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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明强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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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史试读：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主　编　王明强

副主编　张稚鲲　吴志平　张　继　倪昊翔　李　璘

编　委　高　雨　卞　正　吴秀芹　郭　静　李　剑编写说明

中国医学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日渐其盛，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为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其中医学的教育传承功不可没，没有符合医学教育规律的教育传承体系，也就没有中国医学的今天。

近代以来，中国医学在与现代科学、西方医学的碰撞、融合中，以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胸怀，敦笃励志，开拓创新，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使得中国医学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源自于近代的现代科学和西方医学对中医的冲击和挑战迄今并未休止，社会和学界对中医和中医教育有着诸多争论和困惑，主张走“纯中医”道路者有之，主张中西医结合者有之，主张中医西化者有之，这些都需要学界去认真思考，非常审慎地在实践中加以解决。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必须坚守的，那就是一定要在中西医碰撞中留住中医的根本，在中医教育中把中医淡化、西化是没有出路的。倘若中医教育培养出的是自我否定派、是自身的掘墓人，那就是失败的教育。现代科学为中医的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显示出了一条新的前进道路。但中医教育是源于中医，无论怎样去吸纳、融汇新知，最终都必须要回归中医。传统未必是落后、愚昧的，现代也未必是进步、文明的，站在传统和现代交集的当下，面对中医与西医的碰撞，不但要视野开阔，综观博览，更要立住脚跟，把握住前进的方向，任何的偏狭、短视都会阻碍中医的发展，甚至会毁掉中医的未来。

当下就是历史，诸多中医人正在以如椽大笔书写中国医学的当代史。而要写好当下的历史，必须要认真总结过往的历史。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只有将过去明了于胸，方能以睿智的目光审视当下；只有回顾历史，才能展望未来。这也是这本小书撰写的缘由，衷心希望它能够对当下的中医教育有所启迪。

全书由王明强统筹规划，设计撰写方案，并统稿、审稿。具体分工：绪言，第一章至第三章，第四章第二、第五、第六、第八节由王明强撰写； 第四章第一、第三、第四节由郭静、王明强撰写；第四章第七节由李剑、王明强撰写；第五章第一、第二、第三、第九、第十节由吴志平、吴秀芹、王明强、倪昊翔撰写；第五章第四、第五、第六节由高雨撰写；第五章第七、第八节由卞正撰写；第六章由张稚鲲撰写；第七章由张继、李璘、王明强、倪昊翔撰写。徐建云审阅了部分书稿，付慧艳、周雨婷、刘飞祥三位硕士研究生协助核对了部分书稿。由于编者学识有限，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同道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完善。编者2017年7月绪言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创新，虽然绝非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和发展前景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一、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医学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医学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医学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医学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魏晋以来也有官办医学教育，但服务对象较为局限，规模亦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尚未能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医学教育思想是散在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医学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二、对开展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一）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

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药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二）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

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医学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厘清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究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三）立足当下，以古为鉴，明确研究方向

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

1.研究古代医学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

2.研究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医学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医学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

3.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用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四）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

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1.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难以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2.古代医学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

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医学教育思想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医学教育思想还没有被很好地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3.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

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厘清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医学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医学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厘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厘清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4.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

现代人要研究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就必须具备现代人的眼光，站在历史的高度，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考察和探索，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为“今”而“古”。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宏观的视角和理论的高度对古代医学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研究目的。这就需要研究者必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备较强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能力。5.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研究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60多年来，我们用西医科学课程模式来进行中医教育，与固有的中医理论体系产生冲突和矛盾，导致当前的中医教育存在着诸多争论和困惑。针对这种情况，就要探索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对现代中医教育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研究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总结出中医教育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提炼出具有现实价值的理论内核，并以此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新时期，中医药事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医教育也面临改革、创新和发展的历史重任，亟待思想和理论支撑，这为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中医教育思想研究必将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将在中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一章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思想概述

源远流长、造福万代的中医学，被誉为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奇迹。几千年来，中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都要归功于符合中医发展规律的中医学传承体系。可以说，自中国医学产生那天起，其传承教育也就随之而生。否则，缺乏浓厚传承意识和广泛传承实践的中国医学是不可能延绵辉煌数千年而生机无限、风采依旧。而医学人才培养实践的背后则需要理念的支撑，也就是医学教育思想。医学教育思想是指导医学教育实践活动的对医学教育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包括对医学教育的本质、功能、作用、目的、任务及培养过程中的内容、原则、方法、组织等的看法。如果缺乏正确理念的支撑，就不会有正确的医学教育实践。理念为行动的先导，实践又促进理念的凝练与发展，在这种长期的双向互动中，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思想逐渐成熟和发展，并形成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追流溯源，中国古代究竟是什么理念支撑起了中医学的传承体系？是什么思想构建起了中医学的教育框架，并推动了中医教育的发展？在我们面对中医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当下，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弥足珍贵。第一节　古代医学教育基本模式与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育人的文化。《周易·贲卦》的彖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文化”，即以文育化万民，使人脱离粗野走向文明。因此，中国的教育思想极其发达，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都非常完善，堪称世界教育的高地。比如，儒家教育思想提出了人才培养三大目标：“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教育内容则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因材施教、反复诵读、知行合一等。虽然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于人文领域，但在中国古代这座世界教育高地上，科技教育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整个世界科技教育史上占有显著位置。在普通学校中设置自然科技专业，欧洲创建于17、18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反对中世纪神学教育的产物。而在我国，那些被古代欧洲视为神学领地的天算历法知识，早在隋唐之初就已被公开立学施教，并明文规定国学招收文武八品以下官员及庶人子弟入学深造，时间比欧洲要早一千年。据大英百科全书称，欧洲至9世纪才在意大利创建医学校，比我国要晚几百年。因此，中国的科技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在整个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尤以医学教育为甚，对世界医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古代医学教育的基本模式

教育模式是教育实践的具体载体和形式，是教育思想的综合体现。综观中国古代医学教育，其教育模式大体可分为四类：师承（含家传）模式、学校模式、讲学模式、自学模式。（一）师承（含家传）模式

师承教育是中国古代民间医学传授的基本形式。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要学习专门知识只有到官府才有可能，这其中也包括医学。据史料推测，西周时期医学采取的是世袭性医官教育。随着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和阶级矛盾的深化，原有的奴隶制官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出现了“文化下移”的现象。其具体表现在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专门以知识为生的士阶层。他们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框子，纷纷聚徒讲学，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私学兴起的渊源。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医学教育也逐渐从官府开始向民间转移，产生了民间师徒授受的医学教育模式。《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即载长桑君传授医学于扁鹊、扁鹊带徒行医，史著所载扁鹊医案横跨西周、春秋和战国，相距几百年，虽具体情由难以考证，但民间医学师徒授受的产生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应是无疑的。考之医史，这种师徒授受的方式在历代都非常活跃，培养出了许多医学名家。

师承模式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民间医学传授的基本形式，历久不衰，是因为这种模式符合古代医学经验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特性，有利于学徒掌握其师的医学精髓，并快速提高医疗实践水平。这种模式的不足表现在：一是授徒规模小。一个师傅所能带的徒弟是有限的。二是教学缺乏系统性。师傅带徒弟，往往以临床实践为主，理论教学欠缺，也没有系统的教学计划，随机性比较大，考核也不严格。三是在医术上有局限性。再高水平的医师在医术上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一些世俗之医往往医学理论并不高深，以此授徒，往往会拘泥于一家一派，甚至局限于几个方子、几种医术，徒弟如不能认真研读经典、突破创新，往往会造成医术的因循守旧，陈陈相因，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医术的发展。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即批评当时的世俗庸医云：“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因此，古代名医往往多方拜师学艺，这也正是古人所讲的“转益多师是汝师”，如淳于意曾拜公乘阳庆、公孙光为师，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自序》中则云：“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二）学校模式

我国的学校教育开始很早。《周礼·春官·大司乐》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成均”即当时的学校。《孟子·滕文公上》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古代学校多以人文教育为主，重在“明人伦”，后代的太学、国子监、书院、学堂等大多属此类。中国古代的教育，除建有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外，还建有专科学校，培养各种实用的专门人才。东汉时期就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所文艺专科学校“鸿都门学”，至明、清，曾建有律学、医学、武学、阴阳学、算学、书学、画学、玄学、音乐学校、工艺学校等各种专科学校。这些学校培养出不少专门人才，对发展中国的自然科学、法学、文学艺术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对世界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医学学校教育是我国古代官办医学教育的主要形式。其源于何时，目前难以确考。甲骨卜辞中有“”字，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将之释为“小疾臣”之合文，并认为这种职官既医治疾病，也从事医疗管理工作（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1943）。倘若胡厚宣先生所释不误，则此字应是我国文字中迄今所见最早的医官名称。据《周礼》记载，周代医官设置更为完善，有主管医药政务的医师，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医生，并且有治疗档案制度和医生考核制度。但当时是否存在官办医学教育，史料中并无记载。史料中能看到的最早的医药学教官出现在《魏书·官氏志》。北魏道武帝天兴三年（400年），置“仙人博士官，典煮炼百药”，很可能是受当时道教和长生思想影响而为煮炼丹药等药物而设立的，“博士”一职在当时为研究学问并进行讲学的教官，推测应当会有相关讲学存在。但《魏书》中并未明确记载当时的学员情况，是否有事实上的医药学类教育存在，目前还无法确定。另外，《魏书·官氏志》中尚列有“太医博士（七品下）”和“太医助教（八品中）”，但具体设置于何时，难以确考。目前史料有明确记载的我国官办医学教育设置最早的是在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年）。《唐六典》卷十四“医博士”注中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至三十年省。”这则史料表明，晋代已设有医官教习，但似乎并无独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刘宋元嘉二十年始设医学教育机构，但具体是何种机构，并没有明确记载。隋朝太医署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早见于记载的、规模宏大的官办医学教育机构。设立于公元624年的唐代太医署，“是一所制度比较健全、分科和分工明确的医学教育机构”，“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完备的医学校”（李经纬，程之范.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92.）。宋代设有独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元代设有医学提举司，负责医学教育事务。明清两代则由太医院兼管医学教育。

我国的医学教育对朝鲜和日本医学学校的建立有直接影响。公元692年，新罗王朝设置医学博士，开设医学堂，并以《本草》《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教授学生。尤其是唐代的医学教育制度对日本的影响更为深刻。日本奈良王朝仿唐代建制专设“典药寮”，配备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以《本草》《甲乙经》《脉经》《素问》《明堂经》等为教材，培养高等医学人才。同时仿唐代京师药园的建制，设立“药学寮”，培养高等药学人才。

医学校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形成学校系统的专科学校，在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促进医药事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古代医学学校教育以办学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厚、课程设置完备成为古代官办医学的重要形式。该教育模式注重理论学习的系统性，非常重视医学典籍的学习，并根据医学发展，分科教学，致力于培养专门性人才。中国古代医学学校教育有诸多优点。优点

1.规模较大

如隋代医学校师生最多时达580多人。唐太医署医科有医学生40名，针科有针灸学生20名，按摩科有学生30人（注：武徳中，置三十人。贞观中，减置十五人），咒禁科有咒禁生10人。历代除中央办学之外，还有地方医学校。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唐代对全国各府、州医学校教师、学生的人数及教官品阶都有规定：京兆、河南、太原等府，“医药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大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从八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府，“医药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医学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医药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学生十人”。

2.师资雄厚

如唐太医署医科设太医博士1人、助教1人，又设医师20人、医工100人，辅佐掌教医生。针科设针博士1人、针助教1人，又设针师10人、针工20人，以辅佐教学。按摩科设按摩博士1人，另设有按摩师4人、按摩工16人，以辅佐教学。咒禁科设咒禁博士1人，另设咒禁师、咒禁工各2人，以辅佐教学。

3.办学条件优良

比如唐代药科教育，专门在京师“择良田三顷”建成药园用以教学，并且设专人从全国各地采集药材。

4.教学内容有系统性

如唐太医署首先集中进行医学基础课程教学，各科共同必修课程有《明堂经》《素问》《黄帝针经》《本草》《甲乙经》《脉经》等。《唐六典》云：“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注云：“诸医、针生，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而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验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候，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博士月一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在共同基础课考试及格的基础上，才可以参加分科学习。《唐六典》载：“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注云：“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各科又有各科的教学内容，如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针科学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曰风，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湿，五曰饥，六曰饱，七曰劳，八曰逸。凡人肢节腑脏积而疾生，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留，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

5.分科教学

如唐代分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药科五科，其中医科又细分为体疗科、疮肿科、少小科、耳目口齿科、角法科五科。

6.考核严格

在考核与晋升制度上，唐代医学教育有着严格的规定。除入学考试外，还定期（月、季、年）进行考试。《唐六典》载，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注云“博士月一次试，大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即由太医博士主月考，太医署令主季考，年终及毕业考试由太常丞主考。未能按期毕业者可留级跟读，但最长限定在9年内完成学业，否则即予以黜退，“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考核成绩与选拔任用直接相关，“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唐会要》卷八十二载：“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制：自今已后，有以医术入仕者，同明经例处分。至三年正月十日，右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请同明法选人，自今已后，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下放。”通其以上留者亦根据成绩高低予以安置，通常上选者可充御工，其次可派各州任医学博士等。不足

官办医学学校教育也有其不足。

1.招生对象受限制

古代官学对于入学资格有严格的规定，医学教育亦莫能外。如唐宋时期的医学校一般招收士大夫子弟习医，只有药学部招收“庶民”子弟。元代则规定考生主要从在籍医户及开设药铺行医货药人家的子弟中选取。

2.临床实践较少

官办医学教育也有实践教学，但与师承教育相比，临床实践要少很多。

3.缺乏个性化的医学经验传承

医生本人个性化的医疗经验是中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传承发展先贤的医学经验是培养医学人才的重要内容。与师承教育相比，医学学校教育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三）讲学模式

医学教育的讲学模式是中国古代讲学风气中形成的非常独特的医学教育模式，是古代医学教育中独领学术争鸣和科研探讨风骚的医学教育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和清代张志聪创办的侣山堂书院。“稷”是齐都临淄一处城门名，“稷下”即临淄城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称“稷下学宫”，历时大约150年左右。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方针，学者们聚集一堂，开展辩论，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世称“百家争鸣”。稷下学士在著书立说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广收门徒，稷下学宫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所学术思想自由、学科林立的高等学府。在这所思想的大熔炉里，中国的医学思想也得到了极大发展，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得到凝练、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中国最早的书院始于唐朝，宋元时期得以兴盛。明清时期，朝廷对书院多有禁毁，但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且规模、数量不断扩大，明代书院发展到1200多所，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此时期的书院官学化日趋严重。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私学性质的书院讲学多力求通义理，以格物致知、探究内圣外王之理为目的，不仅仅是教学机关，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机构，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是其显著特色。清代，繁荣富庶且文化艺术鼎盛的浙江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书院式医学教育机构——侣山堂。浙江首创医学教育“讲学”的是钱塘人卢之颐。卢之颐承其父卢复医业，撰有《金匮疏论》《学古诊则》《痎疟症论疏》《本草乘雅半偈》等多部医著，并以所撰著为讲义，开讲医学，听讲者颇多，其中就包括张志聪。书院式医学教学的真正形成是张志聪举办的侣山堂。1664年（康熙三年）张志聪在胥山筑堂讲学，开创了我国中医教育以书院讲学形式培养医学人才之先河。张志聪开办侣山堂的初衷是继承卢之颐的“讲学”事业，传授其老师张卿子、卢之颐及自己的医术。除张志聪本人授课外，还邀请当时负有盛名的张开之、沈亮辰等医家前往讲授，同道及生徒从学者甚众。据《清稿史》载：“明末，杭州卢之[1]颐、繇父子著书，讲明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招同志讲论其中，参考经论，辨其是非。自顺治中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读轩岐之学者咸归之。”这种盛况不仅让官办的中医教育机构相形见绌，也是家传或带徒式教育所望尘莫及的。张志聪故后，由高世栻主持侣山堂，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

书院式医学教育模式的最大特点是集讲学、研经、医疗于一体。教学者不但精究医典，首创集体编注医经之先例，还精于临证和理、法、方、药。他们成果卓著，深获后世好评的医著有《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集注》《金匮要略集注》《本草崇原集说》等。张志聪编撰的《侣山堂类辨》和高世栻编撰的《医学真传》，内容丰富，切于实际，兼顾理论与临证，是医学讲授的好教材。侣山堂培养了一批学生，其中有史可考、医术不凡者就有高世栻、莫仲超等19人。（四）自学模式

古代医学史上还有一种医学教育模式，就是自学通医。中医理论可以通过对自身及自然环境的观察体悟来获得，无需借助仪器就可以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辨证施治，中医的这些特性为自学通医提供了可能性。我国历史上，自学通医者不乏其人，比如明代的王肯堂、李中梓，清代的徐大椿等。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学习者本人具有很强的兴趣和动机，而兴趣和动机在学习和事业上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外，自学通医不拘泥于一家，往往会融汇创新。自学通医的不足是对学医者个人素养的要求比较高，不具有普及性，临床实践比较少，缺乏对师傅个性化医学经验的传承等。古代自学成才的医学名家往往是在自学的基础上再拜师访学。二、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身处人文教育大背景下的科技教育，不可避免地深受人文教育思想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色。就医学教育而言，决定医学教育思想的外在机制是古代文化，内在机制则是中医学术体系本身。考察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大体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文化性、实践性和零散性。（一）文化性

中医与西医很重要的一个差异就在于中医不但具有科技性，而且富有文化性，甚至其科技性是奠基于文化性之上。中医是一门孕育于古代文化、并以古代文化为其理论根基的学术体系，这种特性决定了中医教育思想的文化性。当然，除了内置于中医学术体系本身的文化对医学教育思想产生影响外，外在的文化对医学教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医学的德育观即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是中医教育思想形成的根基，脱离古代文化就无法正确领悟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精髓。文化是根基，文化是源泉，文化是灵魂，中医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并散发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二）实践性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古代医学教育多注重实践，而较少对教育思想进行理论阐述，但正是在医学实践中折射出医学教育思想的光辉。研究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常常需要从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去挖掘和探索。古代医学教育实践是教育思想的最大承载体，脱离教育实践而局限于医家言论则很难全面把握古代医学教育思想。（三）零散性

古代医家很少对医学教育进行专篇探讨，往往是零言碎语，散见于医典，甚或传记、零札当中，需要查阅大量文献，多方收集整理，并结合其医学教育实践，进行归纳总结。

基于上述基本特征，在研究古代医学教育思想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从古代文化的视角审视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并领悟其中的精髓。

2.从古代医学实践中总结其内在折射的教育思想。

3.从零散的论述中加以系统化总结。第二节　古代医学教育目的论与价值论

人类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目的指向和价值定位，否则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和前进的方向。医学教育亦然。医学教育作为培育医学人才的育人实践，其目的论和价值论赋予教育实践存在的意义，并对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的选择等教育实践活动起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一、古代医学教育目的论、价值论管窥

古代医家对医学教育的目的与价值多有论述，他们在不同时代，受不同文化熏陶，从各个视角审视医学和医学教育，不断完善和充实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使我国古代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在多元中逐渐趋于圆融。（一）《周礼·天官·冢宰》中折射出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周礼》出现较晚，汉初尚无此书。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献给朝廷后即深藏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直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著录。刘歆十分推崇此书，认为其出自周公手作。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时期，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崇高的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皇皇大典之一。关于《周礼》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代持久的争论，至少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等著名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周礼》是一部官制汇编，是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抛开其成书年代不论，就是其确为西周时期周公旦所著，书中所载究竟是西周时期政治体制的实录，还是一部理想国的蓝图，目前尚无法确证。但无论怎样，《周礼》中所折射出的治国理念和思想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周礼·天官·冢宰》的《医师章》是对医疗卫生管理体制的构架。该书虽未明确表述医学教育的目的与价值，但其医官设置、职责和考核机制都折射出医学的目的与价值。如：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庀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疡医……凡有疡者，受其药焉。

接受殷商暴政而亡的教训，周代非常注重施仁政、保万民。这种思想在其医官设置上亦有明确体现。其医疗对象不局限于服务王室贵族，而是面向“万民”，尽管对当时医疗服务对象的普及面到底有多大并无过多的文献去查证，但这种救济天下苍生的思想就已经使当时的医疗卫生体制散发出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光辉。再者，医疗以治病救人为根本宗旨，把医治疗效作为考核医生和制定俸禄的唯一依据。

医疗实践如此，势必会影响到医学教育。现无可靠的文献资料来考察周代的官办医学教育，倘其存在官办医学教育，其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在于治病救人、保养万民应是无疑的。（二）周代民间医生行医实践反映出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扁鹊（秦越人）是周代名医，是有信史记载的民间行医第一人。他长期行走民间，其治病对象，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扁鹊自始至终把治病活人、造福于人放在首位，而非以医追名逐利。他为昏迷的赵简子诊病，准确地判断出病情，“血脉治也”“不出三日必间”，并无挟病贪利之心。救治“已死”的虢国太子，名闻天下，“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面对赞誉，扁鹊并无邀名之意，而是实事求是地澄清事实：“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至齐，甘冒桓侯不悦，数次直言桓侯身病。

扁鹊经常带徒行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提到扁鹊指导子阳、子豹诊治病人。在授徒过程中，扁鹊是否言传治病活人的医学目的和价值思想不得而知，但其身教却会使这种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三）《黄帝内经》中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具备系统理论的医学典籍，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黄帝内经》虽无医学教育的专论，但不乏散见的有关医学教育的零言散语，且相关言论中也折射出医学教育思想。就医学教育的目的与价值而言，主要有两点。1.传承医学

古代由于医生地位的卑微与遭受迫害、文字载体与出版手段的缺乏等，使得医学传承非常困难，因此《黄帝内经》中多次论述医学传承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将之作为医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如：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素问·三部九候论》）帝曰：余闻九针，上应天地，四时阴阳，愿闻其方，令可传于后世，以为常也。（《素问·针解》）帝曰：夫子之言，上终天气，下毕地纪，可谓悉矣。余愿闻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素问·天元纪大论》）2.造福百姓《黄帝内经》的内容主要形成于周代，其受周代仁政思想影响非常明显，医学教育的要义在于传承医学，而传承医学的目的即在于保养万民、造福百姓。如《黄帝内经》中载：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素问·气交变大论》）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灵枢·九针十二原》）（四）张仲景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提出了明确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张仲景融合儒道二家思想，进一步充实完善了医学教育的目的和价值思想。“上以疗君亲之疾”是基于儒家忠孝思想，“下以救贫贱之厄”是出于儒家“兼善天下”的情怀，“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则是道教的养生保身思想。张仲景这种医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一是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事频繁，疾病流行，张仲景的宗族“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二是道教的兴起。据史料分析，出生于河南南阳的张仲景深受武当山道教医药的影响，他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便引用了武当道教医药文献的宝贵资料《阴阳大论》和《胎胪药录》。（五）葛洪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葛洪（284—364年）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如果说张仲景受道教影响开始注意医学教育对个人自身的价值，那么葛洪则立足于个体赋予医学教育以新的目的与价值。1.救己病痛，以得道成仙，长生不老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对此，他多有论述。神农曰：“百病不愈，安得长生？信哉斯言也。”（《抱朴子·极言》）或问曰：“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养生之尽理者，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阂，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犯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间者，志不得专，所修无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是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凡庸道士，不识此理，恃其所闻者，大至不关治病之方。又不能绝俗幽居，专行内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己，无以攻疗，乃更不如凡人之专汤药者。所谓进不得邯郸之步，退又失寿陵之义者也。”（《抱朴子·杂应》）2.救护他人，以立上功

在葛洪看来，医学用于救护他人，是既利他又利己的事，其根本目的是为个人立功。或问曰：“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审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抱朴子·对俗》）（六）孙思邈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孙思邈，唐代著名道士，医药学家，被誉为“药王”。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与道教学者葛洪不同，孙思邈深受佛家思想影响，具有舍身救世的情怀。其医学教育目的是“普救含灵之苦”，而不得有一己之私，否则就是“含灵巨贼”。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云：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七）范仲淹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北宋范仲淹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对医学也很有见地。他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注：关于此语是否果为范仲淹之言，学界存有异议。参见余新忠《“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的名言及施政实践大大提高了医学的地位。范仲淹不是以医家身份，而是从施政者的角度看待医学教育。他针对当时世俗之医多不经医授和医术不精的现状，大力倡导医学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以救济世人。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上奏皇帝云：“今 京师生人百万，医者千数，率多道听，不经师授，其误伤人命者日日有之”“臣观《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岁终考其医事，以制其禄。是先王以医事为大，著于典册”“选能讲说医书三五人为医师，于武成王庙讲说《素问》《难经》等文字，召京城习医生徒听学，并教脉候及修合药饵，其针灸亦别立科教授。经三年后，方可选试。高等者入翰林院，充学士祗应……所贵天下医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济甚广，为圣人美利之一也。”（《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奏乞在京并诸道医学教授生徒》）（八）李杲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李杲，字明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晚年自号东垣老人，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其医学教育目的为“传道”，而力斥“觅钱”，是为天下苍生计，而非为个人一己之私。《医史·东垣老人传 》载罗天益前往拜师，李杲见面即问：“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确定罗天益求学为传道后，不但供其日用饮食，甚至资助银两贴补其家用，以使罗天益潜心学习。李杲传授医道的拳拳之心日月可鉴，令人敬仰。（九）徐大椿的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思想

徐大椿（1693—1771年），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松陵镇人，清代乾隆年间名医。徐大椿医学教育目的在于传承“生人之术”，他在《医学源流论·自序》中云：“窃慨唐宋以来，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逡巡失传，至理已失，良法并亡，惄然伤怀，恐自今以往，不复有生人之术。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补所全者，或不仅一人一世已乎？”其对医学失传的忧患之情溢于言表。

纵览古代医学文献，在论及医学教育目的与价值时处处散发着心系生民、慈济天下的光辉，让人景仰。综合古代相关论述，我们可从不同的视角对医学教育的目的与价值作一归纳。

1.从医学传授者的视角：医学传承与济世利民相结合。

2.从学医者的视角：“保身长全”的利己思想与“慈济苍生”的利他思想相结合，而且绝大多数医家将“慈济苍生”居于首位，甚至不顾己利，一心赴救，更彰显出医学教育的光辉。

3.从治国者的视角：医学教育与仁政思想相结合。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古代医学及医学教育一向反对以医“谋利”。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吴鞠通行医记》中强调：“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德。”费伯雄在《医方论·序》中更是明确提出：“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我若有疾，望医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澹矣！利心澹则良心现，良心现斯畏心生。”二、对古代医学教育目的论与价值论产生影响的思想渊源

文化背景是实践理念产生的根源，古代医学教育的目的与价值论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生发和完善的。概而论之，对古代医学教育目的论与价值论产生影响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人命贵重思想

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在于深体天地人合一之道。而在中国古代“天、地、人”的思维架构中，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许慎《说文解字》释“人”曰：“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段玉裁注云：“《礼运》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按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惟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天地之心谓之人，能与天地合德。”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产生了人贵论思想。《尚书·泰誓》中即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将人看作万物之灵长。《荀子·王制》将万物分为由低到高的四个等级：“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本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医学的产生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中国古代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发达正是基于人为贵、人命至重的思想。《素问·宝命全形论》中即表达了为天地之间最为尊贵的“人”解除病痛的思想。“黄帝问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虑之，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这种尊生贵命的思想历代医家多有论述。萧纲在《劝医论》中云：“天地之中，惟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解释自己将医著以“千金”为名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其在《备急千金要方·治病略例》中云：“二仪之内，阴阳之中，惟人最贵。”（二）儒家仁爱思想“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仁的内容包涵甚广，《论语》中多次提到仁。《论语·颜渊》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雍也》中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究其根本，“仁”的核心是爱人。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医乃仁术”是中国古代医学本身的必有之义。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即认为“仁”为“医之本意”。明代医学家戴原礼在《推求师意·序》中明确提出“医乃仁术”。明朝王绍隆《医灯续焰》卷二十《医范》引陆宣公之言云：“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元代著名儿科医家曾世荣把自己的书命名为《活幼心书》，罗宗之在序文中赞云：“是心也，恒心也，恻隐之心也，诚求之心也。”明代裴一中在《言医》中谓：“医何以仁术称？仁，即天之理、生之原，通物我于无间也。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清代医家吴达在《医学求是》中云：“夫医为仁术，君子寄之以行其不忍之心。”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问病论》中云：“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

另外，在古代医家看来，行医和行仁是合二为一的过程。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序》中言：“岂止一方书而已乎？方之出，乃吾仁心之发见者也。”夏良心在《重刻本草纲目·序》中说：“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在古代儒士看来，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能够造福百姓，除此之外最好的济世之途就是行医。宋代范仲淹提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人生理想。据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载：“……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能及大小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而医术则是践行仁心的极好方式。正是这种“仁”的思想使古代医学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和勃勃生机，引领众多聪慧仁爱之士投身其中，使医学在“仁爱”的光辉下延绵不绝。许多读书人转而习医的心理动机和人生追求正是“医乃仁术”。朱丹溪早年“从乡先生治经，为举子业”，后来之所以“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正是认识到“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其云：“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远，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可以说是与范仲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医家以“仁”学医、行医、传医，而治国者则从施仁政的角度发展医学和医学教育，“保养万民”“济世救民”的治国理念使得中国古代的医学和医学教育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三）道家重生思想

儒家虽亦倡导“独善其身”，但是在“兼济天下”不可得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医家多以“济世救民”为首，甚至主张“舍生取义”。而道家却为医学寻找到个人目的和价值。“贵身”是老子的一种重要思想。他认为，人存于天地之间，与道、天、地并为域中四大之一。《老子》第二十五章云：“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主张要宠辱皆忘，不要为追逐名利、荣辱、得失等身外之物而伤身，认为只有真正懂得贵身爱身的人才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老子》第十三章云：“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庄子》一书中“重生”思想更是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摆脱一切外在物累，从而获得生命的张扬。庄子极力反对因外物而损耗生命，即使是整个天下也无法与生命的宝贵相比拟。其云：“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庄子·让王》）。天下尚且不足以让人为之衰耗生命，更何况他物呢？《让王》中云：“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夫生者，岂特随侯之重哉！”如果有人用随侯宝珠去射飞得很高的麻雀，世人一定会嘲笑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用的贵重而所求的轻微。生命，岂止随侯宝珠那样珍贵！名位利禄正如高空的鸟雀，而人的生命却是远比随侯宝珠珍贵得多，因此因名位利禄而伤生实在是得不偿失。所以，大智慧的人宁愿安贫乐道，也是不会因外在的东西而给自己带来伤害的，“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让王》）。

道家对自身生命的重视远超过儒家，把生命看作人生的第一要义，弥补了儒家利他思想的缺陷，赋予医学以利己价值和意义，完善了医学的目的和价值论。当然，这种高度重视生命的思想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是中医医德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人文特征，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神圣职责，医生必须重视人的生命、珍视人的生命。（四）佛家悲悯情怀

佛教于东汉末年自印度传入，填补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缺憾，在儒家入世思想、道家玩世思想之外添加出世思想，使得中国文化得以实现圆融。佛教传入中国后，努力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很快得以广泛传播。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众生平等思想给医学带来很大影响。尤其要指出的是，古代医学深受儒家“仁爱”思想影响，但是儒家之“仁爱”是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是有差等的。佛家众生一等的思想弥补了儒家思想的此种缺陷，在佛家思想影响下，医家之“仁爱”超越儒家的“亲亲”原则，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无论何等人前来求医，都要“如至亲之想”。

古代许多医家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甚至一些僧人本身就身兼医工。他们以悲悯的情怀看待世人，以医学为普救世人的手段，赋予医学以悲天悯人、普救苍生的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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