两方，且人数相当多。或者暑天在溪河中戏水，临时凑成两方，在榕树树荫下，隔岸对唱；或者牧牛时，分别在两山上，隔沟相对；或者夏夜纳凉，在庭院里分作两阵，短兵相接；或者冬夜，聚在火塘边，针锋相对。总之，随时随地一触即发，撞起歌来。往往是由一方用歌唱先挑起“战斗”，开初还算是相当客气：“布谷布，布谷布嗦来，布谷旁边人生多罗罗来，布谷今日是单独哎，也有弟兄朋友罗罗来接个歌哪呵喳！”邀请式的。对方若不立即作答，便进一步摆开了：“这边山，那边山，这边厮儿哎嘿唱莲花。莲花唱起声透天哪哎，吓得旁山哎嘿厮儿岩坛哪呵喳！”对方接答后，唇枪舌剑，一来一往。有时对方不限于答歌，反唇相问，要这方接答。一唱百应，声震山谷，十分热闹。

二是撞歌多七言句，但往往不限于七言，散言也用得相当多，迭相结合运用，灵活多变。这是有原因的。撞歌时，对方出什么歌，事先不知道，要随歌应对。为了适应内容的需要，便须不断改换句式，或七言，或九言，甚至十一或十二言，视情况而定。且撞歌时，对方往往抓住一事物反复作歌连续盘问，逐层推进，跟着内容的进展，句子的字数就会逐渐加多。如《吤呣飞过》，初为七言，后追问：“青翠（鸟名）为吤呣事干飞过青又青”，就多了五言了。发歌者加快节奏，咄咄逼人，答歌者加快应接，沉着机敏。

还有，撞歌一般都有和声。参加撞歌的人当然越多越好，可壮大声势，场面热烈。但也有缺点：不容易统一答唱。这就势必采取“一唱众和”的方式。和声，有声无义，最常见的是“罗罗来”、“呵喳”、“里山喳”，“沙沙来”等词句。这种和声法，宋时就已经相当发达，现传唱非常普遍的《叮叮当》里“罗来（里）”的和声，当是宋元遗响。群儿在山谷间齐声应和，和声回荡于谷间，气势之雄，概可想见。

撞歌既然是争奇斗胜，参加者尤其是领唱人，必须是对各种歌谣的唱法均非常熟悉，对方出什么歌，我即答什么调，依调出歌，方能应付自如。正如撞歌中所唱的：“欺侮欺来欺侮欺，你欺侮你叔没童诗。我裤头抖抖（落）有一篮儿，我裤尾抖抖整簸箕。”倘若不十分熟悉，出歌为己方所未掌握者，势必语塞，应接不上，被对方所哄闹取笑。对方也须如此，方能别出心裁。同时，领唱者的知识范围和生活经验也须非常广博和丰富。诸凡天文地理、草木虫鱼、农林牧渔、人事劳作，乃至历史传说、灵怪神佛，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撞歌中。出唱者掌握得越多，便可以出奇制胜，难倒对方。接唱者掌握得越多，也便可以随歌应答，而且还可以抓住时机，提出新的内容，采用新的形式，要求对方答唱，化接唱为出唱，对方若答不上来，就只得认输，于嘘笑声中散场。这样，又推动了撞歌形式的不断翻新，不断创造，出现了新的形式。撞歌的领唱者还必须具有灵活应变的能力，能机智地回答对方的刁难。对方常常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内容，要求另一方接唱，时间又非常紧迫，非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实难对付。像一首歌中：“一听山歌你会愁，问你水牛身上多少毛？大锅煮饭多少水？大缸做酒多少糟？”应答者将这问题轻轻地解决了：“要对山歌我勿愁，水牛身上论肉勿论毛，大锅煮饭论米勿论水，大缸做酒论曲勿论糟。”有的答唱者甚至按照所问内容提出问题难倒对方。比如问：“门前山岗多少斤？”答唱者即说：“山岗你抬我会称”，迫得出唱者无话可回。

瓯歌还有其他方面的特色，而瓯地色彩、直抒方式、撞歌对答三个方面则是构成瓯歌特色的主旋律。

瓯歌源远流长。它虽古老，但至今仍是一束开不败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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