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刻关注》编委会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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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三大传奇人物试读：
前言
一提起旧时的大上海，人们都知道：
这里红尘滚滚，熙来攘往，各色人物争勇斗狠，竞相施展法术。灯红酒绿中，既有款款的柔情，也暗藏着无尽的杀机；繁华的背后，天堂与地狱不过是一线间。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帮会的竞技场，是强者登堂入室的地方，也是弱者灰飞烟灭、不寒而栗的恐怖地带。
特殊的环境下，必然有特殊人物拔地而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就是其中最受人瞩目的，他们在这里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演绎了半个多世纪的乱世传奇，被时人称之为“上海滩三大亨”。
无论从年龄和出道时间来看，黄金荣都堪称三大亨中的第一号。他从一个地位卑下的“小瘪三”起步，先是依仗殖民者的势力，由一个法租界警探，一跃而为脚跨黑白两道的“第一帮主”；后以接纳困境中的蒋介石和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媒介，与国民党联姻，从而飞黄腾达，成为民国时期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关口，他又从现实利益出发，选择与新政权合作，从而平安地走完了最后的历程。黄金荣的一生，正是近代上海城市成长中活力与无序交互作用的真实写照。
若论影响力，三大亨中无疑首推杜月笙。这个家境贫寒、年幼丧父失母的可怜儿，十四岁时以一个乡间无赖的身份混进十里洋场，最终成为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在杜月笙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变。他文质彬彬，却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他狡猾、奸诈，却又义气为先；他为虎作伥，帮助国民党镇压革命，但国难当头时却又能挺身而出，尽己所能为国家民族出力。杜月笙的一生，正是旧上海乱世年代怪异人生的一个缩影。
旧上海三大亨中，最让人不齿的非张啸林莫属。张啸林出身社会最底层，后来能成为威震上海滩数十年的三大亨之一，足见其手段之高明。他出没于“黄、黑、白”三道，开妓院、贩烟土、设赌城，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三色大亨”之称确乎名副其实。后来，他数典忘祖，卖国求荣，充当日本人的走狗，终以大汉奸之身死于非命。张啸林的一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上海鱼龙混杂、风云莫测的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特殊人物的特殊命运。
时光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昔日上海滩三大亨的人生也早已谢幕，但不管他们曾经是“人”是“鬼”，他们的传奇经历都是难以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的。他们的所谓“成功”与失败，他们的奋斗与挫折，他们利用特殊社会环境的心机，他们抓住时代机遇的嗅觉和果敢，甚至他们做人做事的态度和方法都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深思的。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以全新的视角描述了三大亨曲折而传奇的一生，深刻剖析了三大亨所处时代的历史玄机，再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希望对于开阔读者的眼界，引发人们对历史，对人生、人性的思考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一章大上海，他们来了
在凄风冷雨的民国时期，旧上海无疑是最为繁华鼎盛的世界。上海滩上的十里洋场，黄浦江里的滔滔银浪，记录了一段段为人津津乐道的繁华往事。往事的主角，自然离不开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然而，当人们回望往事，才发现，虽然出身不同，起点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共同点——不约而同地来到大上海……“混世魔王”初登场
一提起旧时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要想说清三人的前尘往事，无疑应先从有“混世魔王”称号的黄金荣说起。这是因为在三人中，数他年龄最大，发迹最早，也去世得最晚。
黄金荣，浙江余姚人，清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初七生于江苏苏州。其父黄炳泉是苏州衙门的总捕快。
由于黄家头男长子不幸夭折，第二胎又是个女儿。因此，直到中年才又得子的黄炳泉对黄金荣宠爱无比，就像今日的独生子女一样，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用时下一些人调侃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哪里是在养儿子，简直是在养祖宗！”
就这样，黄家的“小祖宗”在父母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转眼到了1876年，黄金荣已经九岁了。再疼爱也不能耽误他学文化吧，黄炳泉决定把宝贝儿子送到一家私塾去读书。
私塾先生是一个老学究，他一见“黄金荣”三字，便觉满眼都透着俗气，于是皱着眉沉思片刻，提笔写了“锦镛”两字，作为黄金荣的字。“锦镛”二字除了与“金荣”谐音外，该作何解不得而知。不过，成名后的黄金荣倒是常常用自己的字向别人介绍自己。
进入私塾的黄金荣，在学习成绩上丝毫看不出有荣宗耀祖的潜力，一本薄薄的《三字经》足足读了半年才勉强能结结巴巴地背过去，之后是读《百家姓》与《千字文》。
由于私塾先生要求严格，使得在学业方面没有多少天分的黄金荣感觉自己就像进了地狱，痛苦万分。再加上他生性顽皮好动，给望子成龙的父母添了许多麻烦。
不久，黄金荣得了天花，这是当时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虽然最终治愈了，但却留下了满脸的麻子。正因如此，他以后上学时，常被私塾里的孩子取笑。
或许是小小少年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此后，黄金荣再也不肯上学了。不过，“麻皮金荣”的绰号却从此传播开来。
不读书的黄金荣终日无所事事，其父黄炳泉由于公务在身和疼爱心理，对他听之任之。其母邹氏终日为日常家庭琐事所累，加之对这个独生子更为溺爱，因此也不加管束，任其散漫成性。
百无聊赖的黄金荣终日在离家不远的苏州玄妙观一带闲逛，很快就和街头上的那些小混混们熟稔起来。他就像一个“孩子王”，成天带着一帮年纪相仿的小屁孩在大街上乱跑，看到不顺眼的人，就冲着人家大喊大叫。虽然他不像时下某些人那样，来不来就把“我爹是××”挂在嘴上，但这一带的人谁不知道他爹是苏州城的总捕头呢？跟他“拼爹”是拼不过的，因此都不愿招惹他这个“衙内”，一看见他，就远远地躲开了。
那时候黄金荣最喜欢喜欢玩一种游戏——打菱角。这可是个有些技巧的游戏，只要能用板子把别人的板子打过来，那他就赢了。黄金荣经常与人打菱角。但是，他只喜欢与高手玩，所以有时输得一无所有。不过，由于他总是习惯于赖账，缺乏“愿赌服输”的品质，因而许多孩子并不愿意和他玩。以至于后来只要他提出打菱角，孩子们便立即四散而去。这让黄金荣一度很是郁闷。
这样的生活差不多持续了三年，时间到了1879年初春，这个绰号“麻皮金荣”的家伙已是个初明事理的大小伙儿了。为这顽劣的孩子，黄炳泉夫妻俩并没有少操心。从前因为怕别人说自己孩子是个“麻子”，所以不让他上学，但现在，儿子已十一二岁了，要是还让他无所事事、浑浑噩噩地度日子，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一天，邹氏劝慰丈夫：“孩子已经长大，如果还不学点知识，那他一辈子真就一事无成了。”
黄炳泉皱眉说道：“也是，那我过几天再送他去私塾，不然这孩子真荒废了。”
第二天，黄炳泉便将黄金荣叫到跟前说道：“孩子，你这么大了，要是还愿意去私塾的话，我以后就给你说个媳妇。”
黄金荣虽然还只是一个懵懂少年，但显然也知道“娶媳妇”对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因此有些羞涩地问道：“爹，真的吗？”
黄炳泉笑道：“当然，而且是城里有钱人家的小姐，她还照过相呢！”黄炳泉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黑白照片来，“你瞧瞧。”
黄金荣一看，顿时心花怒放，很快同意再去私塾上学。
黄炳泉也非常高兴，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儿子去了私塾。这天，黄金荣在私塾的课堂上很是安静，不再像从前那样总是打打闹闹。这倒不是他突然变得爱学习了，而是因为他一直在想着照片上那美丽的小姐。
然而几天下来，小姐的消息一点也没有。黄金荣明白，一定是父亲在欺骗自己。于是他又瞒着父母亲，到街上和那些混混们东逛西荡，不再去私塾读书。
邹氏知道后，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黄炳泉呢，打又打不得，骂又骂不得，除了唉声叹气外，别无他法。
日子就在黄金荣的混和黄炳泉夫妻俩的忧心中一天天度过。
转眼就到了1880年底，这时黄金荣已十三岁多了。由于黄炳泉在缉捕罪犯时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事情被人检举，无奈之下他只得辞去公职，举家迁往女儿女婿所在的上海避祸。
来到上海滩，看着街头那些光怪陆离的霓虹灯，黄金荣不禁在心里默默地大喊了一声：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在上海快活啦！
黄炳泉呢，心里则是五味杂陈。其实，在内心深处他是不愿意搬离苏州的，毕竟那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可如今为情势所迫，再多的眷恋也都只能忍痛割爱了。
当然，黄炳泉并不知道，他的这一决定不但影响了自己儿子的一生，也造就了数十年之后叱咤风云的“中国第一帮主”。“小瘪三”立志干出大事业
在旧时的上海滩，人们总是把那些没有正经职业，整天游手好闲、为非作歹的人称作“白相人”。白相人通常来说不会是好人，但也不能认为是十恶不赦的人。他们往往穿着时尚、干净、整洁，不显邋遢，以区别于同在街面上混的小混混、小瘪三们，因而在十里洋场上并非十分招人讨厌。
20世纪初，上海十六铺码头曾有出现过一个著名的白相人，很是了得——他就是后来与黄金荣、张啸林一起被人称为“上海三大亨”的杜月笙。
杜月笙生于1888年，比黄金荣小了整整20岁，是上海高桥镇（今浦东新区高桥镇）人，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月圆时，故名月生。成名后，在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建议下，改名“镛”，号“月笙”，此后通常被人称作杜月笙。
杜月笙出生后没几天，为生活所迫，其父杜文卿就抛妻别子来到上海杨树浦经营一家小米店，母亲朱氏则独自在家抚养儿子。
说起来杜月笙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当他刚刚能看清楚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时，上海就瘟疫流行，死人无数。
大灾盛行的同时，天公又不作美。从1889年8月起，大雨不止，连续下了40多天，弄得仓库中的存粮大量霉烂，百姓苦不堪言，饥民遍地。
杜月笙的母亲朱氏在高桥镇无以为食，只好抱着刚过周岁的儿子，挪着一双小脚，步行几十里，到杨树浦投奔开米店的丈夫。
看着满脸菜色的瘦妻和嗷嗷待哺的孩儿，杜文卿心都碎了。可是，米店里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先店中的存米早已卖了出去。由于米价一日数涨，先前卖得的钱已无法再去进货，每天的开支只能从货款中出。本来货款就所剩不多，如今妻儿来到，一下子多了两张嘴，这让杜文卿更加忧愁。
眼看开米店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身体本就不好的朱氏只好去一家纱厂做工。就在她依靠病恹恹的身子换来一家三口温饱的时候，灾难再一次降临。
1890年夏天，上海流行起霍乱。霍乱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发病急、传播快，在当时的危害远超后来的“非典”。一时间，马路上，沟渠中，不时可以见到倒毙的路人。
幸运的是，霍乱这个病魔并没有降临杜家。不幸的是，朱氏在这极端恐怖的岁月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产后她由于营养不良和极度衰弱而死去。
爱妻撒手而去，杜文卿悲痛万分。他倾其所有给妻子买了一口白皮棺材。尸体被放入棺材之后，他又没有钱给她下葬，只好将装有妻子尸体的棺材运回老家，放在自家的田埂上，然后用田里的稻草将其掩盖，最后还在棺材头放上一束黄白相间的野花。
朱氏的辞世，使杜文卿一下子老了不啻十岁。世道艰难，他甚至连死的心都有。可是，他又怎能抛得下一双失去母亲的小儿女？
然而生活实在太艰难了，他实在无法支撑了，只好忍痛割爱，把女儿送给了一个宁波商人。两岁的杜月笙，从此和妹妹天各一方，再也无缘相见。
送走朱氏之后，杜家已没有管事的女人，为了照顾年幼的小月笙，杜文卿又娶了一个张氏女子为妻。这样，杜月笙有了一个继母。
1892年深秋，上海一带大旱，到了腊月，天降暴雪，气温陡降，杜文卿不能适应环境，突然生病。还没有等医生前来医治，他便一命呜呼，撒手西去了。
做继母，张氏还真是没得说，她忍痛埋葬了杜文卿后，一面继续经营丈夫留下的米店，一面含辛茹苦地抚养杜月笙。
1894年，杜月笙已经六岁多了，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前程，张氏省吃俭用，终于凑足学费，将杜月笙送到私塾去念书。
然而，就在杜月笙读了五个月书后，张氏便因米店生意太过惨淡而关门大吉。再没有余钱供杜月笙上学了。张氏抱着儿子大哭了一场，然后带着他从杨树浦回到了高桥镇老家。后来，杜月笙发迹后，每每与人谈及孩童时代，他总是很难过地对人说道：“在我的一生中，我只上过五个月的学。”
更大的不幸还在等着他。就在杜月笙八岁那年，疼爱他的继母张氏突然失踪。有人说她是被人贩子拐骗了。是卖入青楼，还是逼嫁他人，无人可知。总之，张氏从此音讯杳无，杜月笙成了标准的孤儿。
找不到继母的杜月笙一边啼哭一边寻到离家不是太远的外婆家。从此，杜月笙由外婆照顾。在外婆家里，杜月笙一直生活到十三岁。
缺爹少妈的孩子容易走邪路，这话虽然不一定正确，但在杜月笙身上却体现得很明显。在外婆家生活的这段时日里，杜月笙学会了打架斗殴和赌博。为了筹赌资，他时常偷偷跑回高桥镇，将破败老宅里那些陈年旧物倒腾出来，或变卖，或典当。
到后来，老宅里再也没有可卖可当的东西了，他只好把穿在身上的衣服也卖掉。因他寒冬腊月经常连棉衣也穿不上，总是冻得瑟瑟发抖，当地人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腊光月笙”。
此时的杜月笙，在亲友父老和乡邻的心目中，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坏小子——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一个十足的“小瘪三”。“人活脸，树活皮。”杜月笙再穷、再混蛋，但终究是一个要脸面的人，不是一般的小混混可比。他觉得，自己在高桥镇已没有什么脸面再待下去，更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他虽然读书不多，但“人穷志不穷”的古谚他还是听说过的。他认为，不远处的上海滩，五花八门，五光十色，才是他大显身手的地方。
1902年春天，在当地已是臭名远扬的杜月笙说服了外婆，准备去上海滩闯荡。
虽然这个外孙在许多人的眼里并不争气，但是外婆还是相当疼爱他的。老太太听说外孙要去上海谋生活，也不好阻拦，但不知日后能否再有机会见面，心中一酸，不觉落下泪来。
外婆一哭，杜月笙也哭，祖孙二人哭得好不伤心。悲泣之余，外婆仍然不忘叮嘱杜月笙一切好自为之，并关切地说：“走时，外婆要送你一程。”
就在临行前，年迈的外婆想方设法从熟人那里为杜月笙讨来了一封推荐信，大意是让他到上海十六铺一家叫“鸿元盛”的水果行当学徒，算是在上海有个落脚的地方，至少先安下身来，如果干得好，说不定还大有前途。
稍微准备后，1902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年仅十四岁的杜月笙毅然诀别了生活多年的高桥镇，往上海出发。
白发苍苍的外婆说什么也要送他一程，并为他准备了一套换洗的粗布马褂以及少得可怜的钱，一路上泪水涟涟，千叮咛万嘱咐，生怕遗漏了什么。
不知不觉间，祖孙二人一路步行至八字桥，已走出了十多里地。年迈的外婆有些走不动了。“你回去吧，外婆。”杜月笙强忍泪水，哽咽着劝老人家回去。“我不放心呀！”外婆闻言放声大哭。
杜月笙也哭了，边哭边说道：“外婆，高桥镇上的人都看不起我，说我是小瘪三，成不了才。这回去上海，我一定干出个样儿！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业，开祠堂！不然，我永远也不踏进这块土地！”
杜月笙说完，猛地跪倒在外婆面前，“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站起身，双手扶定老外婆，一边抹泪一边说道：“外婆，您保重！”说完，就头也不回地飞奔而去。
老外婆站在那里，一直目送着他。直到看不见孙儿的人影，她才蹒跚着往回走。
许多年后，当杜月笙风光无限地回到高桥镇时，老外婆却已于数年前驾鹤西去。这让后来成为上海大亨的杜月笙悲痛不已。“子欲养而亲不待”“孙欲养而祖不候”，世事之难料，为人之无奈，莫过于此。
杜月笙穿过洋泾镇，一路不停，近午时分，来到了浊流滚滚的黄浦江边。在摆渡的小码头，他默默地随着众人上了木船。
望着滔滔的江水，杜月笙心中喜忧参半。喜的是，他走出了那个他不招人待见的高桥镇，从此将置身于一个新天地；忧的是，他不知道这个新天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能容纳自己吗？
船行心难静，他一路望，一路想。外滩很快到了，杜月笙随着众人下了船，往西转过一个弯，不一会儿就到了上海十六铺。
从此，无论喜欢他还是忌恨他，肯定他还是诅咒他，杜月笙这三个字都在巍巍大上海烙上了深深的印迹，永远难以抹去。又一只猛虎横空出世
相比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青少年时代的坎坷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啸林，浙江慈溪县人，生于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初四。本名小林，乳名阿虎。后来张啸林请教一个算命的“半仙”后，改名为“啸林”，取“猛虎啸于林”之意。
张啸林出生时，家境极为贫寒。他的父亲张全海是一个专为人箍桶的木工，小手艺挣来的微薄收入难以养活一家人。自张啸林懂事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到了1887年夏天，张啸林的家乡又遇到了一次旱灾。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让张家的日子更难以为继。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全家人都饿死吧？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张全海与妻子一合计，狠狠心，咬咬牙，背着那一套木工家什，带着张啸林和哥哥张大林，毅然离开村子，举家搬到杭州的拱宸桥附近定居下来。是年，张啸林刚好十岁。
拱宸桥离慈溪140多公里，张全海在拱宸桥的西端租了一个门面，开了一家名叫“张记箍桶铺”的手工作坊。
由于张全海所选店铺地理位置优越，加之他本人勤劳本分，老少无欺，箍桶铺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张全海一家的生活逐渐好转起来，而且还有了一点以备不时之需的积蓄。
张全海夫妻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忙着张罗箍桶铺的生意，大儿子张大林也开始在一家织造绸缎的机房当学徒。这样一来，家里就只剩下张啸林一人。
玩，是孩子的天性，况且纵观张啸林的一生，从没发觉他有一丝“宅男”的特质。这时的张啸林可谓“天上都是脚板印”，除了吃饭睡觉，他没有一分钟是在家里度过的。
当时，张家附近居住着许多有钱的人家，张啸林有时免不了也和这些大富人家的公子哥儿一起玩耍。然而孩子之间每每有了一点小摩擦，他总是被人笑话其穷酸相。一次，两次，三次……深深的自卑心理开始弥漫在童年的张啸林心里。他逐渐疏远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转而与街市上一些不如自己的小混混相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张啸林的身上潜移默化地沾染上了许多小混混的流氓习气。
当张全海发现张啸林身上的这些变化时，赶紧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将儿子送进私塾念书。他希望孩子接受教育后，能够改掉沾染在身上的恶习。
刚开始，张啸林每天早晨背着母亲缝制的书包，赶赴学堂，跟着先生读经、写字，有模有样，跟街头的那些野孩子也逐渐没有了来往。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认为儿子终于走上了正途。
可惜，好景不长。
当时，通常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才能进学堂。这些孩子不愁吃不愁穿，对学习也不感兴趣。加上家长对他们的要求也不高，因此私塾先生也乐得清闲，对他们的管教并不严格。
在这种背景之下，私塾里出了一个被称为“私塾少年”的特殊组织。这些私塾少年无心学习，不守规矩，为了追求冒险和刺激，喜欢上了小偷小摸和赌博，并乐此不疲。
或许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故，张啸林进入私塾不久，便和这些私塾少年打得火热。而且，他还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生的“挚爱”——赌博。
赌博需要赌资，小小年纪的张啸林便开始偷家里的东西出去变卖。
除了赌博，张啸林酷爱的另一件事是打架。由于他长得人高马大，又常常到处乱跑乱跳，身子骨练就得十分灵活轻便，力气也大得惊人，打起架来，两三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跟他打过架的人都怕他、躲着他。
张全海夫妇一开始对张啸林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当家里的衣服、小家具等总是莫名其妙地丢失，当邻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上门来，指认张啸林欺负了他们家孩子时，老实巴交的张全海夫妇终于知道了儿子的劣行。但为时已晚，任凭二人怎样苦口婆心地教育乃至打骂，张啸林依然故我。
面对不争气的儿子，张全海整日忧虑，身体越来越差。加之从1890年开始，江浙一带洪涝、干旱等各种灾害接连不断，老百姓衣食无靠，张家的生活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张全海过度劳累，终于积劳成疾，不治身亡。这一年，张啸林还不到十四岁。
顶梁柱塌了，家里所有的一切都乱了套，孤儿寡母的生活应该如何面对？
无奈之下，张啸林只好退出私塾，与哥哥一起进入织造绸缎的机房做学徒。
一开始，张啸林做得还算认真。但几年过后，他又旧性复发，重新与从前的那些小混混们混在一起，不但吃喝嫖赌，还聚众斗殴，最终被机房老板开除。
失去了工作的张啸林彻底“破罐子破摔”，先前的劣行不但未见消减，反而还增添了坑蒙拐骗。
张啸林就这么混了几年，一晃就到了二十六岁。他猛然间发现，周围那些一起胡混的朋友有的娶妻生子变安分了，有的出外闯荡去了，只有他还孑然一身继续胡混着。“总不能一辈子这么下去吧？”张啸林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他终归是一个有些抱负和胆识的人，决定还是干点正事。
就在这时，恰逢浙江武备学堂在杭州招生。张啸林认为这或许是一个走入仕途的好机会，便前往报考，结果还真考中了。
就这样，张啸林成为浙江武备学堂的学生，并与张载阳、周凤歧、夏超等人成为同学。正是这些人，对他将来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不过，进入学堂之后，张啸林依然积习不改，我行我素。然而学堂毕竟不是恣意妄为之地，容不得他胡作非为。张啸林实在混不下去，便未等到毕业就离开了学堂，回到拱宸桥开了一家茶馆。
张啸林的茶馆生意也就能混个温饱，但他倒是很满意。因为在茶馆里，他不仅可以成天与流氓地痞们吃喝玩乐，还可以借此拉拢一批人，让他们替自己干些敲诈勒索的勾当。
在此期间，已经老大不小的张啸林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他与一位叫娄丽琴的女子结为夫妻。
大约在1907年，张啸林认识了一位擅长表演滩簧的江湖艺人，名叫陈效岐，人送外号“马浪荡”。张啸林虽说是个流氓地痞，但却很有些音乐细胞，酷爱滩簧表演和京剧一类的东西，后来在这些方面还颇有造诣。可见，若有人在你面前说他很懂音乐，你大可不必有崇拜心理。音乐这玩意实在是个大众货，跟高雅或粗俗、流氓或君子实在扯不上多大关系，更不会成正比。
因为喜欢，张啸林便曾一度拜陈效岐为师。陈效岐每次出外演出时，都会带上张啸林，让他跟在后面帮着扛丝弦什么的，演完一场后便赏给他几个铜板。
1908年10月，曾被清政府任命为武英殿大学士的杭州文人王文韶病逝。出葬那天，陈效岐受王家邀请表演滩簧，他便带上张啸林一起，来到出葬地点。
出殡队伍慢慢前行，一直走到日本租界所在的清河坊时，张啸林由于好奇，四处观望，不小心撞倒了一个在路边看热闹的日本小孩。这下，日本人不答应了。他们借口中国人“伤人”，要求中方赔款道歉。双方正在争执之间，张啸林忽然站出来，大喊一声：“开打！”就这样，一群愤怒的殡葬人冲上去就打，足足有百人。那些日本人敌不过，只得四散而逃。
此时的“爱国青年”张啸林还不罢休，殡葬结束之后，他带上十多个艺人，飞奔到日本人聚居的清河坊和保佑坊，看见日本人开的店铺就打砸，似乎这时的他不但仇视日本人，还仇视日本货。半天下来，日本人的商店被砸得支离破碎，几乎没人敢上街。事后，杭州官府认为张啸林的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加之日本人又大力威逼，于是决定严惩带头肇事者。眼见张啸林要受牢狱之灾，陈效岐站出来，帮他顶了罪，结果被披枷带锁，在大街上游行了一个月。
之后，杭州百姓极为愤怒，纷纷站出来表示对官府的不满。他们不但言语上抵制日本，而且在行动上不买日本货。日本人见这情形，不得不妥协，只好将清河坊的日本商人全部迁走。
经过这事，陈效岐觉得张啸林是个英雄，便与他结成了儿女亲家。但在教训了日本人之后，张啸林似乎并没有真的变成什么“英雄”，依然禀性不改。开茶馆之余，还跑到杭嘉湖一带与人掷骰子赌钱。由于他赌技高超，加之善于“出老千”（赌场用语，指为达到赢钱目的而弄虚作假），很快就赢光了当地农民的钱，致使那些输光了钱的农民有的自杀上吊，有的卖妻卖子。当地农民极为痛恨他，便向官府告状，要求惩办张啸林。不过，由于张啸林经过贿赂，与杭州府衙门探目李休堂成为了“铁哥们”，因此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由于在官府中有了“后台”，张啸林越来越嚣张。1911年夏的一天，他在茶馆里与一个旗人争座位，竟然大打出手，酿成人命官司。这下张啸林才感觉大祸临头，于是逃到绍兴安昌镇躲避起来，并投靠了他的老朋友——安昌镇巡官翁左青。
就在这一时期，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响彻神州大地，杭州也很快光复。天已变了颜色，张啸林的案子也不了了之。于是，他再次返回杭州，参加了洪门在杭州的分支机构“三合会”，也因此认识了杭州的洪门老大杭辛斋。正是在杭辛斋的帮助下，张啸林召集起从前那些混混朋友，并发展成为杭州一霸。
张啸林虽然音乐细胞较丰富，但他似乎并没有从中汲取到什么健康向上的正能量，很快又惹出了另外一件事：
一天，他正好在朋友那里喝了几杯喜酒，慢吞吞地往回走。走到拱宸桥附近时，看到几个人在痛打一个年轻人。于是他上前解围。谁知那几人上去就打他。张啸林气愤不过，狠狠地朝其中一人的裆下踢了一脚。只见那人捂着下身在地上打滚，不一会儿，竟然死掉了。
此时，民国初立，万事待兴，若没有人去告，也就没有人理会张啸林杀人的事。但张啸林明目张胆地当街杀人，还是引起了杭州市民的公愤。杭州官府迫于压力，不得不下令通缉张啸林。
张啸林得到消息，惶惶不可终日。就在此时，上海青帮头子季云卿来杭州邀请一些艺坛名角去上海演出。就在他拜访陈效岐的时候，张啸林认识了他。
季云卿离开杭州前夕，陈效岐与张啸林在一家高级饭馆宴请了他。席间，张啸林将自己目前的处境告诉了季云卿，并希望他能为自己指点一条明路。
季云卿便对张啸林说道：“既然如此，不如跟我到上海去闯一闯。不管将来如何，至少不用躲躲闪闪地活着，总能落个逍遥快活！”
张啸林一听此话，心中不禁一动。这些年来，他在杭州摔摔打打，沉沉浮浮，眼看年近中年，如今又惹上了命案，将来还能混出个什么名堂呢！与其如此，倒不如换个地方重开山头。季云卿是上海滩的闻人（一般指社会上有名望的人物，在此指流氓帮会中威望显赫的头面人物），有他做后台，还怕没立足之地？于是他当即对季云卿表示了谢意。
季云卿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在上海滩虽然能呼风唤雨，但到底缺少帮手，如果能把张啸林笼络在手下，也能帮自己办不少事情。因此，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着张啸林动身回了上海。
其实张啸林大可不必离开杭州的，因为他的老同学张载阳此时已被任命为浙军第二十五师五十旅旅长兼杭州警备司令。在那个官官相护的年代，凭他与张载阳的关系，一桩命案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也正是因为张啸林不知道张载阳此时的任职情况，才决定去上海闯荡，因而也才有了后来叱咤上海滩的“三色大亨”。第二章抱团打天下
俗语云：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如果没有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加盟，黄金荣或许也能光鲜一生，但他绝不会成就“天下第一帮主”的威名，甚至很可能在为抢女人而“跌霸”后，死于非命。而如果不加入黄门，傍上黄金荣这棵已经枝繁叶茂的大树，杜月笙和张啸林也许永远都是上海滩的两个小混混……黄金荣发迹广收徒
黄金荣跟随父母迁居上海后，在姐姐和姐夫的安排下，一家人居住在上海南市张家弄堂里。父亲黄炳泉开了一家茶馆，藉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黄金荣虽然从小顽皮，不喜欢读书，头脑却很灵活。当时，张家弄堂内住有不少当过清朝武官和捕快差役的人，黄金荣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和这些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一片，耳闻目睹中，学习了不少江湖诀窍，为他后来在法租界巡捕房起家发迹，打下了伏笔。
到黄金荣十四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生活一下陷入困顿，母亲邹氏只好把他送到姐夫开设的凌云阁裱画店做学徒。但黄金荣始终不能安心做事，让姐姐姐夫很是头疼。几年后，母亲去世，黄金荣再不愿在姐夫的店里遭受白眼，便辞职自谋生路。
此后，他先后在萃华堂裱画店做过学徒，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捕快，但都没有干出多大的名堂。
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在越南雇来二十九名捕快，负责法租界内的安全工作和日常巡逻等事宜。不过这些捕快虽然身体素质好，工作责任心也较强，但他们地形不熟，语言不通，使得他们在上海寸步难行。经研究商定，法方准备在法国人和中国人中各公开招募十三人做捕快。当时报名者众多，黄金荣本来无论如何也考不上的，所幸昔日邻居陶婆婆念及旧情，就托她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儿子帮忙，结果黄金荣成了最后被录取的十三个幸运儿之一。经过培训，这十三人被编为便衣侦缉队，其实就是所谓的“包打听”。
进入法国巡捕房一段时间后，黄金荣经人介绍，被一户林姓人家招为上门女婿。太太林桂生也是当日上海滩一位出名的女流氓，名列上海滩“十姐妹”之一。她为人泼辣，精明能干，对黄金荣的事业帮助极大，所以黄金荣对她服服帖帖、言听计从。婚后不久，林桂生为黄金荣生下一子（一说领养），取名福宝，大号钧培。夫妻二人还领有童养媳李志清。福宝十七岁早逝，李志清一直守寡未嫁。
黄金荣最初的工作是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一带管理治安，这让他很是如鱼得水。原来他在裱画店工作期间，只有有空就会跑到城隍庙得意楼喝茶，结识了不少流氓混混以及青帮分子，在十六铺人头很熟。现在为了工作方便，他进一步有意识地和这些人厮混，在黑道中的关系越来越广。
不过，虽然与那些地痞流氓关系很“铁”，只是意味着那些人买他的“账”，给他面子，不给他捣乱，并不能证明他黄金荣有过人的能耐，充其量是完成了“本职工作”。再说，管理十六铺一带的巡捕又不是只有他黄金荣一人。因此，黄金荣要想从那些巡捕中脱颖而出，就得另辟蹊径。
说起来，黄金荣确实是个富有心计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的侦缉才能高人一等，从而博取法国主子对他的信任，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些“捷径”。
上海公馆马路是个繁华的场所，这里商店云集，除了绸布店、杂货铺、珠宝店，也出现了百货公司，还有卖皮鞋的。这些商店平日生意兴隆，但最怕的是小流氓上门闹事。
一天，黄金荣刚出巡到公馆马路，就见前面不远处围了一堆人，正在指指点点。黄金荣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前面，一看，原来是“沈记绣鞋店”。“黄捕爷来了！”人堆中有人大喊了一声。
随着喊声，店铺内冲出几个小流氓来，看见黄金荣，都吓得抱头鼠窜。只见黄金荣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一个，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并厉声说道：“以后再到这一带闹事，我砸断你的狗腿！”那个小流氓吓得连连点头称是。
这一招，引得围观的人大加赞扬，认为黄金荣真有一套。可是善良的人又哪里会想到，这一切都是黄金荣预先布置好的呢。在黄金荣如此“导演”下，日子一长，他的名声大振，连法国巡捕房也为此嘉奖了他好几回。
十六铺有一家“兴记咸货店”，店内各种咸货俱全，店主又会做生意，因而整天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店老板阿兴是宁波人，经常来往于宁波和上海之间，将上海人爱吃的醉蚶、蟹糊、黄泥螺等贩到店里。由于生意好赚头大引来了不少眼红的人，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店堂里捣蛋。阿兴怕影响生意，对这些人总是笑脸相迎，但这些人不但不领情，反倒越发嚣张起来。
阿兴也知道，要在上海滩立住脚，这批流氓地痞是得罪不起的，于是常常大包小包地塞给这些人。可是，这些家伙毫不知足，胃口越来越大。长此以往，怎么得了，阿兴脸上的愁云越来越重了。
正在阿兴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悄悄地对他说：“这事不难，只要请黄捕爷出面压一压，保准太平无事。”
阿兴一听，对，这是个路子。于是，他马上备了厚礼，请黄金荣出面帮忙。没想到黄金荣一口答应，除了要点钱作为打发这些流氓的费用外，也没向阿兴伸手。此后，“兴记咸货店”还真的没有人来捣乱了。
阿兴由此对黄金荣极为感激，逢人就说黄金荣的好处，还给黄金荣送了一大笔厚礼，并邀请他此后多多关照自己的小店。黄金荣呢，通过自己的又一次精彩导演，让当地的商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黄捕爷才是这里的“老大”，只要你出钱请他做保护人，你的生意就平安无事。否则，只有天知道……
打这以后，许多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们，每逢过年过节，甚至按月给他送钱送礼，把他当作护身神、靠山。黄金荣的触角由此延伸到各行各业。
随着黄金荣的名声越来越响亮，连法租界领事也开始注意他，常常找他谈话。接着，黄金荣又一手策划了几起大抢劫案，然后又亲自侦破了这些案件。法国主子就十分赏识他的才干，将他由一个普通的探员提升为探目。
当然，这些勾当都太小儿科，有的也实在太滥。黄金荣知道，光靠这些伎俩是很难在法租界巡捕房真正立足并受到重视的，要想在这里有一个光明的前程，就得干出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大事才行。
就在黄金荣作如是想时，发生了法国姚主教被绑架案，给了黄金荣一个大大露脸的机会！
法国的天主教神甫姚主教，和法国驻沪总领事、巡捕房总监等都是好朋友，具有操纵上海法租界的实力。一次为了传教，他坐火车去天津开办教堂，在山东被军阀张宗昌手下的部队给绑架了，准备勒索一笔巨款。
姚主教遭绑架，连法国国内都给震动了，奈何他们连绑匪是谁都不知道。巡捕房总监急得焦头烂额，命令侦缉人员全部出动，四处探听，都没有消息。到哪儿去想办法呢？只能高价悬赏：凡通报姚主教下落并属实者，奖三千元；如能救出，则重奖一万元。
黄金荣当然不会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急忙发动手下，千方百计搜寻线索。
黄金荣也真是走运。当时吴佩孚部下一个叫韩荣浦的后勤副官到上海买东西，身上带的一百块钱在火车站被人偷了，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想起有个老乡在法租界捕房当差，就来到法捕房寻求帮助。黄金荣便向他打听姚主教被绑架之事，这个韩副官对此事恰好有所耳闻，于是在黄金荣许下重金相酬的承诺后，连夜赶回去打探情况。
不久，韩副官便打探得清清楚楚，并同绑架姚主教的张宗昌部队取得了联系，探听到主教被关押的地方，还把赎金都说定了。
不过，黄金荣认为对方要求的赎金过高，属于漫天要价，便叮嘱韩副官绕过部队的军官，直接买通看守人员。然后，黄金荣带领几十个便衣，来到看守姚主教的地方，给了看守人员几千块钱后，便轻轻松松地将姚主教救了出来，顺利返回上海。
黄金荣的表现深得法国巡捕房总监的赞赏。为表示嘉奖，他将黄金荣提升为法租界唯一的一个华人探长，另派八名越南巡捕给他当保镖。而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地痞流氓团结在他的周围。从此以后，黄金荣手操权柄，更是飞扬跋扈、胆大妄为，成为上海一霸。
权力和名望达到相当高度后，黄金荣像青帮中人那样，开始大肆收徒。按照旧时帮会的规矩，只有在帮的人才可以收徒弟。黄金荣既非洪门中人，亦非青帮中人，照江湖规矩是没有资格开香堂收徒弟的。
然而这怎能难倒黄金荣呢？他采取了“换汤不换药”的办法——“靠帮”，大约就是“挂靠”在青帮名下的意思，还将自己收的徒弟改称“门生”，而且将开香堂的那套繁琐手续也全免了。反正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贽敬礼”（即拜师钱）到位，递张门生帖子就行。所以黄金荣的门生众多，保守估计也有两三千人，“天下第一帮主”的地位就此奠定。
黄金荣手里有了钱，就买下民国路同孚里一幢房子供自己居住，称作黄公馆。
不久后，黄金荣又做了一件足以影响他一生的大事，那就是收蒋介石为徒。
蒋介石（1887～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906年，不到二十岁的蒋介石离开家乡去日本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陈其美。陈其美是近代民主革命志士，青帮代表人物之一，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
蒋介石与陈其美一见如故，很快结为把兄弟。蒋介石又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并结识了孙中山。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随陈其美回国参与革命活动。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到上海组织反袁军事活动，并主持上海党务。陈其美激烈的反袁活动终于触怒了袁世凯，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不幸被倒向袁世凯的张宗昌派人暗杀，凶手是曾参加过革命的帮会分子程子安。
眼看自己的结拜弟兄、领路人死于帮会分子之手，不知青年蒋介石会作何想。现实情况是，陈其美死了，他政治上的靠山没有了。此后的人生路究竟该如何抉择，蒋介石有点陷入了迷茫。
正是这样的迷茫，使蒋介石走近了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跟随他们在上海恒泰号证券物品交易所从事投机生意。
初期，证券物品交易所信誉良好，营业蒸蒸日上，未及半年获利已达五十万元，蒋介石也从中获利不少。但是，投机买卖好景不长。由于不少投机者见交易所赚钱，便竞相开设。到1921年夏秋之交，仅上海一地即有交易所一百四十余家。交易所的过剩，致使大批交易所倒闭。蒋介石参股的交易所没有充足的保证金，只好用空头支票充作现金。由于股价数倍猛涨，他们无法兑换现金，苟延残喘到1922年春，便彻底垮台。蒋介石因此负债累累。
股票成了废纸，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找当事人逼债，债主们还雇佣青帮中人代为讨债，催逼很紧。蒋介石处于山穷水尽、四面楚歌的凄凉境地。“三十六计，走为上。”蒋介石决定一走了之，以彻底摆脱那些穷追不舍的讨债人，平复自己凄凄惶惶的心境。
恰在此时，一个震惊全国的消息传到上海——革命军将领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变，孙中山被逼到“永丰”舰上避难。
看到消息，蒋介石忽然有了主意：他断定孙中山必定会击败叛军，恢复其地位。如果这个时候前去投靠，足以见患难之情，那么，将来自己就是孙中山身边最有地位的人了。可问题又来了，自己现在一个靠山也没有，还负债累累，甚至连南下的路费也没有。这该怎么办呢？
此时正是黄金荣在上海滩炙手可热之际，蒋介石忽然萌生想拜黄金荣为师的念头，于是便托虞洽卿引荐。
虞洽卿名和德，洽卿是其字，人们习惯尊称其为“阿德哥”。虞洽卿是当时的上海滩闻人、著名实业家，又是恒泰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主要创办人。蒋介石因此得以与他结识。
不过，听完虞洽卿的说辞，一开始黄金荣并不是很同意。然而虞洽卿告诉说，蒋介石绝非池中之物。他原是陈其美的部下、亲信，也认识孙中山。他这次栽了跟头，想离开上海到广州去投靠孙中山。如果你能帮他一把，说不定将来回报无穷。
黄金荣想了想，暗自盘算：虞洽卿在上海商界很有地位，可以趁机结交他；还有，蒋介石毕竟是个革命党，说不定这小子将来有出息，对自己有用。这倒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于是同意。
就这样，当天晚上蒋介石便投了门生帖子，正式拜黄金荣为“老头子”（旧时上海帮会中人对其首领的称呼，有时亦称师父）。
鉴于蒋介石的艰难处境，黄金荣不仅没有收他的“贽敬礼”，还帮助他解决了债务问题。第二天，黄金荣还送给蒋介石二百元南下的路费。
黄金荣的这份情，让蒋介石从此记在了心里，也使得蒋介石和黄金荣，以及日后的杜月笙、张啸林等，有了牢牢的情感维系，并让他们命运相连。杜月笙“泥鳅”跃过了龙门
无可否认，一个人要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运气也是不可少的。杜月笙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成为权倾一时、叱咤风云的上海滩大佬，靠的不光是自己脑筋灵活，懂得察言观色，讲义气，以及个人性格魅力和魄力，还和他懂得紧紧抓住机遇不无关系。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放到杜月笙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杜月笙的一生面临太多的机遇，对于每一次重大的机遇，他总是能及时巧妙地抓住。而在这些机遇中，最具转折意义的当属他进入黄公馆了。
当然，在此之前，杜月笙也经历了许多磨难。
刚到上海的杜月笙，起先在十六铺码头一家名叫“鸿元盛”的水果行做学徒。然而在此期间，因为经常赌钱误事，又和流氓瘪三混在一起，无所不为，被老板“炒了鱿鱼”。后来他到在鸿元盛学艺时认识的师兄王国生所开的“潘源盛”水果行里做事，因削得一手好水果，被人称为“水果月笙”。但后因经常挪用店里的款项被发现，而无奈离开。
在“潘源盛”水果行，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杜月笙认识了“套签子福生”。“套签子福生”本名陈世昌，住在小东门，是上海青帮“通”字辈成员。他的绰号缘于早年的“套签子”经历。
所谓“套签子”，实际上是一种赌博方式，即用一个铁筒，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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