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托德·G·布赫霍尔茨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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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代价——富有帝国的衰落与复兴试读：
引言 有关繁荣的悖论
在影片《卡萨布兰卡》中，海因里希·施特拉塞尔少校邀请里克·布莱恩在美式酒吧同他一起坐下来喝上一杯。“你是哪国人？”这位纳粹军官问道。“我是个酒鬼。”“那里克就是个世界公民了。”法国人雷诺上尉开玩笑说道。
这段诙谐讽刺的对话与当时的情景非常贴切：这座城市在1941年饱受战争蹂躏，到处都是绝望的难民，大家都在盘算着如何伪造身份，获取自由。里克当然是美国人，但他当时要么是醉意醺醺，要么就是非常世故圆滑，不愿向纳粹透露真实身份。对此，谁又能指责他呢？但是，如今生活在相对和平繁荣时代中的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是否有着强烈的感情呢？许多美国人仿佛对其他事物感情更深。如果被问及“你是何许人也”，他们内心可能会说“我是个苹果手机控”，或者说“我是个狂热的橄榄球球迷”，或者可能会说“我只吃无谷蛋白食品，并且以此为荣”。如果一架飞机在跑道上发生侧滑，必须迅速疏散乘客，此刻有多少人会首先带好他们的苹果手机、橄榄球装备或者美味的无谷蛋白松饼，而不是保护好美国国旗呢？“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曾出现过一阵挥舞国旗的浪潮，但之后的民意测验表明，爱国主义热情持续走低，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尽管64%的老年人说他们非常自豪自己是美国人，但只有43%的年轻人认同这一点，并且对近一半的“Y一代”（1984—2000年出生的人）声称“美国梦”已经死亡。其他富裕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趋势。
里克·布莱恩是位“世界公民”，因为他是个“酒鬼”。但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即使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也是世界公民。U2乐队主唱博诺声称自己为具有爱尔兰血统而十分自豪，讲话时依然带着爱尔兰口音。但他绕过了都柏林，这样一来他的乐队就可以并入荷兰，从而为音乐版税收入支付较低的税金；罗杰·摩尔（007詹姆斯·邦德的扮演者）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瑞士的别墅或者时尚的摩纳哥；而脸书网的投资人爱德华多·萨瓦林在2012年宣布放弃其美国公民身份后，经常穿梭于巴西、哈佛大学、硅谷和新加坡之间。这些人会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属于瞬息万变的网络空间，而不属于某条铺着鹅卵石的美国大街——街头的路灯杆上飘扬着国旗，当地的商贩同亚马逊网站展开激烈竞争。不但酒鬼、音乐巨星和演员会有如此想法，所有那些从事国际贸易或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人也会这么想。
本书既不是要长篇累牍地哀叹爱国主义热情的消减，也不是要指责他们的敌对情绪，更不是要攻击现代经济制度。事实上，它是要引导人们思考有关爱国主义和国家稳定的诸多传统概念。本书针对经济繁荣的国家，诊断其问题、研究其历史，并呈现研究结果。诸位不要感到绝望，因为最终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会提供一份路线图，帮助我们避免国家动荡。在本书尾声部分，我将引入“爱国者”这一新术语，我对这一术语的定义是：那些思想积极、认为热爱自己的国家是件好事的人。西奥多·罗斯福曾经说过：“我们想让孩子们觉得身为美国公民这一件事就可以让他们生活优裕……这并非要让我们对自身的缺点视而不见，而是应当不断地努力纠正错误。”有多少人完全赞同罗斯福关于缺点的阐述呢？我们可以把罗斯福的观点同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位教授的观点进行比较。这名教授开设了一门名为“‘9·11’文学”的课程，称美国不仅仅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还是一个“死亡国家”（Necropower）。他所加的这个希腊语前缀（necro）的意思是“死亡或尸体”。这位教授的意思并不是说美国正在死亡，而是说它通过破坏性行动或其他军事手段，把死亡传播到其他人身上。
事实上，每一个发达国家，从日本到意大利，都面临着类似的经济和文化地雷。本书不仅仅针对美国人。我在撰写本书时，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数百万难民正偷偷爬上火车、汽车，甚至趴在车顶，穿过欧洲边境。他们会成为德国公民吗？或是成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永远沦为难民，成为21世纪被隐藏起来的“隐形人”？或者情况更糟？2014年，英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在过去3年里，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英国穆斯林人数是参加英国军队人数的2倍。在英国穆斯林学生中，40%的人支持推广伊斯兰教法。我们或许认为法国是个还算统一的国家，但在其早期历史中，法国曾想方设法阻挠诺曼人、布列塔尼人、阿尔萨斯人、加斯科涅人以及萨瓦人等成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后来，夏尔·戴高乐曾感叹道：“有谁能够治理好一个有着246种不同种类奶酪的国家呢？”就像戴高乐对法国所抱怨的那样，美国也不再那么协调一致。我们有上千个电视频道，10亿家网站，3.3亿彼此互不相让的公民。出席微软国家广播公司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受访者互相攻击，仿佛他们是在参加终极格斗冠军比赛。当所有人都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力时，我们就很难让这个国家“团结在国旗周围”。尽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轻松获得连任，但他从这个国家成年人那里获得的选票不足28%。美国官方的“国树”是橡树，但美国的象征或许应当是分化的碎片。在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这种分化现象甚至更加严重。
许多时事评论员指出，社会分化的罪魁祸首就是新技术的诞生，尤其是互联网的诞生，因为它提供了无尽的选择和分裂。互联网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威胁：它能够让独来独往者成为激进分子，也能够分裂社会。纽约警察局发表的一份白皮书指出，“互联网推动并促成了激进化进程”，吸引意志薄弱者和意志坚强者加入边缘群体。奥巴马前政府官员兼哈佛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警告说：“当意气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常常会产生更为极端的想法，超越他们之前的行为。”同时，新技术也促成了社会分化。想象一下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围拢在客厅里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家用收音机旁，聆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那令人敬畏的声音。甚至连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吉祥物——一个名叫“尼佩尔”的小狗也在侧耳倾听。我们再看一下现如今的家庭生活：每个人都在摆弄自己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一家人聚在饭店中，表面上看是要聚餐聊天，但实际上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件电子产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电子设备的运算能力远超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与此同时，社会机构开始瓦解，大量城乡报社开始倒闭，其速度大约是每年150家。
很显然，在分裂社会方面，技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全部归咎于技术是最近才有的一种太过草率、贪图方便的说法。在本书前面几章中，我将告诉大家，在历史长河中，经济繁荣的国家都曾遭遇过明显的趋势：分歧，分裂，然后丧失其统一的使命——即使没有无线电子产品的推波助澜。这种混乱解释了国家分崩离析的原因，即使当时他们的经济形势看起来相对稳健。事实上，本书所要展示的是，处于经济繁荣期的国家同处于经济危机的国家一样，都有分裂的可能。我将提出5种关键力量，这些力量常常会在国家取得经济成功后破坏国家稳定，并共同造成繁荣的代价。尽管保罗·肯尼迪的经典著作《大国的兴衰》是部畅销书，其中讲述了许多国家穷兵黩武的故事，但我想要指出的是，国家的腐朽堕落源自国家内部，而不是由于军队跨境四处征战而造成的。最近的一些畅销书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比如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针对的是不平等制度；詹姆斯·A.罗宾逊和德隆·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则重点关注的是努力实现经济繁荣的贫穷国家。但我们必须还要关注那些无力继续发展或停滞不前的“成功”国家。
我还要指出的是，国人之间的分化也是个重要因素：它会诱使人们出现作弊、欺诈行为，让人们更加关注短期利益，忽略长远责任，最终破坏国家经济，危害社会和谐。新闻报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08年《纽约时报》头版新闻报道说，长岛铁路公司的几乎每一位长期雇员在退休时都申请并获得了伤残津贴。随着民族精神的减弱，机会主义就会悄然而至，并出现在各个方面——从房地产市场到招生录取，乃至议员处理国家预算。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之前的泡沫年代，购房者和房地产经纪沆瀣一气，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次级房贷，他们没有缴纳任何房款，甚至没有向银行出示任何纳税申报单。但即便这样，银行还是照签不误，因为它们乐于收取高额费用，把风险转嫁到不知名的投资者或纳税人身上。在这场游戏中，所有人都丑态百出。
有人认为当经济相对繁荣时，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稳定。这是一种常见的危险想法。大多数读者，甚至连一些社会学家都认为，经济形势下行会引发犯罪率上升。但是，与收入减少相比，低迷的国民精神以及对未来缺乏信心更容易引发绑架、盗窃和谋杀等犯罪行为。在20世纪30年代，诸多家庭围坐在一起，聆听罗斯福总统令人欣慰的讲话，当时他们感受到的是更强大的凝聚力和互助精神。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激增，尽管当时人们的钱包更鼓了，工作也更容易找了。为了阐明相对繁荣的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分裂，我们将回顾历史，研究一下一些强大国家的分裂过程，比如17世纪的中国明朝、18世纪的威尼斯、19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德川幕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将看一下那些分裂国家的目标是如何引发投机行为，助长欺诈和盗窃行径，削减储蓄和投资的。我们将看一下这5种引发混乱的力量如何对国家造成威胁，让繁荣付出代价。这些帝国都曾强盛一时，极度繁荣，然而最后却都从内部开始瓦解。在这本书中，我选择的例子跨越不同文化范畴——从儒家文化到伊斯兰文化，再到天主教文化；涵盖不同地理属性——从航海发达的低地到群山环绕的高原地带；并且，当然也跨越数百年的历史长河。本书中的这些故事可以让我们在进行判断时不受具体时间、地点、地区或宗教的限制。包装泡沫和泡囊
相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能够瓦解传统，破坏民族精神。全球化趋势已经点燃了混沌（熵）的力量。什么是混沌（熵）？当然，这个词出自自然科学，是衡量混乱和不可测性的标准。因此，让我们用自然课上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
假设我们有一块包装泡沫，上面有193个泡囊（这一数量也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每个泡囊都是独立的，里面装着不同颜色和口味的液体。比方说，其中有加拿大人的枫糖汁，墨西哥人的龙舌兰汁，秘鲁人的雪莲果汁和中国人的蚝油。每个泡囊中的液体保持均衡的密度、色调和口味。现在，我们拿着锋利的飞镖猛戳这些泡囊，里面的液体开始溢出，互相混合在一起。当然，这样做有时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件事，因为这些混合物或许突然之间看起来赏心悦目，尝起来美味可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丧失了预测行为的能力。我们一旦戳破这些泡囊，里面的液体就失去了控制，获得了自由，这增加了不确定性。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些泡囊里面装的不是液体，而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方说，里面装的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巫术魔法，不同的女权观点，不同的军事行动理念以及对孝敬父母的不同认识。此时，泄露出来并混合到一起的不同思想会引发局势动荡不安。难怪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的全球化世界所经历的恐怖主义、宗教狂热行为、国家分裂以及无政府状态要多于“二战”之后到1990年期间的次数。即使暂时把全球化政治搁置不管，只关注经济、金融危机，我们也能够列举出令人震惊的一份经济危机和经济泡沫清单，它们在过去20年里伤及无辜、毁灭家庭：墨西哥破产和救市（1995年）；东亚经济危机（1997年），俄罗斯破产（1998年），互联网股市危机（2000年），阿根廷经济危机（2002年），房地产泡沫危机（2004—2009年），商品期货泡沫危机（2007—2008年），贝尔斯登公司和雷曼兄弟公司引发的世界股市崩盘（2008年），冰岛破产（2009年），葡萄牙、爱尔兰、冰岛、希腊和西班牙经济危机（2009年），塞浦路斯破产（2013年），能源危机（2014—2015年）；中国股市危机（2015年）。所有这些经济泡沫或经济危机都是由混沌的力量引发的。本书前几章将对这些力量展开讨论。
各个国家都在疲于应对，试图理解全球化。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在努力应对有关国内移民的争论。当这么多背景各异的新来者都在打开行囊的时候，国家又如何能保持稳定并持续发展呢？
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阐述那5种能够毁灭富裕国家的强大力量：（1）下降的出生率；（2）全球化贸易；（3）增加的债务负担；（4）下滑的职业道德；（5）多元文化国家中爱国主义所遭遇的挑战。在第二部分，我将深入研究有关个人和国家的有趣历史个案，这些是在整合千疮百孔的国家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几乎难以摆脱的宿命。在本书结尾，除了其他方面以外，我还有一些过时的做法，要提倡老套的精神。的确，就连“老套”这个词听起来也够老套的了，它会让你想起自己曾祖母手工缝制的被褥，闻起来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不管怎样，顺其自然吧。卷起的迎宾毯
全球化经济削弱了爱国主义热情。孤注一掷的金融市场鼓励人们拿他人的钱财进行赌博。学校中的溺爱文化消除了逃避兵役者的耻辱感。在美国，类似美国人集体野炊和爱国游行的社会传统被当作古董或极端爱国行为而遭到抛弃。2010年，欢迎新居民的迎宾团体卷起了迎宾毯，解雇了其手下2000名迎宾员。这些迎宾员（后来被称作欢迎代表）过去常常敲开新婚夫妇和新搬来邻居的门，向他们提供邻里间的建议、礼品篮以及当地商铺的优惠券。而如今，欢迎新居民的迎宾团体剩余的员工会把广告信件塞进邮箱，由邮局连同其他五颜六色的垃圾广告一同投递。媒体数量的激增也对民族文化造成分裂。当然，媒体数量增加并不总是坏事。YouTube（视频网站）、网飞公司、脸书网、“阅后即焚”软件（Snapchat）、谷歌以及照片墙（Instagram）激发了巨大的创造力，引发了广阔的言论自由。你可以瞬间了解克罗地亚古城斯普利特的历史、当前天气和交通状况。但是，成立数百万家网络媒体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以往的岁月中，每家只能收看10个频道，电视可以让人们感到更团结。当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或者里根出现在镜头中的时候，即使你更换频道，也无法摆脱他们的形象，因为国情咨文演说几乎出现在每一个频道中。1970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一位名叫鲍勃·霍普的主持人在圣诞特别节目中吸引了全国将近2/3的观众，即使用1970年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笑话也是乏善可陈。1983年，77%的电视都被调成只能收看一个节目——《陆军野战医院》的最后一季。电视台曾经是统一民众、团结社会的机构。但在过去的20年里，只有超级碗比赛曾跻身收视率最高的20个电视节目榜单。我们急需新的能够统一民众的机构，或者需要重建已有的机构。
但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当今世界同所谓的最伟大的那代人以及他们在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所面临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如何能够保持社会的统一呢？“一元化时代”已经变成了“多元化时代”。
我将从历史和流行文化之中，不断利用文学、音乐和艺术方面的例子来阐明主要观点。我们在思考某个现代国家及其人民的时候，脑海中常常浮现出各种隐喻的形象：熔炉、色拉盘以及马赛克，等等。我想让大家近距离仔细研究一幅油画，比如乔治·修拉的点彩派作品《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如果站得离画太近，你所看到的可能只是不同颜色的小点，它们或许很漂亮，但没有意义。然后我们慢慢后退，此时塞纳河畔欢快的场景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你就可以看清楚其中的人物。你看，那是一条狗，这是一艘船，场面十分热闹。现在你意识到，油画中的每一个点都融合在更大的点里面。但是，假如你后退之后看到的还是那些同样的小点，它们根本没有构成图画，你根本无从理解，此时又会怎样呢？我想，在产生分化的国家中，一盘散沙似的人们的工作和兴趣爱好恐怕也不再能够有多大成就。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过去，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潮或许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交替变化。有时我们会看重秩序，尊重法律；有时又会倾向理想主义，对我们的国家抱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你或许认为19世纪末期属于古典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时梳着圆髻的严厉女教师会用山胡桃教鞭抽打不听话的顽童。20世纪20年代，打扮时尚的女孩和浪漫分子冲破藩篱，打破了有关时尚和约会的规定。作曲家科尔·波特曾经写过、歌手埃塞尔·默尔曼也曾高声演唱过——在过去的岁月中，“瞥一眼丝袜都会被看作不雅之举”。但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当一个国家开始展现出来的既不是古典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更为现代的混乱趋势，比如表现主义艺术，那此时这个国家该如何继续发展下去呢？或者再比如像抽象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的某幅作品那样，其中的滴画手法并不连贯？我曾参加过著名演员文森特·普莱斯举办的一次演讲，此人对美术的爱好甚至超过了电影。观众中一位女士抱怨说，她刚刚参观了一次毕加索画展，无法理解其中扭曲的人物形象——脑袋与身体位置发生位移，大腿弯曲、偏离臀部。她对普莱斯说：“画中的那些古巴人看起来可怕极了！”普莱斯哑然失笑。当然，她提到的是立体派艺术，但对于一个其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现了立体主义的国家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确无法彻底了解彼此。或许，那就是美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已经不再崇拜古典主义名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而是开始担忧人类距离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所表现的另一场人间悲剧近在咫尺。修复与重建
100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50岁。当时几乎没有抗生素，只有低劣粗糙的牙医诊所。然而年轻人十分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在当地的磨坊、工厂、农场或矿场找到工作，养家糊口。如果他们无意中卷入麻烦，他们的邻居或教会就会插手干预，提供食宿，帮他们振作起来。传统“旧经济”模式下的工作已经在逐渐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那种鼓励人们冒险和志存高远的社会精神。受全球化进程影响而不断恶化的混乱局面对社会构成分裂威胁，正如它对德川幕府、威尼斯、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些强大国家所构成的威胁。这种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吗？今天，美国和欧洲能否重新修复社会精神呢？在随后的内容中，我将与大家分享历史经验教训，阐明这是可以修复的。我们无法重新像祖辈那样在古老的磨坊或矿场工作，但我们可以接受独特的美国传统，为新时代的繁荣创立新的基础。通过利用神经科学和经济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制定政策，让孩子们变得更聪明、更坚强，更有能力在让人困惑、突出个性的高科技时代开拓进取，获得丰厚的收入，收获更加美满的人生。
亚历山大大帝从埃及征战到土耳其，推翻了当时的苏丹政权；之前的“恐怖分子”把哥斯达黎加改造成了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克利夫兰市的一个少年沉迷于电子游戏，在虚拟世界中地位极高，做了指挥官，但一直努力想要摆脱妈妈放在地下室里的睡椅——我们将沿着这些人的足迹，跨越千山万水展开研究。这将是一场国家的复兴之旅。第一部分分裂力量第1章有关国界、尿布和高尔夫球场的悖论富裕国家不喜欢生孩子
美国所拥有的高尔夫球场数量比麦当劳的数量多，但这并不是说与草饲牛肉相比美国人更喜欢修剪整齐的草坪，而是说明那4000万处于退休年龄的在婴儿潮时代（1946—1964年）出生的人正在寻找散步和锻炼的场所。这批人比“X一代”（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出生的人）和Y一代更具影响力，也更有钱。这种趋势并不十分令人不安，但现在我们注意一下下面这则信息：日本零售商所卖出的成人尿布数量多于婴儿尿布数量。这两件事——高尔夫球场和尿布，告诉了诸位所需要知道的有关“第一世界国家”人口统计学的信息。
下面我用7个简单的句子来解释一个复杂的问题：随着国家变得富裕起来，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会降低，人口平均年龄会提升。为了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公民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服务，无论是医院中的神经外科医生、饭店中的服务员，还是美甲店里的美甲师。这就需要引入新工人，意味着向更多移民打开国门。新移民会分化国家主流文化，除非该国拥有强大的公民文化机构。因此，这些国家将面临两大问题：（1）相对财富减少；（2）文化结构受损。富裕国家如果不变得文化多元，那它们就无法享受繁荣果实，但如果变成多元文化国家，那它们就要努力贯彻统一的国家目标。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财富和生育率是如何联手分化国家的。美国故事：宝宝们都去哪儿了？
20世纪60年代，一首伤感的流行民谣唱道：“鲜花都去哪儿了？”彼得·席格的歌词充满哀伤，仿佛在说越南战争以及繁荣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手为美国男人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他们要么身着军装，在东南亚地区用汽油弹摧毁鲜花盛开的原野；要么戴着安全帽，指挥推土机践踏鲜花盛开的原野，为的是铺设横跨美国牧场的柏油公路。无论哪一种情况，对于无辜的水仙花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日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鲜花只是一种隐喻。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暗示，“二战”之后的繁荣对孩子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无论从空气污染和核武器威胁来说，还是从体现重商主义的那些数量泛滥的塑料芭比娃娃和风火轮赛车来说，都是如此。演唱此类歌曲的不仅仅有彼得·席格，还有彼得、保罗和玛丽（美国民谣三重唱组合）。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也开始提出警告——“人口爆炸”可能会毁灭我们的星球。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是位备受赞誉的研究蝴蝶的专家，他曾20次参加约翰尼·卡森的《今夜秀》节目，一直呼吁“人口零增长”，并预测说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将会有上亿人饿死。甚至连华特迪士尼公司也参与到行动中来，制作了一部短片，唐老鸭在影片中帮助解释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家庭中孩子太多，那么母亲就会“疲惫不堪，脾气乖戾……而孩子们也会体弱多病，多灾多难”，家庭也“没钱置办现代化生活设备”；影片中随即出现了一台笨重的老式收音机。谢天谢地，埃尔利希关于全球范围大规模饥荒的预言是错误的，世界并没有真的出现粮食短缺问题。
但是，就在埃尔利希和唐老鸭强烈要求节育的同时，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父母也毅然决定少生孩子，婴儿潮逐渐平息下来。1960年（当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刚好批准生产避孕药）之后，美国生育率开始出现长时间的大幅下降，下降比例高达47%。蕾切尔·卡森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到了知更鸟和其他鸣禽的死亡。有人说，这种珍稀鸟类具有神秘功能，能够接生婴儿。
尽管民谣歌手或许能够影响到某些事情，比如手鼓和口琴的销量，但如果把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数量剧变过多地归因于彼得、保罗和玛丽，那就错了。同样，单纯地把避孕药看作引起人口剧变的原因也是不正确的。更加便捷的生育技术只会让父母更容易进行生育选择，而技术本身并不会做出选择。我将在本章中指出，人口剧变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早在美国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我的历史研究结果表明，每当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在社会中形成的时候，社会就会产生节育的趋势。比方说，我们会看到古代城邦斯巴达产生了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人口变化——大约在公元前460年。我们还会看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所产生的同样的变化——时间是19世纪60年代。但是在回顾历史之前，让我们看一下当前的趋势，以及这些趋势给现代国家所造成的困局。
在美国，没人曾录制过一首名为“狗和猫都去哪儿了”的歌曲，这是因为流行音乐尽量不以宠物为主题。1953年，歌曲《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名列美国《公告牌》（Billboard）榜首，并保持了8周之久。之所以没有人录制《狗和猫都去哪儿了》，是因为在过去的55年中，美国人所拥有的宠物数量直线飙升，而婴儿出生率则直线下降。现在美国大约有7550万名儿童，但是有9000万只猫、7500万只狗和1.7亿条淡水观赏鱼。宠物卖场（Petsmart）和宠物超市（Petco）两家的宠物商品销售额高达100亿美元，而最大的儿童商品零售商儿童天地的收益只有18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美国人花在蛇、龟和蜥蜴这些宠物身上的钱。的确，儿童天地现在正同沃尔玛、塔吉特、诺德斯特龙以及其他服装销售公司展开竞争，但是宠物的主人们也从沃尔玛、塔吉特和杂货店购买商品。在距离我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我发现了专门经营宠物狗洗浴和宠物美容的商店，其中既有自助模式（DIY），也可以雇用别人，根据客户需要进行洗剪吹，并承诺交还狗狗时它们身上会散发出杧果、椰子或柠檬马鞭草香波的味道。但是要想找人给你的孩子洗头、吹发则要困难许多。2015年，我的狗需要做手术，它的兽医体贴温柔，他是从印度移民来美国的。他把我的狗称为“我的孩子”。我问他这种称呼在他的家乡是否很常见，他说不是的，他是在加利福尼亚郊区学会这种称呼的。此外，这次手术采用了高科技放射技术，名叫“射波刀”——这家动物医院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医院共用这一设备。想必某个人类病人可能不得不等上一天才能做手术，因为当时我的狗正四肢伸展开被固定在手术台上。我并不想讨论谁有优先手术权的问题，只是在观察社会风气的变化——我们对宠物越来越上心，而对孩子则越来越不耐烦。
美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大约是1.89个婴儿，这一数据低于稳定的人口置换率2.1（2.1的置换率把疾病、婴儿死亡以及战争等因素考虑在内）。请注意，这数量偏低的生育率（1.89）出现在代孕、体外受精以及其他不同寻常的生育治疗手段让数百万对无法生育的夫妇可以拥有孩子的时代。每年有6万多名婴儿是在实验室工作人员、注射器和培养皿的帮助下出生的。尽管如此，依然有17%的美国白人女性无法生育。这一数量几乎同20世纪80年代一样多。相比之下，黑人女性的比例是15%，亚洲妇女的比例是13%，西班牙裔妇女的比例是10%。这些无法生育的妇女中的一些人希望能够生儿育女，但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和法律条文的规定，我们能够想象得出，与之前的历史时期相比，现在更多无法生育的妇女将会选择不要孩子。
尽管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整体生育率却在下降，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在生育方面表现得尤其不积极。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美国有孩子的家庭数量不足5.5%，这一比例是年收入不到1万美元家庭的一半。很显然，取得大学学位是一种极佳的避孕手段。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母亲平均每人只有1.6个孩子，比没上过大学的中国妇女平均每人1.54个孩子的数量高不了多少。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2015年之前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在美国许多夫妇在实行他们自己的“独生子女政策”。
为什么育龄期的美国人会选择不要孩子？任何父母都知道，孩子意味着乱七八糟、吵吵闹闹、令人担心，并且花费不菲。宠物狗主人平均每年需要负担378美元的兽医医疗费，养一个孩子每年的医疗费用是990美元。宠物狗单独训练每小时花费50美元，而4年大学教育的花费则超过25万美元。除却经济负担，即使是愤怒到极点的八哥也不会尖叫着说“我希望没有被生下来”，并“砰”的一声甩上房门。当然，孩子也会带给我们充满爱与情感的甜蜜瞬间，并且在父母年老或生病时给予照顾，而鸟、猫和狗则不能。即使是最聪明的雪纳瑞犬或最敏捷的猴子也难以填写医保报账单。
然而孩子总是乱七八糟、吵吵闹闹、花费不菲。1900年，美国白人女性人均有3—4个孩子，她们整天被哼哼唧唧、不停哭闹而可爱的孩子们包围着。自1936年以来，盖洛普民意调查每年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家庭的理想生育人数是多少？”1957年的理想人数是3.6个，到1978年骤降到2.5个，这一数字一直保持至今。但就像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人们并不总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实际的平均生育人数低于2个。因此，是什么变化导致人们不喜欢孩子呢？为什么这种现象如此普遍？对大部分西欧国家来说，其生育率较美国更低。例如德国是1.4个，意大利是1.39个。德语“Schrumpfende Stadt”，即为“收缩的城市”之意。2014年，意大利的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高出17%，新生儿的数量降至1861年加里波第和维克托·伊曼纽尔统一南北，宣布意大利王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意大利卫生部长在研究了最近的统计数据之后宣称：“我们是一个正在迈向死亡的国家。”但是，意大利并没有排在死亡国家之首。日本的生育率降到了1.3个，2015年政府面向7000人的调查结果显示：40%的单身男女在20多岁的时候“没有谈情说爱的想法”，认为“爱情太麻烦”，或者他们宁愿选择培养其他爱好。日本家庭计划协会报告说，21.6%的男性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对性爱“不感兴趣”，或者“鄙视”性爱。
尽管日本的Y一代不喜欢性爱，更喜欢发短信，但年长的一代寿命更长。1963年，日本政府决定向当年所有的百岁老人每人颁发一个包装精美的银碗。1963年日本厚生省共送出了153个银碗。2015年，大约有3万名日本人活到了100岁。厚生劳动省宣布，由于年轻纳税人的数量日渐萎缩，因此无法支付这么多银碗了。未来的世纪老人可能得到锡碗或锌碗。最终这些老人都会去世，因而200年后，“消失的日本人”或许能够在史密森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得到他们自己的展位，用于纪念“消失的文明”。我们可以在此进行一个想象实验：我们随便拿一个出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孩子来说，有97%的可能这个孩子所生活的国家的生育率低于人口置换率。传统与婴儿强制措施
人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答案只有4个字：罪在繁荣。但是这个问题需要更细致的答案。因此，在进一步解释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前，我们可以首先这样问：在过去的岁月中，生育率为什么如此之高？在相对贫穷的年代，儿童充当着重要的劳动力，父母需要他们来帮助收割庄稼、打谷扬场，帮助拖运成袋的小麦，或者像19世纪那样，需要他们佝偻着身体爬进矿井劳作。尽管有人或许认为把儿童看作经济动物的做法令人反感，但是孩子多的家庭的确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组合。可能第一个孩子非常精明，能帮助父母在交易市场做买卖时不受欺骗；第二个孩子或许非常强壮，能够帮忙抛套索捕牛或圈羊，或者耐力十足，能够蹲在地里采摘草莓；第三个孩子或许长得十分英俊，吸引附近富人家的追求者，可以优化家族基因；第四个孩子或许能赢得摔跤比赛，长大后成为亚伯拉罕·林肯那样的人物（最近《体育画报》中的一篇文章称林肯是“一位出色的摔跤手和世界级的垃圾话大师”）；第五个孩子或许会浪荡成性，逃离家乡，但后来能给家里的老爸、老妈寄钱。甚至今天，生活在国外的家庭成员的汇款金额占亚美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21%，占利比里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9.7%。在现代社会，我们把孩子看作必要时刻的保险，为的是以防万一。在早期社会，孩子就是保险。
在很多情况下，在自己家庭组合中扮演某种角色的年轻男子常常会娶上一位在其他家庭扮演相反角色的年轻女子为妻。他们两人一起组建起一个更有能力、更稳固，也更丰富多彩的家庭。大量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都是以男女双方浪漫的邂逅冲突为基础的。在《驯悍记》中，彼特鲁乔从维罗纳一路走来，目的是“娶妻发财”，对美女和金钱充满渴望。他遇到了凯特，一位冰雪聪明但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摔盆摔碗的姑娘。凯特的父亲急于把她嫁出去。最后，两个年轻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现代的浪漫喜剧电影也把差异很大的双方拼凑在一起，无论是迪士尼动画电影《美女与野兽》，还是贾德·阿帕图的电影，比如《一夜大肚》。
或许爱情与浪漫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当年轻夫妇决定要孩子时，情况会怎样呢？此时传统社会与21世纪就不那么同步了。在传统社会中，爱情就像游乐场中播放的歌曲所唱的那样：“先有爱情，再有婚姻，之后就是婴儿车中的宝宝。”人们认为结婚之后很快就该生孩子。假如一对年轻夫妇结婚一年后还不生孩子，那么造谣者就会四处散布谣言，要么说他们身体有病，要么说这是来自诸神的不祥之兆。（如果不到9个月就生孩子那就表明道德低劣。）我跟妻子成婚一年之后，我爷爷萨姆（1901年出生于伦敦）给我们打来电话大声说道：“我跟你奶奶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我们准备当曾祖父、曾祖母了。现在你们——马上办这件事！”说完“哐”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对高生育率由来已久的偏见听起来像是一种狂热崇拜，但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中都存在。当然，《圣经》鼓励夫妻“多子多孙”。如果传统社会想要历经暴风雨、干旱、侵略者以及惊人的婴儿死亡率而存续下去，那么它就需要大量新生婴儿。社会文化也鼓励造人计划。甚至连鄙视婚前性行为的人也鼓励生孩子，因为这可以让年轻夫妇对新婚之夜充满期待，到时候不至于只会紧张，而能够释放被压抑多年的欲望。传统的爱尔兰新娘会手持一束用“魔力手帕”包裹的鲜花。10个月之后，这位新妈妈会用同一块手帕作为自己第一个孩子的洗礼帽。按照中国的古代传统，婚礼前一天，婚床将由某个“好运当头”的人进行装扮，说白了也就是曾生过许多孩子的人。这位“好运当头的亲戚”会在婚床上撒上象征生育的食物，比如石榴和莲子。
在古代文化中，孩子越多代表男子气概越强，社会地位也越高。社会地位高的男人可以炫耀妻妾成群、子孙满堂。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接生婆和保姆来照顾这一大家子。劳拉·贝齐格是一位研究专制君主的人类学家，她调查了六大人类古文明的数据：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明、封建时代的印度和古代中国。贝齐格发现，在4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四大洲的人们的行为方式非常稳定。她发现，随着权力等级的降低，孩子的数量也随之减少。每位王子拥有数百名王妃和姬妾，将军每人大约有30名妻妾，而上流社会的男人妻妾数量不超过12人，中产阶级的男人只有数名妻妾。在美洲地区，秘鲁的印加王公至少有700名妻妾，“她们负责打理房间，供他取乐”。而小酋长则可能只有7名。这么多女人会生许多孩子。男人的地位越高，其孩子的存活率也就越高，因为同贫苦农民或普通人家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
如果测试古代知名统治者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人们依然能够发现这些人的基因特征。在面对敌人时，成吉思汗挥舞的是一把锋利的宝剑。很显然，他在卧室中还有另外一件工具。最近一项染色体研究表明，现在大约有1600万人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爱尔兰，每12个人中就有1个是5世纪被称作“9个人质的尼尔”的军阀的后代。在罗杰斯和哈默斯坦的经典戏剧《国王与我》（该书以19世纪的真实人物暹罗国王拉玛四世为原型）中，当国王吹嘘自己有106个孩子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的剧院观众发出阵阵惊呼，而当数十名可爱的孩子快步向前，跪在他脚下磕头的时候，观众们又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希望男人可以保护自己的家人。不能庇护自己妻子或姬妾的男人将被阉割。如果不是真正的阉割，那也会是象征性的。在履行保护者的责任时，男人通常会喜欢那些与自己长得最像的孩子，因为这样的孩子能让他确信彼此间的亲缘关系。时至今日，与孩子之间的遗传联系也非常明显。有人曾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对象是635名男性和1169名在新墨西哥州上大学的孩子。结果表明，这些父亲花在亲生孩子身上的时间和金钱远远多于花在养子或他们怀疑不是亲生子女身上的时间和金钱。对亲缘关系有怀疑的男性的那些孩子，只有大约13%能像被父亲认定有亲子关系的孩子那样得到大学学费。在南非开普敦和坦桑尼亚进行的类似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有关针对不同孩子进行不同投资的想法以及只有男人才拥有的性解放，清楚地表明了性别偏见的存在。传统社会歧视女性，这主要体现在遗产继承、教育投资以及食物分配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依然能够表现出性别间的微妙差别。我父亲有个妹妹，名叫罗达。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奶奶去世的时候，一位参加葬礼的邻居对另一位邻居低声耳语：“幸亏她还有个儿子。”这位邻居根本没有提及我姑姑罗达。对儿子的渴望引发了各种各样为人不齿的行径。在整个亚洲，人口统计学家都声称出现了“女性短缺”现象。传统的印度文化重男轻女，因为印度宗教要求父母必须由儿子埋葬。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令人恐怖的人口预测比保罗·埃尔利希早了将近2个世纪。他引用印度的一条法律来说明问题，该法律条文是这样表述的：因为有了儿子，男人就胜过了所有人；因为儿子又有了儿子，男人就获得永生；当孙子又有了儿子，这个男人就与日月同辉……儿子把父亲从地狱之中解放出来。财富带来的是生育哺乳的减少
繁荣是如何破坏传统的呢？随着社会变得相对富裕，儿童不再被看作招人喜欢的劳力和听话的田间帮手。相反，他们更像是奢侈品，就像宠物或名贵的手提包一样。当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的时候，我们对动物的观点甚至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1900年，阿拉斯加一位勤劳的猎人可能想要6只长毛耐寒的阿拉斯加犬来牵引雪橇，穿越雪地。而如今，安克雷奇的居民可能会很惬意地抱着一只博美犬，坐在依靠天然气取暖的舒适的家中观看网飞的视频。在那些可能要孩子的父母眼中，现在的孩子已经由昔日充当劳力的“阿拉斯加犬”变成了“博美宠物犬”。时代在变化，社会地位的象征也在发生变化。虽然传统社会可能会以孩子的数量来衡量男人的社会地位，但如今衡量社会精英地位的手段可能是根据他抽屉中劳力士手表的数量，他累积的常旅客飞行里程，或者他在推特和Instagram上的粉丝数量。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声称，父母们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权衡利弊。中、高等收入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就需要父母对子女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由于养孩子可能需要请家教、拼车、支付大学学费，因此父母常常宁愿孩子少但有大出息，也不愿孩子多但都碌碌无为。并且，花在孩子身上的钱越多，就意味着剩下用来度假滑雪和购置豪车的钱越少。约瑟夫·熊彼特在负责哈佛商学院之前曾掌管奥地利财政部。他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应当抑制我们的抱负和贫乏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在我们老年时受人侮辱，被人轻视？”熊彼特清楚，成功人士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的知名度很高，经常身着马裤、脚蹬马靴在哈佛大学招摇过市。他曾高调宣称自己生活中有3个理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成为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炫耀说自己在离开祖国前往马萨诸塞州之前已经实现了这三个理想中的两个。
纵观整个世界，数据表明受教育越多，意味着生的孩子越少。这或许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就越倾向贝克尔所提出的“机会成本”选择理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就越不愿接受小农意识。在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比如也门和巴西，受过高中教育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量大约只有没受过教育的妇女所生孩子数量的一半。
一个世纪之前，一些社会评论家曾预见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在萧伯纳1903年的戏剧《人与超人》中，身处地狱之中的唐璜担心，“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生活的迷恋，对成功、艺术和爱情的膜拜最终会反对孕育生命，成为不孕不育的工具”。萧伯纳是费边社会主义者，有时也提倡优生优育。他发现了繁荣带来的风险，也看到了农夫们走出农场，洗手净面，迈着华丽的舞步涌进社交沙龙和客厅。但是，这种现象甚至在萧伯纳所处的时代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再翻看一下更为久远的历史日历吧。斯巴达人都去哪儿了？
我们用“斯巴达人”这个词来表示坚忍不拔的意志，这些人能够设法应付极其简陋的条件，不需要任何奢侈的生活。20世纪70年代，明尼苏达维京人橄榄球队教练巴德·格兰特不允许自己的队员用场边加热器来暖手——即使是在冬季的明尼阿波利斯。这就是斯巴达人的精神。他们极具侵略性的防守队伍被称作“紫色食人魔”。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在过去的35年里，维京人队一直在带顶棚的室内场地比赛，而他们自1976年以来再没有赢得超级碗决赛的胜利，那时他们采用格兰特的斯巴达式的训练——在室外比赛。
古代的斯巴达战士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维京人队一样，他们以野蛮的防守著称，防线几乎固若金汤。2014年上映的影片《300勇士：帝国崛起》取材于真实的故事：公元前480年，300名斯巴达战士（连同来自希腊其他城邦的士兵）同薛西斯大帝率领的一支波斯军队展开了英勇的战斗。波斯军队的人数远超斯巴达人，人数比大约是20：1。斯巴达人的军队行动迅速、暴戾冷血，战斗力极强。可以说他们从在摇篮里就开始接受军事化训练。在斯巴达，人们推崇的是适者生存的法则。他们有一个公共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新生婴儿进行体检，由此决定是继续喂养这个婴儿还是将其杀死。假如这个婴儿通过了第一关的体检，但如果婴儿的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表现得懦弱胆怯，那她有权将其杀死。从7岁开始，年幼的男孩儿就要离开父母，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他们吃在军队肮脏的大厅，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他们也不大说话，这可能让他们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简洁”（laconic）一词就起源于斯巴达的拉哥尼亚（Laconia）。斯巴达的士兵身披猩红色的战袍，行军时排成令人望而生畏的密集队形，手中挥舞着青铜盾牌和青铜长矛。这支军队在公元前5世纪几乎所向披靡。
在征服了拉哥尼亚和麦西尼亚之后，斯巴达人把他们的俘虏强行带回了斯巴达，充当农场里的奴隶或完成日常体力劳动。斯巴达的男人们无须再进行田间劳作，女人们也无须再做家务。斯巴达的女人们开始接受教育，并获得了财产继承权、所有权和遗赠权，这些权利都是雅典之前闻所未闻的。在免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斯巴达的女人们可以管理农场，因为这些工作需要脑力，而不是体力。她们无须再进行手提肩扛式的繁重劳动，而是开始统筹安排，比如挑选种禽种畜，或者买卖作物种子。斯巴达通过征服邻国获得了财富。随着财富的增加，斯巴达人可以更好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劳动。
可是，强大的斯巴达人现在到哪儿去了呢？他们已经消失了，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主要来自其他希腊城邦的人，包括亚里士多德。斯巴达人到哪里去了呢？简单来说就是，底比斯人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中重创斯巴达人，并于第二年侵占了斯巴达。但底比斯人怎么能够击败所向披靡的斯巴达人呢？毕竟斯巴达人从摇篮里就开始接受杀戮训练，且可以依靠少量补给存活下去。其原因在于：斯巴达人要么是忘记了，要么是有意不进行房事，这导致没有足够的孩子来继续补充社会人口和军队数量。亚里士多德指出，在取得战争胜利之后，斯巴达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尽管国家能够供养1500名骑兵和30000人的重装部队，但部队数量甚至不足1000人”。人口之所以减少，是因为在胜利之后，斯巴达人开始依赖俘获的奴隶进行体力劳动。于是富裕家庭开始决定少生孩子，这样一来土地和金钱就可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亚里士多德解释说：“历史史实证明了他们土地所有制中的缺陷——国家经受不起一次打击，人口太少导致国家灭亡。”由于斯巴达人控制着土地，奴隶们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因此斯巴达人自己孩子的劳动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再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就提高了。再多一个孩子意味着管理庄园的时间就会减少，外出旅游或享受奢华生活的时间也会减少。这还可能意味着要与众多的女婿或儿媳分割财产。到了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的公民人数减少了大约80%。随着人口的减少，强大的斯巴达军队方阵也在萎缩。等到了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不再害怕斯巴达人，他们征服了斯巴达，解放了麦西尼亚奴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这些奴隶一直“躺在那里等候他们的主人”。斯巴达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获得财富之后丧失了繁衍的需要和渴望。
先人们是如何避免生孩子的呢？生育控制手段包括单身生活、体外射精、堕胎、使用像罗盘草那样具有避孕功效的植物，以及令人痛心的杀婴行为。假如哪个婴儿克服了所有这些障碍被生了下来，那他就会被送人（寄养）或者被遗弃，成为孤儿或被活活饿死。
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一生经历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两个时代。在公元1世纪初，他考察了古斯巴达遗址。在其代表作《地理学》中，斯特拉博指出，这是“一个几乎彻底被遗弃的国家……与古代大量人口相比，现在这个国家人口严重不足。在斯巴达城邦之外，保留下来的城镇数量大约只有30个，而在古代，人们称斯巴达是一个‘百城之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每年举行祭祀时，用作祭品的牛就有100头”。
你或许认为获胜的底比斯人和雅典人会吸取斯巴达的教训。我们在第6章中将会看到，亚历山大大帝把更多的土地和奴隶置于希腊的掌控之下。拥有大量土地、劳动力和战利品的希腊人开始尽情享乐，而无心繁衍后代。如果你今天到雅典参观，想要爬上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庙，那你就必须要排队等候拥挤的旅游大巴或者跟在成群的背包客身后。此处当然是个重要景点，因为它至少会让你片刻想起“西方文明”这个词。斯特拉博也曾考察过这个地方及其周边环境，只不过在那个时候他不用排队等候。他所看到的雅典几乎被完全遗弃。他说自己看到的雕像数量比看到的人还多。
当然，我并无意想要把文明的兴衰完全归为一种原因。穷兵黩武、奴隶起义、致命的瘟疫、残暴的侵略者、作物歉收以及政府无能这些因素也都可以毁灭一个国家。我并不是想说生育率降低一定会导致国家灭亡，而是要说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成就会导致生育率下降，而这会带来新的，有时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使得国家难以维持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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