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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29 14: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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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泓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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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中国:余烬录

世相中国:余烬录试读:

版权信息世相中国:余烬录/李泓冰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ISBN 978-7-208-16094-1Ⅰ.①世… Ⅱ.①李… Ⅲ.①时事评论中国文集 Ⅳ.①D609.95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0783号责任编辑 熊 捷封面设计 汪 昊世相中国———余烬录李泓冰著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 720×1000 1/16印  张 27插  页 4字  数 312,000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印  次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ISBN 978-7-208-16094-1/I·1851定  价 98.00元序 余烬再温读者家李天扬

1994年盛夏,那天我生日,28周岁。

中学同学萧颐新婚,我去他家小坐。他租了一间小屋,在老北站,是间阁楼,进屋要手足并用爬极陡的梯子,屋子有小半间直不起腰来。

那时,距邓小平南方谈话,两年半;那时,是邓小平希望上海“三年大变样”的第三年。

那时,我也住在蜗居里,且无所事事。

坐在阁楼里,喝茶聊天,萧颐翻着当天的报纸,突然说:“人民日报来上海招人了,你要不要去试试?”

我接过报纸一看,是一条朴素的招聘广告,心里一阵激动,似乎看到了回归新闻业的光。

很幸运,我被录取了。

青浦路50号,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最初社址。这年10月,我到这里上班。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地方。

保育钧、贾安坤、周瑞金、吴长生、曹焕荣、戴玉庆、吴芝麟、凌志军、钱江、高海浩、刘士安、陈颂清、吴焰、高渊……这是怎样的一份名单啊。夸张一些说,将来要研究近二十年的中国新闻史,恐怕是绕不开华东分社这群人的。

对,还有李泓冰。

刚进分社,听到最多的两句话,一是“要像总书记、总理一样思考问题、策划选题”;一是“稿子要比别人高出一筹”。这两句话,既震住了我们,也逼着我们在思路上、行动上跟上说这话的人。

还记得见到李泓冰的第一面。因为采访广岛亚运会,她比总社别的同事晚一个月到分社。那天,开会讨论选题,李泓冰坐在下面,并不起眼,我们也不认识她。总编辑吴长生说:“李泓冰,你说说。”她一开口,就不同凡响。这个看上去跟我们差不多大的人,水平比我们高出何止一筹。当年有这个感觉,不奇怪,我们毕竟是刚进社的新人么。但直到今天,面对李泓冰,仍是这个感觉。所谓碾压,大抵如此。

关于李泓冰,夸她才华横溢文笔超群,就像夸梅西球踢得好一样,是正确的废话……

关于李泓冰,她的古道热肠、快人快语,圈子里也几乎尽人皆知。同事评职称、同事考研读博、同事的孩子升学,她会比人家自己还着急,盯着不放……

关于李泓冰,她的迷糊、丢三落四,也是一大特色。她请我们去她北京家玩,到了楼下,竟问:“我家几楼?”好不容易来到家门口,还找不到钥匙,叫了开锁师傅来……

华东分社的故事,将来应该有人来写。这里不再说下去了。直接跳到2008年。

这年年初,我奉命调评论部工作,3月初,全国两会前,开出新民晚报第一个时评版。一到评论部,我第一个想到的作者,就是李泓冰。

李泓冰其实从来没有专门从事过评论工作,但她却是好几家媒体的“首席评论员”。人民日报、人民网先后开设“人民时评”专栏,人民日报组建“任仲平”写作队伍,京华时报创办评论版,李泓冰总是被委以重任,率部担纲。而那年考进华东分社的“小朋友”们,也在李泓冰的率领下,成为享誉评论界的“华东野战军”,其中三人后来分别出任过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解放日报理评部主任、新民晚报评论部主任。

李泓冰是个仗义的人。我做了20多年编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刚到评论部,两眼一抹黑,评论圈子一点不熟。约李泓冰写稿,其实是求助。她一口答应,一炮打响。只一两篇,就引起了同行的注意。《新闻记者》主编吕怡然先生跟我说:“有李泓冰,侬笃定了。”

李泓冰的评论,什么风格?李泓冰的关注点,在哪里?让我们看看她为晚报写的第一篇评论——

这是2008年1月14日,题为《最重要的不是追认魏文华为烈士》。说的是在湖北天门,路人魏文华因用手机拍摄城管与村民冲突,而遭城管暴打致死。政府部门拟追认魏为烈士。对此,李泓冰想起了她不止一次写过的孙志刚,她写道:“当年,在广州打工的大学生孙志刚因未带身份证,在收容所中被毒打致死,这一事件经过无数人的奔走呼号,终结了收容遣送制度。而无辜者魏文华的惨死,是否也能成为终结城管人员践踏法律行径的契机呢?”文章结尾,李泓冰说:“重要的,不仅是追认魏文华为烈士,也不仅是对施暴者的依法惩处,这还安抚不了公众的安全感。除非,我们确信,永远不会有在‘自己人’手中成为‘烈士’的可能……”

窥一斑,可见全豹。这篇文章,可谓开门见山。

2008年,最令国人揪心、难忘的,是汶川大地震。李泓冰为新民晚报撰写的一系列评论,也令我难忘至今——

5月13日:《第一时间公开信息是减震良方》;

5月14日:《先救废墟中的孩子》;

5月16日:《请为地震死难者降半旗》;

5月19日:《五星红旗为苍生而降》。

李泓冰,是写评论呼吁为地震死难者降半旗的第一人。她的这篇评论,自然意义非凡。这里,不妨透露一点细节。其实早在几年前,李泓冰已撰文提出,因灾害和事故造成重大伤亡,应该为遇难的普通公民降半旗。在5月12日地震发生的当晚,我俩商量选题时,她就提了这个观点,我也深表赞同。只是,我们觉得在第一天说这个话题为时稍早,故选择两三天后发。此篇发人未发之言,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遇重大事件,我对李泓冰的仰仗和倚重,亦不待言。

2006年到2016年这10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报纸时评从无到有、从兴到盛、从盛到衰的10年,也算是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一章。此前,中国的报纸上,言论大抵分三种:社论、短评和杂文,几乎是没有时评的。时评的出现并兴盛,刷新了报纸评论的话语体系,一改原来以官话为主、以颂歌为主的社论腔,讲究时效、重视监督,深受读者欢迎。这股时评热潮,也培养了一大批时评作者,不少人从“草根”走向主流媒体的中心舞台。与此同时,一批知名教授学者,也加入了时评写作队伍,他们的文章,学术性、专业性强,提升了报纸评论深度。但是,过了一段时日,报纸时评也形成了新的写作套路,我称之为“时评八股”,读多了,不免生厌。

李泓冰是报纸时评兴衰十年的全程参与者,她的时评,了无八股陈腔,清新明畅,痛快淋漓,自成一体。她对报纸时评的这份独特贡献,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也是极好的。

也正是不满足于,或者说不满于时评八股腔,我在新民晚报评论版上,特意开设了“自由谭”专栏,请作者自由发挥。但是,人的习惯往往是很顽固的,不少朋友写的“自由谭”,仍然像时评。这时,我又想到了李泓冰。我跟她商议,请她写个人专栏。她又一口答应,并取了“余烬录”这么一个文气且旧气的名字。

这本书的文章,便来自这个专栏。

这个专栏,断断续续,写了五年多,差不多是“时评十年”的后一半。跟李泓冰的时评一样,专栏问世不久,便引发了圈内外、业内外的关注。颇有一些朋友,看了专栏,心生崇拜之意,并生出认识“生蛋的鸡”的念头来,想见一见传说中的李泓冰。

写了一段时间,我便对李泓冰说,这个专栏文章,可以结集。对于出书之类的事,李泓冰比我洒脱得多,她写过的文章,何止百万言,但似乎一本集子也没出过。我一直笑言,她不出书,是读者的损失。

如今,有识货的出版社领导相中这个专栏的文章,真是一件大好事。

我是这些文章的第一读者,所以李泓冰嘱我代为整理。按出书的惯例,文章集子,分几辑为好。我想了一想,拟分“吾土”“吾民”“吾道”“吾文”四辑,获李泓冰俯允,出版社编辑老师也表示赞同。概言之,忧国忧民也。

文章好坏,读者自有慧眼,不用我来饶舌。我就说说我的几点印象。概为三个“度”。

一曰速度。李泓冰是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的社领导,公务繁杂,还能写这么多的文章,如果有秘密,那就是一个字:快。我常常开玩笑说,你写一篇千字文,也就是我抽一根烟的功夫。这话略夸张,但她写文章之快,的确令人咋舌。这个专栏,是固定时间固定版面的,偶尔,李泓冰会忘写。我倒不慌,一个电话过去,她说:“哎呀,我在送女儿。”她把女儿送到学校,车停路边,半个多小时,稿子就过来了。你还真看不出来,这是一篇急就章。我想,快,自然是因为才思敏捷,更因为勤于思考。写的东西,正是她平时思考的,并不用搜肠刮肚,苦思冥想。她的忧思,是沉入血脉,浸入日常的。这是李泓冰快的源泉。

二曰高度。人民日报同仁引以为豪的“高出一筹”,在李泓冰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从报纸的特性来看,人民日报需要高屋建瓴、大开大合,而新民晚报则需要亲民,接地气。但这一点儿也难不倒李泓冰,她在两副笔墨间切换自如。十几年来,人民日报上关于上海的深度报度,几乎都是李泓冰参与策划、采写的,为了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计,她摇旗呐喊,建言献策,影响颇巨。在“余烬录”里,李泓冰同样常常会写到上海。她写过一篇《上海到底哪里好?》,从满城的桂花香写起,她说,上千网民说上海好,“居然都没说到桂花”。然后,她慢悠悠地细数上海的好处,连上海的“挤”,也好,因为挤而不乱。她还说到马云之前的“离开”和现在的“回来”,以解说上海规则意识之优长。李泓冰给晚报写的文章切口都很小,文字也清新浅近,但是,文章的思想高度,依然在。所谓“以小见大”,是为模范。

三曰温度。余烬二字,当然有自谦之意。但是,别忘了,燃余之烬,是有温度的。李泓冰的文章,也是如此。可以说,她是捧着一颗灼热的心,“只为苍生说人话”。这个感触,当年一篇一篇接读时,就有,现在借编书之机,重读一过,就更深了。这本书里,为人民大众、为弱势群体大声疾呼的篇章,远超半数。不夸张地说,书的目录,就是一首忧民诗。

在嘱我整理文章的同时,李泓冰还命我作序。按学历,她是师姐我是学弟;讲工作,她是领导我是小卒;论才华和见识,她与我,更是判若云泥。说写序,是不配、不敢的。以上拉杂写来,只是我的编辑体会和读后感罢。

最后,说说题目的来历。2012年端午假日,李泓冰游香格里拉,得诗一首。我闲坐家中,读之,有感,步韵和了一首。这是我写的第一首旧体诗模样的东西。我不通平仄不谙格律,诗就不抄了,以免贻笑大方。“余烬再温读者家”,是诗之末句。当时,“余烬录”开张不久,因工作原因,暂停了,我表达了作为编者的期盼。令人高兴的是,过了一小段时间,“余烬录”接续,并直至评论版关张大吉。如今,“余烬录”结集,以书的形式,再温读者家,故移来作题。自以为,甚好。2019年5月4日五四百年矣吾土

自古以来,

家国之乱,

往往起于乡野,

起于细故,

起于某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冲冠一怒。当庠序之灯一盏盏远去(2012年4月13日)

先前睡前翻书的习惯,常被上网读报取代。听着淅沥的雨声看新闻,思绪忍不住跑起马来。我向来不解,那些哼哼唧唧的肥皂剧,似乎永远不缺观众,其实,从古而今,真实的“新闻”,远比肥皂剧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新闻中那些主人公的跌宕起伏,不但事关个人命运,也总有与史影相牵连的草蛇灰线之迹可寻,未免就絮叨几句。

眼下,有一桩芥豆也似的新闻,让人忍不住说道说道——三个花朵儿般娇弱的小生命,死于9日发生在广东阳春市的校车与货车相撞事故。

又是校车事故。说者和听者都已经麻木了吧,究竟这类事故有什么“非发生不可”的逻辑呢?

自2006年起,教育部开始对农村中小学进行大规模布局调整,撤并生源减少的农村中小学,把学生集中在县乡中心学校,目的是让教育资源集中利用。这本是善政。

然而,大量村级小学、乡级中学消失,孩子们上学路途遥远,交通如何解决?于是,“超载车”“黑校车”应运而生。“多拉”“快跑”成了节省成本、牟取利润的不二法门。

不出事故,才怪!

乡村学校大量消失,不光把孩子逼到危机四伏的路上,还有更大、影响更深远的“事故”,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虽不像校车事故迫在眉睫,却像温水煮青蛙般,亦关“生死”——农村的文化种子,正有被渐次抽离、掏空的危险,这可能是继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入城市、农村老龄化、留守儿童骤增之后,又一桩加剧农村空心化的大事。

拥有数千年农耕文化的中国,靠什么薪火相传,维系农村道德秩序,保存文明火种,化怨解困、和睦乡里?庠序文化功不可没。庠序,说白了,就是乡村学校,“设庠序以化于邑”,这话说得很明白,教书并非设庠序的唯一目的,而教化乡邑,才是根本。

从前“三老”普遍受到尊敬,连秦末起义称王的陈胜,也要恭敬延为座上宾。“三老”者,乡间教师小头领罢了,其声望足以让从乡民到豪强一体敬畏。无论庙堂与江湖有多少乱象,中国农村文脉不绝如缕,庠序居功至伟。《红楼梦》里,秦可卿死前托梦凤姐,说是“永保无虞”的法子,就是在祖茔边多置田产并就近设家塾,哪怕再败落,也能保住家族最后的退路。这“就近”二字,极要紧。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教书匠依然受人尊敬,排解纠纷一言九鼎,婚丧嫁娶指点仪轨。书声琅琅的小学校,听着就让村民踏实,方便熏着点儿书香。

现在,小学搬离了村子,中学搬离了乡里。没了青少年,没了教书先生,没了近旁的学校,乡村的文化主心骨何处寄放?

当孩子们翻山越岭、坐着低劣的校车奔向遥远的学校,他们的父母在城里胼手胝足打拼,祖父母则孤守于空荡荡的村落倚门盼归,靠谁来振兴中国乡村?

对遥远的乡村来说,每一个学校,是一堆火;每一个老师,是一盏灯,那光虽是暗淡,却明明灭灭地闪了几千年,是烛照中国乡村的一线微茫,温暖,踏实。

这样的灯火,真的会一盏盏地远去?这样想着,窗外绵密的雨声,竟让我听出几分惊心动魄来……高考日,从穷经到穷题的反思(2012年6月8日)

高考的日子。就说说高考吧。

现在,媒体和网友爱拿历史说事儿,动不动就冠之以“史上最牛”“史上最美”“史上最无厘头”……这里头,透着一股拿历史闹着玩儿的惫懒劲儿,明知没人会去史籍里爬罗剔抉是否真称得上历史之最。这两天的高考,就被照例封上个“史上最严”。为了防作弊,上了各种手段,不能带手机,甚至还有纯“裸考”的——连文具也都由考场统一发放。

其实,稍稍较个真儿,便知如今高考的严防死守程度,未必比得上当年的科考。那会儿的秋闱是要连考七八天的。南京夫子庙西北边有个江南贡院,一格一格密密排布,每间小号都上着锁,和囚笼差不多。哪怕是号内的油灯泼了,失了火,也不准开锁放人……像唐伯虎、吴敬梓、李鸿章们,均在江南贡院受过这份罪,还写得出一手锦绣文章。与他们一样皓首穷经的考生更如过江之鲫。

囚笼式的考试,证明了诚信之不彰,由来已久,更怕的是,思想也进入了囚笼。

今天的考生不必穷经,却得穷题——把自己锻造成万有题库,方能在考场上百毒不侵。看到微博中疯转的一张图片,一个女生斜倚在她高中三年做过的三大摞考卷前,倘堆叠起来,必超出她的身高了。她笑得很粲然,而看客却一片悲酸——这样炼出的人才哦,大好青春,埋首于题海,于国于民当真有益吗?

从题海游进高校大门的孩子,如今也到了毕业季。网上有晒各种毕业照,千奇百怪,倒是看出平时罕有的创造力来。有些照片颇令人拍案,比如集体装扮成红卫兵,手举小红书,甚至行纳粹礼,个个一脸嬉笑……稍解“文革”史的人,都不免侧目,甚至反胃。在德国,大学生若扮成党卫军拍集体照,是会被报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环境颇“宽松”。

这也不怪学生吧,他们对自己这身装扮背后的历史并不深知。现在的学生,曾经被督促被严管着做题,不做题或少做题就意味着人生没有尊严、失去锦绣前程,但有谁曾告诉过他们那场动乱的深刻背景和残酷细节呢?他们如何能知道那是个生民涂炭、知识分子斯文扫地、国家民族岌岌可危的时代呢?

五四的时候,我们反思和鞭挞过“穷经”的过往,迎来过一个思想从贫困到丰富的新文化运动。而今,“穷题”时代的反思尚未到位,更未进入操作层面,由此带来的一代人的思想的贫困、特别是在系统学习中对真实历史的避让与反思,其弊端之深远,可能要再过几十年更其鲜明。

写到这儿,听到2012年欧洲杯开赛前一则新闻,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英格兰足协先后宣布,将前往克拉科夫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祭拜亡灵。当年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曾在二战期间恶行昭彰,踢球的本国青年祭拜奥斯威辛集中营,那种面对历史勇于反省和忏悔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相比之下,动不动就爱说“史上”的这一代中国青年,沉浮于茫茫题海,偶尔在穿越剧中插科打诨,却在真实的惨淡历史前头,一笑而过……

而且,我们没有责怪他们的理由,这真的让人疼痛。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也能祭拜我们的“奥斯威辛”呢?五月四日,未完成的成“人”礼(2013年5月4日)

一位长者来函说,能不能写一写五月四日。

是呢,这个日子,每年都是一个必要的提醒,让我们习惯性地检点,自从1919年之后,中国都发生过什么,有哪些完成的和未完成的。94年前,在北平呐喊过的热血青年墓木已拱,然而,他们喊过的口号,仍有穿透历史的力度,直逼当下。孩子们教科书上背诵过的五四精神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在我看来,五四这个文化符号的独特在于,凸现了平民之于国家的意义——平民的呐喊,终于迫使一个傲慢了五千年的帝国向自己的“子民”垂下头颅。从这一天起,中国人开始了从“子民”向“人民”的艰难过渡:咱可以不再给人当儿子孙子了,咱可以自己成“人”。

但是,这个成“人”礼的实现,绝非轻而易举。

感谢《中国青年报》,呈现了一个芦山地震中的故事。我以为,这几乎是呈现给今年五月四日最震撼的成“人”节“礼物”。

这篇题为《生命的天平》的报道,叙述了一场令人绝望的拯救:84名官兵用了120多个小时,冒着生命危险,依靠手搬斧凿的方式,“搬”走了一座山,只为了寻找芦山“4·20”强烈地震中被掩埋的钟灵村普通山民李安全,最终,李安全的遗体被挖出,而因为“害怕损坏遗体”,在余震的飞石袭来时,战士们扑将上去用身体掩护,6人受伤……

如果,是为了一位高级领导,为了一位科学家,这一切还顺理成章的话,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只是一位山民。军队、士兵,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钟灵村这个小小的角落,在山民李安全的生命尊严面前,国家机器垂下了头颅,生命的天平向着一个“蚁民”谦卑地倾斜。

这个小小的故事,无愧于五月四日。

共和国的成立,其终极意义,就是让李安全这样曾经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蚁民”,忽然有了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翻身”感。搁到百年前,我们无法想象,会有84个兵去愚公移山,只为发掘一具山民遗体。我们愿意用信仰去解释这些士兵的行为。信仰的内容,是人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资格“用”兵的,只有人民,“蚁民”没有这个资格。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的国家力量,在四川,被用来拯救山民李安全,中国军人在这一刹那,无愧于天下。

然而,我忽然有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假设。假如李安全是在一个平常日子,在山里砍柴时跌落重伤,交通不便,缺医少药,他能否及时获救?假如李安全走出大山,到城里打工,一旦工伤,谁来保障他的余生?假如李安全被一辆豪车撞伤,会不会有人跳下来冲他叫嚷?假如李安全扛着铺盖卷儿张皇地走在闹市,他会不会迎接子弹般射来的嫌恶或漠然的眼光……

这些无法解开的问号,让我们汗颜:五四留下的呼号,我们远未实现。

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长歌当哭,热血如沸,灵魂净化,守望相助。然而,在无数庸常的日子里,面对身边的困厄,生命的天平是否还会向最卑微的李安全们倾斜?我们的权力机关,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是否还会细致地照顾到李安全们的利益?

多么希望,我们能回答一声:是。没有头发,拎着什么离开地球(2013年5月25日)

这个世界总不缺救世主式人物。

乔布斯死了,比尔·盖茨老了,更传奇的继任者适时出现了。最近有个被称之为“美国疯子”的家伙很火:艾伦·马斯克(Elon Musk)。他以42岁“低龄”的一己之力,在地球上三个最有前途也最有想象力的技术领域攻无不克:在线付费的pay-pal方案,声称能把老鼠送上火星的空间探索计划,还有电动汽车。

据称马斯克从小就有拯救世界的英雄情结,他做的这一切,看上去都是试图用技术挽回地球环境颓势的不懈努力。

十余年前,曾经和一位朋友激辩环境问题。

我那时刚刚驱车走完黄河全程,时见要么断流、要么河水黑滞如柏油的触目惊心,连本该浩荡的黄河入海口,宽漫的河床也只剩下几行浊泪,“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竟成黄粱一梦。

当时我很悲观,面对13亿要房要车要就业的国人,环境污染呈现加速度,资源亦濒临耗尽,这会不会毁掉中国的改革发展成果?而朋友不以为然,他乐天地预测,技术的进步、市场的选择将挽救环境,水、汽油如果真成了稀缺品,就一定会逼出新的、廉价的、更生态的替代品,如巴西用玉米、甘蔗转换为乙醇,成为新的动力资源,开出了“玉米汽车”。

十余年过去,中国的环境果然持续恶化,空气、水、土壤,没一样让人省心。可我却越来越钦佩这位朋友的见地。技术进步真的在改变环境,或者说改变一切,涤荡这个世界的旧有面貌,颠覆所有人的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好吧,除了玉米汽车,特斯拉电动车也开始赢利揽金了,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将在博物馆里凭吊汽油动力车。

嗯,黄河也慢慢回来了。虽然污染仍重,但经过全流域调配用水,断流之痛亦有缓。身边的苏州河,不是也神奇地消灭黑臭了吗?

有朝一日,技术或真能挽救生态环境。

那么,还有没有技术无能为力的地方呢?

脑海里倏地跳出“人文教化”的字样来,我知道这么想很蜗牛很土鳖很九斤老太。可是,文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似乎难有救世主。乔布斯、马斯克和马云再牛,其天才创意也拦不住下毒的学生和干坏事的校长,拦不住往生姜里掺毒的农民。

文化虚无缥缈,却能无比坚硬地影响社会人心走向。莫言有句妙语,说文学与人的关系,如同头发之于人,看似用处不大,就算秃顶也可以活得挺好。可是人死入土,若干年后剩下的,倒只剩下无用的头发。社会在疾速变化,而文学不朽。咱把文学置换成文化,亦然。

因为无用,人们活得兴致勃勃的时候,鲜有人理会这些不朽的玩意儿,于是只能坐视自己和周边人文环境的朽坏而不自知。作家们哪怕名满天下如莫言,也没有了他的前辈那种辉煌,如鲁迅、郭沫若般可以用自己的思想甚至情绪气质、语言风格影响一代国民。

从这个角度,重建文化环境的难度,更甚于重建生态环境。老鼠能上火星,而我们若没了头发,又拎着什么离开地球呢?没有救世主,头发只能一根一根长出来。不过,发如韭,割复生,生生不息,还是值得期待吧。让烈士死的光荣,国家才生的伟大(2013年7月27日)

翻遍汉唐歌赋,我以为最痛的就是这一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短短14字,道破战争与和平、残酷与温情、死别与生离、永恒与爱情这两端最遥不可及的距离。如果春闺新寡终其一生都触摸不到、更无法安葬无定枯骨呢?那种蚀骨之痛,能让河山为之一黯。

现在,我们以虔敬的心情,迎接360具战死异国的“无定枯骨”从韩国回家,尽管,这距离他们血溅沙场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

60年,倚门老母和春闺新寡早已凋零,但是,生命的尊严和烈士的牺牲永远不该老朽。他们回归,面临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崭新的家乡,一个全然陌生的崭新的国际地缘政治。他们当年拼将一死,改写了国际政治格局,历史从他们的遗骸边继续匆匆前行,冷战结束,祖国以开放的胸襟催生震惊世界的经济崛起,开辟了中华复兴的崭新途径。只是,烈士们则怀揣“保家卫国”的浩然之气,永远定格在青春最悲壮的一瞬,尽了报国之忠,却未能尽人子之孝、父兄之道,我们后来知道,烈士的妻儿父母,扛起了很多他们遗下的苦难,这让活着的人更有愧疚之心。我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百感交集的心情,注视着360具遗骸回家。

国富民强,是我们的目标。在这个目标的实现进程中,我们还有比“富”和“强”更温暖的愿望,因为有“富”的底气、“强”的撑腰,而更有实现的可能。比如送这360具遗骸归还故里,就是韩国女性总统朴槿惠访华时的友善提议。而在改革开放之前,这只能是天方夜谭的想象。

在越来越关注生命尊严和人性温度的今天,国家正在关注和照拂从前被忽略的那壮烈的群体。比如,作为对香港地区人大代表关于优抚原抗战老兵提案的回应,民政部不但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还给予他们应得的荣誉;中央财政近日下拨27亿元专项补助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完成约30万座零散烈士墓迁移、整合、修缮;更早些时候,中国还悄然启动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在新中国建立后历次出境作战中埋骨朝鲜、越南、缅甸、印度等国家的诸多墓地的烈士尊严,有望重塑……

人们时常引一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所用典故、意象很中国,却是日本人西乡隆盛所作。而东汉名将马援说的是,“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当年志愿军也曾在清理战场时庄重提出,“不遗留每个烈士的一件遗物,不丢掉每个烈士的一根头发”——死生大焉,叶落归根,让青山有幸埋葬忠骨,这是中国人最梦寐以求的终极心愿,其实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伦理信息,也是极具温度的人文关怀。

然而,我们有太久的时间去习惯于大国大历史大时代的宏大叙事,却容易忽略大历史中小人物的牺牲细节。找回对个体生命的尊严,承认每一个牺牲者的价值,我们才能找回平等意识,找回公平正义。毕竟,我们的红色政权是无数支前小车推出来的,是无数父老乡亲献出至爱的鲜血染出来的,忘了他们,就会忘却了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改革、为谁发展这些根本性命题,甚至动摇立国之本。

让烈士死的光荣,共和国才能生的伟大。只是因为隔着人群多看了你一眼(2013年9月28日)

秋天了,这是个连弟弟都想干掉的狠角色曹丕也忍不住凄惶的季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古时讲究天人感应,人事亦要顺应天时,所谓“秋决”,便是将一年一度的行刑放在草木凋零的秋天执行,似乎有“零落成泥碾作尘”的落叶们陪伴,也能给往生者一点“只有香如故”的念想。

这个秋天,应该是碰巧了的缘故,“秋决”——秋天的判决颇为集中,层出不穷。雷政富与“表叔”杨达才踽踽谢幕,薄熙来、谷开来匆匆登场,大众眼球还关注着一恚摔婴的韩磊、私奔过的商人王功权、杀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涉轮奸案的无良少年李某某、拥有N个户口N套房产的“房姐”龚爱爱……

借由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的普及,更借由“重大事项要让人民知道”的知情权保障,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桩原本局限于法庭内外的案件审理,会被满城争说,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判例、自己的是非、自己的判决理由。这也成了一个普法的季节,很久不曾被翻动的法律条文,以及宣诸媒体的林林总总的犯案细节,被各种专家和非专家们一条条晾晒于阳光下,且被喧腾着的万口细细咀嚼品味议论……

法律似乎从来没有离公众如此接近,如此触手可及。

另一个从来没有离公众如此接近、如此触手可及的,是原本隔着厚重篱笆墙的完全不同人群、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状态,忽然经由媒体细细渲染或法庭公开审理、直播的案件,打开一扇扇天窗,让人们彼此打量、彼此窥探,彼此恍然大悟,也让彼此和彼此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如果不是“秋决”的细节被一一以各种方式“直播”,我们无从了解薄家深藏于尼斯戛纳的那套豪华别墅和它设计复杂的购买程序,更不知有一种价值8万元的“玩具”叫“赛格威”的电动平衡车,贵公子和电影明星们私下将这样昂贵的玩具借来借去;我们无从知晓贪官雷政富的性交易内幕、“表叔”杨达才的奢侈品消费习惯;我们亦无从知晓沈阳小贩夏俊峰的摆摊故事与他儿子强强奇异的绘画天分,以及死于他刀下的城管一家三代失了家中顶梁柱的经济来源、挤在60平方米小屋的困窘细节,还有摔婴的韩磊已经身背无期徒刑却还能大摇大摆地减刑出狱并出手杀人……

这些平日里互不照面的人群,离我们的庸常生活太过遥远,因为偶然的公开“秋决”,彼此不期而遇,只是因为隔着人群多看了你一眼,在公众心中激起的重重涟漪恐将经久不息。

薄熙来、李某某、韩磊、夏俊峰和“雷哥”、“表叔”、“房姐”们,将成为当下中国众生百态的社会符号,被历史固化并铭记,而他们也在诠释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艰苦卓绝,决策层焦首煎心意欲以改革的大智大勇突破的利益固化、阶层固化的藩篱,就傲然横亘于这些我们渐渐熟悉起来的面孔之间。

夏强强与李某某的从前,贫富悬殊相隔云泥,夏强强与李某某的未来呢?这层篱笆墙的被打破,是否会源于如今彼此多看的这一眼?毕竟,改变,往往始于公开透明,亦始于法纪的严明公正。

公众在期待十年以后的中国,当李某某出狱、夏强强长大后的中国……波撼余姚,当政府无力回天(2013年10月12日)

大水围城五六天的余姚,一度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孤岛”。

在福建登陆的台风“菲特”,一路撒野,恶作剧般地重创了浙江小城余姚。“老天爷差不多把68个西湖的水倒到余姚头上”,台风、冷空气、大潮汛“三碰头”,余姚这回苦透苦透。当别的地方还沉浸在国庆黄金周的余温中,还停留在长假安排是否科学的争论中时,泡在水中的余姚人只能苦着脸望“洋”兴叹,甚至一度忧心饮食不给。

围绕泡在水中若干天,电力、通信、交通甚至饮食都难乎为继的余姚,舆情经历了一个从淡定、关注到惊愕的过程。如何诠释余姚今天的悲剧,成了自媒体上哓哓不休的焦点话题。

余姚毕竟不是中西偏远县市。和那些一提就让我们口角噙香的浙江小城,如上虞、慈溪、奉化、嵊州一样,它美美地安卧于荷叶田田、小桥流水的江南。它还是全国十强县之一,有“最具幸福感城市”之誉,前年与全球其他三座城市一起,摘得“全球绿色城市”桂冠。这样一座小城,中了台风的当头一棒,水漫家园,波撼城池,让余姚人痛楚,也让我们心悸。

一个有意味的争论是,风雨飘摇中的余姚之困,是天灾还是人祸?是天灾暴露了人祸,还是人力难以回天?

批评政府者说:抗击台风预案不足?风暴预警信息不畅?排水不力救援来迟——当地政府难辞其咎?甚至又惯性般地出现了已被证伪的流言,比如“溃坝”啊,“水库泄洪”未通知啊,“买几棵白菜就需百元”啊……

替政府抱屈者说:暴雨突如其来,天灾难以防范,余姚的锅底式地形、水网纵横的环境,让它难以抵御突然倾盆而下的“68个西湖”。不能把所有天灾的账,都记到政府头上。美国飓风还不是损失惨重,也没见老百姓一股脑地抱怨政府啊。

不知道当地政府有没有从民众的抱怨中,读出一丝欣慰来:中国百姓和政府的关系,大约是世界上最为“紧密”的。有事找市长、找政府,这成了民众的思维习惯。天灾人祸面前,尽最大可能防灾减灾、救死扶伤、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没什么冤枉可言。何况中国的“全能政府”形象,是数十年行政权力包打天下奠定的——密度极高的各路资源集中于政府,唯政府所能调配;诸多“精英”经过重重筛选亦集中于政府,人均公务员比例居高不下;各种税费收入的高企,纳税人意识的提高……这种种都让民众遇到急难险重便寄期望于政府,不是情理之中的吗?

寄望政府,表明众望所归,甚至是民气所用,政府无可推卸,不可不懈怠,亦不可不惕惧。

然而,另一方面,天灾之重确实有时是人力所难以抵御。要稍卸“全能政府”的担子,一是让大家理性看待天灾,二是得从眼下各地的行政体制改革入手。该政府管的,责无旁贷;该市场管的,放权让利;还要有胸怀和雅量,培育社会组织、社会团体调节、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比如,增强民间的、专业的救援组织力量。

中国城镇化浩浩荡荡,波撼余姚或许只是偶发“小”事件,却藏着改革“大”文章。包打天下的政府,当无力回天时,不妨向改革要“药方”。倘若没人愿意再做医生(2013年11月2日)

陪家人去看病,深为医生折服。困扰数日的病痛,被医生以一个激光小手术,三下五除二解决,所有收费不足300元。因为是名院,门诊大厅里,挂号求诊的人水泄不通,脸上写满焦灼。到了中午,慢慢就寥落了,大部分人带着医嘱和药回家,心里也宁静许多。

一定也会有医不好的病患,毕竟人类医学还没有进化到能治愈所有绝症的地步。一旦不治,亲友的悲痛可想而知,然而,其间却有一些人立即转身扑向医者兴师问罪,甚至酿成惨剧。更有甚者,病愈了还要怀疑医术有亏,竟起杀机。温岭被无端暴力袭杀的医生王云杰,就再一次把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伤口,血淋淋地撕开在公众面前。

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医生护士们愤怒了。

牺牲者不独王云杰。据中国医师协会统计,短短10天内,发生了6起患者伤医事件,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的暴力伤医事件竟高达27次。而三级医院、大院、名院,更因诊疗量大、疑难险症多,成了医患关系高危区域。

事情严重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下笔批示了,要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因医患矛盾引发的暴力事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维护医疗秩序。

据说,医院要高密度配安保了,有的医生在诊室配了辣椒水以防不测,更多的医院将启用如机场般的安检设施……又有统计说,寒了心的医生们,有七成绝不愿儿女行医。而在世界范围,医生本来是社会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的行业啊!

在医疗资源本就极其短缺的中国,如果真的没人愿意做医生,国人情何以堪?

不管在哪个国家,总有病重不治者、铤而走险者,也总有缺乏沟通技巧的医者,医患冲突何以在今天的中国严重到如此地步?仔细究诘,站在第一线的医生,是否在替欠账太多的医疗保障体系、替极其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替改革迟缓医药难分的医疗体制付出代价?

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积累了不少欠账,“教育”和“医疗”是被拖累的两个大户。教育总算是完成承诺了近20年的目标——教育投入占GDP的4%,但医疗卫生的政府财政投入还是一个长期低迷的指标。2011年,我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1.35%,低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尽管中国在努力弥补,但差距之大仍然惊心。

总体投入偏低,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城乡与东西部医疗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导致患者奔波千里求医,医药不分家带来“以药养医”、大处方等乱象,医药市场监管不力带来医托作祟、假药横行……这种种和百姓生活的渐渐丰裕体面形成强烈反差。温饱之后,健康长寿的欲望激增,求医问药时却步步艰难。人命关天,一些非理性患者或患者家属便将怨气宣泄到了一线临床医生头上。

医者,对13亿人而言,是接触最多、依赖最深、受益最大的职业之一。他们兢兢业业支撑着13亿人的健康,拿着不高的工资,“白加黑”连轴转,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承受着被一些无良同行倒出的、泼向这个职业的污泥浊水,甚至还得挨上虽然个别、却令人痛心的无妄之刀,承受直接和间接的身心伤害。

倘医生和患者长期对立,必会两败俱伤。要根治,需要国家下决心动大手术。否则,真的没人敢做医生、或最优秀的人不愿做医生的话,最倒霉的还是患者,是你、我、他……雾霾天,掂量一根羽毛的分量(2013年11月9日)

霾袭申城。

周四周五,魔都百姓的心情和呼吸道一同郁闷着。放眼全国,雾霾此日独厚申城,催生了秋季首个重度污染日。曾经眺望过、同情过帝都雾霾的申城百姓,这一回则忙着关紧自家门窗,忧心忡忡地目送孩子出门入托、上学……

以前没几个人能准确读写的“霾”,如今成了常用字。烟非烟,雾非雾,夜半来矣,天明不去,来如噩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不独是上海,PM2.5这一回让长三角集体失陷。

很想一个筋斗云翻到半空,再借双千里眼,恨恨地探看究竟是谁在这一天牵出了这头霾,毒化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生命?

就在这个霾日,看了一段颇有隐喻力量的视频短片,忽有所悟。有亚洲平衡大师之称的志田美代子表演的棕枝平衡舞,其实不能算是舞蹈,而是一个由一根羽毛发端的哲学隐喻。她用一根棕枝稳稳地挑起那根羽毛,又用另一根更大的棕枝挑起这根棕枝,一根接着一根,她缓缓架起一个如恐龙骨架般庞大的平衡系统,几乎网住整个舞台,让人屏住呼吸,生怕这个系统吹弹得破。棕枝越来越多,平衡系统也越来越难控制。神乎其技的是,美代子用最后一根棕枝巧妙地顶住了整个系统,而自己悄然抽离,彻底置身物外。正当大家瞠目结舌之际,她轻轻拈去最初那根白色羽毛,整个庞大的平衡系统瞬间崩溃……

是谁牵出了霾?这不啻在问,是谁打破了亘古便有的自然界相互牵制、相互依存的精妙平衡?而这平衡的缘起与终结,都关乎轻飘到本来可以忽略的那一根羽毛。

这根羽毛,可以是任何一个开着车、抽着烟、搭乘着飞机、购买过工业品的我们自己,是那种被冠以“现代”之名的生活方式。“贡献”最大的始作俑者,倒可能早已颓然委地,但自有新的支撑前仆后继,渐渐把一片洁净江山染上毒雾。与其追问谁是最后那根羽毛,不如沉心静气重新搭建新的环境平衡。

中国正在试图这么做。

国务院不久前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投入1.75万亿元的巨资治理雾霾天。十项具体措施犹如十根“棕枝”相互搭衬,更要靠所有城乡的相互驰援,试图化解积重难返的举国大气污染。但是,光有棕枝是不够的,还需要羽毛的分量。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近日首次指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并视其为普遍和主要的环境致癌物。这确实令人绝望,我们再也无法独善其身。哪怕你再小心翼翼试图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哪怕是拒绝喝酒抽烟,坚持慢跑健身,但是你无法让自己不暴露于空气污染中,你也不可能拒绝呼吸。

对国人而言,好消息也不是没有。

瑞士绿十字会11月5日发布2013年环境毒素报告表明,全球有两亿人的生活空间被有毒物质污染,而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地方分布在8个国家,其间没有中国。去年上榜的中国一些重污染地区,今年光荣下榜。外媒评价道,“这多亏了政府解决有毒污染问题的努力”,光是临汾,“中国政府就关闭了数百家重污染工厂,并要求剩下的工厂安装更清洁的燃煤设备”。

雾霾频袭的当下,我们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还是那句俗到了家的话:从我做起。

关注棕枝,同时也做好那根羽毛吧,因为它的分量,亦能左右世界。“一次性消费”泛滥,国蠹能否根除?(2013年12月14日)

雾霾频袭中国,连海南亦难幸免。国人牢骚万千,怨忿肠断,万炮齐轰,目标散乱。其实,雾霾中行走的你我,对四处弥散的污染亦有贡献。

且不说别的,单说中国专注推行30年的一次性消费,谁能置身事外?

有时难以理解,拥有厚重五千年历史的古国,何以对“一次性”如此钟爱,如此须臾难离,让“一次性”诱惑如此没有节制泛滥成灾,给中国脆弱的生态添上“浓墨重彩”?

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餐具、一次性雨衣雨伞、一次性餐布、一次性塑料袋,宾馆中使用的一次性洗浴用品,以及无数具有“一次性”性质的手机电池、一次性相机、一次性水笔、塑料饮料瓶、飞机上的一次性刀叉及餐盒、大型展会发放的精美宣传材料、无节制的豪华精致包装如月饼盒……

13亿人使用,累积30年,这是多么可怕的浪费,多么巨大的污染源。

种种“一次性”,原本舶自海外,因与国人渴望的方便、快捷、潇洒一拍即合,故以不可思议的扩张速度,在中国迅速燎原,轻易拔得世界头筹。

何时我们才能向“一次性”坚决说“不”?

我们有过说“不”的成功案例,叫停过伴着沙尘暴一起漫天飞舞的塑料袋。

据专业部门统计,中国人每天曾使用塑料袋超过30亿个,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每年中国人丢弃的白色垃圾,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量。青山绿水,受到荒漠化以及日渐膨胀的“白色垃圾”“电子垃圾”的双重蹂躏。

5年前,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在全国强力铺开,成为环保人士欢呼的当年头条环保好新闻。据估算,此举将让每天30亿份“白色垃圾”减少三分之二。只是,超市似能管住,但小菜场的分发塑料袋仍难以禁绝。根治国土污染,还我碧水蓝天,其路漫漫。

对人类来说,“一次性”用品泛滥,是一场遍及全球的生态灾难,这是一种浸润式的慢性中毒,让人失去警觉。越来越多的国家,早就在向“一次性”之祸宣战——不但超市不提供免费塑料购物袋,宾馆也不设一次性洗漱用品、餐馆不提供一次性筷子、飞机上不提供一次性餐具……

中国的行动早已滞后,“一次性消费”已成国蠹,没有任何一位国民能置身事外。

杜绝过度“一次性”何以这么难?除了人们对“方便”的不舍,更有经济利益暗中作祟。多少企业以此为生,多少利益交换赖此进行,一旦扬弃,肥水东流,不知多少既得利益者将徒呼负负。

但是,为这点“肥水”买单的,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洁净空气、水和土壤,代价高昂。“一次性”消费意识,还渗透着短视、功利、漫不经心、漠视自然的种种消极心态,甚至侵入精神生活。快餐式阅读让经典成为垃圾,而垃圾变成流行;即用即抛式爱情,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竟然成了笑柄……

警惕并杜绝“一次性”之祸,不但是这一代中国人的环保使命,更是文化责任。

有些“一次性”用品,比如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十分必要。但对绝大部分“一次性”说“不”,放弃的是物质垃圾和精神惰性,收获的,将是环境和心灵的双重美好。周末,且提起竹编的菜篮,重拾雕花的竹筷,拈起久违的钢笔和毛笔,在出门的行囊中塞进一柄牙刷、一把梳子……回归朴实生活,绝非对现代化的背叛。

当然,光靠个人觉悟远远不够,还需要强制性的法条。中国岂有想做而做不成的事呢?关键得赶紧想起来。圣诞老人雪地摔倒,你是哭是笑?(2013年12月28日)

圣诞节在雾霾中如期而至,引爆众多神吐槽,微博微信网友创作热情高涨,人们手指如飞苦中作乐疯狂转发,形成一场今年独有的网络圣诞狂欢。主角儿自然是那位白须红袍的圣诞老人。

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圣诞老人在到中国途中因雾霾摔倒,至今无人敢扶,仍在雪地上趴着挣扎,袋子里的礼物被哄抢一空,麋鹿被城管收走,雪车又因为无牌照被交警没收。今年圣诞节取消,请互相转告。

雾霾、城管、牌照、交警、哄抢、老人无人敢扶、节假日取消……短短一个小段子,关键词的背后却都有让人弹眼落睛的新闻故事阴影,集纳了2013年的百感交集。

这是成人的圣诞狂欢,说过笑过,他们照样忙碌着订圣诞大餐,给孩子们买圣诞礼物,互发祝贺短信或更多段子。然而,他们忘记了圣诞老人原本就是不少孩子期待了一年最甜最大的那枚糖果。有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当爸爸向妈妈大笑着转述这个段子时,他惊恐地瞬间飙泪,而且哭得不依不饶,肝肠寸断,闹着说要去雪地上寻找圣诞老爷爷,扶他起来。父母只好紧急又编一个段子,说圣诞老人已经自己起来了,没有受伤,仍在继续赶路。但是孩子敏锐地发现了新段子的漏洞,“他的鹿车呢?警察叔叔还没有还他啊!爸爸你快点开车去接圣诞老爷爷吧,万一他又摔倒了呢?”

这是一颗纯净透明的赤子之心,过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冷漠、算计和调侃,只有对弱者的同情、心疼和无尽的善意。

然而,一想到当这孩子长大以后将迅速泯然众人矣,由不得滋生一种九斤老太式的悲哀。翻看今天的新闻,竟忍不住把新闻主角自动用这个天真的孩子代入。去年广东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总额,计生委说是14亿,财政厅说是26亿,这孩子长大以后,若有权柄在手,是否也安于制造类似罚多报少的巨大猫腻?“八项规定”出台后,受党纪政纪处分的达6000余人,这孩子长大以后,面对利益诱惑,会不会也乐于享受“金波玉液噎满喉”的快感?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指城乡两极收入水平相差达20倍,农村本科生成为就业最困难人群,失业率达三成,父亲职业在体制内就业方面权重显著,这孩子长大以后,是安之若素地参与拼爹还是咬牙切齿痛恨没能口含银匙出生?“冷空气来了,预计今天西安空气质量好转至重度污染”,这则并无错误却让人哭笑不得的新闻标题,在这孩子长大以后,是否还会刺痛他的眼眸……

想到这样一颗水晶般的赤子之心,会在社会雾霾的笼罩下,渐渐失色、蒙尘、纳垢,真有锥心之痛。我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而要想了解我们的社会还有多大的改革空间,不妨在我们四十岁的时候,反躬自问:四岁时的善良与纯净,自己还剩下多少?

努力过也失败过的我们,将把一个奇迹般崛起、同时也有千疮百孔的中国捧在手心,交给下一代。不是没有自豪,但更多的是愧疚。那个心疼雪地中摔倒老人的孩子,那些希望爸爸开车去救人的孩子,会不会在20年以后依然纯净善良,这取决于我们能否交给后人一个更健康更阳光更平等的中国……春运,载不动的中国乡愁(2014年1月11日)

这一刻,在中国城乡的千门万户里,都有一位母亲,在掰着手指数着悬望着,在采购着盘点着香喷喷的年货,她无数次想象着家门被敲响的那个甜蜜而美妙的瞬间,她已经等了一年甚至数年,等着自己的孩子回家。

而在那一头,她在异乡的孩子也魂不守舍,一种叫作“想家”的蚀骨相思,堆积了整整一年甚至数年。为了将之消灭,首先要买到一张珍贵的回家车票,或船票,或机票。想家的人群很汹涌,让12306成为一个随时都在崩溃中的购票网站。

交通部在各种盘算之后告诉我们,2014年春运期间,全国道路客运量将达到32亿人次,同比增长5.8%左右;全国水路客运量将达到4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1%;民航局计算之后也说,春运期间全国民航客运量将达4200万人次,环比增10%。数字年年都变,不变的,是自从2006年的春运人次突破20亿之后,年年“空前”。今年预测的总计近33亿人次,相当于把全球的一半人口,在短短40天之内集体迁移。这是足以摧枯拉朽、移山倒海的一场浩浩荡荡的人口大迁移。

在中国的春天,水陆空的交通工具,不管从哪里出发,往往都指向一个目标:家。

故乡有爹娘,有亲朋,还有让人牵肠挂肚的孩子。不计其数的中国孩子,在向他们的妈妈或祖辈提问,“爸爸去哪儿了”——“爸爸”们越来越多地忙活在另一个餐桌、另一个城市,甚至另一个国家。现在,经常缺席的爸爸、妈妈们也要回家了。

中国年的全部的意义,就在于团圆。为了团圆,中国的“春运”之隆重、之艰辛、之惊天动地,远超当今人类任何一次集体活动。

回家,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足以温暖和感动古今中外。

中国式春运,足以成为让全球任何国家交通部长崩溃的梦魇。然而,春运所意味着的人口自由迁移,仍然是中国社会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进步。自由的“候鸟”们在城乡间任意穿梭,他们是无数来自田野的中国工人,是用读书改变命运的莘莘学子,是追逐梦想的城市白领、海归青年,他们搅动了曾经沉寂的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中国经济活了、中国文化活了,人流汹涌、物流汹涌、信息流汹涌,因为“他们”,中国从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有了和世界对话的底气。

春运,是观照中国社会的一面“魔镜”,映射出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以及所有困境。

如果农村、农业更加高效,如果新型城镇化让中西部涌现更多星星般的小城小镇,容留更多青壮劳力,如果东西部差距不再如此悬殊……那么,33亿人次中的相当一部分,或许会把“家”和“工作地点”渐次融合?

就春运而言,变化已经出现。一位老铁路告诉我,很多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不再望网兴叹,会在网吧娴熟地上网购票;绿皮车渐成历史,买得起动车、高铁票的打工者越来越多;因为不少企业办在家门口,有的地方青壮年的离家打工意愿在下降,沿海一些大企业不得不开着浩荡的大巴在送工人返乡的同时,也恳求相约他们坐企业的车回到工厂……

我们在等待着不远的未来,春运的数字摆脱“空前”,让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颓其一角。

拥有33亿人次的同行者,这个春天,乡愁写进了妈妈新添的皱纹,写进了治国方略,写进了每一盏灯光下的家国梦……民惟邦本,算账算出来的期待(2014年3月11日)

今天,咱且耐着性子算算账。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两个数字弹眼落睛: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31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其压缩力度堪称空前。

往前翻了一下预算司提供的数字,便知其来之不易。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支出为94.7亿元,2011年则为93.64亿元,2012年锐减为74.25亿元。去年,按照李总理透露的减少比例,中央单位应该是将“三公”支出硬生生压进了50亿元以内。

这只是中央单位的,如果算上全国的“三公”支出,挤出来的资金更加惊人。据报道,全国公款吃喝一年曾达3000亿元;公车消费更多,超4000亿元,今年正要对此痛下狠手。倘若都能减少三成,省下来的资金将达两三千亿。这还没算上李总理承诺的维持政府机关运行开支行政经费的“只减不增”呢。

这是什么概念呢?

且拿教育投入比量一下。这两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在3000多亿元。前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贫困地区儿童试点三元餐补,国家下了那么大决心,中央财政拿出来的也就是160多亿元——只是省下来的公款吃喝费用的零头。

我国行政管理费用的成本高昂,多年来膨胀势头极猛。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其后还有上升,是很多国家的数倍。与此同时,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比重却增长缓慢。“政府教育财政支出要占到GDP的4%”承诺了近20年,才得以实现;医疗上的财政支出占GDP之比更低,也在世界排名中垫底,让我们有了新的羞惭。

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再来考量35%与26%这组数字,以及“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扩建,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这一新“约法三章”,就有一种隐隐然的欢喜与期待:被诟病有年的中国昂贵的行政成本,将可能在这一届政府手中,发生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逆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反过来说,倘官为邦本,显然就不“固”不“宁”了。所以,这个预期中的逆转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它还将弥合民众与政府的距离感,固化比黄金更珍贵的信任感。

如果再得寸进尺地揣度一下,有没有可能削峰填谷,做直截了当的“转移支付”,将移除下来庞大的“三公消费”之山,去填民生方面的欠账?比如,削公车之峰,填校车之谷?领导干部道德境界本该堪为国民表率,花在公车上的钱紧上一紧,被视为公共安全头号难题的校车,就不至于如此让人揪心了。

简单的一削一填,或失之于天真,在财政制度上未必能进入操作层面。但全国两会上也有一些代表、委员死死盯着这笔钱。民盟广东省委更向广东省政协提交了《关于把我省节约的“三公”经费用于民生的建议》。他们担心,如果不能直接惠及人民群众,让老百姓摸得着,看得见,这种“节约”又会淹没于新的行政支出,甚至转移到其他项目的“浪费”了。

这样的削峰填谷,更要紧的,是呼应了立党宗旨和立国之本,就是那五个沉甸甸的字:为人民服务。也是李克强总理用大白话说的,“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

从根本上说,政府过紧日子的目的,还不是为了百姓能过好日子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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