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凤凰周刊
出版社：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五国秘辛(套装共5册)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封面
版权信息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五国秘辛·德国篇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五国秘辛·韩国篇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五国秘辛·日本篇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五国秘辛·苏联篇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五国秘辛·中国篇
目录
CONTENTS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五国秘辛·德国篇
被过分美化的德国二战反省
纳粹种族主义的纠结
华沙起义，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二战瞬间
我们这个星球的浩劫与创痛
返回总目录被过分美化的德国二战反省记者／林子敬
日本学者指出，德国战后在历史认识、整肃纳粹人士以及对外赔偿中都存在问题，无论是官方和非官方的反思都有不足之处，现在的报道多数忽略了这些方面，过于强调正面细节。“早在8月15日前一个多月，日本国内舆论就开始议论历史认识问题。毕竟明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今年算是一个前哨战，政府的表态很可能直接关系到明年（的立场）。”在“终战纪念日”前夕，日本《朝日新闻》前社论编辑口光如此表示。
相比之下，中国国内从年初就一直在批判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离经叛道”。7月，在安倍政权重新审查1993年“河野谈话”的妥当性后，中韩两国“结盟”抨击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问题。长久以来，中国舆论与学术圈一直拿同为二战“轴心国”的德国与日本做对比，赞扬德国彻底反省二战的同时，批判日本战后反省的缺失成为一种固定范式。
中国对德国战后反省的赞扬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所做的相类似。当时以《朝日新闻》为首，日本媒体大力称赞德国在战后对于二战的反省，认为德国政府已经充分谢罪，希望日本政治家能够学习。但在2000年以后，赞扬之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逐渐销声匿迹，许多人认识到，德国对于战争的反省也并不全面。“人们只接触到了部分事实，或者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况。事实上，德国对二战的反思还有很多有待商榷之处。”口说。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著名“一跪”，震惊世界。不过根据《什么是战争责任？没有被清算的德国的过去》一书介绍，此举虽然引起全球瞩目，但波兰在当时的新闻管制下却没有报道此事，勃兰特回国后也饱受国内舆论批评。纳粹：被严厉制裁的虚像“时至今日，在日本仍会听到‘德国追究纳粹犯罪不设时效’的说法，以此赞扬德国反思二战罪行是如何彻底。事实上，这是错误的理解。至少德国在法律上根本没有关于‘纳粹犯罪’的定义，更不可能有上述说法。”口表示，人们关于战后德国严厉制裁纳粹分子只有一种粗浅印象。
德国历史学者洛夫·史泰宁格著有《德国史 1945-1961》，其中对东西德处理纳粹分子有清晰的描述。当时德国被盟军分割占领，东德声势浩大地驱逐了前纳粹相关人员。但是对于战争受害以及对犹太人的屠杀，东德政府以“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表现”为由，采取和本国（社会主义国家）无关的立场。“西德在盟军占领当初借由占领军之手驱逐纳粹，但在占领后期，政府目标转为让相关人士尽早恢复名誉、归复原职。”史泰宁格在书中写到这一幕，为此当时政府还颁发了《非纳粹证明书》，来洗刷一个人在纳粹时代的污点。
1949年5月，德国联邦政府宣布成立。在阿登纳政权下不到一年，占领军时期被革职的15万前纳粹公职人员中大多数都回到了政府岗位。1951年开始运作的西德外交部中，公务员有2/3是前纳粹党员。究其原因，截至1945年纳粹党解散时党员大约有850万人，范围囊括官僚、政治家以及企业经营者等社会核心成员。在如此庞大的基数下，追究纳粹责任成为相当不受欢迎的政策。
司法机构重新运转后，德国于1946年在国内对纳粹行为进行审判。然而，最终被判有罪的纳粹不过6000人左右，而且很多只是处以罚款等轻刑，整体受罚的纳粹党员只占总数的0.06%。
后来德国议会在制定《刑事免除法》时，从“纳粹时代从犹太人商店抢夺商品”和“战后在黑市因为饥饿而抢夺面包”，到“纳粹时代为了避免遭受迫害而使用伪名”和“战后为了逃避盟军对战犯的追究而使用伪名”等，均被免罪。
唯一没有时效的是谋杀罪。但无论是否是纳粹所为，德国对谋杀罪一直采取不设时效的立场，纳粹被审判时也只是被认定为普通的刑事犯罪，与英美对于杀人罪没有时效属于同等性质。德国现行法律对于“种族灭绝罪”也没有设定时效，但这里存在一个“陷阱”——该罪名在纳粹时代并不存在。强行用在纳粹身上会被抨击为刑法的追溯适用，有损民主主义法治中的“法律不追溯过往”原则。“没有污点”的国防军神话“几年前我去德国时，目睹到二战时的逃兵以及拒绝服兵役的人抗议政府不给他们发抚恤金以及养老金。”自媒体大象公会主编黄章晋对本刊记者回忆起这一幕。对德国历史颇为关注的他说道：“相比之下，二战时参战的军人一直是德国最受尊敬的群体。”
德国联邦政府一贯对联合国的战犯审判表示否定，认为是法律的追溯过往。二战后德国并没有缔结《和平条约》，因此跟日本不一样，德国官方的“正史”并没有接受盟军对于战犯的审判。相比来说，政府将战争犯罪与纳粹对犹太人迫害切分开，“洗白”国防军在二战的战争行为，认为德国军队是与战争犯罪无缘的“绿色国防军”。
1952年12月3日阿登纳首相在军队的名誉恢复演说中表示：“我希望以联邦政府之名宣布，德国军人拥有传统的高贵之名，我们在陆、海、空领域经历过荣耀的战斗，我们民族所有士兵的功绩都被承认。即使近年来我们的军队被诽谤中伤，德国军人的名声以及伟大的功绩现在更是保护着民族的命脉，今后也确定会继续存续。”
史泰宁格在书中则总结了“德国的国防军神话”的三个内涵，第一是德国军队从属于国家元首的希特勒，并不负有战争责任；第二是国防军所进行的终究只是通常的战争行为，和战争犯罪无缘，残虐行为是纳粹亲卫队干的；第三是国防军清廉正直，与渎职无缘。
此外，被认定为甲级战犯的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的葬礼由德国联邦海军主办，念悼词的人是后任海军总司令官、同为甲级战犯的邓尼茨。当时被认定为犯罪组织的柏林亲卫队上级大将的约瑟夫·迪特里希的盛大葬礼也由德国国防军主办。
1956年，联邦德国对于那些在纳粹迫害下的牺牲者进行补偿，制定了《联邦补偿法》，对象大部分是德国国民以及当时的德国国民，但是对补偿对象的选择却能够清晰反映出西德官方对待纳粹时代军人的态度。同年，西德宣布共产党非法化，对于“动摇自由民主主义秩序根干”的共产党受害者，政府拒绝给予抚恤金。相比之下，那些没有被问罪的前纳粹党员或者被盟军认定为有罪的纳粹党员，被认为不是“德国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所以也给他们发放补偿以及养老金。19 43年4月19日，波兰华沙，犹太人爆发反纳粹起义。图中持枪男子名为约瑟夫·布鲁克齐，在华沙贫民窟担任看守，被犹太人誉为“杀人鬼”。战时德军犯下无数罪行，但德国在反省历史时将罪过归结于少数“纳粹分子”，德国士兵仍然“光荣”和“高洁”。
此外，对于同性恋、拒绝服兵役等在纳粹时代不被认同并且受到迫害的人，也不在接受赔偿的对象之内。直到1988年新的纲要制定后，才扩大补偿的对象。但是仍有部分人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获得政府认定。“基本可以认定的是，德国将二战中的‘种族灭绝罪’和‘战争罪’加以区别，一般只承认前者。”黄章晋说，“如此才能解释战后德国官方对待军队的态度，要知道，他们本来是战争犯罪的实施者。”“德国人的忏悔类似于同情”
1996年，美国前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丹尼尔·戈德哈根在《乐意遵从希特勒意旨的死刑执行者们》一书中指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是那些特定的狂热集团分子所为，德国所谓的普通人在自己的意志下也认同并实施了战争犯罪。该论点绝非新颖，但却被德国媒体批判“其让德国人披上集团犯罪的大衣”。“德国一直强调对屠杀犹太人的忏悔，但在忏悔时其实已经置身事外，大多认为是希特勒和少数纳粹亲卫队的恶性。相比之下，德国人的忏悔更类似于同情。”日本仲正昌树在《日本和德国：两种战后思想》一书中如此写道。
1972年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犹太人墓碑前跪下引起世界瞩目，“一跪泯恩仇”成为德国反省历史的美谈。然而，前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木佐芳男在《什么是战争责任？没有被清算的德国的过去》一书中指出，勃兰特“一跪”后，他回国发表的电视演说中提及“战后德国人从旧东部领地被放逐，即便有任何道理，此行都不能被正当化”，用以批判波兰方面的加害行为。
直到现在，德国历代总理和总统都会访问波兰、以色列和波罗的海三国，在牺牲者的墓碑前对纳粹的犯罪行为进行谢罪。与此同时，对于东中欧国家加害战后德国人的行为，德国政府也不遗余力地进行谴责。200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纪念仪式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承认当年德国开战“招致了没有终点的苦难”，但是对于战后其他国家驱逐旧德国领地的德国人表示抗议，认为其他国家也应该正视这些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1985年5月8日，他在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日上发表演说，谈到“无论老少、有罪与否，我们全员都必须继承过去，对过去负责”，引发坊间一片称赞。
但事实上，魏茨泽克的父亲当年参与将法国犹太人送往奥辛维斯集中营等行动，犯下了人道主义罪行，但魏茨泽克在其回忆录中表示，父亲的罪状只是领导了侵略战争，丝毫没有言及父亲对人道主义的犯罪。在发动战争方面，他认为父亲的行为是对波兰等国家的侵略，但是对苏联则是自卫。他还写道：“关于侵略战争，任何一个国家都做过，不能只批判德国一家。”欧洲战后赔偿仍存争议“德国自西德时代以来，光对犹太人屠杀的个人赔偿就已经支出600亿美元，相比之下，日本对亚洲国家支付的赔偿和准赔偿才60亿美元。”口表示，这是日本媒体过去经常用来做历史对比的数据。
不能否定，德国对犹太人迫害问题上已经付出代价，但在针对战争行为的赔偿问题上又是另一回事。战后西德政府基本上以德国没有统一为理由推托国家赔偿。在国际条约中，德国签字认可其他国家可以征收过去德国政府和军队的财产。因此，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德国认为已经两清。
然而，当时西德和英美等西方阵营国家的确签订了涉及赔偿的条约和协定，但是波兰和捷克等苏联阵营国家并没有类似的法律或者条约。为此，德国主张的“已经解决”充其量只是政府见解，法律根据并不明确。
1998年，当年被德国迫害的美国劳工团体发起赔偿诉讼，以此为导火索在美国发展成为抵制德货的运动。为此，德国联邦议会和德国企业在2000年设立了“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以补偿那些被强制联动的受害者。该基金的总额高达100亿马克，德国企业和国家各出一半。不过德国政府保持一贯的立场，认为“赔偿请求权的问题已经解决”，这样的基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补偿”。德国官方的说法是，该赔偿针对的是纳粹犯罪而不是战争犯罪，为此德国对于那些城市的破坏等通常战争犯罪的受害者并不给予补偿。
直到现在，关于战争犯罪的赔偿仍然是德国和东欧国家发生口角的问题。2004年9月，波兰议会曾经催促政府尽快向德国索取战后赔偿一事，议会在赔偿请求的决议认定德军当年在波兰首都华沙造成的损害额为350亿美元，德国对波兰总共应该赔偿6400亿美元。面对这笔巨额款项，德国政府最终选择无视。
此外，在请求权上波兰也与捷克不同。波兰在1953年曾经在苏联的“控制”下宣布放弃对德国的请求权，虽然事后称苏联并没有将“代领”的赔款分给波兰。相比之下，捷克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放弃索取赔偿权，现在捷克仍在为此要求德国进行赔偿，但是德国以“请求权问题已经解决”而不予回应。“欧洲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并非和和美美。德国战后在历史认识、整肃纳粹人士以及对外赔偿中都存在问题，无论是官方和非官方的反思都有不足之处。现在的报道多数忽略了这些方面，过于强调正面细节。”口说：“当然，日本也不能因为德国的反思不足而让自身有理由不去反思，虽然这种想法仍是过于理想的。”编辑 段宇宏希特勒失败前如何评价日本和中国?纳粹种族主义的纠结文/ 程映虹
1945年初，战争失败的结局对于德国只是时间问题，希特勒在内部谈话时不再避讳这个可能性。那年2月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他在战败的背景下谈未来世界，涉及中日的短短讲话内容值得在今天回味，毕竟反映希特勒晚期思想的材料很有限。“照我看来，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过去从来不是种族意义上的低等民族。他们都属于古老的文化，我得坦率承认他们的传统要比我们的优越。他们完全有理由为此骄傲，就像我们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一样。我甚至相信，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坚持的对自己种族的骄傲，我不但更容易理解，而且更会认为理当如此……日本将永远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友。这场战争使得我们对日本有了更高的评价，对它更加尊敬……共同的命运将永远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胜利还是毁灭。如果宿命选择首先毁灭我们，我很难想象俄国人还会恪守他们对日本人许下的‘亚洲人团结一致’的诺言……我相信，日本人、中国人和伊斯兰民族将永远比法国这样的民族离我们更近，尽管我们和那个民族血脉相连……”斯大林说“我自己也是亚洲人”
这段大而化之的议论中，只有“我很难想象俄国人还会恪守他们对日本人许下的‘亚洲人团结一致’的诺言”，涉及一个具体的史实。
1940年德国横扫欧陆，英伦三岛孤悬海外，全世界都屏息静气，看希特勒下一步如何动作。尽管苏联和德国在1939年8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那个条约的前提——一个强大的英法阵营已经不存在了。苏联对此当然心中有数，为了避免成为德日意三国轴心的下一个目标而全力展开对日亲善外交。日本方面，主张首先向英美开战的一方主导了决策，为此也要稳住苏联。
1941年春天，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访问柏林后来到苏联，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日关系虽然只有20年，但已有两次重大冲突。1920年，日军曾作为协约国成员国侵入苏俄西伯利亚地区；1938年日本侵入苏联控制的蒙古国。两次冲突中，日军均遭败绩，这也是为何日本军方放弃北进的历史原因。在这样的历史阴影下，苏联方面全力为日苏谈判营造气氛。斯大林亲自出席招待松冈的宴会，杯盏交错之际，他对松冈说：“我自己也是亚洲人。”
斯大林这话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向日本示好。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中，整个世界就是分为英美为主的西方和日本代表的亚洲之间的文明、文化的冲突，日本要把亚洲人团结起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斯大林的意思是:虽然我们俄国人看上去是白人，但高加索地区在历史和文化上都和亚洲有关，我就是出生在那里，西方人也一向把俄国人看作是落后的亚洲人（列宁甚至被西方人称为鞑靼人），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和文化就是在欧亚之间模棱两可的。
斯大林这话不但是和日本套近乎，还有离间德日同盟之嫌。德国人获悉后对日本人非常不爽，《戈培尔日记》对此有记载，希特勒在会见松冈之后曾说日本人看上去就鬼祟、欺诈，四年后希特勒在上述那次讲话中又旧事重提。
更进一步说，斯大林的所谓“亚洲人”云云，点了德日关系的死穴。纳粹意识形态独尊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雅利安人，而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又把整个西方白人世界置于世界历史罪恶的一端。德日关系始终在双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中寻找平衡。日本驻德大使在纳粹上台后一再要德国方面明确日本民族在纳粹种族主义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其结果是相互之间形成官方语言中的“政治正确性”：德国方面用外交语言对日本宣称，所谓“非雅利安种族”原则上特指犹太人(这也是为了给纳粹政权和世界其他国家例如中国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而劣等种族专指那些完全由混血而成的民族；日本方面则注意在官方场合不笼统谴责“白人”世界。希特勒对日本的复杂感情
希特勒上述这番话表示他完全懂得苏日中立对于双方都是政治权宜，一旦时移世易，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所以他相信，一旦德国失败，苏联绝不会恪守对日中立的诺言。就在他说上面这番话后两个月，苏方知会日本说条约五年期将满且苏方无意续签，为后来出兵中国东北清除了《国际法》障碍。
但希特勒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对日本在战争中的表现的高度评价，这是对《我的奋斗》中对日本的看法的重大修正。《我的奋斗》中多次提到日本，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第一是有关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希特勒认为一次大战前西方出于对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承认，接纳它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成员。但德意志帝国一战后被西方的阴谋和犹太人的出卖而搞垮，日本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和犹太资本集团的下一个牺牲品，受到西方战后新秩序的压制和排挤。
第二是有关日本在他所谓的种族世界中的地位。希特勒把世界各民族划为文化的创造者、承担者(或传播者)和破坏者这三类，只有雅利安人才是创造者，又以日耳曼人为最优秀，而日本被挑出来作为文化承担者的样板。希特勒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国的消息就让少年时的他震惊和兴奋，因为这证明了斯拉夫民族的劣等。他认为日本并不仅仅是移植了西方技术，而是把雅利安人的成果内在化了，但这个外在的源泉一旦枯竭，日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功也将很快枯萎。当然，纳粹高层有人对日本民族的种族地位比希特勒的评价要高，甚至认为日本的武士阶层也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但总的来说没有改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日本的定位。1941年3月26日，德国柏林，希特勒会见前来访问的日本著名鹰派外相松冈洋右。
尽管德日成了同盟，但对这个非雅利安民族，希特勒在心里还是视为二等种族。当时在德国和日本之间有很多人员来往甚至移民，难免出现通婚，尤其是在相当级别的精英人士中。按照纳粹严格限制和非雅利安人通婚的规定，这样的结婚申请要由希特勒本人批准。希特勒就关照有关部门，相关申请先拖它个一年半载再交给他，给当事人造成不会被批准的印象，然后他再拒绝。日本驻德国大使有时会为一个这样的申请动用外交渠道。珍珠港事件后，希特勒为纯种的日本人让杂种的美国人吃了苦头而高兴，但又为日本军队迅速击溃英国在东南亚的大军、尤其是轻易攻占其政治经济中心新加坡而叹息。
希特勒一向看重大英帝国，视它为雅利安人在德意志崛起前的优秀代表。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肯定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是大英帝国的产儿，只不过后来杂种化了。希特勒甚至打算在击败苏联后，要仿效英帝国统治印度的方法来治理俄罗斯，把俄罗斯变成德国的印度。他认为德国和英国之所以成为敌人，是因为犹太人窃取了英国的金融和政治权力。
然而到了1945年2月，从文章开头引述的这段话来看，日本在希特勒的心目中的地位完全改变了，从第二等种族即文化的承担者一跃而为最优秀的种族，即文化的创造者，甚至比日耳曼人还要优秀。这样的说法，暂且不论在《我的奋斗》成书的1920年代，即使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也是很难想象的。这说明日本在二战中的表现迫使希特勒至少在一定的公开场合修正了《我的奋斗》对世界种族的划分，把一个非雅利安种族置于和雅利安人同等的地位。希特勒长期忽略中国
和日本相比，中国基本在早期希特勒的世界历史视野外，至少在《我的奋斗》中是如此。全书只有一处提到中国，原文是这样的：“除非我们接受一个难以想象的谬见，否则，我们不会相信一个黑人或者是中国人——就算举个例子吧——能通过学习德文甚至使用德文或者进而投票给某个德国政党而变为一个德国人。那样一种日耳曼化其实是非日耳曼化，这一点我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世界从来就不懂。”
希特勒这话，是针对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当时奥地利的德裔政治家认为可以通过教育把境内大量斯拉夫人融入以德裔为主的民族国家，即所谓的“日耳曼化”。希特勒认为这完全不可能，这样一种日耳曼化只会降低日耳曼人的种族品质。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下，他提到了中国。尽管我们还不能因为这段话把中国人和当时普遍被认为毫无历史和文化可言的黑人放在一起，就认为希特勒蔑视中国，但至少可以说希特勒对中国人不会有很积极的评价，这和他对日本的评论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魏玛时期开始，德国和中国维持了友好关系。凡尔赛体系下，德国从对外贸易到军事训练都受到很大限制，但德中关系不受这种限制，所以德国国防军把训练中国军队作为自己训练不足的某种替补。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在1930年代接受的基本是德国式训练和装备，直到1941年德日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和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转为美式训练和装备。两国友好背景下，希特勒的公开言论当然不可能公然贬低中国，他会见中国外交官时也一定会逢场作戏地恭维一下中国。但《我的奋斗》多次再版，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地位有过任何明确的说法。我们无法知道在他的三类种族中，中国究竟属于哪一种，虽然可以肯定不会是第一种。1944年，延安，一场关于打倒法西斯的集会。
然而在1945年初这次坦率的内部讲话中，希特勒竟然把中国——当时是德国的敌国和日本相提并论，明确说中国人也是优秀种族，甚至比德国更优秀，这应该说是很不寻常的。虽然世人并不具体了解希特勒为什么忽然把中国放到他的种族世界金字塔的顶端，但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唯一可能的历史的合理想象，就是中华民族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