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籍晓红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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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索尔·贝娄中后期五部小说对后工业社会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试读：
前言
针对以往评论界未能将文化批评理论应用于索尔·贝娄小说批评的现状，本书试图从文化批评的视角切入，探讨贝娄中后期几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和独特价值，揭示贝娄小说所反映的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存困境。本书结合这些小说反映的时代背景，从贝娄作品对后工业时代社会问题的表现这一角度切入，将其小说置于后工业、后现代语境下加以考察，运用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鲍德里亚、齐美尔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以及拉康的符号理论等，分析贝娄作品中的消费主义和拜金现象的社会根源，小说所表现的消费社会背景下人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危机。同时，笔者试图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入手，运用快乐原则和道德原则，深入分析贝娄的作品。所有这些分析旨在表明，贝娄笔下的人物自我身份的丧失，象征着商品经济大潮下人文精神的失落。
索尔·贝娄对后工业社会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首先表现为人的“物化”。《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这部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后工业社会的消费图景，表现了“以消费为灵魂”的后工业社会人们的生活，以及那些异化了的“单向度的人”，对享乐主义和消费道德观进行了鞭挞。贝娄将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提升到了文化的维度和人文关怀的高度。“物化”只是异化的一种。其他异化现象也在贝娄笔下得到了生动的揭示。例如，《赫索格》深刻地表现了后工业社会人的异化感，表现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种种异化关系。贝娄以他自己的方式对这种关系做出了注解。在他的笔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让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消费关系，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亲情与爱情。贝娄的作品是对这些不再和谐的关系的一种悲悼。
贝娄的小说表现了人们对成功（即名利、地位）的追逐，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在《洪堡的礼物》中，后工业社会犹如一个名利场。该书揭示了现实主义者的“进步神话”和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困境，以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价值观之间的裂变。小说整个结构呈现为一种悖论叙事。这使得小说具有了深度和复杂性。在这部小说里，贝娄解构了一个由享乐主义支配的社会。他不仅批判人们对成功的盲目追逐，而且对一个“由理性和进步确定的技术世界”表示深恶痛绝。《院长的十二月》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这两部小说展现了一个后工业“荒原”社会，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文明的忧思、对灵魂的关注、对道德的焦虑，以及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表现了贝娄具有的独特的“情感信念”。这两部小说体现了他对后工业消费社会的一种反拨。贝娄在对消费语境进行解构的同时也对道德和文化传统进行积极的重新建构。
贝娄对现代技术和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反对一味地强调科技进步，反对忽略人的精神建设。他认为科技进步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贝娄对科技进步与专家制度的质疑，契合了当今物质丰裕的社会状况下人文精神的衰微，以及人类幸福感的缺失这一现象。
贝娄还对后工业社会科技的进步和文明的演进与文化的衰落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在上述五部小说中，贝娄对人类价值观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不但反对人们对技术进步的盲目追求、对科学的盲目崇拜，而且还关注文化的命运，希望恢复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应有的地位。
贝娄的作品始终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以赫索格为代表的人物体现了贝娄的思考和彷徨。贝娄注意到了后工业社会里形而上学和道德观念的日趋式微。他的几部小说都表现了他对人类一些永恒的哲学命题的思考，表达了他对人类的前途、命运、道德、精神状态，以及人生终极意义等重大问题的关注，比如自我认同、道德与真理，以及个体与群体等问题。贝娄对这些形而上问题的哲学思考既是他对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做出的回应和反拨，也是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无深度”“中心消解”和“情感消逝”现象的一种拯救。
贝娄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后工业的“荒原”社会。然而，面对满目疮痍的后工业文明，贝娄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他具有一种“情感信念”。他的小说渗透着一种乌托邦情怀，表现了一种文学理想主义。索尔·贝娄拒绝虚无。他永远对绝望说“不”。他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他的作品在诊治后工业人类社会的疾病和挽救人类濒危的信仰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他的批评观点在当今世界的嘈杂之中敲响了清澈之音。他试图“避免滑向或跌入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为人类走出后现代困境找到一条道路。如何找到根治当代都市病症的灵丹妙药？如何使孤独的个体找到群体的归属感？如何拯救失去心灵家园的现代人？随着对这些问题的追问，记忆、精神和信念的重要性在贝娄的作品中凸显出来。
贝娄的作品充满了“外来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对家园的怀恋，充满了对“逝去的辉煌”的缅怀。贝娄笔下表现的不仅仅是人物在地理位置上的被“流放”，更是心理意义上的被放逐。贝娄表现了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犹太移民的生存境遇。然而，他所表现的犹太人的身份危机问题是超越时代的、典型的，具有永恒的价值和社会意义。
贝娄还为丧失了家园、在荒原中挣扎着的人类开出了医治后现代疾病的药方。他用审美的、历史的、传统的，以及人道主义的情感使处于失乐园中的当代人类获得精神救赎。贝娄用艺术与诗（文学）拯救人们的精神。大自然是其小说主人公获得审美救赎的另一个力量来源。他以亲近自然、厌恶城市来表达他对消费主义的抵制。他在“未受工业文明熏陶”的淳朴的小镇体验到了“精神的还乡”。贝娄通过回归犹太文化传统，坚持犹太人的优良品质和道德价值观，使处于后工业、后现代社会困境中的人类获得了历史和哲学意义上的救赎。他用人道主义的情感对抗“爱的缺席”。他笔下的人物在对他人的“敞开”之中获得了超越。他们通过建构或融入社群关系，走出异化，赋予人生以崭新的意义。他们通过学会博爱，将生命的价值提升到新的高度。
带着理想和信念一路走来，索尔·贝娄经历了从失落到回归的心路历程。他的内心一直充满着寻找人类家园的渴望。他的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矛盾和困惑。他塑造的主人公典型地体现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贝娄的小说表现了文学的超验意义，以及人文学科对人类精神的救赎，体现出一颗流浪灵魂的一种乡愁意识，表现出一种乌托邦情怀和文学理想主义、一个无处不在的“求索”主题，以及一种对人生意义的诉求。
在一个消费至上、娱乐至死、道德滑坡的时代，索尔·贝娄对精神的关注、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和敢于直面人类灵魂的精神，以及他开出的救赎方案，无不显示了一代文学大师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一生都行走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相关研究综述
对物质主义的批判构成了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大多数作品中的主题。中外评论家都已注意到贝娄作品中表现的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冲突这一主题及其小说中反映的现代西方社会里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的现象。然而，笔者认为，目前的索尔·贝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虽然国内外评论家对贝娄小说中表现的拜金主义现象有所介绍，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这种批判进行语境化处理。例如，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曾强调，贝娄关心“如何从一个冷漠的、物质的现实中提炼出道德”。约翰·雅各布·克莱顿也注意到了贝娄对物质的关注：“又有谁能比贝娄更了解这个城市的分崩离析、荒唐和物质化呢？”他认为贝娄的小说“在一个物质化的、野蛮的世界里……揭示了一个美和神秘的世界”。另一位评论家迈克尔·K·葛兰代（Michael K．Glenday）指出，精神生活的贫困，对物欲和感官欲望满足的沉溺，这种“传播疯狂和毒药的灵魂之间的协作”在贝娄小说中得以表现；他的小说表现了“对物质之神的崇敬”剥夺了人的精神力量；没有人曾经对美国如今的精神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有过如此强烈的感受。王誉公曾断言，贝娄笔下的人物是“对美国现代文明，尤其是物质第一主义的批判”。同类的评论还有很多，仅再以伊恩·乌斯比对《赫索格》的评论为例。他指出，“在一种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和诽谤个人的意识形态支配的文化中，赫索格拼死斗争来保存他可能具有的高尚感和崇高感”。所有这些学者虽然注意到了贝娄对物质主义的批判，却没有将贝娄的作品放在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加以研究，没有结合后工业消费社会的背景对其小说反映的消费主义现象进行分析，更没有明确指出贝娄对他所处的时代做出的积极回应。
其次，国内外学者虽然注意到了贝娄作品中表现出的人类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很少以历史的眼光考察贝娄小说揭示的精神危机与由现代性产生的问题而导致的价值观失衡之间的关系。例如，王宁指出，贝娄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与社会的矛盾，知识分子的精神空虚以及对崇高理性的追求和探索；深刻、广泛地描绘出物质生活愈是发展，精神生活愈是空虚这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再如，陈注意到，在贝娄作品里，人“受到金钱的控制，人的生活变成了生意经”。也就是说，贝娄作品反映了“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问题，即“物质主义对精神文化的压迫”。笔者认为，这些评论虽然注意到了贝娄作品反映的人类精神危机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指出贝娄小说深刻地剖析了人类精神危机与拜金主义现象的联系，进而揭示出人类精神危机是由于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价值观的失衡导致的结果，并深入挖掘了这种危机背后的社会和心理根源。
再次，国内外学者虽然注意到了贝娄小说中表现的后工业社会科技发展和工业化进程造成的文化与人文学科的衰落现象，但是他们很少对贝娄创作中后期的五部小说中反映的文化、人文科学的命运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例如，葛兰代指出，贝娄揭露了文化受到压制的现状。这一现实体系包括商业、技术，企业家的狡诈，科技理性的支配地位，以及人文思想的从属地位。克莱顿也指出，贝娄强烈抨击了艺术领域表现出的文化贫瘠和衰落现象。这是他对文明的失望而做出的回应。然而，他们没有指出，贝娄在其小说中将人文学科的日趋式微现象作为后工业“荒原社会”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来对待，他的小说表现了人文学科在对抗消费主义、“物化”现象方面起到的巨大作用。
鉴于以上不足，本书试图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结合后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分析贝娄小说中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现象以及导致这些现象的社会、心理原因，剖析人类由于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价值观的冲突而产生的精神危机，考察贝娄对时代做出的积极回应，进而对贝娄创作中后期的五部小说中反映的后工业社会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包括由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导致的人文精神的衰落，人类的精神危机，以及工业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文化、人文科学的边缘化等现象做出解读和阐释。第二节选题缘起一、为什么选择贝娄作为研究对象？
本书选择贝娄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贝娄作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切的人文关怀。贝娄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比较明确而深入地表现了当代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提出了资本主义文明面临崩溃的重要问题。他对当代文明的理解和分析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这是他在国内外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贝娄的“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不能相隔绝”的信条，实际上是指出，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永远不能忽略精神文明的建设。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强调人的崇高理想和精神价值尤其有必要性。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的历史时期，现代化进程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处于转型期的整个社会面临深刻的意义危机。当人们处于意义失落、自我丧失的危机中时，需要探讨人生终极意义，建构新的终极关怀，重构人生价值、意义系统。如何处理好传统社会价值观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贝娄作品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似乎更能对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期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提出警示，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系。
对人类文明的忧思和人文价值的缅怀贯穿了贝娄的几乎所有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几部长篇代表作。这让笔者产生了深深的思索。在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里，人们追求金钱、享乐、成功，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信仰。传统的价值观已经礼崩乐坏，拜金主义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贝娄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体现了一个作家应具有的良知和责任。这也是其作品最具分量、最重要的价值体现。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空虚以及他们对崇高理性的追求和探索，并反映了资本主义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与社会的矛盾。笔者认为在当今这样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的社会里，对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精神滑坡、价值观混乱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并不显得过时，而是值得永恒关注的，所以，有必要把它们重新提出来并加以探讨。二、为什么选择贝娄创作中后期的五部小说加以研究？
本书主要研究贝娄创作中后期的五部小说。之所以选择这几部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于这几部作品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状况；之所以运用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因为它和工业社会有承递关系，但又不同于工业社会。中国学者汪丁丁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折点。研究这一主题似乎更能贴近中国当下的现实。
贝娄中后期的五部小说——《赫索格》（Herzog，1964）、《洪堡的礼物》（Humbolt's Gift，1975）、《更多的人死于心碎》（More Die of Heartbreak，1987）、《赛姆勒先生的行星》（Mr．Sammler's Planet，1970）和《院长的十二月》（Dean's December，1982）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60年代，美国的物质文明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整个社会存在一种不可理喻的疯狂。拜占庭式的奢侈中包含着巴比伦式的堕落。人们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一切过去受到尊重的价值都受到蔑视和践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面临深刻的危机，传统的价值观念崩塌、瓦解，但是又找不到新的价值标准。这几部小说贯穿了对美国价值的鞭笞，尤其是对政治和商业精神的批判，深入地揭示了进入“丰裕社会”后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危机和普遍的精神空虚状态，展示了20世纪60—80年代美国社会的图景：国家只注意商品的生产，而不关心人的命运；工业污染威胁着生命的安全；人不能控制金钱，反过来却受到金钱的控制。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盛行和人类精神空虚、人文理想失落、价值观崩溃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它们生动地展现了后工业消费社会的图景，是后工业消费社会的真实写照。
小说《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院长的十二月》表现了知识分子对这种丰裕社会里精神危机的深刻反思；《洪堡的礼物》反映了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成功，不惜以丧失崇高的理想和精神追求为代价，揭示了人在这一金钱至上、人人追求成功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变异，两代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裂变，以及现代文明对精神价值的敌视。主人公洪堡代表的人道主义传统在物质主义的侵袭下分崩离析，而他的学生西特林则是文学商业化的产物。洪堡的一生代表着美国精神文化的没落，而西特林的道路则象征着美国物质主义的盛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是一部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主要通过一对夫妻失败的婚姻来透视美国社会异化的价值观。婚姻和爱情成为一种以利益为目的的交易，失去了本来应有的神圣和纯洁。总之，索尔·贝娄中后期的五部小说突出反映了人类在后工业时代和消费社会里面临的异化和物化的境遇。第三节本书尝试探讨的几个主要问题
本书旨在探讨贝娄中后期几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及其独特价值，揭示贝娄小说反映的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存困境。归纳起来，笔者主要尝试对以下几个被以往贝娄研究者忽略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1）本书试图探讨和研究贝娄小说对其所处的社会——后工业消费社会——做出的回应。
笔者认为，贝娄小说对时代做出的回应是其作品独特魅力和价值的体现。作为一名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又十分敏感的美国后工业社会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对后工业语境下人类文明的衰落和人文精神的失落有其独特的思考，对当时美国社会丰裕的物质生活掩盖着的精神贫瘠有敏锐的洞察。贝娄的小说生动地刻画了一幅后工业消费社会的图景，表现了“以消费为灵魂”的后工业社会人们的生活，以及那些异化了的“单向度的人”，对享乐主义和消费道德观进行了鞭挞。贝娄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动乱和个人精神状态的疯狂中看出了现代社会的危机。1976年，贝娄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指出了劳伦斯作品中工业文明对人的本能的影响。贝娄的作品深刻地反映并揭示了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存困境。他的创作鼎盛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贝娄这一时期（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几部代表性作品，将后工业社会知识分子对人类生存困境和商品社会人文精神的日趋式微，尤其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的异化、物化、边缘化和精神危机产生的焦虑表达得淋漓尽致。他以哲学家的视野思考并关注社会问题，对人文精神的丧失深表忧虑。他的小说表现了人们遭遇到的异化、物化，以及理想主义情感的丧失，揭示了享乐主义的兴起、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以及人类道德价值观的裂变，抨击了实利主义、物质主义的消费道德观。精神与物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是贯穿其小说的一条主线。“面对功利主义的道德规范和物质主义者的行为准则的强大破坏力对个人生活的瓦解所产生的焦虑”是其小说的一个中心主题。主人公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往往被迫撤退、逃避，陷入沮丧。不少评论家认为，贝娄的作品最出色地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小说。贝娄是如何对时代做出回应的？这一点又如何在他中后期的几部小说中得以体现的？这是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2）本书尝试探讨贝娄小说中表现的后工业社会人们的精神危机，贝娄对精神生活的关注，以及其小说反映的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价值观的矛盾冲突。
笔者认为，贝娄小说的独特意义还在于它们体现了贝娄对精神生活的关注，表现了后工业社会人的精神危机。这一点尤其值得探讨。本书指出，贝娄注意到了丰裕社会里人们的精神危机，即“丰欲生活”（life of plenty）中“心灵的贫瘠”的问题；他不但表现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发展的失衡，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世俗成功对人们的羁绊，心灵和文明的“畸形和疾病”之间的日益加深的鸿沟等种种现象，而且还关注如何在世俗生活的喧嚣烦躁中达到心灵的平静。这一点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贝娄的小说是“对一种作为纯粹的精神生活的需求”的典范[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曾经将这种需求看作美国人独有的渴望]。没有人比贝娄对美国如今的精神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如此强烈的感受。贝娄对精神的关注使人联想到卡莱尔曾经提出的“精神世界是唯一的现实”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娄继承了卡莱尔的思想。正是由于对精神的关注，“思想”成为贝娄小说的核心和重要特色，贝娄也因此成为美国最富有思想深度的小说家。他在1965年因创作《赫索格》而接受国家图书奖的时候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用心思考，如果我们不对周围环境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我们将继续写作幼稚可笑的东西，不能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我们将丧失社会影响而变得无足轻重。”他还指出，对于颓废低落的城市，从未有人在作品中加以想象。所有的方式都是从技术、经济、政治官僚的角度出发。没有人考虑过这些人生活的意义。可以说，没有一个作家比他更深刻、更细致地探究人那复杂的意识，活跃的心智，以及道德上的忧愤情怀，也没有一个作家比他更有力地捕捉其时代的风貌——物质混乱、精神匮乏和人心惶恐。
贝娄小说突出反映了物质至上与精神至上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伊恩·瓦特和齐美尔的观点。伊恩·瓦特和齐美尔曾经注意到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指出，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矛盾。齐美尔也提出“文化悲剧”的概念，指出现代主体文化（精神文化）与客体文化（物质文化）之间的危险的紧张关系。随着货币经济支配下的大都市生活的迅猛发展、社会理性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精神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一种非人格化的物质文化逐渐统治了整个社会生活。这种主体文化（精神文化）和客体文化（物质文化）相互离异的普遍文化困境，齐美尔认为，是金钱和商业价值成为一切评判的根据所导致的。随着货币成为现代生活的主导原则，赚钱成为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持续不断的刺激”。不过，由于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变为最终目的，因而一旦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内心会产生“致命的无聊和失望”。关于两种价值观的冲突这个问题，贝娄的观点和前人的观点一脉相承，但又有所不同。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小说的形式对这种冲突加以诠释。《赫索格》《洪堡的礼物》《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等小说集中体现了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例如，这几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赫索格和马德琳之间的矛盾，贝恩和玛蒂尔达之间的斗争，以及洪堡和西特林之间的冲突都是这两种价值观之间冲突的具体体现。
在后工业社会里，人类价值观的失衡使得人们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现代都市人在消费大潮中被物化了，变得日益浮躁。他们理智至上，工于计算，傲慢冷漠。失去了精神基础的物质生活导致人们空虚无聊。他们以消极的奢侈享受填补这种空虚，沉溺于纸醉金迷的享乐主义生活。由于他们缺乏内在的安全感和确定感，内心充满模糊的欲望，所以，他们需要通过不停的追逐缓解心中的焦虑和不安。但灵魂深处确定感的缺失，使得人们在一个又一个新的刺激、感觉和外部生活中只能获得暂时的满足。对于旅游的狂热，竞争的嗜好，在趣味、风格、观念和个人关系上的朝三暮四，以及对时尚的格外倾心，使得都市人日益陷入了动摇和无助之中，找不到真正的自我和灵魂栖居的家园。
贝娄的小说将后工业社会物质世界对人们的精神的侵犯、占领，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心灵的失落感、虚无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中后期这几部小说描写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现象，充分展示了美国高度繁荣的现代都市文化背后的阴影，揭示了在物质力量的极度挤压下，人的生存状态所发生的过度扭曲及异化。作品充满对金钱至上的西方价值观的讽喻。主人公在现实中失去了立足点，受到现实世界的嘲弄。贝娄清晰地意识到过于强大的物质主义取向对人类价值世界形成的严重威胁，表现了对于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及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面对现代技术化和物质化的大众社会，贝娄认为，即使技术有可能带来福祉，它也会引发“如尸体一样可怕的心灵的贫瘠”。物质享受的增多遮蔽了大众的真实感受，导致他们的内心空虚和无意义。正如葛兰代所说，“《赫索格》之后的所有小说都是一种哀悼，献给那些‘不再能够触及他们自己心灵’的人物”。又如有的评论家说，贝娄似乎有那么一点不依不饶，坚持要在我们标志物质胜利的纪念碑上绘制出使人痛苦的牛头怪脸……贝娄对人类精神和心灵世界的关注表现了他对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对抗和反拨。
正如一位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指出，文学在“烟尘和搅扰之上，在忧虑、生意和争辩这些人类低级生活的喧嚣骚乱之上”开辟了“一片宁静光明的真理之域，一切人都可以在这里相会和漫步”。在给挚友布鲁姆的作品《美国精神的封闭》撰写的序言中，贝娄为传统文明的各个分支正在走向令人哀伤的虚弱而惋惜。他关注美国文化对人们心灵的侵入。他笔下清醒明智的人物都受到了精神炮弹的轰击，对物质之神的崇拜剥夺了人的精神力量。《赫索格》中的摩西·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阿特·赛姆勒，以及《院长的十二月》中的阿尔伯特·科尔德，这些人都试图与科尔德所谓的“二十世纪特大精神错乱”进行搏斗。（3）本书试图对贝娄中后期五部小说中表现的后工业社会文化与人文学科的命运，它们应有的地位，以及人类价值观的变迁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贝娄的现实意义还主要表现在其中后期五部小说中对工具理性、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对文化、人文科学带来的影响以及人类价值观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深刻的反思。
贝娄反对一味地强调科技进步而忽略人的精神建设。他认为科技进步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恰恰相反，科技的发展把人推向了自然及他人的对立面。科技的进步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加剧了社会问题的恶化，使社会陷入了“物质丰裕与精神痛苦”的畸形境地；导致了人的异化与堕落，束缚着人的自由、幸福与完善。美国生态学家格林伍德和爱德华兹指出，当一项新技术破坏了人们大量需要的和不可再生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资源时，所谓的进步实际上就是一项拙劣的交易；如果技术的发展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谈论社会进步将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这一观点其实也就是贝娄的观点。
笔者认为，贝娄对科技进步与专家制度的质疑，契合了当今物质丰裕的社会状况下人文精神的衰微、人们的幸福感缺席这一现象。《赫索格》中的知识分子主人公赫索格批判现代科学的冷漠，缺乏人性。他认为，现代科学最不关心人性的定义问题。它只知道从事调查研究，只承认智力的卓越作用，以摒弃个性特征来取得“意义最为深远”的成就。现代科学家发现的这一真理，可能根本就不值得我们信奉。贝娄通过赫索格这个人物表达了对专家制度和金钱至上的观念的质疑。在高度发达的后现代文明里，人类的幸福指数却在下降。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物质生活的条件得以改善，但事实上人们还在受着痛苦的折磨。工具理性为认识和控制自然提供了较为令人满意的回答，然而它不能为人类提供终极价值，它的胜利也不能最终为人类带来幸福。虽然人类在自然科学知识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并且以某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但自然科学的进展，所有这些新获得的控制空间和时间的能力，对自然力量的征服，以及对久已渴望的东西的满足，并没有增加人类的幸福感。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一项资助课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而增加快乐；相反，许多接受调查的人直接地表白：“我们不快乐！”“郁闷”这一口头禅流行的背后，其实质正是不快乐人生的情绪写照。
这种情绪在贝娄笔下也得到了充分的揭示。他的小说表现了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人们在丰裕的物质生活中，享受着奢侈品带来的快感的同时，内心深处的幸福感却缺席了。更多的人不是感到幸福、满足，而是“死于心碎”。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对这种情绪进行了充分的表达。
值得强调的是，对人文精神和人文学科的命运的忧虑是贝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中后期的几部小说贯穿了这一思想。然而，国内外学者很少对这一思想在其中后期几部小说中的体现加以系统的考察。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它提出来进行研究。在后工业时代，人们的文化存在不仅受到消费的影响，甚至要被消费重新界定。诗人与诗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物质主义的盛行使有着人道主义理想的艺术家们被边缘化，甚至被毁灭。“原本是多么可爱的幻想，现在却受缚于冷漠的物质定律！”麦考利在1825年写道，“我们认为，随着文明的进步，诗几乎必然会衰落”。贝娄批判拜金主义和实利主义，他认为，一些人掌管着给希望受到震动的牙医和会计师授课的文学机构，他们是文学机构里的卑鄙小人，正在铲除最后的“浪漫主义草坪”。在一个日益崇尚科学的时代，如何保证诗至少能存在下去？这个曾经由艾布拉姆斯提出来的命题，在贝娄这里又重新得以强调。诗人的命运在小说《洪堡的礼物》中得到经典的表述。
贝娄强调艺术的重要性。他在诺贝尔奖授奖演说中提到，康拉德说得好，艺术应该努力探索宇宙与现实生活中最基本、最永恒和最重要的事物。他重新发现了文学的价值。他说：作家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有头脑的公众对他们是非常宽宏大量的，继续看他们自己的书，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总是期待从艺术那里听到他们从神学、哲学、社会学那里听不到的和不可能从纯科学那里听到的信息。贝娄期待人文学科和艺术给人类的心灵带来宁静和秩序。第四节理论框架
相对国外索尔·贝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的现状，国内贝娄研究尚显不足，尤其是很少有人运用文化批评理论研究贝娄作品。涉及消费主义的批判这一主题，尽管国内外评论家们已经注意到贝娄作品的主题——对拜金主义、物化现象的深刻揭示，但是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尤其是没有能将这一现象与后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对他的小说进行研究。前文所述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只是分析了贝娄对物质主义的批判，而未能深入挖掘贝娄小说中表现的人的物化，拜金主义现象的本质，以及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没有将索尔·贝娄的作品放在后工业社会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和审视。
首先，笔者认为，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尤其有必要从文化批评的角度重新审视贝娄对物质主义的批判。此外，要真正理解贝娄小说的批判物质主义主题，还须借鉴鲍德利亚、索绪尔、拉康等人的理论。运用鲍德利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和拉康等人的理论分析贝娄作品中的消费主义和物化现象的好处在于，这些理论对我们理解贝娄作品表现的西方当代社会或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状况具有一定启迪和引导作用。它使我们认识到，贝娄笔下的西方消费社会正在日益变成一个由物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主体的个人总想在消费中获得一种虚假的满足，从而在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过程中丧失主体性，失去自我。这种认识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后工业消费社会的人们在毫无理性的消费过程中克制欲望，保持理性，摆脱消费和商品的主宰，使他们重新获得人的主体性，找回自我。这充分体现了贝娄深切的道德关怀和人文精神诉求。
鉴于上述原因，本书试图从文化批评角度入手，将贝娄小说和作品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从贝娄作品对后工业时代社会问题的揭示这一角度切入，将其小说置于后工业、后现代语境下加以考察。具体地说，本书运用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鲍德利亚、齐美尔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以及拉康的符号理论等分析贝娄作品中的消费主义和拜金现象的社会根源，小说表现的消费社会背景下人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危机。例如，将鲍德利亚的消费社会理论，索绪尔、拉康等人的符号理论结合起来对贝娄小说人物对金钱、商品的欲望和品牌消费、过度消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运用拉康的符号理论中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分离的论说分析贝娄作品中的拜物教、物化现象，以及人类由于对物质、享乐的过度追求而导致的信念危机。
索绪尔将符号分为对应的所指和能指。经拉康的演绎，这两者之间已经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产生了所指和能指的断裂。能指成为“漂浮的能指”，失去了最终所指。笔者试图运用索绪尔、拉康的符号理论分析贝娄小说中的人物对金钱、商品的欲望以及对品牌的消费，尤其是贝娄笔下所塑造的物质女郎。贝娄的作品充满了对消费社会和物质主义的批判。这集中体现在对几位女性的描写上。不论是《赫索格》中的主人公赫索格的妻子马德琳，还是《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女主人公玛蒂尔达，都典型地体现了消费社会里的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以她们为代表的人们在消费物品的同时，自身也被物化了。他们在追求成功、享乐的同时失去了自我，丧失了传统道德和人文理想。贝娄借小说人物之口把她们对金钱的追逐比作“精神阉割”：阉割，当一个女人追逐金钱时，就是这么回事。此时，商品变为人的身份、地位的象征，导致人失去其主体地位，变为与物相对立的沉默的客体，人为物役的结果。当以物质女郎马德琳、玛蒂尔达等为代表的人们的精神被商品和金钱阉割掉的时候，她们成为漂浮的能指链上的一个个空洞的能指符号。
其次，笔者认为，要真正理解贝娄对物质主义的抨击，以及他对后工业社会人类的生存困境的揭示，还有必要借助心理分析的理论考察其小说。这有助于在后工业语境下审视贝娄小说中表现的人的物化、异化现象。贝娄早年潜心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他影响更大。他善于运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的潜意识活动。他用内省式的角度观察世界，深入人的灵魂和潜意识。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敏感、善于思索、思想丰富的知识分子。他对他的主人公做了细致的诊断，着重再现了他们的病状心态：抑郁和焦虑。其小说采用的“精神流浪汉模式”为贝娄表现后工业社会人类的精神危机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因此，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贝娄小说更切合贝娄小说的主题和写作模式。
有不少评论家从心理分析角度评论贝娄的小说作品。这些评论家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批评贝娄的作品，但是他们往往仅限于从作品中的恋母情节、恋父情节，施虐狂、受虐狂心理，性的罪恶感，以及替罪羊原型等角度分析，而忽略了将心理分析与广阔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即将这种研究方法用于分析贝娄作品中表现的盛行于后工业时代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现象，缺乏对贝娄作品中的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冲突背后的心理形成机制的探讨。
笔者试图从心理分析角度解读贝娄的作品，从快乐原则和道德原则的视角入手分析其小说，得出两种原则指导和支配下的人在面对后工业社会状况下的不同表现、抉择和行为方式，解释道德理想主义者和拜金主义者／实利主义者不同的行为和动机，从而挖掘出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这两种价值观念的心理成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人物行为的动机和心理机制：一种（物质主义者／实利主义者）是“本我”占上风，而另一种（理想主义者）是“超我”起主导作用（例如，在小说《洪堡的礼物》中具体表现为“自然的人”和“超自然的人”）。在消费社会拜金主义和对物质的追求的刺激下，受享乐原则支配的“本我”凸显出来，导致“自我”的失落。贝娄作品中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物自我身份的丧失象征了商品经济大潮下人文精神的失落。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分析贝娄的小说有助于深刻揭示后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人的困惑、迷惘，以及迷失和异化。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的相关理论分析、解释小说主人公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考察贝娄作品，能够从深层次透视人物的灵魂，解释人物的行为和表现后面的心理机制和动因。同时，将精神分析理论和文化批评理论结合起来，比如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拉康的符号理论以及鲍德利亚等人的文化批评理论相结合，分析小说文本，能使我们对小说的解读富有新意；通过揭示人物行为表面下的心理机制，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并发掘贝娄小说对人类修正自我、完善道德品质、构建健全人格具有的借鉴意义。总之，希望通过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对贝娄小说的分析中，能更加深入地挖掘小说的内涵和深度，深刻体会作家对文化现象的独到见解和敏锐感悟，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些文化和社会问题提供某种借鉴。第五节概念界定
为了便于进行分析，我们有必要对文中涉及的一些概念进行界定。
概念之一是“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首先提出的。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思想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夏季，贝尔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使用“后工业社会”这个词。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他对“后工业社会”思想做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和实例分析。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姊妹篇。它着重从文化角度继续探讨“后工业社会”。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本书提出的命题是：在今后30～50年，我们将看到我称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他从工业社会出发，将社会分成3种类型：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他认为，在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的标准是所有权，而后工业社会的分层标准则是知识和教育。它以科学技术和信息为基础，是知识架构起来的社会。这样，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就被摧毁了。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观点看，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知识领域的空前扩张，深刻地影响乃至规范着人类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模式。科学的成就使一切事物失去神圣性、神秘性和纵深感，以至于被“非神秘化”，进而改变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人的文化意识，导致了“反文化”和“反美学”广泛的出现。例如，电视成为最强大的主流媒体，并和无孔不入的消费文化相结合；广告和广告形象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强大影响；等等。文化享受已经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利，而是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没有任何艺术天赋和艺术修养的人也可以利用科技知识生产出“艺术品”来。后工业时代里，整个社会将更聚焦于商品交换、交流通信，并伴随着全球化。简言之，后工业时代实际上就是商业时代。利奥塔对后现代的定义，也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密切关联，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工业社会国家高科技的突飞猛进，以及高福利的普遍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工业概念。
概念之二是“消费社会”。鲍德利亚的老师勒斐弗尔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将20世纪60年代称为“工业社会”“技术社会”“消费社会”等。他指出，这个年代已经被消费控制，而消费者已经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符号、物品上，自我认同成了符号认同，结果成了消费意识形态的认同。美国当代重要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明信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阶段与以前的社会阶段出现了裂痕，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这个社会被五花八门地说成是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后现代社会学家费瑟斯通在谈到消费文化时认为，人们以商品之间的差别区分自己与别人的社会地位和等级。鲍德利亚非常明确地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进入消费社会。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型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而消费社会的本质特征则是符号系统的形成。他认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存在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今天的富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
概念之三是“异化”。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对“异化”（alienation）做了这样的诠释：……事实上alienation本来就具有多重用法。现代最广泛的用法可能是源自心理学，意指人们与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求产生疏离。但还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用法：就是在alienation原本心理学的意蕴中，加入“我们处于一个疏离的社会”这层意义。这与现代工作、教育与社会形态的本质产生的疏离特别有关。alienation词义最近的分类是由西曼（Seeman）在1959年提出的。他把alienation的定义归类为下列诸项：①powerlessness（无力感）——无力或感到无力，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有所影响。②meaninglessness（虚无感）——感到失去行为的准则与信仰的依归。③normlessness（失序感）——感到非不择手段便不能达到目的。④isolation（孤立感）——感到与特定的目标与规范产生疏离。⑤self-estrangement（自我疏离）——无法找到真正令自己满意的活动。
根据《文学批评术语词典》的解释，“异化”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概念。这个术语在英国经济学里一向被用来表示货物的出售、转让。同时，在几乎一切自然法的社会契约学说里，被用来表示原始自由的丧失，表示人的自然权力向根据契约而成立的社会的转让或出让。在黑格尔哲学中该术语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被用来描述绝对理念的发展过程。
美国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等人也对异化下了定义。作为社会学和心理学名词，埃米尔·迪尔凯姆、弗兰克·斯卡皮蒂（Frank R．Scarpitti）和弗洛姆分别在各自的名著《自杀论》（Suicide：A Study in Sociology）、《美国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和《逃避自由》（The Fear ofFreedom）中提供了该词的一些示范性用法。前两者主要把异化理解为“异端行为”，如自杀、精神错乱，使用麻醉品，犯罪，以及暴力行为等；后者主要把异化理解为“异常心态”，如孤独感、疏离感、焦虑感、不安全感等。这些行为和心态大多与道德无关。
单继刚在他的论文《作为意识形态的进步话语》中对“异化”这个概念做了如下归纳：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主要指这样一种现象：人作为有自我意识和能动性的主体亲手创造出来的力量外在于人，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人疏远或有隔膜，甚至转过来支配、奴役人。造成人的异化的这种力量在霍布斯那里是利维坦怪兽（国家权力），在黑格尔那里是自然界，在费尔巴哈那里是上帝，而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则是与人的本质对立的一切东西。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理论范畴，形成了自己的异化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观点，指出所谓“异化劳动”就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异化劳动的观点进一步揭示了私有制社会的主要异化形式是私有制异化，即作为国家形式的政治统治的异化以及劳动作为人的自身否定的社会活动的异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基础阐明异化的本质，指出异化不同于社会契约论，不同于转让，不同于外化。它揭示的是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般的关系，实质在于表明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异己的，同个人对立的东西……马克思认为，“异化”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丧失了能动性，受到了异己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它是“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类丧失了自我的本质，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精神自由，丧失了个性，人变成了非人，人格趋于分裂”，是个人发觉他自己与自己的个性、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处于一定的状况之中，感到迷惘、孤独，茫然不知所向。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做了4种划分。他尤其注重揭示私有制条件下，特别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他把异化劳动分为4个方面：①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②劳动者和劳动活动相异化。③个人同人类的本质相异化。④人同人相异化。
在本书的分析中，笔者主要参照马克思对异化的划分，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几个方面分析贝娄作品中表现的后工业社会里人的异化现象。第六节本书的主要结构和内容
本书尝试对《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等五部小说进行具体分析，揭示这五部小说反映的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存困境。
本书第二章分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这部小说集中体现出来的后工业消费社会中人们的物化和拜金主义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婚姻与爱情的变异。
本章指出，索尔·贝娄对后工业社会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集中体现为他笔下人物的“物化”现象。贝娄对消费时代的拜物现象深恶痛绝。他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这部小说中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后工业社会的消费图景。贝娄将消费主义的批判提升到了文化的维度和人文关怀的高度。在这部小说中，索尔·贝娄笔下表现的消费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人们的消费活动变成了对物品符号本身的消费，而消费品成了“漂浮的能指”。拉亚蒙一家视一切为商品，甚至包括婚姻与爱情。他们过着荣华富贵、逍遥自在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在精神上已经失去自由，沦为金钱的奴隶和消费的机器。这表明，在商品经济大潮下，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导致精神的失落和情感的缺失。
贝恩和拉亚蒙一家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使得小说具有一种悖论式的复杂，体现了贝娄小说的深刻思想。贝娄运用象征和隐喻手法表现贝恩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为抵御物质世界而进行的斗争，比如电子塔楼、雷诺克邸宅、贝恩的旧公寓与乡村旅馆表征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道德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对立和交锋。贝恩对传统文化道德的依恋和他对商业的敌意与拉亚蒙一家对物质主义的拥抱之间的对立，隐喻了商业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冲突。被描绘为城市里最高的摩天大厦的电子塔楼是贝娄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里一个反复出现的象征。这一意象象征了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巨大力量，代表了物质主义对人的侵袭，是现代城市中一切邪恶东西的化身。贝娄笔下的电子塔楼可被归为弗莱所说的“魔怪世界的显灵点”这一原型。这里既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也是贝恩被拉亚蒙一家操纵、利用的悲剧性命运的转折点。
贝娄对过去的时光充满了怀旧之情。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表现了一个过去的黄金时代或英雄时代的主题，以及一个对于已经失去的纯朴的田园生活的缅怀眷恋的主题。整篇小说具有一种迷途与回归的模式：受拉亚蒙医生和玛蒂尔达的蛊惑，贝恩曾一度迷失方向，失去自我，但是最终他找回了自我，实现了心灵和精神的回归。
在后工业消费社会，当人们的视线已经被滚滚而来的“物”遮蔽后，艺术、精神与爱已经被搁置到被人遗忘的角落。然而贝娄的目光总是能穿透浮华的表象，投射在那些被人们忽略的地方，因为艺术、精神和爱始终在他的内心世界的神龛里占据中心位置，从未被遗忘。艺术、精神和爱，这些他一直珍视的东西，足以使他穿越尘世的喧嚣，获得审美的超越，抵达神圣的彼岸世界。
贝娄为病入膏肓的消费社会找到了一剂良方：重塑道德理想，回归精神家园。文学和艺术是实现这个回归的途径之一。他时刻怀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他以亲近自然，厌恶城市表达他对消费主义的抵制。他在“未受工业文明熏陶”的淳朴的小镇体验到了“精神的还乡”。
本书第三章分析《赫索格》这部小说表现的后工业消费社会中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的异化现象。
贝娄对后工业社会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还反映在他表现出的人的异化现象中。这一点在《赫索格》这部小说中体现得最为生动。小说深刻地表现了后工业社会人的深刻的异化感，表现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的种种异化关系。
赫索格的内心矛盾、冲突和思想斗争贯穿了整个小说，表现了人与自我的异化。赫索格一向以人道主义的观念理解世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他最终发现，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人道主义理想已被现实生活碾得粉碎，现实生活处处显得与他格格不入；在贝娄笔下，后工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产生了异化，人与人变为彼此间“熟悉的陌生人”。亲密、友善的人际关系为一种异化、扭曲的关系所取代，诸如冷漠、猜疑、迫害与受迫害、朋友背叛、夫妻反目，家庭成员之间亲情的缺失等。赫索格与妻子马德琳之间扭曲的关系是人与人异化的集中体现。此外，小说还生动地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这主要表现在，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开发，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人类对自然的剥夺造成了人与自然日益明显的相互对立。小说主人公十分关注环境污染的问题。这表明，贝娄敏锐的目光已经注意到人和自然的异化产生了人类的生态危机。他关注能源问题，注意到“国内的石油储藏目前几近开尽”。对昔日美好田园风光的回忆更加鲜明地反衬出了如今生态环境的恶化。索尔·贝娄试图表明，人类的不文明行为已经把地球这个美好家园变得令人不堪忍受，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关系表现在“社会把个人当作异己物对待，个人也把社会当作陌生物。”贝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没有一处不受到整个世界重量的压力”。人性落入潦倒的困境。他们和社会是有隔膜的。他们是孤独的。贝娄承认巨大的“公共生活的压力”使个人变得渺小。他意识到“个人领域在公共危机压力下的屈服”。贝娄刻画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边缘人形象。赫索格自己的个性有时和现实、价值是脱节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在赫索格身上集中体现为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以及他深刻体会到的人文精神与物质主义的对立。这种异化表现了人道主义传统的危机。
赫索格和社会产生异化的结果是，他在常人眼里变成了一个“疯子”。笔者认为，赫索格的“疯癫”，是他对人类畸形的文明的一种反叛以及对现实的一种解构。在周围那些“现实导师”眼里，赫索格是“疯子”。然而，事实上，不是赫索格的精神出了问题，而是整个“文明”出了问题。由此看来，疯癫和文明之间形成了一种悖论。赫索格的“疯癫”是对现代文明的无声控诉。
赫索格最终走出了异化。他一直在苦思冥想，试图找出摆脱异化的种种途径。通过融入社群，接受和给予爱，走近大自然，以及热爱艺术，从而获得拯救，最终走出了异化的困境。
本书第四章分析《洪堡的礼物》这部小说中体现的后工业社会里人们对“成功”的狂热追逐，指出小说试图揭示现实主义者的“进步神话”和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困境，以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价值观之间的裂变。
贝娄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还体现在他的小说表现了人们对成功（即名利、地位）的追逐所造成的悲剧。在后工业社会的消费语境中，人们对成功的追求是和对金钱、物质的欲望有密切联系的。贝娄反对人们对成功的盲目追逐。他对以金钱、权势为最高目标的现代人进行了抨击。他的小说表现了，在后工业社会里，人们对成功的追求具体化为对名利、地位、物质满足的追求。比如，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主人公西特林把买名车，获得地位、头衔当作成功的标志。
洪堡和西特林都在追求“成功”。他们这种追求是和整个美国社会大环境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这种思潮的主要特点可以用“进步话语”概括。贝娄质疑“进步”话语，反对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一味地强调“速度”。在对速度的追求过程中，人们抛弃道德和良心，忽略精神的追求，变得急功近利，丧失人性，这正是贝娄所批判的。
西特林对名车的追捧以及对艺术的庸俗追求，都是他追逐所谓的“成功”的表现。其实质是对名利、地位的追逐。西特林“由丑小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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