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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26 06: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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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全意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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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现状与评价

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现状与评价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现状与评价作者:王全意排版:昷一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04-01ISBN:9787302283539本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但肺结核、性病、乙肝等传染病的发病率仍较高,以及甲型H1N1流感等新发传染病的出现,对北京市居民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些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都与不良的行为习惯密切相关,如1988年因食用被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而引起的上海甲肝大流行。而北京市居民的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具有率和技能掌握率还较低,特别是在郊区人口、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居民以及农民、生产及运输工人、家务及待业人员等人群中更甚。普及传染病基本卫生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仍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作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2005年在曼谷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健康促进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全球化世界中健康促进的曼谷宪章》(Bangkok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把提高人们的健康素养作为健康促进的重要目标。传染病健康素养是健康素养的重要内容之一。2008年8月,卫生部办公厅下发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工作方案(2008~2010年)》,为我国全面开展健康素养促进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健康素养的提出为传染病防控提供了新的思路。2008年,首次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仅为15.86%。然而此次调查在传染病健康素养方面涉及的指标较少,仅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四害(苍蝇、蚊子、老鼠、蟑螂)传播的疾病、血吸虫病、动物咬伤后的处理、禽流感和生活中一些预防传染病的行为习惯等,不能全面地反映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因此,建立较为全面的传染病健康素养指标体系势在必行。“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研究从2010年9月启动以来,历经数次专家咨询会、数次预调查和2月余现场调查,历时1年多。该研究获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对今后的传染病健康教育有重大指导意义。为了总结研究成果、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学术成果,为今后开展传染病健康教育提供借鉴,我们将该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纳入本书,以供读者参考。

本书共分12章,首次系统描述了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现状;从公共卫生视角构建了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指标体系,丰富了传染病健康素养的内涵;并从知识、行为和技能三个维度深入了解了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存在的问题。

本书第1、2章分别介绍了传染病健康素养的研究背景和北京市传染病健康素养调查的调查目标、内容与方法、组织和实施,以及质量控制等。主要介绍了北京市传染病健康素养调查的背景、设计和实施过程。

第3~5章分别介绍了北京市居民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现状、行为形成现状和技能掌握现状。主要介绍了北京市不同群体居民在传染病相关知识、行为和技能上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其原因,提出了合理建议。

第6章介绍了传染病健康素养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主要介绍了传染病健康素养构建与评价的方法学,并从构建条目池、筛选条目和构建指标体系,到指标体系最终确定和评价,对全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和讨论。最终,构建了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指标体系。

第7、8章分别介绍了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总体水平和传染病健康素养与健康的关系。主要介绍了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存在问题和影响因素,并分析了传染病健康素养与传染病发生之间的关联。

第9~11章介绍了北京市医务人员、老年人、农民和农民工等群体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的现状。主要介绍了医务人员、老年人、农民和农民工等重点人群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合理建议。

第12章对本研究的主要发现进行了描述,并结合北京实际情况,提出了合理建议。

在本书出版之际,向在课题立项、研究方案设计和分析中提出宝贵意见的专家和同事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与现场调查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人员表示谢意。我们在本书附件2中列出了参与本次研究的部分工作人员名单,但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出,恳请谅解。本研究由北京市“十百千”卫生人才项目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2008AA02Z416)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我们在本研究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热情,但由于知识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错误之处,恳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王全意 杨 鹏 吴双胜2011年12月于北京 第1章传染病健康素养的研究背景第1节 健康素养一、健康素养的定义和内涵

2005年在曼谷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健康促进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全球化世界中健康促进的曼谷宪章》(Bangkok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 in a Globalize World),把提高人们的健康素养作为健康促进的重要目标。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必须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高全民健康素质、建立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三方面着手。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是健康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健康素养与健康产出及卫生支出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它是个体与群体为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综合能力,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目前,对健康素养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没有统一的定义。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健康素养定义:健康素养代表着认知和社会技能,这些技能决定了个体具有动机和能力去获得、理解和利用信息,并通过这些途径促进和维持健康。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的健康素养定义:在医疗环境下执行基本的阅读和计数等相互影响的一系列能力。美国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提出的健康素养概念:个体获得、理解和处理基本健康信息或服务并做出正确健康相关决策的能力。目前,美国国家图书馆和WHO的定义更为广大研究者和政府机构所接受。

美国《国家健康教育标准》中对知识和技能在健康素养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如下描述:①有健康素养的人:可以通过考虑并作出正确的决定来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人;有责任感并能作出有利于他们及其他人的决定的人;可以掌握他们现有知识的人;可以用简洁准确的语言进行交流的人。②有健康素养的人应具有的能力:理解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的概念;选择性地接受健康信息和健康促进相关产品和服务;分析文化、媒体、技术和其他相关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应用人际交流技巧来增进健康;应用目标制定和决策的技巧来增进健康;倡导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实践促进健康的行为和减少健康危险因素。二、健康素养的测评工具

虽然“健康素养”一词最早于1974年在文献中出现,但直到1992年发达国家对健康素养的研究才在方法学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尤其是一些英文和西班牙文的快速评估工具的开发和使用有力地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开展和有关国家重大卫生政策的出台。国外学者对健康素养的研究分为以临床为导向和以公共卫生为导向两大类型,以美国为代表的前期健康素养研究侧重于以临床为导向。近年来,各国研究者逐渐趋向于将临床与公共卫生相结合,更加全面地评价健康素养。

国外以临床为导向的健康素养研究倾向于通过测量阅读和计算能力来确定健康素养水平。常用的快速健康素养评估工具主要有成人医学素养快速评估(rapid estimate of adult literacy in medicine, REALM)、西班牙裔成人健康素养的快速评估(the short assessment of health literacy for Spanish-speaking adults, SAHLSA)和成人功能性健康素养测试(test of functional health literacy in adults, TOFHLA)及在2003年的美国全国素养评估(NAAL)中使用的健康素养评估分量表(health literacy component, HLC)。此外,还有健康活动素养量表(health activities literacy scale, HALS)和基于初级保健的健康素养快速评估(quick assessment of literacy in primary care: the newest vital sign, NVS)。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健康素养评估工具的研究较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利用Delphi法初步筛选了中国公众健康素养评价指标,并研制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在我国开发相关的测量工具和评价标准奠定了良好基础。我国公民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与国外常见的健康素养的测评工具存在差异,该指标体系从公共卫生视角出发,主要内容包括健康相关知识、态度、行为、技能等,而不仅仅是测量阅读和计算机能力。该指标体系不仅以了解健康素养水平为目的,还要了解居民在知信行和技能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为今后制定干预策略和实施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三、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

2007年,我国正式启动中国居民健康素养工作,提出了现阶段我国公民应具备的66项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行为和基本技能,作为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的基本内容。2008年1月4日,卫生部第3号公告(简称“公告”)正式向全国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在此基础上,卫生部组织专家编写了《健康66条——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读本》,全面阐述了健康66条的主要内容。2008年8月,卫生部办公厅下发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工作方案(2008~2010年)》,为我国全面开展健康素养促进工作奠定了基础。

2008年,由卫生部组织应用《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首次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乡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仅为6.48%。从健康素养的3个方面看,具备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行为和基本技能的人口比例分别为14.97%、6.93%和20.39%。调查将传染病健康素养作为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仅为15.86%。此次调查在传染病健康素养方面主要涉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肺结核的防治、四害(苍蝇、蚊子、老鼠、蟑螂)传播的疾病、血吸虫病、动物咬伤后的处理、禽流感和生活中一些预防传染病的行为习惯等。我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旨在了解中国公民综合性健康素养,故在传染病健康素养方面的题目相对较少,不能全面的反应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第2节 健康素养与传染病防治一、北京市传染病负担现状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2010年北京市共报告甲乙丙类传染病145393例,死亡256人,报告发病率为828.45/10万,报告死亡率为1.46/10万,报告病死率为0.18%,较2009年报告发病率略有上升,报告死亡率和报告病死率有所下降;其中甲乙类传染病共报告47208例,死亡237人,报告发病率为268.99/10万,报告死亡率1.35/10万,报告病死率为0.18%。2010年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前十位的病种依次为痢疾、肺结核、肝炎、梅毒、麻疹、猩红热、淋病、甲型H1N1流感、艾滋病和疟疾,报告死亡数高低依次为肝炎、肺结核、艾滋病、甲型H1N1流感、狂犬病、麻疹、流脑和痢疾(表1-1)。可见肺结核、梅毒、淋病、肝炎、狂犬病、痢疾等传统传染病还在严重地危害着北京市居民的健康。表1-1 2010年北京市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数、死亡数、病死率前十位顺序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给北京市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有研究通过统计模型估计2009年北京市甲型H1N1流感实际感染人数约为180万人,感染率约为11.0%。北京市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交通发达和人员往来密集,为新发传染病的流行提供了有利环境,往往成为新发传染病首先出现和流行的地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 SARS)、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对北京市居民健康构成了新的威胁,传染病防控工作形势依然严峻。二、健康素养与传染病控制

健康素养直接影响居民个体传染病的发生和转归。有研究表明,在艾滋病患者中,健康素养影响患者是否坚持服药和症状管理策略,从而影响疾病进展;健康素养影响个体追求健康的行为,而追求健康的行为则会影响疟疾的感染率。因此,评估并提高我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刻不容缓。但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用于评价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测量工具。目前,针对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小范围的,局限在知识、态度和行为上的研究,缺乏综合性的指标体系。而且中国在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制度、医疗保险等各方面与发达国家不同,健康素养的评估工具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现有的评估工具。因此,我国急需建立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的评估工具,既能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又能与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三、健康素养与传染病防控策略

健康素养是居民的基本素质之一。2008年,首次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具备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比例仅为15.86%。因此,加强传染病健康教育,提高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刻不容缓。2008年8月,卫生部办公厅下发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工作方案(2008~2010年)》,为我国全面开展健康素养促进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传染病防控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传染病健康素养作为传染病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结果和目标,应作为评价传染病防控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报告也指出应定期开展健康素养监测,及时了解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的动态变化,发现其不足和缺陷,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提供科学依据。第2章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调查第1节 调查目标一、总目标

了解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的水平以及对传染病健康教育的需求情况,为制定传染病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以提高北京市居民预防传染病的水平。二、具体目标(1)调查北京市城郊居民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行为具有率和技能掌握率的现状;(2)构建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指标体系;(3)对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进行评估,并比较不同人群(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城郊等)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的差异;(4)针对北京市城郊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建议,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第2节 调查内容与方法一、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北京市年满18周岁常住人口。

调查对象的入选标准:①年龄满18周岁(出生日期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②北京市常住人口,即在北京连续居住超过半年以上者(包括户口不在本地的外地人);③神志清醒,能够参加调查;④根据知情同意原则,愿意参加本项调查。

调查对象的排除标准:①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港澳台地区人员;②年龄不满18周岁;③无法通过语言或文字进行交流的人。二、抽样程序

1.样本量估计 本调查在保证调查设计科学性的基础上,兼顾地理分布均衡、经济有效以及方案可行性等原则,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进行。(1)每层样本量计算。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主要通过城郊居民对基本传染病相关知识(含技能)知晓率和行为具有率来反映。基于前期预调查结果,北京市居民基本传染病相关知识(含技能)知晓率和行为具有率π约为50%,允许误差δ=0.1π。取95%可信限,μ=1.96。复杂抽样的设计效应deff=1.5。根据公式计算如下:α(2)总样本量估算。考虑城郊、年龄(18~29岁组、30~39岁组、40~49岁组、50~59岁组、60岁以上组)和性别等分层因素(共20层),应调查样本量=576人/层×20层=11520人。考虑到调查问卷回收率和填写差错,实际调查样本量扩大10%,N=11520×(1+10%)=12672人,近似取12900人。

2.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共选择6个区县,30个乡镇(街道)、150个村(居委会)作为调查现场。(1)第一阶段抽样——抽取区(县)。将北京市18个区县按照〔1〕城区和郊区划分为两个组,城区包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郊区包括昌平、大兴、顺义、通州、房山、门头沟、平谷、密云、怀柔、延庆。应用随机数字,在城区和郊区中各抽取3个区(县)。(2)第二阶段抽样——抽取乡镇(街道)。在每个样本区(县)中,将所有乡镇(街道)按照人口数多少排序,采用系统抽样方法随机选择5个乡镇(街道)作为样本乡镇(街道)。

具体步骤如下:①将样本区(县)所有的乡镇(街道)按人口数多少依次排序,如果人口数相同,排序不分先后;②计算抽样间隔,用本县乡镇(街道)总数除以抽取的样本数(总数/5),如果结果为分数,则四舍五入为整数;③随机数字法确定第一个入选样本乡镇(街道);④加上抽样间隔确定第二个入选样本乡镇(街道),如果所得结果大于本县乡镇(街道)总数,则从排序第一位重新循环;⑤乡镇(街道)抽样结束。(3)第三阶段抽样——抽取村(居委会)。第三阶段抽样同第二阶段抽样,在样本乡镇(街道)中,所有村(居委会)按照第一个字拼音字母顺序排序,采用系统抽样方法随机选择5个村(居委会)作为样本村(居委会)。

具体步骤如下:①将样本乡镇(街道)所有的村(居委会)按第一个字的拼音字母顺序由A到Z依次排序,如果第一个字的拼音相同,则比较第二个字,依此类推。如果所有字的拼音均相同,排序不分先后;②计算抽样间隔,用村(居委会)总数除以抽取的样本数(总数/5);③抓阄法确定第一个样本村(居委会);④然后加上抽样距离确定第二个样本村(居委会),再加一次抽样距离确定第三样本村(居委会),如果所得结果大于本乡镇(街道)中村(居委会)的总数,则从排序第一位重新循环;⑤样本村(居委会)抽样结束。(4)第四阶段抽样——住户抽样。每个样本村(居委会)选取约86人,各年龄组(18~29岁组、30~39岁组、40~49岁组、50~59岁组和60岁以上组各17~18人),男女各半,避免到集体单位选择调查对象。具体步骤如下:①循环等距抽样郊区按门牌号、城区按楼号、单元号、门号从小到大排列,编好住户码列入住户清单表式中(特殊情况:有些乡村中,门牌号可能分段,如东村1…100号,西村1…45号,可以排列后,总排序。对同一门牌号,同一个大院和楼号的,按门号从小到大排列,对同一门牌号内没有门号住户按从左到右、从外到里、从下到上的原则编码。一经编码不许变动);②随机数字法确定第一个样本户;③按照门牌顺序调查约86名符合条件的居民。按照每户2~3名符合调查要求的人口估计,每个居委会/行政村约抽取29~43家庭户。三、调查内容

在前期文献综述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确立了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调查问卷的框架结构和条目,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传染病相关的知识和理念、传染病相关的行为、传染病相关的技能、调查员评价5个部分。《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调查问卷》详见附件1。

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除了性别、出生日期、民族、职业、文化程度等人口学指标外,还有“在过去1年内是否出现发热、腹泻、皮疹、皮肤或巩膜黄染和结膜充血等症状”。

第二部分为传染病相关的知识和理念,包括发热判断标准、接种疫苗能够预防传染病、共用毛巾可传播红眼病、免疫接种是预防麻疹的最有效措施、免疫接种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措施、肺结核临床症状、手足口病易感人群、乙肝传播途径、艾滋病传播途径、梅毒和淋病传播途径等。

第三部分为传染病相关的行为,主要包括体育锻炼、吐痰、打喷嚏、洗手、就医戴口罩、流感疫苗接种、生食海(水)产品、使用砧板刀具时生熟分开、吃涮肉时使用专门筷子夹生肉、注重餐馆的卫生状况、共用毛巾和牙刷、牙科机构的选择、被猫伤后接种狂犬疫苗、外出旅游关注目的地传染病现状等生活方式或行为。

第四部分为传染病相关的技能,主要包括快速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能力,阅读药品说明书、科普材料、化验单的能力,能否正确使用体温计。

第五部分为调查员评价,主要包括调查员对调查对象回答各部分内容的困难程度评价、调查对象的合作情况、调查对象回答问题的真实性。四、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自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采用自填式和询问式相结合的调查方式。对于无法独立完成调查的调查对象,由调查员采用询问式的调查方法,协助其完成调查问卷。在调查开展前选择工作积极、有丰富流行病学调查经验的专业人员作为调查员。正式调查前对所有参与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使每个调查人员明确调查目的、方法及注意事项。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入户,对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进行解释,说明调查目的和意义,签订书面知情同意书。

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的资料收集方法:向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卷,由调查对象填写;第四部分的资料收集方法:33~36题,由调查对象填写;37题,使用温度计:调查员通过调查对象的现场操作或演示来判断技能掌握情况,并在第一个要点(“温度计甩到35℃以下”)、第二个要点(“温度计放在腋下5分钟以上”)、第三个要点(“正确读取温度计读数”)上判断正误。

问卷填写过程中调查员按照问卷填写说明对调查对象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填写完毕后,调查员在检查填写的完整性后回收调查问卷,并在问卷上填写对本次调查情况的评价。并按照有效问卷的判断标准进行问卷整理,有效问卷的判断标准:①性别、出生日期、民族、职业、文化程度、近期患病情况、身体状况等变量填写完整无缺失;②问卷主体部分填写完整。第3节 分析方法与内容

应用Epidata进行数据双录入并核对。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性別、文化程度以及部分变量在调查过程中存在缺失,因此在分析过程中按照缺失值处理。分析内容如下:(1)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基本情况;(2)分男女、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和城郊,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行为、技能现状和传染病健康素养总体水平进行描述;2(3)应用X检验比较各组间居民(男女、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城郊)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行为具有率和技能掌握率的差异;2(4)应用X检验比较各组间居民(男女、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城郊)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的差异;2(5)应用X检验、非条件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影响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的因素;2(6)应用X检验、非条件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传染病健康素养与常见传染病症状(发热、腹泻、皮疹、皮肤或巩膜黄染和结膜充血等)之间的关联;(7)针对北京市居民在传染病健康素养上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并提出改善意见,为政府采取进一步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提供依据。第4节 调查的组织和实施一、组织系统

本次调查是首次以调查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为目标的大样本横断面调查,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北京市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6个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加了此次调查。《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调查工作组名单》详见附件2。

具体分工如下: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专家会;制定调查方案,开发调查问卷;人员培训;现场督导;印制调查表;建立数据库;汇总全市数据,分析撰写报告。

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保证抽样符合调查方案的要求;培训本区县调查员;设立协调小组,组织现场调查;对本区县的调查进行质量控制;处理调查过程中发生的不可预见的特殊情况;对本区县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撰写报告。

街道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协助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辖区内开展现场调查。二、技术路线图

技术路线图参见图2-1。图2-1 北京市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调查的技术路线图第5节 质量控制

1.研究设计 在设计研究方案和调查问卷的过程中,专家咨询和专家研讨等确保研究方案和调查问卷的科学性、可行性。

2.调查员选择 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各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积极配合。选择工作积极且有丰富流行病学调查经验的专业人员作为调查员。

3.人员培训 采用培训班的形式,对所有调查员进行集中培训。

4.组织协调 明确调查员、质控员、现场协调员等各类人员的职责范围,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5.现场调查 抽取2%~5%的问卷进行现场复核;设现场调查质量控制人员,对现场调查进行质量控制。现场调查质量控制指标:调查表应答率≥90%、调查表填写完整率≥99%、调查表填写差错率<1%。

6.数据整理和分析 数据库建立时设计自动逻辑查错功能,选择有一定数据录入经验的、认真负责的专业人员进行数据双录入;数据分析由专业分析人员完成,并对分析过程进行详细记录。第6节 调查样本构成一、地区构成

本调查从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北京市东城、西城、海淀、昌平、怀柔、通州6个区县进行,其中市区(东城、西城、海淀)和郊区(昌平、怀柔、通州)各3个区县。各个区县随机从辖区选择5个乡镇或街道,再从每个乡镇或街道选取5个居委会或村作为调查点,每个调查点随机选择约86人进行调查。最终从150个调查点中取得有效样本13035人,问卷合格率98.1%。调查对象的区县及性别、年龄等分布均匀(表2-1)。表2-1 各区县调查对象的性别和年龄分布

注:调查对象在填写性别时有缺失。二、社会人口学构成

调查对象中城区男性、城区女性、郊区男性、郊区女性人数分别为3105、3326、3190和3406人。本调查未专门考虑民族因素,各民族居民均自然抽样自所在地区,其中汉族12084人、回族276人、满族545人、蒙古族40人、其他族22人。

1.年龄分布 表2-2所示为全体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将调查对象年龄划分为18~29岁组、30~39岁组、40~49岁组、50~59岁组以及60岁以上组5组,各组人数基本相等。

本调查结果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以及影响因素分析,主要以这5个年龄组为基础进行分析。表2-2 调查对象年龄分布

2.文化程度分布 表2-3所示为全体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分布。将调查对象文化程度划分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5组,各自的定义如下:表2-3 调查对象文化程度分布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不能识字或识字不足1000个,识字1000个以上不能阅读通俗书报的人。

小学:接受小学教育5~6年的毕业、肄业生;包括能阅读通俗书报,达到扫盲教育标准的人。

初中:接受初学教育7~9年的毕业、肄业生;技工学校相当于初中的,填写初中。

高中(中专):接受初学教育10~12年教育的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和中等专业的毕业、肄业及在校学生。

大学及以上:接受最高一级教育为大学本科或专科及以上的毕业生、肄业生及在校学生。包括通过自学、经国家统一举办的自学考试取得大学专科证书的;广播电视大学、厂办大学、高等院校举办的函授大学、夜大学和其他形式的大学,凡按照国家教委颁发大学专科教学大纲进行授课的,其毕业、肄业生、在校就读生也属此类;在职教育的研究生。

城区居民文化程度以高中和大学及以上为主,而郊区以初中和高中为主。

本调查结果随文化程度的变化趋势以及影响因素分析,主要以这5个文化程度组为基础进行分析。

3.职业分布 表2-4所示为全体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将调查对象文化程度划分为学生、农民、生产及运输工人、企业或公司职员、农民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医务人员、离退人员、家务及待业人员、其他等11组,各自的定义如下:表2-4 调查对象职业分布

学生:在校的中学生、中专生、大学生及研究生。

农民:从事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及水利生产活动的所有公民。

生产及运输工人:从事工业生产劳动或运输的工作人员。

企业或公司职员: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单位在职人员。

农民工:通常简称民工,指身为中国大陆特有的农业户口身份的工人;指从郊区进入城区,依靠替雇主工作为谋生手段,但不具备非农业户口的社会群体。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需要办理健康证的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包括银行柜员、商业服务人员(餐饮服务、宾馆酒店服务人员、洗浴娱乐服务人员、商店销售员等)。

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党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

医务人员:在合法医疗机构工作的所有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临床医生、护理人员、检验人员,不包括后勤人员,后者归事业单位人员类。

离退人员:离休或退休在家的人员。

家务及待业人员:居民家庭每月人均收入低于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没有职业的人员。

其他:不能归为以上分类的其他人员。

城区居民中职业为企业或公司职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人员的比例均高于10.00%,而郊区居民中职业以农民为主,比例达到54.02%,家务及待业人员也高于10.00%。

本调查结果在不同职业间的比较以及影响因素分析,主要以这11类职业人群为基础进行分析。

注释

〔1〕 本调查中涉及北京区县划分仍按照2011年以前旧划分模式。第3章北京市居民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现状第1节 指标含义

本问卷中有关传染病相关知识部分,从下面12个问题展开:(1)发热判断标准:腋下温度≥37.3℃。(2)接种疫苗能够预防传染病。(3)共用毛巾容易引起红眼病。(4)儿童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措施:接种麻疹疫苗。(5)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措施:接种流感疫苗。(6)肺结核症状: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丝。(7)甲肝传播途径:食(饮)用被污染的水或食物。(8)手足口病主要感染人群:学龄前儿童。(9)乙肝传播途径:该指标为多选题,包括以下5个题干,“与乙肝患者共同进餐或共用餐具”、“共同工作”不传播乙肝;“输入带有乙肝病毒血液”、“与乙肝病毒感染者发生性行为”、“母婴传播”等传播乙肝。(10)梅毒、淋病主要传播途径:通过性行为传播。(11)艾滋病传播途径:该指标为多选题,包括以下6个题干,“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同进餐或共用餐具”、“蚊虫叮咬”不传播艾滋病;“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血液”、“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生性行为”、“共用注射器”、“母婴传播”等传播艾滋病。(12)蟑螂传播的疾病:传播痢疾,不传播疟疾、乙脑等疾病。第2节 调查结果分析一、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现状

表3-1所示为全体调查对象的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调查对象对“接种疫苗能够预防传染病”、“共用毛巾容易引起红眼病”、“儿童预防麻疹最有效措施是接种麻疹疫苗”、“肺结核症状”、“手足口病主要感染人群”、“梅毒、淋病主要传播途径”等问题的知晓率均高于74.7%;但对“发热判断标准”、“预防流感最有效措施是接种流感疫苗”、“乙肝传播途径”、“艾滋病传播途径”等问题的知晓率较低,分别为36.3%、46.5%、23.9%、39.7%。表3-1 北京市居民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

乙肝传播途径的知晓情况:仅有23.9%的调查对象回答完全正确。

表3-2所示,对“乙肝病毒可通过血液传播”的知晓率较高,达到81.1%,63.2%的调查对象认为“乙肝可通过母婴传播”,50.1%的调查对象认为“与乙肝病毒感染者发生性行为可传播乙肝”;但仍有41.5%的调查对象认为“与乙肝患者共同就餐或共用餐具会传播乙肝”,11.5%的调查对象认为“与乙肝患者共同工作会传播乙肝”,8.3%的调查对象选择“不知道乙肝传播途径”。表3-2 北京市居民对乙肝传播途径的知晓情况

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晓情况:仅有39.7%的调查对象回答完全正确。

表3-3所示,对“艾滋病病毒可通过血液、共用注射器、性行为传播”的知晓率较高,分别达到77.0%、81.1%和79.6%;仍有13.1%的调查对象认为“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13.1%的调查对象认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共同就餐会传播艾滋病”。5.3%的调查对象选择“不知道艾滋病传播途径”。表3-3 北京市居民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晓情况二、不同人群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比较

表3-4所示,北京市城区居民对“发热判断标准”、“接种疫苗能够预防传染病”、“共用毛巾容易引起红眼病”、“肺结核症状”、“甲肝传播途径”、“手足口病主要感染人群”、“梅毒、淋病主要传播途径”、“乙肝传播途径”、“艾滋病传播途径”等问题的知晓率高于郊区居民(P<0.05);但对“预防流感最有效措施是接种流感疫苗”的知晓率低于郊区居民(P<0.05);对“儿童预防麻疹最有效措施是接种麻疹疫苗”的知晓率在城区女性和郊区女性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3-4 北京市城郊居民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的比较(%)

注:城郊之间比较,*0.01<P<0.05,△P>0.05,其他均P<0.001

如表3-5所示,除了对“预防流感最有效措施是接种流感疫苗”的知晓率在各个年龄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在各年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总体上,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降低趋势。例如,从18~29岁组到60岁以上组,对“发热判断标准”的知晓率由39.5%降低为32.2%,对“乙肝传播途径”的知晓率由28.8%降低为17.7%,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晓率由44.5%降低为31.3%。表3-5 北京市不同年龄居民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的比较

如表3-6所示,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在不同文化程度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总体上,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例如,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组到大学及以上组,“发热判断标准”的知晓率由21.7%上升至41.9%,对“乙肝传播途径”的知晓率由10.3%上升至33.5%,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晓率由20.7%上升至52.7%。表3-6 北京市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的比较

如表3-7所示,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在不同职业人群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总体上,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在医务人员中最高,在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企业或公司职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等群体中其次,而在农民、农民工、家务及待业人群中最低。例如,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晓率在医务人员中为69.0%,在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企业或公司职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等其他职业人群中为46.5%,而在农民、农民工、家务及待业人群中在35.3%以下。表3-7 北京市不同职业居民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知晓率的比较

注:其他包括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企业或公司职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等职业三、北京市居民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途径分析

北京市居民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有电视、网络、报纸或杂志、传单或折页、社区宣传、听周围人谈论、向医务人员咨询、拨打公共卫生热线咨询、其他途径等,有1.8%的居民没有途径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北京市居民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以电视(82.0%)、报纸杂志(57.1%)、社区宣传(44.6%)、网络(39.7%)等为主,有26.7%的居民通过听周围人议论的途径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拨打公共卫生热线较少(6.2%)。见表3-8。表3-8 北京市不同人群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比较

注:可多选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

*调查对象在填写性别、文化程度和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等问题时有缺失

如图3-1所示,不同年龄居民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存在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网络途径的居民比例逐渐减少;总体上,年龄较大居民通过报纸杂志、宣传折页的比例也有所减少。图3-1 不同年龄居民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比较

如图3-2所示,不同文化程度居民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存在差异。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长,通过网络、报纸杂志、传单折页、社区宣传、医务人员咨询等途径的居民比例逐渐增加;而通过听周围人议论等途径的居民比例逐渐减少。图3-2 不同文化程度居民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比较

如图3-3所示,城郊居民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存在差异。城区居民通过网络、报纸杂志、传单折页等途径的比例高于郊区;城郊居民通过看电视、社区宣传等途径的比例接近。图3-3 城郊居民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比较第3节 主要发现

本部分分析了北京市居民对乙肝、艾滋病、流感、肺结核、手足口病等重点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并比较了各个人群间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以较为简洁的方式反映了北京市居民对重点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现状,为今后有的放矢地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调查有如下发现:(1)北京市居民对某些重点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较低。北京市居民对“接种疫苗能够预防传染病”、“共用毛巾容易引起红眼病”、“儿童预防麻疹最有效措施是接种麻疹疫苗”、“肺结核症状”、“手足口病主要感染人群”、“梅毒、淋病主要传播途径”等问题的知晓率均高于74.7%;但对“发热判断标准”、“预防流感最有效措施是接种流感疫苗”、“乙肝传播途径”、“艾滋病传播途径”等问题的知晓率较低,分别为36.3%、46.5%、23.9%、39.7%。乙肝作为乙类传染病中疾病负担较重的疾病之一,正确认知其传播途径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保护自身健康,另外一方面能够减少心理恐慌,减少对乙肝携带者或乙肝患者的歧视。但仅有63.2%的调查对象知道“乙肝的母婴传播途径”,50.1%的人知道“乙肝的性传播途径”,可见北京市居民对乙肝传播途径的认知水平较低,不利于居民切断传播途径有效保护自己。艾滋病健康教育一直是媒体和卫生部门宣传的重点,但是本研究发现仅有39.7%的调查对象能够完全正确辨别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对血液、性行为、母婴传播等途径的认知程度相对较高,但是仍有一部分居民认为“蚊虫叮咬”(13.1%)和“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共同就餐”(13.1%)能够传播艾滋病。因此,健康教育一方面要在广度上有所拓展,即不仅要在大中小学中开展,还应更加深入社区;另一方面,要在深度上有所深入,即不要停留在表面的知识宣传上,而应重点宣传与传染病防控相关的核心信息,从而提高居民对核心传染知识的知晓水平。(2)不同人群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存在差异,应加强对重点人群的传染病健康教育。不同人群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存在较大差异,呈现如下特征:①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呈现上升趋势;②随着年龄的增加,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呈现下降趋势,老年人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较低;③在不同的职业人群中,医务人员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较好,而农民工和家务及待业人员等对其认知水平较差。可见文化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居民和相关职业人群(农民、农民工、工人和家务及待业人员等)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较低,这些居民对传染病健康教育有较高的需求,应作为传染病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3)传染病相关知识宣传不仅要传播正确的健康知识,还要纠正错误的知识和消除不适当的态度。本调查发现有高达41.5%的调查对象认为“与乙肝患者共同就餐或共用餐具”会感染乙肝,可见相当一部分居民认为日常接触(共同就餐)会传播乙肝,这不利于居民采取正确的自我保护措施,还会增强对乙肝患者或携带者的歧视。同样,虽然我国艾滋病健康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较为普遍,但是仍有一部分居民(13.1%)认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共同就餐”能够传播艾滋病。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信息的传播速度也随之加快,任何负面的宣传或错误知识的传播均可能产生严重的影响。这对传染病健康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传播正确的健康知识,还要纠正错误的知识和消除不适当的态度。(4)新媒体的应用在传染病相关知识传播领域有待规范和加强。北京市居民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以电视(82.0%)、报纸杂志(57.1%)、社区宣传(44.6%)、网络(39.7%)等为主,拨打公共卫生热线较少(6.2%),有26.7%的居民通过听周围人议论的途径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尚有1.8%的居民没有途径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日趋明显,但信息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良莠不齐。通过网络、听周围人议论等途径获取的信息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极有可能造成错误或负面信息的广泛传播。年轻人、文化程度较高居民使用网络的比例较高,网络一方面增加了这些居民的知识获取便捷程度,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促进错误或负面信息的传播。在重大或新发传染病流行期间,负面信息的快速传播往往会造成社会恐慌情绪蔓延,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如何向居民提供科学、准确的健康知识已成为政府相关部门重要的任务之一。

不同人群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途径存在较大差异,老年人及文化程度较低居民通过报纸杂志、传单折页、社区宣传、向医务人员咨询等途径获取传染病相关知识的比例较低,而通过听周围人议论等途径的居民比例较高。这些居民对传染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较差,可能与获取知识途径有限且不便有关。因此,为提高老年人及文化程度较低居民传染病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应加强正规渠道知识宣传,另外还应减少负面报道造成的不良影响。第4章北京市居民传染病相关行为形成现状第1节 指标含义

本问卷中有关传染病相关行为部分,从下面15个问题展开:(1)过去1周,运动时间多于30分钟的天数:包括天数≥4天(身体锻炼充足),天数<4天(身体锻炼不充足)。(2)吐痰习惯:包括吐到纸巾或手绢上、吐到厕所或垃圾桶里(痰盂)、咽下去、吐到地上。(3)公共场所咳嗽或打喷嚏遮挡:包括不遮挡、用手遮挡、用纸巾等遮挡。(4)洗手习惯:包括饭前便后洗手、外出回家洗手、洗手方式三部分。饭前便后洗手和外出回家洗手的频次有每次都洗、基本都洗、有时洗、几乎不洗、从来不洗。洗手方式包括在脸盆里只用水洗、在脸盆里用肥皂(洗手液)和水洗、只用流动水冲洗、用肥皂(洗手液)和流动水洗、不洗。(5)到发热门诊戴口罩:频次包括从来不带、几乎不带、有时带、基本都带、每次都带。(6)生食海产品或水产品:包括是、否、不吃海产品或水产品。(7)使用砧板、刀具等加工食品时生熟分开:包括是、否、不使用砧板或刀具。(8)吃涮肉时,使用专门的筷子夹生肉:包括会、不会、没吃过涮肉。(9)会因餐馆卫生条件不好而不去:频次包括每次都会、基本都会、有时会、几乎不会、从来不会。(10)共用牙刷:包括是、否。(11)共用毛巾:频次包括每次都、基本都、有时、几乎不、从来不。(12)去哪些机构拔牙、补牙或洗牙:包括私人小诊所、正规医疗机构、没有类似经历。(13)被猫抓或咬伤后注射狂犬疫苗:包括会、不会。(14)外出旅游关心目的地传染病流行情况:包括会、不会。(15)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流感疫苗接种情况:包括是、否。第2节 调查结果分析一、身体锻炼

表4-1所示为北京市居民身体锻炼的行为现状。在过去一周,北京市居民身体锻炼充足率为38.1%。男、女性身体锻炼充足率分别为39.1%和37.2%,男性高于女性;城区和郊区居民身体锻炼充足率分别为33.1%和43.2%,郊区高于城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锻炼充足率由30.7%上升为50.2%;在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中,大学及以上人群的身体锻炼充足率最低,为30.4%;在不同的职业人群中,离退人员的身体锻炼充足率为50.8%,农民为44.4%,其他人群均小于40.0%,医务人员、企业或公司职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身体锻炼充足率较低,均小于30.0%。表4-1 北京市不同人群身体锻炼行为的比较

*调查对象在填写性别、文化程度和身体锻炼行为等问题时有缺失二、吐痰习惯

表4-2所示为北京市居民吐痰习惯的现状。北京市居民“吐到手帕或纸巾”、“吐到厕所或垃圾桶”、“咽下去”、“吐到地上”的比例分别为46.1%、46.5%、1.2%和6.1%。男、女性“吐到地上”的比例分别为7.5%和4.9%;城郊居民“吐到地上”的比例分别为5.3%和6.9%;随着年龄的增加,“吐到地上”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从18~29岁组的4.2%上升到60岁以上组的10.8%;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吐到地上”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由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居民的24.0%下降到大学及以上居民的2.6%;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医务人员“吐到地上”的比例较低,而农民、生产及运输工人、家务及待业人员“吐到地上”的比例较高。表4-2 北京市不同人群吐痰习惯的比较

*调查对象在填写性别、文化程度和吐痰习惯等问题时有缺失三、公共场所咳嗽或打喷嚏遮挡习惯

表4-3所示为北京市居民公共场所咳嗽或打喷嚏遮挡习惯的现状。北京市居民公共场所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手或纸巾遮挡的比例为93.4%。大体上,各个组别居民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手或纸巾遮挡的比例均高于90.0%。但在一些人群中,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手或纸巾遮挡的比例相对较低。例如:60岁以上居民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手或纸巾遮挡的比例为88.0%;文化程度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和小学的居民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手或纸巾遮挡的比例为75.5%和86.9%;生产及运输工人和家务及待业人员用手或纸巾遮挡的比例较低,分别为88.0%和88.9%。表4-3 北京市不同人群咳嗽或打喷嚏习惯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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