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相龙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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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规划在中国：兰州第一版总规编制史实研究(1949—1966)试读：
前言
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调整及其实施从1949年起至1966年结束，前后历时17年之久。而1949—1966年这17年，恰恰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单元。这一时期新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正逐步地在创建、摸索过程中成熟起来。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重点工业城市总体规划的典型案例，在编制过程、理论范型、运作实施等方面，既体现了地域差异背景下的个性特征，又呈现了新中国历史大背景下的规划共性特征。同时，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是中国“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华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典型案例和重要代表，也是规划成果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因此其编制过程具有历史典型性。
参照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历程与不同时期城市发展的状况，结合新中国成立之初兰州城市建设规划的特征，本书将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历史过程分为三个研究阶段：第一阶段，自主初创过程（1949—1952年）；第二阶段，联合编制过程（1953—1954年）；第三阶段，深化运作过程（1955—1966年）。该部分研究内容采用过程还原结合要点解析的方法逐步展开：① 在自主初创过程研究中，重点还原兰州城市建设新启动、地形图测绘和兰州都市建设计划编制等历史过程，并着重从思想流变、范型演变、初创夭折三方面深入解析，发现和回答自主编制过程中的核心问题。研究分析了兰州市都市计划编制内容的改变所体现出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指导思想变化、规划范型变化，以及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形成等更深层面的内容；挖掘出兰州在延续欧美模式范型下编绘的都市建设计划所体现出的先进规划理念；理清了自主初创过程对兰州市城市总体初步规划编制的指导意义。② 在联合编制过程研究中，基于苏联援华与“156项”工程布局的大背景，对苏联城市规划模式进行认知分析后，还原了在国家宏观指导下中苏央地等多方联合（即中方专方和苏联专家的联合、中央和地方的联合）完成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并通过国家审批的历史全过程。同时，研究从历史机遇、国家指令、联合形式、功过评说、专家贡献等方面重点解析中苏联合编制该版规划的重点关注与核心问题；着重分析苏联规划模式的介入和全面效仿，苏联专家指导下的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编制的方式、方法、程序、内容，苏联规划模式的核心做法及其与中国传统规划的冲突，苏联规划模式对中国城市建设的影响；探索规划主持者任震英先生和规划指导者苏联专家对规划编制的具体贡献。③ 在深化运作过程研究中，研究从规划反思（1955—1957年）、规划跃进（1958—1960年）、规划终结（1961—1966年）三个具体历史时期，分别进行了深化运作与实施过程的详细还原，并就中国城市建设现实对苏联规划模式的排异反应、政治波动对城市规划深化及其运作的影响、自主城市规划编制思想与实践的出现等核心问题展开了深入解析，解答了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在实际运作中逐步由辉煌走向终结的历史原因。
最后，本书分析并总结了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对兰州城市建设发展和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影响与价值贡献，且阐明了其对兰州城市发展的影响：① 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开创了兰州现代城市规划编制历史的先河；② 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兰州作为工业城市的发展基调；③ 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构建了兰州带形组团式的现代城市格局；④ 第一版城市总规划确立了兰州市最重要的干道及公共空间体系。同时，本书梳理了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影响：① 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是“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华新兴工业城市的典型规划案例；② 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在当时的中国城市规划界具有领先模范地位；③ 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编制初创的蓝本；④ 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型源流及其演变规律可以同期揭示和印证中国现代城市规划范型源流及其演变规律；⑤ 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有助于认识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的历史作用，从而对今天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决策提供直接的借鉴价值。
总体而言，本书的创新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 通过专家采访、调查研究，搜集整理出大量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兰州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文字、图片、口述等历史史料；② 全面还原了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及其深化运作过程；③ 客观评判了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历史影响及地位价值；④ 对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型进行了全方位的识别和阐述；⑤ 对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所涉及的人和事进行了客观评述。唐相龙2016年于东南大学
城市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建造的最大最复杂的工程……我已经确信，没有对过去的研究和理解，就不能有效地规划未来，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物质环境、自然环境，均适于此，概莫能外。——吉迪恩·格兰尼
新中国成立后，以任震英大师为代表的规划先辈们独辟蹊径的“带状组团分布，分区平衡发展”的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是中央政府批准的最早的城市总体规划，获得过高度评价。作为带状城市，兰州的城市规划曾经是中国规划专业教科书中的经典案例之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得以在兰州恢复成立。兰州与城市规划有着深厚的渊源，是新中国城市规划的沃土之一。——《甘肃日报》,2011-08-291绪论1.1研究背景1.1.1 研究缘起
1）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重要性逐渐被认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国家政权建立，政府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中央提出了“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以及“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生活服务”等论述，为制定新中国城市建设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各地规划管理机构逐步建立，城市规划事业也正式拉开序幕（1949年10月在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下设立基本建设处，主管全国的基本建设、城市建设工作，除国家设立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外，各地规划管理机构也逐步建立，如重庆的都市建设计划委员会、成都的市政建设计划委员会、济南的城市建设计划委员会等。当时兰州市人民政府也设立了建设科，任震英先生任科长，负责市政工程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的全面援助下，以工业布局主导或牵引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于当时的城市发展、城市化进程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对配合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顺利进行也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因而这一时期被称为新中国城市规划历史上的“第一个春天”。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城市规划的论著汗牛充栋，但大多数都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谈论和探讨城市规划的具体操作，从城市史抑或城市规划史角度开展研究的极少，而专门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建设的研究则更少。总体而言，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的研究逐渐受到研究学者的重视，当代的城市规划学科的新兴理论发展与动向研究热烈，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研究较少，因此近现代的中国城市规划历史研究总体呈现出“两头热，中间冷”的局面。
但是，社会是延续的，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当我们由此去探索、梳理、思考时，总能从绵亘的历史轨迹中得到启示、警示、感受和感悟。人类需要不断地自我审视，需要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命运以及何去何从的选择理性。鉴往可以推知未来，任何一个今日的城市都是历史城市的延续，不了解城市的过去，就无法认识城市的现在，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效规划城市的未来。过去、现在和未来处在同一时间链上。因此，要解决城市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困惑，使一个城市健康、协调地发展，就必须认识城市的历史特点，进而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性。
而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大批城市规划紧锣密鼓地集中编制完成，开创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新局面，奠定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基础，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编制历史无疑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近几年，为适应城市大规模建设的迫切需要，人们在广泛关注今日的城市建设之时，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过程也逐渐引起部分专家学者的重视，他们开始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发展建设的历程和得失，并尝试对其开展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这说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历史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性逐步被人们所认知。本书也是基于上述城市规划历史的学术研究背景，才逐步将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纳入研究视线的。
2）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具备历史典型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城市规划工作围绕的核心即“支持国家工业建设、协调城市中的各个工业项目”。这一时期也是苏联城市规划理论、技术全面进入中国的重要时期，苏联专家直接全程参与了中国重点工业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
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具体由中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任震英先生主持、穆欣等苏联专家指导编制完成。该版规划是新中国第一批被国家建设委员会批准的城市总体初步规划之一，在当时国内外是享有盛誉的（图1-1）。图1-1 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模型照片
1955年4月，同济大学冯纪忠教授、董鉴泓先生带领城建专业毕业班15名学生前往兰州实习并参观规划成果。1956年，同济大学城建专业三年级学生又一次去兰州实习。1956年7月，中国第一部《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在编写时，参考和借鉴了兰州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经验和做法。1957年，任震英先生带着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图纸成果，随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出访苏联和罗马尼亚，博得国外同行的好评。1958年7月，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五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五次大会于1958年7月20日至27日在苏联的莫斯科举办，大会的主题是“世界各国的城市建设问题——1946年至1957年城市的新建和改建”。参加该大会的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1400多名代表。中国以中国建筑学会杨春茂副理事长为团长的19人代表团出席会议。时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的梁思成先生在会上做了关于东亚各国1945—1957年城市的建设和改建的报告），兰州作为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的重点先建城市，其城市规划图纸在会议上展出，引起了国际建筑界的很大关注。1959年9月，该规划成果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成就展览”，作为新中国城市规划的经典案例在首都向全国人民进行了展示；其规划成果也被编入中国城市规划专业相关教科书之中。
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是在中方专家主持、苏联专家指导下，按现代功能主义规划思想编制和实施的兰州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城市规划方案，奠定了兰州市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工业城市发展建设的历史基础。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不仅是“一五”计划时期中国苏联援华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典型案例和重要代表，也是规划成果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其编制过程具有历史典型性。
所以说，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建立和苏联援华新兴工业城市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但是，长期以来，地处内陆的兰州的这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深度认知。
3）通过研究兰州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以叩谒先辈们的心路历程
城市规划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忘记那些打开新中国城市规划历史篇章的前辈们，他们为中国现代城市建设和规划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并留下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在众多的规划前辈中，被誉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事业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的著名城市规划大师任震英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任震英先生与兰州现代城市规划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共荣”的渊源关系。1987年末，任震英先生从事城市规划城市建设50周年庆祝大会在兰州隆重召开，时任市长的王道义贺词：“东方奔来一头牛，俯首金城五十秋，鞭挞辱骂全不顾，耕耘荒原变绿洲。”任震英先生被大会誉为“兰州现代城市规划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建设新兰州的功臣”。
任震英先生（1913—2005年）是中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建筑学专家、工程设计大师，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任震英先生于1913年4月1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一个教师家庭，1937年1月毕业于今哈尔滨工业大学，被授予工程师学位，同年在组织的安排下到甘肃兰州工作。1949—1966年，任震英先生相继担任兰州市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兰州市建设局局长、兰州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兰州市建筑工程局局长及总建筑师兼兰州市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任震英先生作为新中国唯一一位城市规划领域的工程设计大师，以其自身的专业功底和人格魅力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大批城市规划专家的心路历程，也折射出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变迁的历史光辉。正如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所言：“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开创新中国城市规划新篇章的先辈同仁们的思想当为今日规划界之瑰宝。
然而，城市规划历史研究需要对城市规划的历史事实及其演变过程、内在规律等进行深入分析。本书属于城市规划史研究，该研究深入展开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为目前开展城市规划史研究的学者和文献数量都很有限，尤其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历史的系统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书就得基于历史视角，通过搜集大量一手史料、与亲历者深度访谈等手段，走近曾经参与或经历规划编制过程的诸位前辈们，实现笔者与历史的对话，故此研究将是一个生命追逐另一群生命的过程。1.1.2 研究区域概况
兰州，位于中国陆域几何版图的中心，有“陆都”之说[据苏全有的考证，早在1906年，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曾提出“统一十八省之后，可都南京；统一满、蒙、回、藏之后，可都兰州”，也就是广为流传的“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时建都兰州”观点的由来。其后，孙中山在1919年完稿的《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中首先提出，要修建10万英里（1英里≈1609.344m）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将中国的沿海、内陆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修建100万英里的公路。而铁路和公路的中心就是兰州。随后，他又提出了“海都”和“陆都”的说法，把南京称为海都，把兰州称为陆都。在孙中山的遗教中，曾有“中国的国都，须设在兰州”之语。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陆都兰州”和“兰州中心”两种观点开始传播开来，并在民国时期西部开发的呼声中得到广泛认可]。兰州又是“河西走廊”的起点，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方重镇，也是中西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兰州因西汉设立县治，取“金城汤池”之意而称金城。隋初改置兰州总管府，始称兰州。自汉至唐、宋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出现了丝绸西去、天马东来的盛况，兰州逐渐成为丝绸之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商埠重镇以及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要都会和纽带，在沟通和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兰州：
古戍依重险，高楼接五凉。
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
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
忽如江浦上，忆作捕鱼郎。
兰州具有“座中连六”的独特位置，辐射陕、甘、宁、青、新、藏等省区，区域优势明显，经济腹地广阔，交通条件得天独厚（图1-2）。图1-2 兰州在中国和甘肃省的地理位置
兰州深居内陆，属温带季风气候但大陆性特征明显；全年降水少，气候干燥，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27mm，主要集中在6—9月；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446小时，无霜期为180天，日照充足，光能潜力大，年平均气温为10.3℃，年温差与日温差均较大，夏季稍热，最高温度在30℃左右，冬季寒冷但并不奇冷，最低温度在-10℃左右。
兰州市区位于黄河谷地，南北有群山环抱，东西有黄河穿流而过，枕山带河，依山傍水，平均海拔为1500m，具有典型河谷盆地城市的特征。其独特的沿河带状城市布局曾被称作“东方的伏尔加格勒”（图1-3）。图1-3 兰州市中心城区概况图1.2相关术语界定1.2.1 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
本书所指的“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兰州所编制的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1954—1972年），该总体初步规划成果于1954年12月底通过国家建设委员会审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最早被国家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之一。为了体现该版规划的历史特性，笔者将兰州市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成果统称为“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
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是由三个层面的规划内容所组成：①1949—1952年，由任震英先生带领中方城市规划专家一起编制完成了《兰州市都市建设计划草案概要（1951—1958年）》和《兰州市新都市建设计划工作报告》。该层面规划可视为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前期草图阶段成果。②1953—1954年，由任震英先生主持、穆欣等苏联专家参与指导，在北京和兰州两地历时一年多时间编制完成了《兰州市城市总体初步规划（1954—1972年）》，此规划于1954年12月底被国家建设委员会批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城市总体初步规划成果之一。该层面规划可视为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初步成果（大致相当于当今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的总体规划纲要成果）。③1955—1966年，在城市总体初步规划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反复的调整和修正的阶段性成果。该层面规划可视为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调整、深化阶段的成果（部分内容大致相当于当今城市总体规划中的近期建设规划成果）。
本书将上述三个层面的规划成果统称为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成果的原因在于：① 三个层面的规划阶段及内容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开的且互为因果的完整历史序列；② 有利于以统筹的视角重新审视兰州现代首次城市规划实践活动的历史全过程；③ 如此统筹的做法更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范型的流变规律，有利于开展学术研究。
也就是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7年间，兰州市所有指令性城市规划实践活动均可归为“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范畴。1.2.2 城市规划范型
范型（Paradigm），也称范式，还有范例、样式、模式的含义。该词来源于美国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意指某一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一整套约定。库恩认为，“为共同体所接受的科学实践（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实验和仪器）的例子，提供给他们以模型，以创造一种一贯的传统，并被当作由此构成科学共同体第一要素的承诺。每个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成就必须具备：①‘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② 它们必须是开放性的，具有许多的问题，以留待‘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去解决’。凡是共有这两点特征的成就，便称之为‘范式’”。
城市规划范型，是指在某一社会形态的一定时期，城市规划思想理论与建设实践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对于城市规划建设来说，城市规划范型是一种思想框架性质的体系。它具体包括城市规划的思想基础与建设实践，也包括实现规划思想的途径、手段以及为实现这种规划目标所必须遵循的规章制度（李百浩等，2003）。
一定时期的城市规划范型不仅能把当时的种种规划理论与建设实践纳入到自己的范围中去，而且某种规划范型一旦形成，它就会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中去。1.3研究目的及意义1.3.1 研究目的
本书将对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相关史料展开搜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力求摆脱兰州现代首次城市规划实践研究中缺乏史料分析的现状，希望在广泛占有和分析一手珍稀史料的基础上言之有理。
因此，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基于历史与价值视角，通过还原“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华新兴工业城市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以小见大”地透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从延续近代都市计划到效仿苏联规划模式，再到自主规划的发展历史阶段，分析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的重点关注，总结出其在兰州规划史和中国现代规划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从而为今后现代规划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本书在调查和整理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拟重点解答如下几个具体的核心问题：① 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的历史还原。② 苏联规划模式的核心做法及其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影响。③ 苏联专家和任震英先生的主要贡献。④ 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对兰州城市建设发展的影响。⑤ 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影响。1.3.2 研究意义
21世纪将是一个新的城市世纪，而中国的城市化又将是21世纪的重头戏，中国现在正面临着西方国家曾经有过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面对21世纪中国城市所面临的一系列规划、建设、管理等复杂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借鉴与学习欧美现代城市规划的经验教训，还需要认真分析并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一五”计划时期的重点工程项目选址和工业城市建设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城乡地理空间基本格局，而且作为城市规划工作的试点和样板为其后的众多城市所沿用和模仿。时至今日，中国的城市规划体系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五”计划时期延续下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烙印。
因此，本书将采用历史的纪实眼光来对待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华新兴工业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及实施过程，运用发展的眼光总结中国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历史启示。
1）理论意义（1）苏联专家全程、全方位地参与了“一五”计划时期的中国城市规划工作，他们的影响是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表征，也曾经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这一事件和过程的研究对现代城市规划发展史来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2）通过重点研究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历史过程，可以透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实践初创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的历史源流和发展轨迹。（3）开展城市规划编制历史研究，挖掘其中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可以补充城市规划史的研究内容，助推新中国城市规划史及中国现代城建史研究的深入。（4）“一五”计划时期的城市规划工作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奠基石和里程碑，对这一时期规划工作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基本思想、运作机制和发展历程，有助于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和行业的未来发展。（5）鉴往可以推知未来，探索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无疑可以为当前城市规划建设及管理的健康运作与良性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启示。
2）实践意义（1）由于战争、规划技术人员的更换、政权的更替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活动还有许多不清楚的事实，本书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城市规划历史事件。（2）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的文献、图纸等资料有日渐消失之势。通过本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典型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历史的研究，可以重新有系统地汇编和整理重要的资料档案，给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便利。（3）本书可以在今后为城市规划志编纂的完善形成有益的历史资料补充。（4）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使更多的学者参与城市规划历史研究，尤其是“一五”计划时期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历史研究。
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塞万提斯
历史总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提供范例，评价过去，或者把目前这个时刻安放到生成演变中去。——雷蒙·阿隆2相关研究进展2.1国外城市规划历史研究概述
西方的规划史作为一门专门研究领域，自诞生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一些重要的规划史研究机构和期刊都于这一时期建立和创刊。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规划史研究逐渐步入初期成熟阶段，对学科哲学本位论的思考——规划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是什么——日益受到更多关注，规划史研究方法与手段等的系统性确立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些都说明规划史的主流传统在逐步完善当中。
早在20世纪80年代，曼德尔鲍姆（Mandelbaum）就曾说过，只要规划史学者仍旧只关心总体规划、大规划师、官方规划组织的影响等“官方”主题，规划史就将永远是城市历史研究的外围。20世纪90年代，西方在规划史学界如同在史学界一样，也掀起了一股变革的风潮。自规划与规划史学界元老戈登（Gordon Cherry）于1991年发表论文《规划史，英国最近进展》首开规划史的回顾先河后，声讨与反叛主流规划史的趋势也逐渐形成：克鲁克伯格（Krueckeberg）探讨了规划史研究中易犯错误的原因及错误的种类；澳大利亚女规划学者桑德科克（Sandercock）声称规划史中的英雄主义色彩过重，要引入一系列评判性的主题、理论和方法论来降低及剔除；博登（Borden）等人认为以前的规划史研究抓小放大，只注重细节研究而忽略了全局框架及与城市状况的关联，或是试图在一种意识形态下囊括所有的史实；戈罗斯蒂萨（Gorostiza）也主张规划史的多样性，认为必须把非强势群体的作用融入当前的“官方历史”当中，而不是仅仅把它们的历史作为文本的注脚或补遗。
进入21世纪后，桑德科克认为规划史学至少有六个最新的研究趋势：第一，规划史学家正在把官方历史与叛逆性规划史作对比研究；第二，史学家已经把规划的概念化过程——对城市建设的关注——进一步发展为对社区甚至是国家建设的设想；第三，史学家通过研究“良好公民”的意义及特定人群如何为空间所左右或标记，在从事权术之研究；第四，历史中的抵抗行为提供了变革的可能性；第五，学者重新阅读了规划的基础性文本，发现对妇女、移民和疾病的恐惧既是这些经典著作的激发点，也是它们的主要内容；第六，研究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同性恋的文章占有一定比重。桑德科克还建议对以下两个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其一，全球化时代下紧迫的国际问题；其二，人们在空间中和平共处的正面案例。
伯吉斯（Burgess）认为规划史是一体三位，端看记述的重点是思想、实现思想的努力还是上述努力的结果。沃德尔（Wardll）亦持相近观点，认为规划思想、政策及影响这三者贯穿规划史研究的始终。但受时代背景与社会思潮影响，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
对种族、阶级、性别（Gender）与性（Sexuality）议题的重视构成了自20世纪末以来西方城市规划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史协会（SACRPH）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年会虽未如其他规划史、城市史研究机构举办的年会那样设定一个具体的主题，但近年来投稿主题的范围都会包括“种族、阶级、性别与性”。
步入21世纪以后，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地方与文化差异及其沟通与交流在规划史方面的体现成为新的关注热点。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IPHS）在2004年与2006年分别进行了以“规划模式与城市文化”和“规划思想与地方特性的跨国传递”为主题的年会，主要探讨了全球化对地方传统的冲击及文化遗产、规划文化与规划模式之间的关系。2004年以后，一批探讨文化与规划之间关系的专著与论文集也相继出版。
城市规划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手段自然要借助史学方法论，这是毋庸置疑的。传统的规划史论述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城市的物质发展时序模式、决策行为的标准化模式及城市规划的比较研究模式，并以史料分析、记述与人物传记为主要研究手法。编年史方式一直是规划史主要采取的模式，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分主题讨论的典范当属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规划思想与理论史力著《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首版为1988年）。比较研究模式经常采取论文集编纂的方式，组织多位学者就某一专题进行探讨。萨艾斯（Sies）与西尔弗（Silver）指出，规划史研究经历了从规划先驱传记到制度规划编年史、研究范围拓展、融入城市史研究方法，再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道路。而当前，正如规划史的跨学科性质所决定的，规划史的研究在吸引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投入的同时，也在越来越多地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借用过程中可能有融合发生，其结果是产生了如“百衲被”一样的多学科研究手法（百衲被也就是用多种不同色泽、不同形状的布块拼接、缝制而成的一种薄被。据说，300年前移民到北美洲的妇女为了克服拓荒时的贫困，借助于英国的拼布艺术，将旧衣服或破布头缝制成御寒寝具，即形成了早期的百衲被。百衲被风行于贫民阶层，后来逐渐发展成美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家庭手工艺品。美国有关百衲被的书籍、展览、俱乐部和网络大量出现。美国南部最大的城市休斯敦已举办了20多年的“休斯敦百衲被节”。人们把这种比美国历史还长的艺术称为“美国的光荣”），这在研究过于广泛和复杂的课题时尤为有用。城市考古学手段和历史记忆方法也同样被应用，如博加特（Bogart）的《纽约的公共空间和公众记忆》和詹金斯（Jenkins）的《下城区之前：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和城市更新，1949—1958》。
在史料的来源上，斯科特（Scott）采取传记式手法，以采访20世纪早期城市规划参与者的方式，撰写了《1890年以来美国的城市规划》，这在早期规划史研究中是个孤例。随着口述史学的兴起，规划史学界也逐渐采用了这种面谈与口授记述的方式，作为对传统书面史料的补充与完善，一般应用在缺乏书面材料的领域，如对社区邻里规划历史的研究。例如，鲁宾（Rubin,2000）的著作《绝望的邻里的复兴希望：基于社区的发展模式》和托马斯（Thomas,2004）的文章《邻里规划：口述史的应用》。而随着国际互联网络的发展，网络上所承载的信息与口述史中所包含的口头信息一样也为规划史学家所用，纳斯尔（Nasr）的《规划史，城市未来与世贸中心被袭事件》一文中就不仅使用了报刊和政府文件，还援引了网站上的评论和文章。
规划史研究的发展也不例外，一种传统、主流、惯例被确立后，随之而来的是它被怀疑、批判甚至是重构，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际情况。规划史学界中的这些变化，实际上是对城市规划本质的更深刻认识和理解的体现，对诸如“规划由谁而做”“规划为谁而做”等本体论问题更接近真实的回答。目前并不能说新的传统与研究规范已完全确定，但是投身于这一领域的人已经预见到各种可能性和可供选择的发展方向，通常不是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点，而是代表了多方利益的多样化观点，同时也鼓励不同研究领域和持不同见解的学者们之间可以进行更加广泛的对话与交流。2.2国内城市规划历史研究概述2.2.1 关于古代及近代时期的相关研究
对于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城市规划，中国建筑学界和史学界均有不少研究。例如，贺业矩的著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内容和基本特征、形成和发展等做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认识；武廷海、戴吾三的论文《“匠人营国”的基本精神与形成背景初探》认为“匠人营国”具有“理想城”性质，其空间结构蕴含着“宇宙图式”；张驭寰的《中国城池史》一书，对中国古代都城及一般重要城池的建设与规划布局思想等做了图文并茂的解说；张译丹、王兴平、胡幸的《中国古代都城产业空间格局特点及影响机制探微》一文，以断代史的归纳法对中国古代城市中“产业”的发展变化做了总结，并对中国都城产业空间格局的特点和影响机制进行了探究；陈筱的《早商时期地方城市的规划与营建：从河南新郑望京楼商城遗址谈起》一文讨论了以新郑望京楼商城为代表的商代早期地方城市的规划思想与营建技术；高晓明的《“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关联逻辑》一文，探索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之间“象天法地”的关联逻辑，明确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轨迹；武廷海的《六朝建康规画》一书运用“规画”的观念，探索六朝建康城空间格局的生成过程，研讨城市空间演进的内在逻辑，努力为当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规划设计提供必要的基础；董鉴泓的《中国城市建设史》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及近代（至1949年）的城市发展及规划建设简史，他的《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一书不仅有对古代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的初探，也有对近代城市规划的研究。
近年来，东南大学的李百浩教授对近代中国的城市规划做了一系列历史研究，如《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地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日本殖民时期台湾近代城市规划的发展过程与特点（1895—1945）》《中西近代城市规划比较综述》《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城市规划范型的历史研究》《朱皆平与中国近代首次区域规划实践》《程天固与广州近代早期城市规划建设》《图析武汉市近代城市规划（1861—1949）》《近代南京城市转型与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天津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60—1949）》《济南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等；在城市史研究领域，不少研究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论著中也有涉及近代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研究，如《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等；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的何一民教授2002年出版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一书，对近代成都的城市规划建设也做了较详细的考察；在城市历史保护领域，也有涉及近代历史城市建设的论著和文章，如同济大学张松教授的《论近现代建筑遗产保护的制度建设》《20世纪遗产与晚近建筑的保护》《我们的遗产·我们的未来——关于城市遗产保护的探索与思考》等。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长期以来忽视了对城市规划史的研究，并且该课题一直是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进行的。1962年10月，在《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的书稿中，由同济大学的董鉴泓教授主编了其中的城市规划部分，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接触近代城市规划史。清华大学的吴良镛院士在考察南通的近代城市发展后提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说法，并以博士研究课题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同济大学的董鉴泓教授以教材编写和博士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东北、台湾等地区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东南大学的刘先觉教授以澳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为契机，指导博士研究生进行了澳门地区的城市建设史研究；东南大学的李百浩教授先后指导硕士研究生进行武汉、广州、北京、上海、天津等10余座城市的近代城市规划研究，还对近代中国城市规划的范型展开了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的杰夫瑞·科迪（Jeffrey Cody）于1985年在康奈尔大学开始以享利·墨菲（Henry Murphy）为对象开展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并在2001年出版了专著《中国营造：享利·墨菲的“改良式建筑”,1914—1935年》（Building in China:Henry K Murphy' s“Adaptive Architecture”,1919-1935），其研究成果涉及美国建筑师墨菲近代时期在中国的城市规划活动。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比如在建筑学科的历史与理论方向下，历史学界、法学界等诸多领域均有较多的相关研究进展，这也体现出城市规划历史及其理论研究的多学科交叉和综合性特点。2.2.2 关于现代时期的相关研究
与中国通史的研究一样，中国城市规划史的研究也是古代部分较为详细、深入，近现代部分相对薄弱。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经过50余年曲折发展之后，呈现出稳步推进和健康发展的态势，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以其开放性逐步融入到世界城市规划的发展进程中。由于中国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的迅猛发展也逐渐成为世界的关注点，中国的城市规划在国际规划学界的影响力空前绝后，这些为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研究最初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研究中进行。1962年出版的《中国建筑简史（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一书中涉及城市规划的部分；1960—1965年《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史》（内部出版）作为建筑规划学科的教材使用；“文化大革命”后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史》和《中国现代建筑史纲》等书籍系统地整理了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城市规划和公共建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将建筑和规划的行政管理、技术要求和行业设置放在一个部门统筹；1989年，龚德顺、邹德侬、窦以德所著的《中国现代建筑史纲》一书全面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全书分为10个章节，对标志性建筑和城建政策记录清晰，并全面分析其关联性，图文并茂。尽管该书重点在记录建筑，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描述翔实，尤其是对城市建设政策的梳理和分析较为客观全面。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普遍展开以及人们对于历史城市与建筑保护的认识加深，国内规划与建筑学界逐步开始重视城市规划史的研究。21世纪以来，城市规划学科伴随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职能转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思路和技术方法。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城市规划探索历程引起了人们更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不同从业层次和社会学科都对现代城市规划做出了专项研究，形成了更全面的社会素材。
2000年，李百浩等人发表于《城市规划》的文章《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就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的研究现状、研究目的与意义、主要思想与观点、研究内容与重难点、研究方法等提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问题的思路。该文章所提出的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方法、思想和手段对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2001年，高世明的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新中国城市化制度变迁与城市规划发展（1949—1999）》，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新中国50年来的发展做了历时性分析，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城市规划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该论文对现代城市规划发展侧重于城市规划与外部环境的研究，却为城市规划历史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2004年，董鉴泓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版），分为上（古代部分）、中（近代部分）、下（现代部分）三篇，全书系统阐述了中国从古代至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发展过程。这是中国学术界自现代以来第一次真正接触近代城市规划史，但是此书仍然隶属于建筑史研究范畴。2004年，李百浩东南大学博士后报告“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全面翔实地论述了近代城市规划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发展脉络等重大问题，提出近现代中国城市规划非连续与连续的统一，其现代部分对1949年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城市规划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等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该报告提出了“近现代整体论”的研究思路，对于全面认识城市规划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对于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具体问题未能深入讨论。2004年，张器先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历程》一文中，对现代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做了六个发展阶段的划分，自1954年“一五”计划中期城市建设大发展开始，先后经历了初创、挫折、复苏、大发展、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时期，记录了城市规划事业上的大事活动和政策背景。尽管其分期要素较其他分期的时间点有异，但其记录的城市规划活动比较全面，只是内容略显粗略。2005年，仇保兴编著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规划变革》一书，针对中国城市规划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通过多学科的综合分析研究，探索了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改革，探讨了城市化和城市开发的规划调控机制、区域发展均衡体制、规划行政管理内部制约和社会监督机制等建构，该书对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内涵、规律以及改革创新的方向做了有益探讨。2005年李昕发表于《城市规划学刊》的文章《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化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关于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发展史的思考》，综合借鉴西方制度分析中（哈耶克和诺斯）两条不同的分析思路，力求从时空探求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对其三个主要历史阶段进行回顾后，指出制度变迁中“外生力量的内在化”是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中国当前的问题语境中对两条分析思路进行了适当的“反思平衡”。该论文为城市规划制度历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
至今，国内针对城市规划史的研究模式基本可分为三步式：第一步，城市规划历史分期。分期标准一（深圳）：自身城市规划的发展特点+中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变革。（李百浩等，2007）。分期标准二（广州）：国内外城市规划理论在城市各个时期的不同借鉴与实践+中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变革（李百浩等，2007）。分期标准三（上海）：自身近代城市规划的特点+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李百浩等，2006）。第二步，城市规划发展历程与主要内容。以深圳第一时期为例（李百浩等，2007），发展历程主要有初期规划设想、深圳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大纲、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6—2000年）。该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城市规划历史资料的获取、城市规划历史资料的线索梳理、城市规划历史附图的搜集。第三步，城市规划范型研究。2.2.3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相关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7年），由于缺乏经验，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为新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被誉为中国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一个春天”。当然，为适应城市大规模建设的迫切需要，人们在广泛关注今日的城市建设之时，部分专家学者也开始回顾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发展建设的历程和得失。就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建设的研究而言，目前主要散见于大量城市学、城市地理学、经济学、规划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论著中。研究新中国单体城市规划建设的专著并不多见。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建设的总体情况，其所涉及的相关论著多数仅停留在回顾性叙述层面，且东鳞西爪（李益彬，2007）。
1990年，曹洪涛、储传享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一书，汇集了大量当代中国城市建设历程、城市建设各行各业的发展、当代中国各类城市的建设以及当代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等方面的材料。该书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资料相对于其他论著较为丰富。1992年，王育琨等人所著的《中国：世界之交的中国城市发展》一书，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发展特点及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关系、城市土地制度和城市功能格局等，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近50年来的城市发展情况，从宏观层面研究了城市发展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关系。由于该书研究对象跨越时空较大，且涉及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论述较少，而且对于城市规划部分的研究则更少。1999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编的《五十年回眸——新中国的城市规划》一书，集中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文章，他们多是完整见证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50年发展的城市规划工作者，通过对自己工作的回忆与整理，对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进行多视角的个体描述以再现其历史过程，并对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历史分析。该书内容详尽、涉及广泛，是一本参考价值极高的资料集。该书中有多篇论文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具体工作的回顾，且为作者亲力亲为，这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较直接的参考材料。但是诸篇文章均是回忆录文体，无法构成完整的研究论著，其分析也是就事论事，片断居多，系统性不足。
2003年，高世明发表论文《关于新中国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探讨》，他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中国城市规划发展之间，通过对城市化相关制度的变迁分析而架起桥梁，形成研究新中国城市规划历史发展的研究框架，并以此对城市规划工作进行了实证分析。
2004年，华揽洪的《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49—1979）》一书，将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城市建设及规划事业的发展做了五个时间段的划分，此外还就住宅、公共设施、交通、环境和城乡环境做了专题研究，对政府决策和社会反应做出了较为中肯的反思和评价。该书作者由于亲自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重大的城市规划活动，如首都规划、规划定额和规划标准研究等各阶段城市规划的探索，因此真实还原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城市规划历史活动。2005年，汪德华所著的《中国城市规划史纲》一书，图文并茂，以宏篇巨幅纵论了中国城市规划自古以来的整个发展历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的发展和几个重点城市的规划实例进行了介绍和总结。2005年，黄华发表了《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化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原因》一文，该论文分析原因主要是为了保障国家政治独立和国防安全，为了尽快改变中国工业十分落后的面貌。苏联工业化道路成功的示范效应受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的影响。“一五”计划时期的工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选择优先发展工业战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2006年，武汉理工大学黄立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1965）》，对中国1949年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段内的城市规划做了全面梳理，分期总结了城市规划历史特征，归纳了多个典型城市的规划范型。该文涉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发展的理论、思想、实践和行政制度的深刻分析。2007年，李益彬所著的《启动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事业研究》一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事业的启动与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总结，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启动与发展的历史轨迹、特点问题、经验教训，以及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对历史学、城市史学和城市规划史学科的发展以及当今城市的规划与建设等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对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的认识不足，使此书无法从近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整体高度来认识其本质特征，对于各类型与典型城市规划的研究较为简单化，研究内容尚欠深入。2007年，董志凯发表于《中国投资》的文章《建国初期的城市规划》，以北京和几个重点建设城市的规划活动为对象，分析了城市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制度建立的历程和特征。该文章从社会经济角度分析了城市规划史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
在众多的论著和文章中，董鉴泓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城市建设工作的若干问题》、邹德慈的《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与展望》可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前者阐述了作者作为时人对当时城市建设工作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对相关问题做了解释性阐述，后者对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7年）的城市规划也做了一定的回顾和总结，指出“虽然当时城市规划工作主要被当成一种设计性质的工作，是一种‘被动式’的工作，但中国在那个时期仍然规划和建设了一批规整有序的重工业城市，非但在当年起到了有效配合工业建设的重要作用，即使在今天看来，局部也并不逊色”。
2011年，李浩对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研究有着自己的思考，认为当前中国城市规划界尚缺乏针对新中国成立60年城市规划发展历程较为全面的系统性研究，这是一项极具重要意义且需尽快启动的研究工作。他提出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研究可从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脉络及社会经济背景、城镇化发展历程及重大城市建设实践、城市规划指导思想及政策的演变、城市规划体系发展及体制改革、城市规划教育及学科发展五个方面展开，以史学研究方法为基本方法，系统构建研究的基本框架，以完善新中国发展的历史研究，促进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健康发展。
2012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成立仪式暨第4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高级学术研讨会召开，其中张宜轩、侯丽所发表的优秀会议论文《计划经济指标体系下的“生产”与“生活”关系调整：对1957年反“四过”的历史回顾》，通过查阅相关档案材料，以反“四过”中问题相对集中、检查相对彻底的重点工业城市太原、西安为例，深入分析这场运动对城市规划编制标准的影响，具体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部门不断调整并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规划定额标准的过程，并解读了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在该会议的另一篇论文《论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分期》中，作者李浩在相关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围绕历史分期指导思想、历史分期依据（标准）、分期标志的选择、历史分期（阶段）的划分数量、“过渡”阶段的归属等若干问题，深入讨论了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事件的翔实史料，提出“二、六、十一”的历史分期方案，即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上分别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六个发展阶段及十一个再细分的亚阶段。在具体表述上，他主张以中观层次的六个发展阶段作为历史分期的主体形式，即新中国城市规划的初创期（1949—1957年）、城市规划发展的动荡期（1958—1965年）、城市规划发展的停滞期（1966—1977年）、城市规划发展的恢复期（1978—1989年）、城市规划发展的建构期（1990—2007年）、城市规划发展的转型期（2008年至今）。
2013年，侯丽、张宜轩的《1958年的青岛会议：溯源、求实与反思》一文对1958年在青岛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进行了史料挖掘和整理，勾画了该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重点介绍了刘秀峰所做的大会总报告内容，并从历史和学科发展的角度对该事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评价。
与学术性著作的稀缺相反，因为这一时期和事件的重要性，对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发展方面的回忆录类的文章、地方专业史志资料相对丰富，有代表性的如《规划50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2006年），北京市城市规划局编的《规划春秋（规划局规划院老同志回忆录）（1949—1992）》（1995年），上海、天津、广州、西安、兰州、武汉、攀枝花、洛阳、包头等地的《城市规划志》，个人回忆录和传记方面如《刘秀峰风雨春秋》（2002年）、《万里》（2000年）、《谷牧回忆录》（2009年）、《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城市规划师陈占祥》（2005年），等等。
总体而言，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的研究逐渐受到研究学者的重视，当代城市规划学科的新兴理论发展与动向研究热烈，而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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