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枪手迪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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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枪手迪克试读：

这个词和肺鱼一样同属“两栖类”，生于海洋，但也能适应陆地的生活。

本书中有几道食谱或许会让你垂涎三尺，你能在《詹姆斯·彼尔德的美式烹饪》、马赛拉·哈赞所著的《经典意大利菜烹饪书》以及比·桑德拉所著的《非洲美食烹饪》中找到原型，我在书里稍微做了些改进，因此你们不能把这部小说作为烹饪食谱来用。

当然啦，对于那些认真对待烹饪的厨师而言，他们总能在自己的藏书中找到相应的靠谱的原型。* * *

本书中提到的奥洛佛逊豪华酒店是真实存在的，就位于海地的太子港。你们肯定会像我一样喜欢它。我和我的妻子吉尔·韦文氏去的时候住在那个被称作“詹姆斯·琼斯的小屋”里。1915年至1934年间，一旅美国海军部队为维护美国金融权益而占领海地，这间酒店便是他们的大本营，而我们住的这间屋子彼时被用作手术室。

如今这座简朴的木屋像酒店其他建筑一样，外部以拼图姜饼的样式重新装修，造型别致，设计新颖。

顺便一提，海地的货币古德是以美元为基准的，古德的汇率随着美元的汇率变化而变化，美元在当地也是流通的。不过海地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没有淘汰破旧纸币、投放崭新纸币的计划，因此当地人会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像对待一张珍贵卷烟纸一样，对待一张已经磨损得和邮票一样大的一块钱。

几年之前，我离开海地回到家中，在钱包里发现一张这样的纸币，我把它寄给了奥洛佛逊酒店的拥有者阿尔和苏赛茨夫妇，希望让这张纸币回归到它自然流通的环境并得以存活，在纽约这样的地方它一天也活不下来。* * *

美国小说家詹姆斯·琼斯（1921—1977）与妻子歌莉娅就是在“詹姆斯·琼斯的小屋”成婚的，那时候这间屋子还没被叫这个名字。我不胜荣幸能住在这里感受先人的文学气韵。

那里据说住着一个亡灵—不过不是詹姆斯·琼斯，而是另有其人。我们没见过它，据那些见过的人说，是一位穿着白色夹克的年轻白人，可能是医务兵之类的。酒店只有两个门，后门位于酒店主楼，前门则位于门廊尽头。据说这个亡灵从未在主楼或门廊上出现过，每每出现时总会沿着同样的路线行动：从后门进，在一件家具里寻找着什么（那件家具已经不在了），然后从前门离开，一穿过前门，它就消失了。

或许他曾在这间屋子还用作手术室时做过什么或者目睹过什么让他倍感不安的事，才会久久在此停留，不曾离开吧。* * *

本书中提到的四位画家是真实存在的，一位仍在世，另外三位已经往生了。在世的那位是我的朋友克里夫·麦卡锡，现住在俄亥俄州的阿萨森。往生的几位分别是约翰·雷蒂希、弗兰克·杜韦内克，以及阿道夫·希特勒。

克里夫·麦卡锡和我差不多大，出生地也离我的很近。他在艺术学校时，老师一直给他灌输一个观点：最糟糕的画家就是“折中派”，即这边借鉴点，那边拿来点。不过最近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举办了个人三十年作品成果展，他说：“我发现我其实一直都是‘折中派’。”他这副做派很强势，也很可爱。我最喜欢的作品是《1917年艺术家作为新娘的母亲》。那是一年中某个温暖的好时候，他的母亲盛装打扮，并在众人的建议下，在划艇的船头摆好姿势以供作画。划艇停在一片静止而狭小的水面上（或许是一条小河的某段水面），河对岸的树木枝繁叶茂，而她正在船里开怀大笑。

约翰·雷蒂希是真实存在的人，本书中我为他设计的情节，是他的画作《受难的罗马》陈列在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

弗兰克·杜韦内克在现实中也是真的画家，事实上我个人收藏了他的作品《小男孩的头》，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宝贝，我曾一度认为这幅画是我的兄弟伯纳德的画像，画中的小男孩跟他真的太像了。

真实存在的另一位画家阿道夫·希特勒，一战之前在维也纳学习艺术，代表作是《维也纳的方济会教堂》。* * *

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本书中几项主要的象征。

书中有一家不受赏识的球状艺术中心，空荡而寂寥。它象征着我六十岁的脑子。 

在我刚开始专职写作时，有很多我很关心的人不知所踪。他们都住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 ，这座城还在，但是人不见了。书中有一段情景，讲的是一枚中子弹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爆炸，说的就是这件事。

海地象征着纽约，就是我现在居住的地方。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无性人药剂师，现实生活中我的性能力也在不断衰退；他在童年犯下的罪行也是我曾做过的所有坏事的象征。* * *

本书只是一部小说，而非历史，敬请读者切勿对号入座。比方说，书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美国驻奥匈帝国大使是来自俄亥俄州的亨利·克洛氏，现实中彼时的大使则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弗雷德里克·考特兰·彭菲尔德。

在书中，我将中子弹描述得如一根黑魔法魔杖一般，杀人可谓“手起刀落”，但周围的建筑却丝毫未损，这源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狂热分子的幻想。若中子弹真的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爆炸，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将会比我在书中描述的要惨痛得多。

我在书里借视角人物鲁迪·沃茨之口，对克里奥尔语做出了有偏差的介绍。书中说这种语言是一种法语的方言，只有一种时态，就是现在时。其实，只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克里奥尔语看起来只有现在时，特别是当那些讲克里奥尔语的人因为觉得现在时是最容易学的一种时态，而只用现在时跟初学者聊天时。 

要心平气和。—库尔特·冯内古特01

敬告还未出世的生命，敬告混沌虚无的灵魂：留心生活。

我抓住了生命，来到了人间。我曾是一缕混沌的虚无，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孔”，光和声音都透过它倾泻进来。这些声音开始描述我和我周围的环境，但没有一句是我感兴趣的。他们告诉我，我是一个名叫鲁迪·沃茨的男孩，当下是1932年，我身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兰市……

这些声音就没有累的时候，他们年复一年地念叨着，任何细节都不放过，至今仍在絮叨。你知道他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吗？他们对我说，现在是1982年，我已经五十岁了。等等。* * *

我的父亲叫奥拓·沃茨，他的“小孔”是在1892年出现的。那些从“小孔”传进来的声音告诉了他好多事，其中一件事是说，他生于富贵人家，家里是通过制造一种名叫“圣艾蒙的灵丹妙药”的假药发家的。这种药用乙醇染成紫色，用丁香与菝葜根来调味，并掺入鸦片和可卡因。当时还有这么一个笑话：

完全无害，除非停药。

我父亲是土生土长的米德兰人，家里的独子。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祖母，莫名其妙地认定他会成为下一个李奥纳多·达·芬奇。在我父亲十岁的时候，祖母就在别墅后面的马车房顶楼为他置办了一间画室，还请了一位痞气十足的德国木工当他的绘画老师。这位木工年少时在柏林学过绘画，他负责在我父亲放学后及周末时间教他素描和油画。

这对他们师生来说都是一桩甜蜜的勾当。老师名叫奥古斯特·巩特尔，属于他的“小孔”应该是1850年前后在德国出现的。教美术赚得要比木工多多了，这两份薪水足够他随心所欲地喝酒了。

我父亲变声期过后，巩特尔就带他连夜坐火车去别的地方玩，比如印第安纳波利斯、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和克利夫兰。表面上他们是去参观美术馆和画家画室，实际上他们还去饮酒作乐，成了中西部最妖冶妓院的座上宾。

不知道这对师生中有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我父亲其实连颗青苹果都画不好？* * *

当时有人察觉到事情的真相吗？没有。米德兰市没有一个艺术爱好者留心观察父亲到底有没有天赋。如果市里有人关心这事儿，他可能就变成梵文学者了。

米德兰不是维也纳，也不是巴黎。它甚至无法与圣路易斯和底特律相媲美。它也就能和布赛勒斯、科科莫比比。* * *

巩特尔的欺诈行为终于被发现了，但是已经太晚。他和父亲因给芝加哥的一家妓院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被警方逮捕。之后我父亲患上了淋病，身上又发生了很多其他糟糕的事。我十八岁的父亲已经成了一位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浪子。

巩特尔遭受了严厉的斥责并被开除，还被列入家族黑名单。祖父母在当地权极一时（这多亏了“圣艾蒙的灵丹妙药”），他们在米德兰到处宣传称任何一名高素质的人都不会雇巩特尔做木工或其他任何工作，永远不会。

我的父亲则被送到维也纳的亲戚家里治疗淋病，并打算在当地一所国际首屈一指的美术研究院上学。他舒服地躺在一等船舱里，漂浮在路西塔尼亚境外的一片公海上，准备开启他在维也纳的美好人生。与此同时，家乡祖父母的别墅被烧毁。公众都怀疑是奥古斯特·巩特尔搞的鬼，但找不到任何证据。

祖父母并没有重建别墅，而是住进了距牧羊人镇不远的万亩庄园，把别墅的车房和地窖抛诸脑后。

这些发生在1910年，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四年。* * *

父亲带着他在米德兰作的几幅画去了美术研究院。我曾仔细观察过一些他年少时期的画作（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总是对着它们发愣），他很擅长交叉影线以及织物阴影，奥古斯特·巩特尔一定也很擅长这些。不过父亲总是不自觉地把一切都画得像水泥似的，一位身着水泥质地裙子的泥制女人正在遛一条泥制的狗、一群水泥做的牛、放在窗前的用泥碗装的泥水果，窗帘也是水泥做的……

他也不擅长抓住事物的特征。他曾为祖母画过几幅肖像，还上交到研究院去了，但我完全没看出来画里的人是祖母。我出生多年之前，祖母就已经去世了。不过我敢说，我父亲为她作的那些肖像画，作两幅之间都毫无相同之处。

研究院要求父亲两周之内来校查询他是否被录取。

虽然那时候家里给他很多很多零用钱，但他穿得破破烂烂，用一根绳子当腰带，还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维也纳彼时还是奥匈帝国的首都，到处都是精致的制服和充满异域风情的服饰。这个充斥着美酒与音乐的城市对父亲而言就像一场盛大的化装舞会，因此他决定把自己装扮成穷困潦倒的画家加入其中，这太搞笑了！父亲那时一定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因为二十五年之后，我眼中的他也是米德兰最好看的男人）。他身高一米八二，瘦高挺拔，蓝色的眼睛，一头金色鬈发。直到他的“小孔”闭合之时，直到他不再是奥拓·沃茨，再次变成一缕混沌的虚无时，他依旧没遗失这些特质，仍照保持着迷人的风采。* * *

父亲两周之后返回学校，一位教授将作品归还于他，并表示他的作品十分可笑。同时，办公室内还站着另一位穿得破破烂烂的年轻人，也得到了相同的评价。

他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从布劳瑙来，是奥地利本地人。

父亲十分恼火，当场就和教授吵了起来。他让教授给他看几幅希特勒的作品，并要求教授在场旁观。父亲从这些作品中随意挑了一件，当场买下，金额可能比教授一个月甚至几个月赚的工资还要多。然而就在一小时前，希特勒为了能吃上东西，在寒冬将至的日子里， 卖掉了自己的大衣。因此，如果不是我父亲高价收买他的作品，希特勒很可能在1910年死于肺炎或营养不良。

父亲和希特勒结伴走了一段，相互安慰相互打趣，一起嘲讽那些拒绝了他们的艺术院校。这是人之常情，我知道他们两个人曾有过几次长途漫步，也从母亲那里听说过他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当我长到一定年龄，开始好奇父亲的过去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呼之欲出，他和希特勒的友谊成了大麻烦，父亲还因此患上了破伤风。

试想一下，我父亲本可以掐死这个二十世纪最可怕的恶魔，或者让他饿死、冻死，但是他却成了他的知心好友。

这就是我憎恶生活的主要理由：人生在世，要犯几个弥天大错太容易了。* * *

父亲从希特勒手中买回来的是一幅水彩画，画的名字是《维也纳的方济会教堂》。如今它被认为是这个恶魔作为画家最好的一幅作品。我父母住在俄亥俄州米德兰市时，那幅画挂在他俩床头很多年。02

父亲在维也纳受到了极好的款待，因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大家都知道他是伪装成落魄天才的美国富翁，他也借机在那寻欢作乐了近四年。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但对他来说，这座城市只不过是从化装舞会变成了化装野餐，场地从城市转移到了乡下去而已。他就这么快乐、幼稚、自我陶醉地活着，并且到处问当地有权势的朋友能否让他在匈牙利保卫队中谋取个一官半职。

匈牙利保卫队的军官制服是用豹皮做的，他特别喜欢豹皮。

后来父亲被美国驻奥匈帝国大使亨利·克洛氏（生于克利夫兰，是祖父母的熟人）叫去了，那时他二十二岁。克洛氏告诉父亲，如果他加入外国军队，他会失去美国国籍。他还调查了父亲，发现父亲并没成画家，而且花钱如流水。他说他已经给父亲的父母写信，告知他们，他们的儿子已经完全和现实脱节，是时候让他回家并找点脚踏实地的工作做了。“如果我拒绝呢？”父亲说。“你的父母已经同意不再给你零花钱了。”克洛氏回答道。

于是父亲回家了。* * *

如果不是为了那间奇幻马车房，我相信父亲不会老实待在米德兰。那间欧式风格的马车房用石头做成，呈六边形。屋顶用板岩制成，呈锥状，粗壮的橡木横梁做的骨架裸露在外，整个马车房像是坐落在俄亥俄州西南角的“小欧洲”。这是我的曾祖父为他病重的妻子建造的，他妻子来自德国的汉堡。车房的一砖一瓦都是按照曾祖母最喜欢的一本德国童话书中的插图搭建起来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它还在那里，屹立不倒。

我曾将它展示给俄亥俄州立大学一位美术史家看。他说这个车房的原型可能是中世纪时期建在废墟上的谷仓，那片废墟曾是尤里乌斯·恺撒在位时期的罗马瞭望塔，而那位恺撒是在两千年前被杀死的。

想想它有多厉害吧。* * *

我并不是说我父亲完全没有做艺术家的天分。和他的朋友希特勒一样，我父亲在浪漫主义建筑上是有天分的。他回家之后，开始着手将车房改造成他的专属画室，以配上他“转世达·芬奇”的身份（溺爱他的祖母一直坚信这一点）。

我母亲评价说，祖母就像臭虫一样疯狂。* * *

有时我会想，如果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美式小房子里；如果我们的家没有那么大，我一定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灵魂。

父亲把存放在车房里用马拉行的出行工具全丢了，包括雪橇、平板马车、轻型马车、有篷马车等（谁知道它们都是什么），之后又拆了马厩和马具房，这就为他私人的欢愉提供了更多私密的空间。天花板超级高，比当时米德兰任何一家教堂或公共建筑的天花板都要高。这地方能大到打一场篮球赛吗？一个常规篮球场地长二十八米，宽十五米。我小时候在这儿住过，这地方长二十四米。因此，答案是不能，要打篮球赛，它还少四米呢。* * *

这座车房有两对巨大的门，足以容纳一驾马车及一队马匹通过，一对向北，一对向南。父亲让工人卸掉了朝北的门，他旧日的导师奥古斯特·巩特尔将其制成了两张桌子，一张用来就餐，一张用来放置父亲的画作、画笔、调色板、调色刀、木炭笔等绘画工具。

卸下门的门洞后来成为全市最大的窗户，直到现在也无窗能及。从北面洒进来的光，不论多少，对伟大的画家都是一种慰藉。

这扇窗户前面就是父亲的画架。* * *

是的，他又和臭名昭著的奥古斯特·巩特尔勾搭到一起了，那时的奥古斯特已经差不多六十五岁了。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格蕾丝，所以他把我父亲当成儿子看待，不过也没人比我父亲更适合当他儿子了。

那时母亲还是一个小女孩，住在隔壁的别墅里。她很害怕老巩特尔，我记得有一次她跟我说过，所有有家教的小女孩看到他都会跑开，离得远远的。直到母亲去世前，每次提起奥古斯特·巩特尔，她都会露怯。对她来说，巩特尔就是传说中可怕的鬼怪，可憎的妖魔。

至于朝南的那对大门，父亲用螺栓和挂锁将其封上，工人将其四周的缝隙都填满，这样就能起到很好的挡风效果。奥古斯特·巩特尔又将其中一个从中间切断，做成前门，这就是父亲画室的入口。

后来，童年时候的我就住在那里。

二楼是一个六角形的阁楼环绕着的大房间，被分割为几间卧室、几间浴室，另外还有一间小型图书馆。

再往上看便是顶着圆锥型板岩房顶的阁楼了。父亲并没有立即将阁楼投入使用，所以也没装修。

这间画室看起来特别不切实际，但我猜这就是它的设计理念。

父亲在一楼铺满细沙，并在上面铺满鹅卵石。他对此设计呈现出的样子不胜得意，打算把厨房挪到二楼去。这间房子没有地下室，厨房挪到二楼，用人们也要挪到二楼。但我们的卧室也在二楼，如果那样，用人的嘈杂以及做饭的味道会让人不胜其烦。

所以虽然很不情愿，但父亲还是把厨房安置在一楼。厨房很小，用旧木板隔开，狭小又闷热，但我很喜欢，待在里面感觉安全而惬意。* * *

许多人都感觉我家很阴森。事实上在我出生的时候，我家的阁楼上住满了“恶鬼”，那里存放了不下三百件古董和当代枪械，这些都是父亲在1922年和母亲去欧洲度蜜月的时候买的，当时他们在欧洲玩了六个月呢。父亲觉得它们很精美，但它们的实质和自身美丽的外壳并不一样。

它们是谋杀者。03

母亲的“小孔”于1901年在米德兰开启，她比父亲小九岁。她的父亲是米德兰国家银行的创始人及最大股东，名叫理查德·维策尔。母亲名叫艾玛，和父亲一样，也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母亲家庭富足，身边从小就围着一群用人。她出生的豪宅就位于父亲童年居住的别墅旁边。但是四年前，也就是1978年，母亲在穷困潦倒中去世了。那时我们蜗居在米德兰城郊一个叫埃文代尔的社区里。* * *

她清晰地记得九岁时父亲童年的住所被烧毁的情景（那时父亲已经出发去维也纳了），但那种震撼程度完全不及她第一次见到父亲。彼时父亲刚从维也纳回来，想把车房改造成画室，便去车房实地考察。

两栋房子之间隔着水蜡树篱。母亲便是透过这片藩篱第一次看到了父亲。那时候她还是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十三岁姑娘，腿细得像鸟腿似的，还长着龅牙。父亲以其富裕优渥的家庭背景，成功地成为外祖父母的话题，他们还开玩笑地对母亲说，若有朝一日能嫁给他是再好不过了。

于是母亲就透过藩篱偷看父亲。父亲穿着猩红色与银色相间的制服，十分耀眼；他一侧的肩头披着豹皮，头上戴了一顶黑貂高皮帽，帽子上面还立着一根紫色羽毛……“天啊！”她的心脏疯狂地跳动着。

父亲那天穿的衣服就是他从维也纳带回来的纪念品—他朝思暮想想要加入的匈牙利保卫队陆军少校的制服。* * *

不过一名真正的奥匈帝国匈牙利保卫队军官之后可能很快就会换上一身灰色军装。

父亲的朋友希特勒虽是奥地利人，但他加入了德国军队，他崇拜德国的一切！他穿的就是灰色军装。* * *

父亲回国后与祖父母一起住在距牧羊人镇不远的庄园里，但他把所有从维也纳带回来的纪念品都存放在车房里。父亲穿着军装被母亲看到的那天，他正和旧时的家教奥古斯特·巩特尔盘点货车和打包箱里的东西；穿上那身军装是为了逗巩特尔笑。

他们拖着一个桌子来到室外，带着当地产的啤酒、面包、香肠、奶酪和烤鸡，打算在一棵古老的胡桃树下吃午餐。那天带的是利德克兰兹干酪。大多数人以为那是一种欧式奶酪，然而事实上，利德克兰兹干酪于1865年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兰市问世。* * *

于是父亲和老巩特尔坐下来，兴致盎然地享用这顿丰盛的午餐。午餐间，父亲发现了趴在藩篱后面偷看他们的小女孩，然后他拿小女孩开了个玩笑。他对巩特尔说，离家太久了，已经不记得美国的鸟儿们都叫什么名字了。父亲说这话的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女孩听见，他说藩篱那边就有一只鸟（意指我母亲），还问巩特尔那只鸟叫什么名字。

接着父亲拿着一片面包走近那只“小鸟”，问她是否要来一片尝尝。母亲飞一般地跑回了屋里。

接下来的故事母亲给我讲过一次。父亲也讲过一次。* * *

但是她又跑出来了，找到了一个更利于偷窥的好地方—她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她。她发现又来了两个新客人，长得很是奇怪，是两个个头矮小，皮肤黝黑的年轻人，他们是兄弟俩，来自意大利，都光着脚，显然他们刚踩完水，因为他们裤腿挽到膝盖以上都湿透了。米德兰之前从未有过意大利人到访，因此母亲对他们的长相感到奇怪也在情理之中了。

这两位不速之客是十八岁的吉诺·马力提莫和二十岁的马可·马力提莫。他们惹了一身麻烦。事实上，他们不应该出现在美国。三天之前，他们还是一艘意大利货船上的烧火工人，这艘货船停靠在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港口装货。他们看到美国的大街上铺满了金子，又不想回家被强制入伍，最后决定跳船逃走，当时他们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港口上的意大利人把他们洗劫一空，还把他们的行李箱丢到一节空火车车厢里。他们刚跳上火车找箱子，火车就开走了，兄弟俩甚至都不知道火车要开往哪里。太阳落山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剩下黑暗，和火车行驶的声音。

吉诺和马克老了之后回忆那晚，都这么对我说：“我也不知道那晚怎么过的？”* * *

车外是无尽的黑暗。大概到了弗吉尼亚西部，四个美国无业游民上了车，他们用刀指着吉诺和马可，抢走了行李箱、大衣、帽子和鞋。

兄弟俩很幸运，这四个人没有为了逗乐捅断他俩的喉咙。可是即使真发生了，又有谁会在意呢？* * *

你无法想象他们有多希望自己的“小孔”能闭上！黑夜并不放过他们，悲惨的事接连不断。后来，连白天他们也过得非常糟糕。火车中间停了几次，但车外太过荒凉，吉诺和马克实在无法说服自己下车，便开始在车上谋生，最后两位铁道警探用长棍把他们赶下了火车。那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俄亥俄州米德兰市的外围，过了糖河，对岸就是市中心。

兄弟俩饥渴难耐。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等死，要么努力一搏。最后他们决定搏一次。他们努力朝着河对岸的圆锥形的板岩房顶走，为了保证跨出的每一步都是在前进，他们把抵达这栋建筑当作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走着。

他们蹚过糖河。由于目光只盯着那个屋顶，他们都没有看见其实那里有座桥。估计即使那条河再深一些，他们也还是会游过去而不是走那座桥。

他们终于走到那座建筑面前。在看到那个穿着一身猩红和银色相间的衣服、戴着一顶黑貂高皮帽的年轻男人时，他们和我母亲一样的震惊。

当父亲坐在橡树下斜眼看着这兄弟俩时，弟弟吉诺（兄弟队伍里面带头的）用意大利语说他们很饿，愿意做任何工作来换取食物。

父亲用意大利语回应了他。我父亲对语言很有天赋，除了意大利语，他还精通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他告诉两兄弟，如果他们真像他们看起来那样饿，就应该马上坐下来吃点东西。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挨饿。

对两兄弟来说，父亲就像神一样出现在他们面前。不过要成为他们的神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吃饱喝足后，父亲带他们到二楼上面的阁楼，也就是未来的枪械室。阁楼上有两张老旧的行军床，阳光和空气从屋顶顶端的圆顶窗户泄进来，通风又温暖。阁楼的中间有一架梯子，顺着梯子可以够到圆顶。父亲告诉这两兄弟，他们可以把这间阁楼当作他们的家，直到他们找到更好的为止。

父亲还告诉他们，自己有一些旧鞋子、毛衣，如果他们有需要，可以到下面的货车里拿。

第二天父亲就让两兄弟开始干活，拆掉了马厩和马具房。

后来不论马力提莫兄弟变得多么有钱有权，不论我父亲变得多么贫困落魄臭名昭著，对于他们来说，父亲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04

在美国正式加入一战，抵抗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与土耳其帝国之前，祖父母去世了。当时居住的庄园里供热系统出了点问题，导致他们一氧化碳中毒，不治身亡。

父亲成了家族企业“沃茨兄弟药品公司”的最大股东。但是他除了嘲笑和鄙视公司之外，没做任何贡献。

他去参加股东大会时戴着贝雷帽，穿着被颜料染花的工作服，踩着拖鞋，还带着老奥古斯特一同前行，美其名曰巩特尔是他的律师。他对实际运作公司的两个叔叔和他们几个儿子提出抗议，理由是他们都掉进钱眼儿里了，而且过分严肃、迂腐，让人难以忍受，诸如此类。

父亲在董事会上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毒害”市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那时候各位叔叔和堂兄弟刚开了美国史上第一家药品连锁店，他们对店里的冷饮柜格外得意。为了保证冷柜里提供的冰淇淋能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冰淇淋相匹敌，他们可是花了大价钱。父亲便问了很多有关沃茨兄弟药店兜售的冰淇淋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吃起来像糨糊一样。

你看，他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比起药品，他更在意店里别的东西。

是时候告诉你我的职业了。你猜怎么着？伟大的艺术家奥拓·沃茨的儿子鲁迪·沃茨，也就是我，是一名注册药剂师。* * *

后来，我父亲的左脚被掉下来的粗壮橡木横梁砸伤。这次事件中，酒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父亲在画室里举办了一次狂野派对，但是各种工具和建筑材料都没收拾起来，摆得到处都是。突然父亲在房子的架构上有了一个新点子，他迫不及待地要立即实施，因此醉酒的宾客们别无选择地成为了在父亲号令下工作的劳工。一位名叫约翰·福均的年轻奶农没能抓住那根横梁，木头便掉下来砸在父亲的脚上，造成他脚背粉碎性骨折，两只脚趾坏死必须切除。

因此，父亲在美国参加一战之后，被军队拒之门外，无法参军。* * *

后来，父亲和母亲在一次诉讼案件中卖掉了所有艺术品，花光了所有积蓄，父亲还蹲了两年监狱。出狱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对我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当过兵。他在死前一直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英勇善战的士兵。如果真上战场，或许他真有可能成为英雄，但说到底那不过是他的幻想而已。

因此他至死都十分嫉妒约翰·福均。这个砸伤他脚的人最后在一战中奋勇杀敌，成了大英雄，而我父亲本可以和他并肩作战，并和他一样，胸前挂满军功章荣归故里。父亲受过的唯一一个能和军功沾点边的荣誉是俄亥俄州州长给予的嘉奖，奖励他在二战期间，带头捐了许多废铜烂铁。没有颁奖仪式，连证书也是之后邮寄过来的。

证书寄来的时候，父亲正在牧羊人镇监狱里服刑。我和母亲在探亲日那天拿证书去给他看，那年我十三岁。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如果把它烧了，让灰烬随糖河流走，或许是更明智的选择。那张证书对父亲来说简直就是巨大的讽刺。“终于我还是永垂不朽了。”他说，“现在我觊觎的荣誉只剩两样了，一个是做只有牌照的狗，另一个就是成为一名公证人。”

父亲让我们把证书给他，他想一有机会就用它擦擦屁股，当然他也这么做了。

那天他没有说再见，而是伸出一根手指说：“人有三急。”* * *

1916年秋天，老流氓奥古斯特·巩特尔离奇去世。那天他距离天亮还有两小时的时候就醒了，决定为妻女做一顿丰盛的早餐与家人享用。于是他带上了父亲送他的双管泵动式霰弹枪，打算步行去找父亲、约翰·福均等那帮年轻伙计们。父亲他们在约翰·福均父亲的牧场边缘弄了一个“战壕”，打算用来打鹅。这些鹅一般都会在糖河的回水区和水晶湖上过夜，父亲他们已经提前在草地上放了些玉米碎引诱它们。

老奥古斯特没能走到“战壕”，否则事情就不会是这种结局了。他一定是在从他家到草场的五公里行程中出了意外（这其中还包括糖河桥）。一个月之后，他的无首尸体在辛辛那提西部的糖河河口被找到，正要顺流漂往密西西比河、墨西哥湾。

它真的漂流了好长一段距离！

从我出生前的十六年到我小时候为止，我家乡悬而未决的案件有很多，奥古斯特·巩特尔断头案是最离奇的一个。我那时还有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愿望”，那就是找到奥古斯特·巩特尔那颗失踪的头。我想，如果我找到了，凶手一定会俯首认罪，他可能会被判死刑……然后市长就会给我颁发一枚奖章。* * *

1922年，也就是一战结束四年后，父母结婚了。那一年父亲三十岁，母亲二十一岁，大学刚毕业，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获得文学学位。父亲虽然一直宣扬自己就读于一所历史悠久、首屈一指的欧洲大学，但他其实只有高中文凭。不过虽然他读书少，但他给人上历史、种族、生物、艺术或政治课完全没问题，能滔滔不绝地讲好几小时。

基本上他所有的观点都来源于一战前他在维也纳认识的那帮酒肉朋友，是他们的教育（不论正确与否）构建起了父亲的知识体系。

这帮朋友当然包括了希特勒。* * *

他们在维策尔的豪宅里举办了婚礼和婚宴。维策尔氏与沃茨氏都是高傲的不可知论者，因此仪式是由法官主持的。伴郎是抗战英雄兼奶农约翰·福均，伴娘则是母亲在欧柏林认识的朋友。

父亲的近亲，也就他的叔叔及堂兄弟们，都偕伴参加了婚礼，但他们只在婚宴上待了几分钟，举止不失礼节却很冷漠，然后就一起离开了。他们赚钱养活父亲，而父亲给他们充分的理由让他们憎恶他。

母亲说父亲在看到他们走之后放声大笑。他对在场的宾客表示抱歉，声称他们急着回账房算钱。

他实在是太放荡不羁了！* * *

之后他和母亲踏上欧洲，开始他们为期六个月的蜜月之旅。在他们蜜月期间，沃茨兄弟药品公司将总部搬去芝加哥，他们已经在那儿开了一家化妆品工厂和三家药店。

父母回来之后，他们成了镇上唯一的沃茨氏。* * *

父亲名贵枪支的收藏就是在蜜月期养成的。其实他收藏的枪大部分都是一口气买下的。之前在维也纳逍遥快活的时候，父亲结识了一位名叫鲁道夫·冯·福斯坦伯格的朋友，他住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外沿。鲁道夫死于战争，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也都在战争中被杀。为了纪念他，父亲以他的名字为我命名。鲁道夫的母亲和最小的弟弟得以幸存，但由于破产，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在出售。他和母亲蜜月时拜访了鲁道夫家的庄园，看看还能淘到什么东西。

父亲收藏了不下三百支枪，可谓是从轻武器发明以来到1914年前后的全套枪支历史。有几支枪是美国产的，包括一支柯尔特0.45左轮手枪和一支M1903春田步枪。在我只有十岁的时候，父亲就教我如何用这两支枪射击，有过度后坐力产生时该如何处理、如何清洁枪支、蒙着眼睛的时候如何拆解枪支再把它们组装起来……

愿上帝保佑他。* * *

父母在冯·福斯坦伯格家里买了很多东西，包括家具、亚麻织物、水晶摆件、几把战斧和利剑、钉链锤、盔甲和盾牌。

我和我哥哥都很喜欢冯·福斯坦伯格的一张床，床头板上有个盾形纹章。他家的墙上挂着阿道夫·希特勒的那幅画—《维也纳的方济会教堂》。* * *

父母在蜜月期间还去看了希特勒，不过那时候他在蹲监狱，没能见成。

后来希特勒在战时成为下士，还因在炮火下送信获得铁十字勋章。于是父亲的亲密好友中，有同盟国的英雄，也有协约国的英雄。* * *

父母还买下了安置在冯·福斯坦伯格庄园门房的巨大风向标，回家之后把它置于圆顶塔楼上面，这使得画室成为镇上最高的建筑之一，仅次于镇法院大楼、几所粮仓、福均家的挤奶厂以及米德兰国家银行。

风向标瞬间成为米德兰市最有名的艺术作品，唯一能与它相媲美的就是费尔奇尔德公园的一个徒步联邦战士雕塑。战士手中的箭就近四米长，两个中空的铜制骑士一个接一个地倒在这把长箭之下，后面那个是拿着长矛的奥地利人，前面那个拿着短弯刀逃生的则是土耳其人。

这个风向标是1683年维也纳为纪念解除土耳其围困制造的，但现在它也就是指指底特律，指指路易斯维尔，或者其他别的地方。

我哥哥费力克斯比我大七岁，只要有机会就说谎愚弄我。小时候我曾求他给我和一个玩伴讲讲这个风向标的意义，那时他在上高中。他的声音经过变声期，变得低沉而迷人，事实证明这嗓音对于在传媒行业的他来说是巨大的财富。“如果奥地利人输了，”他用一种严肃的语气低沉地说，“母亲现在就会成为慰安妇，父亲会在澡堂里当跑堂的，你我还有你的朋友会被阉割。”

那时候我信了他。

 05

1933年，我一岁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自1914年就未曾见过他的我的父亲向他送上了最诚心的祝贺，并把他的水彩画《维也纳的方济会教堂》作为礼物寄给了他。

希特勒十分高兴。他表示曾和父亲度过一段很美好的日子，并以个人的名义邀请父亲去德国做客，观摩一下他希望能延续千年的新型社会秩序。

1934年，父母带着九岁的费力克斯去德国待了六个月，把我撂给了用人。我为什么要去？那时候我才两岁。他们走之后我理所应当地把这些用人当作我最亲的人。他们的拿手绝活，包括做饭、烘焙、洗盘子、整理床铺、浇灌花园、修剪草坪、铲土等家务，我也立志做到最好。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在整洁明亮的家里准备一顿丰盛的菜肴。* * *

我已经记不得我那些“真正的家人们”从德国回来时候的模样了，可能只有催眠师才能帮我想起一二。但我在母亲的剪贴簿里看过他们那时候的照片（那本剪贴簿记载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米德兰城市号角观察报》的旧报纸里也看到过。照片中母亲穿着裹身裙，父亲穿着皮短裤和及膝长袜，费力克斯穿着土黄色制服、系着武装带，戴着一个臂章，上面印着纳粹党的“卍”字记号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匕首标志。严格说来，费力克斯没有加入过这个组织，不应该穿他们的制服，即使他是一个德国男孩，也还不到穿这种制服的年纪。但是父亲在柏林找了个裁缝给他量身定做了一套。

那他有什么理由不穿呢！* * *

报纸上说我的这些亲人一回家，就把希特勒送他的礼物挂在风向标的横轴上。那是一面和床单一样大的纳粹旗，是他最喜欢的礼物。

在此再次声明：那时候是1934年，距离二战爆发还有很久呢（如果五年算很久的话）。因此那时候在米德兰市挂一面纳粹旗就和挂一面希腊国旗、爱尔兰国旗、美联邦国旗一样，并不会让人反感。母亲说，当时挂那面旗就是为了高兴，为了好玩。但是高傲的街坊四邻对父亲、她和费力克斯都非常嫉妒，因为米德兰市除了他们，没有谁能跟一国元首保持这么友好的关系。

报纸上还登了一张有我的照片。那是我们全家人在画室前面拍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我们都抬头看着飞扬的纳粹旗，年幼的我还躺在我家的厨师玛丽·胡布勒的怀里，后来是她教会了我所有的生活技能，比如做饭和烘焙。* * *

玛丽·胡布勒的玉米面包是这么做的：

取半杯面粉、一杯半黄玉米粉、一茶匙盐、一茶匙糖、三茶匙发酵粉倒入碗中，加三个鸡蛋、一杯牛奶、半杯淡奶油和半杯融化后的黄油搅拌成无颗粒的面糊。

在烤盘上涂一层黄油后，将搅拌好的面糊倒入烤盘中，放入烤箱，用二百摄氏度烘烤十五分钟。

时间一到将烤盘取出，趁热切成块放在餐巾上，拿到餐桌上享用即可。* * *

登报的那张全家福是在父亲四十二岁的时候拍的。母亲说，父亲在德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了新的人生方向。他已经无法满足于做艺术家了，他想成为一名教师、一位政治活动家。他认为在德国建立起的新社会秩序能够拯救这个混乱的世界，希望美国也能建立这样的秩序，而他会成为美国的新闻发言人。

这可真是大错特错了。* * *

制作玛丽·胡布勒烧烤酱的秘方如下：

锅中放入一百一十四克黄油，融化后放入一杯切碎的洋葱和三瓣切碎的大蒜炒软，加半杯番茄酱、四分之一杯黄糖、一茶匙盐、两茶匙鲜胡椒粉、少许塔巴斯哥辣酱油、一大汤匙柠檬汁、一茶匙罗勒和一大汤匙辣椒粉，大火烧开后小火炖五分钟即可。* * *

于是接下来的两年多里，父亲走遍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到处宣传德国的新秩序、播放相关的电影和幻灯片。他给别人讲有关希特勒的暖心故事、解释他的贵贱人种理论。他把这理论讲得和简单化学似的：一个纯种犹太人是低贱的，一个纯种德国人是高贵的；波兰人和黑人交配，自然是得到一个娱乐他人的劳工。

这真的是太糟糕了。

纳粹旗曾挂在我家客厅里我是记得的，可能只是我认为我记得，但我确实是这么听说的，访客一进来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它，其他东西与之相比瞬间黯然失色。家里的原木梁子和石墙，用车房大门做成的大桌子等都太普通了；父亲的画架粗制滥造，映在窗户上的影子看起来像个断头台；他收藏的中世纪武器和盔甲都生满了锈。* * *

我闭上眼睛，试着去回想那面旗的样子。我做不到，而且还不停地哆嗦。因为在冬天，我们家除了厨房，别的地方都非常冷。* * *

我们家他娘的没法用壁炉。父亲希望墙上的石头和支撑枪械室的板岩屋顶的木板都是裸露的，壁炉的烟会对它们有影响。

甚至在他临终之前，我哥哥费力克斯交暖气费的时候，他会自动屏蔽拒绝听他们的对话。“我死了之后再弄。”他说。* * *

父母和费力克斯从来没有抱怨过冷，他们在家里穿厚厚的衣服，还说美国人都把自己家里搞得太暖和了，温暖会降低血液流速，让人们变懒、变蠢等。

那应该也是纳粹党的说辞。

他们总是把我从温暖狭小的厨房里赶到空旷通风的一楼大厅，以为这样我就能强壮坚强、精力充沛。但不一会儿我就会回到厨房里，那里香气四溢、温暖如春。滑稽的是，这么大的房子，真正做事的人只能聚在这间和船上的厨房一样狭小的屋子里；那些什么都不做、只等着被服侍的人，却享受着厨房之外的广阔空间。

寒冷的日子里，甚至是不那么冷的日子里，用人、园丁、楼上的女用人等都会拥入厨房，与我和厨师待在一起。他们喜欢聚在一起的感觉。他们曾告诉我，小时候他们跟一大帮兄弟姐妹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当时我想，那样一定很有乐趣。其实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在这个人挤人的厨房里，每个人毫不费劲就能说很多话，除了嘚吧嘚就是哈哈笑。我经常被邀请加入到对话中来，在他们心里，我就是个随和的小男孩，每个人都喜欢我。

每次谈到什么话题，就会有一个用人问我：“鲁迪先生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然后我就随便说点什么，每个人都会装作我读的是什么很有哲理或者故意搞怪的话来哄我开心。

如果我的生命止于童年，我可能会认为生命就是那间小厨房。在冬季最冷的日子里，我总是拼尽全力回到那间厨房，感受生命的温暖。

谁能带我重返旧日时光。* * *

后来他们把纳粹旗撤掉了，父亲也不再出去巡讲。据费力克斯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正在上八年级，父亲终日在家中待着，电话也不接，信箱也有三个多月没去看过了。他患上了深度抑郁，周围人很怕他会自杀，因此母亲拿走了他的枪械室钥匙，但他并未察觉，因为他再也没有兴致去看他心爱的武器了。

费力克斯认为，任何事都可能让父亲萎靡不振。但其实当时父亲收到的信件、接到的电话，内容都越来越恶毒，甚至连联邦调查局都来了，说是按照当地的法律需要对他进行问话，话里话外都在暗示他受雇于外国政权的特工。父亲的伴郎约翰·福均也不再跟他说话了，还在镇上到处说父亲是危险的傻子。这些父亲都知道。

父亲也确实是。

福均（Fortune）自己就是德国血统，他的姓氏就是由德语“Glück”衍化而来的，意思是幸运。

福均绝不给父亲任何机会修补他们之间破裂的关系。1938年，他突然离家前往喜马拉雅山脉，说要寻找更高阶的快乐和智慧。他妻子死于癌症；因夫妻二人中一人有生殖缺陷，他也没有孩子；他的家族奶厂倒闭，被米德兰国家银行没收。

现在约翰·福均穿着他的背带裤被葬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06

子弹爆炸事件使米德兰市人口消失于一瞬，新闻热度持续十几天不减。我在海地听一家当地新闻广播节目称之为“友好炸弹”—美国政府在事情发生后立即公开承认该炸弹由本国制造。如果政府没有出面澄清，人们可能会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那样会造成更大的轰动。

官方称这次事件只是一场意外，炸弹由美国本地卡车运输，走到州际公路上时，炸弹突然爆炸，火光四射。如果这辆卡车真的存在，那炸弹爆炸时它可能正好停在新假日旅店和德维恩·胡佛的庞蒂克车厂的十一号出口对面。

牧羊人镇成年改造中心的五个死刑犯不用再继续等死了，因为他们都死了。市里所有人都死了。一瞬间我认识的人都没了。

但建筑物大部分都还在，丝毫未损。我听说新假日旅店里的每一台电视、每一部电话、吧台后面的那台冰块机都能正常使用。这些易损设备距爆炸源只有不到一百米的距离。

俄亥俄州米德兰市人去楼空，约十万人无一生还。这差不多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全部人口，是当时加德满都的三分之二。

这么多“小孔”突然间都闭合了，对任何人或事没有任何影响吗？这个世界没失去什么它珍爱的东西吗？还是说这里所有的财物没被破坏就万事大吉？我止不住地反复问自己这些问题。* * *

米德兰市并没有辐射污染，人们可以立即迁进去，社会正广泛讨论把米德兰打造成海地难民营呢。

祝他们好运。* * *

米德兰有个艺术中心叫米尔德里德·巴里艺术中心，它位于糖河中部，是一个摆在四根细长柱子上的白色球状建筑。如果中子弹爆炸真炸毁了哪栋建筑，你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它，因为它整个暴露在外面，太脆弱了。

这座艺术中心从未被用过，美术展馆的墙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这可真是海地人发挥艺术才能的绝佳时机，毕竟他们是世界史上最多产的画家与雕刻家。

海地最有才华的艺术家会将父亲的画室重新装修。它是该迎来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了—还有北窗的阳光。* * *

海地人有一道菜叫椰浆鲜鱼：

将两杯切碎的椰子肉用薄纱布包起来放在碗里，倒入一杯热牛奶，然后把纱包取出来挤干水分，这样重复两次之后，碗里的液体就是做这道菜要用的酱汁了。

将一磅洋葱切片，加入一茶匙盐、半茶匙黑胡椒、一茶匙压碎的胡椒粒搅拌均匀。锅中放入黄油，融化后加入洋葱片炒软（但不要等它变黄），加入四百五十克鲜鱼肉，每面煎一分钟左右。

将做好的酱汁倒入锅里盖过鱼肉，盖上锅盖，小火炖煮十分钟。然后打开锅盖，不断翻动鱼肉，酱汁变得浓稠时，菜就做好了。

这道菜在奥洛佛逊豪华酒店很受欢迎，一份能够八个人饱餐一顿。郁闷的时候吃这道菜就会开心很多。* * *

海地人讲克里奥尔语。这是一种只有现在时态的法国方言。我和我哥费力克斯六个月前搬到海地生活，现在我已经会讲一点这种语言了。我们买下了奥洛佛逊豪华酒店，成为酒店老板。这家酒店位于太子港悬崖脚下，从外观上看是一座姜饼拼图样式的宫殿。

酒店的服务生领班希波吕忒·保罗·德·米勒声称自己八十岁了，有五十九个子孙。想象一下他用这种只有现在时的语言问我有关父亲的事。“他已经去世了吗？”他用克里奥尔语问。“他已经死了。”我答。这没什么好争论的。“他‘现在’是做什么的？”他问。“他‘现在’是画家。”我答。“我很喜欢他。”他说。

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吗？设想一下我父亲明明已经过世，却还要以他还活着的语气谈论他，你就能明白我的感受了。

父亲大部分岁月都沉浸在一战前的维也纳咖啡厅里，他是故意的。他始终停留在二十岁左右那个年纪不肯长大。那时的他可能成为举世闻名的画家，可能成为一名勇往直前的士兵；那时的他已经有了爱人，一位豁达显贵的爱人。这种偏执在他人生最后的十五年里被彻底打破了。

在我成为杀人犯之前，我想他可能都没认真留意过米德兰市。可能他身体在这里，心里早穿上太空服翱翔在战前维也纳的天空里。有时候我和费力克斯犯蠢把朋友带回家来，父亲总对他们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还好费力克斯在初中经历的那些我没经历过。那时候费力克斯带客人回家，父亲要对他们说“希特勒万岁”，他们也必须回应“希特勒万岁”，父亲对此乐此不疲。

有天下午，费力克斯忍不住地抱怨：“上帝啊！做镇上最有钱的孩子真不是什么好事！别人到咱们家来都度日如年！墙上总是挂着这些生了锈的中世纪破烂，弄得家里跟个刑讯室似的。父亲能不能至少别对所有人都说‘希特勒万岁’，尤其是别对伊兹·芬克尔斯坦说！”* * *

我们家到底多有钱？这么说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父亲卖掉了他所有沃茨兄弟药品公司的股份，买进可口可乐的股票。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药品公司的连锁店全部倒闭，但这对他没有丝毫影响。可口可乐表现依旧坚挺，好像根本不存在萧条这回事似的。母亲则保留着从她父亲那里继承的银行股票。后来法院拍卖了很多作为抵押的基本农田，因此这些股票跟黄金一样值钱。

真他妈的运气好。* * *

冷饮柜和经济大萧条一起毁了沃茨兄弟的连锁店。药房生意和食品生意完全是两个概念，食品还是让那些懂行爱行的人去做吧。

我还记得爸爸最喜欢的一个笑话就是，有个男孩因为成绩不合格被医药学院开除了。而且他不会做俱乐部三明治。* * *

我听说伊利诺伊州的开罗还有一家沃茨兄弟药店。当然，它和我以及那些不知身在何处的亲戚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据说它是开罗商业区城市振兴计划的一部分，商业区街上铺满了鹅卵石，和我小时候家里的地面似的，街灯都是煤气灯。

商业区里有复古风格的台球厅、理发店、消防站以及设有冷饮柜的药店。不知道是谁弄到了旧时沃茨兄弟药店里用的一块牌子，还把它挂了出来。

这还真是复古。

我听说他们还在店里贴了张旧时的海报，宣扬“圣艾蒙的灵丹妙药”的神奇功效。

当然如今他们不敢真的卖“圣艾蒙的灵丹妙药”，它对人体是有害的。海报只是一个复古的玩笑。外观虽然复古，他们药品柜台还是很现代化的，你能在那里买到巴比土酸盐、安非他明、安眠酮等药物。

科学在不断地进步啊。* * *

我还没到能邀请客人去家里做客的年纪，父亲就已经不再跟任何人提希特勒了。他已经深刻认识到，希特勒和他在德国建立的新秩序使得人们的愤怒与日俱增，最好找点别的话题聊。

我并不是嘲弄他。他和我们都一样，最初也只是一缕混沌的虚无，然后出现一个“小孔”，声音和光亮从这个“小孔”里倾泻而下。

但是让人无奈的是，以前他总以为我的玩伴对希腊神话、亚瑟王的圆桌、莎士比亚戏剧、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德》、瓦格纳式戏剧等文学作品稔熟于心。当然了，这些都是一战前他从维也纳的咖啡厅里学来的。

所以他才会对绿钻犁修理工的八岁儿子说：“你看我的眼神好像在看梅菲斯特费勒斯似的，在你看来我是不是跟他一样邪恶？是不是？”

他问了，我的客人就得回答。

或者他会在基督教青年会给门卫的女儿搬一把椅子，对她说：“坐到这‘危险席’上。你敢吗？”

我们家这片的富人除了我父母之外都搬走了，因此邻居素质水平下降很快。我玩伴儿的父母几乎都是没上过学、做着低贱工作的人。

父亲还可能会对别的小孩说：“我是代达罗斯！你是否愿意接受我给你的翅膀，和我一起飞翔？我们可以和大雁一起向南飞！但是我们不能太靠近太阳，一定不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太靠近太阳？为什么？”

我父亲问了，这孩子就得回答。

临终时，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细数他的优缺点。他说他至少和孩子们玩得很愉快，他们都觉得他很好玩—“我了解他们。”* * *

然而他最无理取闹的一次问候，对着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叫西莉亚·希尔德雷思，是一名高三学生，我哥哥费力克斯曾邀请她去参加高中毕业舞会。事情发生在1943年的春天，二战正在进行中，距离我杀人也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算是同时杀了两个人）。

费力克斯是他们班的班长，那低沉的声线让他占了大便宜，他负责把老师有关毕业的安排传达下去，包括毕业舞会在哪儿举行、纪念册里的照片下是否该标注绰号等。那时候他正饱受性的折磨，在过去的一个半学期里，他和他的女朋友萨利·弗里曼性生活不和谐，于是萨利找篮球队队长史蒂夫·亚当斯寻求慰藉。他把这事儿告诉了我，并让我帮他保守秘密。那年我只有十一岁。

于是这位班长找不到女伴参加舞会了，那时候但凡有点姿色的女孩都接受了别人的邀约。

于是费力克斯使出了一个高招。他向一位身在社会底层的女孩发出了邀请。这女孩的父母没上过学、没有工作；两个哥哥都在监狱里服刑；她成绩很差，也从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但她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之一。

她是白人，但是家里太穷了只能住在黑人区。不过，虽然她社会地位不高，却几乎没有男生轻视或嘲笑她。他们的说法是：虽然她长得还行，但她冷若冰霜。

这女孩就是西莉亚·希尔德雷思。

所以她本来是不期望有人会邀请她做毕业舞会的女伴的。但是奇迹就这么发生了！灰姑娘就这么产生了！镇上数一数二的帅气多金的男孩邀请了她！这男孩还是班长！* * *

于是，从毕业舞会几周前起，费力克斯就不停说着西莉亚·希尔德雷思有多美，当一位“电影明星”挽着他步入会场时他们将多么受人瞩目，每个人都会懊悔忽视西莉亚这么久，等等。

父亲从头听到尾。不过任凭费力克斯说得如何天花乱坠都没用，除非费力克斯去舞会之前带着西莉亚去趟画室让父亲看一眼，父亲才能判断西莉亚是否真的那样美。怎么说父亲也是个艺术家，这点儿判断力还是有的。

其实那时候我和费力克斯已经决定再也不把朋友带回家了，但父亲用了一招，成功地让费力克斯同意把他介绍给西莉亚。如果毕业舞会那天，费力克斯不先把她带到画室，他就不能开车，他和西莉亚就只能坐公交去参加舞会了。* * *

海地香蕉汤的做法：

取两磅羊肉或鸡肉、半杯切碎的洋葱倒入锅中，放入一茶匙盐、半茶匙黑胡椒、一小撮压碎的红胡椒，倒入两升水，开火炖煮一小时。

将三个去皮的洋芋和三根去皮的香蕉切成块放入锅中，小火炖至肉软烂后，把肉拿出来。

锅中便是八人份的海地香蕉汤了。

好好享用吧！* * *

于是像平时一样，没事可做的父亲在舞会之夜到来之前兴奋得像傻乎乎的高年级学生似的。他一遍一遍地说：“谁是西莉亚？她是做什么的？为何所有倾慕她的人都对她啧啧称赞？”

或者，他会在晚饭桌上没人说话的时候突然抗议道：“她不可能那么漂亮！没有女孩能那么漂亮。”

费力克斯曾跟他说过，西莉亚不是全世界最美的女性，还不止一次地强调：“她只是我们这个年级最好看的女孩”。但是没用。父亲已经把她当成强大的对手了。他，是这个城市里美貌评选的最高裁判；而西莉亚，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美的女子，他们马上就要见面了。

哦对了，那段时间他带头收废铁，并兼任防空袭管理员。他还协助美国陆军部完成了一份希特勒的人格剖析图。如今他评价希特勒是一位精明的变态杀人狂。

报纸和广播里的爆炸性新闻铺天盖地，街上到处都是士兵军官，但他还是觉得生命无聊而腐朽。他的精神急需一点动力。于是他暗自做的计划成了他生活的动力。如果费力克斯猜到了这个计划，他肯定宁愿带她坐公交去参加舞会，也不会带她踏入家门方圆一公里范围内。

父亲的计划就是：身穿匈牙利保卫队陆军少校的猩红和银色相间的制服去见西莉亚。当然，带羽毛的黑貂高皮帽和搭在肩上的豹皮自然也是不会少的。07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费力克斯准备就绪，要去接西莉亚的时候，父亲还没穿上他的“专属画家套装”，只是穿着毛衣和宽松长裤。他向费力克斯承诺再三，他只是想看看这个女孩，绝不是为了见她穿什么“演出服”；这次会面绝对很普通、很简短，甚至很无聊。

最后让费力克斯败下阵来的，是一辆产于1932年米德兰市的奇德斯乐旅行车。那时候，一辆奇德斯乐可以在任何方面都和德国的梅赛德斯或英国的劳斯莱斯相媲美，甚至是比它们还高级。即使到了1943年，奇德斯乐敞篷车也是造型奇特且拿得出手的古董。费力克斯把车的顶棚折叠起来变成敞篷车，车后座有一个单独的挡风玻璃，引擎有十六个汽缸，两个备用轮胎安在前挡泥板的浅沟里，看起来像正在跃进的马脖子。

费力克斯开着这辆扎眼的车朝着漆黑的城镇奔驰而去。那晚，他穿着租来的燕尾服，翻领里还插了一朵栀子花，副驾驶座上放着他为西莉亚准备的用两朵兰花制成的胸花。

费力克斯一出门，父亲就脱下了他的便装，穿上母亲帮他拿来的制服；在母亲眼里，父亲不论做什么事都对，母亲出卖了费力克斯！父亲换衣服的时候，她关上电灯，点起蜡烛，她和父亲白天已经把蜡烛摆在房间各处，竟然没人发现！他们肯定有分身术！

父亲将猩红银色制服和高皮帽穿戴整齐的同时，母亲也差不多把蜡烛都点上了。

我则站在二楼卧室外的阳台上兴奋不已，和父母一样期待看到西莉亚·希尔德雷思的模样。我仿佛是待在一个满是萤火虫的蜂箱里，而我的正下方就是那位气宇非凡的“薄暮之王”。

我的思维模式深深受到那些我看过的经典童话和父亲绘声绘色讲述的神话传说的影响，不由自主地便把烛光看作萤火虫，并虚构出一位“薄暮之王”。这对我和费力克斯来说是第二天性。我敢打包票，米德兰市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小孩能有这种想象力。

这位“薄暮之王”戴着他竖着羽毛的高皮帽下了指令：“打开城门！”* * *

家里哪有什么城门？只有两扇普通的门，南边的是前门，东北角的厨房也有一扇。但父亲说这话时，气势之恢宏绝不只是打开这两扇门。

只见他朝着原来那对南向的车房门走去（正门就安在那儿）。我从来不把那两扇门当门看，它们更像是我家里的一堵石墙。现在父亲握住了那巨大的门闩（他锁了这门三十年），它没能抵挡得了父亲的动作，稍一使劲它便向后滑动，这是它的秉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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