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靳秋,余萍,刘园园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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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藏语传媒的发展与变迁1951-2012试读：
第一章 全球化视野下的发展传播
第一节 发展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及研究范式
发展传播的概念是北美传播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旨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播技术和手段有效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发展传播学的研究焦点主要围绕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提出与演进深受同一时期发展社会学的影响，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大众传媒在推动社会发展各个层面的作用，而后者则强调将不同学科的发展理论整合起来，重视对社会整体发展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展社会学先后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发展理论，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与之相对应，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影响下，发展传播学研究也经历了现代化、国际新闻新秩序及多元论等不同阶段。由于发展社会学与发展传播学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以下的理论综述将二者合并起来探讨。
一、现代化理论
发展传播的早期启蒙著作主要针对媒体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确立理论范式。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国家实现发展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路径。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勒纳（Lerner）、施拉姆（Schramm）和罗杰斯（Rogers）等把“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即发展是将先进观念引入社会体系后所引发的一种社会变迁，其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来提高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
勒纳强调西方国家的发展之路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因此它是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现代化是从传统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受到四项指标的影响，即城市化、识字率、媒体接触、社会参与（政治和经济）。这四项指标基本可以代表整个社会系统的公共参与程度，即现代化程度。他对社会变迁的过程是这样描述的——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会带来识字率的提高，识字率的提高继而带动媒体使用的增加，频繁的媒体接触可以扩大人们参与政治活动（如选举和意见表达）和经济活动（如增加人均收入）的机会。
现代化理论认为传播是传递信息的过程，发展是通过引入技术以及在民众中培养某种观念、态度或行为而实现的现代化进程。勒纳认为，传播体系既是社会变革的标志也是动因。他指出，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需要培养一种“流动人格”（mobilepersonality）以适应向现代化的转变。“流动人格”是现代化的人格和价值观，具体指开放进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勇于尝试自己未曾经历过的新地位、新角色，独立自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理想等。现代化流派认为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可以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催化剂。大众传媒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可以加速社会其他层面的变革，从而培养出大批具有“流动人格”的公民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关于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施拉姆也持有类似观点。在其所著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1964）一书中，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通过传递知识营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环境。他强调，只有一个国家的大众传媒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实现信息的自由流通；媒介具有潜在的教育功能，可以用来向人们传递先进的社会观念。而在这一点上，他与勒纳所提出的现代性不谋而合。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现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风靡一时，备受推崇。亚非拉地区许多国家积极邀请西方学者参与本地区的发展项目，希望借助大众传媒和变革机构的作用，引入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经济增长。这一时期的很多项目与农业技术有关，罗杰斯在总结美国农业推广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扩散模式，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功能，向落后地区普及推广新技术及新观念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农业改良的范本。
然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现代化理论的推崇者所预言的跨越式发展。罗杰斯等人1976年也对自己先前的观点公开提出质疑，由此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猛烈的抨击。许多欧洲学者批判美国学者忽视了制约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历史和制度等因素。一些现代化论的拥护者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摒弃这种“从上至下”的传播模式。罗杰斯承认在现代化理论盛行的25年中，发展中国家并未经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施拉姆也对西方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表示怀疑，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适于西方发展模式的环境，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想在几十年内达到西欧和美国三百年内成就的发展水平是不可能的。
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者指出，要使发展传播和技术推广发挥效力，必须首先考虑其所服务社会的历史和政治环境。已有的经验表明，如果忽视技术承载的内容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第三世界国家依靠单纯的技术引进是无法实现合理的社会变革的。缺乏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制度的改进，发展传播只能巩固甚至加深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技术引进所连带的高投资和高风险剥夺了贫困阶层受益于新技术的机会，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罗杰斯指出，研究者应根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采用适当的传播策略，使弱势群体同样能够从创新扩散中受益。
二、依附理论及世界体系理论
上世纪60年代末期，第三世界国家照搬西方发展模式所导致的依附性发展或有增长而无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南北差距并反过来巩固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面对贫富鸿沟拉大、社会失序、政治腐败等与负债增长相伴生的问题，以此为背景，发展社会学的视角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并促成了依附理论的提出。该理论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学说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论为基础，并借鉴了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如美国学者巴兰（Baran）和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Prebish）等人的观点。
由普雷维什、弗兰克（Frank）、桑托斯（Santos）等拉美社会学家提出的依附理论把“依附”定义为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另一些国家的发展和扩张。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论是对依附论的一种改进和延伸。依附论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看作是核心与边陲的关系，即强大和富有的核心国家对弱小和贫穷的边陲国家的侵占和盘剥，而对技术的占有程度是影响发达国家占据核心地位而欠发达国家处于边陲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依附论者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发展，提出发展就是自力更生，不结盟以及建立世界新经济和信息秩序的主张。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发达国家控制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分离出来，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发展。
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依附论并没有将传播看作是旨在改变知识、态度和行为的线性的信息传递，而认为传播是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受全球和地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复杂过程。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对立面，依附论过分强调了制约发展的外因而忽视了对内因的考虑，诸如社会不平等、腐败和政府对发展项目管理不善等问题。塞韦斯（Servaes）指出，就发展的含义而言，依附论和现代化理论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因为两者都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准。
三、多元论
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使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传播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引发了对发展的新认识，即70年代出现的多元论。多元论把发展看作是由广大民众参与实现的社会变革，主要通过民众中绝大多数对周遭环境掌控能力的增强来实现社会和物质进步（包括平等、自由和其他价值观）。
与依附论不同的是，多元论的倡导者认为发展的过程应该是多层面的，涉及国际、国家和地方等各个层面，因此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发展。多元论否认世界上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强调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国情寻求适合自身需要和目标的发展道路。
在现代化理论看来，发展传播是一个由上至下的过程，大众传播媒体可以带来广泛的变化；多元论则强调信息的横向流动，重视传统媒体和人际传播的作用。多元论认为信息由地方机构向政府机构散播，所以地方机构应该担负起发现社会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的重任。多元论发展观认为传播可以发挥多重功效，大众传播媒体、民间媒体、人际传播以及其他人们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都能够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各项发展规划。
尽管多元论为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局面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法，但该理论对民众参与和民主自由的推崇却源自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学者指出多元论过于理想化，他们怀疑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能否真正理解多元论学者们所主张的民众参与这一西方概念。
第二节 发展传播学的两大研究误区
一、研究误区之一
发展传播学的提出者一直期望提炼出有关传播与发展关系的普适性理论，这种期待使研究者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制度因素对发展所造成的制约，片面夸大了传播与传播技术在促进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通过第一节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出，无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还是多元论，它们对于发展的概念以及传播的功能的理解，以及三大理论流派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状况所提出的解决之道，既有其优点但也不乏局限性。由于各个国家都拥有不同的政治与历史渊源，社会经济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把发展中国家当作一个同质性很高（即非常类似）的群体，在发展传播领域为这些国家找到“万金油”式包治百病的良方注定是无果而终的。发展传播学对普适性理论的追求低估了发展本身的复杂性。
学者奥基哥布（Okigbo）准确描述了发展传播学陷入研究怪圈而无法自拔的“窘境”：发展传播学的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自己走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误区。原本希望从农业推广实践和知沟假说中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包容性的宏大理论来指导发展，但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一宏大理论一直没有问世。缺乏理论指导，后续的研究更加无序，直至研究者们放弃了对于发展传播理论的执着。
以创新扩散理论为例，该理论本身就隐含着推崇创新的偏见（pro-innovation bias）。扩散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或预设就是，变革机构推广的创新都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会给采纳者带来便利或好处，由此忽视了新事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对拒绝或中断采纳，改进创新等行为的考察。为克服创新扩散理论的这一不足，罗杰斯认为，研究者应力求从受访者的角度看待和体会创新对于他们生存与生活的意义，深入了解他们做出采纳或拒绝采纳决定背后的动因。
学者加亚维拉（Jayaweera）认为，现代化理论的失误之处并不在于传播技术本身，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缺乏与先进技术配套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结构。换句话说，要使传播技术发挥作用，必须有先行的制度改革的政策措施。加亚维拉的观点得到了斯里兰卡学者古纳西卡拉（Goonasekera）的认同。古纳西卡拉认为，大众传媒是在社会系统的大环境下运行的，因此受到价值观、社会分层、政治及经济冲突的影响。不能简单地把发展视为技术问题，而应将其当作政治问题对待。政府是否拥有推动社会变革的意愿将直接影响到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此外，传播在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被过度夸大。学者克里普德福（Krippendorff）指出，西方学者习惯于将第三世界国家视为很类似的群体，在他们眼中这些国家的民众被动并缺乏活力，因此非常容易接受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传播技术自然而然地会带来积极的社会变革。
尽管现代化学派早在70年代就已经遭到反击和批判，但这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ydeterminism）的思想在20世纪末依然盛行，甚至被带入21世纪。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DRC）等国际资助组织对于新信息通讯技术（newin for mation and communicati on technologies, new ICTs）重新寄予厚望，他们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互联网等新传媒技术所提供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加亚维拉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警告：如果发展中国家把实现发展的愿望寄托在卫星通讯上，那么他们就是在重复50年代和60年代所犯的错误。无法通过广播和电视而实现的发展，卫星通讯技术同样无能为力。由此看来，发展传播学研究如果把注意力只放在技术上，却忽视发展面临的制度层面的制约，那么它将永远都是在兜圈子，而无法实现理论的演进。施拉姆指出，过去为发展设定预设模式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应充分考虑并花更多功夫去了解和分析发展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复杂性。
二、研究误区之二
发展传播学深受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关注个体的行为变化，因此主要致力于建立传播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型。比如，创新扩散过多注重研究个体的社会特征（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等）和个性特征（性格等）对创新性的预测，而忽视了有关社会系统对扩散过程的影响。
发展传播命题中所蕴含的前提假设是，传播技术是引发和促成积极社会变革的重要诱因。实际上，发展传播学的经典研究大多受到实证主义研究导向的影响，旨在求证并预测传播与发展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现代化理论实质上是建立在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观察与描述的基础上的。勒纳归纳的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与指标的发生顺序仅仅停留在假设的层面而未经证实。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联合国当时提供的54-73个国家的数据，勒纳发现核心指标中两两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如媒体接触与识字率；识字率与城市化；识字率与投票率；识字率与人均收入等）（见图1-1）。遗憾的是，相关关系无法决定指标发生的顺序，因此也就无法预测孰为因，孰为果。图1-1 勒纳发现的现代化指标的相关关系
20世纪60年代末，罗杰斯等构建了含有前因（antecendent）、中间（intermedi-ate）与结果（consequent）变量的现代化模型，希望通过对多个农民现代化的实证研究进行整合分析为模型寻求数据支持。罗杰斯等虽然能够证实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却无法控制变量发生的时间顺序，因此他们提出的现代化模型只能停留在未被证实的假设阶段。罗杰斯等不得不承认现代化可能是一个涉及多个变量的复杂过程。
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发展传播学研究中反复使用的社会调查法不断受到质疑，下面我们以扩散研究为例，剖析社会调查法的应用缺陷。首先，社会调查法存在回忆失真问题（recallproblem）。扩散研究常采用社会调查法，通过受访者的回忆来确定他们采纳创新的时间点。由于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及记忆力等存在差异，这种依靠回忆所收集的数据，其可靠性必然值得怀疑。此外，在一次性调查所得到的截面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分析，其结果仅代表过去一个时间点发生的采纳行为。而创新采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因此一次性的问卷调查很难追踪和记录某项创新在社会系统中散播的进程。
还有，社会调查法无法帮助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扩散研究经常把采纳者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农场规模的大小及使用大众传媒的频数等当作自变量，采纳者的创新性当作因变量，由此得出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结论。也就是说，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农场规模越大，越见多识广，越早决定采纳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由于一次性调查无法在时间上保证自变量发生在因变量之前，因此相关分析的结果只能表明两个变量是否相互关联，却无法确定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罗杰斯建议通过在多个时间点进行多次调查或采用实验法来解决社会调查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学者们依然没有停止对传播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的探索。为了求证信息通讯技术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2004年，郝晓鸣等对《2003人类发展报告》中17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和人类发展各个层面之间没有显著的直接关联，因此也就不能确定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该研究的结论是，信息通讯技术普及率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但现有数据无法证明这些技术能对社会发展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
发展传播学的两大研究误区，即对普适性通则以及因果关系的求证暴露了发展传播学学者对发展复杂性重视不足的弱点。加亚维拉指出，由于发展本身可能是多个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想要准确预测传播与发展或者发展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有可能无功而返。
第三节 发展观的演进与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实践
一、发展观的演进
发展传播学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辗转在不同流派与思潮之中，“发展”的概念也随之经历了不断的演进。人类对发展的理解与认知并未停留在最初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上，而是将其确定为包括经济、道德及精神层面目标的整体实现。
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观认为发展路径是单向的和不可逆转的，即从落后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物质社会的过渡。20世纪60年代，人们主要通过经济增长指标对发展加以量化，将GNP作为度量发展的唯一尺度和指标。罗杰斯1969年为发展所下的定义是，通过采纳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实现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依照现代化理论，拉丁美洲国家试图通过进口实施工业化发展，这些国家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民主充满极高的期望。然而，50年代短暂的经济复苏后，拉美经济立即陷入停止状态，一些国家被失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贸易滑坡和其他的经济问题所困扰。随之而来的是政局不断替代，社会动荡。依附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直接归因于发达国家的剥削，而很少提及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因素。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高文盲率以及腐败等国内因素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贫困的重要原因。对发展本身的理解而言，依附理论并没有提出新的解释，与现代化理论一样，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准。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所伴生的问题与弊端不断显现，如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并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对发展的理解也由此得到延展。1976年，在《传播与发展：现代化理论范式的消逝》（Commu-nicati on and Development：The Passing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一文中，罗杰斯开始将社会与物质进步一并纳入发展的概念范畴，反映了当时学界对于发展认知的逐步深入。罗杰斯认为，发展是一个广泛参与的社会变革过程，通过社会中大多数人对周围环境掌控能力的增强，实现他们的社会与物质进步（平等、自由及其他价值观的实现）。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政策主要注重通过重新分配经济剩余，以平衡和缓解政治与社会经济层面的不平等现象。教育、识字率、健康、婴儿死亡率和人均寿命等指标开始纳入生活水平的衡量之中，发展这一概念被赋予了相当丰富的内涵。
从80年代开始，由于传统发展观伴生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种种问题，发展理论和发展观的研究逐渐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即便不断致力于推行制度改革和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它们依然无法赶上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多元化理论的倡导者们提出了“另一种发展”的概念，注重人权、平等、参与、民主与环境保护等基本需求的平衡发展，主张通过草根的参与和努力自下而上实现自主发展。“另一种发展”的主张向“人类发展”新发展观的提出又迈进了一步。
1983年，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aois Perroux）的著作《新发展观》，此书成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观的标志性著作。佩鲁曾服务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多“研究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1979年）的要求撰写了《新发展观》一书。他强调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并称之为“新发展观”。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获得能力。1999年9月，阿玛蒂亚·森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这本书的主题是发展与自由，即一方面视自由为发展的首要目的，另一方面也把自由看作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这个概念长期以来被不少学者定义为收入（GNP或人均所得）的提高，这显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发展不仅仅是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发展的目标是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即自由。阿玛蒂亚·森强调，自由并不限于法治意义上的自由权利，还包括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或选择过）的生活的能力（capability）。
在上述发展理论的影响下，90年代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的基本概念，指出发展是一个通过提升人类基本能力（生活水平、教育、健康、性别平等、政治参与）和开发潜力，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进一步拓展了发展目标的内涵。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在第一章开篇对这一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人类带着潜在的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所有的人都能施展他们的能力，不仅为这一代，而且也能为下一代提供发展机会。人类发展这一概念存在的根基在于人们对于每个个体生存权利的普遍认同。”
二、衡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为了全面并准确衡量一个国家在促进人类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联合国从1990年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开始，采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对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人类生活的三个基本方面的分指数的算术平均值。这三个分指数分别是寿命指数、教育指数、生活水平指数。寿命指数，根据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计算，反映人的寿命和健康状况。教育指数由成年人识字率（占2/3权重）和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占1/3权重）构成，主要反映人的平均知识水平。生活水平指数采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计值），反映体面生活所需资源的满足程度。三个分指数的取值介于0到1，0为最差，1为最好。综合的人类发展指数是三个分指数分值的平均值。在每年度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1990-2009）中，联合国按照人类发展指数的高低对世界170多个国家进行排序，并将这些国家进行分类：低人类发展指数（0-0.50），中人类发展指数（0.51-0.79），高人类发展指数（0.8-1）。尽管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实用指标，但它依然需要其他数据和深入分析作为补充。比如，人类发展指数没有反映收入贫困、不平等趋势及环境状况。
为了对人类福祉所发生的变化作出更全面的判断，准确描述一个国家社会各群体的发展程度，联合国分别在1995年和1997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创建了三个辅助指标，即性别发展指数（Gende r Development Index, GDI）、性别赋权指数（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ment）、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性别发展指数反映男性和女性之间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方面存在的不平等及不均衡。性别赋权指数用来衡量经济和政治领域，在参与及决策层面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人类贫困指数旨在评估健康、教育及生活水平三个人类发展的基本方面所存在的剥夺情况。换句话说，人类贫困指数衡量的是三个人类发展的基本方面的损失，而非成就。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联合国对原有的人类发展评估方法进行了改进，如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及预期受教育年限衡量教育水平，用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生活水平。此外，报告还推出了三个新的指标，即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Inequality-Adjusted HDI）、性别不平等指数（Gender Inequality Index）、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来替代先前使用的三个辅助指标。
为了保证人类发展目标的实现，在人类发展指数及辅助指标的基础上，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为人类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目标，统称为“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千年发展目标涉及8个领域以及相关的18项具体指标和48项指数，其中8个领域分别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与会的189个成员国通过了《千年宣言》，承诺在2015年全面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为世界各国制定了一套有时限且其成果易于评估的工作发展目标，被认为是当今国际社会在发展领域最全面、最权威、最明确的发展目标体系。
三、中国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更加深刻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带来了30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扩大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敞开大门。由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贫穷落后状况，改革开放的重点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经济结构不合理，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个背景下，中国逐步形成新的发展理念，探索均衡发展的新道路。
胡锦涛同志2004年指出，“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面对新阶段的新挑战，有了过去20多年经济实力、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资本的丰富积累，中国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发展模式，2003年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本质关系。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具有深刻的内涵：（一）以人为本。发展目的是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保障人的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主题是人，强调人的广泛参与和主体地位，发挥人的首创精神；发展成果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二）全面发展。发展是各个领域的全面进步。全面发展不仅要求经济发展，还要求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和政治文明。这需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三）协调发展。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共享要体现公平正义，强调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四）可持续发展。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3亿人口、且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新世纪新阶段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重大的基本性问题。
人类发展理念同中国强调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人类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扩大选择机会和增进自由的过程，人类发展应该帮助人们享有更加健康的生活，获取更多的知识，拥有体面的生活，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和能力。这些目标和中国围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制定的经济社会战略发展纲要，以及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高度一致。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还是高度计划和中央调控的经济体，现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人均收入增长了50倍，约5亿人口脱贫。世界银行2001年发布的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扶贫措施的成功推行为整个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即便是2008年至2009年间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没能阻挡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2007/20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对中国过去30年人类发展指数增长因素的分析表明，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对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2.2%，是中国人类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动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走势分析指出，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从上世纪70年代的0.349稳步上升至2010年的0.718，40年的时间内增长了1倍（见图1-2）。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采纳的人类发展评估指标体系，1970-2010年中国的教育指数、健康指数及收入指数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特别是收入指数从0.116激增至0.584（见图1-3至图1-6）。此外，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联合国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中的许多目标（见表1-1）。当今的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受到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健康水平。图1-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走势（1970-2010）图1-3 中国教育指数走势（1970-2010）图1-4 中国健康指数走势（1970-2010）图1-5中国收入指数走势（1970-2010）图1-6 发展指标走势综合图（1970-2010）表1-1 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状况的总体评估
第四节 课题的研究意义、理论框架与研究路径
一、研究意义
本课题选取西藏自治区作为研究个案，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历史起点，回顾60余年间藏语媒体（印刷、广播、电视、网络）的发展历程，探讨和分析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指引下，以藏语为载体的传播媒介如何经历从无到有、从形式单一到格局完整的转变。课题将和平解放以来藏语媒体发展与变迁的考察置于西藏自治区乃至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旨在通过对藏语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媒体及网络媒体的变迁进行回顾与梳理的基础上，对半个多世纪以来藏语媒体的发展脉络、程度与现状进行摸底。课题采用科学发展观和人类发展的视角探讨藏语传媒在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所应发挥的功效，并以研究发现和结论为基础对西藏自治区发展政策、文化政策、藏语媒体规划方案等的制定提供依据与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框架
有关藏语媒体的历史文献研究为我们探讨发展传播学相关理论和概念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特定人文环境下的适用性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前面的文献综述指出，发展传播的概念是北美传播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各种传播手段，有效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促进社会发展。在经历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多元论三个理论范式的转换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开始进入全球化的新发展观视野，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焦点始终围绕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发展传播学的提出者一直期望提炼出有关传播与发展关系的普适性理论，这种期待使研究者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制度因素对发展所造成的制约，片面夸大了传播与传播技术在促进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此外，发展传播学深受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关注个体的行为变化，因此主要致力于建立传播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发展传播学的两大研究误区，即对普适性通则以及因果关系的求证暴露了发展传播学学者对发展复杂性重视不足的弱点。由于发展本身可能是多个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想要准确预测传播与发展或者发展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有可能无功而返。
发展传播学的停滞不前使学者们开始放弃对普适性发展传播理论的追寻以及传播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的求证。他们开始以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视角重新看待传播在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现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环境着手，观察和分析传媒的推广过程以及使用特点，以期从中总结出传媒技术在当地特有的使用模式并以此对现有理论提出补充。学者们开始转向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环境下，对媒介使用者的生产生活进行实地考察，力图从使用者的角度体会他们接触和使用传媒技术的动机以及传媒技术对当地发展的实际意义。
在以往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中，相关发展传播的课题和成果所占比重很少，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寻求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绩很不相称。本课题依托发展传播学的现有理论框架，在对历史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重新诠释和归纳大众传媒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对促进社会发展所扮演的角色及所发挥的作用。
具体而言，本课题以科学发展观及人类发展的视角考察和分析藏语媒体的发展。首先，藏语媒体的使用与推广本身就是藏区文化与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藏文报刊的种类、发行量、新闻出版业的规模；藏文图书的印刷、出版与发行情况；藏语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的频道与频率开设，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的变化；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及互联网的普及率，藏文网站的数量与分类。这些指标与藏区教育及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藏文化的传承有着密切的关联。其次，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共享要体现公平正义；人类发展注重扩大选择机会、增进自由以及均衡发展。本着协调与均衡发展的理念，本课题希望重点就以下问题做出回答：在媒体接触和拥有量方面，自治区藏语媒体在60余年间的发展是否均衡，与汉语媒体相比，藏语媒体是否得到了平衡的发展此外，藏语媒体的发展是否对自治区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自治区的社会发展是否得益于整个中国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藏语媒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三、研究路径
本课题以西藏和平解放60余年为背景考察藏语媒体的发展进程，主要选择发展传播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方法采用历史文献回顾和案例研讨相结合。研究以西藏和平解放、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确立“科学发展观”作为国家发展重要指导方针的十七大作为重要时间结点，对以藏语为主要传播语言的媒体发展情况进行摸底和梳理。作为课题研究对象的藏语媒体包括印刷媒体（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电台、电视台及网站。
具体研究步骤如下：（一）回顾和总结党和政府不同时期所实施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及这些政策对藏语媒体发展所起到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西藏自治区各族人民在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紧紧围绕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全面实施“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城乡居民生活继续改善。2011年，西藏实现全区生产总值（GDP）605.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4.35亿元，增长3.4%；第二产业增加值209.54亿元，增长18.3%；第三产业增加值321.94亿元，增长11.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077元，增长11.3%。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196元，比上年增长8.1%；农牧民人均纯收入4904元，增长18.5%。西藏自治区的蓬勃发展及藏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区域自治等少数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措施，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事业，包括：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人才；大力抢救、保护文化遗产；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创新，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作了大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积极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新闻出版及广播影视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保证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党和政府采取和实施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60多年间有关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文献资料进行纵贯分析和研究。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西藏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和社会科学院等政府和科研部门现存的文献资料为课题组梳理和分析各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主旨和特点提供了便利。（二）全面介绍西藏自治区的发展概况。本课题以科学发展观及人类发展的视角总结西藏在发展各个层面所取得的成就。
和平解放，特别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西藏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投身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西藏的贫穷落后面貌，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水平，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研究从人类发展的概念出发，从政治、经济、教育、健康四个维度全面呈现西藏各项事业所取得的跨越式发展和成就。
1984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规定，为西藏人民充分行使自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西藏人民依法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西藏人民同时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自治权利；西藏人民享有继承发展传统文化和信仰宗教的自由。
半个世纪以来，中央政府为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对西藏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据统计，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951年至2008年，国家就累计投入1000多亿元。1959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向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到2019多亿元，年均增长近12%。其中，2001年至2008年累计达1541多亿元。1994年以来，中央先后安排60多个中央国家机关、全国18个省市和17个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经济建设，截至2008年年底，已累计投入对口援藏资金达111.28亿元，安排6056个对口援藏项目，选派3747名援藏干部进藏工作。在中央的关怀和全国的支援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
和平解放前，西藏根本没有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文盲率高达95%。和平解放后，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各个时期对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发展西藏教育事业。经过60多年的努力，西藏教育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已形成了涵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有力地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极大地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生改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边防巩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随着西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条件的大大改善，西藏人口数量和质量正在显著改善。受益于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西藏人口平均寿命由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35.5岁提高到67岁。西藏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西藏的人口增长模式从过去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的模式转变到目前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模式。
西藏自治区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是藏语媒体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对西藏政治、经济、教育、卫生事业的梳理与分析有助于读者更深层次理解藏语媒体依存的生态环境，为全书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藏语媒体的发展既受益于自治区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同时作为文化与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藏语媒体的繁荣也是自治区跨越式发展的一部分，为西藏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三）多视角、多层面地总结和平解放以来各藏语媒体的发展历程。本课题采用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概括和总结各藏语媒体的发展进程。课题组利用现存的统计资料对藏语印刷媒体（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电台、电视台及网站进行归类和分析。
其中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依据以下年鉴以及广电蓝皮书《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和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等。主要参考的年鉴包括：《中国新闻年鉴》（1982-2011）共30本，《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2012）共26本，《中国出版年鉴》（1980-2012）共32本，《中国图书年鉴》（2003-2009）共7本，《中国报业年鉴》（2004-2010）共6本，《中国期刊年鉴》（2002-2011）共10本，《西藏年鉴》（2000-2011）共12本，《西藏统计年鉴》（1993-2012）共20本，《新中国传媒五十年（1949-1999）》1本，《世界华文传媒年鉴》（2003）1本。总计145本（见表1-2）。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藏文的保护与传承获得了长足发展，西藏自治区近30种藏文报刊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最基本领域，建立了完整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藏文报刊体系。现代藏文报刊采用藏汉双语的传播模式，藏文报在自治区和地市两级藏文报框架的基础上，突破了机关报的单一模型，日趋对象化、专业化和多层次化；藏文期刊则不断缩短出版周期，形成一套种类覆盖广泛、出版周期相对稳定的藏文期刊体系。这部分主要考察（1）藏文报刊发展简史，即萌芽期（1907-1951）、确立期（1951-1979）、成熟期（1979-2000）各个历史时期藏文报刊创办的背景、传播传统及特征。（2）新世纪市场经济下西藏的整体报业环境。自治区实际发行报纸的名称、内容定位、语言、创刊时间、刊期、期发行量以及报纸的经营规模与广告收入。（3）当代藏文报刊体系的形成。自治区发行的主要藏文报纸和期刊的种类、创立时间、出版周期、发行方式、办刊办报宗旨及主要特色等。（4）藏文报刊、图书的出版印刷情况。包括自治区新闻出版业的规模；藏文与汉文报纸的历年出版情况（种数、总印张、总印数）；藏文与汉文期刊的历年出版情况（种数、印数）；藏文与汉文图书的出版与发行结构及发展趋势等，并介绍致力于出版藏文书籍的出版社。
在藏民族的新闻传播事业中，藏语广播影视媒体在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宣传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和民族政策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角色。60多年来，藏语广播影视的覆盖能力以及译制制作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藏语广播影视舆论引导能力、服务发展稳定大局能力、服务人民群众能力和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这部分对藏语广播影视事业的发展路径、程度与现状进行了摸底、描述与勾画，主要考察西藏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及成熟健全的广播电视传输体系的形成过程；以藏语为主要播出语言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如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电视台等）；藏语频率、频道的创立时间、种类、特色；藏语节目的播出总量；藏语广播影视节目的译制情况；藏语广播影视的覆盖能力，比较各年度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跟踪“村村通工程”和“西新工程”等各项广电工程的建设进展；西藏广播电视的数字化进展。
新世纪以来，随着西藏自治区网民数量的迅速增长以及地区通信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藏文网站不断涌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藏文网站覆盖领域十分全面，基本涵盖了新闻、农牧经济信息、文学文化、娱乐、宗教等各个领域，方便了使用藏语的网民享受各种信息服务。有了藏文信息技术的支撑，越来越多的藏族群众正使用着自己的母语成为网民，也有越来越多的藏族网民在网络上以各种形式发布信息。媒介融合趋势下藏文媒体在新媒体领域的发展态势使藏族人民更加轻松地跨越数字鸿沟，为藏文媒体的网络化提供了新的空间。这部分主要考察藏文信息技术的标准化以及藏文媒体的网络化进程；西藏通信基础设施与互联网发展进程；自治区信息通信网络发展概况、邮电业务总量、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用户的数量；互联网普及率、网民数量、域名数及网站数量历年的变化情况；以藏语为主要语言载体的网站（如中国西藏新闻网、中国西藏网等）的开通日期、主办单位、内容定位与特色、点击率、主要受众群的规模和结构特征等。
在摸清藏语各媒体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课题组有选择地对一些藏语媒体（面向西藏自治区服务的主要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制作部门和经营部门有关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便深入剖析推动或制约藏语媒体发展的各层面因素。表1-2 编著参考的年鉴文献一览表（145本）
第二章 中国民族文化政策回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30多年中，在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党和国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族文化政策和措施，推动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文化政策主要分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6-1999）以及新世纪新阶段（2000-2010）两个时期的民族文化政策。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民族文化政策
1978年12月，伴随着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发展，党的民族政策也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确定了不同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新时期的民族工作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阶段；全面改革的调整充实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加快发展阶段。伴随着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发展，党的民族文化政策也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体现出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阶段（1979-1983）“文化大革命”使党的民族政策受到严重破坏，因此，新时期民族工作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民族文化政策。这一时期民族文化政策的恢复和发展主要围绕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民族表演艺术团体和民族文化出版单位得到恢复。1979年，开始进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修订、出版工作。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少数民族医药发掘整理等工作和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国家民委和文化部于1980年9月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1982年在内蒙古举办第二届全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981年2月，教育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新时期民族教育发展的方针和任务。这一时期，重点办好了一批民族中小学校和民族师范学校，复办和筹办了一些民族学院。
鉴于西藏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甚至低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央决定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1980年3月14日、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专题研究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问题。1980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的经济情况，加大了对西藏的援助，并相应制订了对于西藏的各种优惠政策。中央的援助和特殊政策，使西藏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设施，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民族文化政策（1984-1991）
从1984年底到1992年初，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党致力于进一步扶持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并制定了发展民族教育的新政策。
第一，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纳入了法制化轨道。1984年5月31日，我国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民族区域自治法》），使我国的民族法制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各民族自治地方也广泛进行了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工作。到1990年，全国有23个自治州、57个自治县先后颁布了自治条例，还有7个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制定了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第36-38条分别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民族语言传承及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第3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第3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扫除文盲，举办各类学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普通高级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根据条件和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各少数民族专业人才。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为少数民族牧区和经济困难、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山区，设立以寄宿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保障就读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办学经费和助学金由当地财政解决，当地财政困难的，上级财政应当给予补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