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平台：商业未来行动路线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安德鲁·麦卡菲,（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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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平台：商业未来行动路线图试读：

感谢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麦卡菲一家，包括戴维、香农、艾米莉亚、奥萝拉和艾弗里，感谢你们在牌桌上时不时手下留情，让我不至于输得精光。——安德鲁·麦卡菲

感谢我的母亲玛格丽特，是您的微笑与爱，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让我一路前行。——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推荐序1智能时代“三生万物”的生动图景

不少以未来为话题的书，传达的只是一些轻松的畅想和率性的臆断。而麦卡菲和布莱恩约弗森的这本新书，细致中不乏节制地分析和描述了未来商业和技术世界的真实情景。对所有用心思考商业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而不得其解的人，读这本书都会有茅塞顿开之感。[1]

相比于他们三年前出版的《第二次机器革命》，这本书展望未来时更接地气。它所呈现的未来，的的确确是“早已发生的未来”。

按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前CEO（首席执行官）郭士纳的说法，商业竞争（商战）分为两种，一种是面向未来、值得打下去而且越打越精彩的战争；还有一种是实际上已经结束、属于昨天的、越打越乏味、即使赢了也没有意义的战争。有胆略结束“昨天的战争”，并发动属于未来的战争，是卓越领导者的重要标志。《人机平台》是写给那些正准备发动面向未来的战争的领导者的。

2016年4月，阿尔法狗（AlphaGo，围棋机器人）战胜李世石，在全球引发了对人工智能持续至今而且在今后会愈演愈烈的追捧，以至不少人以为，对人工智能的热捧不过是媒体和资本炒作的结果。但如果你读过麦卡菲和布莱恩约弗森出版于2014年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你会很自然地意识到，人工智能成为科技界和商界关注的焦点实属必然。

颠覆性的力量“都是蹑着猫步而来”（安迪·格鲁夫语）。突变出现时我们之所以感到诧异，是因为我们对早已涌动的暗流缺乏感知。两位作者是那种感觉灵敏到能听得见猫的脚步声的人，所以他们能在热点出现之前就真切地描述热点。

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中，作者明确地告诉读者，以蒸汽机为代表的1.0版机器，是四肢远比人类发达但脑力为零的“大力士”，“它们高效地‘外包’着人类的体力。而以机器人、3D（三维）打印机、超级计算机为雏形的新机器导致了人类脑力的大幅度外包。这种‘灵长类机器’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其真正的特性不仅在于它们具有脑力，更在于它们的脑力能够以巨大的加速度持续进化。新机器大爆炸、大裂变式的脑力增长将不断释放令人震惊的生产力，在诸多方面将不断让人类自叹弗如，人类以往对生产力的计量体系将面临穷尽和崩溃”。（本人2014年为《第二次机器革命》中文版写的推荐语。）

三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作为新物种的新机器进化的速度和样态，其中有两点格外明显。第一，它进化的速度比人们想象的快得多；第二，新物种已经呈现出新的变种。

如果说《第二次机器革命》关注的更多是有形的机器——新机器的“形”，作者三年后写的这本书，更深入地看到新机器的本质——新机器的“神”。作者看到，有形的智能机器之外，还有两种“大象无形”的机器，即两种我们不以为是机器但具备了机器的根本特征，而且比有形的机器更强大、更具“杀伤力”的机器——平台（platform）和大众（crowd）。

机器（machine）的本质是它所内含的机制（mechanism），即一种转化、放大、优化人的能量和技术的系统化能力。机器人、超级计算机当然具备这种能力，平台和大众同样而且更加具备这种能力。

两年多前，本人与凯文·凯利做过一场对话，我印象最深但又稍有迷惑的是他的一个观点：不要把人工智能狭窄地理解为机器人，与机器密切相关但比机器的智能更强大的智能，是一种人机化的智能，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网络智能，也可以叫云智能——把机器与机器、人与人同时连接起来后涌现出来的网络。

读完《人机平台》，我才真正明白了他到底在说什么。

简单地说，当今世界上出现了三种“新机器”，或者说是三种智能——机器（智能），平台（智能），大众（智能）。

与这三种“机器”相对应的，是三种相当常见、传统的东西——人脑，产品，公司（作者称之为“核心”）。

作者首先向我们展示的是人脑与机器、产品与平台、核心与大众之间的竞争。这是一种看上去极端不对称的竞争。

要理解什么是“极端不对称竞争”，我们不妨回味一下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故事。

阿尔法狗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可战胜人类顶尖棋手，这就是一种不对称竞争。但对于我们这些对机器学习和围棋的真实难度不知其详的人来说，体会其中的“极端不对称”，可不那么容易。

书中讲到的一个案例也许更能感受到人脑与机器脑之间竞争的极端不对称。

美国有一个研发抗癌药的顶级研究团队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实验。这个实验展示了机器人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这个机器人是由IBM研制的，名叫沃森。该研究团队一直在寻找一种能有效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酶。研究人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沃森来做——让沃森“阅读”了针对该主题公开发表的7万篇科学论文，并要求它提出方案。有意思的是，这7万篇论文都是在2003年以前发表的，而2003年到2013年发表的论文有意不让它“读”。他们就是让沃森回到2003年，与全球的顶尖科学进行一场科研竞赛。结果是，沃森提出了7个被证明有效的方案，而全世界这个领域所有顶尖的科学家在10年间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只有10个。

这是一场一个“人”对所有顶尖科学家的竞争。换言之，如果让沃森与人“单挑”，人胜算的可能性是零。最重要的是，沃森的“智商”是呈指数级增长的，而个体人的智商几乎是不变的（如果不是退化的话）。想象一下10年后沃森的智商，我们会不寒而栗。

这是一种动态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不对称。已处于明显弱势的一方如果不放弃竞争的话，就只能以不懈的努力来反复证明自己注定并且越来越不成功，只能从初期的一方尚有些许胜算的战争，演变为“屠杀”和“被屠杀”。

平台与产品，机构与大众（众包、众创、众筹之“众”）之间，也呈现出这种极端不对称。Facebook（脸谱网）是一个不自产任何内容的媒体平台，但它提供的媒体内容、实现的媒体收入，已经超过了美国所有自产内容的传统媒体的总和。不拥有自己的商品和仓储、物流系统的阿里巴巴的市值，已经是沃尔玛的两倍多，而且这种差距会持续增大。优步让全世界无数的出租车公司和司机恐慌不已，不拥有一间房的爱彼迎接待客人的数量早已把传统酒店业巨头万豪抛在脑后。这就是产品与平台之间的极不对称。

大英百科与维基百科之间，传统操作系统与Linux之间，则代表着核心（机构）与大众之间的极端不对称的竞争。

但这本书并非在发布关于未来的一系列灾难预言。

坏消息是，人与机器的“标准伙伴关系”——人掌握勿庸置疑的主动性和控制力，机器高效完成辅助性工作——已开始松动甚至瓦解，机器正在拥有逐级而上的自主性。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机器不甘与人平起平坐的气势。

好消息是，如果人和企业有自知之明，明了机器“尺有所短”，自己“寸有所长”，在某些方面优雅地放手或退位，在显而易见的“极端不对称”中发现机器、平台和大众的软肘，找到隐秘的逆袭点和平衡点，我们就能重建人机生态，在“新寒武纪”里成为与众多新物种和谐相处的新物种。

读这本书，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被引领着，一次次领略直击问题本质的认知快感。通过多角度、案例与逻辑交相辉映的呈现，我前所未有地获取了一幅关于智能时代“三生万物”的生动图景。如果只有时间读一本关于智能时代的书，读这本书是一个靠谱的选择。吴伯凡《伯凡时间》创始人，著名学者

[1] 《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6年12月出版。——编者注推荐序2数字化时代的创新生存：替代工作与创造工作

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就在《人有人的用处》（1950年出版）中预言，“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势必要在社会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其影响广泛的《数字化生存》（1996年出版）一书中指出：“人类将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今天，确实正如这些学者所预言的，人类已经快速进入了信息社会和数字化时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巨变正在以人们未曾预料的速度演进。美国学者安德鲁·麦卡菲和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描述了快速的技术进步，并讨论了一些经济后果。

最近，他们又出版了新作《人机平台》一书，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各个领域运用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颠覆性创新并获得很大商业成就的精彩图景。智能化的机器大规模地替代人的工作，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上，智能机器（通常称为“机器人”）超过了人类能力。这使许多人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人类工作被智能机器所替代，意味着大量工作岗位的消失，那么，会不会导致出现大规模失业群体？这样的技术进步对人类有何意义？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技术和经济问题，而且深刻地触及了伦理、法律以至哲学性的社会问题。

最近，沙特阿拉伯政府宣布，给予一个叫作“索菲亚”的人形机器人以公民权利。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它突破了伦理和法律界限，技术如果向这样的方向发展，可能严重扰乱整个人类社会。这将是一个错误的行动路线。当然，其他人对此也可能有不同的主张。

安德鲁·麦卡菲和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在《人机平台》一书中指出，在这样的时代，如果要了解人们接下来想要什么，就需要了解人之所以是人的意义和技术路线选择的意义。他们引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忠告：“如果你们想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保证我们的思想成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进而深入讨论了在高度数字化的信息化时代，人类必须以正确的行动路线走创新之路。他们通过对各个领域的现实创新案例的描述和分析来说明，“当今社会有众多机会让更多人做贡献，用技术创造更广泛可共享的繁荣”。书中指出：“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事工作，创造出我们祖父母辈不曾想过的产品和服务。经济体的要件之一，就是专门发明这些新工作的人。……机器并不擅于这种大规模的创意和规划工作，但人类精于此道。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个人回报及社会回报最好的工作之一，原因就在于此。新技术与合适人选配合起来，可以创造更具可持续性、包容性和生产性的高薪工作，从而使雇主、雇员和客户受益。”

关于人与智能机器关系的深入讨论，最终触及了一个深刻的哲学性问题：人类推动技术进步的价值何在？是代替所有人的工作岗位，让人变得彻底闲暇和懒惰，以至成为工作场上的“垃圾人口”吗？也就是说，消灭人的工作，是人类技术进步的最终目的吗？这不是《人机平台》作者的主张。相反，他们认为，智能机器人仍然是人的工具，所要探讨的是，在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未来世界，人类需要有怎样的行动路线，按照人的价值取向，发展信息技术和平台技术。他们说：“个人可以绘制自己的行动路线，企业和社会也同样可以。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绘制自己的行动路线。”

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人类经过极大的努力，实现信息化、智能化和平台化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秩序重构，实际上就是要求，以机器包括智能机器替代人的大量传统工作的方式，创造更多的新工作方式，并培养擅长新工作的人。人类发展的意义是人的潜能的发挥和全面发展。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的目标绝不是创造一个普遍懒惰和无所事事的世界，而是一个不断探索未知和不断创新的世界。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归根结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所以，人、企业和社会都要有不断创新的行动路线和可行方案。这就是《人机平台》一书给我们的充满乐观主义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启示。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2017年11月17日推荐序3未来是什么

一口气读完《人机平台》，来不及细细消化其中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科幻般的演进速度、平台经济上熊彼特式的颠覆势头以及核心与大众孰重孰轻的哲学悖论，思维就定格在爱因斯坦1931年谆谆告诫：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零边际成本下的共享经济初步形成，整个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理想国的梦想。与此同时，现代科技使个人也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日子，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网络应用让知识和机遇也变得似乎唾手可得。可以说，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一致坚信科技和网络的巨大力量，国人也从未像今天一样一起撸起袖子与新工业革命共舞。

然而，“未来是什么”（What’s the Future，WTF）正在引发许多人合乎情理的担忧：担心机器将会取代人们现在的工作岗位，甚至担心人工智能会将人类从自然平衡的翘翘板上挤掉，担心魔力无边的平台经济会废掉产品勇士的神功，担心众包的巨大浪潮会让社会变成无法有效管理的混沌，以至像霍金和盖茨这样的许多权威名流都出来提出告诫，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也把新技术背景的社会就业问题当成最重要的议题。

计算机科学家阿兰凯曾说过，预测未来的最佳方式就是创造未来。我们必须看到，在人与机器之间，机器永远是工具，预测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最大挑战并不在于它将取代多少职业，而在于人类是否因此变得不仅懒于动手，而且还懒于思考。变化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迎接加速变化的新科技和新业态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挑战。引用作者的话就是：“任何一种未来前景都不是预先设定的。个人可以绘制自己的行动路线，企业和社会也同样可以。”的确，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你可以选择在机器人面前甘拜下风，俯首称臣；你也可以视为一种机遇，选择因势利导，创新性开发机器人的威力让它为你在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征途中披荆斩棘。同样，今天任何具有使命感的企业家，一定不会选择将豪赌压在平台或产品的任何一方，而是应该采取切实的行动，力争实现二者之间的再平衡，不应该也不会沦为物联网场景下被电商巨头盘剥的奴隶。而任何机构和领域里不甘平庸的核心与决策者，一定不会选择让资源继续保持内闭环，而是要充分利用网络经济的免费、完全和即时性优势，实现资源的协同共享，不应该也不会在新的外包群体中退变成没有主见的思想傀儡。推而广之，作为全社会的每个人，应该探问的不是机器能为自己带来什么便利，而是应该探寻自己能利用机器创新点什么，成为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时期的新创客和弄潮儿。《人机平台》一书就是对这些担心的系统性的书面解答，也是对企业家应该如何应对技术和业态挑战的殷切告白。这份解答充满积极的热情，这份告白蕴含具有可操作性的智慧。本书的两位作者立足第二次机器革命的背景，通过翔实的案例，不仅客观地描绘了机器、平台和大众所展现出的巨大力量，而且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机器与人、平台与产品、大众与核心之间面临的致命矛盾，进而明确指出这三者之间的创造性破坏已经发生，社会领袖特别是企业家应该积极制订新商业世界的行动解决方案，有效应对这种破坏，换言之就是有效实现三者之间的和谐，让对手成为伙伴，携手为人类创造出更大的幸福。本书同时也不失为一本企业在网络和智能时代的行动指南，在作者看来，唯有通过建立人和机器的伙伴关系，才能快速改变企业执行最重要流程的方式；具有创新性的企业应该坚持产品和平台协同并举，加速促进企业的业务转型；充分利用核心和大众之间的资源共享，实质性改变企业的组织形态和工作原理。

未来的确是未知的，是可以充满美好期待的；技术是十分强大的，是可以加以创新利用的。正如蒂姆·奥赖利先生在其新作WTF: What’s the Future and it’s up to us中所说：未来是什么的答案就在我们自己手中。有鉴于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未来充分自信，就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和胸怀创造未来的壮志，把挑战看成机遇，通过主动务实的努力，创新性地指引机器的走向，构建产品与平台之间的升级化再平衡，打造核心与大众之间的新型协作关系，让网络经济衍生更多元的商业模式，让智能制造为人类绽放更加美好的正能量。卢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推荐序4未来：结束与开端

这是一本关于人类迈向新世界的著作，对于仍处于彷徨混沌之中的人们，这更是一本理解新时代的启蒙书。两位作者跨越学科社群，深入极客与企业群体，经过大量思想的碰撞，将智慧的火花汇集写出书中的三大主题：机器智能、平台革命以及大众力量的崛起。他们将过去10年间，世界出现的最重要的概念、技术与实践加以回顾总结，并且明谕了人类正走在新时代的开端。这三个主题其实十分宏大，若想深入探究绝非一本书可以尽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寻找更多材料去研究。

对未知怀有畏惧是人的天性，因此不论是个人或组织都具备不确定性的规避倾向（uncertainty avoidance，霍夫斯塔德于1980年提出）。未知带来不确定，不确定带来风险，风险代表可能的失败。因此，人们或企业总是尽已所能地去做预测用以防范风险。有些卓越的企业家，似乎有着令人惊叹的能力去预知未来，从而做出成功的决策。然而，人们常常忘记，这些超凡企业家其实曾做过无数决策，但为人铭记的，往往是那些神来之笔，失败的则往往被抛诸脑后。并且，本书所揭示的研究结果已然清楚地表明，机器的运算能力，在曾经发生的事件场景中，如新一年的销售预期、公司的未来股价表现等重复情境，其预测能力明确地优于人类。毕竟，由于与生俱来的感性，人们注定无法像机器般做出完全基于事实的理性决策。

那么，人类是否应该要为日益强大的机器智能（如人工智能）感到恐惧？新时代的开端是否是人类消亡的序曲呢？阿尔法狗的成功，似乎让人们对自己未来的生存价值产生了怀疑。对于这个问题，书中给了一些可能的答案。首先，人们必须承认，机器的能力，在许多场景中，确实比人类的能力强大。人类一直渴望自己居于主宰地位，对环境中的物种与事物具备绝对控制力，其原因也是为了逃避未知的恐惧。但是，唯有承认人类之不足，才能与机器交互成为一种更为有益的关系。这关系，可以是增强、互补或彼此保护。人们应当放下“控制”的思维，将机器作为一个同等辅助的同伴，截其所长，补己所短。其实，在当前世界我们已经开始体验这种伙伴关系了：试想，一个人开着车，听着导航，驰骋在一条陌生的公路上，无须担心迷路，是一个多美妙的体验？此刻，其实人们已将路径规划的决策交付于机器了。

然而，诚如18世纪提出效用理论的数学家伯努利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曼尼的研究，人的决策无法避免地受到人的感性层面，亦即情绪或情感的影响。情感是如此微妙而不可一概而论，同一个情境对某人而言是欣喜若狂，对另一人却可能是暗自神伤。因此，人类组织在做决策时，即便能利用大数据算尽可能性，最后结果也可能受当时人们的集体情绪所影响，这也是机器智能参与人类世界的局限。最终，要去真切感受与激发众人的情感，还是需要人类自己。

也正因为人类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使得大众力量得以通过科技的进步（如互联网）汇集在一起。相较于“人工智能”，这种众人之力可以巧妙地被称为“大众智能”。如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自我实现是人们最高阶层的需求，人们最终都在追寻自我存在的价值。当机械化的生活让人们在日复一日中渐渐失去自我价值感时，能够摆脱束缚、以独一无二的“我”的身份，自主地参与一件事，常常是激动人心的。

因此，大众愿意投入“知识智力”密集的开放创新平台发挥“众能”；也愿意贡献自己的奇思妙想等创意给T恤设计平台，成为“众创”；更愿意在知乎或维基百科上把自己所知所学做为信息分享，造就“众知”：或是愿意为支持某一项新颖的发明或计划奉献自己的财力，变成“众筹”，抑或愿意把手中拥有的资源发挥其最大边际效用，成为“众包”。这些大众力量形成的大众智能所能成就的事，相对于机器智能，明示了单一人类智能做不到的事，大众可能可以做到；更重要的是，如果大众智能与机器智能合作时，为世界带来全新创造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大。

记录众人行动所汇集的大数据让人工智能的学习模型飞跃进步，其中虚拟货币概念开启了数据分享与应用的新篇。例如比特币带来的区块链概念，有着去中心化、不可更改及技术屏障等特点，这些特点可以解决有关“信任”的问题。信任成本是经济学交易成本的重要成分，交易双方常常不可避免地将资金花费在征信、监督及约束上。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学人》上发表的文章《疑心重重》也说明了信任危机对社会造成的损失。而今，区块链概念与技术的应用如果能够降低社会活动中的信任成本，例如蚂蚁金服利用区块链技术为奶粉和白酒产品溯源、追踪，透过不同区块链的数据对接，达成防伪的目的。可以预见，当区块链技术应用日益广泛，大众信任成本下降时，对各种形式的大众自主活动投入将会增加，继而形成更强的大众智能。而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数据库如星际数据库（IPDB）的出现，让数据汇集与分享的成本下降，并允许自由使用与管理时，其巨型数据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变革更将指日可待。

当大众智能与机器智能的结合开启改变世界之门时，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也应运而生。平台化组织利用互联网及机器运算力，让众人之力有了实时汇聚之所。中国可说是平台企业最为勃发之地，上述所说的众能、众创、众知、众筹、众包均可在中国找到对应的实例。大型平台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美团、滴滴出行，更是在大数据与机器智能的帮助下迅猛发展。平台型组织，将借由机器智能日益增长的运算能力与大量实时更新的信息流，连接资源方与需求方，汇集更大力量，获取更大权力，推动与改变世界。

然而凡事必无所畏亦有所畏。如本书作者所言，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如果让平台存在是大众的选择，群体意志的展现，那么平台企业或组织亦必须做出以人类福祉为出发点的选择，以为全人类乃至各物种谋福祉为使命，而且这使命应该凌驾于企业永续经营的目标之上。一个会作恶的企业，不论小恶或大恶，其生存只会带来世界的混乱与动荡。大改变已经揭开序幕，我们必须迎接与机器智能并肩工作的时代，发挥人们独有的、精妙的、结合理性与感性的智慧，将人们不擅长的工作让位给机器。与此同时，无私无畏地集合众人之力，以大众智能协同机器智能，形成更为平等、透明、可信赖的组织力量，让大众对自我生存更具决定权，展现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陈威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教授、菜鸟网络首席战略官译者序

2017年5月，亚马逊网站发来英文版新书推荐邮件，据称这项服务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我们上网浏览新书时，通过内容链接发现《人机平台》英文版正在预售，书名和内容简介都足够吸引人，两位作者的大名及其上一本书《第二次机器革命》也给足了期待，当然是要预订的。大约一个月之后，数字化的图书内容通过数字化网络自动下载到我们的数字化阅读器Kindle。“抢鲜读”之余，我们产生了翻译的念头，于是联系中信出版社，恰好出版社在第一时间拿下了中文版权。一番机缘巧合，促成此次翻译工作。回想起来，这段经历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本书的内容。如果没有快捷的数字化检索和沟通手段，没有中信出版社这样的开放平台，那么，像我们这些远离专业翻译核心领域的大众很难有机会做成这么一件事。

如本书所述，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化时代，时刻都在体验各种变革和创新。以阿尔法狗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追赶人脑，在局部领域已经取得领先；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滴滴出行等日趋智能的平台颠覆传统产业；在人工智能引领的平台上，众包、众筹、众创乃至区块链、智能合同等在线大众创新形态层出不穷，冲击实力雄厚的核心机构以及根深蒂固的制度安排。面对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人们往往在惊叹之余，不假思索地追问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技术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创新，或者说技术还会对我们做些什么？

但是，作者提醒我们，技术是工具，工具本身不能决定对人们做些什么。虽然加速创新的技术创造了数不胜数的选择，但选择权毕竟还在人类手中。更强的技术使人类有更强的能力去塑造未来。塑造未来的方式出自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出自经理人的技术实施与运用，也出自普罗大众的个人事务管理决策。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人民，[1]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所以，我们该问的不是“技术会对我们做些什么”，而是“我们想用技术做些什么”。基于此，我们对技术创新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就显得十分重要。

本书承接《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内容，系统梳理了技术驱动的主要商业形态，并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作者认为，第二次机器革命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数字化技术接管常规工作，也就是人机之间的标准伙伴关系；目前已经转换到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电脑开始在非常规工作方面胜人一筹，而且庞大的人类群体建立了数字化连接，促成转换的主要力量则是人工智能和智能设备。在第二阶段，人脑、机器、产品、平台、核心、大众捉对碰撞，擦出火花。结果，许多传统的假设开始被推翻，惯用的做法也显得过时。

作者按照依次递增的“科幻梯度”（创新的新颖程度），生动地阐述了机器、平台和大众三者在当下和未来的力量，它们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从通用电气、谷歌、苹果、亚马逊等行业巨头，到Facebook（脸谱网）、Uber（优步）、爱彼迎等新兴公司，再到众多的新创企业以及快速崛起的大众，一系列实践事例被作者用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线索串联起来，经层层剖析而呈现清晰的商业模式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图景。本书每一章最后都总结了主要观点，并提出相应的操作性问题，帮助读者思考相关的组织应用。亚马逊网站上，有读者认为本书是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商业实践的必读之作，其各章的总结和问题则是“学以致用”的关键所在。

本书的经济分析深入浅出，与商业叙事相得益彰。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立足第二次机器革命的背景，对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演绎。例如，卡尼曼等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被用于人脑与机器（人工智能）决策的比较与展望；阿克洛夫的信息不对称研究被用于产品市场与多边平台的机制分析；科斯等交易成本学派“大腕”的研究被反复引证，探索大众用技术颠覆公司（核心），而公司依然存续的原因。这些用实践进展倒逼“理论极限”的阐述不仅有力度，而且有趣、有启发性。诚然，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学术研究固然有价值，但仍不足以全面解释当下的创新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既有的理论可能跟不上实践的发展步伐，创新的实践疾呼创新的理论研究。

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已经发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持续升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成为“中国制造”的关键词。所有这些，都与本书的内容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我国企业近年来的数字化创新实践大放异彩，在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多个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因此，本书内容与我国企业的实践相互借镜，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多启示。进而言之，本书有助于企业家思考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例如，面对咄咄逼人的平台，传统的行业竞争手法是否依然有效？面对大众的挑战，坚持打造核心竞争力又是否足够？归根结底，以往的公司战略主张都是由人类提出的，在人工智能快速崛起的时代，会不会出现人机合作乃至机器主导的战略决策安排，从而超越以往的人机标准伙伴关系？若如此，未来的企业竞争又将呈现何种格局？

马敏敏、林昕昱等同事在翻译过程中提供了协助，中信出版社的李红梅编辑和曹萌瑶编辑高效工作，助力译稿最终完成。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时间及水平所限，译文难免有错漏之处，请读者指正。林丹明 徐宗玲2017年9月于桑浦山麓

[1]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M］//毛泽东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前言革命三重奏这些相似的事件对比令人吃惊，它们足以使人确信：就

像早期的工业革命一样，信息革命对未来社会的重大影响还

在后面。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2001年棋盘上的电脑

对人类来说，学好围棋一直很难，而电脑编程下围棋几乎不可能。[1]

围棋是一种纯粹的战略对弈，其中没有运气成分，至少2 500年前就在中国出现了。对弈的一方执白子，另一方执黑子。双方轮流在纵横各19格的棋盘的交叉点下子。如果一个或一组棋子完全失去自由，即其实质上已完全被对方的棋子包围，那么就成为“死子”，[2]必须从棋盘提走。比赛结束时，取得较多实空的一方获胜。

喜欢战略的人也喜欢下围棋。孔子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在很多方面，围棋的地位甚至高于国际象棋——另一种很难的无运气成分的策略性博弈。正如国际象棋大师爱德华·拉斯克（Edward Lasker）所说：“虽然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巴洛克式的国际象棋规则，但围棋的规则是如此优雅、有机和逻辑严谨，因此如果在宇宙的其他地方存在智慧生命形式，他们几乎肯定会选择下围棋。”

围棋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它掩盖了一种难以概念化的复杂性。由于棋盘很大，所以对弈双方下子时的自由度也很大。据估计，在标准的围棋棋盘上有2×10170种下法。这个数字有多大呢？它比可观测宇宙中的原子数还要大。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不合适的基准。可观测的宇宙只含有约1082个原子。也就是说，即使宇宙中的每个原子本身是一个充满原子的宇宙，那么围棋的棋局还是比原子要多。妙不可言的围棋

顶级的人类围棋选手如何操控如此玄妙的复杂性，然后连出妙手？这个问题没人知道答案，就连选手们自己都说不明白。[3]

围棋选手学习定式，并依此出招。然而除了这些经验法则，顶级选手经常无法解释自己的战略。迈克尔·雷蒙德（Michael Redmond）是少数取得围棋最高段位的西方人之一，他说：“我看到一手围棋，并确定它是对的，但是无法准确说出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只是看出来而已。”

这并不是说围棋选手是一群舌头打结的怪人。事实证明，所有人都不能通晓自己所了解的全部知识。当我们识别一张脸或骑一辆自行车时，事后反思一下，我们也不能完全解释自己为什么能这么做。这种隐性知识很难显性化。20世纪英籍犹太裔大学者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观察精彩地总结了这个状况：“我们所知的多于我们所能说的。”

这一所谓的“波兰尼悖论”给任何试图开发围棋电脑程序的人设置了重大障碍。如果没人能清楚地表达战略，那么你又如何编写包含最佳对弈战略的程序呢？退一步说，对一些定式进行编程是有可能的，但是当面对那些能够以自己说不清楚的方式超越定式的优秀选手时，这样做是无法取胜的。

程序员通常借助模拟来操控诸如围棋的所有可能下法之类的复杂环境。他们编写程序，下一手乍看还好的棋，然后探测所有对手对这手棋的合理回应，以及对每次回应的所有合理回应，等等。最终选中的一手棋，本质上就是有着最多后续妙手、最少后续恶手的一手棋。然而，围棋的潜在棋局如此之多，下法如此丰富，因此即使是装满超级电脑的机库，也无法模拟哪怕其中的一小部分。

由于关键知识不可得，模拟又无效，因此围棋编程进展缓慢。2014年5月，哲学教授艾伦·莱维诺维奇（Alan Levinovitz）在《连线》杂志发表文章，探讨电脑围棋的现状和可能进展，结论是：“再用10年让电脑围棋胜出，这可能太过乐观。”2015年12月，心理学教授及游戏专栏作家克里斯·查伯里斯（Chris Chabris）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标题就是“为什么电脑依然无法攻克围棋”。跨越波兰尼悖论

2016年1月，也就是一个月之后，有一篇科学论文面世，它介绍了一台未尝败绩的电脑围棋。总部设在伦敦、隶属于谷歌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DeepMind专攻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详见第2章），发表了《用深度神经网络和树形搜索掌控围棋》一文，成为著名的《自然》杂志的封面故事。该文介绍了阿尔法狗，它是一个找出波兰尼悖论解决方法的围棋应用程序。

阿尔法狗的开发者并没有尝试用超级围棋战略和定式进行编程。相反，他们创建了一个可以自我学习的系统。该系统通过大量对弈研究棋盘下法，并从中学习。阿尔法狗被用来识别大量数据中存在的微妙模式，并将动作（如在棋盘某个特定位置下子）与结果（如赢得围[4]棋对弈）联系起来。

该软件可从在线棋局库中获取3 000万种棋盘下法，并且被告知“用这些数据来了解如何获胜”。阿尔法狗还与自己进行多场对弈，生成了另外3 000万种下法，然后进行分析。系统在对弈过程中进行模拟，但只针对重点下法；它使用从研究数百万种下法中累积的学习结果，模拟它认为最有可能获胜的下法。

阿尔法狗的工作始于2014年。到2015年10月，测试已经准备就绪。它与当时的欧洲围棋冠军樊麾进行了5局秘密比赛。5∶0，机器全胜。

在这一竞争水平上，电脑围棋获胜完全出人意料，这震动了人工智能界。几乎所有的分析师和评论员都认为，阿尔法狗的成就是一个突破。然而，激辩也随之而来。正如神经科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指出的那样，“围棋本不是欧洲的项目，而且这位冠军在世界只排第633名。一个击败世界第633名职业网球选手的机器人令人钦佩，但是说它已经掌控了比赛，这还不够公平”。

DeepMind团队显然认为这是公平的说法，2016年3月，他们在韩国首尔举行5局对弈，挑战李世石。许多人认为李世石是当今世界上[5]最好的围棋选手，也是人类记忆中最好的围棋选手之一。他的棋风被描述为“凭直觉、不可预测、有创造性、强烈、野蛮、复杂、深刻、快速、混乱”，李世石觉得这些特点使他在面对电脑时有明显的优势。正如他所说，“围棋有一种美，我不认为机器了解这种美……我相信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人类的直觉太过先进，依然没法捕捉”。李世石预测自己将在5局中赢得至少4局比赛，他说道：“看了去年10月的比赛，我认为（阿尔法狗的）水准不及我。”

李世石和阿尔法狗之间的对弈引起了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浓厚兴趣。阿尔法狗赢了前三局比赛，确保了自己在五局三胜制中的胜利。李世石反击赢下第4局比赛。他的胜利让一些观察家期盼人类的聪明才智能洞悉数字化对手的缺陷，而李世石可以继续利用这些缺陷。然而就算真是这样，这些缺陷也不够大，不足以令下一场比赛翻盘。阿尔法狗再下一城，以令人信服的4∶1终结比赛。

李世石终于发现竞争严酷，他在失败后说：“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有丰富的围棋对弈经验，但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一些新事物已经在围棋领域产生了。资产也疯狂

2015年3月，战略家汤姆·古德温（Tom Goodwin）点破了一种模式。他写道：“Uber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它不拥有车辆；Facebook是世界上最流行的媒体所有者，它不创建任何内容；阿里巴巴是最有价值的零售商，它没有库存；爱彼迎是世界上最大的住宿供应商，它不拥有房地产。”

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可能会说，这当中有些公司比它们一开始看起来的革命性要小一些。例如，出租车行业的许多公司本身就不拥有自己的汽车。相反，它们持有授权在城市经营出租车的牌照，然后将牌照租给车主和司机。同样，许多酒店公司实际上并不拥有其冠名的所有物业，它们选择与房地产持有人签署许可协议或管理协议。

在上述例子中，有关公司都持有授权、合同之类的长期资产，这些资产对行业至关重要，因此是有价值的。Uber和爱彼迎都没有这些。Uber在世界上任一城市都没有车辆或牌照，而爱彼迎与任何房主都没有长期合同。然而，两家公司都很快获取了数百万的客户，达到数十亿美元的估值，这使得古德温观察到的成功现象更为引人瞩目。在他发表专栏文章时，每天有超过100万人乘坐Uber汽车抵达世界上60个国家的300座城市，爱彼迎在191个国家提供了64万种不同的住宿选择，从蒙古的蒙古包到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笔下的爱尔兰童年小屋。

中国的阿里巴巴给零售业带来了一种轻资产的方式，在这个行业，大生意历来意味着大家当。例如沃尔玛在2016年年底拥有150多个分销中心，以及一个装备着6 000多辆卡车的私人车队，每年车程[6]达7亿英里，将货品运抵美国各地4 500家商店的货架。截至当年10月31日，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包括1 800亿美元的财产和设备资产。然而就在同一天，沃尔玛的总市值却低于阿里巴巴，后者在2016年的销售额超过5 000亿美元。

阿里巴巴于1999年由曾经当过教师的马云和17位同事创立，它是连接买家和卖家的在线中间商。其最受欢迎的网站是淘宝和天猫，前者让个人和小企业向消费者出售商品，后者则向大公司提供同类服务。到2016年年底，每月使用阿里巴巴应用程序的中国人口数量超过了整个美国人口数量。

2009年，天猫开始在中国推广“光棍节”。这最初是一项庆祝活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源于南京大学，本来与零售没什么关系。光棍节于11月11日举行，因为这天的“1”（象征光棍）最多。一开始，天猫的“光棍节”活动只有27个商家参与，但它很快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购物活动，参与者不仅替作为单身汉的自己购物，而且还替自己心仪的人准备礼物。2016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的市场销售额达到178亿美元，是美国“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两天销售[7]额总和的3倍。

在古德温提到的4家公司中，Facebook可能有着最特别的故事。11年前，它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哈佛大学的宿舍起步，由几所美国精英大学的社交网站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通信、连接和内容设施，每天的访问量达9.36亿人次。正如古德温指出的那样，Facebook吸引了所有这些人，他们每天平均访问50分钟，且无须生成网站上出现的任何信息。其成员的状态更新、意见、照片、视频、指向和其他记录如潮水般提供给其他访客，吸引人们回访。

在向用户提供这些内容的同时，Facebook也向他们推送广告，甚至是大量的广告。2016年第二季度，Facebook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广告业务，达64亿美元，利润达20亿美元。

新闻组织和其他用人工、采风等传统思路开发内容的在线组织惊慌失措，这不仅是因为Facebook的成本较低，而且因为在广告主的眼中，其质量更高，策略更好。社交网络巨头对其成员非常了解。毕竟，这些成员提供了信息，留下了记录，让网站知道了自己的许多情况，因此网站可以更精准地发布针对他们的广告。

每位广告商都受到美国百货店先驱约翰·瓦纳马克（John Wanamaker）的一句“魔咒”的困扰：“花在广告上的一半的钱被浪费掉了，麻烦的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人们普遍认为，广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非常不精准的学科，因为它做不到只针对最有可能回应的人。Facebook为许多广告商提供了针对性的具体标准，这是主流媒体网站无法匹敌的，而且Facebook可以一直这么做，在全球大规模这么做。四两拨千斤

古德温将他所谈论的公司描述为“难以形容的薄层”，并表示“没有更好的生意了”。它们是如此之“薄”，主要持有应用程序和代码，而不是实体资产和基础设施，因此可以快速成长。在古德温的文章发表之后的一年内，通过爱彼迎网站预订的夜间住宿的数量翻了一番，而它的备受热捧使得巴黎、巴塞罗那、里斯本、柏林和旧金山等城市的政府开始担心它正在对历史居住区产生负面影响。该公司的增长如此之快，如此有争议，致使技术作家汤姆·斯里（Tom Slee）于2016年7月在《哈佛商业评论》的网站上发表了题为“爱彼迎正面临生死攸关的扩张问题”的博文，当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正在反击爱彼迎的扩张。

Uber也经历了快速增长和频繁的争议，它同时测试着新服务。其UberPool拼车服务于2014年推出，在包括纽约在内的许多城市迅速普及。该公司于2016年5月宣布，每周所有高峰时段在曼哈顿第125街区下方乘坐UberPool将一律收费5美元，当年7月的特惠价则允许纽约人以79美元的价格购买4周的乘坐权。在这个价位上，该项服务比许多地铁票价还要便宜。

当古德温在2015年3月撰文推介时，Facebook已经是赢利的巨型公司，它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对主流内容生产商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它还在创新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2015年8月，网络流量分析公司Parse.ly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其跟踪的主要新闻和媒体网站中，来自Facebook的访问者多于谷歌及其他搜索引擎。2016年3月，马克·扎克伯格公布了该公司的10年路线图，其中包括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主要举措，甚至包括用太阳能飞机为数百万远离电信基础设施的人群提供互联网接入。

那些只由一个“难以形容的薄层”组成的公司是如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取得如此成功的？

正如古德温所观察到的，“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巨人跨界

无论从任何标准看，通用电气都是美国最成功的公司之一。通用电气的起源可追溯到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他的爱迪生电灯公司，它是1896年入选首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12家公司之一。在这些公司当中，通用电气是至今仍位列该指数的唯一一家公司。它在许多行业进退自如，包括发电、航空航天与国防、塑料、医疗保健和金融，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通用电气一直为消费者开发产品，从爱迪生的电灯到收音机和电视，再到其他家用电器。

通用电气也是经营大型多元化全球性公司的先驱和佼佼者。它经常与大学合作，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它是率先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提升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大公司之一。1956年，通用电气在纽约克罗顿维尔创立第一家企业大学，这个地名由此成为管理实践专业化的代名词。

进入21世纪，通用电气在克罗顿维尔和整个公司推出深化营销能力的重大举措，其定义是理解、满足所有业务领域的客户需求。2013年，一份针对该公司在这方面工作的评论发现，其最非凡的能力是“从内部创造营销创新”。

那么，作为一家年度研发预算达52亿美元，仅在美国市场的营销支出就达3.93亿美元的公司，通用电气为什么会选择在2015年与一群互联网“路人”合作，帮助公司思考并设计一种新的消费品？作为一家市值达2 800亿美元并持有900亿美元现金的公司，它为什么会在产品还没推出之前就要求潜在客户下数百美元的订单？点冰成金

2014年，通用电气和路易斯维尔大学联合推出了一项名为“FirstBuild”的计划，这是一个“正在改变产品上市方式的共创社区”。它包括一个在线站点和一家配备原型产品所需工具和材料的微工厂。

通用电气路易斯维尔电器公司的高级开发工程师艾伦·米切尔（Alan Mitchell）决定使用FirstBuild作为测试平台。他想试试是否有可能创造一种更容易满足许多人迫切需求的特殊冰块。

大多数冰块只是各种尺寸和形状的冻块。块冰则不同。它的桶形小块是多孔的，是半冻的。这些特质使它能很好地吸收香味，也更容易咀嚼，这显然是一些人很想要的东西。2008年，伊兰·布拉特（Ilan Brat）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认为，“可咀嚼的冰像烤饼一样热销”。索尼克快餐连锁店在饮料中使用块冰，发现很多客户就是想要这东西。因此，该公司开始销售各种冷藏块冰，有一小杯的，也有一袋（4.536千克）的。[8]

制作块冰比简单把水冷冻起来要复杂得多，生产它的机器卖几[9]千美元，这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太贵了。米切尔想看看FirstBuild社区能否设计一种可行的家用制冰机并做出原型，于是在2015年举办了一次在线竞赛。

获奖者是来自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设计师伊斯马尔·拉莫斯（Ismael Ramos），其“Stone Cold”设计作品构想了一种非常适合厨房台面的立体机器，配有可拆卸的透明塑料冰桶。拉莫斯获得2 000美元奖金以及一件根据他的点子做出来的首创产品。该项比赛的两名亚军也获得了现金和制冰机奖励。

微工厂的人们开始制作制冰机并改进其原型。他们自始至终频繁地与围绕该项目形成的在线社区进行互动，探讨可移动冰桶的外观该是怎样，水满时如何感知，这种机器是否应有冰铲等一系列问题。无中生有

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通用电气还尝试了一种新兴的、非传统的营销和市场研究组合。2015年7月，该公司在Indiegogo网站为制冰机发起了名为“蛋白石”（Opal）的活动。Indiegogo是一个在线众筹社区，它将自己描述为“各式各样创意和创业想法的启动板”。为这些想法提供财务支持的人不是投资者，他们投入资金，但没有索取股份、收入分成或利润分成。不过在很多时候，赞助者都会得到承诺的回报。例如，如果他们赞助一部电影，他们就会被邀请先睹为快；如果他们赞助一件产品，他们就可能是第一批收到产品的人。实质上，他们预订了一件尚未面世的产品，而如果没有他们支持的话，这件产品就可能永远不会面世。

Indiegogo最初是一家为无法筹资圆梦的普通人和小公司开办的网站，但是到2015年年中，大公司也使用该网站来测试潜在产品的需求。在“蛋白石”活动中，通用电气和FirstBuild要求每位人士贡献399美元（后来增加到499美元），并设定了筹资15万美元的目标。在几个小时内，该项活动的筹资额已经是预定目标的两倍多，然后它在一周内吸引了130多万美元。“蛋白石”活动于2015年8月下旬结束，在Indiegogo网站筹款超过270万美元，成为该网站十大热门活动之一。最终产品在2016年第四季度送到5 000多名预订客户手中，之后再向公众出售。通用电气不需要通过预订筹资，但是它非常想要市场情报。

通用电气找到一种新方式，它既激活了“外脑”，又开发了制冰机市场。机器、平台、大众

上面我们介绍了三个例子：阿尔法狗击败最好的人类围棋选手，Facebook和爱彼迎这类没有任何传统行业资产的新兴公司取得成功，通用电气邀请在线用户来帮助设计并销售该公司自己擅长的产品，这些例子展示了重塑商业世界的三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机器的快速增加和功能扩展，阿尔法狗异军突起成为世界最佳围棋手，就是一个明证。

古德温观察到的第二个趋势是年轻有为的大公司崭露头角，它们与同行的老牌企业几乎没什么相似之处，却深刻地颠覆了后者。这就是正在崛起的平台，它们是可怕的竞争对手。

如通用电气“蛋白石”制冰机的非常规发展过程所示，第三个趋势就是大众的涌现，我们用这个术语泛指海量的人类知识、特长和激情，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现在可以在线获得，集腋成裘。

从10亿美元身家的硅谷独角兽公司的崛起，到《财富》500强公司的衰落或转型，经济的动荡和变革看起来是混乱随机的。然而，机器、平台和大众这三个视角则以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恰当原理为基础。应用这些原理并不容易，但是有了恰当的视角之后，混乱将让位于秩序，复杂将变得简单。本书的目的就是提供这些视角。三种重新平衡

在所有公司、所有行业，机器、平台和大众都有对照。机器智能的对照是人脑。会计师与电子表格，工程师与电脑辅助设计软件，装配线工人与旁边的机器人，这些都是人脑—机器组合对照的示例。

平台的对照是产品，也就是商品和服务。乘车穿越小镇的是一种产品，而Uber是人们用来获取该产品的平台。住宿和爱彼迎、新闻故事和Facebook也是如此关系。

大众的对照是核心，也就是公司在内部和供应链上建立的知识、流程、诀窍和能力。对于通用电气的产品而言，核心在于设计、制造、销售冰箱和烤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核心是建造太空船，尝试更好地了解宇宙；微软的核心能力包括开发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我们不会说，人脑、产品和核心已经过时或即将过时。这样的说法是荒谬的。正如我们将反复声明的那样，人的能力、优质产品和服务，以及强大的组织能力对于企业的成功来说仍然至关重要。

我们将尝试说服读者，由于新近的技术变革，企业需要重新考虑人脑与机器之间、产品与平台之间以及核心与大众之间的平衡关系。短短几年间，以上每一组对照的第二个元素变得更有能力、更加强大，所以需要用新的眼光来重新看待。了解机器、平台和大众能够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凭借何种理由奏效，这是在当今经济中获得成功的关键。本书的目标正是在于此。实际上，我们会尝试说服读者，这不仅很重要，而且必不可少。焦点时刻

我们在上一本书《第二次机器革命》中描述了快速的技术进步，并讨论了一些经济后果。自从该书出版以来，我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是：这次革命始于何时？这是一个非常好却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拥有数字化电脑毕竟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但该书描述的几乎都是新近的技术进步。那么，这一重要的新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始于何时？

我们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两阶段的答案。第二次机器革命的第一阶段刻画了一个时代，当时，数字技术接管大量的常规工作，如处理工资单、将车身部件焊接在一起、向客户发送发票等，从而明显影响到商业世界。1987年7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写道：“我们处处可见电脑时代，只有生产率统计除外。”当年晚些时候，他因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说法不再成立，生产率开始快速增长，大量研究（其中一些由本书作者之一布莱恩约弗森及其同事进行）表明，电脑和其他数字化技术是其主要原因。因此，我们认为第二次机器革命的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们认为现在处于第二阶段，其开始日期更加难以确定。这是科幻般的技术（如电影、小说中的技术，精英实验室的可控环境等）进入现实世界的时代。2010年，谷歌出人意料地宣称，一支完全自动的轿车队行驶在美国的道路上，而且没有发生意外。2011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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