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柏俊才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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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士人迁徙与文学演进(精)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魏士人迁徙与文学演进／柏俊才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12
ISBN 978-7-101-13672-2
Ⅰ．北… Ⅱ．柏… Ⅲ．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北魏 Ⅳ．I209.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2757号书 名 北魏士人迁徙与文学演进著 者 柏俊才责任编辑 罗华彤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版 次 2019年12月北京第1版201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印张14 3/4 插页2 字数380千字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672-2定 价 76.00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魏人口流动与文学演进研究》（12BZW026）结项成果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自序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落建立的政权。拓跋氏是鲜卑族中位于东北(1)的一支，“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相传为黄帝之子昌意之后，居住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的嘎仙洞，以游牧为生，在不断的南迁中逐渐发展壮大。西晋建兴三年（315），猗卢被西晋封为代王，后为前秦所灭。北魏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利用前秦淝水之战失败的间隙，联合旧部复国，史称北魏。永熙三年（534），在经历尔朱荣之乱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从此“北魏”这个称号便不复存在了。
从历史层面而言，北魏存在了一百四十九年，是北朝历时最长的王朝。若要探究北魏文学的起止，则需仔细斟酌。在现有学术研究中，从未有学人给北魏文学确定明确界限。周建江先生在《北朝文学史》中说：“如果加上北魏前身‘代’国（338—376），北魏的历史应该(2)是186年。”在谈及北魏文学分期时，周建江先生有“前半个世纪”“之后的五十年”“再之后的近五十年”的说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建江先生是将北魏文学等同于北魏历史，换句话说，北魏文学与历史的时间起止是等同的。高人雄先生认为北魏文学“从北魏道武帝拓(3)跋珪灭后燕、进兵中原开始”，事实上是从北魏开国历史算起。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值得商榷。
在讨论北魏文学时，我们必须明白，北魏文学实质上就是以拓跋鲜卑文学为主体、融合其他各民族文学发展演化的历史。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拓跋鲜卑文学的本源，然后再看它在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变迁。拓跋鲜卑文学与汉族文学一样，始于神话传说。就《魏书·序纪》来看，拓跋鲜卑最早的文学是“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4)帝无舅家”的歌谣。这十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李开元、管芙蓉二先生诠释云：“这首短诗告诉我们，鲜卑族在进入匈奴故地时，还处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女子寻找男子做配偶，孩子归父亲所有。女子对(5)孩子没有所有权，也不承担抚养和教育的任务与责任。”这其实是对这首歌谣的误读。关于这首歌谣，《魏书·序纪》中有美妙的传说：“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6)始祖也。故时人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诘汾皇帝的皇后为天女，故曰“无妇家”；力微皇帝的母亲是天女，故曰“无舅家”。这个美妙的神话故事是发生在诘汾率众南迁之时，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力微卒于西晋元康元年（291），享年104岁，则其生于东汉中平五年（188），这则歌谣大约流传于此年，这就是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开始。
北魏历史终结于永熙三年（534），若以此年来划定北魏文学的最后界限，似乎不妥。因为此时北魏后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学家正是文坛的主力，此年温子昇四十岁，邢邵三十九岁，魏收二十九岁，阳休之二十六岁等，他们主宰着北朝文坛，大量的文学作品亦在此时创作出来，若此时戛然而止似乎难以令人接受。故而笔者主张将北魏文学的下限顺延至西魏大统十三年（547），此年温子昇卒，此前裴伯茂、李谐、邢昕已卒，邢邵已进入暮年，魏收专注修《魏书》，北魏后期成长起来的文学家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新一代文学家诸如颜之推等人已在文坛崭露头角，标志着文学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由此可以看出，北魏文学跨度为三百六十年左右，远远超出了北魏历史年轮。那么，北魏文学的风貌如何呢？《北史·文苑传》对此有精辟的评述：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
有许谦、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
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
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
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润古雕今，
有所未遇。是故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岁年，未闻
独得。既而陈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及明皇
御历，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难。”
不其然也？于时陈郡袁翻、翻弟跃、河东裴敬宪、弟庄伯、庄伯
族弟伯茂、范阳卢观、弟仲宣、顿丘李谐、勃海高肃、河间邢臧、
赵国李骞，雕琢琼瑶，刻削梓，并为龙光，俱称鸿翼。乐安孙
彦举、济阴温子昇，并自孤寒，郁然特起。咸能综采繁缛，兴属
清华。比于建安之徐、陈、应、刘，元康之潘、张、左、束，各(7)
一时也。这段文字从魏初、太和年间、孝明帝朝三个时期，对北魏文学进行了简要评述，基本上符合北魏文学发展的实际。然而遗憾的是，这段文字的评论仅限于诗歌，对北魏数量最为庞大的散文不置一词。同时，对北魏久负盛名的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只字未提，故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若从流传至今的作品来看，北魏文学的数量是非常丰硕的。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录，诗歌一百四十五首，散文一千三百六十七篇。这些作品是战争时代的产物：“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其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往往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争。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8)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由于战争的原因，北魏文学成就主要在于“章奏符檄”，而不在于“体物缘情”。因此，现存北魏文学，诗歌多为谚语、歌谣、乐府诗、仙道诗、酬答诗之什，散文多为诏、令、策、表、教、书之篇。此外，还有郦道元游历祖国大好河山撰成的《水经注》，杨衒之重游洛阳而写成的《洛阳伽蓝记》，平齐民刘孝标南归后撰成的《世说新语注》。这些作品很难与普遍流行的纯文学相提并论，但作为北朝时间跨度最长的王朝，其文学现象是值得关注的。
北魏文学研究主要散见在各种文学史中，大多是只言片语。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在论及北魏文学时说：“北朝文坛的复兴，实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之后。在此之前，‘稍僭华风’的太武帝时代，崔浩、高允等人的创作，使荒芜的文坛显现转机，他们堪称北朝文学(9)的先驱。”袁行霈先生仅提及崔浩、高允二位文学家的名字，文学作品仅全文收录温子昇《捣衣诗》，而且没有明确揭橥“北魏文学”。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云：“北魏初期的文章，较之十六国时代确实大为逊色……北方文学的正式兴起始于魏孝文帝元(10)宏即位以后。”曹著与袁著对北魏文学的评价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曹著第一次标出“北魏文学”，可以看作是文学理念的一次新变。介绍到的北魏文学家队伍亦有所扩大，提及崔浩、高允、段承根、张渊、元宏、元勰、王肃等十六人，节录诗歌十二篇、赋一篇、《水经注》一部。周建江《北朝文学史》对北魏文学论述较详：“北魏文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北魏朝的前半个世纪……军国文章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后的五十年……有一些吟咏心性的作品问世……再之后的近五十年……北魏文学进入全盛期，出现了大作家、(11)大作品，丝毫不逊色于南朝梁文学。”虽然周建江先生用了“前半个世纪”“之后的五十年”“再之后的近五十年”这样的提法，实质上与曹著、袁著观点一致，即魏孝文帝元宏即位之后是北魏文学的全盛期。介绍到的文学家有孝文帝、元苌、元辉业、元熙、张渊、程骏、韩延之、刘昶、胡叟、段承根、宗钦、高允、许谦等二十六人，诗、赋、文章四十六篇，文学作品及作家队伍略有扩大。李开元、管芙蓉《北魏文学简史》是迄今惟一的北魏文学史，该书认为北魏文学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变迁”，“紧密地结合政治斗争，为社会的政治服务”，“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民族特点”，“康健、(12)清新、高亢、激越、质朴、真挚、热情、奔放”四个特点，对北魏文学的介绍是诸种文学史中最为详尽的。
在目前出版的两部北朝文学研究专著中，部分论及北魏文学。高(13)人雄《北朝民族文学叙论》第五章对拓跋鲜卑散文、诗赋、碑志进行了分析，疏于简略。卢有泉《北朝诗歌研究》第二章“北朝诗歌的(14)发展历程”中分析了“从平城到洛阳——北魏诗坛”，亦有过于简单之阙。
北魏文学研究的专篇论文，据中国知网著录，仅二十八篇。其中，直接研究北魏文学的论文仅十篇。曹道衡《论北魏诗歌的发展》对北魏诗歌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概括，并指出“在典章制度以及学风丕(15)变之际，士大夫们对南朝文学更是热心仿效”。马立军《北魏诗歌(16)研究三题》在对北魏现存诗歌甄别的基础上勾勒诗歌发展轨迹，并分析了刚健、乐观、质实的诗歌风貌。李清霖《民族融合视阈下的北(17)魏诗歌》在民族融合的情境下，对北魏乐府诗、文人诗，以及民歌与谣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阐述。周建江《北魏皇室文学述论》将北魏皇室文学分为前后二期，认为前期“以政治文章为主体……基本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后期“是在孝文帝时期才走上了自(18)觉的阶段，产生了一些可读颂的作品”，皇室文学成就总体上是很有限的。张泉《北魏行人的文学表现》着重探索北魏行人的文学成就，认为他们出使南朝，学习南朝优秀的文化，而其创作则“表现出比较(19)独立的北方品格”。贺玉萍《北魏洛阳时期“说唱文学”成熟期考》研究了北魏故事变相画的成就，并称“北魏洛阳说唱艺术与说唱(20)文学形式完备且大体成熟”。徐中原、陈娟《北魏初期散文述略》认为北魏初期散文是“清一色的军国文翰，篇章短小，文风质朴，主(21)题无外乎战争和建国”。笔者《孝文帝与北魏后期多民族文学的繁
(22)(23)荣》《北魏河北地区的文学繁荣》《北魏书信体散文的文化意蕴(24)与多元风格》三篇文章，对北魏书信体散文、河北地区文学、孝文帝文学进行较为系统的阐述。其余十八篇是从文学的外部因素来研究(25)北魏文学，如笔者《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平城时期(26)的文化交融与北魏文学的复苏》两篇文章，以及袁济喜、李俊《论(27)(28)北魏后期两代士人文学旨趣》、张鹏《北魏儒学与文学》、金前(29)文《北魏后期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拓跋氏的文(30)化心态与北魏前期的文学发展》《经学的接受与北魏皇族的文学创
(31)作》等文章从思想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层面展开研究，富有开创意(32)义；王勇《北魏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其对隋唐文学的影响》、(33)陈未鹏《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杨晓斌《北魏、北齐对(34)初唐文学的影响——从王绩、王勃诗歌创作谈起》、张泽咸《试(35)论五胡诸国和北魏前期文学》等论文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研究北魏文学，拓展了研究的范围；林莎、王佃春《孝文帝在北魏文学进程中(36)(37)的作用》，金前文《孝文帝与北魏后期的文学的发展》，宋燕鹏(38)《北魏洛阳时期文学风气的外在表现》，宋燕鹏、吴克燕《论北魏(39)后期的文学活动》，王丽珍、李建栋《论北魏初创阶段代北士人的(40)境遇及其文学发展状况》等文从孝文帝或士人活动的角度切入，为北魏文学的研究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从整体看，北魏文学的研究成果不多，而且只是仅有的几个片段，很难勾勒出北魏文学的全貌。如果据此来给北魏文学以总体评价，则难免偏颇。那么，为什么学术界热衷于从文学外部因素去研究北魏文学，而不直接切入主题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北魏缺少文学大家，以及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品。或者可以说，北魏文学整体上成就不高。如果仍然去探究其思想或艺术成就，就会觉得价值或意义不大，结论也很难令人信服。因此，目前的北魏文学研究，其症结并不在于成果少，而是缺少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或方法。如果能够从一个角度切入，以此带动整个北魏文学研究，则是最好不过的抉择了。笔者以为拓跋鲜卑不断南迁，士人亦随之迁徙。若以此为突破口，或许有可喜的结论。(1) 《魏书》卷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2) 周建江《北朝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9页。(3) 高人雄《北朝民族文学叙论》，中华书局，2011年，第132页。(4) 《魏书》卷一，第3页。(5) 李开元、管芙蓉《北魏文学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6) 《魏书》卷一，第2-3页。(7) 《北史》卷八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2779页。(8) 《周书》卷四一，中华书局，1971年，第743页。(9)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8页。(10)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87—292页。(11) 周建江《北朝文学史》，第71页。(12) 李开元、管芙蓉《北魏文学简史》，第3页。(13) 高人雄《北朝民族文学叙论》，第130—196页。(14) 卢有泉《北朝诗歌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1页。(15) 曹道衡《论北魏诗歌的发展》，《文史知识》1990年第3期。(16) 马立军《北魏诗歌研究三题》，宁夏大学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为张迎胜教授，中国知网。(17) 李清霖《民族融合视阈下的北魏诗歌》，广西民族大学2009届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为杨宁宁教授，中国知网。(18) 周建江《北魏皇室文学述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19) 张泉《北魏行人的文学表现》，《福建论坛》2002年第3期。(20) 贺玉萍《北魏洛阳时期“说唱文学”成熟期考》，《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21) 徐中原、陈娟《北魏初期散文述略》，《现代语文》2008年第3期。(22) 柏俊才《孝文帝与北魏后期多民族文学的繁荣》，《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5期。(23) 柏俊才《北魏河北地区的文学繁荣》，《华中学术》2017年第4期。(24) 柏俊才《北魏书信体散文的文化意蕴与多元风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25) 柏俊才《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26) 柏俊才《平城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北魏文学的复苏》，《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27) 袁济喜、李俊《论北魏后期两代士人文学旨趣》，《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28) 张鹏《北魏儒学与文学》，西北大学2008届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韩理洲。本论文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9) 金前文《北魏后期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渝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30) 金前文《拓跋氏的文化心态与北魏前期的文学发展》，《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31) 金前文《经学的接受与北魏皇族的文学创作》，《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32) 王勇《北魏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其对隋唐文学的影响》，《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33) 陈未鹏《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34) 杨晓斌《北魏、北齐对初唐文学的影响——从王绩、王勃诗歌创作谈起》，《河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35) 张泽咸《试论五胡诸国和北魏前期文学》，《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36) 林莎、王佃春《孝文帝在北魏文学进程中的作用》，《岱宗学刊》2006年第3期。(37) 金前文《孝文帝与北魏后期的文学的发展》，《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38) 宋燕鹏《北魏洛阳时期文学风气的外在表现》，《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39) 宋燕鹏、吴克燕《论北魏后期的文学活动》，《兰台世界》2008年第13期。(40) 王丽珍、李建栋《论北魏初创阶段代北士人的境遇及其文学发展状况》，《枣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一章 北魏人口流动考述
北魏是少数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人口流动极为频繁。首先，北魏皇族不满于北地自然环境之恶劣，逐渐内徙，推动人口内流；其次，北魏向南方扩张，驱使中原百姓填充北魏都城；再次，南人北徙；最后，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促使人口流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公元4—5世纪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北魏的固定人口是很少的，90%以上的百姓都是流动人口。若从北魏政权来看，初建盛乐，继迁平城，再迁洛阳，整个北魏国家也在不断迁徙中发展壮大。因此，从人口流动的角度切入，是解开北魏社会的一把钥匙。第一节 北魏初期的人口流动
北魏前身是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西晋永嘉六年（312），猗卢被西晋怀帝司马炽封为代公；建兴三年（315），猗卢被愍帝司马邺封为代王，置官属，食代郡（今河北省蔚县）和常山郡（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带）。东晋咸康四年（338），什翼犍“始置百官，分掌众职”(1)，已经有了百官。关于此时的官职情况，《魏书·官氏志》有载：“昭成（什翼犍）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2)散骑常侍也。”不管这些官职是否与晋朝相同，但什翼犍建立起一套为之服务的公职人员，已不同于早期的部落酋长，初具国家形态，代国就此形成。东晋太元元年（376）十二月，苻坚使其将苻洛攻代，代王什翼犍被活捉，代国覆亡。太元十年（385），苻坚败于淮南，后为姚苌所杀。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乘机纠合旧部，于北魏登国元年（386）在牛川（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国号为魏，都盛乐，史称北魏。
盛乐作为北魏的第一个都城，很早就开始营建。曹魏甘露三年（258），拓跋鲜卑始迁徙至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晋建兴元年（313），猗卢开始修建盛乐城，使之为北都。东晋咸康四年（338），翳槐在盛乐城东南十里修建新盛乐城。咸康六年（340），什翼犍将代国都城由东木根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北）移至云中盛乐宫。咸康七年（341）秋九月，什翼犍“筑盛乐城(3)于故城南八里”。这个盛乐城应该与翳槐修建的为同一处，否则岂不是会有两个新盛乐城？此后经多次修建，盛乐城的规模应该是很大的。经现代考古发现的盛乐古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的多边形，东西约一千五百五十米，南北约二千二百五十米，面积达四百三十九万平方米，基本上反映了北魏时期盛乐城的原貌。北魏天兴元年（398）七月，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若从昭成帝什翼犍的代国算起，盛乐城作为北魏的第一个都城，先后存在了八十六年。在这一时期，拓跋鲜卑的南迁以及扩张战争，带来了北魏人口的流动。
关于拓跋鲜卑的渊源有两种说法，一是黄帝之后，一是李陵之后。《魏书·序纪》载为黄帝之后裔：“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4)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高祐《奏请修国史》云：“惟圣朝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自始均(5)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事实上，始均以后无传，始均以前也扑朔迷离。昌意相传是黄帝之子，受封于弱水（今四川省雅安地区，包含今攀西地区，眉山、乐山地区），建国于安息（今伊朗高原），返回中原后，修建了昌意城（今河南省南乐县一带）。昌意何时到达北土，未有文献可证。更为离奇的是，昌意受封北土，连传说也没有。始均是否为黄帝之后裔？无文献记载。因此，拓跋鲜卑是黄帝之后裔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宋书·索虏列传》云：(6)“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资治通鉴·魏纪》胡三省注引萧子显云：“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为姓，故为李陵(7)之后而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这种李陵之后的说法更是出自南朝人的臆说，其间还夹杂着胡汉思想。故而拓跋鲜卑是黄帝后裔与李陵后裔这两种说法都不足取。
实际上，拓跋鲜卑源于东胡族。鲜卑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源于东胡族。东胡强盛在战国中叶，频繁与赵、燕等国互相攻掠。战国后期，燕昭王派大将秦开兴师讨伐，大败东胡，东胡北遁千里。秦汉之际冒顿单于杀父自立后，率兵击败东胡，掠夺其大量人口，而东胡余部演化成鲜卑和乌桓。因此，《史记》三家注云：“《集解》：《汉书音义》曰：‘乌丸，或云鲜卑。’《索隐》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案：《续汉书》曰‘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以为号。俗随水草，居无常处。以父之名字为(8)姓。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也’。”居住在乌桓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即大兴安岭山脉南端）的东胡人发展成为乌桓人。东胡人的另一部鲜卑人却乘势崛起，成为北方强悍的民族。“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9)由此渐盛。”鲜卑人占据原有匈奴人领地，兼并匈奴十余万落，不断发展壮大。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落趁中原混乱不堪，先后建立政权。慕容部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四个政权，乞伏部建立西秦，秃发部建立南凉，拓跋部建立北魏，并在439年统一北方。(10)
鲜卑族之居住地为鲜卑山，“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鲜卑山即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的蒙格罕山，东胡居于此，并以此为号，曰鲜卑。《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和《十六国春秋》诸书的记载都如此，应该是可信的。然《魏书》却云：“国有大鲜卑山，(11)因以为号。”大鲜卑山在什么地方？它与鲜卑山是同一座山吗？学术界争议颇大。《魏书》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大鲜卑山的一些蛛丝马迹。《礼志》云：“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12)祖先妣配。”幽都，高诱在“北抚幽都，南道交趾”后注云：“阴(13)气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门以北是。”颜师古在“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后注云：“幽都，北方，谓匈奴。”(14)二说虽略异，其实一也。“雁门以北”，亦即古代匈奴之地。据此，拓跋鲜卑其先居住在北方匈奴之地的石室。《乌洛侯国列传》云：“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15)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据此，拓跋鲜卑之祖庙在乌洛侯国之石室。乌洛侯国始见于《魏书》，其他资料无载，这给探究石室之所在带来极大的困难。马长寿认为石室在“二河（额尔古纳河与嫩(16)江）之间的大兴安岭山脉之内”。1980年7月30日米文平等同志在内蒙古进行考察，先后撰成《拓跋鲜卑先祖石室考》《鲜卑石室北魏石刻拓片》等文，认为北魏石室位于大兴安岭森林北段的鄂伦春自治(17)旗阿里河镇附近的嘎仙洞。由此我们可以判定，鲜卑族原先居住在鲜卑山，拓跋部后迁徙到大鲜卑山。这个大鲜卑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甘河北岸噶珊山半山腰花岗岩峭壁上的嘎仙洞，就是北魏拓跋氏之祖庙石室。
嘎仙洞所在之地是一片原始森林。夏季，苍松翠桦浓荫蔽日，遍地野花盛开，灿烂似锦；冬季，皑皑白雪盖山林，一片银色世界，林海雪原中自由奔驰着各种动物。以狩猎为生的拓跋鲜卑人世世代代在(18)这里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的简单而淳朴的生活。到成皇帝毛立之时，拓跋鲜卑已发展成为拥有“统国三(19)十六，大姓九十九”的强大部落。然嘎仙洞周围气候极为恶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52摄氏度，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拓跋鲜卑准(20)备南迁。宣皇帝推寅时“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推寅迈出了北魏皇族迁徙的第一步。“大泽”在何处已难稽考，但肯定在嘎仙洞之南。宿白先生根据黑龙江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完工出(21)土的拓跋鲜卑早期墓群，判定这个“大泽”是在呼伦池。宿白先生的结论是建立在出土墓葬的基础上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信的。虽然我们难以知晓此时拓跋鲜卑的人口数量，但举族迁徙，其人口流动的规模是很大的。呼伦池（呼伦湖）以南有大沼泽，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极端最低气温零下42.7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40.1摄氏度，年无霜期仅有110—160天。“大泽”亦非理想之地，宣皇帝推寅谋更南徙，未行而崩。献皇帝邻立为了让部族乐于迁徙，杜撰了神人之言：“此(22)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荒遐”之“荒”本有长满野草、收成不好的意思，可见“大泽”亦是边远荒僻之地，拓跋鲜卑人难以维持生计，故谋再次迁徙。此次南迁，极为艰辛，“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23)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虽历经艰险，拓跋鲜卑终迁至“匈奴之故地”。宿白先生根据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发现的札赉诺尔(24)墓群认定，高深之“山谷”在辽宁省巴林左旗南。“匈奴之故地”应该是指漠南匈奴所在地，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东部。
此后，拓跋鲜卑继续南迁至盛乐，“（始祖）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穆皇帝）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烈皇帝复立，以三年为后元年。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建(25)国）三年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在这一段文字中出现了定襄之盛乐、云中之盛乐宫两个不同的地名，是否为一地？胡三省认为是(26)同一地，“疑定襄之盛乐，即云中之盛乐也”。清人董佑诚认为不(27)是同一地，“定襄郡县在东，云中郡县在西”。王仲荦、严耕望经过考证认为定襄之盛乐是指成乐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土城(28)子遗址），云中之盛乐是指云中宫（在成乐城之西四十里处）。今(29)人何天明认为云中之盛乐属“乔迁郡，在今天山西省境内”。这些说法需要我们仔细甄别。云中郡初置于秦始皇十三年（前234）。西汉时期，将云中郡划分为云中郡和定襄郡。东汉又重新设置了云中郡，下辖有定襄县。因此，定襄之盛乐与云中之盛乐宫有是同一地之可能。然《魏书·序纪》在定襄之盛乐与云中之盛乐宫中间有“（惠皇帝贺(30)傉立）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的记载，则定襄之盛乐与云中之盛乐宫绝非一地。结合《魏书·序纪》与他书所载可考知，始祖三十九年，亦即曹魏甘露三年（258），力微始迁至定襄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惠皇帝四年，亦即东晋太宁二年（324），“（贺傉立）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31)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东木根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北。建国三年，亦即东晋咸康六年（340），什翼犍迁都云中之盛乐宫（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之(32)间）。定襄之盛乐即“盛乐故城”，云中之盛乐宫即“新盛乐城”。由定襄之盛乐迁至东木根山，再徙至云中之盛乐宫，虽三地均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但云中之盛乐宫北接黄河，南靠大青山，既适合放牧，又利于农耕，符合拓跋鲜卑当时的经济情况。在惠帝之前的昭帝(33)禄官时，已“控弦骑士四十余万”；平文皇帝郁律亦“控弦上马将(34)有百万”。虽然此时的拓跋鲜卑仍是游牧民族，但一百万恐不是其民众的全部。因此，什翼犍迁都云中之盛乐宫时，流动人口的数量超过一百万。这样规模的迁徙，恐怕是历史上少有的现象。
盛乐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南部为山地，山峦连绵，丘陵起伏；西、北部地势平坦，属土默川平原。气候为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其主要特征是干旱、多风、寒冷，日光充足，温差大，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时短而温热，春季升温快，秋天降温烈。这一地区既有可发展农业的需求，同时水草丰美。这些条件满足了北魏以畜牧为主、逐步发展农业的目标。同时盛乐西南可通长安，东南可达雁门，北可去漠北，西北可达五原。南部依托崇山峻岭，山谷狭长幽深，山势紧逼，谷道奇险，便于向南用兵，军事战略意义巨大。然定都盛乐后，北魏战争频繁，军粮难以为继，加之瘟疫流行，群臣都思还北。于是天兴元年（398）七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
自嘎仙洞到盛乐的直线距离超过了两千公里，拓跋鲜卑基本上沿着西南方向完成了本民族的南迁。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本民族外，拓跋鲜卑还吸纳了一些其他民族，产生了北魏初期的人口流动。从流向来看，此时出现了以南方为主，同时兼顾西、东、北方的多元化人口流动趋向。
伴随着拓跋鲜卑的向南扩张，南方成为盛乐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区域。(35)
曹魏景元二年（261），“（力微）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文帝沙漠汗到曹魏洛阳。西晋泰始三年（267），因力微年老而回归。咸宁元年（275），沙漠汗又一次到西晋首都洛阳，并于咸宁三年（277）返回北魏。正如《晋书》所言“（咸宁元年）六月，鲜卑(36)力微遣子来献”、《资治通鉴》所云“鲜卑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始(37)遣其子沙漠汗入贡，因留为质”一样，沙漠汗到曹魏或西晋，其身份并不是使者，而是人质。沙漠汗在洛阳先后滞留了九年，接受了中原文化，西晋征北将军卫瓘担心养虎为患，便联合拓跋鲜卑执事及外部大人，欲置沙漠汗于死地。“酒酣，帝仰视飞鸟，谓诸大人曰：‘我为汝曹取之。’援弹飞丸，应弦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太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咸以为然。且离间素行，乃谋危害，并先驰还。始祖问曰：‘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是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自帝在晋之后，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颐，颇有所惑，闻诸大人之语，意乃有疑。因曰：‘不可(38)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大人乃驰诣塞南，矫害帝。”连弹弓都没见过，可见拓跋鲜卑文化之落后！沙漠汗死了，但跟从他两度到达中原的随从存活于北魏，这些流动人口给拓跋鲜卑带来高级文明的曙光。
西晋永嘉六年（312），“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陉北之地。琨自以托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39)充之”。十万拓跋鲜卑流动人口进入了马邑（今山西省朔县）、阴馆（今山西省山阴县）、楼烦（今山西省神池县）、繁畤（今山西省浑源县西南）、崞（今山西省原平市）。这些区域对于西晋而言过于偏远，但对于北魏却如获至宝，是其南迁中原的肇始。
西晋建兴四年（316），普根镇压了不服从代王猗卢的六修，“卫(40)雄、姬澹率晋人及乌丸三百余家，随刘遵南奔并州”。卫雄、姬澹是穆帝猗卢的部将，曾于西晋永嘉六年（312）随猗卢及六修救援过晋阳刘琨。六修是猗卢之子，六修之死，卫雄、姬澹有兔死狗烹之虑，于是南奔西晋并州。卫雄、姬澹率领投降代王的晋人和乌桓（即乌丸）人三百余家流动人口进入并州。
东晋咸和二年（327），后赵中山公石虎攻击代王纥那，双方战于句注山陉北，拓跋纥那战败，迁都至大宁以避敌祸。次年，石勒擒刘曜，前赵灭亡，后赵成为当时北方最强的国家。东晋咸和四年（329），“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国，从者五千余家”(41)。这是史家为尊者讳的写法，此前石勒曾败代国，此时后赵实力非常强大，不可能向代国求和。因此昭成皇帝什翼犍到后赵的首都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实际上是去做人质，是代王翳槐主动向后赵示好，此次到襄国的流动人口有五千余家。翳槐的臣服换来了后赵的好感，在翳槐与纥那争夺代王的斗争中，石虎向翳槐伸出了橄榄枝，“三年，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42)炀帝出居于慕容部”。东晋咸康三年（337），后赵单于石虎派遣李穆迎烈帝翳槐到大宁（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有强大的后赵支持，代国六千余落从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叛逃到大宁。跟随什翼犍到襄国的和随翳槐到大宁的流动人口，在什翼犍即位于繁畤后，都迁到繁畤北。
高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43)因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南朝人称其为“丁零”，漠北人又称其为“敕勒”“铁勒”“狄历”等。故《魏书·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44)高车、丁零。”故而狄历、敕勒、高车、丁零是古代各族人民对同一民族的称谓，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内称谓略有差异。《魏书》的作者将分布在大漠南北的高车氏族、部落称为高车。代国以及北魏盛乐时期，拓跋鲜卑先后对高车进行了七次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尤以女水之战和鹿浑海之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刘库仁曾打败高车族库(45)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桑乾川，在今山西省山阴县。北魏登国三年（388）十二月，太祖拓跋珪在女水（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境内）大破高车族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数万”(46);登国五年（390）太祖拓跋珪在鹿浑海（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西部额吉诺尔一带）打败高车族袁纥部，获“生口、(47)马牛羊二十余万”。将这些高车族人掳掠迁至平城一带的桑乾川，其目的是为了隔断其与故地的联系，防止再次反叛，更重要的是准备用这些外族人对付后燕。
登国十年（395），太祖拓跋珪亲率大军在参合陂（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东边的岱海）打败后燕慕容宝的军队，“生擒其陈留王绍、鲁阳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济阴公尹国、北地王世子钟葵、安定王世子羊儿以下文武将吏数千人，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余万计。于(48)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闺、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这些人口都被南迁至盛乐。
南迁之外，盛乐时期还有部分人口流向北方。
西晋元康五年（295），“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49)朔方”。穆帝猗卢将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杂胡北迁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西北部及后套一带）。
北魏皇始元年（396）十月，太祖拓跋珪亲率大军从井陉（今河北省井陉县）出发，开始大规模地攻打后燕。皇始二年（397）二月，北魏军队包围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后燕惠愍帝慕容宝突围前往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后燕灭亡。天兴元年（398）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
(50)师”。此次人口的流向是“京师”，是年七月北魏方迁都平城，因此这个“京师”应该是指盛乐，然结合《魏书》所载，并非如此。天兴元年（398）正月，拓跋珪自中山出发，幸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市）、高邑（今河北省高邑县）、邺，“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51)城，将有定都之意”。迁都邺之议被否决后，“车驾自邺还中山……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
(52)里”。拓跋珪修筑了自望都（今河北省唐县东北）经恒山（今河北省阜平、涞源间太行山脉）到代（今河北省蔚县东北）的通道，这对北魏此后平城的人口迁徙以及交通运输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山，拓跋珪决定迁山东六州民吏等往京师，但却没有返回盛乐，而是驻扎在繁畤。拓跋珪在繁畤确定国号为魏后，迁都平城。因此，这里的“京师”既不是盛乐，也不是平城，而是繁畤。繁畤在平城的近郊，直线距离仅有八十余公里。将这些人迁往繁畤，其目的是为了以后修建平城做准备的。人口流出地为“山东六州”，《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晋海西公太和二年五月“以六州之众”条下胡三省注“六州：(53)幽、并、冀、司、兖、豫也”，宓三能认为是司、冀、幽、平、并、(54)雍六州，毋有江驳斥宓三能之说，认为是冀、司、幽、平、兖、青、(55)徐、并、雍、豫十州，毋说不知源自何处，宓说证据不足，暂以胡注为是。胡注六州中，除司州外，其余五州所指均为后燕辖地。“徒何”是北魏对慕容鲜卑的称呼。此次流动人口的数量也引起人们的关(56)注，《魏书》称有四十六万，马长寿先生认为有三十六万，唐长孺(57)(58)先生也认为是三十六万，葛剑雄先生认为人口没有那么多。笔者以为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下，以《魏书》所载为是。这些“民吏”也包括皇始元年（396）投降的后燕文武官吏，“宝辅国将军张骧、护军将军徐超率将吏已下举城降……擒其将军高长等四千余人……宝尚书闵亮、秘书监崔逞、太常孙沂、殿中侍御史孟辅等并降……宝将李沈、王次多、张超、贾归等来降……所署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59)万余人”。此次将山东六州民吏、高丽杂夷和百工伎巧四十六万人迁至繁畤，几乎是把中山等地的后燕领地全部迁空了。据《魏书·食货志》所载，“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60)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则这些后燕的人口都成为北魏的农民。
有少部分人口向西流动。皇始元年（396），太祖拓跋珪派遣将军王建等率军讨伐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其部落”(61)。刘亢泥，刘库仁之次子。代国覆亡后，苻坚让匈奴独孤部酋长刘库仁和匈奴铁弗部酋长刘卫辰共同管理鲜卑族拓跋部落。刘库仁死后，其长子刘显率部谋逆，试图杀拓跋珪而自立为王。经刘亢泥营救，拓跋珪幸免于难，刘显率部南逃。刘亢泥被杀，以刘库仁为首的匈奴独(62)孤部势力被消灭，“徙亢泥部落于平城”。刘亢泥部落从广宁（今河北省涿鹿县）被迁徙到平城。登国六年（391），道武帝拓跋珪(63)“北征蠕蠕。追之，及于大碛南床山下，大破之”。蠕蠕，即柔然，亦称芮芮、茹茹等，是北魏时期北部边境强大的民族。此次战争，道武帝拓跋珪在南床山（今中蒙边境席勒山）大败蠕蠕，“虏其半部……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跋举落请降。获缊纥提子曷多汗及曷(64)多汗兄诘归之、社仑、斛律等并宗党数百人，分配诸部”。后来道武帝拓跋珪任命启拔、吴颉为将军，统率西迁的蠕蠕诸部。
还有少部分人口向东流动。登国六年（391）十月，拓跋珪率军从五原金津（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渡过黄河，攻打刘卫辰所居住的悦跋城（即代来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西北）。刘卫辰在逃亡途中被杀，其部族或降或散，子弟宗党五千余人被杀，“山胡(65)酋大幡颓、业易于等率三千余家降附，出居于马邑”。据周一良先生所考，这些山胡人“主要根据地一直是并州。尤以西河、离石、吐(66)京、五城、正平、平阳住地为最多”。这些山胡人后来被刘卫辰兼并和北迁，此次又西迁至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刘卫辰少子屈丐逃到鲜卑薛干部，登国八年（393）八月，拓跋珪南征薛干部帅太悉佛于三城（今陕西省延安市），“获太悉佛子珍宝，徙其民而还”(67)。笔者认为这些薛干部族被迁到马邑。刘卫辰被杀，其部族及山胡，以及薛干部族被迁至马邑，匈奴铁弗部的势力全部被剿灭。
综上所述，北魏初期的人口出现了以南迁为主，兼顾西、北的倾向，这与此时拓跋鲜卑的征伐战争有关。虽是初期，但也显现出北魏人口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端倪。第二节 北魏中期的人口流动
平城作为北魏第二个都城，规划与修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西晋建兴元年（313），平城首次被拓跋鲜卑作为首都纳入规划范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68)镇之，统领南部”。新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山阴县岱岳镇的新岱岳村东。虽然由于连年战争等因素的影响，穆帝猗卢修建新平城的任务并没能付诸实施，但却反映出拓跋鲜卑对平城的重视。北魏天兴元年(69)（398），“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此后，平城的扩建工作才正式拉开序幕。天赐三年（406）筑灅南宫，天赐四年（407）筑北宫垣，泰常元年（416）筑蓬台，泰常二年（417）建白台，泰常三年（418）建西苑宫，泰常四年（419）修蓬台北宫、白登山宫，泰常五年（420）建灅南宫，泰常六年（421）建宫苑，泰常七年（422）建平城外郭，泰常八年（423）拓建西宫，太和十二年（488）建文宣堂、经武殿，太和十三年（489）立孔子庙，太和十五年（491）改建太庙、明堂，太和十六年（492）建太极殿，等等。北魏平城时期九十八年，修建平城花了九十五年！修复一新的平城，规模颇为宏大：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
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
间，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
上。饮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孙恒出此厨求食。……
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太子
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又
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
伪太子别有仓库。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
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城西南去(70)
白登山七里，于山边别立父祖庙。城西有祠天坛。如此规模的都市，在当时也是颇为罕见的。现代有些学者根据平城的考古资料推断，平城可以和罗马城相媲美，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
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平城作为北魏的第二个都城，存在了九十八年。在这将近一个世纪里，北魏人口流动极为频繁。一、人口流向京师平城《南齐书·魏虏传》云：“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71)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这是南朝人眼中的平城，虽有胡汉的偏见，亦有“拓跋珪”错讹为“什翼珪”，但却反映出当时平城的实际状况。建都之初，不仅无城郭，也没有太多的人口。迁都平城之后，北魏为了修建平城以及保障朝廷供给，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诸多人口流向京师平城。
天兴元年（398）十二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72)二千家于代都”。此次迁徙中的“六州二十二郡”仍然是后燕地区，“守宰”是后燕的官员，流入地非常明确是平城。
天兴二年（399）正月，北魏军队分别从长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北）、牛川、驳髯水（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西北）三路出击，形成了对高车的包围，“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骠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迸七部，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73)牛羊二十余万头，高车二十余万乘，并服玩诸物”。这次俘获的高车部族被迁到平城东北，“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74)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这十万高车人除了建造平城鹿苑宫外，其余被编入军队，成为北魏的一支生力军，“高车侄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余落内附，拜敕力犍为扬威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谷二万斛。后高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亦(75)拜为威远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衣服，岁给廪食”。敕力犍与幡豆建被封为将军，从此这些高车人就被正式纳入北魏的军队之中。
天兴五年（402）北魏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在高平（今甘肃省泾川县一带）打败破多兰部帅木易于，并一直追击到陇西瓦亭（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境内），“获其辎重库藏，马四万余匹，骆驼、牦牛三千余头，牛、羊九万余口。班赐将士各有差。徙其民于京师”(76)。破多兰部是鲜卑族的一个部落，至木易于时始盛。此战之后，破多兰部走向衰落，后为赫连屈丐所灭。这些破多兰鲜卑人被迁到平城。
天兴五年（402）五月，后秦安北将军、义阳公姚平率众四万入侵，道武帝拓跋珪亲率大军在蒙坑（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曲沃两县交界处）打败姚平军队，“获兴征虏将军、尚书右仆射狄伯支，越骑校尉唐小方，积弩将军姚梁国，建忠将军雷星、康官，北中郎将康猥，(77)平从弟伯禽已下、四品将军已上四十余人”。天赐元年（404）三月，北魏在蒲子（今山西省隰县东北）再败后秦，“擒姚兴宁北将(78)军、泰平太守衡谭，获三千余口”。通过这两次战争，北魏对后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三千多名后秦吏民被迁往京师平城。此次战争之后，后秦年年向北魏进贡。
始光三年（426）八月，“（太武）帝以屈丐既死，诸子相攻，九月，遣司空奚斤率义兵将军封礼、雍州刺史延普袭蒲坂，宋兵将军周(79)几率洛州刺史于栗袭陕城”。屈丐，即赫连屈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大夏国皇帝。匈奴铁弗部酋长刘卫辰死后，其三子（一说次子）赫连勃勃外逃，在后秦姚兴的支持下不断壮大。天赐四年（407），勃勃自称天王，定国号曰大夏。赫连勃勃先败南凉，次败后秦，再败东晋，并于神四年（431）灭了乞伏鲜卑建立的西秦。势力扩展到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包括今陕西渭水以北、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太原临汾西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始光三年（426）八月，太武帝拓跋焘在黑水（今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西北）打败夏军，“杀获数万，生口牛马十数万，徙万余家而还”(80)。始光四年（427）六月，太武帝拓跋焘率军攻破大夏国首都统万城（今陕西省靖边县西北），赫连昌逃至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虏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擒昌尚书王买、薛超等及司马德宗将毛修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以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81)布帛班赍将士各有差”。次年，赫连昌被擒。夏主赫连昌以及被擒获的大夏国吏民被迁往京都平城。
太延五年（439）“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侍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82)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太平真君二年（441）十一月，“镇(83)南将军奚眷平酒泉，获沮渠天周、臧嗟、屈德，男女四千口”。牧犍，即沮渠牧犍，北凉国皇帝，沮渠天周是其子。北凉是卢水胡建立的政权，到沮渠牧犍时“西控西域，东尽河湟。尝置沙州于酒泉，秦(84)州于张掖，而凉州仍治姑臧，前凉旧壤，几奄有之矣”，达到极盛。太延五年（439），北魏军队兵临北凉国都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沮渠牧犍率众投降，北魏将凉州民三万余家迁于京师平城。
太平真君元年（440），“诏（周）观统五军西讨秃发保周于张(85)掖。徙其民数百家，将置于京师，至武威，辄与诸将私分之”。秃发保周，是南凉王秃发傉檀之子。南凉是秃发鲜卑建立的政权。秃发鲜卑是拓跋鲜卑的一个分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源氏条云：“源氏出自后魏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七世孙秃发傉檀，据南凉，子贺降(86)后魏，太武见之曰：‘与卿同源，可改为源氏。’”《唐原武县丞崔(87)君夫人源氏墓志》亦云：“拓跋同源，因赐姓焉。”据此，秃发鲜卑源于拓跋鲜卑，其先祖为拓跋部酋长诘汾之长子疋孤。其先由塞北迁于河西，势力范围东至麦田（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北）、牵屯（今甘肃省靖远县北），西至湿罗（青海湖东），南至浇河（今青海省贵德县），北接大漠（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一带）。皇始元年（396），秃发乌孤自称西平王，建立政权，天兴五年（402）改称凉王，史称南凉。太平真君元年（440），数百家秃发鲜卑人从张掖（今属甘肃）迁到武威（今属甘肃）。在武威，周观将这些人当作战俘与部下私分。世祖太武帝得知消息后，将周观降职为金城侯，改授内都大官，这些秃发鲜卑人被强制迁徙至平城。
吐谷浑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名之一，原为慕容鲜卑的一支，世居徒河青山（今辽宁省义县东北）。后来吐谷浑率一千七百余户从辽东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西迁至今内蒙古阴山脚下。在与西部部落、东晋的战争中，吐谷浑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并于东晋咸和四年（329）建立国家，总部在白兰（今青海省巴隆河流域布兰山）一带，与北魏战争不断。太平真君五年（444）“冬十月癸未，晋王伏罗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兰。慕利延从弟伏念、长史鸠梨、部(88)大崇娥等率其部一万三千落内附”;皇兴四年（470）四月“戊申，长孙观军至曼头山，大破拾寅。拾寅与麾下数百骑宵遁。拾寅从弟豆(89)勿来及其渠帅匹娄拔累等率所领降附”;太和十五年（491）二月，北魏枹罕镇将长孙百年率军讨伐吐谷浑所置洮阳、泥和二戍，五月取(90)得胜利，“俘获三千余人”。次年高祖诏书有云：“二戍望风请降，(91)执讯二千余人，又得妇女九百口。子妇可悉还之。”这些吐谷浑人被迁至北魏境内成为奴隶，吐谷浑的皇族诸如吐谷浑氏、谷浑氏、匹娄氏、树洛干氏等流入京师平城，或在朝为官，或与北魏宗室联姻，成为新贵。
太平真君七年（446）六月，“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92)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北魏的统治激起了民众的反抗，盖吴起义军是众多力量中较为强大的一支。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北地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省黄陵县西南）发动起义，反对北魏统治。盖吴自称天台王，设置百官，并与刘宋王朝取得联系，被授以雍州刺史职及北地郡公爵位。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北）地区氐、羌等族以及河东蜀薛永宗响应，声势浩大。北魏朝野震惊，一边派兵攻打，一边积极防守。司州（今河南省偃师市）、幽州（今河北省北部一带）、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冀州（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四州十万百姓被征发到平城修筑防御工事，以备盖吴起义军。同年八月，在北魏强大的军事力量逼迫下，盖吴为部下所杀，起义失败。
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93)。这些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城内的二千家能工巧匠被迁往平城，目的是修葺京师平城。
丁零，是《魏书》的作者对早已入居河北、山西的丁零族的称呼。《魏书》中有榆山丁零、西山丁零、定州丁零等，只不过是在“丁零”前冠以地名而已。太平真君八年（447）三月，“徙定州丁零三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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