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孙隆基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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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史.第1卷试读：
新世界史.第1卷孙隆基 著中信出版集团总序 《新世界史》之“新”目前该是将历史性质的理解通盘翻转的时候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过去吗？对象已不在眼前，今人能做的顶多是拼凑过去的一鳞半爪，做“局部”的复原。我们掌握过往时代必定不如当时人，正好比一个外国人不会比本国人更了解其地一般，这难道不是自明之理吗？我在这里郑重地指出：这个庐山中人方识此山的观点是错的。一个古埃及的村民不会知道同代有巴比伦；法国大革命在里昂进行期间，里昂人对巴黎革命的讯息会比今人少。事实上，当时人所知比我们还要“局部”。只掌握了“局部”之不足感只是我们统摄性意向的投射，如追求永生一般，把上帝式的全知当作终极理想，即使拥抱这个理念，比起古人来，今人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族。统摄“古”者是“今”，“今”之不存，“古”将焉附？这个“今”越往后移、离“古”越远，能花在将“古”这张意义锦缎的纹路编织得更精致的功夫就越多，因此，历史（过去）不只需要“新”，它需要“日新又新”。在这里，亦必须纠正自然科学已进入范式阶段、史学仍局处每个时代各说各话的前范式阶段的误判。在全球化意识骎骎来临的今日，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泛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穿越剧之感。这也是《新世界史》之所以以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开其端，用农牧的辩证关系将两河与尼罗河文明连扣。关键在两者之间的“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它形成于农牧革命诞生地的环两河山侧带西段之日趋干旱，在农牧两业中偏向了“牧”，显示“牧”并非是次于“农”的低级阶段，而是平行的发展。这个“复合带”是闪语系的原乡，它从两河古文明之曙光期即渗透美索不达米亚，从“复合带”喷发出来的最晚近一波即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有春耕秋收的农耕民方需要年历，放牧民观月之朔望即可。古代近东出现过世所罕见的太阳国埃及，但今日却是伊斯兰的新月旗插遍近东一代。将古代近东建构为一个单位之余，本书用“卫星定位”将它定位为伊朗高原的西缘，其东缘则为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于是伊朗高原变成了范围更广的链扣；高原东西两侧是古代近东式的旱作农业，简称之为“麦与羊的文化”，它与印度河流域的关系正如环两河山侧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关系，但古印度文明后来似乎又被多盖上了一层。如今雅利安入侵印度说已动摇，那么一个更稳妥的古印度文明二次奠基说就是长江流域的“米与猪的文化”的入侵；如此看来，印度次大陆成了远古文明的中分线，也是会师之地。此处显示：不做跨地域的链接，只就地域论地域，那么，各自摸到的只是历史的鼻子、腿、尾巴和象牙。即使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远古的华北不能脱离欧亚大草原的关系，华南的水稻革命可以是中国文明起源论之一环，也可以是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源头。南岛语系则是最后填满地球的族群，凭的是殖民大洋洲——一部比哥伦布更伟大的史诗。中国文明起源论不该变成画地为牢。从地貌观之，西半球是东半球的对立命题（antithesis）。后者的文化传播乃横向传播，西半球的传播是垂直型的，需跨越不同气温带，导致文化的传播受到阻滞。这个东西两半球的对立命题后来也被作者用在非洲史上，指出：非洲的北半部是“东半球形态”而南半部是“西半球形态”，但非洲的问题是：北半部地貌虽具“东半球形态”之利，却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至于美洲，整体相对欧亚大陆来说是“西半球形态”，但在自身范围，北美洲却是内部的“东半球形态”而南美洲则是“西半球形态”的典范。今日地球的南北对立等同贫富两级化是历史与地理的合谋。全球化的世界史势必去西方中心论。历来写“波希战争”都站在希腊的立场，波斯变成希腊史的半影部。本书改从波斯帝国的角度透视“波希战争”，也给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提供了一个亚洲的纵深度。当时中国还未递秦汉大一统，亚历山大先到达内亚，张骞于两个世纪后方抵此地，把这条欧亚横贯公路接通。到了这个转折点，世界史的全球化视野就开敞得多。这个尖峰时刻酝酿已久。在公元前6世纪，所谓“人类史的枢轴时代”已进入高速挡，欧亚大陆的几个中心分别原创了后来普世化的思想体系，在这里，还看不出跨地区影响的痕迹，因为它们的基础性设定大异其趣。“枢轴时代”为人类设计了新型号的文明，老一代的文明没有跟上的就被淘汰了。亚历山大开展的希腊化时代将“枢轴时代”的某些因素提炼成普世救主型的宗教。排在第2卷中的《弥勒与弥赛亚》一章分两截来说明此现象：在“希亚文明”项下，它叙述从中国边境迁徙至内亚的大月氏建立的贵霜帝国，它跨内亚与北印度，融合了原始佛教、伊朗祆教、希腊化时代的救主政权以及人体塑像，发展出贵霜型大乘佛教（即进入中国的北传佛教）；在“希罗文明”项下，则探讨以色列子民对民族救星的期待在罗马帝国的容器内被柏拉图化，同时向个人追求永生的希腊化秘仪模式靠拢，最后被纳入罗马国教的官僚体制，形成一个簇新的基督教会。与这个精神发酵配合的则是由秦汉、贵霜、安息与罗马四大帝国组成的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链带，以及将它们串起来的丝绸之路。古代帝国链带受到草原带的冲击而瓦解，乃世界古代史终结的一把统一量尺。这里暗含欧亚大草原的“历史拓扑学”（historical topology）。它在匈奴、突厥、蒙古这三个草原霸权（也是三时段）的东西流向中勘测其历史走势：一般来说震央在蒙古草原，该地的草原帝国多诞生于对中华帝国的挑战，这类草原霸权较次要的右翼恒以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七河地区”为中心，它是在蒙古草原的政权失败后退据之处，算是备胎；从七河地区，由东方败退的草原势力可建立次级帝国，亦可进一步越过楚河，图谋“河中地区”，南窥呼罗珊；如遇到伊朗文明带的阻力和来自后方其他游牧族群的压力，会直下印度，或北走哈萨克草原，越过乌拉尔岭隘口，进入欧洲，至匈牙利而抵欧亚大草原的极西端，再往前走就是森林或农田了，故亚洲游牧民在入欧后多以匈牙利为大本营（前后三次是匈奴人、阿瓦人、马扎尔人，后者即今日匈牙利人）。蒙古旋风将有专章处理：蒙古人并非在中国边界上碰了壁才西窜的，而是主动西征，但其波涛汹涌的河床是同一道。“欧亚大草原的历史拓扑学”之雄图还不只限于阐述欧亚大草原与南方文明带的互动，而是在世界史的写作中首次探讨北方寒带林木地带与欧亚大草原的历史生态学：纵观上下数千年，草原早期的霸主是印度欧罗巴族群，彼等乃最早驭马驾车、胡服骑射者。阿尔泰族群原本可能是“林中百姓”，他们走出草原，从印欧人处学得马政，并挟蒙古草原为草原之冠之优势，逐渐将印欧人逐出草原，使欧亚大草原成为阿尔泰语系的同义词。被匈奴驱至欧洲深处的阿兰人与哥特人可能不是最后的一批，在欧亚大草原中段的残余有可能苟延至6世纪。这个草原带的换防滥觞于匈奴时代末，匈奴从汉帝国边疆遁走后，音讯渺无，后来猛然如天兵天将般空降在欧洲的地平线。这是由于世界史冷落了萨珊帝国与笈多帝国等欧亚大陆中间地段，付出的代价是使匈奴史成了谜。匈奴在2世纪下半期至3世纪的行踪仍不明，盖2世纪时贵霜帝国仍健在，堵住了草原民族南下之路。至3世纪上叶，在波斯，更强大的萨珊王朝取代了安息，并归并贵霜的西部与北部，匈奴南下更为其所阻。至5世纪末，萨珊与贵霜的后继者笈多帝国双双颓败，“白匈奴”之炽焰遂现于世界史的屏幕，此集团可能包含印欧族的残余，其攻势导致笈多帝国的覆亡，萨珊人唯有与崛起中的突厥人连手始将其解决掉。本书因此纠正了一个视差：匈奴在中国边界上碰壁后，不是一味地往西进入欧洲，他们的活动震撼了整个欧亚文明带北疆全线，“匈奴时代”的落幕不在欧洲，反而是在欧亚大陆的中段。匈奴时代落幕之处，正是突厥人时代序幕之地。罗马帝国其实离欧亚大草原最远，但除了汉帝国之外，却垮得最早也最彻底。这是因为来自草原的巨浪与罗马的长期边患汇流。罗马在被匈奴海啸冲刷的前后，需对付的边患都是从事农耕的哥特人，匈奴在欧亚大草原西端末梢——牧草面积只及蒙古草原百分之四的匈牙利——建立牙帐，曾一度将这个传统边患组织起来，成为阿尔卑斯山北的大国，它之迅速瓦解，却造成罗马之末运。在罗马末世，是用御用的哥特人抵御北疆的哥特人，残局也是由这些忠心的哥特人支撑的，他们最后变成罗马的“中央”，罗马从历史中淡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再扮演“罗马人”，并非传统教科书所谓“日尔曼人南下灭亡罗马”，如果还将日耳曼人误认为草原民族，则荒天下之大谬。至草原史中后期，在西部始有芬匈语系（乌拉尔语系）从寒带林中闯入阿尔泰语系的天下，但未能摇撼后者的霸权，且为时较晚。过了数百年，文明地带亦开始夹“火药帝国”之威对草原甚至林木地带进军，草原带与定居带间之形势对比丕变，意味着前者最终步下世界史舞台。这些议题将穿插在第2、3卷里。《新世界史》的全球视野概如上述。第2卷写作最艰辛的部分是“中古的印度”，比处理陌生的史料更艰辛的是构思：一方面需凸显印度史自身发展的独特性，用它来纠正传统西洋通史的“上古—中古—近代”框架之滥用所造成的误差，另一方面仍须将它纳入“世界中古史”。古印度河流域文明没有出土铜范，它的青铜器是靠发达的国际贸易进口的，它也具同代文明间最先进的都市规划，却因没发现可破解的文字而被归入“史前”，待早期印度史迈出这个既是“史前”又是进口的“青铜时代”、进入雅利安的“铁器时代”后，因都市的没落，历史分期法反而倒退回新石器时代的以陶器类型为准则。此后，印度史固然参与了普世性的“枢轴时代”，但印度至公元前3世纪始出现书写，故印度这个“枢轴时代”有一大半是在“史前”进行的。出现于“枢轴时代”的佛教与耆那教等因被套用了西洋史模板，常被曲解成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对婆罗门“国教”的改革。其实它们是替后起的“印度教”铺路。佛教反而首先成为印度第一帝国孔雀王朝的“国教”。古婆罗门教杀生献祭、可吃肉，在佛教与耆拿教的“戒杀生”的攻势面前，转而力主素食，却将荤食者“贱民化”，将原本倡非暴力以扬众生平等的教义用来强化种姓制度，故印度教是一件将佛教与耆那教反过来穿的衣服，而后两者在某意义上乃印度社会种姓化的共犯。耐人寻味者，从笈多帝国（320—550）开始，女神崇拜、性力崇拜、将秽物神圣化的密教渐成为印度的新浪潮，一度经不食人间烟火化的改造，对“尘世”污染极端畏惧的印度教这件衣服又朝身体化方向再度被反过来穿。相对世界各大宗教的轮廓鲜明，印度教倒类似一个各类怪鱼的养殖场，唯一演变为普世性宗教的佛教是“去印度化”的。印度史的内在逻辑好比一个目前所知的物理定律停止适用的重力奇异点（singularity），但任何跳脱西洋通史的“上古—中古—近代”模板之重力场的其他地方（包括中国）都是重力奇异点。果真这样，那么我们的“新世界史”不如索性往东一埆、西一块互不关联的“旧世界史”书写逆退。摆在“新世界史”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在尊重印度史内在逻辑的条件下将这段印度史“中古化”？本书的策略仍然是新世界史思维：伊斯兰乃公元后才出现的现象，公元一千年前后，突厥人终于突破阿拉伯征服被长期局限于西北隅的僵局，长驱直入北印度，将公元第一个千年印佛两大系对立局面转换成最近一千年印伊两大系的对立局面。也在公元一千年前后，密教化的佛教在印度本土灯灭前的最后据点孟加拉传入西藏，成为后者的文化认同；在同一时期，斯里兰卡的南传佛教开始成为除越南之外的东南亚文化认同。“中古”时段也目睹印度变成一个逐渐组成的印度洋经济的一部分。传统的世界近代史的重头戏是西方的崛起，《新世界史》将探讨在西方缔造的世界经济之形成期，中国这个先进的超巨型市场有否扮演了压舱物之角色？它能否证实“唐宋变革论”之宋代中国乃世界近代化早春的命题？还是该印象乃20至21世纪之交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地位的回溯性投射？如果这个修正主义能成立，它将大幅度改写传统西洋近代史的海洋中心论，将其往海洋与大陆互动的方向调整，不再单方面强调西方的尖兵角色，而忽视了中国和印度的诱发、后勤和压舱作用。这个改写是否成功，得视《新世界史》末卷付出的心血。孙隆基2015年9月23日第1卷章节导读第一章《地球史与史前人类》仍以人类走出非洲为前提，分析4种说法：（1）各人种同步走出非洲说；（2）人类二度走出非洲重新洗牌说；（3）二度走出非洲局部洗牌说；（4）无重新洗牌但发生相互交配说。本章征引了最新的认知考古学，探讨人类在何时何地首先跨过符号思维的门槛。不能忽略的是古气象学与历史生态的互动：是冰河时期结束促成旧石器往细石器的过渡，但冰河时期终结后又有回马枪，距今1.28万至1.15万年前发生一次急剧降温的副冰期，即“新仙女木期”，降低了地中海东海滨的环境承载力，使该地区的旧狩猎与采集者不得不发展驯植（农业）与驯养（畜牧业）。第二章《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打破20世纪的陈说。在近东，农牧革命最早发生在有一定海拔的环两河山侧地带，乃旱作农业，待其迁至大河流域，变成灌溉农业，为“城居革命”奠基，已隔了4000年，中间还经过“次级产品革命”，即从纯食用功能发展出副产品：牛与羊可以提供奶与乳制品、皮毛，牛可以犁田，牛与驴可以拉车，驴也可以骑，狗可以协助放牧，家畜的粪便可以肥田。农产品的多样化使它们越出了温饱的考虑，朝消费品与商品的方向发展，例如干果一类。因此，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新石器革命至城居革命的模型已经过时，“山侧说”亦取代了“新月形的沃土说”，文明起源于四条大河流域之说极为肤浅，“大河流域摇篮说”对古美洲基本上不适用。教师如果再去反刍这些，与重复“四大文明古国”一般，都是贩卖药效已过时的药。旧观点的落伍至为清楚地表现在第三章《古印度文明之二度奠基》中。印度河流域古文明的最早遗址是梅尔嘎赫，处伊朗高原的东侧，与同一个高原的西侧扎各罗斯山脉之组成环两河的“山侧地带”异地同功：梅尔嘎赫面对的也是一个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印度河与萨拉斯瓦蒂（已干涸）。如果以伊朗高原为中心左右开弓，古代近东与印度河流域即成其两翼，前者之作为西方文明初祖的系谱学遂沦为片面的。古印度之“二度奠基”，历来指雅利安人取代印度河流域古文明造成的断层，但今日已陷入“雅利安外来说”与“本土说”争论的泥沼。本章另辟蹊径，指出源自伊朗高原山侧的“麦与羊的文化”被来自长江流域的“米与猪的文化”予以补充，后者亦更适合季候风带的印度次大陆，此“二度奠基”亦与文明朝恒河方向的发展平行——先前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则更为接近阿富汗与伊朗板块。第四章《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是以古代近东与古印度为参考来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自民国以来就用“仰韶”“龙山”等文化来界定中国史前史，但这些文化在自身站不住脚后，反而腾空成了“时代”，变成用“中原”来界定“全国”史前时刻表的中央时区。此后又添了一个二里头作为青铜早期的中央时区，近来已受到文明起于中南地区说的挑战。中国文明起源论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必须参考古代近东的考古，同时又得避免拾人牙慧。近东的农业革命主要是驯植麦类，从山侧的旱作农业转变到大河流域的灌溉农业，断层很分明，从旱到湿，亦必经品种改造，其发生地点无所遁形：两河流域的三角洲与尼罗河流域。但中国农业的水稻诞生于小河谷交错之乡，近东的例子又告诫我们：诞生农业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诞生文明的地方，那么，在大河流域于稻作无关紧要，还要在一个比古代近东和古印度加起来更广大的地区亟亟索求一个文明“中央”，就是试图用别人的模版来勾勒自己的文明起源论了。第五章《中南美洲的古文明》处理西半球的文明突破。人类进入西半球已过了旧石器时代，但哥伦布之前的美洲顶多走到冶金的门槛上，因此整部前哥伦布美洲史只有一个囫囵的“石器时代”（Lithic Age）。古印第安文明亦处于文字的门槛上，因此整个地被当作“史前”，虽然曾建构中古世界的六大城市之一，而其历法之精准中古世界无出其右。人类从非洲发展至寒带，捕猎技术已越来越精进，殖民西半球乃从北杀向南，大型动物被杀光，造成古美洲缺乏载重家畜的困境，以及轮子的付诸阙如。美洲垂直的地形与旧大陆横躺的地形相比，亦相对不利，盖任何文明因子的传播都得穿越不同的气温带。在安第斯山南部驯植的马铃薯，在16世纪以后传遍全球，导致旧大陆人口在1700—1900年间陡增1/4。然而，同样是这个马铃薯，在前哥伦布的美洲，却从未曾北传至中美洲与密西西比河流域，使这地处北温带最宜人居住的大河流域冲积平原在古美洲文明事业上缺席。第六章《大洋洲的文明》处理的是人类如何填满大洋洲，亦即是最后填满地球。它由南岛语系是朝着大洋爆开的花蕾开始，途经已有来自非洲的先住民之新几内亚，混合成一个新的文化，然后向未曾有人类的波利尼西亚移民。这个在太平洋上逆风的航行是一个谜，但南岛语系可能抵达南美洲外海，最后才顺风折回至最后的殖民地新西兰。本章修正了20世纪流行的南岛语系向外移民全从台湾出发之说，而采用最新的遗传学研究成果，指出另外一条移民路线是从中国大陆通过越南走廊走向印度尼西亚。第七章《两河流域古文明的明暗面》是继第二章古代近东的文明突破后，追述原农牧革命诞生地的山侧之西翼之日趋干旱，形成“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它在农牧两业中偏向了“牧”，并与灌溉农业带的两河三角洲与尼罗河流域产生互动，显示“牧”并非是次于“农”的低级阶段而是平行的发展。这个“复合带”成为闪语系的原乡，两河古文明除了早期的苏美尔之外，其后的阿卡德、巴比伦、亚述、迦勒底都是闪族入主的帝国。历史上，从“复合带”喷发出来的最晚近一波即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两河之闪族化在时间观上造成的反响是日月合历、年周期和月周期并重，盖有春耕秋收的农耕民方需要年历，游牧民观月之朔望即可，两河文明的月神辛重要性压倒日神，其60进制的计时法（今日全球通用者）亦具月周期乃30天的烙印。第八章《古埃及：向往冥间的太阳国》指出：与两河文明对比，尼罗河的年泛恰好是年周期，因此埃及用的是纯阳历。埃及文明对太阳神的崇拜举世无双，其国门外恰好是现眼报：月神辛之地西奈半岛，但“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对埃及的突破唯有中王国与新王国之间的希克索斯入侵，只占领了三角洲。埃及境内并非全是耕作地，后者极狭长，其他尽为不毛之地，反映在神话中，即为不毛之神塞特与尼罗河神奥西里斯及其子太阳神霍鲁斯的斗争，塞特将奥西里斯肢解，好比月份对年份之分割，但塞特并非是月神，埃及的月神微不足道，奥西里斯却是年神，因其在地上，故不是太阳神，但尼罗河周期与太阳周期都是年周期。霍鲁斯对塞特的抗衡则是象征埃及境内两类生态的并存，故后者并非基督教意义的撒旦，甚至有香火。同样道理，由奥西里斯主持的冥间亦非基督教意义的地狱，反倒似天国。冥间崇拜在前王朝时期已存在，先于用太阳历统一全域的王权，乃民间共同信仰；古王国时代的法老龙驭上宾是回到太阳神那里，而金字塔正是太阳神化了的冥间崇拜；至古王国以后，法老生前是霍鲁斯，死后变成奥西里斯。埃及的太阳神光芒后来化身为基督教的十字架，但今日近东一带插满的却是伊斯兰的新月旗。第九章《青铜器时代中后期的古代近东》涵盖老巴比伦帝国的衰落、印欧语族群之来临，建立了赫梯、米坦尼、加喜特巴比伦等王国。驱逐了希克索斯人的埃及进入“新王国”，成为一个战车帝国，为了国防考虑将势力伸入亚洲，面对来自亚洲的新挑战，先是叙利亚的米坦尼王国，然后是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加喜特巴比伦则是两河史上较收敛的时期，对埃及与赫梯两个大国的争霸列旁观席。埃及在第十八朝发生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另建新都，在此出土的外交档案有助于后人重建当时的国际秩序，在赫梯之西已出现爱琴区的邦国。这个国际秩序后来毁于“青铜时代总崩溃”，乃古代近东朝铁器时代的过渡。第十章《爱琴海古文明》，从特洛伊战争的回忆追溯至前希腊的克里特岛文明。较近期发现的还有爱琴海东北角的岛屿文明与爱琴海中部的基克拉泽斯文明，前者属特洛伊文化圈，与特洛伊一般被毁，但没有与后者一般重建。基克拉泽斯文明有自己的特色，但晚期朝克里特的文化霸权靠拢。公元前第三与第二个千年之交，希腊族群开始进入爱琴海地区，其中一波迈锡尼人取代了克里特的霸权，但也吸收了克里特的文化，最后这整个时代毁于“青铜时代总崩溃”，它是否与最后一波希腊人“多利安入侵”有关，则未有定论。反正，这里出现一个断层，在此之前是宫殿经济，在此之后是城邦政治；在此之前，希腊文用克里特的线形文字书写，在此之后用腓尼基字母；新的神也出现了。希腊朝古典时代过渡期间亦进行对地中海的殖民。第十一章《古代近东进入铁器时代》。旧教科书中认为赫梯帝国最早发明铁器之陈说已落伍，其实经“青铜时代总崩溃”从历史记忆中消失得最彻底的正是赫梯。这个总崩溃过程，除了被埃及拒之于国门外之“海民大侵袭”，就是以色列子民的“出埃及”，以及又一波闪语系的民族大迁徙狂潮：阿拉米人与迦勒底人，两河文明地带除了亚述之外，全遭灭顶。亚述为了突破大围困，成了铁器时代早期的第一强权，统一了古代近东，包括占领埃及。它将阿拉米人集体流放各方的结果，造成阿拉米语成为近东的通用语。腓尼基人的第二波地中海殖民潮也是为了逃避亚述之锋芒。亚述更如一把悬在以色列子民头上的夺魂剑，令他们生活在漫无止境的危机感中，成为先知运动的时代背景，没有这一段历史，以后也不会有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第十二章《波斯帝国与波希战争》指出波斯人灭亚述、接收古代近东，帝国的首都群除了巴比伦，都在伊朗这一方，但紧贴扎各罗斯山背，为了便于控制山另一方的古老文明地带，仿如元朝以大都、上都、和林这个铁三角组成的、背后有广大蒙古部落为后盾的塞外权力集团楔入并宰制中土文明。波斯史的重头戏却都在帝国西部，那是因为该地古国林立，并和兴起中的希腊长期夹缠不清之故。本章一改旧教科书的成见，改用波斯帝国的角度看波希战争：导火线乃波斯治下的爱琴海城邦的僭主称乱，求助对岸的雅典等独立城邦，后者却深入内陆，将波斯西部的一个省会洗劫了。这是“痞子国家”行径，因此当波斯遣大军征讨雅典时，斯巴达不拔刀相助，雅典幸能退敌。波斯二度来犯时，希腊的两强倒是组成统一战线，但胜利后从波斯底下“解放”出来的希腊城邦却落入雅典帝国的奴役中，遂导致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最后是波斯资助了斯巴达战胜雅典，此后的局面是多角混战，希腊诸城邦联盟间互斗，皆需竞逐波斯的资助，但亦以盟友和雇佣兵身份卷入波斯西部众太守和王子夺位的叛乱，已没了泾渭分明的“波希战争”。第十三章《重新定义“古典时代的希腊”》详述了雅典与斯巴达各自走上不同道路：一为“直接民权的盆栽”，一为“军营国家”。除了这两个中心，本章比传统教科书更多顾及爱琴海亚洲一岸的希腊区，并指出它们首先进入“古典时代”。希腊世界亦涵盖意大利南部的“大希腊”，在波斯进犯希腊本土期间，迦太基亦进攻西西里的希腊城邦，被认为是波希战争的西战场。但无论如何“去中心化”，都无法动摇雅典的中心地位，盖集中在雅典一地一时迸发出的创造能源，在人类史上仅限于少数几个场合，但不应忘记该黄金时代乃雅典帝国剥削其“盟邦”的资源所使然。雅典的盛期因战败于斯巴达而告终，斯巴达的霸权不久让渡给忒拜，继忒拜而兴的则是马其顿。与其视马其顿终于统一了希腊，然后和波斯算账，不如说它终止了希腊诸城邦联盟之间以及它们与波斯之间既勾结又混战的局面、把它们一并给收拾了。古典希腊人多不以马其顿人为同胞，并视其君主制度与波斯为一丘之貉。然而，正是这个被边缘化的蛮邦将世界史带入“希腊化时代”。古典希腊的思维从神话的宇宙论出发，经物活论（被误称朴素唯物论）、至分判现象的殊相与共相，到了后一步，则是对不变法则（科学的规律性）的寻求或对不变的理念界（宗教的永恒界）的向往。约莫同期，人类思想的突变也发生在其他几个中心，至今我们仍笼罩在它们的辐射底下——此话题构成第十四章《人类史的“枢轴时代”》。前辈是伊朗的祆教，其原始教义乃一神教，后演变成善恶二元论；无论如何，它把全人类统一在一个历史进程里，此进程则是善恶对阵的神剧。这出神剧后来影响了基督教，后者脱胎自希伯来的先知运动，它从狭窄的“选民”观出发，也演变成历史一元论：“选民”目前的灾难，是神借其他民族对他们的鞭笞，期待他们成为天下万邦之光。待古希伯来信仰经希腊化的洗礼，即演变为灵肉对立的基督教，这是后话。此“亚伯拉罕系”之外另一世界宗教大系是“法相系”，它从古印度后期《吠陀》的轮回、业报等观念发展出世界只是因缘和果的暂时组合，以及人从其中解脱之道。相对这两个追求超越的大系，中国先秦的思想发展了人间性；孔子将世俗人伦神圣化，老子则将自然神圣化（但这个自然仍然是人事化的）。与上述各系都不同，中国思想不以永恒而以变易为宇宙本体。对人事的成熟乃中国枢轴时代的强项，但过于早熟地压抑了超越性与兽性。第十五章《亚历山大与希腊化时代》：马其顿灭亡波斯帝国，将希腊文化广被于近东、伊朗、印度，甚至中亚，是人类史贯通欧亚大陆的首尝；它只走了半途，另一半有待汉帝国在两个世纪后由东端出发，与希腊化世界接上轨。亚历山大死后，“继业者”瓜分了这个天下，形成塞琉古、托勒密、安提柯三大王朝与各色王国、城邦联盟与庙宇邦，都披上希腊化色彩。塞琉古王国几乎囊括故波斯帝国全域，但印度孔雀王朝的崛起与安息人之复兴波斯将塞琉古局限在叙利亚，其被隔绝在内亚的大夏太守则独立建国，并往印度发展，将印度亦纳入希腊化世界。这个时代的特色是公民已对所属的城邦失去控制，王国的统治者多被神化为“救主”；文艺题材从臧否时政流为挖苦小市民；宗教则各地的秘仪杂陈，多关乎个人得永生，命运神的香火日盛；哲学家奢谈世界公民，实质上提倡调整内心不为外界所扰；科研独立于哲学，在亚历山大里亚一类的中心开花结果，却与哲学的原子论分家，后者反而被宿命论哲学绑架。第十六章《罗马的成长》：意大利半岛东岸少平原，隔海是希腊西部较落后的文化陋巷，南端与西西里却是文化昌盛的“大希腊”，希腊字母亦由此传入。罗马位于半岛西边的拉丁平原，其成长过程也是顺序统一拉丁平原和意大利半岛，扩张至其南端则必须摆平希腊势力，顺势下一个“生存空间”是意大利西岸面向的第勒尼安海，势必与控制西西里西端、撒丁岛与科西嘉岛的迦太基作战。待罗马将第勒尼安海变成内海后，迦太基为了补偿东山再起，拓殖了西班牙；待罗马再度击败这个宿敌，遂囊括了西地中海；再回头收拾东部颓败的希腊化诸王国则是时间问题了，结果是一个环地中海的帝国。这是从地缘政治去理解罗马的成长，从其政制与法制去理解，则必须做出两个纠正，其一是罗马帝国的建立不是秦汉帝国的“削平群雄、混一宇内”，而是公民权的延展。罗马初建邦时，阶段落后于壁垒森严的希腊城邦，反类似存在于希腊史早期的近邻同盟，故罗马除本邦的公民权外，还可以与拉丁同盟交换“拉丁公民权”，从此形成一种制度，以亲疏、叛服、建殖民地时间之先后将公民权排次，内核的公民权分罗马与拉丁两等，外围是同盟、殖民地、属地——它们都是“罗马公民”的候补。至公元三世纪初，由一位皇帝一纸政令，全帝国除奴隶外皆升为“罗马公民”。另一个谬见是将罗马共和国等同雅典一类希腊城邦，后者的平民斗争目的是最后支配公民大会；罗马平民即使拥有高于一切的罗马公民权，仍无法与元老阶级平权；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分离、另立国家，贵族的妥协则是让他们成立与元老院对立的平民会议、与执政官对立的保民官。最后，罗马帝制脱胎于保民官，执政官则是一度被共和制推翻的古代王政之遗留，如今真正成为盲肠，而罗马帝国则是背负沉重的共和制包袱的帝制。第一章 地球史与史前人类大地的形成根据宇宙起源的“大爆炸说”（Big Bang Theory），宇宙年龄约在136亿年到138亿年之间，地球的年龄则约45亿年。以地质学年代来算，今日我们处于新生代（Cenozoic Era）第[1]四纪（Quartenary Period）全新世（Holocene Epoch）。这些名词是合并了地质学、古气候学与生物史的分期法，因此有点儿复杂，但我们还得将古地理学的分期安插其中。地球几经沧海桑田，今日的大洲大洋都是晚近现象。“大陆漂移学说”假设所有的大洲都曾紧靠在一起，曰“Pangaea”，距今2.5亿年前。Pangaea不幸被译为“盘古大陆”，因为后来又必须假设有比它更古老的组合，古地理学以“Rodina”名之，即俄文中之“始祖”，中文宜译为“祖大陆”，时约11亿年至7.5亿年前。祖大陆与盘古大陆之间，又必须假设曾于6亿年前出现一个潘诺西亚（Pannotia）超大陆，乃由祖大陆分裂出来的三陆块组合而成，为时较短，仅6000万年；潘诺西亚超大陆本身于5.5亿年前分裂成四个陆块。该四个陆块而后合拢成为盘古大陆，盘古大陆再分三个阶段瓦解，渐成今日的各大洲大洋。一部地球的沧桑史。今日我们处于新生代第四纪全新世生物圈（biosphere）的沧桑史祖大陆在生物史上约相当于新元古代（Neo-Proterozoic Era），新元古代晚期出现多细胞生物。盘古大陆约存在于古生代（Paleozoic Era）至中生代（Mesozoic Era）期间，曾发生跨二叠纪与三叠纪的灭绝事件（Permian-Triassic extinction event），地球上生物灭绝达95%，乃五次大型灭绝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原因还在争议中，其中一个因素是全球暖化。专家估计：这次灾难后，地球的生态系统的恢复费时1000万年上下；当时已进入三叠纪（Triassic Period）中期，其末期出现恐龙与卵生哺乳动物，此后则发生消灭地球物种达50%的跨三叠纪与侏罗纪的灭绝事件（Triassic-Jurassic extinction event）。它留下的生态空档，造就恐龙在侏罗纪的陆上优势。然后约6550万年前，轮到恐龙面临末日的时刻，即跨白垩纪与古近纪的灭绝事件（Cretaceous-Paleogene extinction event），这就是哺乳类代恐龙而兴的机缘。“古近纪”与“新近纪”（Neogene Period）曾一度合称“第三纪”（Tertiary Period），今已废除此名称，但其继起的时期仍称作“第四纪”（Quatenary Period）。人类的人猿祖先出现于新近纪的上新世（Pliocene）末期，但进入人类进化阶段，则与地球气候史的最近一次冰河时期息息相关：第四纪冰河时期（Quaternary glaciations），或称作更新世冰河时期（Pleistocene glaciation），约始于258万年前，延续至今。第四纪是最晚近的地质年代，我们今日仍处于其中，它并非漫无止境的冰河时期，而是间歇性地出现间冰段（interstadials）以及较长的间冰期（interglacials）。我们今日正处于一个间冰期，它与第四纪的全新世（Holocene Epoch）吻合。简言之，第四纪分两个时期——更新世与全新世：前者从258.8万前到1.17万年前，以低气温为主，个中出现间冰段与间冰期；全新世则是一次较长的间冰期，它为人类的出现与文明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气温适宜的空窗期，反过来说，人类文明也可能只是这次间冰期的一场意外。盘古大陆约存在于古生代至中生代期间地球进入全新世以来，除了距今1.28万年时发生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 impact）造成气温急剧下降的一次为期1200年的小冰河时期外，大致维持了稳定性的较和暖状态。人类在“人科”中的位置探讨今人的起源必涉及进化论。此论在科技昌明的美国为38%的人所反对，其中有人提出“创世论”（Creationism）以为抗衡。进化论虽仍具争议性，但它终究是目前生命科学的基础，如将这张地毯抽掉，数百年经营之生命科学、地质学，甚至宇宙论将全部垮台，因此创世论不值一哂，探讨人类的形成史仍得以进化论为基础。污蔑进化论把人类的祖宗说成猴子这句话今天已经没人讲了。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分类学上，人类所归的人属（Homo genus）与黑猩猩属（Pan genus）同归入人族（Hominini tribe），其上级的类别范畴是人亚科（Homininae subfamily），该亚科的另一分支为大猩猩族（Gorillini tribe）；人亚科更上级之类别范畴为人科（Hominidae family），人科的另一分支为猩猩亚科（Ponginae subfamily）；人科复隶属于人猿总科（Hominoidea superfamily），该总科下之另一条线乃长臂猿科（Hylobatidae）。今日古生物学与古人类学家的共识是：旧世界猴—猿共祖与新世界猴的分化发生于3500万年前；旧大陆猴与人猿总科的分途发生在距今2500万至3000万年间；大猩猩、黑猩猩、人科的最后共祖与猩猩亚科的分途发生在距今1300万至1500万年间；黑猩猩与人类最后共祖（last common [2]ancestor, 简称LCA）的分途则在距今500万至700万年间。人族的家谱地质年代中的人族诸种类分布图古人类学家将非洲出土的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图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卡达巴地猿（Ardipethicus Kadabba）视为最接近“黑猩猩—人类最后共祖”（chimpanzee-human last common ancestor, 简称CHLCA），年代约700万年前，处于中新世至上新世初期。待人类进化大树上长出南方古猿属（genus Australopithecus）这个分支，则已进入上新世，其化石出土的地点仍从东非至南非一带。南方古猿属里，被判断为与今人传承关系较近的是南方古猿阿尔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一具距今约320万年前的骨骼，在1974年于埃塞俄比亚被发现，被昵称“露西”（Lucy），引起学术界有关她是否已双足行走的争论。更早于1924在南非汤恩采石场发现的“汤恩幼儿”（Taung Child）用双脚行走的可能性则更增一分，此品种被称为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人类的源始是否说得清楚？对东非与南非的古人类发掘，英国的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y,1903—1972）和他的家族及弟子居功至伟。他的团队于1959年发现傍人属（genus Paranthropus），年代上虽然已跨入更新世，却是完全与今人进化之路分道扬镳的一个绝灭的分支。利基的团队于1962年发现能人种（Homo habilis），约230万年前，已开始使用石器。古人类遗迹出土最密集的是肯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Olduvai Gorge），接近尼罗河的源头处。利基团队为早期人类进化的拼图找到了重要的拼块。能人种曾是一个灰色地带，有些古人类学家属意将其归入南方古猿属，但其脑量大于南方古猿属，也开始制造工具，今日偏向于将其归入人属。利基团队建构的这个序列下接的直立人种（Homo erectus），却是很早就被发现的。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出土于1891年，北京猿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则出土于1923—1927年。他们的时代已进入更新世。从能人种开始，这些往后的发展都归入“人属”（homo）。直立人种于180万至30万年前之间行走于大地，后来由他们演化为“今人”，已引起人类是一次性走出还是二度走出非洲的争议。目前有四种说法：（1）“非、欧、亚、大洋洲的直立人除留守非洲者，都是同一批走出非洲的”，但这意味着他们在迥异的环境与场合下齐头进化成“今人”，这一点缺乏说服力；（2）“二度走出非洲重新洗牌说”，亦即是随后又出去一批，且后来居上演化为“今人”，将第一批开始分化的差别抹掉，从头来过，此说虽假设直立人在非洲以外演变为“今人”，但只发生一次，形成后扩散于全球；（3）“二度走出非洲局部洗牌说”，后出者未将第一批在各地形成的分化全部抹掉，只是加了新的因子；（4）“无重新洗牌但发生相互交配说”，基本上维持了一次走出非洲说，但认为后来虽分化成[3]“今人”的四大分支，彼此之间进行过交配。利基的团队能人种根据“二度走出非洲说”，第一批直立人在西方与东亚两地殊途；西方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展出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在东亚者则仍停留在直立人阶段上，直至2003年发现了一处例外的情况：印尼出土的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ansis）遗骸，乃距今1.2万年才绝灭的先人类，与今人类在弗洛勒斯岛上可能共存过一段时期，也是东[4]方往今人进化途中最迟的一条岔路。他们不像是百尺竿头，反类倒退，故有少部分学者认为他们是现代人的畸胎。这个分岔被第二次走出非洲的“今人”抹掉。尼安德特人最早发现于1829年，先于达尔文进化论之问世。尼安德特人比直立人先进，而且遗址多集中在欧亚大陆西端，因此制造了“西方”在远古已优于“东方”的印象。一次走出非洲说者本该是学术论说，却不幸强化了西方压倒东方之势已于远古就锁定的立场。地不分东西，“今人”都是后来又从非洲移出来的新一批人类的后代，这个重新“洗牌”的说法抵消了这种西胜于东的印象。据此说：二度走出非洲者是“今人”，离开非洲老家的最晚日期不超过6万年前。“二度走出非洲局部洗牌说”以及“无重新洗牌但发生相互交配说”乃上述两个极端立场之妥协。非洲曾一度是最“先进”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西差距都被它一笔勾销的构想，难道没有一丝今日“平权”运动的痕迹？如果不曾出现过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优越论以及今日对它的逆反，敦促“政治正确性”的考量，对古人类的研究就会清除掉不少意识形态倾向性。中国大陆就有人不服人类祖家乃非洲说，而且如何解释其证据多由英国人在殖民地时代的英属非洲发掘所得？可以肯定的是：今日我们所掌握的古人类资料十分不完整，将来会不断有新发现。2010年3月，一个国际团队宣布了在俄属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的新发现：一个被命名为“丹尼索瓦人”（Denisova hominin）的古人类，线粒体DNA分析（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显示其在遗传基因上异于尼安德特人与直立人。丹尼索瓦人的遗骨被定为4万年前，但形成的年代却颇悠久。提倡多次走出非洲说者认为他走出非洲的时间早于今人，但晚于直立人，乃与尼安德特人同干分叉。“今人”的祖先曾与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进行交配：“今人”中基因组与丹尼索瓦人相近的有美拉尼西亚人、澳洲原住民，以及菲律宾的某一族矮黑人。显然，如今有多次走出非洲说了，将来是否会演变成人类多源说呢？旧石器是一个时代，也是一堆争议最早的石器以东非的奥杜瓦伊峡谷命名，曰“奥杜宛”（Oldowan），乃利基团队指定为人类“伊甸园”之处，是能人种应用的工具。旧石器时代早期发展至阿舍利（Acheulean）石器手斧，为一里程碑。它从距今170万年前开始，散布于西亚、非洲与欧洲。应用这类技术者已进入直立人的进化阶段。美国一位人类学家哈勒姆·L·莫维斯（Hallam L. Movius, 1907—1987）根据阿舍利式的石斧技术之分布集中在欧亚大陆西端，划出一条“莫维斯线”（Movius Line），此线以东仍沿用较粗糙的砍斫器。对此“西方压倒东方论”，今人少敢用人种优越论解释，而多诉诸东方的史前人可能在石斧技术发明前已迁出非洲，或者在东方没能找到适合的石材，或以易朽的竹子制作工具。其实“莫维斯线”丝毫无法成为西方优越论的依据，盖制作工具者仍非“人类”，遑论东西。最近，韩国的京畿道涟川郡全谷里遗址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遗址已发现手斧。如果以这类发现替19世纪以来方才大盛的“民族国家”打气，也是十分愚蠢的。[8]欧亚大陆的旧石器时代中期（300000—30000 BP）的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 Culture），用的是勒瓦娄哇技法（Technique Levallois），即将一个石核切除一面，薄片当刮削器与矛头，剩下的则打磨成典型的石斧。在欧洲及邻近地带，该文化与尼安德特人有关。迄今为止，学界仍对欧亚大陆西端的旧石器文化研究比较深，对东端的研究起步晚。今日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数不多，比较有名的是中国山西襄汾县的丁村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丁村人属早期智人，文化与尼安德特人相当。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岩洞壁画散布于欧洲与西南亚洲的旧石器时代上期（40000—10000 BP）之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 culture），距今4.5万至3.5万年间。奥瑞纳文化出土了人类首批塑形艺术品：1939年于德国霍赫勒菲尔斯（Hohle Fels）出土的狮头人身的“狮人”像，用真猛犸象牙雕成；2008年在同一地区出土的同样材质的“维纳斯”女像，模拟一位臃肿女性的真猛犸象牙雕，乳房部分完全不照比例，似乎在强调丰沃，是否有宗教意义则不得而知。它们在时代上稍有前后，在距今4万至3.5万年间，已进入旧石器时代上期的开始，欧洲第一代今人——克罗马农人也出现在这个时候。克罗马农人被认为是最早的彩绘家，他们的洞穴壁画是史前人类的绝唱。这类壁画发现于法国南部拉斯科（Lascaux）岩洞、萧韦-庞忒雅克岩洞（Chauvet-Pont-d’Arc Cave）、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岩洞（Cueva de Altamira）等多处。这些作品都是画在不见光的洞穴深处，必须用火把照明，甚至弯曲肢体作画，绝非为了展示甚至装饰，因此其目的不详。难得者是它的写实笔触，用各种接近兽身的真实颜色层次赋予造像立体感，笔调能重现动物身体的比例与神情，也能勾画其动态。难怪毕加索参观后，感叹说其后的艺术创作都是一部衰颓史。法南与西班牙北部正是毕加索本人的出生之地。克罗马农人的这些杰作似乎又可作为西方之优越乃远古时锁定的力证。艺术观赏固然是主观的，但另一方面鉴赏家也有公论，我们大可不必视优劣不分为“平权”。承认一方的成就不等于各方都有成就。后来在撒哈拉沙漠中发现石上画与石刻艺术的场址有3000多处，将这个最大的沙漠变成一处硕大的露天博物馆。它们为时较晚，属中石器至新石器时代。其风格颇为不同，有些强调纯线条，有些以抽象取胜，有些甚至类似现代漫画。撒哈拉倒是没有出过一位毕加索，其知名度也大打折扣。无论怎么说，往今人符号思维的突破似发生在旧石器时代上期，而且至今为止只发现法南与西班牙北部一地。但从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的角度看问题：符号思维如果作为“今人”行为模式的指标，则在距今6.5万年前南非的布隆波斯洞穴（Blombos Cave）遗址已见端倪——该处出土的一块赭石（ochre）上有交错刻纹，其功能显然是装饰而非实用，这类纹饰亦见于走出非洲后散于世界各地的先民，但更新世晚期的令毕加索叹为观止的岩洞艺术的确是在欧洲昙花一现，其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再现必须等待到距今1.2万年的全新[5]世。地球发展至全新世（Holocene Epoch, 11700 BP），冰河时期结束，促成了细石器文化的来临，但冰河时期终结后又生小波折。距今1万年前，中东地区最早爆发“新石器革命”，包括打磨的石斧、制陶和驯植的发明。这个突破与古气候学有关。距今1.28万至1.15万年前发生一次急剧降温，原因不详，造成地球第四冰河时期结束后的一个为期1300年的副冰期[6]（stadial），称为“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一种假设认为：它使地中海东海滨的气候变得干燥，动植物数量减少，因而降低了该地区的环境承载力，使该地区旧石器终期（Epipaleolithic）的狩猎与采集者不得不发展驯植（农业）与[7]驯养（畜牧业）。[1] 地质年代学之最大分期是四个“宙”（Eon）：冥古宙、太古宙、元古宙、显生宙，最末的是我们所关心的，它大约始自距今5.41亿年前。显生宙之下分三个“代”（Era）：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后者至今共6600万年。新生代原分为第三与第四两个“纪”（Period），目前第三纪的名目已被取消，改为“古近纪”与“新近纪”；第四纪名称仍旧，它下分更新世与全新世，后者即当今之世，才11.7万年左右。[2] Linda Stone, Paul F. Lurqui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 Luca Cavalli-Sforza, Genes, Culture, and Human Evolution: A Synthesis （Malden, MA &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 25.[3] Ibid., pp. 33—35.[4] Colin Renfrew, Prehistory, 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7）, p. 73.[5] Ibid., p. 84. 必须澄清：布隆波斯洞穴的时代被定在“非洲的中期石器时代”（the Middle Stone Age of Africa），它与适用与欧亚大陆的旧石时代下、中、上三期（Lower, Middle, Upper Paleolithic），中或细石器时代（Mesolithic or Microlith），以及无陶与有陶的新石器时代（aceramic and ceramic Neolithic）的阶段论分属于两个系统；非洲大陆只有尼罗河流域与北非参与了欧亚大陆的进化阶段，黑非洲的石器时代分为自身独特的三期：早期（Early）、中期（Middle）以及较晚期（Later），大致都接近欧亚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水平，只是打造石器渐趋精微化而已，其“较晚期石器时代”（Later Stone Age）并非一个“新石器革命”，基本上未出现陶匠轮与大规模的驯养与驯植；黑非洲大致上从这个状态直接进入铁器时代，没有经过青铜时代。[6] Dorothy M. Peteet, “Younger Dryas,” in Vivien Gornitz, ed., Encyclopedia of Paleoclimatology and Ancient Environmen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9）, pp. 993—994.[7] 田家康著，欧凯宁译：《气候文明史：改变世界的攻防八万年》（台北：城邦出版社，2012），第53—54页。另详Vivien Gornitz, “Ancient cultures and climate change,” in Vivien Gornitz ed., Encyclopedia of Paleoclimatology andAncient Environment, pp. 6—7。[8] BP是“Before Present”（距今年代）的缩写。后文出现的BCE、CE分别为“Before the Common Era”（公元前）、“the Common Era”（公元）的缩写。——编者注第二章 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陈旧的概念“四大文明古国”概念之时代背景，乃法国大革命后“民族国家”蔚为历史潮流，成为历史单元，乃有以“古国”命名地域。若以此做单元，“四大文明古国”该为：（1）伊拉克；（2）至1971年仍称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埃及；（3）巴基斯坦；（4）中国。四国中，唯中国大致上持续了在秦朝时方形成的核心区。即便如此，“古国”更符合今日民族主义的需要，却有碍于说明人类文明之起源。事实上，“四大文明古国”这类当代化概念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四大古国”有四位初祖之含义。它们在时代上并不匹配。两河流域与埃及较早，大约公元前3200—前31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成熟期”（Mature Harappan）约始于公元前2600年，在时代上相当于“第二代”的地中海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中国的商朝更晚，约始于公元前1600年，在此前的“历史”必须以传说中的“夏朝”填补。中国在商代以前已渐进入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400—前2000年（从齐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约与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出现铜器遗物的时代不相上下。用突破、创新与发明来定义“文明”的起源然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上下一两千年的差距几乎可视为“共时”。“四大文明古地域说”之能否成立，仍可依其是否为文明之初祖（即第一代）作为定夺。这里就牵涉到“文明”之定义。20世纪上半期，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 1892—1957）以“二次革命论”来解释文明之起源：第一阶段曰“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第二阶段曰“城居革命”（Urban Revolution）。“新石器革命”的特色是石器制作从敲击进入磨制阶段，其最大的成就为植物与动物的驯养以及制陶的开始。“城居革命”的特色是：（1）庞大的人口与聚落；（2）专业与分工；（3）生产剩余足以供养社会分化与政府的出现；（4）宏伟的公共建筑；（5）统治阶层；（6）科学；（7）书写；（8）复杂的艺术风格；（9）远途贸易；（10）国家。第一次革命发生后，在第二阶段亦即“城居革命”的预备期内必须出现下列创新，作为先决条件：（1）犁；（2）新能源：风力与兽力的驾驭；[1]（3）轮子；（4）用陶匠轮制陶；（5）冶金技术。柴尔德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学说完全以古代的近东为例子，并过度依赖“传播论”（diffusionism）来解释其他地方文明的起源，而且未能超脱当时流行的直线进化观点。此外，他着眼于两次革命之延续性，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其后的考古研究却突显了两次革命之间的断层。即使在古代近东，“新石器革命”与“城居革命”这两个突破并非发生在同一个地带，但它们彼此毗邻，因此被笼统化为同一个地带，统以“肥沃新月地带”（the Fertile Crescent）称之。在这里，我提出一个较妥善的“环两河流域”（circum-Mesopotamia）名称，来涵盖柴氏“二次革命论”的场址。最早在山侧地带被驯化的家畜及其年代与野生农作物品种的散布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