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军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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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事者不纠结试读：
前言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会为各种各样的选择而纠结。例如，有朋友找你借钱，你担心借出去的钱会打水漂儿，但又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友谊，于是在借与不借之间纠结；你毕业之后想远离家乡去大城市工作，但你的父母希望你能够留在家乡，从而使你在自己的理想和父母的期待中纠结……
其实，想要解决这种纠结的状况非常简单，那就是专注于当下。曾国藩曾说过一句话：“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这句话的意思是，未来发生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迎上去想它；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不让它杂乱，要做什么就专心做什么；当这件事情过去了，我绝不留恋它。这就是对活在当下不纠结于过去和未来的最好诠释。
曾国藩统领湘军，用兵打仗、筹集军饷、管理部属等方面的事情可谓是千头万绪，如何来处理这些事情，他在日记中总结了三点。
一为剖析，即尽量把事情细分。
一件事情摆在眼前，先把它分成两部分，再由两部分分为四部分，再由四部分分为八部分，分得越多，事情的细密处、隐藏处就越彰显。
二为简要，即简明扼要。
曾国藩认为，一件事情不管多复杂，其关键处总是可以用一两句话来表达。凡是管理大众的道理，必须简易，才能让他们清楚明白；若过于复杂，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将无所适从。
三为综核，即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将做过的事情综合起来检索、核查一次。
这就好比读书、治学一样，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已知的。对于军事、吏事，则每个月有功课，每年有考核；对于饷事，则每一天要有流水账，每一个月要有汇总账。
曾国藩认为，所有这些都要以后来的胜过前面的为好。他天天都要在心里研究这些事，白天做事，夜里思考。
其实，曾国藩所追求的是儒家的最高境界——内圣外王，他总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使自己向着圣人的方向发展。他从最初的顽固派逐渐转变成务实的洋务派，顺应时势，在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风起云涌的危急关头，扶大厦于将倾，再造清朝的中兴，使清朝的统治又延续了半个世纪。
曾国藩能够成就一番伟业的关键在于，他能够顺应时势的发展，及时转变自己的观念，重视当下，而不是在过去中纠结。
人们之所以总是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烦恼，就是因为人们总是纠结于过去或者未来，而忽视了我们最应该重视的“当下”。一个真正懂得“活在当下”的人，便能在“快乐来临的时候就享受快乐，痛苦来临的时候就迎接痛苦”，既不回避，也不逃离，总是会以坦然的态度面对人生。
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中，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即使做不出像曾国藩那样的事业，他的人生也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第一章戒骄戒躁，修身养性用静心摒除“妄念”
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很强的“静”的色彩，几乎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曾在“静”字的基础上立论。《周易》中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礼记·乐记》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孔子说：“仁者静。”“静”之一字，蕴含着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
诸葛亮最早体悟到“静”字的妙用，因此在《诫子书》中，他谆谆告诫儿子，无论修身、立志、治学，都要以“静”为本：“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在这段话中，诸葛亮提出了“静以修身”的概念。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更进一步提出了“主静”说。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天地诞生之前的“无极”本来就是静的，因此人的本性也是静，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才破坏了“静”的状态，只有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静”的境界。
曾国藩刚考中进士时，也和许多幸登金榜的士子一样，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但为官不久，曾国藩就因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一时无法施展，也因为初入仕途缺乏为官经验，更因为耐不住翰林院的清苦和孤寂，脾气一下子变得极其暴躁，动不动就申斥仆人。曾国荃被接到京城随他学习，也因为无法忍受他的脾气愤而归乡。在这个时候，曾国藩拜了唐鉴和倭仁为师，精研理学。唐鉴首先针对曾国藩“忿狠”的缺点提出了“主静”的建议，告诉他“静”字功夫最为重要。曾国藩也由此得到了修身要诀。曾国藩听了唐鉴的教诲，也觉得“静”字功夫正是他所缺乏的。倭仁也指教曾国藩说：“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若一向东驰西骛，有溺焉而不知，知而无如何者矣。”
对理学家而言，“静”的功夫是如此重要，那么曾国藩是如何体会“静”学说的呢？曾国藩感悟道：
只有心静到极点，身体才能寂然不动。这句话可以作为座右铭来遵守。所谓没有丝毫杂念，毕竟还不能真正体验出“极静”来。真正的“静”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昆虫破眠，才可以称之为开启；谷粒坚实，才可以作为下播的种子，如果谷粒不饱满，说明没有满腔生意，就不能作为种子来使用；假如万物就这样在我心中开始，那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至静的境界。因为静极生阳，大概生物也有一点萌动的仁心吧！气息静极，仁心却不止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月不违仁，可以说的确是洗尽杂念，隐居退藏，因此他才是在极静中体会到真乐趣的人啊！
如果我们想要在不同的环境里都能入定求静，那就一定要用心体验这细致而又未可觉察的意旨，好好验证一下自己的内心，究竟有没有所说的一阳初动、万物因此而萌生的意念。如果有，大概才可以说是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的杂念，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动，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即使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甚至生理的机能都几乎丧失了，那也不能算真正达到“静”的境界。因为如果有外界的干扰，他的心就不会安定了，况且他根本就没有达到“主静”的境界。有些人为不能入静而困扰，不想白白往来于人世；后来，通过对道本身的观察，才知道阴先于阳，即先有静心然后才能体验到忍心的极大乐趣，这才相信了。是啊，我也是通过深入地体察这真的道体之后，才认识到阴先于阳的道理。但是，倘若不是自己亲身体验，始终只是浮皮潦草地说说罢了，又哪里能够体验到其中的乐趣呢？
中国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即通过养心来达到忍心的修炼。古人云：“心体澄澈，常在明镜止水之中，则天下自无可厌之事；意气和平，常在丽日光风之内，则天下自无可恶之人。当是非邪正之交，不可少迁就，少迁就则失从违之正；值利害得失之会，不可太分明，太分明则起趋避之私。”
曾国藩认为心静如水，不生妄念，淡泊名利，把万事看空，不仅有益于养生，而且也是忍道心境修炼所必须。这与佛家所强调的“断妄念”的观点是一致的。烦恼是什么？就是妄想、杂念。我们头脑中不断想事情，种种念头、种种幻想，都像电影一幕幕过去，犹如奔腾不息的急流，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息。这种想事的心，就是“妄心”。
佛经曰：“积植德行。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意思是说：因为人心里常常起“贪嗔痴欲诸想”，因此才需要加以修正。佛家所讲的“真心”里面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只有把这些东西除掉，心才能清净。“色声香味触法”是外界的诱惑。外面有诱惑，里面就起贪嗔痴。佛在大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人们本来是佛，现在堕落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人们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内心起烦恼。《华严经》上说：“妄想，执著。”这是人类烦恼之根源。因为有妄想，因为有执着，执着就变成贪嗔。妄想是愚痴，这是心不静的病根。想要心静，必须“断妄念”，要从“不起贪嗔痴欲诸想”做起，除了“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之外，还要不被外境所诱惑，内心不起妄念。只有这样，才能内心清净。
与外在行为的动静相比，内心的动静才是根本，精神才是人类生活的本原。想要修身有成，必须在“静”字上下功夫；即使想干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同样要在这个“静”字上下功夫。曾国藩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这段话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忠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佩孔子弟子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的，人能大彻大悟，就是不容易了。因此，思想清净，除私欲，戒妄念，实为修身一大要素。”在这些方面，曾国藩也是说到做到。曾国藩一直自律甚严，他力除私欲，一生清廉，为世人所称道。他从金陵官署中搬回老家的财物，主要是些书，他任两江总督时所穿衣服的价格都不超过三百两银子。
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叹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最后一次游览。
晚年，他自感身体太差，实在“有玷此官”，他多次上疏恳辞官职。但两个弟弟曾国荃和曾国潢都与他不同，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吉安、安庆、天京（今南京，太平军于金陵建都，改名天京）后，三次搜刮，一次比一次凶。他在家乡所起的“大夫第”，长达一千米，房子数百间，其中有大量财宝、家具和仆人婢女，为当时所罕见，被人讥为“老饕”。曾国藩对此极其反对，他认为“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国藩的确在戒妄念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到了思想清净。如果能去除妄念，一个人就会明白他到底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胸怀宽阔，能容能恕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因此，如何与人相处，使自己的事业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基础作为支撑，而不是到处树敌，使自己寸步难行，这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就是：宰相肚里可撑船，待人以宽恕二字为准则。
曾国藩早年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有一个同学性情偏躁。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看见了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你把书桌放在窗前，光线不就被你遮住了嘛。赶快挪开它。”曾国藩听了就照同学的话把桌子移开了。曾国藩晚上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晚上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只好低头默诵。不久，曾国藩中了举人，传报到时，那人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质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国藩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如无事一般。当时的书院院长欧阳坦斋知道此事后，夸赞说：“国藩大度，必成大器。”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宏阔，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信任。没有肚量，生活处处皆是烦恼。俗话说“大人有大量”，说的就是胸怀和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
关于曾国藩的宽和大度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十分显贵，任阅卷大臣，向刘长佑索取他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笔迹，可刘长佑坚持不给。后来，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盛，曾国藩负责分击，刘长佑负责合围，他以草书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长佑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篇文稿，觉得这样做非常正确。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对于这个事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功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的虚怀若谷、雅量大度，还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处处以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下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时，便能立即改过不吝。由于李鸿章身居重位已经很长时间，而政务又繁忙，自然不免产生傲慢无礼的态度。
有一次，某个下官拜见他时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捻着髭须，像没看见一样。等到拜见的官员坐下，李鸿章问有何事来见，那官员回答说：“卑职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您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谬传吧！”官员说：“不是的，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鸿章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曾国藩一生受儒家、道家思想影响极大，十分强调儒家说的“恕”。“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他教导四弟要以“恕”立身，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有一次，一个冒充校官的人去拜访曾国藩。此人高谈阔论，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辞伶俐，心中好奇。谈话中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之事，那人危言正色道：“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骗。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欺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他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彭玉麟及郭嵩焘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便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后，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回答说：“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由此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必须要有恢宏的气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人，且记“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恕”是忍道的修炼之道，更是事业成功的保障。为人如果心中无恕，丝毫没有容人之度，看谁都不顺眼，最后只能成为孤家寡人。
曾国藩的宽容大度还表现在他对左宗棠的保举上。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咸丰四年（1854）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责备曾国藩“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很不应该，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使得曾国藩颇失众望。
尽管左宗棠在很多事情上与曾国藩意见不合，但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
咸丰六年（1856）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很快就得罪了不少人，樊燮案使他被迫于咸丰十年（1860）正月离开长沙。三月二日左宗棠到达湖北襄阳，当时，曾国藩驻军在宿松，便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将他接入营内，并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清廷接到曾国藩的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派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率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对他的战绩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以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初二，曾国藩又上奏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也立即准奏。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就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使左宗棠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补授浙江巡抚。同治二年（1863）三月十八日，左宗棠授命任闽浙总督，仍兼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把别人捧得与自己一样高，这样的保举，恐怕也只有具有超人度量的曾国藩才能做到。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特别是手握重权的将帅的度量直接影响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协调发展。人与人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有的是由于认识水平的不同，有的则是因为一时的误解造成的。如果身为将帅的人有较大的度量，以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别人，这样就可能赢得时间，使矛盾得到缓和。反之，如果度量不大，即使为了芝麻大的小事，相互之间也会争争吵吵，斤斤计较，结果必然是伤害了感情，影响了相互之间的信赖。
纵观古今中外，大凡胸怀大志、目光高远的仁人志士，无不大度为怀，置区区小私于不顾；相反，鼠肚鸡肠、竞小争微，对只言片语也耿耿于怀的人，没有一个成就得了大事业，没有一个是有出息的人。修身良方：反思和慎独
培养励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一个成功者的基本素质。《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曾国藩认为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道德修养。
曾国藩平时很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以品德上的进步惕厉自己。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无疑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才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
曾国藩在他的《日课四条》里说：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 《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关于“慎独”的宏论可谓透彻而精彩。
慎独，是理学家们最重要的修养方法。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慎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忍心的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并且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警惕是否有什么不适当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到和听到，害怕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自己不知道。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总是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坚持慎独，在“隐”和“圣”上下功夫，即有人在场和没人在场都是一个样，不允许有丝毫邪恶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忍道心境提升到很高的境界。
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的全面修身养性要求的第一条就是慎独。曾国藩说，只要做到“慎独”，就能保证内省不疚；既然对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就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因此，在曾国藩看来，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关于慎独，曾国藩专门做过一篇《君子慎独论》，他说：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凛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曾国藩认为，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为了克服自身存在的毛病，曾国藩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训，下开自我批评的先河，时刻不忘修身养德。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比荀子还严格，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十月初一，曾国藩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集》, “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此外，为了彻底改正自己晚起的毛病，曾国藩还特意写信让弟弟监督提醒自己。
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孟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佩服他，表示愿终生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逐日检点”的，由于认为检点是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允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曾国藩说，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应思考为什么不能平淡的原因，并进行反省和改过。为此，他一生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如实地记录下来，认真反省。综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自责的语句。譬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之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等。于是，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仅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天，他就连续十来天写下了诸如“说话太多，且议人短”之类的句子，如“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 “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日总是口过多，何以不改”等。对于友人的忠告，曾国藩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正。邵蕙西曾当面指责他“交友不能久而敬”, “看诗文多执己见”, “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并决心“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此外，他所做的箴言以及警句等，大部分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一个人是否聪明不在于他犯不犯错误，而在于他能否从错误中学到经验避免下次再犯；一个人是否具有高尚的品行不在于他在别人面前的表现怎么样，而在于他在独处的时候的表现怎么样。因此，对于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而言，每天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和慎独是必须的！不惧不怕，坚忍不拔
曾国藩认为，作为统兵打仗的一方主帅，能够成就大事的重要一点，就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刻“独立而不惧怕，确立而坚忍不拔”。湘军这个曾一度上不了台面的临时团体，之所以能够“滚雪球”般发展成为一个和衷共济、充满活力的战斗团体，就是因为曾国藩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是忍得住。
同治元年（1862）五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自古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人不是由自强自立做出来的。就是圣人、贤者，也各有各的自强自立的道路。所以能够独立而不惧怕，确立而坚忍不拔。我往年在京城，喜欢与有大名声、有大地位的人作对，也并不是没有挺然自立、不畏强暴的意思。后来，我统兵剿逆，也完全是凭借在关键时刻能够独立而不惧怕，确立而坚忍不拔而得有所成的。
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十六日，太平军再破清军江南大营，解除金陵之围，随后，和春自缢，张国樑溺死。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分兵四路，进攻苏、常。从闰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太平军连克丹阳、常州、无锡，并在四月十三日攻克苏州。一时间江南财赋之地尽入太平军之手。
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对清政府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江南大营完全是清政府的八旗正规军，长期以来咸丰皇帝一直将其倚为长城，用来威胁和窥视金陵。清政府并不放心曾国藩，原指望用湘军对太平军进行剿杀，而由江南大营坐享其成。然而，天命无常，咸丰皇帝原以为将大营扎在金陵东郊，既可以威胁金陵，又可以护住苏、常财赋之地，却没想到江南大营如此不堪一击，这就迫使朝廷不得不转而依靠湘军。为了催促曾国藩尽快收复苏、常，朝廷破例赏给曾国藩兵部尚书衔，授以署理两江总督之职。曾国藩的同僚及部下，在闻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都劝他放手大干，进军东南。
曾国藩却一直坚定地认为：只有将战略重心放在安庆，才能掌握以上制下、反客为主的军事主动权，并最终达到围攻金陵、铲除太平天国的目的。因此，他仍然坚持围攻安庆之兵不能撤。当然，曾国藩为了给朝廷有个交代，同时还决定派军驻守祁门，在表面上摆出一副支援苏、常的架势。
祁门是一座小县城，位于皖赣边界，四面环山，它的东部与徽州府的黟县、休宁、歙县毗邻。这里虽然交通闭塞，却是太平军西向征途中长江南岸的必经之地。驻守祁门，表面上是对支援苏、常做出姿态，以慰咸丰皇帝和江南士绅，实际上是要争夺皖南，以达到西屏江西后方，东阻江浙太平军西向，北作为安庆的南翼，危急时即可上援安庆的目的。为此，曾国藩抽调鲍超六千人，朱品隆和唐义训两千人，杨镇魁一千人，并将张运兰的四千人由湖南调回，预计集中一万三千余人渡江南下，进驻祁门。
然而，曾国藩于六月十一日到达祁门时，随他一起来到祁门的部队，只有朱品隆和唐义训的两千人、杨镇魁的一千人，张运兰于七月才到达祁门，而鲍超回家探亲迟迟未归。
曾国藩抵达祁门以后，由于江浙地区相继被太平军占领，当地官僚们纷纷请求咸丰皇帝派湘军前去援助，李秀成进出嘉兴府，瑞昌、王有龄请其援浙；陈玉成进攻上海，薛焕请求派兵支援上海和苏州。适逢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不知所措，只好命曾国藩“分路进兵，规复苏、常”；几天后，又改命进援浙江，先“保全浙省，再图规复江苏”；并于六月二十四日，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的水陆各军悉归其调遣。
此时，曾国藩虽至祁门，但兵将不齐，身边能征善战的兵力并不多，进援浙江，是根本不现实的。目前，他只能立足皖南，争取迅速攻克安庆。但为了应付咸丰皇帝，曾国藩只好对咸丰皇帝开空头支票：“皖南进兵，必须能保宁国、能复广德，乃有进兵东下之路。”因为此时，太平军已占领广德，而军事重镇宁国正处于太平军包围之中。所以，曾国藩的当务之急是先解宁国之围，保住祁门东向的门户。谁知，八月十二日，在清军损失了近六千人之后，宁国府被攻克。这就迫使曾国藩只能改攻为守，令张运兰驻防旌德、鲍超坚守太平、李元度防御徽州，以阻止太平军的进一步深入。
由于徽州战略地位重要，所以临行前曾国藩不放心地对李元度说：“徽州乃皖南大城，又是祁门的屏障，长毛打徽州，是想冲破这道门，闯进祁门来，守住徽州意义重大。你千万不要把它丢了。”
李元度毫不在乎地拍着胸脯说道：“大帅请放心，长毛撼山易，撼平江勇难。有平江勇在，徽州城绝不会缺一个角。”然而，李元度到达徽州后，并没能守住这座门，很快就在太平军九万大军的围攻下弃城而逃。
徽州失守，祁门变成了前线。当时，曾国藩身边仅有张运兰的老湘营一部分及亲兵营，合起来不足三千，形势十分危急。再加上此时李秀成正率领第二次西征的南路大军进入皖南，并于咸丰十年（1860）十月十九日击败了张运兰一部；刘官芳所率大军攻入安徽黟县羊栈岭，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六十里；而李世贤部则从东面逼近祁门；黄文金部也扎在祁门西。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实际上已处于太平军的团团包围之中。
当时，曾国藩的身边只有不到三千人，而张运兰被李秀成打败之后，也是岌岌可危，此时已处于无暇旁顾的境地，曾国藩只好急调鲍超前来援助。曾国藩在家信中，描述了此一窘境：“十九日未刻，石埭之贼，破羊栈岭而入，新岭、桐林岭同时被破，张军前后受敌，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曾国藩觉得此次祁门被围，肯定是凶多吉少，便事先写好了遗嘱。祁门大营的众幕僚也是心慌意乱，都有撤退的意思。欧阳兆熊曾描绘说：“（湘军）至徽一战大败，叶小鹤副将阵亡。文正驻休宁城，羞忿不肯回答，已书遗嘱，部署后事，军中皇皇，莫知为计。”曾国藩见人心涣散，强留必定适得其反，遂声称愿走者大营发给路费，待渡过难关后仍可回来。正当众人不知所措之时，李秀成却匆匆撤兵。原来，李秀成只是借道羊栈岭，并非想进入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一场虚惊总算过去。
李秀成虽然离开了祁门，但太平军仍有人马停留在皖南。太平军已占领徽州，随时还有进攻祁门的可能。所以，曾国藩命令鲍超仍然驻扎渔亭，张运兰驻扎黟县，来加强祁门大营的防卫。但一时间曾国藩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兵力上的劣势。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二十七日，李世贤由休宁进占江西婺源，一举攻占了景德镇；刘官芳则开始进攻榉根岭、禾戍岭、历口等地。历口是祁门大营出入的通道，距曾国藩大营仅二十里。景德镇的失守，更是切断了祁门大营的所有对外通道，曾国藩几乎陷于绝境。
当时，太平军的兵力在湘军十倍以上，湘军则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双方打了三天三夜，一时还没有分出胜负来。但是，湘勇的人数却在一天天减少，太平军随时都有可能破岭而入。看来，祁门大营的覆没是在所难免了。
曾国藩此番处于绝境，自料难逃一死，再次写好遗嘱，并在床头放一把剑，随时准备兵败自杀。祁门大营的幕僚们更是惊慌失措。整个大营到处弥漫着惊恐慌乱的气氛。那些纸上谈兵的军机参谋、舞文弄墨的书记文案，以及记账算数的小吏，乱作一团，纷纷暗中寻找生路。许多人暗暗后悔没有早点离开。在此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曾国藩尽管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他充分发挥了“独立而不惧怕，确立而坚忍不拔”的忍道之功，表面上仍镇定自若。见人心已散，他便亲拟一个告示：“当此危急之秋，有非朝廷命官而欲离祁门者，本督秉来去自愿之原则，发放本月全薪及途费，拨船相送；事平后愿来者，本督一律欢迎，竭诚相待，不记前嫌。”并叫文书誊抄后贴在营房外。众幕僚见曾国藩在关键时刻如此镇定，大受感动，纷纷表示愿生死同之，大营“人心遂固”。正是曾国藩在生死关头的“不惧”和“坚忍”，才激起了部属同仇敌忾、拼死报效的决心，从而渡过了危机。忍辱负重，徐图自强“打脱牙，和血吞”是曾国藩关于坚忍之气的名言。“坚”可理解为锐意进取，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在数十年的打拼中，曾国藩对他人的不理解、不支持和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强忍着咬牙坚持，徐图自强。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打脱牙之时多矣”，又说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渡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放弃自己的目标，或绕道他处。实际上，‘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曾国藩通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咸丰四年（1854），在曾国藩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正盛。以金陵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全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中，清政府在这一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是接连失利。在这种情况下，湘潭决战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全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注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顺势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控制两广和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政权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治的条件下，才具备发动北伐的可靠基地，才有可能夺取全国政权。而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湘军就会因干涸而消亡。
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先派手下第一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急调水师统领褚汝航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殊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太平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朝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
湘潭全胜、靖港大败，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南提督鲍起豹和曾国藩联合上奏战斗经过，请奖励立功将士。而曾国藩则单上一折，痛陈自己的失误。奏折最后，他沉痛万分、深切自责道：“臣整军东下，本思疾驱出境，乃该逆（太平军的林绍璋）大举南犯，臣师屡挫，鄂省危急，不能速援，江南贼氛，不能迅扫，大负圣主盼望殷切之意……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对于曾国藩自罪自责的一片苦心，咸丰皇帝并未理解，反而想起了之前曾国藩的“抗旨”之举，甩手便是一巴掌，使曾国藩好不伤心。咸丰皇帝朱批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愦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摇摇如悬旌，漫无定见也。”于是曾国藩被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被责成戴罪剿贼。
随后，咸丰皇帝又以株守长沙不主动迎战之罪名，将湖南提督鲍起豹革职，任命云南腾越镇总兵常存为提督，在其未到任前，暂由塔齐布代理。两个月后，骆秉章参奏常存在长沙守城时畏缩逃避，朝廷改授塔齐布为湖南提督。至此，湘军在与湖南大吏的长期争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终于在湖南站稳了脚跟。
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两次战斗的惨痛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外出作战积累了经验。在曾国藩看来，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中最主要的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良莠不分、勇懦不一。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编。
据查，湘军于岳州大败时，敢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前提，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他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曾国藩同时决定将王錱留在湖南，命罗泽南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增至一万余人。曾国藩下令在衡州、湘潭修造船只。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进行的扩充之外，曾国藩还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两千，并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一千余人。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面貌一新，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曾国藩在以后的家信中，提到此事时写道：“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岳州之败、靖江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这就是一个坚忍无比的曾国藩，这就是一个“打脱牙，和血吞”的硬汉子！博览群书，经世致用
曾国藩出身于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很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虽然长期苦学，但资质有限，直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曾麟书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就把期望放到了儿子们身上。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技，十分用心，不懂就让父亲再讲一遍，还不懂再讲一遍。先父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导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他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开始读《周礼》《仪礼》，直至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文选》，这些成为了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他之所以能少年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功业，还是基于他自己的发愤苦读。对曾国藩来说，可以没有华服，可以没有佳肴，但是不能没有书，书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国藩在青年时代就酷爱读书。道光十六年（1836）的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归家。虽然会试落榜，这个“寒门”士子却眼界大开。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宏愿。
这时，曾国藩身上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路过睢宁时，他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易知县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职的县上玩几天。在交谈中，易知县得知曾国藩会试未中，但从其言谈举止中，看出曾国藩是个非凡之人，前程一定不可限量。易知县想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知县慷慨应允，借给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
经过金陵时，曾国藩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十分喜爱这个地方，流连忘返。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然而一问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要一百两银子，恰好与他身上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他的心思，一点都不肯让价，少一钱也不卖。曾国藩暗自盘算：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已交钱定好，沿途不再游玩，省吃俭用，所费将很有限。这时已是初夏，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典当，勉强可以够用。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买书。这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却爱读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曾国藩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将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烂熟于心，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在京师会试之后，曾国藩就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深入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为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的时候。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有选择性地大量阅读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他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使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师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知道他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政务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为官期间，他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和民生疾苦。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右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前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这个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将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之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 “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不理，晚上照旧读书不废。内圣外王，安内攘外
曾国藩为自己的“进取”之心找到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即重视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同时，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内圣外王”之道的运用贯串了曾国藩的一生。
鸦片战争初起之年，曾国藩就抱有“早绝天骄荡海氛”的胸怀，但当时他不过是一个穷翰林，就是想干一番事业，又有什么力量！他作了两首《感春》，在这两首诗中充分表达了他的这种“外王”的思想，诗中写道：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丹心烂漫开瑶池，碧血淋漓染仙仗。要令恶鸟变音声，坐看哀鸿同长养。上有日月照精诚，旁有鬼神瞰高朗。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千代无人踪。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横卧江干径十里，盘坳上有层云封。长安梓人一见，天子正造咸阳宫。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去马填坑谼。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金钟。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诗中大有豪气纵横不可一世之概，是曾国藩自己的真实写照。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松生太华，飞送清渭，丹心瑶池，螭柱金钟，这才是儒生非常的事业。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曾国藩似乎也清楚地明白他的满腔热情在当时的环境中绝不容易实现，只有像孤凤虬松一样待时而动了。
这种“外王”思想所显露出来的挺拔、自尊之性，也使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深表蔑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曾国藩就认为清政府订立《南京条约》，是“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从咸丰三年（1853）冬到次年春，曾国藩在筹办湘军水师时，特别重视购买洋炮装备湘军水师。长沙整军后，湘军水师拥有洋炮千尊以上。
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奕提出“借洋兵助剿”时，咸丰帝命令东南沿海各省督抚都就此发表一下看法。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实际上反对“借洋兵助剿”，只是不好直接提出，于是表示原则上赞同，不过必须在事前做好准备，和洋人把一切说清楚，以免日后再有纠葛。现在这些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借洋兵助剿”的时机尚未成熟。曾国藩对朝廷内部矛盾斗争的形势是熟悉的，他的奏折既以“奖则允之，示以和好而无猜”的说法，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支持了洋务派奕“借洋兵助剿”的建议，又以“缓其师期”，敷衍了朝中当权的载垣、肃顺等人。这些都是他从“外王”精神出发提出的。
后来，即使在迫不得以执行“借洋兵助剿”的君命与“洋兵”共同剿杀太平军时，曾国藩的骨子里也始终有“外王”的意识存在，对英军、法军始终有极强的戒备心理。
同治元年（1861），李秀成奉命进攻上海，英军、法军等悍然宣布“保卫”上海周围百里以内之地。“洋兵”参战已成定局，于是曾国藩指示李鸿章说：“会防上海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近而嘉定、金（金山）、南（南汇），远而苏、常、金陵，皆它处也，皆腹地也。”
为了实现“外王”的精神实质，真正显示出“同类中我最强”的意识，曾国藩“师夷长技以制夷”，用洋枪洋炮装备起中国第一支准近代的军队。
曾国藩从筹组湘军开始，就考虑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战争的胜负不完全取决于武器的锋利与否，但战争不能没有武器，有锋利的武器更好，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所以，曾国藩坚持湘军必须配备大量洋炮。湘军水师正是凭借洋炮的猛烈火力，在咸丰四年（1854）秋大破太平军水师并攻陷武昌的。湘军这次的胜利，更让曾国藩坚信使用西方火器的重要性。既然要购买洋枪洋炮，就牵涉到容许中外通商的问题；既然要试造船炮，则又牵涉到“开放”即进口外国机器的问题。曾国藩提出的新观点涉及面很广，问题很多，但是在“内圣外王”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还是大胆地开始了实践。第二章不拘一格选人才知人识人，考察为先
用人恰不恰当，关键在于对人才的把握是否准确。曾国藩知人识人的能力很高，就连对手石达开也说曾国藩虽然不擅长打仗，但在战略谋划和选拔人才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漏洞，薛福成也说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率湘军收复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李鸿章认为他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于是就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近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投奔曾国藩，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想象的那么顺利。李鸿章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后，曾国藩借口军务太忙没有见他。李鸿章以为曾国藩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一定会召见自己，谁知他闲住了一个月，却没有得到一点接见他的消息，顿时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鸿章得知与自己有同年之谊的道光丁未科进士陈鼐在曾国藩幕府中，陈鼐也任过翰林院庶吉士，与自己又是同僚，就请他去打探曾国藩的意图。
既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那曾国藩为什么要如此冷落他呢？这实在令人费解，陈鼐也不明白，便问曾国藩：“少荃（李鸿章）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之力，在老师门下进行磨炼，老师何以要拒之千里呢？”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恐怕承载不了他这样的巨舰，他何不回京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日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试一试他，再做留与不留的决定。”曾国藩这才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终于进了曾国藩的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想接纳李鸿章，而是知道李鸿章心高气傲，如果不磨掉他的锐气，磨平他的棱角，将不利于他的成长。这大概就是曾国藩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李鸿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曾国藩果然又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使他的锐气和傲气消减了大半，最终成为晚清政府继曾国藩之后的一大顶梁柱。
在识人方面，曾国藩总是先通过与人谈话，听对方的陈述，然后给予他一个评语。后来有记载说他从来没有看错过人，甚至某个人能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他都能通过谈话总结出来。
道光二十四年（1844），郭嵩焘带江忠源来到曾国藩的寓所。这是曾国藩第一次见江忠源，三人谈得十分高兴。事后曾国藩对郭嵩焘谈起他对江忠源的看法，说“生平未见如此人”，过了一会儿又说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字常孺，号岷樵，早年是个喜爱邪行的风流荡子，后来改邪归正，为人极讲信义。在京城参加会试时，他曾两次护送友人灵柩回原籍，不畏千里长途、雨露风霜，善始善终。金田事起时，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广西军务的赛尚阿请江忠源赞襄军务。于是，江忠源在新宁募勇五百，号为“楚勇”。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攻下全州，乘湘水上涨之际，从水路进入湖南。江忠源率楚勇赶到全州蓑衣渡，伐木作堰，横江拦断，使太平军在蓑衣渡一战损失惨重，船只几乎全部被焚，南王冯云山中炮阵亡。这一仗是清朝廷与太平军作战以来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使得江忠源之名传遍全国，可谓“立名天下”，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兵败投水自杀，可谓“以节烈死”。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有人向他推荐了陈兰彬、刘锡鸿两人。这两人颇有文才，曾国藩面见后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善终。陈稳重一些，可官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的作为。”
后来，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外国，对思想开明的郭嵩焘事事看不惯，因而经常写信告郭嵩焘的状，说郭嵩焘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回来告状，说刘锡鸿偷了外国人的手表。李鸿章便将刘锡鸿撤了回来，以后不再设副使。刘锡鸿十分怨恨，上疏朝廷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政府倚重李鸿章办外交，所以对他的上疏不予理会。刘锡鸿更加气愤难平，经常出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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