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正午故事
出版社：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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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 7, 我们的生活试读：
书中的一页金子
文_郭玉洁到这一期，是正午系列的第七本了。虽不是一年一轮，但是“七”这个数字，也足以让人叹息。文化生产，最怕
自我
重复，创造力和锐气消磨，势不能穿透纸背，浪费你我的时间——一些读者已经如此批评了。回想正午第一期出版的时候，采用了轻型纸，据说当时中国还少见，但我们都很喜欢，它解放了现代人荒于练习的手臂，在和手机的竞逐中，使纸质阅读变得比较轻易。第一期，也是同事们的厚积之作，许多文章体现了对所谓“非虚构写作”的思考。像纸一样，它是“轻”的，不同于常见的媒体写作，要写得轻盈，角度更巧，行文更快，更好看。轻，也意味着在现实层面之上微微漂浮，漂浮中却离人的心灵更近一步。同时，它当然是重的。毫不犹豫地撞击现实（尤其是那些未被书写的现实），进入混沌无名的生活，在混沌中，雕塑出一个形状。这个形状，是金子一样的生活的内核。
轻如飞鸟，重如金，这种轻与重的结合，成为我们最理想的文风。得承认，这很难。鸟的飞行靠翅膀的高速振荡，雕塑中需要灵巧的手指。轻与重，经常失衡，更常被误解。这和写作技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写作，如何理解我们的生活。
常有人问，你们的文章里为什么要出现第一人称“我”？——这违背了新闻写作“中立、客观”的原则。可是，“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通常困于室内，每天最大的运动量来自手指，通常年轻，通常生活苍白，阅历来自书和影像，最大的痛苦是失恋。而写作对象（他们）是谁？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有时火车、飞机可达，有时是无法跨越的金钱、地位。我们无法假装这些距离不存在。
如果说写作的左右两端，一端是去除自我的客观写作，一端是自我沉溺（所谓盯着自己的肚脐眼），而我们的写作处于中间，是一场从自我通往他人的旅行，旅程来回往复，在迷惑中折返，鼓足勇气再出发，在误解中深入，省思，最终意识到我们共处在一个大的、歧途丛生的世界中。虽是歧途，在那些交叉点上，藏着你我共通的秘密。
这并非我们的创举。在漫长的文学传统中，我们只是不小心的追随者。一个热爱写作的人，多少都是社恐患者，记者这个行业最大的福利就在于：强迫你去理解他人。而文学提醒你，别忘了自己。
在第七期，我们打破了原来的文体分类，试图再现这样的旅程。从写作者“自我”的故事出发，走向他人，呈现日常生活的“春秋”，都市的“传奇”。书写了他人故事之后，几位记者写了手记，丈量自我和报道对象之间的距离。其中一篇《乞丐的歌单》及手记，在我看来，也是本书中最有趣的文章，它表明了这一旅程有多困难，几乎就是另一次穿墙而过，但它又是多么重要，多么有魅力。它的魅力就在于未完成的、开放的状态。保持试探，保持对话，人与人之间是有可能相互理解的，虽然艰难，但那是可能的。墙倒塌的时刻，就是我们共同的生活。
这一次，让我们回到“生活”。在它沉重的内核中，有爱、恨、苦难、孤独、荒谬……也有勇气、坚韧。那就是书中的一页金子。自我
2017，我采访了十一个记者
文_范雨素2017年，我因偶遇了一场沙尘暴，莫名其妙地成了网红。有很多记者采访我，我接受了其中11位。因为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他们采访了我，我也采访了他们。
这11个记者中，老家在四五线城镇的七个，其中女性三名，男性四名。剩下的，来自发达农村的一个，来自发展中农村的三个。农村出身的女性一个，男性三个。和名人蔡崇达在《皮囊》中写的一样：中国的媒体是小镇青年撑起来的。
就好像食物链一样，大城市人不干的活，小城镇青年干。小城镇青年不干的活，农民工全干。这几个记者，都是新新青年，年龄小。最大的30岁，最小的24岁。
这11个青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四位来自农村的记者。因为我和他们出身相同，我们在一起时，说的话多。
先从第一位来自发达农村的记者谈起。我叫他刘兴，他30岁，来自一家民营媒体。他从本省排名第一的大学毕业，从业快十年了。刘兴对我说，他特别能吃苦，也很会赚钱，已经在一线城市买房了。有一次，去一个新闻事件现场，现场已被武警严防死守了，进不了一个人了。但他需要新闻图片。他背上摄影器材，从一楼的下水管道爬到七楼的楼顶，拍到了图片。
他为了取得我的信任，先和我聊了会儿傅山的书法、屈原的诗。《楚辞》《诗经》……把我震得脑子嗡嗡响，才切入正题采访。
第二位记者，我叫他韩山吧。他来自发展中的农村，也就是贫困的农村。他脸长得胖，手也长得像包子，圆鼓鼓的。他毕业于全国排名第一的大学，在国营媒体上班，是文字记者。
他很聪明，用了我不会拒绝的方法，约到了我。
我们在黄昏见了面。那条街上没有咖啡店，我们想找个饭店坐下来谈谈，可每个饭店里的声音都比菜场嘈杂。最后，我们坐在一家写着“正在装修”的店铺门口的台阶上，开始了采访。
可是，我发现，他对采访并不热衷，只是呆呆地望着天上缓缓升起的下弦月。有一搭，无一搭地和我说话。
他说他心情一直不好。他上大学时，父亲以他为荣。逢人就说，儿子考上了全国第一的大学。可他大学毕业后，挣的工资也不高，他父亲现在也不喜欢他了。
他不需要和我见面，就能写好报道。可他们杂志社规定，要发稿必须要见到采访对象。所以，他才想了办法和我见一面。
我说：“你爸爸这人不咋样，太势利了。”他生气地瞪了我一眼。我知道，我说错话了。他爸爸不好，只能由他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想向韩山道歉，可年龄大了，又拉不下脸说抱歉了。
于是，我陪他看了看天上的下弦月。和他一起发了一阵感慨，说在北京买个房子，就好比登月一样难。
然后，就挥手再见了。
第三位来自农村的记者，是唯一的女孩，也是贫困农村的。小女孩是从本省排第一的大学毕业的。她很聪明，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当她望着你时，你就会感觉到自己无所遁形。她长得和少年的我一样。
我平时对自己的要求，是在脑子里给自己设置一个“静音”模式。因为，我个子矮，只有一米五。人家都比我个子高，目光平视过去，根本看不见我。我就像穿了神仙发的隐身衣。因为是隐身的，便不能出声。所以，我为自己设置“静音”模式。
这次，面对这个也不怎么说话的记者女孩，我看到了少年的我。我决定补偿少年的我，我的少年天天在过苦日子。
于是，我把脑子里的“静音”模式，转换成“万言千词”模式。我对这个叫李兰的女记者说了五六个小时的话。说得词源倒流，滔滔连篇。全是侃侃忠言。我一直对着李兰记者说到“口干舌燥，词源枯竭”的状态。
我积极配合了李兰记者的工作。
这四个出身农村的记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安。他也是出身寒门，从本省排第一的大学毕业，在民营媒体上班。
他长得像闰土。朴实中带着傻气。他是做视频的，今年28岁，已结婚了。
我说，你真不容易呀，农村出身的孩子们说媳妇多难呀！
他说：“对呀！”他媳妇太好了，没要求买房，也没要车，就和他结婚了。
他媳妇在他们家的地位，比英国女王要高。我连忙附和，是呀，要比俄罗斯女皇地位高才对。
我用劳模的态度，配合周安拍视频。
拍完了，我们闲聊了会儿。说到现在农民都过上好日子了。每个农民都有医保。解放前，好多农民都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就病死了，不明不白地病死了。现在农民有了医保，得了病，都去医院检查一下。虽然，得了大病，还是看不起。但是，最起码弄明白自己是得啥病死的，能死明白了。
这也很不容易了。看看历史书，几千年的历史，只有在现在的中国，才能死得明白。
我俩相对感叹了一阵。我看他的手也和小包子一个样。周安对我说，他的手是得了“冻疮后遗症”。
他说，小时候，每天饿得发慌。冬天也到处掏鸟窝，找鸟蛋吃。年年长冻疮。成年后，不挨饿了，但手有了“冻疮后遗症”。我想起来了，韩山的手也得了“冻疮后遗症”。
我和李兰的手，都不是肿的。我们小时候，手也得过冻疮，但我们的手相对比男孩子活动得少。成年后，没有后遗症。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农村的现状。周安说，他89年生，是超生的。小时候，每天爸爸妈妈领着他东躲西藏，躲超生罚款，过着游击队一样的生活。现在，他拍的视频，百分之九十都是打假暗访类。因为有童年的生活经验，他的样子和街头混混、送快递的、提灰桶的小工一个样。走到哪里，都不被人注意。
周安说，现在农村真好，不用交计划生育罚款了，又不用交提留（农业税）了。
我说：“是呀，真好呀！比原来强好多倍。你经常拍暗访视频，要注意安全。”我们一起合唱了一首《解放区的天》，然后，挥手告别。
这两天，又想到了这几个年轻的记者。还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这些来自农村的记者，他们文能考上最好的大学，武能爬上下水管道。他们个个都是勤奋、踏实、敬业的，还个个都买不起城里的房。
我的孩子，没上过两天学，14岁谋生，要受多少多少的苦，才能在城里立足。
还有那么多送快递的、做装修的、收废品的……这些农村青年的生存是太不易了。
想着，想着，不禁泪流了满面。
尼曼项目和我的记者生涯
文_罗洁琪一2014年3月21日凌晨，梦里有一匹白马朝我奔来。我拼命地逃跑，跑过山坡，跑过平原，最后筋疲力尽，虚脱在地。白马冲来，把我咬得满脸是血。那一天，是尼曼基金会通知遴选结果的日子。
尼曼的邮件说，如果被拒绝，会电邮通知；如果获选，会电话通知。半梦半醒之间，手机响起，我猛然惊醒，看到有新邮件，心里想“完了”。打开一看，是工作邮件，我松了一口气。
我丈夫说，梦里有血光，就会有喜事。那天中午12点多，手机响了，是美国来电，我把手机紧紧地贴着耳朵。尼曼的负责人Ann Marie Lipinski说，“Congratulations, you are selected by Niema Foundation”。往下的，我都没听进去。
8月中旬开学，我带着2岁半的女儿和65岁的妈妈到了美国，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夜里，汽车从黑暗的马路驶进有灯光的区域，我开始找学校的围墙，心里纳闷，“哈佛大学在哪里？我们进校门了吗？”后来，车在Brattle Street 83号门前停下来。看着新英格兰风格的建筑物里面透出来的昏黄灯色，我像置身于一个无法预知剧情的舞台。
那是一栋七层高红砖墙的老建筑，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属于哈佛Radcliffe研究机构（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它的前身是Radcliffe女校，距离哈佛老院子只有15分钟的步行路程。院子的围墙上长满了藤类植物，院内摆着一张木椅，一层大堂的木门黄铜包边，又厚又重。
公共洗衣房在地下室，走廊看不到尽头，两侧好像有一些垃圾房，经常是空无一人，时刻弥漫着洗衣液的味道和烘干机的燥热。一进电梯门，又老又旧的电梯就轻轻晃荡一下，机器声音响起“Going down, Basement”。据一个住户说，四十多年前，张爱玲也住在那栋楼的公寓里。她曾在旁边的Radcliffe女校短暂供职，那个院子有机灵活泼的松鼠、葱绿的大草坪、两棵结满红色果子的苹果树，各个角落点缀着刻了故事的受赠长椅子。我偶尔会想，不知道张爱玲以前洗衣服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地下室很阴森？
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带着一老一少在哈佛广场闲逛。在肯尼迪学院的前面，恰逢每周一次的农夫集市，像那首老民谣Scarborough Fair唱的“Are you going toScarborough Fair？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你要去斯卡伯勒集市吗？香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摊档上摆满了新鲜的蔬果、香料、鲜花，还有五颜六色的新鲜意大利面。我细细地看，流连忘返。突然，女儿说流鼻血了，鲜红的血液滴滴答答地落在她的衣服上。她是第一次流鼻血，我错误地让她抬头，并慌乱地用纸巾给她擦，越擦越多，好像流之不尽。我开始紧张了，血让我头晕，我把纸巾塞给妈妈，帮女儿堵住鼻孔。鼻血减少了，不过脸上、衣服上都是斑斑血迹，看得我一阵晕眩。我想到美国和中国相隔几个海洋，身边没有朋友，尼曼基金会周末也没人上班。万一我晕倒了，妈妈不懂英语，又高血压，她和孩子怎么办？眼前的事物开始模糊，身体有一种失血的恍惚，我对妈妈说，快把孩子带到别处，我不能再看到血了。然后，我转身对旁边卖意大利面的哥们儿说，“我快晕倒了，能不能帮我叫911？”他很关切地问，是dizzy（头晕目眩），还是faint（晕倒）？我说是faint。他拿起手机拨了911，然后扶我躺在放新鲜意大利面的冰箱上面。我问他要水，他把喝剩的那瓶矿泉水递给我。
不到五分钟，美国红色的消防大卡车就响着急促的笛声停在马路对面，几个非常强壮的消防员跑过来站在我的身边。我好像马上清醒了，在坐和躺之间犹豫不决。不到一分钟，一辆白色的急救车也急促赶来，下来几名白衣医护人员。一名身穿白色衬衫、蓝色裤子，身材高大的女警察快步跑过来，坐在我旁边，用粗壮的手臂拥抱着我，很温存地喊我“Honey，Honey……”。后来，我才知道美国超市的收银员也会喊所有人“Honey”，但是，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听到。神经开始放松，我放肆地抽泣起来。她给我量了血压，说太低了，可以去医院继续做检查。想到还没来得及买医疗保险，我犹豫了。女警察说，救护车和急诊费用合起来大概几百美金。我马上说，“没事了，我休息一会儿就会好起来”。她仍然抱着我，很耐心地说，不要着急做决定，我等你五分钟。如果你决定了不去，一会儿再有不舒服，还可以重新打911。很快，那辆红车和白车再次响起刺耳的警鸣，闪烁着亮光，急促离开。
我如释重负，走到旁边的露天咖啡厅，坐在椅子上，用手肘撑着额头。一个服务员给我端来一大杯加满冰块的水，说是免费的。我给她钱，买了一杯咖啡，送过去给卖意大利面的哥们儿。后来，妈妈带着孩子一起走过来，女儿的鼻血完全止住了，我们在街头相拥。在记忆里，那是我和妈妈的第一次拥抱。
从那以后，在尼曼的一年一幕幕渐次打开，我不仅仅在那里学习，更是在生活。二
2014年8月尼曼迎新典礼那天，在我的记忆里是葱葱绿绿的，充满新鲜的味道。
我带着妈妈和女儿一起去了那个白色的院子，草正绿，树正浓，花也正艳。尼曼的理念是，新闻人很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要让孩子理解父母从事新闻业的意义。学员的伴侣（包括配偶和情侣，同性和异性）可以一起参加尼曼绝大部分的活动，而且有哈佛大学图书卡，也可以去听课，只有一些严肃的活动限制孩子参加。那一天，我看到尼曼的工作人员把几箱玩具放在草坪上，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跑过去，语言不通的时候，就用手语和表情交流，他们很欢乐地在草坪上一起打滚追逐。那一天，必须正装出席，于是我穿着在淘宝买的黑色蜂腰礼裙，戴着在裁缝店定做的绿色油画丝巾。我们集合在草坪上，微笑着拍了班级合照。在尼曼公布当年人选时，我曾在网站阅读过一些同学的背景资料。平等地站在他们中间，是一种被选中的喜悦。这种情绪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院子中间的建筑以Walter Lippmann先生命名。1936年，是他否定了哈佛校长的想法，建议将尼曼夫人的捐款用于哈佛大学的深造项目“Nieman Fellowship for Journalism”。走入建筑，走廊墙上挂着历届尼曼孩子（Nieman kids）的照片，一块电子屏幕上显示着历届尼曼学员的合影。走廊前方是小图书室和厨房，摆着饼干、茶叶和咖啡，窗前有张长木桌子，供大家喝茶读报，写东西。
尼曼最重要的研讨室在一层的最里面。房间内，白色木格子的落地窗朝东，外面是宽敞的木质阳台。书架上摆满了历届尼曼学员的图书作品，壁炉上方挂着Nieman夫人的肖像画。南面的墙上有一块青铜板，上面刻有历年“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直奖（Louis M.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的获得者姓名。每一届尼曼学员由严格的程序提名、讨论，最终决定。青铜板上有两位中国人的名字，一位是原《财经》杂志总编，财新传媒现任社长胡舒立女士，另一位是有杰出成就的纪实作家。后者因为某种缘故，没能去领奖。
研讨室内设有麦克风和木质演讲台，每周三下午，这里都要举行讲座，演讲人有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也有美国最有专长的新闻人以及有特色的作家。这是为了拓宽尼曼学员的眼界，“to be a bigger one”。演讲开始前十分钟，会有工作人员拿着沉重的青铜色铜铃轻轻摇动，在走廊，图书室和大厅的人群中走一圈。铃声清脆但是不响亮，如潮的人声渐渐安静，像水漫入细沙，那是我记忆里的尼曼传统之一。
哈佛大学第二位非裔女教授Sara Lawrence曾来尼曼演讲。她是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学研究者，我们事先收到邮件，演讲中途连厕所都不要去，以免不敬。那天下午，我特意不喝茶，坐在了第一排。Lawrence教授穿着很素雅的非洲服饰，戴着银质的耳环和项链，我能闻到她的香水味，听到那些银器碰撞的清脆响声。
Lawrence教授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一代在种族歧视中煎熬和挣扎。四十六年前，她26岁，受聘于哈佛大学，学生都比她年龄大。她非常紧张，以至于对讲台产生了恐惧。她跑回家乡找当教授的父亲，坐进他的课堂，在最后面的角落旁听。父亲进入课堂时，用手指着她，笑容灿烂。父亲告诉她，“哈佛要你，并非因为你最渊博，最深刻，而是你独特，与众不同，可以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Lawrence教授是一个出色的故事讲述者，她不仅仅分享了事业中的经历，还讲了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如何克服生活的焦虑，高效地平衡事业和家庭。
如果说Sara Lawrence带来了一个很励志的美国故事，那么Stephanie Burt教授则让我对人类的情感和生活的方式有了更多的思考。Stephanie是著名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Ta是位性别转换者，演讲当天，穿着黑色蕾丝上衣，配紫色围巾，涂了淡脂粉，言行举止非常谦逊，谦逊得近乎羞涩。演讲的中途，Ta朗读了诗歌，声音充满激情，表情丰富。Ta有太太，还有两个孩子。在提问阶段，有貌似客气又很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你能活得如此精彩？”Ta很坦诚地感谢了妻子，并且感谢了哈佛大学给予的高薪。没有更多关于细节的追问，因为谁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别人在私人生活中的选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亲密关系中相互的理解、妥协和爱，会让另一方活得有尊严。
还有一次，几位美国记者和自由撰稿人讲了他们如何寻找“Nobody”的故事。其中有两句话让我回味和思考，“I am look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ve no voice”以及“I like my connection with the city and the people”。在中国，无论新闻机构还是个人，都追求重大新闻。和我同班的Melissa Bailey，她在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就在一个非营利的新闻网站做记者和编辑，做社区新闻，几年之后，来了尼曼。在中国的新闻业，这种成长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她认为媒体作为社会良心、社会公器，要给那些不能发声的人以发声的机会。那天晚上，我忍不住写信给尼曼的负责人Ann Marie，和她讨论了关于“Nobody”的新闻选题。她说，这是很重要的新闻题材。四年之后，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我认同了美国同行的观点。但是，我也认为在写“Nobody”的时候，需要很强的选题判断力和写作能力，就像《纽约时报》在2018年10月发表的那篇“The Case of Jane Doe Ponytail（华人按摩女之死）”。
纽约时报的前总编Jill Abramson也曾来过尼曼演讲。她说，《纽约时报》在招聘新人时，最看重的是对追求真相的激情。当年她被《纽约时报》解雇，被迫离开了编辑部，后来在哈佛大学给本科生开设了关于新闻的课程。我问了她关于在中国发表批判报道，以及给《纽约时报》带来影响的问题，她好像没给出很好的回答。演讲结束后，尼曼的领导Ann Marie过来拥抱我，说喜欢我的提问和激情。那句话让我觉得突然，我以为自己的激情已经死了好久。
尼曼的同学Jason Grotto说，我是个微笑着提问的女人，貌似sweet，其实tough。我说，其实我在中国并没有多少机会向某个权威的人提问，经常只是用尽各种方法追查事实细节而已。在中国，记者的形象并不是拿着麦克风和用纸笔记录的提问者，当然在美国也不全然是。
在那个研讨室，每周二晚上还要举行Sounding之夜。那是最特别，也是最重要的尼曼传统。每个学员轮流成为那个晚上的主角，讲自己的故事，主题是“Why do you do what you do”——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分别讲述自己的职业故事和私人经历。
我聆听了二十三个人的Sounding，逐渐体会和思考，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下，该如何理解新闻的使命，并用不同的方式去践行。无论对于主角，还是台下的听众，Sounding之夜都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三
2015年4月26日的早晨，我匆忙地赶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哈佛中国论坛”。我将和别人合作进行一个演讲。在家改完最后几页PPT，就拿着口红，一边描一边冲出门口。
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我看到院子里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她留着男式短发，穿着白衬衫，戴着蓝色领带，脚边是一个蓝色行李箱。长椅上，还有一件藏蓝色西装。陌生面孔，她不是这栋楼的住户。
我本想问候一下就擦肩而过。可是，我看到她眼里含泪。
我停步问，“Are you ok？”
刹那间她泪如雨下，像个孩子一样用袖子拭泪，说，从别的城市来看朋友，可是她避而不见。我注意到她用了“she”。“楼底下有门铃，你是否要尝试按一下？”“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了，她就是拒绝。”“你此前见过你的朋友吗？”“没有，我们只是在网上聊了一年多。”
我说，“很抱歉，不能帮你做多一点”。然后，快步离开。走了几步，听到身后的她放声哭起来。
我不忍心，又返回去，把书包里的纸巾拿出来，交到她的手里。她惊愕了一下，然后，含泪说谢谢。我再次离开，走在哈佛老院子里，心里还想着那个流泪的陌生人，想到了“不远千里，思而不得”。
后来，我在尼曼的虚构写作课上，以这个故事为灵感，写了一篇小说。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小说。那一年，我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法学院、人类学系，还有麻省理工大学都旁听了课程。不过，花时间最多的是在尼曼提供的虚构和非虚构写作的工作坊。虚构写作的第一节课，教授要求我们在5分钟内用不多于六个词语介绍自己。后来，她每节课都提供一个单词，要求我们在10分钟内围绕那个词语即兴写一个故事，写完之后，轮流朗读，并且相互评论。教授认为，好故事并不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和写作。她挑剔用语，讲究简洁和逻辑的闭合。那个课堂让我懂得，小说的写作比非虚构写作更需要有说服力的情节和逻辑。
后来，我们的课后作业是写更复杂的小说。我以“非典”为背景，写了一个三页纸的故事，主题是“寻找”。在上课前，我跑出去买三明治。排队的时候，大脑一直像打印机一样继续写作。我一边排队，一边忍不住流泪，为我故事中的人物。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写小说带来的自由。
我在课堂上朗读了作品。教授说我应该写一部小说。
我问她，“关于什么？”“关于爱。”“为什么？”“你善于把握文章的情绪。很多作家训练多年，都无法掌握进入人心的艺术，而你的作品体现了这种能力。”
回国后，我一直在正午写非虚构故事，再也没写过小说。四
2018年10月的波士顿，秋风萧瑟，细雨霏霏，满地金黄的落叶。10月12日至14日，尼曼基金会举行八十年的庆典，十几个同学说回去，我也飞回去了。
在庆典之前，我们班在纽伯里波特城（Newburyport）的海边租了一个房子，先举办小聚会。海边的天很阴，风很大，空气很冷，一群人在夜里的沙滩上散步聊天，我听到潮声呜咽。第二天，我们开车去农夫市场买菜，美国记者做沙拉，煎牛排；法国记者烤巧克力蛋糕；来自中国的我带了花椒和干辣椒，炒了一盘麻辣牛肉。夜里，大家倒了酒，坐在地下室的沙发上、地板上，遵循尼曼的传统，举办一个Sounding，仍然是演讲加提问，不过时间缩短为每个人只有10分钟。
孩子们在卧室里玩耍，除了14岁的Seth，他是美国记者Denise的五个孩子之一。当年，Denise带着丈夫和一群孩子来尼曼，成为传奇一样的故事。三年后，Seth也成为Sounding的一员。如果说尼曼那一年像梦一样，现在大家都回到了现实。绝大部分人都换了工作，从编辑部到了经营部，或者辞职写书，做自由职业的新闻培训，从编辑变成记者。他们都说尼曼那一年，给了自己尝试新职业和新生活的勇气。目前，没有人离开新闻业。
在去海边的路上，我和法国的同学Nabil Wakim夫妇在同一辆车上。尼曼之后，Nabil曾担任《世界报》数据新闻的主管编辑，后来他辞职，改做报道能源行业的记者，全世界跑。他说，他还是喜欢做去新闻现场的记者，总能遇到新鲜的事和人，这也是新闻业最吸引我的地方。我告诉他，那天上午，我约非虚构写作的老师Steve见面了，向他请教这两年写作中遇到的困惑。他很认真地回答问题，每次解答都举例，还送了我两本书。分别时，我要在咖啡厅外面的阳光下和Steve拍几张合照，他用臂膀抱着我，让人家多拍几张，大声地喊，“More than ten! More than ten!”我记忆中的Steve一点都没变。
12号下午，在尼曼花园的接待晚宴上，我见到了西班牙的同学David Jiménez，他长得很帅，眼睛迷离深邃，永远是花花公子的潇洒模样。尼曼毕业前，他就被委任为西班牙第二大报社EI Mundo的总编，我们曾经为他开了香槟，在花园里举杯，没想到，后来他被解雇了。见面时，他解释说，因为做了太多批判报道，政府不满，就给报社的投资者施加压力，股东们撑不住，就把他解雇了。他起诉报社违约，证据之一是股东曾给他发的许多报道禁令，证明报社是基于压力违反了劳动合同。后来双方和解，他也拿到了赔偿，现在西班牙的某个大学做客座教授，也给《纽约时报》做专栏作家。他用幽默的语气讲着这个故事，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可是他曾经历过的各种艰辛，是我们看不到的真实。他还谈起最近的焦虑，三个儿子和他一样帅，步入青春期了，可是相信他们的小伙伴们说的“初夜不会让女生怀孕”。他说，这个说法让他几乎打了个冷战，他立刻买了一盒安全套，拿起一根香蕉，给家里那群男孩上了一节课。我想象不出来那三个金发的西班牙男孩变成什么样子了，只是记得尼曼毕业时，一群孩子在花园拍合照，穿着“Nieman kid”的T恤，各种神情在镜头前定格。五
八十年庆典，几百位学员和家属回到了尼曼，其中有很多白发苍苍的新闻人。在人群中，我也看到了前财新同事曹海丽。她是2009年的尼曼学员，也是我的引路人。
2008年，我即将30岁，想转行。一个政法大学的师弟说，应该去《财经》杂志做记者。我问为什么，他说，“如果你进入《财经》杂志，我们都会仰视你的”。为了这样的虚荣，我决定求职。问朋友借了一堆旧杂志，临时抱佛脚，可是也没看懂。面试和笔试前，我狂背国家领导人的姓名，几乎连续四天没合眼。副主编张进问，笔试和面试要不要分开进行？我说，一起来吧，长痛不如短痛。下午2点左右进入泛利大厦，晚上9点才走出来。他们给了我一盒快餐。
后来，张进通知我入职。很多年以后，我问他为什么录用我。他说我不卑不亢，而且求职信写得很好，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情感动人。但是，他有点怀疑是我当教授的丈夫代笔的。
入职后很久，我一篇杂志稿都没写过，天天为选题焦虑，也被《财经》杂志内部的精英意识所约束，写作的时候放不开，总害怕自己不够深刻。
我想着辞职，又觉得还没转正，很没面子。2009年，海丽结束了尼曼项目，从美国回来。我请她吃午饭，饭桌上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觉得转行以后好迷茫、像火车在穿越隧道时，突然把我甩出去，眼前一片漆黑。我说很羡慕她去尼曼，哈佛对于我来说，像海市蜃楼。她爽朗地笑，露出很白的牙齿，“你以后也可以的”。
她说，“你现在，就好好做新闻，会有变化的”。
后来，我就踏踏实实地做了几年新闻，心里没有明确目标，没把尼曼当梦想。那些年，我写稿后会很累，身体像被掏空一样，而且，脑子高速运转后，很难停下来。喝一杯酒会帮助睡眠，可是，工资不高，也不能每个星期买红酒。不过，新鲜的床能让我睡得着。我会在写稿后去海丽家睡沙发，在那个灰色墙上刷满“拆”字的老院子。院子里是南北通透的矮楼，长了参天的老树，爬满了青藤。每次，海丽都给我打开折叠沙发，铺好紫色的床单，搬来白色的羽绒被。我们会在沙发上聊天，聊工作，聊感情。她是资深记者，有国际视野，对新闻有深刻的看法，可是她从来不自诩为精英。睡前，海丽把阳台上的白色布帘放下，遮挡晨光。第二次早上，我们熬稀饭，配上腐乳，吃包子。
2013年，履历满足了尼曼的要求，我就想申请了。申请的过程中，很多朋友给予了帮助，我至今无法一一回报。海丽给我写了推荐信，由于是保密的，我不知道她写了什么。Deadline前的一个晚上，在财新办公室，一个同事走过来说，“洁琪，你为什么认为自己可以PK别人呢？在互联网的时代，美国人不需要你写的中国故事”。
夜里，我打车回住处，给海丽打电话，一边说一边泣不成声。海丽安慰我，“我觉得你肯定行的，别担心了”。
2014年去美国前，我和海丽告别，感谢她当年在我心里播下了尼曼的种子。
2015年我回国，海丽早就离开了财新。我也想着，需要尝试新的工作了，不能在原来的轨道继续下去。我找海丽商量下一步去哪里。她说，“去正午故事做非虚构写作吧，我觉得你挺能写的”。
现在两年过去，正午还在，只是海丽退掉那个老公寓，搬去了杭州。我写完稿之后，再也没有可以过夜的沙发。
在尼曼八十年的庆典中，我拉着海丽拍照，紧紧抱着她，趴在她肩上说，感谢她改变了我的人生。
她离开后，我站在尼曼花园门口，看着牌子上的“Nieman Foundaiton for Jounalism”，回忆起从尼曼毕业的那天。哈佛大学时任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走进尼曼一楼的房间，发表了演讲，为我们颁发证书。历任哈佛校长出席毕业典礼，这也是尼曼的传统。
我还记得，在人群渐散后，我去了尼曼的领导Ann Marie的办公室，和她聊了当时仍感困惑的未来。最后，她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你是尼曼人，承载着尼曼的荣誉，这也是使命，记得要做独特的自己，与众不同，始终保持潜力，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点变化。”
我参加了一场名校相亲会
文_小黄一对面戴黑框眼镜的男青年，在暖气很足的咖啡厅里，严严实实地穿着黑羽绒夹克，好像临时进来，随时准备走。他一团臃肿地靠在桌沿，支着额头，心不在焉地划手机。一刻钟过去，他维持着这个姿势，一句话也没说。为了打破沉默，我起身接了两杯柠檬水。“喝水。”我朝他推过去一杯。
他愣了一下，终于抬起头说了声“谢谢”，露出一个憨厚的笑。
咖啡厅在32层楼，位于北京的国贸，装潢简约现代，很明亮，有一整面宽阔洁净的落地窗，望出去是几栋高耸的写字楼和灰扑扑的天。这天下午阳光不好。
观景咖啡厅里，正在进行一场名校相亲会。报名参与的嘉宾必须是国内外名校校友或在校生。报名时需要提交资料，经由主办方审核后才能参加。报名费是150元，网上预付能便宜30。
现在正是签到入场的时候，嘉宾陆陆续续走进来，按照男女对桌的规则落座。冬天，男士们穿得黑乎乎的。女士就活泼一些，都是自信的都市丽人，脸上挂着精致的妆，高跟鞋、皮靴走得“嗒嗒”响。男士女士落了座，纷纷聊起来，一个个面带微笑。报名费里不包含任何消费，大家都喝柠檬水。
场面很融洽，唯独我们这桌安安静静。
我赶在他再次埋下头之前开启话题：“你以前参加过这种活动吗？一会儿到底什么样啊？”“就是八分钟交友嘛，美国传过来的。女的不动，男的八分钟换个座。先把资料表换一下，大概一扫，哦~知道了，加个微信吧。就这样。”
我问：“八分钟能聊什么啊？”“随便啊，吃的，喝的，玩的，实在不行聊天气呗，最近不是很多人感冒嘛……无所谓啦，这种活动不就是让你一次认识好多人加好多微信嘛。”“那加了微信之后都联系吗？”“一般感兴趣的都会联系啊……没什么用。都被拒了，发好人卡。我这个人，不会聊天，”他握着玻璃杯，盯着它，竟然流露出沮丧的神情，“有个姑娘一直聊得挺好。那天正好看一个新闻说打宫颈癌疫苗有年龄限制，我就转发给那姑娘，说趁年轻赶紧打几针吧。就完了。”“我哪个字说错了？”他皱起眉头直视我，盯得我一愣，他又垂下眼，“反正就把我删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率先再次沉默。他又盯了会儿玻璃杯，开口说：“老参加这种活动也没什么意义。柏拉图还是苏格拉底说的嘛，看哪个稻穗最饱满，哪朵花最好看，选得太多，最后什么也摘不到。”
我没想到一开局就这么凝重，安慰他：“随缘随缘，不着急。”“三十多啦，现在这个年纪最尴尬了，年纪再小一点不着急，年纪再大一点，也就无所谓了，”他苦笑，“你是不着急啊，你大学还没毕业吧，看着很小啊，来相亲干吗？”“假的假的，不小了。”我有点不好意思。这天下午出门前，我瞥了眼家门口的镜子，觉得自己像个赶着上课的学生，赶紧把双肩包换成单肩包。摘了框架眼镜换上一副隐形，又把披散的半长头发在后脑勺扎成半马尾。还临时从衣柜里翻出一件衬衫，换下了宽大的帽衫。牛仔裤和帆布鞋就顾不上了。他可能觉得我的衬衫不大对劲，那是我爸的，套上身松松垮垮。
再过几个月我就二十七岁了。我没把结婚当回事。婚姻没多大意义，一纸结婚证或再一纸离婚证而已，并不与爱情必然挂钩，也不一定导向生育。伴侣不是必需的，单身有单身的好，搭伙也有搭伙的难。生活本身才是实质，你应该有选择任意一款生活的自由，并后果自负。可能你未必同意，这很正常，我妈也不同意。但我是这么想的。
那为什么我会在这儿呢？“就是觉得挺好玩儿的吧，认识点新朋友嘛，跟‘不一样’的人聊聊。”我说。
他笑了，把他的资料卡递过来，“那咱们换一个呗”。
嘉宾资料卡是签到时领到的，人手一份。一张A4纸，黑白表格，有很多框：出生年份，星座，身高体重，家乡，学历情况，家庭情况，职业，收入，京户，购房、购车情况，恋爱及婚姻经历，兴趣爱好。接着是一串爱心分割线。第二大栏是“心仪的TA”。
交起友来我才发现，每框都是一个标签，带出一串别人的评判。比如，他接过我的资料表一扫，就说：“果然是双子座啊，爱瞎玩。”二
领到手的除了个人资料表，还有一张异性嘉宾名单。名字用的是昵称，大半女嘉宾是CC、Lily、Miss X。男嘉宾名单特别像十年前BBS上的用户昵称。果冻、Tiger、海阔天空……从食品、物品到自然现象都有，千奇百怪，难以概括。还有个大哥叫“疼人体贴好男人”，是个偏正短语。这很反映本场嘉宾的年龄分布，女生多是80尾90后，而男生几乎都三十多岁了。所有人都毕业于211、985，或海外名校。
主持人拿着麦克风，用欢快的语气宣布活动开始：“在这个休闲的星期天，大家相聚在这里，不得不说是一场难得的缘分。哇，我看在座的男生都特别优雅，女生都特别美。希望今天，大家都能遇到喜欢的人，至少交到几个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缘分！”
接下来，她让大家在资料表背面写下五个兴趣爱好，然后起身去寻找跟自己的爱好有重合项的“小伙伴”，在对方的资料表上签名。这是破冰环节，以比赛的形式进行，三分钟后进行统计，收获签名最多的嘉宾将获得奖励。主持人说：“科学表明，一对男女，如果他们的兴趣爱好匹配度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话，在日后的生活中，他们的幸福指数会比别的情侣高出百分之四十。所以说，相同的兴趣爱好对情侣来说，格外重要。”她鼓励大家：“今天大家是来交朋友相亲的，请各位务必放下平时的内敛端庄，敞开怀抱，走动起来，拿出你们的热情！”
话音刚落，大家居然真都站起来了，积极地走来走去，场地里一下非常热闹。其实这个游戏非常无聊，因为谁都爱好电影、音乐和阅读。不断有人走过来换签名，我坐在原位签得应接不暇。刚签完一波，又有一张表递到跟前，我一看，签过了。
那张表属于一个很年轻的男孩，签满大半张纸。他在我对面坐下，问：“咱们一共几个人啊？我得算一下，要不漏了咋办啊？”“啊？漏了就漏了呗。”“漏了就得不了第一了啊？”“得第一……能干啥？”
他没理我，自顾自数起来。三分钟到，他果然是男生组签名数第一，获得了当众自我介绍、让大家提前认识的奖励。
这个男孩1994年生，是全场年纪最小的嘉宾。他有点黑，平头，精瘦，穿帽衫和运动鞋，走路有劲，迈的步子都比别人大。他是体育特招上的大学，“老实说，分不高，就跑跑步蹭一蹭”，倒很坦率。读到大二他就当兵去了，退伍后毕业上班。先是做健身教练，又做到互联网企业的健身辅导讲师，接着成了大型活动的活动执行，然后转成项目经理，现在在一个文化体育产业的自媒体公司做销售，卖线上知识付费产品和线下读书会。
他的性格挺招人喜欢的。跟他聊天很轻松，他能把所有事都说得很简单。他向我解释他们的读书会：“就是找一些互联网企业、各行各业的大咖来参加。比如说最近区块链是焦点，上周我们请一个写了本区块链书的人来做分享。他讲完，大家一鼓掌，完事。”
我问：“你二十五不到相什么亲啊？”
他说：“我身边的真是除了哥哥就是姐姐。原来的同学也都不大联系了。我跟同龄人接触特少，也聊不到一块儿去。他们可能想着今天吃啥明天玩啥，我就想着做点什么，学点什么，跟人聊点什么。”
他空窗了半年。之前那段，男双子，女狮子，特别合适。两人既互相理解又互相支持，知道对方所有想法，甚至会给彼此留空间，好得不得了，顺理成章就聊到了结婚。但因为女孩比他大，两边家长都不同意，最终黄了。“我说实话，现在不是特别着急，要是遇到不错的，肯定是奔着结婚去的。但怎么着也得先谈个一年半载对吧，”他感慨起来，“这玩意儿真是，一辈子的事啊。方方面面都得配合得上才行。你看我跟她都好成这样了，最后不也没成。”
我说：“那你来相亲会也没用啊，你看今天这场子，都是姐姐。”“咳，”他笑了笑，“看看呗。”三
坐我隔壁桌的女孩是个92年的区重点高中数学老师。穿粉色的卫衣搭配短裙和短靴，长发盘成一个舞蹈演员似的高高的圆髻，露出整张白净的鹅蛋脸，凸显了红唇——是有点偏橘色娇俏活泼的红。但不知为什么那张很年轻的面庞上，没有打扮出的少女气，她偶尔笑起来，也冷冷的，好像总有点不耐烦。
她因为数学老师的身份受到了很多恭维。“当老师好啊，教书育人，又有假期。”“很厉害很厉害，女孩学数学得有点智商才行。”“不愧是数学老师，逻辑能力强。”
她就应付地笑笑，说“还好还好”，“谢谢谢谢”。
在一个间隙，她跟我聊起来，我们先交换了一下职业信息。我说：“当高中老师很辛苦吧。”“特别惨！有的学生可坏了，根本不听我的，跟那儿直呼我大名。有时候特别吵，我在那儿拍巴掌，根本不理我。我平时上班不穿这样的，会故意穿得老一点。我们班还有那种异想天开的小孩，就不想读书，说要自己创业开发程序什么的，其实什么都不会，还特固执。可愁了，天天想怎么劝。”她说，工作之后很难交到新朋友，生活太枯燥了，“能谈恋爱至少生活会丰富点吧，在北京也有个家的感觉。”
在轮空时，我陪她聊了一轮。终于来了个中科院博士后，说：“我不喜欢当老师，整天被一些学生围着转太烦了。”这大哥南方口音，说话很轻，是个小个子，戴细边眼镜，衬衫塞进裤腰里，整整齐齐的。
女孩说：“你这么高学历，教高中也有点可惜吧。”“他们现在都要求博士啊，我室友就去人大附了，我就不去，”他看了眼女孩，好像意识到这么说对方职业不太好，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你小孩以后的上学问题就解决了。”“我不想让我小孩上我的学校。”“你们学校不好吗？”“我们学校挺好的，但我想争取去更好的学校。”“我建议你去十一学校。”“十一学校我了解过，他们是走班制，老师还要弄拓展课程，压力挺大的……”“那代表未来，”博士后打断她，“那种教育才是培养精英。”
女孩决定换个话题，她看着博士后的资料表念：“你对TA的期待是，我看看，温柔体贴，成熟，幽默风趣……不滥情？”“对。”恋爱经历那栏，他写的是“1”。他微笑着说：“其实谈过好多次，怕写多了不好。”他刚结束的那段恋爱谈了六年，后来女方突然开始学佛，跟他讲“量子学”“能量”之类的理论，“我整个价值观，瞬间，崩塌。我接受不了。信仰不同啊，我信仰科学”。“六年，也不长。人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他很感慨，但依然保持微笑。
其他几次恋爱很短，仅维持一两个月。“第一次谈恋爱，大学生嘛，也没见过女人，觉得谈恋爱是件多么神圣、多么伟光正、多么有逼格的事情，就谈了，很快发现不喜欢。但那也叫恋爱啊，都牵手接吻了，如果连个位置也不给人家，岂不是太残忍了……”他谈兴颇高，“……我是不是太坦白了？”
女孩应付地笑了笑，说：“坦白好。”
话题最后又回到数学。“你知道望月新一吗？日本数学家。”他看女孩一脸茫然，在她的资料表上写下这个名字，“你回去可以查一查。人们说，数学的时代分为，望月新一时代的数学和望月新一时代之前的数学……”
女孩不再说话，八分钟真是太长了。主持人宣布本轮结束，博士后的见解最终停在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女孩立刻交还资料表，不失礼貌地说：“谢谢科普。”四
每轮交友的头一分钟总让我难受。男嘉宾喜欢拿着你的资料表，一条条念，像在面试：“嗯91年，厦门人……北师大，留过学，不错……媒体……嗯……嗯……”四成面试官表示对北师大女生印象良好。七成面试官觉得厦门是个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好地方（“所以你为什么不在家待着？”），其中半数以上提及鼓浪屿。
只有一位男士对厦门的判断别具一格。他说，台海局势对厦门的发展影响很大。“你看两岸如果打仗，你们那边的建设就非常成问题了。不过开战的可能性很小。这个事情很难说，特别是美国介入的话就不一定了。”他还跟我分析了房价形势和房产税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发展走势。我感觉他的格局过大了。
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男嘉宾扫了眼资料就问：“你做记者啊，是不是卓伟那种要经常跟踪蹲点的？”“不是，我们不是娱乐类媒体。”“那你们是不是能到处收车马费啊？”他说话慢悠悠的。“当然不是啊，像我采的好多人都挺穷的。”“你都写什么领域啊？”“非要归个类别的话，偏亚文化吧。”“噢我知道，什么摇滚嘻哈那种挺小众的吧。我以前听说后摇什么的，老觉得，是不是特别不正经，跟摇头丸似的那种……”“你还是别觉得了，我觉得你不太懂。”我忍不住打断他。
有半分钟，我们都没说话。
他又拿起我的表，一边看，一边慢条斯理地说：“新闻啊，不要做任何诱导性判断，也不要做任何价值观输出，你们要做正经纯洁的媒体啊。”“你觉得什么媒体是正经纯洁的媒体？”我反问。
他呵呵一笑。五
有个在创业公司的北大双学位毕业生说，他是追求自由的人。
整个下午，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精神一振。
他特地强调，“我应该是俞敏洪那种气质的人，就是，比较科学民主吧。我很多同学都会走主流道路，但我不会去当公务员，进大国企。我比较客观一点，相信自我奋斗。可能我们男生不像你们女生，女生二十多岁要结婚，三十左右要生个孩子。男生我觉得就是要拼……”
我越听越不对劲，感觉他说的“自由”我好像不认识，于是问：“那不要孩子你能接受吗？”“这个，这个……”他思考了几秒钟，继续侃侃而谈，“这事比较客观吧。我对这个事情是半反对半不反对。这意思就是，你要考虑机会成本嘛，一共两个选择：生孩子，不生孩子。那你不生的理由在哪里？如果你告诉我不要小孩能获得的收益比要来得大，那我可以考虑。我对不生小孩这个选项的态度应该是百分之四十吧，如果要让我达到百分之六十，那你得说服我。不过按常识或者大家公认的来说，都是要生孩子的。客观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爸妈那里能通过的概率非常小。”
聊到这里，大概是第十几号嘉宾了，我只觉得，人和人能达成理解才是真正的小概率事件。
事实上在场的人都挺坦诚的。由于目的明确，越是到了最后，越是追求效率似的和盘托出。我的最后一个交友对象，像走流程似的，互换完资料表后就请求加微信，接着他就大吐苦水。“我是真的非常着急了。关键是我父母，简直是，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回家？我说，怎么了？每次都是——‘给你介绍了一个女生赶紧来见见吧。’现在已经根本不带考虑我意见了。我妈甚至是草木皆兵那种状态。她出门看到邻居两个人在说话，心里都会很不舒服，觉得又在说她儿子没结婚。她就觉得我一个人是很大的错。还跟我说，要不然你过年别回家了。”
说完一长串，他舒了口气，沉默了半分钟，接着说：“这些话我今天都说几百遍了。你觉不觉得，这种活动就是不断地说话，不断地喝水？”
谈话环节终于结束了。最后，主持人请大家选出三个今天自己最满意的异性嘉宾编号。这时，对着男嘉宾名单，我突然发现，脑子里所有的面容和资料表信息一片模糊，我根本记不清谁是几号。
走出大楼，我深吸一口气，点了根烟。
一个在门口等车的男嘉宾看到了我。我记得他，和他的聊天可能是整场最愉快的一轮。他在厦门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没评价厦门的空气，也没提鼓浪屿。他跟我说起在厦门时和他一起租房的老领导。“五十多岁的大哥了，跟我们年轻人一样到处出差，特别勤奋。我们反映工作太忙没时间谈对象，他还给我们安排参加那种联谊活动。他在家天天下厨，煲汤，做海蛎煎，哇！我们每天都吃得特别好。”剩下的几分钟，我们都在聊厦门美食。
他朝我挥了挥手，往我这儿走来，接着就看到我手里的烟，停下了脚步。我们远远地冲对方笑了笑。
鸡饭情深
文_杨语一在海南，尤其是我外婆的家乡文昌，养鸡是件严肃的事。在每个应当庆贺的日子，在琼州海峡对岸的人们用汤圆、青团、粽子、饺子欢度节日时，琼岛人都会宰杀数不清的鸡，做成白斩鸡。如果碰上春节或某村先祖的忌日，鸡们还会被摆在祖先牌位前，若干分钟之后，切成整齐的块状，和鸡汤焖出来的饭摆在一起，吃掉。
传统文昌民居只有一个厅，吃鸡时，祖先们的牌位就在边上。不知道对鸡的嗜好是什么时候养成的，和今天又有什么不同？或许祖先们吃鸡时感受到的欢乐更多一些，毕竟以前天灾人祸多，人和鸡的日子都不好过。上世纪70年代，妈妈和她的七个表兄妹春节回到文昌祖外婆家，总是一齐望着那仅有的两三只鸡流口水。那时只有过年时才杀鸡，一上桌就被抢光，留下鸡头和鸡屁股，专属于老人家。一年等一回。
后来日子好过了，养的鸡就多了起来。在文昌的各个村庄里，探头探脑的鸡随处可见。鸡在村里随意吃榕树落下的籽，吃人们嚼剩的甘蔗渣，吃木头和地里的虫，时不时也打个架。鸡还是散养比较好，这是公认的道理。文昌鸡是海南鸡中之最，这也是公认的。但是外公住在镇上，县道边上，只能圈养。他在铁皮店后面圈了块地，面积和店一样大，文昌鸡们在里面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这些鸡大多是为我养的。各种节日和寒暑假的开头末尾，它们纷纷死于砧板。
外公是个凶悍而沉默的人。开小卖部之前，他是个厨师。厨师的菜刀钝了的时候，他就把菜刀全部拿出来，摆出磨刀石，坐在店中间一把接一把地磨刀。磨好的菜刀放在右手边。海南夏日午后的阳光照在水泥马路上又散射进来，刀刃闪闪发亮。到了做白斩鸡的时候，他就用这些刀把鸡弄得斩件齐整端出来。动刀之前他总是会喊我，阿侬要不要吃鸡腿？于是我去拿他斩下的两个鸡腿，跑到店门口晃荡。除此之外，我不记得外公对我说过什么温情的话。
长辈们的爱意总是通过鸡表达，在海南似乎自古如此。上初中之前，我大概有一年没有回外公家。机票太贵。暑假时终于回了家，回家时鸡舍已经过分拥挤。外公连做了两个月的白斩鸡和鸡饭。8月下旬他终于想起来还没给我做过海鲜。那个暑假之后，我再也没有瘦过。这也不是我一人独有的经历。大一寒假，一位消瘦的同学告诉我们，他的父母认为他又瘦了，心疼之下，一举从文昌定了十一只鸡，给他改善伙食。
爸爸妈妈还在内地打工时，有一年春节，我一个人回家，又买了初二早上的机票。外公在年初一杀了八只鸡，冻了一天，又花一个通宵从冰柜里凿出来，塞到我的行李箱里。老人家总担心过年吃不到鸡。过个年连只像样的鸡都没得吃，这对海南人来说有些太凄凉了。二
在文昌的老人家们的概念里，像样的鸡应当如此：鸡皮黄而且厚，脆而耐嚼，皮下有一层薄薄的油脂，肉色洁白，结实嫩滑，骨髓半熟，带着血色，嚼起来鲜甜。外婆在牙还算齐全的时候，一定会把鸡骨头全部嚼碎。骨髓不好吃的鸡，也不算像样的鸡。早些年，为了能吃到像样的鸡，外婆养鸡还是颇费心思的。这在海南也算个传统。家里不养几只鸡，似乎总少些什么。
外婆停止养鸡大约是在76岁。在此之前她养了多少年的鸡，我就不得而知了。住在乡下，肯定少不了的。后来妈妈到海口的医院里当护士，外公外婆也跟着搬到家属区。外公开了间小卖部，外婆在家属区里养鸡。这也不算什么出格的事。医院里从下面市县里考上来的人多，父母跟过来的，也都养了鸡。十多年之后，家属区改造成现代化小区的样子，草坪上还有鸡在散步。靠近围墙的空地也零散地搭着鸡笼。每天下午上学，鸡们探出头来看我，似乎责备我打搅它们午睡。路边的水泥墩晒着米或虾壳，这些都是鸡的食物。奇怪的是，我从没听说那些散养的鸡偷吃这些东西。大概鸡也是聪明的。
给鸡吃的东西也有些讲究。鸡吃得不好，就不好吃。鸡不好吃，年就过得很失败。所以每天吃完饭，外婆就用米饭拌上米糠，均匀地放到食槽里。文昌盛产椰子，榨油剩的椰肉渣也是鸡的食物，木薯和吃不完的蔬菜也是。如果放养的话，鸡还有榕树籽和虫子可以吃。这么养上一年，鸡就可以吃了。在过年前的一个月，散养的鸡都要被关回笼子里，长点膘。文昌人连骂人都跟养鸡有关。说一个人做事没头脑，就说他到过年才阉鸡。每次我在截稿日前熬夜写稿，总会想起这句话。
外婆从没犯过这种错误。毕竟大概从她成年起，就这么养鸡。她76岁那年，我的外公去世了。外婆一个人住在家里，养着几只鸡。我们说，别养了，太辛苦。外婆说，不养的话你们回来我拿什么给你们吃？于是鸡还是养着。又过了一年，她的阿尔茨海默症开始发病，我们决定把鸡笼卖了。外婆难过地说，那以后过年吃什么？尽管她已经将近耄耋，但到这时她才切实地觉得自己老了，没法再养鸡给晚辈们吃。
但是过年依然有很多鸡可以吃。毕竟就连外婆住的养老院里都养着鸡。养老院平时伙食粗糙，逢年过节，没有像样的鸡给老人吃，工作人员似乎也觉得说不过去。从除夕到初六，养老院院墙边鸡笼里的鸡成批减少。在饭点到养老院去，能看到牙齿所剩无几的老人们用手撕着鸡肉跟你打招呼：又来看外婆啦？唉，老了咬不动鸡啦。
到了初二，我们到外婆的老家拜年。姨公姨婆平时不住那里，把鸡寄养在别人家。过年时拎回来，招待回家的晚辈们。姨公儿孙多，鸡腿自然是轮不到我的。姨公有时吃白斩鸡吃腻了，就直接切成块来打边炉。他在锅底铺一层大海螺熬汤，再下鸡肉，鸡和海螺的鲜味就混到一起。姨公总撺掇我陪他喝酒，说，阿侬啊，你现在长大了，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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