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水曰白：征文作品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段遥亭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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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曰白：征文作品集试读：

“有水曰白”文化征文启事

大家好！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弹指间我们已是人到中年了。回望昨天，流年似水。我们的校园生活、青春时代仿佛就在昨天。然而，我们的儿女们已经长大成人，雏鹰展翅，时光的年轮把我们推到了人生的中秋季节。秋天是一个成熟、收获的季节，也是一个盘点亲情、友情和幸福的季节。中年意味着成熟与饱满，意味着我们走在中流砥柱的人生阶段。已经、正在完成养儿育女责任的我们，可否为自己的人生把一下脉搏，回顾、展望一下自己走过千山万水的人生历程。

李商隐曾经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高适抚须感叹曰：“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一首老歌里唱道：“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长大以后，我们一个个离乡远去千万里，故园依依情更深。那个曾经养育了我们的小山村只能留在远去的记忆里。

在此年末岁首之际，由渭北白水县三十多位乡友、学友倡议，由白水县文体广电局主办、渭南市黄河文学艺术研究院承办以 “有水曰白——人到中秋来相会”为主题的文化征文活动。本次征文活动本着美善、和谐、合作、共赢的指导思想，旨在弘扬白水文化，传播人间真情，对我们走过的人生旅途和青春理想进行一次梳理、回溯与检阅；实现凝聚乡情、团结友爱的良好意愿；希望能够给大家奉献一份文化盛宴，留下一段可以回味的纸上风景，安放我们漂泊的心绪和灵魂。

我们认为，文字可以击败时间，定格瞬间；文字可以雕刻时光，拯救心灵。我们相信，一个用文字凝聚起来的人生里程碑不亚于一次喝酒言欢的短暂聚会；我们盼望，你我积极参与，共建精神家园。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拿起你手中的笔墨，展示个性风采，云集群英聚会。

多年以前，渭北小镇校园里曾经传唱的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首老歌依然魂牵梦绕。

这是一次青春迟暮的重逢，也是一次多年友情的回归。人生是一个残缺而孤独的苍凉之旅，假如一段文字的叙说可以构建一个宁静温暖的港湾，这次以文会友的联谊活动也算是一回不虚此行的努力了。

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几位著名作家、诗人担任本次活动的文化顾问和名誉主编，并由白水县文化局的主要领导、高等院校的教研人员、白水乡友、学友代表组成编委会成员，为我们以文会友的征文活动锦上添花。《有水曰白》编委会

顾　　问：赵　熙　高建群　鹏　鸣　李康美　吴金谋

主　　任：井智军

副 主 任：王俊荣　马建昌　韩　军

编委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昌　井智军　王俊荣　古　楼　石春娣　同小莹　赵国枫

赵国栋　段遥亭　皇甫战民　高岗仓　韩　军　愚　人

名誉主编：郭俊民

主　　编：段遥亭

副 主 编：古　楼　愚　人

主办单位：白水县文体广电局

承办单位：渭南市黄河文学艺术研究院

协办单位：陕西白水仓颉文化研究会　陕西雁门山文化传播公司

媒体支持：渭南日报社　渭南新闻网　 《华山文学》杂志社　 《西岳》杂志社　白水电视台　 《仓颉文化》杂志社　白水天岸马文化传媒 （微白水）工作室

征稿对象：

凡渭北白水籍以及与白水有情有缘的各行各业的乡友、学友、文友、战友皆为征稿对象。不受职业、生活区域的限制，均可参与。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好男好女均可参加，80后的小兄妹也可倾情加盟。

征稿内容：

1.诗词、散文均可，诗词限一至三首，新诗一至二首，六十行内，原则上文稿限三千字内。发表与否不限，要求电子邮件投稿。

2.每人限寄一类中的一件最佳作品。来稿注明真实姓名、准确地址、电子邮箱、邮编、电话、性别、年龄。

3.稿件要求思想健康、积极向上、真情实感、敢于创新、文责自负。提倡作品风格多元化，回首往事、人在他乡、青春岁月、精美游记、追忆亲友、儿女情长、军旅生涯、商界风云皆可。文章要有一定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切忌书写平铺直叙式的个人简历。

征稿时间：

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截稿。稿件不退，请自留底稿。选出优秀稿件之后结集出版。众人拾柴火焰高，本次征文活动重在参与。

散文天地

父亲的遗产

父亲的去世很突然。但他似乎对自己早有预感。出事前的几年，他便叫来我舅，在舅舅的主持下，提锅分灶，为我们兄弟几个分了家。父母亲和当时还未成年的三个妹妹一起过。

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三妹考上了西南农业学校。母亲是地道的农家妇女，当时又是快六十岁的老人了，身后还赘着正在上中学的四妹、五妹，根本无力供给三妹上学。于是，经过我舅协商，由我和我哥轮着供三妹上学。考虑到刚入学时各方面的花费肯定要多一些，也考虑到大哥当时还是民办教师，还要养自己的一家四口，我便主动提出由我先管第一学期，由大哥管第二学期。虽然我当时只有五十多元的月工资，可我毕竟生活在城里，条件要比大哥好一些。

三妹上了中专，就等于未来有了正式工作，一张小脸儿乐得像盛开的鲜花似的。全家人都为她高兴，唯独四妹躲在一边不言不传。她当时没有考上高中，而且长得单薄瘦小，在农村干体力活根本吃不消。再说，就她自身的条件而言，要在农村找一个各方面都稍显优越的婆家，还真成问题！更重要的一点，还是我觉得我这辈子亏欠父亲的太多。他为了养活我们兄妹八个日夜操劳，没享上一天清福就……我当时刚调到一个新单位，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说实话没顾上过多地想父母的事。没有想到父亲会那么福薄命浅，那么早就离我们而去！以至于以后的十多年，每每提及父亲，自己便不由得伤心落泪，悔之晚矣。

这种心绪使然，当然我要不遗余力地去管家里的事。父亲去世的那年，我已过了而立之年。

那年秋天，我跪在坟前，对着父亲的灵魂泪如雨下，立下誓言一定要孝敬母亲，管好三个尚未成年的妹妹，绝不能让年迈的母亲为三个妹子的事操心受累，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父亲的灵魂得不到安息。

我思量再三，觉得还是让四妹学个手艺好。

于是，我对还没有找到正式单位靠干个体打字为业的妻子说：“你一个人既管孩子又打字，忙不过来，也太辛苦。还是把四妹接来，让她边帮你管孩子边学学打字吧。”

也许是我和妻子想到一起去了，妻子没犹豫就同意了。那一刻，我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

三妹上的是两年制中专，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又归我来管。三妹上学去时，我和妻子商量好，给她一百五十元。那时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交生活费，学费生活费都由学校管。自己拿钱除了买衣服，主要是零花。

按说如果不买衣服 （我知道三妹该带的衣服都带去了，不用买），一百五十元的确不少了，可当我把三妹送到火车站时，心里还是不踏实，瞒着妻子又给了三妹五十。我觉得三妹已老大不小了，我们的家境负担她一清二楚，我相信她是绝不会乱花一分钱的。

可令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开学刚两个月，三妹便来了信，说她身上只剩二十元了。我看信后很生气，很想不通。我觉得三妹也太不懂事了！别人能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她怎么就不能为别人想想呢？因为我要负担的不仅仅是她一个人呀！其实在这之前，我对三妹就有点儿看法，而且曾很不客气地说过她。上学期末放假回来，她一个学生娃，竟给家里人，包括一些亲戚、同学都买了礼品，尽管没花多少钱，可我看了还是很恼火。我觉得，作为一个靠别人养活的学生，大可不必那么大方。

又过了不到十天，三妹又来信了，说她已经借了同学二十元了。我看后更加生气，便写信质问三妹，都将钱干啥花了。三妹回信给我报账，给我印象最深而且最不能原谅的就是她竟花三十多块钱买了一双牛皮鞋。买牛皮鞋？好家伙，我虽然工作多年，还不曾享受过那么奢侈的待遇呢！简直是太奢侈了！

三妹的所作所为真的令我很伤感，也很失望。于是我趁妻子不在家，在母亲面前诉说了对三妹的看法。可我万万没想到，母亲听后，带着责备的口吻数落我说：“花就花了，你三妹子花了你些钱，就让你的四妹子给你挣！”依她的意思，四妹子好像能挣好多钱似的。见我不言语，接着又说，“你的妹子们也就是趁我还活着能花你几个钱，我要是死了，她们想花也花不上了！”

母亲就与我对坐在那不到五平方米客厅里的小方凳上。我一脸疑惑，诧异地望着母亲，望着一直认为是最最亲我疼我的母亲，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大 （父亲）临死时，只花了九毛钱，打了两支强心针，还是你大妹夫出的钱哩！”父亲是因突遭横祸去世的，当时我还在几百里以外的单位里，母亲说大妹夫出钱给父亲打强心针，确是事实。

这里要补充一点，四妹来城里不久，我见母亲和五妹守在村里的寒窑里孤单可怜，也为五妹的前程着想，将她们接到了城里。

母亲不正面看我，她看着脚底下的地面，两手搁在膝盖上，带着满脸的不高兴继续说：“我一直没说你，你把我和多多 （五妹的小名）弄到你这儿来，村里人把你都笑话了！”“村上人笑话我咋哩？”我感觉脸上哗的一下迎来一股热浪，头脑似乎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忽然觉得天旋地转，房子似乎都要倒塌了！

母亲没观察到我的反应，依然看着脚下，一吐为快，说：“村里人说，人家老婆拿着粮拿着钱 （指给我交生活费）到他那儿受那难过做啥哩！”“你要是真觉得吃亏，现在就把我两个妹子领回去！”我说。

母亲的话，犹如用一把钢刀扎我的心，使我疼痛难忍，又使我愤怒至极。我虽已满眼是泪不能自已，可还是非常理智地对母亲说了一句虽有些不恭敬可并非让老人无法接受的话。

家里的空气让我窒息，我显然不能再和母亲说三妹的事了，连其他任何话都不想再和母亲说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母亲会说出这种伤害儿子冤屈儿子的话，做梦也不会想到啊！

懂事以来，我第一次当面顶撞了母亲，第一次用十分不尊重的目光瞟了我那突然变得十分陌生的母亲一眼，转身咣的一声用力关上房门，扬长而去。

村上人把我笑话了？他们为什么笑话我？他们有什么资格笑话我？！

当年三妹初中毕业时，被一所师范学校初录，那时我还在县上工作，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可为了三妹能被正式录取，我曾买上烟提着酒，骑着自行车，横跨两个县，一天往返二百多里路，去找人求情，尽兄长之责。

三妹被录取入学，路过县城到家里。妻子查看了三妹所带的行李，二话没说，将三妹所带的那床显得很土气的蓝被子，换成了我们结婚时缝的一床白洋布的红花被子，将粗布单子换成了洋布单子，将粗瓷碗换成了洋瓷碗，另外还给三妹准备了洗脸盆、刷牙缸……尽管如此，我似乎仍不满足，还为让三妹带木箱还是棕箱，和妻子发生了争执。不管是木箱还是棕箱，那都是结婚时妻子家陪过来的嫁妆啊……

写到这里，我感到笔端开始沉重了。

父亲啊，您老人家给评评理，且不说我对四妹五妹所操的心，就三妹而言，难道我把心还没有操尽没有操碎吗？还没尽到一个兄长的责任吗？村上的人笑话我，他们凭什么？

母亲的话使我痛不欲生。我觉得自己似乎忽然被抛在了一个没有人烟的孤岛上，孤立无援，四顾茫然。过去，我深信为家里所做的一切，只有母亲能够理解，能够感受，甚而会感激我的一片苦心。只要能达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可我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来接受从母亲口中冒出来的那番话，那一番足以让我七窍出血的话！我想，这个世界对我是不是有点儿太残酷、太残忍了……就在那一刻，我想找个人去喝酒，想喝个酣畅淋漓，一醉方休！

母亲说村里人把我笑话了，我知道主要是说我随后又把五妹转到城里上初中的事。其实，村里人能说那样的话，我完全能想到，也完全能想通，因为村里人并不了解实情。可这种话从母亲的口里说出来，我认为母亲似乎也赞同村里人的看法。这正是我最不能接受和想不通的。再退一步说，如果母亲平时真的很糊涂，不懂大道理，说了那样的话，我也肯定不会和母亲计较的，可平时在村上，母亲却是大家公认的明白事理之人啊！我对母亲的态度百思不得其解！

解决了四妹学打字的问题，自作多情的我，又开始为五妹的事操心。她当时上初二，在家乡的学校里还算是优等生。我知道，家乡的教育质量很差，那儿的优等生转到城里，最多也就是中等生水平。我同样是经过深思熟虑，为五妹设计了一条上定向师范学校的路。借着那时国家对边远山区有一个特殊政策，即只要中考时取得本乡的第一名，不管够不够初中专的录取分数线，都可以保送上定向师范学校。我计划将五妹转到城里的一所中学，在城里上完初三，然后毕业时再转回去参加考试，我想那样把握会大一些，而且后来事情的发展，也完全按照我事先的设计一步步向前推进。

可是，要实现上述想法，首先得过妻子这一关。父亲不幸去世以后，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家里的事也不怎么管。妻子虽然嘴上没说，可心里不是没有怨气，这一点我心如明镜，只是表面上装糊涂而已。可如今要将五妹转来上学，就意味着母亲也要一同来，而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住房非常窄小，一套只有三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难以容纳大小六口。我也想过，如果将我和妻子换位想想，我肯定也不会同意的。可为了五妹的前程，我必须绞尽脑汁去说服妻子。

果不其然，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妻子就生气了：“照顾母亲，我没有意见；管你三妹上学，本来该老大先管，可你抢先逞能，我也认了；你提出让你四妹来学打字，我二话没说……可如今，你又要将你五妹转来上学……你到底还有完没完啊！”

我知道妻子的话句句在理，可我却极不耐烦，没好气地说：“当初埋了父亲回来，我也明确说过，我得管我妈和三个妹子，麻烦事肯定很多，如果你不愿受麻烦，咱好说好散。既然你和我在一起，那就得顾全大局，受点儿委屈。”

妻子不再说话，而是坐在床沿上，无声地流泪。

冷静下来之后，我换了一种方式说服了妻子。妻子之所以最终同意了我的安排，我想一方面来自她的善良本性，另一方面也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无奈选择吧！

妻子同意接纳，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步。我马不停蹄回了老家，向当时主持协调家事处理并居住在同村的二舅父说了我的想法，并建议他把我们弟兄仨叫在一起，征求一下他弟兄俩的意见。

我弟当然无话可说，我哥当时只是提出我每月给母亲的十五元不用交了，母亲也不用交生活费，他的理由是那样做显得有点儿生分。可我却不同意，我说还是辣子一行茄子一行，菠菜拌豆腐——清是清白是白为好。我哥听了我的话，也没再说什么。避过我哥和我弟，二舅却一脸认真，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你这样做能保证将来让多多考上师范吗？”

二舅显然话里有话，我一听就有点儿火了，没好气地问：“是不是我哥不同意让我妈交生活费的事？”“你哥没说啥！”“那就是我弟不同意从家中拿粮了？”父亲去世后，商定我妈和几个妹子的地由我弟耕种，每年向我妈交八百斤小麦。“你别瞎想，你弟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嘛，他一切都听你说。”“那到底是谁有意见？”“你别多心，是我瞎想！”二舅看我穷追不舍，便改了口气。

就在那一刻，我的心中忽然升腾起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二舅的话促使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开始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管得太宽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儿想放弃了。我忽然觉得自己侵犯了人家的 “地盘”。因为当初是这样商定的：三妹、五妹的上学 （指考上中专以上的学校）由我和我哥轮着管；我妈的地由我弟种；三个妹子的婚事每人管一个，我管三妹，我弟管四妹，我哥管五妹。而我现在却有点儿霸道地要掺和每个妹子的事，人家有意见有看法，完全在情理之中。可我反回来又想，身正不怕影子斜，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替妹妹的前程考虑，我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

村上人如果笑话我，我能理解，可那样损我的话竟出自母亲之口，我就无法容忍了！我承认，一开始当着妻子的面，曾让母亲交过两三个月的生活费，可是我避过妻子，又悄悄地将二十元钱返还给母亲。这一点，母亲自己不知道吗？！

我心里堵得慌，只想找个人去喝酒，不知不觉来到机关大院对面一个朋友开的小饭馆里。

要了一份凉拌黄瓜、一碟花生米和一瓶二锅头，一个人坐在窗口喝闷酒。

老板朋友回忆说，那天我说着说着，咕咚一声像树桩一样倒在地上……

虽然在我软磨硬缠的劝说下，妻子同意让四妹进城学打字，也同意我把五妹和母亲接到了城里，可是这么一来，日常生活中就多了许多麻烦事。我常常夹在中间两头作难，必须时常保持高度的警觉，及时调解各种明摆的和潜在的矛盾，以维护平和正常的家庭环境。我只想在凑合中将几个妹妹养大成人，帮她们成家立业。也只想在凑合中让五妹读一年初三，然后回老家报考定向中等师范学校，给她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找个固定的饭碗。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我就是再苦再作难都心甘情愿。可老实说，我没有承受遭人指责，特别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指责的思想准备。

母亲没接来之前，平时下班后应朋友之邀而不回家吃饭是常有的事。可母亲来了，我一向自由惯了的身子就像被套上了如来佛的金箍，变得守规矩多了。因为我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忘记母亲在家，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一旦不在家中，家中就等于失去了主心骨。我必须尽可能地按时回家，在家里吃饭。然后坐在家中那个三十块钱的旧沙发上，满面堆笑，以换来一家人的笑脸。我不能因我无故不回家吃饭而惹妻子生气。我知道一旦妻子生气了，脸沉下来，母亲的心情也一定不会好的。

母亲没接来之前，只要饭菜上了桌，不管妻子在厨房忙没忙完，我便会自顾自地先动筷子，一切都显得那么随心所欲，自然平常。可母亲来了以后，我吃饭便有所顾忌。饭菜上了桌，母亲和四妹五妹都就位了，可还不见妻子的面，我便不会动筷子，小声提醒四妹或五妹，去喊她的嫂子。吃饭时，我观察到母亲只顾吃馍喝汤，而很少夹菜。我能猜到母亲的为难心思，所以得像招呼客人一样，不停地去劝她夹菜，可她还是不怎么主动。而且我还发现，母亲夹菜时手指总是在微微颤抖，总显得不很自然。说老实话，看着母亲的那副神态，我心中就像撞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如果看到馍盘里只剩了一两个热馍，而母亲或妻子还没吃饱，我便会一声不吭地起身去厨房拿冷馍吃。我宁愿自己委屈点儿，也不愿让这些家常小事破坏了她们的情绪。

我虽然觉得自己已经够细心够尽力的了，可家里还会时不时地出现一些紧张气氛，老家那边也时不时地会传来一些闲言碎语。那些紧张气氛和闲言碎语常常弄得我束手无策，左右为难，痛苦不堪。

做人难，做男人难，做一个管家的男人更难。

说起来这一切都是父亲的去世引起的。1986年7月16日上午9时许，父亲在下地干活的途中，被自家喂养的一头牛顶死了。那年父亲五十八岁。父亲惨遭不幸的那一刻，我还在二百里以外的县城上班。我虽没有目睹父亲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那头罪该万死的牲畜活活夺去生命时的惨境，可无可置疑，那头罪该千刀万剐的牲畜，极其凶残地将善良的父亲顶撞得肝肠断裂。从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父亲所忍受的痛苦以及父亲在弥留之际对儿女们的牵挂之情，像无线电波一样在我的脑海刻下深深的烙印。

听说父亲原本不姓现在的姓，他是十二岁时过继到我祖父家的。父亲十六岁时娶回了比他小三岁的母亲。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苦难岁月里，在寄人篱下的恶劣环境中，父亲过早承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父亲长年累月起早贪黑，赡养老人抚养儿女，辛勤操劳了大半辈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他的脸上挂着劳苦和忧愁。唯独每年的大年初一，他那窄长而消瘦的脸庞上，才会露出短暂而和蔼的笑容。是啊，父亲的拖累那么大，灾难那么深重，他怎么能笑得出来呢？！别的不说，仅说给三个儿子订五次婚这一条，就足以折腾得他骨瘦如柴、债台高筑了！因为在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叛逆者拼死抗拒了他为其许定的娃娃亲。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一个黑水汗流地将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靠挣不足三毛钱的一个劳动日工分养家糊口的贫苦百姓，却要一次次很慷慨地拿出几百元的巨额钱财为儿子说媳妇，那是何等的艰辛和不可思议啊！

父亲那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扛着苦难的生活，就像扛着沉重的华山，压得他直不起腰来。他只有像攀登华山的 “天梯”一样，艰难地一脚半步一寸一寸地往上爬行。可再艰难，再劳累，他都永不歇脚，永不回头，也无怨无悔。

眼看着儿女们一天天长大成人，眼看着苦日子终于熬到尽头，眼看着幸福生活之门已经叩响，当他一身轻松满心欢喜地准备敞开大门，去迎接幸福来临的时候，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站在大门外等候他的不是喜鹊，而是青面獠牙的死神啊！

过去，我曾经在心中千遍万遍地说，等自己混出个人样来，一定要把父母亲接进城里，一定要让两位老人享几年清福。可父亲却福薄命浅，当苦难和责任即将卸肩的时候，他还没顾得上长出一口气，还没顾得上踏踏实实地睡个安稳觉，就匆匆忙忙地去了，永远地去了！

父亲！您去了，永远地去了！您并没有完成您该完成的任务，过早地去了！您给我们弟兄仨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妹妹和将到花甲之年的母亲，狠心地去了！您给我们儿女们留下永久的思念和悔恨，残忍地去了！在安葬您的日子里，我伏在您的灵柩旁大声号啕，在为您送葬的路上我悲痛欲绝。当我跪在您的坟墓前，哭得死去活来，我其实是在用哭声、用眼泪向您发誓：父亲，您瞑目吧，您安歇吧！您已经很累很累了，就安心好好地睡一觉吧！您既然撒手去了阴间，就别再操心人世间的事了，三个未成年的妹妹，我们会抚养成人的；年迈的母亲，我们也会倍加孝敬的，我们做儿女的，一定要让她老人家享受双重的幸福！

父亲，您就放心地歇着吧！我心里烦恼时，就想和您说说话，将自己肚子里的苦水倒一倒，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其实我也想过了，不管别人怎么抱怨我，误解我，可只要您老人家在天有灵，能看得清楚我的良苦用心，我就无怨无悔了。今后的生活不管再艰难，再困苦，也不管再受多大的委屈和折磨，我坚信自己都会义无反顾，一直走下去的。因为我的脉管里流淌着您老人家坚忍不屈忍辱负重的血液啊！

我常常从梦中哭醒。父亲啊，您看见我的眼泪了吗？您听见我的哭声了吗？您说话呀，父亲！

在家人和村人的眼里，好像我在城里是个不小的官，再大再难办的事情到我这儿只需要说句话而已。可是父亲啊，如果您老人家在天有灵，一定能够看到，我其实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极普通、什么级别都没有的机关工作人员。我办每一件事情，即便是像给五妹转学那样的小事，也都要费好大的周折。老实说，我已经烦透了，我真的不想再求任何人了。因为它常常会使我失去尊严和人格。可是，我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我一直在心中打着一个如意算盘：我经过努力，帮三妹考上了中专，而且再有半年的时间她就要毕业了，就要参加工作了。我想把五妹在初三时抓紧供一年，让她考上定向师范；我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已将她从乡里转到了城里。我想让四妹在我这儿学打字，先掌握一门技术，然后瞅机会为她找个工作，也算是对她照顾我女儿几年的报答。等把这一切都办完了，我想把母亲长久地接到城里来，尽儿子应尽的孝道，为她老人家养老送终。父亲，您说我的这些想法错了吗？我是不是很自私地在为自己打算？

我回乡下了。我是带着愤怒、委屈和无奈回去的。说实在的，我很想弄明白村人是怎样笑话我的！一回到家，我就把二舅、我哥和我弟叫在一起，向他们一五一十报告了母亲和五妹在我那儿的粮钱账。我听说，他们对这个有意见，那就让他们说说吧！看见他们一个个蹲在地上埋头不语的样子，我又一次想起了父亲。

当时正值傍晚时分，我们围坐在老屋前那张矮饭桌旁。我的情绪很激动，也很不冷静，语调里充满了愤懑和抱怨情绪。我越说越气，气得浑身发抖，气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接着，我哭了，像一个被大人冤枉了的三岁小孩子一样，长吁短叹进而失声啜泣起来。父亲啊，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在单位也算个受人尊重堂堂正正的汉子，可却为了区区家事而痛哭，您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吗？

当着弟兄们的面，我声泪俱下，就像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一样，愤怒地声讨了从骨肉兄弟们的口里飘出的对我的无端指责和恶意中伤。声讨完毕，我不顾二舅和兄弟们的挽留，含泪离开了带给我生命又带给我痛苦和烦恼的老屋，连夜返回了县城。

我刚从老家回来时，刚一见面妻子还很高兴。我随手将公文包撂在沙发上，出去送了个人，回来后，我看见她的脸色就变了，不再理我。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在和四妹生气，后来才发现是为了我。如果真像我分析的那样，真是那个记账的笔记本闯的祸，那么一场夫妻间的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了，好在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战争。

妻子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她看钱看得尤其紧，这我也能理解。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曾因缺钱而说不起话，因缺钱而被她的富亲戚瞧不起。可我不理解或者说极其反感的是，她似乎不懂得知恩图报，不懂得钱是为人服务的这个简单不过的道理。

她当时由于身体的原因，女儿生下还不到两个月便送回老家。母亲用家养的山羊奶，将女儿一口一口地喂到了上幼儿园的年岁。换句话说，女儿是摸着她奶奶干瘪而松弛的乳房长大的。当然，四妹在管女儿方面，也功不可没。仅凭这一点，应该说我们对母亲和四妹都有报不完的恩。我想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当时妻子才勉强同意了我的种种要求。可当我先后把四妹、五妹和母亲接到城里以后，她动不动就变脸，动不动就向我发难，真有点儿不像话了。有时候，她的确是在和我生气，而更多的时候，她却是借我在给母亲她们难看。好在母亲的脾气和忍耐性极好，从没有和儿媳妇正面冲突过。不管怎么说，日子还得一天天往前过，为了顾全大局，我除了忍，还能怎么样呢？

我心里烦，独自来到办公室，在纸上和另一个世界里的父亲说话。过了一会儿，四妹来了。她说她嫂子是给她难看，她问哪里要打字员，让我给她找一个缺儿。如果找不下，她想暂回乡下去。她说完就哭，哭得很伤心。客观地说，我认为四妹身上也有不少毛病。如果她嫂子真给她难看，我还不能断定谁是谁非。我耐心地将四妹劝说了一番，又指出了她平时的一些缺点，敦促她快回去给嫂子帮忙。我知道家里还有打字的活儿，刚才出家门时我看见妻子还在打字机前加班呢。

本来，四妹已经提出想回乡下去，如果顺水推舟的话，我将会因此而减少许多麻烦和烦恼，我的小家也会因此而恢复往日平静和谐的生活。可是当四妹真提出想回去时，我却不忍心了。我已经欠了父亲的债，永远没有偿还的机会了，我不能再欠四妹的债。

今天我值班，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中午和下午回家吃饭，我和妻子仍然不说话。也不知怎么的，今天我对妻子的态度比昨天、比以往任何一次闹矛盾时都生硬。她将饭做熟了，让四妹给我端来。吃饭时她和我在单人沙发上相对而坐，可彼此却沉着脸一言不发。我只顾吃饭不想看她，连瞥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凭良心说，妻子做饭的手艺还挺不错，可因为缺少了品尝的情绪和氛围，再好的饭菜嚼在嘴里也都是一个味了。我囫囵地低头吃完一碗米饭，虽感觉只是半饱却不想再吃了，便放下碗准备拍屁股走人，这时四妹又一次避开她嫂子对我说：“如果找不下单位，我明天就回去了！”

我小声说：“你先不要回去，等等再说。”

其实对四妹的前途和未来，我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设想。我初步打算给她在街上先开个打字部，让她先小打小闹锻炼一阵子，等有了经验有了积累，再逐步扩大经营。

上午10点多，我抽空去找了在饭店门口摆摊修自行车的魏师傅。我知道他在民主南路上有一间简易门面房，已经好长时间不用了。我问他能不能租赁，他说有人每月出一百六十元的租金他都没给。啊，口气太大了，看来没法谈。因为我觉得像魏师傅的那间用铁皮、三角铁架搭成的临街门面房，月租金五十元就足够了。于是我改了口气，言语中露出想买一间门面，魏师傅顺口说就买他的吧。我问需多少钱，他说两千元。我问能不能再少点儿，他说不行。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再回话。在讨价还价之前，我和他一起去看了那间门面，感觉不错，有二十多平方米。

按理说办这么大的事情，该和妻子商量的。可她不理我，我也不想理她。我想自己做主，给四妹贷三千元。两千元买房，一千元买台打字机。一切从头开始，让四妹自立起来，从此再也不用看她嫂子的脸色行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下午，我给魏师傅放了话，说买。他说他老伴去省城的女儿家了，一两天就回来，等他们商量后再定。

那天我在外面喝醉了酒，当我从酣睡中醒过来时，饭馆早已关门。我看见老板朋友倒是挺有耐心地坐在我身边抽烟喝茶，等着我酒醒。自己什么时候呕吐的，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很不好意思地对老板朋友说：“今天给你添麻烦了！”“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老板朋友起身拿来湿毛巾递给我，说：“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这样糟践自己！”“也没什么，这会儿我感到轻松多了！”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半夜1点多了，我起身很歉意地说：“真对不起，耽误你这么长时间，快回去吧，我也要回去了！”

我坚持不让老板朋友送，可他还是执意把我送到家属楼下，看着我上了楼，才转身离开。我蹑手蹑脚地上了三楼，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我头重脚轻地进到屋，看见大、小房间里都灭着灯，也就没拉客厅灯，借着从楼道射进来的微弱灯光，在客厅的小方凳上坐了下来。还是下午和母亲顶嘴时坐的那个方凳。我坐在那儿，微闭着眼睛，回想半天来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在梦幻里一般。一切都变得那么久远，那么恍惚，那么无足轻重，可唯独对母亲的怨恨是清晰的，深刻的，难以忘怀的。

这时，我忽然觉得口干舌燥，肚里就像着了火。可就在我起身准备去厨房里倒水喝时，却听见了从小房间里传出来的轻微的叹息声，那无疑是母亲的声音，我不由得又坐了回来。听着母亲那充满悲戚的叹息，我好像被另一种东西撞击了一下，心在隐隐作痛。

又过了一会儿，小房子里又传来了母亲轻微的啜泣声，还有四妹和五妹同样轻微的一边哭一边宽慰母亲的声音。这时，已经不是另一种东西在撞击我的心了，我仿佛感觉到父亲在用他那粗糙而有力的大手扇我的脸，还声色俱厉地质问我，你是怎么照顾母亲的。我的另一种良知，刹那间被一种不由分说的情绪唤起。

是啊，母亲一辈子含辛茹苦，忍饥挨饿，缺衣少穿，曾经受过多少苦难和委屈啊！且不说她年轻时操持家务，为爷爷婆婆缝缝补补端屎端尿养老送终有多辛苦，单说在那饥饿的年月，她和父亲能把我们兄妹八个一个个拉扯大，她容易吗？今天，母亲在我面前说了我认为不该说的话，我就感到委屈，感到伤心，感到无法接受，可母亲多少年来堆积在心中的委屈和苦水又向谁去诉说，向谁去倾吐，向谁去发泄呢？！我忽然觉得自己原来是一个心胸狭窄只看重自己的不孝之子！

母亲怕惊动在大房子里的妻子，她尽量将啜泣声压得很低，可那虽然低沉却饱含着辛酸和凄凉的啜泣声在黑暗中飘荡着，一瞬间我泪如泉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站起身，擦干眼泪，蹑手蹑脚地走到屋门外，从外面将房门打开，然后又用力重新关了一次，有意发出很响的关门声，目的是为了向母亲发出个信号：我回来了。

我随手拉亮了客厅灯，很从容地上了卫生间，待情绪稳定后，才去推开母亲的房门，并随手拉亮了小房间里的灯。

母亲她们显然也经过充分的掩饰。四妹五妹假装睡着，母亲也假装刚睡醒。她几乎是在我拉灯的同时坐起身的。可从她那如释重负的眉宇间，我读出了母亲刚经历过的不安和担忧。“你去哪儿了，现在才回来？”母亲看着我，很慈祥地问。

我没有正面回答母亲的问话，而是坐在床沿上硬装出一副撒娇般的神态说：“妈，您还生我的气吗？”“我哪敢呀！”母亲那饱经风霜的核桃皮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你这贼娃，妈没文化，不会说话，你难道不知道？你还真和你妈记仇哩！”“妈，您想哪儿去了！”我很愉快地说。

秋深夜静，又开着窗，房间里有点儿凉意。我从床头柜上取来夹袄，讨好似的为母亲披上，又回坐在床沿上，回坐在母亲的身旁。我看着母亲深有感触地说：“妈，我尽管不会和您记仇，可我还是更喜欢母亲夸奖儿子，您以后就给儿子多戴戴 ‘二尺五’（高帽子），好吗？”“我不管，我跟我儿子说话还要费那心思呀！”母亲口上虽这么说，可我能感觉出来，其实她已经有了反思。

第二天，我主动给三妹寄去了一百元。我和母亲因给三妹寄钱而掀起的风波从表面上看也随之结束，可是家庭矛盾远没有就此消失。五妹在城里读完初三转回老家后不久，我还没来得及过几天清闲日子，四妹却一改往日的软弱和怯懦，明火执仗地和我对着干了起来。这给我本来就伤痕累累的心上又撒了一把盐。

回头又说打印部的事情。当初和妻子闹别扭，一气之下曾打算给四妹在街上开个打印部，让她自己去闯天下。可后来我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完全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因为就四妹当时的情况而言，她还不具备那样的能力和条件。若真的给她开个打印部，亏损且不说，恐怕开不到一月，就得关门。

第一次接四妹进城时，她还是个没离过家门的小姑娘。接到城里的第三天，她便哭着闹着要回去，怎么劝都没用。无奈，只好同意让她回去。可在让她怎么回去的问题上，我和妻子却发生了争执，而且闹得很激烈，甚至动用了难以入耳的粗话。我打算坐班车亲自将四妹送回去，可妻子却极力反对，沉着脸没好气地说：“买张票送上车，让她自己回去吧！”

那天下午天气炎热。

就在我们为了四妹回家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时，意外地看见原来在县上工作时的一个同事从机关大门里走进来。那位同事和妻子也很熟，我们便像往常一样，不约而同地停止了争吵，就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两人一起去和同事打招呼。在寒暄中，得知同事是来市里办事的，办完事就回去。我便顺水推舟，委托同事将四妹领了回去，夫妻间的争吵也就此罢休了。

在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在妻子面前只字未提四妹的事，可在我的心里，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将四妹再接进城的想法。我觉得四妹在农村待下去毫无出路，说不定连个像样的对象都难找到。再说，撇开和四妹间的亲情、感激之情不说，就我的性格而言，不管干什么都希望有始有终，决不半途而废。终于有一天，趁着妻子高兴，我又提了接四妹的事，妻子除了担心四妹在城里待不习惯外，并未计前嫌。

四妹第二次被接进城里后，很快就习惯了，再没提要回去的事。

客观地说，四妹的到来，对我来说是喜忧参半。可喜的是，我不用再为那些日复一日诸如洗衣服、帮厨、拖地板、倒垃圾等等没完没了非干不可的家务事犯愁了。不过忧虑的是，四妹的文化程度实在太低了，打字时每遇到稍潦草的底稿或稍不常见的字就被难住了，幸亏打字部是在自己家里。可尽管如此，打出来的文件还是错误很多，给校对和改正都带来了麻烦。她平时在家里也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怎么也放不开，干活时也缺少城里人的那股机灵和主动。有时遇到她不顺心时，对于她嫂子指派的活儿，虽也一声不吭地干了，可眉宇间却留下了些许的不情愿。好在四妹始终不吭声，也不和嫂子正面冲撞。日子一天天也就过去了。

……

父亲啊，家中发生的一切您也看到了，我所付出的努力，想必您也能看得到，您说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到底该怎么办啊？我跪在父亲的坟前，泪如泉涌，禁不住大声号啕起来。可一口气没换上来，便昏厥过去。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恢复知觉的，只知道清醒以后，星星隐退，一轮明月升到中天。在皎洁月光的映衬下，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远方连绵起伏的山脉，还有山脉下闪烁的灯光。我知道，那山脉叫燕门山，小时候曾无数次地翻过那座山去砍柴，去偷偷摸摸地钻进山里挖药材，削荆条编篱笆，然后偷偷摸摸地背到二十里以外的集市上去卖，为的是给父亲减轻压力，为的是积攒下一学期的学费和书钱。在那灯光闪烁的地方，便是生我养我给了我欢乐又给了我痛苦的村庄。

我穿着短袖短裤，感受着秋夜的凉爽，吸吮着散发着潮湿味儿的清新空气，在父亲的坟前眼睁睁地躺了一夜。那是我自从离开父亲以后最平静也最充实的时刻。

当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一抹鱼肚白的时候，我再也躺不住了，似乎也淡忘了与家人间发生的种种不快和烦恼。我梳理了沾在头发上的泥土，整了整衣着，跪在父亲的坟前，深深地向父亲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转身离开了父亲，回到城里，接着又义无反顾地为五妹上师范的事奔走。

也许是受父亲熏陶的缘故，在我的个人经历中，自己始终保持心地善良，为人厚道，慎言慎行，从不想无故得罪任何人，更别说干伤天害理损人利己的事情。但现在回忆，当年为五妹的前程，万般无奈时，自己却昧着良心干了一件虽非小人之举但也算不得多么正大光明的事情。这一点我也想说给父亲，让他的在天之灵予以宽恕。

五妹在城里读完初三课程，转回乡下去参加中考。可当报了名领了准考证以后，在乡中任教的大哥和五妹一商量，觉得要考取乡中的第一名心中还没底，便主动放弃了当年的中考，在乡里又上了一年的初三，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初三重读生。而按当时的地方性政策，有初三重读经历的考生，是不允许报考定向师范学校的。三妹重读了一年，并以绝对的优势顺利考取了乡中的第一名后，排在她后面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要求的第二名考生，便理所当然地要去反映五妹的重读问题。目的自然很明白，那就是只要取消了五妹的录取资格，他就成了当然的第一名，就可以十拿九稳地上定向师范学校。这下还真难住了乡中的校长。

定向师范的录取工作已经开始，而我却迟迟得不到五妹的消息，情急之中便回了趟县城，并通过熟人，到县招生办去询问。不问还罢，一问还真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县招生办的人说：“我们已催过多次了，可乡里的校长却不明确表态，不愿对你妹的考试资格负责。现在已没时间了，我们再耐心等到明天中午12点，如果还没结果，这个指标就要调到别的学校去了，反正不能让指标作废。”

从县招生办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我顾不得多想，急中生智，拉下脸从原来在县上工作时的一位老领导那儿借来一辆北京吉普，心急如焚地赶到五十里以外的老家。我早听说在乡里任教的大哥和校长关系不错，此时他正悠闲地在苹果园里给自家的果树喷药。我问他知不知道招生办的情况，他说知道。我很生气地问他现在咋办，我哥竟打起了退堂鼓，说：“我看不行就算了！”“事情能这么了了吗？胡扯！跟我走！”

我几乎是挟持地将我哥拉出果园，又连夜将校长请到县城，请他们吃了顿还算丰盛的晚餐，然后登记了一家旅社住下。

在旅社的房间里，在灰暗的灯光下，在烟雾缭绕的氛围中，我们仨相对而坐，不停地吸烟喝茶。一支接着一支，一壶接着一壶。一直到凌晨3点半，还是没出个结果。我哥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任凭我磨破嘴皮，校长仍然态度暧昧，不停地抓耳挠腮，始终不肯说句硬话。其实我也掌握校长的心态，他之所以不明确表态，一方面是怕担责任，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和第二名考生的家长的关系也不错，不想伤及任何一方，由此也足见他的善良之处，为难之情也可理解。一直熬到清晨5点，我突发奇想，一口咬定五妹在城里没有上初三，而上的是初二。我拍着胸腔对校长说：“关于我妹在城里上初二的过程，我可以写成书面材料，你也可以把它作为附件上报到县招生办，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黑的说成了白的。

听了我自欺欺人的话语，校长又沉思许久，态度才有所明朗。五妹也因此而混过了资格审查关。待五妹入学报到后，第二名还跟在屁股后面不停地告状，可终因没有找到真凭实据而不了了之。

父亲啊，我知道这样做有点儿不道德，也知道这样做极不符合您为人处世的原则，可为了五妹，我只能这样了，您能理解和原谅儿子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句古人写给情人的诗句，用在我给家庭、给我的妹妹一点儿也不为过。为了三个妹妹的前途和命运，我整整耗费了八年的心血，就像参加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当战火熄灭硝烟殆尽的时候，我很想记录下那段难忘的历史，很想向还在九泉之下等待消息的父亲写一份翔实的报告，让他老人家尽可安息。

父亲啊，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当苦难殆尽好日子就在眼前的时候，您为什么要那么匆忙那么狠心地离我们而去呢？为什么连一丁点儿孝敬您的机会都舍不得给我们留下呢？如今我终于体会到您的良苦用心：当初您内心肯定也为三个未成年的女儿担忧，可您深感自己心力耗尽，无能为力。您非常着急与急切，一急之下您果断地为自己选择了死亡，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将自己深感完成不好的剩余任务明确地推给儿子，就是为了用自己的牺牲去换取三个女儿的幸福。我想天底下只有像您这样的父亲，才会干出如此绝情如此悲壮又如此令儿女们终生难忘的事情！值得欣慰的是，您当年的苦心如今已变成了现实。

十几年来，我无数次地梦见过父亲，却一次也没梦见父亲去世的情景，我心中一直不肯承认父亲早已生还无望的事实。可是就在去年秋季送女儿上大学返回来的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梦见父亲去世了。梦见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扎着银灰色的领带，留着大背头，平躺在鲜花丛中，容貌是那样的安详那样的坦然，就像睡熟了一样。

我以为从此以后，关于父亲的记忆会逐渐消失，父亲在我心灵深处的位置也将很自然地退居二线。可事实上，我想错了。

今年正月十九，是母亲的七十二岁寿诞。照往年的习惯，我召集在市里的三妹、四妹以及姨表妹四家人聚在一起，在酒店包了两桌酒席，为母亲祝寿。母亲满头银发，穿着黑地大红花棉袄，红光满面、喜气洋洋地坐在首席位置，幸福得就像 《杨家将》里的佘太君。一大堆儿孙媳妇们围着母亲吃了蛋糕，唱完 《生日快乐》歌，然后由我举杯提议，向母亲祝寿酒。此时，我不知怎么搞的，突然想起了父亲，鼻子一酸，一阵凄恻，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我哭了，惹得大家也都哭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才明晰地感觉到父亲永远是矗立在儿子心灵深处的一座大山，绝不会因为他躯体的是否存在而倒塌，也不会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消亡。他就永远在自己的心中高高地耸立着，千年不老，万古长存。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单独相处。母亲几次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很歉疚地含泪向我道出了隐藏在心中多年的话：“当初你离家时，没有从家中带走一针一线。这些年来，你却为家里的事替我操了那么多的心。可那时我反而多次怪罪你，给你添气生，我真糊涂，也真后悔啊！你记恨你妈不？”“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

能听到母亲的这般话语，尽管它姗姗来迟，可我知足了。“还有件事我得提前对你说了，免得以后没机会。”母亲一脸认真一脸慈祥地说。“啥事，您说！”“我给你们缝了床新被子，一直想等着你们过年回去盖，可你们总把我接来，总没机会回家，所以至今还没沾过身，还一直在柜子底下藏着呢！赶明儿我死了，你一定要把它拿回来。我知道，你们啥都不缺，可那是我留给你的一点儿作念啊！”听着母亲情深意长的话语，我的鼻子一阵阵地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我却用哄小孩一般的调侃方式回敬了母亲，其实也是我的真心话：“妈，您今年才七十二，还年轻着哪，不许提死的事！您老最少要活过八十，争取九十，向百岁老人奋斗。等您开开心心地活到一百岁，您就是真的走了，我也保证不会哭您的！”

母亲擦干眼泪，笑着说：“不哭也罢，我还嫌吵哩！”

在完成父亲遗愿的艰难日子里，我和家人之间一度曾产生过难解的恩怨。当恩怨终于被岁月的流水冲淡后，我不由自主地反复想，人世间的恩恩怨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如果把亲情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贫穷、自私、愚昧、落后以及苦难的生活则是这棵大树的土壤、水肥和阳光。越是贫穷和落后，这棵大树生长得就越粗壮越茂密，甚至残忍地将养育它成长的土地长年累月屏障于阴影之中。只有当贫穷、自私、愚昧和落后被日益昌盛的现代文明取而代之后，人间的恩怨才会削弱，渐渐失去它的生存环境，也才会还给曾养育它的大地母亲一片湛蓝的天际。

如今，三妹四妹五妹都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儿女，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安乐窝。母亲冬季怕冷，理所当然被我接进了城里。城里有暖气，她可以在城里的几个儿女家中很自在地来往；当炎热季节来临，我们便将母亲送回乡下，乡里住着敞快，也凉爽。可不管是住在城里还是乡下，她身后都会跟随着一大堆孙儿，她正在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父亲啊，您八个儿女的日子现在都过得去，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再没有那些令人烦心的事了。当您一个人感到孤寂的时候，就常回家看看，亲人们都盼着您呢！ 遥亭点评这篇文章称得上是一部披肝沥胆的乡村家族史。作者以细腻沉重的笔调叙述了一个普通人家在痛失父亲之后的艰难生存。作者不仅是一个讲述者，也是家族生活的亲历者与主心骨。阅读时，仿佛可以看到一连串的人物背影跃动在你的面前。这使我想起云南作家于坚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忍着，其实就是为了活出一份做人的尊严。”

难以忘却的记忆

恩师鱼讯的真实姓名叫鱼清佐，小名叫经娃，陕西省白水县人。恩师与我属于同乡 （林皋镇）邻村，两家相距不到五公里。从我儿时的居所焦河湖畔出发，沿焦河湖下游步行半个小时，即可抵达恩师的出生地鱼家河村，如果骑自行车，也就是转眼工夫的事情。我虽然迟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缘于写作得以认识恩师，但恩师作为当代文化大家，有关他的传奇与故事，早已闻名大西北，成为我辈儿时的向往。

恩师1919年3月出生于陕西省白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 “洪荒”时代。恩师十六七岁时，正是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蒲城尧山中学上学的他，已经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参加了革命学生救国会，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1937年元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北上路过陕西，恩师在同官县 （今铜川市）陈炉镇参加了红军，遂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学习，三个月后回红二方面军 （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工作，并于193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恩师在军政大学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提高了认识，武装了思想，增强了革命自觉性，回到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战斗剧社，积极肯干，一连参加演出了宣传抗日战争题材的戏剧十多部，受到了一二○师领导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的表扬和全军战士的好评。在部队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下，他更加热爱党的戏剧事业，信心百倍地开始了戎马疆场的戏剧生涯，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38年到1948年十年间，他随着部队和剧团在晋察冀三省抗日战争前沿阵地出生入死，转战南北，先后在一二○师战斗剧社、冀中战烽剧社、晋绥人民文化服务团、雁门剧社、晋绥分局七月剧社等戏剧团体担任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和团长兼导演、编剧之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遵照组织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指示，利用戏剧艺术的独特武器，发挥文化军队的作用，为民族战争的胜利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在死亡随时威胁着人们生命的战争中，在每天都有可能风餐露宿的恶劣环境中，恩师不仅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和为民族为人民夺取革命最后胜利的思想，而且使自己能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没有忘记不断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组织、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他认为只有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不断充实自己的戏剧知识和编导演的能力，才能更好地为战争为人民服务。继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以后，1941年至1943年5月他在鲁迅艺术学院 （鲁迅文学院前身）晋绥分院戏剧系系统全面地学习了戏剧艺术的知识；1943年10月至1944年3月又在晋绥党校研究班深入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 《实践论》《矛盾论》和 《新民主主义论》等哲学著作。在战争中学战争，在实践中学理论，使恩师在革命熔炉里被铸造成了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和戏剧家。从1938年开始，他不仅在所在各个剧团主演了几十部戏剧，导演了 《白毛女》《赤水河》《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十几部大戏，还亲自创作执导了大型戏剧 《丰收》《水灾》和 《陈铁茂报仇》等作品，编写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戏剧理论著作 《戏剧概论》和 《演员训练教材》。1948年10月他在山西兴县创办了西北艺术学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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