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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28 04: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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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静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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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教父——俞敏洪

新东方教父——俞敏洪试读:

前言 解读俞敏洪

俞敏洪成功了,他领导的新东方成功登陆纽交所,一夜之间,俞敏洪身价飙至2.42亿美元。他由此成为《福布斯》杂志的座上宾,位列108位,成为唯一一位以教育产业为主业的《福布斯》富豪。媒体评价他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时代》周刊把这个一手打造了新东方品牌的中国人称为“偶像级的,就像小熊维尼或米奇之于迪斯尼”。

新东方的上市,意义非同一般,也绝对不能把俞敏洪简单地归入财富新贵的行列。因为在中国的富豪里,恐怕没有谁比他更具影响力了。就像评论所说的:“在中国,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像新东方这样,站在几十万青年命运的转折点上,站在东西方交流的转折点上,对中国社会发挥如此直接而重大的作用。”在美国、加拿大的任何一所著名高校里,占中国留学生总数的70%是从新东方走出来的。因此俞敏洪被称为“留学教父”,也因此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1世纪影响中国社会的10位人物”之一。

当俞敏洪高喊着“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的励志口号时,这个说自己“一辈子不会离开三尺讲台”的中年男人不仅征服了他的学生,也征服了整个世界。当面对新东方上市的种种质疑时,俞敏洪坚定地说:“凡是不符合我价值观的钱我都不赚。”此时,俞敏洪又显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矜持与清高,这或许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富豪的原因之一。而他的这份责任感,正是现在中国民族企业和中国教育所需要的。当他笑着承认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土的人”时,人们感受到了那种只属于知识分子的从容与淡定……

与其说俞敏洪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财富新贵,不如说他创造了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业传奇,一个从草根变精英的俞式神话。从一名农村的拖拉机手到一个亿万富翁,俞敏洪用13年时间完成了人生蜕变。如此看来,俞敏洪的成功并不是“赌徒式”的成功,也不是一个“偶然”式的成功。追寻俞敏洪的成长和创业足迹,或许人们会发现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当俞敏洪经历两次高考失败,依然坚持参加第三次高考,最终进入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京大学读书时,他选择了忍受煎熬;当他因为无知而遭到同学的白眼,被同学嘲笑为“乡巴佬”时,他选择了忍受寂寞,并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当他在创业之初,面对本不应该属于他的艰辛时,他选择了忍受挫折;当新东方壮大后,面对外患和内部的土崩瓦解时,他选择了忍受误解和坚持……也许正是俞敏洪这一次次坚定而准确的选择,成就了他自己,也成就了新东方。

那么,坚定和准确的选择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大智慧和成功的独到之处?俞敏洪正确选择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又凭什么俞敏洪可以成功迈出每一步?

试想:如果当初俞敏洪没有选择在十几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放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面子,顶着寒风,拎着浆糊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贴小广告;如果他没有在那间只有10平方米、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的破屋里,开启自己的“个体户”生涯,又怎么能有后来的新东方?也许正是因为俞敏洪放下了知识分子的尊严,他才选择了被人指指点点的创业之路。读书人要干点儿事,也许最重要的就是收起“书生气”。

当俞敏洪的员工因贴小广告与别人争夺地盘的时候,甚至被竞争对手捅了两刀。在面对生命的威胁时,也许很多人会选择放弃,但是俞敏洪却没有,他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下来。也许正是这种可怕的意志力成就了俞敏洪,就像别人所评论的:“要放弃新东方,理由有一万个,但是支持他坚持下去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不轻言放弃。”

新东方1993年办起来,俞敏洪是唯一一位在新东方做教师的员工,他的妻子成为了他的助手。妻子在后面收钱,他在前面教学。在夫妻俩的努力下,新东方越办越大。此时,新东方百分之百是俞敏洪的,他本可以在新东方的舞台上尽情地“独舞”,一个人收获所有赞誉与鲜花。可是,此时俞敏洪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再次做出了选择。他请来了曾经的同窗,并把新东方一分为五,在众多能人的努力下,新东方才成就了今天的新东方。

在这样选择的背后,人们或许可以读懂俞敏洪所深谙的“让利文化”,就像他所说的:“我们最愚蠢的行为就是太执着于自己的东西,把自己的东西捏着不放,不愿意放弃。但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换来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我一起创业。刚开始大家分块负责,我放弃了很多板块,但他们不回来,我一个人也做不大。精明的人应该学会放弃,应该知道放弃的背后会得到什么。”即便后来新东方经历了“集体逼宫”、“人事地震”,可是俞敏洪对他当初的选择仍然无怨无悔。

2006年,新东方不缺钱,也无须圈钱。那么,俞敏洪为什么还要选择将新东方上市?仅仅是为了开创中国民办教育在海外上市的先河?仅仅是为了那些“徒有虚名”的称谓?还是为了实现冯仑式的“野蛮生长”?在诸多疑问与指责面前,俞敏洪多少显得有些无奈和不自在,他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将新东方上市,是为了用外国的钱办中国的教育事业,同时用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则来管理新东方,以制度说话,从而实现新东方的自我救赎。就像他所说的:“在新东方,骨干们很容易越过规矩谈感情。上市之后,外部规矩比内部规矩更强大、更有力。”

俞敏洪成功了,他成功选择了自己事业前进的每一步。其实,重要的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选择的过程与做出选择的深层原因。人生会有很多“可能”,但却从来没有“如果”,关键在于他为什么能在众多的“可能”之中做出正确选择。只有读懂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解读俞敏洪。

第1章 当农民还是当学生?

新东方教父——俞敏洪

第1节 两次高考落榜的打击

1977年,让人们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希望,很多人因为高考制度的恢复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生命轨道。可是,俞敏洪却没能成为29∶1的严酷录取比例下的幸运者,他正经历着两次高考失败的打击。可谁又能想到,这位昔日曾两次因为英语不及格而名落孙山的失败者,在十几年以后,会成为英语培训的巨头,甚至被称为中国的“留学教父”……

希望在1977

1977年,注定会成为载入中国历史史册的一年。这一年的冬天,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开启。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高考制度在1977年恢复了。

高考制度的恢复让无数有志青年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感受到了只有春天才会有的希望,他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一年冬天举行的考试,最终有570万人参加。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举行的高考考生,共有1160万人坐在了高考的考场上。

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改变命运的开端,对国家如此,对个人也是如此。1978年,共有40.1万人迈进了大学的校门,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陈建功、易中天、顾长卫、查建英等名人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他们成为了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大学学习的人。从此,他们用知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就像查建英在回忆起自己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情形时所说的:“特想掐自己一下。感觉自己前一天还在地里干活,怎么第二天就成大学生了,还是北大!”

很多人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出身农村的俞敏洪也希望能像那些幸运者一样摆脱农村艰苦的劳动,获得学习的机会。可是,他并没有那么幸运,他没能成为29:1的严酷录取比例下的幸运者,他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因为大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两次高考落榜

上世纪70年代,因为国家教育资源有限,当时政策规定农村一家只允许一个子女读高中。俞敏洪出生在江苏一个只有100多人口的小山村,自然也会受到这样的政策束缚。俞敏洪的姐姐初中学习成绩优秀,一向对知识有着固执信仰的母亲坚定地让姐姐读了高中,这就意味着俞敏洪将失去读高中的机会。那时,母亲只是期望着五年以后政策会改变。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等俞敏洪初中毕业的时候,一家只允许一个子女读高中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1976年,俞敏洪初中毕业了,无奈之下,他也只能接受命运对他的安排,回到农村成为一名拖拉机手。当他像中国所有农民一样每天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母亲面对着儿子瘦弱的背影,心里充满愧疚和焦虑。正当母子俩都决定认命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1977年初,同村的一个女生不愿意上高中,她放弃了上高中的名额。母亲听说这件事情后,马上找到了学校的校长,请求能让俞敏洪顶替这个女孩上高中,几经说服,校长终于同意了。在母亲的努力下,俞敏洪从农民又变成了学生,他的舞台从田野走回了教室。

复习10个月后,俞敏洪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那时,俞敏洪并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能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就是他的全部梦想,而高考是他当时离开农村的惟一出路。因此,俞敏洪在填写志愿的时候填的是江阴师范学院,因为只要考上,他就可以摆脱繁重的农活,在城市里生存。在现在看来,这对俞敏洪来讲是一个多么“弱小”的梦想,可是,命运之神并没有将一丝多余的爱施舍给这个看上去孤单、无助的青年,因为俞敏洪的英语只考了33分,距离当年的英语及格线差5分,俞敏洪与大学失之交臂。

第一次高考失败并没有给俞敏洪带来多大的打击,毕竟复习时间太短加上基础不好,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被录取也在情理之中。于是,他又回到了农村做拖拉机手,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月。此时,俞敏洪才真正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农民的艰辛。突然有一天,学校的校长找到俞敏洪,想让俞敏洪到葫桥学校去做代课老师,学校原来的英语老师要回家生孩子,学校的英语课没人能上,就想请俞敏洪去代一段时间课。

俞敏洪开始的时候并不同意去做英语代课老师,俞敏洪的性格多少有些内向,他害怕在讲台上对学生们讲话,同时,他也没有勇气站在讲台上,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实在有限,不能胜任英语教师的工作。可是,当母亲看到儿子每天劳累的身影,她实在不忍心让儿子再做农民了。于是,她极力鼓励俞敏洪去做代课老师,她认为儿子不是当农民的料,当教书先生可以不受那么多苦。最终,俞敏洪在母亲的鼓励下,同意了校长的安排。就这样,俞敏洪在16岁的时候做起了代课老师。

其实,从骨子里,俞敏洪的母亲就是一个好强而不认命的农村女人,她不希望她的儿女们像她一样在农村度过一生,于是,母亲再次做主,要俞敏洪好好复习,参加明年的高考。紧张忙碌地备考,让俞敏洪的眼睛近视了,小小年纪就戴上了眼镜,村里的人都笑称俞敏洪是“大学生”了,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大学生才会戴眼镜。

俞敏洪在面对这样的嘲弄时,心里多少有些难受和羞愧,他更加积极地复习备考。这一次,他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复习功课上。经过一年的准备,当他再次坐在了高考的考场上时,显得胸有成竹,他确定这次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9年,俞敏洪第二次的高考总分已经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却只考了55分,而这一年师专的英语录取分数线已经提高到60分,俞敏洪再度落榜,他仍然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看着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昔日同窗,俞敏洪内心就像打翻的五味瓶一样难受与苦涩。

真是造化弄人,谁又能想到,这位当年曾两次因为英语不及格而名落孙山的失败者,在十几年以后,竟会成为英语培训的巨头,甚至被称为中国的“留学教父”。俞敏洪的成功中确实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但如果他没有一份可怕、执拗的坚持,他或许不会是那个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每次机会的人……

第2节 初为人师的满足与感伤

两次高考失败后,俞敏洪似乎甘心过着平静而安逸的乡村教师生活。可是,在平静的外表背后,俞敏洪还有着一颗充满激情而不安分的心,他不认为葫桥中学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归宿。于是,在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他做出了一个清醒而英明的选择……

第二次高考失败,对俞敏洪的打击可想而知。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一言不发。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尽力了、努力了、拼搏了,可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显得那么无能为力。年轻的他也曾抱怨命运的不公,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还不如他努力的同学却上了大学,而他却没有?他心有不甘,更没有绝望。人们都说,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对俞敏洪来讲也是这样的。

高考失败后,为了维持生计,他只能回到原来的学校继续做代课老师。渐渐地他已经适应了乡村的平静生活。相较于在田间的辛苦劳作,俞敏洪对代课教师的生活也算是满足了,他摆脱了汗流满面、疲惫不堪的生活。在学校里,他可以看他想看的书,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影响别人,还能得到教师应有的尊重,而这些都是一个只有17岁的青年所需要的。在葫桥中学教书的日子是平淡而安逸的,俞敏洪表面上似乎已经很满足这种乡村生活。

可是,从内心来讲,俞敏洪真的能放下他的梦想,放下他对大学的美好憧憬而甘心在这里做一辈子乡村教师吗?他才17岁,葫桥中学会是他一辈子的事业归宿吗?多少个夜晚,俞敏洪面对星空,思索着自己的未来。尤其是当他昔日的同窗从学校归来,向他诉说大学的美好和新鲜事的时候,俞敏洪自己能感觉到他对别人的羡慕……

在平静而安逸的生活背后,俞敏洪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感伤与苦闷。他曾梦想着自己成为一代天之骄子,而如今他只是过着白天上课、晚上备课的日子,这样的现实使他离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他变得落寞而抑郁。俞敏洪的室友时兴才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很快就发现了俞敏洪的变化。他知道,俞敏洪的叹息声中有期望和不甘,俞敏洪平静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充满激情而不安分的心。因为他自己也曾年轻过,他能理解俞敏洪的感受。于是,面对无助的俞敏洪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在一个春天的傍晚,时兴才找到了俞敏洪的母亲,向她诉说了俞敏洪的现状。时兴才对俞敏洪的母亲说俞敏洪还年轻,他还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不能再在葫桥中学蹉跎岁月了。与其说时兴才是仗义帮忙,不如说他只是不愿意看到俞敏洪重复自己所走过的路。

时兴才的话处处切中俞敏洪母亲内心的隐痛部位,好强的母亲也不希望儿子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她希望儿子能够出人头地、金榜题名。于是,母亲当晚就找俞敏洪做了一次长谈,她劝俞敏洪说:“上次考试你已经很努力了,可是边教书边复习,复习时间毕竟有限。一次没考过不要紧,还有机会,只要肯下功夫、肯奋斗,晚一年考上好大学,也是一样的。好好准备复习,明年再考。没什么大不了的,考上最好,考不上也不吃亏。”

母亲安慰的话语就像及时雨一样滋润着俞敏洪干涩的心田,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力量。后来,他在回忆起这段岁月时说:“如果一件事,你努力了,但没有成功,人生不会因此变得更糟糕;如果有成功的可能,为什么不去努力争取呢?”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俞敏洪决定参加第三次高考。

俞敏洪的求学道路是艰辛而苦涩的,但俞敏洪又是幸运的,他有一个坚强又坚定的母亲,又遇到了一个曾经和他一样有过苦闷的好同事,他们帮助俞敏洪做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继续参加高考。事后,人们都会发现这个选择是多么英明而伟大。这次的抉择,使他摆脱了乡村生活,并且使他的人生沿着与他同龄的大部分农村青年永远不会相交的轨道不断发展。世界上很多人的成功,真的只是在一瞬间。而俞敏洪成功的瞬间,就是他在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做出的清醒选择……

第3节 拼命捡砖头,上了北大西语系

俞敏洪上不了大学的原因是他英语成绩太差,第一次考了33分,第二次考了55分,两次都是因为英语成绩没有过分数线而落榜。或许看到这里,人们都会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英语如此差的俞敏洪反而能考上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大的西语系,而且最终高考英语的分数达到了93分。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恐怕俞敏洪和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该有着惺惺相惜的情感:两人都是连考三年才中榜,而且两人学的都是外语,还有一点相同的是两人都是教师出身,而后开创了自己的事业。马云说他之所以三次参加高考的理由是去应聘服务员因身高问题而遭拒,所以他只能回来考大学。而俞敏洪三次坚持高考的理由是“为了不在农村喂猪种地,干农活太苦了”。不管基于怎样的需求,三年的坚持使俞敏洪和马云都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彩虹。

马云上不了大学的原因是他数学成绩太差,他第一次高考数学是1分,第二次是16分,第三次是65分。于是,他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俞敏洪上不了大学的原因是他英语成绩太差,第一次考了33分,第二次考了55分,因为英语成绩两次都没有过分数线而落榜。或许看到这里,人们都会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英语如此差的俞敏洪反而能考上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大的西语系,而且最终高考英语的分数达到了93分。

似乎俞敏洪的成功正好印证了冯仑在《野蛮生长》中的论断,冯仑写道:“时间的流逝中,你会发现聪明人和笨人在互相转化。当所有聪明人都会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这就成为了一个愚蠢的决策。因为所有聪明人都看见了机会,都想快赚钱,这里的竞争就变得超强,而当100个聪明人去竞争一个都看得见、看得清的事情,这里面就没有了成功的机会。反过来一个愚蠢的人做了一个谁都不相信的愚蠢决定,每天都倒腾一点,进度很慢,但到第十八年时竞争对手都不见了,到第二十年就成功了,成功的机会几乎是百分之百。时间使聪明和愚蠢不断颠倒。愚蠢的人靠时间变成聪明人,而聪明人想偷懒节省时间,则是自己做了愚蠢的事。所以伟大的人常常一开始做了一个被人认为愚蠢的决定,但他用十足的耐心,靠时间颠覆了是非标准。”俞敏洪英语不好,两次高考不中,可是他偏偏要报考北大,偏偏要学英语,这就是冯仑所说的“蠢人”做的“愚蠢的决定”。但是,因为俞敏洪有十足的耐性,所以他能够靠时间来颠覆是非标准。

俞敏洪作出要报考北大的决定,还是来自一位师姐的启发。当年,俞敏洪在补习班上课的时候,补习班的老师请来了一位考上北大的学生回来做演讲,这名女生口中诉说的北大正是俞敏洪期望中的大学,他向往着北大的兼容并包、自由民主,北大的气质深深吸引了俞敏洪,他对北大的“人文气息”一见钟情。于是,从那时起,俞敏洪就把北大当成了自己的目标。因为有了前行的目标,俞敏洪也觉得学习更加有动力。

俞敏洪之所以报考英语专业有着最现实的原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高考时,文科和理科都要考数学,我是特别喜欢中文,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书是文学书而不是英语书。但是高考又一定要考数学,而我天生的是形象思维超级发达,逻辑思维超级混乱。不过我的记忆能力还不错,所以我就选择了英语,第一年高考考了33分,落榜,第二年考了55分,落榜,第三年考了93分超了北大分数线,所以就到了北京大学。”

一个人如果想在自己不感兴趣的领域成功,必然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对于俞敏洪来讲也必然是这样的。俞敏洪不喜欢英语,所以他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没有人知道,这三年中俞敏洪忍耐了怎样的孤独、寂寞,也没有人知道俞敏洪为英语究竟付出了多少。还记得最后一次高考的大年初一,俞敏洪早早地就起床了,从早上起来背英语课文一直背到晚上,背完了整整6篇课文,而且每篇英语课文背到了滚瓜烂熟的地步。后来俞敏洪在回忆起那年的大年初一时曾感慨地说:“那个大年初一是我到今年,我45岁,45个大年初一里我惟一能记住的大年初一。”

在补习班里,补习班的英语老师曾带来300个高考精华句子,并且对同学们许诺:如果能把这些句子背得滚瓜烂熟,英语一定能取得好成绩。此时,一心想提高英语成绩的俞敏洪对老师的话铭记在心。他把这些英语句子先翻译成中文,又翻译成英文,从早到晚反复背诵这些句子。20几天后,俞敏洪终于把这300句话背得滚瓜烂熟。等到英语测验的时候,他的英语成绩真的有了很大的提高。从倒数第一上升到全班成绩正数第一。这一提高,使俞敏洪的信心大增。这300句英文不仅成为了俞敏洪的绝技,同时也使他明白了学习英语背诵的重要性。从此,俞敏洪开始耐心背诵每篇课文。

俞敏洪说他这个人比较笨,所以一般来说,一件事情他都会努力很多次。“比如在补习班里背英语课文,很多同学当天就能背下来,可是我却没有在当天过关的时候,一篇课文我通常要背一个星期才能背出来,连老师都觉得我笨。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别的同学当天把课文背完了,但是过几天就全忘了,我虽然用了一个礼拜才背完,却通常一个学期都忘不了,背的时间越长忘的速度越慢,我觉得挺好。高考也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同学们考一年,就考上大学了,我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还是没考上,但好就好在我没放弃,结果第三年就考进北大了。”

俞敏洪通过耐心与坚持,用时间颠覆了是非观念,他最终捡到了足够多的砖头,来搭建他成长中所需要的“漂亮房子”。他以93分的高分考取了北大西语系。俞敏洪说那算是他第一次体会到失败和成功交织的滋味。多年后,当他创办新东方,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时,让他度过危机的方法也始终只有一个:耐心,始终未曾轻言放弃。

第2章 傲然独放还是自甘堕落?

第1节 打击接踵而来

俞敏洪憧憬着自己的大学生活该是丰富而多彩的,他希望自己能在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大留下一些印记。就像《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所说的那样,俞敏洪也带着他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上路了。可是,北大留给他的并不是美好的回忆,而是人生中一段最痛苦的经历……

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真可谓是天之骄子、时代宠儿,他们可以享受高等教育的免费午餐,毕业后国家还安排分配工作,可谓“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在那个年代,进了大学的校门犹如进了“象牙塔”,从此过上衣食无忧、飞黄腾达的日子。

当俞敏洪经过三次高考,拿到通向“象牙塔”的通知书时,他内心的喜悦胜过每一个人,他的家庭和他所在的村庄也因为他而沉浸在喜悦之中。母亲为了庆祝儿子考上北大,特意宰了家里那头100多斤的猪,宴请全村乡亲。就这样,俞敏洪在一片欢喜声中度过了大学前的整个夏天。

从出生到18岁,俞敏洪一直在小村庄里生活,头顶同一片天空,脚踏同一块土地,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风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乡邻。他本来应该过一辈子平平淡淡的农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劳作,然后在每天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变老。可是,上天却赐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总是把他带向不可知的远方。这一次,俞敏洪带着他那颗充满激情的心,独自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成功后的俞敏洪在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曾经深情地写道:“我第一次坐火车是到北京去上大学,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我考大学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没弄明白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三年。现在想来,是心中那点模糊的渴望,走向远方的渴望。”

还没有从成功的喜悦中清醒的俞敏洪,就踌躇满志地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他憧憬着自己的大学生活该是丰富和多彩的,他希望自己能在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大留下一些印记。就像《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所说的那样,俞敏洪也带着他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上路了。

从小山村来到大都市的俞敏洪是欣喜的,北大的每一个地方都让他感受着它的博大与自由,他喜欢古香古色的北大校门、宁静的林间小路、宽广的未名湖畔,甚至连家乡到处可见的小野花也因是在北大而让他觉得格外夺目耀眼。自从迈进北大校门的第一天,俞敏洪就确定他是喜欢北大的。可是,从乡村教师到北大学子的身份转变似乎太快,俞敏洪还来不及适应自己的新身份,他的大学生活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北大给俞敏洪的印象是美好的,可是当他第一次去食堂吃饭,看到同学在喝玉米粥时,俞敏洪既奇怪又纳闷,玉米粥在俞敏洪的家乡是猪食,可在北大却人人都在喝。此时,俞敏洪隐约感觉到,在这里,等待他的不仅是美好和前程似锦的未来,还会有一些他说不出的“别样”感受。

的确,等待俞敏洪的大学生活并不完全是美好的,展现在他眼前的狼狈情景,让他显得不知所措甚至无地自容,而昔日乡村才子的美称似乎成了那时最好的嘲讽。

进宿舍的第一天,俞敏洪就受到了一个不小的打击。同宿舍的一个同学正在看书,出于好奇和热情,他问到:“看啥书呢?”“《第三帝国的灭亡》”,那个同学用标准的普通话回答说。俞敏洪觉得很奇怪,满脸不解地问道:“上英语系,看这种书干嘛?”看书的同学朝俞敏洪丢了一个白眼,自顾自地接着看书了。这个白眼给俞敏洪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改变了他的大学生活。

接下来,俞敏洪发现,他和班里的同学是那么不同。班里有50名学生,只有他一个是从农村来的。在北大西语系这个洋味十足的地方,俞敏洪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不像其他同学一样能吹拉弹唱多才多艺,甚至连普通话也说不好。再看看他一身寒酸、土气的打扮,很少能有人相信他是北大西语系的学生。曾经有同学这样调侃那时的俞敏洪,想找俞敏洪吗,那个穿着最寒酸,瘦得跟麻杆一样,说话总是含糊不清的人一定是俞敏洪。

俞敏洪尽管没有好出身,也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可是在学习上他很自信,因为他的英语成绩考了93分的高分,他自然被分到了A班。可是,刚刚开学的时候,俞敏洪就傻眼了,他曾经引以为豪的英语此时也成了绊脚石。

俞敏洪接受的是应试教育,他英语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肯下功夫背诵课文、单词、语法,所以书面成绩很优秀。可是,在北大的讲堂上,很多课程都是全英语授课,这对听力和口语都没有接受系统训练的俞敏洪来说简直是灾难,他在讲台下听课就像听天书一样。让他更尴尬的是,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说的英语总是带有很浓的乡音,不仅说不好,听力也不行。老师无奈地对他说:“你除了俞敏洪三个字能听懂外,恐怕什么也听不懂了吧!”

一个月后,俞敏洪从A班直接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最不顺利。普通话不会说,英语口语、听说能力一塌糊涂。分到A班,一个多月就给我调到C班,C班属于落后的班。我也没有能力参加班上各种各样的活动。尽管我学习很努力,但就是上不去,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就是在北大的五年。”

就这样,在接连不断的打击中,俞敏洪开始了他充斥着挫败感、自卑感、失意与无奈的灰色大学生活。

第2节 活在被北大遗忘的角落

俞敏洪在北大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始终生活在被北大遗忘的角落里,就像徐小平所调侃的:“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但是,当苦闷、自卑的俞敏洪在未名湖畔写下那首著名的《一只蚂蚁》小诗时,就注定他终有一日会挺立在屈辱与失败的废墟上……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俞敏洪变得孤立、无助,在北大这个人才济济的地方,俞敏洪变成了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时隔多年以后,俞敏洪曾这样阐述小草般的生活方式:“像草一样活着,尽管活着,每天还在成长,但是你毕竟是一棵草,你吸收雨露阳光,但是长不大。人们可以踩过你,但是人们不会因为你的痛苦而产生痛苦,人们不会因为你被踩了,而来怜悯你,因为人们本身就没有看到你。”也许正因为俞敏洪曾经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他才会懂得“小草的悲哀”。

俞敏洪不会说普通话、没见过世面,在进入北大之初,老师和同学们经常给他的待遇是“白眼”。渐渐地,多少有些自卑的俞敏洪开始不愿意接触身边的同学,他开始独来独往,过着“一个人的大学生活”。俞敏洪在北大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者。北大的个人活动、集体活动跟俞敏洪好像没有关系,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种学生活动,就连几乎每个大学都会有的经典卧谈会,俞敏洪也从来没有自信地参与过。

因为自卑,俞敏洪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除了跟宿舍几个人相熟外,其他的人俞敏洪一概不认识。就像他后来所说的:“我在大学最大的损失之一,就是没有参加过任何大学生的活动。后来我深深体会到,大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它对一个学生锻炼自己的心志,锻炼自己开朗的个性,锻炼自己与人的交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没有学到这些东西。”

爱情对于自卑的俞敏洪来讲更是奢侈的,因为自卑,俞敏洪不敢接触女孩,和女孩说话的时候甚至不敢直视人家,所以懵懂时期的俞敏洪并没有邂逅他青涩而甜蜜的爱情。他在大学期间甚至没有主动交往过一个女生。“北大五年,没有一个女孩子爱我。”俞敏洪形容自己那时对爱情的渴望是:“见到任何一个女孩都想扑上去。”虽有夸张,却也反映出了几分无奈与嘲讽。

曾经有人将大学生活概括起来,无非三个词:知识、友谊、爱情。在这其中,俞敏洪的大学生活丢失了爱情和友谊,他已经成为北大的边缘人,生活在被北大遗忘的角落里,就像徐小平所调侃的:“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北大给予了俞敏洪什么?俞敏洪曾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控诉:“进了大学,没有一个女孩爱上过我,我是个Loser(失败者);在北大教了7年书没有什么成就,我还是个Loser;在北大10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加入过任何团体,我是个Loser……”

在北大的日子里,俞敏洪是痛苦和自卑的。很多年以后,当俞敏洪回首这段岁月时,他坦言自卑对一个人未必是一件坏事,自卑可以让人充分认识自己的不足,比如俞敏洪在大学时期的自卑,是因为他口音难听、知识面狭窄等,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些方面加以改进,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样总比整天盲目自信、不思进取的人强很多。其次,自卑感也是激励人前进的原动力。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没有人能长期忍受自卑感,人类正是通过思维而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同样,自卑感也是俞敏洪前进的动力。

自卑还有一个好处,就像俞敏洪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自卑过,只是自大、傲慢过,这个人一定很浅薄。”自卑让俞敏洪在很多时候都能沉得住气,能够做到比别人多想一点,多做一些。同时,自卑也使人变得非常敏感,继而得以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心理,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而这些由自卑带来的优势都注定了俞敏洪做事会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当苦闷、自卑的俞敏洪在未名湖畔写下那首著名的《一只蚂蚁》小诗时,就注定他不会屈服于自卑,终有一日会挺立在屈辱与失败的废墟上,就像好友王明夫所认定的:“我觉得俞敏洪在北大的时候,就能写出这种诗来,就注定了若干年后他会比在北大时候很风光的同学要成功得多得多。”

一只蚂蚁

一只小蚂蚁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下山了

一只小蚂蚁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老人远看,望着啥

看夕阳西下了

看一只小蚂蚁在地上爬

眼泪静静地流,静静地流

一只小蚂蚁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第3节 挺立在孤独与屈辱的废墟上

北大对于俞敏洪而言是个令他百感交集的地方,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他在这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屈辱。但也许正是因为他忍受了孤独与屈辱,才造就了他百折不饶的品性,就像评论所说的:“如果不是北大这个环境,俞敏洪未必能有今天的成就。”从“丑小鸭”到“单词王”

很多时候,屈辱和孤独会使一个人爆发。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曾经说:“创业是孤独寂寞的,要用左手温暖右手。”雅虎的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在重新回到雅虎担任CEO时,曾对媒体无奈地说:“这是一个孤独的工作,你必须要打一些艰难的电话,并且被迫做出一些重要决定。”同样,俞敏洪所忍受的孤独与屈辱,也是他成功的必要条件,就像他所说的:“忍受孤独的能力是成功者的必备条件;忍受失败的能力是重新振作的力量源泉;忍受屈辱的能力是成就大业的必要前提。‘忍受’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你背后的巨大动力,也是你成功的绝对要素。”

大学期间的俞敏洪是孤独而自卑的,他没有朋友,也不愿意和别人交流,俞敏洪把他的大学变成了一座坟墓。但是在自己设定的“坟墓”中,俞敏洪并没有选择“无声无息地死去”,而是逐渐把“坟墓”变成了自己的保护罩,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坚韧而不服输的俞敏洪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布局自己的人生,他选择了忍受这一切,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会看到这种忍受力的力量。

也许正是因为自尊受到了打击,俞敏洪才有了前进的动力。当他想起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白眼”时,他暗下决心要改变自己。从此,俞敏洪除了每天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英语。因为听不懂老师的课,他干脆不去上课了,自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整天捧着收音机听英语广播,不分日夜地练习听力和发音。晚上熄灯后,俞敏洪也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进入甜美的梦乡,而是在楼道的尽头,借着楼道里微弱的灯光接着背英语单词。早上同学们还没起床的时候,勤奋的俞敏洪又站在未名湖边背起了书,每天他都要花十几个小时狂听狂背英语。很多年后,当俞敏洪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时,曾经说:“班里的其他同学都说我当时听外语听得两眼发直,把眼睛都听绿了,像饿狼一样。”

就这样,在其他同学都忙着五彩缤纷的大学生活时,俞敏洪却杜绝了一切人事来往,也不去上课,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经过两个半月的疯狂学习后,他终于能听懂别人讲的英语了,逐渐地他能跟上班上其他同学的脚步了。

可是,好强的俞敏洪对这些并不满足。当他看到班里呈现群雄并起的情形时,他也在思索着自己究竟擅长什么?班里有的同学开口滔滔不绝,“美式英语”、“英式英语”全都手到擒来;有的同学专攻翻译,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已经翻译好几本著作;而有的同学专擅标准语音……身边的同学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风生水起”,喜欢折腾的俞敏洪自然不能让自己落下。那么,他究竟擅长什么呢?发音、口语都不是俞敏洪的强项,他的强项又是什么呢?俞敏洪开始思索自己下一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俞敏洪发现,自己比别人的优势在于:自己掌握的词汇量在经过疯狂学习后,突然间比别人多出许多。许多同学们不知道的生僻单词,他也能准确说出涵义,堪称是一本“活字典”,连老师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于是,俞敏洪找到了开辟自己“地盘”的路:掌握更多词汇,利用词汇优势打开阅读之门。有了这样的目标后,俞敏洪又开始了魔鬼般的训练,为了掌握词汇他曾经背破两本《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后来,俞敏洪因为掌握大量单词而被称为“超级英文词典”,他掌握大约8万个英文词汇,比一本《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还要多一倍。

凭借“活字典”的名号,俞敏洪在西语系站住了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云彩。书籍“点亮”生活

大学时期的俞敏洪是孤独的,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没有朋友而把自己的大学过得一塌糊涂,在书中他寻找到了属于他的快乐和满足感。

大三第一学期的时候,俞敏洪被诊断为患了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接受隔离治疗。在休学养病的日子里,几乎没有同学来看望俞敏洪,这使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俞敏洪更加压抑和孤独。在无数个黑暗、孤独的夜晚,他只能靠看书来打发郁闷的时光。在休学的日子里,俞敏洪共读了600多本书,天文地理文学典籍,俞敏洪对自己感兴趣的书都看了一遍。尤其对《三国演义》异常痴迷,俞敏洪从中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读过的600本书,可能是他在北大除了学英语以外的最大收获。

俞敏洪病好了以后回到北大,他只能随着下一级的同学上课。就这样,俞敏洪在北大读了五年大学。

北大五年,除了读书以外,对于俞敏洪而言,他的大学生活是痛苦的。但是,也许正因为他忍受了孤独与屈辱,才造就了他百折不挠的品性,而这些都是成功所必需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北大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北大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我没有经历在北大的挫折和自卑,我今天就不会有这么稳定的自信状态。如果不是北大的文化氛围,也没有我今天的这种理念,也不会成功创建新东方。所以北大对我来说意味着我的精神生命,非常重要。”

第4节 开启事业之门

俞敏洪知道,凭借微薄的月薪不可能攒够出国的学费。于是,俞敏洪就和几个同学一块打着北大的旗号,在校外培训班代课赚取出国的学费。可是,谁又能想到,当俞敏洪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的时候,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

1985年,俞敏洪大学毕业。毕业从来都是一个感伤的话题,因为这意味着曾经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将各奔东西,也许永不相见。可是,对于俞敏洪来讲,并不存在这样的情感。因为当他因患肺结核而休学一年时,他与原来班上的同学更加生分,而与下一级的同学则更显得格格不入,所以,他并没有体会到感伤。毕业,反而使他有种解脱的感觉。站在毕业的起点上,俞敏洪又将怎样开启他的事业之门?

俞敏洪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北大公共英语系迅速发展,学校需要大力扩充英语教师队伍。于是,被同学们称为“活字典”的俞敏洪就此进入了北大人民教师的行列。向来,中国的教师都是与“清贫”紧密相连,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教师的待遇更低、收入更加微薄,当时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当教授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俞敏洪在北大的教师岁月也是在这样的清贫与无奈中开始的。

刚开始当教师的俞敏洪,每周要上8节课,月工资只有60元。学校分给俞敏洪的宿舍是一间仅有8平方米的地下室。更为不巧的是,这间房子还是全楼下水管道的必经处。每晚,俞敏洪只能在哗哗的水流声中备课、学习,而早晨又会在哗哗的水流声中醒来,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

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四年后,终于分到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从此俞敏洪得以重见阳光,这让他无比感动,甚至决定把一辈子献给北大,献给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

当俞敏洪还陶醉在教书育人这个光荣使命的自豪与满足中时,他发现自己昔日的同事、校友已经纷纷出国,到外面去学习镀金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国高潮,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因为在他们看来,出国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就像俞敏洪后来所说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陆北美。”

此时,刚刚分到一间10平米房子的俞敏洪,还在感激着北大校领导的英明,享受着自己清贫而衣食无忧的教师生活。可是,那时俞敏洪已经成家,好强的妻子自然不会满意俞敏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俞敏洪说:“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曾有人说,一个男人最悲哀的时候是被自己老婆都看不起的时候,七尺男儿俞敏洪也曾经说:“如果被自己的老婆看不起那才是最痛苦的。”对于原因,他说道:“这个是肯定的,又想跟自己的老婆在一起,老婆又看不起你,那个东西可能不太容易接受。”

有着这份感悟后,俞敏洪自然不会允许老婆看不起他。于是,俞敏洪在妻子“窝囊废”的呵斥声中开始发愤图强。从某种意义上讲,俞敏洪的成功应归功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就像他自己所坦言的:“我的一些朋友挣到了更多的钱,我妻子希望我也能更成功,她觉得,与他们相比,我是个失败者。”

1988年,俞敏洪也涌入了参加出国考试的浪潮中,他每天晚上都挑灯夜战TOEFL和GRE,并最终通过了TOEFL和GRE考试。可是,不幸的是,等俞敏洪打算为自己贴上一个“海归”的标签时,美国却一改常态,对中国采取了紧缩留学的政策。随着大环境的变迁,俞敏洪出国的目标也最终变成了一个绚丽而渺茫的梦。

面对这样的艰难,已经习惯失败的俞敏洪没有灰心,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坚韧和忍耐力,一定可以申请到合适的学校。可是,一直到两年以后,俞敏洪也没能如愿。他后来曾自嘲说:“我以为自己至少能申请到一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但是美国的教授一个个鹰眼犀利,条件苛刻,连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1992年,俞敏洪终于等来了美国几所二流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都是没有奖学金的。美国大学的学费一年最低也要2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这对于月收入只有120元的俞敏洪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即便他可以再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那也要等上222年才能攒够出国的学费,坚韧的俞敏洪在12万元面前第一次感到了绝望。不久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俞敏洪的出国梦想再次点燃。美国一所二流大学答应给俞敏洪提供四分之三的奖学金,他自己还要掏5000美元的学费。即便是5000美金对当时的俞敏洪来说仍是天文数字,但这在俞敏洪看来,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俞敏洪知道,凭借微薄的月薪不可能攒够出国的学费。于是,俞敏洪就和几个同学一块打着北大的旗号,在校外培训班代课,打起了小工,一节课收入30元。那时,在校外兼课的收入远高于他在北大的工资,这对当时一心想赚钱出国的俞敏洪来讲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就像他后来所说的:“我办新东方前两年的目的都是为了出国,当时就想着赚个一两万的去美国读书。”

可是,谁又能想到,当俞敏洪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的时候,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

第3章 做教师还是做个体户?

第1节 “北大踹了我一脚”

谁能想到,一向被北大边缘化的俞敏洪有朝一日也会成为北大的“风云人物”,而他成名的方式则是被北大公开通报批评。一向平庸、谦卑的俞敏洪究竟做了什么会被记大过处分?拥有文人式清高的俞敏洪在颜面尽失后,又会何去何从?有人说:“伟人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们本身有多么伟大,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伟大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使他们变得伟大。”如果鲁迅不选择弃医从文,也不会成为一代文学巨匠。如果拿破仑不选择进入军校学习,他也不可能从一个科西嘉岛的无知少年成为一代军事奇才。如果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不挑战蓝色巨人IBM的权威,他也不会成为个人电脑时代的领军式人物。

同样,如果俞敏洪不选择学习英语专业,不选择进入北大教师队伍,他也许还在江阴的一个小山村里过着平淡的日子。俞敏洪能在北大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拥有一份人人求知不得的“铁饭碗”工作,这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他最好的归宿。可是,一个毁灭性的公开处分突然从天而降,在忍气吞声继续留在北大任教与为了挽回颜面而离开北大之间,俞敏洪又将如何选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俞敏洪一边在北大教书,一边在校外的民办外语培训班做兼职老师。兼职使家里的经济环境有了转机,俞敏洪也从爱人那里赢得了一些自尊。正当俞敏洪沉浸在忙碌而幸福的日子中时,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突然从天而降。

1990年秋天一个多少有些寒意的傍晚,俞敏洪正和朋友在家里吃晚饭,他们兴奋地喝着小酒,描绘着未来的美好前景。突然听到北大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俞敏洪的名字,仔细一听才知道是在广播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大意是说俞敏洪打着北大的名义在外私自办学,影响教学秩序。处分决定是记大过。接下来,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在北大的高音喇叭里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台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贴了一个半月。

北大的处分决定就像一道惊雷一样,一下把俞敏洪打“蒙”了。在决定宣布之前,俞敏洪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校领导在处分决定出台之前也从未和他进行过任何沟通。突然袭来的处分对俞敏洪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惶惶不安与措手不及。

一时间,在北大校园里沉寂了10年之久的俞敏洪竟以这样的方式一朝成名,轰动了北大。他成为了人们诟病和谈论的话题。在课堂上,令他更不能忍受的是学生们不信任的眼神,从他们的眼神中,俞敏洪分明能读懂他们对他的误解:他是一个唯利是图、贪图享乐的商人。

俞敏洪内心是坚强的,他可以忍受别人对他的误解与批判,但是俞敏洪的内心又是脆弱的,他不能忍受学生们对他任何的轻蔑与不信任,哪怕是一个眼神。在处罚决定出台之后,班上的学生们对他充满了议论与批判,俞敏洪在学生们异样的眼神中感觉到,这是他离开北大的时候了……

在忍气吞声继续留在北大任教与为了挽回颜面而离开北大之间,有着文人式清高的俞敏洪选择了后者。1991年9月,一向谦卑、懦弱的俞敏洪做出了一个令家人和朋友都十分意外的决定——辞职,离开北大。被北大毫不客气地公开批评后,颜面尽失的俞敏洪也许只能选择辞职,就像俞敏洪的同事、新东方的李杜所讲的:“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俞敏洪潇洒地从北大辞职后,随即而来面临的是很现实的问题:背负着记大过的处分,又该怎样继续他的生活?一家老小住在哪里?接下来以什么为生?告别了生活了11年的北大校园,俞敏洪内心充满落寞、苦闷与愤恨,“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却充满了感激。”功成名就后的俞敏洪曾经说:“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被北大赶出家门的俞敏洪,选择了做一个那个时代人人不屑的“个体户”。

第2节 希望在拐角

当俞敏洪做出国培训的时候,北京已经有几百家培训机构,那么,为什么在大时势下只造就了俞敏洪一个财富英雄?就像俞敏洪所发出的疑问:“别人说我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有道理,但并不是全部。为什么那么大的时势就造就出了一个俞敏洪,而不是‘李敏洪’或者‘王敏洪’呢?”

时事造英雄

1997年,亚洲正值金融危机,受金融风暴冲击,内地出口增长率持续下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朱镕基南下视察深圳,同地方企业家们探讨走出金融危机的办法。据说,当时万科集团的王石力倡房地产业的开放,王石还讲了一个后来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两个老太太在天堂里相遇了,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美国。中国老太太说:‘我攒了一辈子钱,终于在临死前买了一套大房子,可刚搬进去,就上天堂了。’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30年的大房子,在上天堂以前终于还清了全部贷款。’”

在巨大的压力和风险面前,如果要解决出口下降、消费过冷的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启动内需。据统计,当时全国居民的储蓄已经高达5万亿元,如果能把这部分消费能力释放出来,中国自然会平稳度过危机。于是,朱镕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催热房地产。

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与消费的通知》,对发放住房建设贷款网开一面。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的住房制度改革目标,沿袭了几十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终止。

这一政策的出台,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全面发展,潘石屹、易小迪、冯仑等新科房产富豪横空出世。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描述这段时光时曾意味深长地写道:“楼市清淡,SOHO现代城推出后一直销售委靡,潘石屹特意请来曾经创办过香港最大房地产代理公司利达行,并已转战北京楼市多年的邓智仁出任项目的总策划。邓智仁使尽了百般手段,SOHO现代城的广告和新闻日日见报,但是消费者的心就是热不起来。到1998年11月,邓智仁终于失去了耐心,跟潘石屹大吵一场后,心灰意冷地弃‘城’而去。这个月,正是北京房地产销售的淡季,潘石屹在公司内部除了天天喊口号,也实在想不出什么新招来。就在这时,‘风水’突然变了。从11月20日开始,现代城的销售嗖嗖地上去了,最高的一天,卖了17套,成交额一下子就是3000万元。这离邓智仁弃现代城而去还不到20天。潘石屹们的好日子就这样凭空而降了。”

可以说,中国《福布斯》排行榜上的房产富豪们无一例外得益于中国当时房产政策的调整,即便他们身上都笼罩着一层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即便他们的创业故事充满传奇和迷人魅力,但是如果没有当时的大环境,潘石屹们恐怕也不会有今天的财富和地位,可谓时势造英雄。同样,俞敏洪的成功首先也得益于当时的留学热和英语热,他在合适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合适的行业。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留学浪潮,留学浪潮仍在继续,每年出国深造的人数不断攀升,留学成为产业。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家庭为了孩子的前途,宁愿花一大笔钱将孩子送出国去读书。曾几何时,“你出国了没?”俨然已经成为人们见面时的招呼语。因为很多人都有出国留学的需要,所以俞敏洪看到了商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俞敏洪成为了这次留学浪潮的受益者,正是这股长盛不衰的留学热潮成就了俞敏洪,成就了中国教育界的产业神话。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中国要想融入全球,首先要过语言关。于是,1984年,英语成为高考的必考科目。英语也由选修课变成了必修课。1986年,我国还将职称评定与必要的英语水平联系起来,专业技术人员要想得到晋升或参与评定职称,必须要通过英语测试。1987年9月,大学开始实行英语四级考试制度,1989年开始实行英语六级考试制度。随着政策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社会上掀起了学习英语的高潮。

不断高涨的英语学习热情,蔚然成风的出国留学浪潮,不仅为创业初期的俞敏洪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同时也为日后新东方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英雄识时势

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曾经说,如果他没有从里德学院退学,没有去旁听里德学院的美术课课程,他也许就不会创办苹果公司,更不会在10年之后,在风靡全球的Macintosh电脑上使用那么多丰富的字体。

当时看起来,这些东西在乔布斯的生命中好像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年以后再回顾这一切的时候,真的是豁然开朗了。“你在向前展望的时候不可能将这些片断串联起来;你只能在回顾的时候将点点滴滴串联起来。所以你必须相信这些片断会在你未来的某一天串联起来。”

乔布斯的成功是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的过程,看似发生在乔布斯身上的每个片段都是偶然性的事件,可是当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乔布斯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在每个不经意的点滴间乔布斯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这些片段在苹果成功的那一天被串联起来。同样,俞敏洪进入英语培训领域、创办新东方的过程也多少有些误打误撞的感觉,可是当把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个片段串联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俞敏洪的成功也是必然的。

俞敏洪在谈到他的创业经历时曾经说:“最初我为别的培训班教课,看到学生比较多,觉得要是自己招一个班的话,要比为别人教书拿的钱多。当时也没有想搞长久,打算教一段时间就出国读书,因为大部分同学都在国外。想不到的是我的商业才能被不自觉地挖掘出来,原来我完全没有想到能把事情做大,但是随着很多问题的处理,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不错,于是就做起来了。”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感觉到俞敏洪进入培训领域、创办新东方最初的动机并不是将它变成中国民办教育第一品牌,也没想过要掀起一场关于中国民办教育的革命。他只是想挣钱来糊口,为了挣到更多钱他才打算自己单干的。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俞敏洪没有在北大打下扎实的英语基础,也没有在北大教书六年的经验,俞敏洪能顺利进入外语培训领域这块新兴市场吗?就像他后来所承认的:“如果没有在北大当老师的那六年,我肯定就做不了新东方。因为在北大当老师的六年,让我的教育水平日益变得成熟,而且我在北大当老师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培训班兼课了。那个兼课就帮助我把培训的风格和北大的教育风格结合起来,形成了我在新东方的教学风格。”如果他没有三次留学惨遭拒签的失败经历,他能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吗?又如果他的性格里没有清高的一面,他会因为要挽回颜面而毅然从北大辞职、选择自己单干吗?

其实,也许正是这些在俞敏洪身上发生的点滴才使俞敏洪能够进入外语培训市场。当俞敏洪做出国培训的时候,北京已经有几百家培训机构,为什么在大时势下只造就了俞敏洪一个财富英雄?就像俞敏洪所发出的疑问:“别人说我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有道理,但并不是全部。为什么那么大的时势就造就出了一个俞敏洪,而不是‘李敏洪’或者‘王敏洪’呢?”

的确,在外语培训市场,新东方可谓一枝独秀,霸占着培训市场的大半江山。这自然和俞敏洪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人们都说,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必然有一个成功的创业者,新东方也必然是这样的,俞敏洪自己的性格、文化理念、做事方式和远见等,与新东方的成功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势不仅造英雄,英雄还必须要识时势。

对俞敏洪而言,进入培训领域是一种迫于生存的无奈选择。但是偶然中总是蕴含着必然,必然总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所构成,新东方成功的那天也可以说是俞敏洪将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的一天。

第3节 “个体户”的奋斗

新东方学校是从零做起的,俞敏洪凭着他最初的商业才能和免费张贴广告的方式,让新东方度过了创业初期最艰难的阶段。从1993年到1995年,新东方的收入已经有几百万元,学生达到1万人,新东方开始声名远播。接下来,不甘寂寞的俞敏洪又将怎样继续壮大新东方?“新东方”诞生

俞敏洪提出辞职后,正式脱离北京大学,开始了自己的“个体户”奋斗史。当俞敏洪的前途和事业进入生命中最低谷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从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于是,心存希望的他在培训市场上开辟了一块自己的天地。

出走北大后,俞敏洪找到他曾经做过兼职的民办学校东方大学,继续在那里代课维持生计。但是,这样的教书生活毕竟收入有限,面对与日俱增的生活压力,俞敏洪开始思索自己单干的事情。于是,他和东方大学商议,借用东方大学的牌子,自己单独办一个英语培训部。东方大学不但一分钱不用出,俞敏洪还会上交15%的管理费。东方大学不用出任何力,只是提供一块牌子就能获得收入,他们自然愿意。这个培训部就是俞敏洪新东方学校的最初发端。

1991年冬天,俞敏洪在中关村二小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边支一张桌子,放一把椅子,在教室外面的墙上挂起了“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的招牌,29岁的俞敏洪开始了自己艰辛而充满希望的创业生涯。“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成立的第一天,来了两名学生,他们试探性地走了进来,看到只有俞敏洪夫妻两人,教室里面只有破桌子、破椅子,再走近看看登记册,上面空无一人。这两个学生一看这情景,自然充满怀疑,以为遇到了骗子。当他们站在那里显得犹豫不决时,俞敏洪赶忙走上前去,凭着在三尺讲台上练就的口才,他说服了这两个学生报名。当送走这两个学生,夫妻俩还在满心欢喜时,这两个学生又出现在了门口,他们感到不踏实,说有些后悔,又把报名的钱拿回去了,夫妻俩都感到了瞬间的失落,但很快他们就恢复了过来,期望着明天能有所收获。

可是,一天天都在夫妻俩的期望中过去了,培训部还是没有招收到一个学生。很多人都进来看看报名表,看到上边一个人名也没有就离开了,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俞敏洪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每天都在思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他利用中国人从众的心理,在报名表上先填写了几十个假名字,这样来报名的人就会以为已经有很多人报过名了,从而减轻他们的猜疑心理。即便这一招显得不那么光明磊落,但是要养家糊口的俞敏洪实在没有别的出路了。这一招真的奏效了,终于有一些学生来报名了。

尽管困难重重,但夫妻二人一条心,共同努力将培训部办得有声有色,眼看着培训部一天天好起来,俞敏洪渐渐萌生了自己办培训学校的念头。

1992年底,俞敏洪下定决心要创办自己的培训学校。不过,要想脱离东方大学自己单干是需要执照的,可当时办学资格审批十分苛刻,要办一所民办学校必须要有副教授以上的职称,但俞敏洪只有讲师的职称,按理说他是没有资格申请独立办学的。为了获得办学执照,俞敏洪开始了他的“长征”,他每个星期都要去海淀区的成人教育办公室,拿包烟坐在那里和工作人员聊天、熟络感情。这样过去半年多的时间,成人教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他的诚心打动了,考虑再三,最终批准了俞敏洪的办学执照,但规定如果半年内俞敏洪的学校有学生前来告状,执照立马被没收。

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终于拿到了办学执照,还是在那间不足10平米的平房里,“新东方学校”诞生了。小广告刷出来的希望

上世纪90年代初,资讯还没有如此发达,网络还是高科技产品,刚刚起步的俞敏洪也没有钱在报纸或是电视上打广告,为了扩大新东方的影响力,他只能以用糨糊粘贴小广告的方式做宣传。

俞敏洪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清高与面子,骑着自行车在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室外四处张贴小广告。俞敏洪冻得受不了了,就会从怀里掏出一瓶二锅头喝上两口,搓搓被冻僵的手接着贴小广告。糨糊如果冻住了,他就不得不提着糨糊桶回到办公室,重新用炉火温热。最初的创业是艰难的,俞敏洪后来回忆说,那是他平生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当时,北京的培训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很多人都选择把小广告贴在北大三角地那块长十几米、高三米的招贴栏上。不论是谁,只要招生广告一贴上去,立马就会被别的广告所覆盖。一次,新东方的一位员工也到北大三角地去贴招生广告,刚好把自己的广告糊在了别人的广告上,不料竞争对手还没有离开,一气之下就捅了俞敏洪手下员工一刀,血溅现场。著名作家凌志军在《中国新革命》中曾对这一场景意味深长地写道:“今天,三角地竟因争夺广告而发展成为持械行凶的现场,这是社会风尚由‘热衷国家政治’转向‘物质第一要义’的一个证明。”

这一刀不仅捅了俞敏洪的员工,也捅到了俞敏洪内心最伤痛的部位。通过这件事情,俞敏洪明白了出来混总是需要后台的,他必须给自己还有新东方的员工找到一把“保护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俞敏洪没有任何关系,他只与处理“捅人事件”案子的警察有过一面之缘,就凭着这点关系,俞敏洪请一帮警察吃饭。那时候北京最好的饭店是“香港美食城”,俞敏洪拿上了手头的所有存款,请7个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警察吃饭。

在饭桌上,俞敏洪找不到共有的话题,只能拼命喝酒、敬酒,就像他在后来回忆时所说的:“我谁也不认识,就叫一声大哥!喝!咣就喝一杯,不到半小时,一斤多酒就下了肚。结果还没开始上热菜,我咕咚一声就掉到桌子底下了。”

俞敏洪一人喝了一瓶半五粮液,差点丢了小命。几个警察手忙脚乱地把俞敏洪送到了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俞敏洪才捡回了小命,医生说:“再晚来15分钟就没戏了。”

醒来后,俞敏洪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学校的人送他回家,他大哭着,撕心裂肺地喊叫着:“我不干了,把学校关了,我不干了!”他拼命地挣扎着。可是,醉了、哭了、喊累了、疯狂了、清醒了之后,生活仍要继续。于是,第二天俞敏洪又亲自拎着糨糊桶到大街上贴小广告去了。从此,俞敏洪不必再担心竞争对手挑衅的麻烦,因为以命交下来的朋友会关照他和他的新东方。

据一位擅长调查的记者卢跃刚统计,开始的时候俞敏洪每周印制1000份小广告,后来每天印制5000份。而这些很多都贴在了大街两侧的电线杆子上,好在中关村是大学云集的地方,那里的大学生出门就能看到这些小广告,起到了一些宣传效果。多年以后,当俞敏洪回忆起在寒风中拎着糨糊桶贴小广告的情形时曾经说:“寒冬腊月确实很冷,刷子刷上去之后,广告带动学生的出现,你的学校就可以做起来,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有希望的。”新东方的创业元老徐小平就此曾评论说:“俞敏洪左右开弓的糨糊刷,在中国留学生运动史上,刷下最激动人心的一页华章。”

也许正因为这些,俞敏洪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电线杆情节。因为市政建设,曾有人要拆除新东方外面的两根电线杆,俞敏洪急了,死活不让拆,最后花了7万元才保住了那两根电线杆。

免费营销

一开始创办“东方学校英语培训部”的时候,只有俞敏洪一个人,他上午自己去贴广告,下午招生晚上上课。不久,妻子也从北大辞职,加入俞敏洪的队伍。当时碰到的主要问题就是招生情况不理想。尽管采取了四处张贴小广告的战略,但是并没有达到期望中的效果。俞敏洪后来发现,光贴广告并不行,就像他所说的:“我贴一张别人可以贴十张,我觉得这样不行。”于是,俞敏洪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商业营销策略。“既然收费没有人来报名,如果免费难道他们还不来吗?”俞敏洪这样问自己。于是,俞敏洪开始调查一些学生,询问他们,如果免费的话,他们是否会选择来听课。得到的结论是肯定的。因为学生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如果培训班的老师讲得不好,几百块钱的培训费就白花了。如果可以免费试听,学生就不会花冤枉钱了。通过调查,俞敏洪推出了他的营销策略:免费讲座。

其实,当时俞敏洪正面临着各种经济压力,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搞免费讲座和免费授课,就像后来他回忆的:“当时我连用计算机处理文字和印刷的钱都没有,很多都是自己用钢笔写的招生简章,但是免费讲座的效果非常成功,没想到一个50人的教室结果来了500人。这次成功之后我连续做了很多免费讲座,大家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学校存在了。”“免费”的魅力确实是没法阻挡的,俞敏洪举行的第一次免费讲座就来了500人,教室里坐不下,俞敏洪只能把讲台搬到了操场上。站在昏暗的路灯下,为学员们讲了两个小时。俞敏洪每次的免费讲座都很叫座,俞敏洪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92年冬天,新东方学校正式成立前的那场免费讲座,“在北京图书馆1200人的讲座,我们告诉学生有讲托福和出国考试的,结果来了4000多人,最后的结果是在寒风中站着2000多人不愿意走,只能是我的老师在里面讲,我在图书馆门前的垃圾箱上给外面的2000多个学生讲”。

站在垃圾箱上的俞敏洪情绪高涨,大声在寒风中重复着他曾写在笔记本上的话:“从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还不断鼓励大家说:“我们大家都一样,比如我和你,我们选定了目标,可是没有人能给我们铺好捷径,因为成功者告诉我们,只有‘天助自助者’。”以后,很多人都在这样的免费讲座中找到了继续前行、攻克难关的信心。

推出免费讲座后,俞敏洪又推出了免费授课的方式,最多的时候,培训一共40节课,前8节课都是免费的,这样学生就可以判断学校老师的水平。于是,免费讲座和免费授课的方式把广告直接递到了有需求的学生手中,自然交费报名的学生就多了起来。

随着免费营销方式的推出和继续用小广告宣传的方式,新东方渐渐发展了起来。到1995年,新东方的学生就已经达到1万人。从1993年到1995年,新东方的收入已经达到几百万元。此时,新东方已经度过初创时期最艰难的时刻,接下来,俞敏洪又该怎样继续将新东方发展壮大?

第4章 个人主义还是集体英雄主义?

第1节 “有人才才会有钱财”

曾有人问俞敏洪,他和李阳有什么不同时,俞敏洪说道:“他是个人英雄主义,我是集体英雄主义。”俞敏洪简单的一句话即道出了新东方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但是一群人的力量是无限的。这就像是五个手指,当五个手指伸出来的时候,它是五个指头,但是当把这五个指头握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拳头……新东方1993年办起来,俞敏洪是唯一一位在新东方做教师的员工,他的妻子成为了他的助手。妻子在后面收钱,他在前面教学。在夫妻俩的努力下,新东方越办越大。此时,新东方百分之百是俞敏洪的,他本可以在新东方的舞台上尽情地“独舞”,一个人收获所有赞誉与鲜花。可是,此时俞敏洪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再次做出了选择。他请来了曾经的同窗,并把新东方一分为五……

即便后来新东方经历了“人事地震”,可是俞敏洪对他当初的选择仍然无怨无悔,就像他所说的:“我们最愚蠢的行为就是太执着于自己的东西,把自己的东西捏着不放,不愿意放弃。但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换来大家都我的信任,和我一起创业。刚开始大家分块负责,我放弃了很多板块,但他们不回来,我一个人也做不大。”

现代社会,恐怕没有人再忽视团队、人才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了。就连电影《天下无贼》中的黎叔都喊出了那句经典对白:“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尽管这话从葛优的口里说出来时显得幽默、夸张,可是这绝对是准确无误的。台湾首富郭台铭曾经说:“有人才才会有钱财。”惠普公司的创始人休利特也曾经说:“人才=资本+知识=财富。”他认为只有占据人才优势,才能在激烈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而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有着一支强大的创业团队。亨利·福特为了得到一个人才,甚至不惜购买他所在的整个工厂。

其实,像这样重视人才和团队的故事还很多。同样,新东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团队的成功。俞敏洪深有感触地说:“教育是一种氛围,而不是一栋楼或多少资产,新东方的上空笼罩着一股‘气’,这是人才的积淀形成的。人散了,‘气’也就散了,事业就不可能做大,这也是许多培训机构想要模仿新东方而无法做到的。”

的确像俞敏洪所说的,新东方是一个“大腕云集”的地方。这里有当初曾担任北大团委文化部长、1987年就赴美留学、写下“两个皮箱一个梦,雄心壮志离家园”的徐小平;有家里藏书超过5万册,经过超长的努力,一个没有理科背景的人,居然仅用了两年半时间就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并成为贝尔实验室高级电脑工程师的王强;这里有被称为“具有黑暗激情的哲学家”的包凡一,他曾经被朋友们怀疑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在北美现实压迫下,读完传播学硕士后,他又拿到了MBA,居然成为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会计师;这里还有被称为“耶鲁匕首”的钱永强,1993年进入新东方时他21岁,2000年耶鲁MBA毕业——作为投资人,他成功投资了交友网站世纪佳园;这里有澳大利亚麦觉里大学传播学硕士,之前担任BBC亚太部记者和节目主持人的周成刚;这里还有中国英语考试培训界的领军人物杜子华;胡敏当时已经是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研究生导师……

他们其中的每一个人,如果单独来看都是一块响当当的名牌,他们都比俞敏洪厉害,但是,在新东方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俞敏洪是所有这些“牛人”的领导。新东方成为了这些“牛人”的齐聚地,他们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可想而知。对于新东方“大腕云集”的状态,俞敏洪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新东方的成功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新东方的成功来自于一批人的个人魅力,我唯一做到的就是把这批人笼络到一起变成一个团队。新东方的每个人都是一颗珍珠,我愿意做把珍珠串起来的线,非常耐磨,有自我修复功能,这条线在这些珠子中不值钱,但是能把大家串起来,在穿成项链后,价值会倍增。”

对此,在最近十几年的英语培训市场上曾创造出“疯狂英语”品牌奇迹的李阳深有感触。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凭借自己独特的喊话式英语学习法,在群雄角逐的英语培训市场上也开辟了一片自己的天地,可是,李阳的疯狂英语品牌并没有收获像新东方一样的财富,李阳自己在反思疯狂英语的商业模式时说:“新东方有数千全亚洲最顶尖的英语老师,而我只是一个老师,差得太远了!”

曾有人问俞敏洪,他和李阳有什么不同时,俞敏洪说道:“他是个人英雄主义,我是集体英雄主义。”俞敏洪简单的一句话即道出了新东方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但是一群人的力量是无限的。这就像是五个手指,当五个手指伸出来的时候,它是五个指头,但是当把这五个指头握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拳头……同样,新东方之所以在1995年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离不开那支由徐小平、王强、包凡一等“海龟”组成的人才队伍。就像俞敏洪所说的:“没有他们,我到今天可能还是个目光短浅的个体户,没有他们,新东方到今天还可能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培训学校。”

第2节 一个“土鳖”领导一帮“海龟”奋斗

新东方的组成模式是独特的,王强曾调侃说:“新东方是两片肺叶在呼吸,一边是海龟的肺,一边是土鳖的肺。”俞敏洪则笑称,他是一只土鳖带着一帮海龟在奋斗。靠着这种梁山聚义式的草莽方式,借着英语学习长盛不衰的热潮,新东方如野草般地疯狂生长……

新东方发展到1995年,已经度过了创业初期最艰难的阶段,学员人数超过1万人,收入已达几百万,新东方开始进入急速扩张时期。在新东方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俞敏洪寻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他的商业才能被逐渐发掘出来。当他在1994年底那个寒冷的清晨,接到来自大洋彼岸学校的通知书,昔日最大的梦想就要成真时,俞敏洪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的高兴与兴奋,反而格外冷静,因为此时他才豁然发现,新东方已经成为他的事业,这里已经成为他最牵挂的地方,他不可能离开。

于是,俞敏洪果断决定,继续留在国内发展新东方。当做出这个决定时,俞敏洪也陷入了一个困境。他深知凭借自己的能量是不可能将新东方做成大事业的,如果再靠他自己支撑新东方,新东方的未来将岌岌可危。新东方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此时俞敏洪陷入了创业的孤独与迷茫中。很快,他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仅仅一个人做事情不能叫创业,那叫个体户,要想创业的话就得找一帮人一起干。于是,俞敏洪想到了他在北大读书和工作时遇到的那些牛人。就像他所说的:“看看那些在巨大压力下生活的老朋友,如果他们生活得好就取取经,如果他们生活状况一般就忽悠他们回来一起干事业。”

有了这个想法后,俞敏洪立马起身到国外转了一圈,他到处寻找昔日的同学和同事。俞敏洪首先来到加拿大温哥华,找到了徐小平。此时,徐小平在加拿大已经定居近10年,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安定而富足。时隔多年的老朋友见面自然显得格外亲切,他们谈论着这10年来各自的发展,俞敏洪自然会谈到新东方,谈到他艰难的创业经历,谈论着新东方在国内的成功以及未来的光明前景。俞敏洪的到来,打破了徐小平那颗不安分的心的暂时平静,他又一次感到了只有在北大时才有的那份激情,他激动地对俞敏洪说:“敏洪,你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就冲你那1000人的大课堂,我也要回国做事!”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徐小平回国加盟新东方。

告别徐小平后,俞敏洪又充满信心地来到美国,在一场罕见的暴风雪中,俞敏洪顶着暴风雪开了8个多小时的车,在深夜到达了同学王强家中。王强在留学生中可谓典范,一个从来没有理科背景的人,居然在贝尔实验室里领着6万美元的年薪。俞敏洪在王强的家里住了几天,起初王强认为他在俞敏洪面前有十足的优越感,不仅事业小有成就,而且生活安定。可是,当有一天俞敏洪和王强聊起新东方,聊起那1000人的大讲堂时,王强在时隔10年后再次回忆起他在北大教书时的岁月竟是那么美好。俞敏洪的到来,勾起了在枯燥实验室里待久了的王强的教书欲望。

更让王强为之一振的是俞敏洪在留学生中的威望。一次,王强陪伴俞敏洪参观普林斯顿大学,在图书馆、餐厅、商店、林荫路上,只要碰上中国的留学生,都会向俞敏洪叫一声“俞老师”。这可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学府之一,在这里竟然有如此多的学生是从新东方走出来的,这样的情景让王强在震惊的同时,也不得不对身边仍旧瘦弱、寒酸的俞敏洪刮目相看。

快要离开美国的时候,俞敏洪态度明确地对王强说:“你不妨回来吧!现在国内的情况和你走的时候不一样了,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我知道,教书是你最大的爱好、最喜欢的职业,你不妨来新东方教书。”面对这样的邀请,王强毅然放弃了在贝尔实验室人人羡慕的工作,来到了新东方。当身边的朋友家人都在对王强的决定瞠目结舌时,他却潇洒地说:“在国外是为了活着而工作,回到国内则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由此,新东方三驾马车齐聚,迅速在培训市场上崭露头角。俞敏洪说起他之所以能把王强、徐小平等“牛人”招回的原因时说:“到了1995年底,我让他们一起回来干。我给他们典型的刺激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中国没有信用卡,我要到国外去看他们,我就得带一大堆现金,我在国内换了整整1万美金出去了,全是100美元的大钞。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只能掏现金请他们吃饭,这个给了他们很大的刺激……他们突然发现一个原来在班内完全不起眼的、被大家看不起的这么一个同学,竟能做出一些事情来,并且拿着大把的美钞,跑到国外来这样炫耀。他们觉得俞敏洪都能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回去一定至少能够跟他做得一样好,所以这个给了他们巨大的信心。”

随着新东方品牌影响力和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新东方的领导层也在不断增加新鲜的血液。包凡一、何庆权、钱永强等“海龟”也相继加入新东方。王强对这样的组合曾调侃说:“新东方是两片肺叶在呼吸,一边是海龟的肺,一边是土鳖的肺。”俞敏洪则笑称,他是一只土鳖带着一帮海龟在奋斗。靠着这种梁山聚义式的草莽方式,借着英语学习长盛不衰的热潮,新东方如野草般地疯狂生长……

第3节 分工创品牌

在“新东方”品牌下,俞敏洪把新东方划分成几块,每个人负责一块或几块,各负其责,这种“诸侯割据”式的发展模式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而俞敏洪就像是包干队长。在这一模式下,每个人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化,从而实现新东方的快速扩张。但是,在野草般疯狂生长的背后,新东方的松散伙伴制模式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王强、徐小平、包凡一、杜子华等人怀着创业的激情和对自由的憧憬纷纷加盟新东方,随着他们的加入,新东方的发展也进入了第二阶段——从家族式企业跨越到朋友合伙、团队创业阶段。回忆起团队创业的最初阶段,俞敏洪说:“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电影,讲西部土地怎么分,就是州长把所有的土地范围都告诉老百姓,然后大家一、二、三预备,同时跑,谁跑得最快,到哪块地上,那块地就是你的。新东方最初的时候很像这个原则。当时回来以后,我们坐在一起,看谁能干什么。”

截至1995年,新东方一直是俞敏洪独挑大梁,培训项目集中在TOEFL和GRE考试。当合作伙伴进入新东方后,这一块仍然是属于俞敏洪的地盘。王强善于口语,那时新东方正急需口语方面的人才,所以口语市场自然是王强的。徐小平则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成立了新东方出国留学、移民咨询处,并利用他善于演讲的特长,大力推行他的“人生设计”理念,为新东方开辟了一块新领域。胡敏的四、六级很好,那块市场就是他的。包凡一和何庆权利用自己在外国著名媒体的工作经历,在新东方成立了新东方写作中心……“我采取的是非常原始的、也非常简单的,跟邓小平的包产到户的那个制度是一模一样的制度,我把新东方划分成几块,比如说口语一块,听力一块,阅读一块,每个人就去承包一块,你去负责聘请老师,你去负责寻找教室。也就是说,你去负责所有的费用和成本,最后剩下的钱都是你的。”

徐小平、王强、包凡一、杜子华等人加盟新东方的时候,新东方还在中关村二小那两间漏风的平房中办公,他们能够聚在一起,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对事业的一份渴盼,而新东方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他们所划分的市场实际上都是“荒地”,他们需要在这些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去开垦,俞敏洪所做的就是把这些土地完全交给他们就可以了。就像俞敏洪所说的:“大家都在干新东方,所以新东方这个品牌意识大家都有,大家就都以此为原则,按游戏规划来干,毫无疑问,这块领地是我的我就拼命干,而且互相之间还有一种竞争意识。”

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各个领域发展得风生水起,每块土地的主人都做得有声有色。徐小平如愿以偿,在1000人的大讲堂上讲起了他的“人生哲学”,用王强的话说:“听你讲完,我都绝望了。”俞敏洪对徐小平的评价则是:“小平只要一出场,底下就是爆炸性的掌声。”徐小平也因此被年轻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此外,他还负责出国留学、移民、签证问题,出版过《美国签证哲学》、《美国留学天问》等专著,是留学咨询、签证咨询的专家,有几十万人曾直接或间接接受过他的出国留学和签证、移民咨询。

王强则创造了美式思维口语教学法,总结了学习美国口语的六大技巧,以此开辟了中国英语口语教学的新纪元。杜子华则开创了中国首家“英语电影听说班”,由他开创的电影视听培训法,成为极有影响力的培训方法。包凡一和何庆权合作编写了《留学书信写作指南》。后来写作中心发展成新东方图书事业部,使新东方的英语写作培训达到国内一流。胡敏创立了新东方国内培训部,推出四六级、考研英语培训班。1999年,当国内很多人还没有听说过雅思考试的时候,胡敏又一马当先成立了新东方雅思考试培训班,编出了中国第一套雅思教材。现在,新东方雅思考试培训部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雅思考试培训基地……

至此,新东方“诸侯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俞敏洪忆起这一时期的状况曾经说:“新东方的分封制,或者叫诸侯割据,或者说合伙制,导致每个人可以利益最大化,强有力地发展。”但是,在野草般疯狂生长的背后,新东方的松散伙伴制模式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危险。他们没有正规的财务报表,也没有规范化的操作模式,因为每个人都各负其责,所以那时的新东方甚至连最基本的整体管理架构也没有,主要依靠个人的自觉。新东方这一阶段的发展,就像是梁山式的“草莽英雄时代”。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因为以上诸多原因,新东方在今后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万通六兄弟”当年出现的尴尬境地,许多民营企业都死在了这个环节上,可是冯仑和俞敏洪却“活”了过来,那么,他们的活法又有何区别呢?

第4节 分享与激励

1995年之前,新东方百分之百是俞敏洪的。可当他把昔日的朋友、同事请到新东方后,俞敏洪把新东方一分为五,这些“海龟”同俞敏洪一起分享新东方已经创造了的财富。当别人质疑和责难俞敏洪的“愚笨”时,俞敏洪却用事实证明了“分苹果理论”的经典所在……

1995年之前,新东方完全是俞敏洪的。可当他把昔日的朋友、同事请到新东方后,新东方一分为五,俞敏洪自己的收入立刻就降低了。对俞敏洪的做法,很多人都提出了质疑,纷纷认为他把到手的财富拱手相让,简直是傻到了家。面对诸多责难和质疑,俞敏洪却不认为自己傻,这一次他再次用冯仑的“笨人可以转化为聪明人理论”证明了自己决策的正确性。

1995年,俞敏洪力邀杜子华加盟新东方。当时,杜子华自己创办的“理想”学校发展得有声有色,可是,当俞敏洪提出:新东方教师一节课平均300元,如果杜子华加盟新东方,每节课课时费翻一倍,达到600元;“理想”学校口语班可以合并到新东方,赚取财富只要上交15%的管理费给新东方,其余都归杜子华本人所有。这样以来,不仅可以省去自己办学的繁杂琐事,同时还可以利用新东方的品牌多招生,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杜子华欣然加盟新东方。当徐小平、王强、钱永强、包凡一等人加盟新东方时,俞敏洪如法炮制,创业初期,缺少资金,俞敏洪慷慨解囊,予以资助,只要向新东方上交15%管理费,公司完全归属个人。

这就是俞敏洪的“分苹果理论”,当一个人拥有六个苹果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们都吃掉,因为如果把六个苹果都吃掉,也只吃到了六个苹果。而如果留下一个,把另外五个分给别人吃,尽管表面上你丢了五个苹果,但实际上你却得到了其他五个人的友情和好感。以后你还能得到更多,当别人有了别的水果的时候,也一定会和你分享。最后,你得到的水果总量可能不会增加,还是六个水果,但却是六种不同的水果、六个人的友情。人一定要学会用你拥有的东西去换取对你来说更加重要和丰富的东西。在人与人之间学会交换和分享,这个收获百倍于你一个人把六个苹果吃掉的收获。这是因为你放弃了五个苹果而获得的,所以,有的时候放弃也是一种智慧。

俞敏洪不想一个人把苹果吃下去,结果那些“海龟”进了新东方,一起分享俞敏洪已经创造的财富。“海龟”们在新东方上交15%的管理费,就能拥有一块自己的天地,利润完全归属个人。他们吃完了俞敏洪的“苹果”,和俞敏洪所交换的就是新东方品牌越做越强、规模越做越大。

当“海龟”们进入新东方后,俞敏洪还在努力营造一种分享与激励文化。新东方的优秀教师在几年内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即便现在,一名教师年收入十几万、二十几万在新东方也是很正常的。新东方教师的收入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副校长徐小平曾经说:“一个人能创造多大的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合作,合作的基础当然不能仅仅基于友情,更重要的是利益的协调,智慧的相互完善,还有人格的魅力和必要的妥协。在新东方,能给你足够的舞台展示自己,个人的才能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个人的报酬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新东方,只要你有实力,到处都是机会。”杜子华在新东方感觉自己每一分钟都在燃烧,就像他所说的:“这是个有思想就能创造的地方,谁能把既存的东西推到极致,就由谁来主持。”包凡一在这里感觉自己总是被需要的,正如他所说:“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追求好生活的心愿,我们有一种合作的心愿。”

分享与激励的效果十分明显,新东方由此进入了发展的第二阶段,实现了快速扩张。以学生人数为例,1993年,新东方刚建校的时候,学校面积只有93平米,资产几乎为零。到2000年,短短的七年时间里,新东方已经发展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出国考试培训基地和口语及基础英语培训基地,教学大楼的占地面积达到2800平方米,教职员工人数达到数百人,教学收入达到9000多万元。到了2001年,拥有学员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万人次。2004年新东方总收入4个亿,2005年总收入增长1个亿。到2006年已经达到7亿多。新东方还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出国考试培训、基础外语培训、出国留学服务教学体系,并迅速抢占全国市场,开始称霸国内英语培训市场。

在新东方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俞敏洪收获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就像他后来所说的:“刚开始大家分块负责,我放弃了很多板块,但他们不回来,我一个人也做不大。对管理者的让利实际上形成了新东方的强大团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个团队在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也会有矛盾,但我们绝不会有什么‘散伙’或‘集体辞职’之类的事情发生。这样的团队才能保障我们事业的未来,精明的人应该学会放弃,应该知道放弃的背后会得到什么。”如此看来,新东方在英语培训市场上一枝独秀,自然是水到渠成的。

第5章 独裁还是民主?

第1节 祸起“诸侯分封”

出现盛极而衰、灰飞烟灭的庸俗结局似乎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宿命。但是,新东方却打破了这种悖论,它既没有在利益斗争中倒掉,也没有出现像“万通六兄弟”的平静分家结局。那么,俞敏洪对内部纷争又有着怎样深刻而与众不同的认识?他所说的“原来做的很多东西必须推翻掉”,又在指什么?中国的历史用无数事实证明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发展规律。同样,在新东方发展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遵守这样的规律。在最初的分工创业阶段,因为大家都有做一番大事业的激情与决心,这种精神上的力量将所有人凝结在了一起,大家都毫无怨言地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可是,当事业取得初步成绩的时候,自然会因为利益冲突而祸起萧墙。因为祸起萧墙、利益纷争而落败的企业不在少数,俞敏洪在面对明争暗斗、一盘散沙的困局时,又该何去何从?是继续分工单干?还是将所有权力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局面?

俞敏洪靠“分封制”的发展方式,完成了新东方的第一次质变。早期,“分封制”实际上是俞敏洪用以协调利益均衡的策略。可是,当新东方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诸侯割据”的状态却开始阻碍其发展。

1996年到2000年,新东方的总体架构是:在新东方总品牌下,有很多块业务,各个负责人各显神通,他们依据“分封割据、收入提成”的方式各自把持着一块业务。依靠这种方式,新东方得以迅速崛起,抢占市场。然而,走到2000年,这种各自为战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俞敏洪在论及当年的利益纷争时曾经说:“新东方在当时形成两种局面,一方面在学校大家可以保持相对平静,另一方面在公司这块利益纠缠不清,这个时候大家意识到会出现两个结果:一个是新东方永远也做不大,第二个是不如干脆分散,各人干一个学校就完了。中国合伙人一起干的结果要不就是分块要不就是把企业搞没了。”

首先,诸侯之间的“领地”发展开始有肥有瘠,1999年底到2000年初,新东方出国培训的比例降低,而基础英语培训却出人意料地火爆。在这种情形下,原本相安无事的各个诸侯间,开始打破原来的游戏规则和划分领地,纷纷染指基础英语培训等火爆市场,原来封地上的主人自然会想方设法设防、阻止和抗议入侵者,由此引发了接连不断的纷争、指责和相互攻击。

其次,原来旧的领域每人一块,互相之间可以达到一定程度上利益互不干涉。但是,当出现新兴的领域和项目时,利益难以划分。1999年,新东方开始有电脑培训和图书出版业务,那时候新东方品牌已经很有名气了,这个品牌是创业团队一起做起来的。如果把新东方图书出版放在一个人手下,无论是放在俞敏洪还是任何人手下,大家都会有意见。对此,新东方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成立一两个小公司,比如新东方电脑公司、新东方图书出版公司,大家根据过去在这个领域投入的多少来划分股份。一个学校外面出现几个不相干的小公司,而且各个人的股份不一样。一段时间后,新东方在外面已经有很多家小公司,由于利益不一致,这些小公司之间开始打架,冲突日益加剧。

再次,在“分封制”之下,各领地的负责人首先要顾及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把新东方整体的利益置后考虑。这就出现了新东方内部之间资源不能整合,彼此明争暗斗,管理混乱等现象。

随着英语培训市场的变化和新领域的迅速拓展,新东方的合伙制最终没能摆脱中国私营企业合伙人之间一般都会出现的尴尬境地:这和当年“万通六兄弟”出现的状况如出一辙。上世纪90年代初,冯仑、潘石屹、王功全、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六兄弟齐聚海南,以房地产热为契机,迅速打拼出了一片人人称叹的天地。这六兄弟创业的时候和所有中国民营企业早期出现的模式是一样的,是极其传统的江湖组织建立的过程,没有任何创新。

可是,当万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内部也出现了各种分歧。冯仑后来写道:“资源的分配是第一个矛盾,做房地产有人说深圳好,有人说西安好,有人说北京好,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六个人互相认为对方的计划不好,开常务董事会讨论投资往往一开就是半天一天的,谁也说服不了谁,互不服气、互不举手。慢慢地,各人对生意的看法不一样了,有的人不愿意做商业,有的人不愿意做金融,公司战略上出现分歧。结果是六个人都很苦恼,因为拥有奋斗的共同价值观基础,我们不想分开,在万通之前大家就认识,我们的理想情怀是一样的。1994—1996这几年里,六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应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冯仑对当时万通出现的高层冲突认识得很深刻,内部争吵、意见分歧只是表象,万通六人之间真正的分歧是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上的分歧。

同样,俞敏洪对新东方内部出现的利益纷争也看得很明白,他认为,新东方的内部矛盾和观念冲突最明显表现在对未来的发展上。以前,大家各自为战,基本上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新东方内部根本没有发展战略,也没有发展规划,只是凭借创业的激情与对市场的精准判断,使新东方超速向前发展,获得了初期创业的成功。而当市场发生根本变化,传统的经营模式和思路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企业的发展和需要时,企业的决策者就会陷入一种迷茫状态,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必然要经过的阶段。就像俞敏洪所说的:“当时新东方正处在对未来发展的迷茫时期,危机的发生是必然的。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通常情况下,企业发展的迷茫期必然会通过高层间的利益冲突来表现出来。从表面上看,新东方出现的问题是创业者之间利益的争执或具体运作思路的不同,但是实质上却是反映了“分封制”经营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创业者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有可能会葬送已经拥有的大好河山。庆幸的是,当时的俞敏洪已经深刻意识到,新东方内部由于决策失误、理念不同、利益纷争而导致的内部分裂逐渐加深,分封割据、收入分成的格局陷入了全面危机,内部分裂一触即发。卢跃刚在关于新东方的报告文学《东方马车》中曾写道:“新东方团队迷茫、困惑、痛苦,失去了方向,陷入了互相猜忌、怀疑、批判、攻击的信任危机之中。内耗多于建设,利益抛弃友情,情绪覆盖理智,遍体鳞伤,概莫能免。”俞敏洪意识到这已经不能通过浅层次的协调来解决,“原来做的很多东西必须推翻掉。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从一个小个体户转换成一个职业经理人,我们经常吵架,散伙,散了再回来。”这段过程甚至让俞敏洪感到“痛不欲生”。

如何化解内部危机、走出混乱局面、完成战略转型,成为新东方生存还是死亡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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