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录怀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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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子生涯试读：
留点什么
袁录怀2017年2月，我就要退休了。
天地悠悠，人生匆匆；一年一度，春华秋实。“青春去时不告别，老年来时不招手。”近几年来，我时常有一种困顿的感觉，也可能是年龄的原因吧，总有一种歇一歇的想法。特别是在我被查出有冠心病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躺在病床上，我思绪万千，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几十年来都是快节奏、高效率地工作和生活，时常忙忙碌碌、冗冗杂杂。总是日计有余，岁计不足，似乎没有时间沉思过去或冥想未来。
病是一种警示。住院的几天，我一下子如释重负，开始对自己不再有那么高的期许，不再雄心勃勃的要干这、要干那，要干到什么程度。我开始理解并慢慢懂得了生命的脆弱和单纯，慢慢懂得了事业的虚空与轻飘，慢慢懂得了自己到了需要把自己放一马的时候了。应该用朴素的心态去生活，用顺其自然的态度去做人……
60岁的人了，自然去时已多，来时已少。这是一个夕阳落山，余晖满天的年龄；这也是一个洞明世事，了悟人生的年龄；更是一个易于回忆往昔，怀念亲人故旧的年龄。当全然放松之后，思绪让我蓦然醒悟：干了大半辈子，总要留点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给自己的后人，还是给这个社会。是的，每一个人都有忘不掉的东西，抹不去的记忆。何况像我这么一个出身贫、文化低、底子薄、基础差的人，通过大半生的努力，经历坎坷，获尽苦楚，才有了一些福报的人。我们这一代人有着特殊的经历，经历了许多“运动”和磨难，也有着因特殊经历而磨塑的性格；我们接受过苦难的教育，才真正拥有一种超脱的成熟。它反映着搏云击风的追索成功和幸福的风姿，我想我应该留下点什么。
只为名利进取的人生，成功的意义是有限的。做人要有担当，要有正义，要有关顾人间的爱恋。《一甲子生涯》，汇辑了我60个春秋的足迹，浓缩着我安身立命、接人待物的人生哲学，是我规劝子孙后世珍惜生命、发奋作为的励志格言。
一路走来，坎坷已成昨天的风景，酸辣苦甜都成了灵魂的营养……总的来说，老天爷还是厚待我的，没让我倒在风雨的途中，算是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事随人意。一度躺在床上，想了很多。这几十年来，我经过的事、走过的路，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中闪过，往事历历在目：亲人、朋友，领导、同事，那一张张亲切而难忘的面容，让我激动不已，迫使我拿起了笔……
写这部书缘于这么几个想法：一是对自己有所交代，留作纪念，以便随时可翻看回味。
二是让儿孙、外甥和侄儿们知道父辈的经历，得以借鉴，从父母身上获得力量。以史为镜，继承先辈们的遗志，弘扬美好的家风，希望后辈能像先辈那样为人处事、接人待物、艰苦奋斗、治家立业、感恩社会，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人。
三是弘扬中国共产党的好领导，赞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使我们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使我们的国家走向强盛。在以上三种想法的促使下，我毅然地写了下去。
我生来就喜欢文学艺术，也做了半辈子文字工作，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政论文章，唯独文学作品最少，或许这部书可以描圆自己的梦想。
也许，这部书才是我真正能留下的一点东西，但愿它可以成为更长久的风景。第一章乡土我家住在袁家村
陕西关中西部的岐山，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这里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是诸葛亮出兵伐魏的古战场。凤鸣岐山、封神演义的神话故事就与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相关。
1957年农历正月十五凌晨，旱了一冬的渭北大地，终于迎来了一场久违的大雪。雪花飞舞，铺天盖地。虽然天气寒冷、北风呼啸，但人们还是非常喜悦，走出家门，欢呼雀跃。
雪的洁白让田原和村庄充满了美丽的诗情画意。对于农民和田里的庄稼来说，这无疑是上天的恩赐。虽然来得有些迟，但它毕竟燃起了这片土地上的希冀。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早晨，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的时候，我出生在关中岐山县的袁家村。我出生后，娘嫌这一天的日子太硬，便把我的生日改在了正月十六日，祈愿我的一生顺利平安。这虽然是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抉择，但它却包含着一个母亲的全部仁慈。于是，在这个如同土地一样仁慈的怀抱里，拉开了我的人生序幕……
在生我之前，我娘已生了五个孩子，一男四女，我是家中老六。
袁家村并不大，我出生的时候，村里的人口最多也不过600人。像关中大多数古村庄一样，我们村里也有一个大涝池。那涝池就在我家的东边，离我家很近。小时候，常有妇女们在涝池边洗衣裳，一年到头都能听到棒槌声。我也常在涝池里摸鱼，捉青蛙，抓蝌蚪，玩泥巴。涝池岸上有十几棵大树，以柳树居多，其余的是槐树和榆树。村子住宅地的四周是我们村可耕种的土地。和我村连畔种地的有王家村、韩家村、禾茂村、袁新村、常家村、旗家村等，这些村庄离我家最远的也不过三四里地，最近的只有一里地。小时候，我常在这些村里串游，因为这些村庄都有我的同学。
与同龄人一样，我的童年就像刚出土的麦苗遇上了霜冻，显得是那样的料峭。那是一个苦难贫穷的年代。无论大人怎样的辛苦，怎样的拼命劳作，也都无望让我们过上不忍饥受冻的日子。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抹不去的印象就是穿着别人退下来的衣裳和鞋袜，破破烂烂地跟在娘的身后，牵着娘的衣襟，一声接一声地喊饿。环境如此残酷，条件这么恶劣。盛行于城市的“反右”之风，时不时波及到了农村。对于一个“高成分”家庭的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的事情。小时候，我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长得黑瘦，个儿细高，多病且内向，娘给我起了一个小名叫“黑娃”。但我的性格却格外的倔强，要强好斗。在同伴之间，我是打架和攀爬的高手，也是长跑和游泳的健将。当然，这种性格也难免在外面惹是生非、制造祸端，让娘整天担惊受怕。好几次，我在睡梦中总听到娘在我的身旁自语：“我的命苦啊。苦蔓咋就结不下一个甜瓜！”那时，我不能完全懂得娘话里的意思，但我却感觉到，娘希望我做一个有出息、叫她放心的儿子。于是，自那时候起我也在心里向娘暗暗许诺，我一定不会让她失望。拾麦谣
对于农民来说，粮食是用血汗育养的东西，是活命的依靠，一粒也不能丢弃。或许，这世上也只有农民才会把粮食看得非常贵重。
三夏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在渭北塬上，夏粮主要是小麦。小麦是细粮，所以就显得特别的金贵。生产队组织给国家交粮后，每人大约剩余一百来斤小麦。其余的就是玉米、高粱、豆类、红薯和萝卜等，总共加起来人均也分不到三百斤，粮食特别匮乏。
人们也把三夏叫作“龙口夺食”。收麦的时候，学校都会放忙假，一般都是十五到二十天；若遇连阴雨，误了收割，假期还要延长。收麦时，大人的工作主要是收麦和拉麦，等收回来的麦子晒上场便是碾打晾晒。与此同时还要抢种秋季的作物。小学生唯一的工作就是拾麦，把遗漏在地里的麦穗拾回来，做到颗粒归仓。我从七岁开始拾麦，这一拾就是五年。
拾麦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工作。满地都是刀口朝上的麦茬，麦穗就落布其间。一不小心，麦茬就会扎到手。一季拾下来，满手都是伤口。刚开始的时候，麦茬扎在手上很疼，时间长了，扎得多了，也就不怎么疼了。痛苦往往能提升人的忍耐性，它会使人变得更加坚强。当时的农村每天干三晌活，分早晨、中午和下午。每晌把拾到的麦穗携到麦场上，由老师称重，学生来记账。我当了四年的记账员，每次都能以最快的速度算出减去笼子的净重数量，并大声报告给老师和当事人，从未出过差错。而在给队里拾麦的五年中，每年我都是第一，最多时一个人可顶两三个人，每年交给队里的麦子有四五百斤之多。记得最多的那一年，我挣了七块八角钱。除了学费和零花钱，还给大人交了五元钱。每当爹爹和娘接过我交的钱的时候，他们都会习惯而又心疼地望着我，看着皮肤晒得黝黑发亮的，摸一摸我的头。此时，我就会本能地把手背在身后，不让他们看到我手上的伤口，免得他们心里难受。尽管我无时不感到那烙在我手上的苦痛。
苦难是一种教育，它使人向往幸福而努力创造幸福。
苦难是一种磨砺，它使人意志坚强而变得胸怀豁达。
我是一个爱回味过去的人。干什么的时候，并不觉得；当你不再干什么了，却总能尝到一种滋味；即便是苦，也透出一种香甜。后来，年龄大了，就不再拾麦了，可我老是想起拾麦的时候，想得久了，便想出了一首歌谣：
黄麦茬茬向上翻，
学生娃娃把麦捡，
一日三餐四季汗，
莫叫辛劳化风烟……镰刀咬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民，劳动价值非常低。由于当时农业社都在吃“大锅饭”，出勤的人不少，但出力的人不多。一个强壮的男劳力，每天挣十分工，算一个劳动日；女的每天才挣六分工，算零点六个劳动日。每到年底结算，好的年份，每个劳动日可分六七毛钱；差的年份，每个劳动日才分两三毛钱。这种情况，在我们那一带的旱塬上是十分普遍的。农民辛苦一年，收成都是少之又少，而家里劳力少、孩子多的家庭，就成了“缺粮户”（就是倒挂户，还要给队里缴钱）。就算是“余粮户”，也分不到几个钱。每年过春节前，队里都要召开兑现大会，为“余粮户”发钱，向“缺粮户”要钱。每当这时，高兴的人是少数，而发愁的人却是多数。在当时的农村，钱很值钱，一毛钱可买五个馍、七斤西瓜……
钱成了当时的唯一奢望。
越是缺钱，人们就想尽法子挣钱，大人有大人的办法，小孩有小孩的门道。当然，所有的方法都在不违背政策的前提下进行。我挣钱的方法和大多数小伙伴一样：一种是割草，另一种还是割草。第一种是给自家割草，草给猪吃，猪养大了好卖钱；第二种是给军用马场割草，割好的草就地卖给马场。一般都在放暑假期间进行，只要天不下雨，我们都在拼命地为挣钱而干活。先是在村子的周围割，由于割草的孩子很多，很快就把村子周围的草割完了；然后再向远处拓进，最远处的离家有四五里路。我们常常割草的地方在王家村的坡上，那里的河边草长得十分茂盛，我们收获颇丰，每天能割120多斤青草。早上，天麻麻亮就带着干粮出发，中午凑合着吃点馍，喝些河水，赶下午3点就能把草背回来，放到场里晾晒。爹爹每天帮我晒草，晚上打成捆，扛回家中。由于割得太多，屋里放不下，就扛到楼上摞起来。等到秋冬季，再搬下楼用铡刀铡细，再用粉碎机打成草糠。这是喂猪的最好饲料。那时，生产队里一年到头，才杀四五头猪，而我家就能杀一头肥猪，这要归功于我，它可是我割草喂养的！因为家里缺钱，大部分猪肉都要卖掉，只留下一少部分肉和下水为自家食用。但相对于其他家庭，那就充实多了，能过一个好年。在那少吃缺穿的年代，我感到最幸福的味道，也莫过于猪肉的味道了。
勤劳是人类最为平凡朴素的智慧，无论在什么时候，它都会使人获得相应的富有。
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两个暑期，爹爹带我去常家庄给军马场割草。常家庄属胡新村管辖，那里是爷爷、奶奶和三个叔叔住的地方，位于秦岭脚下的斜峪关口。每年军马场在那里设点收马草。我住在二爸家里，和几个叔父的孩子们一同进出。录明和录会比我大，我叫哥哥；比我小的还有昌娃、林林、金虎、满林、西林，他们把我叫哥哥。每天天不亮，我们就拉上架子车、背上背篓、带上干粮上路，把架子车寄放在山口，然后上山割草。除了吃干粮和喝水，我们几乎要不停地工作七八个小时。下午把草从山上背下来，装上车子，拉到收草的地方卖掉。每天，我可以挣到七八毛钱。一个多月下来，除了下雨天，我能挣二十多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给马场割草虽然能直接挣到钱，但也时有危险发生。我二爸家的长子昌娃，有一次在上山的路上，一只脚没踩好，就连人带背篓滚下了山坡，好在被半山腰的树枝挡住，险些丢了性命。他被救上来后，住了十几天医院，幸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常家庄有一个娃叫常天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割草，由于草割得太多，车子装得太高，他在车上压草，一不小心弄翻了车子，压断了一条腿，打了三个多月的石膏。我在割草的时候，碰到过几条大蛇，蛇虽然没有咬我，但还是受惊不小……
太阳出来照山坡，
山坡娃娃把草割。
一只野鸡惊飞了，
娃娃伸腰抬头看，
满脸尽是汗颗颗。
太阳西偏照山坡，
山坡娃娃把草割。
一只野兔惊跑了，
娃娃扶腰抬头看，
满头尽是汗颗颗。药香相连叫卖声
有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在袁新村的沟壕边割草，远远看见两个人在地里挖着什么，走近才知道，他们是在挖猫儿眼。猫儿眼学名叫甘遂，是一种中药材。问其什么地方收购，说是县城的药材公司，每斤四元八角七分钱。当听到一斤能卖那么多钱，我们心里不由的一阵激动。那时候，一看到能挣钱的事情，就像狼见了猎物一样，满眼都是喜气灵光。当天下午，我们放弃了割草，一门心思地挖起了猫儿眼。可带回家怎么也晒不干，结果全都烂了。有一天放学后，我和伙伴袁发生专门去了袁新村（离我村一里多路），找那个挖药人，问其原因，听他讲了炮制的经过，这才明白了其中的秘密。无论干什么，都有其相应的方法和技巧，炮制猫儿眼亦不例外。要不，人们不会常说“一窍不得，少挣几百”这样的话。
此后，我每天挖药回来，按那人教给我的方法，理其毛渣，把猫儿眼根放在笼子里，再在其中放上一些核桃大小的炭渣，把笼提到涝池边上，放在水里摇，用炭渣打磨根上的皮，使之全部变成白色。然后，铺在席子上晾晒，三四天就干了。如果遇到雨天，就放到锅台上烤着，同样三四天同样就干了。一斤湿药干后分量很轻，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记得一个星期天，我把晒干的猫儿眼拿到县城去卖，竟然卖了十二元二角钱。那一天我特别高兴，特意在食堂里要了一盘糖醋鱼和一盘粉条烩菜，还有一大碗米饭，美美地吃了一顿，算是自己给自己的奖励。在那里，我知道了离我村只有五里路的枣村镇，也有一个收购药材的门市部，还知道了收购其他药材的信息。
自那以后，我还挖柴胡、生地、车前子、地骨皮、甘草等药材。挖药的地域涉及我们村周边的王家村、韩家村、南营村、蔡家坡等村庄的坡上和坡下，沟里和沟外，足迹遍布方圆一二十里的地方。
那时候，啥能卖钱，干啥的人就特别多。野生的药材很快就成了稀缺的东西。没有了挣钱门路时，我便看上了做生意。我向爹爹要了五元钱，加上自己积攒的钱，挑着担儿，担着笼，到蔡家坡的园子里贩过西红柿、桃子、麦李和甜瓜，还拉着架子车贩过西瓜和蔬菜。现在看来，用一句农村的话说“真是把鬼日尽了”。
那一段的经历虽然艰辛，也没挣多少钱，但却让我历练了很多，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有了经济头脑，真的是受益匪浅。也正是那段苦难岁月，使我明白，吃苦并非全然是坏事，它孕育着一个人的后天福分。事实证明，在我以后的生涯中，我得到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回报。
一个人若不能吃苦，这个人就意味着终生的苦难和一事无成。心雄如虎
小时候，我有过两次值得炫耀的记忆：一次是到县城里看了一场大戏，一次是到蔡家坡看过一场烟火。尽管两次都是我哭过几次后大人才带我去的。但，这仍是我向同伴们炫耀的资本。
在当时的农村，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文化活动，一年到头几乎看不了几场电影。那时候，除了开会和游行，就是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学校的体育课也不正规，时有时无。
游戏是动物的天赋，也是对生存技能的训练，人类也不例外。虽然那是一个吃不饱饭的年代，但对于孩子来说，仍保持着成长期的本能。于是，玩游戏便成了孩子们唯一可以自我施行的娱乐和学习的方式。
斗鸡是一种大家非常喜爱的传统游戏。它的规则是：把一条腿盘起来，用一只手拖住，用另一条腿跳着行走，相互冲撞，谁松开了手，或者倒下，谁就输了。玩法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二人对撞，二是多人分组对撞，三是“拾营”。“拾营”是斗鸡的最高境界。参与人数最多达二三十人。先由大家选出两个最厉害的人，作为甲乙双方的代表，由二人用“剪、包、锤”的方式，分出谁先挑选和谁后选。先选者先选一人，次选者连选两人。然后，再先后各选一人，直到把人选完为止。双方人数相等，势力相当，均势力敌，哪一方想赢都不容易。有一人当裁判，划两条线，线距在十米左右，线中间各画一个圈，圈内放一块小瓦片，名曰帅营老将。老将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把对方老将拾放到自己的老营之内。游戏开始之前，双方总指挥都会根据各自的人员情况和对方的人员情况运筹一番，派什么人拾营，派什么人阻击，派什么人保营，都会做一番策划。双方做好了准备，只等裁判一声令下，战斗便立即打响。双方队员在呼叫声中，跳跳蹦蹦地混战在一起。我的外号叫“拾营先锋”，大多数情况下，既是总指挥，又是率先拾营的先锋。我是一个“拼命三郎”，那种不遗余力的冲杀，那种不顾个人安危的进攻，会给对方带来重创。对方想要拦挡住我，就必须组织三四个人，而且是非常厉害的人前来拦截；但这会给我方其他队员的进攻带来方便；有时候会使对方因此而失败。每次拾营，都是一场“血战”，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战争；虽有输赢，但基本上都是两败俱伤。每次拾营结束，都要总结利害得失，提炼出经验和教训，为下次“战争”做好准备。“拾营”是一种模仿古代战争的游戏，起源于哪一朝代，很难说清。不过可以说清的是，这种游戏可以培养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因而能够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体现每个人的社会价值。这无疑是培养生存技能的游戏方式。人需要独立，但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伟大的人物不仅意味着自我的牺牲，而更多的是他给他的群体带来利益和荣耀。另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单腿跳行可以训练人的平衡协调性，有利于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恐怕这是孩子喜欢这种游戏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冬天是斗鸡最为盛行的季节，尤其是天最冷的时候。在课间十分钟里，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在太阳落山后的黄昏，最常见的就是孩子蹦蹦跳跳的身影。人的本能是保护生命的先天武器。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这种游戏也是我们冬天的一种御寒方式。
那时候，我争输赢的心理十分强烈。现在想起来，这与年龄和天性有关。强者不仅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同样需要成为强者的技能。
摔跤也是我们常玩的一项活动。一般来说，在同村的伙伴之间，通过较量，很快就分出了层次。在我们队里，我是同龄人中摔跤的高手，而且敢和大我几岁的人，甚至是大人较量。与大人摔跤我参加过几次，主要是在晚上，而且是背着家里人偷偷摸摸地干。地点是村子城门下的小广场。和大人摔跤我赢的少，输的多，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平手。有几次输了，我都伤心地哭了。回到家，娘见我满身是土、满脸是灰，一边给我拍打，一边不停地责备我：“你这样下去咋得了呀，活个啥人呀！”每逢此时，我就赶紧认错，说是以后再也不摔跤了。可是事过之后，依然如故。其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我没有长大。
是的，人是需要摔打的；只有摔打，你才会走向成熟，拥有一种独立于社会之中的良好素质。我不尊重对娘的许诺，是因为不能抗拒生存在本质上的要求。娘，别怪儿子，儿子心中有数。天性之心
游戏是每个人童年时期的娱乐活动。“面包”和“三角”，是我童年自制的一类玩具。“面包”，是用牛皮纸或者挂历纸叠起来的正方形纸包；“三角”，是各种香烟盒折叠起来的三角形纸包。打面包、打三角也是我童年常玩的游戏。其规则是：两人对打，打翻为赢；两人以上对打，先通过“剪、包、锤”的方式分出秩序，其他人把纸包放在地上，由第一名用自己的纸包击打，打翻者为赢，赢者继续打；如果打不翻，再由第二名打，以此类推，循环往复。
那时候，我们主要是在学校的课间玩，有时也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玩。回到家里，主要是在帮大人干活的间隙和到地里割草时玩，有时晚上还在路灯下面玩。由于这种游戏的设置是赢了连打，打赢了再打，连续不断，极大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就容易使人上瘾，赢了还想赢。就这样，我越打越勇，越打越强，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把我们队上的小伙伴的“面包”和“三角”赢完了；接着又到二队和伙伴们玩，不久又把二队的赢完，再后来又到常家村玩，不久又把他们的赢完了。再后来，就没人和我玩了，说我太厉害……我把赢来的“面包”和“三角”整理了一下，多得都没地方放。最后用笼子一下一下地提到楼上，满满的装了两大背篓和一筛子。我记得娘那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把那东西赢那么多，要是能吃就好了；别再玩了，帮大人干点儿正经事吧！”那东西虽然不能吃，可它毕竟是我的收获，证明了我的付出，也证明了我的能力。
为什么我能如此“英雄”，后来我也想过。玩这种游戏和干任何事情的原则是相同的，你必须做到“稳、准、狠”。我之所以能赢，是因为我保持了这种原则的同时又具备着先天的优势：个儿大、劲儿大、有技巧。当然劲大和手巧与我长期的吃苦是分不开的。这时候，我基本明白了，昨日的苦难磨塑已使我获益匪浅，是它给我提供了胜利的回报，拥有了幸福的权利。雨帽圆圆挂面长
我们袁一队的劳动价值之所以高于其他队，主要原因是我队有副业生产。那时所杜绝的是家庭副业，但生产队的副业基本不管。当时我的年龄虽小，但也参与了生产队的副业活动。一开始，我们队里有两项副业：一种是编雨帽，另一种是挂挂面。
编雨帽的原料是竹子和桦树皮。我当时跟爹爹和占怀哥一起干活。先是锯竹竿，把长竹竿用锯锯成一米三左右长短，然后由爹爹划篾。我主要是用篾架井井，由占怀哥编织雨帽的上下层，用桦树皮镶铺在中间层，再用长篾锁边。这样，一个三尺方圆的雨帽就编织而成了。最后把编织好的雨帽打成摞，用架子车拉到蔡家坡，上交给农副产品收购公司，由他们统一销售。
我们队里的这项副业，在当时影响很大。1963年的秋天，县里在我队召开了一次现场大会，政府的相关部门和各公社、各大队的领导都来参加，推广我队的经验。在召开这次大会前，大队动员社员把村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打扫了三遍，墙上到处贴了标语，真是红火而又热闹。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我们队还实施了流水线作业，能干的人全部上阵，并进行了多次的排练。从锯竹竿、划篾、架井井、编织、撕桦树皮、夹衬、锁边、验收，形成一种流水线作业，非常壮观。
我当时被分在架井井组，由于架得熟练，速度又快，加之又是年龄最小的，记者还采访了我，并给我从几个角度拍了照片。可是上报的人却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女孩，因为她家是贫农。
另外，我跟爹爹还参加了队里的挂挂面工作。但由于我年龄小，只能干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当时我的玩性太大，不论是编雨帽还是挂挂面，我都让爹爹和占怀哥给我包工，规定一定的数量，干完后我可以自由玩耍，一门心思地想把别人的“三角”和“面包”赢进我的口袋。每当我在干活，而别的孩子在玩的时候，我就特羡慕他们。为什么他们就那么自由？为什么我就一天到晚有那么多干不完的活：拉土、垫圈、起圈、担水、拉柴火等等。那时候我真的想不通。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因为爹爹和哥哥为多挣一些工分，多分一些粮食，把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这显然没错，可我们竭尽全力的付出，所得到的回报仍然是吃不饱肚子。
1970年，我在高庙上初中。学校开始大搞勤工俭学，从各年级学生中抽出50多名能划篾编牛笼嘴、编笼和筛子的同学，利用课余时间搞副业，为学校创收。我当时编雨帽很有名气，被选在了其中。也许是编织的原理相通吧，我很快就学会了编牛笼嘴、编笼，并成为了水平相当不错的“师傅”。学校创收搞了两个学期，不知什么原因就停了。听说也挣了一些钱，学校用这些钱为我们砌制了几个兵乓球台，买了篮球等体育用品。
勤工俭学不是坏事，它使我增添了几门手艺。之后的十多年里，每年春节前，爹爹总是把竹篾划好，让我为亲朋编一些过年用的大笼、小笼和笊篱等。亲戚朋友都夸我心灵手巧。是的，一个能给予别人的人，无论怎么说，他都是一个好人。因此，我有一种自我充实的成就感。初见世面
世面是家外的世界。
我上初中的那几年，农村兴修水利，比我大一些的小伙都去了冯家山修水库，一干就是一年。回来的人常说起外面的事情，说上万人在一起干活的那种热闹，讲他们在工地看过的电影，侃工地上发生的爱情故事。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他们见到过的一个“毛孩”。“毛孩”身长腿短，全身是毛，他们常去看他，给他馍吃，哄他倒立行走和翻筋斗。在他们的讲述中，外面的世界十分精彩，每每叫人向往。
初中毕业的那年秋天，政府决定要在全县修南北干渠，大干一个冬天，要把冯家山水库的水引到旱塬。这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大事，为之我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的高兴除了能把我们村的土地变成水浇地之外，还有另一种意义，那就是我有机会到家的外面，看一看我从没见过的世面，拥有我所向往的那种新鲜。
我们麦禾营公社被分到全县最干旱的旱腰地带修北干渠，地点是故郡公社的几个自然村。我第一个报了名。队长嫌我年龄小，不让我去。在我死缠硬磨下，他才把我的名字填在其中。麦子还没种到地里，县上就发了全线开工的号令。一时间，路上的人多得数不清，南来北往，都是赶往工地的人们，比赶庙会还要热闹。我和队里的43名劳力，拉着架子车，里面装着我们的工具和行李，走了整整一天的路，到达了故郡公社的牟家村安营扎寨。当时修水利的人是按部队单位编制的，公社为营级单位，大队为连级单位，生产队为排级单位，各小组为班级单位。到了驻地，打前站的人已为我们落实好了住宿。我们被安排到一户人家的三眼窑洞里，全是地铺，下面是麦草，上面铺上褥子，就算是睡觉的地方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被叫醒了，拿上工具，戴着残星去了工地。我迷迷瞪瞪地拉着架子车，跟在大人的身后。那天，我们干的活是起土，按画好的白线挖土，把土装在架子车上，拉倒到指定的土壕里；大人两人一辆架子车，小孩四人一辆架子车，每天完成四立方，大约三十车土。我们四个半大小伙，来回一路小跑，不到半晌就完成了任务。下午没有出工，全麦禾营公社的民工在一个打麦场上开动员大会。总指挥赵有良，站在拖拉机的履带上，向全营动员，并发出号令：“大战三个月，提前完成任务，向来年春节献礼。”人们群情激昂，口号连连，一浪高过一浪。各连长纷纷登台表态，保证完成任务。
工地像一幅波澜壮阔而气势恢宏的画卷，人声鼎沸，热火朝天，车辆奔跑，人员穿梭，好不热闹。
我们修的那一段干渠是挖方。刚开始，这活特别好干，土松，路平，一天的活，半天就可以干完。可干着干着，就不好干了：土硬，壕深，收工的时间，一天一天地向后推迟。不久，我的手上就出了血泡，肩上印上了青痕。尤其到了入冬以后，天气越来越冷，冻土如石，破土得用大量体力和时间，每天都是天麻麻亮出工，天麻麻黑收工，两头都不见太阳。即就是这样，我们四个仍然干得快，每天都是提前完成任务。遇到营部放电影的那天，我们干得更欢，早早地来到放映场，等待电影开演。工地上也有事故发生。二队的袁玉海兄弟俩搭帮，在施工中遇到塌方，把架子车埋了进去，砸断了弟弟的一条腿，住进了医院，工程都结束了，他还没有出院。许多人在一起干活，同走一条路，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事情，为了各自的进度和尊严，争吵、骂仗实是难免，偶尔也有打架的事情，不过，都是为了把工程干好，吵过闹过，也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对于我来说，在工地上干活没有什么不好，除了偶尔想家外，就是肚子饿。那时正在长身体，出力大，饭量也大，总感到吃不饱。记得有一月，管理员公布，我吃了82斤粮食，虽然也有几个近80斤的，但我却感觉到特别不好意思，一连几天，一到吃饭的时候，我就脸红。
到工地一个半月之后，我们队的队长拉了一只羊来慰问我们。那天晚上，就在我们住的住家里煮羊肉。从杀羊到把羊肉煮好，一直忙到晚上12点，几乎所有人都等在那里。我们每人分了四两肉，打了一碗羊汤，泡了一个馍。人们挤到那里，与其说是在等食物，不如说是闻那久违了的肉香味。那天，我第一个打的饭，也是最后一个吃完的。我吃得很慢，似乎要把这种特殊的很少有过的感受拉长并永远地保留在记忆之中。吃完羊肉泡馍的那一刻，我想到了这一次修北干渠的经历，我感到我见到了世面。那碗羊肉泡馍，现在想起来依旧是那样的鲜醇。
……
三个月很快过去了，已有民工陆续回家。
在工程竣工大会上，我们队被评为先进集体，我和一个伙伴被评为先进个人。同时，我们为住户担水扫院，搬物起圈的事迹还写进了领导的总结报告里。离开故郡的那天，当地老百姓敲锣打鼓欢送我们，为我们扛被褥、提行李，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外……
我初见的世面，犹如那碗羊肉泡馍，经久的新鲜：那是我们用双手创造的世界，一条通往旱塬的干渠。四十多年过去了，它仍然像一条长龙静卧在关中渭北的大地上，给那里的老百姓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发展和希望。
人至年老，总爱回顾儿时的事情。我真想回去看看我们修的那段干渠……水葫芦
我家门前的东边，有一方涝池，面积约有四分之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岸边长着十几棵老树：三棵榆树、五棵槐树，还有九棵柳树。顾名思义，涝池就是村庄蓄水的地方。在关中平原，大大小小的村庄，都有涝池。涝池也是关中女人一年四季洗衣裳的地方和村里的牛羊饮水的地方。到了夏天，涝池变成了小孩玩水的天堂。
我从学校回来的第二年春天，大队会计从公社用脸盆端回来半盆水葫芦，放在涝池里养，队长安排我守护，说是全县安排的一种试验。水葫芦又名凤眼莲，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短，叶子卵形，叶柄中下部膨大如葫芦，花淡紫色，有黄斑，浮生在水面，把根垂在水中。队长说水葫芦可做牛羊的饲料，试验成功后可大面积推广，要我小心看护，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不得有半点闪失。
我把水葫芦放进了人畜不易走近的地方，插了一圈竹竿，防止牛羊和小孩子糟蹋。于是我便开始了我的工作，一日三晌地守护那一片被网着的绿色。
看护水葫芦，倒也轻松，既不施肥，又不除草，只是时间有点长。
每天看着那一片绿色，慢慢地增多变大，一晃，春天过去了，进入了夏季。天热了，人们就要在涝池里洗澡纳凉，白天是那些不穿衣服的小孩，晚上是那些怕羞的大人。我得寸步不离，唯恐有人破坏了我的那一片绿色。下大雨的时候，我更是不得安生。涝池会进水，水会带着漂浮物，也会把水葫芦冲散，我必须下到水里，打捞浮物，聚拢水葫芦。下雨的时候，行人很少，我倒成了村中没人欣赏的风景，一个人打一把油布伞，孤孤单单地蹲在涝池的岸边。
望着那一片绿色，时间一长，我心里就有一些想法，咋想也想不明白。水葫芦是长得快，就是把涝池长满，也不够队里的牛吃上十天。难道要在我们队的地上挖出更多更大的涝池？那么，种粮食的土地变少了，没了土地，牛也没有了用处。养再多的这玩意儿有何用？
有一天，队长从涝池边经过，我叫住了他：“叔，是不是把水葫芦养成了，就要在咱队里的土地上挖更大的涝池？”队长说：“瓜娃，把土地都挖成了涝池，我们一队的人吃啥？”我问：“那养水葫芦干啥？”队长说：“这是政治任务，上面说干啥咱就干啥。你娃年龄不大，心思还多的不行。记着，干你的活，挣你的工分，千万别嘴长，到处胡说，这是政治，你娃不懂。”我虽然不懂啥叫政治，但人不能违背常规，胡弄！
到了11月，在我的看护下，水葫芦已长满了半个涝池。队长安排人把水葫芦捞上来，用架子车一车一车拉着，到公社汇报去了。
从此，涝池里没有了那种从来就没有过的水草，但却再也没有人守护了。而我曾经守护过一个在今天看来违背了自然规律的错误。斧子、锯子和刨子
我是1971年6月从高庙中学毕业的。我的毕业综合成绩是比较靠前的。班主任杨老师把我划入了全班前十名之内，推荐我参加蔡家坡中学的高中招生考试。但最终名单上却没有我的名字，我到学校去问杨老师。杨老师的神情十分凝重，把我看了足足有三分钟，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沉沉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就这样，我告别了学校，告别了学生生涯，回到农村劳动。那年，我只有14岁。
半年后，我听说有人顶了我的名额。理由是我家“成分”高。但最终的结果是，我班推荐的人全部考上了，唯独那个顶替者没有考上，也回到了农村劳动。
再好的机会，对于无能者来说都等于零。机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却无法改变一个人的能力；只有有能力的人，才会最终获得属于自己的选择，因而成就自己的一生。
其实，在当时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即就是上完高中，也都是回农村劳动（当时大学停课，自1966年开始就没有高考了）。在我家六个孩子中，我是上学最多的一个。爹爹和娘对我也没啥要求，能上就供；不能上，那就只有顺其自然了。回家劳动也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刚参加劳动，我一天只能挣三分半工。但在同龄人之中，这也算是最高的了。因为别人都挣三分工。劳动非常辛苦。给我的感受是干活不重，能拿得起放得下，就是时间太长，每天干三晌，从早到晚，除了下大雨，都在地里干活，一年四季无一个休息天，甚至是在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劳动价值低，工分挣得少，这没办法。但是相比周围村组，我们也算是烧了高香了。至少，我们队里没有人出去讨饭。
当时实行计划内招工，大部分都是合同工，干上一两年又回来了；也有留下来的，转成了正式工，但那是少之又少的事情。农民的孩子，不上学了，他的职业就是农民，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没有地方可以讨个说法。有一天，爹爹和娘商量，说我太小，干活太重，还是学一门手艺为好，他们看上了木匠这个活路。学手艺，尤其是学一门有实用价值的手艺，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工作。当时的木工，人们十分眼热。给生产队干一天，能挣十二分工，比其他人多二分工；而且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随意性，比较自由；给私人家干活管吃管喝，不仅吃得好，而且还有烟抽。在当时，这门手艺非常受人尊重，被称为师傅。
袁根来是我们队里的家具（嫁妆）木匠，手艺不错，群众比较认可。由于他的手艺好，所以活计也就特别多。爹爹领着我专程到他家里，表示我愿拜他为师。袁师傅虽然找了好多理由，但最终还是答应了。袁师傅能收我为徒，也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儿子袁选明和我是同学，与我同岁，我俩的关系甚好，能拜他父亲为师，选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过了几天，爹爹割了肉、买了菜，娘做了一个名曰“大丰收”的盘子（陕西西府的特色菜）。那天晚上，我和爹爹端着盘子，提着酒，去了袁师傅家里，正式拜其为师。酒席上，师傅给我讲了他过去学木工的辛苦，还告诉我，学木匠不仅要能吃苦，而且还要能吃亏。
从那以后，平时我在队里劳动，和大家一样；只要袁师傅一有木匠活，我就跟着他给他打下手。跟师傅学木工，有四种形式：一是给生产队修造农具，二是到私人家里做家具，三是以生产队的名义到外地打工，四是跟着师傅出去打工。
在吃“大锅饭”的那个年代，主要的农具都是生产队所有。所以，每年在夏收和秋收前，都要把该用的农具维修一遍，主要是架子车、推车、犁、耙、耧、木杈之类的东西；另外，有时还新造一些农具，以补损缺。参与的人基本上是全队所有木工，记得这些人有天峰叔、来合叔、鸿义哥、九二娃等。我们每天干活都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不受日晒雨淋，冬天还有火烤，而且每天都能多挣二分工。这种活对于师傅们来说，干活少，轻松；对我来说，虽然干活多，但收获也多。
在农村，娶媳妇是喜事，也是大事。谁家要给儿子结婚，谁家就要打造一套家具，包括柜子、箱子、凳子、衣架、梳妆台、背栏等。要是家里兄弟多，还要批宅基地盖新房，或修改房屋。这种活路春季最多。如果谁家的老人死了，或者是年龄大了，都要安排做棺材。盖房架梁时，东家都要大摆酒席，搭红布，放鞭炮，很是热闹。结婚用的家具做完那天，主家也要待客，宴请师傅和前来贺喜的亲戚。同样，棺材做好了，主人家的儿女们都会向老人祝福长寿，亦是酒香绕梁，肉香漫村，喜气洋洋。
我特别喜欢在私人家里干活，不仅吃得好，而且还能多挣工分。当然，在私人家干活，常常能听到大人夸我，说我人小手巧。这些恭维的话听了很舒服，总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生产队组建了建筑队，去外面打工，我也在其中。去外面打工，挣的钱是队里的，个人挣的是工分。不过，每天有五毛钱的伙食补贴。按当时的政策，个人是不能到外面打工挣钱的；如果偷着干，发现后会被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就这样，我参加了村里的建筑队，跟着宝鸡二建公司去宝鸡桥梁厂等地干活，主要是做门窗、床头、床板和桌凳之类的家具。一段时间，我对瓦工又十分感兴趣，每天利用休息时间，在楼上自己学习砌墙和粉墙，坚持了一段时间，也就基本学会了。到此，我又多了一门手艺。这又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1973年以后，我常跟师傅去外地干活。当时政策有了松动，个人可以出外打工，但必须是利用农闲时间，而且每天要向队里交一元五角钱的公积金。我跟师傅到安乐公社的上王村，给村里做了二十多个柜子和十多副棺材，还给村里大多数人家做了家具。由于是包工活，我和师傅白天干一天，晚上还拉上电灯干。除了干木活，还搞油漆，双份的挣钱，效益很好。
在上王村的那几个月里，我的手艺进步很快。特别是给队上干活的那一段时间，队上专门找了一个厨师为我们做饭，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每天都有肉和米饭，当时的感觉真叫那个幸福。那时，结算下来每天可以挣七八元钱，除去两人的公积金，还有一大半。这场木活干完之后，袁师傅要给我分钱，说我干得好，肯出力，挣那么多钱也有我的功劳。我爹爹坚决不收，说师傅操心大，出力多；我是徒弟，能挣高工分，吃饱肚子也就不错了。师傅没法，也只好作罢。
在跟师傅学习手艺期间，师傅给我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东西。
在我学习木工的初始阶段，可以说我干活的工具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制造的。当时家里困难，给我买不起工具。凿子是用拾来的铁路上的道钉自己烧打的，有二分、四分和板凿。锯子是用从供销社买的“羊布代”，在门槛上锯一条缝，将洋布代夹在里面，自己一下一下地用钢锉锉出来的。刨子刃是用坏了的电锯盘截的，有一寸二、一寸四、一寸六的不等。那时候，胶锅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我到废品收购站，买了一节拖拉机的烟囱，用钢锯锯了一个晚上，才锯了八十厘米长的一段，焊了一个锅底和三个支架，制成了一个胶锅。我还用轴承制作了一把手拉式的钻子；把平面刨改制成了双面线刨子……外出干活，带的工具少，还能干出漂亮的活路。
有了自己的工具，我跃跃欲试地独立上路，制作了一些家用的凳子、箱子之类的小型家具。没有合适的木料，我便把宽度不够和长度不够的板子粘接起来使用。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奇迹，特别是能把短板粘成长板。独立上路，出手不凡，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于是我便大胆地尝试，学习木刻，雕刻制作工艺品；后来又学习了绘画和油漆。给侄儿袁晓平做的小推车，二姐家的饭桌、木盘，金元哥结婚时的衣架等，都用了雕花、绘画和油漆工艺。那时，我把自己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家具制作上，一门心思地向着一个好师傅的标准迈进。
我家最东头的那两间房，既是我的卧室，又是我的工作室。我在那里不分昼夜的学习和工作，常常是天黑了开灯，天亮了关灯。
千万别相信天生的天才。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只有把技术理性变成本能的人，才真正拥有了一种独到的能力。实践是积累经验的唯一方式。在每一个成功的身后，都有一串探索前进的足迹。技术是用血汗浇灌出来的鲜花，它的美是由意志支撑起来的梦想。
木工最难的技术莫过于三种：一是用刨子，二是用斧子，三是用锯子。用刨子要平，用斧子要稳，用锯子要准。刨不平整就合不拢缝，斧不准就要伤线伤材，锯不稳就要出线走偏。拿合缝来说，两个板子若刨不平，就合不好缝，即就是你把它们强行粘在一起，它们也会自动断裂开。只要缝合好了，刨平了根本看不出接缝。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躲在屋里苦练这三种技巧的。当我能把一块木板刨得像玻璃一样平滑的时候；当我把斧子用得既不伤线，又不离线的时候；当我把锯子用得不再脱线的时候，我才敢开始独立上道，制作一些小型的家具。若没有一番吃苦耐劳的经验积累，无论如何，我也做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
当时的农村，常见的木工活有三类：一是做家具，二是盖房子，三是做棺材。在我们队里，根来叔是大家公认的做家具的高手，天峰叔和来合叔是盖房子的大匠，鸿义哥稳坐做棺材的头把交椅。当时的每个木工师傅都有一个自己最精的侧重面，其他的木活不是太精，只能互当助手。我当时由于特别热爱木工，再加上学得刻苦，善于钻研实践，在学习的基础上有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有创新，而且和前面几位大师傅常在一起干活。于是，我用了三年时间，也就全部掌握了这三类活路的技巧。
好学是我的天赋，同样持之以恒也是我天生的命格。我之所以能在少年时代就有那么一点作为，这与我的天性是分不开的。
命运永远需要自己把握和拓展，你千万不要把它交给上帝和别人，那样，你只能沦为上帝和别人的奴隶。卖柜子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市场全然关闭，物质极为匮乏。幸好，老百姓自发地保留了传统的庙会。那时候庙会大都是在春夏和秋冬交替之时举办。所以，一年两次的庙会也就成了各求所需的唯一的机会。所有人都很看重这个机会。
当地的高庙庙会非常有名，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热闹非凡。庙会上一般有大戏、杂技、魔术、气功等表演，当然也有一定的商品交易。高庙是南营村的一个小村，地方小，容不下数万人潮涌。后来，公社决定把庙会从高庙迁到了麦禾营村。麦禾营是一个大村，而且交通非常便利。庙会移至此地，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把市场关闭了，但始终没有杜绝庙会这种传统的集会活动。那时候，老百姓盼庙会就像是孩子盼过年一样。
男婚女嫁是每家相当大的事。嫁女的要为女儿陪嫁，缺什么也不能缺一口箱子；娶媳妇要为儿子准备家具，缺什么也不能缺一个柜子。我知道每年庙会上有家具交易，就提前做了一些家具，以便在庙会上出手。我的银柜做得非常好，刨得很平，打磨得很光亮。因为，当时农村青年人结婚，大都在婚房摆放银柜。师傅说，我做的这个银柜不上漆，到市场上也能卖个高价。听了师傅的话，庙会头一天，我用架子车把一个银柜拉到庙会上，一亮相就围来一大群人，这个摸摸，那个瞧瞧，没有一个不说好的。一个老者说：“这柜子看着像是袁根来的手艺，但却又不像。这木活的确做得好。”他又问：“娃，这柜子是谁做的，叫啥名字？”我说：“大伯，这柜子是我做的。我叫袁录怀，是袁荣的儿子。”老者说：“你父亲我认识，但要说这柜子是你做的，打死我也不信；能把木活做到这份上，没有几十年的功力，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我说：“确实是我做的，你若不信，就去问我师傅。我师傅就是你刚才说的袁根来。”老者说：“真是你做的？”我说：“是。”他接着说：“娘娘！你这么大一点，就有了这么好的手艺！有了这等手艺，你娃这一辈子再也不愁吃穿了。娃，给伯说，你这柜子卖多少钱？”我说：“65元。”老人一听我的报价，满脸的高兴气一下子没了，一句话也没说，扭头走了。一听此价，围观的人没有一个不说贵的，都觉得是天价。“别人的柜子油漆了，才卖30多块钱；你的柜子又没油漆，再好，也不能一个卖人家两个的钱，你这是胡乱要价，不讲行情。”
我到市场上跑了一圈，最终把价定在了60元。来看柜子的有几十人，但一听报价都走了。有几个诚心想买的，要我再少一些。我坚持己见，一口咬定了60元。就这样，想买的人都被气走了。从早上九点多，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市场上的人几乎散去了一大半，我的柜子仍然没有卖掉。这期间，先前和我说话的那位大伯来来回回地转了几趟。
正当我等得不耐烦、准备装车回家的时候，那个老伯又来了。他说：“娃，我是独殿头村的人，春节期间想给儿子结婚，是个实心的买家。我知道你娃在这柜子上用了心思，无论从材质上还是手艺上，确实是个好东西。我在会上转了大半天，一般柜子的价都在35块钱左右，最贵的一个也只卖了42块钱，但我都没看上，就看上你的这个，你能不能再少点，少两块钱我就买了。”在那个年代，谁不计较，即就是一角二角谁也不舍得割让，何况是两块钱。我仍然坚持说：“不行，60块，一分也不少。”老人说：“你这柜子没油漆，回去找漆匠，我还得花钱。58块卖给我吧。”我仍然坚持说道：“60块，少一分我也不卖。”老人失望地骂道：“你这犟，哪有你这样做买卖的。”
正说话间，我爹爹来了，我叫了一声爹爹。他忙向老伯打了招呼：“老哥，你好，想买柜子？”那老人像见了救星似的，忙说：“你老弟真有福气，养了一个这么有指望的儿子。”我爹爹说：“哪里哪里，你老哥过奖了。”老伯说：“我在会上转了一天，就看上你娃做的柜子，可给你娃瞎说好说他就是少了60不卖。”爹爹问：“你出多少？”老人说：“我出了58。”爹爹说：“娃的主我今天做了。你说58就58，卖了。”说罢，收了老人递过的钱，帮他装起车子。
临走的时候，老伯说：“你娃的柜子确实好，值60块钱。说实话，也不嫌你笑话，今天，我身上只带了58块钱。占了你的便宜。”听了此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悔没有早些把柜子卖给老伯。手艺不仅能挣钱
木工这活路一通百通。
自从卖掉那批家具后，我在当地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匠人了。没干过的活路，只要有图纸，我照样能干；即使没有图纸，只要你能说出个样样，我便能为你画出图纸。我村里的木工大都乐于和我搭帮。
杨怀是我们村旗家队的木匠，年龄比我大，手艺比较好。
1975年初秋，一天晚上，杨怀来我家找我。他说：“录怀，我亲戚捎话，说陕棉九厂工人有一批家具活，我一个人拿不下来，你想不想去？只要活干得好，价钱好说。”我说：“想去。”他说：“那就定了。得到消息，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若去不成，那我只有把活退了。别人去我不放心。你安排一下，咱们后天出发。”我说：“那行。”
第二天早上，我向队长去请假。我说：“叔，杨怀出外干活，我想跟他去学习。”队长说：“你都成了师傅了，还用学习。说实话，是不是想挣钱？”我嘿嘿一笑。队长接着说：“去吧，记得给队里每天交公积金，不过，秋忙你得回来。”我说：“那一定的，谢谢叔！”
我和杨怀在陕棉九厂干了三个月，去过了十七八户人家，把家具类的活几乎做遍了。在第一家干活时，来看的人很多。由于我们的活做得好，从第二家就开始排队。有排队就有插队。有甚者竟把我们的工具提前拿回他家，我们也只好跟着他去。为此，闹了不少矛盾。我俩日夜加班，加上一些油漆活，倒是挣了不少钱。分钱的时候，杨怀说：“咱俩一人一半。”我说：“活是你找的，你是师傅，充其量四六开，我四你六。”他说：“那不行。你活干得又快又好，又会油漆。没有你，这钱我也挣不来。以后路还长，合作的机会更多。一人一半，要不我心里不舒服。”杨怀是个实诚人。我推脱不过，也只有依了。
到了秋忙，队里捎话，叫我们回去。临走还有七八家活没干。事后杨怀的亲戚多次捎话，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行。然而那次干活，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干了三个月的活，我挣了700元钱，平均每月挣233元钱，除去每月交45元公积金，我净落了565元。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尤其是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也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的手艺日臻成熟。随之亲朋好友叫我干活的事也就多了起来。时间大都在农闲和春节。先前，春节大多都不放假，“工作组”前来督战，为确保农业丰收，大年三十和初一都要出工，可年年人们照样吃不饱饭。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队里也就放假了，至少六天不用干活。所以，每年的春节，我的年也就和斧子、刨子一起过了。那时，亲戚家里都有木工活要干，只能是谁家急就去谁家。
我三爸为盖房子筹备了好几年。他有五个孩子，三儿两女，人多的没处住，审批了一院宅基地。三爸提前打过招呼，从春节前的腊月开始，一直干到正月十五，盖了四间大房，六间厦房，大年三十都没停工。三爸的人缘好，前来帮忙的人很多，村里村外的都有。在此，我认识了一大批朋友。
第二年春节前，我姑来说要给老三结婚，让我去帮忙做家具。我去了坡子村给金元哥做了结婚用的家具。由于活多，只有我一个人干，一直从春节的前三天忙到正月初七。过年期间，只要外面一放炮，我心里就乱；只要外面一敲锣打鼓，我就坐不住，有几次竟然跑了出去。
二姐家住在独殿头村，老屋里家人多，住得拥挤。二姐家批了一院宅基地。虽然姐夫请假回家料理，但外甥们年龄小，要盖房当然少不了帮忙。断断续续半年时间，从拉土到踏墙，从做门窗到上梁，我都全部参与。
二爸给我爹爹说了多次，说是家里有一批木工活要干。秋季农闲时，我去了二爸家里，给他家做了一个架子车，两幅板柜，还有上楼的梯子……
手艺不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营生，而且还是一种后天搏得的利人善事的福分。同样，手艺也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它可以使人际关系更为融洽和谐。
1975年底，大队成立了建筑队，我被抽调到了木工组，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技师。建筑队的第一单活儿是给麟游县商业局饮食服务公司盖宾馆。木工队主要是制作门窗和室内各种家具。此时，我的木工水平已大有提高，无论什么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当时评工分十分严格，从六分到十五分，共分十个级别。当时十四分工只有三个人，都是技师，我是其中的一个，当然也有十五分的，那是队长，这是轮不到别人的。在麟游县的一年多时间，除了和袁通队长一起处理木工队的大事外，我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研究图纸，制作每一批活的样品等。制作宾馆的木面大门时，由于门太大，加之门上面的圆弧不规则，在图纸上难以表示。我就带领两个助手，在公司的篮球场上，以相同的尺寸画出原图，运用几何知识，解决了圆弧的过度问题；找出了五角星的切割点，只用一个模型，解决了80多套木面门的制作问题。这在全队影响很大。
在当时，建筑队的活儿并不好找。这一批活刚开始，就得跑下一批活儿，要不，活儿断线，工人就得放假。为了有活干，就得到处拉关系，找门路。其中有一种方式，就是给有活的单位领导干私活，让其知道我们的水平。在这方面，我可是主角。单位先后派我到三位领导家干活，为我们建筑队能长期扎根麟游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一天，领导叫我去给管商业的副县长杨天明家里干活。县长两口子都是大学生。到了他家里，县长拿出了大小两套捷克式立柜的图纸，递给我，说道：“先看看，能不能做？”我看了图纸说道：“没问题。”他问：“多长时间做好？”我说：“八天。”他说：“咋这么快？慢一点，一定要把活做好。”我说：“没问题，请你放心。”他说：“听你们队长袁通说，你是你们木工队做家具做得最好的？”我说：“也许是吧，不过，我保证把活做的叫你满意。”他一连说了几个“那好”。
给杨县长家干活的那几天，他两口子白天上班再忙，晚上都要炒几个肉菜请我喝酒，每天还有“大前门牌”香烟抽。县长只要求质量，不要求时间，有好烟好酒招待，我也更为认真起来。家具做好后，光用砂纸打磨的时间就用了一天，里里外外，打了一遍又一遍。交活的那天，杨县长从政府灶上请了一个厨子，专门做了一桌丰盛的宴席，邀了袁通队长和他的两个亲戚，美美地吃了一顿。开席后，第一杯酒杨县长先敬了我。他端着酒杯说：“小袁，这第一杯酒我先敬你了，感谢你给我做了如此漂亮的家具。你辛苦了！”我接过酒杯，二话没说，一口就干了。县长又倒了一杯，说道：“小袁，这杯酒我还得敬你，这么小的年龄，就有如此好的手艺，真是了不起。我看得出，你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人，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我敬重像你这样的人，所以这杯酒你得喝。”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激动，二话没说又全喝了。接着杨县长又倒了一杯，说道：“小袁，这杯酒是我敬你父母的，感谢他们教子有方，培养出了一个好儿子。他们老人家不在，在这里也只有你代劳了。”我又喝了。望着县长，我眼睛有些湿了。一个县长，能如此看重我，真是三生有幸。给我敬过酒，杨县长又敬了袁通队长，感谢他给他派了一个高手木工做家具；随后又敬了他的亲戚。说实话，那次午宴，是我长这么大吃得最好的一顿饭。那天，袁队长喝高了，我也喝高了，是县长派人把我们送到工地的。
事后，袁通队长给我说，他听杨县长说，到过他家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小袁的家具做得好，甚至有人建议把我招进麟游县建筑队。他还说，在杨县长的帮忙下，我们建筑队签了三份合同。那一年，我还被派去给其他单位的两个管事的领导家里做家具，又为我们建筑队赢得了一份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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