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纲——典型与非典型发展道路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11-28 01:53:36

点击下载

作者:姜洪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世界经济论纲——典型与非典型发展道路研究

世界经济论纲——典型与非典型发展道路研究试读:

序一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央的这一判断是基于对时代趋势的科学分析做出的,是对我们各项工作的重要指南。自1840年以来,中国或者是国际经济秩序被动的参与者,或者是局外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踏步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动参与者。

我曾说过,中国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是与世界经济的格局调整同步进行的,其中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一致性。近十几年来,正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拉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从而给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机会。而亚非拉国家给中国提供资源和市场,助力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工业化尤其是城市化的道路仍很漫长,对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将持续30年以上,可以成为亚非拉国家长期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且,中国拥有西方发达国家已不具备的工业化初期增长和乡村社会重建发展的新鲜经验和适用技术,可以帮助亚非拉国家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种内在一致性决定了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发展是互补和相互拉动的。中国在推动亚非拉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也将实现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

另一方面,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内在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是对立或相互排斥的。相反,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共同发展是原有世界体系的新发展,只不过原有的世界体系已为中国的发展所影响和重塑,是包含了中国因素的新世界体系。新世界体系是原有世界体系的内生性发展,是在中国发展的塑造下通过对旧体系的扬弃发展而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既包括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要素和框架,也包括世界经济发展道路的规律。

我国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已有多年,目前我们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来研究世界经济,这种研究是直接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服务的。国家开发银行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金融机构,对这种新型的世界经济研究有很强的需求。我很高兴,姜洪同志在繁忙工作之余,仍能对世界经济发展进行系统思考。姜洪同志在北大和人大所学专业都是世界经济,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政策研究与实务工作,现在在国家开发银行又是做对外投融资规划的有关工作,他能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力图得出一些规律的东西,这是很有意义的。

是为序。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兼研究院院长2012年5月

序二

世界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在中国有着一段独特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后期,随着尼克松访华、中日恢复邦交,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往来。出于干部教育的需要,推出了一批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的书籍,相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那些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枯燥的教条,这些书籍因提供了鲜活而又生动的西方经济知识而广受欢迎。作为“世界经济学”的前身,这些读物远远谈不上学术规范性,但在当时,却帮助那些有识之士系统地了解到外部世界的经济情况。

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了。了解西方经济、掌握国际经济知识,一下子成为当时紧迫的教育培训任务。在一批有西方经济学背景知识的学者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应运而生。在这批学者中,姜洪教授的老师吴大琨先生是领军人物之一。到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学已是热门学科。姜洪和一批青年学者倡导了一种新的学科规范,以产业经济学和技术革命为线索,探讨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姜洪写于1986年的专著《从曼彻斯特到硅谷》就是其中一本广泛传播的作品。那时我在新疆的一所党校当教员,在讲授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时,就选用了这本书作为主要课程读物,深受学员好评。说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以新技术革命为线索,使用产业发展理论来把握世界经济走向,对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姜洪和那个时代的世界经济学的学者们的贡献,应当被我们记住。

有趣的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各行各业纷纷与国际接轨,世界经济学反而渐渐地冷清了。各种各样更加专门、更加系统的经济学科逐渐取代了世界经济学这样的总论型、概论型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大约是在1997年秋,我在上海初识姜洪,那时他刚写了一篇分析亚洲金融风暴的文章,与我做交流。我们在交谈时,共同感到有个时代主题的变化,亚洲金融风暴是个标志性事件。此前,世界经济对中国而言,是纯粹外在的、客观的、有待我们去认识的外部世界;而这场危机则表明,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之间开始发生交互的关系,那个外在的客观的世界经济已经开始转变为包含中国经济在内的新的世界经济了。由此,世界经济学也面临着时代主题的转变:世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应当聚焦于这个新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应当聚焦于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可惜,当时我们各有庶务在身,这个话题未及持续下去。

光阴荏苒。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邀请姜洪以紫江教授的身份为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开设世界经济学课程。姜洪和我商量这门课的结构时,我们又重拾十几年前的话题,感到这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影响已是世界性的,我们确实需要发展出一门新的世界经济学,实践中有这个需要。巧的是,这门课刚刚上完,国家开发银行陈元董事长就命姜洪带开发银行工作组去非洲考察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情况,并安排我作为顾问一同前往。在出发前和我们谈话时,陈元提出了“中国经济成长与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存在内在一致性”的重要判断,并据此向我们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现在看,这是一次有长远意义的谈话。随后我们开始了持续的对非工作,逐渐形成了在非洲实现上述内在一致性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的体制设计。这些工作还在进行中。我们认识到,“中国成长与亚非拉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包含了未来世界秩序的逻辑起点。这个逻辑的历史展开,就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关系的全新构造,就是基于中国成长的新世界政治学和新世界经济学。

可以说,世界经济学的这个简短的学科发展史,也折射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变化,包含着姜洪他们这一代人几十年的努力。就此而论,这本脱胎于三年前讲课笔记的《世界经济论纲》的出版,当然也是这代学人继往开来的社会实践的真实记录。

我们正在目睹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一幕:中国历史已经不可逆转地内在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之中,在这个进程中,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未来都将重新定义,这个进程需要并且也一定能够唤醒民族自觉的世界历史意识。而一门新的世界经济学,是这个历史自觉的一个小小的但也是重要的脚注。

三年前在非洲,我们站在刚果河入海口,眺望着大西洋,姜洪说,能够参与这样的历史进程,此生足矣。

这是一个有着极其丰富的京城阅历的人的肺腑之言。于向东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副院长2012年5月15日

自序

此书的缘起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世界经济讲座。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冯绍雷教授盛邀我为该院的学生讲授世界经济。当时我正处于工作变动时期,有一定的精力,便欣然应邀。

我这次写作的方式很独特,从一开始讲稿就是在谈话、讲授中形成的。围绕2010年夏天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世界经济讲座,清华大学的赵艳华硕士,国家开发银行的齐安甜博士、吴志峰博士先后三次为我做了录音整理,并补充了大量的资料,形成了本书的雏形。2011年秋天我在此稿基础上又做了较大的调整,今年春节前后终于完成此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先生十分乐于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并安排很强的编辑力量给予支持。王书燕编审对此书也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在此过程中以上诸位都对我写成此书做过鼓励。很长时间内我一直怀疑用边讲边录的方式能否成书,中间几次犹豫试图放弃,因为稿子与我以往文风有异,是口语化的,但上述诸位均言此书行世将有所价值,正是他们的鼓励使我坚定了出书的信心。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副院长于向东从讲座萌动之时起就参与了讨论,讲座中他几乎每次都有点评,这些点评的一部分内容也进入了书稿,因此本书也包含了于向东的思想劳动。在此我对于向东院长、冯绍雷教授、赵艳华硕士、齐安甜博士、吴志峰博士、贺耀敏社长、王书燕编审等为此书做出的贡献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主要是讲授体的原因,书稿保留了口语化的特点,和论文体相比,不能做到字斟句酌,甚或有些地方前后有所重复,敬请读者予以谅解。也由于讲授体的原因,脚注比较少且不均衡,但凡有所涉皆在参考推荐书目中列出,无意掠人之美。这里须郑重指出的是,这是一本介于教学辅导书和学术著作之间的书,因此并非所有观点皆是创新,有不少内容是为学生系统介绍知识而写。

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一、以产业革命的进程为核心线索,力图找出世界经济以及各大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书中多次讨论了中国三十余年实践相对于西方道路的特殊之处,以及美国发展道路相对于英国的特殊之处,德国、日本发展道路相对于英美的特殊之处、俄国(包括苏联)道路的特殊之处、新兴的经济体的特殊之处,也多次论及世界经济普遍规律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道路问题提出了新的考问。

二、对产业结构的变迁以及与产业结构变迁相关的城市化、国际分工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并对传统的理论提出了修正,指出了三次产业划分的缺陷,论及了当前产业变动、贸易结构的新动向。

三、将世界经济变迁、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关系体系联系起来加以整体分析。就通常的学科分类而言,世界经济变迁与国际关系是两门学科,而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更是近年来兴起的学问。本书在对三者的综合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四、把世界经济研究的起点扩展到1500年以前,并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世界文明的单线与多线发展问题,突破了以往世界经济的研究范围。

五、将经济学中的宏微观机制的理论融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实叙述之中。

六、将中国三十余年的高速成长放在世界经济长周期的大背景下加以研究。

由于成书时间历时两年多,统计资料未能随时更新,另外最近发生的美债、欧债危机未能深入分析,在此要对读者表示歉意。

我开始世界经济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我当时的启蒙老师是杜厚文、洪君彦等先生。吴大琨先生作为我研究生的导师,对于我研究世界经济的方法影响至巨,30年前在他铁狮子胡同的书斋里他多次对我的讲授和谈话为我奠定了世界主义的视角,吴先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对本书思路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元先生多年来对我研究问题有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我观察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与他宏大深刻的思想体系分不开的。我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与历史方位的核心思想都是来源于陈元先生,在此特表谢忱。姜洪2012年5月12日

第1章 导论

本章是全书的导论部分,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评论各派观点的基础上,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进行新的界定,以此来奠定本书其他章节展开的基础;二是对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典型道路与非典型道路进行必要的界定和区分,这也是本书涉及的最核心内容之一;三是阐述本书的研究框架和各章的主要内容。

1 世界经济的含义

1.1 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各派观点

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一直有不同看法,国内的学者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1.1.1 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关系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才开始真正地联系起来,因此世界经济主要是研究战后的经济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经济往来是世界经济史或外国经济史的研究范畴。这种观点在历史上影响较大,曾经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这三所“文化大革命”前开设“世界经济课程”的学校的主流观点。1.1.2 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是地区经济和国别经济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世界经济是由地区经济和国别经济组成的,研究了地区经济和国别经济,自然也就研究了世界经济。他们认为,在地区和国别之外没有世界经济单独的研究对象,而存在于地区和国别经济之外的内容则应当由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来研究。因此,一些著名大学的世界经济研究团队都是由研究国别经济的教授组成的。1.1.3 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这种观点依据的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些论述。马克思说自己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次序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形态,通过研究世界市场就可以深入了解世界分工、贸易、贸易规则、贸易中的金融货币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可以探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这派观点以钱俊瑞先生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期间,钱先生曾经主张建立世界经济学,并认为世界经济学有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即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中曾经界定的最高目标——世界市场。这种观点在他1982年出版的《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一书中有详细论述。1.1.4 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是工业革命后的世界经济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工业革命前的世界经济关系不在此范围内,因为工业革命前的世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是工业革命将世界真正联系在一起,并促进了世界的经贸往来和社会的频繁交往。所以,这派观点认为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经济关系是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1.1.5 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世界经济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形成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向更深更广的程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大逐步形成的,因此,要研究世界市场就要从研究资本主义史开始。1.2 对各派观点的评论

在这些观点中,有三种观点都认为,世界经济不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不是将美国、日本、欧洲的经济分别加以研究,最后加起来就成为了世界经济,这是其合理的地方。世界贸易、国际货币金融往来之类的经济联系原来就并非仅仅在国别经济中,而如今恰恰是世界贸易、国际货币金融往来之类的经济联系构成了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些内容在国别经济研究中是难以充分体现的。

上述观点的演进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学术界对世界经济研究对象在认识上的逐步深化,即从一种比较窄的国别经济研究逐渐深入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性研究。尽管上述观点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但这里还是要提出几点意见以供商榷。

首先,研究世界经济不能以社会性质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社会性质是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但世界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因此我们既不能够将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也不能以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个时间点作为世界经济研究对象的切割点。

其次,“资本主义”一词经过考证是在18世纪才出现的,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15世纪,生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的当事人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并没有主观上的认知。而且,那些在15世纪和16世纪期间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曾经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同样也没有高举“资本主义”的旗帜。由此可见,如果简单地将“资本主义”这个标签贴到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中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恰当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能概括1500年后的人类经济活动的整体发展。我们知道,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发展,可以用资本主义这条线索加以叙述,但世界多数其他地区是被动地卷入这个进程的,其发展道路与西欧也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线来观察历史和现实都将会出现很大偏差。1.3 作者观点:世界经济是人类经济的世界性发展

笔者认为,世界经济就是指人类经济活动的世界性发展,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世界性发展的规律。我提出的这个概念中包含了两个核心要素,一个是“人类经济活动”,另一个则是“世界性发展”。我认为,凡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世界性发展都应当属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不能够以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间对世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进行主观分割,也不应该与世界贸易和世界金融这些专门性学科完全重合,世界经济学是有着独立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的。在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往往可能夸大各经济体间的差别。然而,正如蜜蜂建造的蜂巢虽然有着千差万别,但如果从物种的角度看,它们的共同点可能远大于它们的区别。人类的经济活动存在诸多超越于各经济体之上的共同点及规律。这些共同点和规律恰恰也只有在各经济体的相互比较中才能够充分、完整地体现出来。这是从世界性发展来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层含义。另一层含义是指各经济体彼此间并不是孤立地自行发展,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鉴于此,每个经济体都可以被看成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部分,不管单个经济体表面上有多么强大或多么弱小,一方面,它们通常都会受到世界经济整体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世界经济整体的发展,从而影响到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正如离开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便无法解释18世纪的产业革命一样,离开了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我们同样也无法解释中国在19世纪期间的积贫与羸弱,而同样,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中才能够得到较好的解释。

2 经济发展的典型道路与非典型道路

至少从理论上讲,当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许多具有普遍性的规律,由此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同样存在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都必须遵循的普世性道路呢?

应该说,许多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都希望能够寻找到适用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世性道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曾经试图找到人类财富增长的普世性道路,康德、黑格尔也曾经把自己看做人类进步道路的揭示者,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指出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方向。然而,正当斯密阐述的古典经济学说风行欧陆之时,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却提出,斯密的“世界主义”仅仅适合于英国,而不适合于像德国这样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即使进入20世纪后,在西方的古典经济学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征服了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大学课堂的同时,李斯特创立的历史学派的影子在经济学理论中却始终挥之不去。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不仅目睹了与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背道而驰的苏联模式的出现,而且还目睹了诸如世界体系论和依附论这样一些有关欠发达国家的非典型经济发展理论(通常也被人称为“激进主义理论”)的出现。与此同时,黑格尔倡导的普遍主义哲学观在20世纪遭遇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讨伐和批判,20世纪西方国家兴起的重要哲学流派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把黑格尔倡导的“绝对理念”作为靶子的。不仅如此,人们还找到了马克思本人对普遍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书信草稿,马克思晚年在有人问到他《资本论》一书中揭示的历史趋势是否普遍适用时,他回答说,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限于西欧各国。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同样也遭遇到诸如“普世性”与“特殊性”之类命题的困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曾经是煌煌天朝,处于化育四方的中央地位上,但鸦片战争后中国则被迫逐步接受一个外在于自身的世界秩序,这种情况曾经对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然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正是凭借对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富有创造性的结合与运用,中国才最终得以找到一种可以与西方列强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抗衡的平等地位,从而逐渐走出了一条适应中国自我发展的道路。继清朝末年兴起的“体用之争”暂告平息后,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是否存在中国发展必须遵循的典型道路问题又一次无遮拦地降临到中国思想界。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曾经就现代化道路问题进行过两次大讨论。

第一次大讨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当时的国内经济学界在世界银行专家的影响下,开始引入霍夫曼的思想及钱纳里的“大国模型”。这个模型致力于从世界发达国家成长过程中找出某些共同规律,进而在此基础上抽象出适合所有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化(普世性)道路。中国经济学家则以此模型作为参照,拿典型化道路与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力图从中找出改革的可靠依据和可行路径,以此确定改革究竟应如何进行。由于当时对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看得清楚,因此迫切需要找到业已成熟的发展模式,并且以此来树立我们的信心,这种情况用政治学语言可以表述为“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合理化”。当时,霍夫曼、钱纳里及国内的张培刚等人的思想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在当时居主导地位的看法认为,我们以往所走的是一种非典型化道路,因此,中国的改革方向就是向典型化道路尽可能地靠拢。这种看法尽管在当时面临诸多质疑,但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环境,因此,在当时走典型化道路的呼声显然要强势一些。在这种主导性意见明确后,中国国内精英阶层中逐渐形成了“走典型化道路”的共识,并且在具体实践中也正是这么做的。

第二次大讨论发生在1992年以后,特别是2003年中国加入了WTO以后。此时,经过了许多年艰苦努力,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出日益加快的态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国际经济学界提出的根本性挑战就在于,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非典型化道路,即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依据西方经验总结出的典型化道路并不一致,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中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西方经济学界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诸多核心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的非典型化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变动的非典型化趋势。从经济学视角看,与改革开放以前的非典型化发展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非典型化发展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的非典型化发展不仅使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且还正在促使整个世界的贸易增长和工业格局脱离了霍夫曼、钱纳里曾经总结的那种模式,即中国经济的非典型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也开启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典型化路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发展路径做出的政治解释和经济解释都已经明显失灵,而且近些年的事实也证明,西方大多数的预期不仅是错误的,甚至有许多可谓是根本不着边际的。这样一来,伴随着“中国成长的世界意义”这样一个命题,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典型道路与非典型道路之争又再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试图对经济发展的典型道路与非典型道路之争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本书并不奢望能够对这样一个困扰着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大问题给出非常确切的是或非的答案,而只是希望能通过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的客观分析,从而对经济发展的典型道路与非典型道路之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深层思考。本书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丝毫也不亚于其具体结论的意义。

3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本书共14章,主要阐述了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概况,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影响。

第1章为导论,主要阐述世界经济的含义,提出世界经济发展中典型与非典型道路这一命题,进而提出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

第2章至第7章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详细论述了1500年至今的世界经济发展概况。

第2章主要阐述了“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的观点,论述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单线发展”与“多线发展”问题。

第3章则在提出第一次产业革命之谜的基础上,对第一次产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第4章论述了产业革命与工业革命间的区别,并且多角度地详细分析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特征。

第5章主要是研究战后世界经济格局,首先对战后阶段划分提出了新的依据,并且揭示了世界经济多极演进的趋势。

第6章和第7章分别详细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市场经济的宏观机制与微观机制的发展。

第8章至第11章着重地阐明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其内容包括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与改革、创新与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当代世界的产业和贸易格局、世界城市化趋势及中国的策略,把握住这几个问题很大程度上等于把握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路线和基本规律。

第12至第14章主要是论述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政治经济影响,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发展与国际政治秩序变革、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世界意义、海外经济合作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密切联系等方面的内容。

推荐阅读书目及文章

[1]钱俊瑞.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经济大辞典编组委员会.经济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3]张幼文.世界经济学.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

[4]张永安,孙定东,杨逢珉.世界经济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萧国亮,隋福民.世界经济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美]H.钱纳里,M.塞尔琴.发展模型.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

[8]Arthur MacEwan,William K.Tabb.In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World Economy,Monthly Review Press,1989.

[9]Robert Gilpin,Jean M.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第2章 1500年以前的世界经济

人们历来习惯将15世纪作为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分界点。马克思曾经说过,但丁不仅是旧世界最后一个诗人,而且是新世界的第一个诗人。但丁就生活在15世纪。对现代西方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文艺复兴发生在14世纪至16世纪,其中15世纪则是文艺复兴的高潮期。在世界历史上,15世纪不仅是人类从中世纪步入到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而且是现代国际体系的诞生期。正是在1492年,法国进攻意大利半岛,拉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反抗哈布斯堡王朝斗争的序幕,这场斗争的尾声则是1648年欧洲各国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此约奠定了现代国际体系的法理基础。也是在1492年,哥伦布开始了他首次寻找印度的远航并最终发现了新大陆(美洲),这一壮举不仅开始了西方文明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对外扩张历程,还使欧洲、亚洲和美洲逐渐地开始成为一个整体,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所谓的世界经济。此外,之所以选择1500年为历史的分界点,原因还在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般都是在世纪之交发生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的《全球通史》也是以1500年作为分界线的。本书也采用1500年来作为一个分界点,以此来区分在此前后的世界经济。

1 前现代世界的跨区贸易与区域贸易

1.1 民族迁徙与跨区贸易

古代人类彼此间的交往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要大得多,从现存的文字史上可以看到,欧亚大陆,这个世界中心的地区,从远古便有了经济交往。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欧亚大陆可谓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聚集地,世界上90%以上的人口都是在欧亚大陆板块上进行各种活动的。欧亚大陆的两端分别是两大帝国,一边是罗马帝国,一边是中华帝国。这两个端点间不仅是彼此相知,并且还有着定期的贸易往来,“丝绸之路”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欧亚间文化与贸易的交往和交流的历史,即中西交流史。

其实,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艰险,但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间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正是早期的丝绸之路的雏形。到公元前138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从而开辟了现在称为“丝绸之路”的东西方的贸易商路。“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即东段、中段和西段,而每段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路线大体上可以被概括为长安—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安息(古波斯)—西亚—大秦(古罗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东西方交往的洪流从没有中断过。位于两个帝国之间的许多国家,同样在两者间起到了传递人文、贸易、物资及信息的作用。

中世纪有一段历史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公元5世纪前后在欧洲出现的大规模的迁徙,这种迁徙最终构成了现代西欧各民族的起源,这部分历史在世界民族形成史上曾经有过专门研究。从中国的满洲一带到德国的维斯杜拉河(即德国和波兰的交界处)恰好是一个巨大的草原地带,这个草原地带除乌拉尔山外,没有任何特别的天然屏障。在这个横跨两万里的空间中,我们现在知道的欧亚民族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草原地带中通过游牧民族的超远距离大规模迁徙形成的,例如,俄罗斯民族、大突厥民族、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许多民族,不论是体貌特征还是语言文化,都是在这个往返迁徙的过程中逐步地形成的。在那以前,生活在环地中海的罗马人、迦太基人,其人口数量并不多。后来的罗马帝国日耳曼化,也正是日耳曼民族从黑森林南下造成的结果。那么,日耳曼民族为什么要南下呢?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南下,从而对黑森林地区居民的生活空间形成了挤压,最终迫使北欧的日耳曼人也南下寻找更多的生活空间,由此导致了罗马的日耳曼化。因此,可以说正是民族间的不断交往构成了现代西欧的起源——神圣罗马帝国。

由此可见,贸易在中世纪就具有很大的规模,而且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时的欧亚两大洲间的交往已经非常频繁,达到须臾不可断的程度,一旦中断,欧亚各民族就不能很好地生存和生活。除极个别民族外,欧亚大陆上多数民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亚两大洲间进行的洲际性贸易。实际上,正是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塑造了欧洲历史及欧亚大陆的发展史,并且逐渐形成了现有的历史形态。

除洲际性贸易外,中世纪的欧洲区域内也有着错综复杂的商路。在13世纪和14世纪,曾经存在的沙漠商旅线路是,向西通过俄罗斯西南部和波兰到达西欧,然后从萨来经过顿河、亚速海(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海岸外的内陆海)和黑海到克里米亚、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与此同时,阿斯特拉罕还与通往波斯湾和印度的道路系统有海上联系。另外,13世纪还存在着另一个联系着波罗的海国家与西北俄罗斯的巨大的交通网络,即从波罗的海,经涅瓦河到拉登瓦湖和沃尔科夫河,然后到诺夫哥罗德的古老水路,但随着塔林的发展,经纳瓦尔河或者多帕特到诺夫哥罗德的陆路也很重要。波斯坦曾经在《剑桥欧洲经济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13世纪和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在布鲁日和波罗的海之间至少有4条线路:南部的海路;两条经吕贝克和曼斯泰和斯特林的古老陆路;最后还有经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南路。历史学家已经发现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港口和东南欧之间至少存在着6条主干线:两条向北,一条通往格涅兹诺和波森,另一条经卡里兹和弗罗茨瓦夫;南部4条,分别经桑多米尔、克拉科、里窝和奥普兹诺;其他道路网在匈牙利境内或其周围,通往波希米亚。”

中世纪的东欧地区与西亚及南亚间的商路分为两部分:北部商路,主要经过陆地;南部商路,主要经过海洋。前者主要连接着中亚、中国、印度和小亚细亚;后者则通向大不里士和巴格达。南部商路由于取道海洋,所以对于绝大部分商品来说,运费较低。北部商路主要运送香料,因为香料如果用船只运输则容易变质。北部商路总共有四条:(1)从顿河河口的塔纳经里海顶端到印度或中国;(2)从特拉布松到大不里士,再绕过里海海角到东方;(3)从亚历山大勒达湾的拉贾索,经大不里士到东方;(4)经巴格达到东方,其间将穿越亚洲大陆或取道波斯湾。

威尼斯是中世纪驰名的世界贸易中心之一。早在公元8世纪,威尼斯的船只就已经能够将意大利的小麦和酒、达尔马提亚的木材、环礁湖的盐及来自斯拉夫民族的奴隶贩运到君士坦丁堡,然后又从君士坦丁堡运回拜占庭工业生产的珍贵丝织品和来自亚洲的香料。到公元9世纪至10世纪,威尼斯人已经开始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商业贸易,而且其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威尼斯人还超越宗教的束缚,与基督教的敌人穆斯林进行频繁的有利可图的贸易。他们的足迹遍布亚历山大、大马士革等地。到了公元11世纪,威尼斯人的贸易活动同他们的财富一样经历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威尼斯人通常经埃及,从锡兰、苏门答腊、印度西部运来胡椒、肉桂,再从东方的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国运来生姜、丁香、蔗糖、宝石、棉纺织品、丝绸、锦缎、香水、玻璃、瓷器和其他珍贵的商品,以及一些有生产意义的产品,如蓝靛、明矾、亚麻。

威尼斯的商业活动对西欧诸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威尼斯与欧洲联系的主要商路有:陆上线路是威尼斯—维罗纳—勃伦纳—茵斯布鲁克—奥格斯堡—纽伦堡—法兰克福;水上线路则主要是沿着罗尼河、索恩河再到香槟集市。威尼斯人在集市上卖出自己出产及来自东方的商品,供应莱茵河流域、佛兰德尔及英国。另外还通过海上运输(14世纪至15世纪)绕过比利牛斯半岛,到达安特卫普及佛兰德尔和英国海岸。有关对西欧的贸易,波斯坦在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中世纪,在以英国到佛兰德尔为一边,以地中海为另一边的两地之间,至少有一打以上可以相互通行的线路,商人可以自由地选择。首先,可以在主要的陆路和海路之间做选择,海路直到十三四世纪晚期法兰西国王采取行动关闭了香槟线路以后才变得重要起来,但后来它们的作用就十分突出了。中世纪最后的一百年里,大量出口到意大利的英国羊毛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在这些线路中,意大利人和其他的与南方做生意的商人大规模地改变了通过佛兰德和法兰西的商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佛拉芒河上的主要线路,这些路完全或主要走陆路。13世纪除了一些辅助线路外,有两条动脉——阿拉斯和杜埃——穿过了佛兰德到南方;在中世纪晚期,从布拉班特到法兰西至少有7条重要商路,汇聚成横穿法兰西北部的线路网络,其中大部分在库姆皮埃根和特洛伊斯汇集,从那里辐射开来通往巴黎或所列图、第戎和东南方的其他地区。”

我们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界性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并非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们在人类历史上是持久存在的,亚欧贸易在中世纪乃至此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1.2 欧洲早期的区域贸易

除大规模的跨区贸易外,早期的欧洲还存在着颇具规模的区域(内)贸易。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的区域贸易也没有停止过。欧洲的资源是地区间互补性配置的,比如,北欧和西欧的粮食依赖于东欧的保加利亚等地,北欧的渔产品也同样大量地运往其他地方,法国波尔多的酒也大批运往其他地方。最能够体现欧洲早期区域贸易繁荣的实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香槟集市”和“汉萨同盟”。1.2.1 香槟集市“香槟集市”是12世纪至13世纪期间法国的香槟伯爵领地内四个城市轮流举办的集市贸易的统称,也是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国际性集市贸易。在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前期,随着城市商人的兴起,西欧出现了大量集市贸易,在所有这些集市中,香槟集市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集市。对此,波斯坦在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一书中曾经这样生动描述道:“在12世纪末期和13世纪前半叶,香槟集市的确可谓是西方世界国际商业活动的中心。正是在那里,意大利人购得北方布匹——中世纪一种主要产品,随后再运送出售到整个地中海世界。”

11世纪,城市店铺的兴起削弱了行会的作用。由于各种行会在出售自己的制造品、购买原料时,都不容许中介商人的存在,因此商人也就被排挤出城市内部贸易。但是,追逐利润的本性却使得这些商人要突破原有制度的约束,在可以生存发展的地方壮大其活动空间。于是,商业资本随即在集市的自由商业中心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可以不受社会和城市的某些规章制度的约束。与此同时,远距离贸易的必要性也正在日益增加,但这种自由的要求在相对闭塞的“城市经济”范围内没有立足之地。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规模的集市,这些集市塑造了新的城市文化,商业资本同时也借此投入到较为集中的批发性贸易中。

香槟集市位于法国香槟伯爵领地的四个城市中。香槟伯爵领地同德意志、佛兰德、罗林几亚和法国相毗邻,而且正处在三个低地国家、佛兰德与意大利之间,及德意志与西班牙之间的两条交通要道的交叉点上,位于中世纪商业河道的中心。因此,从意大利运来的来自东方的香料,从英国运来的羊毛、铅、锡,从佛兰德运来的呢绒以及大批从斯堪的纳维亚及低地国家运来的金属制品、亚麻布和葡萄酒都在此地进行交易。西欧的南方贸易和北方贸易在香槟结合了起来,这就使“香槟集市”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同时,香槟伯爵又竭力保障集市上商人的安全和通往香槟道路的安全。于是,香槟集市成为了全欧洲性的商业中心,并在13世纪下半叶达到全盛期。

进入14世纪,由于多种原因,香槟集市开始衰落了。1337年开始的英法百年战争破坏了香槟集市原有的繁荣景象,而且法国封建主的重税政策也使得那些参加香槟集市的商人无利可图,意大利商人开始向海上寻求出路。14世纪和15世纪,西欧的商路逐渐地转移到大西洋航道上。到14世纪中期,香槟集市已经沦落为一个地方性集市。而此后的“汉萨同盟”的规模则又要远远地大于“香槟集市”。1.2.2 汉萨同盟“汉萨同盟”是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形成的一个商业性和政治性的联盟。汉萨(Hanse)一词的德文原意是“公所”或“会馆”。汉萨同盟在12世纪中期逐渐形成,到14世纪达到兴盛,加盟城市最多时达到160个。

自12世纪开始,北德意志的商人为了与英国及佛兰德进行贸易,曾经先后组织过“科隆汉萨”和“汉堡汉萨”。大约在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德意志莱茵河流域的贸易非常活跃,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扩大到波罗的海地区。13世纪80年代,莱茵地区有许多商人组织互相合作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并且与吕贝克及其他控制波罗的海贸易的北德意志城市结成同盟,以防御劫匪和海盗,确保贸易安全。“汉萨同盟”一词首次出现于1344年,最初是一个共享特权的商业联盟。1356年商人将汉萨发展为城市汉萨,加入者包括了大多数北德意志沿海城市,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是其中的核心城市,后来的加入者有科隆、但泽和柯尼斯堡。1358年,波罗的海东岸的里加等城市也加入到汉萨同盟。该同盟垄断了东欧、北欧和西欧的中介贸易。同盟商人也通过意大利商人的中介经营东方产品,例如香料、贵重纺织品等等。汉萨同盟主要的贸易货物主要有:盐、青鱼、咸肉、粮食、酒类、呢绒、羊毛、毛皮、牲畜、草木灰、鲸油、木材、大麻、树脂、蜂蜡、弓料、桶板、铁、铜、锡及其他金属制品。汉萨同盟的贸易沟通了原料产地与制成品产地间的联系,因而作用很大。

1367年,汉萨同盟77个加盟城市的代表在科隆举行了首次会议,成立以吕贝克城为首的领导机构,另外还有汉堡、科隆、不来梅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富商、贵族参加。汉萨同盟下设机构包括最高议会和最高法院,入盟城市必须遵守同盟权力机关的决定。许多城市为获得商业利益或获得安全保障而选择加入汉萨同盟。这些城市加入同盟后,即可受到保护,其商业诉讼也不受封建法庭的管辖。任何城市,如果逮捕了同盟成员、对同盟失信或出售夺自汉萨同盟商人的赃物,都会受到汉萨同盟的贸易抵制。而一个汉萨城市的市民可以在其他汉萨城市受到公正审判,如果遭骚扰则可向任何城市求援。同盟组织的集市禁止任何非同盟成员的商人在此进行交易。

汉萨同盟成立后,其宗旨很快从镇压海盗、打击掠夺及取消不合理税收等保护商业的行为转变为向海外扩展商业势力,垄断商业利益,压制那些来自同盟外的德意志城市及来自英国、俄罗斯和佛兰德本土的商业竞争。随着北方来自丹麦和南方来自勃兰登堡的军事威胁不断扩大,汉萨同盟开始建立起海军,并且由单纯的经济同盟演化成为一个经济-政治-军事性同盟。同盟的各城市有公共的财政和海军,有权进行外交、宣战、媾和、缔约等外交活动。1368年至1370年,汉萨同盟的联合舰队战胜了丹麦,并且迫使丹麦签订了《斯特拉尔松德和约》。这项和约的签订使汉萨同盟开始具备政治同盟的性质,扩大了汉萨同盟对波罗的海、北海的贸易以及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性控制。汉萨同盟自此进入鼎盛时期,结盟城市最多时达到160多个,同盟在许多地方都享有商业优惠,并且在伦敦、布鲁日、卑尔根等地设有商站。加盟城市的政权为大贵族和大商人控制。14世纪末15世纪初,曾经发生行会起义,但遭镇压。

15世纪中期后,由于英国、尼德兰、瑞典的工商业日益发展,立陶宛、波兰实现了联合后也逐步开始强盛,莫斯科公国在征服诺夫哥罗德后强制关闭了那里的汉萨商站,与此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的商业中心开始发生转移,汉萨同盟渐失其优势。在德意志内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地位上升进一步削弱了汉萨同盟的地位。1669年,汉萨同盟在吕贝克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此后同盟即宣告解体。

汉萨同盟在鼎盛时期基本上覆盖了欧洲的所有重要地区,可以说,汉萨同盟不仅是欧洲地区古代版的WTO,而且还具有相当强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因此我们是不能忽视历史上这些在地区内曾经有过巨大影响力的贸易行为的。1.3 东亚早期的区域贸易

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自我发展且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观点。历史上,中国的闭关锁国只限于明代以后的几百年。

中华文明史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华夏文化单元,这个文化单元地理位置上大致包括了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方,后来逐渐扩大到长江流域,这就是华夏的本土文明,其实质是一种农业文明。另一部分则是中国的本土文明不断与周边游牧民族进行接触、交换、斗争,并且经历了不断地毁灭和扩张,最终发展出的中华文化单元,这就是中华文明,以后又向长江以南地区发展。这个单元除以上华夏地区外,还包括了蒙古、新疆、西藏、东北等地区。华夏文明乃是由农业经济构成的,其实质是一种农业文明,而处于其周边的都是游牧民族。历史上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有两种方式,其中一种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农业文明间的互通有无。游牧民族不产粮食,但粮食却又是生活必需品,他们必须用牲畜、皮毛、肉、奶与农耕民族来交换粮食、盐、茶等,这是一种贸易交流的方式。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两者间的贸易交流是正常进行的,但其余时间里贸易则不能够正常进行。当不能正常进行时,两者间会发生边境骚乱、边境战争。边境战争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贸易交流的问题。对于华夏民族而言,这个交易没有也罢,因为农业文明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但对游牧民族而言,粮食则是生活必需品,一旦边关封锁,没有粮食,他们可能就要挨饿,因而不得不进行抢夺和战争。有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以往的边境战争大多是由于自身锁关的原因引起的。比如,明朝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茶叶贸易。由于饮食结构的原因,北方的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远高于中原地区,此外,由于在古代茶叶被赋予了权力、财富、荣耀等特殊意义,因此茶叶对北方游牧民族而言更重要。万历初年,明朝政府关闭了北方边境与游牧民族的“茶马贸易”,断绝了中原地区对游牧民族的茶叶供应,此举最终引起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族、女真族)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战争不断。

由此可见,华夏本土文明的区间是很有限的,这个区间在其同外来文明不断接触中得以成长起来,并且形成了中华文明。而后者与原属于农业文明的华夏文明大不相同,它经历了毁灭、再生,而到再生时则又经历了一个融合过程。中国所以能够不断壮大,正是华夏本土农业文明与周边民族在接触、交换、贸易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结果。所以,不能用狭隘本土历史观来观察中国史,更不能以此来观察世界史。

2 “单线发展”与“多线发展”的问题

2.1 对“五阶段论”的误解

迄今为止,我们所有教科书仍然还是将历史分为五种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被如此教育出来的,这个观点是我们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且被认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关于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是一个天大误解。追本溯源,此观点并不是马克思本人提出来的,它的真正提出者是斯大林。斯大林在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第4章第2节中曾经写到,人类历史的生产关系只有五种,即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制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思想也就被束缚在这个框框里,没有敢突破,并且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后来,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吴大琨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又将此问题提出来,并且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原意,也不符合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也正是这次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将我们带回到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考证。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核心论述最有权威性的文字性材料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马克思在文章中说到,人类大体上经过亚细亚的、古代的、中世纪的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几个经济形态。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述中也曾经多次提到过这几种生产方式,如此看来,关于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论”实际上是一个不太靠得住的说法。

当然,我们绝对不是因为“五种生产方式论”出自斯大林之口就认为它是错误的,而是这种说法的本身确实经不起推敲。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论”的说法确实存在有几个明显错误。第一,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应该是六种而不是五种。第二,这种说法认为“五种生产方式论”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即它具有普世性,不仅适用于东欧的发展,也适用于亚洲、美洲的社会发展,而这显然是不准确的。第三,这种说法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全是线形的,即人类社会每一个单元的发展都必然从原始社会开始,并且将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要很好地回答以上几个问题,并且要找到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理解,我们就必须首先认真地分析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社会发展形态理论。2.2 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形态的论述

马克思在1857年至1858年撰写但生前没有发表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态》一书中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产生前的生产形态包括:(1)东方的或亚细亚的;(2)古希腊、古罗马的或古典的;(3)日耳曼的或欧洲中世纪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前和原始社会之后,还存在有三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不是偶一用之,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有关非西方(东方)社会的发展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前文提到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态》是马克思为他写《资本论》在1857年至1858年准备的手稿中的一个专门部分,这一部分是马克思在他的黄金创作期间完成的。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曾写道:15年,我用诚实的劳动进行了政治学批判……这15年是马克思创作的黄金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著述。可见,马克思正是在其黄金创作阶段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生产方式而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意大利的翁贝托·梅洛蒂在他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中曾经有详尽论述。我们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名为《马克思在晚年放弃了“亚细亚”这个概念了吗?》的文章中也对此有过详细的论述。我们都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独立的并且区别于西方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论”是存在问题的。

如众所知,马克思历来重视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但同时他从不忽视对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特殊性的研究。他认为,这种特殊性越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越明显。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交通不发达,致使各地区、各民族缺乏联系,不同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对人类活动影响巨大。只是到资本主义阶段,“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最终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代替了。”因此“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这一过程是怎样开始的呢?它是由各个民族一齐发展到资本主义,然后再开始这一世界性历史的吗?马克思从来都没有这样认为。他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落后地区的入侵、控制,使落后地区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从而使世界最终联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他历来认为,绝不是所有前资本主义形态都能够不受外来影响自发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的发生、发展需要特定和典型的历史环境。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一书中,曾经多次详细论述过这种历史环境。1877年,马克思在他给《祖国纪事》杂志的信中写道: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成为某种有关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即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对这一问题的最明确阐述是他晚年提出的看法。1881年,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写信询问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意见,马克思很重视这一问题。为了复信,马克思竟然写了四稿。这几乎可以说是马克思晚年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他在信中写道: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限于西欧各国。非常明显,马克思将自己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明确限于西欧各国,而没有当成是普世性的社会发展规律。

对第三个问题,即社会发展各阶段在时间上是否只能是前后继起的,马克思的看法是,社会阶段的发展可以是多线条并存的。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个现状,那么达到这个现状的路线有几条,其中,日耳曼方式可以直接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是承认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存在有特殊性和多样性的。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一书中描述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诸种形态彼此间并不存在有明显的先后顺序,而是完全有可能同时并存的一些社会形态。越是向人类历史的早期回溯,并存的社会形态间的差异就越大,这就使得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一般性抽象就越发地困难。有些人喜欢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抽象看成是一种对大多数民族单个发展史进行归纳后进行的抽象,即大多数民族依次经过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等社会形态,人类历史就是一种按照这一顺序演变发展的过程。这种看法是流行的,但是却根本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日耳曼方式可以直接地到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这并没否认亚细亚方式也可以直接地到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斯大林提出的历史发展“五阶段论”实际上是一个单线条理论,它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这种理论只能够适用于欧洲(尤其是西欧),而其他更多地方走的是多元化的道路。前文提到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这本书,对社会形态究竟是“多线条”还是“单线条”的发展做出了详尽阐述。

可见,斯大林提出的“五阶段论”完全是一种主观性的论断,特别是其有关单线条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之处在于将世界历史看成是一种各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世界历史的发展实际上应该是一种复杂的动态进程。2.3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单独讲过自己的历史哲学观,而只是讲过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历史发展问题上完全采用和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和思想。黑格尔有一本著述,中国很推崇黑格尔的时候恰恰被遮蔽了,那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此书是1957年翻译出版的,发行了几千册,此后40多年里都没有再版,直到2001年再版)。总体上看,这本书认为观念、理性、逻辑是大于存在的,比如一棵植物,先是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最后秋天叶子枯黄落下,在这个过程中,果实是对花朵的否定,种子又是对果实的否定,这样就形成了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否定的循环,因而我们不能将其存在归结为任何一个现象,也不能将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或此链条本身归结为它的本质。其本质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规律。

人类历史同样是如此。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同样正是“绝对理念”的展现过程。最早的人类历史发生在东方,在中国和印度,这种历史是静止的和原始的,第二种形态是古典时期,即希腊、罗马。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是原始存在的,是不能反观自我的,因为在中国和印度的意识形态中,大众整体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看上去只有皇帝是自由的,但由于缺乏平等,因而皇帝同样是不自由的。到希腊和罗马时代,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贵族和自由民是自由的,但这也只不过是局部的自由;到日耳曼时代,人们获得了自由的观念,知道了所有人可以是自由和平等的,至此,他的自由理念和绝对理念吻合了。所以,历史的绝对理念到这里就完全终结了。黑格尔一再论述道,西方文明从根本上说乃是从东方文明发展而来的,尽管东方世界几千年以来一直都处于某种无历史的状态,但“仍然可以从它们那里回溯到历史的开端”。黑格尔把历史的发展过程描绘成为一种与从东亚(主要是印度)—中亚(波斯)—埃及—希腊—罗马—日耳曼的这样一种地理转移进程完全相一致的过程,并且把这一发展过程的内在原因和内在动力看成是绝对理念的发展,认为这种地理特征是绝对理念发展的外化形式。

马克思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黑格尔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因素,他们指出,黑格尔把真正的关系,即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颠倒了。但他们同时认为,黑格尔的这种发展观“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但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的”。对东方历史先于西方历史,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早的观点,马克思完全是接受的。由此可见,这种历史性的跨度并非是认为东方一蹴而就地变成了西方,即这种发展不是由时间的交替形成的,而是由民族不断的接触、民族中心的转变来形成的。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人类的历史既不是各民族、各地区历史的简单地相加,也不是对主要民族历史发展的一般性罗列,而是一种各地区间和各民族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与相互融合的世界性发展进程。在这种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与发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些民族,例如美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土著民族,由于种种原因,自身发展较慢,而且长期与其他民族相隔绝,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很小。还有一些民族,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展得并不慢,但却在达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内在原因而长期停滞不前。印度在很早以前已经有了发达的文明,但当它自身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止步不前了,几千年来,它的发展都是与其他民族(例如雅利安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及最终使印度传统社会彻底解体的不列颠人)对它的影响密切相关。尽管止步不前,但这些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相当一部分却被其他民族所汲取,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另一种环境中,这些汲取了传统文明的其他民族克服了传统社会的障碍因素,创造了更高阶段的文明。人类文明的继承性是世界范围的,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民族。

现在看来,五阶段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在其与外界的不断接触中完成的。迄今为止,完全内生的奴隶社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的建立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战争中的战俘变成了奴隶,也就是说,战争这种民族间或国家间的暴力形式的接触,促使了奴隶社会的发展。而内生的奴隶制度在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就被普遍地认为是有悖于人伦的。同样,欧洲的封建社会也正是通过战争这种暴力的接触方式来实现的。而资本主义的形成,一方面是包含了人类通过战争这种血腥而暴力的接触方式的接触;但另外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形成也是通过地理大发现,即也是通过民族、地理的大跨度交往而得以实现的。

3 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

许多研究都认为,世界经济的形成主要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标志。对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时间,学术界历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当机器大工业开始向全球扩散时,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世界市场便开始形成;第二种看法则认为,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形成的只是世界商品市场,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应该是包括了各种经济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的市场,因此,包括了要素市场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市场的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是世界经济的形成之时。

综合这两种观点可以认为,世界经济最早也要到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即一直到始于18世纪60年代且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结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时才刚刚形成。这其中的机理就在于,工业革命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创造出了大量产品,因而需要有一个大规模市场来出清,否则将会引发生产过剩危机。由于一个对外封闭的经济体是不可能独自创造出一个大规模市场的,因此,为了实现生产与消费间的平衡,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寻找市场经济新边界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如果再考虑到单一国家在要素供给上的局限,因此国家实现对外经济扩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正是这种寻找市场经济新边界的努力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形成。

对这种观点,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在此前漫漫人类发展历史上,所谓的世界经济真的是彼此间完全孤立、完全割裂的吗?理论界讨论的所谓“封闭经济”是否能够完全地符合历史事实?为什么理论界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呢?

我们认为,这种认识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马克思提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导致了世界经济形成的观点,正如本章前面指出的那样,学术界一般认为,正是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孕育了世界经济的理论。事实难道真的如此吗?对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我们这里援引马克思原文进行佐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彻底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了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同样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正是根据这段论述,我国理论界才认为世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是工业化时代大规模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客观要求。然而,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论述的落脚点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不是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形成的关系。但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没有证明大工业革命前世界上所有的经济体都是封闭的。我国学术界根据这段论述形成的认识,实际上很可能进入了以偏概全的误区。

与中国学术界的普遍认识相反,笔者认为,世界经济始终是一个整体,是世界贸易而不是世界市场在牵引着整个人类经济的世界性发展,离开了人类经济的世界性发展,人类社会的每个单一的经济单元都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据现在考古学的发现,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物和牛马猪等都是在少数地区培育和驯养的,之后才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世界上究竟是谁发明了水稻种植?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论了100多年。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遗址的发现,使中外学者不得不重新下结论:最早的种稻人是长江下游的中国先民。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的出土物中,有大批稻谷、米粒、稻根、稻秆堆积物。这些丰富遗存证明早在7000年前,我国长江下游的原始居民已经完全掌握了水稻的种植技术,并把稻米作为主要食粮。最早的水稻种植仅限于杭州湾和长江三角洲近海一侧,然后像波浪一样,逐渐地扩充到长江中游、江淮平原、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下游,最后形成了今天水稻分布的格局。简言之,长江下游及附近地区是我国也是世界栽培水稻的起源。水稻在我国推广种植后,很快便传到了东亚近邻国家。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交,我国水稻北传至朝鲜、日本,南传至越南。汉代,中国粳稻传到菲律宾。公元5世纪,水稻经伊朗传到西亚,然后再经过非洲传到了欧洲。新大陆被欧洲人发现后,再由非洲传到美洲以至全世界。

关于小麦的起源,普遍认为小麦在公元前15000至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亚洲西南部。从地理学角度看,现在占全世界栽培小麦量90%以上的普通小麦,主要是集中在阿富汗到高加索的这片地区。其根据在于,这片地区不仅是遗传因子的中心地,而且还是古代连接欧洲与亚洲的交通必经之地。根据考古学研究结果,在距今6700年前的伊拉克遗址中发现了和现在小麦特性差不多的古代小麦,同时,通过综合观察研究埃及距今5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前几处遗址的小麦及其他几处人类史前时期遗址的小麦来看,推测小麦的起源应该是在公元前15000年至公元前10000年。世界其他地区的小麦种植是从这一地区扩散传播出去的。

据中国古代史记载,玉米原产于南美洲。距今大约7000年以前,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种植玉米了。由于玉米适合旱地种植,因此,西欧的殖民者侵入美洲后便将玉米种子带回到欧洲,之后玉米在亚洲和欧洲被广泛种植。大约在16世纪中期,中国便开始引进玉米进行种植,18世纪玉米又传到了印度。

马铃薯最早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及附近沿海一带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后来逐渐向世界各地传播。马铃薯最初于1570年被从南美的哥伦比亚引入欧洲的西班牙,随后则又传播到亚洲、北美、非洲南部和澳大利亚等地。目前,世界马铃薯主要生产国有原苏联各国、波兰、中国、美国等。

根据出土的牛颅骨化石和古代遗留下的壁画等资料,可以证明普通牛起源于原牛,原牛在新石器时代开始被驯化。原牛的遗骸在西亚、北非和欧洲大陆均有发现。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普通牛最初驯化的地点是中亚,以后才扩展到欧洲和亚洲。

在北美洲发现的第三纪各时代的地层中,发现了许多马类的化石。对这些马的化石的研究,证明马的祖先在第三纪始新世初期(约6000万年前)诞生于北美洲(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完全分离之前),这时最早出现的马叫做“始祖马”,一直演化到第四纪初期(约100万年前)才最终变成“现代马”。它起源于北美洲,在更新世初期迁移到其他大陆,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马。在中新世以前,马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北美森林,到中新世时才迁移到了欧亚大陆。上新世和更新世时,北美的马类动物还扩展到南美,但南美的种类不久即归于灭绝。到全新世时,北美的马类动物也趋于灭绝,只有其欧亚大陆的后裔得到了繁荣和发展。我国北方出土的更新世的三门马以及现在仍然残存在甘肃、新疆和蒙古等地的野马,都是马类动物的代表。家马由野马驯化而来。中国是最早开始驯化马匹的国家之一,黄河下游的山东及江苏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及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遗物,都证明距今6000年左右时几个野马变种已被驯化为家畜。

猪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比人早得多。野猪驯化为家猪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新石器时代是人类从游牧转向定居的开始,这使圈养成为可能。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发现于安那托利亚东南部的Cayonu遗址(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其年代约距今9000年。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家猪,一般认为是距今约8000年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

辣椒起源于中南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和亚马逊河流域是起源中心。16世纪下半叶,辣椒以观赏植物的身份由海路进入中国,清朝之前大部分中国人没吃过辣椒。在1591成书的《遵生八笺》中,称之为“番椒”。

番茄最初生长在秘鲁和墨西哥,原先是一种生长在森林里的野生浆果。当地人把它当做有毒的果子,称之为“狼桃”,只用来观赏,无人敢食。据记载,当时英国有个名叫俄罗达拉里的公爵去南美洲游历,第一次见到番茄就被它艳丽的色彩深深吸引,于是就把它带回英国,作为稀世珍品献给他的情人伊丽莎白女王,以示对爱情的忠贞。此后,番茄便有了“爱情果”的美名。直到18世纪,才有人冒险吃下番茄,从此知道了它的食用价值。相传,有一位法国画家看到番茄如此诱人,便萌生了尝尝它到底是什么滋味的念头。他就壮着胆子,冒着中毒致死的危险,吃下了一个,并且穿好衣服躺在床上等待死神的降临,然而过了老半天也没有感到身体有什么不适,便索性接着再吃,只觉得有一种酸甜的味道,身体依旧安然无恙。不久,番茄无毒的新闻震动了西方,并且迅速传遍了世界。到18世纪,意大利厨师用西红柿做成佳肴,色艳、味美,客人们赞不绝口。番茄终于登上了餐桌。从此,番茄博得众人之爱,被誉为红色果、金苹果、红宝石、爱情果。番茄是明代传入中国的,很长时间被作为观赏性植物。成书于1621年的《群芳谱》曾记载:“番柿,一名六月柿,茎如蒿,高四五尺,叶如艾,花似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二三十实。缚作架,最堪观。来自西番,故名。”

另外,青铜器、铁器也有一个世界范围的播迁过程,与机器大工业在世界范围传播是一样的。

所以,有了资本主义之后才有世界经济的说法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比如,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化,农业文化是一种丰衣足食、自给自足的文化。但是,任何一个民族不与其他民族交往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交往时间上可能有间歇,在形式上有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我们知道,在人类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几个经济单元间的发展是相互隔离的,在一个大的单元之间的小单元也可能是隔离的,比如西藏和大高加索地区等,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对外隔离的。但是,这些地区一旦被解除隔离,就可以作为信息的输入体和输出体同时存在,并且连同其在隔离期间未输入或者未输出的信息作为结果而同时发生交流。因而,虽然世界上有某些地区在某段时间是对外隔绝的,但这只是短暂和相对的,对外交往才更具有持久性和影响力。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区域性的发展都有可能是世界性的。

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研究人类经济的世界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上每一个孤立的单元实际上都会有相当一部分是世界性的,这才是真正的世界经济。

推荐阅读书目及文章

[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个形态.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5][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7]姜洪,江于:马克思在晚年放弃了“亚细亚”这个概念了吗?.文史哲,1981(5).

[8][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9][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英]M.M.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1][比]亨利·布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2][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3]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Harper and Row,1967.

[14]Angus Maddison.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第3章 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历史形成

本章在提出第一次产业革命形成之谜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分析了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及其所引发的商业革命的历史背景,进而对第一次产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且通过对工业革命的自身进程及工业革命的扩散链条的研究,提出了作者对产权制度这一问题的看法。

1 第一次产业革命之谜

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史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的发展都是比较连续的,虽然有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非常缓慢的过程,而且几千年来变化也不是很大。比如说,自古以来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就是不同质的,但有趣的是,在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6000多年里(迄今发现的古埃及文字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是并行存在的,但到了18世纪下半叶,产业革命导致了人类文明发展联系的中断,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所取代,游牧民族也被迫结束了游牧生活。可以说,工业革命使人类历史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虽然对这次产业革命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已经有很多解释,但迄今没有人能够完全解释清楚,因而“产业革命的形成和发展”到现在仍然是历史之谜。1.1 卡尔·波兰尼:经济脱离了社会

说到这里,要提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和他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以下简称《大转型》)。波兰尼的这本著作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但此书的影响直到近几年才真正体现出来。学者近年来开始关注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此书完成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发展越来越印证了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波兰尼认为,人类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发展一直都是包含在社会发展之中,经济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经济系统不是脱离社会系统而存在的。但工业革命导致的后果,就是使经济从社会系统中脱离出来,从而成为一个单独的系统。这个单独的经济系统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系统的发展,社会系统的发展反过来为经济系统的发展服务。

目前我们也是说“经济社会发展”。一般来说,按照概念大小的逻辑,应该说成是“社会经济发展”,因为“社会”的概念明显要大于“经济”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制定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时,就存在着应该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争论。当年有很多人曾经主张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但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说,应该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种用法的目的,就是要将“经济”突出出来,表示我们强调的仍是“经济”发展。这种说法后来也成为主流表达。迄今为止,我国的官方文件或官方表述中仍然还是讲“经济社会发展”。

几千年来,经济发展都是包含在社会发展内,但工业革命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使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指数增长”的时代,经济的“指数增长”被高度关注。指数增长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无论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多高,只要当年的增量停下来,指数就为零,甚至负数。指数增长的特点就是二阶导数为正数。比如要维持10%增长,每年的增量必须是递增的。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二阶导数为零,也就是说,某年的指数增长为零,那么新增就业很可能会停顿。因为人们的新增就业不是和经济总水平相挂钩,而是仅仅与增量相挂钩。人们对“经济指数增长”的关注,实际上仍然表现出人们对经济增量不断攀升的强烈渴望。此前,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以丰衣足食为目标,这一目标有一个物理上衡量的量,这个量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动。此外,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社会中,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的增长,但人口的增长受到了很多因素的限制,因而只能够呈现出一个相对而言的有限制的增长。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工业革命前的社会中,人们是不会关注经济指数是否连续增长的。

然而,自工业革命得到广泛传播以来,人类便开始具有了不断地追求经济指数增长的冲动,每年的工业都要有大规模的提高,而且经济指数增长要不断为正数才能够满足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渴求。由此,也就逐渐出现了经济脱离社会而发展的现象。这个经济脱离社会的现象确实是由产业革命引起的,但这种产业革命究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还是一个仅仅限于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特例呢?这也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即,产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是否很特殊?1.2 欧洲特殊吗?

按照通常的说法,社会发展及经济发展是由其内在规律主导的,这个规律是在社会内部产生的。从生产力角度看,游牧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以转变成农业经济,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手工业及工业。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贫富悬殊,并且会产生奴隶主和奴隶;如果社会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继续发展,到一定程度,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就会出现地主和农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工业逐渐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的时候,社会也就进入以资本家和工人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工业革命,是不是每个社会、每个民族都能够顺利地并且按顺序地实现呢?还是说工业革命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只能发生在具有独特性的欧洲呢?这是“产业革命之谜”最核心的问题。

经济学理论对这个问题历来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欧洲中心论”,另一种则是“反欧洲中心论”。前者以黑格尔、兰克、孔德为代表,而后来的马克斯·韦伯则算是这派观点的集大成者。欧洲中心论者认为,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其他地方都是外围;文明的意义与价值必须由欧洲来制定,因为只有欧洲的发展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普世性。随着战后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及新兴民族经济的发展,学者们也开始对“欧洲中心论”进行反思。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反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例如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阿明、弗兰克等。但是,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反欧洲中心论”,这两派观点在产业革命是否只属于欧洲的问题上,除弗兰克外,观点都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工业革命只属于欧洲。

在所有这些学者中,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十分独特,因而也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他认为,工业革命是独特的,并且是唯一的且不能够重复的,因而只能够发生在英国,即只有独特的英国才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工业革命。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是独特且无法复制的。虽然资本主义的制度在其他地方同样也能够存在,但就其规范(即精神层面的东西)而言,只有新教(加尔文派)伦理才能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契合,而新教只有在英国才能够生存,因而也只有在英国才能够产生与工业革命相兼容的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可以被分为许多种,其中不仅包括“海盗式资本主义”(西班牙、葡萄牙),还包括“权贵式资本主义”和“经典式资本主义”等。英国属于经典式资本主义。韦伯认为,只有经典式资本主义才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无法产生工业革命。如果从精神层面来说,只有信仰新教的英国,才能够产生工业革命。

其实,基督教是禁欲的,其本身是不允许追求现世的财富与享受的。但韦伯认为,上帝的选民有追求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责任。一个人是否是上帝的选民,在其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即上帝在一个人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是否要拯救他。选民乃是被上帝拣选的,而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么,一个人如何才知道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通过后天的奋斗和成就来证实。这样,在此后的生活中,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必须用自己的辛苦和努力来证明自己是有成就的,以此来证明上帝对自己是重视的。因此,加尔文派的教义与个人通过辛勤劳动去积累财富及实现现世的成就非但是不矛盾的,反而是在完成自己作为上帝之选民的责任所在。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这种观点。

韦伯之所以值得关注,并不是在于他对工业革命之谜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是在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命题。他提出,欧洲是特殊的,英国是特殊的,工业革命是一种不可复制、不可分析的现象。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持有同样看法,他也认为,世界体系是唯一的、不可验证的,因为唯一的东西就是不可验证的,是不存在如果的。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农牧社会里的王国政治、战争、领土扩张等现象也具有独特性,但都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类似情况,而工业革命却只有一个。

也正是因为如此,工业革命历史独特性问题的本身就是命题大于结论的,这个命题的确值得我们大家深入地思考和系统地讨论。

2 地理大发现与商业革命

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而且直接促成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经济扩张,从而在人类历史上掀起了一场革命,其作用怎样描述都不过分。正如亚当·斯密所言:“美洲的发现,经由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的航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欧洲落后于东方——不论是伊斯兰教的东方,还是印度和中国的东方。阿拉伯水手很早就已经跑遍了印度洋;中国明朝政府派遣郑和于1405年至1433年期间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长,出访国家之多,都是当时欧洲国家望尘莫及的。但后来下西洋突然停止了,最终,欧洲人开始了自己的地理探险历程,世界也从此向欧洲人敞开。2.1 欧亚贸易与西方对东方的向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世界对海外贸易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一旦对外贸易的商路遭到阻塞,他们是不惜以武力和战争来解决问题的。例如,1096年至1291年期间发生的十字军东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商路的开发和竞争发动的。西方的传统社会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有很大区别。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完全可以满足自己居民丰衣足食的要求,但西方的传统社会不具备这种能力。沃勒斯坦在他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多次提到过,在现代世界体系前,许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贸易的作用,对贸易于西欧的重要性认识不清。而且,有许多学者坚持认为,越往前追溯,人们越是可以自给自足,但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自始至终都离不开贸易。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必须靠贸易才能够获得,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盐。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产盐,因而盐的贸易自古以来就是必然的。

自古以来,欧洲与亚洲间的贸易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国,我们一般都认为香料是生活的点缀品,但对欧洲而言,香料却是生活的必需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欧洲当地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原因,肉类保鲜一直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而香料恰恰可以作为保鲜剂来保鲜肉类等食品。由于香料的产地主要在东方,因此自古欧洲与东方世界的贸易往来一直都十分频繁。很多人对这一点都没有清醒的认识。

与这种贸易相关的就是对海权的争夺。欧亚之间的陆上贸易,例如我们常常提到的丝绸之路,一直都没有中断,即使暂时中断也只是局部性的中断和分散。此外,西欧的一些海洋国家一直以来都试图绕过陆地贸易而直接与东方世界进行海上贸易,这种想法很早就有。从大西洋不受阻碍地到达东方,是千百年来欧洲人的梦想,因为只有这样,他们在东西方贸易问题上才不会受意大利人或阿拉伯人的辖制。然而,在前现代时期的技术条件下,欧洲人要实现这一愿望是非常困难的。2.2 地理大发现与工业革命

到15世纪末,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西欧人进行海外探险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西欧人由此进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哥伦布则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哥伦布进行远洋航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奇迹,即从大西洋直接到达东方。虽然历史上的哥伦布以发现新大陆而著称,但新大陆并不是哥伦布进行远洋航行的最初目的地,他的目的就是要到达东方,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为了到东方去寻找财富。哥伦布是热那亚人,与马可·波罗是同乡。据说他从小便深受马可·波罗的影响,一心想要去东方寻找财富。他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算过分,因为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欧洲人都深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他们都认为遥远的东方遍地是黄金,因此,当时西欧国家的许多探险家都把到东方寻宝作为自己的目标。

近500年以来,西方世界的兴起及其对非西方世界的征服与扩张,与西方人对海洋的控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葡萄牙人是最早开始海外探险的西欧国家,对海洋的控制也使得葡萄牙成为了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海洋霸主。随后,西班牙战胜葡萄牙而成为海洋的主人,同样也是利用其海上优势大力进行航海探险与海外扩张。此后的海上霸权虽然几易其主,但它们都没有放弃海上探险事业。伴随海上探险而来的则是规模巨大的海外殖民和海外贸易,这也是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世界历史的早期阶段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自17世纪后期开始,在西欧国家的竞争与较量中,英国最终打败了法国并且逐步地排挤了荷兰而成为现代世界中的海洋霸主,而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英国得以进行工业革命的首要前提。

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说是需要在一个大的体系中才能够完成的,而这一点为我们研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谜提供了新的启示,即我们不能够单纯就英国本身来研究英国的工业革命,我们不能只是研究英国是如何爆发工业革命的,然后再从其中抽象出导致英国工业革命的各种因素以便供模仿和复制。这种做法不仅不现实,而且有缘木求鱼之嫌。因此,只有在世界发展框架内去研究这一问题才会有意义。

现有的理论大多都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并且认为正是这些处于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了地理大发现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但是,越来越多的资料则证明,在哥伦布生活的时代里,西班牙、葡萄牙的经济发展程度并不比亚洲的中国、日本、印度先进,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比亚洲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强大。事实上,西欧早期的探险家们并不代表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现代资本主义关系乃是在欧洲与海外世界的交易中而不是交易外产生的。2.3 亚欧美大三角贸易

工业革命不是由农业社会直接发展出来的,在工业革命真正产生前存在一个前工业化阶段,即商业革命阶段。从根本上说,正是欧洲的商业革命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欧洲的商业革命最早可追溯到12世纪至13世纪,但真正有变革意义的商业革命则是在地理大发现后出现的。15世纪末期,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新航道也随之开辟,而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世界市场的拓展、商品种类的增多、商业贸易中心的转移及商业强国的崛起。从此,世界上那些原本相互隔绝的地区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整体,欧洲对外贸易也日益得以迅速拓展,在此基础上首次出现了全球性经济关系,世界市场也因此逐渐形成。例如,当时的美洲以种植业为主,美洲各地生产的大量烟草、砂糖、咖啡及棉花主要是销往欧洲等地,美洲各地所需的日用品,例如粮食、布匹等则需要从欧洲进口;由于美洲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大,美洲与其他地区的劳务贸易也因此繁荣起来;亚洲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和香料等奢侈品也出现在全球各地。在洲际贸易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西欧,欧洲人通过对商业、航运业及相关行业的控制而大发横财,这也为工业革命的发生进行了必要的原始积累。

工业革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物,即工业革命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现的现象。贡德·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一书中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地理大发现催生了一个贸易上的“大三角”的关系:欧洲人从美洲拿走了大量的白银,也包括部分黄金,并输入到亚洲,然后从亚洲取得了大量产品运往欧洲,欧洲经济就是在这种“大三角”关系中不断地发展起来的。比如,从1545年到1800年,美洲出产了13.3万吨白银,其中大约75%,即10万吨,输出到欧洲,而欧洲输入的白银有32%(即美洲总产量的24%),即3.2万吨输入到亚洲。欧洲经济经过这样的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催生了产业革命。如果离开欧洲、亚洲和美洲间贸易上的“大三角”关系,欧洲在世界经济中还是比较边缘化的,因而也是无法产生工业革命的。这种看法有很多可取之处,因为它确实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欧洲一开始并不是最先进的,在14世纪到16世纪期间,欧洲并不领先于亚洲,财富总量也不及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但经过地理大发现后,欧洲通过在贸易上的“大三角”关系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从而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必要准备。

我们必须清楚,如果将工业革命局限在欧洲,那么只有当时在欧洲内部具备的那些产生工业革命的要素才算是内因,而当时的洲际贸易则是外因;但如果将工业革命看成是世界性的,由于亚洲、美洲、非洲同样是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工业革命爆发前的洲际贸易就可看成是内因而不是外因。因此,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工业革命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分析其内因而不是外因。进一步说,如果没有东方,没有东西方的交流,也就不会有许多欧洲人认识东方和叙述东方,也不会产生葡萄牙、西班牙对东方的热情而最终发现新大陆,整个世界经济也不会如此快速地发展。

3 第一次产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发生?

如果说我们前面的讨论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为回答产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讨论欧洲中为什么首先在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3.1 英国的有利条件3.1.1 宗教改革

英国是海岛民族,本身富于冒险精神,对商业充满了兴趣,有经商的习惯,这些都成为后来英国发生产业革命的有利条件。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英国的宗教改革对英国工业的促进作用。英国在16世纪30年代开始的宗教改革使英国的教会与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而随后兴起的清教运动,特别是从加尔文派的教义中获得的一些思想,对英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欧洲与中国不同,欧洲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体系,而中国自秦汉以后便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并且只有一个君主;但长期以来欧洲却同时并存着许多国家,能够同时统辖多个国家的只有教皇,虽然教皇的权力不如中国皇帝的权力那么大,但教皇在管辖教民时,仍然具有强大的且不容违背的力量。当时的欧洲,世俗的权力只有获得教皇的认可才算是合法的,教皇实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控着政治领域的思想统治,即宣布道德准则和制定法律条文,而行政管理这类事情则由世俗君主来完成。例如,当时教民的地区迁徙都是由教皇来决定的,每个教民都是属于一个特定的教区,是不能够随便跨教区迁徙的;教民的婚姻家庭事宜也完全都是由教皇制定的规章制度管辖的,英国宗教改革的导火索也正是一桩离婚案。当时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妻子是西班牙阿拉贡公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姨母凯瑟琳,她为亨利八世生了六个孩子,但只有女儿玛丽一个长大成人。亨利八世很是为继承人问题伤神,他为此向罗马教皇提出与凯瑟琳离婚。当时的教皇慑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压力,拒绝了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结果,愤怒的亨利八世便开始了对抗教廷的活动。当时的欧洲在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下,反教皇的情绪已经颇为普遍,亨利八世决定利用人们对教会的不满,加强他自己的统治。1532年,国会根据亨利八世的要求,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规定未经国王许可,神职人员不得向罗马教廷交纳首年贡俸,禁止国民向罗马教廷上诉一切案件。亨利八世进行的宗教改革,大大减小了罗马教皇对英国政治的影响,但英国的宗教改革并不是彻底的,天主教教义的主要内容并没有被废除,而这与加尔文宗教改革和路德宗教改革有较大不同,加尔文派和路德教都认为,教徒不需要进教堂,也不必信十字架,并且认为这些是拜物教,他们认为教徒不需要神职人员作为中介就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加尔文派与路德教对英国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伊丽莎白1558年继位后,制定了较宽松的宗教政策,特别对那些来自欧洲大陆的新教徒的容留政策,使新教徒得以在英国获得较为宽松的环境。在此之后,英国的国教颁布了很多新法令,同样也比较适合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3.1.2 哲学与意识形态的作用

英国哲学的实证主义精神对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培根。

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科学和技术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除少数领域外,纯粹的科学与纯粹的技术反而使人感到陌生。其实,这种情况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出现的现象,在之前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科学与技术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当希腊文化风靡世界时,他们研究的乃是纯粹的科学;古罗马人注重现实,他们曾经用精湛的技术构造出巨型建筑来表现他们的力量,但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值得称道的科学。有人曾经把科学与技术的割裂说成是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也有人认为这种割裂根植于科学与技术的自身性质,但这些说法都不足以客观地说明问题。

事实上,科学与技术的割裂是伴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而形成的。如果没有这种分工,两者间不可能形成有形的分裂。这种分裂之所以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时间内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根源在于奴隶制形成后出现的那种对劳动的鄙视。当体力劳动受到鄙视时,技术发明及应用科学通向理论科学的道路就被堵塞了;当脑力劳动也受到鄙视时,科学也会随之而衰落。尽管如此,人类通过努力一直在艰难地弥合着这种由社会造成的分裂,真正动员起人的智慧来填平这道鸿沟的正是培根。

培根认为,当时的学术传统由于同经验完全失去接触,因而相对而言是很贫乏的,但工匠传统则因为许多东西没有被记载下来从而在科学上的力量也相应地受到了削弱。培根明确地表示:“经验和理性才是真正合法的婚配,由于被粗暴地和不幸地隔离开来,所以人类大家庭才陷入混乱。”他认为:“一旦有经验的人学会读书写字,就可能有更好的东西出现。”他说的这些更好的东西就是指新的科学原理与技术发明。基于这种想法,他特别关注科学在工艺和技术上的应用并且认为工艺和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培根从哲学的高度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明确地提出运用新发明、新发现来改善人类生活是科学真正的目标。1620年,他发表了《新工具论》,从认识论的角度阐明了实验科学的意义。他认为,感觉是最靠得住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应当是实验的科学,就是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他第一个完备地制定了认识的归纳法,并且指出在认识过程中必须从因果联系、从分析和观察个别事物出发,任何可靠的理论都必须有大量的事实根据。培根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科学的方法问题,他说:“我们不应该像蚂蚁,只知道收集,也不可像蜘蛛,只会从自己的肚子抽丝,而应该像蜜蜂,既采集又整理,这样才能够酿出甜美的蜂蜜。”

培根的学说对当时的英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此后很长时间里英国在技术方面之所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在培根思想的影响下,17世纪上半叶,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在英国逐渐结合起来。1660年,这种结合达到高潮,英国皇家学会正是在这一年得以成立,这个学会正是在培根的倡议下建立的。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们都深受培根思想的影响,并且积极地奉行培根建议的政策。1663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学会章程中就明显体现了培根的思想。该章程中明确写道:“皇家学会的任务和宗旨是增进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一切有用的技艺、制造业、机械制作业、引擎和用实验从事发明(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则不会插手)”。英国科学家也因此扩大了研究范围。他们把欧洲大陆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广泛应用于工艺过程,无数的技术发明相继出现了。科学已经日益进入生产领域,英国就要起飞了。

除宗教改革和培根的影响外,另一个有利于英国进行产业革命的因素是政治革命。经过1640年到1688年的努力,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代议制政体,而这对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同样是十分有利的。此外,英国此前的那种以毛织业为主的工厂手工业的发展及圈地运动、农村里的家庭专业化经济等诸多因素,也同样有利于英国先于当时的欧洲其他国家而开始第一次产业革命。3.2 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历史偶然性

英国具备的这些有利因素当时在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也同样存在,比如说宗教改革,当时在德意志有更为深入的宗教改革;比如说冒险的商业性质,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则更加具备;比如说政治革命,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更早。商路转移也不是上帝仅仅对英国的眷顾,而是惠及了整个西欧。因此,个别因素是难以说明问题的。

事实上,工业革命是各种因素相互碰撞的结果。虽然以国家为本位的思考是后来才出现的,但我们此处借用这个词来说明问题。工业革命实质上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地区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碰撞产生的最终结果。事实上,在世界商路转移到大西洋的初期,英国的经济技术水平不见得比欧洲其他国家高出很多,但这些水平如果就利用商路而言已经够用了。与英国相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的经济技术就利用商路而言还是显得不足。假如商业航道转移发生在11世纪,那时的英国制造业水平就无机可乘了,也就不会有纺织业大发展,对蒸汽机的需求也不会提出,当然也不会发生工业革命了。反过来说,如果其他因素都具备,但商路转移却没有发生,那么工业革命也同样是不会发生在英国的。因而,可以认为,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是多种因素共同碰撞的结果,虽然英国具备了发生工业革命的条件,但其中也存在着偶然因素。至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则是我们下面将要论述的问题。

4 第一次产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其他国家?

与英国相比,当时欧洲其他国家也具备发生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诸多条件,但历史的最终结果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这对后来的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第一次产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其他国家?我们下面将针对几个特定国家的情况进行较详细的考察,以期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4.1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西班牙?

自1500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许多国家都从事过大西洋贸易且获利丰厚,但工业革命却首先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比英国还早从事大西洋贸易的西班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我个人看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宾森(James Robinson)三人合作提出的解释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这三位学者比较了英国和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的条件,他们发现,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有许多条件都优于英国。这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说工业革命能够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够在西班牙发生。他们发现,西班牙有三方面条件优于英国:首先,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长距离航海探险,且较早地掌握和拥有了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这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甚至是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其次,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因而它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这两国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最后,这三位学者认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当以剥削(殖民地)为手段,越是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其国力应该是越强;但英国对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只有当英国遭遇战事,英国才会通过有殖民地代表的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殖民地缴纳特别税费;西班牙的殖民地则没有设立议会,西班牙对殖民地有税收权,殖民地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西班牙,因此西班牙相对而言应该比英国更具备产生工业革命的经济实力。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对这种矛盾,这三位学者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与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以此来说明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西班牙。

这三位学者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假说。其一,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性的影响;其二,大西洋贸易产生的收益能够催化制度转变;其三,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的专制权力的强弱密切相关。这三位学者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如果能够与各国国内内生性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那么从大西洋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则会促进经济成长,催生工业革命,而各国自身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进行的制度转变密切相关。这三位学者把城市化程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数量这两项指标作为各国在贸易中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并且还收集了15世纪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进行过大西洋贸易的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均有过长足发展,没有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国家的城市化程度,例如中东欧国家及地中海城邦国家(例如意大利城邦国家),则发展迟缓。此外,他们还创造了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的概念,用以刻画三种制度特征:其一是各国或城邦、皇室或其他特权阶层侵犯商业活动权利的受限程度;其二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其三是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个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这三位学者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不断发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国或各城邦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特权阶级权利的限制及对自由经商权利的保护都非常明显地增强了,而那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同时,他们发现,英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的限制程度明显要强于西班牙。

英国的议会对王权有相当的约束力,西班牙则恰是王权专制国家,这些差异对改进影响交易效率的制度有明显作用。而这一点意味着,英国在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及人们自由经商的权利方面改进的程度要远远地强于西班牙。在进行大西洋贸易后,英国社会中出现了新的富商。这些富商为了保护其既有的财富或为得到更多利益,与原有的王室及特权阶层发生了冲突。英国的代议政治制度对解决这些冲突以及对制度改革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英国社会中同样也因此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例如王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够从事营利性事业、企业成立可以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一般民众完全可以自由地从事大西洋贸易)等。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了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詹姆斯二世复辟后则又打破了革命后出现的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了议会制。但詹姆斯二世却企图恢复王室的垄断特权,英国议会于是从荷兰请来了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发动了“光荣革命”,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新政治独裁,限制了王权的复辟。

大量的历史证据都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联、没有特权的人则从大西洋贸易中大获其利,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并且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够在政治上发挥出相当的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阶级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有优势。另外,社会中出现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也能够分享贸易利益,好处不再被国家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从而引发了亚当·斯密曾经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工业革命也因此首先在英国发生。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中产生的新富许多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他们在自己的产权能够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了资金,这些资金则又是进一步促进投资的资本,而这一点同样也就意味着,英国当时能够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产权,让这些土地所有者不但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相反还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助力。

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了与英国相反的结果。西班牙王室垄断了大西洋贸易的所有收益,当时,除皇室及那些获得特许证的人拥有从事国际贸易的权利外,其他人则均被禁止参与其中。此外,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拥有税收权,这更加强化了王室的权力与专制地位,造成社会中等级意识更加牢固。与此同时,西班牙王室将贸易得到的好处主要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上,社会因此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收益,从而导致社会的流动性不足,贫富差距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够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阶级出现,最终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4.2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于法国?

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解释了何以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西班牙,但却不能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不能够发生在法国。法国同样是大西洋贸易的积极参与者,也直接从这些贸易中得益。法国大革命前,虽然法国在政治上实行人治,但经济上却非常自由,并且薄赋轻徭,普通百姓也能够分享经济利益;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对专制权力的限制更是甚于英国。因此从理论上说,工业革命既然能够发生在英国,那么更应该能够发生在法国。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约翰逊、阿西墨格鲁及罗宾森对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解释虽然有很多合理成分,但却不够充分。因为他们仍然是采纳“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思维来解析社会的,忽略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

其实,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的原因是人口。英国特殊的人口再生产方式促进了物质性的再生产,从而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18世纪中叶,欧洲市场、殖民市场及欧洲以外市场不断扩大,棉纺织业因此而获得了巨大发展。水陆交通的大大改善同样也便利了工农业产品和原料的运输,促进了商业繁荣,从而为工业积累了资金。工业革命需要两种人:大量脱离土地的科技创新人员和大量的自由劳动者。但当时的欧洲范围内则只有英国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看看英国当时的情况。4.2.1 劳动力脱离了土地

18世纪30年代,C.唐森德子爵首次把三叶草和芜菁引入大田,改三轮制为四轮制,由此开始了农业革命。农业家R.贝克韦尔则培养出“新莱斯特羊”,开创了改良牲畜之风。农业革命的发生意味着单位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减少。英国国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国农民的人数为此而减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量,从而使农业完全纳入到资本主义轨道。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则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一方面是人口剧增,一方面是土地对劳动人口需求减少,这就导致大部分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4.2.2 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法国可用的国土面积是英国(含爱尔兰)的1.78倍,法国耕地面积是英国的2.68倍,草原面积却只有英国的69%。1500年,英国人口只相当于法国的25%,但到1800年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已经相当于法国的59%,这意味着法国的人均耕地是英国的1.59倍,人均草原面积却只是英国的41%。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当时法国耕地丰富,一方面没有农业革命的动力,另一方面同时也意味着农民在土地上就可以谋生,根本没必要离家背井、妻离子散地到城市讨生活,再加上法国交通落后,农民仍然被束缚于土地上。圈地运动主要是草原圈地,由于英国草原用地占农业用地的比例高,相当部分的农民是依赖草原的,圈地运动因此可以圈走很多农民;法国耕地多,但草原用地占农业用地比例低,圈地运动圈不走多少农民。由于这些原因,法国工业化的进度远远落后于英国,到1870年,英国只有不到23%的劳动力还在从事农业劳动,但法国的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还接近50%。英国由于人口增加快,每年都增加大量年轻劳动力,因而源源不断满足了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英国工业的发明者大多是一线年轻工人,但要是这些人仍然留在土地上谋生,是不可能有机会进行创造发明的。这些典型的发明创造包括:1733年,钟表匠凯伊发明了飞梭;1764年至1767年,纺织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769年,理发师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79年,童工出身的纺织工人克隆普敦结合两种机器的优点发明了骡机,后被改良成为自动棉纺纱机;1785年,青年牧师艾德蒙特·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织布机;1769年,仪表修理工詹姆斯·瓦特则根据前人成果,成功发明了单向蒸汽机;1814年,史蒂芬逊发明了蒸汽机车。正是在这些发明的推动下,1800年,英国合计拥有了蒸汽机321台,总共有5210匹马力,但1825年则猛增到15000台、375000马力;1825年英国的第一条铁路试车成功。1844年,英国铁路已经长达2235英里。从这些实际数据可以看出,有大量的脱离土地的劳动力是英国工业革命得以实施的关键。虽然当时的英国总人口数仍然比法国要少,但脱离土地的自由人员却反而要比法国多出许多。这些自由人员既是工业革命科技创新的主力,又是工业生产所需的自由劳动力。4.2.3 企业家阶层受限较少

与英国相比,法国企业家们受到的各种传统性限制更大,拥有的经验和创造性更小,自由的活动余地则更少,受到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约束更多,杰出的企业家也太少。复杂的封建结构和一系列陈旧的价值观念都限制着人们进入到企业家阶层,而这就大大地制约了企业家的绩效,而且还容易使企业家放弃商业业务。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法国的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逐渐落后于英国。

5 产业革命本身的进程

英国工业革命的生产力发展进程本身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国内却很少有学者关注此问题。国内学者喜欢谈经济史,偏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比如研究外国经济史的学者都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萌芽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雇佣、剥削、工厂的血汗工资制度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然而,却很少有人从生产力的角度研究一个行业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行业的原因、生产力的本身是如何发展起来等问题。事实上,从生产力角度研究行业的发展、生产力的升级也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工业革命早期的飞梭和珍妮机,都是在手工的条件下发明的,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都是用木头发明的,但这却没有妨碍这些技术的发展。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阿克莱特为水力纺纱机申请了专利,并于1769年获得了有效期为14年的专利证书,虽然1785年英国最高法院宣布阿克莱特的发明无效,因为当时的水力纺纱机的真正发明者木匠海斯揭露了阿克莱特窃取其发明的过程,但这却毫不影响水力纺纱机的继续使用和推广。我们从这些情况中可以发现英国文化与我国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在英国,人们对私有权利的保护与寻求保护是有较早自觉性的,英国采取的这种保护商业、保护专利的制度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

如果分析其原因,从思想层面上说,英国自培根的实证主义观念兴起后就开始重视技术,从而使整个社会对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关注,从而也使得人们对自己的技术也能够有一种较强的认知。从制度层面上说,保护私有财产权还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瓦特的蒸汽机及其推广使用。我们一再强调发明与推广是两回事,发明家不一定能够将自己的发明应用于生产,推向社会,技术革新也并不就等于产业变革。瓦特是工程师,如果没有别人的赞助,他即便对新技术成竹在胸,但是对市场却仍旧是一筹莫展的。他的伟大发明所以能进行,首先离不开卡伦炼铁厂的厂主约翰·罗巴克和企业家马修·博尔顿。当瓦特和罗巴克相遇时,瓦特因负担不起研究费用而债台高筑,进一步的研究已经被搁置。罗巴克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瓦特表示愿意帮助他继续进行下去。两人于是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瓦特欠的1000英镑债务由罗巴克偿还,并且罗巴克将出资帮助瓦特,一直到试制成功,成功后罗巴克将分享利润的三分之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蒸汽机才走出实验室,经过一系列的工艺加工上的改进后,1769年第一台有实用意义的现代蒸汽机诞生了,虽然有很多缺陷。后来罗巴克出现经济困难,并且于1773年破产。此时,企业家马修·博尔顿主动地找上门来,并且与瓦特签订了另外一份合同,继续支持研制工作。1781年,瓦特发表了第二个专利,描述了把活塞的直线运动变为圆周运动的各种方法;1782年,他又发表了第三个专利,说明了单向汽缸变为双向汽缸的关键,并且使运转更为均匀;1784年他发表了第四个专利,阐明了他的蒸汽机在大工业中的广泛用途。自1785年开始,工厂正式生产并且销售现代蒸汽机了。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没有资本的推动,蒸汽机是无法变成现实生产力的,因而我们也更应该关注技术如何才能转化为生产力以及资本和技术的结合。

6 工业革命的扩散链条之研究

6.1 扩散路线

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后,随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扩散与传播,先是在西欧,然后扩散到北欧、中欧、东欧及大洋彼岸的美国。工业革命的扩散路线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人文联系。这种联系大致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侨民,但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的扩散不能够完全用侨民来解释,英国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侨民,比如说来自南欧的侨民也不少,但南欧却没有因此而发展起来;另一种联系则是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的存在对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的扩散居功甚伟。

企业家阶层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企业家阶层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正式阶层,有自己的政治表达,如同中国的士农工商这四个阶层一样。企业家阶层在东方国家甚至在许多欧洲国家里都不存在,比如说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没有企业家阶层,它们有探险家、国王和贵族,但却没有企业家。葡萄牙盛产哥伦布那样的探险家,西班牙社会中的土地贵族和军事贵族则占有非常显赫的地位。但它们都没有企业家阶层,即使有少数企业家,其社会地位也谈不上显赫。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相比,英国在从事大西洋贸易后,其原有的社会阶层被打破了,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富有商人。这些人为保护自己的财富,利用英国相对而言较自由的政治代议制度选举其代理人充当国会议员,从而在政治上得以发挥出很大的影响力。这就为当时英国社会中的许多没有特权的人参与大西洋贸易争取到了更多的机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社会逐渐开始形成一个与王室特权无关但却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新型商人阶层,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封爵。英国王室册封的勋爵中有很多是企业家。欧洲的其他国家在这方面一直都做得不如英国好。到目前为止,我国也仍然没有培养出一个可以有独立政治表达的企业家阶层。

企业家阶层不是号召大家办企业就可以培养出来的。企业家既不是科学技术人员,也不是真正的资本家。资本家有钱,但企业家未必很有钱。企业家主要是搞创新的。创新可以被分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等许多种,通过创新可以将生产要素有机地组织起来。企业家未必有很多钱,但却可以将生产要素组织起来并使之产生经济效益。这种人在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内是被人看不起的。然而,处在工业革命扩散路线上的国家中,企业家都发展为一个重要阶层,一个名列前茅的阶层,而且是被公认有社会贡献的一个阶层。迄今为止,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很落后的。这里的明显例证就是,胡润排行榜历来被视为“杀猪榜”,这种情况结束得越早越好。民营企业家的纷纷落马,说明民营企业家的素质需要提高,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认真地保护产权。6.2 再次回到韦伯

虽然韦伯对产业革命的论证并不算很完善,但却提出了一个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逃离的魔咒,那就是工业文明的发展迄今都是与基督教国家(特别是新教主导的国家)相联系的,这种联系越是紧密,经济就发展得越快。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这个魔咒一直在起作用,即使到现在我们也仍然不能说逃脱了这个魔咒。

对这个现象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解释呢?难道说,我们一百多年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上帝的选民,还是有其他原因?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第一个对此提出挑战的就是日本,日本从广义上说属于中国文化。日本的发展用韦伯的理论该如何解释呢?恐怕韦伯他自己对此也无法解释。在韦伯看来,儒教主导的亚洲是根本发展不起来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主导的社会经济则更是发展不起来。

对韦伯提出的这种看法,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呢?

核心问题就是企业家阶层是否真正受到保护,私人财产是否受到尊重。假如说我们的社会能够接受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冲破这个韦伯魔咒;如果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发展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主要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亚洲文化观念中,是严格讲究尊卑秩序的。尊卑秩序的礼教确实有很大的合理性,因为社会需要秩序。比如奥运会的更高、更快、更强,实际上体现的就是一种体育竞赛的秩序,而且是大家公认为比较合理的秩序。然而,人类社会不能够完全以此为秩序,否则就与动物世界没有区别了。人有幼、有老、有残、有病的时候,所以应该是有个稳定的东西。这个稳定的东西的来源是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承性,同时在此传承中也有推举孝廉、考试科举的秩序制度。这个体系是可以自我完善的,其本身并不存在什么大问题,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之所以出现问题,可能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我们是否与产业革命引起的一系列变化相适应?西方思想的导入与我们固有的次序是否可以相容呢?过去中国固有的秩序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和现在的这种保护财产的财富体系能否相容?如果能够相容,它承受的张力可能比其原有的还大,但困难之处是两者也可能不相容。西方的财产保护制度一旦进入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可能会破坏中国固有思想体系中的严肃性。这样一来,我们依然难逃韦伯魔咒。当然,最终的答案还要靠我们自己去寻找。

推荐阅读书目及文章

[1][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英]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5][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6]姜洪,姜渔,张吉林.从曼彻斯特到硅谷——产业变革的进程.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

[7][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8][美]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0]Dale W.Tomich.Through the Prism of Slavery:Labor,Capital,and World Economy.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3.

[11]Angus Maddison.Growth and Intera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The Roots of Modernity.AEI Press,2005.

第4章 第二次产业革命与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产业革命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电力开始得到广泛应用。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且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从而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这就是第二次产业革命。

1 关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争论

虽然多年来关于产业革命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但时至今日仍然会出现新的问题从而引起学者们继续关注和思考。有人曾说过:“产业革命就像是一个魔橘,经过多次的挤压,以为被榨干了,但是一捏,仍然还有很多橘子汁”。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产业革命本身包含着大量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产业革命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1.1 “产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

国内现有的文献和资料都把“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等同起来,究其原因,其实是翻译上的不同。“Industrial Revolution”这个术语最早是恩格斯提出来的。恩格斯在他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把Industrial Revolution描述为一种“生产体系组织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的飞跃变化”,这场革命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它既是生产技术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从生产技术上说,它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从社会关系上说,它使社会明显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

国内学者曾经将“Industrial Revolution”分别翻译成了“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从而在此问题上引起了长时间的学术争论,并且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读和误解。比如,《简明新技术革命知识辞典》一书曾经指出,产业革命就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从而在整个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引起的重大变革”;工业革命则是指“人类在工业化社会中的生产领域里产生的飞跃”;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区别在于,“前者反映的是工业社会中生产领域内的进步,而后者反映的则是任何社会中主导性产业形式的变化”。对产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区别,国内的绝大多数教科书则更加笼统地用一句话概括道:“工业革命(也称为产业革命)……”或者是“工业革命有时又被称为产业革命”。

对这个问题,笔者较认同钱学森先生的观点,即确切的用词应当是产业革命而不是工业革命。钱先生在他的《创建系统学》一书中指出,恩格斯在他撰写的那本极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真正分析的是包括工业与农业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变化,“所以‘产业’一词不是指某一个方面的事业,例如工业、农业,而是指整个物质生产的事业,其影响涉及全社会”。英文里的industrial可以翻译成“工业的”,也可以翻译成“产业的”,但汉语中的“工业”和“产业”则有明显不同的含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人类实际上都还没有“产业”的概念,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都不能够与农业相提并论。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由于在农业之外产生了可以与农业并行发展的工业,因而可以将第一次产业革命称之为工业革命。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我们也发现除了工业之外,还存在着与工业有巨大差别的产业,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产业。托夫勒曾经在他的那本《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成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大约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信息化(服务业)阶段,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如今,变革已经从工业进一步延伸到生物、医药、农业、金融、服务等各项领域,而服务作为第三产业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第三产业源于工业,但却与工业有很大不同,不能为工业完全囊括,仅仅拿工业革命来套用显然不合适。因而,采用“产业革命”这一概念更准确,“产业革命”的内涵更广,能够完全概括本次经济发展的特点,而且持续性更强。1.2 到底有没有第二次产业革命?

我们之所以需要从理论上明确地辨别“产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主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产业革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认为,伴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得以最终建立起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把产业革命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变迁联系起来的,其理论中包含下面这一层含义,即产业革命造就了现代资本主义,同时锻造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资本主义在锻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后,其历史使命就已经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新的生产力,也不会带来生产力的飞跃。正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存在,后来的研究者才会有如下顾虑:如果说有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那么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是否也建立了新生产关系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测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因而对此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他们的经典理论也正是很多学者对“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概念保持警惕的最重要原因。国内也存在这种顾虑,曾经有许多的权威和学者都认为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提法容易引起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与迷失。此外,在许多西方研究者的眼里,对第一次产业革命没有异议,但对此后究竟有没有、有几次产业革命仍然存在着争论。除理论上的原因外,他们还存在制度上的考量。我们知道,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健将之一是1871年才实现统一的德国,但德国却是以完全不同于英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了自己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德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乃是对英国模式的彻底否定,因此,英美国家的学者对所谓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提法也就难免会心存芥蒂。

然而,抛开理论上的禁锢,实事求是地评价第二次产业革命,无论对经济的影响,还是对社会、政治、军事、外交的影响,它都不亚于第一次产业革命。

从经济上讲,第二次产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变化比第一次要大得多。比如说电力。如果没有电力,我们就可能会回到非常原始的状态,而且也不会有新的能源和动力,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也完全无法发展。再比如说材料。第二次产业革命使世界由此而进入了钢铁的时代。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使用的很多材料都是木制的,但第二次产业革命则使得材料从较软的木料变为坚硬的钢铁。此外,第二次产业革命在运输工具上引发的变革则更是翻天覆地,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开始广泛使用,人类活动半径空前增加。还有,第二次产业革命同时造就了通信技术上的革命,电话和电报的发明使人们可以用瞬间沟通的越洋电话来代替至少需要在海上奔波长达半个月之久的信件。这些进步的程度完全可以和第一次产业革命媲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产业革命引起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也使其堪称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2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展

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开始呈现出一种空前活跃的局面,并且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自然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19世纪期间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革命创造了条件。这些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被迅速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上的第二次大突破,产业革命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

第二次产业革命乃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首次发现电磁感应现象,从而奠定发电机的理论基础。后来的科学家们也正是根据他的发现,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对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电气发明。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首次制成发电机。19世纪70年代,实际可用的发电机问世了。也是在这个时期,能够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电动机也被发明出来了,电力开始用于带动机器,从而成为一种补充并且最终取代了蒸汽动力的新能源。随后,形形色色的其他电气产品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是,要把电力应用于生产,还须解决远距离输送问题。1882年,法国人德普勒首次发现了远距离输送电力的方法,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美国的第一座火力发电站,把输电线连接成网络。电力是一种优良而价廉的新能源,它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电力工业和电器制造等一系列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使人类历史从“蒸汽时代”跨入了“电气时代”。

伴随“电气时代”而来的则是“钢铁时代”。新的技术革命同样推动了老工业部门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就是钢铁工业。19世纪上半叶,由于房屋结构和铁路建设的需要,熟铁和铸铁的产量提高得极快,但钢的产量却裹足不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钢产量最多的国家,但英国1850年的钢产量不过6万吨,同一年,英国的铁产量却达到250万吨。由于冶炼工艺的限制,当时的钢产量不高,而且价格昂贵,其用途局限于工具和仪表。19世纪下半叶,由于西门子和托马斯等人在钢铁冶炼技术方面的贡献,钢得以大量生产且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并且因此逐渐地代替熟铁,成为机械制造、铁路建设、房屋桥梁建筑等诸多方面的新材料而风行全球。钢铁工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导致重工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直线上升,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称为“钢铁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开始超过农业总产值;工业重心同样由轻纺工业转变为重工业,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

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应用技术领域的最大创新成就之一是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这使得长期困扰人类的动力不足问题得以彻底改观。内燃机的出现及其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广泛应用,为汽车工业和飞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推动了石油工业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发明家戴姆勒和卡尔·本茨首次提出了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发动机的设计。19世纪90年代,德国工程师狄塞尔首次设计出了一种效率较高的内燃发动机,因为这种发动机可以使用柴油作为燃料,因而又被人称为柴油机。一方面,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发动机问题,引起了交通运输领域的革命性变革。19世纪晚期,新型的交通工具汽车出现了。19世纪80年代,德国人卡尔·本茨首次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使用汽油内燃机驱动的汽车。1896年,美国人亨利·福特制造出他的第一辆四轮汽车。与此同时,许多国家都开始建立汽车工业。随后,使用内燃机为动力的内燃机车、远洋轮船、飞机等也不断地涌现出来。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制造出的飞机试飞成功,实现了人类翱翔天空的梦想,预示着交通运输新纪元的到来。汽车、远洋轮船、飞机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类的足迹遍布全世界,而且使各地区文化与贸易的往来更便利。另一方面,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业和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石油也因此像电力一样成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新能源。1870年,全世界的石油开采量只有80万吨,到1900年则猛增至2000万吨。

化学工业同样是第二次产业革命期间出现的新兴工业部门。在无机化学工业方面,19世纪60至70年代,当时已经有人发明了以氨为媒介生产纯碱和利用氧化氮为催化剂生产硫酸的新方法,这项发明使得两种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的综合利用得到迅速发展。在有机化学工业方面,当时最突出的成就是煤焦油的综合利用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能够从煤炭中提炼出氨、苯、人造燃料等化学产品,塑料、绝缘物质、人造纤维、无烟火药也相继发明出来并且被广泛投入生产和使用。原有的工业部门(例如冶金、造船、机器制造等行业)及交通运输和电讯等部门的技术革新也在加速进行。化学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炸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军工业的进步,并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深远影响。详见表4—1。

第二次产业革命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使重工业和化工业开始取代轻纺工业成为在社会生产中具有重要支配力的部门,并且在国家的工业生产中居主导地位。由于重工业和化工业的生产社会化水平非常高,必须具备相对而言比较大的经济规模,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因此这些部门的生产往往都需要巨额资本,但单个的私人资本对此是根本无能为力的。鉴于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在竞争和信用杠杆的作用下,许多国家的企业开始通过股份公司制度及兼并行为推动重工业和化工业领域中的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对此,马克思曾经非常精彩地评论到,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从而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严格地说,马克思提出的这种评价不仅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也颇有预见性地指出了未来国家主导性工业部门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当时就已经非常地明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种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趋势更是发展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剧,许多原先并没有采用这种生产方式的行业同样也开始采取与此相类似的方式,而且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这一点也正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对当今世界产生的最重大和最深远的影响之一。表4—1 第二次产业革命大事表资料来源:姜洪等:《从曼彻斯特到硅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

3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特点

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相比,第二次产业革命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产生的影响都更大,而且其作用到今天仍然能够被感觉到。这种深层次影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第二次产业革命具有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相比截然不同的特点。3.1 两个一般性的特点

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相比,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首要特点,是这场革命首先是在相关工业领域的内部得以形成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则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领域中产生出来的,也正是这一特点使第二次产业革命看起来不像第一次产业革命那么显著。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相比,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另一个一般性特点,就是其发生时间更短。一般认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第二次产业革命也基本终止了。我个人则认为,第二次产业革命乃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但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确切地说,一直是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即便是按照比较激进的算法,第二次产业革命总共也只有七八十年时间。第一次工业革命一般认为始于1769年,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结束,至少持续了150年。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两个一般性特点结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第二次产业革命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相比往往更容易被人们忽略。3.2 科学与技术的更紧密结合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科学和技术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还由此产生了一批现代化的工业部门,而这是第一次产业革命不具备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涌现出的发明者只有30%与牛津和剑桥之类的高校有关联,而其余70%的发明者则都是手工业劳动者,第一次产业革命与科学的结合并不是那么明显。也有很多人因此认为,没有什么证据证明,17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技术发明两者间有联系,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与技术发明间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然而,第二次产业革命则显然不同。1870年以后,自然科学研究成为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1876年左右,美国和欧洲都开始建立专业的工业研究实验室。第二次产业革命期间,电的发明就是完全在实验室里完成的,电的发明人法拉第是完全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电也是最先在实验室里得到应用,最后才一步一步走入工业领域和千家万户的。1880年,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发电厂,但一直等到1890年之后,电动机才得以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电力在工业中的应用引起了一场革命性变革,电力的应用不仅使钢铁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且也引起了机器制造业的变革。列宁指出,电力工业是最能代表最新的技术成就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部门。而它在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先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发达。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部门就是化学工业。电力在工业上的应用使化学工业得到了巨大发展。从煤焦油中提取苯、氨的技术的发明,人造染料的发明,大量生产硫酸和苏打的方法的发明,奠定了化学工业的基础。化学工业的发展首先是通过基本的化工理论和实验室的结合才一步步走进工业,最后进入市场的。

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汤姆士炼钢法、蒸汽涡轮、内燃机、裁截机、发电机、电动机、电灯、电话、电车、无线电,以及从炼焦中成功提取氨、苯和人造燃料之方法的相继问世,有力推动了冶金、采煤、制造等原有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并且促进了一些新工业部门(例如电力、电气、化学、石油、汽车、飞机制造)的兴起,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同时也随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一切综合在一起,则又对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专利权数量对比情况见表4—2。表4—2 资本主义国家专利权数量3.3 新兴国家的崛起

第二次产业革命导致的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后果,就是造就了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19世纪8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最先从美国开始,美国一跃而起,其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迅速增加到30%以上。1870年至1913年间,美国工业产值增长了8.1倍,同一时期英国只增长1.3倍,美国自此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紧接着,1900年至1910年间,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深入到德国各领域,德国工业的面貌从此得到了彻底改观,从而在很短时期内超过了英国而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也紧随其后,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就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中开始出现了新的不平衡。

从1870—1913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铁与钢产量的比较来看,英国在1880年以前一直都保持着领先地位,但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作用,美德两国均超过了英国,世界格局也随之变化(参见表4—3)。虽然英法两国仍然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重要角色,但美国和德国明显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中心。表4—3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铁、钢产量比较资料来源:姜洪等:《从曼彻斯特到硅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

德国当时是处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领先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六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一是国家的统一与政局的稳定;二是政府政策上的积极扶持以及在财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持;三是德国企业将科学技术看成生命的源泉和发动机;四是银行提供的巨大后援作用;五是善于引进、借鉴和运用国外先进科技成果;六是良好的教育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通过第二次产业革命,德国不仅完全实现了自己在诸如采矿、冶金、机器制造等传统工业部门的重大技术革新,而且还迅速建立起诸如电器、化学和汽车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尤其是电气工业的建立,最终成为德国经济繁荣的强大动力。工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兴旺。制造精良、质量上乘的德国产品在欧洲各地及世界各地都打开了销路,甚至在工业发达的英国也占据了优势地位。

与德国相比而言,美国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最大受益国。自从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利用大量的移民和外资进入美国的有利条件,通过发展教育、鼓励创新,及时抓住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有利机遇,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出现了主要以“爱迪生现象”为代表的一系列发明创造,不仅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很快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而且电力、石化、通信和汽车制造等新兴产业也占据明显优势。1880年,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上升到第一位。1850年,英国工业生产总额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39%,美国只占15%;1913年,英国工业生产总额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14%,美国却占到36%,尽管此时的美国还远远算不上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大国,但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

站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历史潮流前列的还有东亚的日本。19世纪后期,日本通过变法维新,以富国强兵的手段最终避免了被殖民地化的厄运,随后迅速地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日本的工业革命与欧美相比明显要晚得多,但这种情形后来证明对日本是非常有利的。日本工业化的起步时间正值第二次产业革命在欧美各国方兴未艾之际,日本则恰好抓住了这一机遇,从而使自己搭上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快车。当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时,日本还尚未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事实上,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几乎是混合两次产业革命成果同时进行的,即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在日本形成了交叉进行的局面,日本因而既可以吸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又可以直接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其次,日本的工业化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它极其重视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又在借鉴欧美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力争掌握主动权。日本在进口欧美技术和机械设备上十分注意有选择地引进那些水平高且适应本国实际需要的技术和设备。最后,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其国内具有浓厚军事封建色彩的统治集团为快速解决资本主义大工业对原料、市场和资金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注重发展国际贸易、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则将推进工业化与对外侵略扩张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日本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很快便走上了侵略中国和称霸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正是因为如此,日本工业化虽然是西方诸强中最晚开始的,却是完成速度最快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工业化的高速度很大程度上正是导致日本后来在发展进程中不得不依赖侵略扩张作为自己发展源泉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发展模式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迄今为止只有日本靠这种方式取得了成功。

4 对世界原有格局的挑战

第二次产业革命造成的最大政治后果是当时列强间的不平衡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积累到一定地步,势必会导致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那些新兴的列强基于自己新近获得的实力地位,势必会对原有的世界格局发起挑战。4.1 市场的限度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对原有的世界格局提出了很大挑战。列宁虽然在生前并没有提到第二次产业革命,但他却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最新变化,并且写出了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尤其在1870年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一个新趋势,那就是企业越来越大,生产越来越集中,生产集中引起了垄断,并且还产生了财团和金融资本。可以肯定地说,列宁对新事物的观察力是特别敏锐的,这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描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

列宁还敏锐地抓住了另一重点。他指出,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之一,是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将世界市场瓜分完毕,为此提出了世界市场的争夺问题。应该说,列宁的理论完全是独创的,因为此前没出现过这种理论。按照传统观念,也就是按照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市场是无限的,在自由竞争状态下,无限的市场中应该有无数的供应商和无数的购买者,谁也不能单独控制价格,因此市场没有总量的概念,只有供求的平衡。马克思的市场理论同样也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但马克思却提出了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就是指资本的有机构成是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的,不变资本所占的比例也会因此随技术进步而提高,由于利润乃是由活劳动带来的,因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使得利润率不断下降。马克思认为,为了能够使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得到扭转,就需要不断地去开拓新的市场,新市场带来的新投入就会使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得到遏制。马克思只是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探讨了市场的有限性,但列宁却更加明确地提出,市场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

应该说,市场被瓜分完毕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展有很大关系。第二次产业革命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各洲的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完全同步的,信息可以瞬间获得。在此之前,各洲间的信息交流是存在时间差的,也就是存在时滞。时滞的存在意味着人们只能够知道一段时间之前的市场情况,但现时的情况什么样并不知道。这就使市场总是会处在一种不确定状态中。运输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现代航运业产生前,人类的远距离运输能力比较小,不同市场的连接也是很困难的事情。此外,工业动员能力与以往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代工业出现后,当出现某种短缺时,出现短缺的部门很快就会有新的资金和劳力的进入,短缺很快会消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产业革命首次使市场限度明确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当一国的生产能力形成后,如果其产能被完全动员起来,那么销售就将会出现问题,而这也将会导致某种产品的过剩,随着过剩而来的就是生产利润的下降。第二次产业革命后,这种产能过剩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了。正是这种产能过剩使市场开始成为大家争夺的一个焦点。

尽管利润率下降和市场的争夺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后一直存在,但利润率下降并非没有任何限制,利润率下降规律是可以通过不断开拓新市场加以抑制和延缓的,就好比地球引力随时都在起作用,但飞机还是能够飞上天,这是因为有另外一个规律与之对抗。而这一点也就意味着,对利润率下降规律,可以通过开拓市场的方式来抵消其作用。但这只是从微观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列宁则是从另一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列宁认为,地球上的市场从空间上说是有限的,开发到最后也就没有了,但市场的占有与针对某个地域的政治或军事性的占领以及在经济上的开发是明显不同的。地域面积与市场大小往往并不是完全相等的,例如,香港的地域面积非常之小,但市场却是很大,因而完全从空间角度还不能够将市场有限性问题的本质描述出来。对这一点我们只能说,第二次产业革命后,市场的限度问题开始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4.2 能源和金属矿资源重要性的上升

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后,能源就开始变得至关重要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后,动力系统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变革,仍旧以人力和畜力为主,后来才出现了煤炭。第二次产业革命后,世界上才开始出现新的动力系统,诸如汽船、火车、汽车之类的交通工具需要有新能源的动力。第二次产业革命使得能源成为一个独立于所有产业部门之外的战略经济部门,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能源是稀缺的、有限的、不可替代的。正是这种特殊性使能源作为一种产业开始独立于所有其他经济部门,而这点也正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带来的结果。

人类进入第二次产业革命阶段后,对能源的依赖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相比的。如果离开能源,人类的发展会大大减缓甚至停止。在一定科技条件下及在一定时间点上,人类可用的能源总量是可以大致计算出来的,谁掌握了能源,谁也就占据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能源的重要性对世界政治格局同样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在能源的影响下,世界战略要地开始重新布局,一个没有能源或能源稀缺的国家即使发展很快,但战略上却与一个发展不快但却有丰富能源的国家拥有平等地位,因为它们两者间需要交易。最明显的就是中东地区的国家,因为它们拥有丰富的石油储藏,人均GDP目前已经达到三万多美元。世界经济地理不同于世界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和产业发展相联系的,能源的分布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除能源外,第二次产业革命导致的另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使钢铁以及与钢铁相联系的黑色冶金和有色冶金对战略格局具有巨大影响。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丰富的铁矿、锰矿及各种稀有金属矿产,那么这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战略位置。例如,巴西铁矿砂资源极为丰富,占全球总储量的6.5%,为世界富铁矿第一生产大国,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Companhia Valedo RioDoce,CVRD)是头号的铁矿石生产和出口商,其与力拓、必和必拓一起占到全球铁矿石供应的80%左右,光是淡水河谷本身就可以对世界铁矿石价格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近些年,巴西、澳大利亚这些盛产铁矿石的国家在铁矿石及相关产品的价格谈判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也越显突出。4.3 战略要地和海权

新能源和新材料需要的油田和矿藏与适宜人类生存的那些地方或者说人类聚集地是很不一致的,例如伦敦或纽约这种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城市往往远离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储藏地,但人口聚集的地方恰恰是最需要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地方,伴随这种需求而来的就是对便捷和迅速的交通运输的需求。交通的重要性历来都使得“交通要塞”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它们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能源和矿藏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例如,沟通地中海和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联系亚洲、非洲和欧洲并且承担了全球50%以上石油运输总量的马六甲海峡,连接着黑海与地中海的伊斯坦布尔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与中东石油密切相连的波斯湾,所有这些交通要塞历来都是各国争夺的战略要地。

所谓海权,是指对海洋的控制权。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海洋交通技术曾经把整个世界从陆权时代推进到海权时代。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看,海洋文明是历史上最具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它们经常扮演着历史火车头的角色。靠海外贸易与强大海权共同支撑的基本社会结构,保证着这种开放性社会与外部异质文明世界的接触、交流、碰撞、融合和互动,不断地刺激着社会的想象力和思维力,从而最终形成有利于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的肥沃土壤。从15世纪开始,对外贸易就成为欧洲列强争夺海权的主要动因之一。但第二次产业革命后,这种情况开始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能源与矿藏开始成为列强争夺海权的主导原因。一方面,能源与矿藏在世界范围内分布不均衡;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能源与矿藏的消耗同样也不均衡。这就使能源和矿藏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例如日本是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耗国和第二大能源进口国,它对石油的进口依赖度为98.6%。2002年,日本进口石油533万桶,来自欧佩克的进口则占79%,这部分的进口完全需要通过海洋运输来完成。所以,日本虽然四面临海,但由于资源的海外依赖程度高,因而日本仍然有十分强烈的海权争夺欲望。澳大利亚和巴西蕴藏丰富的铁矿石,但铁矿石的巨大消耗却是在北半球的德国、美国、日本,铁矿石在南北方的重新配置也需要通过海洋运输来完成。可见,第二次产业革命对能源和矿产的大量需求催生了争夺海权的欲望。

自从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后,市场、能源、新材料以及战略要地与海权这四个要素可以直接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如果一国在所有这四个要素上都没有优势,那么它曾经拥有过的那些优势也将会逐渐地消失掉;与此相反,如果一国掌握或者是控制了所有这四大要素,那么它的强大也就指日可待了。

笔者认为,从上述四个角度来观察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的世界格局,才能够充分地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力。第二次产业革命首先在生产力上造成了巨大变化,生产力的变化如果对应到这四个要素中,就会逐渐改变原有的世界格局。也正是各国对这四个要素的争夺,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及连绵不断的地区性战争的爆发。

5 战争与和平

5.1 第二次产业革命与两次世界大战

笔者认为,第二次产业革命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中外学术界固有的那种将经济与政治分开来研究的方法,人为地割裂了经济与政治的内在关系,无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研究。我们研究经济发展及其造就的世界格局的目的,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发展。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和第二次产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也曾经有许多人谈论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不会发生的。从根本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第二次产业革命息息相关。或许在未来的很多年后,人们可能将20世纪接连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看成一场战争,统称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引起的世界大战”。

人们认为第二次产业革命与两次世界大战息息相关,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我们知道,当人类由于不发展而处于某种相对静止状态时,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是不会引发战争的。但是当人类社会高度发展时,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和极差的经济性,同样也不会发生战争。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初期却恰恰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二次产业革命后出现了影响世界格局的许多新要素,原有的世界格局在新出现的情况下必定是要被打破的,市场、能源、新材料、战略要地以及海权成为各国争夺未来发言权的关键性要素。由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不平衡发展,因此其中快速发展起来的德国和日本对原来那种以英国为首的世界格局提出了挑战,从而最终爆发战争。

在此处,仍旧很需要特别提到邓小平同志,他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是值得我们铭记的。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经指出,世界大战一定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爆发,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一切为了备战”,并且用备战观点来统领一切的建设。毛泽东提出这种口号的依据主要是列宁的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发展阶段,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从而战争也是必然的。当时,美国和苏联也认为战争一触即发。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做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判断,从而将国内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我国也因此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全摒弃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之后,国际上也逐渐改变了世界大战一定要爆发的观点,并且认为世界正面临着一个战略机遇期,战争不会在近期爆发。从后来的发展形势看,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做出的战略判断确实是非常富有远见卓识的。5.2 民族经济的利益与冲突

第二次产业革命使民族经济的利益变得十分突出,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一般认为,最早在中世纪后期,民族国家的雏形已经在欧洲开始孕育,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例如,现代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形成到20世纪才最终完成;中东欧地区到底有多少民族国家一直到现在还难以表达清楚,因为根据不同时间计算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情况特殊的还有德国,这个曾经在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国家一直到1990年才随着东德与西德的合并最终得以形成。

我们在前面提到,人类发展的单元最初并非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民族国家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此前的经济发展单元是地区性的。有的时候,形成了民族国家,还不能说就形成了民族经济,因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民族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完全同步的。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没有民族国家就不会有民族经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族国家才有可能诞生。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族国家也同样会随之发生变化。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第二次产业革命是紧密相连的,民族国家发展得最迅速的时期也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形成后。这段历史时期中的民族利益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是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民族国家的数量发生了很大变化,奥匈帝国解体了,取而代之的乃是十多个民族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与奥匈帝国是铁杆盟国,意大利摇摆不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力量比较小的国家,其作用也实在是有限。当时在欧洲大陆上,法国与俄国联手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对抗。当民族国家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首先用的是谈判与协调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这种方式从1870年以来就没有中断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外交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现在,当时的国际体系是不稳定的,稍有实力的民族国家都欲争夺国际话语权,而谈判总有其局限性,谈判结果总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效,然后冲突又起。也可以说,所有的外交谈判都有其局限性,最终所有的民族经济利益纷争的解决手段是战争,战争是其最高解决形式。

民族利益冲突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形成后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这种冲突不仅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界定了随后的冷战。5.3 战争及其演变

人类都厌恶战争,但人类如此厌恶的东西为什么却无法根除呢?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战争。我认为这句话是至理名言,但从目前情况来讲,人类不但没有消灭私有制,反倒是让私有制越来越完善了,那么我们又如何来消灭战争呢?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大国的崛起》引起国内大众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因为它本身切入到一个点,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是不是一个大国,中国这个大国能否崛起,这是一个全民族的话题。“大国的崛起”这一概念触及本章的核心问题,即世界上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格局,任何格局中总是有人获利多也总是有人获利少。当格局发生变动时,秩序同时也需要重新确立,新秩序确立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新的大国崛起的过程。这个新崛起的大国到底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崛起?其崛起的过程最终以和平形式还是战争形式来完成?这些是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正是本章的重点所在。

我们看到的本质问题是,谈判、协调、战争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正如德国著名战略思想家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从此意义上说,战争是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不过是谈判的一个缓冲,即谈判—协调—战争—谈判—协调—战争。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也同样证实了这个道理,以后是否有新的变化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观察,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是这样,这两次战争的原因都是战略的和经济的,战争双方在战前都进行了大量的谈判和协调,但最后还是必须以战争解决问题,而且一次战争也不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

英国人开创的工业革命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发展了生产关系,而且发展出一整套社会文化。德国作为一个迟到者,正如列宁所言,当德国坐到了世界经济的餐座上时,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德国心理上不平衡,要求改变。其实,当时德国面临的情况与我们现在相似。面对英国发展的繁荣之路,难道这就是德国寻求发展的必经之路吗?当时,德国有一大批学者提出不走英国的发展道路,而且在理论上还有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与英国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相对抗。李斯特不同意《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国家发展理论,在他看来,亚当·斯密讲的财富是商品的积累,否定了重商主义,认为商品大于金银。因此,他认为,生产力大于商品,只有商品而没有生产力是不会有财富的,因而德国必须要保护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保证国家的生产能力,要对国外进口的产品征收重税。德国确实曾经试图通过自身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得到最终发展。列宁称德国的资本主义为容克资本主义,是威廉皇帝从上而下举国体制来发展工业与英国进行对抗,所以,德国与英国间除殖民地、纯经济利益上的对抗外,还有一套社会制度的对抗,其上层建筑分别是容克地主的资产阶级及希特勒式的国家资产阶级。这套制度对西方来说是异己,不是西方体系中原有的内容,因而德国在思想上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产生了两次大规模碰撞,这两次大规模碰撞的外在表现形式实际上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

谈到第二次产业革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问题,即第二次产业革命终止的标志、其最高形态和最后形态是什么。笔者认为,终止标志是日本长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最高形态是发明了核武器,它彻底将自然界本身蕴藏的一种巨大力量通过人工方式加以了控制和使用。核武器既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最高形态,同时也是其终极和终止的形态,也就是说,第二次产业革命在核爆炸后才算是完成。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性质和特殊作用正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期间发生的,它彻底地重新定义了战争的形态。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并且很大程度上终止了战争。尽管在美国和英国最危险时刻,两国元首的手都放在核按钮上,但核按钮事实上并没有被按下去,从此以后,人类的战争就发生了性质变化。世界范围内有小战争、局部冲突,但那些全局性的大规模战争却很难真正出现。最典型的就是冷战期间爆发的一系列战争,无论战争怎么打,美国和苏联都没有真正地出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二次产业革命引发了革命,但终止了战争。具体而言,第二次产业革命引发了俄国革命、德国革命,引发了殖民体系变化后一系列的革命,包括中国近代革命,这些都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物质力量发生变化后引发的形态;但从另一方面讲,其物质上的最高形态也就是核武器,核武器终止了战争,而这里我们所讲的战争是指世界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说,第二次产业革命与世界大战的关系可以用“引发了革命,终止了战争”这两句话来表述。

战争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之多,除了能源等经济利益之外,还有一种制度的碰撞。现在回头来思考冷战,实际上是战争与和平、民族利益的冲突与调整的问题。可以说,第二次产业革命与文明的关系既是历史的话题也是现实的话题。

推荐阅读书目及文章

[1]姜洪,姜渔,张吉林.从曼彻斯特到硅谷——产业变革的进程.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

[2][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3]刘波.石油与20世纪的变迁.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4]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英]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法]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上海:三联书店,2005.

[7][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孙衔、刘迅编著.简明新技术革命知识辞典.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9]钱学森.创建系统学.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10][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11]Peter Temin,Gianni Toniolo,Charles H.Feinstein.The World Economy between the Wa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2008.

[12]Ronald Findlay and Kevin O’Rourke.Power and Plen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3]R.G.Gregory,N.G.Butlin.Recovery from the Depress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第5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

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首先必须着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阶段的划分。一般来说,我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划分为四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5年至1950年的建立阶段,这也是一个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的过渡阶段,正是在此阶段出现了战后新格局并且形成了战后新秩序,其首要的表现形式是“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第二个阶段是1950年至1991年的典型阶段或称为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经历了从“美苏冷战”到“美苏争霸”,然后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巨大变化,“美苏两极格局”也就此结束;第三个阶段是1991年至2001年的转型阶段或解体阶段,苏联在此阶段已经不复存在,美国则独自称霸世界;第四个阶段就是从2001年至今,世界进入一个多极化阶段。之所以选择2001年作为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分界点,主要是因为2001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9·11”事件,美国的世界霸权受到了重创,世界多极发展的趋势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最后的这个新阶段目前还是仍处于形成过程中,到最后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目前还很难判断。

1 从“美苏冷战”到“美苏争霸”

1.1 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演变

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前,战后四十多年,美国的经济经历了一个由鼎盛到相对衰落的过程,其表现过程可以细分为五个阶段。1.1.1 1947年至1953年:战后初期的兴盛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不仅使世界经济的正常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而且造成了巨大破坏,仅参战国花费的直接经费就高达11170亿美元。战争造成的物质损失总额高达4万亿美元以上,战争还造成了超过1亿人的伤亡。到战争结束时,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战败国满目疮痍,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战胜国中的苏联和中国遭受到巨大破坏,英国和法国也遍体鳞伤,而只有美国经济在战争中大大膨胀起来。从表5—1中可以看出,美国当时在工业生产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此外,它同时还确立了自己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方面的统治地位。1948年,美国对外贸易出口额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的32.5%,拥有的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总储备的74.6%。1952年,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达27.5%。

经济的膨胀使美国迫切需要扩大在国外的商品和投资市场,以保持其战后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西欧国家和日本也需要大量资金注入,以恢复元气,从而摆脱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全面危机。美国为此按照自己对外扩张的战略需要,采取了以下行动:(1)推动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且于1945年底在华盛顿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2)于1947年促成了筹组“关贸总协定”,并且于1948年1月1日正式启动;(3)推动和实施了“马歇尔计划”(TheMarshallPlan),即“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RecoveryProgram);(4)对日本进行援助和扶植。这些措施不仅奠定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而且使西欧和日本得以迅速恢复。到1949年,西欧的工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日本经济在50年代初也开始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表5—1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总量的比重(%)资料来源:冯特君、杜厚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1.2 1953年至1961年:美国经济的低速增长阶段

西欧国家和日本先后在这个时期结束了战争经济的恢复阶段而进入到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与此情形相对应的则是,美国的国外市场条件开始严重恶化。朝鲜战争结束后,战争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已经大为减弱。另外,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1961年,美国又先后经历了三次经济衰退的困扰,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频繁而且其波动幅度较大,这一时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仅为2.5%,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则仅仅为2.7%。1960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重从1953年的59.4%已经下降到了51.9%,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重已经下降到47.2%。1.1.3 1961年至1970年: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

美国经济在这段历史时期经历了长达106个月的无危机时期,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始终都保持在4.3%以上,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由1946年的2000亿美元迅速攀升至1970年的10000亿美元,美国的家庭年收入也已由1947年约3000美元上升到1965年约6000美元。这段时期在美国历史上也被称为“战后的黄金时代”。1.1.4 1971年至1982年:美国经济的滞胀阶段

以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作为分水岭,以1973年世界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为导火线,美国从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爆发了战后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因此全面陷入滞胀状态。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平均高达6.2%,这个数字普遍地高于50年代的4.5%和60年代的4.8%的水平,美国国内消费物价指数平均每年上升8.4%,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1973年的3%下降到1980年的0.3%。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失业率的持续“双高”,导致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开始下降。1.1.5 1983年至1989年:美国经济的缓慢回升阶段

1983年,在诸多因素作用下,美国率先走出持续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滞胀困境,经济的增长率回升到3.5%,1984年则增至6.8%。1985年以后,美国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慢,仅仅为2.3%。1982—1985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4%以下。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回升状况很不稳定,而且其主要经济指标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1.2 苏联经济模式及其影响1.2.1 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有些学者说,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和衰败。此话虽然是有失偏颇,因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目前都还处于发展之中;但是如果说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苏联的兴起和衰败,仍然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苏联建立于1917年,最终于1991年解体,恰好在20世纪内开始和结束的。笔者认为,苏联模式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和尝试,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需要我们认真和仔细地进行梳理总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一直都怀有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的梦想,无论柏拉图还是孔子,都曾经有很多关于人类社会大同世界的描述。人类一直以来梦想的大同世界最先在苏联得以实现,虽然苏联的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从根本上说依旧是值得我们后来人去认真总结和慎重思考的。

工业革命兴起后,很多思想家对市场经济是人类进步、工业发展的唯一道路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许多思想家为此还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例如,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及英国的欧文,都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他们力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大同世界。欧文在其实践中曾经组建了一个社团,这个社团没有任何商业色彩,也不用任何商业性模式安排大家的生活和劳动。虽然他的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人类的这种努力却一直在继续。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客观地阐述了私有制是人类历史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指出其也必将会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焕发出了比之前人类任何时代都强大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它也终将会被另一种全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但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变为现实呢?这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能否及如何才能从空想变成为现实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一个社会的资本主义越发达,无产阶级就越强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越突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总矛盾也将在这些地方最先爆发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1.2.2 马克思思想与社会主义

马克思年轻时候曾经经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当时的革命形势十分令人振奋,街头政治此起彼伏,虽然这还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马克思却是从这里产生了十分乐观的情绪,他认为很快也将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他在此后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但1848年革命结束后,这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却慢慢沉寂了,马克思热切盼望的无产阶级革命也迟迟都没有出现,一直到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的爆发才带动了新一轮革命高潮的到来。正是在这一时期,巴黎的工人和市民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即“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72天就结束了短暂的生命。马克思曾经热情地参与到这场工人革命运动中,但“巴黎公社”的失败却再一次提出了他的理论是否真的能够指导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现实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晚年对此也曾经有很多的迷茫和怅惘。

1883年,马克思去世。恩格斯根据多年总结的经验,开始逐渐重视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些改良运动,比如工人工会和争取福利的运动。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此前对此投入的精力都不是很大,尤其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砸碎的乃是脚镣手铐,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的改良活动,除能够锻炼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组织能力外,没有太大意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能通过资产阶级制度的内部改良得以实现,推翻资产阶级制度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马克思对改良主义的反对,集中表现在他针对拉萨尔的《哥达纲领》而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他再次强调改良是没有出路的,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和修正是不可取的,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私有制度才是无产阶级真正的历史使命。从此处我们也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并不重视改良性质的工人运动,而当时欧洲要求提高工资和提高福利的改良运动却此起彼伏,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欧洲的工人改良运动并不十分看好。

19世纪末,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后,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思潮发展得非常快。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提出一个著名理论:最终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我们要不断在运动中增加自己力量,改善自己待遇。当时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出现,但工人阶级的改良运动却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不断提高,阶级矛盾在资产阶级的妥协中也不断地缓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也逐渐趋向缓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比较温和,在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还参与了议会竞选和政府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很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还执过政,比如芬兰、瑞典等。欧洲就这样在改良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如此一来,我们不禁要问,这样发展下去,资本主义还有尽头吗?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在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的东方,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运动却方兴未艾,最典型的就是俄国。俄国历史上是一个欧洲边缘国家,虽然俄国曾经经历过彼得大帝、亚历山大二世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建立起一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到了19世纪末,其工业生产仍然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俄国的现代机器工业仍然处于刚刚发展阶段。列宁写过《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一书,他想借此来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在俄国发展起来,然而在现在看来,这本书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还是十分不足的。

但是,俄国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即俄国的知识分子是十分激进的,也是十分优秀的。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民粹党人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大多出身贵族家庭,并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痛恨沙皇制度的腐朽,认为沙皇的统治是万恶之源,并力图推翻沙皇政府的统治。这些思想在俄国文学里也有着明显的体现,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作家都认为,这个制度应该被推翻。虽然这些人也还在这个浮华世界中游荡,但他们却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反叛者,并且最终逐渐转化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为推翻万恶的沙皇制度,他们不吝采取刺杀沙皇的方式。例如,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就是因为刺杀沙皇而被捕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列宁思想的发展也深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的乃是沙皇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俄国的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二为一的,而这种情况也就造成了俄国知识分子将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绑在一起加以痛恨,这一点也正是俄国文化中出现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即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不发达,但俄国社会的精英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意志力却异常坚定,并且要求在推翻沙皇制度的同时推翻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其实,有关在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够发达的条件下能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俄国革命家查苏里奇曾经为此请教过马克思。但俄国的情况却使得马克思他本人也感到非常困惑,资本主义是容纳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应该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推翻这一制度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问题在于,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很发达,其容纳生产力的空间还很大,那么此时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何去何从呢?是应该帮助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提高生产力呢?还是要推翻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呢?马克思在晚年十分关注俄国问题,开始学习俄文且阅读了大量的俄国资料,他发现俄国有一种公社制度还没有完全资本主义化。马克思就此提出,这些公社是否可以作为一个中介点,跨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地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曾经非常详细地谈到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1912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全国的党员还只有一万人左右,力量还相当薄弱。1917年2月,俄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沙皇,并且成立临时政府,主要由资产阶级来执政。但当时的街头政治仍旧突飞猛进,革命思想仍然在不断蔓延和发展,列宁随即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将资产阶级掌权的政府推翻。此时,布尔什维克党员已经发展到十几万人。列宁还提出,不能够消极等待资产阶级来绞杀无产阶级革命,因而无产阶级必须取得主动。1917年11月,在列宁推动下,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短短一年里,俄国便上演了资产阶级执政、被推翻和无产阶级执政的悲喜剧。

俄国革命实践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一个后进国家,当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时,是否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列宁是知道马克思原意的,列宁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实际上已经在全世界完全地成为一个整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因而不在于具体哪一个地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多么发达,而是要选择资产阶级统治最薄弱环节首先取得突破。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统治阶级不能够再按照原有的统治方式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够按照原有的方式生存下去,这时就一定会发生革命了。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的无产阶级力量很强大,但资产阶级力量也很强,在整个帝国主义体系里有薄弱环节,此薄弱环节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可能是很强的,可能会超过资产阶级的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就要在资产阶级的薄弱环节夺取政权,以期能够引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从而从整体上推翻全世界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一个新社会。

列宁也正是这样说服他的战友们的。1917年夺取政权后,俄国首先退出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列宁在俄国退出战争后,还号召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努力使自己国家战败,让本国政府胜利也就是背叛,因为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任何资产阶级的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俄国的革命要唤起欧洲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垮台,列宁以输出革命的形式,力图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散布到世界更多的地方。列宁为此先后建立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并且设立了许多分支。1.2.3 斯大林与苏联模式

列宁逝世后,当时的苏联面临着国内白匪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这些势力力图要绞杀新生的苏维埃,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采取了多种方法巩固政权。斯大林突破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此前,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首先在一国突破,然后引发起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共同建立社会主义。然而,斯大林在俄国工业化尚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非市场经济的工业化,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同时也是在斯大林的亲自领导下,“苏联模式”逐步显现。“苏联模式”的实质就在于,人为地斩断市场价格体系,价格信号不再成为生产的导向,价格也不能真正反映供求和成本与利润的关系。斯大林借助的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所有的生产资料,就要按照计划将人的劳动规范为社会劳动,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根据精准的计算和科学的计划,达到科学地配置资源。

斯大林依靠这种模式推动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世界震惊,在20年时间里走完了资本主义在200年时间里才走完的道路。1928年至1955年,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4.4%~6.3%。1939年,苏联作为一个工业国家超过了英国,其工业生产能力仅次于美国和德国;1940年,苏联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所占比重达61%,工业结构进一步重型化;1941年,苏联社会总产值比1928年增长了3.5倍,其中工业产值增长5.5倍;195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比1913年总共增加了17.2倍,其中工业产值增加了12倍,工业中生产资料的产值则增加了26倍,国民收入总额同时也增加了7.8倍。苏联在此同时还发展出一套相当完整并且独立于西方世界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进行的是自我运转和自我发展,不但有一整套完善的经济理论做指导,而且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生产力布局。苏联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使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信心大增。赫鲁晓夫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我们这代人要亲自埋葬你们这些资本主义的老爷。”

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口号,他认为,苏联已经进入无阶级社会,全民都是无产阶级,全民之间乃是同志般的和兄弟般的关系,而国家也不再是暴力镇压的机器。赫鲁晓夫针对当时苏联面对的重工业比重过大而轻工业严重不足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并且在计划经济中适当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赫鲁晓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更是将这个制度推向了某种极致。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苏联的外在形象是最为强大的。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挤压美国的空间,印度洋上苏联人的航空母舰在游弋,苏联人在大洋上的潜艇则时刻在威胁着当时美国的第六和第七舰队的安全,芬兰虽然在西方营垒,但一半已经被苏联掌握,欧洲除了英国还在坚守外,其余国家都对苏联表示善意,德国的勃兰特向苏联暗送秋波,法国对苏联也表现出强烈的好感,世界舆论在惊呼欧洲正在“芬兰化”。

但是,客观地说,苏联推行的这套体制也有其难以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缺乏效率和微观动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在苏联最强大的时候,其败象已露。苏联当时的核弹数量是美国的三倍,针对苏联的强势,里根总统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本意是在美国上空建立一个防御网,使这个防御网可以拦截任何导弹,并且为此制定了一个庞大计划。美国的庞大计划迫使当时执政的勃列日涅夫不能够继续其内部迫切需要进行的经济改革。在苏联,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基本上是完全隔离的,军事工业不能或很难转化成为民用工业。这样一来,军事工业的开支与民用工业的开支分别构成了财政的重负。但美国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则融为一体,很多军事工业成果也可以为民所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美国财政的负担。苏联体制越来越显露出其弊端,美国在继续前进,苏联却已经力不从心。

总结起来,苏联体制如果不是领跑而是跟跑,还是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的。因为在苏联体制下,没有市场的自我调节,市场的发展方向也就不会很明确,产品的生产以及供给只能够按照历史经验来推理。例如,当出现一种新产品的时候,苏联可以很快加以模仿并且付诸生产。但如果苏联领跑的话,市场需要什么它是不知道的,因为没有可以模仿的前例。我国曾经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也曾经生活在美苏两极格局的夹缝之中,有很多共同的经历。现在重新看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总结不少东西。苏联的模式使我们看到工业化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方式来完成,但我们也同时看到,迄今为止,抛开市场进行工业化的苏联模式最终没有成功。1.3 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垒1.3.1 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

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奠定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基础,这两大阵营最终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其外在表现就是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对立。1949年和1955年,美国和苏联先后主导建立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组织,由此形成了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局面。以苏联为首,包括大部分东欧国家,再加上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共十几个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了对抗局面。经济方面,1949年,以苏联为首的国家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来对抗西方的封锁,与成立于1961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为OECD)相对抗。经济互助委员会主要是致力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通有无,而不是追求利润。OECD则包含了34个成员国,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包括在内,其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三分之二,因而也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至此,世界被隔成两部分,两大营垒在营垒内进行自我循环。1.3.2 自由市场vs政府主导——关于工业化道路的争论

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垒是战后世界格局最为显著的特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两大阵营的格局就已经大致形成。这种政治经济的对立营垒是非常独特的,虽然在人类历史上之前曾经出现过不同的国家集团,但彼此间的市场完全被隔开、经济发展只进行营垒内部循环的对立阵营是没有出现过的。当时,以美国为首的那些奉行“自由经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奉行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完全是两个独立运行且互不交叉的政治经济体。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运转体制的思想渊源又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地方,即欧洲。

美国与欧洲有大西洋相隔,苏联四分之三的领土在亚洲,也可以说,苏联处于欧洲的边缘。但欧洲两端出现的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的精神却又都诞生于欧洲。首先,美国是一个由来自欧洲的移民组成的国家,苏联同样也深受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影响,美国和苏联分别吸收了欧洲思想中两种不同的养分。美国吸收了起源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且建立了比英国更加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苏联则秉承了从欧洲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将马克思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也可以说,这两个在欧洲外面的国家,就是欧洲内在精神的外在化表现。

其实早在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这两种思想的脉络就已经有迹可循,在英国和德国的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这两种思想已经开始明显地发生碰撞。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力主推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经济,但工业化稍晚的德国却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理论,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认为,国家是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活动的利益主体,国家要发展,政府的干预非常关键,政府应该为发展工业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以培养长远的生产力,这便是德国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道路。在德国,经济发展与政权是结合在一起的,以政权来保证、督促、实现工业化,而政府可以制定高关税和进口替代的政策,甚至直接地干预经济。后来,列宁及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与德国这种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旗手,苏联那种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也发展得如火如荼。可见,19世纪的英国和德国有关工业化道路的争论并没有彻底结束,20世纪的美国和苏联又为此在全球范围展开了竞赛。

这也使得我们再次点明一个题目:工业化到底有几条道路?

按照英国人的理论,工业化道路只有一条,除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这条道路外,其他所有的工业化道路都不会成功,但德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工业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高速发展确实让世界感到震惊。历史已经证明,德国以国家为主导的、以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来发展工业的模式,其速度远远快于英国,也可以说,德国的工业化道路实际在19世纪已经走通了。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虽然英国的发展被德国超过,但在经济体制上继承了英国衣钵的美国,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同样让世界震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美国的介入使德国最终归于失败,但争论仍然在继续,从欧洲延伸出去的另外一条道路,即苏联的道路,完全摒弃了市场经济,采取了一种以计划经济的道路来发展工业化的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苏联发展的速度比美国快,且工业在很多领域也超过了美国。

这个争论我们不是在此第一次提出,但同样也不是最后一次提出,我们还将在本书以后的若干章节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日、欧三足鼎立

自20世纪50年代起,战后世界经济格局逐渐呈现出美、日、欧三足鼎立的态势,这种态势几乎一直维持到今天。本节将主要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对美、日、欧三者在经济上的博弈与协调进行一番探讨。2.1 日本经济的发展及日本模式的形成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侵略扩张,不仅给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而且使日本经济同样也遭受到极大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在经过一个较短的恢复期后迅速崛起,并且很快跃升为西方第二经济强国和世界第二经济强国。2.1.1 日本用13年时间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强国

日本在战后初期用了10年时间进行经济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的发展已经步入了正轨,然而,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当时仍然是处于落后地位。195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40亿美元,为美国的6%,为联邦德国的56%;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为269美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列第34位。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政府制定了主要以重工业和化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来替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以轻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日本在大规模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基础上,下大力气发展诸如钢铁、机械、电力、造船、汽车、石化之类的基础工业和新兴工业,同时对落后的产业结构进行改造,逐步建立起以重工业、化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同时还大力引进、利用、吸收、革新国外先进科技成果,利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武装整个重工业和化工业,使工业劳动生产率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从而实现了工业现代化。为适应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1961年6月,日本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对农业结构进行改革,使60%的农民转向工业部门,从而为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且农业也同时实现了作业机械化、栽培科学化、农用水利化和品种优良化,从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这些措施使日本经济获得了近20年的高速发展期。

1955年至1968年,美、德、法、英、意、日等六个发达国家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78%,其中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分别增长了1倍,日本则增长了2.5倍;也就在同一时期,上述六个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53%,日本却增长了2.1倍。1955年至1968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0.1%,1969年至1973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9.4%。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9.8%,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2倍,即翻了两番多。1967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日本又赶上了联邦德国。从1956年起计算,日本超过英法两国仅仅用12年,赶上联邦德国也只用了13年。至此,日本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强国,在经济上取得与美国的相对均势。2.1.2 日本用30年时间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中东战争的爆发,出现了石油危机,日本经济因此而受到了严重冲击,工业生产下降了20%,固定资本投资下降了28%,消费物价上涨率为24.2%,此后的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低速增长期。1973年至1980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尽管受到第二次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但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仍然保持在4%的水平,1986年至1990年则更是提高到4.6%。与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在70年代和80年代有所下降,但如果与同一时期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最快的。到20世纪80年后期,日本与美国间的经济差距更是进一步地缩小,与美国的均势则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由于1985年以后苏联经济逐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这使得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8年)超过苏联从而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如果从1956年开始算起,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仅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主要表现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规模方面,日本居第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首。197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4992亿美元,1990年则达到29898亿美元。197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32.2%,1990年则达到了大约美国的60%。196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9%,1988年则迅速上升到13.5%,而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份额的比重则由33.7%下降到24.3%。

第二,国际资本流动方面,日本当时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1986年至1989年期间,日本的年均资本输出额高达1300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战后历史上美国在其资本输出高峰时期的规模。

第三,国际收支方面,日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外贸收支顺差和经常收支顺差国,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之一。1980年至1989年期间,日本外贸收支顺差总额已经达到5250亿美元,经常性收支顺差总额达到4153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经长期保持最大债权国地位,但70年代中期后其地位开始下降,到1985年则沦为净债务国,而同年,日本国外净资产达1298亿美元,超过美国而成为最大债权国。

第四,黄金外汇储备和金融实力方面,日本当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金融强国之一。1988年,日本外汇储备占世界储备的12.7%,高出美国1倍以上,从1989年4月起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003.61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此外,从1983年到1988年,日本银行在国际贷款中占据的总体份额由过去的20%猛增至38%,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名列前茅的。根据美国银行的统计,1989年在世界30家大银行中,日本银行的数量最多,占18家,法国则占到4家,德国和英国各占了2家,美国和香港各占到1家。至此,日本的东京已经成为了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1987年,东京股票成交额达到了232.4万亿日元,从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1987年,日本的证券市值总额比欧洲五个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总额还要多1倍以上。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个金融强国。

第五,政府对外援助方面,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外援国之一。1970年,日本对外援助金额为4.58亿美元,1975年为11.48亿美元,1980年增至33.04亿美元,在开发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国中仅次于美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居世界第四位。1989年,日本对外开发援助突破1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外援国。2.1.3 日本模式的启示

描述日本模式的资料很多,日本战后经济发展被很多人称赞,也有很多人研究。但在此我们想说的问题是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日本既不是基督教国家,更不是新教国家,而是以中国唐代以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亚洲国家。日本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东亚奇迹,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现代化的障碍。日本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个问题提出了莫大的挑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复兴,关乎对世界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的解释。

有人说,在世界上的宗教和文化中,只有中国儒教最接近新教。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很牵强,儒家只是不崇尚奢华,和禁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儒家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数,这也与新教有很大区别。也有人说儒家很重视教育,除基督教国家外,儒教国家是最为重视教育的。的确,日本人的受教育程度非常高,即便与阿拉伯国家和拉美国家相比,情况也确实如此。但在笔者看来,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缘环境决定的,英国特殊的地缘环境是别国无法替代的,而地缘环境一旦产生以后,其发展和扩散同样与地缘因素有很大关系。

日本模式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的文化是完全可以适应工业化的,日本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圈中第一个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探马。2.2 战后欧洲的发展及欧盟的启示

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战争结束之后,德国被一分为二,受苏联控制的东欧地区则相继建立起八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东西方对峙,在欧洲则直接表现为东西欧的对峙,欧洲也因此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2.2.1 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地位的变化

战后初期的欧洲,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开始医治战争的创伤,逐步恢复国民经济。当时,西欧六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1948年6月,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4,出口贸易总额则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3,黄金储备也只有美国的1/8。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美国占56.4%,英国占11.7%,西欧六国中的五国(不含卢森堡)则共占13.5%。但经过较短的时间,西欧经济却迅速得以恢复,英、法、意三国的工业生产分别于1947年、1948年、1949年达到战前水平,联邦德国1950年也基本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欧洲经济的发展非常迅速,其增长速度要远远超过美国。1948年至1958年,西欧国家工业生产年均增长速度为联邦德国14.4%,法国6.5%,意大利8.7%,但同一时期的美国则只有3.1%。1950年至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联邦德国为7.7%,法国为4.8%,英国为2.8%,意大利为5.5%,美国则仅达到3.3%。1958年,欧共体成立进一步加快了西欧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西欧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联邦德国4.9%,法国5.8%,英国2.7%,但同一时期的美国却仅仅只有3.9%,相差非常明显。

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也改变了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955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6.3%,欧共体六国则仅占到17.5%,但是到1975年,美国下降到24.5%,欧共体则是上升到22.1%,已经基本接近美国所占比重。1957年,欧共体六国的出口贸易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22.7%,1970年则上升为39.3%,同一时期的美国所占比重却是由20.9%下降到15.1%。此外,1960年,欧共体六国黄金外汇储备约占到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24.8%,1970年则上升到36.9%,当时欧洲各国普遍拥有大量美元,形成了“欧洲美元”的局面。1961年,欧共体六国向海外投资额约占到世界海外投资总额的26.9%,1970年则上升到32.5%,欧洲的投资不仅是投向第三世界,而且还进入到美国市场。这些指标都说明,此时的欧洲已经再次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支强大力量,经济实力已经接近美国,并且取得了相对于美、日、苏三国的均势。2.2.2 德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

欧洲国家中,德国(当时为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最快,法国和意大利次之,英国最慢,因此,德法两国地位在不断上升,英国则相对衰落,尤其是德国,由于其经济快速发展,很快便成为西欧第一经济强国和世界第三经济强国。

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争结束时,德国几乎是一片废墟。然而,从1946年至1958年,在短短12年时间里,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很快便恢复到几乎相当于战前的水平,农业生产则已经超过了战前。从1951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25%,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在此期间的20多年里,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倍。

20世纪6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曾经一度跃居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1973年到1982年,联邦德国经济处于低速发展阶段,但同时也严格控制了通货膨胀。从1950年至1982年,联邦德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5.2%,与战前相比,这种速度是极为罕见的,与同期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联邦德国也仅次于日本。1982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达6589.4亿美元,相当于法国的1.2倍,相当于英国的1.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0690美元,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德国实现统一后,其经济实力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增强。统一后,德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恢复和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经济发展的速度为此曾经一度放慢,但德国统一后的整体实力确实进一步增强了。1995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4596亿马克,约合24193亿美元,相当于法国的1.54倍和英国的2.25倍。同一年,德国的汽车总产量达到了467万辆,法国为347万辆,英国为177万辆。出口贸易额方面,德国从1985年的1840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5119亿美元,相当于同期法国的1.78倍和英国的2.1倍。2.2.3 欧盟经济发展模式的启示

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前外长罗伯特·欧曼是“欧盟之父”,但笔者却认为,真正的“欧盟之父”应该是亚历山大·科耶夫。亚历山大·科耶夫(1902—1968)是犹太人,出生在苏联,后来移民到法国,热衷于黑格尔哲学,曾经撰写了著名的《黑格尔导读》,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进行了深入解读。1943年,科耶夫完成了《法权现象学纲要》一书的写作,他在书中提出了“普遍均质国家”的概念,并且认为普遍均质国家是可以通过国家间的法律实现整合或一体化的,由此将会产生某种超国家的宪法秩序,并且有单一而明确的法权概念对此加以渗透和联合,而无须通过僭政或帝国的方式得到实现。所谓普遍均质国家就是指各国政府是没有差别的,各国政府本质上只是一个纯粹的管理型政府。此后,科耶夫在他的《法国国事论纲》一书中指出,战后欧洲正处在严重危机中,处于一种被挤压的状态,欧洲的一边是赤色帝国,另一边是美国,那么欧洲将何去何从呢?如果欧洲处理不好这一点,像法国这种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将很快被边缘化。面对这一危机,科耶夫认为,法国要不计前嫌与德国合作,建立一个“拉丁帝国”对抗外部生存环境的挤压。科耶夫的理论是战后不久提出的,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普遍均质国家在当时看来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历史总是不断向前推进的。1952年,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六国共同参加的“欧洲煤钢联营”正式建立,此前的《法国国事论纲》实质上正是“欧洲煤钢联营”的理论渊源。正是在“欧洲煤钢联营”的基础上发展出后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后来的“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尽管对此颇有成见且地处欧洲大陆范围外,但英国最终也走上了欧洲联合的道路。英国最初想通过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相抗衡,但最终还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影响力胜出,其标志就是英国也不得不加入其中。

其实,透过当今欧盟的组织形式,我们是可以看到科耶夫提出的“普遍均质国家”雏形的,欧元发行后更是如此。但在此,我们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即民族经济的范围及民族经济的消亡问题。正如前文中所说,人类社会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没有民族经济概念的,一直到19世纪,国民经济的体系才逐渐得以建立。应该说,民族经济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将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消失。曾经的民族经济转变为大区域经济,此时的货币政策超国家化,财政政策和福利政策也将会超国家化,这正是科耶夫曾经描述过的“普遍均质国家”的状态。

现在,一个洲际性的区域经济已经出现,但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其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东盟十国实际上是一个大区域,而且发展迅速。日本曾经提出的东亚共荣体是否可以实现呢?欧盟的17个国家已经统一了货币,那么东亚,尤其是作为东亚主导性国家的中国,究竟应当有何作为呢?这些问题对我们都是十分重要的。2.3 美、日、欧三方的博弈与协调

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存在“大三角”和“小三角”关系。“大三角”是指美苏中三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小三角”则是指美国、欧盟和日本三者间的关系。如果只仅仅从经济上看,“小三角”的分量应该是超过“大三角”的分量,但从军事战略上看,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则更具有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性。

战后的欧洲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在此情况下应该如何发展呢?1947年,针对欧洲的情况,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提供了大量的物力和资金以帮助欧洲国家恢复经济,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美国提供了一百多亿美元的援助,给予欧洲巨大帮助,可以说,欧洲复兴与“马歇尔计划”是直接相关的。按照现在的分析,当时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是必然的。如果欧洲不复兴,美国的发展也将会受到巨大的阻碍。当时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产能,从而需要一个巨大的市场,战后的欧洲恰好可以满足美国的市场需求。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和美国是一种“双赢”。还有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是初见端倪,共产主义运动对欧洲的影响非常大,战后残破的欧洲已经是苏联和美国争夺的对象。因而,美国对欧洲的援助计划是美国综合考虑当时各种因素后的必然选择。

随着欧洲经济的迅速发展,从1950年到1980年,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大约是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的两倍,正是在德国带动下,从60年代到70年代,欧洲的经济已经完全恢复并且迅速强大起来。强大后的欧洲在贸易上逐渐与美国产生了摩擦,并且开始与美国争夺国际经济的·49·

领导地位。欧洲与美国经济上的摩擦与抗衡至今仍然在继续。这种冲突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更而变化,它不但会持续下去,而且还将更加剧烈。

一般来讲,在美国与欧洲的经济抗衡中,美国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强大,美国在创新和市场的自由度方面虽然有优势,但美国的历史很短,而且正如波兰尼说的那样,美国的经济力量、市场力量是脱离社会而发展的,是一种畸形发展,欧洲则由于古老的历史传统的影响,因而这方面远远好于美国。欧洲的经济发展中有很多社会性和人性化的因素,欧洲更讲究环保、福利和人权,也更加强调社区的和谐。例如,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确切地说是一种社区主义,即以社区为社会的导向,政治经济的权利也是在自治基础上走出一条道路,是独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社会制度。应该说,这些渗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思想是十分强大的,也将产生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的力量实际上不见得比美国弱,我个人认为,欧洲与美国二者是并驾齐驱的,美国更有经济活力,但欧洲更有人文和历史的积淀,二者是相互依存的,谁也离不开谁。美国的根子在欧洲,欧洲的活力很多也源于美国,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根本上是不容易被斩断的。所以,美欧间虽然有摩擦,但二者又难以割舍,彼此的地位也会不断交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将不断增强。

日本是美日欧三足鼎立中的重要一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占领,并且针对日本经济发展状况实施了著名的“道奇计划”。道奇是一个银行家,他虽然不会讲日语,但却对日本经济的运行模式十分了解,并且在改革日本经济的同时,也彻底改造了日本的政治体制。道奇将六个与政府、天皇及军事紧密联系的垄断财团解散,将之改造为普通的民事社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日本之所以迅速推出“道奇计划”发展日本经济,一方面是担心日本的军事对自己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也担心日本被共产党渗透,因而在改革日本经济、对日本进行经济援助和军事订货的同时,也进行了政治制度上的改革。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三倍,并且在7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80年代的经济甚至有超过美国的势头。

日美关系与欧美关系是有着很大区别的。美国并不担心欧洲国家在经济强大后会侵略美国,但美国对日本却不同。日美两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战争,而且美国也认为日本强大后仍然可能对自己发动战争,因而美国对日本进行制约的心情比起对其他国家都要强烈些,这也就奠定了美日经济关系的基调。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实际上是美国以汇率作为控制日本经济发展的手段,这也就揭开了日元随后急剧升值的序幕。《广场协议》签订后10年间,日元平均每年升值5%以上,给日本国内的股市和楼市带来了巨大泡沫,泡沫破灭之时,就是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倒退期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也面临着痛苦的选择。从心态上讲,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相似的心态,即如何面对西方世界。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西方都是奋起抵抗,并且采取了“日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脱亚入欧”的方式,后来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完整理论的外化形式主要是“大东亚共荣圈”,即亚洲人团结起来摆脱欧洲白种人的殖民统治。作为黄种人,我们也经常考虑我们是否真的不如西方人,如果是,我们到底是技不如人还是人不如人。19世纪末期以后,黄种人的这种种族焦虑感十分严重,特别是日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在如何面对美国的问题上十分矛盾。战后日本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与美国对抗,另一个则是在军事上彻底不设防,单纯发展经济。日本自民党最终选择了后者,日本的军事完全由美国来管理。

但是,毕竟半个世纪过去了,日本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经受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耻辱,这也是导致了近年来日本国内政局变动不已的原因之一。日本首相鸠山一上任便提出了“脱美入亚”,但“脱美入亚”与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会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此时的日本又将如何处理与不再羸弱的中国的关系呢?

这其中涉及的关系非常错综复杂,中国究竟应该与日本一起对抗美国呢?还是对此不做表态呢?对中国来说,日本和美国究竟是哪个在亚太地区与中国的关系更为紧密,哪个又将对中国构成的危害更大,是一个很难立刻加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够在看透美日经济关系的基础上静观其变,择机而动。

3 新兴经济的崛起与多极化时代的到来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在蓬勃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2007年发布的《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减缓至3.4%,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可能会适度放缓,但仍然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依然保持了6.9%的强劲势头,2008年,仍然保持在6.5%左右。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非西方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新机制中成为重要角色,世界政治经济的多极格局开始形成。

非西方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乃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体制下发生的,是西方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的直接产物。它们崛起的过程,是融入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合作,以此形成广泛深入的相互依赖关系的过程,即一个“和平崛起”的过程。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主要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坚持探索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道路,多年来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指责和非难。一直到近年来,当世人眼中的非西方新兴经济体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和持续动力时,西方的权威机构和相关人士才开始承认,这些国家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发展模式,尽管相当多的人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非西方的新兴经济体的表现更加令世人刮目相看,成为不同发展模式各得其道的有力例证。发展模式多样化造就了非西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昭示着世界多极化时代的到来。

多极化时代来临的标志是G20机制的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催生了G20机制,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非西方经济体与西方主要经济体成员共同组成处理当今世界最重要经济问题的最高决策机制。正如同“后冷战时代”正悄然成为历史一样,G8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核心成员的俱乐部已经黯然退居幕后,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昂然迈进多极世界的绝妙注释。在应对金融危机、带领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过程中,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新兴经济体发挥着最为显著的作用。

福格森(Niall Ferguson)曾经为此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西方对国际政治“历时500年”之久的长期垄断地位“正走向终结”,非西方国家将在国际舞台上实现“群体性的崛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其主编的《世界大变局》一书中认为,未来五到十年内,非西方经济体国家实力和地位的上升将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实力和地位的跌落形成鲜明对照。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制的《世界手册》一书的统计:2009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约20万亿美元,大约占世界总额的36%,比1980年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较1970年增加了约15个百分点,较1950年则增加了约20个百分点。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春季年会期间,更有专家认为,目前发展中国家经济产出已经占到世界份额的差不多1/2,1990年这一比重只有1/3。OECD组织专家麦迪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上升趋势的估计甚至比前两组数据更高。据他的统计,1950年,西方核心国家西欧及其“后裔国”(指澳、新、加、美)等24国的GDP之和约为30300亿国际元,占世界总值的57%;包括亚非拉国家及东欧和苏联等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的GDP之和仅仅为21800亿国际元,约占世界总值的43%。而到了2001年,西欧及其“后裔国”的GDP之和大约为167065亿国际元,占世界总值的比例降至约45%,亚非拉及东欧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GDP之和已超过了这些西方国家。

虽然上述统计结论由于依据的数据来源不同、统计口径与统计方法不同,因而绝对值差异比较大——基于汇率法的统计结论与基于购买力平价法的统计结论二者间的差异尤其大,而后者甚至被认为是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但这些统计结论总体反映出的基本趋势却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差距正在急剧缩小,甚至已经处于大逆转前夜。

根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将会是中国、美国和印度,然后依次下来是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而只有两个欧洲国家位列于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即英国和德国,在现有G7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位居前十。普华永道也做了类似预测,认为到2050年,在经济规模上巴西将超过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这些经济体也将会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图5—1和图5—2出自前些时候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图5—1 2025年的世界注: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以2006年的GDP为基准资料来源: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图5—2 2050年的世界注: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以2006年的GDP为基准。资料来源: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