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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24 09: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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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文烽火工作室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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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事典.018

战争事典.018试读:

前言

“靖康之耻”是北宋灭亡的标志性事件,而导致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则是北宋上层昏招频出,致使坚城太原陷落、北宋西军集团覆灭。《宋金太原血战——靖康之耻的前奏》将再现那段历史悲剧。

马克沁机枪是一种划时代的武器,其通过火药实现的自动射击,彻底改变了战争形式。它第一次被投入战场是在欧洲人的殖民战争中,正是凭借着它的威力,欧洲殖民者才能在众寡悬殊之下压倒了人数占优的非洲蛮勇武士,这就是《马克沁机枪的第一次杀戮——马塔贝莱兰征服战争》一文所要讲述的内容。

大明八年(464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南朝刘宋政权的第四位皇帝——三十五岁的孝武帝刘骏驾崩,年仅十六岁的太子刘子业继位。《五驾马车的崩溃——南朝宋孝武帝与前废帝更替之际的顾命大臣》将解剖孝武帝生前为刘子业安排好的五位顾命大臣及辅政体系。只是短短三个月后,这个体系就在政斗、清洗和政变中崩溃了。

目前英国BBC的历史剧《凡尔赛》正在热播,该剧再现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奢华宫廷与政治秘闻。《太阳王的利剑与荣耀——路易十四时代的王权、军队与战争》一文将要讲述的,是那段历史中更加冰冷和致命的部分:太阳王的王权,其麾下的庞大军队,以及法国在17世纪与18世纪初的战斗历程。2016年3月宋金太原血战——靖康之耻的前奏作者:慕雨

宋金太原之战是发生在两宋之交,决定北宋王朝国运兴亡的一次重要战役。该战役战事之惨烈,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中也罕有其匹。时隔数百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感慨再三:“当宣靖之间斡离不(完颜宗望)以全胜之师长驱逼京师,势已无宋矣,然卒媾和以去者,以太原未下,粘罕(完颜宗翰)之军顿于坚城,不能会师城下之故也。”海上之盟

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的北中国,处于辽王朝统治后期。此时正值辽天祚帝在位。史称,天祚皇帝“拒谏饰非,穷奢极侈”,“信用谗谄”,致使王朝上下“纲纪废弛,人情怨怒”,国事日非。

早在辽王朝由盛转衰之前,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民族就开始悄然崛起。女真族的先祖靺鞨,很早就在我国东北部繁衍生息。辗转至唐初,只余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两部仍见于文献记载。八世纪上半叶,唐王朝在黑水靺鞨聚居区设置了黑水都督府。八世纪中期,黑水靺鞨建立的渤海国强盛一时,统治了这一地区。五代时,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王朝灭亡了渤海国,黑水靺鞨始以“女真”之名见诸史籍,且成为辽王朝的藩属。

为了加强对女真人的控制和分化,契丹人把居住在松花江以南的“豪右数千家”迁至今辽阳以南地区居住,编入辽国户籍,这部分女真人被称为“熟女真”。那些仍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和长白山地区的女真人,则被称之为“生女真”。生女真一共分为七十二个不相统属的部落,有十余万人口,小的数百户,大的千户,各自公推酋长为首领。

在辽廷的分化政策下,生女真各部“种类虽一,居处绵远,不相统属,自相残杀,各争雄长”,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定居于“按出虎水”[1]一带的完颜部,“刳木为器,制造舟车,种植五谷”,渐渐发展成为生女真各部落中势力较强的一支。实力壮大后,完颜部首领率领部众,对其他各部族“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

与此同时,之前互不统属的各部落,有的也结为部落联盟,开始威胁辽王朝对混同江(松花江)一带的统治。同时辽廷也在贪婪地掠夺女真人的财富。当时,辽廷令女真人每年进贡北珠、貂皮、名马、良犬和名禽“海东青”等,并在宁江州设立榷场(市场),在实际交易中故意将女真人的货物“低其值”强买,美其名曰“打女真”。辽廷的残暴奴役引起了女真各部族人民的强烈愤怒与反抗。因此,辽王朝数次征讨,残酷镇压敢于反抗者。为了加强对生女真的管理,辽廷又采取了“以夷治夷”的策略,任命完颜部酋长完颜石鲁为惕隐(辽代官名)。通过充当辽廷的代理人,完颜部首领从中看到了机遇,他在替辽廷镇压和掠夺其他女真部落的过程中捞取好处,又借助辽廷的势力,征服生女真各部落,发展壮大自身实力。

经过苦心经营,到十一世纪末完颜阿骨打任部族首领时,该部已经“尽服四十七部之众”。其势力所及,北至黑龙江北岸,东达日本海,东南至今图们江、鸭绿江流域。

完颜阿骨打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继承女真部节度使后,通过“头鱼宴”事件,了解到辽廷的虚弱。于是,1114年,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完颜阿骨打起兵的理由并不是为了反抗压迫。在起兵时发布的控诉辽廷的罪状书中,完颜阿骨打表示,自己之所以起兵,是因为他这个辽廷的代理人没有因为多次镇压其他女真部落而得到足够的赏赐和独霸女真的特权。

此后,在女真人的攻击下,辽的统治江河日下,王朝败亡已显出不可逆转之势。◎ 完颜阿骨打画像,出自卢延光的《一百帝王图》。◎ 《卓歇图》所绘的契丹贵族宴会场景。

辽天庆五年(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号“大金”。

此时的宋朝,宋徽宗在位。眼见女真一族崛起于白山黑水,宋廷为了收复燕云故地,遂与金人达成共同灭辽合作协议,史称“海上之盟”:

一、宋金双方相约夹攻辽国。

二、金人取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宋人取燕京(今北京市)一带。

三、宋廷将支付给辽国的“岁赐绢三十万匹、银二十万两”转交金人。

四、任何一方不得私下与辽媾和。

此后,双方又达成几项重要的补充协议:宋金暂时以古北口、松亭关及平州(治所在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榆关一线为界;双方夹攻辽国期间,宋军不得越过松亭关、古北口和榆关之南;宋军可先取蔚、应、朔三州之地,其余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归化、奉圣等州,要等到金军捉住天祚帝后再交割给宋廷。

宋廷虽然对辽王朝的国内局势判断准确,却对金人的野心认识不足,天真地认为只要适当满足其要求,就可以与之达成妥协,收复燕云失地。

一开始,双方的合作还算顺利。

辽天庆六年(1116年),金人占领辽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

金天辅四年(1120年),金人攻克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

金天辅六年(1122年),金人取辽中京。被金人追袭而走投无路的天祚帝,一头扎进内蒙古夹山,不知所终。

辽宗室耶律淳在奚王萧干、耶律大石、汉臣李处温、郭药师等人的拥立下,于燕京即位,建立北辽政权。北辽分别向宋、金遣使,要求与宋维持和平局面,请求金人罢兵。宋廷则称耶律淳“擅立”,并按照与金人的协议,派童贯领兵十万巡边。北辽窘迫之下求为附庸,被宋廷严词拒绝。

忧惧之下,耶律淳病死。北辽萧德妃五表于金,请为附庸,完颜阿骨打不允。按照协约,童贯率军两次攻燕京,却损兵折将,大败而归。◎ 耶律大石。

其实与宋结盟前,金人并不敢小觑宋这个“天朝上邦”。也因于此,与宋结盟之初,金人并不敢抱有太多奢求。比如粘罕认为:“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强大如此!”

随着战事不断向南推进,宋廷表现出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越来越明显,这令宋廷褪尽光环,在金人眼中逐渐失去了尊贵强大的地位。此后,金人迫降了燕京的辽军,察觉中国兵弱,“自此有南牧之意矣”。军政腐败,为北宋的覆亡埋下了祸根。

此时的完颜阿骨打已有占领中原的战略布局。他精明地利用了双方和约表述不清晰的漏洞,只是将燕京空城交割给宋廷,并额外向宋索求“米二十万石”、“岁币数百万”。燕京周边的平州地区,金人却并没有交割给宋廷。

平州下辖营州(今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滦州(今河北省唐山市滦县),呈三角形分布在燕京以东,其北部隔着榆关、松亭关两个隘口与金本土接壤,东、南两路临海。金人掌握了平州,就拥有了地理上的优势。而站在宋的角度上,则是“不与我营、平等,扼吾之咽喉尔”。正是这看似不起眼的营平之地,最后成了金人南侵的跳板。

已将燕、云等地掌控在手的金人,对宋廷的态度也从“未可轻之”变得不屑一顾。在降金辽臣的鼓动下,主战势力抬头,金廷开始重新考虑与宋的利益分配问题。

金天辅七年(1123年)二月,完颜阿骨打将答应还给宋廷的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八州土地,缩减为只予朔、武、蔚三州。他任命粘罕为都统,“驻兵云中,以备边”,负责向宋廷交割三州土地事宜。粘罕,即完颜宗翰(1080—1137年),是金初女真完颜部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无论是辅助完颜阿骨打灭辽,还是后来的侵宋战争,他都立有赫赫战功,后被《大金国志》列为开国功臣第一人。◎ 燕云十六州(936年)。

完颜阿骨打自己,则率军从燕京“出居庸关,由云中府(治所在今山西省大同市)、德州路西巡,留白水泺度夏”。最终因水土不服加上积劳成疾,完颜阿骨打死于东归途中。

在临死前,完颜阿骨打完成了最后的战略布局:驻兵西京,不再放弃山后[2]土地。此举,等于是金人在宋廷西北边疆楔入了一枚钉子!金兵随时可以与燕京东面的平州两头并进,对宋形成钳形攻势。

金廷选择粘罕镇守西京,是因为粘罕是个坚决的主战派,他动辄叫嚣着要与宋人“厮杀则个”。虽然完颜阿骨打不愿意留下“背盟”的骂名,但他给粘罕的政治遗言却含糊其辞,“待我死后,悉由汝辈”。◎ 金太宗。

完颜阿骨打死后,按照女真人兄终弟及的传统,粘罕、斡离不、完颜希尹[3]等人拥立其弟完颜吴乞买为帝,是为金太宗,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

不久,宋廷派人来讨山后西京土地。刚刚上位的完颜吴乞买一时还吃不准对宋政策,他没看透兄长死前安排粘罕返回云中镇守的用意,认为既然“先皇帝尝许之矣”,就应该履约。但他经不住粘罕的要求,最后只答应将武州和朔州还给宋廷。

面对背信弃义的金人,宋廷自然有所动作。粘罕回东北奔丧期间,在河北宣抚使谭稹的招诱下,“朔州节度使韩正、应州节度使苏京、蔚州土豪陈翊等争叛金人,纳土归大宋”。◎ 宋徽宗。

宣和六年(1124)八月,粘罕重返云中,立即派出人马攻占了朔、应、蔚三州。

面对咄咄逼人的金人,宋廷不是备战备荒,反而玩起了火。宋徽宗听说天祚帝在夹山“收集散亡,势亦稍振”,便派人与天祚帝接洽。数次往返后,天祚帝“许归顺”。宋徽宗许诺“待以皇兄之礼……筑第千间,女乐三百人”,天祚帝怦然心动。只是双方使者往返均途经云中,事情早已经被金人侦知。

宣和六年冬,此前一直躲避在夹山的天祚帝从鞑靼处借来了三万骑兵。他误以为山后地区的金人兵备空虚,有可乘之机,便率契丹、鞑靼联军直扑云中。结果却被金人击败,于宣和七年(1125年)年初成了金人的阶下囚。

擒获了天祚帝之后,金人的战略目标立即调整到了宋廷身上。这年十月,金太宗挟灭辽之余威,颁旨侵宋。

初期,完颜吴乞买希望达到“收复原赐京镇州县”的战略目的,指导战术则是“以和议佐攻战”。

为了加强对攻宋战争的领导与协调指挥,金太宗特意设立了元帅府,任完颜杲为都元帅,分两路兵马大举南下:西路军由左副元帅粘罕率领,与完颜希尹、耶律余睹等,自云中府南攻太原;东路军则以斡离不和完颜昌(挞懒)为主将,率阇母、刘彦宗等由平州西攻燕山。

然而,斡离不与粘罕并不满足于收复“契丹故疆”,决定借机扩大战争规模,拓土略地,劫掠财富。双方又存了争功的心思,约定攻下太原、燕山后,会师于北宋京师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城下。

同时,金人又展现了阴鸷的一面。天祚帝被擒本来是宣和七年正月的事情,金人却一直拖到七月,才以“告庆使”的名义遣使,向宋廷通告这桩“旧闻”。在此之前,金人还派出一拨名为“报谢使”的使臣,重申宋金友好。“告庆使”前脚离开,又有“贺天宁使”[4]赶至汴京。金人使臣不绝于途,并非真的看重双边友好往来,而是有着“窥觇道路”的隐蔽使命。这些所谓的使者其实是为金兵大举南侵来打探道路远近、地势险易的,使者之名不过是打消宋人生疑的幌子而已。当然,当时的宋使、辽使、西夏使往往都负有间谍的使命。

宋廷其实也不是毫无察觉,河东安抚使、太原知府张孝纯就报称朝廷,粘罕重返云中,忙于调兵遣将,“颇下功夫”,似有图谋入侵的异志。

这份奏报引起了宋徽宗的关注,他立即责令童贯去太原了解究竟。童贯还没有离京,又接到张孝纯奏报,有金使至太原,指名道姓要与童贯商议如何向宋廷交割山后之地。结果,宋徽宗竟然天真地相信了金人的诚意,马上诏令童贯赶往太原,与金使商谈山后地区的交割事宜。◎ 童贯画像,出自戴郭邦的《水浒人物谱》。

一直掌握宋廷军政大权的童贯当时已经因“光复燕地有功”,被封为“广阳郡王”。登上仕宦生涯巅峰的他正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所以对金人的积极备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在宋徽宗催促之后,童贯这才动身前往太原。

时隔不久,从河中府雪片般飞来的奏报,将金人的最新动态一一呈报在宋徽宗御案前:

十月初五中山府奏报:粘罕与耶律余睹统领女真军马至蔚州柳甸,大集军兵。

十月十八日中山府奏报:金人选派女真军一万五千人,以及辽东一路选派的渤海军五千人、奚军两千人、铁离军[5]两千人,分道前往平州和云中府,并已屯驻于两路。

十月二十一日,中山府奏报:金人正在选派女真正军以及汉儿军,渐次前来云中府等处。又奏:金人于蔚州和飞狐县等处屯驻,聚集军马,收集粮草。

十一月初三中山府奏报:探报,粘罕下令,要求云中府所辖各县主管之乡军,每人均要带足规定的军械物品以及行军营帐,赶赴云中府缴纳,并于山西一带增派屯驻军马。

十一月十七日中山府奏称:探报,金人平州都统命令所属各县选派丁壮充军,并有一路军兵前来奉圣州屯驻。

所有汇总的情报显示,金人在东西两线厉兵秣马全面备战,准备南侵。所谓商议交割山后之地,不过是金人施放出来的烟幕弹,以障宋人耳目而已。

宋徽宗在位期间,童贯与高俅负责内外兵事,结果“军政不修”、“教阅训练之事尽废”。尽管宋廷对战争准备明显不足,但金人仍不敢掉以轻心。就算西路军统帅粘罕也不敢将期望值定得太高,他认为“下太原、取洛阳、扼潼关,要绝西兵援路”,同时防范北宋皇帝“幸蜀”,就算是达成了战略目标。

金人非常清楚,自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后,双方百余年间无战事,河北、河东等地宋军战斗力低下。而因与西夏长期作战,陕西成了宋廷强兵健马之地,其中作战力最强悍的自然是“西军”。金人必须扼守潼关,不令西军入援,才能安全会师于汴京城下。一旦战略失策,金人能够虎头蛇尾收场都是好的,最严重的后果甚至是南侵金兵有去无回。

为涣散宋廷军民人心,粘罕一面整军备战,一边发布了《元帅府左副元帅、右监军、右都监下所部事迹檄书》。粘罕将自己装扮成正义的化身,把金兵描摹成了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在指责宋廷招降纳叛、“岁贡,又多愆期”的同时,晓谕宋地军民“择其曲直”,“善为去就”。随着战争的深入,这些伪善的言辞很快便不攻自破了。金人南侵

十一月十九日,童贯终于来到太原。他当时任河北、河东、燕山府(1123年入宋后,燕京改名燕山府)路宣抚使,总管三路军事、经济、外交等事务,更有“便宜行事”之权。面对严峻的边境形势,童贯不敢怠慢,派出使者赶往粘罕军中,表面上商议西京交割事宜,实则暗中探听金人究竟有无南侵之意。

宋使一行从太原北上代州,取道应州和云中的边境戌口茹越寨[6],进入金人实际控制区。才到茹越寨,宋使就听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不久前从宋隆德府(治所在今山西省长治市)越境投金的义胜军,已经在粘罕的差遣下,先期从五台山、繁峙县边界向南渗透;从易州投奔金人的常胜军韩民义部,则从飞狐、灵丘一带向南推进,探听宋军边防虚实。

宋使立即发出“急递”,将金人最新动向报告童贯,请他紧急调遣各路军马赶赴边境前线,统一安排,做好防范。

宋使终于见到了粘罕。对山后之地的归还问题,粘罕表现得非常狂妄。他大言不惭地说山前、山后乃是女真旧地,宋廷应该割取些土地来给女真才算是赎罪。在粘罕的强盗逻辑面前,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眼见金人已经决意入寇,战事无法避免,宋使只好怏怏而返。◎ 粘罕雕像。

就在宋使与金人交涉之际,东线斡离不已经抢先动手,不宣而战。然而直到这个时候,童贯仍不相信金人会背盟。他认为,灭辽不过一年,金人不经休养生息,就敢再次擅启兵端?实在是胆大妄为!

十二月初三,宋使回到太原后不久,粘罕派出的使者后脚便至。金使给童贯带来的是一封声讨宋廷的檄文《牒南宋[7]宣抚司问罪》,檄文措辞严厉、强词夺理,内容无非是宋人不遵守双方盟约、招降纳叛等陈年旧账。檄文称:“今聊整问罪之师,且报纳土之由。仍依回誓,收复元赐京镇州县。”

从檄文中分析可知,金人色厉内荏,当时还没有灭亡宋廷的打算,他们主要是后悔将燕京一带地土交给宋人。

就在金使到达太原的同时,粘罕已经率军突破宋境,向南推进了。侵宋的金西路军,主力由国相撒改[8]部、黄龙府万户娄室部、泰州路都统宗室婆卢火部、宗室万户银术可部、女真贵族完颜希尹部、契丹宗室降将耶律余睹部等构成。

战端一开,金人的战事顺利得出人意料。

金兵杀奔朔(今山西省朔州)、武(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直薄马邑而营”,立即就有“汉儿为内应”。占据了朔、武二州后,金兵经怀仁(隶属于朔州)、河阴[9]两县,在十二月初由壶谷寨进入代州境。粘罕告诫手下众将:“今日至代州,与南军必有数战。”

代州是宋人抵御辽人的前沿,《读史方舆纪要》载,代州“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柢三关,咽喉全晋”。因为代州与太原唇齿相依,是战略要津,所以粘罕有此说。

哪知道,接下来的战事进展再次令所有人大跌眼镜:代州守将李嗣本率兵拒守,“汉儿又擒嗣本以降”。

金兵乘胜围攻崞县,“义胜军统领崔忠,同被重围”。大敌当前,守军本应该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哪知他们却相互猜忌,首先内讧起来。代州西路都巡检使李翼对县官李耸道:“崔忠汉儿,贪利苟生,岂有忠节,可与共守?万一内变,岂惟上误国家,吾属亦受祸矣。”众人闻言,沉默不语。

可是还没有等李翼动手,崔忠就先下手为强,“引贼人入城,焚楼橹,劫居民”。李翼率军血战一夜,力穷被执,骂贼而死。代州沿边安抚副使史抗率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无奈寡不敌众,英勇殉国。

金兵乘胜进至忻州。忻州“翼蔽晋阳,控带云、朔,左卫勾注之塞,南扼石岭之关”,此地屏障太原,向北承接云、朔,是宋廷边境上又一襟要之地。粘罕仍以为在此地会有一场恶战,哪知忻州知府贺权的表现令人惊诧。他根本懒得抵御,就直接大开城门,鼓乐喧天地欢迎入侵者。

兵贵神速,粘罕立即率军直驱石岭关。

石岭关设立于唐朝,由于“石岭涧泉,而环关皆山”得名。石岭关位于太原市北五十里、忻州市南二十里,在阳曲县大盂镇北部,北与忻州市接壤。关西侧是系舟山西部小五台山的余脉凤坡山,东侧是云中山余脉官帽山,关为凤坡山与官帽山结合地带的陉口。◎ 石岭关城门遗址。

石岭关坐落在晋阳通往北部雁代地区的孔道上,既是进入太原盆地的重要隘口,也是通往“代、云、宁、朔”的交通要道。赵光义平北汉之役,就是先占据石岭关,断绝了辽援,这才攻取了太原城。据宋时《武经总要》一书记载,石岭关“其路可行单车”,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历史上太原之战的成败,石岭关之得失往往举足轻重。如此重要的关隘,张孝纯安排的守将却是义胜军将领耿守忠。

这些本被宋廷倚为长城的义胜军,转而变成了为敌军引路之人。在他们先后降金的影响下,河东州县雪崩一样纷纷陷落,金兵势如破竹地向南挺进。虽然导致北宋覆亡的原因有多种,但这些汉儿的反水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汉人”一词源于汉朝,其时专指汉朝人。汉亡之后,则成为周边民族对原汉朝管理下的“郡县之民”,即汉民族的称呼。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汉儿”的称谓。山西方言中“人”、“儿”通用,“汉儿”与“汉人”意思一样,最早并无任何褒贬之意。随着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的交融,汉化与胡化并行,到唐时已有“汉儿尽作胡儿语”之诗句。其实如《全唐文》中程晏的《内夷檄》所说:“四夷之民……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在生产方式与生活环境的巨大影响下,血缘所能产生的民族认同感往往是非常微小的。

自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将燕云之地献与契丹人之后,那些生活在敌境中着“胡服”、说“胡语”、用“胡礼”、习“胡俗”的汉人,已经与胡人无异了。当时宋人自称“中国人”、“南人”,“汉儿”则成了对契丹王朝治下汉民的特指。

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形容汉儿:“其人坚忍奇崛,包藏祸心,狡立凶谋,前有荆轲太子丹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

辽末,以汉儿为主体的常胜军在其将领郭药师的率领下降宋,徽宗皇帝对之荣宠有加,竭尽笼络之能事,于是常胜军人数大增,装备精良。徽宗甚至命郭药师率众屯驻燕地,更将地方的军事、经济大权全交给了他,结果没想到是“引狼入室”。郭药师在地方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与知府王安中水火不容。宋廷无奈,只好另派谭稹出知燕山府。

谭稹到了地方,担心郭药师与常胜军尾大不掉,于是建议另外在河东地区建立一支由汉儿组成的部队,作为制衡力量,这只数万人马的部队就是义胜军。

义胜军又被称为投附人,是燕云地区的汉人。在金人灭辽的战争中,这些汉人为躲避战火逃到了宋地,因其“勇悍可用”为宋廷招抚。宋廷认为,如果放任他们全部加入到郭药师麾下,常胜军更难以驾驭。宋廷将他们收编,散居在河东各地,是为了分常胜军之势。这本是“驱虎吞狼”之计,但其实虎狼都是要吃人的。

这支由燕云地区汉儿组成的部队,自成立之始就是非不断:“如义胜军等……其在河东者,约十万余人,官给钱米赡之,虽诸司不许支用者,亦听支使,久之仓廩不足,以饥而怒,出不逊语。时我军所请,皆腐余,亦怨,道路相逢,我军骂辱之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军也,而食陈,吾不如番人耶?吾诛汝矣!汉儿闻而惧。”

当面以“番人”来辱骂这些燕云之地的汉民,本是宋人长期以来视其为“非我族类”的强烈心理流露,结果却加速了“其心必异”。在河东地区的义胜军找不到归属感,“其心异贰”。面对这种情形,宋廷没有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措施解决双方之间的隔阂,而是听之任之,导致燕云汉民与宋人离心离德,矛盾日益尖锐。

总体而言,这些汉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非民族大义。降宋降金,不过是他们“有奶便是娘”的逐利思想罢了。于是,金兵南侵,义胜军将领李嗣本、耿守忠选择不战而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义胜军降金,金兵尽悉宋人虚实,更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金军占据了云中等地之后,极大削弱了宋廷在河东代北地区的防御能力。李嗣本、耿守忠降金后反戈一击,金兵更是“如入无人之境,直趋太原”。

金人惯使的伎俩就是制造“谈判可以解决争端”的假象,在迷惑对手的同时,加足马力开动战争机器。这个“一招鲜”在灭辽之役中屡试不爽,用在童贯身上仍是立竿见影。

当时事态已经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童贯居然仍幻想着金人收回成命,双方和平解决争端。直到金使亮出了“底牌”——宋廷割河东、河北两路土地给金朝,双方以黄河为界!

听到金人狮子大开口的议和条件,童贯惊得面无人色。金兵来势迅猛,金使漫天要价,更是让他心惊肉跳。让人气愤的是,清醒过来的童贯第一个念头并不是组织人马抵御金人入侵,而是琢磨着如何逃离是非之地。

十二月初七,拿定主意的童贯决定开溜。他将河东安抚使、太原知府张孝纯请来,告之自己将于明日“赴阙”[10],与天子共商国家大事。太原与河东的防务,都要交给张孝纯。

张孝纯闻言大惊,怔忡在当地,良久才反应过来据理力争。他认为国家危急时刻,身受国家厚恩的童贯应该留在太原召集各路大军,并力抗金兵入侵。如果他率先逃离,将会导致人心“骇散”,局面糜烂不可收拾,整个河东会沦陷敌手。一旦河东失守,河北也将不保。

见张孝纯极力阻挠自己离开,童贯勃然大怒。他恼怒异常,口不择言地当众宣称:“贯受命宣抚,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贯,置帅何为?”

安抚使,是具有军事性质的官职。因河东路与辽、夏接壤,因此宋廷设河东安抚使之职便于处理对辽、夏事务。河东路安抚使之职始设于宋夏交恶的庆历元年(1041年),后来由太原知府兼任。河东安抚使是河东路最高军事长官,童贯这样讲,虽属于强词夺理,但也是基于事实。

双方越说越僵,张孝纯怒不可遏,拍案而起道:“平生童太师作几许威望,及临事乃蓄缩畏慑,奉头鼠窜,何面目复见天子乎?”

张孝纯的良言相劝,也无法阻挡童贯离去的决心。据宋人笔记《靖康小雅》记载,童贯“夜开太原门而出”,带着宣抚司的僚属,以“日驰数百里”的速度撇下太原一城军民,头也不回地往汴京方向去了。

不幸中的大幸,童贯走时留下了宣抚司统制、大将王禀。

王禀字正臣,开封人,生年已不可考。他出身将门世家,年轻时即追随父亲战斗在宋夏边境,在实战中锻炼了军事才干,是北宋末年难得的智勇双全的军事人才。童贯奉旨前往太原与金人商议山后土地交割事宜,“王禀以宣抚司统制与贯驻太原”。就在此时,发生了隆德府“义胜军叛逃事件”。王禀奉命与耿守忠出兵平叛,但仍有三千义胜军叛逃至金人控制区,“具言中国虚实”。

十二月十八日,金军兵临太原城下。张孝纯与王禀立即率军坚城固守。见宋人有备,粘罕屯军太原北陈村,遂围太原。

至此,宋金太原攻防大战正式打响。

两路侵宋金军共计六万人。从军事战略角度分析,金军集中优势兵力直取河北,攻击无险可守的北宋京师汴京城似乎是更好的选择。为何却兵分两路,孤军深入?要知道分兵为兵家之大忌,有名将之称的粘罕和斡离不,难道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其实,分兵恰是金人有备而来。

历史上,山西境内最有影响力的三座城市,自北而南为大同、太原、平阳(临汾)。太原居中,上引下联,可以控制大同与临汾,是整个山西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太原地处山西中部,控山带河,地势险峻。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此地都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错的地带。昔年李牧抗击匈奴、汉高祖白登之围都发生在山西。从秦汉到唐宋,历代王朝不约而同地将山西西南的陕西或者山西东南的河南作为都城所在,于是太原便成了中原王朝抵御游牧民族南侵的战略要津。太原有警则京师震动,太原无恙则京师无忧。因此,太原素有“中原北门”之称。唐末五代时,中原王朝兴替相继,而太原的特殊战略地位日益凸显。至北宋年间,太原仍是抗击契丹与西夏的大本营与军事后盾。北宋末年,山西太原与河北大名被视为拱卫京师汴京的军事重镇。一旦此二地有失,汴京城就危在旦夕了。◎ 《读史方舆纪要》。

明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纵论山西形势:“太原控带山河,踞天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区。”

宋人对山西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金兵大举南犯之初,隆德知府张确就上书主张加强河东防务,称“河东天下根本,安危所系,无河东,岂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11]

历史上“河东”的概念,在地域上经历了三次发展变化:先秦时的“河东”与“河西”相对,大约相当于一州之地,为晋、魏国都绛、安邑所在的今运城地区;秦汉时期的河东郡辖境,东至今山西沁水县,北至霍山,西、南以黄河与陕西为界,包括今天晋南的临汾、运城两地;唐宋时期的“河东道”、“河东路”辖区覆盖今山西省绝大部分地区,因而“河东”也往往作为山西的代称使用。

综上可知,河东是北宋天下的根本之地,而太原则为河东之根本。甚至也可以说,太原是中原王朝的根本。隋末以来,谁据有太原,谁就可能得到天下。李唐因为起家于太原,因此将龙兴之地封为“北都”。唐时,太原是长安、洛阳以外的全国第三大政治中心,“时中朝瞻望者,目太原为‘小朝廷’。”[12]

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而立,建立了北宋政权。面对南北各地的割据政权,他采取了“先易后难”的定国之策。赵匡胤曾数次对北汉政权用兵,却一直无法攻破太原坚城。直到解决了南方的割据政权,宋军才兵分五路,对割据太原的北汉政权再次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眼见城破在即,宋太祖赵匡胤却遽然驾崩,宋军只得无功而返。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太原。宋军围困太原坚城月余,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北汉刘继元终究不得不出降。

北宋王朝建立十九年后,才终于啃下了太原这块硬骨头。宋军先后数次征伐,投入数十万大军攻打太原,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宋太宗考虑到,太原别称“龙城”,历史上曾出过形形色色、不计其数的“皇帝”,无数野心家凭借它城高池深的地理优势对抗中央,“违天拒命”。因此为免除后患,赵光义火烧、水灌,硬生生将有一千五百余年历史的太原城夷为平地。

很快,赵光义就会明白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不可及的蠢事。拆毁了太原城,等于失去了阻止契丹人南下的屏障,此举无异于自废武功。

随着征辽的失利,宋廷不得不重新修筑新的太原城。太平兴国七年(782年),大将潘美奉旨建城。新城选址于汾河东岸、太原盆地北端的阳曲县唐明镇,较原太原城北移约四十五公里。“城周一十里二百七十步”[13],“城方四十里”[14]。太原新城初时只是一个小土城,城由内外两重构成,大部分街道都呈丁字形。据说这是秉承赵光义的旨意,目的为了破掉太原城的龙脉。不过,这种形制的街道十分利于巷战,这样做可能也是出于防御外敌入侵的需要。

新的太原城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地方割据势力生存的地理条件,同时展现了向北积极防御、主动出击的态势。十年后,宋廷又在太原新城的外围新修了南关、东关、北关三城,其中南关城的东西面又与大城两端相连,用于屯兵。

北宋之前的太原城由西城、中城、东城三部分组成,三城周长四十二里。虽然新修的太原城规模大不如前,但以太原新城为枢纽的交通线路建设,却在原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与加强。从太原新城西南可沿汾河谷地至长安;东南过太谷石会关、长平关、太行陉可至洛阳;北上可经石岭关、代州、朔州至云州;西北过宪州、岢岚州、保德军至府州;东行过榆次、寿阳、井陉关至恒州。这些通道无一例外,全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干线。◎ 赵光义。◎ 保存到现在的宋代古城墙。图中的包砖城墙,大约在南宋时成为主流,北宋时期仍以夯土城墙为主。坚守太原

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童贯逃回汴京。结果当朝宰执、御史官员、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人弹劾他临阵脱逃,徽宗皇帝也没有处罚他的意思,此事就不了了之。童贯带回了金兵分两路南侵的消息,却将伐宋檄文以“恐伤天子意”为由隐瞒不报宋徽宗,只是私下与朝臣议论。

直到有一天,早朝的宋徽宗接到宰相李邦彦进呈的一封书札。徽宗看后被吓得面无人色,原来这正是金人的《牒南宋宣抚司问罪》书。宋徽宗认为,这个时候再去追究童贯的责任,难免会被人讥为找替罪羊。思来想去,宋徽宗命臣子替自己拟了两篇官样文章《罪己诏》和《罢花石纲指挥》,就认为是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了。

金人步步南进,徽宗也无良策御敌。无奈之下,他只得颁旨号召各地起兵勤王。宋徽宗一方面令各地官员在地方招募兵马,发兵驰援,一方面许诺对立功之人破格奖赏。

得知太原被围,第一个率军赴援的是朔宁府守将孙翊。孙翊是河东名将,金人素闻其名,粘罕对他十分忌惮。不过,粘罕在围城之初就制定了“遏彼外援,绝其饷道”的战略战术。这也是后世所说的“围点打援”。宋金太原之战其实就是中国战争史上最为经典的围点打援战役。

金兵围太原,为防宋军增援,便同时分兵将太原外围的险隘一一扼守。由于粘罕分兵守住了雁门关[15],孙翊无法,只得绕行宁化、宪州,出天门关[16],赶至太原城下。

孙翊率军两千远来,与金人战于城下。张孝纯非但没有率军冲出城接应,反而闭门不纳。张孝纯甚至还对孙翊说:“贼已在近,不敢开门,观察[17]可尽忠报国。”孙翊哀恳道:“但恨兵少力乏。”他见张孝纯不为所动,只好返身复战。

正当孙翊率军在太原城下与金兵殊死搏杀之际,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在金兵刀枪的逼迫下,朔州城的妇孺老少被驱赶至阵前,一边哭天抹泪,一面呼儿唤夫。孙翊麾下军兵多数是朔人,看到父母妻儿凄惨哭嚎、生命悬于一线,立即丧失了斗志,就于阵前哗变。孙翊难以阻止,于是单骑跃马挺枪杀向敌阵,哪知被叛军在身后偷袭,壮烈殉国。

原来,孙翊率军绕远入援太原期间,朔州已被金人围困。守军坚持了十来天,就放弃抵抗,举城降敌。金兵得知孙翊率军赴援,情知双方必有一场恶仗,便“驱朔之父老,以示翊军”。此一招釜底抽薪出其不意,一举瓦解了孙翊所部军心。◎ 山西地形图。

第二个率军入援太原的是府州知州折可求。

府州隶属河东路管辖,下辖府谷一县,治所位于今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杨城村。唐末五代,出身党项、熟悉代北蕃情的当地土著折氏,在契丹、西夏强邻的威胁下,选择了依附中原王朝,成为中原王朝守卫西北以及北方的重要屏障。府州东过黄河便是宋火山军、保德军,经保德军、岢岚军、岚州可至太原府。府州是军事州,知州就是军将,子弟部伍即为士卒。加之府州地方民风剽悍、尚武而善战,在折氏家族统领下拥有强悍的作战力。所以,府州折家军将,参加了北宋对契丹、女真的每一次战争。两百多年间,折氏家族名将辈出,先后涌现了折继闵、折克行、折可适等一批优秀将领。所以从宋太祖赵匡胤代周开始,到北宋末年,折氏世袭府州,共传六代,出了十二位知州。在削弱藩镇节度势力、打击地方割据不遗余力的宋王朝内部,府州折家无疑是个异数。

折可求率两万军兵从府州渡过黄河,准备出天门关西部入援太原。哪知道孙翊军败后,金人占据了这一险关。折可求无奈,只好率军翻山越岭,出松子岭[18]间道而行,准备由交城[19]入援太原。

结果折可求率军跋山涉水,进至交城,喘息未定之际,就与金兵狭路相逢。金兵向宋军发起猛攻,府州军虽然远途劳顿,但战斗力极强,与金兵交锋丝毫不落下风,“自早至日中,胜负相偿”。可惜宋军虽有心杀敌,无奈连续行军,早已疲惫不堪,金兵则以逸击劳,越战越勇。最终,宋军力不能支,大败而归。

就这样,粘罕分别采用瓦解、离间军心和以逸击劳的战术,围点打援,各个击破了孙翊与折可求的军队。

其实在孙翊率军支援太原前,有手下人建议:朔州离云中近便,粘罕既起大军南下,老巢空虚,守军多是老弱病残。如果与折可求合兵一处,间道倍行,直趋云中,金人势不能挡。粘罕如果回军,与太原宋军前后夹击,令金兵首尾不能相顾,或者可以成功。◎ 复原的宋代甲士。

这一招“围魏救赵”之计如果实施,就算未必能击败金兵,但至少会打乱金人南侵的步伐。届时,粘罕势必分兵救援云中,如此一来,太原之围自解。宋军再于途中设伏,以逸击劳,至少可以最大程度地抵消战斗力不及金人的缺憾,大败金兵也极有可能。“致人,而不致于人”是《孙子兵法》中调动敌人、争取战场主动性的兵家精髓。如果孙翊这样去做,历史未必就不会改写。然而孙翊踌躇再三道:“此策固善,奈违君命!”可以说,在宋廷长期压制武人的政治惯性压力下,孙翊最终没有采纳这个计策,使宋军失去了一个扭转战局的良机。

不过,孙翊与折可求相继入援太原,相互间却没有事先取得联系,约定好共同进退。以致不但没有解太原之围,还给粘罕制造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也是其失算之处。◎ 《清明上河图》中带有瓮城的宋代城墙。

所幸的是,粘罕分兵抵御宋军的援兵,城防压力减轻。在太原城中,张孝纯全面主持军政,具体军事指挥则是王禀。王禀立即不顾个人安危,“辄领轻骑出城,马上运大刀径造敌营中左右,转战得敌首级百十,方徐引归,率以为常”。这种漂亮的防守反击,有两个关键因素:胜捷军的精锐敢战,太原城防的固若金汤。

胜捷军为童贯所创,军士的挑选十分严格。“每禁军一指挥,所选止一二人,或三四人。”宋时禁军每五百人为一指挥,设指挥使。所以,童贯在数十万禁军中才挑选出五千余人。胜捷军士兵个个身高力大,“武骑超绝”,是宋禁军中的精锐之师,战斗力最为强悍。童贯离开太原,虽然带走了手下幕僚,但是因为留下王禀配合张孝纯守太原,所以留下了三千胜捷军。于是,这三千人马成了守卫太原城的中坚力量。

北宋年间的太原城仅有四座城门,东曰“朝曦”、南曰“开远”、西曰“金肃”、北曰“怀德”。开远门至朝曦门二里,朝曦门至怀德门三里,怀德门至金肃门三里,金肃门至开远门二里。由此推算,太原城略呈东西窄、南北长的形制。

宋哲宗、宋徽宗在位年间,山西地震频繁,而最近一次地震就发生在宋徽宗靖中建国元年十月辛亥日(靖中建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即西历1101年11月16日)。当时太原府、潞、晋、代、石、岚等州,岢岚、威胜、保化军等地“地震弥旬,昼夜不止,坏城壁屋宇,人畜多死”。地震导致太原城墙损毁严重,于是宋廷在河东路设置了“专充修城”的壮城兵,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兵。他们不但负责修筑,还负责城垣的日常维护。在壮城兵的努力下,太原城的城防日趋完善。

当时的太原城由于其在军事防御上的重要性,修有护城河与吊桥。吊桥出现于唐时,也称钓桥,将桥制为翻板,有需要时撤去横销,桥即翻转。桥的一端制成枢轴,另一端搭向护城河的对岸。战时,将桥拽成垂直竖立状,阻敌过桥。

修建吊桥是为了方便平时出入城门,战时利于攻守。但是守城方一旦失利,难免会出现守军来不及扯起吊桥或者扯起时速度太慢,被敌方砍断绳索的状况。如此,吊桥不但失去了应有作用,反而会被攻方利用。为了保护吊桥,在激烈的攻防大战中赢得时间,宋人以吊桥前方为中心修建小城,城墙沿护城河或壕沟外侧呈弧形延伸,因小城形如新月,因此称为“月城”。

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太原知府陈尧佐为防止汾河泛滥,在汾河东岸筑长堤,引汾河水在汾堤与府城之间筑成周五里的湖泊。北宋仁宗庆历四年至五年间(1044—1045年),张亢在河东“城外筑月城以包水源于内”。

宋人在太原城外修的月城,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站在月城上可瞭敌虚实,如果来敌少则主动出击,歼敌于城下;如果敌人来势迅猛,抵御片刻则立即主动撤退,利用月城这一缓冲地带,迅速撤离战场,抓紧时间建起第二道防线。

凭借以上军力和城防,王禀率轻骑突出朝曦门冲锋陷阵,进退裕如,绝非逞匹夫之勇。◎ 宋钦宗。

而就在粘罕率军围攻太原之际,斡离不率领的东路金兵进军神速,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汴京。

东路军“自燕南攻”,由平州发兵,宋军望风披靡。斡离不率军迅速占领了清州(今河北省沧州市青县)、檀州(今北京市密云区)、蓟州(今天津市蓟县)等地,很快进至三河(今河北省三河市)。在宋燕山府东面的白河(今北京市通县东潮白河),金军与郭药师的常胜军发生了一场恶战。常胜军先胜后败,久蓄异志的郭药师败回燕山府,将知府蔡靖等人囚禁,投降了金兵。降金后的郭药师与常胜军,摇身一变成了金人侵宋的急先锋。

当金兵西路大军进围太原、东路大军占领燕山府的消息传至汴京,宋徽宗惊得目瞪口呆,当时昏厥于地,“气塞不省、坠御床下”。等到苏醒之后,他已经是半身不遂的病人。当晚,宋徽宗忽然做出惊人之举。他将坐了二十五年的龙椅让给了前来探视的太子赵桓,自己则“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赵桓极力推辞,宋徽宗命人将一件黄袍强行披在儿子身上。毫无思想准备的赵桓惊出了一身冷汗,差点也昏倒在地。◎ 王安石。

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宋徽宗迫不及待地将黄袍披在儿子身上,虽都是在做戏,但其用心和形势已是天差地别。北宋之覆亡,征兆已现。

赵桓“黄袍加身”,不得不接过父亲手中的烂摊子,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即皇帝位,史称“孝慈渊圣皇帝”,庙号钦宗。新君登基才两天,便决定新年后改元靖康,1126年也就成了靖康元年。

靖康之耻、北宋覆亡,南宋、明清学者往往都归咎于蔡京乱政,追根于王安石变法。宋人还有一种荒诞的说法,认为是宋真宗陵寝风水不好导致的。另有一种更为离奇的说法,认为是宋徽宗改元“宣和”这一年号造成的,因为“宣”字拆开来看,就是“一家有二日”。

甚至,“靖康”这个年号,更是被一些人附会为“康王十二月立”。其实,赵桓的“靖康”年号本是祈求国泰民安的,哪知道一朝败亡,就被后人曲解为一语成谶。

而就在宋徽宗内禅之时,斡离不正在率军攻打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中山(今河北省定州)、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斡离不见一时无法攻拔坚城,索性绕城而过,随即攻占了庆源府(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信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

因为军事进展顺利,斡离不自信心爆棚,不再以“收复元赐京镇州县”为满足。他与粘罕不谋而合,提出“以河为界”的要求。宋廷遣使哀告,燕山本汉地,重归宋廷人心犹不服,金廷“若以金国法度治河北,人必不安”,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息兵休战,“依旧以白沟为界,增添岁币,其利无穷”。

斡离不根本不为所动,继续率军南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斡离不在行军途中,收到徽宗皇帝内禅的消息。史载,金人“军中大惊,犹豫未敢行”,斡离不“恐南朝有备,意欲还师”。结果,郭药师见状,进言“南朝未必有备”,并解释道:“汴京富庶,非燕山府可比。今太子郎君(斡离不)进兵神速,可乘此破竹之势,急趋大河(黄河),宋军将士必破胆,可不战而还。如果宋廷有备,金军‘耀兵河北,虎视南朝,以示国威’。那时还师,犹未晚也。”斡离不早有得陇望蜀之心,听了郭药师的剖析,深以为然,挥师继续南下。

当时,新君赵桓已经派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率领七千骑兵驻守浚州(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步兵都指挥使何灌率兵两万把守黄河,试图利用黄河天险阻止金兵南下。就在新君忙着新年改元之际,金军逼近浚州,贪生怕死的梁方平“不敢拒战”,烧毁河桥“单骑遁归”。主帅跑路,七千宋军顿时作鸟兽散。

何灌听说梁方平的军队已经溃散,自知难以守住黄河,也望风而逃。两万宋军不战而走,天险黄河无人把守。

金兵找到几条小船,用了四五天时间,才渡过黄河。侥幸过了黄河的金兵额手相庆道:“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吾辈岂能渡哉!”

得知金军进至黄河,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三,钦宗皇帝下诏亲征。正月初五,钦宗先是任命尚书右丞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矇为副使。哪知道他没来得及御驾亲征,金兵就径自打上门来了。

正月初七,东路金军兵临汴京城下。在此之前,得知金兵已经渡河,太上皇赵佶下诏“下亳州烧香”,在童贯、蔡攸等人的护拥下,连夜逃往南方避难去了。尚书张劝以及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余名朝臣,也弃官而逃。

金兵南侵之初,宋廷曾派出给事中[20]李邺出使金人军前,争取外交解决争端。结果李邺此行非但没有达成目的,反而在回到汴京后,“盛谈贼强我弱”,称金兵“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这个李邺还认为宋廷没有办法抵御金兵的进攻,建议徽宗皇帝(彼时还未内禅)尽快与金人议和。李邺长金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行为令人不齿,时人称其为“六如给事”。◎ 虎蹲砲。

本来,宋廷上下就已经弥漫着“恐金”情绪,经李邺添油加醋一番渲染,一些人更是怕得要死。赵佶前脚离了汴京,刚刚接班的赵桓也决定南走襄阳,暂避金兵锋芒。关键时刻,李纲力谏,赵桓这才勉强留下来。钦宗随即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汴京)留守、亲征行营使等,让他负责汴京的防务。

李纲临危受命,积极组织军民备战,置楼橹、设弩床、搬砖石,修缮城防设施。斡离不率军猛攻汴京东门,李纲亲自登城督战,激励守城将士杀敌。守城军兵见李纲亲临指挥,士气高涨,对攻城的金兵予以迎头痛击,“近者以手砲、檑木击之,远者以神臂弓射之,又远者以床子弩、座砲及之”。◎ 旋风车砲。

在宋军英勇奋战下,攻城金军有溺毙于护城河的,有从云梯上掉落摔死的,有中箭而亡的,有被石头砸死的,死于汴京城下的金军尸横累累。

金军数次组织进攻,都被李纲率领宋军击退。但即便这样,钦宗仍然不相信李纲可以守住汴京。在李纲率领宋军与金兵浴血奋战的同时,钦宗派出使臣至斡离不军前,请求议和。

与此同时,粘罕的西路军仍被阻于太原坚城之下。

与契丹、党项不同,金人的军事技术更为全面。金军不但擅长野战,而且在攻城方面也不断取得突破,在南侵宋廷时已经学会了抛石机、铁火砲等攻城利器的制作技术。时人记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砲”。◎ 单稍砲。◎ 双梢砲。◎ 七梢砲。◎ 洞子车。

金人攻城使用的砲,其实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的投石机。这种武器是把一根长长的砲梢,也就是巨大的杠杆,砲梢中部装在可以旋转的横轴上,再把横轴架在用粗大木材构成的砲架上。在砲梢的一端用绳索连着一个用来装石弹的皮窝,另一端则系上几十根长长的拽索。发射的时候,一个战士负责将石头放在皮窝上,另外几十名战士猛然拉拽绳索。梢杆一下反转上来,就能把安置在另一端皮窝中的石块远远地抛射出去。巨大的石块不仅可以摧毁城墙上的防御设施,还可以杀伤守城将士。

十二世纪初,宋、金、西夏各政权军队所使用的砲类型繁多,分为单梢砲、双梢砲、五梢砲、七梢砲、旋风砲、虎蹲砲、手砲……

手砲砲石重半斤,只适合用于近距离使用。单梢砲砲石重二斤,旋风砲砲石重三斤,双梢砲砲石重二十五斤,五梢砲砲石重七八十斤,七梢砲砲石可重达一百斤。其中单梢砲虽然最大射程可达二百七十步(约420米),但它的砲石分量太轻,无法对守御方的城防工事造成足够大的威胁。金兵攻城使用的砲,应该是双梢砲、五梢砲、七梢砲这一类的重型砲。

另外。金人的攻城战术也非常娴熟,甚至萌发了集火射击和砲步协同作战的军事思想。金兵每次攻城前,都要先做火力准备,破坏守御一方的城防工事。攻太原城时,粘罕“先列砲三十座”,一声号令,金兵一起发砲。根据这个记载推断,三十门砲不可能环绕在太原城周同时发砲,应该是集中攻击一个点或者面。金兵远至,自然无法带来许多重砲,集中所有力量攻击一点,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砲的威力,震慑对手,达到战略目的。

这些都对太原城的城池防御是个严峻考验。

时人记载,“砲石入城者,其大如斗”,太原城墙上设置的楼橹中砲后,“无不坏者”。于是王禀在城墙上针锋相对,预备了“虚栅”,在楼橹上覆盖了“糠布袋”。“虚棚”与“糠布袋”是一种类似于防护网的东西,金人的砲石打在上面,它们会起到缓冲作用,再落在战棚或者楼橹之上,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太原城中也有砲,之所以没有还以颜色,是因为金兵在砲击之时,总是强迫附近百姓做前驱。如果太原守军以牙还牙,势必会误伤大宋子民,所以守城宋军只有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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