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师魂(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永祥,吴远目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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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师魂试读：

引子

2010年5月17日，《楚天都市报》记者陈杏兰经历了她职业生涯中最为震撼的一天。

这天，这位驻守鄂东南的记者站站长，亲自驾车越过起伏跌宕的大别山南麓，一头扎进鄂皖交界的群山深处。在峰回路转的山道上，一向沉稳的女记者把新闻采访车开得尘土飞扬，上下颠簸，一天之中居然爆了两次车胎。山道拐弯处，飞速旋转的车轮几乎离开了地面……

陈杏兰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名叫郝子堡的地方，准确地说，是郝子堡的一个名叫枫树湾的自然村落。湾里只有两户人家，几年前迁走一户。她要采访的，是剩下的一户。汪金权大山深处的家（王万军摄）

这户人家的土房子建在半山腰上。车子经过环山而建的通村公路时，带路的小王朝窗外对面的荷槎山指了指。那里是一座很陡的山，密林深处露出一片布瓦土墙。

哦，快到了，快到了。陈杏兰想。

看起来很近，但她还是开了很长的时间。这就叫山。隔着山沟子，对面能说话，相逢走半天。

绕过几道弯，陈杏兰把采访车开到了对面的荷槎山脚下。因为山路太陡太窄，只好停下来。

她和同行的记者向上攀登。

走进一户破落的农舍，她突然有种要哭的感觉。

她克制着，没让泪水溢出来。

于是，拍照，采访。5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汪金权

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默默地看着陌生的人们。

在随后的20多天时间里，小山村里满是记者的身影。央视驻中南地区记者站站长王涵，新华社记者皮曙初、徐海波，《人民日报》记者张志峰，《中国教育报》记者程墨，《中国教师报》记者刘婷、叶长春，《湖北日报》记者曾祥惠、张孺海、王晶，《楚天都市报》记者朱熙勇、谈海亮、张立群、蔡正道等，《黄冈日报》记者杨先理、何运林、胡丹等，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里留下了感动世界的声音。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卫视、湖北电视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武汉电视台、黄冈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长江商报》、《黄冈日报》、《鄂东晚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里……中央电视台记者王涵采访汪金权的学生（蕲春四中提供）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憨厚的乡亲们闹不明白。这家只有一贫如洗的土木危房，只有年迈体弱的老人和愣头愣脑的弱智孩子，有啥好看的？“啊！”有人想起来了。这户人家出了个名牌大学生。可那也是26年前的事啊。何况，这孩子22年前就已回乡，现在只是一个头发花白未老先衰的教书匠啊。难道，这些人都是冲他来的？

乡亲们猜对了。正是这个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的山乡教师，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全国数家媒体聚焦蕲春四中教师汪金权（蕲春四中提供）

第一章　赤子回乡

1963年的春天，遥远的大别山风和日丽，阳光灿烂。3月里，湖北省蕲春县狮子镇郝子堡枫树湾汪家媳妇陈细花，又是打听又是琢磨，好不容易才给刚刚出世的儿子取了一个“富贵”的名字——汪金权。她盼着孩子长大后走出大山，有“金”有“权”，福禄齐至，耀祖光宗，改变汪家世世代代的贫苦命运。然而她怎么也没想到，25年后，这个走出大山的儿子，竟离开繁华都市，又回到山里来了。

汪金权兄弟姊妹4人，他是家里的老大。那年月，经历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郝子堡村还异常贫穷，光是几个孩子的口粮就让汪家生活艰难。破屋偏逢连夜雨，汪金权9岁时，父亲逝世；8年之后，让家里日子渐见起色的继父也撒手人间。最后，是村里的一位本家长辈，怜悯汪家孤儿寡母，农忙时节主动帮做扛犁使耙的“劳力”活儿，母亲陈细花才勉强撑起了这个家。

在村里众位乡亲的扶助之下，汪金权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1983年，他以全县文科第五名的成绩，被华中师范大学录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郝子堡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小山村沸腾了。上学这天，乡亲们整整放了一里路的鞭炮，将这个大山里的“状元郎”送出村口。

那时是免费上大学，还可享受国家补贴的生活费。即便如此，第一次出门到省城，总还需要路费和一些生活费的。汪金权的4个叔叔每人拿出两三块钱，凑给了侄子，算是对侄儿“跳出龙门”的真诚祝贺。五叔汪义华知道侄儿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便把身上的一件衬衣脱下来送给侄儿。这衬衣有八成新，做工讲究，面料也不错，算是很“高档”的了。“当上了大学生，穿的总得像个样儿，不能让人笑话。”汪金权感动得直点头：“谢谢叔叔，谢谢叔叔！”没想到这件衬衣竟在上学途中丢失，汪金权到学校难过得悄悄地哭了——这是五叔后来才知道的事情。

望着儿子远去的身影，陈细花总算有了盼头。儿子读的是华中师范大学。那是名牌学府，了不得的，有人这样对陈细花说。那年月，能够考取中专，就是“放卫星”了，村里是要送喜报和放电影的。没想到汪家小儿一鸣惊人，愣是考了个高等学府，还是名牌，这让全村父老乡亲都高兴和自豪。有位大伯高兴得喝开水时嘴上烫起了泡。那个乐呀。

因此，陈细花就想，等儿子读完大学，吃上商品粮了，家里的日子就好过了。要是“祖坟发裂”，儿子当上大官，兴许还能搬进城里，过上只有在电影里才可以看到的日子。

但是，她错了。5年后，她的“天之骄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突然转身，风尘满面地向着故乡走来。

这儿子，咋从饭锅往粥锅里跳啊？莫不是书读长了读成了书呆子？

儿这四年大学，都撞上了谁，都学了些啥啊？！2

儿是撞上了好运气。

走进“象牙塔”，汪金权仿佛置身于神话世界。

华师校园，绿树成行，花草芬芳。教学楼高大明亮，图书馆藏书如海。还有阅览室里五花八门的期刊。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氛围。所有这些，让他这个从大别山里走来的学生，兴奋得睡不着觉。

儿是撞上了好人。

汪金权是班里最穷的学生。但他不仅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得到了更多的照顾。

那时华师学生每个月可以领到国家补贴的两元生活费。为了让他的大学生活过得好些，班主任程翔章老师特意为他申请了双份补助。这样，他每月就有四块钱。这四块钱是什么概念？当时看场电影，也就一角钱。这每月多出的两块钱，让他的大学生活丰富了许多。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夏天。看到汪金权没有蚊帐，程翔章老师便从家里拿来一床蚊帐，给他挂上。冬天到了，看到汪金权床上的被褥薄，程老师又向学校申请了一件军大衣，送给汪金权。这件军大衣，伴随着汪金权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毕业后带到黄冈中学，一年之后又带到蕲春四中。20多年后，汪金权还把这件军大衣藏在箱子里，作为铭记师恩的永久纪念。

程翔章老师不仅是好人，还是一个育人专家。他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格外关注。有时候，汪金权会想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祖母和母亲，会想起家里阴暗潮湿的土屋和缺油少盐的日子，不免情绪有些低落。在与同学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的话渐渐少了，变得沉默寡言起来。程老师看在眼里，忧在心头，便抽空找汪金权拉开了家常，像朋友一样交心谈心。程老师告诉汪金权：“你在经济上困难，但在人格上跟其他人是平等的，没有必要觉得低人一等！”程老师的话，让汪金权潸然泪下。他从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莫大的鼓励。几年之后走上讲台，汪金权常会想起程老师的教诲。恩师的育人理念，融化在他20多年的教学之中。

古人说得好啊，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汪金权在他的大学生涯中，有幸遇到了程翔章老师这样的伯乐。这让他看到了命运的转机。他有了问鼎书山的学习冲动，有了漫游学海的求知渴望。他拿出了大别山里庄稼人吃苦耐劳的劲头，学业成绩稳步上升，思想境界发生了飞跃。他要把学到的知识发扬光大，把恩师的精神发扬光大。

于是，他就有了助人为乐的“爱好”。

于是，他就有了“诲人不倦”的脾气……

20年后，他的大学同窗叶甲友回忆说：大学时老汪跟我同班，自称“农夫”。因为同属黄冈，又有了老乡这层关系，接触自然就多些。印象中老汪特质朴，还有点木讷。但乐于助人，谁有需要帮忙的，不管老汪会不会，都去求助于他，他也沉浸在能够帮助别人的快乐中而自喜，从不拒绝他人的求助。那时四班的同学有点什么小困难或小问题，绝对会找老汪，比如锁坏了，衣服破了，被子脱线了这类小事都是老汪帮助解决。久而久之，大家养成了习惯，总是一嗓子：“哎，老汪——”直到毕业，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汪金权清瘦、贫寒，一块香皂要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地省着用；他常年穿着黄军装，要么穿着蓝咔叽布衣服，一双球鞋也长年不换，还老不穿袜子；他不是在教室里，就是在图书馆，无论酷暑，还是严寒，都是那么刻苦。20年后成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的老同学彭涛，说起当年的幕幕往事，仿佛思绪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四班里，受程翔章老师关照的学生并非汪金权一人。班里同学都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都从老师的学识和人品中学会了感恩，习惯了助人。

20多年后，汪金权接受媒体采访时袒露心迹：“我现在帮助我的学生，不是我多么无私和伟大，而是我本来就受过他人的帮助。受我帮助的学生，以后也会帮助别人。我想把这根接力棒传下去。”

大学四年，汪金权学得最好的两个字是：感恩。

而这些，在鄂东乡下忙里忙外的母亲陈细花，自然是想象不到的了。3

1987年的夏天，华师校园绿树掩映，桂子山下清风习习。

八三级本科生即将离开校园。

同学们坐在一起。摄影师举着手喊：“都注意了，看我的手！一，二，三！”

咔嚓！

青春在这一刻定格。汪金权的大学毕业照——第四排左四（王万军摄）

定格的大学毕业照，成了汪金权对青春岁月的永久珍藏。

中文系里的毕业生有180人。四年同窗，友谊难忘；一朝分别，恋恋不舍。汪金权与他的华师校友相互勉励，执手相约：“为祖国振兴而教书！”汪金权因为学业成绩好，表现出色，被学校评为“优秀毕业生”，毕业分配时被“高看一格”，分到了地区行署所在地黄冈，进了黄冈中学。

黄冈中学，人们习惯称作“黄高”。后来风行全国的《黄冈兵法》，亦是“黄高”的杰作。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开始向大中城市倾斜，向“中心学校”、“重点学校”倾斜，城乡之间、“重点”与“非重点”之间，教育资源的差距逐步拉开，并且越拉越大。“黄高”是黄冈重点，是举“全市之力”打造的“名牌”。从硬件设施到软件设施，从教学经费到教研经费，从生源质量到师资质量，从经济待遇到政治待遇，从工作条件到生活条件，如此等等，“黄高”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是在招生政策上享受的特殊待遇——鸟瞰全市择优录取优质生源，更让农村普高望尘莫及。“黄高”每年招收的新生，都是全市各县应届初中的“尖子”。教书人都明白，成绩好的学生好教，还好出成绩。

汪金权分到“黄高”，真是太幸运了。

消息传到郝子堡，又是一个“特大喜讯”。

这一年，苦熬多年的母亲陈细花，终于看到了生活的转机。

汪金权在“黄高”的月工资是65元。这个工资水平在当年不算太高，但也不低。有这笔钱，汪金权除了生活和学习上的开支，还有不少的节余。他开始用多余的钱补贴家用。

因为土屋建在半山腰上，加之家大口阔，汪金权大学毕业时家里还没有通电，点的还是煤油灯。他参加工作不久，就为家里安上电灯了。

儿子带回的“光明”，照亮了枫树湾。

照着这样的速度，家里的日子肯定是要大改观了。

然而，母亲陈细花的美好憧憬，因为儿子的回乡探师，变得渺茫了。

分到“黄高”的这年寒假，汪金权去蕲春四中探望他的高中老师顾凤鸣。

四中不是汪金权的母校。高中，汪金权读了三所学校。高一在花园中学，高二在狮子高中。这两所学校，都是“土法上马”、由初中“就地提拔”的学校。汪金权读完高一，花园中学的高中部撤了；读完高二，狮子高中撤了。无奈之下，他的求学之路延伸到了离家较远的蕲春三中。

顾凤鸣是汪金权在狮子高中的老师。顾老师品行高尚，爱生如子，是汪金权求学路上的明灯。

狮子高中撤销后，顾老师调来调去，最后调到了蕲春四中，算是扎下根来，最后在这里退休。

四中地处蕲北山区，坐落在距张榜镇两公里的一座名叫唐山的山脚下，交通闭塞，条件艰苦。

汪金权想念恩师，便来四中探望。

走进学校，满目苍凉。

适逢雨后，校内一条水泥路都没有，满是泥泞。刚刚修过的排水沟沿露出白森森的人骨。校舍是20世纪50年代的土木房子，零乱地散落着。教师宿舍窄小阴暗，墙体断裂，布瓦脱钩。学生宿舍也是危房，一到下雨到处漏。当时四中流传一首打油诗：“教书莫到四中来，路难走，夜难挨，刮风下雨怕屋垮，搂着被子跑出来。”学校只有8个教学班，19名科任教师。没有实验室，没有图书室……

这与“黄高”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差别实在太大了。看到尊敬的老师就住在这里，汪金权心里涌起一股酸楚，有种想哭的感觉。

师生相见，分外激动。顾老师拉着汪金权的手说：“现在山区学校难啊！优生招不进，好教师留不住，村里的娃娃正缺人教啊……”说到动情处，老人落下了眼泪，“小汪啊，我老啦，山区教育只能靠你们这些年轻人来支撑了……”老师的话，让倔强好胜而又有点憨气的汪金权怦然心动。当下，他几乎是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影响了他一生的话：“老师，那我就调回来吧！”顾老师以为汪金权只是随口说说，苦笑着摇了摇头。

恩师的叹息，让汪金权久久难以平静。能在“黄高”工作，那是许多老师求之不得的事情。尤其是山区教师，想都不敢想啊。

顾老师当然不敢相信自己的学生会真的离开那个缔造神话的地方。

但是汪金权却下定了决心。不能食言。尤其不能在恩师面前食言。何况，“黄高”名师云集，不缺他这个“初生牛犊”。少他一个，无损“黄高”的一根毫毛。而他调来四中，却是雪中送炭。

四中是蕲春最薄弱的高中，服务的区域包括青石、向桥、张榜、大同、檀林五个乡镇，都是蕲北山区的贫困乡镇。因为条件艰苦，待遇又低，常有教师调离，学校现在只剩下30多个教师了。

次年春，汪金权向黄冈中学领导递交了一份调动申请。陈述的理由十分简单：“家乡需要，山区邀请，盛情难却，请求调离。”

这份调动申请，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了一块石头，在“金牌名校”引起震撼。

因为建校至今，除了调到行政机关当干部，或是调到大学当教授，还没有哪位教师主动要求从这所学校调到贫困的山区当教师。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嘛！荷槎山里的枫树湾（王万军摄）

汪金权的调动申请，顿时引来一片嘘声。

汪老师，学校看你是华师的优秀毕业生，对你是寄予厚望的。虽然你现在是教坛新手，但在“黄高”这样的金牌学校里，凭着你的勤奋好学，不是前程无量吗？山旮旯有什么好？

同窗校友的劝说，好心同事的挽留，都没有改变汪金权的主意。

面对年轻人的炽热情怀，黄冈中学校领导能说什么呢？

签字盖章，同意调出。

汪老师的申请，最终获得了批准。

消息不胫而走。曾任汪金权数学教师、时任黄冈师专教授的欧阳矩老师找到他说：“到我这儿来吧，大学更适合你的发展！”

汪金权婉言谢绝了恩师的好意。他对欧阳老师说：“家乡太穷，教师太少，那里的学生更需要我。何况，我已经答应了人家！”

面对儿子的回乡选择，母亲陈细花心里的不安多于欣慰。本来，儿子回四中任教，离家近了。她有个三病两痛的，也多个人照顾。但她还是不放心啊。“山里穷得要死，哪比得上城里头呢？儿啊，你只怕要受苦了……”

第二章　生之多艰

命运之神，并不因为感恩者的愿望多么美好，而对其露出笑脸，布施恩泽。

迎接汪金权的，是接二连三的打击：妻子精神分裂，小儿因病情延误变成呆傻，祖母溘然长逝……那种打击，可以让最美丽的雪莲瞬间凋谢，让最强悍的骑手瞬间崩溃。

母亲的担忧，终于应验了。

回乡任教这年，汪金权与他的第一个也是他这辈子唯一的恋人——本镇姑娘康姣生结婚了。

康姣生家在三叠石村。她是汪金权的高中同学，聪明伶俐，心地善良，在同届女生中出类拔萃。那时参加高考先要预录，康姣生高中毕业那年，是全班女生中唯一通过高考预录的人。但是命运之神与她失之交臂。也许是上大学的愿望过于强烈，在高考考场上，她发挥失常，名落孙山。

那年头，农家女能够读完高中，就是“人才”了。没上大学的康姣生，回乡做了本村小学的民办教师。结婚后，康姣生调到郝子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

从郝子堡到四中有10多公里，20多年前还是崎岖难行的山路，骑自行车回家一趟要两个小时。因为缺钱，汪老师一直没置上摩托车。回乡下，总是把那辆旧自行车骑得咣咣响。因为一进四中就带班主任，又有两个班的语文课。两个班最多时每班学生105人，现在少些，每个班也有64名学生。加上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汪金权很少回家。家里的田地农活，老人的生活照料，就落在母亲和妻子身上。妻子康姣生为丈夫汪金权拿衣服（朱熙勇摄）

汪金权是个孝子，更是重情之人。为了给母亲和妻子减轻负担，农忙时节，他上完晚自习，再骑上自行车摸黑回到枫树湾，抢做农活。第二天一大早，又骑着自行车赶在学生起床之前到校。

这样跑一两次还行，但是日子一长，就吃不消了。汪金权原本消瘦的脸，变得又黑又瘦；原本单薄的身子，显得形销骨立。

他这是在拼命啊。

妻子看不下去了。

为了能让“公办教师”丈夫安心在高中教书，“半边户”娘子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在沉重的喘息中，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汪品超出世了。这样，康姣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在家里，她要料理儿子，抢做农活，尽量不让丈夫分心；在学校，她要备课、上课、批改、辅导，尽力完成教学任务。

生活和工作两副担子的长期挤压，妻子终于不堪重负。1992年，在第二个儿子汪品洋出世之后，妻子突然疯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灵之痛啊。

闻讯赶回枫树湾的汪金权，发现妻子披头散发，正要把襁褓里的小儿子往地上扔。他抢步上前，把小儿子接了过来。“姣生，这是你骨肉，是你儿子，你不认识啦？”妻子双目呆滞，自言自语地说：“儿子？那是棉花，一坨子烂棉花！”汪金权一把抓住妻子的手说：“你醒醒啊姣生，我是金权，你不认识我了吗？”

妻子神智混乱，哪识得爱人的声音？她谁也认不出了。

汪金权心如汤煮，欲哭无泪。

大家七手八脚过来帮忙，把康姣生送到医院。医生说，这是“精神分裂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康姣生的病情才稳定下来。但是从此落下病根，平时一副痴呆模样，生活勉强能够自理。发作起来见啥摔啥，大呼小叫，出门后连自家的屋都摸不回来，眨眼之间就无影无踪。一年四季都依赖药物维持，隔一天不吃药就会发作。

妻子病重时，汪老师把妻子接到学校宿舍住了两年。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同时也是为了不误教学。学校人手紧，一个萝卜一个坑，他无法丢下学生。那两年，他一面精心照料、细心护理，一面求医问药，节假日里带妻子去医院治病。为了获取精神病人的护理知识，汪老师跑遍了县城书店，还去了省城书店，购买和阅读了有关精神病治疗的大量医书。几年下来，他都成了半个“精神病康复专家”。

在汪老师同一栋小平房里，隔着几间房住着教师家属小张。小张说：“汪老师是个很细致也很有耐心的人。他爱人再怎么胡闹，他也不发火。一次，他爱人拿走了我放在窗台上的雨伞，他给我送过来。他爱人一连拿了5次，他就一遍遍送了5次。他就像哄孩子一般哄着他妻子。”

在汪老师的照料下，妻子病情逐渐好转，明白的日子也多一些。有一次，汪金权正为妻子穿针引线缝补衣服，愣愣怔怔的康姣生突然开口说话了：“对不起啊老汪，我连一只扣子都没帮你缝过。”听了妻子这话，汪老师的泪水夺眶而出。他这是高兴啊。能说这种体贴的话，说明妻子康复了许多。

十几年后，汪老师读大学的大儿子汪品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父亲对家十分关心，为了家付出了很多。我老家离父亲所在的学校远，父亲不能天天回家。父亲在周末忙完工作后，就会骑着自行车回家来。其实他是惦记着家里做农活的奶奶和妈妈，担心年迈的奶奶身体健康，惦记妈妈的病情，惦记那个简陋贫穷但却有爱的家。父亲回到家帮奶奶种田种地，有好几次见到父亲肩膀因为挑东西压得有些红肿，奶奶看到都心疼不已。父亲为母亲看病也付出了艰辛。在我幼年时，父亲有一段时间带着母亲到处求医，去过很多地方。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母亲去一家医院看病，母亲当时病情不稳，走到路口突然甩开父亲的手就想跑，父亲赶紧抓住母亲的手，不断地劝说、安慰。父亲带着母亲回到家里几乎站不起来了，第二天他的脚就肿了。虽然我那时年幼，但父亲对母亲的关爱，让我记忆深刻。那是人世间的患难与共，生死难分。父亲精心指导我的学习，为我解惑，教导我做人的道理。我小时候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父子俩生活虽然很苦，但是也有快乐。那时我们在学校有一小块地，我和父亲在周末时会去地里锄草施肥，种上白菜和葱，现在感觉那时的确很惬意。父亲学校分的房间很小，我和父亲就睡在一张板子床上。简陋的房间里，墙上挂满了字画，艺术和文化氛围很浓。记得我还没上学读书时，父亲就教我朗读和背诵古诗，很多诗词至今记忆犹新，其中就有程颢的《春日偶成》、苏轼的《春宵》。父亲也教我读《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后来，还买字帖送给我，希望我把字写得漂亮。读初中时，每次星期天回家，父亲都要亲自为我做好菜。我知道那些鱼、肉、蛋是父亲省吃俭用为我准备的，他希望我有个好身体。当我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他总是鼓励我。我和他有时不仅探讨语文方面的知识，还会讨论其他学科方面的知识……2

四中所在的蕲北山区，穷山恶水，土地贫瘠，自然灾害多发。汪老师调入四中之后，蕲春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旱灾，田地龟裂，禾苗枯焦，有些地方颗粒无收；后又两度遭遇特大洪水，农房倒塌，农田被毁。还有大大小小的虫灾、风灾、冰雹等等，百姓的日子倍加艰难。农村中学的学杂费拖欠现象本来就很普遍，受灾之年，缴费就更困难。手头无钱，不少学生家长干脆让孩子辍学在家务农或是送到外地打工。

因为是全县最偏远、条件最差的“薄弱高中”，“生源”历来是个“老大难”问题。别的高中可以划出一个高于“普录”的择校分数线，但是四中不能，招生是“黄鳝泥鳅一把抓”，只要愿意来，成绩差的，打过架的，生过病的，休过学的，县内的，县外的，都一律欢迎，双手接纳。

就是给出这么好的优惠条件，四中的“生源”还是严重不足。服务区内的“上线生”自然都被“黄高”和一中优录走了。成绩差点的“线下生”，很多家长宁可多花钱也要把孩子送到好点的高中。因此，每年秋季开学前后，四中都面临着一场不得不面对的“生源大战”，学校全体教师倾巢出动，日夜家访，进村入户搞招生。为招生，汪老师跑遍了蕲北山区的山山水水，还去相邻的安徽宿松、太湖走访学生。为了招到好学生，四中采取了各地“薄弱学校”的通行做法：允许学生欠费，“人先进来，钱以后再缴”。但是有个条件，须得四中有个老师做“保人”。班主任是招生责任人。这个“保”，当然得由班主任来做，由班主任向学校财务室打欠条。如果学期结束之前学生不能还清欠款，学校就从班主任的工资和年终福利中扣除。

这样一来，班主任的风险就大了。为了减轻班主任的压力，学校又给出了催缴欠款的“尚方宝剑”：到期不还欠款的，可以不让学生参加考试，可以先让学生停课。农村太穷，不用这种“蛮法子”逼一下，不把学生逼回家去哭哭鼻子甚至在地上打打滚，有些家长还真不拿钱。汪老师和他的学生在一起（朱熙勇摄）

这下可苦了汪老师。他可是一到学校就当班主任并且一当多年的。他每年打给学校的欠条都一大摞子。到期末结账，学校催得紧。好心同事劝他，让欠款的学生先回家去，不让参加期末考试。汪老师皱着眉头犹豫半天，怎么狠心也下不了这个面子。他心太软，只在班上偶尔催一下，还轻描淡写和风细雨的，生怕伤了学生的自尊心。有个学生听说本村同学因为欠缴已经被别班老师要求回家去，担心自己在校待不住，急得哭了起来。汪老师又反过来安慰班里的欠费学生，说没有钱就没有钱，老师怎么会把你们赶回去呢？这肯定是你同学搞错了。20多年来，汪老师从来没有因为欠费问题让学生停课。

调入四中的第一年，汪老师的工资就被扣得所剩无几，“年终福利”也被扣光。过年回家，两手空空。

次年春季开学，班里几名学生因为家里困难没来上学。这叫“中途流失”。甭说学校反复强调坚决禁止，就是班主任的面子也过不去。学生在你手上流失，你还算个称职的班主任吗？因此汪老师就急了，就挨家挨户去找家长说好话。“让伢儿上学去吧，万一没钱，伢儿的学费我先垫着。”有的家长摊着手说：“汪老师啊，你看我们家里穷得叮当响，孩子学费一年半载还不了，你要垫到什么时候？”汪老师说：“等孩子有出息了，再还给我吧！”

从此以后，这些孩子的学费，大都从汪金权老师的工资里扣除。有时因垫付得太多，到月底时工资都快扣没了。老校长田铭生说，有年学校结算各班班主任替学生打的欠条，汪老师一个学期的工资都扣光了，还倒差1000多块。他只好交代财务室，一次少扣点，不能让汪老师没有饭吃啊。这些垫付的钱，数目到底有多少，学生还了或是没还，汪老师已经记不清了。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不管是不是本班的贫困学生，只要找上门来，汪金权都爽快地做了担保人，以自己的工资做抵押，出面给学校打欠条。顾凤鸣老师看不下去了，就来劝他：“金权啊，你家里那样困难，自己班上的学生帮一帮，熟悉的学生帮一帮，这些都说得过去。你不认识的外班学生，怎么也给他们做起担保来了？你善良也不能善良到这种地步啊！”汪金权当然明白顾老师的呵护之心，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笑着做了一番解释：“学生找我借钱，那是信任我。”

在蕲春四中，每个老师都给学生做过担保，都向学校打过欠条。但是汪老师的欠条打得最多，工资也扣得最多。后来校领导说不行了，再让汪老师当班主任，他可能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不当班主任，汪老师照样拿出工资助学。这样日子一长，当地不少学生家长也都知道四中有个“爱做好事”的汪老师了。对于上门求助的，汪老师都一口应承下来。遇到难缠的主儿，他也没有退缩。有一年，张榜镇上的熟人汪利来请汪老师“出马”，到他家里劝劝跟他较上劲儿的老婆。事情的起因是：他儿子在张榜中学读书，他老婆却要儿子中途辍学。问明了情况，汪老师便爽快地去了。那家女主人果然厉害，一开口就撂出狠话对汪老师说：“你这个人烦不烦啊？我家穷得叮当响，让孩子读书哪来的钱，你给啊？”汪老师愣了一下，说：“实在没钱，那就我来出吧，总得让孩子受完九年义务教育！”汪老师竟就真的拿钱了，从初二到初三年级，他陆陆续续给了那孩子2000多元。这孩子初中毕业后，又上了中专。

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在汪老师的资助下延续了学业，读完了高中，有的甚至是在汪老师的资助下才读完大学，因此改变了命运。然而，等到自己的大儿子汪品超考上大学的时候，汪金权却拿不出学费。家里人都知道他拿钱资助学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早就担心品超上大学没有学费。2009年上半年，二弟汪胜权在张榜镇打工时碰到汪金权，还特意问他：“大哥，品超快要上大学了，你存折上有多少钱？”汪老师哪敢实话实说，就打了马虎眼，说：“哦，有钱有钱。”二弟打量着哥哥的气色，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有意揭揭哥哥的“短”，便说：“你把存折给我看看。”汪金权说：“放心吧，真的有钱。”二弟说：“你要真有钱，还是让我看看存折。要不，你星期天回家来拿我看看？”汪金权笑着说：“我有钱……”存折上所剩无几，他哪敢拿。汪老师的妹妹汪秋桂对大哥的家底儿更是心知肚明。她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存折上根本就没多少钱。”

2009年高考，汪品超考上孝感学院新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独立学院的学费很高，一年光学费就是一万多。不出家人所料，汪金权取出所有的存款，也只有几千元。汪老师想着法子去借钱，跑了两天钱还没着落。正着急时，又是大学校友叶甲友出手解难。三年前，是他把汪老师的儿子接到自己的学校就读，在学习和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现在，又是他多方努力，联系一家爱心企业——湖北劲酒集团，为汪品超赞助了5000元，与此同时，两个叔叔和姑姑也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钱送了过来，汪品超读大一的学杂费和生活费才算有了着落。3

20多年过去了，汪老师的家人依然住在20世纪70年代的土砖房里。墙体断裂，山墙变形，地面潮湿，光线阴暗。除了汪金权在黄冈中学任教那年为家里安上的电灯，竟没有其他电器……

命运多艰，并未消磨汪金权做个好老师的信念。

事实上，正是“做个好老师”的职业梦想，给了汪金权对抗命运不公的精神力量。

为了“做个好老师”，汪金权在学校里废寝忘食，把全部心血用在教学上。时间对他来说是太宝贵了。有时他也知道家里需要他，但他却无法说服自己丢下学生。特别是临近考试，他的世界就不可挽回地远离了故乡，远离了枫树湾的贫病交加。

妻子患病后，小儿子的哺养就落在母亲身上。但是母亲毕竟年迈，还要照料精神失常的儿媳，加之田地活儿又多，因此小儿子常常处在无人照看的状态。小儿子3岁时，一场高烧夺去了智力，从此变成了痴傻儿，如今长到19岁了生活还不能自理。汪金权每次回家，看到儿子这个样子，心如汤煮。他是愧疚啊。他说自己是个没有尽到责任的父亲。

1994年6月，从小爱他疼他的祖母突发心肌梗塞被家人送进了医院。汪金权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几次想请假或是调课赶到医院探望，但此时正是高考的“冲刺”阶段，多少农家父母都巴巴地盼着自家的孩子考出好成绩，一举跳出“龙门”。汪金权一忍再忍，一挨再挨，盼着祖母能够神奇康复。高考前夕，却传来了祖母逝世的噩耗。至此汪金权才知阴阳两隔，生死两别，无可挽回。他跑到无人处跪在地上，头抵青山，捂面痛哭。高考结束后，他回家见到的只是祖母的坟墓。汪老师扑在坟前哭泣。未能与祖母见上最后一面，成为他心里永远的痛。

后来，他在一篇题为《爱往下走》的文中，深情回忆了自己的祖母。他写道：“爱往下走，我无法报答祖母的恩情，只有倾心尽力地把下一代培养好，也许只有这样才会减轻一点我心中的隐痛。”

22年来，汪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细心呵护。他从不点名批评学生，时时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至于打骂学生的事情，于他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个别学生表现差，他总是单独找机会做思想工作，及时提醒和开导，给学生留下改正的时间与机会。他说：“树没皮无法存活，人如果没有了自尊心，就会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尊重学生才能感化学生。”教育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方法，更需要耐心。学生的思想出现波动和反复，汪老师做起思想工作来，往往比学生更有耐心。对于学生的优点，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大张旗鼓地表扬。“人受到鼓舞会更加踊跃，更加积极地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语文组同事听汪老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汪老师班上，从没有一名学生辍学。

祖母逝世后，家里的田地耕作，以及照顾病妻病儿的重担，就落到了七旬老母身上了。

提起母亲，头发花白的汪老师更是禁不住潸然泪下。这么多年，他没有给过母亲多少钱。因为他的工资“爱往下走”，有的充了“欠条”，有的资助了没有饭吃的学生。如果不是校长“看他一份”，让财务室少扣点，他甚至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他只好多帮母亲做点农活。每次回家，田地里的活儿，他都拼命去做。2010年4月下旬的一个周日，笔者去四中调研，在校门外碰到从枫树湾做活回来的汪老师。他当时绾着裤脚从拖拉机上跳下来。我见他小腿上有道血痕，还有来不及洗净的泥巴，便问缘故。他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当天回家给准备插秧的水田“搭田岸”。当地农民“搭田岸”用的是五齿钉耙。汪老师在“搭田岸”时用力不当，一下子碰到小腿上，便留下了这道血印。汪老师的乡下老母亲（王万军摄）

鄂东乡下人不善表露感情。汪金权说：“每每想起母亲的恩德，我真想长跪在母亲的面前。”但他没有。倘若儿子这样一跪，做母亲的肯定受不了。母亲年近七旬，已是风烛残年。“只怕我这辈子永远没有办法报答母亲的恩情……”汪老师话说到此，早已泪流满面。

汪老师觉得对不住的，还有自己的弟妹。他在学校上课，除了假期不能回家，碰到农忙时，出嫁多年的妹妹汪秋桂，便三天两头回娘家，和三嫂一起帮母亲干农活。人家出嫁之后回娘家要享受娘家的疼爱，汪秋桂回娘家就是帮着抢做农活。除了农活，弟妹们还要照顾时常发病的康姣生，带康姣生去城里医院看病。这么多年来，家中里里外外如果没有弟弟、弟媳和妹妹帮着打点，只怕汪金权在学校想安心教书也不可能了。

2005年底，汪老师从学校低矮的平房搬到了校内教师宿舍楼靠山那个单元的顶层——501号房。虽然楼层不好，但比起阴暗的平房要好多了。遗憾的是，这房子并不属于汪老师。哪天他退休了，不在学校教书了，就得退出来。从搬进去到现在，这房子还保持着最初的状态——毛糙房。《湖北日报》记者曾祥惠，看了汪老师的毛糙房后算了一笔账：“满打满算，室内物品的价值可能超不出1000元……”

与曾祥惠老师一同进山的《湖北日报》记者张孺海，是汪金权的大学校友。他是在郝子堡枫树湾的汪家老屋见到汪金权的。他看到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同行记者事后告诉张孺海：“你和汪老师站在一起，我们根本看不出你们属于同一个年代。”张孺海明白，是岁月的沧桑让汪老师早生华发，生之多艰催人老啊。

汪金权听说张孺海是华师校友和系友，一把抓住对方的手，就像他乡遇到久别的亲人，嗓子发哑，泪水在眼里打转。从这眼神里，张孺海的心被震撼了。

汪金权是个在逆境中乐观向上的人，性格坚强，但他并非铁打。在他内心深处，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痛苦。学生鲁红艳有次送作业本到老师办公室，看到汪老师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握着笔静静地发呆。“看到老师瘦削的背影和白发在灯光中映在墙上，我有一种要哭的感觉。”鲁红艳说到汪老师，心里有些难过。

学生曾令信这样描绘自己的老师：“22年有什么？破布鞋，掉色西装。22年有什么？米饭馒头酸菜汤。22年有什么？每每工作到深夜。不，其实你很‘富有’，天下桃李尽芬芳。”4

2010年5月14日下午2时，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至，荷槎山上的泥沙倾泻而下，直扑半山腰上的汪金权的乡下土屋。顷刻间，几间房屋全部进水，后门被泥沙堵住，水漫两尺多高。危急时刻，住在屋内的七旬老母和弱智儿子在三弟的帮扶下逃至屋外。而在此时，汪金权正在三十里外的四中课堂上，正给他的高二学生上课。

9天之后的5月23日，星期天。一大早，汪金权拎着牙膏、香皂等生活用品和一箱乳酸饮料回到家中。前一日，他“走进了央视”，成了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在乡亲们眼里，他还是往日那个回家干活的汪老师。22年来，汪家唯一的全家福（朱熙勇摄）

郝子堡村二组枫树湾荷槎山下的几间土屋，还是汪金权上大学时的模样，只是年复一年的风吹雨打变得更加破旧。在黄冈中学工作那年为家里安装的电灯，电线已经老化；结婚时给家里添置的几个衣柜，颜色已经脱落。自从调到四中以后，他几乎没有为家里添置什么像样的家具了。

69岁的母亲陈细花、48岁的妻子康姣生和弟弟汪胜明、妹妹汪秋桂及几个幼小的孩子迎出屋外。

19岁的小儿子汪品洋穿着一双带泥的凉鞋，卷着裤腿，在村口玩耍。看到父亲回家，他便一路小跑跟在父亲身后。这个出生不久就因高烧智力受损的孩子，见了父亲也不知道打招呼，进屋后独自坐在堂屋靠边的一条凳子上，东瞧瞧，西望望，表情有些木讷，静静地看着头发花白的父亲和衣着打扮与父亲截然不同的人们。

堂屋地面坑坑洼洼，有些潮湿。几只老式木箱油漆斑驳，老式木桌摆放在堂屋的角落。几名两三岁的孩子仰着小脸，好奇地眨巴着眼睛，默默望着陌生的客人。几只老母鸡“咯哒”、“咯哒”地叫着，悠闲地踱着步子。

妻子康姣生面容有些浮肿。见了汪金权，原本木讷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她给丈夫倒了一碗开水，然后在条凳上默默地坐下，不再说话。如果单单从外表看，康姣生除了少言寡语，与其他山里的农村妇女并无多大区别，但她却是一个病人。折腾多年的疯病虽经多方医治，至今没有完全治愈。

听说汪金权没有吃早饭，母亲和妹妹就去厨房忙碌起来，灶膛里的烟顿时弥漫着农家土屋。

因为记者的到来，这顿早饭，母亲和妹妹做了准备：一碗洋葱、一碗青辣椒、一碗咸菜、一大碗炒剩饭。这算是很好的了。《楚天都市报》记者陈杏兰（右一）、朱熙勇（中）、谈海亮（左一）在蕲春四中采访现场（蕲春四中提供）

汪老师与家人用完早饭，妹妹汪秋桂拿出自己刚买的夹克，为哥哥换下那件不合身的旧西装。汪金权忽然想起什么，从身上掏出一个红包。汪老师说：“这是5000块钱，是县里领导捐的。”这是很多年以来，汪金权拿回家的最大的一笔钱。亲人们都很惊讶。显然，5000元对于她们，实在是个不可想象的数目。妹妹接过红包装进康姣生的口袋，又拍了拍，说：“放好，不要丢了。”康姣生并未表现出太大的意外，她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随同前往枫树湾的《楚天都市报》记者陈杏兰和谈海亮，面对此情此景，心里不是滋味。他们默默转身，怕被汪家人看到记者流泪……

黄冈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文说：“我随市领导去看望汪老师，在他的宿舍里目睹了他的清贫生活，感慨万分。在我们的农村教师队伍中，还有很多像汪老师一样的好老师，他们无私奉献，默默坚守。是他们奠定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基石。”

第三章　神奇之桥

1生活中的千般苦楚，汪金权都挺过来了。

让他挺过来的，是他的母亲，是他的弟妹，是他熟悉的山和水，是善良重义的乡亲。

让他挺过来的，还有他的书，还有他的课，还有他的学生。

学生，永远是汪老师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只要走进课堂，开始上课了，汪老师就会“物我两忘”，进入到空灵圣洁、灵魂净化的至高境界。人世间的一切苦难，似乎在一瞬间就冰消雪融了。

他就是这样的师者。

在他的潜意识里，学生，尤其是班里的贫困生和后进生，能不能够健康地学习、生活和成长，那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把农家孩子培养成才；他这一生最“奢侈”的梦想，是把自己的语文课做成学生乐于接受的“心灵鸡汤”。

抱着这样的信念，汪老师不放弃任何一点可以利用的时间，每天晚上回到宿舍，他都要在灯下读读书，做做笔记，闭目沉思想一想。20多年来，不管校内校外，他从来不打麻将，不“斗地主”，节假日如果没回乡下老家，就在学校的“陋室”里读书。读的书多，就有了源头活水，他的思维始终走在学生的前面。因这一点，他讲解课文通俗易懂，得心应手，课堂上往往不假思索就能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听了学生的感恩发言，汪老师潸然泪下（朱熙勇摄）

为给学生“一碗水”，汪老师不再满足“一桶水”。他追求的是取之不尽、源源不断的“一江活水”。为此，他除了钻研文学和现代汉语，还钻研哲学、历史、地理，甚至连佛学和易经都要研读。在他那间简陋的毛糙斗室里，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伏案学习。夏天住在五楼顶层，屋里闷热难当，他不知流下了多少汗水。山里蚊子多，身上不知留下多少蚊虫叮咬的疙瘩。有时实在疲倦了，就用冷水浇浇头，泡杯浓茶提提神……

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苦磨硬泡、热煮冷熬中，汪金权成了四中的“活字典”和“百事通”，成了学生的“智多星”，成了“点石成金”的教育者……2

汪金权的课堂，因为师生互动、倡导争鸣的自由氛围，渐渐成了四中学生心目中的“汪家讲坛”。“汪家讲坛”有五大目标：会说话，会读书，会写字，会作文，会考试。

最让学生畏怯、也最让学生兴奋的是“汪家讲坛”的说话课。新学期的第一课，从汪老师开始，全班学生依次上台，每个人在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介绍自己。从没经历这种场面的学生，一时有些手足无措。看上去很简单的事情，真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看，他们拿粉笔的手多不自然，运笔的姿势是多么别扭。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有的歪歪扭扭没个正形，有的大大小小稀稀落落，有的刚一写完扭头就跑，有的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汪老师一脸善意地看着大家，不急，也不恼。待同学们都写完了，他走上讲台，拿起一根粉笔，把所有名字划进一个大圈，然后对大家说：“同学们，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个集体！这个集体比作一块天空，你们是这天空上的星星！我们以后的学习要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琵琶上有4根弦，笛子上有6个孔，我们班里每个学习小组12人，大家缺一不可，但也不能滥竽充数！”

以后，每节课开始的五分钟，汪老师都会让学生上台自由演讲，少时两三人，多时五六人。刚开始时，不少同学都要悄悄地提前写个稿，上台时照本宣科。这样也不错啊。汪老师说。有的同学说话时眼睛不敢望大家，自顾低头讲，说的也是土语方言。这样也不错嘛。汪老师说。渐渐地，发言踊跃了，说话顺溜了，多数同学都能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还相互“较劲”，暗暗比了起来。如果有人不讲普通话，会受到同学们的监督。这样很好嘛。汪老师说。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课前五分钟渐渐变成了全班大讨论，甚至演变成了一节激烈的辩论课。高中三年，所有学生都会有数次演讲的经历。从蕲春四中毕业的学生黄罗后来回忆说：“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上台演讲，我们喜欢这种碰出智慧火花的课堂！”

2010年5月20日，驻校采访的《楚天都市报》记者陈杏兰，见证了“自由辩论”的精彩。

因为记者的采访，汪老师耽误了几个“课前五分钟”。这天的晚自习，他就把落下的几个“五分钟”集中起来，一起“还”给学生。这天，恰巧有个六年前从他班上毕业的学生从外地赶来看他，他便让这名学生给班里的“学弟学妹”讲几句。学生问：“讲什么呢？”汪老师说：“你就畅所欲言，谈点人生感悟，谈点学习体会，介绍一下外面的世界。”

这是汪老师“课前五分钟”的“保留节目”：每逢有毕业的学生从外地回来看他，汪老师总会让他们给班里的同学说几句。

听说有“师兄”来参加课前五分钟的讨论，同学们都很兴奋，掌声特别热烈。这一堂课，“师兄”侃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在谈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哪个更重要”的话题时，不少“师弟师妹”不同意“师兄”的观点，于是便开始了辩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时还充满了“火药味”，气氛很是热烈。汪老师端把凳子，笑眯眯地坐在教室门旁。面对记者，这些山里的孩子居然没有记者想象中的胆怯，不少同学语出惊人，颇有几分雄辩家的口才。汪老师参与课前五分钟讨论（朱熙勇摄）

看着两代学生的辩论，汪老师很是开心。语文组长徐利国说，这样的课前五分钟已近10年，很受学生欢迎。调研中，笔者听说汪老师的这种看似“放任自流”的教学方法，初到四中任职的校长，一开始不太认可，担心影响了教学质量，有的甚至认为汪老师是在“瞎搞”。只是因为汪老师班上学生“会考试”，才没有采取“行政措施”予以制止。汪老师能够坚持下来，其实顶了“相当大”的压力。因为这些事“有损汪老师形象”，被采访者一再要求笔者“保密”，“千万别把这事报道出去”。这些被要求“保密”的事，好在成为过去，好在汪老师并不在意。练学生口才，他是越练越起劲了。他说他之所以坚持让学生练说话，练口才，是要弥补农村学生接触外部世界少、口头表达能力差的不足。“作为语文教师，不仅是教会学生读和写，还要提高学生的说话能力！”汪老师说这话时，情绪有些激动起来。

课前五分钟经过十年打磨，成了四中语文教学的一道绚丽的风景。四中的学生广播台及由学生组织的各类晚会，汪老师班上的学生最出“风头”。不少学生大学毕业后参加就业应聘，正是凭着“课前五分钟”练就的口才，才在竞争中胜出。3

学生们喜欢汪老师的课，不只因为这五六分钟。“汪老师的语文课，有种独到的魅力，让人神往。”高二（1）班学生黄彬说。这也是所有听过汪老师语文课的学生的共同感受。很多学生都说，汪老师的课，就是好听。“好听”的课，可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这种转变有时会在一堂课里完成。学生汪征原本在蕲春另一所高中就读。高三开学时，他到四中来看一个同学，跟着同学悄悄坐进教室，听了汪老师的一堂语文课。

十几年后，汪征还记得那天上课的情景。那节语文课，汪老师讲的是《警察与赞美诗》。轻松的氛围，形象的比喻，自由的问答……一向对语文课不感兴趣的汪征，竟被汪老师的这堂课吸引住了。下课后，同学们纷纷走出教室，他还在座位上愣愣地坐着。好友问他：“汪老师的课讲得怎么样？”他醒过神来，一个念头油然而生，语意坚决地对同学说：“我要转到四中来！”之后不久，他竟真的转到了四中，如愿以偿地做了汪老师的学生。次年高考，汪征的语文成绩远远超出了高一到高二的期末测试成绩。

汪老师从不布置语文作业，但是会严格要求学生每天临帖练字一页纸，一天一交，不能拖欠。一学期下来，学生交上来的练字作业，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有一米多高。

汪老师还有一个“牛脾气”：现代文不预习不讲，文言文不熟读不讲。每次接手新高一，汪老师第一周发新书但不讲新课。他要求学生独自预习新书，熟读课文。第一周里，他还会将初中的部分课文“老课新讲”，以全新的教法、全新的观点，对老课内容进行全新的解读，并在这种讲读中触摸学生的知识层面，转换学生的思维定式。他将这个过程称为“洗脑”、“换思维”。譬如《桃花源记》中的“何世”一解，以前均解释为“现在什么朝代”，但汪老师却认为，解释为“现在为秦几世”更合适，因为桃花源中人进去时是秦代，并不知道外面已经改朝换代。李白的“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天上人”多解释为“天上的神仙”，但汪老师却认为，指的是皇帝，是诗人当时在皇帝面前不敢讲真话、不敢“高声语”的真实写照。《项链》一文的主题阐释，多为“尖锐地讽刺虚荣和追求享乐的思想”，但汪老师却从多个层面证实：赞美主人公“天性爱美、单纯、勇于承担、诚信”的品质，是隐含在这篇作品中的主题之一……有时，仅一个词语，汪老师就能融汇中外、贯通古今，讲上一节课。学生们大开眼界，闻所未闻，好奇心由此大增。汪老师说：“初中的学习方式和高中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中间隔一个台阶的话，我用这种方式将这个台阶降半级，先让孩子们适应。”

汪老师推崇学习语文必须阅读，在阅读中赏析、领悟，在阅读中还原语文本质。他发明的“八面诵读法”已经让学生习惯了在阅读中预习，在预习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在汪老师的讲义中，专程赶赴四中采访的《中国教师报》的记者刘婷、叶长春发现了两张纸，分别是高二（1）班和（6）班的“《孔雀东南飞》问题总汇”。“难道相爱就一定要在一起吗？轻生就能让爱延续吗？”“临别之前，为何要‘严妆’？”“刘兰芝的形象对当今社会有什么启示？为什么将这篇文章选入课本？”满满两大张，一共汇集了70个问题。

汪金权说：“会提问，学习就已成功了一半。剩下的，我们就在课堂上一起解决。一节课未解决完的，留给学生课后去探究、思索。我觉得这才是语文教学的本色。”

汪老师批改作文从不过夜，往往一目十行，精彩之处划上红色波浪线，不妥之处划上红色直线，当天发回学生手中。汪老师说：“好作文是写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这不是偷工减料，打铁要趁热，如果精批细改，几天后才发回学生，只怕学生早忘了写作时的心境和感受。当天发回，学生有想法的，随时可以来和我交流。每次布置给学生的作文，绝大多数时候我自己也会写一篇。”

汪老师的作文教学，很受学生欢迎。高二（1）班学生黄彬说：“初中时最怕写作文，现在我最爱写作文，因为汪老师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写，这样写得很有信心。”课堂上，汪老师表情丰富，妙语连珠（王万军摄）

汪老师的作文教学法看似偷懒，却对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提高作文水平很是有效。在他班里，已有陈卓彬等20多名学生的作文在国家和省级比赛中获奖，许多学生的诗文在《语文报》、《中国校园文学》等报刊发表。2009年，又有两名学生获得了全国“惟乐”杯作文大赛湖北赛区特等奖，汪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在已经毕业的学生中，有多人从事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学生范绪枝被吸收为湖北省作家协会青少年会员。

汪老师别具一格的语文教学，被学校里的教学同行借鉴吸收，进而在整个四中形成了语文学习热潮。

每年，汪老师都会在校园里举行“开心国学”讲座，每周或是每月组织一次“走进唐宋”兴趣小组活动。前几年学校灯光球场没有建起的时候，讲座活动就设在只能容纳200来人的学生食堂里。想听的学生太多，学校只好采取抽签发门票限额进场的方式。场内的学生听得兴奋，两眼放光，场外的学生急得跳脚，求人递手机进去录下讲话。灯光球场建起后，在晴好的夜晚，“汪家讲坛”就会开讲，《孔子与论语》、《三字经》，古老的文字，最新的注解……夜风习习，月色朦胧，讲者眉飞色舞，听者如痴如醉。最近的一次，汪金权讲《西游记》，提出“做好人，行好事，存好心，说好话”的观点，台下的学生纷纷加入讨论，大家抢着上台表述自己的观点。提起当时的情景，四中学生廖章明至今还很兴奋。他说：“场面都快失控了，主持的老师想打断学生的发言，但是汪老师示意让我们把话说完。那次讲座足足延续了3个小时！”“汪老师的课永生难忘！”现在张榜镇委工作的曹晶忆起20年前汪金权讲“男、女”二字的会意结构和社会背景，仍清晰如初。

已毕业5年的学生吴少华，撰文回忆汪老师上课的情景：“高二讲《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汪老师课前先给我们提了很多问题，然后再布置我们写一篇作文《做客》，文章中要设计多少人物，如何出场，性格特点，描述人物关系，写完后，再讲这篇课文，并让我们对应自己的作文。”

发现学生作文写得好，那是汪老师最高兴的事情。汪老师班上有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是不多见的“小说”。汪老师看了，又是“眉批”，又是“旁批”，又是“尾批”，大加鼓励，评语写了一大段。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篇作文推荐给语文组的同行品读，得到同事们的一致夸奖。随后，他又推荐给数学组的同事阅读，又得到了数学老师的连声赞叹。汪老师那个美啊，就像六月天里吃上了哈密瓜，甭提多高兴了。正兴奋时，校长踱了进来。校长见大家都很高兴的样子，就问：“都笑什么呢？”汪老师便将学生作文递给校长说：“我班学生写了一篇小说，写得不错。”这位校长从外地调来四中不久，似乎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不太熟悉，当下便好奇地看了起来。他要看看到底是篇什么东西，能让老师们乐成这样。他看着看着，脸就阴下来。“噫呀，这不是写我吗？”原来这位学生在“小说”里写了一位大腹便便、作风霸道的校长。校长越看越是觉得是写自己的，作文没看完就发火了。“汪金权，这个学生在作文里丑化我，你不批评教育，还说写得好，你就是这样教育学生的吗？”校长这话，弄得汪老师哭笑不得。他说这是文学作品，是虚构的人物，不是写您的。校长哪里听得进去。他认为这样的学生是“害群之马”，必须严肃处理。在校长的坚持下，这位颇有才气的学生竟被学校开除，过早地结束了求学之旅。爱生如子的汪老师心痛不已，一向逆来顺受的他禁不住替学生说起了公道话。在那位校长眼里，汪老师就是个“书呆子”。如今这“书呆子”竟然站在学生一边，竟敢目无领导，真是岂有此理！校长的火就更大了。他勒令汪老师停课一周，“深刻反省”。白天参加学农基地劳动，晚上回校写检讨。班上学生不见汪老师，就都躁动起来，拍着桌子叫着喊着要汪老师上课，其他老师的课都快上不下去了，校长这才让汪老师重返课堂。

这是汪老师的几位学生告诉笔者的一件“不宜宣传”的往事。他们担心这事写出来，对汪老师的“光辉形象”会造成“负面影响”。想想吧，一个后来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的人，居然还有被校长勒令停课写检讨的经历。这是多么的“不光彩”啊。

后来，笔者曾就此事求证汪老师，汪老师一时语塞。他沉默良久，点点头，又摇摇头，眼里突然溢出了泪水。

学生因写小说被开除，成了汪老师心里永远的痛。面对不公的对待，他不仅没有消沉，反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教学。看到学生写了好作文，他就千方百计帮学生发表。学生孙俪的一篇作文，汪老师推荐到武汉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胡金刚同学写他爸爸的一篇作文，汪老师推荐到学校文学社杂志上发表。汪老师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了学生的写作兴趣。

有个女生听过汪老师的一节课，就长久地记住了那节课的内容。汪老师在那节替人代讲的课中，说学语文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并举“母”字为例。他说：“母字的笔顺、结构同女字，较女字多两点，指代乳房，母字的词义重心因此由性别之女，转移到养育之乳。”于是问学生：“母字起笔那斜折横能写成竖折横吗？”学生至此已能领悟，并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能。因为斜折横构成的折前努，状写了母亲怀育的体态，而竖折横的折则是平直的，不能表达这个意义。”这个女生不是汪老师班上的学生，后来没有考取大学。但是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那堂课，她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湖北日报》女记者王晶说：“不和蕲春四中的学生聊天，不能想象学生有多热爱他们的汪老师。”

周敦皖不是汪金权班上的学生，小姑娘心很细。她发现，成了新闻人物的汪老师天天上报纸、上电视，几乎每天都有记者来学校采访汪老师，但汪老师还和从前一样，夹着备课本在校园匆匆而行。“我透过教室的窗户，看到校园角落里大松树下有人坐着，那个背影好熟啊，仔细一看，原来是汪老师在那儿备课哩。”敦皖同学这样说。

汪老师专心备课的身影，深深印在学生的脑海里。他那句“只要你专注一事，其他事情都不存在”的话，学生感觉特有说服力。

汪老师的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干部”多，多达二三十个学生干部。汪老师倡导学生自主管理和维持班集体。除了班委会的干部、团支部的干部和各科课代表，还有诸如班级图书资料购买员和管理员这样一些“小干部”。再比如诗歌朗诵、演讲辩论比赛的组织和举办，一些随机的小小的调查，每日书写作业的督促与收取等等，都有“学生干部”专门负责，看似纷繁的事务让同学们管理得井井有条。

汪老师认为，传道、授业、解惑这些是教师职责的所在，学生替代不了，但学生能够胜任的事情应放手让他们自我管理。“班上这么多人才，哪里需要老师事必躬亲？如果这样，一边是巨大浪费，一边是老师累个半死。”在他的眼中，他的一班学生皆是人才。引导学生参与班级管理，既培养了学生的组织能力，也培养了同学们团结协作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带来的积极效应是，他当班主任的班最受各科教师的欢迎。

汪金权说起教学总会眉飞色舞，学生们说起汪老师也是神采飞扬。教学双方的轻松活跃和互为心友，好像师生之间不是寻常意义的“管与被管”的关系，好像汪老师的语文课早已远离了高考的竞争，早已远离了繁重的课业，留下的只是语言之美、文化之美和人情之美。有位学生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天天练字你不烦吗”的问题时，竟能把练字上升到“理论高度”。他说：“汪老师要求我们每天练字，是要我们在练字时养成凝神静气的好习惯，就是要练我们的内心。能把毛笔字写好，也是一种内功！”

这些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正是最张扬、最自我、最易产生叛逆心理的年纪。然而他们竟能跨越“代沟”，去理解和钦佩与他们父辈年龄相仿的汪金权。书教至此，已然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授业”行为，而是一种“传道、解惑与心灵净化”的育人境界。学生徐子微说：“不少老师也认真教书，但他们只是把教师当职业，当作谋生的手段。汪老师是把教书当生命，把学生当他自己的孩子。”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子林，对汪金权扎根大别山乡22年的“红烛”精神予以高度评价：“汪老师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的动人之处，在于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守教书育人的教师本分，常教常新，业精于勤；在于把每一个山里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真诚地爱他们，帮助他们，扶助他们；在于安贫乐道，淡泊宁静，默默奉献，不事张扬，不图索取。在汪老师身上，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人民教师的优秀品质。”4

在与同行的交流中，汪老师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信息：语文课在很多学生心目中成了“照本宣科、枯燥乏味”的代名词，成为“最不受学生欢迎”的课。不少学生在上语文课时，要么偷偷看传奇故事，要么干脆装病躲在寝室里睡觉。汪老师听了很是震撼。这让他想起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话：“没有情感，道德就会成为枯燥无味的空话，只能培养伪君子。”他体会到，情感，才是语文课教学的灵魂。

为此，汪老师十分注重在语文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注入情感的热度，着力营造流淌着情感、宽松活跃、和谐互动的语文教学氛围。在这种氛围中，让每个学生都受到来自内心的感动和感染。这种努力的结果，使原本对语文学习没有兴趣的学生，不仅热爱语文，而且在更广层面上对学习发生了兴趣，由偏科走向全面发展。

细节决定成败。汪老师的成功之处，往往就来自于他对细节的把握。他对作业及试卷批改这些极其普通的教学环节从不马虎，处理得非常讲究。比如，他批改作业从不使用叉号，试卷上也只有小题分数，总分要在所有的错题都改正后才打。这便是他独创的“初引导教学法”。普普通通的教学环节，被汪老师练成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陶冶学生品德的“独门功夫”。

班上有个学生叫董晓春，一次作文延误，全班最后一个交到老师手上。汪老师在批阅作文后写道：“这次作文，你是最后一个交上来，你能坚持到最后，说明你有恒心，希望你能保持。”看到老师的批语，董晓春精神为之一振，顿时觉得汪老师亲切了许多，从此做事增强了韧性，渐渐形成了持之以恒的做事习惯，再也没有拖欠作业，后被大学录取。

汪老师对阅读很是看重。“读”在他的教学中永远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在他班里，大多数学生来自蕲北山区的贫寒农家。为了让同学们花“最少的钱也能读到更多的书”，他提倡每位学生每个月买一本书，全班同学交换着看，每个学生每天至少读一本书或杂志。他提倡读写结合，鼓励学生写读书心得，鼓励学生把写得好的作品送他批阅和向报刊投稿。他批改作文有“眉批”、“旁批”、“脚批”，有时批语比学生的作文还长。他的教案从来就不拘一格，但是篇篇都具针对性。没有冗长的文字，只有画龙点睛的设计，相对于每届学生都有不同的特色，同一篇课文相对于每届学生都有不同的引导。“我希望的效果是一课一得，让学生觉得，缺掉汪老师的一节课，就是一次损失。”汪老师说。甜美的笑容是学生最美好的记忆（朱熙勇摄）

汪老师善于引导学生在阅读中领悟，在领悟中赏析。他擅长在朗读训练中主导学生展开互比互评活动，他能在看似平常的阅读训练中引经据典，把课上得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让语文课堂的魅力无限张扬。

两年前从蕲春县教研室语文教研员任上退休的管辉，在职时是四中语文教学教研的视导者。他每月要去四中听几节课，开展语文教研活动，因此与时任四中语文组长的汪金权“熟得不能再熟了”。他说：“这个典型树得太好了！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治学态度，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同事，他都境界很高，了不起啊！”

22年来，从未停止过对语文教学探索的汪金权，取得了丰硕的教研成果。他的《写出人物的个性》、《琵琶行》、《烛之武退秦师》等20多篇优秀教案、优秀案例荣获黄冈市优秀教案（案例）一、二等奖。他的教学论文《也说“比喻”》、《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几点尝试》等分别荣获全国教研成果一、二等奖，先后在黄冈市高中语文阅读教学论文大赛和“屈原杯”全国教师文学作品大赛中获奖，4篇优秀论文被华中师范大学收入《新世纪全国语文教师优秀论文年汇》，同时荣获2006年度全国中小学获奖作文大全“最佳辅导教师奖”、全国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征稿活动“优秀辅导老师奖”和湖北省第三届中小学生文学艺术作品大赛“优秀指导老师奖”，先后辅导学生在各级各类作文竞赛、学科竞赛中获奖121人次。2004年，汪金权被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授予年度“教育成就奖”。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培育。

于是，奇迹出现了。原本不爱语文、害怕写作的学生，变得热爱语文、热爱写作了。

于是，童话的种子发芽了，诗意的花朵开放了，科幻小说诞生了。陈未鸣、张玉成等同学的诗文公开发表了……学生陈卓彬在全省第五届中学生作文竞赛中，拿下了高中组一等奖。

名师高徒，桃李天下。从汪老师班上走出去的学生，承载了对语文、对文学、对华夏文化的传递与弘扬，不少人成了编辑、作家和记者。学生陈晓华在广州武警部队从事文书宣传工作，发表作品多篇。学生陈治家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参加工作后又考入武汉大学新闻系，后被聘为广州日报集团珠海记者站站长。学生汪瑞林由于写作功底深厚，大学毕业后被《中国教育报》聘为编辑。学生陈未鸣考上了公务员，现就职于浙江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学生吴绍先因为爱好文学，曾被某刊聘为编辑。学生陈卓彬已是上海阳狮广告传媒公司的副总经理……

武汉市首届“十大名师”、教育专家洪镇涛说：“汪老师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教师角色的定位。通常我们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但汪老师把自己比喻为桥，把身边的每个学生培养好，哪怕上不了好大学，也至少让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朴素的愿望里，体现出一种自觉的传承意识。”

第四章　文化拾荒者

张榜街上，有个收废品的老汉说他遇到了一个“怪人”。

事情起因是：这老汉到四中教师住宅楼里收废品，别的老师每年都或多或少地处理一些废书旧报什么的，但是有个老师，不光几年不卖一本书，还去废品站里捡破烂，把旧书旧报当宝贝。

这个“怪人”，就是汪金权。

2010年5月，汪老师成了央视报道的新闻人物，不少媒体记者来四中采访，也都发现了汪老师的“怪”。

汪老师家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但他的教育理念却如此前卫，时事信息也不闭塞；汪老师在人前不爱说笑，甚至连个笑话都讲不顺溜，却在课堂上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幽默风趣；汪老师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却收藏了许多纸烟盒、请柬、酒瓶、扑克、火柴盒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似乎像个顽皮的孩子，对什么都感兴趣，“爱好”很多。

为了破解这个奇怪的现象，笔者特意跟汪老师天南海北地侃了起来，终于解开了其中的奥妙。

原来，汪老师的这些“爱好”，都与教学有关。他收藏酒瓶，是要强化学生的第一感官，从酒瓶的形状、大小、产地、品牌、商标等内含因素中破解中国的“酒文化”；汪老师收藏各个时期的请柬请帖，是要从请柬请帖的格式、用词、做工、颜色、称呼、落款、日期等内在因素中，向学生说明中国应用文的五彩缤纷和特殊用途；汪老师收藏旧扑克、旧烟盒、旧火柴盒等，也是教学的需要。在汪老师的生活中，所有的物品，都可能进入他的教学内容，都可能是他的教学用具……汪金权从废品站里捡回的“文化宝贝”（王万军摄）

汪老师有个学生叫张绍银，在镇上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有几次，小张发现汪老师悄悄在废品堆里拨拉着什么，一问，才知老师是找旧扑克牌。在学生面前，汪老师也有些不好意思。小张知道他的老师又是为上课准备“教具”，心里一热，便说：“老师，您跟我说要什么样的牌，只要收的有，我给您送去。您看，您在这儿翻来翻去的，让人看见多不好意思。”

打这以后，小张还真的给汪老师送过几次旧扑克牌。

其实在汪老师家里，还堆放着他多年收集的各种“破烂”。听说记者要来采访，好心的弟弟和弟媳悄悄把这些“破烂”收了起来，有的藏到床铺底下，有的藏到墙角，免得被记者看到“不好意思”。比如汪老师床底下藏着的一个小纸箱里，就全是旧扑克牌。这些扑克，又分门别类地装在不同的塑料袋里。听汪老师同事提起，笔者也很好奇，要看。汪老师蹲下身子，一伸手从纸箱里拎出一个黑塑料袋，说：“这是黑桃A。”解开，发现里面果然装着“黑桃A”，有20世纪70年代的，有80年代的，有90年代的，也有现在市面流行的。我数了数，有109张。也就是说，这一摞子黑桃A，是从109副扑克牌里挑出来的。果真每张不一样吗？我仔细端详，好不容易发现了“一模一样”的两张。汪老师淡淡一笑，指出了其中细微的差别。哦，果然是不同的两张！一张的桃形图案里画的是“二龙戏珠”，另一张在相同的图案里，画的是“姜太公钓鱼”。真是太神奇了。从废品站里捡回的书，汪老师如获至宝（王万军摄）汪金权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酒瓶（王万军摄）

从不打牌的汪老师竟对扑克的“文化内涵”研究颇深。他说，为什么扑克是54张？这与天文和历法有关。大王代表太阳，小王代表月亮，其余52张表示一年有52个星期，红桃、方块、梅花、黑桃，象征春夏秋冬四季。牌中的四种花色，每种花色有13张，隐含每季有13个星期。13张牌的点数相加是91，暗指每个季节有91天。四种花色的点数加起来，加上小王的一点，是365；再加上大王的一点，恰巧是闰年的天数。扑克牌中的J、Q、K共有12张，寓示一年有12个月，又表示太阳在一年中所经过的12个星座……

笔者一直闹不明白汪老师教过的学生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诗人和作家，原来奥秘就在汪老师日积月累的“文化破烂”上。汪老师通过这些培养了学生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也让学生感受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这样长久而又浓厚的文化氛围的熏染，汪老师的学生怎么不爱语文课，怎么不爱中国文学啊！接着汪老师又拿了几袋，没解袋口就说出里面装的是什么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真的不敢相信。《中国教师报》记者刘婷采访汪老师（蕲春四中提供）

汪老师的“怪”当然不止这些。比方说吧，同事向汪老师请教问题，汪老师认真解答也就行了，可是几天之后，他又给人家抱来一堆资料。人家请教的问题已经解决，早把这事忘了啊。有时，汪老师为讨论一个问题，宁可错过吃饭时间，不说道说道，不分个子丑寅卯来，愣是不行，这又让人家“不好意思”……

四中数学教师黄丽玲说，有次她在备课时遇到一道“兵马俑”的趣味题，想来想去没有解开，便来向汪老师请教。汪老师是教语文的，但汪老师竟然帮她找到了解题钥匙。汪老师从兵马俑弯曲的指形上，找到了“九五之数，帝王之尊”的寓意。

有年暑假，学校组织老师到滕王阁观光。下车后，大家都忙着拍照留个纪念，可是汪老师却走走停停，落在后面。本校教师徐利国要汪老师跟上，汪老师却招手让他过去。汪老师是看到了滕王阁四角飞檐上的四个奇怪的字。这些字笔法特殊，不易认出。汪老师和小徐琢磨半天总算认出来了，是“瑰伟绝特”四个字。这天，汪老师老是念叨这几个字。他在景区碑文石刻前绕来绕去，左瞧右看，像是着了魔。后来，汪老师上课讲到“滕王阁”的时候，那个形象生动就甭提了。

汪老师对民族文化的喜爱，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听说镇上的汪老先生有篇不同凡响的祭文，他便几次登门拜访，请求一观。汪老先生年纪大了，翻箱倒柜也找不到那篇祭文。好在老人记性还好，能背出一半来。汪老师便拿出纸笔趴在桌上，老人背一句，他抄一句，用了半天功夫，愣是录下了半篇祭文。后来，汪老师拿着这半篇祭文到课堂上讲解赏析，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汪老师在物质生活上很是节俭，节俭得近乎穷酸，但他追求“知识财富”却很执著，出手也很大方。他自费订了很多资料，还经常去逛书店，有时一买就是两蛇皮袋子。他订的杂志，比如华师版的《语文教学与研究》，看过之后还要用旧牛皮纸做成封面，三本五本地装订起来。同事要看，他不仅给，还要把相关内容做上记号，让看的人很容易找到要看的内容。

20多年过去了，汪老师一直没有改变“文化拾荒”的“怪脾气”。他收集的各个时期的酒瓶摆了一案台，让远道而来的拜访者大开眼界。2

一个真正的师者，不仅要对祖国优秀文化进行复制、提纯、创新和传递，更要对那些可能被埋没或断送的文化学习者——处在青春期的学生实施及时有效的心灵拯救。

在汪老师的高三班里，有个学生叫田亮，语文成绩不错，还挺有写作天分，算得上是班里的“秀才”。但这“秀才”活泼好动，我行我素，个性有些张扬，是个很难管住的“调皮蛋”，影响了班里其他同学的“高考冲刺”。高三毕业前一个月，出于无奈的班主任让田亮回家“复习”。汪金权听说后，主动找到班主任说：“这个学生虽然活泼好动，但上进心很强，回到家里没人辅导，又无人管束，没准儿在家里还会玩出事来。还是留下来吧，我再想想办法。”有什么办法可想呢？高中都快毕业了，大半小伙子了，正是叛逆心强的年龄，活泼个性不是说改就改得了的。然而批评过火会引起抵触情绪，压制更不是个办法。想来想去，汪老师让田亮把课桌搬到了自己的宿舍，为这个调皮男生创造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让其既能独立复习，又与全班同学的复习内容和复习进度融为一体。这种办法果然奏效。这一个月，田亮的“高考冲刺”竟一跃而起，复习效果出奇的好，成了四中那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大学毕业后，小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写的书不仅在大陆出版，还在台湾出版发行。每次回到蕲春，他总要到四中看望汪老师。看到学生进步了，汪老师心里乐开了花。四中师生学习汪金权精神宣传栏（王万军摄）

有个女生叫叶小玉，生就一种骄纵和桀骜的性格，从小学到初中几度转学，但其“野性”依然如故，被同学们称为“大侠”。汪老师把教育引导小玉当作自己的本分。他根据小玉爱好美术的特点，建议小玉主攻艺术专业，并把小玉推荐到学校“美术兴趣小组”，拜托美术教师对其辅导。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汪老师和美术老师的共同帮助下，小玉的专业课有了很大长进。在参加全省美术专业考试时，小玉终于过关。接下来的文化课并不轻松。因为文化基础太差，小玉又有些气馁，“野”毛病又犯，课上烦了干脆到操场玩球“解闷”。对此，汪老师不急不恼，每天都找小玉谈收获，谈打算。小玉后来对同学说：“我真不敢乱跑乱动，汪老师发现我不在教室，又该找我谈话了。不用功，我真对不起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年高考，叶小玉终于考上了艺术本科，在大学里完全换了一个人，还入了党，当上了班长。

读就于汪老师班上，很多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汪老师是个“伤心”的人。“伤心”是大别山区的方言，意思是善良、亲和，还有“可怜”的意思。汪老师毕业于名校，又从全市的名牌学校调到这个“兔不拉屎”的山旮旯；他学识高，会教书，却一贫如洗，两袖清风……有位从城里学校调来四中不久的校长，见汪老师穿着老旧的中山服，就在教师会上批评说：“都21世纪了，我们学校的个别教师，还穿着那么老套的衣服，一点现代气息都没有！如果都像他这样，我们学校的文明创建还怎么搞……”新校长的“不点名批评”，与会老师一听就都心知肚明，都替汪老师捏了一把汗。好在这是教师会，学生没有听到。否则，孩子们的心灵也会受到伤害。

汪老师如此“伤心”，学生却对他有种“与生俱来”的亲近。孩子们大都来自贫寒农家。也许，他们从汪老师的身上，看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慈父良母的身影。

有年秋天，有个名叫胡鑫明的学生从县城学校转到四中，并且进了汪老师的班，住进了汪老师的“陋室”。小胡原本在县城一所重点学校读书。他个子大，长得胖，很有“大侠”风度。其实他很遵守纪律，团结同学，学习也很刻苦。因为一场与他毫不相干的同学打架风波，受到老师批评，因为委屈愤而退学。他在汪老师班里读了两年，品学双优，高中毕业后考入海南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蕲春县人民医院，两年后考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外科研究生……3

对教育教学持之以恒的钻研，使汪老师成了四中语文教学的“招牌”。但他却从未停止过对“后进生转化”这个“老大难问题”的艰苦探索，从未停止过对“点化艺术”的提高。他能从学生偶尔流露的一个眼神或是一个异常的举动中，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脉络，堪称一位高明的心理医生。

遇上偏科的学生，汪老师有他的“土办法”。有个学生叫陈木林，对物理学科情有独钟。读初中时，他就自学了高中物理，并在全县物理竞赛中获奖。物理、数学是他的强项。但文科学习却遇到障碍，尤其是对学习语文和外语没有信心，期末考试，300分的“两语”他做得一塌糊涂，两科加在一起也没超过60分。高一尚能勉强跟班就读，到了高二就经常旷课，到了高二下学期就压根儿不进教室，白天抱着篮球到处“赶场子”，县里“有名”的篮球竞赛，他几乎每场必到。老师拿他没办法，把他当成“害群之马”，怕影响了班里的其他学生，像踢皮球一样从这个班踢到那个班。高二这年，陈木林竟接二连三地换了四个班。母亲听说儿子整天在外面玩球，就到学校来找，一个星期来了七次，竟七次扑空。陈木林每天一早起床后就抱着篮球出了学校，去外面看球，直到天黑才回到学校。他越玩越野，脾气越来越大，高二下学期还跟班主任打了一架。这之后，他就成了一个“自由人”，名义上还在学校，实际处于辍学状态。

那时常驻高三年级的汪老师，已经不带班主任了。第一次把陈木林“踢出去”的高一班，现在是“语文由老汪带”的高三班。作为高三班教师团队的一员，开学这天，汪老师找到班主任，要求陈木林回到高三班。班主任一听眼就睁大了，说这个学生整天打球，还跟老师打架，他要是回到班里不就糟了吗？汪老师说，不要紧的，他的思想工作我来做。其实在此之前，汪老师已经找过小陈。小陈一年中四次换班，在精神上四次遭遇打击。老师的回避，同学的白眼，母亲的哭泣，让他有种前所未有的孤独。这小伙子表面看来嘻嘻哈哈，其实心理压力很大，都快撑不住了。“如果高三再不把小陈找回来，只怕他这辈子真要荒废了。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在汪老师的再三请求下，班主任同意了。

当天晚自习，汪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陈木林的课桌搬进教室，同学们鼓掌欢迎。陈木林当场向全班同学表态：“一个月内看我变化，跟不上大家我自己离开！”小陈没有食言，他一改往日随意旷课的毛病，上课认真听讲，连下课也很少出去。汪老师看在眼里，课后找小陈了解学习情况。小陈说：“汪老师，我学物理就像看金庸小说，高三物理我高一就打了通关，不在话下。高三数学我也没问题！”汪老师兴奋地说：“好，你热爱物理非常好，我们国家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明年高考，你可报考兰州大学物理系。这所大学的物理专业不亚于清华北大！”小陈一听就很神往，学习也更用功了。他母亲听说儿子变好了，有些疑惑，便到四中来看“稀奇”，每次来都看到儿子在教室里。儿子真的变好啦。让她更没想到的是，次年高考，陈木林竟真的考上了兰州大学物理系，成了当地最大的新闻。

遇上“跛脚”的学生，汪老师有他的“土办法”。班上有个学生叫张治银，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科成绩都可以，独有英语学不进去。他也不是不努力，懂得“六减一等于零”的道理，在学英语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仍是上不去，每次考试，150分的题，总考不到50分。屡屡遭遇挫折，张治银就彻底丧失信心，最后竟对自己的智力产生了怀疑。汪老师了解情况后，就找他谈心。汪老师说：“张治银，你的智力没问题，你是没有入门。”汪老师让张治银住进自己的宿舍，并给张治银找来了一本《新概念英语》。他说：“张治银，按我说的做，你一定能学好英语。”汪老师要求张治银一个星期背一篇课文，到周末由他检查。一周后，张治银真把第一篇课文背下来了。第二周，张治银拿下了第二篇。来背书时，汪老师却要他把前面两篇课文一起背。这招够狠的。张治银不解。汪老师就给他讲了“猴子掰玉米”的故事。这对张治银启发很大，也激发了他完成任务的信心。第三册《新概念英语》，共有课文72篇，张治银高三这年背了48篇。常言说得好，勤能补拙，熟能生巧。这年高考，张治银英语成绩过了100分，考上了“211工程”重点高校、武汉理工大学能源动力专业。大学期间，他接着背了第三册《新概念英语》剩下的24篇课文，并将第四册《新概念英语》的60篇课文全背了下来，大学英语过了6级。高中时的弱科英语，大学时竟成了张治银的强项。

对有“正义感”却容易冲动的学生，汪老师用他的“土办法”给予了很好的保护。汪老师班上，有个名叫张胜能的学生，责任心强，好打抱不平，极富正义感。但是有一次，他却动手打人了。事情的起因是，班里一位女生的信，被外班的一位男生偷偷地拆了。这位女生正是张胜能暗自喜欢的女孩。张胜能气愤不过，便去打了那个男生。不久，那个被打的男生找汪老师告状，汪老师暗自一惊。张胜能同学一贯遵守纪律，怎么突然动手打人了？虽然只是动了动手，但也不致如此啊。汪老师便找张胜能同学了解情况。“胜能，你怎么打同学了？”张胜能理直气壮地说：“汪老师，我打的是犯法的人！”汪老师认真地问：“说说，他怎么犯法了？”张胜能说：“他私拆我班同学的信件，就是犯法！”汪老师并未点破他喜欢那位女生的事，只是说：“他犯法了，你打他也不对啊！”张胜能不服气：“为什么？”汪老师说：“你应该先向老师报告啊！”张胜能一听，就愣住了。汪老师让张胜能去上课，有什么想法再来找他。几天后，班里开展义务劳动。张胜能向老师借了一把铁镐，跟同学们一起清除校园路面的淤泥。劳动结束后，他去老师家还铁镐。老师不在家。张胜能把铁镐放在门边，刚走几步又返回身，把铁镐拿到水边洗干净，才又放回原处。这一幕，恰巧被汪老师看到了。当天的劳动总结，汪老师给全班同学说了张胜能洗镐还镐的事，并给予大力表扬，说这才叫负责任，这才叫勇敢。这次面向全班的公开表扬，让张胜能同学扬眉吐气，重新找回了“大丈夫”的感觉，很好地保护了这个学生的“正义感”。张胜能高中毕业后参军，在部队考上军校，现是武警某部的一名军官。

同学们处在一起，矛盾总是免不了的。处理学生之间的突发矛盾，汪老师有他的“土办法”。2010年4月的一天早读，教室后排角落的两个学生突然打了起来，其中一人还是班长。这种有老师在场还打架的事情，在汪老师班里很少发生。下早自习后，汪老师把两位打架的同学叫到办公室。他们一个是班长高传宝，另一个是胡富强。经询问才知事情的原委。原来是班长发现坐在后排的胡富强不读书，却混在读书声中听MP3，还随着音乐的节奏摇头晃脑地哼。班长气不过，夺下MP3摔在地上，于是两人就打了起来。问明情况后，汪老师挥挥手，让班长回班。汪老师问留下的胡富强为什么早读时间听MP3，胡富强回答说：“最近心里有点烦。”汪老师说：“你心里为什么烦，写一个心理分析报告给我看看。”胡富强过去因为不守纪律作过多次检讨，此时就条件反射地问：“我又要写检讨啊？”汪老师说：“我从来不要学生给我写检讨。我只是要你把心里的烦恼写出来，我好帮你分析一下。”胡富强终于听出，汪老师并没让他写检讨，便回教室写心理分析报告去了。送走胡富强之后，汪老师又把班长高传宝叫到办公室，说：“今天是你错了。”高传宝开始以为自己是为维护班里纪律，没有错，听老师这样一说，有些委屈，说：“是胡富强违反了早读纪律。”汪老师说：“他早读时间听音乐当然不对，但你去摔人家的MP3也不对。何况我就在班里，你为什么不先给我说一声？”高传宝一听自知理亏，便低下头来不吱声。汪老师说：“如果你把人家的MP3摔坏了，你赔不赔？”班长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天，早读听音乐的胡富强把“心理分析报告”送了过来，汪老师认真看了，指出了几个错别字和几处病句，又提了一些要求，给了一些鼓励。之后，胡富强就主动找到班长承认错误。班长高传宝没想到往日我行我素的胡富强会主动认错，有些不好意思，便说：“昨天是我不对，我太鲁莽了。”两人当场握手言和。上午第一节课的课前5分钟，两位同学分别上台发表感言，同学们掌声一片……

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原本“转变”了的学生，可能会“老病重犯”。对这类学生，汪老师也不急不躁，自有他的“土办法”。有次汪老师正在办公室里备课，有学生报告说，教室的门被学生陈小满推坏了。陈小满这学生，个儿高，力气大，过去曾是班里的打架大王，后来经过汪老师的细心开导，打架的毛病改了，成了班里的纪律委员。如今这个纪律委员怎么会把门推坏呢？汪老师迅速来到教室，见教室的门板掉了一大块，只剩一个框。事情的起因是，陈小满要进教室，门被两位同学从里面抵着，陈小满就往里推，里面的同学朝外顶，这样推来推去，门就推坏了。汪老师没有过分责备，而是平静地问陈小满：“假如你是老师，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陈小满想了想，说：“我会要求推坏门的同学把门修好。”汪老师说：“你这样处理是对的。现在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陈小满点点头。第二天是星期天，陈小满从校外叫来木匠，悄悄把门修好了。星期一上课，汪老师对陈小满提出了表扬。“好汉做事好汉当，有错就改这才是负责任的人！”两位抵门的学生这时就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并且分担了修门的费用。原本学生之间的一场风波，在汪老师的巧妙引导下，演化成了“诚信教育”的一段佳话。

高中阶段的花季少年，对事业、对人生、对社会都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但极易出现是非观念混淆，或是被情所迷，误入歧途。班里有个学生叫郭平，性情孤傲，独来独往，沉默寡言，作文才思敏捷却又常常流露出一种激愤或悲观。汪老师经过巧妙的“聊天”，终于了解到郭平不幸的家庭处境——仅仅几年，病魔先后夺去了祖父、祖母、父亲和姐姐的生命，一个红红火火的六口之家就只剩下娘儿俩相依为命。而其时，班上一位女生也有着与郭平类似的家庭变故。于是二人由同病相怜到关系过密，同学们都以为他们在“早恋”。汪老师经过细心观察，否定了“早恋”一说，并主动帮助郭平找原因。他告诉郭平，同学关系处理不当，也会影响学习。对汪老师的真诚劝慰，郭平心生感激，心里轻松了许多。后来汪老师针对郭平爱好文学的特点，找来一些文学名著指导他阅读，并向郭平开了一盏特殊的“绿灯”：“只要你每次考试能达到90分，或者书本的东西你已经弄懂，我的语文课，你可以不听，尽可以放心读你喜爱的书，写你喜爱的文章。”此后，郭平同学像变了个人似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与同学的关系也处理得更好。临近高考前两个月，汪老师找来10套试卷让同学们训练，其他同学是做全卷，唯独郭平可以只做前面的选择题，而且一定要交卷。这年高考，郭平同学的20道选择题只错了一小题，得57分，语文得了130分，获得当年全县理科语文考试第一名。

连续多年，汪老师都是高三年级的“把关教师”。把学生送入大学殿堂，是他追求的教学目标。但他没有唯分至上。对那些高考无望的学生，他总倾注更多的心血。班上有个学生叫孙光华，因家境贫寒，语文基础知识又不大好，打算不参加高考。汪老师细心观察一段时间后，决定从激发兴趣、调整心态入手。他找来字帖，引导孙光华练字。但孙光华练了一周，就厌倦了。于是汪老师又鼓励孙光华写演讲稿，并且当面斧正，五次誊正、五次批改终于使演讲稿像模像样。孙光华说：“汪老师，我总以为作文没什么改头，现在才晓得作文越改越好。”后来，汪老师又把这篇文章推荐发表。这对孙光华来说是个不小的鼓励。这年暑假，孙光华回乡劳动之余勤奋写作，在短短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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