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体育英雄、传媒与名流文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劳伦斯•A.文内尔(Lawrence Wenner)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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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的体育英雄、传媒与名流文化试读：

序言

表面上这本书是关于坠落的体育英雄的，但事实上它意味着更多。这也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坠落的体育英雄已经无处不在、无法回避，同时也持续让我们吃惊、失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坠落的体育英雄们看上去无足挂齿。毕竟，与媒体报道的这个时代里其他更为重要的重大事件相比，体育英雄的“大屠杀”和附属毁灭显得无足轻重，但我们仍然被吸引到了坠落的体育英雄的传奇中。正如我们被迫回过头来凝视车祸的发生时，它以一种我们无法完全解释的方式来获取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想知道受害者，我们想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以及造成了多严重的后果，而这大抵是不太可能得到确切解释的。我们一方面不过是偷窥者，另一方面也要探寻怎样避免发生类似的故事。

当我们邂逅坠落的体育英雄们时，并发症已经开始发作。我们在这里不得不直面在一个独特的传媒化时代中“现实”给我们带来的情感。因为传媒的市场化为我们建构的故事点缀着我们的现实，我们永远都在挑战中探寻如何辨别真伪。当代体育英雄就存在于这裂缝中。正如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的一首歌中的人物，体育英雄“部分真实”“部分虚构”。他们在这种矛盾中成熟，而这种建构呈现出的是一道迷人的难题。在英雄们谢幕的奇迹之后，总有在准备着的后继体育英雄马上填补空白。我们知道，在从普通运动员的行为延伸到真正的英雄行为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冒险行为。传媒机器有无数个理由通过从运动员到明星和名流的转型来实现精英体育的社会化，这其中混杂了文化特权。不过，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对英雄叙事的渴望满足了媒体“怪兽”的需求的话，那是很不恰当的。

因此，通过造星和制造名流，这个“怪兽”得以成长。体育英雄总在定义上处于英雄真实性的悬崖边摇摇欲坠。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不仅仅是直观理解的结果，而且在理性上是我们认识到媒体使“自成”的运动员英雄转化为现实英雄，并被我们认知为同谋的关键。我们认知到的这种巨大作用在运动员从普通人到英雄的升华过程中巧妙地发挥着作用，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当体育英雄坠落时总会有幸灾乐祸之声。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将其作为诡计来认知这一切甚至被牵涉其中实际上是痛苦的。因此，当一个体育英雄坠落时，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个人遭受的侮辱，一种个人失败的隐喻。体育英雄坠落的二元反应现象是值得人们进行研究的。

不过，我们研究体育英雄沉浮的叙事弧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文化道德轮廓。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人的伟大之处和其令人敬佩的特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当代道德的底线究竟在哪里以及人们在感性上是如何妥协的；此外，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给予那些我们判断为可以救赎的人以第二次机会的能力。因此，这些故事讲述了英雄们的起起落落以及他们救赎的前景，它们总是超过对任何一个案情的细致描述。尽管如此，我们在体育英雄现象中可以看到的变异数量仍然是惊人的。仅仅在有限的篇幅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几乎就是“体育犯罪”的全域。这其中包括药品滥用（从产生兴奋感的到娱乐药品再到酒精）和性的“不当行为”（从糟糕的性行为到性侵犯到性瘾到同性恋恐惧再到有关性的其他问题），还包括了常规的谋财害命（不仅仅表现为伤害对手，也有赛场外的枪击和混战）以及可疑的政治问题（表现为对各种“好”的或“坏”的民族主义的忠诚）。

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真正起作用的细节。我们能够同时理解运动员的生活史和坠落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到种族和性别两个要素会对运动员的能力程度产生影响。这些在不同层次上与道德层面罪行的严重性和救赎的接受度产生互动。我们也能够了解顶级体育和顶级媒体，以及他们如何演变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通过这些故事，我们能够了解传媒体育生产综合体是一艘有着各种利益的内在矛盾伴随而行的“自纠”船只。他们有时宁愿抛弃几个任性的乘客和船员落水以净化自身，他们同时也会少量颁布一些值得救援的船员“自产自销”的行为准则。

这本论文集里的故事来源于全球范围内一批杰出的传媒、体育与文化研究学者们的辛勤付出。在这本充满爱的书中他们慷慨地同大家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我十分感谢他们所做出的贡献。

总而言之，他们的成果在理解“坠落的体育英雄、传媒与名流文化”在更大层面上的现象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编者编撰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与这一领域的研究展开“协商”。开篇部分“框架建构坠落的体育名流”探寻由传媒名流设置标准的时代体育英雄的意义。在这里有很多有关现实和竞技英雄行为的争议，以及分析媒体在厘清和决定运动员如何坠落与谁能获得二次机会等议题上如何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部分在“个体体育名流”语境下，探讨运动员在没有团队利益组织安全网、没有团队的忠诚时经常会孤独地坠落的各种不同的案例。第三部分聚焦“坠落的团队体育名流”，审视传媒话语是如何在对团队成员进行规范和“保护”的限制上产生影响的。第四部分的一系列案例聚焦在此前远未被开垦的“坠落的边线体育名流”现象上。在这里我们能够了解体育“领袖”——为评判运动员的表现制定标准的教练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以及提供体育背景材料的体育解说员们是如何坠入道德之穴的。最后，“坠落的体育英雄”以前铁人三项冠军斯科特·廷利的结语来收尾，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坠落的体育英雄”内涵如此之广，触动我们如此之深。

我也加入了本论文集卷本的创作，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让过于频繁发生的现象——体育英雄的坠落现象激发人们新的思考。如果你细细品味而不是匆匆一瞥，会发现我们的这个作品在文化上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要特别感谢皮特·朗出版社和一位非常高效的编辑——玛利·萨维加尔。她为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和她一道工作是一种享受。如果没有洛约拉·玛利蒙特大学和他们给予我的传播与优艺学院以及电影电视学院的范·德·阿赫主席的职务，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作品的。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苏珊·莱斯，她为优化这部您看到的论文集中的作品提供了各种帮助和支持。她的优雅和对这一项目的鼓励十分值得赞赏。她和我将持续分享体育激情和其他层面的东西。苏珊是我最忠实的粉丝，我也是她最忠实的拥趸。

中文版序：窥探坠落的中国体育英雄

在西方世界，黄金时代的体育事业已经成功地为人们带来了大量资本和金钱。这既体现在我们的国家认同，同时也呈现为最高水准的职业表现。我们让运动员们成了我们的英雄，全然不顾更大的问题，即不管其中有些人的表现是否出色，他们是否应当被指派为运动员的代表。事实上，我们对这些运动员的崇拜以及他们表现出的成就都令人感到困惑。

在对于运动员获胜的事实及其表现的认同中，我们总是认可我们自身对于这种成功的感受。在体育迷群的心理学文献中，我们总是“沐浴在荣耀中”。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充满活力的和普世的现象。与此同时，当我们怀有身份认同感并为其加油助威的运动员和运动队没有获得成功时，我们总是与之保持距离。在此，我们又一次用到体育迷群心理学的语言——我们也许是在寻找“切断反映故障”。运动员表现出的失败不过只是其运动生涯中的一件事。毕竟，即便是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坠落，大多数人也可以看到他们曾经倾尽全力获得荣誉。事实上，这里的失败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在努力和竞争中总有许多道德价值。

然而，这本书所研究的是关于体育中的另一种“道德瞬间”。本书的基本假设和许多探讨包含了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记者、解说员从伟大走向堕落的案例。“体育的故事”通常会告诉我们一个有关“性格的故事”，这也必然是有关品德的，通常还不断滋长，道德怎么能够走向妥协？事实上，西方世界有一句格言“体育塑造性格”。通过体育赛场上日益增加的价值预测，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譬如评价艰苦训练、团队合作、公平竞赛和尊重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等。这个基本假设就是体育塑造“优质”性格。

然而，有一种认知正在逐渐明晰，即在体育精英系统中至少有两件事是与“塑造优质性格”的目标背道而驰的。首先，成功的压力对运动员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运动员和体育机构组织为了提高成绩、谋求发展，总是通过刻苦训练以求获得有竞争力的优势，以至试图跨越道德，有时甚至是法律界限来获取竞争环境中的不公平优势。其次，在“培养”精英运动员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纵容、庇护、给予他们特权，这样其实阻碍了他们的道德成长，并促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感觉，即他们是特殊的，不需要在同等规则下与普通人竞争。在后面这一点上，体育社会化系统中，从体育组织到教练和管理者均成为最大的同谋，他们总是让运动员的生活变得更简单，因此他或她总是只需聚焦赛场表现。不过我们——运动成绩的粉丝和支持者，也是如此。我们对英雄和对运动胜利狂热的文化接触的需求，部分导致了某些运动员性格发展中失调性的方面。因此，运动员的“坠落”普遍表现为打破纪录后的暴力行为，滥用提升成绩的药物，表现出不羁、粗野和非法的公共行为。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中一个普通的有关“体育塑造性格”的观念变成了“我们知道体育塑造性格，我们只是不确定是哪一种而已”。

事实上，我们认识到我们对于英雄叙事的渴望部分满足了媒体“怪兽”和归结于体育文化特权的英雄崇拜心理。这一点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都同样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在赛场内还是在赛场外，我们堕落的体育英雄成为攻击别人的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正在增大。本书探讨了研究体育英雄沉浮叙事弧的许多重要原因。通过探讨这样的故事，我们不仅了解了运动和体育文化中失调性的一面，还认识到我们自身的道德情感。与之相关联的是，在这些故事中，我们也了解了自身的能力，这是一种给予在体育公众的眼中被评判为值得救赎的某些人二次机会的能力。

我们在本书中探讨的某些案例在一个宽广的全域中被视为“体育暴力”。这些暴力不仅仅包括物质滥用（从用于提升运动成绩到用于娱乐的药物以及酒精）、性“不当”（从糟糕的验证性问题的性行为到性侵犯到性瘾再到对同性恋的恐惧等问题），也包括常规的暗杀（不仅仅表现为伤害对手，还有在场外滥用枪械和斗殴等）和存疑的政治问题（从“好”到“坏”的民族主义展示出的忠诚）。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同时认识到运动员的生活史和其暴力的本质。每一个案例都对人们攻击的严重程度和人们从认同到救赎的表现展开了道德盘点式的互动。

我们很高兴与中国读者一道来分享世界范围内一群卓越的传媒、体育和文化研究学者的研究成果。总而言之，我认为你会认同一点，即他们的工作让你产生在中国语境下思考体育英雄的动力。我很乐观地认为，这一著述将会激发中国学者来思考中国和西方媒体是如何塑造体育英雄，并在他们失宠时又是如何提供解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我要感谢这群负责将《坠落的体育英雄、传媒与名流文化》推介到中国的人。首先，我感谢对我予以持续支持的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是他们为我提供了传播和优艺学院以及电影电视学院的范·德·阿赫主席的职务。更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魏伟博士为这个项目做出的重要贡献。魏博士从2011年就开始勤奋工作，与我的编辑、皮特·朗出版社的玛丽·萨维加尔就翻译本书一事开始合作，最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为魏博士所做的能够让这个项目在中国有一个全新的读者群的一切感到欢欣鼓舞。中国的同僚和学者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这本《坠落的体育英雄、传媒与名流文化》的中译本，我期待着将来与你们展开对话。第一部分框架建构坠落的体育名流第1章传媒名流时代中坠落的体育英雄劳伦斯·A．文内尔Hero | ˈhi（ə）rō|，名词（复数形式：Heroes），一个人，尤指一个因为勇气、杰出、成就或者贵族气质而受人尊敬或具有偶像气质的人（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2009）。“英雄”行为，运动员所为（Drucker,2008, p.420）。

运动员不再像以往那般绅士了。我不喜欢这样的变化。我还是喜欢运动员应作为一个楷模角色的观点。这是一种荣誉（Tiger Woods in G. Smith,1996, p.44）。

今天的“英雄”越来越像饼干盒里的奖品了——我们全都鼓劲儿预想奖品之“豪气”，但当奖品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时就只剩下无尽的失望了（Watson,2008, p.43）。

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吸食大麻了，安迪·罗迪克（A-Rod）服用类固醇了。下一个是谁？美国航空的机长切斯利·“萨利”·苏伦博格（Chesley“Sully”Sullenberger）也会被捕吗？（Rodriguez,2009, p. A21）

我们都清楚，能够上去的都得下来。这一点我们理解起来既直观又符合万有引力定律。然而，当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在我们或是我们在意的人身上时，还是会让我们吃惊不小。不管我们是以错愕、敬畏还是恐惧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经验在本质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通常直击人心。我们认为应当是真实的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看上去坚固无比的建筑顷刻间成为纸牌屋总会令人感到不寒而栗。正如洛弗（Rowe,1997, p.204）所言，当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的英雄身上时，我们必须面对“丑闻的 ‘事实’”。

在体育英雄主义、明星化和名流领域，我们要直面的这种事实越来越多。体育的历史总是被丑闻搞得混乱不堪。20世纪初，人们的视线总被棒球界的贿赂和补救所占据，比如“黑袜事件”（Black Sox）中的“说不是这样的”；乔·杰克逊（Joe Jackson）和后来的名人堂成员泰·科布（Ty Cobb）和特里斯·斯皮克（Tris Speaker）；拳击冠军杰克·邓普西（Jack Dempsey）的“加载手套”（loaded glove）；存疑的女性田赛明星，例如德国跳高运动员多拉·拉特杨（Dora Ratjen）和波兰裔美国短跑运动员斯特拉·沃尔什（Stella Walsh），原来都是男性。20世纪快要终结时，坠落的体育英雄叙事开始成为寻常的小报谈资。职业生涯急转直下的故事包括拳王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逃兵役，纽约洋基队的投手弗里兹·彼得森（Fritz Peterson）和麦克·克基奇（Mike Kekich）的“换妻门”, “棒球先生”彼得·罗斯（Pete Rose）赌博上瘾；短跑名将本·约翰逊（Ben Johnson）在奥运会药检中东窗事发，美式橄榄球巨星O. J．辛普森（O. J. Simpson）令人瞠目的谋杀案，拳击冠军麦克·泰森（Mike Tyson）的强奸案和咬耳朵事件，花样滑冰选手汤娅·哈丁（Tonya Harding）在袭击奥运对手案中犯下的同谋罪行，NBA 球星拉特威尔·斯普雷威尔（Latrell Sprewell）掐自己教练的脖子。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沙尼·沃尔内（Shane Warne）从收受赌注到药检失败再到性恶作剧，以情节丰富、高潮迭起的叙事内容领跑这个小报榜单。

从过去十年的相关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体育英雄坠落的步伐在加快，事件的类型也日益多样化。我们已经习惯于自行车运动中最伟大的运动员一直被兴奋剂和类固醇所困扰；有关田径比赛中不断被打破的纪录让人疑窦丛生；已经存在了十多年的职业棒球的顶级表现，包括本垒打纪录这片圣地，也岌岌可危。但在这些“常规”传奇之上的服药、袭击和粗野行为还有这般的混搭，实在是真正奇怪而令人费解的事情。最近的新闻头条还带给我们高尔夫球界的偶像泰戈尔·伍兹（Tiger Woods）在系列事件云团下生活完全破裂的故事，巴西足球明星罗纳尔多（Ronaldo）与异装癖的妓女嬉戏，美式橄榄球明星四分卫迈克尔·维克（Michael Vick）无知的打斗，英式橄榄球联盟“吐血门”事件中迪恩·理查兹（Dean Richards）假装受伤的伎俩以及放肆的枪战系列等。

这些故事都涉及道德范畴。每个故事都表明了道德底线被跨越，道德越界者是如何回应的，他们应当做什么，是否应当被给予二次机会。这样的故事，伴随着公共领域内的其他章节，标志着当代文化中重要的起伏更迭。作为媒体选择的个体，他们的潮汐涨落能够提升他们的知名度并使其自然化，这是个常识。在体育市场上，大媒体和大体育也有为明星运动员们保证其权力和无敌的一种状态，因此已经成为明星运动员长期的合作伙伴。但是，当体育英雄坠落时，当初在他们上升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媒体的推动功能很大程度被清扫在地毯上。媒体开始构建个体失败和责备的全新叙事模式。这本书正是要考察体育英雄、明星和名流在身份认同之下如何共谋繁荣，同气连枝。我们在这里会认识到他们是如何在道德层面的戏码中展示“真理”的。我们将会探讨体育英雄崛起的事实，激发名流化的事实，并解释他们坠落的事实。英雄之谜

我们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后现代拼接的仿像中，因此询问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是合理的。对很多人来说，相信“找到了真相”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思索失败的原因时，很多人都困惑“英雄们都到哪里去了？”（参见Allison & Goethals,2011; Watson,2008）事实上，思考当代英雄是什么就是一个难题。由此衍生出的各种问题更是困难的、令人费解而感到困惑的。

即使是寻找英雄，可能也没有我们正在寻找的更明确。媒体乐此不疲地制造英雄对于升级的叙事而言也只是让事情更复杂化。因此，我们找到的可能并不是我们要寻找的。此外，有关英雄的观念是易变的——下面是这类事件之一——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有关色情的一个著名的段子——虽然共识的定义是难以捉摸的，当我们看到时我们就知道了。因此，尽管我们都认为自己看到了英雄，但他们并非真正的英雄，因为在他们配得上这种荣誉之前人们对他们的确有不同意见。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大卫·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或者卡斯特·塞门娅（Caster Semenya）配得上英雄的称号吗？也许可以，也许不能。本书认为，是否理解这种领域的争论在文化评价上比追求理解英雄行为是由什么组成的坚定决心更为重要。

尽管如此，不少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仍然带给我们大量有关英雄和英雄行为的经典阐释。从荷马史诗《伊利亚德》（Iliad）中首次出现的词汇“英雄”（Curtius,1963），到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1958）在《人类生存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关于一组原型的理解，在这一章的定义框架中，这些“英雄”通常被默认为男性（Vande Berg,1998引用）。这里，“复合材料理想体现”的实施人（McGinniss,1990, p.16）具有高超的能力、性格和勇气，其标志正好是其刚毅、机智和高尚的行为。正如坎贝尔（Cambell,1968）指出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化的变迁，这些原型已经具有柔韧的持久力，经历了被公认为英雄从而其事迹被叙述化的一段旅程：

一个英雄从寻常世界到具有超自然奇迹领域的冒险：他在那里获得了神奇的力量，并在那里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英雄将通过神奇旅行而拥有的力量赠予跟他同行的人（p.30）。

最近有大量关于这种经典概念是否应当退出舞台的争论。评价的中心是坎贝尔概述的阶段已经没有多少神话存在的现实，但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特定叙事的结构性倾向在公共领域越来越被常规化。有鉴于此，阿里森和哥埃塔尔斯（Allison & Goethals,2011）在他们里程碑式的研究《英雄：他们做了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他们》（Heroes:What They Do and Why We Need Them）中进行了反驳，回答那些提出如“英雄们都去哪里了”等问题的人，这些人断言当代是一个英雄匮乏的年代。阿里森和哥埃塔尔斯的回答是英雄们哪儿都没去。事实上，他们发现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里，被命名的占据压倒性地位的非虚构英雄都已经成家立室，也包括人道主义者、普通人和弱者。可以说，当代英雄的图景是与麦金尼斯（McGinniss）的“复合理想”（composite ideals）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它也是与传媒中没有被反复叙事化的人群结合起来的。因此，阿里森和哥埃塔尔斯（Allison & Goethals,2011, p.26）提出，非虚构的英雄在被叙述的过程中看上去正在取得稳步的提升。在这群人当中，体育明星以超过10%的比例领衔群雄。这个比例大约是被命名为英雄的娱乐工作者和国家元首的一倍。

在超商品时代中，传媒在将公众人物定义为英雄时有不少私心，从而使他们成为明星（或者至少是类星体）和名流。布尔斯廷（Boorstin,1973, pp.57,61）曾经尝试用二分法来定义英雄，在他那里英雄的“区别在于其成就大小”，而名流则是由于“他的知名度而为人所知”的“伪事件人群”。这种说法早已过时，只留下双向行驶的街道上灰色地带中的隔离带仍在发挥效用。在这种背景下，传媒的内在需求就是把英雄转化为名流，把名流转化为英雄。当今世界，英雄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经历“大树倒下却没有被人听到”的“传媒化”历险的人了。人们对此产生了争论，而正如斯特拉特（Strate,1994, p.16）所说，“如果没有传播，根本就没有英雄”，这一切让“未被赞颂的英雄”变得越发不可能出现。

对于传媒而言，英雄的名流化需要大量的叙事并存在顺理成章的经济价值；与此相伴的是，成为一个名流在某种意义上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塑造一个真正的名流而言，传媒机器中名流“成分”的“添加值”是有帮助的，它能够提升明星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持久竞争力，也能够帮助明星避免迅速沦为黯淡的类星体。当然，矛盾在于具有英雄添加值的名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玷污这个荣誉（参见Wenner,2007）。这让这一切于一定程度看上去比现实更加虚伪。这样的矛盾和内在的不稳定，很可能将当代英雄是什么或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导向吉尔茨（Geertz,1973）得出的结论，即英雄类型已经变得“模糊”。体育英雄之谜

迷雾深藏在我们寻找英雄的过程中，只能在我们的英雄空间被体育名流的上升和统治充盈之后彰显。事实上，在文化领域中没有比体育更需要英雄的了。正如阿里森和哥埃塔尔斯（Allison & Goethals,2011, p.36）所说的，“在体育世界里，英雄比比皆是，更重要的是要保证每天都能在场”。英雄们撑起了体育的基本业务。这与娱乐工业是截然不同的。举个例子，娱乐工业无法避免用英雄来丰富和巩固他们的名流阶层和明星地位，其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明星未必是英雄，即使他们能够在虚构角色中发挥作用。其他公共领域如军事和政治等则在为英雄主义结构性条件的出现提供传导功能，而且不会分享英雄叙事日常相同的嗜好。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很难想象拥有比传媒体育生产结合体更高效率的英雄生产机器。德拉克（Drucker, 2008, p.418）提出，由于其独特的传播需求，“当代体育给大家造成了一种错觉，即英雄都是出自职业体育运动。然而，这些所谓的 ‘体育英雄’实际上就是职业运动员名流化的产物，而不是制造英雄的结果”。

如果不解决名流和英雄之间类似于鸡和鸡蛋哪个先出现的问题，那么体育英雄就会呈现出名流属英雄种内一种独特的、被阉割的变种现象（参见Andrews&Jackson,2001; Smart,2005; Whannel,2002）。典型的英雄总是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匆匆推向台前。然而，对于体育英雄来说，这在一个很基本的层面上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体育竞赛——“一个规则的约束自成或自给式的活动”（Drucker, p.422）——不具有比生活提供更多剧本的可能性。生活不是一场游戏。生活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即使对很多人来说，在体育比赛中谁胜谁负是很重要的，但说到底体育比赛就如同休闲欣赏活动中的一次表演，并在市场环境中被日益职业化而具有观赏性。因此，把体育英雄指定为真正的英雄可能是一种结果未知的努力。

有关体育英雄是根植于神话和浪漫主义（Crepeau,1981）的观念是存疑的。美国文学史认为，奥利亚德（Oriard,1982, p.26）发现了运动员英雄的创造是更大规模和流行的“英雄制造冲动”中的一部分。奥利亚德（Oriard,1982, p.30）认为，体育英雄很大程度上是“英勇的英雄”而非“道德的英雄”。这与阿里森和哥埃塔尔斯（Allison & Goethals,2011, p.200）的观点不谋而合，“尽管英雄主义能够建立在道德和能力的双重基础之上，但也可以单纯是能力，绝大多数的例子……包含了这两种品质”。事实上，洛弗（Rowe,1997, p.207）总结的“体育的英雄神话总是出现在一场胶着比赛的紧急关头运动员超常的身体表现和演出者的伟大表现”，暗示着把这种特质和以这种特质指代的另一种特质结合在一起的核心趋势。这种趋势就是哈里斯（Harris,1994, p.13）所谓的“运动员—英雄窘况”的核心。其中，她认为从能力到道德的推论几乎总是被三个条件所制约——“肤浅、有缺陷的复杂性和划分”，阻碍着当代运动员的发展和道德尺度。

最后，对我们来说，期待运动员，甚至是运动员英雄不仅仅是一名运动员，还要在有关能力和道德的英雄行为中取得平衡的想法也许是不合理的。我们总是在对意义的追求中期望得到更多。媒体提供的观念是：非凡的运动能力通常是以性格和毅力作为支撑的。尽管如此，NBA篮球明星查尔斯·巴克利（Charles Barkley）评价自己的名言——“没有角色模式”，与之也没有什么内在联系。体育明星在英雄主义的意识和道德层面上的缺点已经导致如威廉姆斯（Williams,2009, p.13）等人提出的各类批评，提醒大家注意“运动员崇拜的荒谬”，因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运动员不足以变身为道德的旗手”。

因此，大量有关体育英雄的大众文化和学术著作都在持续质疑一些基本问题，如当代的名流群体能否经得住英雄类型的真实性测试。不幸的是，如此坚定的质疑的决心却一定要与一个可能是无法解决的哲学命题的模糊区隔混杂在一起：运动英雄主义是基于表现或行为吗？无论如何，探寻有运动英雄行为限制的体育英雄之谜而产生的焦虑是显而易见的。与之相关联的是传媒舞台上当代体育所扮演的角色语境下的性格塑造的基本问题。正如工业化向我们揭示的那样，内部环境迫使体育不得不具有塑造性格的功能，提倡将体育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使这个日益女性化的社会中的男孩子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加坚毅。实质上，人们争论的焦点就在于体育能否帮助男孩儿蜕变成男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逻辑残留的缺点已经在自身上展露无遗。因此，在今天这种环境下，我们更有可能听到有深度的笑话：我们知道体育塑造性格，但我们不确定是哪一类的性格。有鉴于此，如果不考虑性格问题，那么对当代体育英雄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体育不仅仅塑造性格，还展示性格。我们看到的也许是好的、坏的或是丑陋的。因此，如果我们不考虑体育英雄为什么会坠落，那么有关体育和性格的研究也难说是完整的。为什么坠落的体育英雄是重要的

传媒重视坠落的体育英雄有很多原因。这些有关坠落的故事是多样的、有争议的和引人注目的。正如洛弗（Rowe,1997, p.203）提到的，每个事件的情节都在“一个熟悉的、充满敬意的和愤怒的、庆贺的和中伤的、道德主义和虚无主义之间的小报线路径之中”。这些故事可能是很复杂的，存在可商榷的潜在心理问题，对那些视体育英雄高高在上、为自己角色模板的小朋友来说尤其如此。这已经引起了美国心理学会（APA）的重视，他们会在一个体育英雄坠落时为家长、教师和教练提供策略咨询（“Fallen sports heroes”，日期不详）。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将体育英雄的坠落作为“教学机会”，来指出来自同行的压力是如何让人犯错的，为什么因在竞赛中的尝试（比如促进发挥的药物）带来不公正是错误的，为什么承认错误并道歉是重要的，运动员在充分构建英雄行为之后是有出现问题的可能性的，为什么需要给予他们第二次机会，人生中有更多的其他英雄角色模式而不是只有运动员而已。美国心理学会提供这样的策略是要提醒我们，体育英雄会有多么不稳定而可能坠落的，进而指出人们在体育的语境中理解英雄时在道德情感上的态度是捉摸不定的。

对坠落的体育英雄状况的考察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对成年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一事件中的“老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他们对这些现象进行“事无巨细”的曝光，分析什么倒下了，这意味着什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体育媒体因此被推到了新闻前沿和“玩具店”的核心角色，进一步塑造道德教育的不良角色。体育媒体就像娱乐和财经（当我们“震惊地”了解到近期世界经济崩溃以后越来越是如此）媒体一样，他们都更倾向于成为他们领域和明星的啦啦队员。即使认识到了媒体作为道德的仲裁者能力的局限性，每一个坠落的体育英雄的案例都提供了机会，将意义搁置在孕育着各种可能性的文化系统中。

不幸的是，即使体育媒体能够克服其在道德观点和喝彩倾向性上的不足，它还是时常保留来自体育社会化和异化的情境复杂性带来的曲解挑战。事实上，要覆盖这种“节拍”——以及有资格谈及坠落的体育英雄的规律性——是需要对青年的体育亚文化、制度化特权和对精英运动员的庇护，以及对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局限性加以更多细致的理解的。因此，大量有关刚愎自用的体育英雄的报道倾向于将对坠落的英雄个人进行不恰当的指责作为手段。对于媒体而言，鼓励体育系统丢掉一个烂苹果，转而返回啦啦队员角色，时常比注重审查体育文化和稳定其角色要容易得多。

大量有关体育社会化和异化（参见Atkinson & Young,2008）的文献都意识到媒体在建构精英运动员特权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许多坠落的大时代运动员抱怨社会化和组织亚文化的某些方面而产生的突出效果。这在杰夫·本尼迪克特（Benedict,1997,2004; Benedict & Yeager,1998）的三次对有关犯罪的运动文化的描绘中看到，这普遍存在于大学体育运动、国家美式橄榄球大联盟（NFL）和NBA比赛中。基于犯罪报告和有关逸闻趣事的证据，本尼迪克特推导出了一个处于弱势群体的人被培养成具有大男子主义价值观的享受特权生活的人时会出现的问题，且指出当上升到机构层面时，机构就会暗中纵容甚至经常明确包庇嫌疑人。本尼迪克特的描绘揭示了一种产生和纵容犯罪行为及性侵害的环境，这种环境被贝弗利·史密斯（Beverly Smith,1996, p. A11）称为“‘暴力的圆顶体育场’，这里允许在正常社会中不被允许的暴力发生，同时也让想要挑战它的任何人失声”。然而，如同本尼迪克特（Benedict,1997, p. xi）提到的他的工作，很多人看到了在报道结果时打种族牌的危险，那就是“不适于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包括那些有关民族和种族群体的报道”。

与此同时，其他有关坠落的体育明星的分析，例如泰特鲍姆（Teitelbaum,2005,2010）对于体育社会化、种族融合、民族和大男子主义语境下运动员的心理有更加清晰的审视，在揭秘坠落的体育英雄的文化意义时很有可能保持持续的敏感。如同奥登和罗森（Oden & Rosen,2010）在其著作《从荣誉到耻辱：种族、体育与坠落》（Fame to Infamy:Race, Sport， and the Fall from Grace）中提到的，当道德、性和暴力等问题占据舞台中央时这一点体现得尤其准确。为什么黑人男性运动员会坠落？没有比这更明确的文化阐释了。在此，如同格兰杰、纽曼和安德鲁（Grainger, Newman &Andrews 2006）以及莱昂纳德（Leonard,2009,2010）所指出的，黑人男性运动身体的意义几乎总是与犯罪、吸毒和性异化等倾向配对，通过嘻哈文化等标识形成刻板印象。

显然，对于《坠落的体育英雄、传媒和名流文化》 （Fallen Sports Heroes, Media, and Celebrity Culture）这本书更大的主题的探讨，意味着不得不与种族和性别议题相伴的“传媒牌”。近年来有大量传媒敏感工作的优秀作品（参见Denham,2004; Foote,2003; Kennedy,2000; Markovitz,2006;Wachs & Dworkin,1997），在深度和广度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也许就是洛弗（Rowe,1997）的《未竟的阿波罗》（Apollo Undone），一篇基于他之前作品（Rowe,1994）中有关“倒霉的魔术师”约翰逊（Magic Johnson）因艾滋病而坠落的事例的作品。洛弗的作品特别重要，因为它将一系列体育丑闻放置在后现代时代传媒更广阔的作用中。洛弗（1997, pp.204 -206）在研究成果中谈到了体育媒体独特的模糊线条，这些线条经常与幸灾乐祸的有罪欢愉联系在一起，还离不开对“后现代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讽刺离散（ironic detachment）”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将“硬新闻”同“软新闻”和“日常八卦”交织在一起。

传媒在如此湿滑的草坪上卷入道德意义，时常与骑士精神相联系，意味着类似本书中尝试在英雄-恶棍弧（hero-to-villain）上丰满起来。开辟全新的研究领域将会面临很多挑战。迎接这一挑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我们这片文化沙漠中，公众人物是如何划下自己的道德底线的。在此基础上，讲述坠落的体育英雄、传媒如何对待他们以及我们如何在微观层面理解名流文化等，就有了很多引人注目的理由。正如洛弗（Rowe,1997）提到的，这些通过广阔的隐含义卷入了重量级的问题：

体育为什么和通过什么渠道与这些丑闻相联系？什么类型的名流与丑闻相关？名流的体育丑闻如何提供政治-文化讨论和话语？这些绝不是临时伪事件的轻量级问题，因为他们直指流行文化中难以捉摸的政治核心。每一个丑闻都成了一次解构和审问社会意识形态和结构的机会，其中所有形式的流行文化都被束缚并寻求解脱。（p.204）

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这些机会都是不相关联的。因此，我们关注到一个个丑闻反复呈现，并看清其作为个体独特的失败故事的叙述方式。于是，当运动员的行为出错——无论在赛场内还是赛场外——我们都倾向于指责主角，而不是体育的结构和社会化。体育的结构和社会化才可能是引发问题或者迫使媒体鼓励某种明星“出世”的根本原因。本书提供了一个持续关注坠落的体育英雄现象，并理解体育和传媒二者在英雄-恶棍弧上成为一种当代名流注入文化中不可避免的特色的机会。本研究在广阔的文化场域中展开，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特定体育英雄为什么坠落和停滞，而且让我们明白某一天明星能够在他人的帮助下重新闪耀的原因。坠落体育英雄的形势

本书通过分析坠落体育英雄的形势带给我们一趟独特之旅。本论文集的特色是网罗了全球范围内有关体育、传媒与文化研究重要的学者团队。每个案例都带来一个理解体育明星、英雄和名流起起伏伏的独特的观测点。我们从开篇的“框架篇章”就深入研究一些著名体育人物沉沦时的肮脏细节，是要提醒大家这些道德传奇显著的多样性和他们对公众意识的影响。在这些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所叙述的不仅仅是关于体育，还包括更广阔领域内的性格、责难的归因，引导我们进行判断的道德标准，我们可能得到第二次机会并试图救赎的条件等。这些事件引起我们思考的，不仅仅是体育英雄们在个人与团队运动的对决中如何书写其独特之处，还有他们是如何像教练和解说员一样运用他们独特的置身于道德领域的方式，来引导和阐释我们的体育经验。这些体育人物面临的道德危机远远超出诸如吸毒、服用违禁药物和在赛场上使用“非等级”手段进行欺骗等恶行的影响。他们揭示了一种源于授权和自吸的感觉，并提供深入的“发展掣肘”。我们学习到的是很多在体育世界里无法理解的“什么是关于不”的东西。

在这一章介绍的基础上，是以名流、运动员和传媒主题以及作为坠落主角的体育英雄为框架的三个章节。在《揭示名流体育》中，文化研究理论家托比·米勒通过对早前一位体育英雄被自己的商品化所伤害的事例的考察，启发式地阐释了文化名流的崛起和体育明星的道德复杂性问题。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威廉·J．摩根的《运动英雄行为及道德边缘生存》通过对真正的英雄行为和运动员行为进行比较，指出了媒体固有的局限性，有意义地辨识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该部分的最后一章是体育传播学者布莱恩·邓汉姆把传媒对坠落的体育英雄的报道置于新闻价值和议程设置理论语境中的介绍性篇章。在《从报道到恢复：坠落体育名流的传媒化》一章中，邓汉姆概述了媒体使用认知框架的历程，举例说明了不良行为并允许其救赎的过程。

第二部分的案例研究从一个广泛的维度考察了个人体育项目中英雄的坠落以及团队体育项目中当个人成为焦点而团队被忽略的情形。安德鲁·比林斯考察了高尔夫巨星泰戈尔·伍兹在他的婚姻和性关系中是如何“粗鲁着地”，并且由于辩解书策略的错误行为导致问题复杂化的概要。李·哈林顿和金·施梅尔通过安德鲁·阿加西对形象、重构与忏悔的协商来图解“网球名流的潮涨潮落”。林茜·米恩对径赛明星玛丽安·琼斯的研究展示了传媒对于人们理解她首先作为“黄金女孩”，然后通过个人关系中的欺骗行为和服用有助于提高成绩的药物的框架演变史中性别和种族等问题所起到的作用。贝基·比尔讲述的故事描绘了一张截然不同的运动药物处方，讲述一个在“滑板运动的兴衰”中与冰毒和基督徒碰撞的职业滑板运动员孤独的克里斯蒂安·细井的故事。詹姆斯·切尔尼和库尔特·林德曼通过解析职业摔角偶像克里斯·贝诺伊特生命中的谋杀和自杀惨剧，来展示传媒如何理解可促进成绩提高的药物对脑震荡带来的外伤效应可能产生的疑云。皮尔科·马库拉和佐埃·阿芙内尔从禁药谈到酒精，他们考察了芬兰跳台滑雪名将马蒂·尼卡宁转型为流行歌手的永久性公众肥皂剧。阿里斯泰尔·约翰、托尼·布鲁斯和史蒂芬·杰克逊探讨了一个不同的公众侮辱事件，新西兰帆船运动员罗素·库茨在媒体中是如何在国家忠诚和国际市场中取得平衡，这涉及人的伦理机会主义问题。这个部分的最后一章是由切里·库基和莎莉·德沃尔金来完成的，他们以南非短跑运动员卡斯特·塞门娅的明星形象被损害事件为例，探讨媒体和国家认同在关于性别鉴定和维持女性体育运动的公平竞争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本书的第三部分展示了如何在团队体育运动的语境下，将坠落的英雄传奇叙事复杂化。当教练员经常发现“这支球队中没有 ‘我’”的时候，媒体叙事就会清晰地提醒大家球队中有一个自私的名流。迈克尔·加尔迪纳和马尔·马格努森探讨了因有犯罪嫌疑的斗犬行为而使明星四分卫迈克尔·维克蒙羞的事件，以及他恢复名誉的过程中传媒作用的复杂性，从而考察出文化综合体的传媒敏感度。凯瑟琳·拉维尔提醒我们“枪不是笑话”，她通过对两个互补的案例——NFL球星普拉西科·布雷斯和NBA球星吉尔伯特·阿里纳斯的坠落——展开框架分析，对使用枪械、黑人男性气概和城镇文化进行了探讨。玛丽·麦当劳和切里·库基展示了种族、“位置感”、男性标准中恶劣的性行为，以此来投射出媒体理解的阴影，如一些WNBA“坏女孩”们“令人震惊的举止”。奥利弗·里克、迈克尔·西尔克和大卫·安德鲁斯揭示了运动员与媒体的关系是如何紧张的——国际足球传奇名流大卫·贝克汉姆对大市场传播中媒体的不满情绪——协调超商品环境下公共情绪的变化。比尔·格兰萨姆通过约翰·特里图解了英格兰和切尔西足球队精英中后卫约翰·特里小报生涯的法律和道德关系，从庆祝获得“当年最佳父亲”的荣誉到与队友的妻子搞婚外情。吉姆·马凯和卡伦·布鲁克斯展示了关于“澳大利亚式”足球“皇帝”韦恩·卡雷的传媒叙事手法，这种手法适用于有倾向猥亵、暴力和滥用药物的惯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救赎的规范化叙述。大卫·洛弗的有关后殖民阴影下的印度明星板球投手哈巴杨·辛格在种族和国家的复杂性上的跌宕起伏在传媒呈现上的二元性一章颇为有趣。

第四部分是开疆辟土的新篇章，其中的案例是为了检验一些越来越英雄化和名流化的教练员和体育解说员等体育领袖坠落时会发生什么。玛丽·哈丁和尼寇·拉沃依考察了刚愎自用的女子篮球教练员雷内·波特兰和波姬·查特曼是如何在女子校际篮球界中因不同寻常的违规的“女子同性恋问题”而遭到媒体对“新同性恋恐惧症”的细致审查的。迈克尔·巴特沃斯分析了三位领袖级大学橄榄球“教练走向狂野”的实例，揭示了在男性霸权主义的道德环境下传媒在报道球员时是如何表现出倾向性的。凯文·杨和迈克尔·阿特金森在这样的环境下理解得更深入，他们图解了英式橄榄球联盟是如何允许伦敦哈勒奎因队教练员迪恩·理查兹演绎离经叛道的规范性，以软化在臭名昭著的吐血门事件中，他的一名占优势地位的球员因诈伤而带来的传媒化的坠落。希瑟尔·杭德利将关注的焦点从坠落的教练员转移到了解说员，他图解了这群依靠声音之“剑”过活的体育明星如何承惠于有关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方面的违规，又是如何“死”在这把剑手里。杰伊·谢雷尔和丽莎·麦克德蒙特通过思考唐·切里的案例继续讨论这个话题，这个时常得到两极化评论的“加拿大冰球之夜”声音的“洛肯·索肯民族主义”，向人们展示了英雄-恶棍二元对立会有多么复杂。

最后，这本书的结束部分是以对前铁人三项冠军斯科特·廷利“泡沫内部”的反思来完成的，他的表演让这项运动充满魅力。廷利关于我们的体育身份认同的坦诚观察本质上是与我们的英雄们“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息息相关的，这也提醒我们，就整体而言我们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都享受我们搭上的名流体育英雄之旅，我们看上去无法把我们的眼睛（媒体对我们道德评估的转变）从他们的坠落上移开。在这条旅途上，我们都希望我们是那个英雄，想到这一点的同时又不寒而栗。参考文献Allison, S. T. , Goethals, G. R. （2011）. Heroes:What They do and Why We Need Them. New York, 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Andrews, D. L. , Jackson, S. J. （Eds. ）. （2001）. Sport Star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porting Celebrity. London, UK:Routledge.Arendt, 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Atkinson, M. , Young, K. （2008）.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Sport. Champaign, IL:Human Kinetics.Benedict, J. （1997）. Public Heroes, Private Felons:Athletes and Crimes Against Women. Boston, MA: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Benedict, J. （2004）. Out of Bounds:Inside the NBA' s Culture of Rape, Violence, and Crime. New York, NY:HarperCollins.Benedict, J. , Yaeger, D. （1998）. Pros and Cons:The Criminals Who Play in the NFL. New York, NY:Warner Books.Boorstin, D. J. （1973）. The Image: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NY:Harper & Row.ndCampbell, J. （1968）.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2 ed. ）.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repeau, R. C. （1981）. Sport, heroes and myth.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5（1）, 23-31.Curtius, E. R. （1963）.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New York, NY:Harper & Row.Denham, B. E. （2004）. Hero or hypocrit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portrayals of Carl Lewis amid revelations of a positive drug test.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39（2）,167-185.Drucker, S. J. （2008）. The mediated sports hero. In S. J. Drucker & G. Gumpert（Eds. ）, Heroes in a Global World（pp.415-432）. Cresskill, NJ:Hampton Press.Fallen sports heroes. （n. d.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 healthyminds. org/More-Info-For/Athletes/Fallen-sports-heroes. aspx.Foote, S. （2003）. Making sport of Tonya:Class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unishment.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27（1）,3-17.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NY:Basic Books.Grainger, A. , Newman, J. I. , Andrews, D. L. （2006）. Sport, the med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ace. In A. A. Raney & J. Bryant（Eds. ）, Handbook of sports and media （pp.482-505）. Mahwah, NJ:Lawrence Erlbaum.Harris, J. （1994）. Athletes and The American Hero Dilemma. Champaign, IL:Human Kinetics.Kennedy, E. （2000）. Bad boys and gentlemen:Gendered narrative in televised sport.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35（1）,59-73.Leonard, D. J. （2009）. It' s gotta be the body:Race, commodity, and surveillance of contemporary Black athletes.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33,165-190.Leonard, D. J. （2010）. Jumping the gun:Sporting cultures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Black masculinity.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34（2）,252-262.Markovitz, J. （2006）. Anatomy of a spectacle:Race, gender, and memory in the Kobe Bryant rape case.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23（4）,396-418.McGinniss, J. （1990）. Heroes. New York, NY:Simon & Schuster. 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Version 2. 1. 3（80. 4）]. （2009）. Cupertino, CA:Apple.Ogden, D. C. , & Rosen, J. N. （Eds. ）. （2010）. Fame to Infamy:Race, Sport, and the Fall from Grace. Jackson, MS: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Oriard, M. （1982）. Dreaming of Heroes:American Sports Fiction,1868 -1980. Chicago, IL:Nelson-Hall.Rodriguez, G. （2009, February 16）. Our need for heroes, flaw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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