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雅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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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当代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丛书)试读：
前言
本书探讨的是当代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社会转型”的概念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它主要是指社会因内力或外力的作用而发生的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因此也被称为“社会变迁”，即一个国家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与人的价值观念上的变化过程，因而社会转型的过程即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剧变乃至解体，以及伴随而来的原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大转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发展格局，同时它也被看作20世纪70年代初期始于南欧、拉美等国家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引起世人的瞩目。人们发现，在这些实行社会转型的国家，其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大多是由社会上层，即精英们来主导的。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导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精英的信念与行为。因而，社会转型国家中精英的角色问题也成为当今政治学研究领域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20余年社会转型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制度设计上的博弈和互动，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与东欧等国家的转型进程相比，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具有更为复杂的特性。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社会改革，在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第一次引入了公开竞争和差额选举的干部任用制度，打破了苏联社会长期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精英上升渠道，同时也开启了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序幕。在苏联解体与建立新俄罗斯的过程中，俄罗斯社会迅速完成了由一党制的苏维埃体制向多党制的“宪政制度”的转变、由所有制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多元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也完成了由苏联境内的一级行政区划单位（联盟共和国）向一个独立国家的转变，而这些转变都是在上层政治精英的积极推动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激进变革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的。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这一特点也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现实，即苏联时期的大部分“政治精英”在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按照新的精英生成方式转变为“新一代”俄罗斯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新一代”俄罗斯精英的组成结构、价值趋向与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转型时期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虽然以叶利钦为首的政治精英在俄罗斯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框架，但超级总统制的确立却为执政者施展个人权威提供了政治条件，从而促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又重新回归到威权主义。尤其在普京的前两个总统任期内，他通过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各种有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势力，逐渐形成了以其个人集权为核心的新型权力结构，其实质就是一种以民主形式出现的“强人政治”。在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前，依靠他的精心设计，形成了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特殊权力配置——“梅普组合”，最终促成普京再次回归国家最高权力。
对俄罗斯精英发展进程与典型特征的考察与分析，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当今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特殊性，也可以在体制变革与国家治理方面，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转型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正是由于精英在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社会转型中所显示出的独特作用，近年来各国研究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学者对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精英问题都给予极大关注。而西方学者对俄罗斯（苏联）精英的研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出现冷战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精英在苏联政治系统中的生成、演变、流通、作用及其地位等。苏联解体后，对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转型时期精英问题的研究依然是美国等西方学者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他们从考察俄罗斯精英阶层的历史演进，到分析俄罗斯精英的生成方式、流动渠道以及功能模式，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
在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对精英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学者借鉴并吸收了西方传统的与当代的精英理论及研究方法，陆续出版了数十部精英研究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同时还创办了专门研究精英问题的[1]相关刊物，出现了一大批精英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相比较而言，目前在我国俄罗斯问题研究领域将当代俄罗斯精英作为专门研究的著述并不多见。有鉴于此，本书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俄罗斯精英——政治行为中的“人”为研究对象，运用当代精英理论及转型政治学的相关理论，详细考察当代俄罗斯精英在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地位、政治影响和相互博弈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当代俄罗斯精英的一般特征。
本书在结构和写作上采取了“先总后分”的方式。首先详细介绍了精英理论的一般概念以及近年来在俄罗斯学术界形成的“精英学”的主要内容，同时对当代俄罗斯精英的总体面貌进行概括和梳理，然后按照其功能和特点将当代俄罗斯精英划分为政治精英、地方精英和经济精英，并以历史脉络为出发点，运用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俄罗斯各类精英的形成过程、组成方式、类型特点等进行归纳和总结。针对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俄罗斯的官僚体制”以及“结构性政治腐败”等问题，我们在相关章节的论述中也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和研究，为人们深入理解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特殊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为俄罗斯精英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用专门的一章分析并探讨了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动员型发展模式”“服务型精英”与“帝国意识”等精英政治传统的主要内容与特点，以及这些政治传统对当代俄罗斯精英的形成和发展所具有的特定意义和深刻影响。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为当代俄罗斯“精英政治”的典型实例，我们将2008～2012年间俄罗斯政治中出现的从“梅普组合”到“普梅组合”的模式转换作为观察点，对“梅普组合”与“普梅组合”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内容进行梳理与回顾，形象地展现出当今俄罗斯“精英政治”的内涵与政治精英内部关系的特点。《当代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参加本书研究和写作的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多年从事俄罗斯政治与社会文化研究的学者。全书的基本框架设计由李雅君和张昊琦负责完成。各章的具体写作情况如下：
导论 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 张昊琦 李雅君
第一章 精英理论的一般概念与俄罗斯的“精英学” 李雅君 张昊琦
第二章 俄罗斯的精英传统 张昊琦
第三章 当代俄罗斯精英的演化 李雅君
第四章 当代俄罗斯的政治精英 庞大鹏
第五章 当代俄罗斯的地方精英 崔皓旭
第六章 当代俄罗斯的经济精英 郝赫
第七章 当代俄罗斯的“精英政治” 李雅君
各章初稿完成后，由李雅君对全书做了部分修改和增补，包括最后的统稿和参考文献的整理工作。
尽管我们在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花费了很大精力，但由于研究水平所限，很多方面还研究得不够深入。其中，由于缺少相关的研究资料，我们没有在本书中对当代俄罗斯精英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俄罗斯文化精英进行专门的研究，实属遗憾。而所有这些遗憾和不足也只能留待本书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去完成和弥补。至于研究和写作中存在的疏漏和不当之处，还敬请各位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李雅君 张昊琦2014年9月30日
[1] 西方学者和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精英问题的研究成果请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中的相关内容。导论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
俄罗斯是一个专制传统浓厚的国家，在其历史进程以及政治发展中，政治精英是国家治理的主体。综览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历史，几乎所有的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自上而下”地推动的，且不说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即使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也不是所谓的“人民起义”导致了沙皇的逊位，君主制的命运实际上是由一个狭小[1]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圈所决定的。这似乎也印证了美国政治学者H.拉斯维尔所说的一句话：“在所有的大型社会里，任何特定时刻的决定[2]都是由一小撮人做出的。”
相对于西欧国家的“创新型”发展模式来说，俄罗斯一直是一个“动员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模式中，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是冲突的，国家需要通过强硬的政治系统来进行控制，政治精英占据着国家的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服务型”机制。俄罗斯历史上的精英，从“波雅尔大贵族”到“服役贵族”，从“帝国官僚”到“苏联权[3]贵”，都具有动员型模式下的“服务”性质。这种服务性质决定了行政精英队伍的建设以及持续不断的“清洗”一直是俄罗斯最重要的[4]任务。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大转型引起世人瞩目。在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各种观点竞相迭出。主流的观点是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苏联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就连俄罗斯前任总统、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苏联解体确实是对人们的巨大考验，对许多人来说是悲剧，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们没有什么可[5]供选择的替代性发展方案。”对于这一观点，某些政治学研究者并不赞同，他们认为，“苏联政权变迁的原动力来自个人，而不是对社会压力所做出的直接回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也并非万不得已，[6]它不是因为“经济危机或战争所迫而采取的行动”。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曾表示，如果他不进行政治改革，他到现在依然会是苏共中央总[7]书记，因为当时的体制是足够稳定的。顺着这样的思路，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试图证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当时占据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大部分“党-国精英”倾向于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改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们希望将自己的特权和资产合法化并传给其子孙。他们与新兴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组成了“亲资本主义同盟”，推动了苏联政治制度的改变。正是这种来自[8]上层精英的“革命”摧毁了苏联。尽管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有一个事实却是：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虽然50%的“党-国精英”离开了自己的职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们不断地实现着代际更替，然而苏联解体20年来，俄罗斯的“政治阶级”并没有完全实现更[9]新，“新瓶装旧酒”的情况仍然存在。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室提供的调查资料，叶利钦时期75%以上的政治精英、61%的[10]商业精英都曾是苏联时期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叶利钦时期绝大多数的地方精英也主要来自苏联时期的官僚机构，其中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任职的占到57.4%，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任职的占到39.7%，只[11]有很少一部分人来自于社会的其他领域。在当今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中，由苏维埃时期政治精英转变而来的俄罗斯“新一代”政治精英仍占据了很大比例，与通过其他渠道进入政治领域的精英相比，他们往往拥有更为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影响力，以及在仕途上更为广泛的人脉关系。另一个实例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于上层领导干部，而且还来自于下层的企业劳动者，因为他们中[12]的大部分人“不肯放弃劳动报酬的平均主义”。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苏联后期的很多改革行动，更多的是来自于上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精英在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社会转型中所显示的作用，推动了俄罗斯学界对于精英问题的研究。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罗斯精英的生成、流通以及功能模式也同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是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在俄罗斯的政治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考察和分析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发展进程，首先离不开对于俄罗斯精英的研究。
对于俄罗斯精英的研究，需要回答这样一些主要问题：在俄罗斯社会的民主转型过程中，精英在制度设计上是如何进行博弈的？他们在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是如何互动的？执政精英们在完善与巩固民主的过程中将扮演何种角色？在当前威权制度下的俄罗斯，精英本身的生成、招募、流通的模式是怎样的？从叶利钦时期到普京时期，俄罗斯精英的结构组成及其价值趋向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精英内部的关系如何？以及怎样看待俄罗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等等。这也正是本书力图所要探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政治精英与民主转型
1974年发生在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开启了葡萄牙的民主转型，同时也掀起了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股浪潮由南欧及至拉美，再到东亚，然后转至苏联及东欧地区，至今余波未尽。由于既有的各种政治文化理论，包括现代化理论和结构理论都不能对这一现象进行充分解释，转型政治学由此应运而生。
在转型政治学中，精英选择理论为解释民主转型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动态模式。按照这种理论，鉴于一个国家从一种政治体系向另一种政治体系转变的过程中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民主转型就可以被视为不同政治行为体的博弈过程，精英们的道路选择和战略取向对社会民主转型的作用尤其重要。美国政治学家丹克沃特·罗斯托将民主的确立过程划分为预备、决定和习惯三个阶段。预备阶段往往表现为一种长期的、弥漫性的政治抗争；而在决定阶段，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博弈，少数精英就明确的政治条件和可能的风险进行讨价还价；到了习惯阶段，人们则在新的规则下进行理性的政治运作，在[13]公共生活中体验民主的优越性。在这三个阶段中，最为重要的是决定阶段，精英在这个阶段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精英之间通过战略互动选择新的政体模式。但罗斯托也同时强调，民主转型的首要前提[14]是国家的统一，它“必须先于其他所有民主化问题”。[15]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充满了“戏剧性和反复无常的变化”，而这一转型进程因苏联的解体而变得更加复杂。戈尔巴乔夫所启动的政治改革只是俄罗斯民主转型的前奏，他倡导“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目的并非是要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架构，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他并非希望苏联解体，而且也没有预见到苏联的解体。改革初期，苏共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出现像一些政治学家所说的“分裂”。他们认为，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精英内部分裂出“温和派”和“强硬派”，“构成强硬派核心的是那些发自肺腑要拒斥民主的种种‘不治之症’和‘混乱失序’的人”，而温和派则“越来越认识到他们所协助建立并在其中占据高位的政治体系，在可[16]预见的未来需要采用某种程度或形式上的选举而使其正当化”。
苏共高层精英的分裂出现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虽然戈尔巴乔夫拥有的权力居于强硬派之上，而且社会上激进派的出现对强硬派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因自由化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首先民族问题的重新凸显不仅打乱了民主转型的步伐，同时也使联盟中央疲于应付，并逐渐对国内的局势失去了控制。戈尔巴乔夫不愿意动用武力恢复秩序，致使高层的强硬派策划了昙花一现的“8·19”事变。此后，联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央精英和地方精英就是否保存苏联进行了多轮的讨价还价，由于联盟中央的权威因“8·19”事变的失败而丧失殆尽，联盟中央已经无力阻止联盟的解体。在这个过程中，地方领导人尤其是作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的政治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将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推卸到叶利钦等人的头上。
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整个进程来看，苏联解体可视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大插曲。但是，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铺平道路。当叶利钦准备重新启动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时候，主导俄罗斯发展进程的民主派精英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没有达成共识，重新出现了分裂，顿时使俄罗斯政局陷入僵局，最后精英之间的政治争斗在1993年10月以武力流血的方式宣告结束。取得胜利的叶利钦一方，在俄罗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以强势总统制为标志的民主制度架构，完成了罗斯托所说的民主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了习惯阶段。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是典型的由政治精英们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一些政治学家将社会转型划分为“自下而上的变革”“交易型变革”“退出型变革”“撕裂型变革”和“自上而下的革命”五种[17]模式，俄罗斯无疑选择了最后一种。对此，戈尔巴乔夫认为，当时除了“自上而下”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自下而上的变革”模式意味着内战。一方面这是因为苏联的极权主义比东欧一些国家的体制更严格、更僵化，可以说是“一个毫不留情的国家体制”，而国内的反体制运动没有形成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不具备政治基础。普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虽然对社会的不满与日俱增，但这种不满还无法成为推进改革的正常“杠杆”，因为俄罗斯民族独具一种高度的忍耐[18]力，老百姓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这种历史背景对于民主的塑造非常重要，甚至直接关系到民主化能否成功，但是俄罗斯政治精英们恰恰忽视了这一点，而是急于“移植”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是精英之间通过武力对抗，而不是通过协商谈判而形成新的民主秩序的过程，因此它的最大缺陷就是建立了一种不成熟的民主。虽然叶利钦总统在其后的执政期间加强了与其他精英阶层的协商，并在某些问题上与后者达成了妥协，但是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叶利钦的权威与合法性愈来愈受到质疑，在他执政后期不得不把很大精力放在选择接班人的事情上，最终提前离开了总统职位。无疑，对精英的政治选择和行为方式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俄罗斯社会转型进程的轨迹，加深对俄罗斯社会转型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也更能具体地了解精英在俄罗斯社会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例如，众所周知，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恢复苏联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尽管这种可能性目前在俄罗斯已经绝无可能，但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下久加诺夫在苏联解体中的表现，也许我们就可以看清，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希望“恢复苏联”的真正政治目的是什么了。关于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访谈录中曾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道：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对决定联盟命运的别洛韦日协议进行投票表决时，在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的建议下，久加诺夫动员俄罗斯共产党的代表投票支持别洛韦日协议。投票结果，共产党代表中只有六人对此表[19]示反对，其余的人都投了赞成票。二转型时期俄罗斯精英的特点
在精英主义者看来，“人类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则衰落了”，这就是精英的“生理学定律”，[20]它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体现得尤其充分。
精英的流动包括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意味着进入、升迁或贬黜、退出精英系统，水平流动则指在系统内发生水平迁移。由于俄罗斯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精英模式的变迁是结构性的，一些俄罗斯学者把国家视为一个由“政治阶级”组成的大型政治“集团公司”，将精英的流动形式简化为三种：进入（инкорпорация）、迁移[21]（ротация）和退出（экскорпорация）。在研究这三种流动方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考察其背后隐含的制度性因素及历史性因素。俄罗斯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的流动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流动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方面，政治系统的等级制导致精英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越往上走竞争就越激烈，金字塔式的模式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俄罗斯虽然对精英的准入有着严格的限制，但是由于在职位空缺的填补上没有形成公开的竞争，对候选人的要求并不明确，精英流动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另外，受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社会监督的缺乏和制度规范的缺失，目前俄罗斯精英的流动主要取决于精英集团内部的一些潜规则，甚至幕后交易。“梅普组合”的出现，以及梅普二人在公开场合大谈“几年前我们就已经定下了这种权力模式”，更让人不得不相信这种潜规则在俄罗斯精英中的真实存在。
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彻底改变了苏联社会的政治系统，从任命制到选举制的过渡也改变了俄罗斯精英的生成方式。虽然苏联时期领导干部的产生往往也是通过选举产生，但那种可控的选举只是形式上的。确定新的选举制度中决定性的一步是1988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有关苏联人民代表选举的法令》。以选举代替任命，戈尔巴乔夫认为它的意义在于：“我们最高领导层的改革者已经悬空了，像赫鲁晓夫时期一样。我们更应该吸引人民参加，从底层获取支持。我们决定通过自由选举来这样做……通过从社会组织中推出代表，我们成功地在代表大会中注入了所谓的不安定分子。”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后，最高苏维埃中昔日的“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已经不占主导地位，知识精英的比例大幅上升，以前的很多持不同政[22]见的“异己”分子也进入到最高代表机关。然而，随之而来的选举活动很快就改变了政治精英的格局，国家开始对精英的形成过程失去了控制。可以说，选举不仅开启了新的精英上升的渠道，同时也是对原有精英进行清洗的一种方式。
苏联解体之后，选举制和任命制在俄罗斯同时并行，成为俄罗斯精英流通的主要渠道。在联邦层面，国家杜马和执行权力机构是精英进入流通渠道的两个重要舞台。作为俄罗斯议会（联邦会议）下院的国家杜马，其成员全部通过选举产生，一定意义上它扮演了“干部实[23]验室”的角色，成为俄罗斯精英的一个重要储备库。苏联解体后的初期，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主要人员构成以知识分子和经济管理层的领导人以及各部委的官员为主。一开始那些与旧的苏联政权机构毫无关系的知识分子和经济管理层的领导人在议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不久这种情况就渐渐发生了变化。议会中地区领导人，强力部门、护法机构的人员，尤其是商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强。一方面这是精英专业化的结果，经济管理层的领导和部委官员开始从[24]杜马转入政府部门，希望寻求更大的升迁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另一方面，社会的弱势群体如工人、农民被彻底排挤出去，知识分子也受到挤压，逐渐被强势群体，尤其是商人所取代。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呈萎缩趋势的旧体制党团系统的人员，在[25]议会中的比重很快上升，并且达到了40%左右。这也是“俄共”1993年和1995年连续在两届杜马选举中获胜后的一个明显结果。
在执行权力机构内部，除了总统本人，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精英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官员，包括总理、各部部长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根据联邦宪法和法律，政府总理及其主要成员都由总统按照规定程序直接任免。叶利钦执政后的第一届政府成员（总理Е.盖达尔、副总理А.丘拜斯和А.绍欣等），大多是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出身，拥有学术学位，以前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年龄在35～40岁之间。这些人中，除绍欣曾在苏联部长会议中工作过十年，盖达尔曾在《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社工作过几年外，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过从政经历。叶利钦任用政治新人担任政府官员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完全打破苏联时期旧的官员任用制度，为一批年轻的政治精英提供升迁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利用政府中的这些经济专家，推进俄罗斯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组成结构变化快、流动性大是叶利钦执政时期政治精英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如盖达尔领导的第一届政府总共执政了一年时间。盖达尔被解职后，政府中的34名成员中只有两名保留了原职位。政府成员的频繁更替大大减弱了政治精英对总统的个人依附和忠诚度，这也是造成叶利钦执政后期俄罗斯政局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一些俄罗斯学者将叶利钦时期这种政府成员频繁更替的现[26]象直接比喻为“干部绞肉机”。
第二类是“总统身边的人”，也就是总统的政治团队，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总统顾问、总统高级助手以及总统新闻秘书（30人左右）等。1993年新宪法通过后，由于刚刚经历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叶利钦政府中出现了干部真空，急需忠于自己的政府管理人员帮助他推动经济转型进程。这一时期，在排斥戈尔巴乔夫时期旧官员的同时，叶利钦任命的新官员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在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形成的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二是1990年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支持过叶利钦的部分俄罗斯人民代表；三是来自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叶利钦的同乡。他们聚集在总统周围，所以这些人常被称为“总统身边的人”。他们负责帮助总统制定一些公共政策，对其他政治集团施加影响。这些人年龄一般在40～50岁之间，与总统本人一样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没有担任过议会议员，但他们大部分都是民主改革的支持者。另外，作为叶利钦的助手或高级顾问，他的周围还聚集了一些学者，为叶利钦制定政策出谋划策，如1994年，民族问题专家Ю.巴图林曾担任过总统的国家民族安全问题顾问，受到叶利钦的器重。叶利钦时期，总统办公厅是政府各部之外最重要的政府部门。1996年10月，叶利钦发布了一项《有关总统办公厅地位的命令》，进一步扩大了总统办公厅的规模，由原来的13个部门增加到26个部门。该命令明确规定：总统办公厅是保证总统活动的国家机关。在丘拜斯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期间，总统办公厅的作用明显提高，直接参与了很多国家政策的制定，其地位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府部门。叶利钦在1999年3月向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表示，总统办公厅的任务非常艰巨，它必须和政府部门积极配合，监督各部门执行总统决定的情况。有些学者将叶利钦时期的总统办公厅与苏联时期的中央政治局相比，认为它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实际上它们并不完全一样，总统办公厅只是总统的一个办事机构，并不具有绝对权力。总统办公厅和办公厅主任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总统的个人意愿。在自己执政后期，由于身体原因和政治上的孤立，叶利钦更加依赖和信任自[27]己身边的亲信和“家族内的人”，他们也成为这一时期俄罗斯政治中最有影响力和权势的政治精英。[28]
第三类是商业精英。这是叶利钦执政后期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叶利钦的社会支持率大大低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为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发生大的逆转，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穆拉夫连科等俄罗斯部分金融工业寡头达成协议，联手支持叶利钦竞选。为此，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宣传工具，最终帮助叶利钦竞选连任成功。总统选举后，为兑现承诺，1996年6月，叶利钦先后任命银行家波塔宁为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企业家别列佐夫斯基为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为金融工业寡头提供了直接进入国家政权机关的机会。由于权力精英与商业精英的紧密联结，两者之间的相互流通得到了加强，这一时期，代表集团利益的商业寡头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政治精英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精英。由于俄罗斯联邦结构的复杂性，地方精英除了具有政治精英的一般特点外，还表现出试图摆脱中央控制、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地区社会经济问题的政治愿望。在1995年底之前，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并不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的直接任免仍是主要方式。叶利钦在1991～1992年任免了大批地方官员，这批官员主要是支持叶利钦的、旧体制中精英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及以前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他们一变而成为民主转型的推动力量，在新政权中重新掌握了权力，实现了“角色”更替。这一时期的地方精英，不仅在地方拥有深厚的行政资源，而且按照当时的联邦法律，地方领导人还可以自动进入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具有双重身份，因而在地方的影响力非常大，即使在随后的地方选举中也没能妨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竞选成功而继续执政。这些地方政治精英中，以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明季梅尔·沙里波维奇·沙伊米耶夫最为典型。沙伊米耶夫1991年被任命为鞑靼斯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此后他又于1996年、2001年和2005年三度连选连任，直到2010年，在各方压力下，73岁的他才“自愿”辞职离任，可谓是俄罗斯地方精英中的“常青树”。
国家的稳定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取决于精英的稳定。普京执政以后逐渐改变了叶利钦时期精英构成与流通中的不稳定状况，实现了精英层的基本稳定。首先，普京重新恢复了国家对精英流通渠道的控制：2003年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机构系统》的法律，恢复了18～19世纪俄国的“官员等级表”，对官员的遴选、待遇、退休后的保障等诸多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2004年普京实行了以精简公务人员数量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对政府机构进行了重组，同时大幅提高了国家公务人员的薪金，大大加强了国家公务员系统的稳定性。其次，普京在他的前两个任期内，对杜马准入规则和地方领导人产生办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了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取消了地方长官的直[29]选制。普京的改革措施不仅确保了支持普京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也使联邦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精英的控制。同时，与叶利钦时期相比，制定俄罗斯政策的主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叶利钦时期制定政策的主体主要是联邦精英、地方精英和商业精英，而普京时期俄罗斯中央执行权力机关的精英已经成为绝对的权力主宰，他们不仅战胜了左、右反对派，同时也取得了对地方精英和商业精英的绝对优势。可以说，在普京时期，俄罗斯已经形成了单一的政治结构，其核心是联邦总统。最后，普京时期精英的垂直流动减弱，水平流动增强。这表现为：昔日的地方领导人大多成为联邦委员会的新成员；昔日的部长日后成为议员；昔日的总统办公厅官员被任命为国家大企业的领导人，等等。这种水平流动的结果，使政治精英们的未来前景更加确定，他们对现行制度与总统个人也更为忠诚。因此总体上来说，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时期政治精英的内部结构表现得更加稳固。
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时期精英的人员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叶利钦时期的“改革者”几经淘汰，到叶利钦执政末期已经所剩不多；叶利钦所重用的“家族”亲信，随着叶利钦离开政坛也逐渐失势。普京在其第一任期间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排挤叶利钦的“家族”亲信。到第二任期时，普京已将“前朝旧人”从总统办公厅到政府的职位上全部清除出去，同时大力组建自己的势力。普京执政时期起用的政府官员主要来自强力部门和“彼得堡帮”。据俄罗斯科学院相关研究机构提供的研究数字，以2003年为例，强力部门成员在俄罗斯最高权力机关所占的比例高达58.3%。有2000多个最具影响力的政府[30]和行业机构的领导人来自前克格勃和特工。此外，2000年普京上任后任命的由24人组成的联邦安全委员会中，多数成员也是前克格勃成员；2004年普京第一次任命的七个驻联邦区总统代表中，有四个来自前克格勃和军方；在普京第一任期的政府成员中，有四名部长是强力部门成员。大批强力部门和军队中的人进入政府，构成了普京政治团队的一个“强力集团”，成为普京执政的基础。这种状况除了因为普京本人具有克格勃的职业背景、对强力部门的人有所偏好外，还与普京上任后制定的稳定国家局势的政策有关。另外，在政府部门中大量任用来自“彼得堡帮”的人，也是普京上任后实行的一项主要干部政策，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梅德韦杰夫、谢·伊万诺夫、伊·谢钦、阿·库德林等。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普京执政初期虽然大力打击干预政治的金融寡头，剥夺了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同时又允许一些“听话”的商业精英进入政府机构，其势头甚至超过了强力部门的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据统计，在普京执政的前两年，进入政治精英圈的商业人士比1993年增长了五倍；而强力[31]部门人员只增长了一倍多。这种情况不仅在联邦层面如此，在地区层面更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商业精英仍是普京时期国家政治精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在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前，为了在不违反宪法的条件下保证他重新回到总统职位，普京及其幕僚精心做出了“梅普组合”这一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尚无先例的政治设计。从制度层面来看，担任总统一职的梅德韦杰夫理应是一位“超级总统”，而退居总理一职的普京也一再强调总统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但从俄罗斯特定的政治环境以及权力基础来看，普京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使他在总理职位上拥有了历任总理都无可比拟的实际权力。例如，普京拥有包括独立行使任命政府成员、召集政府会议等在内的实际权力；可以改组政府、设立政府主席团机制、对政府实施全面监督管理，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掌握部分任免地方行政长官和管理地方事务的实际权力，等等。为了防止梅德韦杰夫在“组合”中“脱轨”，普京还设计了多重制度性措施以维持自己的权力，例如普京除了扩大政府总理的权限外，还以一个非党员的身份出任“统一俄罗斯党”的领袖，在保持对政权党控制的同时，也维持了对总统的“威[32]慑”作用。
由于“梅普组合”自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围绕着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也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以前同为普京团队成员的上层政治精英分别站队，并大致分化为两个阵营，像苏尔科夫、德沃尔科维奇和季马科娃这些普京曾经器重的下属，都“投奔”了梅德韦杰夫。但是两个团队的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包括强力部门在内的一些关键部门，其成员仍是普京的心腹。利用两位领导人在理念上的分歧，两个团队之间彼此推波助澜，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政治精英之间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
2012年普京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开始致力于政治精英的重新整合，形成了新的一元中心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普京是唯一的决策中心，其他重量级玩家只能“指望起到或多或少的个人影响”。[33]为了回应民众对政权质量和效率的诉求，普京在展开新一轮反腐败运动的同时，实施了一项“精英国有化”政策。2013年4月，俄国家杜马通过了有关“禁止政府公职人员和国会议员拥有海外账户和资产”的法案，这被认为是普京整顿精英队伍的又一项重大举措。
由此可见，普京时期与叶利钦时期精英构成的显著区别，不仅在于精英来源基础的差异，更在于精英内部关系模式的变化。如果说叶利钦时期的精英构成是在“无序的民主”上形成的“节制与平衡”系统，那么普京建立的“垂直权力”体系则将所有的精英无条件地置于总统一人控制之下；叶利钦时期所有的权力“影响中心”，如总统办公厅、政府、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地区集团以及商人，在普京执[34]政期间，几乎都被彻底清除了出去。三精英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充满了波折，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框架，没有发生民主崩溃（breakdown of democracy）的现象，但超级总统制的确立为民主的侵蚀（erosion of democracy）提供了条件，[35]从而促使俄罗斯的政治回归到威权主义。普京执政后，威权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为了回应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民主倒退”“民主回潮”的批评，俄当局进行了强烈的反击，强调俄罗斯要走自己的民主化道路，并提出了所谓的“主权民主”。但是，“主权民主”与其说是一种民主模式，毋宁说是一种标签，或者说是一种对外宣示的策略。这是俄罗斯精英们对于俄罗斯民主转型的一个“创造”。但这种创造对俄罗斯实质性的政治转型毫无意义。事实上，在威权体制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失去了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俄罗斯在政治稳定的目标下正在逐渐走向停滞，而精英结构也在逐渐走向僵化。
虽然俄罗斯的精英队伍在普京治下逐渐实现了“稳定”，但是精英的分野和帮派化却使得普京时期精英内部的关系较叶利钦时期变得更为复杂，对总统的严格从属并没有消除精英派别之间深刻的分歧和矛盾。俄罗斯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曾尖锐地指出：“精英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如果我们不能使精英保持团结，俄罗斯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可能会消失。当精英失去了统一思想并陷入你死我活的大厮杀时，整个帝国就会从地缘政治地图上被抹去。”因此，凝聚俄罗斯精英的“平台只有一个，即在现有边界范围内保持有效的[36]国家性”。团结在普京周围的俄罗斯政治精英们虽然表面上维持了和谐的局面，但是内部的明争暗斗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之前再次充分显示出来。2007年12月，普京在离规定提出总统候选人的最后期限只有十余天时，才推出梅德韦杰夫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并非是他匆忙之间做出的决定，而是因为精英内部的复杂性需要他选择公布决定的最佳时间。
决定精英内部稳定的因素很多，“最高权力”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传统的俄国专制政治所留下的遗产。帝俄时代的沙皇、苏联时代的共产党总书记、新俄罗斯时期作为威权领袖的总统，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精英构成与流通的“最高权力”。普京在任期内实现了精英的稳定，他离任总统后做出了“梅普组合”这种奇特的政治设计，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没有先例。显然，除了普京本人恋栈权力外，“梅普组合”的另一个明确目标是继续保持权力结构的稳定。普京执政期间打造的所谓“普京团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仍然需要一个作为平衡器的领袖，不是“民族领袖”，而是“精英领袖”。但是“梅普组合”从成立之日起就引发了各种猜测，梅普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一直被外界跟踪、关注并放大，特别是在2012年总统大选日益临近之际，梅普之间的“明争”越来越多，分属他们的精英派别的“暗斗”也越来越激烈。总统候选人的推出问题一直是俄罗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梅德韦杰夫几次表示要尽快决定，但是普京作为一个“政治运作高手”，更想保持“不确定性”，其理由是：“现在距离大选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现在发出某些不正确的信号，那么无论是总统办公厅还是政府，一半以上的人员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转而等[37]待某些变化。”普京的担忧也是实情，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唯“最高权力”马首是瞻，他们当然希望候选人早日尘埃落定，以决定自己的投靠方向。由此可见，“梅普组合”这项为“稳定”而做出的政治设计，事实上被“不确定性”的犹疑这一事实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虽不能说它是失败的，但至少不能说是成功的。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俄罗斯政治系统中的“停滞”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政治生活中缺乏竞争，政权党一党独大，其他反对派逐渐被边缘化；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几乎窒息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腐败成为社会和政治的痼疾，侵蚀着社会的机体。梅德韦杰夫早已认识到这种“政治停滞”会给国家造成的损害，在他任总统期间，也曾提出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通过了一些反腐败措施，并且推出了“政治现代化”这个新概念，然而收效甚微。梅德韦杰夫提议并最终获得议会通过的有关降低政党进入议会准入门槛的法案，并没能真正提高政党之间竞争的公正性，而打击腐败也更多地停留在口号和一般性的措施上。当然，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不能施展手脚，其权力受到掣肘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已经逐渐被固化了的精英结构则是造成当今俄罗斯“政治停滞”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В.伊诺泽姆采夫对俄罗斯政治现状所评价的那样，俄罗斯“不会崩溃，也不会发生激烈变革，还会是老样子”，因为目前俄罗斯体制的“稳固”，来源于普京通过“垂直权力”建立起了一种“比过去等级更多”的新封建化的精英结构。在这种精英结构下，国家成为“公司国家”，政治问题被当成生意问题来解决，而生意问题则被当作政治问题来看待，腐败是这种结构的“黏合剂”。这种精英结构最重要的特点，一是精英队伍中充斥了大量的平庸之辈，精英的流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逆淘汰现象；二是与苏联后期的情况相反，庞大的社会群体不是反对而是竭力想进入这个体制。这种结构所导致的后果是，目前的精英因把持着“位置”而大捞好处，激烈反对任何体制上[38]的革新；普通的年轻人将进入公务员系统当成首选的职业方向；[39]而优秀的人才则大量流失。
无论是叶利钦时期，还是普京时期，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既是社会转型最主要的受益者，也是俄罗斯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这两类精英之间的关系曾一度影响着俄罗斯政局的变化。俄罗斯精英研究者佩列古多夫认为：“大商人和国家行政官员相互倚靠，某些地方甚至融为一体，构成了所谓的‘统治阶级’，以全社会的名义管理国家事务……而社会却被排挤出了管理功能之外……即使宪法意义上归属国家管理体系的某些公民社会组织，也不可能真正参与实际的政治[40]管理。”目前，俄罗斯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关系的实质，就是大商业（不论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受控于政治权力，且商业精英已经被纳入国家的垂直权力体系之中。
精英对于民主的巩固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转型学家认为，必须存在或创立五个相互联系的条件才能巩固民主，即存在自由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相对自主并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保障公民自由和社团生活的法治；可以为新的民主政府所利用[41]的国家官僚系统；制度化的经济社会。很显然，目前这五个条件俄罗斯均不具备。对于俄罗斯来说，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社会的结构性原因，精英是民主转型的首要和支撑性力量。叶利钦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忽视了政治的重建，尤其是忽视了对官僚系统的民主改造，从而为整个社会留下了后遗症。普京从稳定出发而对精英队伍的改造只是延续了传统俄罗斯的政治惯性，新的精英结构的固化使得他很难也不愿打破这个结构。同样是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42]提出了“民主发展的俄罗斯模式”，但他也只是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稳步改革对体制进行一些小修小补，由于变革动力的缺乏，最终使他也难有作为。
在纪念“8·19”事变20周年前夕，戈尔巴乔夫在媒体上曾公开批评“统一俄罗斯党”垄断政权甚于苏联时期的苏共，正在“将国家拖[43]向过去”，“所有党派只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他强烈呼吁俄罗斯领导层应该进行更新，但戈尔巴乔夫的呼吁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俄罗斯社会的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俄罗斯政治精英发展进程和典型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今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所面临的局面，即上层精英阶层已经成为改革的强大阻力，而消除这种阻力却又存在着打破俄罗斯政治“稳定性”的巨大风险。
[1]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Вех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М.：РОССПЭН，2006. С.5.
[2] Lasswell H.，D.Lerner and C.E.Rothwell，“The Elite Concept”，in Bachrach，1971. p.15.
[3] См.：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Вех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М.：РОССПЭН，2006.
[4] 〔俄〕Д.谢泽：《从勃列日涅夫的“干部锻炼”到戈尔巴乔夫的“迭次更换”》，《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
[5] Встреча с ведущими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и зарубежными политологами，10 сентября 2010 года. http：//news.kremlin.ru/transcripts/8882.
[6]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56页。
[7] 吴恩远：《苏联解体原因综述》，《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
[8]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9]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Захаров，2005. С.375.
[10] 潘德礼、许志新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39页。
[11]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Захаров，2005. С.375.
[12]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365页。
[13] Dankwart A. Rustow，“Transitions to democracy：Toward a dynamic model”，Comparative Politics，1970，№2.
[14] Dankwart A. Rustow，“Transitions to democracy：Toward a dynamic model”，Comparative Politics，1970，№2.
[15]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4页。
[16] O. 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7.
[17] Gerardo L. Munck and Carol Skalnik Leff：“Modes of Transition and Democratization：South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omparative Politics，Vol.29，No.3，1997.
[18] 池田大作、戈尔巴乔夫：《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52～153页。
[19] 〔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66～67页。
[20] 〔意〕维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3～14页。
[21]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Захаров，2005. С.99.
[22] Горбачев М.С.，Реформы губит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4 апреля 1994 г.
[23]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Захаров，2005. С.146.
[24] 1993年俄罗斯新宪法通过后，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政府官员不得同时兼任议会代表。
[25]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Захаров，2005. С.151.
[26]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С.186.
[27] 叶利钦执政后期，曾任命自己的小女儿塔季扬娜·季亚琴科担任其总统形象顾问一职，因而她当时也直接参与了很多政府决策。
[28] 本书中与“商业精英”一词一起使用的还有“经济精英”，都是指在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金融工业家、大企业家、私人银行家等。有些学者也直接统称他们为“寡头”或“金融寡头”“工业寡头”“大资本”。
[29] 迫于反对派的压力，2013年普京重新恢复了对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但由于目前“统俄党”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巨大，再加上其他一些限制性规定，政府反对派提名的候选人很难在各地的行政长官选举中取胜。
[30] Алла Ярошинская，Кто нами правит：высш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России от Ельцина до Путина. http：//www.rosbalt.ru/2007/11/26/434516.html.
[31] Зудин А.，Властные элит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Ростов-на. Дону，2004.C.73.
[32] 根据俄罗斯宪法，议会拥有弹劾总统的权力。尽管弹劾总统的程序异常繁琐，且从1993年俄罗斯宪法通过至今还没有一位总统遭到议会弹劾，但借助“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席位，必要时普京可以利用这一权力作为制约和控制梅德韦杰夫的手段，以保障“梅普组合”的正常运转。
[33] Дмитрий Орлов，Год Путина：Новый моноцентризм. http：//www.regcomment.ru/articles/god-putina-novyy-monotsentri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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