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民国：那些如夏花之绚烂的女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承沅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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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袭民国：那些如夏花之绚烂的女子试读：

序言

卷一 才华馥比仙

林徽因：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缄默之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或许这个世上真正懂得林徽因的人，也就那么几个。不论是从那个年代近看，还是如今我们再去追忆，徐志摩的追恋，梁思成的惊喜，金岳霖的坚守，众人都为之唏嘘不已，也惊慕不已……人们用浪漫而温软的笔调叙述她，琢磨她，却仍不能深入她的内心世界。

自古美女多如云，才女却寥寥无几，美貌与才华兼具者，更是少之又少。林徽因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成了引人瞩目的焦点：一个女权主义萌芽的时代，她本可以用她的笔，来绘出美丽的画卷；也可以用她轻柔的文字，写出更好的诗歌或散文，但她竟通通将之放到了最末位，而把所有的寄望都放在一个本该是男性一统天下的行业——建筑学。这个寄望，在她的大半生中，不论是光彩夺目，还是沦落潦倒之时，都不曾放弃，或者建筑学本来就是她一生的追求，乃至信仰了——而她却绝非是自不量力的：如果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学有奠基人一说的话，她无疑是其中之一。她对建筑专业教育、建筑史的整理、建筑理论营造学的贡献不在梁思成之下，可以说，她是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

或许，论及这些，只是一点小小的点缀罢了，对于不懂林徽因的人，林徽因的情感或文艺风采才是最终吸引着他们去追捧，令他们把这个奇女子定位于才女或美女的范畴。而那些真正懂得她的人呢，却一个个地缄默着：徐志摩是最不甘于沉寂的诗人，面对林徽因变得婉转难言；梁思成与她是结发夫妻，人们却只能从他第二任妻子林洙那儿得到关于林徽因的只言片语；金岳霖逝世前一年，面对采访时只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们不愿来评述，不能去评述，甚至认为评述林徽因这个女子，是一种潜在意义上的误会、误解。

康桥之恋

有人以为林徽因是不幸的，他可曾知道什么才是不幸？是运道的寡然，还是世俗的偏见？抑或是错过了美好事物？如今的时代，有着太多偏见和虚荣，甚至连坦率也难得一见了。

1904年6月的杭州，莲花盛开，绿柳荫荫，在这座美自浑然天成的城市里，诞生了一位难能一评的女子——林徽因。冥冥中她带着一种使命，且不管这个使命是什么，但却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传奇。少女时代的林徽因

林徽因5岁时由姑母发蒙，教她认字、读书；8岁时，随父亲林长民迁居到上海，住在虹口区，入爱国小学；4年后，父亲到北洋政府任职，又举家搬迁至北京，进了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子学校。1920年，林长民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身份被政府派赴欧洲访问考察，为时一年半，并决定携女儿林徽因同往。林长民告诫女儿说：“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在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父亲的良苦用心，使得这段经历让16岁的少女终于有机会拓展视野，见识到国外的风土人情，并在欧洲见识到迥异的建筑风貌。在英国房东女建筑师的影响下，她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念头：或许建筑学才是她毕生所求。

1921年9月，林徽因考入伦敦圣玛丽学院，11月，结识了25岁的徐志摩。徐志摩起先与林长民成了忘年之交，两人相见恨晚，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还彼此互通“情书”，一个扮演有夫之妇，一个扮演有妇之夫，两人对这个游戏甚觉有趣，成了他们不可多得的情志交流。徐志摩最喜欢林长民的一句诗：“万种风情无地着”，抒发了一个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中挣扎的士人的追求和感慨，并劝林长民“趁早返国，引领新时期的文化变动”。随着长久与深入的交往，徐志摩更加着迷的却是这位忘年之交的女儿——林徽因。他向林长民称赞林徽因的天分，而林长民也作了相应的回复：“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父亲是懂女儿的，在林徽因芳华初绽的年龄，如何面对那么一个风流倜傥而又温软多情的男人？如何能抗拒得了一个诗人的追求？而作为父亲他不能有更多的托辞，他知道女儿的挣扎，当他发现徐志摩的狂热举动时，他能做的只是在“情书”中隐晦地表达自己的隐忧。可惜此时的徐志摩，正沉浸在理想的爱恋之中，他从不会矫揉造作些什么，也不管什么世俗礼节，生平第一次为一个小小的女孩儿所打动，用诗歌将他爱恋的痛苦和甜蜜抒发。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

面对徐志摩率真的爱，林徽因不可能不动心的，但她的动心却与徐志摩不同，是一种对其广博的学识，独特的见解，奔放之性情与坦荡之为人的动心。她坦率地承认这种感情，又分不清到底是羞涩还是担忧，或是异性之间的爱慕，她犹豫着，但也更能认清理想境界的诗人是何等的高傲与不能亵渎。在她的回忆当中，对徐的印象总是与雪莱、济慈并比，以致他在她的生命中至多是一个长者，一个引领者，而并非一个平等真实的知己。是的，没有比她的眼睛更为明亮的女子了，她知道徐志摩爱的并非她的本人，而是一个与她模样相同但却只存在于幻想中的人，当一个诗人面对着眼前人却仍旧期盼着幻想中的公主时，结局会怎样？这是任谁都能猜到的。而或许她并非是冷静得如坚冰不能融化，或许她早就融化了，融化到想要得到他永世的爱，而那永世的爱便是不能被眼前的诗人所俘获，只能永远存在于他的诗意当中。可怜的女孩，内心是这样的矛盾，矛盾到不惜把自己变作一个绝情之人，又不惜把自己变作一个“多情”之人，从而引导他迸发出全部的诗情。做出决定是这样的艰难，艰难到不惜去放弃选择的权利，任由一切发生——她不再去把控，而把一切权利交给别人，听天由命。

伦敦的美，是由那时期的雾带来的，在那薄薄的雾中，恋人间相互追逐，若隐若现；而康桥的美则不同，桥下流水淙淙，仿佛充满着无尽的情思，热烈而奔放。在诗人笔下，这所有的美感都被无限放大：徐志摩的爱是炽热的，他在信中反反复复地诉说着自我，“也许，从现在起，爱、自由、美将会成为我终其一生的追求，但我以为，爱还是人生第一件伟大的事业，生命中没有爱的自由，也就不会有其他别的自由了……如果有一天我获得了你的爱，那么我飘零的生命就有了归宿，只有爱才可以让我匆匆行进的脚步停下，让我在你的身边停留一小会儿吧，你知道忧伤正像锯子锯着我的灵魂……”有什么人能阻挡这样的求爱？恐怕只有坚定理智如林徽因吧。但她也不能完全拒绝了这份爱，这份爱是纯洁并洒脱的，恐怕终其一生一世都再难遇到。她几乎有点控制不住要奔向他，告诉他，她并非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少女，而是一个被热爱所灼烧，被理智所囚禁，内心却百般煎熬的女人啊。

终于，父亲的回航解救了她，让她在犹豫不决甚或要溃堤的情感之中仓促逃离。波罗加号客船在泰晤士河港口起航了，林徽因结束了这段令她毕生难忘的旅程，她知道徐志摩已与张幼仪离婚，但又能怎样呢？还是什么都不要做了罢！泰晤士港已渐行渐远，她的心中或许早已有了决定……只是旅途中一段华丽的风景罢，命运已然有了安排，也不必再有更多的奢望。人世间的一切感情不都如此吗？终究要离别，任你百般阻挠都无用，注定了的命运，就算躲藏逃避也无用。

各安天命

也许这场相逢只是茫茫尘世中的一个偶然，也许正因为这样一次邂逅，林徽因对未来才变得清晰淡然起来。她无法否认对徐志摩的感情，甚至在每次面对他时都投以默默的一瞥。徐亦知那颊边的红晕已是生命中定格的幻象，美丽且不真实，他不得不以一种超然的姿态立在那里，默默注视。

1922年，林徽因又回到培华女子学校学习。1923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参加。同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由沪入京，泰戈尔受到新月派众人的欢迎，他即兴在日坛公园演讲，由徐志摩充当翻译，林徽因充当助手。当他们三人出现后，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时人曾这样形容：“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5月8日泰戈尔的寿辰，大家为其举办了一场生日晚宴。晚宴之后演出了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马尼浦王之女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二人的精彩表演，赢得阵阵掌声，而他们却注定了与剧中的结局一样，娶走齐德拉的是阿顺那，而爱神玛达那只是一个成全者而已。从兹以后，两人再会面只能以朋友相称——此时，林徽因已与梁思成谈婚论嫁了。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相识是在1919年，那时二人尚且年幼，梁启超与林长民虽有撮合之意，但并未加以干涉；直到1921年，林徽因从英国归来，梁思成登门拜访，两人迅速开始了恋情，远在异乡的徐志摩鞭长莫及。1923年5月，梁思成在去往游行示威的路上被汽车撞倒，重伤入院。时值初夏，林徽因毫不避讳，为他揩面擦身，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们自恋爱以来从未如此亲密地接近，因而恋情也迅速升温。在此期间，林徽因提出，她计划留学学习建筑，在她的指引下，本对建筑一无所知的梁思成终于决定与她一同攻读建筑学。在伤好后的第二年，二人相携相伴，比翼漂洋过海，一起赴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梁思成在美术学院建筑系，当时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便只好注册在美术系，英文名字是Lin Phyllis Whei-Yin。

而他们在外的几年，噩耗频传，一是梁思成的母亲李惠仙因乳癌病逝；二是林长民于一次袭击中中弹身亡，林徽因顿成失怙失恃之女。正当梁启超料理林长民的丧事之时，他本人也发了肾病，而协和医院却误将其一只正常的肾切除，他余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身处异国，两人经历着同样的精神煎熬，更加相濡以沫。也正是从这时起，林徽因才算真正成熟起来。父亲的死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打击，为此她难以专心学业，渴望立即回国，但却遭到梁启超的劝阻，不得不接受梁家的恩惠，这种寄人篱下的情境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忧患，从而真切地感受到某种不能言说的压力。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也正当此时，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迅速曝光，林徽因替费城教育会写信请胡适来讲演，与胡适做了一番交谈，了解到国内的一些最新情况，并谈到了徐志摩。此时她或许更坦然了，或更能看清这样一位浪漫的诗人，她请胡适转告徐志摩，希求彼此能够互谅，用徐志摩的话说，“让过去的算过去的”，不必重提了，永远纪念着。

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婚礼。

婚前，梁思成问她：“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回答：“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至此，两人便不再为此事纠结，爱情终归是有了结果，那之前的种种往事，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聪明如林徽因者不多，坦诚如梁思成者也不多，这样的婚姻也许才最长久。婚礼后，两人由梁启超安排去欧洲旅行，但主要目的是观摩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建筑名胜，研磨欧洲经典的建筑艺术。旅行中，他们对欧式建筑进行了近距离接触，拍照、绘画、记录、查阅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算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体验。林徽因与梁思成

1928年8月，夫妻二人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林徽因先回到福州探亲，应福州师范学校和英华中学之邀，作了“建筑与文学”和“园林建筑艺术”的演讲，设计了福州东街文艺剧场。第二年，到东北大学讲授“雕饰史”和专业英语，并在此后一年设计了吉林西站，被称为国内独一无二的中西合璧的建筑杰作之一。

芳心无迹捉弄人

1931年12月，徐志摩因赶着参加林徽因的建筑学讲座，在济南上空遇难触山身亡。林徽因写下了《悼志摩》：“……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翼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最末，她写道：“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此时，1920年的二人相遇，才终被盖棺论定。是友情，是爱情？或许只是难辨的仰慕与同情吧。

诗人徐志摩离世了，而哲学家金岳霖却靠近了，林徽因陷入了一场更艰难的选择。当时，梁思成从天津考察古建筑回京，一进家门，林徽因便沮丧地向他倾诉说，此时她爱上了两个人（梁思成与金岳霖），不知该如何是好。梁思成多年后回忆，当时林徽因坦诚得就像小妹在向兄长请教，让他欣慰于妻子未把他当成一个傻丈夫，但他还是感到震惊和痛苦。一夜的思考后，梁思成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金岳霖，我祝你们永远幸福。”两人顿时哭了，林徽因对他说：“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后来林徽因将此事说给金岳霖听，金岳霖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于是，金岳霖果真说到做到，可因内心实在放不下，于是就“择林而居”，梁家搬到哪儿他就搬到哪儿，并说：“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但与林徽因、梁思成二人还是终身的好友，甚至连他们夫妻间的吵架，金岳霖也去做“仲裁”，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岳霖成了他们的亲人之一。及至林、梁相继去世，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一直和金岳霖一起生活，并且亲切地称他金爸，直到1984年金岳霖去世，享年89岁。林徽因与儿子

这样的描述大概是诗化的刻意，但对于那场遭遇来说，林徽因是坦诚的，梁思成是真挚的，金岳霖则是明理的。本来是一场刀锋相对的婚外恋，却以一种平静的方式和解。时人曾传金岳霖为林徽因终身未娶，无疑也为林徽因的感情世界抹上了重重一笔。而事实却多有周折，李文宜在《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中说，上世纪60年代，金岳霖曾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并认识了名记者浦熙修，不久后两人相爱，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事不凑巧，彭德怀在庐山被批，浦熙修是彭德怀夫人的姐姐，政治上的羁绊令金岳霖进退两难；而祸不单行，浦熙修不久被确诊为癌症，金岳霖也因病住院，于是结婚的事便被耽搁了下来。出院后，金岳霖去看望浦熙修，但她病情发展太快，很快卧床不起，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两人终未成为眷属。

晚年的金岳霖，仍对林徽因不能忘怀。一天，他突然把一些老友请到北京饭店，未说理由，让众人纳闷不已。开席之后，金岳霖忽然站起来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老友们才恍然大悟。

他从未说过要等她一辈子，也没说过要爱她一辈子，他只是以他的方式爱着。这样的爱不痛苦，但沉默；可沉默的爱或许才是真的，能说出来的，大约都是脆弱的。

一片落叶任飘零

抗战期间，林徽因与梁思成辗转走过了中国十几个省市，考察并绘制了100多处古建筑，如五台山佛光寺、赵州大石桥、山西应县木塔等，皆因他们的宣传才未遭受战火的毁坏而得以受到保护。北平沦陷后，二人举家搬迁至云南昆明，继续营造学社的工作，在抗战后方继续古建筑的调研工作。也正是这段时期，对古建筑的考察、研究，促使梁思成破解了《营造法式》的全部奥秘。1940年，林徽因随梁思成迁至李庄上坝村，住在一个叫月亮田的地方，那里远离都市文明，一片破败不堪，林徽因不得不抽出大量时间忙于家务。她在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中透露：“每当我做些家务活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不久，林徽因肺病发作，多年辗转奔波，令她落下病根，最终卧床不起，只能在被子上工作。加上营造学社的经费短缺，他们只能变卖随身携带的家当，用以维持家用。为此，好友傅斯年写信向朱家骅求助：“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已，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但二人仍旧不曾因生活的困顿而放弃对学术研究的坚持，儿子梁从诫问她：“如果四川沦陷你们怎么办？”林徽因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一句话，让梁从诫无言以对。

从当年太太客厅的沙龙中心人物，到穷乡僻壤、拮据窘迫、贫困交加，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正是由于这种对比，世人或许才能真正懂得林徽因，明白她的价值所在，明白她在学术上的忍耐与寂寞……若说后人只记得那个清秀优雅、才思敏捷的她，那就忽略了一个真正敢于面对国难家难洒脱的她。两个她合二为一，或许才会得到一丝半点的真相。这个时期林徽因的作品，已用决然、超脱代替了之前的清纯、恬雅，她的诗中流露出的是对命运的关怀与对理想的坚持。

金岳霖的到访无疑让林徽因一家为之一振，饶有趣味的是汪曾祺对此情景的回忆：“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正是在好友的陪伴下，林徽因的病情开始好转，冷清的家里又充满了欢快之声。

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拜访，令李约瑟更为惊喜的是，林徽因的英语带着爱尔兰口音，使得李约瑟深有一种他乡遇亲人的感触。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全家于1946年返回北平。1949年，当她得知北平古建筑能够得以保存之时欣喜若狂。此后，她又参与挽救景泰蓝传统工艺、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深化设计、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以及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格局的设计。1953年，她率先提出了要保护民居住宅建筑，这在中国，即使在国际上都是十分先进的思想。她用那敏锐的思维和洞察力，为中国建筑学术做出了前瞻性思考，力主保护古城墙建筑，并与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正面冲突，厉斥身为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的吴晗保护古城墙不力……之后不久，林徽因病情恶化，最终在1955年4月1日病逝。其遗体安葬在八宝山公墓，墓碑由梁思成设计，上面镌刻着：建筑师林徽因之墓。“文革”中，这一行大字被清华大学红卫兵砸毁。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林徽因追悼会上，金岳霖写下了“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挽联。

一身诗意林徽因

林徽因的才情是世人公认的，胡适称她为“中国第一女才子”，梁思成也夸耀“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其他人的赞颂无以计数，不必赘述。自1931年，林徽因开始创作诗歌，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在《诗刊》第二期，此后好诗频发；后徐志摩意外失事，她的诗歌创作陷入停滞，几乎让她失去了写诗的动力，直到1933年到1937年，她迎来了诗歌创作的又一高峰，写出了如《忆》《你是人间四月天》《深笑》等名诗。中年时代的林徽因

遗憾的是，林徽因的很多诗稿已经遗失。1937年，冯至、卞之琳等主编的《新诗》月刊已预告林徽因诗集要出版的消息，但因日本侵华战火的蔓延，此事便被搁置。1985年，梁从诫收集母亲的手稿出版了《林徽因诗集》，但已不够全面，由于战乱及十年浩劫的影响，其诗稿大部分还是遗失了。“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在这浮躁而繁杂的社会，有几个人能做到真正的平静，能够在一片落寞之中固守终穷，能够在理想面前虽九死其犹未悔？林徽因做到了，她于晦暗的时代里，纷乱的尘世间，活出了独属于她的那份优雅与美丽。你是人间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佳人如梦她很美丽，很有才气。——冰心

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张幼仪

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萧乾

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学过舞台设计，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卞之琳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过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他既是大画家，又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林徽因则是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成绩，无疑是主要的，然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文洁若

张爱玲：生命是一袭爬满了虱子的华美衣袍

她是传奇

也许是对人世的情感看得过于透彻，也许是那些本就注定的结局太过幻灭，她才有了这样的眼神，把生活看作爬满虱子的华丽衣袍，也把孤独看作一张淡淡的底影——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眼神，疑惑或是睥睨？尖锐或是包容？世人于惊艳赞叹之余，只想起那一个华丽丽的词：奢华。

张爱玲是谈到中国文学史时不能回避的作家。正如施叔青所说：“中国（近现代）作家不管死了还是活着，有三个人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沈从文、张爱玲、老舍，但三个人都死了。”这个探究人性的女人，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传奇，也影响了那一代人：只因她是代表着全天下的女人来这世上走一遭，所求的是一个圆满。

她如同活在九重天之上的神女，苍凉而华美，用那刻刀一样的文字，刻画着人世间难以琢磨的情感，把悲欢喜怒哀乐，拿到面上，让人看让人叹，让人哭让人笑……关乎人性的永恒主题，以悲情为基调，爱或不爱，命运的转折……如果说这不是她带给人类精神世界的最精妙的礼物，又能算是什么呢？中国现代的作家们，哪一个不曾从中汲取些什么，不曾深深地中着她的“毒”？

华丽心经

从张爱玲来到世上起，就注定了她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正如她后来所说：“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人生的经历，不过是为她的小说提供些素材。她的母亲爱慕西洋文化，父亲喜欢吟风弄月，家中可谓文墨飘香。旧体制的风气与新世界的事物相互交融，张爱玲如鱼得水般地汲取着其中的养分。事实恐非三毛在《滚滚红尘》中所描述的那样悲绝：她或许是陶醉这样的记忆当中的，从她三岁背诵“商女不知亡国恨”，再到七岁写小说，十几岁看红楼……真正袭扰她的恐怕是那早熟的烦恼，而非在童年中无法改变的出身：对父爱之渴求，对母亲之悯爱。她想快点长大，改变自己的宿命……张爱玲签名照

张爱玲曾说：“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四岁那年，母亲出于对父亲的失望，与姑姑一起远走海外，父亲将姨太太迎进了门。直到八岁那年，父亲丢官，身体孱弱，无奈只好举家搬到上海，将姨太太赶走，给母亲写信，表示痛改前非，挽救他们的婚姻。此时母亲才动了心思回国，全家人在上海安了新家：花园洋房、狗和花儿、母亲和姑姑……而好景又不长，两年后父母离婚。此后，张爱玲便跟随父亲生活，居住在宝隆花园，母亲黄素琼和姑姑张茂渊住在法租界白尔登公寓。

1931年，张爱玲进入美国圣公会所办的贵族学校圣玛利亚女中就读。也正是那时，她开始了漫漫的文学旅程。私塾教育的底子，加上对文字的天然敏感，1932年她便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次年，又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散文《迟暮》。

1934年，父亲再婚，张爱玲与弟弟陷入了苦闷的生活，继母孙用蕃待他们并不好，常常因些小事责骂他们，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她完成了小说《摩登红楼梦》，父亲张志沂为之撰回目，这年她十五岁。在古代，女子十五岁称作及笄之年，预示着已经长大成人。回过头来看，也或许正因这样的环境才逼得她早早成熟，早早地周转于复杂的社会俗世当中，也早早地陷进了文学所造的避风港之中。她之后所发表的小说，无不有着一种对生活的叛逆和对自由的向往，对一切善的怀疑和对一切恶的探索。她往后那种深入骨髓、古今交汇的文风，在早年之时就已经初露端倪。在与继母和父亲进行了激烈斗争后，她毅然逃离了这个毫无人情的家庭，转而投向了有着西式思想的生母黄素琼。

毕竟母亲的爱是让人宽慰的，她给了她两条可走的路：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别无选择。1939年，张爱玲获得伦敦大学的奖学金，准备前往留学，却因二战爆发而改入香港大学文学院，后香港沦陷，她的档案也悉数尽毁。而此前的种种努力，即便是有了成就，恐怕也是注定要被打翻的了……未来之事，也只有在尽历黑暗之后，才有了得见天日的机会。

香港的生活，让张爱玲感受到一种比上海租界更为深刻而冗杂的文化交锋。不同的人文环境、价值观、生活方式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说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家庭生活是牵绊的，那大学生活让她有了一种真正活泼而年轻的心境。无拘无束并洒脱自在，驱散了前路的愁云惨淡，抹去了过往历史的深暗幽黑，如同云朵静浮在蓝天一般，一切都是忘情的，有趣的。那少女的本性直到这时才显露出来，她格外发奋用功，成绩算得上数一数二，而才情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谋生之外也谋爱

在一个旋涡似的时代，每个人都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时代恐怕并没教会这个女子失败，教会她的，可能只是对一切的怀疑、对生存的渴望，流转于怀疑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是不能改变的历史，但生存，却给了她一种似乎是某种意义上的推力，把她推向一个成熟的高峰。

写作是她唯一赖以生存的工具。1942年，她返回上海就读于圣约翰大学，不到两月便陷入了困境，经济的压力使得她被迫为英文报刊撰写评论，以专职写作赚取稿酬谋生。幸运的是，自1943年开始，张爱玲得到作家兼编辑周瘦鹃的赏识，连续发表了十多篇轰动性小说，如最出名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使得她一夜成为全上海文学界的新星。在当时的评论中，《金锁记》被称作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杂志的哄抬，新闻的推举，使得张爱玲轰动全城，继而下去，她写出了更多让人瞠目结舌的美文，文笔老练而成熟，仿佛出自饱经沧桑的大家之手。她所刻画的人物心理、人性曲折，已然不能仅仅说是“传奇”，更称得上是绝作了。这个奇迹并在1944、1945年进一步放大，她的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结集出版，两本书一版再版，一时间洛阳纸贵。在《传奇》再版的前言里这位才女快乐地说：“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因为“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张爱玲侧脸照

她童年过往的所有记忆，在一段段回味中幻化成一幕幕戏剧，每个细节都成为深入骨髓的刻画，每种温情脉脉的爱都被最后的虚伪钻破，被物欲的贪婪膨胀，世间百态与她的经历揉杂一起，刻成了流觞的文字，她以她对语言的感悟和对美的体验，把那些繁冗浮美的辞藻变作精心刻画之句。她从古典小说中汲取的创作手法，与西方文学所擅长的内心刻画，浑然凝聚到了一起，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那个时代的格局中，她不能再晚一些把这些具有时代符号的人或物表达出来，必须是那个时代，没有那个时代的动荡与沉浮，也就没有其存在的必要了——她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风景，一场独特的宴会，因为时代必将把她照亮，而又因为时代必将把她湮没，所以在两个浪潮的空隙当中，她必然要选择一个短暂的节点，把自己的所有光彩照亮，尽管太短、太仓促。“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旧上海的歌舞妙曼，把张爱玲和上海联结在了一起，成为令世人难解的情结。现代人再去翻看这座城市的历史时，已是曾经沧海。也就是在这个女子的名气如日中天时，胡兰成出现在她的生命中，成了她心头抹不去的一道伤痕。

1944年5月，《杂志》月刊刊出了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胡兰成在上海沦陷时任汪精卫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中华日报》的总主笔。在《评张爱玲》中，他用另一种简介式的笔法对张爱玲进行了评价：“张爱玲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这段文字的写出，其实是有私人的情感在其中的，因为那时二人已经陷入恋爱。时人多说是胡兰成因《封锁》一文对张爱玲产生情愫，也有说他因避难与其相识，但不管如何，两人的恋情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波澜。时年张爱玲24岁，胡兰成38岁。

胡兰成每月回上海，从来只去张爱玲在赫德路的公寓，在那里他们度过了最美的时光。胡兰成是懂得她的，懂得她的出身所带来的天生的华丽，懂得那种从一种深渊式的情感中带来的细腻之敏感，以至于让她无法自控，只得深深陷入其中，管什么年龄的差距，管什么汉奸的骂名，在她眼中，他只有“懂自己的男人”的唯一身份。这个角色所带来的一切都令她痴情不已，令她不能想起其他更多的比较：那世俗的般配与否只是一个无用的评价而已，大可不必去理会。

她送出自己的照片，背面写着动心的情话：“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他们的恋爱一度疯狂，对于胡兰成来说，或许只是情场上的一次小小冒险，但对张爱玲来说，却是一次人生豪赌。“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也或许，她却曾这样想过，想过留不住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但毕竟她知晓，如果没有眼前的一切，抓住的恐怕只能是空气罢了。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离婚。张胡二人从此有了名分之实，没有法律程序，只有一纸婚书：“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仪式有或没有又有何用？见证有或没有又有何必要？只是那美好岁月的逝去总让人感叹，人生短短几十年，总让人匆匆忙忙，患得患失，与其如此，还是及时为乐吧。她知道胡兰成最终必将遭难，这个时代的变动恐怕难以逃脱她的慧眼，那毕竟是一颗敏感的心，可她还是全盘接受了。

1944年11月，胡兰成起身到湖北，临行前说：“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她明了他的意思，却强迫自己不去在意，或许只有那全心全意的爱才会将这样的话给遗漏。总之，胡兰成在湖北确实又有了新人并结婚：一个十七岁的护士周训德，年轻娇艳如宝石般的女子。次年三月，胡兰成回到上海，将此事告诉了她，那坚贞不屈的爱情忽然崩塌，但却在倒前被某个不知道为何物的希望所支撑，她短暂地希冀过，这恐怕只是一次玩笑吧？然而后来的打击令她感慨难言：日本战败投降，胡兰成逃到浙江诸暨斯家，而后又由斯家庶母范秀美送他去温州，温州未到，二人已结成了夫妻。张爱玲思念夫君，从上海赶来温州，三人相见，顿成尴尬情境。范秀美的三言两语，已经把身在旅馆的张爱玲变作了前妾，最多算是一个朋友。而胡兰成却只能哑然，既不能离开避难之处，又不能对眼前的情人说声抱歉。离开温州的那日，天降着雨，也恐是离情别怨的最后浪漫了，她叹着气：“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1947年6月10日，张爱玲写信与逃亡中的胡兰成分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附上30万元稿费，结束了这场爱情。至此，她对胡兰成的爱确确实实地萎谢了。

半生之缘

人生如梦如戏，在一场梦还未骤然醒来之时，另一场梦却悄然开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已经是一首壮烈的诗，而并非耳鬓厮磨的情爱，人生的悲剧总是美的。爱情到最后，恐怕只是诉说在文字中的悲情而已。

1945年以后，张爱玲还有新作，但却少了创作的激情，恐怕是那个留情无数的男人的遗毒吧，她的小说再难有传奇的爱情，只有幽怨与沉静的悲情，成熟与嗔恨的忧伤。直到1949年上海政权更替，张爱玲仍留居上海。1950年土改，迫于政治压力无法写出带有歌颂色彩的作品，于是便少有作品发表。1952年，她声称“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只身迁居到香港，任职于美国新闻处，开始翻译外国小说《老人与海》《爱默森选集》，并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小说的故事背景涉及“土改”，由于作品与时政主流相悖，被称“毒草”而遭到大陆的批判并封杀。她在香港期间结识了毕生挚友邝文美及宋淇。在宋淇的建议下，开始为香港电影懋业公司编写《情场如战场》等剧本，十部中有八部被拍成电影。

1955年，张爱玲赴美国定居。次年，生活窘迫的她居住在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在此结识了左翼剧作家赖雅。赖雅原是德国移民后裔，是一个崇尚社会主义、自由与友情的男作家，由于家境优越，所以对生活的品味也有着奢侈之风。与张爱玲一样，他早年就显露出了创作才华，七岁能吟诗，十七岁进宾州大学文学系，二十岁前写就诗剧《莎乐美》，二十一岁进入哈佛大学，写成剧本《青春欲舞》，二十二岁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而他生性奔放自由，虽结过婚有女儿，却不适应婚姻的束缚，直到65岁这年遇到36岁的张爱玲。或许张爱玲本身便有着一种恋父情结，结交的总是忘年之恋，但也正因此说明了她超前的成熟，他们第一次见面便有似曾相识之感，之后演变成难舍难分，关系进展神速。赖雅在相识两月后的日记中写道：“去小屋，一同过夜”，开始了这份超越年龄与国界的爱情。没过多久，赖雅离去，张爱玲写信说怀了孩子，赖雅便向她求婚，不多久二人便在纽约结了婚。从相识到结婚，不过是半年时间——于世人来说，这种恋情恐怕是异类，而对张爱玲来说只能算是直觉。有时候，感情只是两个人的事情而已，与他人无关，爱就爱了，再无其他。风华绝代张爱玲

赖雅是剧作家，对电影的了解比张爱玲更深，所以婚后她将小说的失意转向了电影剧本，如《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南北一家亲》等，都在此期间写就，相当卖座。赖雅的兴趣广泛，知识包罗万象，对张爱玲来说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结婚最初几年，为了让张爱玲专心写作，赖雅包揽了大部分家事，他们在外租了一个小工作室，每天都要去写几个小时。直到1961年因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张爱玲奔赴港台筹钱，二人却接连生病，赖雅身体健康几近崩溃，频繁中风，张爱玲只好返美。此后的几年时间，赖雅又多次中风，最终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全靠张爱玲照料。为了生计她四处奔波，经朋友相助，接到位于麻省康桥的赖德克利夫大学的邀请，于是1967年4月离开了久居的迈阿密大学。然而半年后，赖雅终于支撑不住溘然长逝。这一年，张爱玲四十七岁。

迟暮花落

独居的生活让张爱玲顷刻变得孤寥起来。在此后的近三十年中，她一个人在异国飘零，但她至死都以赖雅为自己的姓，以赖雅夫人自居。1969年，她移居加州，受聘于柏克莱加州大学，做研究性工作，这对于擅长创作的她来说无疑是枯燥的。而与此同时的台湾却掀起了张爱玲热，尽管在美国的写作境况不佳，但她往年的作品仍旧让华人读者热捧，这对她来说可能算是一个迟来的补偿吧。张爱玲在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工作从下午四五点钟到午夜，所以很难见到同事，加上她深居简出，便仿佛成了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隐士，以至于外界因对她的了解甚少而感到甚为神秘并心生向往。对张爱玲的唯一一次采访，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水晶先生，他对张爱玲的晚年生活状况有所记录：她的起居室犹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山，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

1971年，因研究所主持人陈世骧病故，张爱玲遭到解聘。当时她已从皇冠出版社拿到了稳定的版税收入，所以这次解聘并未对她造成很大压力。1973年，她迁居洛杉矶，开始了真正自由自在的日子。在她今后几十年的隐居生活中，她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英译《海上花列传》和研究《红楼梦》。她的生活惊人的简单，绝少与外界联系，闭门谢客。她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写作了一部《红楼梦魇》，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来观摩《红楼梦》，可谓是“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而此时的她，恐怕早已经是心淡如月，平静如夜，正如她的生活一样，中午起床工作至天亮，常与月亮相伴……也许，正是有了《红楼梦》的陪伴，她的晚年才过得安详宁静。滚滚红尘早已被她拒之门外，一切事物都不过是身外之物。她彼时的心境，已经被红楼梦中的一切裹挟，家族的落败和繁华过后的凄凉，与她的生命形成了卓然的映照。

张爱玲在她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中，公开了她的私人相片，给世人揭晓了一个真正的张爱玲。这个历经沧桑的老人，谈起她的往事，却有着另一种镜花水月的虚幻。她风华正茂的年代，刻骨铭心的爱恋，以及那些名利之外的蹉跎，都成了一个个没有头、没有尾的故事。不论是胡兰成或是赖雅，都在她的书中消失不见。在《对照记》的结尾，她写道：“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宛若一颗沉寂已久的蓝巨星，怅然爆发出她最后的光亮，面对终将来临的死亡，化作一颗冰冷的星球。《对照记》中的张爱玲，只见大袄，不见旗袍

1995年9月8日，中秋。房东发现已经好久没见到这位瘦削的中国老太太了。洛杉矶警署的警员打开她公寓的门，发现她已在六七天前去世。在遗嘱中，她叮嘱马上火葬，不举行葬礼仪式。

恍若隔世。五十年前她以“传奇”的方式横空出世，五十年后却平静地死去。这苍凉的世界对她来说仿佛一扇轮回的窗户，那短暂的生命不过是双向外探望的眼睛。浩渺的宇宙曾经辉煌，但终究免不了要黯然消寂。死亡是每个人都必然的归宿，“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这个女人用她的才情为自己下了一次又一次定义，用自己美而枯槁的手指抚平着一个又一个心绪，最终为自己找到了解脱的窄门。晚年张爱玲

佳人如梦天下的文章谁敢这样起名，又能起出这样的名，恐怕只有个张爱玲。——贾平凹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段也会感动起来。她的比喻是聪明而巧妙的，有的虽不懂，也觉得她是可爱的。——苏青她对现实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王安忆张爱玲用老宅、天井、阳台、镜面、屏风、满月、蚀月、正午的太阳、下午的太阳、胡琴声、三弦声、锣鼓声……她的世界，虽近荒凉，却带着世俗的希望，从生命的底里涌动与勃发，总能温暖人心。——刘峰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洞洞，即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

凌叔华：人生如梦亦如客

古韵之忆

在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有一句趣语：“嫁君要选梁实秋，娶妻先看凌叔华。”这样的句子好似吹捧，却从某种角度道出了凌叔华的名气来。但这种名气，并非仅仅是她身为一个作家的名气，而更多的，则是她作为一个传统书画家的名气。两者合一，就不能简单评价了，因为她在两者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翘楚。

童年之于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那种潜移默化。1900年，她出生在北京一个旧式文人的家庭，是其父亲与三姨太生的女儿，家中排行第十。母亲李若兰通于文墨，爱读诗书，外祖父为粤中画坛高手，家藏书画极丰。而父亲凌福彭则精于辞章、绘画，与后来的新秀派领袖康有为同榜进士，并点翰林，历任清朝、北洋政府的重要职位。由于交友颇广，像齐白石、辜鸿铭、王竹林、陈寅恪等人便常到府上做客，并组织过“北京画会”，一时间胜友如云。正是这样的环境，使得凌叔华耳濡目染，学到不少东西。

当然，旧式文人的家庭生活并非想象中有趣，父亲可谓是当朝一品，妻妾成群，各姨太之间明争暗斗已经是常态，凌叔华在其英文小说《古韵》中，把自己幼时的记忆一一梳理，她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冷静地看着那一场场荒谬的闹剧……

凌叔华的启蒙是多方面的。六岁时，王竹林偶然看到凌叔华在墙上作画，便立即认定她是天才，收她为徒，之后将她引荐给著名的宫廷画家缪素筠：“让她去看去听，见识一下丹青高手，不光要看如何作画，还要留心大家的言谈举止、艺术趣味，以及一切与绘画有关之事。”这种独有的教育方式，让凌叔华的起点便高人一筹，之后，她又拜女画家郝漱玉为师，加上平时常来的齐白石、陈半丁从旁指点，画技进步神速。

学画的同时，凌叔华也接受传统式的文化教育，并跟随康有为学习书法。而辜鸿铭则对她别有一番引导，因其精通七国语言，时称“是以讥讽方式批评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唯一中国人”，其思路自然与众不同。他认为学英文应像英国人一样教孩子背诵儿歌、圣经，如同中国人教孩子背诵四书五经一样，于是便把凌叔华叫到他家去，教以背诵英文诗歌，同时也捎带教她一些与文学相关的常识。一年时间，聪颖的凌叔华便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可以说，辜鸿铭对她的早年启蒙是至关重要的，对她的文学道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凌叔华本人，也在晚年时常常提起这位恩师，心怀感激。

凌叔华的义父赵朋生是袁世凯的秘书，其人涉猎广泛并精通琴棋书画，是一个正派人物，常教导她摒弃“名、利、俗、懒”的大忌；而义母则是音乐方面的行家，曾教她弹奏古琴等传统乐器，因为二人没有孩子，便把凌叔华当作亲生女儿一般看待，在凌叔华眼中，义父义母是最令她羡慕的一对夫妇。

美的熏陶是影响一生的要素，种种不同的启蒙为凌叔华打开了一道道大门，让凌叔华从本该迷茫的童年走向了与常人不同的世界，让她的经历晕染上了一种神秘而浓烈的色彩。从这一角度来看，她是幸运的，因为并非常常能有人感受到这种《古韵》之美，也并非每个人都能从中走出一个自己来。

轻描淡写竞芳华

凌叔华9岁那年，随父亲到日本旅居两年，回国后定居天津。1919年，凌叔华入读天津女子师范学校，随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预科，升本科时选择了动物学专业，后又转入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当年便编写了《月里嫦娥》和《天河配》的英文短剧。在此期间，凌叔华热衷于绘画，大学期间她的画艺便已达到“偶一点染，每有物外之趣”的程度，朱光潜后来看到她此期间的画作，不由得叹道：“我们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然而虽然爱画，但凌叔华却终究抵不过文学的诱惑。那时，胡适、冰心等人的新诗风靡文坛，“五四”运动后的西方文化冲击着东方文明，尖锐的社会矛盾让整个民族陷入到一种狂热状态。1924年，凌叔华以瑞唐为笔名在《晨报》发表短篇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接着又发表了《资本家之圣诞》及《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文，从此开始踏入文学的门槛。

1924年5月，泰戈尔访华，在北京举行茶话会的时候，凌叔华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陈西滢，这两个人日后皆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前者成为了她的挚友；后者则成为了她的丈夫，相伴一生。凌叔华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了远道而来的泰戈尔，自此，她的大书房也成了中国最早的文艺沙龙，而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则常到这里做客。

凌叔华保持着与这两个男人之间的通信。当时的徐志摩已经离婚，并彻底失去了林徽因，处在一种寂寞与忧郁当中，在与陆小曼相恋之前，他的感情处于真空状态，需要倾吐、需要安慰……当年秋天，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求她做自己的“通信员”：“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自此，二人的关系便更近一步，诗人和才女，本该有一段浪漫情缘，然而，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许上天没有给他们更多的时间，也或是，正是这种眷顾，让凌叔华拥有了徐志摩的友情，把“通信员”的角色一直扮演到他离世。直到1935年，凌叔华以《志摩遗札》为题，把当年的信件公开，而人们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徐志摩是多么地迫切需要一份感情啊！而凌叔华却以她的方式避开了：“对你不同，我不怕你，因为你懂得，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尖，从指尖到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可谁也不能理解，两人之间果非没有过一丝动情么？凌叔华的情人、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曾说他们确曾陷入热恋，但被打断；而凌叔华的女儿，则说她“追求过徐志摩”，让人扑朔迷离。1983年，垂暮之年的凌叔华写信给陈从周：“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也许，那个未动芳心的凌叔华确实已把自己放逐并远离那种浪漫的情怀，而选择了一种更为踏实而符合礼教的婚姻。她是不同的，或许她并不会承认，当时的封建礼教使她不敢冲破枷锁，去追求自己的真心，也正是由于这种枷锁，她选择了更为理性的陈西滢。凌叔华与陈西滢

1926年，凌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获得金钥匙奖，任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同年7月，在证婚人胡适的主持下，她与陈西滢结婚。在结婚之前，凌叔华曾与胡适通信：“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陈西滢）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凌叔华是平静的，审慎的，甚至有一些冷淡和理性，她把婚姻作为自己未来道路的一种动力，而并非一次感情的赌博。在她的眼中，陈西滢“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

而陈西滢自有自的优秀，被称为“民国书生”的他，由于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尖锐批评不满，便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发生了一场持久的论战——而时人的确应了那种“劣根之性”，以至于无人呼应，最终落败，并“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因他的“理性”得罪的是所有人，而鲁迅则站在了另外一边。陈西滢作为评论家的可贵之处是他能够立论公正，曾指出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type……他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是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也正因此，后来鲁迅与他握手言和了。

花寺古歌终一曲

1925年，奠定凌叔华在文坛上的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同年，短篇小说《绣枕》等又陆续发表，从此一发不可收，佳作频出，被称作与冰心、苏雪林等齐名的“中国的曼殊菲尔”。沈从文说她的文字“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地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一条新路”。而鲁迅则说：“凌淑华的小说……恰好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式家庭中温婉的女性……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她是那个时代独具一格的女作家之一，不似其他人将自己陷入那种焦虑或虚浮的精神世界中，而以一种旁观者的冷静看待一切冷暖。那种睥睨之情，清透之言，令她的作品无处不散发出灵性来。

1928年，凌叔华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出版，由徐志摩为之作序——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而徐志摩处女诗集的扉页文字，则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他死后墓碑上的题记，也是由她来书写。

1929年，凌叔华随丈夫到武汉大学任教，不久搬到了美丽的珞珈山上，居所署名“双佳楼”，她与另外两名在武大执教的女作家袁昌英和苏雪林结为好友，交往密切，被誉为“珞珈山三杰”。之后，[1]凌叔华主编《武汉文艺》，“搜罗华中文艺天才”，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女人》以及儿童短篇集《小哥儿俩》。

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凌叔华成了一名意外的焦点人物。缘由则是徐志摩生前让其保管的“八宝箱”，这个小小的“八宝箱”，保管着徐志摩的日记文稿，以及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和徐志摩旅欧期间所写的日记与情书。丧生后的徐志摩万万没有想到，林徽因与陆小曼打起了这个“八宝箱”的主意。首先是陆小曼想要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信的权利，曾求胡适为其索要，而林徽因也不知何故，竟然亲自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公寓登门向其索取，但却遭到凌叔华的婉拒，转而也求助于胡适。不久，胡适以编委会的名义郑重索要，凌叔华不得已，只好勉强交出，并因为其中有陆小曼与徐志摩的书信日记，希望将“八宝箱”转交给陆小曼。但胡适却并未按照她的意愿做，而将之送给了林徽因。十几天后，胡适又致信给凌叔华，认为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这一做法开了个人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凌叔华发现“八宝箱”到了林徽因处，而非陆小曼，感到对不起徐志摩，便回信道：“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晚年的陆小曼、林徽因及凌叔华都曾为此不能释怀，但真实的情况已经无从了解……自此事后，林徽因与凌叔华便从此交恶。

1935年，凌叔华的婚姻被一个来自英国的年轻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朱利安·贝尔是英国作家伍尔芙的侄子，母亲是一位知名画家。两人在珞珈山相识，因彼此都钟情于绘画和文学，便从此有了往来。27岁的朱利安·贝尔爱上了时年35岁的凌叔华，事情的过程曲折模糊，对于这段往事，凌叔华并未留下只言片语，而只有朱利安给母亲的长信得以佐证，凌叔华在朱利安的女朋友编号中是K，即第十一个。最终，两人恋情曝光，1937年，“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汉大学辞职，回到英国，不久，朱利安在马德里守卫战中重伤身亡。朱利安去世后，凌叔华与伍尔芙始有通信，直到伍尔芙自杀终止。而这段三角恋，最终在几十年后，由一位旅英作家虹影撰写面世，才为世人所共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凌叔华一家迁往四川乐山，其间，凌叔华写出了她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现她对当时战事的感触和生活遭遇。

1944年，凌叔华与陈西滢前往英国，找到了自己寄给伍尔芙的小说，以《古韵》为名在英国发表，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1947年，凌叔华在伦敦定居，开始了她在异乡的客居生活。晚年凌叔华

此后的凌叔华很少用母语写作，除了出版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和散文、评论集《爱山庐梦影》之外，主要把精力倾注在绘画艺术当中。1962年，凌叔华在巴黎塞禄斯基博物馆举办展览，展出她的绘画创作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顿时轰动了欧洲。1968年后，她先后应伦敦、牛津、爱丁堡等大学邀请，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的专题讲座。

1970年，与凌叔华相伴40多年的陈西滢因病去世，此后她便独居海外。1985年，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谢世，凌叔华写信给冰心：“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你还记得你初回燕京时见了我面，你说笑话：‘叔华，你知道熟语说的，江阴强盗（吴文藻为江阴人）无锡贼（陈西滢为无锡人），咱们俩命真苦，一个嫁了强盗，一个嫁了小偷。’陈西滢在旁听了只好苦笑！现在想起来有如一梦了。”

人到晚年，加上身处孤岛，心境或许才真有了变化。1989年底，凌叔华回到北京养病，被人用担架从飞机上抬下……这次，总算是叶落归根了。而令人遗憾的是，1990年5月，她因乳腺癌复发奄奄一息，临终时她已不能说话，想在纸上写下点什么，结果却是横横竖竖的线条，这是她最终的“一片叶子”了。

凌叔华的葬礼，90岁高龄的好友冰心并未前去，萧乾在参加后归来，给冰心写了一封长信，最后说：“西滢的骨灰也已运来了，然后一道葬在无锡陈家茔地。她漂泊半生，总算死在中国。”凌叔华写给冰心的信

爱山庐梦影

正如她的性格之平淡与婉约一样，她的离去也同样平静而波澜不起。

生命确乎总是向着终结走去的……那个世纪离我们越来越远，却仿佛有着另一种更为清晰的面容。凌叔华的温润淡雅，还有那种童心不泯的性情，似乎已经渐行渐远。是的，她的一生在平静与优雅中度过，她与辜鸿铭、齐白石的忘年之交，与邓颖超、许广平的同窗之情，与胡适、林徽因、陆小曼的友谊纠葛，与伍尔芙及欧洲文化圈的交往……很少有人能想象到，她却有着一颗纯净的心，她本可以将这些繁乱的往事诉之笔端，倾诉于众，却宽容地将它们封沉心底。也或许，正因为有着对人事的隐忍或对自然之道的推崇，她的文章才会显得释然宽容，同时代的作家张秀亚说：“成为宽容的释然，当然，更多的是诉之于会心的笔墨，转化为气息萦绕的作品……多少年前偶读凌叔华女士的《花之寺》，书中叙写委婉含蓄，如同隔了春草薄雾，看绰约花枝；又像是一株幽兰，淡香氤氲，使人在若醉若醒之间……读者心灵完全沉酣于那新丽的造句里，读罢掩卷，不禁心仪其人。”而尖酸苛刻的苏雪林也不由赞说：“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一个“寄情于山水”的画家，自有着她独特的风韵。

凌叔华的文学作品并不多，甚至有点显得“单薄”，然而恐或世人却常常忽略了她的书画之作。如果说她的文风轻盈极致，则画如其文，或比文更甚。她的水墨画取自大自然的各个角落，脱俗淡写，神韵自成。她曾为齐白石创作《夜景》一幅，白石则为此画赋诗一首：“开图月是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清幽缠绵、幽怨伤感让人无限想象。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或是一弯谧静清莹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自成一个世外的世界，令人悠然向往……她的绘画的眼光和手腕影响了她的文学的风格，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凌叔华画作

还有什么样的女人能够博得这样的赞美呢，饱受世人的宠幸却不以此为傲和滋生虚荣，恐怕凌叔华确是做到了：她把自己紧紧裹在自我之中，沉浸在艺术和文学的精神寄托里。她在飞往大陆之前，知道不会再回来，已把房间做过清理，只留下干净异常的空屋，和几封让人扑朔迷离的书函……她的孤寂有谁能够去分享？她给未来的空间只留下短暂之殇，把命运的交还命运，把遗忘的交给遗忘，只为世人留下几许空白……

佳人如梦取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泳的自然……在这里面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朱光潜《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徐志摩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阿英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注释[1]《现代文艺》副刊。

冰心：一片冰心在玉壶

诚挚诗意千般看

无疑，冰心的诗意是真诚的。这种诗意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总有一种让人惊异、让人感触的地方。也或许，正是由于她早年绚烂而恳切的诗情，到了老年，才会拥有一种睿智而充满爱之祈祷的凝练。

这个穿越世纪的人物，如今我们恐怕再难走进她的内心，只能从她的只言片语当中看出点端倪来。她的内心是安宁的，平静而不需要释放，她变得容易遗忘，遗忘那些让我们担心着的往事，那些无法触及的丧失。或许这就是我们浅尝辄止的原因吧！若非如此，我们在远离那个世纪的另一端怎么去抓住一点新鲜的事来？那些令人绞尽脑汁探寻的秘密怎样被揭开？那“爱的哲学”怎样在当世实践？是的，这些都不过是一些不敢触碰的暗礁，我们躲着，她也躲着，都不曾真正把自己推向世俗的深渊，而只是远远地观望：待年轻的时光一晃而过，前尘往事便一笔勾销。

耄耋之年的冰心曾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这个时候，或许她才渐入佳境吧，但也仅止于此了，生命终归是短暂的。回忆成了所有的悲哀，成了创造之源和毁灭之源。这些，她或许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只不过我们仍旧是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处在世界变革年代的作者是如何地坚强不放弃，又是如何把自己的价值奉献，把爱，洒在人们呼吸的空气里。

梦中的真，真中的梦“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作朋友。”冰心这样形容她的童年生活。

1900年10月，冰心出生在福州谢家大宅，一个基督教家庭。谢家大院本是林觉民的故居，由冰心祖父谢銮恩从林觉民的家属处购得。出生后七个月，冰心便随父亲谢葆璋迁至上海；四岁时，又举家迁往山东烟台，定居在芝罘东山的海边：她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都在这里生活。由于父亲时任海军学校校长，所以冰心只能以大海、青山和水兵为友，这样的日子既有趣，又单调。经年之后，她曾数十次地回忆起这些，带着欢喜把记忆写下来，写她对大海的爱恋和膜拜，以及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探索……而追忆终究是属于追忆，那些童年记忆模糊到只能以幻境来比拟，或只能以失落来形容。冰心、母亲和三弟

冰心七岁的时候，在家塾启蒙学习，那期间便接触到了《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十岁时便从书架上读到林纾译的《茶花女遗事》。可以说，她的启蒙时代是以半古典半译作的形式进行的，自那以后，她一生的各个时期都没有离开过翻译，若说冰心对外国文学的衷情有所渊源，那或就是早年的书香生活所带给她的。

之后，冰心随父亲调回福州，住在谢家大院，1912年，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父亲谢葆璋任职民国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1914年，入美国公理会创办的贝满女中读书。四年后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后并入燕京大学），但随后转入文学系学习。

始露尖角便冰莹

大学的四年，冰心才开始崭露头角，1918年8月，她以“谢婉莹”原名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次月以“冰心”笔名连载她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之后又相继发表《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其中，短篇小说《超人》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学生会文书，参加罢课、罢市等活动。1920年，以“婉莹”笔名发表了诗歌《影响》《天籁》《秋》等。次年，冰心参加当时的文学研究会，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倾向“人生哲学”，随后相继出版了《繁星》《春水》两本诗集，令她迅速成名，坊间一再争相模仿她哲理式的小诗，以至于引领了一时的风气。《繁星》《春水》大多是冰心瞬间灵感的记录，涉及母爱、童真、自然以及上帝之爱，以及似有若无的神秘主义。但从格言体的形式上来看，无处不显露出泰戈尔《飞鸟集》的烙印，她也于此很坦然地写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你的极端的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心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总而言之，虽然评论界对此褒贬不一，如梁实秋认为她的短诗不值仿效，也有人认为她是模仿日本的俳句而作，但冰心对此并不以为然，三百多个小小的露珠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评价如何只是读者的事，诗便是诗，发自性情便是真理。

其实，冰心对现代诗歌的真正贡献是她的宗教赞美诗，这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领域，如果说格言式短诗引领了一时风潮的话，那她的宗教赞美诗则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人。前文已经说过，冰心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对基督教有着一种天然的包容情怀，加上在贝满女中系统地学习过《圣经》，使她对所受的基督教思想及文化的熏染感受更为深刻，也正由于她的这种纯粹情感，才使得其赞美诗也具备了广远的艺术意义和内涵。冰心从《圣经》的抒情篇章中学习抒情手法，集中表现对“上帝”的赞美和对生命的敬畏。从1920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是冰心最热衷于宗教诗的时期，仅1921年3月到12月期间，冰心就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刊《生命》上发表了16首基督教赞美诗，如《黄昏》《他是谁》《傍晚》《夜半》《骷髅地》《客西马尼花园》[2]《使者》等无一不是冰心诗歌中的精品之作。在《天婴》中她写道：“我这时是在什么世界呢？/上帝呵！/我这微小的人儿/要如何的赞美你/在这严静的深夜/赐与我感谢的心情/恬默的心灵/来歌唱天婴降生。”——赞美耶稣作为普通人的降生；在《夜半》中她这样写道：“上帝啊！/你安排了这严寂无声的世界/从星光里，树叶的声音里/我听见了你的言词/你在哪里，宇宙在哪里，人又在哪里？/上帝是爱的上帝/宇宙是爱的宇宙//人呢？——/上帝啊！我称谢你/因你训诲我，阿门”——表现对宇宙及造物主的赞颂。

纵观冰心早期的诗歌，我们才会发现她真正的创作之源，包括她“人生哲学”，无处不在地渗透着一种宗教情结和终极关怀，这种情结或关怀在当时绝无仅有，开创了中国诗歌的先河。宗教之于人生，有如甘泉之于沙漠，那一首首赞美诗，仿佛便是冰心引导众人去往的一块神秘之境，令人如痴如醉。

结缘异乡守一生

1923年，23岁的冰心终于在基督教堂受洗，从此成为一名基督徒。随后，她从燕京大学毕业，考取了美国波士顿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并获奖学金，攻读文学，从事文学研究。这段时间，她集结了旅途见闻和异邦风情的通讯散文，陆续发表在国内诸报，冠以《寄小读者》出版，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在去美国的邮轮上，冰心与比她小一岁的吴文藻偶然相遇，年轻的吴文藻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读硕士，由于两地相隔很远，所以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只是常常互相通信。

1925年，以梁实秋为首的中国留学生在波士顿公演《琵琶记》，邀请冰心出演其中一个角色。冰心在喜悦之余，把这个消息与吴文藻分享，并随信寄了一张演出入场券。此时，他们已经通过写信来往了一年多，两人虽然都心生情愫，但是谁也没有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起初，吴文藻先以学业忙为由推辞了，冰心心生失望，但其后的情节让她不由惊喜：正在她向台下四处搜寻的时候，吴文藻的身影出现在了远处……从此，两人的关系似乎再进了一步。而真正令他们陷入爱河的是一次真正的偶遇，当时，美国大学规定所有研究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1925年夏天，吴文藻与冰心不约而同地选修了法语，两人在康奈尔大学的法语补习班上偶然相遇：正是这一次偶然，决定了两人56年的婚姻。冰心与吴文藻“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远在异乡，冰心收获了她此生当中唯一的真挚的爱。

1926年，冰心完成了在美的学业，并接受司徒雷登的邀请，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则又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博士。在冰心回国前，吴文藻交给冰心一封求婚长信——而这并不是给冰心，而是给冰心的父母，请求他们将女儿嫁与他——更为有趣的是，这封信后来还经过了冰心的润色修改……

1929年6月，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娶冰心为妻，主婚人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只请了来宾寥寥几人，花费34元。这一年，吴文藻28岁，冰心29岁。

在寂静中光明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两人定居在燕南园的一座小楼里，吴文藻专心于学术研究，而冰心则一边教学，一边写作。此后的四年时间，冰心创作了小说《分》《冬儿姑娘》，散文《南归》等作品，翻译了黎巴嫩诗人凯罗·纪伯伦的诗集《先知》。

1933年，冰心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被怀疑内容影射林徽因，称为文坛的公案，被称作“女人之间的较量”。受欧美文化的影响，在当时的文化圈中流行举办家庭文化沙龙，胡适、凌叔华都很热衷，而林徽因家的“太太客厅”则人气最旺，逐渐成为北京文化圈的代表。这篇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文化界的喧谈，小说中的名流无一不带有着一种虚荣、虚伪以及虚幻的色彩，冰心对这种颓废情调进行了现实批判与讽刺。有好事者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与文中的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一一对号入座，使人读后感觉别有一种影射的意味。茶余饭后，时人开始对这篇小说评头论足，大都认为这出于冰心对林徽因的嫉妒与偏见——而林徽因则饶有风趣地作出回应，将她从山西带回的“山西陈香老醋”寄给了冰心……热闹的评论劈头盖脸而来，崇拜林徽因者以此来谩骂或攻击冰心，而她却一如既往地沉默着，不曾说过任何话。后来也有人理性地点出：“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一句话阐明了这篇小说的内核。1951年，办公时的冰心

92岁的冰心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原型）是陆小曼，”并举出一个证据，“小说描写‘客厅里挂的全是她（陆小曼）的照片’，只有陆小曼的家中才是如此。”而当时徐志摩已经死去多年，冰心确没有必要将亡人拿来讽刺。冰心曾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表达了对徐志摩的看法：“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这样的评价，批判之处带着公正，让人联想，或许她是看不入眼林徽因的作派，也或是看不入眼那种“隔江犹唱后庭花”的社会流俗？

但总之，冰心默默收下那坛陈醋，平静而冷淡。从此以后，她与林徽因之间再无交往，也仿若成了“仇敌”一般。

后来，当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对学者陈学勇谈到冰心时，“怨气溢于言表”。陈学勇说：“柯灵极为赞赏林徽因，他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

在光明中熄灭

1936年，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到欧美游学一年，随后日军侵华，全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38年，吴文藻冰心夫妇与子女离开北平，经上海、香港辗转至云南昆明。冰心在呈贡师范学校义务授课；1940年，全家移居重庆，参与文化救亡活动，加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在这期间写了《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等散文。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冰心与丈夫吴文藻赴日本，在日本东方学会与东京大学演讲，后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史。

1951年，吴文藻放弃美国耶鲁大学的聘请，与冰心一同回国。冰心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1958年，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冰心来到周恩来家里，对他说：“如果吴文藻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两人彼此坚守，终于在1959年12月，云开日出，吴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在1955年到1965年期间，她陆续翻译了近10个国家几十部作品，包括诗歌、诗剧、民间故事、书信、小说、散文诗等。其中较出名的有泰戈尔的《吉檀迦利》（1955）、《园丁集》（1961），纪伯伦的《沙与沫》（1963），《印度童话集》《印度民间故事》《泰戈尔剧作集》等，译作颇丰。与此同时，她勤于创作，出版了《小桔灯》《樱花赞》《拾穗小札》等散文集。

1966年，“文革”爆发，冰心受到冲击，被关进了牛棚；1970年，70岁的冰心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冰心与吴文藻才回到北京，接受有关翻译任务，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合作完成了《世界史纲》《世界史》等的翻译。

1980年，80岁的冰心迎来了生平第二次创作高潮，她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小说，以及《三寄小读者》《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等系列散文。数量庞大，内容博杂，宛若一个新的文学巨匠。

1983年，吴文藻与冰心搬进中央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

1985年，吴文藻因脑血栓住院昏迷，不久逝世，享年84岁。

1987年始，冰心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我请求》《我感谢》文章，呼吁提高教师的地位。晚年冰心

1992年，冰心研究会在福州成立，巴金出任会长。

1999年，冰心病情突然恶化，于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冰心死后，与吴文藻骨灰合葬，应了她“死同穴”的遗愿。骨灰盒上并行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

佳人如梦在这里，我们觉得冰心女士所谓“人世间只有同情和爱怜，人世间只有互助和匡扶，”——这样的“理想的人世间”，就指的文艺元素之一的“微笑”；所谓的“人生的虚无”就指“苦难的现实”，就意味着所谓的“泪珠”。而且她明白的说：我要讴歌“理想的”，我不愿描画“现实”赚取人们的“泪珠”。——茅盾有你在，灯亮着。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巴金一颗善良美丽的星辰陨落了，而她的光芒，将永远留在几代人的心里……——魏巍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巴金我读冰心诗，最大的失望便是袭受了女流作家之短，而几无女流作家之长。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诗人……《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园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样也许是最容易做的，把捉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诗意，选几个美丽的字句调度一番，便成一首，旬积月聚便成一集。这是一种最易偷懒的诗体，一种最不该流为风尚的诗体。——梁实秋注释[2]发表于1921年12月15日《生命》第2卷第5册。

苏青：世俗里的高贵优雅

锦瑟年华不与调

1914年5月，苏青出生于浙江鄞县的一个书香家庭。祖父是清朝举人，父亲冯松雨，是庚款留美学生，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回上海后任某银行经理，因生活失检而早逝，母亲是很有文化修养的妇女。小时的苏青，常同祖父到浣锦桥散步，为了怀念她的出生之处，所以第一部散文集取名《浣锦集》。12岁时，苏青考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却因罢课而退学。后入宁波中学读高中，因在校刊上经常发表文章，又多才多艺，被同学们称为“天才的文艺女神”。此时，苏青与比她大两岁的李钦后相识，滋生了爱情，并于不久后订婚。1933年，苏青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外语系，李钦后也在中央大学读法律，两人便在次年奉命完婚。婚礼是在家乡举行的，可以说是中西合璧，苏青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中曾有描述。不料，婚后生活并不如意，李钦后有着独断的大男子主义性格，而苏青则有她自己的心性，怀孕不久，苏青返回学校继续学业，无奈肚子渐大，为校纪所不容，被迫退学，回家待产。几个月后，苏青产下一个女婴，受男尊女卑思想桎梏的丈夫公婆，一夜间变了脸色。初尝人间冷暖的苏青只得隐忍吞声。

1935年，苏青随夫搬迁至上海，丈夫李钦后经营一家小律师事务所，但不久关闭，生活陷入了拮据。一次，苏青向丈夫索要生活费，竟然挨了一记耳光：“你也是知识分子了，可以自己去赚钱啊！”苏青顿然醒悟，因这一记耳光，她似乎被推向了窘迫的境地。那时，上海滩的杂志报业繁荣，尤以林语堂主办的《论语》影响最大，又产下一名女婴的苏青心中抑郁已久，怨气颇多，便写了一篇散文《产女》，寄给《论语》。编辑陶亢德慧眼识才，认为该文针砭时弊，锐气十足，便易名《生男与育女》发表；其后，又陆续发表了《我的女友们》等文章，剖析自己目前面临的窘境，对人世冷暖的看法，以及时下女子的困惑。

可生活是那么富有戏剧性，之后几年，苏青一连产下四女，直到第五年才终于生了个儿子，回想她在《生男与育女》中所写:“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真是一语成谶。

如果没有当初丈夫那一记耳光，也许就没有日后的苏青。在外花天酒地的丈夫无可指望，而膝下的子女却嗷嗷待哺，“该如何是好呢？我只得又想到投稿。”对于文学，苏青从没有上得了台面的理由，“投稿的目的纯粹为需要钱”，如果失去了这个维持生计的途径，她恐怕终会被生活所拖垮。陆续几年，苏青一直专职写稿，不问地方，在《宇宙风》《论语》《古今》甚至小报刊，只要稿酬优厚。编辑陶亢德可以算得上苏青的恩人之一，她与周佛海和陈公博的相识也是由陶亢德引荐的。苏青在《古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论离婚》，被当时的伪上海市长陈公博欣赏，《古今》的创办者朱朴是当时的交通部官员，他指点苏青写一篇文章恭维一下陈公博，苏青以“吃饭第一”，当即在《〈古今〉印象》当中吹捧了一番陈公博，而陈公博则投桃报李，为苏青在伪政府安排了一专员职位，尽管只做了三个月，但这段历史却被人所诟病。若说她不如艺术家一样“爱惜羽毛”，那恐怕是未有像苏青一样的遭遇，那个时候的苏青，真正的是双手劈开生死路，围绕在身边的几个孩子，哪一个不要吃饭？苏青学得精明，但也从不掩饰，装清高或脱俗，她认定自己应当为生活做最大利益的打算，便以此走到了天黑，毫不羞涩地表现出对金钱的渴求。

夹缝中的天地

1943年，苏青对丈夫李钦后“一颗心硬成了石头，再风化成粉末，风一吹，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提出离婚，一场维持十年的婚姻，转瞬成空。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钦后确非善类，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政府法院工作，因贪污罪而被处决。也正是离婚这一年，苏青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杂志连载，远在日本的陶亢德接到朋友寄来的《风雨谈》后，认为确是“至性至情之作”，当即与主编柳雨生讲可以放到杂志卷首，但柳雨生却推脱苏青为新秀，还是保守为好。苏青知道后深有感触，便觉得应当自办一份杂志，并将这个酝酿不久的决定告于陈公博。陈公博是青睐苏青的，立即批准，并拨款5万元作为开办费。

于是，1943年10月10日，天地出版社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401室正式挂牌开业，主营《天地》月刊，苏青为主编及杂志发行人。

由于苏青的作者队伍大都是社会名流，如胡兰成、周作人、谭正璧、陈公博、周佛海父子、秦瘦鸥都在其中，并加上伪官方背景的支持，《天地》创刊号一炮走红，首印三千册几日内售完，之后又加印两千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苏青趁热打铁，当即实施杂志预定，以折扣吸引客户，并预告已邀周作人签赠全身照，以此来进行广告宣传。但客观上，《天地》杂志虽未涉及政治，可风花雪月的浪漫情调确实掩盖了当时动荡的时局，尤其是与陈公博等人的亲近，成为她后来政治上的一个污点。苏青在《涛》的后记中写道：“这是一个可悯的时代，生活程度飞跃如此之快，而人们思想却几乎停滞了，往下坠。”她的心中或许存着对时局的无力，但似乎却总将视界放回到当下的感情生活当中，毕竟当下的生活才更为真实，才更有写的必要。若要说得高尚一点，她所表现出的苦闷的经历或对自救的向往，在那个沦陷的上海早已体现出她的价值或意义。可无论是当时的环境迅速成就了她也好，还是在夹缝中生存的苦痛毁灭了她也罢，人们在讨论那段历史之时，总是绕不开她的。

谋爱张胡须臾事

也正是这一年，苏青邂逅了胡兰成，并巧合地作了张爱玲的红娘。当时胡兰成任汪伪宣传部官员，看了《天地》创刊号后，对一篇出自女人之手的发刊词深为叹服，特别是《论言语不通》一文，令他有所共鸣，便写了一篇杂文《〈言语不通〉之故》，被苏青刊登在《天地》第二期。与此同时，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也在此期刊登，胡兰成对张爱玲深感兴趣，便写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是何人？”苏青也予以回信，但此事暂告一段落。《天地》创刊号

苏青与胡兰成最初由《人间》杂志主编吴易生介绍相识，二人本是同乡。《天地》刊出后，胡兰成和苏青的交往密切起来，并常常去苏青家做客，不久，胡兰成被汪精卫秘密关押，苏青心中关切，便去周佛海家为其求情，同行的还有张爱玲。张、胡二人那时并未见过，但当时上海为沦陷区，文人作家基本都辗转离开，在那里活跃的仅有数人而已，此时胡兰成经常在当时杂志上发表文艺杂文，张爱玲当有耳闻，加上苏青极可能提及胡入狱前曾询问过张爱玲其人云云，可能是张爱玲出现的原因。

之后，胡兰成死罪豁免后出狱，而《天地》已经出至第四期，每一期皆载有张爱玲的散文，除作品外，还刊有一幅小照。胡兰成抑制不住心中好奇，离开南京去往上海，一下火车，先到了苏青处，晚上讨到张爱玲的地址，次日则按图索骥到了张爱玲处。相知何必曾相识，张胡二人的恋情迅速开展，不久便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可以说，苏青将地址交出之时便恐怕猜到了这个结果，但从她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态度来看，此番做法并非是不厚道，一个是识才知才的才子，另一个是芳心盛开的女人，这又有什么可以令人指责的呢？即便那个男人一向风流，但悲剧总是不能避免，恰如她的婚姻。面对这两个人，苏青的确是没有办法应对的，一次胡兰成在苏青家逗留，张爱玲不期而至，脸上的醋意一时难以掩饰，那种颜色才真正让人明了：原来，恋爱中的女人都有着那种占有欲，外界的干涉恐怕是没有办法的。及至后来张胡二人结为连理，“岁月静好”，她也只能任其自然发展了。

但对于“红娘”苏青，张爱玲心中至少是感激的，此后一年多，《天地》杂志几乎每期都能见到她的作品，直到1945年为止。张爱玲对苏青的杂志是倾力支持的，不但为其撰稿，还为之配插图、设计封面。她在《我看苏青》中写道：“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两人的关系便是这样模糊不清，对于苏青的看法，她又写道：“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是我甘心情愿的。”文人相轻，若说是做文章，张爱玲算是已经“屈尊纡贵”了。但对于女人来说，张爱玲眼中的苏青却让人不得不多一番回味：“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女人的弱点她都有”，是的，女人之间的论调，总是让人觉得裹挟太多的隐晦，隐晦得多了，却总归让人不大舒服，对于苏青的戒备，她一直都有。而在苏青看来，胡兰成绝不是其所考虑的对象，“谋爱”只是张爱玲的事，甚至对张爱玲，苏青总是极力夸赞。她不想涉及太多，涉及太多就成了画蛇添足。“犹太作家”

1943年，苏青的小说《结婚十年》出单行本，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半年之内加印了9次，直到1948年底，有人统计共达18版之多，印刷次数达36次。1944年，苏青的散文集《浣锦集》出版，出版之后特意送给张爱玲及胡兰成各一本，并邀写书评，于是才有了张爱玲的《我看苏青》与胡兰成的《谈谈苏青》，胡兰成说“苏青是一位有活力的散文作家，但不是诗人”，对于朋友间作品的评价，这大概是基本公正的吧。苏青小说《结婚十年》

由于《结婚十年》《浣锦集》的出版，以及《天地》杂志的不断发行，苏青的生活颇有起色。但她毕竟还是有着宁波女人的精明与强干，这一期间，《天地》杂志的花样不断翻新，又增发了副刊《小天地》。

1945年，聋哑作家周楞伽用危月燕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与苏青谈经商术》，调侃她说：“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领配给纸、领平价米，做生意的本领更是高人一等。她出的书，发行人仅想赚她一个百分之三五的折扣都不容易，竟然自己扛着《结婚十年》等拿到马路上去贩卖，甚至不惜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讲斤头、谈批发价，这种大胆泼辣的作风，真足以使我辈须眉都自愧不如。”苏青见了，便在当月《光化日报》的“饮食男女”专栏中写了一篇《女作家》作以反击，并说恨不得那些说自己文章是“月经带文字”“带有妓女化”的男人“自宫”或自己帮他“割掉男人的累赘”，让他也变为女人；又对书商迟付书款的现象大批特批，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并发出感叹：“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文墨官司就此而起，两人陆续每日在报纸上掐架，周楞伽当即署以真名写《正告冯和仪》，痛斥苏青作品毒害青年，妄自尊大；苏青则以《矢人惟恐不伤人》讽刺其用聋哑为题讽刺残疾人……彼此愈演愈凶，最后周楞伽在《犹太型》中作打油诗：“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书中自有颜如玉，恋爱岂可向众论。应得权利难放弃，迟付书款杀头型。拜金第一人都晓，何必推非以色民。”于是，苏青被时人冠以“犹太作家”名；后来，苏青在1947年出版《续结婚十年》中的代序中对这次争论作了回答，提及人们对她作品的误解及误读，坦率地说：“……有人说我是犹太作家，犹太人曾经贪图小利出卖耶稣，这类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至于不肯滥花钱，那倒是真的，因为我的负担很重，子女三人都归我抚养……我的不慷慨，并没有影响别人，别人又何必来笑我呢……若不要钱我便干脆不出书，否则我行我素……这是我做人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周楞伽对其子进行了一次谈话，说对苏青于贫病交迫中去世深感惋惜，并认为当时社会的世俗偏见很深，对苏青这种职业女性自立于社会颇多非议，他也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说苏青的作品毒害社会，确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那个时代毕竟只是历史中的一瞬。在沦陷区，或许苏青只是一个尚能自养的女子而已，而那些处在饥饿边缘的人呢？他们的生存之境却是残酷的。长久的贫困和沦陷的自尊总是能触动某些人的感情。怀着冷眼去看的人，自然是冷漠的社会；怀着暖心去寻的人，却能从中寻出希望来。大局势的变动让柔弱的人们无所适从，只能游离在属于自己国家，却不属于自己土地的荒漠上，与其说那是消极的纸醉金迷，倒不如说是乐观的苟延活命。自由、爱情，让每个人去追逐的时刻，是否我们忽略了其他人的权利呢？承受者为此默默无言，施予者便更是显得面目可憎了。而苏青的文字，毕竟是反映了那个年代沦陷区女性的生存之况，是显得让人隐隐不安也好，还是丢失了自我的灵魂也罢，都无法用一句“蛊惑”或“毒害”来判断，到底是谁“蛊惑”了谁，还是谁“毒害”了谁？自我的诉求终究是有价值的，它所能反映出的定是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而若有谁能从此幡然醒悟，那是善莫大焉；若不能，则是其自我命运使然了。值得说的是，正是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让人们有所寄托，或者是虚幻的，也或者是现实的也罢。

佳人歧途

1947年后，苏青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歧途佳人》，同时也写了大量的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相继出版，她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对女性关怀的极大悲悯。苏青作品六种

苏青是勇敢的，而让我们真正深觉到的，却是一种悲剧式的伟大。十年的婚姻仿佛一场梦魇，在儿子没有出生前，她被传统的家庭定义为“仅止生育工具”，而至最后，终于被一抛了之。在那个父权主导的社会，女性的平等是奢侈的，甚或可以说，在男性权柄之下，传统女性只能遭受被驱使与践踏的命运，女性之权利是丧失的——甚至是情爱、性爱。“失嫁”的悲剧并不在于找到一个能够寄托一生、忠诚可靠的男性，而在于是否能够意识到女性作为“人”所被赋予的天然权利。苏青的离婚与她所作出的反抗，如男人一样立足于世的实践才是真正可贵的——她本身并未意识到这样的伟大，但她的作品却把这样的“自救”彰显于世，告诉世人谋爱和谋生并非相悖：“一个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绝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的休息权更切；一个女人喜欢美术音乐的程度，也决不会比她喜欢孩子的笑容更深。”但并不止于此，“女人不是与男人一样的人，是女人”，在那个波潮暗涌的时代，苏青的辩驳既现实，又包容。她不断地向上追求，代那个时代的女性探索着……

苏青与张爱玲不同，尽管两人合称“双璧”，都靠才气在那个特殊时期迅速走红，但张爱玲像是一匹浓艳的绸缎，华丽得让人仰视；而苏青却更像一段锦，虽然平实但却不妨现实地使用，绣满花朵，别有一番情味。

抗战胜利后，苏青在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同列的还有张爱玲、谭正璧等人。苏青在《关于我》中说：“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家。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面对这样的指控，季广茂的《义旗下的哭泣》或许更为公正，“沦陷区的人民是否也有存活的权利呢？沦陷区的人民除了抗日或投降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呢？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

但无论如何，苏青这一期间的经历，自有历史去评价，也或者历史将把她淡忘，毁誉由人。

花落人亡无人知

新中国建立后，苏青选择了留在大陆，但大陆生活带给她的未来是苦闷的。1949年底，苏青由九三学社吴藻溪介绍，加入妇女生产促进会，但却未找到工作糊口；1951年，经夏衍的帮助，到芳华越剧团工作；1954年，苏青改编了郭沫若的《屈原》，佳评如潮，获得了各种奖项，却唯独剧本没有获奖，原因是苏青的“历史遗留问题”。与此同时，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连演300多场，创下了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1955年，苏青因涉嫌“胡风事件”，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骨肉与之划清界限。两年后被“宽大释放”，重回剧团。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苏青被剧团辞退，家中被抄，挨受批斗。

据说苏青晚年凄凉不堪，她与已经离异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外孙三人住在上海郊区，与外界断绝了往来，加上疾病缠身，只求速死……1982年，苏青在贫困交加中死去。她的灵堂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只有四五个亲友，送葬时间仅有不到十分钟。

造化弄人，光鲜半生却最终凄凉而死。

或许苏青在晚年仍曾希望有一种追求或信念，可以破除她内心的痴惘，但她却在本应辉煌的时候“哑然失声”。而新中国成立后远赴重洋的张爱玲，八十年代风靡大陆，她的作品热极一时，甚至连胡兰成的文字都屡屡可见，但苏青的书却消失匿迹了。苏青在最后的几年里，一直想看看她的《结婚十年》，无奈却被视为禁书，后来成为其女婿的谢蔚明，辗转托人寻到一本，复印了一册送她，才了却了这个心愿。

花落人亡无人知，怎奈世事多烦忧。说到头来，只道寂寞老人心。

佳人如梦苏青的文字正像她的谈吐一样，流利活泼，更多奇气。同时信笔写来，面面俱到，绝无挂露或故意规避之处。——实斋先生张爱玲在技巧方面始终下着极深的工夫，苏青吐出她别的女性所不敢吐露的惊人豪语。——谭正璧

萧红：呼兰河上的孤独之旅

半部红楼半部人生

多年后，人们还在忆着这样一个女人，一个身为作家的女人。可是为何她却那样少于世故，少于对世俗社会的甄别？她是那样率真而自然，有着每个女子都有的纯洁与梦幻，但现实却从不给她机会，让她拥有一部完整的人生。1942年1月，她在弥留之际心痛地写下悲境之语，“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她向人生的呼喊似乎也被湮没了：时代，爱情，还有孤独已与她无关。

如果活着，是一种最好的妥协，那如此死去，便是最差的告别。告别世界是容易的，只因每个人都将有那一次必然之举；而告别自己，却成了最难的不舍——当你还未将自己表达殆尽，你在世界留下的残影，就成了戮尸之殇。萧红的死如同一曲戛然而止的乐章，显得缺憾诸多，却从余味中听出了无尽的美来。有人说她的《呼兰河传》是退步之作，但历史却将之证明为超越时代的真正艺术。萧红死后许多年，有无数个人为之写传、回忆，怀念她的作品，怀念她的人……

呼兰河的憧憬

呼兰县是一个宁静而落后的小城，到处充满了市井的气息。

1911年，萧红便出生在这座小城。她是张家的长女，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张家是一个乡绅之家，祖先由山东移迁而来，父亲是当地张姓的族长，后来做过教育局长和商会会长，在萧红笔下，他是一个贪婪而无人性的人，对待下人甚或儿女吝啬而无情。9岁时，母亲去世，父亲随后续弦，但这些人都未对她产生影响，她童年的中心人物是祖父张维祯。在她的童年记忆中，曾提到学古诗是从随祖父朗诵《千家诗》开始的，她后来改名乃莹，也是由祖父所取。然而幸福的生活却并未持续很久，在《呼兰河传》中她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荒凉的故地，寂寞的童年带给了她一个短暂却刻板的回忆。她后来在哈尔滨最潦倒的日子里曾遇到她的弟弟，面对弟弟让她回家的建议，她回答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对于那个男权至上的父亲，她是打心底厌恶着的，在她眼中家是一所监狱，而并非一个美好的回忆，而在祖父离世后，就更没有了一丝幻想。

她的纯真和善良，以及美的天性，也只有祖父能够给予。

这样的孤寂是影响她一生的。

新世界的荒凉

1920年，萧红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读书；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父亲将她许配给富商之子、小学教员汪恩甲，但想读书的萧红却与家庭抗争，在家辍学一年后，终于离开呼兰到哈尔滨读书，开始了她的求学之路。起初萧红对汪恩甲并无反感，但随着两人的接触，汪富家公子的性格让她不满，在1930年初中毕业时，萧红便想退婚，去北平读高中。那时，最疼她的祖父已经过世，父女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冷，萧红染上了烟瘾酒瘾，性情喜怒无常。恰逢表哥陆哲舜去北平读大学，萧红倔强地离家出走，逃婚去北平投奔表哥，进女师大附中读书。此事在萧家引起了轩然大波，拒绝提供生活费，她在北平的生活难以为继。萧红纪念馆中的萧红画像

虽然逃婚在如今看来是反叛世俗的壮举，可萧红却由此陷入了困顿，也成了她苦难的开端。1931年1月，寒假回家的萧红被父亲禁足家中，无奈之下她假装同意结婚，说是去哈尔滨置办嫁妆，但随即又逃去北平，钱财不足的她被汪恩甲追到，只得随之返回呼兰。父亲把她关在距呼兰二十多公里外的福昌号屯，严密监视，半年后才伺机跑掉，来到哈尔滨。这段时间，她曾到同学、亲友处求助，却四处碰壁，有时她只能趁同学上课时跑到她们的床铺上睡觉，靠人施舍吃饭，晚上则四处流浪，随处栖身。饥寒交迫下，她“感到全人类离得更辽远”，仿佛被这个社会抛弃了一般，加上战乱不停，求学求职都无希望，又时近年底，天寒地冻，萧红只好找到了汪恩甲，与他同居，在哈尔滨兴顺旅馆落脚。

曾经满怀希望的萧红，却终究流落到了妥协的境地，生活之惨淡让她毫无办法，逃脱不了旧家庭的礼教，也逃脱不了现实的残酷，她曾多么坚定、多么勇敢，最终却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然而命途多舛，不久后萧红怀孕了，而汪恩甲的薪资也寥寥可数，不能负担更多，只好向家求助，结果汪恩甲却被汪家扣住不回，萧红只好上门去寻，竟遭到了汪恩甲之兄汪大澄的阻挠，汪大澄对萧红本就不满，便借此机会替弟弟解除婚约，萧红无奈，只好去法院状告。而出人意料的是，庭审中汪恩甲倒戈相向，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官司输掉。事后汪恩甲到旅馆中解释、道歉，怀有五个月身孕的萧红只得与之和好，而半年多来的食宿费已经多达六百多元，旅店老板前来索要，汪恩甲假装回家取钱，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身无分文的萧红陷入绝境，被旅店老板赶到阴暗的三楼储藏室，被像囚犯一样关着。1932年7月，听说旅店老板打算将她卖给妓院抵债，山穷水尽的萧红做了最后一次挣扎：向《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裴馨园发出一封求救信，指责他“同是中国人，却见死不救”。裴馨园与萧军商量过后，嘱他带了几本书，以及一封介绍信去往兴顺旅馆探望。而此时的萧红，正挺着大肚子……

萧军与萧红一番晤谈，竟然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一个是好写小诗的萧红，一个是青年作家萧军，两人一见倾心。从天而降的爱情，让身怀六甲的萧红似乎掉进了蜜罐里……但隐隐的忧患仍让他们毫无办法，六百多元的欠款并非小数目，以萧军的稿费，实在只是杯水车薪。而冥冥之中的天意将他们解救——8月，松花江的洪水肆虐哈尔滨，淹到了旅馆一楼，一个好心人提醒她趁机离开，萧红搭上了一艘小艇，逃至裴馨园家，等萧军设法去营救她时，她已经脱离了那个是非之地。

即使再多的语言也表达不了他们的兴奋，这番惊险终于安然度过，逃婚也好、私奔也罢，不过都是局势所逼，除此之外想要保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点尊严或价值，也只有这样了。传统的婚姻令她沮丧，但萧军似乎给了她一丝希望——在绝望之时幸福突然降临，大悲大喜接踵而来，这样令人惊讶，又这样让人欣喜若狂。任性的萧红把那循规蹈矩的礼教打得粉碎，不由得让人心中大快，然而代价却又异常巨大：她生下了婴儿却无力抚养，只能将之送人。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出于对某种愿望的寄托，出于对往事的摆脱，她坚忍的性格又将之默默承受，这些遭遇仅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一，她仿佛是一个在模糊信仰之中爬行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往前走，尽管前面是滔滔洪浪……

爱的踟蹰美丽只有爱的踟蹰美丽，三郎，我并不是残忍，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这期间，正有说不出的风月。（萧红《春曲》）

撕心裂肺的爱情总是在平淡之中结束，当那热恋的美好让两人无力抗拒时，一切都说不出道理来，爱情不问缘由，或许才是真正的缘由。“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萧红的爱是纯粹的不管闲事，而萧军却需承担起家用来。寄人篱下太久，矛盾总是重重，最终只能不欢而散，萧军连工作也丢了，只好与萧红搬到旅馆中暂住，兵荒马乱之中，工作最难寻找，好容易萧军寻到了一个家教的职务，两人才搬到了那个学生家中暂住。那个时期是快乐的，有着一种乱世情侣的感觉，萧红大半时间都在家中创作，偶尔也带学生，两人生存状况较好的时候，还组织了画会、剧团。1933年5月，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写出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其后又以悄吟的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小黑狗》等小说散文，自此踏上了文学旅程，并与萧军经常出席当地的左翼文化聚会。8月，《夜哨》创刊，萧红作为主要撰稿人，发表了《两个青蛙》《夜风》《清晨的马路上》等作品，使得她的作品逐渐丰富起来。10月，两萧合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跋涉》，其中有萧军小说6篇，萧红小说5篇和1首短诗，由他们自己装订，送到书店去卖。《跋涉》所选文章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热卖不久便登上了伪满洲国政府的黑名单，遭到日军的查禁。1934年6月，萧军萧红被迫逃走，取途大连，转至青岛——此后萧红再未踏入哈尔滨一步，那里是她的苦难之源，让她遭受了太多的磨难与创伤。如果说她能够在绝望之际得以复活的话，恐怕萧军便是她的救主吧。然而随后我们便可看到，萧红今后所受的折磨，大都也源自萧军。1934年夏，萧红在青岛樱花公园

他们奔赴青岛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朋友舒群的接引。在青岛，二萧住进了海边山顶的一幢公寓，与此同时，本在烟台的梅林也来到青岛，主编《青岛晨报》，三人一见如故，从此便成为知交好友，常在一起出游。我们所得知二萧在青岛的资料，也大都是从梅林笔下所得。萧红是带着在哈尔滨的痛楚而来的，加上她孱弱的身体，所以即便是这样的日子，她仍显得郁郁寡欢。这一期间，萧红几乎是全力从事写作，萧军在报社上班时，萧红则在家笔耕不辍，于1934年9月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死场》。在兵荒马乱之年，幸福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11月，舒群被捕，《青岛晨报》被封，二萧只好离开青岛，起赴上海。在此之前，萧军便写信询问鲁迅是否需要他们的文稿，旋即便收到了鲁迅的回信，说可以看看他们的作品。随后，萧军将《跋涉》和萧红的一篇小说寄去，鲁迅与二萧的“师生”关系就此建立。

爱情的账目

抵达上海之后，萧军和萧红搬到了法租界拉都路的一处小房子，随身的几十元钱竟已花去大半。上海毕竟与其他城市不同，两人一筹莫展，投往各报杂志的稿件也石沉大海。不得已，二萧只好给素未谋面的鲁迅写信，第一个月便写了6封信，令人欣慰的是鲁迅每封信都认真作答，并不是应付差事。而对于两人来说，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鲁迅身上，萧红回忆说：“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11月30日，鲁迅终于约二人共进午餐，并在席间将萧军《八月的乡村》的原稿带走，同时借给他们20块大洋。次月19日，鲁迅又邀他们赴宴，并把二人介绍给了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不久，他俩又得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萧红的《生死场》，同时鲁迅已将该小说的原稿送去审查，不日便可出版。1934年，在鲁迅的介绍下，二萧的作品开始陆续被接纳，萧红的作品《小六》《饿》《三个无聊人》在分别刊登后，她的名声渐显，开始在上海文学界崭露头角。与此同时，他们与鲁迅的交流逐渐增多，关系日进。不久，在鲁迅的支持下，叶紫、萧红、萧军结成“奴隶社”。年底，萧红的《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第三集出版，鲁迅为之写序，并声称“将来取代丁玲的必定是萧红”，从此萧红蜚声文坛。次年，她的自传体散文集《商市街》出版，昭示着她的作品已步入成熟之列。

鲁迅的支持，似乎让萧红找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支点——他像一个理想父亲的典型，支持着萧红的创作以及情感的宣泄。但萧红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常常埋怨说感到孤寂、沮丧，种种情绪的烦恼，使得她的状态一直未能调整好，这一方面大概是幼年的遭遇所致，另一方面，恐怕就是与萧军的关系逐渐转淡有关。1936年7月16日，与黄源（左）、萧军（中）合影

萧军笔迹

正当萧红、萧军在上海逐渐稳定下来的时候，两人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他们之间的性格冲突愈演愈烈、争吵不断，而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她。加上萧军一向是“爱便爱，不爱便丢开”，四处留情，感情屡有别恋，又与陈涓、李玛丽旧情复燃，次次都让萧红无以为堪，伤感难过，这样满腹抑郁的萧红，身体自然好不到哪儿去。萧红在《苦杯》中写道：“已经不爱我了吧！/尚与我日日争吵/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这首写给悲哀心灵的诗，诉说着一个善变的男子，“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最后只能黯然神伤，“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也许上天才能得知这个女子悲哀的爱吧……为情所困的萧红只能独自哀戚，时而徘徊街头，时而去鲁迅家向许广平诉苦，早生华发。胡风之妻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说见到萧红时“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而此时鲁迅的健康正迅速下滑，许广平忍不住向梅志诉苦：“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这样的崎岖坎坷，令那写作成功带来的美妙全化作了泡影，不仅留不下丝毫痕迹，甚而让她顾影自怜起来。

1936年7月，萧红与萧军决定暂时分开一年，萧红只身东渡日本。旅居日本，萧红更加孤寂无聊，几番生病，不久又传来鲁迅逝世的消息，令她大受打击，无法安心学习。与此同时，两萧的朋友黄源之妻许粤华恰从日本回到上海，随后不久，便与萧军陷入了恋爱。在日本得知消息的萧红，便在次年1月返回了上海。回上海后，萧红并不知萧、许二人的恋情到了何种程度，仍旧与萧军保持着关系。因为鲁迅去世不久的缘故，或许他们并未公开承认破裂，但敏感的萧红似乎已经意识到，两人的短暂分开，已经让萧军移情别恋了。他的心，已经由不得她来保管，而是由那个“情人”的爱。或许圈内的朋友早已讳莫如深，背后却议论纷纷了。表面的爱，又有什么值得抱慰的呢？1937年3月，二萧在拜谒鲁迅墓后，萧红写《拜墓》一诗道：“跟着别人的脚迹／我走进了墓地／又跟着别人的脚迹／来到了你墓边……”萧红的失落之情已然可见。萧军与许粤华之间的感情或许真的出自真心，而对萧红则只剩下当初的眷恋和道义上的貌合神离，又一次的绝望让萧红无法自控——“许粤华却已珠胎暗结，做了人工流产手术，萧军又忙着照顾她，根本无暇顾忌萧红”，她的心一下子降到了谷底，冷到了冰点。

1937年5月，萧红离开了上海，独自去往北平，又一次开始了孤独的旅程，恰如去年独赴日本一样，而这次的心情更加糟糕。“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不久，便放弃了短暂的外地生活，再次回到了上海。然而短暂的分别却并未能让两人的感情有多少缓解，反而更甚，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分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久，沪战爆发，9月二人转至武汉，住在武昌，此时东北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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