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谈何易,张珂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网电战试读：
内容简介
网电战源自网络战和电子战的殊途同归，代表了战争形态的演变趋势，是未来战争中夺取制信息权、确保信息优势的核心作战样式。本书初步构建了网电战理论体系，从信息及其对抗活动的本源出发，追溯了网电战概念的由来，探讨了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以及相关对抗手段、形式和作用的发展变化历程；在此基础上对比借鉴其他军事强国的主要观点认识和建设运用经验，分层揭示了网电战的制胜机理，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本书可作为军事理论研究人员、网电领域从业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军事爱好者的业余读物。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马涛 王斌 方胜良 兰汉平 安蓓 余志锋 张珂 周延安 秦君玮 谈何易 逯杰 雷根生
跨越时空的引力波和《更路簿》
我们所处的宇宙已经存在140亿年，人类活动仅仅在其中占有极其短暂的一瞬。然而，就在生命孕育于原始海洋之前，一切天体、岩石、山脉、流水、大气的活动无不在物质与能量的推动下，留下了很多“痕迹”，反映为各种信息。信息反映着物质运动的状态和状态的变化。信息不以人的主观认识而客观存在着，在无垠的物质世界中伴随着物质与能量的运动变化，生生不息地产生、传播、转变着。
北京时间2015年9月14日17时50分45秒，位于美国利文斯顿与汉福德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两台探测器同时观测到了GW150914信号，不仅证实了引力波的存在，也证实了十几亿年前在距离地球十几亿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遥远星系发生了一件大事件：一个36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和一个29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合并了，合并后产生了一个62倍太阳质量带自旋的黑洞。其中大约3倍太阳质量转换成了引力波能量，在1秒内释放出来，传播到地球被LIGO观测到。从时间上看，这是十几亿年前发生的事件。从空间上看，这也是十几亿光年外传来的信息。
这份信息无疑是客观的，其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也能够为人类认识宇宙的起源和发展提供指引。然而，相对于科学界的欢呼雀跃，对于仅仅存在几千年的人类社会而言，对于当前芸芸众生的生产生活而言，此份信息也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信息虽然是客观的，但需要主观的认识。那种只反映客观物质运动的信息，如果不进入人类社会，那么也就可以被忽略，直至人们认识到这种信息所反映的客观运动及其规律，并为人类活动所利用。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活动所涉及的信息才是通常语境下的“信息”的真实指向。
人类的信息活动实质上就是在生产生活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中为达成某种特定目的，正确引导其行为而从事的针对相关信息的获取（生产）、传递、处理和利用等活动。这种活动形式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在各种人类信息活动中都能够得到全面、准确的反映。
例如，在中国南海海洋权益维护斗争中，中国潭门渔民世代相传的《更路簿》成为中国清代开发和利用南海的有力物证。现存的《更路簿》记载了“航行的方向、时间、距离、途中所见岛屿、暗礁、海流变化及某片海域在各个月份的天气变化规律”等内容。这些“内容”就是千百年来中国渔民在实践过程中对南海航线诸多信息的记录，是人的主观认识对自然客观状态观察、记录的结果。这些结果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对大自然的观察所得，即信息获取活动。这些信息也是指引后代渔民按图索骥的指南，是信息引导航海活动的实例。其中，发黄的纸张是信息的载体，图形和文字是信息的媒介，渔民的绘制、记录和识图则是信息的处理，而航海渔业活动则是对信息的利用。
如果海水的侵蚀、蠹虫的噬咬，使纸张缺损，文字、图案模糊，就是对于信息载体的破坏，导致信息内容不完整；这也就是信息媒介形变导致的信息不准确，进而使识图、判断活动错乱，最终导致信息处理产生障碍。
信息的加工制造和利用，以及对信息和信息活动的破坏通过《更路簿》清晰地展现出来。只不过前者的创造以纸张、笔墨在人们有意识的劳动中实现，后者的破坏则以自然无意识的活动而产生。
然而，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发展进步，人类信息活动的本质虽然不会发生颠覆性改变，但人类信息活动的形式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同一件生产生活活动，其相应的信息活动也会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还是南海渔业活动，由于人手相传的原因，现存的《更路簿》数量十分有限，甚至成为文物和珍贵的史料。尽管现代印刷术可以十分方便地复制出大量的《更路簿》，以极低的成本就可以做到人手一册，但现代的中国渔民却更愿意使用其他现代手段，代替《更路簿》完成相应的信息活动，实现更加高效的信息引导功效。
现代渔船在GPS、“北斗”卫星导航精确、实时的引导下精准地获取自身坐标，船上短波电台及时接收气象预报和海情广播，船载导航雷达清晰地显示出周边其他船只的位置、航速、航向，船壳声呐也在准确地捕捉鱼群的动向。这些现代信息系统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渔业活动信息保障，将信息引导的功效尽可能地增强。特别是对于大型渔船而言，还可以通过电台及时将渔获情况通知到附近的海上渔业加工船，以便及时地转载、处理渔获。渔业加工船则可以立即通过电台（或卫星电话等无线通信设备）将渔获的种类、数量、品质报告给渔业公司。渔业公司的订货网站则迅速向市场发布信息。鱼还在海上，在几千千米外的都市酒店里，人们却已经在下一个周末的宴会菜单上将其预订为红烧或清蒸了。这些打渔、加工、生产、销售和消费等一系列活动都是在电磁波和网络的支撑下完成的。信息活动不仅引导着各种行为，也确定了行为的目标和方式。人类的其他生产生活活动同样在其支撑下逐步进入信息化社会。战争作为人类最复杂的社会活动也是如此。
人类最古老的战争也是在自觉地开发和利用信息的过程中展开的。中国战争史的开端通常都归于传说中的“黄帝战蚩尤”。在那场战争中，黄帝发明了一件导航器——“指南车”，“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从而在大雾弥漫的战场上为战胜蚩尤提供了方向引导。这是以人工制造物稳定地获取方向信息，并用于指导作战的最早传说。
后来无论是烽火台、旌旗、鼓号，还是“蒋干盗书”“增兵减灶”，无不反映出战争活动对信息及其活动的渴求和斗争。在此过程中，信息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改变的也仅仅是手段和形式，以及通过手段和形式的改变所得到的效率的提高与规模的扩大。
自古以来人类都依托自身的感官来获取信息，依托人的智力手工处理信息，依托人力或畜力传递信息，再通过人的自身行为完成信息施效的使命，其感知范围、传递速度、处理效率和施效结果都必然十分有限。但人类活动，尤其是战争活动对信息活动能力的渴求却是无止境的。更快、更广、更准确永远是信息活动能力提升的目标。人类必然急不可待地将一切可掌握、可利用的技术应用到信息活动之中，并推上战场，以争取战争活动的主动权；同时，在战争对抗性的驱使下，竭力破坏敌方的此种能力。截杀“斥候”和袭击“驿站”无不是冷兵器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是其斗争方式和手段与其他作战行动并无二致，人类将其视为战略、战术运用的内容之一，从不独立分析也没有将其上升为独立的作战形式。
人类存在一天，就要从事一天的生产生活活动，也就需要开展与之相关的信息活动。信息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必需和前提，其活动内容与规律取决于客观事物运动本身，不可能发生改变，直到人类在“更快、更广、更准确”的信息活动目标能力的驱使下，发明了专用的信息活动手段，形成了特定的信息活动形式，并同时创造出相对独立而又全面渗透的人类社会活动的信息活动独有空间，并引发了人类社会时代的变革和战争形态的转变。但信息活动的手段和形式却受到主观能动的影响和制约，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
当前，人类社会的信息活动手段和形式正在进入网电时代。人类社会的信息活动空间主要表现为网电空间。著 者2019年4月
电磁！电磁！
战争是人类最复杂的社会活动，其对信息及其活动形式的需求无疑是最多样的，在生死对抗的搏斗过程中，其对信息及其活动品质的渴求也无疑是最强烈的。在“通信基本靠吼”（当然，还有口传、令牌、文件密书等通信方式）的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规模、强度和节奏也是十分有限的。所谓精妙的协同配合大多停留在任务方向协同上，具体的作战协同动作，则以近身肉搏时的“双剑合璧”表现出来。此时，搏杀的斗士只能用自身的感官获取一切战斗协同所需的信息。
电磁活动是客观物质活动的重要组成。自然发生的电磁活动充斥着整个宇宙，其中可以为人类自身感官所感知的主要包括可见光、红外线等。广义上说，声波也可以纳入其中。这样，当人类从周围环境中获取信息时，除了触觉、味觉，几乎所有信息都是通过电磁活动来感知的。只是人们对于与生俱来的能力，赋予了理所当然的先入之见，而未严格区分。
电磁振荡掀起信息波澜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为了“更快、更广、更准确”地获取信息，引领行为活动，人类自然而然地致力于扩展这些与生俱来的电磁活动能力，于是也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的神话传说。现实存在的烽火台、信号灯等，也都是人类在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先天性地利用光波来感知环境、传递信息的结果。只是此类活动使用的是可见光频段的电磁波，又因为利用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而被忽略了。
现代信息化战争的大空间、远距离精确打击、精确协同、同步行动等作战行动，所有前提都归因于电磁活动所提供的信息支撑和引导。这种支撑和引导能力充分反映在电报、代码、语音、态势图、影像图、定位导航系统等异彩纷呈的信息形式上。电磁频谱的确是谱写现代战争“交响乐”的“乐谱”，是现阶段人类信息活动的最佳物质媒介。
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Heinrich Rudolf Hertz）设计了一种电磁波发生器（又称为直线型开放振荡器），第一次实现了人类主导的无线电发射与接收，严格地说，应当是实现了超短波频段的电磁波发射与接收。
1895年，马可尼和波波夫分别独立发明了无线电报，人类梦想中的“顺风耳”才真正变为现实。
1904年，在德国莱茵河上，电磁波第一次被用来探测轮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用性的雷达才装备部队。“千里眼”的梦想也随之实现。
人们通过长期的实践，掌握了在电磁频谱中各个频段电磁波在地球及其周边环境中的传播特性，人类也逐步认清、认全了电磁波“大家族”中的各个成员，并按照电磁振荡的频率高低，将各种电磁波排列成一个完整的谱系，称为电磁频谱。也就是在认识和利用电磁频谱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发现各频段电磁波的传播特性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结合人类活动的内在需求，进而形成了特有的电磁波应用功能区分。
当前，电磁波的应用已经深入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之中，突出表现为在作战领域的广泛应用。这一现象，正体现了电磁波性质与作战行动对信息活动需求的高度契合。这也终于使在地球表面上的任意两点之间，无论是在空中、陆地、水面还是水下，哪怕是在太空中，都能够通过电磁波实现几乎同步的感知、传递和信息共享。于是，几乎实时观看地球另一端的奥运会比赛及遥控大洋深处的机器人都已成为极其普通的现象。
一、电磁辐射的普遍性使其成为信息感知的最佳触角
宇宙中一切温度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会发出电磁辐射。电磁波在一切介质内的传播也都与该介质的电磁属性相关，其传播速度及反射、折射的性能也各不相同。这些特性使得电磁探测成为可能。理论上，一切物质状态和运动都存在电磁活动现象，或者都可以通过电磁活动来加以表征。那么，对于所有的战斗实体，以及与作战相关的其他实体活动而言，客观上也都能够通过电磁探测来加以感知。
事实上，即使在人类还没有掌握电磁技术时，人们依靠人体自身的视觉、听觉来感知战场，也是自然而然地利用电磁波的过程。当前，即使号称可以“隐身”的飞机、军舰，对应的准确描述应当是“低可探测性飞机、军舰”，因为其有效“隐身”频段十分有限，不可能达到全频谱“隐身”的效果。
另外，精确地设置人造电磁辐射源，再精心编制辐射信号，加载特定的信息内容，就可以产生信标的作用，提供授时、定位、导航和敌我识别等功能更加复杂的信息感知服务。这是一切复杂的社会活动得以顺利、有序展开的时间基准、坐标基准和协作基准。也正是电磁波赋予人们在广阔区域内，众多行为体之间共享同一幅态势、共用同一套流程的能力。
二、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使其成为信息传递的最佳媒介
信息是有时效性的。明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听到才有价值，后天听到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种时效性对于作战行动而言，就意味着生存、主动和胜利。
信息是有效合作的重要前提。稳定可靠、及时准确的信息活动往往能够带来众多用户的共同合作，进而产生远大于单个个体作用简单累加的复合效应。还有很多复杂行为必须通过多个个体的有序协作才能完成，以完成更高目标，达成特别目的。这样就需要及时将信息传递到合作者。这种广泛的协作行动，就是现代联合作战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人类在战争中不仅自然而然地追求“人多力量大”，也致力于追求“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地完成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这也是古代战场上鼓号齐鸣、旌旗飘扬的原因，更是现代战场上天线林立、电波纵横的根本推动力。
电磁波以光速传播自然满足了极快的要求，利用电磁波开展信息活动，也就具备了以最高的速度实现信息获取和传递的能力。电磁波还能够不依托任何媒介在几乎所有空间内传播，特别是能够在一定能量支持下传播到很远的距离后仍然可以被人们所测量、分析。其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能够满足极快、极广的共同要求。
实际上，战场空间的大小也始终与信息传播范围紧密相关。冷兵器战争的战场范围必然局限于目力、听力范围之内，方圆不过数里；机械化战争的战场范围则在早期的电台、雷达支撑下得到了空前的跃升，战争可在数百千米范围内立体展开；现在，则已经出现“1小时全球到达”的作战理念。
三、电磁波的可调制性使其成为信息处理的最佳载体
信息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不同形式信息的存在蕴含着不同质、不同量的信息。一个简单符号，如“1”与“0”、“有”与“无”和“是”与“否”，均可以表达对某个事物的判断；一段文字则可以表述事情的经过和要点；而一幅图画则能够将图画中各像素的相互联系及其性质充分表达。因此，信息活动的载体必须能够适应人类对信息形式多样性和信息内容复杂性的要求，能够满足各种行为活动和信息活动的多样化信息需求。纸张的发明曾经带来人类文明的跃升，其伟大贡献就在于能够承载文字、图画这样的形式复杂的信息。而电磁波不仅能够承载文字、图画，还能够承载声音、图像，并以极快、极广的能力传播，成为人类应用最广泛、功能最强大的信息活动载体。
电磁频谱中的各频段电磁波既因其电磁传播特性的差异，而具备多种功能的信息活动能力；又因其波形和频谱变化，具备了承载多种信息表达形式的基础。所谓的电磁波波形就是电磁场的强度和振荡形式在时间、空间和频谱上的变化。这是多维空间的极速变化。以“宙斯盾”雷达为例，“宙斯盾”雷达在探测空中目标的一刹那，实质上就是将电磁波传播束缚在一个极为尖锐的空间范围，被称为“波束”，从而满足对该空间范围内的所有可反射电磁波的目标的扫描。这个尖锐波束快速扫过整个天空，形成一个近似半球体的空中扫描范围，这就是该雷达的威力范围。该雷达在威力范围内为了准确地识别自身发射的电磁脉冲，就需要在电磁波的振荡频率、极化方向等多方面加以调制。这种调制就是通过对电磁波的振荡形式的改变使其具备更多的信号特征，进而完成多形式、多内容的信息活动。
特别是在将一系列约定好的调制特征赋予一定的含义或处理标准后，一串电磁脉冲所包含的就不仅仅是电磁振荡的信息，而将可能是一段简明的指令、一句求助的呐喊，甚至是一幅生动的画面，若将多个画面连续起来则可能是现场直播的视频。
上述电磁频谱的基本特征极大地满足了人类战争信息活动的需要，人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开发着新的信息表现形式，拓展信息活动能力。战争面貌虽然因此得以根本改变，却也因为电磁波运动自身的先天脆弱性，引发了新的作战形式。
四、电磁空间只是电磁波及其辐射与接收等相关要素的集合
正如人们将所谓的网络空间比拟为与陆、海、空、天空间并列的“第五空间”一样，电磁空间也曾经享受过类似的“殊荣”。然而，所谓的电磁空间实质上也不能与陆、海、空、天空间相提并论，它们存在本质的区别，也有着必然的联系。
联系在于所谓的电磁空间和陆、海、空、天空间同属于物质分布集合范畴。电磁波是一种物质，虽然无形但确实客观存在。区别在于，陆、海、空、天空间是物质位置关系的度量，而电磁空间则是电磁波及其辐射与接收等相关要素的集合。
作为电磁活动的空间，电磁空间必须依附于陆、海、空、天空间来度量其中的电磁波及其辐射与接收相关要素的位置关系。此时，电磁空间可以被视为电磁活动所及的陆、海、空、天空间。这与其他人类或自然的物质运动空间相比不存在本质区别。例如，一颗陨石从太空而来，穿过大气层，砸向大海，坠入海底，这个过程贯穿了海、空、天空间，但并不存在所谓的“陨石空间”。同样，阳光照射到数十米的海底为海带的生长提供能量，就是可见光波段的电磁波“从太空而来，穿过大气层，透过海水，照射到海底”，为什么就必须提出电磁空间呢?
在人类发现电磁现象并利用电磁活动以来的近百年内，人们并没有形成电磁空间的概念认识。起初人们是用电磁环境来表述电磁活动及其影响因素的，这也符合人类对陆、海、空、天空间内各种活动及其影响因素的认识。问题还是出现在对“空间”一词的社会性认识上。只是近些年来，人类电磁信息活动日益广泛、频繁，人工电磁活动几乎都是相应的信息活动的具体体现，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人类社会空间的一部分“嫁接”到所谓的电磁空间。特别是，自然电磁活动的客观存在又对人工电磁活动产生直接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所谓“电磁空间”的肯定。
因此，当前广泛使用的“电磁空间”一词，以及第二章所提及的“网络空间”一词，都是对人类社会空间在现阶段信息活动范围和形式的形象描述，都不能与陆、海、空、天空间相提并论，而应当将“电磁空间”和“网络空间”都置于人类社会空间范畴之内。这样才能够在“空间”一词的概念上保持逻辑一致性和严谨性。
电磁波天生就有“后门”
电磁波传播的核心原理就是变化的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电场也将产生变化的磁场，电场与磁场相互激励导致电磁场的运动而形成电磁波。电磁波传播不需要媒介（或者说电磁场本身就是媒介），但在其传播过程中，电磁波一旦遇到形成闭合电路的导体，就将在导体中产生感应电流，其电流变化的频率和电磁波振荡的频率相等，电流的强度和电磁波振幅成正比，电流的方向则和电磁波相位相关；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一定的能量强度要求，传播中的电磁波都是可接收的，同样振荡形式的电磁波接收时所产生的感应电流也是相同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电磁活动是一种高度暴露且容易复制模仿，而又无影无踪的物质运动。这使得任何使用电磁波的信息活动，都可能遭受到同类型、同样式电磁活动的破坏。电磁活动的先天脆弱性激化了信息对抗活动，信息对抗从此由战争中的附带行为上升为独立存在的作战行动。
一、电磁辐射本身成为信息感知的新目标
高度暴露的电磁波活动使得任何一种雷达探测、电台通信、无线电定位、敌我识别答询，甚至发动机点火运转、火炮射击、人员潜伏都将在电磁空间内“广而告之”。于是，就在电磁技术应用到战场上不久，侦测电磁活动的专用设备也就应运而生。原本用来探测目标的雷达，立即就成为被探测的对象。甚至因为电磁波传播的路程原因，雷达探测距离远远小于探测雷达的距离，首次彰显了信息对抗活动在战争中的作用。
1941年5月23日，德军“俾斯麦”号战列舰冒着弥天大雾驶入丹麦海峡。早已等候在此的英舰“诺福克”号巡洋舰打开雷达竭力搜索目标。然而，由于德舰的雷达对抗接收机提前收到了英舰的雷达信号，抢先占据了有利位置。当英舰终于发现目标并冲出浓雾进入目视距离时，便遭到了“俾斯麦”号战列舰8门381毫米舰炮的迎头痛击。
这种作用原理正如在黑暗中打开探照灯搜索目标一样，被搜索的目标却能够在更远距离发现探照灯的光柱，进而提前采取相应的隐蔽行动。但对于电磁辐射而言，即使原本不用于探测活动的无线电通信、导航等电磁辐射也都成了对方侦测的目标。对方甚至能够通过对电磁辐射信号的解析，深入掌握通信内容，从而在不知不觉中窥探重要情报。
二、电磁信号冒充替换成为信息欺骗的新手段
既然电磁信号能够被任何一方接收，那么，相应的复制、转发也就十分容易。然而，这些复制、转发的新信号与原有信号在电磁感应现象中并无不同，或者存在的差别十分细微以至难以辨别，于是真假信号混淆势必会扰乱原有的信息活动空间。特别是，如果对信号样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加工，则能够误导其原先的信息活动意图，甚至引向相反的方向。
雷达通过接收自身发射机发射的电磁脉冲的回波方向、时间等信号来判明反射电磁脉冲的目标位置。雷达欺骗干扰中的距离波门拖引电路能够将接收到的电磁脉冲延时放大后发射回去，从而掩盖真实目标强度较小的回波，使雷达误判目标的实际距离。
即使通信、导航和敌我识别，也都可以通过对其原有电磁信号的复制和再加工，起到欺骗混淆的作用。相对于雷达探测的目标欺骗而言，这种欺骗作用更具隐蔽性，所造成的危害也更加严重。
三、电磁感应的无差别性成为噪声覆盖的新途径
闭合回路的导体对于任何变化中的电磁场都将产生相应的感应电流。感应电流的强弱、正负变化只取决于电磁场的振荡，而与导体无关。任何电磁波接收机在天线部位都将接收到几乎所有的电磁感应信号，接收机的一项核心功能就是从中检测出约定振荡频率的信号，并将其放大以解析其中所蕴含的信息内容。而其所约定的振荡频率与传播中的电磁波振荡频率完全相同。这样就为同频振荡的电磁波混入接收机，并覆盖原先约定信号提供了可乘之机。
从微观的角度上分析，对于任何电磁发射与接收活动而言，一切电磁信号调制都体现在“时、空、频、能”四个参量上。时间上，接收机正打开接收窗口将感应电流引入。空间上，接收机与干扰机都处在同一传播范围之内，或者天线波束（有约束的发射或接收范围）相互覆盖。频率上，电磁波振荡频率相同，或者同处于接收机接收频率范围（带宽）之内。能量上，约定信号或干扰信号的信号强度足以被接收机所检测；为达到有效干扰目的，干扰信号的信号强度应当大于约定信号的强度。这些参量的测定与掌握都可以通过对电磁辐射信号的检测而获得，其中唯一难以准确把握的是约定信号到达接收机时其信号强度的最小可检测值（通常用接收机的灵敏度来表示）。然而，只要干扰信号的强度足够大，那么就可以确保对约定信号的有效覆盖。
理论上，噪声干扰能够对一切电磁波接收活动构成影响。所谓的反干扰技术只能将这种影响减少到不足以遮蔽约定信号的程度，而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噪声的影响。
正是诸如此类的电磁波特性使得电磁活动成为可以被轻易破坏的对象。借助电磁活动的信息活动也成为这种破坏行为的目标。或者说，正是由于极其重要的信息活动加载于电磁活动之上，才引发了人类战争史上不以杀伤有生力量、占领地域为直接目的的特殊作战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愈演愈烈，促使原本就存在的低强度、偶发性、隐性展开的信息对抗活动上升为高强度、持续性、激烈展开的信息战。
无形领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战争是活体的对抗。当任何一种手段、能力和活动能够给一方带来显著作战效益时，必然招致敌方的关注和蓄意破坏。矛盾相长规律必然延伸到无形的电磁领域，进而催生发展出电子战。电子战则将信息对抗活动推升为独立的作战形式。
一、无意中产生
电磁波走上战场的最初应用形式就是电台。可就在无线电台通联过程中，电台操作员发现，只要发射同样频率和调制样式的电磁波就能有效干扰敌方电台间正在进行的信息传递活动。第一次有意识的、以破坏为目的的电磁干扰行动就这样诞生了。准确地说，此时电子战的概念只停留在行为和意识中，至少还没产生专门的用于破坏敌方电磁信息活动及其设施的工具，即电子战武器装备。
既然同类型的电台、雷达能够破坏敌方相应的电磁信息活动，使之电报发不出、步话听不清、雷达迷茫、导航转向，那么专门研发出能够对多种类型电磁信息活动都产生破坏作用的手段，并在此手段下组建相应的部队，展开系统的、有针对性地训练，并在作战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应用也就成为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在战争对抗性的驱动下，这种设施、部队、行动自然而然地产生、发展起来，进入了战场，也进入了军事理论。
美军最早将其命名为电子战（electronic warfare），其中warfare是指狭义的战场作战。然而此概念却存在命名指向不清的问题。问题不在于warfare，而在于electronic——“电子的”。
电台用于通信，全称是“无线电通信”，以区别于有线电缆连接的有线通信。“电台”中的“电”可以理解为“无线电”，即电磁波。而“电子”只是在这些技术设备中所用到的电子技术的简称，表述的是为了形成、调制、接收、检测电波的电子技术，实质上与“电磁波”存在本质区别。
特别是，“电子”一词还是一种带电粒子的正式名称。这种粒子在电子设备中为其相应性能的实现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在敌我双方的斗争和己方内部的各单位相互通信、导航中，直接担负这些信息活动的主体正是电磁波。在任何一种电子战行动中，都不存在一束束电子流射向敌方的现象，有的只是一束束电磁波在战场上纵横捭阖。因此，现在众所周知的“电子战”“电子对抗”更应当称为“电磁战”“电磁对抗”。只是已经约定俗成，强行更改反而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然而，正是这种约定俗成的、先入为主的概念习惯，使后续的各种相关概念的出现和定义都遇到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越辩越混乱的现象。客观上这种混乱现象也严重阻碍了世人对电子战、网络战、信息战及网电战的正确认识和理解。
二、对抗中发展
电磁波是现阶段人类信息活动的最佳物质媒介，自从人们掌握了电磁技术以来，便以极大的热情在各个领域爆炸式地拓展着电磁技术的应用。同时，人们还以此类应用为牵引，带动着其他各专业技术、各行业领域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在航海、航空和航天领域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需要电磁技术来完成遥控遥测、导航定位、目标搜索等信息活动。电磁波全面渗透其中，实质上主导着这些活动的目标与方向，决定着这些活动的成效和结果。这些电磁信息活动能够带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必然将成为敌方关注的重点、破坏的对象和斗争的焦点。更何况，人们在战争活动中对信息活动的追求更加迫切，其信息活动所带来的作战效益也更加巨大，那么，对电磁信息活动的破坏也就自然而然地上升为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一切从根本上都是来自战争对抗性对信息活动及其对抗的不懈追求。
特别是，电磁活动的先天脆弱性也同步附加在这些电磁信息活动之中，为破坏敌方电磁信息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于是，每当新的电磁应用技术拓展了作战领域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相应的电子战技术的发展应用和电子战手段能力的同步提升。
在频谱利用上，电磁应用技术不断地拓宽电磁频谱的应用范围，并且这种频谱拓展应用技术在早期就被视为摆脱敌方电子侦察、电子干扰的最优选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西洋反潜战中，英国空军在反潜机上就加装了对海搜索雷达，以求能够在较远距离发现浮出水面充电的德军潜艇；而德军潜艇也都加装了雷达告警接收机，一旦接收到英国飞机的雷达搜索信号则立即下潜规避空袭。德军潜艇损失数量显著下降。英美两军也到意识到此种情况的存在，着手研制“MarkⅢ”型雷达，其工作频率高达3000兆赫兹（波长约为10厘米）。而德军并未掌握如此高频率的电磁技术，也不相信英美两国拥有这样的技术，德军损失又急剧攀升，仅1943年的5—6月就被击沉了100多艘潜艇。谁先掌握了新的频谱利用技术，谁就能够掌握超越对手的电磁信息活动能力。这样的频谱拓展竞争一直持续到今天，雷达工作频率已经延伸到30000兆赫兹（波长约为1厘米）以上，进入到太赫兹时代（又称毫米波时代）。如此竞争的后果就是在已经掌握并可以利用的电磁频谱范围内，各种电磁活动拥挤不堪。而相应的干扰破坏活动也在同频展开，相互间的用频冲突和敌对方的恶意干扰交织在一起，共同编织出纵横交错的、复杂的战场电磁环境。
在信号样式调制上，电磁应用技术在拓展用频范围的同时，也竭力提升电磁信号样式的调制能力，使之具有特殊形式而难以分析，并具备特殊功能。例如，雷达探测的原理是在较短时间内（通常约数微秒至数百微秒）连续发射电磁波形成电磁脉冲，在天空中传播的脉冲式电磁波碰到飞机等目标，便被反射回来。雷达发射机在发射一个脉冲后立即转入接收状态，等待接收和检测反射回波。将反射与接收之间的时间差乘以光速再除以 2便得到了雷达与目标间的距离。电磁脉冲持续的时间被称为脉冲宽度（时间单位），其决定着对目标探测的最小距离分辨率；相邻两次发射脉冲的时间间隔用脉冲重复频率表示（时间单位的倒数），其决定着对目标探测的最大距离。窄脉冲通常配合高重频使用，表现出较高的测距精度，通常用于跟踪制导；宽脉冲通常配合低重频使用，表现出较远的探测距离，通常用于警戒搜索。这些都是脉冲制式雷达的基本原理，也是雷达对抗侦察和干扰的基本依据。1973年10月6日，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初，以色列空军遭受了巨大损失，仅开战4天就被击落50架战斗机，其中，大都为“萨姆-6”防空导弹的战绩。而以色列空军引以为荣，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屡建奇功的电子战手段之所以完全失效，原因就在于“萨姆-6”防空导弹使用的制导雷达采用了连续波体制。原本以脉冲制式雷达为对象的电子战手段根本无法分析连续波信号。诸如此类的信号样式调制变化层出不穷，形成了数量众多、名称特异的诸多专用术语。这些样式各异的电磁信号在空中传播，客观上使得原本在频谱上已经十分拥挤的战场电磁环境更加杂乱无章，只能用复杂一词描述，这就是复杂电磁环境形成并发展的主要原因。
然而，这种电磁信息活动与对抗的发展还只限于一种手段对抗另一种手段，一种技术对抗另一种技术，具有十分强烈的针对性，表现在电子战装备手段上，就是形成了数量种类众多、型号更迭频繁的电子战装备系列。往往一种电磁信息装备的发明应用必然跟随着一种专用电子战装备的发展。这也是通信、雷达等电磁信息系统各成体系，并彼此难以互通、共享的原因之一。单平台对抗模式引发的是整个战场电磁环境的混乱，以至于有时竟会出现还没有施加有意的电磁干扰，各种电磁信息设备之间就因自扰互扰严重而不能有效工作的现象。
频谱必须管控，电磁信息活动必须整合集成。正是在电子战的激励下，电磁信息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有序化阶段，而电子战活动也随之进入体系对抗的新阶段，所谓的“电磁频谱战”也就应运而生。
三、在体系对抗中提升
电磁活动的“初心”是增强信息活动能力；电子战行为的“初心”是破坏对方的信息活动能力。然而，在这种对抗冲突过程中，电磁信息活动总是处在自主发展的主动地位，电子战的破坏活动却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电磁信息技术和战术应用的发展而发展，始终处在“因敌而变”的被动地位。在战争中，指挥员和指挥机构首先关心的是自身信息活动的可靠、稳定与准确。为有效面对复杂的电磁环境，其正常的逻辑思维必然是通过技术和应用方式的进步，尽可能地巩固电磁信息活动的安全，然后竭力设法破坏敌方电磁信息活动。
第一步，必须针对电磁空间开放共享的物质特征，通过规范电磁活动的时间、空间和频率，建立起稳定有序的电磁信息活动，其原型就是“无线电管理”。最初的“无线电管理”起源于短波通信的组织与管理。短波通信具有通信距离远（可达上千千米）、频段范围狭小（仅为3兆～30兆赫兹）、受自然环境影响大（由于受到地球外层的电离层反射折射影响，不仅有日频、夜频之分，夏季和冬季的用频差异也很明显）的特点。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言，数个短波通信就可能引起相互间的冲突干扰。为此，在短波通信应用不久，各国都纷纷建立了相应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确保无线电通信的稳定有序。这也是大多数无线电管理职能最先置于通信部门之下的原因。
然而，随着人类电磁技术的发展应用，特别是各种用频设备的密集部署和广泛使用，原本作用距离不过数百千米、工作频段高达几百兆赫兹甚至几千兆赫兹的射频应用，也出现了空间拥挤、频段狭小等自扰互扰现象。原本以短波无线电通信为主体的无线电管理活动就必然随之而发展，进入频谱管控的新阶段。
频谱管控的职能不局限于对用频设备的频率分配、功率限制、用频时机等进行行为管理，还包括生产、研制等用频设备全寿命的规划与管理，特别是，还包括对用频冲突的协调和管制。然而，一切用频活动的意义并不止电磁活动本身，而需要体现在电磁信息活动所引导的其他领域行为效果之中。频谱管控的职能也就通过信息引导作用衍射到其他生产生活或作战活动中。如此一来，原本只为保障通信功能顺利实现的服务保障性职能，也在电磁信息活动的“引导”下具备了管控多种行动的次序、时机、方向及范围等实质性权力，直接制约多种行动的效能实现。
同时，在多种行动的协调配合需求牵引下，在共同追求共享、共用引导信息的本能需求推动下，在电磁信息活动能力进一步提升的支撑下，现代战争和大型社会化活动也能够将多种行动融合成为目标一致、步调一致、协作一致的一体化行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磁信息活动的综合集成。这需要在严密的频谱资源分配与管控的基础上，结合各种行动对信息格式和内容的规范化要求，统筹多种电磁信息活动的信号样式甚至是数据编码才能实现。这时信息数字化的发展应用已经出现，但与后来出现的计算机智能控制，甚至网络信息活动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后者的信息表征具备了语言的特性，而前者仍然主要以信号的形式反映信息的内容，即使编码内容包含了大量信息内容，对内容的识别和显示等初级处理也都实现了自动化，但对信息内容的理解和利用等高级处理还需要人的参与。即便如此，人类在社会活动历程中，首次具备了综合集成一体化联合行动的能力。
综合集成一体化联合行动实质上是对电磁信息活动的网络化组织和运用的初级形式，也是人类首次以完整的体系将各种复杂巨系统的“干线联系”连接起来，使之能够协调高效地运行，进而提高整体效益。其中，电磁信息活动成为体系联结的纽带，不仅支持着具体的作战行动，更有意义的还在于其支撑着整个作战体系的高效运转。
此时，电子战行动也从分立的、有针对性的平台对抗上升为系统对系统的体系对抗。其对电磁信息活动的破坏作用，也从具体特殊上升为广泛普遍，以至于即便某支作战力量自身并不使用或依靠某项电磁信息活动，但其战场生存和作战行动能力也都会因为整个作战体系的电磁信息活动能力的长消而增减。
以信息系统为支撑、以电磁信息活动为纽带的一体化联合行动作战体系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敌方同样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而是其中最具有体系破击能力的电子进攻能力。此时，电子战，或者以电子战为主体、以破坏敌方电磁信息活动稳定为主要目的的战役也就应运而生，其典型代表就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也正是自那时起，人们对电子战“战斗力倍增器”作用的认识才从单个武器平台的战斗力上升为整个作战体系的作战能力。信息化作战已经具备雏形，信息的引导作用才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电子战本身也从各自分立的雷达对抗、通信对抗、光电对抗向着综合电子战发展。
同时，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技术突飞猛进，其所具备的智能信息处理能力，为人类的信息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活动方式，改变了战争形态，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形态。
网罗天下背后是暗流涌动
现代人一提起“网络”一词，立即就会想到计算机互联网，以及诸如QQ、微博、微信和在线支付、在线订票等事物和活动。然而，互联网毕竟问世不久，网络则早已存在于世。网络化的信息活动更是人们长期以来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
网络化的信息活动是人类社会信息活动的本能追求和自我实现。所谓的信息联系实质上就是人类社会活动过程中各要素之间联系的显性表现。无论技术进步达到何种程度，人们总用当时最快捷的信息活动手段构建起相应的信息网络，并反映出人类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系。同时，信息对抗活动的手段与形式也与信息活动手段的进步相伴相随。
此空间非彼空间
人类关于“空间”的认识存在至少三种逻辑起点各异的观点。
物理学上的“空间”是指客观存在的物与物之间的位置差异度量。这是“空间”一词的本意。《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空间为：“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
数学上的“空间”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指一种具有特殊性质及一些额外结构的集合，其经典的图形表征就是笛卡儿坐标系。通常所说的一张DVD光盘的存储空间很大，约4.7GB；同样物理尺寸的VCD光盘的存储空间就较小，约0.7GB，指的就是这张光盘对于以比特为单位的数据集合的大小。此时的“空间”与长、宽、高的大小并无直接联系。
社会活动中的“空间”则是一种概念范畴，是社会活动主体的客观存在和主观认识的范畴。这个范畴来自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物与物之间位置变化的认识，却更多地应用于社会活动中各要素间的联系。通常所说一个人的社会活动空间很大，并不仅仅指他在地理位置上的位移范围，更重要的含义则在于这个人拥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能够与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情建立起较为频繁和密切的联系。
然而，人们在使用“空间”概念的时候往往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上述三者之间的不同，特别是在一些具有文学性质的表述中，更是将社会含义的“空间”概念泛化，达到修辞的效果，以致很多专业学术文献都将所谓的网络空间与陆、海、空、天空间相提并论，“第五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等词语层出不穷。实际上，如果将网络空间与陆、海、空、天空间相提并论，就如同将亲人与儿童、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相提并论一样。亲人反映的是社会关系，儿童、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反映的是年龄结构。陆、海、空、天是物与物之间位置关系的度量，网络空间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空间的一种映射和反应，是一种联系，不可以混为一谈。
对于生物体和社会性的人及其活动而言，其客观存在和运动过程必然存在相对位置的差异和这种差异的改变。这种差异及其改变直观地被人体自身所感受，便产生了朴素的空间和时间概念。由于人力所及的位置差异改变的速率十分有限，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人类无法自觉感知时间度量的变化。时间是永恒的，时间流逝的速率是恒定的，光阴一去不复返，等等，都是人们对时间概念的朴素认识。然而，人们对自身位置又十分敏感，不同的位置可能意味着安全与危险、丰饶与贫瘠、酷热与寒冷，既决定着人们的生死，又影响着人们的饥饱，甚至影响着人们的悲喜哀乐。人类自身具备的运动能力也进一步将空间概念和认识强化在人的大脑里。因此，抛开一切抽象的物理和数学概念，人们对空间的最直观的感受和认识就是人所存在或活动的场所。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感兴趣的事物存在或活动的场所也都赋予了类似的空间概念。例如，人们眺望星空，并给予星空以穹顶的空间形态，“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以人作为活动主体，来感受各种空间的活动差异，进而对空间类型进行区分也就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认识。
陆地是人类活动的根据地。虽然人们已经将不同的陆地按地形地貌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类，如平原、山地、沙漠、沼泽等，但在空间概念上看，这些不同地形地貌上人的运动方式和状态都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们也就将其视为同一类空间。在河流、湖泊中航行时，由于距岸较近，并且水面大多比较平稳，与陆地活动虽有不同，但仍然依靠陆地，受制于陆地，因此，人们并没有将内河、湖泊视为另一类空间，而是将其纳入陆地空间之内。在人类尚不能长期远洋航行和凌空飞翔之时，人类观察着日升日落、潮涨潮落和风起云涌，便以自己的想象勾画出神话般的海洋龙宫、天上人间。这些虚幻空间中的事物实质上都是人们习惯的陆地空间的复制和翻版。
大航海时代来临，航空时代也紧随其后，人类终于离开陆地，以人造的运载工具，涉足新的领域，亲身感受到在海洋、天空中与在陆地上的活动差异，这才从全球地理的角度对空间进行了新的分类：陆地空间、海洋空间和天空空间（大气层空间）。直到人类开创了航天时代，进入太空空间，俯视“小小寰球”时，才发现所谓的陆、海、空都只是地球表面“薄薄”一层。这十分“浅薄的表层”正是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但是，无论是从社会生产生活的角度，还是从战争的角度，谁也不会对陆、海、空的生活空间、作战空间属性提出异议。
人作为社会型生物，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了各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亲疏并不与相对位置的远近严格对应。“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生动地刻画出这种社会关系的异构性。在传统社会中，这种社会关系呈树状结构，如上下级、宗亲等。其间以链状联系相沟通，如商业联系、同学朋友等。在通常情况下，树状关系更加稳定，是社会关系的支柱；链状关系则相对多变，是各种树状关系联络的桥梁。其中的独立个体，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通过这些关系影响和被影响的范围就是社会空间。
陆、海、空、天空间和社会空间都是人们的活动空间，人们的各种利益也都交织其中。上升到国家、政治集团层面，这些利益的交织难免会产生矛盾。矛盾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也就引发了战争。然而，战争活动作为人类活动中的一种特殊活动，既然需要在一定空间内展开，就需要得到信息的引导，以完成其有意识的破坏行为，达成征服的目的。
信息活动作为人类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活动空间自然需要与人类活动空间相契合。信源、信道、信宿是信息活动的三个基本单元。这三个基本单元必然分布在陆、海、空、天空间内。然而，由信息活动联络起来的社会关系又在塑造着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无处不在，人们却难以从现实空间中直接感受到各个要素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通过信息活动的关联而维系，人类信息活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社会空间的形态和运行模式。
网络之魂是人类社会信息活动
长期以来，网络信息活动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在信息感知和传递手段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创新发展，但从未将网络信息活动从人类社会活动中剥离出来。这是因为网络信息活动本身就是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并且都是在人的直接主导和参与下进行的，没有加以区分的必要。
在电磁信息技术应用之前，人类主要依靠自身的感官来感知、传递信息，并依靠人的智慧来处理和利用信息。由于受到人的感官性能的限制，感知信息的范围和种类，以及传递信息的距离和容量都是有限的。人们很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也都是围绕信息活动展开的。望远镜和指南针满足的是信息感知的需求，烽火台和“箭速飞骑”满足的是信息传递的需求，纸张与笔墨满足的是信息存储的需求，而雷达和电台则将信息感知与传递能力拓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极限。但人类信息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信息处理与利用，还一直由人本身来承担，直到智能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人类才在信息活动全过程中拓展了自身身体器官的全部职能，从而使得人类社会的信息活动能够于人体之外独立运行，进而凸显出来。
古典网络必须在人这个信息行为的主体上来实施、运作，表现为社会关系网、行政管理网、军事指挥网等。现在的网络虽然从根本上还离不开人，但很多关键的网络信息活动是由机器自己来运作的。这种智能化不同于前期的自动化，其核心区别在于智能化是对信息内容的识别与处理，自动化则是对信号约定的识别与处理。一套自动化系统只能在规定的空间、时间内，针对特定的、有限数量的信号开展机械重复的运动，替代的是人类简单繁复的体力劳动，其典型代表是生产流水线。其中诸多关键环节还离不开人的参与，需要以人的智能解决自动化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智能化系统则能够适应不同的空间、时间，依托格式化的数据信息，自主应对多种复杂情况，开展多种类型的复杂运动，替代的是人类复杂多变的智力劳动，其典型代表是工业机器人装配线。虽然其整个运行过程还不能完全离开人的参与，但人的主要工作在于对其注入新的程序，即智能的输入与升级。
当前普遍语境下的“网络”就是特指这种以机器智能参与信息处理与利用的信息网络，其典型代表就是“计算机网络”。然而，我们却不能严格将“计算机网络”等同于普遍语境下的“网络”。
抛开信源和信宿的个性差异，人们可以将信源和信宿抽象为与计算机网络联结起来的社会活动的行为体。为将行为体与计算机网络联结起来，一方面需要在行为体上“植入”计算机网络终端，以便感知信息和利用信息，另一方面则需要在这些终端与计算机网络之间建立起必要的信息联络。无论这种连接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实际传递信息的都是电磁场。因此，人们可以将计算机网络视作电子计算机硬件、电子计算机软件和电磁波的组合体，即计算机网络=电子计算机硬件+电子计算机软件+电磁波。
其中，电子计算机硬件是进行信息处理的物质实体，相当于人的大脑，包括进行数据交换的显示、扬声、打印、网卡等，其具体存在形式各异，既可以是通常见到的电脑终端，也可以是路由器、服务器，还可以是智能手机、自动取款机等一切加装了CPU、具备人工智能的电子设备。电子计算机软件是开展信息处理和信息利用的具体过程和对象，是人工智能的具体体现，相当于人的思维方式和过程，包括用于信息处理的数据库等，其具体存在形式是电场或磁场的强度及PN结状态，早期还表现为卡带打孔等，是附着于物质之上的一种协议约定。电磁波是信息传递的媒介，相当于人在交流中发出的声音、打出的手势或写出的书信，其功能作用和运行方式与传统的电波传播、无线电通信等相比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但是某些接入计算机网络的行为体所开展的特定电磁信息活动，如雷达探测、定位导航等则不属于计算机网络的组成内容。
由上可见，电子计算机硬件和电磁波都是物质的客观存在，也必然存在于陆、海、空、天空间之内，其自身并没有建立起所谓的独立空间。电子计算机软件附着于上述物质存在之中，正如一个人的思想意识附着于人体之中一样，也不可能构建出所谓的虚拟空间。这些只提供了电子计算机网络信息活动的基础，如果仅仅将众多电子计算机联结起来，搭建起所谓的网络（如已经建设好但还没有投入使用的大型网吧），也不能将其视为“第五空间”。
然而，当人们使用这些设备并在其中加注了各种信息，并开展各种信息活动之后，实质上就是将人类社会的信息活动交由电子计算机网络来实现，而电子计算机所具备的人工智能则代替人的大脑来完成信息处理和利用。此时，人们也就将人类社会活动空间映射到电子计算机网络之上，进而形成了所谓的“网络空间”概念，人类社会也进入所谓的“信息社会”。这样的“网络空间”就是人类社会活动空间的映射，这种映射恰恰来自人类社会发展对于信息活动的本能追求，是人类社会信息活动网络化追求的时代表现。
由于电子计算机网络实质上就是人类社会信息活动网络的映射，又由于计算机网络信息活动必须通过相应的媒介相联系，这样的网络和运行于其中的信息数据也就构成了一个存在于人体之外，又直接影响人类社会行为（毕竟还是人类将自己的很多社会活动加载到计算机网络上）的人造空间。在这个人造空间内开展的活动只是数据代码的传递、处理，控制的却是人类的社会活动，甚至影响到人类的思维判断，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与人类利益休戚相关的新空间。
更有甚者，在这个空间内，信息的流动和处理，直至施效，都可以由计算机和网络自动完成，人工干预和控制都具有后验性、复杂性，而这个人造空间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控制却具有即时性、广泛性。那么这个空间的意义也就十分巨大，甚至可怕，以至于西方国家现找出一个具有“控”含义的单词“cyber”来表征这个空间。
可以说，电子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人类对于信息活动及其能力的无限需求推动的，是人类大脑功能的延伸，也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映射。人类在赋予其巨大的功能，并享受由此带来的高效、便捷的同时，却将人类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加载其上，进而形成了与现实人类生存空间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的第二类生存空间。每个社会生活中现实存在的人类个体及其社会活动都映射在这个人造空间中。
也正因如此，“网络主权”问题也就成为遮人耳目的伪命题。“网络主权不存在”的论调其实是建立在所谓“网络空间”是虚拟空间的基础之上的。人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虚拟空间没有边界，也就没有主权范围的界定。这是将“网络空间”与陆、海、空、天空间有意混为一谈的逻辑陷阱，是将国土空间的权益划分标准生搬硬套的逻辑欺骗。人们必须认识到“网络空间”就是人类社会信息活动空间，是人类社会活动空间的集中体现，而与陆、海、空、天空间存在本质属性上的差异。那么，只要承认一个国家的社会活动空间有主权，“网络空间”自然也就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
因此，电子计算机网络是人类社会信息活动的映射，其自身的权益完全取决于映射实体的权益。人们争夺的“网络主权”就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所属的一切社会活动自然拥有不可争辩的国家主权。这些权益映射在电子计算机网络上只是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权益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没有网络顺畅就没有国家安全
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元帝国。成吉思汗的金帐设在克鲁伦河畔，他的势力已经扩展到黑海。为了指挥范围如此辽阔的军事行动，他建立了复杂的蒙古驿站通信联络系统：最大的通信节点是他的大汗金帐，并在很多地理要点设置了很多次一级的分帐，包括指挥所、驿站等。在这些分帐和驿站之间，以换马不换人的方式建立起“箭速飞骑”的联系。为实现保密、安全、可靠的传递，在情报文书传递过程中，还采用了一份文书分割成多段由多条路径同时分别传递的方式。这样的信息传递使得从黑海前线的情报传到克鲁伦河畔共用了约40天的时间。
假设当时传递的情报每份平均由10000个蒙古文字符组成，按现代计算机数据格式要求，每个蒙古文字符用32字节表述，每份情报所传递的数据大小就可以转化为320000字节，再除以40天的24小时的3600秒，可得0.0926bit/s。也就是说，按今天的计算机互联网的概念衡量，建于800年前的“蒙古驿站通信联络系统”的“网速”略低于0.1bit/s，约为早期的电话拨号上网52.6KB/s网速的1/530000。与今天的互联网相比，其信息传递速度自然是非常之慢，但网络化的军事信息活动已经建立。将“蒙古驿站通信联络系统”示意图与现代计算机互联网示意图进行对比，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在拓扑结构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