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天石,傅高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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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全3卷)试读：
再版新序
[1]傅高义（Ezra F.Vogel）2000年1月，在新世纪开启之际，一群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学者汇聚日本的国际文化会馆，开始策划一系列的会议，旨在集中三国学者对中日战争（1931-1945）的实况做客观研究。出席这次东京会议的学者中，来自中国的有袁明、章百家、张沱生和贾庆国，来自日本的有北冈伸一、五百旗头真、田中明彦和秦郁彦，来自美国的有米克尔·奥森伯格、傅佛国、孔华润、唐耐心、入江昭以及我本人。
我们于切磋中认识到仅靠学者的力量是无法做出使我们国家和平相处的重大决策的。然而，我们坚信学者可以通过了解历史的真相与减少凭空的争论而为促进和平做出贡献。我们达成共识，认为优良学术的建立需要三国学者的鼎力协作并运用一切我们所共有的资源。
多国学者的合作和与会论文的准备相当耗时。中国方面，不辞重任、负责召集参加会议学者的是杨天石教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其学术卓著，受人尊重，且与诸多学者关系友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部长、中国问题专家山田辰雄教授应允召集日方学者。鉴于中日战争问题在中日两国的敏感性，杨教授与山田教授为召集愿意实事求是讨论问题的学者勉力奔走。同时，我利用自己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之便，竭力征求美国及西方国家学者的参与。
我本人并不是中日战争问题的专家，但我得到了两位杰出的研究中日战争问题的西方学者的鼎力协助：戴安娜·拉瑞和麦金农两位教授在决定参加会议的学者人选与会议的组织准备方面做了主要工作。为了做好准备，我们于2001年2月，和杨天石教授一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过一次预备会议。
中日战争系列会议第一次会议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我们组织者决定第一次会议的重点应该放在受战争影响的中国的不同地区。第二次会议在夏威夷举行，主题是战时军事。第三次会议在日本箱根町举行，关注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其重点是战争期间各国的外交政策。由于战争期间重庆是中国政府的陪都，所以此次会议的选址具有特殊意义，杨教授还征得了重庆市政府的资助并解决会议的食宿与交通。
这些会议开得非常生动活泼。大家在第一次会议上略有拘谨，但到第二次会议时已经畅所欲言，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们一直保持了这种活泼交流的传统。在这些会议中产生了一个对中日战争问题感兴趣的中国、日本和西方国家学者圈子。让人欣喜的是，第四次会议以后，方德万教授接过了组织西方学者的接力棒，汪朝光教授接替杨天石教授，而作为箱根町会议筹划者的山田教授和平野健一郎教授则发动了年轻的日本学者参与，使将来的会议后继有人。2012年1月，发起人中增加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
我们从筹备这些会议之初就决定各国的组织者应将文字材料用本国语言整理出版。杨天石教授从会议论文中选萃，先后出版了四本论文集。此次根据中国读者需要再作精选，合并为三本。杨教授治学严谨，堪为学人楷模，深受中外同仁的尊重。我们参与这些领域研究的外国学者，欣然看到杨教授将大家探求真相共同努力的成果，再次介绍给中国读者。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在此之际，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战争的意义。1931年日本关东军占领满洲（中国东三省），1937年开始入侵华北，中国饱受战争之苦，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在战争和流亡中失去亲人，家园被毁。除了文化中心京都以外的日本许多城市被战火焚烧，成为废墟，长崎和广岛被原子弹夷为平地，几百万日本人丧生。在战争中，还有好几十万美国人死亡。中国和日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恢复重建经济。
历次会议的论文显示，在中日战争中实际发生的情况要远远复杂于各国公认的官方宣传。对任何国家的学者来说，甄别各种政治集团的宣传的真伪并非易事。我们共同的努力目标是，尽最大可能掌握更多的资料，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真相。
二战的结束敲响了帝国主义在东亚的丧钟。日本丢掉了韩国、满洲、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地区。法国、荷兰和英国面对日本的横行无能为力，欧洲坚不可摧的光环被粉碎，这就促使亚洲人民起来争取独立。伴随着战争结束而建立的新的政治秩序不易获得有效的稳定。在走向稳定的过程中，工业化从日本蔓延到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大陆，战后形成的新的国际秩序为许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稳定的平台。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亚洲必须找到新的能带来稳定的发展模式，这就要求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能够架构和平的秩序来促进国家间的友好合作，以实现它们的共同利益。我们学者的希望是，我们更深刻更准确地了解历史的努力，会让有关国家的领导人推进合作。
我们应该感谢杨天石教授，感谢他把我们的学术成果介绍给更多的读者。
[1] 哈佛大学亨利福特社会科学荣誉教授。
序一
[1]傅高义（Ezra F.Vogel）全球化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全球化的发展异常迅猛，很快便形成了国际市场的通用标准。我们还组织了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制定了一套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规则。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也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研究标准。
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虽然日益密切，但文化不像经济和科学事物那样具有均质性。文化处于不断流变之中，但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他人联合、同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均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文化的差异，不同种族、民族的认同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危险在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将会相互碰撞，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之间本不必冲突，但要消弭这些冲突，需要我们付出相当多的努力去寻求相互理解。我们必须加快这种理解，使之跟上世界市场全球化的步伐，以及像环境与资源利用问题上越来越强烈的相互依赖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德国与其邻国波兰、法国等之间的商贸往来发展得很快。随着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来自各国的政治家们开始相互协商，相互理解，克服数个世纪的战争阴影，开始了漫长的和解过程。尽管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历史问题依然存在，欧洲已在二战后数十年间在一体化进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不幸的是，在亚洲，由于中国的内战与世界范围内冷战，使得二战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日本领导人不可能一起共同讨论历史问题，通过共同努力来达成共识。1945～1952年，日本被盟军占领，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在占领期间，日本领导人不可能与中共领导人有密切接触。1952年，日本结束被占领后，冷战又阻止了中日之间进一步接触。中日领导人之间有相当一段时期没有机会增进相互理解、开始和解，这是非常不幸的。
中日之间和解开始于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但是由于在1972年两国迅速建交，两个民族没有机会在邦交正常化之前来解决历史问题。当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努力想实现两个民族间的和解。但不幸的是，随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日间新问题的出现，和解的希望再次变得渺茫。
美国、日本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三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但是中日之间的隔膜已成为影响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的、最长期的障碍。中日两国在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两国需要共同协作，不仅是消极地避免冲突，而是积极地解决环境、能源短缺问题和防治传染病等。要实现上述目标，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两国文化间的深层差异，特别是历史记忆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成为理性寻求两国间共同利益的最根本的障碍。中日间问题的解决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美国。因为中日间的文化差异、历史记忆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亚洲地区将不会有真正长久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二战前出生的一代学人，我是西方学者中为数不多的、既对中国又对日本感兴趣的学者之一。我所学的专业是社会学，因此我尝试去理解中国与日本的社会。我是研究当代社会的，自1958年首次在日本开展田野调查以来，我便开始频繁地接触日本人。1961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社会，当时中美关系不是很密切，我没有机会前往中国开展调查。因此我不得不从外部开展研究工作。但是自1973年参加美国访华代表团和1980年在中山大学访学两个月后，我开始同中国人建立起个人间的友好往来。我对中、日两国人民和文化深怀敬意，在这两个国家有很多友人。自1958年以来，我至少每年访问一次日本；自1980年以来，我开始至少每年访问一次中国。
我的专业虽然是研究中日两国的社会，但是由于接替费正清先生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来负责哈佛大学的美日计划，并创立了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我越来越对改善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我逐渐地转向研究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1993～1995年，我任职于美国政府，成为美国有关东亚方面智囊机构的官员。1996年我负责领导汇编“与中国共存”的研究计划。1997年，我非常荣幸地负责接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到哈佛大学访问。
2000年，我从正式教职岗位退休，以便专心从事研究工作。我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尽量帮助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日文化的发展变化，以便我们能更好地处理与两国的关系。我认为，最近几十年来亚洲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邓小平先生所领导的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于是我选定这一研究方向，其目的是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作为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与中日两国官员和学者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学者之一，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中国、日本与西方学者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认为中日两国间的深层症结在中日战争，因为两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我意识到中国与日本的和解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推动。但我相信，如果中国、日本与西方学者通过共同研究，对各自的歧异均能有清楚的、客观的了解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各方学者均能认同的一些基本事实。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那些希望促进各个国家间的和解以便进一步实现大家共同利益的政治领袖们，便会根据学者们的成果来实现其政治理想。非常幸运的是，我在中国和日本都遇到了一批持有相同学术理念的杰出学者。他们都认识到客观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就一些敏感议题开展共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即使对那些对中日相互和解不是特别感兴趣、只想研究中日战争的学者而言，这种学者间跨国界的共同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会议召开之前，有关中日战争的学术成果相对比较薄弱。中文、日文和英文的相关材料没有得到很好地整理，方便地为学者所利用。一国学者所熟知的史料，另一国的学者则知之甚少。为了学者们更好地理解相关专题，让不同国家的学者彼此了解对方的史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共同学术的目标而搭架桥梁。
在中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资深研究员杨天石先生负责召集中国方面的优秀学者，来研究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在日本，由山田辰雄、平野健一郎两位先生为主要召集人，并由卫藤沈吉先生提供协助，负责召集日本学者开展共同研究。
我不是研究中日战争的专家，我只是为研究中日战争的西方学者提供一些学术上的组织与协调，我所召集的西方学者有：戴安娜女士、麦金农先生和马克·皮特先生。
组织来自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召开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学术研讨会，需要那些相信有必要对敏感问题开展共同研究的多国学者之间的密切合作。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非常容易遭到来自本国的爱国者的攻击。这些爱国者认为战争的历史是政治议题，并非历史问题。
这种跨国共同研究的学术讨论会的准备工作非常繁重，远非一般学术会议可比，为了保证对话的质量，我们必须翻译所有的与会论文，并拥有同声翻译。来自各国的学者虽然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大家对会议的安排均非常配合。
筹备会议于2000年在东京召开，次年我们召开了首次正式会议。首次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讨论的主题是战时的中国地区问题。第二次会议于2004年在夏威夷召开，讨论的是战时的军事战役。第三次会议于2006年在日本箱根召开，讨论的是战时的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我们希望第四次会议能在中国召开。
为了让西方、日本和中国的读者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料，我们决定让来自西方、日本和中国的学术组织者分别整理并出版各自的论文集。会后，各国学者都认真修订并重新改写了论文。英文版的第一卷论文集已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由麦金农、戴安娜和傅高义负责编辑。第二卷也很快要出版，由马克·皮特（Mark Peattie）、爱德华·德瑞（Edward Drea）和方德万（Hans Van derven）负责编辑。前两卷的日文版也已出版。现在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中文版也即将面世。我们希望这些论文集的出版将会增进大家对各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的了解，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各国的政治家们所吸收、借鉴。（罗敏 译）
[1] 哈佛大学亨利福特社会科学荣誉教授。
序二
[1]杨天石战争是个大怪物，可怕的怪物。它毁灭生命、财产，制造不幸、灾难、悲剧，吞噬、毁灭人类长期创造、积累的文明。古往今来，人类之间进行过的战争已难以数计，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也难以数计。以1937～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为例，据不完整统计，这次战争中，中国平民牺牲伤亡3120余万人，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3500万人。如以1937年的美元计，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战争消耗400余亿美元。这样的战争难道不应该反对吗？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如此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自然可以避免，中国国家的面貌和中国近代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
自然，战争多种多样。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分。例如，一个国家为统治、奴役另一个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而被侵略国家为维护自身的独立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又如，压迫者、剥削者为维护一己私利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而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为维护自身的自由和生存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两种战争性质不同，不可以一概反对。当被侵略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不得已而选择战争这一形式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时，理当得到应有的支持和同情。这是战争史的基本常识，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良知。不分是非，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是错误的，绝不可取的。
然而，战争毕竟是一种无比巨大的破坏力量，能够避免要尽量避免。如果人类能够有其他方式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的话，那末，还是不用战争这种形式为好。中国古代的圣人老子说过：“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后来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曾经根据老子的思想，加以发挥，写过一首题为《战城南》的诗，描写一场鏖战后的战场惨景。诗云：“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可见，中国人民自古就热爱和平，但是，并不一般地、笼统地反对战争，其原则是“不得已而用之”。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消灭战争。毛泽东，这是一个大半生南征北伐，靠战争打下江山的历史巨人。他当然深知战争的公用，但是，他也深知战争的残酷，主张消灭战争。他说：“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
消灭战争，就要研究战争。从2000年起，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即联络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上一世纪的中日战争（1937～1945）。这是一场对中国、对亚洲、对美国，也对日本自身造成巨大伤害的战争，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记住它的惨痛历史和经验教训，共同保卫和平。我很赞同傅高义教授的这一想法，积极参与其事。记得2002年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第一次讨论会时，论题是“战时中国的各地区”。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的东西方的学者围坐一室，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各抒己见。特别使我深有感触的是，参加会议的中日两国的学者各有十余人，虽然有争论，但气氛融洽。这使我想到，当年，这两个国家的士兵相互对阵、仇杀，而今，两国学者友好相处，同席论文。历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会议闭幕的那天，我曾经当场写作并朗诵了一首小诗：
曩时对阵两相分，
而今同席共论文。
武战何如文战好，
鹅湖辩难为求真。
宋朝的儒学有“理学”和“心学”之争，相互对立，形同水火。公元1175年（南宋淳熙二年），“理学”派的大师朱熹和“心学”派的大师陆九渊在江西信州的鹅湖寺相会，进行辩难。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但是，所使用的武器仅止于唇和舌，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辩论之后，友谊仍存。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风气，值得提倡。
有人群的地方，就难免有分歧，有争论。或为意见之争，或为观念之争，或为利益、权力之争。怎么办？诉诸“武战”嘛，不好！还是要用“文战”，即讨论、辩论、协商，谈判、表决等方法为好。或服从真理，或取决多数。倘若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能习惯于用这些“文战”的方法来代替“武战”，那么，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也就消灭了，和谐世界也就出现了。
应该说明的是，当年交战国双方的学者以及其他各国的学者共同回顾、总结当年的那场战争，由于各自的背景、环境、视角不同，观点自然会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不同，这是正常的，也是不难理解的。相信读者会以宽宏的态度对待持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文章，相信学者之间的交流、切磋以至“文战”，会有利于对那一段历史的全面、深入的认识。
也还应该说明的是，这一项国际共同研究还正在进行中，目前新的研究课题是“战时国际关系”，已有中、日、美、英、俄等国的许多学者决定参加，有关研究成果完成后将继续结集出版。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战前的中国军事实力
[1]刘凤翰一 前言抗日战争前，中国军事实力，在陆军方面，中央统一番号者有175个步兵师，59个步兵独立旅，43个步兵独立团；9个骑兵师，5个骑兵独立旅，3个骑兵独立团；炮兵4个旅，18个团，15个营；工兵2个团；交通兵3个团；通信兵2个团；宪兵11个团3个营。另税警总团约2个师兵力，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约一个加强师兵力。总计官兵202.9万人。
海军方面，中央海军船舰74艘，东北（第三舰队）海军船舰12艘，广东海军船舰38艘，总计124艘，约68895吨，官兵（含陆队两旅）为20780人。空军9个大队31个中队，战机314架，飞行人员1268人，第一线驾驶员约为53%，地勤人员约2万人。
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干部素质，除少数地方杂牌军外，一般来说，都在水平之上。自清末至民初，国家或各省兴办各种新式军事学校，并派学生出国留学，训练大批军事人才，此时军中（陆海空）多军校出身干部，很少有行伍军官。
在编装战纪方面，陆军编制是依照战争理论，视战场需要而定，与日军类同，很理想，很完整；唯装备比较陈旧，缺乏新式武器、重炮或汽、战车，因此有些编制只好空着。战力在轻兵器作战方面还好，很难对付日军野战重炮、战车或毒气；战场经验因多年内部争斗与对外抗日，都还丰富。军纪则好坏参半。海军新舰较少，在日本侵略者眼中，不堪一击。空军是中国新建军力，编制、装备、训练都受日军特别注意，未正式作战过，但日方认为战力不可轻视。
抗战部署计划，是国家决心与日军一战，且要战胜日军，收复失土，重振国威。奈向外购买武器未到，部队无法更换新装备，且部队未编完成，抗战却提前爆发。
抗战前后，中日情报（谍对谍）的工作，都做得很努力，本文略做介绍。二 军事统帅机构（一）军事委员会
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直隶国民政府，制订全国防卫计划，设委员长1人，1932年3月8日蒋中正任委员长。1936年12月19日增阎锡山、冯玉祥为副委员长，常务委员5～9人：白崇禧（1936年9月5日任，原为李宗仁）、何应钦（军政部长）、程潜（参谋总长）、唐生智（训练总监）、陈绍宽（海军部长）、李烈钧、朱培德（皆1936年12月13日任）、陈调元（军事参议院院长）、徐永昌（军事委员办公厅主任）（皆1937年5月7日任）。抗战前计9人。（二）军事委员会主要建制（1）国防会议（亦称最高军事会议）：负责整理全国国防。
议长由军事委员长蒋中正兼，副议长由行政院长（当时亦为蒋中正）兼任。参加会议人员：中央军事机关各首长与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关系各部长（军政、海军、财政、外交、交通、铁道），中央特别指定之军政长官。
国防会议置秘书厅，厅长由参谋总长兼任，副厅长二人，由参谋次长及办公厅副主任兼任。每年开大会一次，必要时可召集临时会议。（2）办公厅：主任徐永昌，1937年5月7日任。辖高级参谋，专门顾问，机要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处。（3）参谋本部：军令单位，参谋总长程潜，次长熊斌、杨杰。辖总务厅长陈焯、第一厅长龚浩、第二厅长徐祖诒、测量局长黄思基、城塞组长杨杰（兼）。（4）训练总监部：掌管全国军队教育，总监唐生智，副总监周亚卫、张华辅。辖总务厅、步兵监、骑兵监、炮兵监、工兵监、辎重兵监、交通兵监、通讯兵监、国民军事教育处、军事编译处、政治训练处。同时兼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步兵学校、陆军骑兵学校、陆军炮兵学校、陆军工兵学校、陆军辎重兵学校及陆军机械化兵学校。（5）军政部：军政单位，行政院建制，军事委员会指挥，部长何应钦，政务次长曹浩森。辖军务司、军医司、军法司、交通司；兵工署——军械司、技术司、制造司；军需署——财务司、营造司、储备司及总务厅、会计处。（6）海军部：军政单位，行政院建制，军事委员会指挥，部长陈少宽，政务次长陈良，常务次长陈训泳。辖总务司、军衡司、军务司、航政司、军学司、军械司、海政司、军需司及海军各要港、海军测量局、海岸巡防处。（7）军事参议院：军事最高咨询、建议和高级军官储备机构，院长陈调元。设军事、政治二研究会，总务、军事二厅。（8）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秘书长宋美龄，常务委员周至柔（兼主任）、黄秉衡、黄光锐，主任参事曹宝清，办公厅主任吴嵩庆。辖三厅：
第一厅厅长周至柔（兼）——设三处：第一处参谋，分作战、组织动员、械弹三科；第二处教育，分军官教育、技术教育两科；第三处人事，分官佐、士兵、军法、医务四科；
第二厅厅长黄光锐（兼）——设二处：第四处技术，分修理、器材两科；第五处建筑，分工程、修缮两科。
第三厅厅长黄秉衡（兼）——设二处：第六处经理，分财务、补给两科；第七处补助，分油料，运输，通信、照相、气象三科；1937年6月设航空发动机修造厂于南昌。
防空委员会：设南京、上海、南昌、洛阳四个总站，及湖南长沙航空处。（9）资源委员会：主管资源调查研究、资源开发及资源动员。（10）铨叙厅：厅长林蔚，副厅长殷祖绳，统一管理全国海陆空[2]军人事。（11）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936年1月成立，抗战前下设二处一侍卫长室。
第一处：主任钱大钧，负责军事，分三组：第一组总务，负责全部侍从室机关事务管理，委员长驻留、外出一切生活上的供应和安排；第二组参谋，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人事经理等参谋总长不能决定者，经此组签注意见，由委员长裁定；第三组保卫，由内卫班（三个分队，每队16人）及内卫大队组成，侍卫长兼组长。
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负责政治、经济、外交、党务，分二组：第四组主管政治、经济、中国民党党务及委员长交办机密案件；第五组主管中国国民党高级人员调查、考核及任用。1938年在武汉增设[3]第六组，综理情报、特工业务。（三）军事委员会其他单位（1）各部院会长办公室。（2）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3）军医设计监管委员会。（4）审计厅。（5）政训处。（6）后方勤务：负责国防交通与战时补给计划（1937年8月，开[4]战后即成立后方勤务部，综理全国作战兵站事宜）。（7）军事调查统计局：1932年9月组成，1938年8月正式改组。分为军事调查统计局与中央调查统计局。（8）国际关系研究所：1937年5月成立，专门对日作情报搜集、分析、研究。
［（7）、（8）两项，详后情报搜集］三 各级指挥单位
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指挥各行营、绥靖公署、冀察政务委员会及各路军、各直辖军。（一）行营
南昌行营：熊式辉（1936年9月26日），中央军；
广州行营：何应钦（1936年9月26日），中央军；
武汉行营：何成濬（1936年12月1日），中央军；
重庆行营：顾祝同（1937年1月5日），中央军；
西安行营：贺耀祖（代）（1937年1月5日），中央军。（二）绥署
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1932年），晋军；
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1932年），川军；
川康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徐源泉（1932年），中央军；
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1936年8月2日），滇军；
甘肃绥靖公署：主任贺耀祖（1937年1月5日），中央军；
豫鄂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1937年1月5日），中央军；
江苏绥靖公署：主任于学忠（1937年4月28日），东北军；
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1936年9月17日），粤军；
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1937年2月26日），桂军。（三）冀察政务委员会[5]
委员长宋哲元（1935年12月1日），原西北军。（四）各路军新派
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1936年9月13日），湘军；
第二路军：总司令卫立煌（1936年9月13日），中央军；
第三路军：总司令陈诚（1936年9月13日），中央军；
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1936年9月13日），粤军；
第五路军：总司令李宗仁（1937年3月3日），桂军；
第六路军：总司令刘湘（1936年12月8日），川军。
以上为1936～1937年湘、粤、桂、川问题解决后新派，第一路军改为长沙绥靖公署，原路军番号撤销；第二、三路军将用于北上抗日“剿共”，准备代替军心不稳之东北军。
原有：
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亦保留第六军番号），原西北军；
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滇军；
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刘茂恩（亦用第十五军番号），原镇嵩军；
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亦用第十一军番号），宁夏马福祥回军；
第十九路军：（1936年9月17日恢复原番号，但未见派出总指挥）原粤军；
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亦用第三十军番号），原西北军已成中央军；
第二十七路军：总指挥冯钦哉［原为陕西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第七军，第十七路军番号取消（1937年5月1日）前，冯部因反杨虎城叛[6]变，听命中央而扩编为第二十七路军］。（五）各军（番号空出者，注以空字）
第一军：胡宗南，中央军；
第二军：李延年，中央军；
第三军：曾万钟（代），旧滇军；
第四军：吴奇伟，旧粤军；
第五军：薛岳，旧粤军；
第六军：韩复榘，保留未用；
第七军：（空）前冯钦哉；
第八军：（空）前赵观涛；
第九军：郝梦龄，魏益三军；
第十军：徐源泉，中央军；
第十一军：马鸿逵，宁夏回军；
第十二军：孙桐萱，韩复榘军；
第十三军：汤恩伯，中央军；
第十四军：（空）前卫立煌；
第十五军：刘茂恩，镇嵩军；
第十六军：李韫珩，中央军；
第十七军：（空）前徐庭瑶；
第十八军：罗卓英，中央军；
第十九军：王靖国，晋军；
第二十军：杨森，川军；
第二十一军：唐式遵，川军；
第二十二军：谭道源，川军；
第二十三军：潘文华，川军；
第二十四军：刘文辉，川军；
第二十五军：万耀煌，中央军；
第二十六军：萧之楚，中央军；
第二十七军：刘兴，中央军；
第二十八军：陶广，湘军；
第二十九军：宋哲元，旧西北军；
第三十军：孙连仲，旧西北军；
第三十一军：李默庵，中央军；
第三十二军：商震，晋军；
第三十三军：孙楚，晋军；
第三十四军：杨爱源，晋军；
第三十五军：傅作义，晋军；
第三十六军：周浑元，中央军；
第三十七军：毛秉文，中央军；
第三十八军：孙蔚如，陕军；
第三十九军：刘和鼎，中央军；
第四十军：庞炳勋，国民三军；
第四十一军：孙震，川军；
第四十二军：孙连仲（兼），旧西北军；
第四十三军：郭汝栋，川军；
第四十四军：王缵绪，川军；
第四十五军：邓锡侯，川军；
第四十六军：樊崧甫，中央军；
第四十七军：李家钰，川军；
第四十八军：韦云淞，桂军；
第四十九军：刘多荃，旧东北军；
第五十军：杨渠统，中央军；
第五十一军：于学忠，旧东北军；
第五十二军：（空）后关麟徵，中央军；
第五十三军：万福麟，旧东北军；
第五十四军：霍揆彰，中央军；
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韩复榘军；
第五十六军：谷良民，韩复榘军；
第五十七军：缪澄流，旧东北军；
第五十八至第六十军（空）；
第六十一军：李服膺，晋军；
第六十二至第六十六军（空）；
第六十七军：吴克仁，旧东北军；
第六十八至第七十七军（空）；
第七十八军：宋希濂，中央军；
第七十九军：夏楚中，中央军；
新编第一军：邓宝珊，陕军；[7]
新编第二军：马步芳，青海回军。
以上正式番号61个军，新编番号2个军；另外第四路军余汉谋所属第一至第五军［第一军：余汉谋（兼）；第二军：张达；第三军：李扬敬；第四军：黄任寰；第五军：缪培南］。第五路军李宗仁所属第一至第三军（第一军：廖磊；第二军：李品仙；第三军：夏威）。总计71个军。云南及其他地方尚未组成军。四 战前的陆军（一）陆军步兵师
第一师：李铁军，2旅4团，中央军；
第二师：郑洞国，3旅7团，中央军；
第三师：李玉堂，2旅4团，中央军；
第四师：王万龄，2旅4团，中央军；
第五师：谢溥福，3团，中央军；
第六师：周磊，2旅4团，中央军；
第七师：曾万钟，2旅5团，中央军（滇军朱培德部）；
第八师：陶峙岳，2旅6团，中央军；
第九师：李延年，2旅4团，中央军；
第十师：李默庵，2旅4团，中央军；
第十一师：彭善，2旅4团，中央军；
第十二师：唐淮源，2旅5团，中央军（滇军朱培德部）；
第十三师：万耀煌，2旅6团，中央军（鄂军）；
第十四师：霍揆彰，2旅4团，中央军；
第十五师：王东原，2旅6团，中央军（湘军何键部）；
第十六师：章亮基，2旅4团，中央军；
第十七师：赵寿山，2旅6团，陕军杨虎城部；
第十八师：朱耀华，2旅4团，中央军（湘军鲁涤平部）；
第十九师：李觉，2旅4团，中央军（湘军何键部）
第二十师：孙桐萱，3旅6团，韩复榘军；
第二十一师：李仙洲，2旅6团，中央军；
第二十二师：谷良民，2旅6团，韩复榘军；
第二十三师：李必蕃，2旅4团，中央军（湘军）；
第二十四师：李英，2旅4团，中央军（湘军）；
第二十五师：关麟徵，2旅4团，中央军；
第二十六师：刘雨卿，2旅4团，川军郭汝栋部；
第二十七师：冯安邦，2旅4团，孙连仲军；
第二十八师：董钊，2旅4团，中央军（旧陕军）；
第二十九师：曹福林，3旅6团，韩复榘军；
第三十师：孙连仲（兼），2旅4团，孙连仲军；
第三十一师：池峰城，2旅4团，孙连仲军；
第三十二师：王修身，2旅5团，西北军；
第三十三师：冯兴贤，3团，中央军（西北军）；
第三十四师：张葳，2旅4团，中央军（陕军）；
第三十五师：马鸿宾，3旅6团，宁夏马福祥军；
第三十六师：宋希濂，2旅4团，中央军；
第三十七师：冯治安，3旅6团，宋哲元军；
第三十八师：张自忠，3旅6团，宋哲元军；
第三十九师：庞炳熏，2旅6团，国民三军；
第四十师：刘培绪，3团，中央军；
第四十一师：徐源泉，2旅5团，中央军；
第四十二师：柳彦彪，2旅4团，陕军杨虎城部；
第四十三师：周祥初，3团，中央军；
第四十四师：萧之楚，2旅5团，中央军；
第四十五师：戴民权，2旅4团，中央军（豫军）；
第四十六师：戴嗣夏，2旅3团，中央军（湘军）；
第四十七师：裴昌会，2旅4团，中央军；
第四十八师：徐继武，2旅5团，中央军（徐源泉部）；
第四十九师：李及兰，3团，中央军；
第五十师：成光耀，2旅5团，中央军（湘军）；
第五十一师：王耀武，3团，中央军；
第五十二师：卢兴邦，2旅4团，中央军（闽军）；
第五十三师：李韫珩，2旅6团，中央军（湘军）；
第五十四师：郝梦龄，2旅4团，中央军（原魏益三部）；
第五十五师：李松山，2旅4团，中央军；
第五十六师：刘尚志，2旅6团，中央军；
第五十七师：阮肇昌，2旅4团，中央军；
第五十八师：俞济时，2旅5团，中央军；
第五十九师：韩汉英，3团，中央军（旧粤军）；
第六十师：陈沛，3团，中央军；
第六十一师：杨步飞，3团，中央军；
第六十二师：陶柳，2旅6团，中央军（湘军何键部）；
第六十三师：陈光中，2旅4团，中央军（湘军何键部）；
第六十四师：武庭麟，2旅5团，中央军（原镇嵩军）；
第六十五师：刘茂恩，2旅5团，中央军（原镇嵩军）；
第六十六师：杨效欧，2旅6团，晋军；
第六十七师：李树森，2旅4团，中央军；
第六十八师：李服膺，2旅6团，晋军；
第六十九师：杨澄源，2旅6团，晋军；
第七十师：王靖国，2旅6团，晋军；
第七十一师：郭宗汾，2旅4团，晋军；
第七十二师：陈长捷，2旅4团，晋军；
第七十三师：刘奉滨，2旅4团，晋军；
第七十四师：李汉章，2旅4团，韩复榘军；
第七十五师：宋天才，2旅4团，中央军（原镇嵩军）；
第七十六师：张钫，2旅4团，陕西地方部队；
第七十七师：罗霖，2旅4团，中央军（湘军）；
第七十八师：李文，2旅4团，中央军；
第七十九师：陈宝安，2旅5团，中央军；
第八十师：陈琪，2旅4团，中央军；
第八十一师：展书堂，2旅4团，韩复榘军；
第八十二师：张刚，3团，中央军；
第八十三师：刘戡，2旅4团，中央军；
第八十四师：高桂滋，2旅4团，中央军（晋军商震部）；
第八十五师：陈铁，2旅4团，中央军；
第八十六师：高双成，2旅5团，陕西井岳秀部；
第八十七师：王敬久，2旅4团，中央军；
第八十八师：孙元良，2旅4团，中央军；
第八十九师：王仲廉，2旅4团，中央军；
第九十师：欧震，3团，中央军（旧粤军）；
第九十一师：冯占海，3旅7团，原东北义勇军；
第九十二师：陈烈，3团，中央军；
第九十三师：甘丽初，3团，中央军；
第九十四师：朱怀水，3团2营，中央军；
第九十五师：罗奇，2旅4团，中央军；
第九十六师：赵锡光，3团，中央军；
第九十七师：孔令恂，3团，中央军；
第九十八师：夏楚中，2旅4团，中央军；
第九十九师：傅仲芳，2旅4团，中央军；
第一○○师：马步芳，步兵3旅6团，骑兵1旅2团，炮兵1团，工、轻各1营，甘青回部马家军；
第一○一师：李俊功，2旅4团，晋军；
第一○二师：柏辉章，2旅4团，黔军王家烈部；
第一○三师：何知重，2旅4团，黔军王家烈部；
第一○四师：李家钰，3旅10团，特务大队5营，川军李家钰；
第一○五师：高鹏云，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六师：沈克，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原石友三投张学良部队；
第一○七师：金奎璧，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八师：张文清，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一一师：常恩多，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一二师：霍守义，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一三师：周光烈，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一四师：牟中珩，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一六师：周福成，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分调各地。自1937年5月由3团师改编为2旅4团师，撤销第一○九、第一一○、第一一五、第一一七、第一一八、第一一九、第一二○、第一二九师番号，保留第一○五、第一○六、第一○七、第一○八、第一一一、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第[8]一一六、第一三○师及第九十一师。）
第一二一师：吴剑平，3团，黔军，中央干部进入；
第一二二师：王铭章，3旅6团，川军，孙震部；
第一二三师：曾宪栋，3旅6团，川军，孙震部；
第一二四师：孙震（兼），3旅6团，川军，孙震部；
第一二五师：陈鼎熏，2旅5团，川军，邓锡侯部；
第一二六师：黄隐，2旅5团，川军，邓锡侯部；
第一二七师：马毓智，2旅4团，川军，邓锡侯部；
第一二八师：邓锡侯（兼），2旅4团，川军，邓锡侯部；
第一三○师：朱鸿熏，2旅4团，东北军；
第一三一师：陈离，2旅4团，川军，邓锡侯部；
第一三二师：赵登禹，2旅4团，宋哲元军；
第一三三师：杨汉域，2旅4团，川军，杨森部；
第一三四师：夏炯，2旅4团，川军，杨森部；
第一三五师：杨汉忠，2旅4团，川军，杨森部；
第一三六师：陈光藻，2旅4团，川军，刘文辉部；
第一三七师：刘元塘，2旅4团，川军，刘文辉部；
第一三八师：唐英，2旅4团，川军，刘文辉部；
第一三九师：黄光华，3团，晋军商震部；
第一四○师：王文彦，3团，黔军；
第一四一师：宋肯堂，3团，宋为中央干部，部队为晋军商震部；
第一四二师：吕济，3团，中央军；
第一四三师：刘汝明，2旅4团，宋哲元军；
第一四四师：郭熏祺，3旅7团，川军，刘湘部；
第一四五师：饶国华，3旅6团，川军，刘湘、唐式遵部；
第一四六师：范绍增，3旅6团，川军，唐式遵部；
第一四七师：杨国桢，3旅6团，川军，潘文华部；
第一四八师：陈万仞，3旅6团，川军，潘文华部；
第一四九师：郭昌明，3旅6团，川军，王缵绪部；
第一五○师：廖震，3旅6团，川军，王缵绪部；
第一五一师：莫希德，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五二师：陈章，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五三师：张瑞贵，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五四师：巫剑雄，2旅4团，粤军，香翰屏部；
第一五五师：李汉魂，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五六师：邓龙光，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五七师：黄涛，2旅4团，粤军，李扬敬部；
第一五八师：曾友仁，2旅4团，粤军，黄任寰部；
第一五九师：谭邃，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六○师：叶肇，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六一师：许绍宗，4旅8团，川军，刘湘部；
第一六二师：彭诚孚，2旅4团，川军；
第一六三师：陈兰亭，2旅4团，川军，王缵绪部；
第一六四师：张邦本，2旅6团，川军；
第一六五师：鲁大昌，3旅6团，甘肃地方部队；
第一六六师：郜子举，2旅4团，中央军；
第一六七师：杨榘统，2旅4团，鄂甘部队合编；
第一六八师：马鸿逵（兼），3旅6团，宁夏马福祥军；
第一六九师：武士敏，2旅4团，陕西杨虎城部改编，已成中央军；
第一七○师：徐启明，2旅4团，桂军廖磊部；
第一七一师：杨俊昌，2旅4团，桂军杨腾辉部；
第一七二师：程树芬，2旅4团，桂军廖磊部；
第一七三师：贺维珍，2旅4团，桂军夏威部；
第一七四师：王赞斌，2旅4团，桂军夏威部；
第一七五师：莫树杰，2旅4团，桂军李品仙部；
第一七六师：区寿年，3团，粤军（原十九路军留桂部队编成）；[9]
第一七七师：李兴中，2旅5团，陕西新编部队。
以上169个正规步兵师，为国军抗日作战的主力，中央军战力最强，旧西北军宋哲元、孙连仲、韩复榘等部，及桂、粤、滇、湘等军都是比较善战之部队。东北军已分散，士气不振，战力较差。晋军、川军装备较差，战力不强，唯晋军傅作义善战。（二）陆军新编步兵师
新编第二师：金宪章，百灵庙大捷收编伪军，归傅作义节制；
新编第八师：蒋在珍，3团，中央军（黔军）；
新编第十师：刘正富，3团，云南龙云部，后属第五十八军；
新编第二十师：王继祥，3团，中央军，后属第一○○军；
新编第二十五师：李根固，3，中央军，直属军委会；
新编第三十五师：王劲哉，3团，由杨虎城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10]扩编而成。
以上总计陆军步兵175个师。（三）陆军步兵独立旅
自第一至四十六旅，缺第二十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旅，实有42个旅，另有新编第三、第七、第十一旅，暂编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第十二旅（皆二团旅）。云南陆军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七、第九旅（三团旅，等于师）及西北补充旅，第二十九军特务旅、第三路军（韩复榘）手枪旅等，总计59个旅（各地方警备旅、税警旅不计）。（四）陆军步兵独立团[11]
计43个团。（五）陆军骑兵师、旅、团
骑兵第一师：彭毓斌，3团，晋军；
骑兵第二师：孙长胜，3团，晋军；
骑兵第三师：徐良，3团，旧东北军；
骑兵第四师：王奇峰，3团，旧东北军；
骑兵第五师：马步青，骑兵2旅4团，步兵1旅2团，炮、特各1团，甘青马家回军；
骑兵第六师：刘桂五，3团，旧东北军；
骑兵第七师：门炳岳，3团，中央军；
骑兵第九师：郑大章，3旅6团，宋哲元军；
骑兵第十师：檀自新，3团，旧东北军。（东北军骑兵师由6师缩编为4师）
骑兵旅有第一、第二、第十、第十三、第十四旅（2团旅），另3个独立团。（六）陆军炮兵旅与团
炮兵第一、第二、第六、第八旅（各辖2团），炮兵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第十七团，皆中央军；另晋军（阎锡山）炮兵第二十一至三十团10个团；第三路军（韩复榘）炮兵3个团。总计炮兵4旅18个团又15个营（各军师属炮兵团、营、连不计）。（七）其他部队（1）装甲兵1个团（保密未公开），团长杜明，战车1营，炮兵2营，高炮1营，中央军。（2）税警总团：辖2支队，每支队辖步兵3团及炮、工、辎、通各1营，骑、警、特、教导各1连，等于两个整编（3团）师。（3）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辖步兵3团，军士、炮、工、通、辎各1营，高射炮、特务各1连，等于1个加强师。（4）其他兵种：工兵2团，交通兵3团，汽（机）车、铁道、铁[12]甲兵各1团，通信兵2团，宪兵11团3营。
以上总计官佐13.6万人，士兵189.3万人，合计202.9万人。另外[13]新疆约有部队10个师，不在中央番号、人数之内。
此外，中共红军约2万人，在陕北与地方红军混合。抗战后，经谈判，由政府改编，初称第八路军，旋改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辖第一一五师（林彪，1200人）、第一二○师（贺龙，6000人）、第一二九师（刘伯承，8000人），另陕北警备旅（萧劲光，4000人）。[14]五 战前的海空军（一）海军
抗战前中国海军未统一，暂分下列三部。（1）中央海军，由中央补给，辖：
△第一舰队：计14艘舰艇。
巡洋舰——海容、海筹（各2950吨），宁海、平海（各2600吨）；
辎巡洋舰——逸仙（1500吨），大同、自强（各1050吨）；
炮舰——永健、永绩、中山（各860吨）；
驱逐舰——建康（390吨）；
运输舰——定安（1242吨）、克安（3318吨）、普安（2305吨）。
△第二舰队：计19艘舰艇。
炮舰——德胜、威胜（各932吨，日人称飞机水上母舰），楚有、楚泰、楚同、楚源、楚观（各740吨），永绥（600吨），江元、江贞（各550吨），民权、民生（各460吨），威宁（418吨）；
浅水炮艇——江犀、江鲲（各140吨）；
鱼雷艇——湖鹏、湖应、湖瑞、湖隼（各916吨）。
△练习舰队——应瑞（2460吨）、通济（1900吨）。
△巡防队：炮艇——顺胜、勇胜（各280吨），义胜（350吨），仁胜（270吨），海宁、江宁、绥宁、威宁、肃宁、崇宁、义宁、长宁、正宁、抚宁（各250吨），计14艘舰艇。
△测量队：6艘舰艇。
测量舰——甘露（1362吨）、日（500吨）、青天（299吨）、武胜（740吨）；
测量艇——诚胜（270吨）、公胜（280吨）。
△鱼雷艇游击队：辰字、宿字（各90吨），列字、张字（各62吨），计4艘舰艇。
△雷电学校（即中央海军学校）。
练舰——自由中国（约1000吨），同心、同德（各约500吨）；
快艇大队——文天祥队、史可法队、岳飞队、颜杲卿队（后拨广东）等分队。计英式快艇12艘（每艘约10吨）、德式快艇2艘（各约30吨）。
以上中央海军计74艘舰艇。（2）第三舰队，原为旧东北海军，战时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宋哲元）补给。
△巡洋舰——海圻（4300吨）、海琛（2950吨）；
△运输舰——定海（1100吨）、镇海（2780吨），日称伪装巡洋舰；
△驱逐舰——同安（395吨）；
△炮舰（或炮艇）——永翔、楚豫（各780吨），江利（550吨），海鸥、海鹤、海清、海燕、海骏、海蓬（各约190吨）。
以上共12艘舰艇。（3）广东海军，由广东江防司令部（前第四舰队）指挥，广东省补给。
△轻巡洋舰——海周（1050吨）；
△练习舰——肇和（2600吨）；
△运输舰——海瑞（吨位不详）、福安（1700吨）；
△炮舰——海虎（680吨），海强、广金、广澄、海继、江大、江巩、安北（各约250吨），舞凤（吨位不详，日称伪装炮舰）；
△河用炮舰——坚如、执信、湖山、光华、智利、金马、飞鹏、江澄、平西、江平、靖东、广安、广源、利琛、绥江、海鸥（另一海鸥炮舰在第三舰队）、珠江、西兴、仲元、仲凯、新松江（60～220吨）；
△鱼雷艇——鱼雷一号、鱼雷二号、鱼雷三号、鱼雷四号（各约62吨）。
广东海军计38艘舰艇。
总计全国军舰（艇）124艘，总吨位约在68895吨，实有官兵[15]（连同陆战队2个独立旅）约20780人。（二）空军
中国空军成立较晚，但素质颇佳，且全国统一。其实有数量及配备如下表。抗战前中国实有空军部队兵力续表
以上共分9个大队及直属队，其编组驻地如下：
第一大队——第一、第二队，驻南昌；
第二大队——第九、第十一、第十四队，驻广州；
第三大队——第七、第八、第十七队，驻句容；
第四大队——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队，驻南昌；
第五大队——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八队，驻南昌；
第六大队——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五队，驻南京；
第七大队——第六、第十二、第十六、第三十一队，驻西安；
第八大队——第十、第十九、第三十队，驻南昌；
第九大队——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队，驻蚌埠；
直属队——第十三队驻襄阳，第十八队驻广州，第二十队驻孝感，第二十九队驻广州。
实有飞行人员1268人，第一线驾机作战者约53%，地勤人员约2[16]万人左右。六 国军干部素质（一）陆军
正规陆军此时干部素质多在水平之上，但各军系渊源不同，领导人作风各异，干部所来学校有别，训练方式不尽一样，故所表现的气质则不大相同，现分别论述于后。1.中央军
1923年黄埔建校建军开始，1924年11月至1925年2月，组教导团第一、二团，连同广州粤军，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军，4月编为党军第一旅，旅扩编为师（师长何应钦），又增第二师（师长王懋功），8月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中正任军长。9月有第二次东征。1926年2月，第一军发展成5个师，军长何应钦，第一至第三师，师长王柏龄、刘峙、谭曙卿，第十四师师长冯轶裴，第二十师师长钱大钧。其中第三、第十四师为旧粤军，其他3个是第一军的种子部队，也是中央军发展的开端。
此后经过北伐（1926年7月至1928年7月）、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斗争、宁汉分裂、“清党”与中共军队南昌起义，至1928年7月，蒋中正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队像滚雪球一样，时有6个军团、20个军、64个师、5个混成旅及警卫军、炮兵、铁甲车等特种部队约55万人，占苏、浙、闽、皖、赣等富饶区域及京沪要地，并掌控全国政府。
当然这些军队除原中央军外，包括闽军、浙军、苏军、皖军、赣军（前孙传芳五省联军）及鄂军、湘军、粤军、黔军、滇军、直鲁联军。其中有些部队干部素质颇高，再经编遣会议、中原大战、“剿共”作战以及对日“一·二八”战役，榆关、热河、长城等战役，多次整编混合，至抗战前形成一支79个师的中央军，战力最强，干部素质甚佳，士气旺盛，也是日军认为必须击毁的部队。
此时干部，除原中央军早期干部及收编各军原有干部外，主要来自于陆军军官学校（亦称黄埔军校，1930年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及以新设的各专科学校。（1）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6月16日开学，1925年6月第一期654人毕业，同年9月第二期449人毕业，1926年1月第三期1233人毕业，同年10月第四期2645人毕业，1927年8月第五期1480人毕业，第六期1929年2月黄埔毕业718人，同年5月南京毕业3634人，第七期1929年12月南京毕业852人，第八期1933年5月毕业1545人，第九期1934年5月毕业654人，第十期1936年6月毕业940人，1937年1月毕[17]业1561人。抗战前计10期，毕业学生16365人。
黄埔军校是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铲除割据国内各军事集团，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革命民主的国民政府。孙中山逝世后，由蒋中正承其遗志，完成北伐及全国统一大业。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及边疆与少数中共党员。毕业后，除少数回边疆、各地以及中共红军外，90%以上皆投入中央军（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充当各级干部——队职官、参谋官、军校教官等职务，或再经专科学校受训，以增强军事专科知识，或升入陆军大学。抗战前彼等所担任职务，第一期年长者如胡宗南，已升至少（中）将军长，关麟徵、黄杰等皆为少将师长，第四期高魁元、刘玉章等，在中（上）校团长阶段，第四期[18]以后多任中下级军官。（2）各军事专科学校：
△陆军步兵学校，1931年1月筹备，1932年2月开学，全校教职员3200余，为在职军官，施以进修专业训练，抗战前训练实况如下。
学员队：修步兵专门学术，为期12个月，共办5期；
校官研究班：修典范令及战术课程，为期6个月，共办20期，后拨入陆军大学；
技术训练班：以劈刺、射击、体操为主，为期6个月，初办5期，后办近战班5期；
机关炮干部训练班：为期6个月，共办4期；
射击训练班：为期3个月，共办25期；
重机关枪训练班：为期3个月，办21期；
战防炮训练班：为期3个月，办2期；
迫击炮训练班：为期3个月，办20期；
另有军士教导团、军官干部训练班等，是中央军再教育，包括思[19]想教育的大混合。
△陆军炮兵学校：1931年4月筹备，12月15日开校，召训人员，分下列5种。
普通科学员班：训练观测、通讯、射击及战术。第一期9个月，毕业92人；第二期14个月，由德国顾问任教，毕业112人；第三期12个月，毕业131人；第四期12个月，毕业63人；第五期，137人在校，未毕业即抗战爆发。
校官召集班：1934年3月24日开训，第一期25人毕业，第二期23人毕业，第三期13人毕业，第四期19人毕业，第五期44人1937年8月毕业。皆在校一年。为抗战时炮兵中上级中坚干部。
上尉训练班：1934年底开办，每年两次，抗战前办5期：第一期60人，第二期46人，第三期46人，第四期39人，第五期52人。
中少尉训练班：1935年开办，每年两次，抗战前办4期，分别为58人、66人、91人、153人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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