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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30 15: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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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与弛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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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管理之道

道家的管理之道试读:

前言

道家思想玄妙精微,一部《道德经》开启了国人几千年的智慧,它像一口深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愿意走近它,任何人都可以从中汲取一杯清泉。首先,道家的学说是治世之说,它本来就是写给治国者看的。对今天的领导者来说,仍然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其次,道家思想是一种系统论,如果说今天众多的管理学说是讲“管理之术”的话,那么道家管理思想则是“管理之道”,只有对它进行系统地把握,才能领会它的精神实质,进而有效地去实践它。

第一,道家首先强调管理的“修身”,也就是自我管理。管理者首先自身要“有道”,才能识“大道”,进而掌握管理的“大道”。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在道家看来,领导者自身品质对一个组织的兴衰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二,道家提出了管理的基本原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提倡的“道”,也就是万事万物自身的规律,也就是说,领导艺术也要符合自然之道,与周围的环境和人保持合谐,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道法自然”是道家管理的一个总纲。

第三,在管理方法上,道家提倡“无为”。“无为”并非什么也不做,它的精神实质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违背客观规律、自然之道的“为”,确实不如不为。如有些企业看上去非常有“为”,甚至为争名夺利不择手段,搞假冒伪劣,搞虚报浮夸,欺骗上级,最终造成人格堕落,企业下滑甚至倒闭。相反,有的企业不浮躁,不盲动,扎扎实实苦练内功,最终却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无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的“上有为,下无为”,这一点与现代管理思想也是相通的。也就是说,管理者要搞好决策,腾出精力抓大事、要事,并有效地授权于下属,让他们来做好具体工作。“无为”管理思想在古今中外的管理实践中取得了富有成效的验证。如汉朝初年“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在企业中,“无为”管理也被成功地加以运用,如美国贝尔实验室以“无为”思想指导科研,收获颇丰,国内也有这方面的成功例证。

第四,道家非常讲求管理的艺术,在这方面主要体现为“不争”和“守柔”的智慧,老子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里的不争是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去争,把“不争”作为“争”的一种策略和手段,达到最大的“争”。老子又说:“天下之至柔,驰聘于天下之至坚。”道家强调在管理上,管理者要将自己处于柔弱的位置,充分发掘潜力,扬长避短,后发制人,从而无往不胜,这也是一种高超的管理智慧。

道家管理思想并非是一些大道理,比方说,对于领导艺术的方方面面,老子就有些具体的阐述,有它的可操作性,比如讲到管理者的七种品质,老子说过这样的话:“居善地,从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居善地”就是指管理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搞好上下级关系;“从善渊”就是指心思要博大深沉;“与善仁”就是要将自己的需要与下属保持一致;“言善信”就是管理者要讲诚信;“正善治”就是指管理者要正人正己;“事善能”就是指要善于任用有才能的下属办事;“动善时”就是要应时而动,抓住机遇等等,这就是非常具体的管理艺术了。

让我们走近道家,去认识老子、庄子,体味他们的管理智慧。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的管理艺术不知不觉得到了提升,进入了庄子所说的“无所恃”的自由境界了。作者2007年4月于北京清华园

第一章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成为最佳的自我管理者

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意思是,“战胜别人的人是有力量的,而能管理好自我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有一个古老但却蕴含真理的西方人的格言也表达了同样的道理:“在尚未管理好自己之前,你没有能力去管理其他事。”老子的管理思想体现为“人治”,在他看来,管理事业的失败往往是由于管理者自己的不良习性和缺乏自我管理意识造成的。

能否成功有效地管理,标志着管理者是否有“道”,而“道行”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自我管理水平的高低。

1.好领导的形象:“呆若木鸡”

在一般人的眼中,领导者的形象往往是威严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或者是张扬的、耀武扬威的,可是,在道家的眼里,成功的领导者却是静寂恬淡的。正所谓“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们善于以静制动,以不争而取天下。

庄子“呆若木鸡”的寓言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古时候,有一个叫纪治子的人,以训练斗鸡而闻名,他奉国王的命令训练一只鸡。很快,10天过去了,国王问他;“斗鸡怎么样了?可以参加比赛了吗?”

纪治子回答说:“还不行,这只鸡自傲而任性使气。”

过了10天,国王又问:“现在,斗鸡应该可以了吗?”

纪治子回答说:“还不行,它还容易激动,稍有动静它就会盲目行动。”

又是10天过去了,国王又问,纪治子回答道:“还是不行,它一见对手就怒气冲天,气呼呼的,仍然不能平心静气地参加比赛。”

又过了10天,纪治子说道:“差不多了,虽然它见到有斗鸡在其前面鸣叫示威,却能冷静下来,看它就像是木鸡似的,现在,它的精神已经达到了理想的境界。别的鸡看到它没有敢于应战的,一见它的神气就纷纷逃跑了,它完全可以参加比赛了。”

这只“呆若木鸡”的鸡果然威猛无敌。

人们常用“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形容一个人头脑呆板、反应迟钝,“呆若木鸡”并不是让领导者一个劲儿地保持着呆呆的姿态,如果那样,不是成了白痴了吗?又如何能达到管理的理想境界呢?

但是这个寓言中的“呆若木鸡”却不是贬意,相反,是一种赞美。在庄子看来,真正威猛有力、善于竞争的领导者的心理必然要训练得像这只“木鸡”一样达到一个完善的境界:自己要保持冷静、恬淡,不急于表现自己的本领,不表现得盛气凌人,不表现得自高自大,不表现得见了对手就气急败坏,应带着一颗平常心参与竞争,在冷静之中,才能准确地发现对手的弱点,及时抓住时机,将竞争对手打败。

历史上也只有很少的几位智者玩味出了其中的道理,并正确地运用到管理的实际中去,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汉朝著名丞相陈平就是这样一位智者。

陈平从小喜欢道家的管理哲学,后来跟随刘邦打天下,担任刘邦的作战参谋,是曾经六出奇计使刘邦六次摆脱生死劫的智谋之士。随后,在吕后专政时期,他又成功地运用韬光养晦之术,在政治旋涡中游刃有余,并在铲除吕氏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着,他又在汉文帝时代继续作为丞相处理国事,将智谋进一步深藏于内,越来越变为一个像木鸡一样的静寂恬淡型领导者。《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了一则故事,很能体现陈平的领导风格和艺术。

汉文帝有一次上朝即问丞相陈平:“天下一年共处决多少犯人?天下一年收入、支出多少钱币、谷物?”

陈平不动声色地答道:“有主管官员,可以去问他们。”

皇帝不解地问:“谁是主管官员?”“陛下若问处决犯人之事,就问廷尉(主管刑罚的最高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若问钱谷之事,就问治粟内吏(主管农业的最高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长)。”

皇帝不免生气地说:“如果这些事务各有主管官员处理,那么您又主管些什么事呢?”

陈平从容笑道:“主管群臣。陛下不知在下天性愚顽,让我担任宰相之职。宰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应四时,下育万物,生生不息,对外镇抚四方诸侯,对内亲近安定百姓,使各级官员各任其职。”

汉文帝听了陈平的话,不仅没有责怪,还很赞赏他的说法。

陈平的领导艺术的实质在于,领导者应当从大处高处着眼,放眼全局,宏观控制,摆正自己与部下的关系,使每个人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就是高层领导者的职能。

这种静寂恬淡型领导者的胸中也要装着全局,在人们不觉察的时间和地方,无微不至地处理很多事务,指导和激励部下各尽其职,好像是潜在水下的水手,表面上风平浪静,而水面之下却不停地行动。人们从表面上看,这样的领导就像一只呆呆地静坐着的“木鸡”。

管理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没有一种领导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的静寂恬淡型领导风格也只是在一定前提下运用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社会安定,机构完备,下属中已网罗了丰富的人才。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能采取庄周所倡导的“木鸡式”领导风格。陈平所处的时代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如果在纷纭乱世,或是组织机构不完备,或是下属中没有可依赖的人才,这样的“静寂”和“恬淡”就会招来瘫痪和混乱。

如果一个企业家领导的是一个人才基础单薄的中小企业,也不能采用这样的领导模式。因为即使是中小企业的最高领导者也要身先士卒,亲自来检查核对。组织规模小了,运转得如何,最高领导者实际上也可以做到一览无余,鞭长所及,无不为也。

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分寸要把握得十分恰当,才能产生最佳的管理效果。但是庄子的“木鸡理论”显然有它一定的实践价值,尤其对那些高层管理者而言。

2.领导分四等,你是哪一等

老子把领导者按照领导艺术的优劣分为四个等级:“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这四个等级中,最高境界是人们好像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其次是人们亲近而赞颂他;再次是人们害怕他;最糟糕的领导,人们侮辱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百姓或下属感觉不到领导的存在,正好表明其领导艺术的出神入化。

最高明的领导者,百姓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正如古代太平盛世——帝尧时代,老百姓编的《击壤歌》所唱的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顺畅,帝王于我不相干!”

百姓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切顺其自然。“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生活富足,风俗美好,这样的生活好像是自然的赐予,自然的造化,没有人为的痕迹,没有帝王的干预。这是领导艺术的最佳境界。人们所得到的生活的安全、自由、满足,显得是他们自身理所当然的拥有,并不是帝王“皇恩浩荡”、大恩大德,人民也勿需对长官感激涕零、下跪叩头、山呼万岁,安全、自由、满足,正如人们呼吸的空气那样,平常人们并不感觉到它的存在。一旦到了人们感觉空气太重要的时候,那一定是空气稀薄或被污染到不利于人们生存的地步,那是多么危险的状况!人民没有感觉到领导的存在正好表明领导艺术的出神入化,他像春风化雨一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万物复苏,茁壮成长,却未炫耀:这一切成就是他的功劳。老子教导领导者要“为之事无为,行不言之教”,对人民悄悄地做好事,而不张扬。在现代民主社会,领导者不应抱有希望人们感恩戴德的心理。

第二等领导,下属亲近并赞美他。这样的领导为人们做了许多好事,让人们感到是他了解人们的倒悬之苦,是大家的救星,人们敬爱他,歌颂他。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达到了这等境界。

第三等领导,人们害怕他,望而生畏,都想躲得远远的,他就像一头老虎,是百兽之王,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各种野兽见了它无不吓得胆战心惊。老虎式领导靠的是生杀予夺的权力,人们因为害怕他,才不得不听他的号令,同时在内心里诅咒他,祈祷他早日灭亡。也会有人想利用他的威风,狐假虎威,作他的帮凶。这些帮凶其实是帮他抓紧办理死亡的签证。

第四等领导,是最糟糕的一类,人们侮辱他,瞧不起他。也许是因为他平庸无能,也许是因为他贪婪无厌,也许是因为他淫乱声色,也许是因为他轻率浅薄,也许是因为他愚蠢而自负,较常见的则是领导得了上述种种的综合症,是糟糕管理的集大成。这等领导的前途可想而知。

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有很多成果名列世界前茅,其材料物理研究所负责人陈烃耀多年来一直用“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管理下属,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把“无为而治”用英文翻译成这样一句话:“最好的领导者是能帮助人,让人感到不再需要他。”这句话深得老子管理学的真义,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领导者的职责是辅助下属顺应规律去工作,成就事业,而不敢自高自大。下属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应让他们感觉是自然的回报,而非上司的恩典。这才叫真正的领导。《贞观政要》记载,唐朝的名臣魏征告诉唐太宗:“尧舜在位的时候,老百姓说:‘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受天子含养,吃饱喝足,却又说:‘帝王有什么功劳?’如今陛下这样含养万民,百姓也是日日享用,却不认为是您的恩德。”

同样的,员工对经营者的感觉也是如此。一家公司只要经营得法,就会欣欣向荣,员工便可享受优厚的薪金与福利,并视之为理所当然。一旦公司经营不善,发生困难或倒闭破产,员工生活无着,才会迫切感到公司领导的重要。在生活美好、安全的情况下,没有人注意是谁创造并维持了这个良好的状况。如果到了非去考虑、关心政治或是谁当领导更好的时候,那一定是已到了危急的关头。当人们没有意识到领导存在时,那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3.奸诈诡谲:领导的戒律

领导者为人忠诚,胸怀坦白,朴实无华,然后才能引导人民纯朴、诚实,不狡诈,不虚伪。如果领导者本人私心太重,臣民就会变本加厉地追求名利;如果领导者自身奸诈诡谲,人民必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加虚伪而圆滑,管理起来更加困难。因此,领导者应正心诚意,静心寡欲,见素抱朴,不玩权术,不施计谋,人民才会以诚相报,管理就会顺顺当当。

老子警告奸诈诡谲型领导要及早迷途知返。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古代懂得领导大道的人,决不教人巧诈,而是教人淳朴、天真。人民难以管理的根由就在于他们工于巧诈心计。”因此,用奸诈诡异的方法管理国家,是国家的灾难,不用奸诈诡异的方法管理国家,是国家的福运。这两句话是管理的法则。懂得这个法则,可以说就有了远见卓识,你就能胜一般的管理者一筹,你的事业就会发展很顺利。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奉老子为祖师,而且将老子的管理学付诸治国实践。他对待臣民不施奸诈智谋,显示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风范。

当唐太宗发觉有一些臣僚在他面前一味吹捧迎合讨好时,他心情很沉重郁闷,对身边的臣子说:“这些官员不肯讲真话,真叫朕伤神,此风不可长啊,假话盛行,国家要遭殃。朕该如何办呢?”

身边有臣子建议唐太宗设下圈套,诱使那些官员讲出真话来。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训斥身边臣子道:“朕不愿用奸诈之谋来对待我的臣民,那样做就是教唆他们以阴谋行事。那些官员不肯讲真话,乃是由于朕的诚心不足以感召他们,乃是由于他们对朕怀着恐惧之心的缘故啊!”

唐朝开国不久出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与唐太宗不用奸诈权术而以坦白真诚的态度治理国家有很大关系。

历史事实证明,坦白真诚的政治家可以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而奸诈的政客却不一定能获得成功。有人奉政坛上的欺诈、阴谋、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不择手段、残酷无情等等为成功法则,把它们看作政治斗争中的正常手段。确实,历史上一些品格低下的政客以此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的成功除了因为其奸诈诡谲以外,还同一定的社会背景分不开,奸诈不是他们成功的必胜法宝。如果当时的局势不是非常混乱,如果人们当初就识破其奸计,他的阴谋就会胎死腹中,失去用武之地。

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领袖人物,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这些人一生襟怀坦白,为人忠诚,对奸诈诡谲行为嫉恶如仇。林肯在南北战争中精通“兵不厌诈”的兵法,但在政治上并不施用诈术。林肯有一次在谈到“欺骗”和“隐瞒”问题时说:“你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时候欺瞒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所有的人。”

多数的时候,群众是沉默的,但其眼睛是雪亮的,暂时的沉默是因为敢怒不敢言,一旦火山爆发,一切将不可收拾。领导者施展诈术,臣民必然起而效尤,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领导者将被被领导者搞得焦头烂额。

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奸诈不是领导者的必胜法宝,领导者应以此为戒。

4.成功领导的七种品质

领导的成功关键在于领导的品质。新型的领导应当打破领导全知全能的神话,领导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几种领导品质塑造而成的。老子提出了领导者应当具备的几种品质,可供现代领导者借鉴。

现实中到处传播着“领导”超凡脱俗的神话,使人感到领导是可望不可及的“神仙”。好像“领袖”的卓越已罩上神圣的光环,普通人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这种气氛弥漫开来,有时会让以后担任领导岗位的人也禁不住怀疑:“我能否胜任现今的领导工作?”

领导者应具有一些必备的品质,虽然每个领导各有个性化管理艺术,无法归结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千人一面的领导模式,但确有一些主要的品质是领导者应当具备的。否则,这个人难以当上领导,或者即使担当领导者也无法成为一个成功人士。

老子认为,领导者应当具备七种品质:(1)“居善地”,首先摆正领导者的位置,不迷信发号施令,相反应当诚心诚意地尊重部下的人格和创造力。(2)“心善渊”,思想要像深渊一样深沉,而不浅薄,不浮夸。深沉而安静,博大而透明。(3)“与善仁”,部下是由于“爱”你才对你忠诚,把他们的身心贡献给组织,决不会是由于“怕”你才对你忠心耿耿,由“怕”引起的忠诚一定是口是心非,口服心不服。爱是付出,而不是一味索取。你不对部下付出爱心,部下对你自然冷漠无情。关键是,领导者要弄清部下究竟需要什么,了解他们的希望和担忧、他们的价值观和爱好。你要向部下表明,你的爱好和利益与他们是一致的,两者都会得到最充分的满足。(4)“言善信”,领导者起着榜样作用,部下是否信任你,重在表现,而非表态。领导台上讲话是沟通的一种方式——言语沟通。讲得动听,容易。但只有领导的行为举止能证实其言,那人们才信服,要不然,人们只是将信将疑,甚至在心中鄙视你。大家一般都在遵循“听其言,观其行”的准则。如你要求部下去履行某一准则的话,那你最好遵循同样的准则生活。如果你只要求部下那样做,而自己却按不同的准则行事,那么部下就把你当作伪君子看待。这样,你的号召力必然大打折扣。(5)“正善治”,“正”就是“政事”,古人云:正者,政也。古人的遗词用字就包含着中国人的管理学原则。西方人的用词,无论是“领导”也好,还是“管理”也好,都不如汉语的“正”字含义深刻而又形象。无怪乎有人说,每个汉字就其反映事物的丰富而言都是一个“小宇宙”。中国人的祖先对“领导”本质的认识一开始就显示出极高明的智慧。领导的职责是“正”人,就是让人们正确地做事。但是,“正人”只是领导行为的一个方面,同时必须注意另一方面,“正己”,而且,“正人”应以“正己”为前提。所谓“正己”就是“自我领导”。先领导好自我,然后才能领导好别人。一个品质有大缺陷的人确实难以实现卓有成效的领导,虽然每个领导者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6)“事善能”,领导者要善于利用有才能的人。道家主张领导者对待周围的人要谦逊,要退让,不争强逞能,原因就是要领导者认识到领导不是唱独角戏,不是台上一人表演,观众喝彩的戏剧。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用人之力,是谓不争之德。”领导者应善于用人,领导的本质在于通过他人的工作实现目标,因此,领导者要谦虚,有自知之明,不去与部下争高低,不干该部下做的事。实际上,老总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是外行,不如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人或部门主管更有办法。所以,领导应“礼贤下士”,尊重下属的自主权与创造性,只有人人负责,人人创造,才能形成推动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内动力。(7)“动善时”,做事要抓住时机,应时而动。人是在一个既定的环境下开始个人的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与人事随时都在变化之中。时势造英雄,没有适宜的社会条件,智能之士也无从脱颖而出。时机蕴育于变化之中,此一时彼一时也,于是出现顺境与逆境、幸运与厄运的交错纷呈。机遇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是,人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听天由命。对待机遇,有两种积极态度,一是善于发现、抓住并利用瞬息即逝的机遇,二是善于顺应时势,创造条件,促使形势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变。

相传,有两个买鞋的人都到一个荒岛上去做生意,哪知荒岛上的人光脚走路,从不穿鞋子。一位商人失望地叹息:“岛民光脚行走,鞋子卖给谁呢?”于是,打点行装打道回府。另一位商人则喜出望外:“人们都还光着脚,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市场!”

同样的时势,不同的人就面临着不同的机遇。成功者都是幸运儿,他的好运并非上帝、祖宗在其中保佑相助,而是“动善时”的结果。大自然之所以生生不息,乃是因为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时机,每时每地都有所成就。

老子提出的领导者七种品质的理论,可以作为衡量领导者的标准,七个“善于”是检验领导是否成功的试金石。

领导者本身也可把这七种品质当作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不足,改进自己的领导作风,提高领导水平。

5.领导分三种:上士、中士、下士

老子根据领导者实践能力的强弱,把领导分为三种类型——上士、中士、下士。有的领导热衷于谈论他的伟大的管理观,务虚不务实,空想而不现实,这种领导,只能是空想家,而不是实干家。成功者的行动是沉默而有效率的。

根据老子的说法,任何组织的领导都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上士闻道,起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大意是说:上等领导听到了大道,马上就开始实行。中等领导听到大道,有时想起,有时忘掉。下等领导听到大道,就大加讥笑。他们不讥笑,就算不上大道了。因为他们很浅薄,不能了解大道的实质,无知且狂妄。

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F.DNcker)说,领导者首先是实干者,他们拿得出实实在在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拥有能够“做对事”的部下,而且他们本人“踏踏实实”和善于干一件件卓越超群的实事。

领导者必须果断,必须作出选择,必须付诸行动。领导者应当明白,自己如果不行动,人们就会认为他优柔寡断和软弱无能,这样就会增加人们的忧虑感,就会使人们泄气和不安。领导者虽然必须一直与严酷的现实为伴,但他也一定会乐观面对。

有的领导者热衷于谈论他的“伟大”的管理理念,务虚不务实,空想而不现实,玄虚而不真实。他是空谈家,而不是实干者,这种领导只能算作“中士”。

有的领导者了解到管理的大道,就全力以赴,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一丝不苟,身体力行,不惧艰难险阻,始于足下,达于千里,起于垒土,成于高山,积累滴水,终成江海。行动,如同推土机,强力推动事业向前开拓进取,这样的领导才可称之为“上士”。

成功者的行动是沉默而有效率的。成功的领导者像运动员紧紧地盯着一个球那样,盯着自己的奋斗目标,“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

有的领导者自以为聪明,不愿走人间正道,而好走小道邪路,用不正当的手段投机取巧来达到个人目的。他嘲笑世上的“傻瓜”,不知走捷径;他讥笑别人只知光明正大地做事,而不知黑幕交易;他嘲笑人家付出的那么多,却得到的那么少,自己付出的如此少,却捞到的如此多;他为自己的得计而窃笑,也对管理的大道而感到可笑。可是,这种人对大道的嘲笑,正表明了他的无知和狂妄。俗话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可以断言,这种开始大笑的人,绝对不会笑到最后,这类领导只能是“下士”。

前些年,许多企业家围绕关于“老板们为何‘短命’?”这个话题,分析讨论了中国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各领风骚三五年而不能“长寿”的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点:

原因1:偶然性。那一代企业是在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开端,凭着胆大,在偶然中发展起来的。但是,社会在进步,市场在成熟,规范在建立,那些老板跟不上时代,当然只有被“大浪淘沙”了。

原因2:总想打擦边球。改革开放20余年来,企业家站起来的太快,倒下去的又太多,正应了一句笑谈:“各领风骚二三年,昙花一现又不见。”很多企业利用政策的空子,利用经济秩序的不完善,一夜之间站起来。但是,他自己的管理方式不完善,总想打擦边球,容易产生管理混乱,效率低,风险也很大。

原因3:胆子大,能力低。企业家本身不成熟,综合素质差,“胆子大,能力低”,是第一代个体户和一些企业家的鲜明写照。企业决策者往往做成一件事就头脑发热,不冷静地思考下一步决策,使企业超越正常规律盲目行进,最后轰然倒下。

原因4:自视过高。许多民营企业家对自己的经营能力估计过高,也就缺少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平台。他们把对财富的追求当作终极需求,导致他们不能持续发展。

原因5:缺乏理性。许多老板天天想赚钱,但对如何发展缺乏理性判断,对未来没有预见性。有些企业家谈不上理性,都是赌。他们总体素质不高,迟早都要“出天花”,必然有一场发作。

老板们为何难以“长寿”?原因在于自身素质不高。作为中国私营经济的拓荒者,他们大多数人创业依靠的是胆量,其经营管理能力、发展眼光以及文化水平相对欠缺。

看来,只有做“上士”的管理者或领导者,才能使事业“长寿”,使事业兴旺发达。

据全国工商联在国内21个城市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有70%左右的民营企业家不懂财务报表,90%以上的民营企业家不懂英语和计算机。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竞争者的增加,他们只会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叹。

我们见到了太多的“流星”企业,而死亡的方式,一种是在一时的成功后忘乎所以,盲目膨胀后的“暴卒”;更多的则是世易时移时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最后悄无声息地“安乐死”。有太多的老板急于成名,想马上跻身于世界“五百强”,却缺少有耐心打造百年老店的企业家。这些老板都想“早熟”,不愿打好根基,稳健经营,“大器晚成”。

老子说,多数人的失败是因为有始无终,“常于几成而败之”,几乎就要成功时却放弃了,致使前功尽弃,因此,“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又说,暴发者不会长久。你见过狂风暴雨吗?狂风刮不了一个早晨,暴雨下不了一个整天。谁搞起狂风暴雨?是天地造化。天地搞的狂风暴雨尚不能持久,何况是人的暴发行为!人不要像狂风暴雨那样,那样不会长久。

老子还教导说,如果我有智慧而又具有见识的话,就要行走在大道上,担心走入邪路。大道很平坦,而有人偏喜欢小径后门,那是违反大道的啊!

老子也深深感叹世上知音太小,他的学说本来很容易了解,很容易实行,可是天底下很少人理解,没有人能实行。他的学说是纲领性的,那就是“道”,然而由于人们无知,所以不能够真正了解。了解他的人太少了,而按他的学说行事的人就会脱颖而出,取得成功。因此,他还是坚信自己的学说是真理,像珍视美玉那样把它揣在怀里。

了解大道,认识大道,行走大道,始终如一,才能成为领导中的“上士”。真正有远见的领导者应时刻铭记老子的教导。

6.运用权力需要技巧

历史向人们昭示,权力可以产生影响力,但运用权力却需要相当的技巧,否则反而会成为招祸致败的工具。权力乃是天下人的公器,是神圣的东西,不可强行。

唐朝宣宗皇帝统治期间,公元848年,在义成(地名,在今河南省)担任节度使的周挥,邀请他的好友韦澳做判官(节度使的助手)。后来,周挥有幸升任朝中的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天子治理万民,协理阴阳使风调雨顺,安抚四夷使边防安宁。周挥对韦澳说:“我这个人能力小,而肩负责任很重,日夜惶恐,怕不能胜任,希望您来帮助我,给我出出主意吧!”

韦澳简单地说:“愿相公无权。”

周挥一听楞住了,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韦澳见周挥困惑的样子,就解释说:“赏功罚罪是天下公论,不要以自己的爱憎喜怒为转移,天下自然就治好了,相公还要什么特权呢?”

周挥听后,十分佩服韦澳的高论。治理天下要有一颗公心,公平、公正地处理政务,不可以持权压制人,不以己见强加于人,不以一己之利而损害人,就会逐渐培养出威信,社会就会稳定,生产就会发展。领导不可只靠权力,不可迷信“有权就有一切”的教条,好的领导者不是单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丰富的经验以及卓越的能力。

历史向人们昭示,权力固然可以形成影响力,但运用权力却需要相当的技巧,否则反成招致败亡的工具。

老子告诫世人:“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有的人想把天下取来作为囊中之物,可以预见他是得不到的。天下权力是神圣的东西,不可强行,不可垄断。逞强要失败,垄断会全盘皆输。

如果一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太依赖于一个人,也许这个人有超人的聪明,凭借其智慧和能力,能带动该组织不停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这种状况是“人存政兴,人亡政息”,好景不会很长。在美国,如果一个企业对领导者的依存率达到九成,那么,该公司的股票价值就会大跌,因为股民对其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这样的公司是个人英雄主义类型,不可能做到可持续发展。

无权不能算领导,但领导的过度专制则会使你丧失手中的权力。所以,领导要学会向下级授权,让自己少一点权力。究竟何种比例最理想,没有统一的公式。但通常是,在危机和动荡时期,领导要掌握更多的权力,在稳定发展的时期,则尽可能授权。权力集中也好,授权也好,都以实现高效管理、实现发展目标为标准。需要指出的是,随意的或心血来潮的放权,等同于放纵,将导致组织松懈,乃至于一盘散沙,一事无成。

道家向我们传授如何对待权力、富贵的正确态度,不择手段地攫取并占有权力是有害的,但是把权力、富贵当作负担而不能正确对待,也是不明智的。

试看下面的一则寓言:

我国远古领袖帝尧在华州视察,在华州驻守的一位官吏华封人对尧说:“嘻,欢迎圣人驾到!敬祝圣人幸福,万寿无疆!”

尧回答:“不必了。”

这人又祝愿道:“愿圣人富裕多财!”

尧说:“不必了。”

该人又祝愿:“愿圣人人口兴旺!”

尧说:“不必了。”

华封人不解地问:“寿、富、多男子是人人都想要的,您却独独不想要,是何原因呢?”

尧解释说:“人口多了,叫人多操心。钱多了就生事。活得越长寿,就多遭到侮辱。这三样东西,不是修养完善的人则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不想得到。”

华封人说:“我原先认为您是圣人,现在才知道您不过是一般的君子。天生万民,就授予他们职位,做各种工作。人口多了,就安排他们从事各行各业,这样还有什么恐惧的呢?钱多了,就分给别人花,这样还会生事吗?圣人生活像鸟儿一样,顺其天性,自然而动。天下有道,就干一番事业;天下无道,就隐居山林,与世无争。活了一生,然后化为神仙,乘白云,到达天帝居住的地方。这样活着,祸患不来,不会遭殃,哪里会受侮辱呢?”

他说罢,转身就走。尧在后面追着,不停地说着:“请问,请问……”他扔下一句话:“回去吧,用心体会去吧!”

这位华封人是一位得道之人,他批评尧不善于对待人多、钱多、长寿三个现实难题。道家不主张用不正当手段去获得权势、发财致富、祈求长寿,但是,当这些东西水到渠成,来到你身边时,也用不着惧怕,也不用推让和逃避。只要不一心想把它们据为己有,而是“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这样做,就不会产生“多惧、多事、多辱”的祸患。

无权亦坦然,不必蝇营狗苟、投机钻营,不必惊慌失措、夜不能寐、为伊消得人憔悴。

不知与人共同享有天下的人当不好领导,即使处于领导之位也一定感到如坐针毡,如蹲囚牢,非常痛苦,何乐之有?

拿得起,放得下。说来易,行之难。握权易,放权难。

许多单位的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忧虑:我们不控制局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实际上心里想的是,不把事情抓在手里,我们不就显得不重要了吗?对于不少领导者,控制局面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与人分享权力是有些人难以接受的事。

其实,人完全可以达观地看待权力。人的成功、幸福、快乐并不是指高官厚禄,乌纱帽也不一定能给你带来人生的乐趣。因为官爵并非人的本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而来,只是像一个包裹一样暂时寄存在你身边。寄托在你身上的东西,它要来难以抵挡,它要去也无法挽留。因此,人不应当为掌权升官而得意忘形,也不可因失势穷困而丧失气节,对待富贵与穷困要同样乐观,这样才算乐而无忧。如果得到官位的时候,总是担心失掉,也会心慌意乱。为了追求名利,患得患失,从而葬送了自己的快乐的人生。很多人都受世俗的影响,不能超脱地对待权位名利,本来要得到快乐,到头来却收获了痛苦。

7.冷静是成功领导者共有的特征

好的领导者必然是冷静的。冷静并不是绝对的静止,而是一种特殊的思维状态。

领导不是神秘之物,而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要培养优秀的领导。首先需要有正确的领导原则。阻碍人们成为更有成效领导者的最大的障碍来自领导自身。这些障碍是:自我中心、惧怕和急躁。这里的自我是指领导者被狭隘的自我所支配,不知道如何管束自我,了解真正的自我,从而影响自己正确地对待别人和事务。惧怕是一种胆怯、麻木的心态,它使人谨小慎微、畏缩不前、消极等待。急躁意味着我们不愿为推进事业的发展而创造各种条件,而只想急于求成。实际上,要想取得理想成果,就必须付出时间和努力,急于求成只能毁掉或损害我们想要取得的成果,“欲速则不达”。

要破除这些障碍,根本的还取决于领导者之“心”。老子说过:“宁静是急躁的主宰。”庄子则直接指出:“圣人之心静。”

领导者为什么要“静下来”?领导者的静,并不是一味地静止不动。这种静,是不受外界和杂念干扰,从而达到心境的宁静。水静时才能清楚地照见须眉。水静了就明澈,人的精神静了,内心世界静,眼前的事物就分明了。

老子庄子都认为,领导者的心应当是宁静的,心静可以反映天地万物的真相,像镜子能照见世间事物一样。能做恬静无为的领导者,可作为天地的准则,道德就达到了最高境界。因此,领导者要心境宁静,心境宁静就虚怀若谷,虚怀若谷就能包容万事万物,万物归服就有了头绪。虚怀若谷然后达到宁静,宁静而后采取明智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就有成效,能达到预期目标。正因为心境宁静有这样好的作用,领导者无论“静”或是“动”,都左右逢源,事事顺利,即“静而圣,动而王”。圣人用博大的“心”管理天下,因而得到了无限的快乐。

宁静并不是绝对的静止,而是一种特殊的思维状态。西方人将这种状态称为“沉思”。

宁静胜过急躁。俗话说:“急中生智。”不少人在遭遇紧急情况时,往往能想出一些好主意,好办法,作出平时似乎难以作出的判断,从而化险为夷,渡过难关。然而,这并非人人能做到。大多数人会表现得手足无措。这时,内心平静至关重要,否则就会乱了方寸,错上加错。

老子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就是说,稳重胜过轻率,宁静胜过急躁。静中养智,静能生智。诸葛亮说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虽然有时说“急中生智”,但这个“急”是指危急关头,而不是指心情急躁,如果在形势危急时刻乱了方寸,就一定不能生出挽救危机的智谋。

只有当形势危急混乱,仍能镇定自若,心中清醒宁静如镜如水,方能映现出解决问题的方略。老子又说:“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轻率者盲动会失去根本,急躁不安全失去控制。

还是让我们来一块欣赏一个有趣的故事:

某天,一只鸽子飞进屋子。这只鸽子惊慌地沿着顶棚乱飞乱撞,不时地拍打着翅膀,但却不能从它飞进来的窗子再飞出去。这时屋子里的人尽管想帮鸽子飞出去,但也无能为力,叫声越大,鸽子越惊,手舞足蹈,无济于事。

很快,鸽子飞累了,落在屋梁上慢慢平静下来。一个聪明的人正好在这时开始行动,拍拍手惊吓这只鸽子。随后鸽子就直接从窗户飞出了屋子。

这则故事说明,在惊慌当中乱冲乱撞无助于摆脱困境,只有当你平静下来,冷静地观察和判断形势,寻觅正确的方向和出路,才能达到目的。

这个“静”不是外在的静止不动,不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像一具僵死的木偶。木偶似的人物只配作任人摆布的傀儡,还有何智慧与成功可言。

这里赞美的“静”是心境的宁静肃穆,相反的状态则是心如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三国时,荆州名士徐庶本欲辅佐刘备光复汉室,有所作为,可是曹操也求贤若渴,决心把徐庶招揽到自己的幕府中,为曹氏出谋画策,于是拘押了徐庶的母亲,然后派人拿着徐母的书信去见徐庶。徐庶是有名的孝子,于是不得不忍痛告别刘备,临别时遗憾万分地说道:“本想助您完成匡复汉室的大业,全凭着这颗心,而今方寸乱了,留下也无益,就此分手吧!”徐庶心中牵挂老母的性命安危,心情已无法安宁,心乱如麻。在这样的心境下,即使继续跟随刘备南征北战,怕也难以给刘备提供奇谋妙计来了。

而汉朝开国之君——刘邦的行为却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处乱不惊,冷静应变,化解危机的大智慧。

在楚汉战争中,楚霸王项羽为了降服汉王刘邦,捉住了刘邦的父亲,并在两军阵前驾起油锅,对刘邦喊话:“再不投降,就把尔父扔进油锅烹了!”

刘邦并不惊慌,哈哈大笑过后,对项羽说:“你我是从楚地起义反秦的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你若忍心把父亲烹了,请你也分给我一杯汤喝!”

刘邦根本不为所动,反而施展攻心战术,令项羽进退两难,这时即使杀了刘父,也不能达到擒杀刘邦的目的,且又会因此落个不仁不义的恶名。项羽看到刘邦之父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随后就把他放了。在这次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刘邦表现得极为冷静而睿智,既免了杀身之祸,实际上也以退为进,救了父亲,可谓两全其美。试想,如果刘邦看到项羽要烹杀老父,慌中无计,求饶不成,只好投降,刘邦父子就成了项羽的阶下囚、刀下鬼了。

静能生智,静能制动,静是领导的法宝。西方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每天早晨都要在肃静的教堂中长跪三个钟点,当助手劝他还有许多事等着他去做时,他正色道:“正是由于还有那么多事等着我去做,我就需要再跪一会儿。”马丁·路德的静,是为了即将开始的一天的奋斗积蓄力量。

冷静是成功领导者共有的特征。《道德经》认为,领导者只有保持“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宠辱不惊。”

三国时期的政治家诸葛亮对“静”作过如下的论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这是诸葛亮从政的经验之谈,他那千古传颂的“空城计”便是极好的证明。

唐之武则天读了骆宾王代李敬业起草的讨武檄文,丝毫不为文中斥责而气恼,而是十分欣赏骆宾王的才华,发出的是“宰相安得失此人”的惊叹,遗憾的是骆宾王这样的人才未被朝廷任用。“冷静”对领导者是重要的,所以《道德经》说“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这是从事政治活动的需要。只有坚守清静,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才能不轻举妄动,才能终身不遇危险。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苫罢,各复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老子认为,急躁是领导者的致命弱点,它使领导者失去根本和主宰而招致失败。像上述例子中的项羽,他的失败,虽说有多种因素,但不能不说和他的急躁性格也有一定关系。

8.圣人之道不在智巧,而在愚拙

明智的领导推行创新战略,“无中生有”,发前人所未发,想他人所未想,行别人所未行。他开风气之先,往往不为人们理解,被称为“疯子”或“傻子”,而这只能表明他的行为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力。道家的老子就认识到,常人很不理解他的学说,嘲笑他的怪异,因而自称为“愚人”——傻子。

老子说:“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意思是说,我的思想像傻子一样啊!人们都明明白白,只有我不够聪明;一般人都清清楚楚,只有我糊糊涂涂。聪明和愚笨颠倒了位置,真正聪明的好像很愚蠢,不聪明反而显得非常聪明。正如运动员在跑道赛跑,当跑得快的接近跑得最慢的人时,这时跑得慢的处于最快的前面,就好像最慢的人是最快的一样。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者总是容易引起政敌的猜忌和不安,使人感到畏惧和威胁。从而难免树敌招怨,壮志难酬。与此相反,那些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们,则可使政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容易被轻视和忽略,反而能够出人意料地成功。

于是,不示人以大志,便成为一种重要的韬晦手法。在时机尚未成熟之际,权术家的野心和权欲常常隐藏在恬泊淡然或沉溺酒色的背后。他们暂时收敛锋芒,表面上与世无争,极力掩饰自己的政治志向和权力欲望。

俗话说:“傻人有傻福。”

李忱是唐宪宗的第十三个儿子。他幼时显得十分呆痴,极为沉默寡言,仿佛哑巴一样。

宫中人都将他看成傻子。唐文宗、唐武宗都是他侄子辈的人,可一点也不尊敬他,经常拿他开心,以诱使他开口说话来取乐。

当唐武宗病危之际,宦官们以为像他这样呆傻的人物,易于他们控制,便立他为皇太叔,接着将他推上了帝位。这就是唐宣宗。可他一登基,召见百官、裁决政务,侃侃而谈;评判得失,全然合理,令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他在位十四年,约束亲属,礼待大臣睦如兄弟;明察慎断,刑法无私;从谏如流,俭约律己,人们称之为“小太宗”,是唐朝后期一个难得的中兴之君。

像李忱这样的皇族成员,身处嫌疑之地,明显地扬才露己,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皇帝的猜忌,结果是十分危险的。李忱的做法,是一种出于不得已的自我保护,也非常合乎道家的理论。

小说《镜花缘》中描写君子国的买卖情况,有卖者开了一个价,买者认为太便宜,一定要多给钱以致发生争执的趣事。

我国商业有些经营单位仍实行三不原则:不进货、不调换、不赔偿,商品出店门,一概不负责。因此,消费者买了不合格、不满意的产品只有自认倒霉。从某种程度上讲,既抑制了消费积极性,也直接影响到经营发展。

据《北史》记载,北魏初年有个金城人赵柔,行事讲信义,以德行为人称道。有一次,他与儿子善明运来了数件钟到市上出售,有人问如全部买下需要多少价值,答称绢二十匹。有个商人随即买下,但认为太便宜,就取绢二十五匹付予。这时,赵柔的儿子善明便欲收下,而赵柔却教训他道:“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这看来是傻瓜干的傻事,其实不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有“贪贾三之,廉贾五之”的议论。为什么同样经营买卖,贪者获利反而会少于廉者呢?原来后者讲信誉,取薄利,于是顾客盈门其业兴盛,积少而成多;前者急于谋利,巧取豪夺,虽有人惠顾而上当者不过一二次,结果门庭冷落,获利极少甚至不得,这不也是智与愚的辩证关系吗?

老子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就是用来形容上述这类人的。可见,傻中精自隐,愚中聪自华。

9.如何树立权威

老子认为,领导者要享有决策权和行使权力,必须树立起一定的权威。他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深不可识”就是权威的象征。领导者身上必须永远有某种令人莫测高深,迷惑不解和使入激动,引入注意的东西。

法国政治家戴高乐提出领导人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权威”就是其中之一。“必须能使下属建立一种信心。他必须能确立他的权威”。

戴高乐认为领导人在他的计划和举止中必须永远有某种“令人莫测高深,迷惑不解和使入激动,引入注意的东西”。他写道:“某些几乎可以说是生出来就有一种喷射液似地迸发权威的特质,虽然要准确地说它究竟包含着一些什么是不可能的。”《道德经》也同样指出,具有这种性格特征的领导者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只能勉强加以描述。总而言之,“权威”的最大特征是“神秘感”。

戴高乐认为,权威来自威信。他说:“首先不神秘就不会有威信,因为熟悉会滋生轻蔑,无论是谁,在他的仆人眼里都不是英雄。”

尼克松认为戴高乐本人就具有这一特点,他说:“戴高乐甚至在少年时就对周围的同伴保持一定的距离。家人打趣说他性格这么冷冰冰一定是幼时在冰箱里关过。”

尼克松还引用法国军校一位教官的话说,戴高乐有“流亡中的国王气派”。

权威的特征是“神秘感”,构成神秘感的要素,在《道德经》看来,关键是“寡言”、“希言”、“不语”、“慎言”。《道德经》说:“希言自然。”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只有得到“玄同”的人才能够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如此,则“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戴高乐也持同样观点,他说,“要形成神秘,除冷漠外,还必须说话少,在举止上行动上保持一副深沉的态度”;他接着说:“沉默比什么都能增加权威。但是沉默这个强者的最大特征,只有当他显得是掩盖坚毅思想的决心时,才能产生效果。”

巧妙地掩盖自己的意志和决心,而成就大业的领导者,在中外历史上不乏其例。史书记载的北魏时期广陵王元恭、八年不语而登帝位的故事就是这样。

元恭是北魏时期广陵王元羽的儿子,少时端庄谨慎,长而好学,以孝事祖母、嫡母闻名,后袭广陵王职,公元521年为正常侍,领结事黄门侍郎,因侍中元义专权,遂称病不起,不久,以痘(哑)病居洛阳龙华寺,不与人来往。公元524年,元恭被任命为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公元528年又被任命为仪同三司。

人们都说他口不能言,几乎与外界隔绝。公元530年有人密告北魏孝庄帝说,元恭有异志,装病。孝庄帝遂遣入夜至恭处,盗掠衣物,拔刀欲杀之,恭张口以手拈舌竟仍不言。孝庄帝遂释疑,放归其弟,恭惧诛,逃往洛山,洛州刺史执送洛阳,拘禁多日,以无获其诈免罪。

是年8月,尚书仆射尔朱世隆,汾州刺史尔朱兆两人拥立广元王元华为帝,12月,兆攻入洛阳,纵兵大杀,杀皇子,锁孝庄帝于宁寺楼,后迁于晋阳,缆死于三级佛寺,时27岁。孝庄帝死后,尔朱世隆等以元华为孝庄帝远属,又非众望所归,有悔立之意,又以为元恭潜默晦声,有非凡之才,所以企图废元华而立元恭,于是派尔朱彦伯去元恭处试探并胁迫之,元恭终于说话:“天何言哉?”元恭闭口八年,终于登上了帝位。“权术”同样是树立权威的重要法宝。在中国政治史上,“权术”或者叫做“君王南面之术”,作为一门学问,曾被研究和运用。

树尊立威,让下属臣服,历来都有许多方法可供当权者借鉴,而不让下属知其根底,不轻易示好,就是封建官场所奉行的二条定律,颇具普遍性,它能让上司和下属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增加上司的神秘和庄严,进而让人有所畏惧,不敢相欺。

不轻易地表露自己好恶、见解和喜怒哀乐,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不要让人窥出自己的底细和实力,这样臣下就难以钻空子了,就会对君主感到神秘莫测,就会产生畏惧感,也不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

上司如同在暗处,下属如同在明处,控制起就比较容易了。这种手段进一步发展,上司甚至连自己的行动、踪迹都要加以掩饰,使下属无从窥伺。这实在是一种有效的驭下之术。

秦始皇妄求长生不老之药,让一批方士四出寻求,可天下哪里有什么长生不老之药?

方士们交不了差,便骗他说:“我们求长生不老之药之所以求不到,因为有些东西妨碍它的出现。君主应当经常隐秘自己的行为,以避让恶鬼,恶鬼走开了,‘真人’才会出现。所谓‘真人’,人水沾不湿,人火烧不着,腾云驾雾,与天下同寿。不过,陛下太热衷于治理天下,心静不下来。您现在住的地方,大臣们都知道,这就妨碍神的出现了。希望陛下所居的宫殿不要让臣下知道,这样不死之药就可以得到了。”

一心想长生不死的秦始皇居然相信了这些胡言乱语,下令在首都咸阳二百里建了二百七十座行宫,座座金碧辉煌,巧夺天工,最特别的是行宫之间是相通的,以上下两层、封闭甚严的复道相连。他每日乘车在复道中巡游,从不在一个行宫留上二日;他处处追求神秘,无端让人摸不着头脑,令臣下无可猜测。

一日,他在梁山宫所在的山上看到一队车马从山下经过,他见其阵容庞大,十分招摇,不禁眉头一皱。当他得知这是丞相李斯的车队时,惯有的猜疑心让他十分恼怒,大为光火。

这本是件十分机密的事,不想第二天李斯却突然大大减少了车队数量,且无任何排场可言。秦始皇再次见到,惊疑之下,自知定是有人通风报信,遂严命追查此事。

原来,丞相李斯为了探知秦始皇的喜怒哀乐,早用重金收卖了秦始皇身边的一个宦官。当日,这名宦官见秦始皇对李斯生怒,恐对李斯不利,随后马上将此消息传了过去。李斯闻此惊惧交加,所幸得报及时,他马上将车队大部裁撤,以便让秦始皇消除疑虑。

追查竟毫无结果。当日在场的那个宦官深知始皇帝的暴戾性格,更是不敢承认。

秦始皇极为震怒,下令将当时侍奉他的所有宦官一律诛杀。在他看来,这件事非同小可,长此以往,自己就绝无秘密可言了。那样,臣下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了解他的真实态度,就会预防在先,有所戒备,势必难以驾驭。

秦始皇之所以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倒不完全是由于侍从暴露了他的行踪,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担心内外臣属勾结,暗中窥伺着他,使他处于被监视的地位,他的好恶被臣下所掌握,他们就可以以此来迎合他,欺骗他,使他无从了解臣下的真实面目,失去了控制臣下的主动权。

韩非主张“以暗见疵”,即君主在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而不是臣下暗中窥伺君主,一个强有力的最高掌权者是不能容忍这种关系的颠倒的。

韩非说:“不表现自己的好恶,群臣就会显露出本来的面目。群臣显露出本来的面目,君主就不会受蒙蔽了。”

深藏不露,是韩非关于“术”的重要思想,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驭臣的手段。

秦始皇死了,但他的这种办法却被秦二世继承下来。秦二世其实只不过是个傀儡,实际掌权的是大宦官赵高,他为了能长期独掌大权,便向秦二世建议说:“陛下还年轻,刚刚登上帝位,干嘛要同公卿大臣一起在朝堂之上议事决策?如果有的事情处理不当,反而在群臣面前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天子地位尊贵,不应该让臣下听见您的声音。”

从此,秦二世便呆在九重宫禁之中,不与大臣见面,凡事只和赵高讨论决定。其结果是大权旁落,朝中大事全凭赵高说了算,最后自己不仅丧失了帝位,连性命也丧失于赵高之手。

对于一个强有力的雄主来说,深藏不露是用以控制臣下的一种手段,但是,对一个软弱无能的主子来说,深藏不露反而为居心叵测的奸臣提供了擅权、篡权的机会和条件。

不过,赵高的话也有可取之处。专制时代是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的,皇帝的话就是圣旨,是法律,是一锤定音的最高指示,刚刚继位的年轻国君,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什么经验,不要轻率表态是有道理的。这不只是由于言语不当会降低自己的威信,更主要的是,可避免因草率决策而给国家带来的损害。多听听,多想想,经过深思熟虑而后作出决断,这不仅有利于国家,也是提高自己威信的一种重要手段。

10.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老子认为,领导者管理事务,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居安思危,早作筹划。做到“胸中有数”。那些领袖人物为什么被人们称作英明?那是因为看得深远,有远见,能够见人所未见,准确地预见未来的趋势,从而一步步走向成功。

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他明确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明智的人能够在事物刚刚显露出苗头的时候就发现它的发展演变的规律,甚至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就能预见它的趋势从而早作筹划。

魏晋时期的大军事家曹操,深知这个道理。

曹操攻下张鲁的老巢——南郑,取得重大军事胜利。这时,谋士们纷纷进言,劝曹操乘胜进军,直取益州。主簿司马懿认为,刘备刚刚灭了刘璋的力量,但全蜀上下并未归心。益州一胜,乘势进兵,刘备之军势必瓦解。如此天赐良机,不可失去。谋士刘晔也认为,一旦错过战机,刘备安定蜀民,据守关隘,恐怕难以消灭。

但曹操不以为然。他认为夺取益州的时机还不成熟,应适可而止,“按兵不动”。因为刘备虽然刚刚夺取成都,但军力旺盛,士气很高。另外,尽管孙刘两家矛盾不断激化,但一旦曹操的拳头伸得过长,后方空虚,那么,坐山观虎斗的孙权绝不会袖手旁观,失此良机。他们很可能绕过荆州直袭许昌。为此,不能头脑发热,图一时痛快,而应该审时度势,见好就收。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只是因为曹操的正确预见和决策,没有吃亏上当。

和曹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备。

东吴计杀关羽夺取荆州之后,刘备怒而兴师,发动伐吴之战。虽然这场战争的发动是不谨慎的,但在战役之初,刘备凭借优势兵力,有利地势,以及在报仇雪恨思想指导下一时激起的高昂士气,攻城夺地,捷报频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赢得不少主动。在杀气腾腾的蜀军进攻之下,吴方被迫再次求和,提出把范疆、张达二人和张飞首级一并送还,交还荆州,送归夫人,重修旧好,一同灭魏。

应该说,东吴的条件对于蜀国而言,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试想,即使战争胜利,还能彻底消灭东吴么?假如刘备头脑清醒,见好就收,既在一定程度上出了心中的怒气,又收回荆州重建吴蜀联盟,从而使战争得到一个较好的结局。但是,刘备被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战争发展的最佳结局心中无数,盲目坚持率军长驱直入,企图消灭东吴。结果非但未能灭吴,反被人家一把火烧得大败而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一项成功的事业,都必须建立在科学预见的基础上,没有预见,就会使人们的行动处于盲目状态;错误的预见,就会把人们的行动引入歧途。

1973年,世界上出现了所谓“石油危机”,严重冲击了依赖能源的汽车制造业。但是,世界著名的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却一如既往,照样生产耗油量大的汽车,结果在1978年世界“石油危机”再度出现时,高油耗汽车的销售量大大下降,存货如山,每天损失200万美元,使企业濒临破产。而日本人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已经预见到,由于石油逐渐减少,石油危机即将到来,将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将会改变,买车时必将考虑怎样省油,因此六十年代初制定了以省油技术为中心的汽车技术政策。结果省油车在七十年代进入世界市场,击败了汽车之王的美国。

上述事实说明,领导者有无科学的预见,有无战略发展眼光,直接关系到能否作出正确的决策。社会在前进,科技在发展,一个组织即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只是想维持今天的优势,而不能预见到明天、后天以至更远,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落伍。就产品开发来说,一个企业要想始终处于有利地位,保持自己产品优势的持续性,就要求企业决策者高瞻远瞩,科学地预测市场需求趋势,根据这种预测,预研一代,研制一代,试产一代,生产一代。不仅要处理好“开发什么”,而且要处理好“什么时候开发”、“什么时候投产”的问题。缺乏科学预见的领导决策,势必会使领导者成为“前景不明拍脑袋、心中无数拍胸脯、决策失误拍屁股”的三拍干部,只有在决策中不断科学预测,才能把决策建立在先进、科学、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必须具有战略发展眼光,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统一起来,而战略发展的眼光,正是科学预见的表现。

领导决策的依据是预见,那么预见什么?

第一,预见事物发展趋势。

第二,预见实践后果。

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却不然,他们只管在那里作决策、发指示,究竟这些决策、指示能否顺利贯彻执行,能否真见成效?他们很少预见,很少监督,胸中无数。

可见,只有对实践结果进行科学的预见,才能把握工作主动权,即使出了问题,也不至于陷于被动、慌乱之中,而能有准备、有步骤地解决。比如说,体制改革是一场深刻而且广泛的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问题,这就更需要领导者既大胆,又谨慎,充分预见改革可能引起的震动,及时采取有效对策。

总之,远见卓识是杰出领导的基础,科学预见才会作出英明的决策。

第二章 牧马童·助产士——帮助下属取得成功,自己也就成功了

管人如同牧马,牧童从中悟出三味,连黄帝也要拜他为师。

小童说:“治理天下,跟牧马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去掉伤害马儿成长的做法罢了!”

老子说道:“万物恃之而生,生而不辞,功成不名。衣养万物而不为主。”最好的领导者,人们借助他的帮助而诞生;万民成长,领导者不管制它们;万民取得了成功,领导者不据为已有;领导者为新生儿提供被袱和营养,却不做他的主宰;万民功成业就,都说像水到渠成那样自然而然。

领导者的作用如同助产士。关于助产士的技巧,秘诀首先在于承认自己不是有智慧,因为助产士必须是一位不能生育的人。领导者的作用在于催化,助生成功的人。领导者帮助下属取得成功,自己也就成功了。总之,领导者是“催化”、“助生”成功的人。

1.能见小,才叫高明

作为领导者,谁都想做个明眼人。“见小曰明”,细节不能不注意。高明的领导者不是能见大,而是能见小。也就是说从人们往往不注意的地方看出将来的走势,这才叫明察。

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二章写道:“见小曰明。”意思是说,能看清细小之物的才是明眼人,当泰山入眼帘而感叹其巍峨壮观的只是表明他不是一个盲人。普通人往往是只看见“冬瓜”而无视“芝麻”.殊不知有时“芝麻”价值远大于冬瓜。

常人总是“以大为美”,追求“高、大、全”,大的就拥有大的价值,小的就有小的价值。常人总是认为大的力量就大,殊不知小的东西力量更大,看不见摸不着的粒子、微生物更具致命的穿透力。

在军事上,那些激光、电磁、电子比大刀长矛更具杀伤力。在医学上,微小的只有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病菌危害更大。那些微小到无形的东西比有形的东西更重要,空气是无色无味无形的,好像根本不存在,但人人须臾离不开它。高大雄壮的,人人可以认识;渺小细微的,罕有人明白。有形有体的,人人都可能摸到;无形无状的,很少人能掌握。因此,高明的人不是能“见大”而是能“见小”。

古人潘孟阳的母亲很善于识人。潘刚刚当上户部侍郎时,他母亲很担心他不能胜任,经常对他说:“以你的才干,最好只担任副部长这一级别的官职,我怕你会管不住下属而闯祸啊!”

潘孟阳不以为然,但仍然耐心地再三劝解。他母亲于是说:“明天你把你的同僚都请来,我为你看一看你在部里的发展会怎样。”

于是,潘孟阳就把部里的大小官员请到家里做客。客人到了以后,他母亲在帘子后面仔细地观察这些人。

酒宴结束后,他母亲高兴地对他说:“这些人才干与你不相上下,你不必过于担心他们。不过,坐在最外面的那个穿淡绿色衣服的少年是什么人?”

潘孟阳想了想,回答说:“是候补官员杜黄裳。”

他母亲说:“此人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将来必然位至三公,你一定要好好待他。”

后来果然如她所说。

不容否认,生活中的确存在一些聪明人,能够以一斑而窥全豹,通过细微的小事察觉到事物的发展方向。

任何事情均非一朝一夕之积,总有一个发展过程。而聪明的人则是在事情刚刚出现一些苗头和迹象时,就立刻警觉起来,并准确地分析、判断其发展趋势,就像在大堤上看见一个蚂蚁窝而能预料到日后河堤因此溃决一样,从一些细微之处预见大事的来临。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眼下的小事稍一松懈、忽视,就可能酿成灾患,后果不堪设想。领导者需要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眼光。一念之差,要么进天堂,要么下地狱。所以,领导之道犹如做人之道: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

其实,聪明的人之所以少犯错误,能善始善终,只不过是因为善于随时留意日常小事物,如节制酒宴、敛财而不害民、不让小人接近、不求奢侈等,不要姑息任何一件小事,任何大的罪过和祸害都是日积月累起来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段话的大意是,计划解决困难的时候要从容易的地方入手,进行伟大的事业要从点滴的小事做起。天下的难事,一定从简易处开始;天下的大事,一定从细小处着手。

一位企业家说过,魔鬼在细节之中,天堂也在细节之中。企业家头顶罩着耀眼的光环,似乎时时刻刻如太阳一样放射出迷人的光芒。这只是一种诗情画意的想象。他是现实的人,在忙忙碌碌,在市井喧哗中度过平凡的每一天。他的成功与失败,如同点滴之水日日夜夜汇成的大海。他要有超过常人的耐心和坚强意志,处理好一件又一件俗事。

2.见微知著,最上等的智慧

领导者要有见微知著的能力,当事物处于萌芽状态时,就预先去探索,才易于把握。探明“未觉察的需要,是领导者的重要任务。”《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写道:“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当事物处于萌芽状态时,就预先去探索,才容易处理。当事物脆弱时,就容易分割。当事物微小时,就容易散开。应当在事物未能显示出来的时候,就去认识它,谋划它。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老子根据事物总是从小到大发展的规律,得出慎小慎微的主张,指出事物在“未兆”、“脆”、“微”的阶段才容易掌握,于是提出了“其未兆易谋,为之于未有”的策略原则。这是人类的无数事实证明为真理的名言。

明代作家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把能由小见大看成是最上等的智慧。

他指出:“上智不可学。”上等智慧不是可以随便学到的。而是智慧之人具有的本领。这种具有上等智慧的人,可以在别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把各种问题圆满地解决,他们处理事情的不同方略,常常超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一般人所感到惊异的,正是聪明豪杰之士所通晓的。

古人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因此,所谓的料事如神,并不是凭空“顿悟”出来的能力,而是首先通过对历史事物的深刻了解,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因此能正确预测所面对的事物背后的发展趋势和结局。

三国时的曹操是一位雄韬武略过人的大英雄,更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料事加神的智者。

何进与袁绍谋划诛杀太监,何太后不同意。何进于是想召董卓带兵进京,以武力来胁迫太后。

曹操听说后,冷笑着对人说:“宦官古今各朝代都有,但当世之主不应该给他们权力和宠幸,使他们到这个地步。治他们罪时,应当诛杀元凶,这只需要一个武士就够了,何必纷纷召外将呢?想杀尽宦官是不可能的,此事一定会败露。”

果然,董卓还未到,何进已被宦官所杀。

我国清末思想家魏源认为,智慧的真正来源是自己和别人的实践,而不是死的书本。

每个人经历的事情可以提供判断的依据,然而人的一生毕竟有限,要想能在遇到问题时举一反三,还必须会从历史的经验中学习。

南宋初年,金国太子兀术在朱仙镇战败后,想要放弃汴京撤军回国,有一个书生在金兀术的马前,拦住他说:“太子不要走,岳飞快要退兵了。”

金兀术不相信,说:“岳少保用五百兵力打败了我十万大军,汴京的百姓日夜盼望他的到来,我凭什么能守得住汴京呢?”

书生说:“自古以来,没有专权的大臣在朝而大将军能够在疆场立功的。岳少保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全,怎能成功地收复汴京呢?”

金兀术恍然大悟,于是没有撤军。

不久,岳飞果然被十二道金牌召回,被斩于风波亭。

上面几个例子都是从人生和历史的经验中推断出的正常结论,其前提是历史的相似性。但另一方面,要真正探知事情的真相,也必须发现其不同寻常之处。

晋国的智伯要攻打卫国,就先给卫国君王送野马四百匹,璧一块。卫王大喜,大臣们纷纷祝贺,只有南文子偏偏面露忧愁。卫王问:“大国向我们赠礼品,大家都高兴,你为什么忧郁呢?”

南文子说:“无功而受赏,没有出力而得到礼遇,不能不弄清对方的用意。野马四百,玉璧一块,这是小国给大国送礼的规模,而今是大国送给小国,大王您要警惕啊!”

卫王认为他的话有道理,于是转告给边境驻军。

此后,智伯果然起兵袭击卫国,到了卫国边境,见其已有准备,就返了回去,并说:“卫国一定有贤能的人,他能预先知道我的计谋。”

大凡发生变故,一般都是先具备某种趋势,然后慢慢发展而成。在不同的情境下的趋势不同,表现出来的特点也不同。只有对这种趋势的特点洞若观火,才能采取相应对策,谋之于未有。

3.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了解别人长短善恶的,可谓聪明;能认识自己良知本性的,可谓清明。

最为至高的聪明,莫过于知人;善于知人用人的,才是真正的智慧。

知人固然重要,自知也许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人物志》开篇写道:“夫圣之所美,莫美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意思是说,最为至高的聪明,莫过于知人;善于知人用人的,才是真正的智慧。

知人就是鉴别人的真伪、善恶、智愚与不肖。中国人将知人看成是人际交往的先决条件。

朋友之间,不知人而交往,常常感到失望;同事之间,不知人而合作,往往矛盾百出;上下级之间,不知人而共事,容易导致摩擦乃至反目。因此,能够在交往时正确认识对方、了解对方,就是至关重要的了。《人物志》的作者刘邵认为,知人有“两难”:一是“难知之难”,二是“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

所谓“难知之难”,是指鉴别人才是十分困难的。人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动物,其思想无形,其智慧无状,圣哲贤人都难以彻底窥知,何况常人?再加上人们的观察,总是各守一方、各执一偏,往往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以己之见,历观众才,或以貌取人,或以辞取人,或以行为取人,或以功效取人,结果必然是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况且,人常常在变化,如果不能观知其常情,又兼察其变化,那是无法正确知人的。

所谓“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是指即使已认识到了某人才能的高低,结果也常常因为种种原因,使贤者不能擢用,愚、不贤者不能贬谪。比如或因曲高和寡,未得人回应;或身单力薄,无能为力;或不在其位,无由提拔;或虽在其位,有所顾忌等等。因此,即使识别出了人才,也未必能正确地任用人才。

由此可见,知人用人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正因识人困难,对领导者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

三国时,刘备以知人善用而闻名于世。他临终前召见诸葛亮托孤,看见马谡在身边,便让他出去,然后问诸葛亮说:“丞相以为马谡的才能如何?”“此人可说是当代的英才了。”“不然。我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望丞相深察。”

诸葛亮点头称是,但并未把此事放在心上。

后来,诸葛亮率兵出祁山伐魏,需派一员大将据守蜀军进退的咽喉要道——街亭。马谡立下军令状,率兵前往街亭。马谡到街亭后,不听诸葛亮和部将的建议,靠山近水安营扎寨,却把军队驻扎在街亭旁边的小山上,结果魏兵骤至,包围了小山,断绝了水道,蜀军不战自溃,街亭失守。

马谡逃回大营,诸葛亮依法斩之。当武士把马谡的人头献于阶下时,诸葛亮大哭说:“先帝在白帝城托孤时,曾嘱咐我说:‘马谡其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我不听先帝之言,错用马谡,致使兵败。”遂上书后主,请求降职三级,处分自己。

聪明绝顶的诸葛亮,为什么会错用马谡呢?原来,马谡是名将马良之弟,曾多次同诸葛亮谈论兵法,其言辞机敏,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印象,遂认为马谡是当世英才,致使用人失误,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

韩非子说:“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国存者,有得人而身死国亡者。得人之各一也,而相害千万也,故人主不可不慎也。”韩非子告诫人君在用人的问题上,千万慎重,马虎不得。要保证用人不出现失误,知人便是关键。

知人用人需要一种见人所不能见的智慧。对于位居高位的领导者来说,“知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智慧和品性。

知人固然重要,对领导者来说,自知也许更为重要。认识自己的品性、能力,衡量自己所能承担的职务大小,正确地评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无疑是极高明的智慧,所以我们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般人总是比较容易了解他人的长短善恶,而不易确知自我。换言之,达到“明”要比达到“智”更为困难,“明”是比“智”更为高远的境界。

春秋时代齐国的鲍叔牙可以称为一个既有知人之智,又有自知之明的贤达之人。

鲍叔牙和管仲是好朋友,他们分别做了齐国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老师。由于齐国发生内乱,公子纠在管仲的辅佐下逃到鲁国,公子小白在鲍叔牙辅佐下逃到莒国。

后来,国君齐襄公被杀,齐国没了国君,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都急着赶回齐国继承君位。

为了帮助自己辅佐的公子纠登上君位,管仲带人埋伏在道路上,见小白乘车过来,即拈弓搭箭即射。见小白应声倒下,才放心地回去告知公子纠说:小白已死。于是不慌不忙地送公子纠回国。

谁知进入齐国后不久,很快遇上了公子小白率领的军队。原来管仲射中的不过是公子小白的衣带,公子小白应声倒下,只是机智的伪装罢了。在骗过管仲后,公子小白飞驰而行,日夜兼程赶到齐国国都临淄,当上了国君,即齐桓公。

齐桓公的军队打败了公子纠的鲁国部队,杀死了公子纠,逮捕了管仲。齐桓公看到管仲后,十分生气,马上就要将他处死,这时,鲍叔牙急忙劝谏道:“大王眼光要看远一些呀!您如果要治理好齐国,有我和高氏、国氏相助即可成功;您如果要称霸诸侯,就非用管仲不可。管仲在哪国主事,哪国就可以成就大业。您千万不能杀死他!”

按一般人看来,鲍叔牙将高官厚禄让给别人,是愚而傻的行为,但他最关心的是齐国的强盛和霸业,也最清楚这具有雄才大略的管仲,所以竭力向齐桓公推荐。“他究竟有什么本领比您强?”齐桓公问道。“我有五点不如管仲:宽惠爱民不如他,治国而不失权柄不如他,忠信可赢得百姓不如他,制礼仪而推行四方不如他,担任主帅可使士卒勇气倍增不如他。国君您如能重用他,一定能使齐国成就大业。”“可是他差点用箭射死我!”“那是他为了主人利益才做的事。如果您能饶恕他并任用他,他同样也会把您当作主人而竭忠效力的。”

于是,齐桓公任命管仲为卿,官在鲍叔牙之上。管仲果然不负朋友的期望,全心全意治理国家,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鲍叔牙一心为齐,举贤荐才,自己甘居下位,品德可钦可敬,可谓智;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谦冲为怀,可谓明。

这三点,对于现代的领导者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那些既不知人、又不自知;既不智、又不明的平庸领导者,在鲍叔牙的人格和品德面前,应该认真反躬自省。

4.考察人才的九种方法

“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人心的隐秘是很难捉摸的,认识人比认识自然还难。不过,天有天文,地有地理,人有人道,只要循迹考察,终会看出庐山真面目。

人心的险恶、隐蔽比山川有过之而无不及,知人比知天还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变化规律,有一定时段,可以推测掌握,而人善于掩饰,感情藏得很深,很难测度。有的人表面谦虚老实,内心骄傲自满;有的人有优良的品德而外表很丑陋;有的外表似乎固执保守,而内心却通达识理;有些人外表似乎坚强而内心很软弱;有些人外貌似乎和顺而内心很凶悍;有些人外表装成是大义凛然,其实遇到艰难之事该挺身而出时,却胆小如鼠。因而,要想了解高深莫测的人是件难事。《庄子·列御寇》归纳出了考察人才九种方法,又叫“九征”。(1)远使之而观其忠。把他派去远处工作,远处则难监督,在无人严加监督的情况下,观察他的行动,可判断他是否忠诚。君子慎独,只有君子才能在无监督的环境下正确地行事,而小人一旦无人监督就会放肆胡来乱动,把他对上司的诺言置诸脑后,放纵自己。(2)近使之而观其敬。派在身边工作,天天与领导共处,形影不离,逐渐没有了拘束和顾忌,便于考察他是否恭敬。修养差的人一旦和领导混熟,就失去了恭敬之心,开始对上司和周围人轻侵无礼,不守规矩。(3)烦使之而观其能。在情况复杂的时候,派他去处理难办的事,可考察出他的能力。人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无能,这是一个惯例。日常事务人人皆可完成,区别不出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只有当危急关头,让他去执行,马上就可看出一个人能力的大小。(4)卒然问焉而观其知。突然向他提出问题,考察他的知识是否渊博,看看他是否机智、敏捷。平常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工作流程难以显示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只有猝不及防地给他提出问题,看一看他的反应,智与不智立刻一目了然。(5)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在紧急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他是否守信。平时人们都会信誓旦旦,很难看出他是否真正守信用。只有在情况紧急、需要付出较大代价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会合,才能考验出一个人是否真正守信用,是否值得信赖。(6)委之以财而观其仁。放手让他掌管钱财来考察是否贪财。当一个人无法接近财物时,都可轻易地标榜他是清廉之土,也无从了解他到底是贪是廉。只有让他接近钱财,才能考验他会不会损公肥私。(7)告之以危而观其节。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只有告诉一个人让他去赴汤蹈火,而对艰难险阻,乃至有生命危险,才能考验一个人是否有高尚的节操和临危不屈、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气概。(8)醉之以酒而观其态。酒能乱性,酒后吐真言,让他醉酒,来看一看是否守规矩,考察他能否克制自己的欲望,按原则、礼义做事。(9)杂之以处而观其色。让他男女杂居,与异性充分接触,不限制其行动范围,来考察一个人是否好色,是否不顾恋爱、婚姻的道德而玩世不恭,胡搞乱来。

若从以上九方面都考察过了,哪些人可以任用,哪些人不宜任用,就基本上掌握到了。这“九征”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精神,考察人才不能凭外表印象,不可苦思冥想、闭门造车,而应当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一个人的行动,听其言观其行,透过假象,看透本质,识破一个人的真面目。

在所有教导如何观察人的方法中,孔子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也是比较简单明了和直接有效的方法。

孔子的这句话,就是要从人的行为中认识他。“视其所以”是考察行为的动机;“观其所由”是考察行为的途径;“察其所安”则是观察其平时的所作所为。这三步,一步一步的可以对人进行全面和完整的考察。“视其所以”是注重对人道德的考察。人的各种行为,必有其用意,而不是无缘无故的,或是为求一己之快乐或私利,或是为公众谋利益等。“所以”,就是用以引发行为的动机,动机有正有邪。动机纯正者,其人必富于仁德;而动机邪恶者,必是寡德之人。“观其所由”则是考察人是否正义及处事能力两个方面。纯正的动机,必须辅以适当的手段才能得到善果。如果一个人不能以正确的手段去达到目的,必定是个没有道义之人,同时,通过一个人做事时的所作所为,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人的才干和能力。“察其所安”是指要考察其习惯和言行。人的善恶贤愚,不能仅凭少数行为速予论定,因此,应在考察其行为、动机、手段及结果之后,再进一步对其进行长期细微的各方面考察,这样,其人格就无所遁形了。

孔子提供的这一方法和其他古人提供的方法,对今人仍然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但要学会使用这些方法并取得实效,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常识和能力,不断地摸索、探求,并总结出对自己适用和有效的方法来。锻炼和提高知人的本领,就是增强和提高自己的智慧。领导者不妨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

总之,如果一个人说话时语气宽缓柔和,神色恭敬而不谄媚,先礼后言,常常自己主动表露自己的不足之处,神情轻松而不轻慢,言谈坦率而不偏私,不掩饰自己的美德,不隐藏自己的缺点,给他好处不因此而高兴,不给他好处也不因此而恼恨,沉静而寡言,多守信用但不在外表上炫耀,这种人是质朴的,能给别人带来教益。

反之,如果一个人夸夸其谈,炫耀自己的品德才能,高谈阔论,非议其他人,或者说话时盛气凌人,话语上总想占上风,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不足,故意掩饰他的无能,这种人只会损人利己。

领导者没有被领导者固不成其为领导者,同样,没有知人之明的领导者无法取得成功。

5.“没有缺点”就是最大的缺点

正视缺点,才能改正缺点,超越自我,趋向完善。就是老子那句话——“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的深刻含义。泛言之,生活中凡是自以为自己没一点儿“毛病”的人,就一定是思想上出了大毛病。

在老子看来,领导者要处理好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必须对“人”有所认识。而要做到正确地认识别人,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自己。他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也就是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要战胜别人首先要战胜自己。

如何能做到这一点,《道德经》认为,领导者对自己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最好;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就是缺点。有“道”的人没有缺点,因为他把缺点当作缺点。正因为他把缺点当作缺点,所以他没有缺点。

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与大臣讨论得天下的原因时,有一段这样的对话;“上曰:‘诸将毋敢隐联,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嫉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吾擒也。”

刘邦连用三个“不如”正是他“自知”的表现。他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而夺得天下,与这种思想修养不无关系。

毛泽东也经常强调,人贵有自知之明。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了解自己,也更了解别人,这是他成为领袖的一个重要原因。

老子说:“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只有勇于承认自己有缺点的人,才能改正缺点,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这个道理讲得非常实在,具有很大的领导学意义。世上本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那些将自己打扮成“完人”的人,肯定是伪装的,这样的人是不值得依赖的。正像是一个外表鲜艳光亮的苹果,内心却潜藏着蛀虫一样。

世界著名的IBM公司的用人原则就是:“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不信任自称“没有缺点”的人,不欣赏不敢承认自己缺点的人。

正视缺点,才能改正缺点,超越自我,趋向完善。就是老子那句话——“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的深刻含义。泛言之,生活中凡是自以为自己没一点儿“毛病”人,就一定是思想上出了大毛病。

6.给自己安一根“避雷针”

领导者注定是孤独的,所以君主常自称“寡人”,当每一个领导都不甘做一个“孤家寡人”,那么它就需要一位挡骂的“大匠”,需要一位“避雷针”式的人物,从而确保免受各种风暴的直接冲击。

领袖的职业注定是孤独的,所以要竭力避免孤寡无助,他手下少不了一位替他挡驾的“大匠”。

老子分析了领导者为了整个社会组织的安宁而不得已使用强制管理的情况。但是,执行强制性管理的人绝不能是最高领导者本人,而通常需要一位代替他完成这项任务的“司杀者”。

老子说道:“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大意是;通常应有一位掌管惩罚工作的人来执行惩罚任务。最高领导越俎代庖,亲自惩治下属,是代替大匠砍伐。代替大匠砍伐,很少有不砍伤自己的手的。

最高首脑身边必须活动着这样一位“大匠”式的人物,换句话说,首脑需要一位“避雷针”人物。历史证明,这是合理、高明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保证你的宝座免受政治风暴的直接冲击,因而高枕无忧。

哈里·霍普金斯曾做过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大匠”和“避雷针”。当一些政府官员带着一大堆问题来找总统时,霍普金斯常说:“我得想出办法,不让这一类毫无意义、微不足道的事去打扰总统。”因而,人们对霍普金斯大加谴责。实际上,这种谴责是对罗斯福总统本人的一种保护。

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时,哈罗·霍尔福星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尼克松听任霍尔德曼把他和白宫的工作人员(有个别例外)隔绝开来,并允许霍尔福星代表他讲话。这样,霍尔福星就成了尼克松的“避雷针”。

霍尔福星说:“每个总统都需要一个被人咒骂的狗娘养的,而我就是尼克松手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是为他起缓冲作用的人,是替他受人咒骂的杂种。我设法把他想做到的事情搞成功,同时我代他受过挨骂。”

最高行政首脑设置一个挡驾的“大匠”——“执行首脑”,就为自己安装了一个“避雷针”。但是,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充当“避雷针”,这个人要具备三种素质:

一、服从。这个人乐意听命于最高行政首脑,在重大问题上,不违背首脑的意志办事。这是最重要的素质。

二、威望。这个人应具有相当的威望,为政界所接受。

三、才能。这个人应有一定的管理行政事务的才能,善于控制各种政治势力。

最高首脑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都需要一位“避雷针”人物,代替他做那些最高首脑不愿干或者有损其形象的事。他所要求的这个执斧“大匠”的最重要的素质是对他本人的忠诚、服从和对各种政治势力的有力控制。伏尔泰在谈到首相时曾说:“要成为权高势大的首相,往往只需平庸的才能、健全的判断力和运气即可。”历史事实表明,具有卓越才能的人并不一定能当上首相或总理,相反,只有那些对最高首脑顺从、迎合而才能平平的人,才能稳坐宰相之位。

在中国历史上,宰相对皇帝起到的“避雷针”作用是司空见惯的。北宋时期,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一方面使豪强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另一方面使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从事生产的条件得到了一些改善。

然而,王安石推行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官员的抵制和反对,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纷争。宋神宗也发现了新法推行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决心改变政策。王安石被罢免,宋神宗起用了不赞成新法的“中立派”吴充担任宰相,表明不再推行新法。宰相人选的更迭变化使人们对最高首脑——皇帝的不满和怨恨情绪转移到宰相的身上。从而,皇帝巧妙地渡过了一场政治危机。

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清君侧”运动,就是这种情形。人们以“拥护国王,更换宰相”为冠冕堂皇的借口来实现改变国家政局的目的,这时,皇帝手下的“大匠”就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用一句套话来讲,当此危难关头,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这就是权力场上的游戏规则。

7.通过盟约而不是契约来留住人心

善于用人的领导不用绳索来捆绑,要留住人必须要留住人心,留住人心的方法是精神的盟约、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理想,而不是白纸黑字的契约与合同。只有心里盟约才是牢不可破的。

老子说:“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意思是说,善于捆绑的人不用绳索,然而不可解开,牢不可破。用来把大家结合为一体的不是僵死的绳索,而是“人心”;不是契约,而是盟约。

在21世纪中,成功的组织将是充满象征意义和实质内容的实体。象征代表着我们的理想,涵盖历史,展望未来,标志着我们的成就。实体是组织本身,是追求和实现未来目标的工具,是决定质量、创造价值和卓越的途径。

成功的组织不可能通过合同、程序和法规实现目的,它需要创建由盟约而不是由合同联结的人类关系。成功的领导需要从共同的价值观、信仰、理想、目标中创造出坚强有力的组织。盟约是保证,它们形成于人们的价值观,由人们的行动塑造,由人们的信仰滋润。

盟约从一个组织创始人的价值观、信仰和决策中产生,并被其他人重视和接受,在企业中持久地发挥着作用。盟约让组织具有了“人”的个性与灵魂,具有了人的能动性。这种可喜的局面不可能由契约实现,因为契约是死的,冷冰冰的,它提供的是标准、定义和细节,成功企业的繁荣向上是由盟约而不是由契约带来的。

盟约体现了组织从领导到员工的共同价值观,价值观的重要性在管理过程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领导者来说,盟约意味着他们必须是社会设计师,他们在追求共同目的的过程中,用价值观和理想,把人团结在一起。领导必须通过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创造激励,促进和协调个人、团体以面向共同未来的盟约关系。

在企业中,雇员与公司的关系,除了劳动与资本交换以外,还涉及心理盟约。如果公司与雇员的关系只是惟一的金钱利益的讨价还价,那么员工只做为了得到他们工资所必须做的事,而不愿干得稍多一些,更谈不上对公司的忠诚和奉献了。但是,如果让公司的发展与雇员自身的价值的实现和福利联系起来,对于建立心理盟约就能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当雇员把公司的利益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看得更加一致,他们往往会更积极地投身到组织中去。良性的心理盟约让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很活跃,寻找机会把事情做得更出色,力求通过一个个小贡献使公司取得成功。几千名干“小”事情的人,为着同一个目标,就能够移山倒海。

典型的成功管理案例是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管理学家认为心理(精神)盟约是松下公司成功的核心因素。“精神”不是描述公司生活的一个恰当的词,可是除此以外再也没有更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松下管理哲学的强有力的信仰体系了。松下幸之助为公司建立了基本原则、信条,内容如下:

基本业务原则:

要认识到我们作为实业家,在推动社会进步,增进社会的普遍福利,致力于进一步发展世界文明方面的职责。

雇员信条:

只有经过我们公司每一个成员的共同努力和合作,进步和发展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在我们每个人致力于公司的不断发展时,都要始终牢记这个思想。

松下幸之助曾说:“当我看见员工们同心协力地朝着目标奋进时,不禁感慨万分。”他提倡“社长替员工端上一杯茶”的精神。松下先生认为,社长不一定亲自为下属倒茶,只要能诚恳地把心意表达出来,就可以使员工感到振奋,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松下电器公司为此制定了“松下七精神”,即:(1)产业报国精神;(2)光明正大精神;(3)和亲一致精神;(4)力争向上精神;(5)礼节谦让精神;(6)顺应同化精神;(7)感谢报恩精神。

每天上午八点,全日本有8.7万人高唱颂扬松下七精神的“社歌”。据统计,松下电器是世界第九大公司,工厂分布在一百三十多个国家,产品有1.4万种,年营业额达到二百亿美元。他们的产品之所以能精益求精、风靡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精诚团结,结成一个“上下同欲”的共同体。

牢记在心中的这些精神准则,使松下形成了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像磁石般把员工们的精力都吸引到公司的发展上面,由于员工的忠诚不渝的努力工作,使得一家极其复杂、分散经营的公司产生出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更加重要的是,一旦形成用“心”结成的“盟约”,即使不再进行监督与指导,也能把公司维持下来,这就是说,公司已建构起了自动、自然运作的机制。这是令人神往的境界。

合同是有形的工具,盟约是无形的“万有引力”。无形的比有形的更有益、更有力、更长久,无胜于有。

8.不妨懂一点“糊涂学”

智慧具有不同的形式,老子认为,最聪明的人是那种大智若愚的人,也就是说这种人看起来糊里糊涂,众人皆醒,而他独醉。看来糊涂也有糊涂的学问。

老子曾以散文诗般的语句描写得道“圣人”——领导者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这种领导者确实与众不同:

众人都聪明,只有我像傻子;众人都清明,只有我混混沌沌;众人都是才能多多,只有我好像十分不才;众人都有用处,只有我显得笨拙而无用。我一个人与众不同,吸取大道的智慧,把大道当作母亲,我的思想有些像愚人。

大智若愚,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外表看来好似傻子一般。如果你把这样的人真的当成傻子,那就大错持错啦!

老子理想中的“圣人”,外面穿着粗布衣服,而内心却似晶莹透亮的玉石。行动好像很笨拙,思想其实很机敏。好像很糊涂,心中自有一杆秤。众人皆醒,我独睡,糊里糊涂也成功。

这道理越说越玄乎,下面的故事,你了然心明。

这是一个宋太宗醉判案子的故事。宋太宗时候,孙守正担任殿前都虞侯的官职,一天在皇宫的花园中陪太宗吃酒宴,孙守正喝得酩酊大醉,与人在太宗前争功,吵闹起来,失去了臣子的礼节。陪宴的侍臣请求太宗将孙守正等二人交给有关部门问罪处罚,太宗没有同意。

第二天,孙守正等二人都上殿向太宗请罪,太宗笑着说:“当时我也喝醉了,情况记不请了。”两个请罪的人如释重负,欢欢喜喜、安安心心地回到自己的位上供职去了。

世上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烦恼的事,都是庸人自扰,自找麻烦,

制造矛盾,只有通达人情事理,才能处世简洁机智,就像太阳出来冰消雪化一样。在这则故事里,当臣子饮酒乱性失去了礼节之后,宋太宗当然可以责罚他们不该狂乱,然而,太宗却说他也醉了,事情也记不清了,这样朝廷的体面得以照顾,而醉后失礼的人也对皇上的宽恕心知肚明,心怀感激,愈加激发出对皇上的忠诚和爱戴。

宋太宗“醉”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团结臣子尽职效忠也。懂得“糊涂学”的帝王在历史上岂止宋太宗一人。再看汉光武帝刘秀的表演,他不是一“醉”了之,而是一“烧”了之。和宋太宗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汉光武帝刘秀斩杀了在河北称王的王朗后,收缴了王朗的文书,其中有王朗与当地一些官员勾结来往的几千封信件。光武帝一封没看,当众把所有信件都烧掉了,他说:“让那些睡不着觉的人安枕无忧吧。”

我们都知道,明确和果断是管理者必备的素质,可以肯定大多数管理措施从“糊涂”——含糊其辞中得不到好处。在所有卓有效率的公司中,人们看不到许多不必要的含糊其辞。这确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含糊其辞在管理过程的几种情况下也颇具应用价值。(1)领导不得不批评或处理下属时,糊涂的、不直截了当的态度是有用的,它能使紧张的关系协调一致,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像上文所述宋太宗和光武帝的做法就属于这种情况。(2)批评别人需要含蓄与委婉。每一个领导人不是这时就是那时,总得批评一些人,他不得不做令人不愉快的事儿。但是,批评人的方法多种多样。你可以直截了当地粗暴地教训一个人。也可以换一种态度去做,用含蓄、委婉的语气使人很容易地吞下苦果。重要的是给人以出路。(3)有意的含糊其辞在对立冲突的僵局中是一种润滑剂。在可能引起爆炸性对抗的情况下,“果断”会火上浇油,使事情变得更糟。这时不明确表态,是明智的,因为在采取正确的行动之前,需要作进一步冷静的观察。(4)其实有些矛盾不需要你去郑重其事地处理,时间一过,争端往往自行和解。时间具有神奇的功能,足以让人忘却许多不快之事。当你处理争端时,要表现出你是关心的,而且将采取某种行动,但是,应“稍等片刻”,看看事态有无转机。快刀斩乱麻通常并不奏效。(5)领导的艺术是在明确与糊涂中间找到一种平衡,有时候需要直截了当和切中要害,而在特定条件下要求委婉含蓄。如直截了当达到使对方感到被逼迫以至于敏感的防御的地步,那就坏了。请你体会一下如下两种说话的听者感受:当你的工作不小心出现了纰漏时,一个人对你说:“我希望你再进一步考虑一下你的进展情况。”而另一个人对你讲:“我想你错了,你应该改掉你的坏毛病。”第一种方式与第二种方式截然不同,使听者的自尊心不受损害。

语言是管理才能的精髓,它和账目的细微差别一样都是管理艺术的一部分。成功的管理与失败的管理有95%都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微乎其微。就是这微小的差别构成了成功与失败的楚河汉界。

9.“小人物”也很重要

人们多看重那些大人物,而容易忽视身边众多的小人物。孰不知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许哪一阵就会对你产生重要影响,乃至决定了你的命运。一位伟大的推销员说:“关心,重视每一个人是我们应有的品质。”

人人都渴望高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天上不会掉馅饼,“大人物”也不是天生地设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层之台,起于垒土。”没有铺路石,你豪华马车也难以滚滚前行,到达万里之外的目的地。

所以,老子这样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邪?”

贵人要以贱人为根本,高官以下民为基础。所以,领导者自称“孤单”,“寡助”,“不才”,这是领导者以谦虚的态度,争取臣民的拥护与辅助,这就是地位在上的人以地位在下的人为根本的理由吧!不是吗?那就看他们的谦虚,是否出于真诚了。

春秋时候,晋国贵族赵襄子就懂得“贵以贱为本”的道理,由此引出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一次,赵襄子外出打猎,在中途遇到一对孤儿寡母,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眼看就要命赴黄泉。赵襄子吩咐随从把带来的干粮,分一部分送给他们。这位少年饥不择食,狼吞虎咽一通。等他转过精神,准备向救命恩人道谢的时候,那一队人马已经绝尘而去了。

十几年后,晋国发生了惨烈的权力斗争。赵襄子的政敌用心险恶,密谋趁赵襄子进宫之时,让埋伏的武士将其杀害,随后以谋反的罪名公布天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赵襄子见中了埋伏,随即拔出佩剑,边战斗边向宫外退却。敌人看到赵襄子马上要退出宫门外,很难追上了,就放出一只恶犬过来,决心让狗咬死赵襄子。赵襄子与恶犬展开了生死搏斗。毕竟,赵襄子体力不支,渐无招架之力。

这时,把守宫门的卫士认出了赵襄子,于是,不顾一切前来相救,掩护着赵襄子逃脱而去,这名卫士被赵襄子的政敌愤怒杀死。原来,这名卫士就是当年赵襄子狩猎途中救助过的少年,长大后被宫府征调来作驻守宫门的武士。

在贵人危难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而不是平时与他酒肉交欢的所谓“兄弟”、“朋友”。

如果说这个故事还显得太传统,表现了知恩图报的主题的话,下面所讲外国一个业务员的亲身经历,会让你感觉到现代商业营销的气息。

这位业务员的工作是为强生公司拉顾主。顾主中有一家是药品杂货店。每次到这家店里,他总是先要跟柜台的营业员寒喧几句,然后再去见顾主。

有一天,他到这家店里去,店主突然告诉他今后不用再来了,他的店不想再买强生公司的产品了。他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这家商店,开着车子在街上转悠了很久,实在纳闷,最后决定再回到店里,把情况弄清楚。

当他走进店里的时候,他照常和柜台营业员打过招呼,然后去见店主。店主见他到来,显得很高兴,笑着欢迎他回来,并且比平常多订了一倍的货。

这位业务员对此十分惊讶,不明白自己离开店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店主指着柜台上的一个卖饮料的男孩说:“在你离开店铺以后,卖饮料的男孩走过来告诉我,说你是到店里来的推销员惟一会同他打招呼的人。他告诉我,如果有什么人值得做生意的话,就应该是你。”店主同意小男孩的见解,从此成了这个推销员最好的主顾。

这个推销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关心、重视每一个人是我们必须具备的特质。”

小人物也会起大作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此话不假。

10.牧马与管人

管人如同牧马,牧童从中悟出三味,连黄帝也要拜他为师。

小童说:“治理天下,跟牧马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去掉伤害马儿成长的做法罢了!”

黄帝准备到具茨山上去拜见博大真人——泰隗,他手下的七个的大臣们作为他的随从。

黄帝一行来到襄城的田野,七个圣贤都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路该怎么走。恰巧遇上一个牧马的童子,七位圣贤就向他问路:“您知道具茨山吗?”“知道。”“您知道博大真人——泰隗住在何处吗?”“知道。”

黄帝吃惊地说:“这位小童可真了不起!不仅知道具茨山,还知道泰隗住在哪里。请问治理天下的道理?”

牧马童子答曰:“治理天下不就那么回事么?还用想吗?我小时候,住在世间,不幸生了眼病,有位长者教我顺着时光的流逝而漂流在襄城的原野。现在眼病有些好转,我又要漂游于尘世之外。治理天下不就是那么回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黄帝说:“治理天下诚然不是您管的事情,还是讲一讲治理天下的诀窍吧!”

牧马童子推辞不答。黄帝坚持请教。

小童说:“治理天下,跟牧马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去掉伤害马儿成长的做法罢了!”

黄帝终于得到治理天下的真经,再拜稽首,称呼牧马童子为天师,像小学生那样谦恭地退了下去。

牧马童子向黄帝传授的管理之道是“去其害马者”,也就是不做害马的事。同样,管理者要尽量少做伤害下属的事情。通常,管理者应该注意如下的问题:(1)不可轻视下属,总是对下属找碴、挑毛病。(2)不可做令人厌恶的事,说些令下属讨厌的话。(3)不可随意撒谎,不遵守诺言,不负责任。(4)不可把失败完全归罪于部下。当作工具随便使用。(5)不可恃才傲物。(6)不可挑拨离间。(7)不可先入为主,虚荣心过强,随便践踏部下。(8)挑起员工之间的矛盾,自己坐收渔翁之利。(9)凭一己的好恶,主观地判定一个人是好是坏。

从正面来看,领导者应遵循“以欲从人”的原则,领导者对部下的关心和奖励是凝聚人心、增强实力的有效手段。领导者把奖金与员工的经营效益挂钩,谁的经营效益好,谁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奖金或晋升。这样会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员工们对企业逐渐形成归属感。

11.“70分的人才已足够”

老子告诫世人不要盲目一味追求“满盈”,满了就会溢出,就会倒掉,事物走到顶峰之时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当你认为十全十美的时候,就已经变得过时陈旧。因此,对待事物,要戒满戒盈。只有人们认为不足,才能不断努力追求“满足”。一旦你已感到“满足”时,你就不会再有进步了。这是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

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意思是讲,能弯曲的将能保全,能屈才能伸,地低洼才能注满积水。

地势低洼的地方容易积水,杯水满盈才会溢出。老子告诫世人不可盲目追求满盈,因为事物到达极端就会走向反面。

单位用人应以此为指导。

这里介绍日本优秀企业松下公司的用人标准,从中也可以领会老子“洼则盈”这句话的精义。

松下公司用人的一个原则是:“70分的人才已足够。”松下幸之助先生说道:依我的经验,人才的雇佣以适用公司的需要为好。水准过高,不见得一定有用。当然水准高的人会认真工作的也不少,可是很多人会说:“在这种烂公司工作,真倒霉。”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的人,他却会很感慨地说:“这个公司蛮不错的。”从而竭力为公司工作。如此,不是很好吗?所以,招聘过高水准的人是不适宜的。“适当”这两个字很要紧,适当的公司、适当的商店,招募适当的人才。如果认真求才,应该是没问题的,虽说达不到100分,但达到70分是不成问题的。达到70分,有时反而会更好。

松下公司不是怕用优秀人才,而是担心那些自以为“优秀”的人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根本不会为公司作出真正的贡献。而那些“70分”的人才则不同,他们以在该公司工作为荣,为了报答公司的重用,会竭尽全力地为公司效劳。“70分”的人才日复一日增长才干,从中也能发现可造就的骨干人士。“70分”的人才也会变成不可多得的有真才实学的人。

12.奖励沉默而有效率的行为

少说多做是自然之道,光说不做,多说少做是违背天道的。

管理者不仅自己要身体力行,而且还要奖励沉默而有效率的行为,重视并且奖励幕后英雄。喋喋不休者占上风的组织一定是缺乏效率的,而且很容易造成组织的内耗。《道德经》第二十二章中提出了“希言自然”的命题。希言,就是少说话。少说话是自然之道。天不言,四季和谐地运行;地不语,厚载万物,物产层出不穷。天地的德性是不言而动。所以,“希言”是自然之道,夸夸其谈、光说不干、多说少做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

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帕金森在《帕金森管理经典》一书中写道:“成就最大的企业通常是那种不事声张,干着相对来说令人厌烦的工作的企业。因为那里从来不会发生危机,领导人早有预见,把每一件事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整个企业在宁静的氛围中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在企业的管理中,要奖励沉默而有效率的行动,而不是鼓励喋喋不休者,因为员工最可宝贵的能力就是可靠性。

任何组织里都有下列四种不同类型的人:

·推托型——这种人总想让别人把工作做好。

·光说不动型——这种人动口不动手。

·孤芳自赏型——这种人专门对别人的工作评头论足,加以否定。

·苦干实干型——这种人不声不响而且真正地在做事。

当然,最好的情况是,与你共事的人都是苦干实干型的人,但事实上往往不是这样。任何组织都是鱼目混杂,不是清一色的苦干实干的员工,如何对待不同类型的员工是领导能力的重要体现。他需要头脑清醒,独具慧眼,披沙拣金,找出并奖励本单位真正的功臣。

每个组织都有幕后英雄,他们熟悉自己的工作,沉默无闻地把工作做好。但这些幕后英雄的表现往往被那些喋喋不休者所淹没,这些人把时间用在制造问题、搬弄是非上,而不是用于完成任务上。领导者往往容易掉入喋喋不休者设置的陷阱中,因为他们大声呼吁,不停地打报告、请求,把他们故意制造的问题抛出来,并竭力说服主管领导来关注他们,协助他们解决问题。领导者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些光说不动的人身上,而那些真正在苦干实干的人却被忽视了。当苦干实干者发觉他的努力和成果并不能引起领导者的关注,他们的贡献没有受到奖励,他们就会感到沮丧,失去动力,他们会以停止努力或干些妨碍生产的行为来“消极抵抗”。所以,领导者一直要把视线盯在实干者的身上,他们才是助你成功的忠臣。

领导者要激励沉默而有效率的行为,下面的几条建议应牢记于心:(1)用心辨认实干者及其行为,并把他的好行为默记在心中,或者作下记录。(2)找出幕后英雄,抽出时间来鼓舞、奖励他们。(3)除了金钱奖励以外,要给他们真诚的关怀,倾听他们的期望、担忧、爱憎是什么,热心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到你是他们的知心朋友。(4)对喋喋不休者保持戒心,而且不要讨好他们。不要理睬耍嘴皮子的人,不必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应把重点放在关注和奖励实干家,让榜样表明你的好恶,用行动来告诉喋喋不休者他们的花招不能得逞,请他们赶快闭嘴吧!

在日常事务中,领导者常常忽视了沉默而有效率的行为,而去关心恶劣的行动。喋喋不休者占上风的组织一定是低效率的,而且是内耗极为严重的。

祸从口出。如果领导者喜欢宠用喋喋不休者,他必定为此承担一事无成的代价。

13.帮助下属取得成功,领导者也就成功了

领导者的作用如同助产士。西方的智者苏格拉底就将自己称为青年人思想的“助产士”,而把青年人的困惑称作“分娩前的阵痛”,表明在他们身上特有的某些新东西要诞生。

关于助产士的技巧,苏格拉底说,秘诀首先在于承认你不具有智慧,像雅典的助产士一样,你必须是一位不能怀孕的人。苏格拉底自己说过:“非常清楚,他们没有从我身上学到任何东西,他们迷恋的许多美好的发现都是他们自己的创造,但是他们分娩时却得益于我和上帝的帮助。”

被称为东方苏格拉底的哲学家老子在领导学上,其认识也惊人的一致。老子所倡导的领导风格与苏格拉底的“助产士”如出一辙。

利昂·罗耶是3M公司的组织学习执行经理。他创设和发展了催化、播种成功的战略,为公司的成功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罗耶常说:“我的工作就是排除障碍,激发员工的想象力。我常常问员工,‘我怎样才能帮助你成为一个具有最高生产热情和不断成长的人?’……我尝试着撒播种子,塑成功者的形象。这就是我所做工作中有意识地安排的那一部分工作。”像助产士一样,他本人必是一个不孕的人,领导者不是专注于自己一人的成功,而是思考如何帮助员工成为一个个具有最高生产热情和不断取得成功的人。

罗耶常常向他的成员问三个问题:(1)你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是什么?(2)你认为自己对公司有效成长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3)你是一位热心的人吗?

罗耶精明乐观,充满活力。他把需要的工具发给员工,让他们各自为自己的成功负责。

员工们都是怀着满腔热情和一定承诺来公司工作,管理者的工作就是向他们说明一切,并要给他们提供做好工作的工具、知识和一定的活动余地。员工们表现出众是建立在信任和友谊的基础之上。

领导者帮助员工们取得成功,放手让员工成功,而自己到头来就能收获成功。领导者激发员工工作激情、想象力、创造力,取得成功的方法有:(1)倾听员工诉说,理解他们的设想。(2)允许有新设想的人把他的设想应用于产品、服务或商务活动中。(3)放手让员工向外开拓业务和帮助别人。(4)冒险任用具有潜力的人员。

14.没有不可用之人

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在智者的眼里,没有一无是处的人,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和使用。不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天下就没有可用之人。

老子认为,善与恶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以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毛泽东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致彭黄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善”与“恶”的辩证关系:“弟为不愿与恶人共事之人,谅兄所深知,但疾恶如仇,弟亦不为。恶人自己不认为恶,一也吾人恶之,未必无蔽,二也;恶在究竟,仍不为恶,三也;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余也。”体现的也正是这种用人观。

商汤和周武王虽是至圣明主,却不能和渔夫一样划船,泛游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战士一样纵马驰骋;孔子和墨子虽然都是博学的人,却不能像猎人那样出山入林,猎杀虎豹。

因此,用人重在知人善任四个字,不因其过而求全责备,勿因其短而弃其长。求全责备甚至忌才不用,或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必然贬损人才的价值,导致人心思背、人才流失而最终失败。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背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

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

黄石公说:“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用人也该懂得这个道理。善用人的长处,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务。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就在于能够了解团队中的人各自的长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把自己的部下组织成一支样样皆精的队伍。那么,即使他并非技艺超群,而他的团队却是无敌的。

使用人,应该发挥其长处,避开其短处;教育人,应该发展其长处,克服其短处。所以说,一位杰出领导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各因其能而用之”!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十全十美的人世上是没有的。古今中外成大事业者,能够在选用人才时,知道用人的长处,容忍人才的缺点。这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胸怀。《战国策》记载,孟尝君重用“鸡鸣狗盗”之徒,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是这种用人观的范例。

如果说孟尝君能够用“鸡鸣狗盗”之徒,解决政治难题,有什么奥妙的话,那就是他具有“用人者为之下”的博大胸怀。

三国时的政治家曹操,在用人方面,也具有“为之下”的特点。他曾三次下求贤令,宣布“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只要有真才实学,一律选而用之。

公元210年,曹操第一次下令求贤:“自古以来,凡是开国和使国家复兴的君王,哪有不是求得有才能的人与他共同治理天下的呢?而他们得到的人才却往往来自里巷之中,这难道是侥幸得来的吗?是居上位的人去寻求的结果。现在国家尚未安定,正是特别需要贤人的时候。你们要帮助我寻求被埋没的人才,只要推举上来,我就任用他们。”

曹操的做法,用《道德经》的观点来衡量,可称之为“善”了。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撤。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也就是说,对人应该一视同仁,只要是人才,就应该大胆任用。

据此《三国志》认为,曹操用人“官方授才,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彻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善人者不善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惜其资,虽智大迷。”这就是《道德经》用人思想的“要妙”。

作为领导者,不会用人,不善于凝聚人心,实乃大忌,肯定干不好工作;而一个待人刻薄一向求全责备的人,身边又岂能留住人才呢?“世无废物,人无废人”,是说世间万物皆有其用,无一为废;芸芸众生,皆有可用之人,无一可闲。有些人,看起来无用,实际上是人们未识其可用之处,正如古人所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其实,有用无用要做具体分析,各人有各人的才识,各人有各人的长短,在此种条件下,他可能显得“无用”,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却可能是不可缺的能手。

这里所指条件,一是,时之不同,用之不同。这里所指的“时”,一为时机,即时机未到,待而观望,时机一到,立露身手。二为时间,人之成长,有一个时间过程,时间不至,才识不熟,难以为用,而一旦时至成熟,则可能愉快胜任。三为时势,太平盛世,可显露许多治世良才,而难以发现兵战良将;相反,纷战乱世,可显露许多兵战良将,可又较难发现治世良才。毛遂自荐之前,不仅长期闲而无用,而且食则要鱼,出则要车,其欲难足。而自荐以后,却于急难之中立有大功,使人刮目相看,视为大才。我国湖北省红安县在近代出将军203人,而在此之前,千万人中才者难显其一,长期默默无闻,非是无才,确为时势所致。

二是事之不同,用之不同。物之不同,各有其用;人之不同,各有其能。如果不据其能,而任意支使,则大多能、事不合,而显其无用。《韩非子·杨权》篇中说:“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捕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意为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只有各处其宜,才能各显其能。而如果颠倒错用,使鸡捕鼠,令狸司夜,则必显其无用。

三是识之不同,用之不同。未识其能,视为无用,而识之其能,则可能视为“大才”。而且,识其一面,仅知其一面之能;而识其全面,则知其全面之能。诸葛亮闲居隆中,躬耕陇亩,如果不为刘备所识,恐怕也不会“三顾茅庐”,至今也不会在世上流传一个聪明智慧的象征——诸葛孔明。这正如古人所说:“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搜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疑者,医师之良也。”可见,一个良医,不仅应看重“玉札丹砂”,而且也应看重“牛搜马勃”,后者看起来,似无大用;而一旦差缺,可值千金。物之如此,人也一样,常常在其失去之时才显示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正如俗话所说,要“听其无言之言”一样,要“识其无用之用”。

人不能自以为是,因为人总有长短,每个人都有它的可取之处,关键看你有没有胆识和心胸去发现、使用它们。要善于“学人长,补己短”,才能以实际的态度对待自己,获得人生进步。

15.零成本的买心术

庄子讲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寓言故事,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启迪和智慧。但是,你也许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寓言长久以来被误解了它的本意,那就是“朝三暮四”这个寓言。

宋国有个人,很喜爱猴子,养了一大群。时间长了,他能懂得猴子的心思,猴子也能理解他的想法。为了养好这一群猴子,满足猴子的需求,他连一家人的生活开支也缩减了。

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生活越来越困难,不得不限制猴子们的食量了,但又担心猴子因此而不再听他的驯养。于是他哄骗猴子们说:“从今天开始给你们橡子吃,早晨给三个,晚上给四个,总算够吃了吧!”

猴子们一听,都生气地站了起来。养猴子的人又改口说:“那么,改为早晨四个,晚上三个,总可以了吧!”

众猴一听,又都高兴地趴在地上了。

这就是庄子给我们讲述的“朝三暮四”的寓言故事。庄子认为,养猴人是“识道”之人,也就是掌握了管理规律的人,他的方法是非常机智、可取的。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养猴人并没有增加橡子,只是改变了分配的方案,由“朝三暮四”改为“朝四暮三”,却取得了理想的管理效果。这个寓言所提示的管理智慧对当今的管理者来说,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它实际上告诉我们,精明人收买人心,落得人情,不用投入多少,就可能达到目的。有时仅仅是给下属一个好听的说法而已。

这个例子中的宋人,只是给了猴子们一个堂而皇之的说法,猴子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是怎样做到操纵自如的呢?不妨举些例子,总结总结他们的卖乖经验:

从前,赵王得到一块美玉,便让人雕成玉盅,说:“以后就用这玉盅给有功的人喝庆功酒。”后来。秦国派兵攻打赵国,兵围赵国邯郸。魏国的公子信陵君便领兵去攻打秦国,解救了邯郸之围。

事后,赵王跪捧着玉盅敬酒,祝魏公子信陵君健康。魏公子施礼答谢,并赞赏这只玉盅是个宝物。后来,燕国也派兵来攻打赵国,赵将廉颇大破燕军,赵王没有别的赏赐,就用这只玉盅给将士们饮酒庆功。将士们用它饮酒,都非常高兴。这以后,赵国人谁要能用这玉盅饮一盅酒,比得到几亩地的收入作俸禄的赏赐还觉得珍贵。

给能干的下属经常以关心或值得炫耀的条件,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种极大的荣誉和自豪感,无论是谁,得到上司奖赏后,也会觉得自己极有面子,同时,为回报给他们面子的人,他们又会像以前一样,甚至比以前更加勤奋地工作,而这也正是奖赏者所要达到的本意。

16.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是强调治国的“身教”作用。人有“七情六欲”,领导者也不例外,然而,由于领导者身处尊位,掌握着国家的权力,他们的“情”“欲”和国家的安危,社会风气的好坏有着密切的关系。

老子教导我们者说:“静默些吧,取得成功岂在于喋喋不休的说教!”领导者金口玉言。你不珍惜言谈,就是不珍惜你的权力和声誉,有损于你的事业。所以,老子提出“行不言之教。”不言,并不是一句话不讲,那岂非成了哑巴一个?不言,就是少言,尽量少讲。

领导者为什么要“行不言之教”?且看老子如何说——(1)“道可道,非常道。”道理是可以言说的,然而讲出来的道理并不是绝对真理。绝对真理——“道”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人们日常的言语多数言不尽意。你说的越多,就离真理越远,而谬论错话越多。领导者在公众面前,大庭广众之下,不用说错话连篇,就是念错一个字,你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就一落千丈。(2)“自伐者无功”。自我夸耀的人不会成功。领导者之所以不能做到“行不言之教”,主要是因为自我炫耀的心理在作祟。老子一眼看穿了这种人的家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我表现的人并不聪明,自以为是的人不能成大事,自我夸耀的人不会成功,自骄自满的人领导不长久。”请你认真观察一下身边的领导人,哪一个成功的领导人整天讲个不停?成功领导者通常表现得肃穆而庄严。(3)“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诚实的话往往不漂亮,漂亮的话往往不真实。喜欢讲话的领导者挖空心思想把话讲得更漂亮,以便博得人们的喝彩,流芳人间。于是,陷入“美言不信”的怪圈。漂亮话说的多,结果无法一一兑现,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伪君子。所以,古人云:“君子重诺。”哪怕是为了品行的完美,也应少表态的好。(4)“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领导者心中珍藏着竞争致胜的“利器”,这利器可能是唯我独有的战略思想,是秘不示人的商业情报。领导者与这些利器的关系,就如同鱼与水的关系,“鱼不可脱于渊”,鱼儿离不开水,领导者离不开“利器”。这些秘密武器一旦显示于人,就没有力量了,领导者倘若有讲话的嗜好,言多有失,将“利器”示人,将在不经意间铸成大错,把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老子劝告领导者:“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领导者知道讲话的分寸,该闭口时就闭口,才能长久不败。(5)“大辩苦讷。”高超的辩者好像语言迟钝。辩论的力量不在于语言的华丽与冗长,而在于恰如其分。长篇大论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打动人心的常常是精炼的小品。美国总统林肯小时候有说话结巴的毛病,后来虽经过惊人的毅力战胜了语言障碍,但仍保留了“大辩若讷”的优点,发表演讲追求简短明快。他在美国南北战争胜利后在歇里斯堡举行的悼念阵亡者的大会上的讲话,只有短短15分钟,字字珠玑,掷地有声,征服了所有的人,被人们视为精彩、成功演讲的无可挑剔的范例。

毛泽东也深知“大辩若讷”的哲理,在选派驻外大使时,显示了毛泽东的超人的见识。毛泽东决定派一位同志担任外交使节,这位同志向毛泽东报告说,他不善言谈,恐不适合作外交官。然而,出乎意料,毛泽东说:这正是你的优点,作为驻外使节就应谨言慎行。

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古帝王凡要大兴土木,都要顺乎民情。从前大禹凿九山(泛指九州之山)通九江(泛指全国江河),使用人力很多,但是百姓没有怨言,因为他的所为,也是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并且其利益与大家共同享有。秦始皇建宫室,而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怨恨,是因为他是为了自己私欲,而不与大家共享的缘故。我现在准备造一宫殿,材料都已准备好。但我一想到秦始皇的故事,便决定不再建造了。古人说:‘不要做无益之事,去损害有益的事情’。‘不让可引人产生欲望的事物出现,可使民心不乱。’由此可见,看到使有产生欲望的东西,其心必乱。一如那些精雕细刻的器物,珠玉、服饰、珍玩,如果对这些骄奢之物肆意追求,那么危亡之日,就已经不远了。”

由此可见,贞观时期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唐太宗不无关系。有两段史料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天下大稳,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资粮,取给于道路焉。”“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团圆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稳,斗米二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南,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资粮,取给于路,山间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遣。此皆自古未有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是对治国者“身教”导向作用的反面写照。

因此《道德经》进一步指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第三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顺其自然之道

《道德经》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在老子看来,认为“道”是虚体的,无形无象,视之不见,不可感触,只可感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道德经》所谓“道”就是指客观规律。《道德经》又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段话明确提出了领导者必须恪守的领导之道,“道法自然”就是最好的领导策略。换句话说,领导者只要能够顺天应时,自然而然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这就体现了“道”,即客观规律。

1.“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

1988年5月8日,《光明日报》报道,美国总统里根在该年度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六十章的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来表述他的治国方略,老子的这句话当即成为美国民众津津乐道的哲学。《道德经》一书也因此身价百倍,《道德经》在美国家喻户晓,中国道家管理学在异国大放光彩!“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什么意思呢?小鲜,就是小鱼。烹煎小鱼的时候,如果胡搅乱翻,就会烂成一团,味道也会变差。所以,在烹小鲜时,要注意掌握火候,谨慎翻动。

管理的秘诀也在于此,不能动荡无常。管理国家不可用繁琐之政来管理,政策变得太快,朝令夕改,或者头绪太多,必然带来一派混乱。老子说;“天下忌讳多了,人们的思想就变得苍白而贫乏;领导歪门斜道多了,千奇百怪的事就会层出不穷;条条框框多了,不守规矩的人反而会不断涌现。结果法不责众,就难以管理了。”“治大国若烹小鲜”运用于管理,可从如下两个方面理解:(1)对事方面,管理手法不能琐琐碎碎,不可时时处处设卡置规,而应该用清静无为之道进行管理,像烹小鱼那样,让组织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下,少些无用的折腾。多些有序的建设,组织才会固若金汤,而不致于成为一个烂摊子。如果领导者自以为是,不顾客观规律,经常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兴之所至,朝令夕改,随意变更,搞得劳民伤财,也毁了自己的事业。(2)对人,不可动辄就用刑罚处理你的下属,用制度卡人,用严峻、苛刻的手腕对付人,对待下属一定要宽容、关爱,要知道,整人是整不出凝聚力和忠诚来的。

有人曾批评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思想是封闭的、保守的、开历史倒车的,没有可取之处。其实不然,我们从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话,可以看出老子的管理理想也是要“治大国”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甘于领导“小国寡民”的。他的“小”是指要把治大国当作烹小鲜来看待,有领导艺术的领导者就会举重若轻,像烹小鱼一样,“无为而治”,取得巨大的成功。

变是一条必然的规律,但在动中有静,企业的发展固然必须遵循变易之道,但同时也要追求稳重,结构不稳,就会失去平衡,甚至垮台。老子举例说,一面镜子只有静止,才能照出一个人清晰的形象;如果镜子乱动,那么从镜子中反映出的形象就是混乱的、扭曲的、不真实的。这就是老子向我们昭示的发人深省的“玄鉴”(沉静的、深入的观照)的道理。只有于“静”中,我们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根”。

2.天下事必作于易

老子说,“天下事必作于细,图难事必作于易”,细小的事情,在一般人眼里是微不足道的,可大的、难的事情正是由此展开,在智者的眼里,这正体现了道。

庄子说,道无所不在,甚至存在于屎尿中。人们最瞧不起的小的事物中,无不包含着道。同样,要很好地了解一个人,就不能看他在人前的堂皇表现,而要看他如何处理日常事务。

东郭子向庄子问道:“您所讲的道,在哪里呢?”

庄子答曰:“无所不在。”

东郭子说:“请先生举例加以说明吧!”

庄子说:“道在蝼蛄、蚂蚁之中。”

东郭子不解地问:“我原来认为道很高级呢?”

庄子说:“道不仅在蝼蚁之中,还在稗草之中。”

东郭子更加不解地说:“怎么会更低级了呢?”

庄子说:“道还在砖瓦之中。”

东郭子说:“先生怎么越说越低下了呢?”

庄子说:“道还在屎尿之中。”

东郭子觉得这样说“道”也太损了,难过得说不出话。

庄子说:“道不是玄虚漂渺的东西,它就存在于事物之中,道没有离开每一个东西。蝼蛄、砖瓦、屎尿虽然名称不同,而且都是渺小而又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但它们的本质都是道。越是卑下的东西越能表现道。比如,你去买猪,要选一头肥猪,摸一下猪腿就可以辨别肥瘦了。因为猪腿的下部最难肥,而难肥的部位也肥了,当然就真的肥了。每况愈下,愈是下部愈能真正反映猪的肥瘦。因此,人们最瞧不起的事物,就愈能反映道无所不在,反映道的实质。”

庄子的智慧确实奇特又奇妙,他竟能提出“道在屎尿”的高见。当你要想了解一个人的真正面目,请不要从所谓的高处着眼,不要看他高尚的表演,而要用心观察事物的低处,看一个人如何处理微不足道的事务。

日本电气公司招聘员工时,没有进行过五关斩六将的面试、笔试,而是请应聘者吃饭与打扫厕所。他们以此来测试应聘者的时间观念和工作责任心。

公司进行“用餐速度考试”,招待应聘者一顿难以下咽的饭菜,主考官他们慢慢吃,吃好后到隔壁会议室。结果那些很快把饭吃完的人成为考试中的幸运者。因为公司早已觉察到,上班时姗姗来迟、匆匆忙忙的人,往往工作成绩差;而早到的人则有充分准备,留有余地,往往工作成绩也好,所以,公司喜欢录用时间观念强的人。

日本电气公司还要求应聘者打扫厕所。有些应聘者根本不愿干这项工作,有些人只把表面洗干净了,看不见的地方仍旧脏,而有些人则把厕所里里外外都冲洗得干干净净。主考官认为,后一种人,为人诚实,办事认真,是可以录用的对象,而前一种人不符合公司用人标准。

我们为日本电气公司招聘怪招“叫好喝彩”考察人的品行与能力,就要这样,因为这如庄子所讲:“道在屎尿。”

企业培养员工和接班人,都要从最基层抓起。每次招进来的员工都应先做一个阶段的服务生和业务员,让他熟悉业务,了解公司运行的细节,积累丰富的亲身经验。中国古代的圣贤说得好:“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不屑于平凡事的人也别指望干什么大事业。“道在屎尿”的奇谈怪论还可以启发更多的遐想,还是老子那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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