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宇航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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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金融》(深度解读金融科技热潮，揭示全球金融领域里的中国机会)试读：
推荐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金融业卷入了被公众舆论拷问的巨大漩涡之中，市场上甚至出现了解散现有金融体系的声音，金融从业者更是被视为社会的“吸血鬼”。在此背景下，罗伯特・席勒通过《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为金融正名，指出金融有充足的潜力来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好的社会”离不开金融。
近些年来，金融科技的浪潮滚滚而来，势不可挡。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已深刻而广泛地融入到了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业态之中，同时也衍生出了移动支付、智能投顾、虚拟货币等新金融业态。在现阶段，反思金融科技的价值几何，是否有利于成就“好的社会”是监管者、研究者和从业者需要共同思考和探索的主题。
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有何不同？传统金融遵守“二八原则”，目标客户主要为高净值人群，其导致的结果便是金融覆盖面有限，金融普惠性不足，金融满意度欠缺。
金融科技是治疗上述“病症”的一剂良药，可以让公众更加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可获得性。智能投顾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10万美元困境”，普通用户只需填写问卷，也可低成本享受原先高净值用户才可享受的投顾服务。大数据征信覆盖人群更为广泛，能够填补央行征信系统的空白。在银行服务不足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和肯尼亚，移动支付已成为银行的有效替代品，为公众提供存款、贷款、支付、保险等金融服务。
第二，低成本性。银行传统的信贷审批流程非常繁复，即便是小额信贷，审批流程也不会精简。这导致审批成本高昂，在小额信贷中审批成本甚至超出回报，银行难以为小微企业或个人提供小额信贷服务。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审核等技术的出现，使得信贷审批的智能化程度有效提高，审批成本有效降低。成本降低使得小微金融服务也有利可图，进而保障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
第三，高便捷性。金融科技大幅降低了公众对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需求，用户的绝大多数需求都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来满足。比如，原先需要到物理网点才能办理的银行业务，现在绝大部分可以在移动设备上完成。此外，随着模式识别等技术在支付领域的应用，用户无需再输入复杂的账号和密码，只需要让机器识别指纹或面庞就可以完成支付，不仅便捷，而且也更加安全。
当然，金融科技也有其两面性。就像金融虽是“好的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其发展历程中也伴随着多次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科技在发展和应用过程中也伴随着诸多“危机”，比如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问题。人工智能可渗透进存款、提现、汇款、打印账户记录等银行业务中，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五大国有控股银行在2017年减员近3万人；高频算法交易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市场的闪电崩盘，引发市场的恐慌；空气币更是披着区块链的外衣，通过ICO从投资者手中骗取资金；大数据也可能会产生个人隐私泄露和歧视等问题，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中，仅2016年4—7月，公安机关缴获的信息就高达230余亿条。
这些问题的发生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摒弃金融科技？不然。我在这里做个简单的比喻：金融科技就像汽车，汽车发明后，公路上每年都会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力消耗，但是为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并非选择不用汽车，而是选择设立交通规则以及通过驾考来提高司机的驾驶能力。金融科技亦需如此，不能因金融科技可能出现的问题而停滞不前、因噎废食，而是要为金融科技设立“红绿灯”，规范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其负责任创新。此外，也需要通过自律组织等各渠道来提升金融科技从业者的职业素质与合规意识。《极致金融》的作者郭宇航是金融科技领域的资深研究者，他对金融科技的宏观思考令我感触颇深。金融是个好东西，但金融业也存在很大问题，而这些问题靠金融界自身无法解决，需要金融科技“插手”，使金融走向极致。同时，作者也是金融科技领域的早期创业者。从本书可以看出，对“好的社会”的思考贯穿作者的创业经历，也是作者选择开拓新业务最重要的参考标准。
最后，希望这本书的面世能够让更多读者和从业者思考金融科技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金融科技？金融科技与“好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金融科技这趟列车如何驶向“好的社会”？谢平
序一
2年前启动写这本关于互联网金融的书，到今天临近出版，颇有近乡情怯的心虚。
今天的互联网金融在管控宏观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迟迟跳票的P2P备案让行业愈发艰难。区块链的热潮迅速淹没了P2P、众筹，身边多数P2P的从业者已经转身进入了区块链行业，还能坚守在传统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多数是优秀的长跑者。但在一众区块链新贵的饭桌上，茫然失意的眼神似乎在诉说着：时代弄潮儿变为时代弃儿，真的只需要2017年那一个冬天？
所有的新技术都意味着“失控”的风险，金融监管的所有出发点都指向“可控”。区块链及相关商业模式在全世界的迅速蔓延，引发全球监管分歧及监管套利的空间。我受监管部门委托，进行区块链行业的调查，监管者提出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如何用区块链技术管好区块链？
所有的新模式都意味着草根逆袭的机会，而既得利益群体则面临着两种抉择：或者维持现状，或者顺势而为。但是，一切都终归难以改变技术及时代发展的潮流。泡沫的兴起，让精英有了落伍的恐慌，让籍籍无名的草根瞬间成为行业大佬，一切似乎变得很娱乐、很戏剧。
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擦身而过的是一匹匹野马，总有人翻身上马，呼啸而去。也有无数稳健的身影，与激进的人群渐行渐远，也许等待马儿们跑累了，先行者会在前方驻足、等待。
看待自己2年前的文字，就像回眸看着身后的自己，决定不再打磨，耽搁出版。无论多么不完美，那是自己当时的感悟。未来的修改和思考，会和这本书一样，永久保留在区块链上，让自己的人生无法篡改，让技术促进这个每天在变老的世界年轻一点。
是为序。
序二
从一个科技与金融方面的门外汉，转身成为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创始人，几乎我所遇到的每一个记者都会好奇地提出同样的问题：“作为一位律师，怎么会想到要创办一家P2P公司？”
为此，我绞尽脑汁搜罗了各种理由，以便可以轻松应答而且逻辑自洽：“因为我很早接触电脑，10岁学习计算机，自此埋下了对技术的狂热；我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是《互联网上的知识产权保护》；2000年开始，我为诸多中国早期互联网公司提供法律服务；2004年，我报名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硕士班，学习金融……”
其实，4年以来有关创业的些微进展，不过是我试图改变自己及更多人的生活、并且多次失败以后的偶然结果，包括这本书的诞生。
这是一个初窥金融的科技爱好者试图解释金融存在的问题的一本书，虽然写书这种梦想是每个读书人的追求，结果却差强人意。激发我写作的除了过去5年的创业经历，还有来自各国的金融科技领域的游历经验以及由此触发的一些体会。
基于以上原因，书里面的很多描述方式和思考结果并非完全是严谨、缜密的理论推导，更多的是面对金融业的保守与傲慢、科技的狂飙突进与肆意妄为而引发的一些感悟，但愿能够给予从事金融、科技研发的人们一点可供争论的素材，也向那些被互联网金融的热潮所裹挟而进入这个寒暑交替、似是而非的领域的创业者们致以敬意——我们都在努力改变金融。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也有很多科技工作者，在互联网金融热潮兴起之前，他们之间的交集并不多，彼此的误会却不少。
有一家著名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的CTO向我抱怨，公司内除他以外的所有高管似乎都分不清IT（信息技术支持）与TECH（软件科技开发）的区别，常常当面称呼他的部门为“IT部门”，以至于这位海归技术负责人经常需要当面纠正他的同事们：“我们是TECH部门，不是IT部门！”
创新的金融科技公司，无不以软件技术研发为核心，引领业务发展，决定公司战略。技术成了新一代金融科技公司的强力引擎。
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机构开始调整架构，赋予技术部门更高的权限和资源，期待在金融科技时代与一代互联网公司在新的维度与层面上展开较量。这一次，不再是银行、券商、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之间的效率与成本的较量，而是面对他们眼中曾经的门外汉——互联网公司。
信息技术的第一波创新由硅谷发端，以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结合的方式构成了全新的信息化革命，改变了传统行业的运营方式、企业的管理方式，在数十年时间里，几乎提高了每个行业的生产效率。信息技术让繁复的数据统计变得瞬间可得，将自动驾驶变为现实，却也使得股灾全球同步。科技，用它高效的方式冲击着金融行业，使早已僵化的细胞不断产生裂变、重生，直至潜龙升空。在最近一两年里浮现出的金融科技，这一看似全新的行业，使全球风险投资趋之若鹜！
几乎所有的信息技术革新都有可能被应用于金融，但是否意味着这些被应用于金融的技术都是金融科技呢？当前我们讨论的金融科技的内涵和外延分别又是什么？金融与科技发生关系从何时开始？未来又将往何处去？金融与科技的结合似乎早就伴随着金融的起源而开始，为何近年突然炙手可热，成为近乎振聋发聩的全新概念，同时引发了硅谷对华尔街强有力的挑战？
自信息革命以来，现代科技的发源地——硅谷，同样也是金融创新的热土。整个硅谷涌现出众多伟大的科技公司，其伟大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在金融估值上的成功。思科，曾经一天的交易量超过中国整个股市一天的交易量；苹果，掌握着1000亿美元现金，比美国政府更阔绰；微软，稳坐科技股市值第一的宝座多年……如果一家科技公司在估值上没能成为行业翘楚，它的伟大会很轻易地消散在风中，而借助金融的估值方式，则不难引发社会的关注。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谈论的金融科技才是金融的极致。金融科技的发展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从未停歇，只是不知不觉间有了惊人的提速。
正如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其后需要很多年的缓慢修复，才能重新达到多方利益的暂时均衡。这一波金融科技带来的冲击，与其说是技术本身的革命性，倒不如归功于四个字：人心思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后遗症至今仍在影响我们的生活，老牌的金融帝国都遭受了从金融行业到社会经济（乃至政治格局）的巨大冲击。英国民众喊出的口号——Kill the banks——彻底宣泄了他们对金融体系的严重不满，他们认为金融业的过度发达早已背离了金融的初衷，不仅没有让底层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反而不断沦为西装革履的金融精英们无耻敛财的手段。2011年人们在纽约占领华尔街的行动，也将这一不满在华尔街上空唱响，对整个传统金融的运行方式投出了庄严的否决票！
代表草根和向上力量的硅谷，接过了“改变金融”的大旗，向华尔街不经意间发起了挑战！这股技术清流甚至得到了传统金融力量的欢迎。华尔街亟需向民众证明，他们也在拥抱变革，甚至不惜展现出对金融科技狂热的追逐，自我否定式地承认：“科技是金融的未来！”“我们其实是一家技术公司！”发自高盛CEO口中的这句话在民众看来无非是不得已的自我辩解。但在华尔街精英眼里，不吝于一个晴空霹雳。在他们眼里，技术部门不就是IT部门吗？后台的作用再怎么重要，不也就是一个支持部门吗？巨额的利润和纷繁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都是数学、统计、金融背景的华尔街精英的伟大创造，又岂是几个写代码的程序员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作为金融行业皇冠上的明珠，高盛几乎是70后金融从业人士的梦想，进入高盛是很多人从事金融的终极目标。西装革履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汗衫拖鞋？
在创办点融网的过程中，在大大小小的互联网金融行业论坛中，我听到金融专业人士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互联网就是一种工具！”其次就是：“金融的本质是风控，互联网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
这两句话挑不出字面上的毛病。但是，如果仅仅把互联网当成工具，无论你从事金融多少年，你还只是传统金融思维。如果盲目认为，技术背景出身的创业者不懂金融，金融从业经验的优越感始终还是溢于言表的话，那就注定金融科技对你助益甚微。我从来不认为传统金融与金融科技是新旧势力的对垒，而是对科技与金融关系认知的差异。银行、证券、保险从业人士不必然就是传统金融。即使在科技公司里，能认识到技术对金融有影响的也并非多数。每个人对金融和科技的观点决定了各自的阵营。
在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里，发展迅速的往往是那些将科技提高到战略层面来重视的公司。不得不说，高盛在外人眼里的屈尊纡贵无疑是另一种凤凰涅槃。
2012年，我刚刚创办点融，网站还没有上线，花旗中国的PE部门就开始接触我们，我第一次感受到银行与科技的平等对话。
花旗PE基金合伙人在饭桌上提到，当年Paypal找到美国花旗投资部门的时候展示了互联网支付的商业模式，被那个时候的传统金融大佬直接漠视，认为一家技术公司居然想触及金融最核心的支付业务，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自不量力，投资自然免谈。“今天，我们看到了P2P在美国的发展，容不得我们忽略你们点融在中国的发展。也许最终，我们未必会投资，但我们必须关注新科技、新的商业模式对我们的影响，这与规模无关。”这位合伙人如此表述。
彼时，我们连创始人在内只有5个工程师。3年后，渣打PE成为我们的重要投资人，领投2.07亿美元，成为中国本土从0到1创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中最大的一笔私募股权融资。
作为一名律师，我踏入互联网金融（在中国，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暂时还没有清晰的定义划分，以我创业时约定俗成的称呼更能反映原貌）创业是偶然中的必然。
这本书的写作远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很多貌似可以成立的结论，细细深究起来，总是破绽百出。如果读者能从本书的阅读过程中发现不止一处荒谬的地方，那么恭喜你，你获得了阅读的另一种快乐——发现自己比作者高明。如果还能动动笔写下来，发给我的微信公众号或我的邮箱，你的评论将有机会成为我下一本讨论金融科技的书的内容，当然是在征得你的同意之后。我也将邀请10位我所尊重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创业者，对本书的具体内容进行批驳，以完成金融科技的行业专家探讨，最终为中国金融科技行业发展提供一些思考和有益的结论。
当然，本书虽着重阐述了科技进步为金融发展带来的耳目一新的可能性，但这并不代表科技的绝对领先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社会发展的绝对权威。
一切最美好的变化总是不可见，如同我们在接吻、流泪与梦境时往往选择闭上眼。第一章科技凶猛
在《算法帝国》一书中，作者克里斯托弗・斯坦纳描述了这样一幕：以算法为代表的科技攻陷了华尔街。2000年，华尔街通过计算机程序交易的比率不足美国股市交易量的10%。而现在，华尔街70%以上的交易依靠所谓的黑盒子或者算法交易运行。
这一细节向我们彰显了，在全球范围内，金融与科技的结合都已经成为未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一场关于金融未来的“权力的游戏”，正在悄然开启。从华尔街摆向硅谷的钟摆
传统金融机构往往有一种执念，他们试图用金融的手段来解决金融的困境。在政策庇护下，中国金融业在过去几十年高歌猛进，很多人分不清这是天时、地利，有人以为是自强不息的结果。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还是有很多人自信自身仍然可以从容应对。
所以，面对这一轮金融科技的破坏性创新，传统金融机构中有一种声音——即使最糟糕的事情最终发生了，大家还是有时间和方法应对。
在一次论坛对话中，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领导告诉我，首先，相比科技过去颠覆的行业，例如广告、音乐、游戏、影视等，金融业有着与众不同的进入壁垒，比如牌照、监管、信任机制、数据资产、严格的规章、大量的资金以及较高的人才储备。其次，即使创新式金融科技公司突破了以上壁垒，传统金融机构仍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完成自我救赎，比如兼并这些企图颠覆自己的企业。
他们这么想是有理由的，对于创业公司，BAT尚且热衷买、买、买，这些财大气粗的金融机构，钱包更厚，底气自然更硬。
之前，一家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创业公司Consider Simple ，就标榜自己的理念是“反银行”。作为线上银行，它没有实体分支，提供易于使用的软件，对实体银行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讽刺的是，这家反银行的急先锋在创业5年后，就被西班牙银行业巨头BBVA （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收购，成为它企图瓦解的银行业的一部分。
说实话，如果不是硅谷在最近20年的快速崛起，我也会相信金融机构那一套说法。但事实证明，技术的威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虽然大多数曾经依靠算法独领风骚的科技公司都将自己卖给了金融企业，但有一家科技公司最终坚持了独立，并发展成为一家证券集团。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彼得菲，最初是一个居住在美国的匈牙利难民，机缘巧合之下成了程序员。彼得菲用自己的编程技能和数学知识，创造出了分层算法，从而颠覆了一个对他而言很陌生的领域——华尔街证券交易所。
他所创立的公司虽然名为盈透证券集团，但其员工75%以上都是程序员和工程师，被认为是华尔街版的谷歌——由工程师生产产品并做出重大决策。换言之，与华尔街的大多数公司不同，这家公司本质上具有硅谷基因，这也是这家公司被认为能够持续领跑华尔街的原因。彼得菲称，他“会一直坚守在战场和那些自称为宇宙主宰者的人进行较量，尽管很不容易”。要完成这一点，则需要有“极致”的坚持。一家技术公司越成功，面对金融资本的诱惑就会越大。
这两个案例说明了两点：第一，科技正在不可避免地改造整个金融行业；第二，对科技公司来说，推翻金融机构虽不易但并非没有可能。金融机构通过兼并或投资创新型金融科技公司来完成自我救赎，或者金融机构被金融科技的破坏型创新颠覆。无论哪一种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改变了旧有的金融机构形式。
金融公司与科技公司，是有着不同文化基因的两种公司，它们之间的较量就像华尔街文化和硅谷文化之间的较量。
华尔街文化意味着绝顶精明的年轻人遵循传统，他们进入联系紧密的精英圈子，同时谨慎地维护着这一圈子的规则，排斥圈外人员的进入。
而硅谷文化则大为不同，虽然硅谷文化同样是由一群绝顶聪明的年轻人来塑造的，但是在硅谷文化里，弥漫着某种雅皮士遗留下来的叛逆精神，他们思维活跃、敢于挑战、突破陈规，并且乐在其中。对硅谷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人生的使命就在于践行乔布斯的名言，“生来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因此，硅谷文化总是意味着以尖锐、迅猛的技术创新冲击现有体系中的不足，直至取而代之。
这种较量无处不在，科技正趋于上风，从人才的走向中就可见一斑。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数据显示，MBA毕业生进入投资银行的比例逐年下滑，从2006年的26.0%腰斩到2015年的13.3%。同期进入科技公司的比例则翻了1倍，2015年达到了11.1%。
这种变化也在中国发生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们所说的IT业，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年平均工资为122478元，金融业年平均工资为117418元，这也是IT业平均工资首次超过金融业。如今行走在上海的陆家嘴，很多金融机构都觉得日子难过，而在北京的中关村或者杭州的西溪创业园，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则空前高涨。
华尔街精英坐拥牌照之便，忙着赚大钱；硅谷精英则充满了使命感，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某种意义上，金融牌照、政策倾斜、资本壁垒和人才积累，是传统金融的最大优势，却也是最大束缚。反观科技公司，与生存压力相伴，容易激发解决问题的能量。在比对了数十个金融科技独角兽公司的成长史之后，我们发现，没有金融牌照，完全没有妨碍科技公司的金融创新和成长，因为那些最成功的金融科技公司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优雅的佐罗
黑罩蒙面的佐罗总是在悠扬的西班牙音乐中登场。
最初的金融科技公司，都是一批面向金融机构提供系统开发和技术支持的企业，这一点和金融科技历史上1.0时代和2.0时代的特点不谋而合。从电报、电话、传真到互联网，金融科技似乎一直作为一种工具推进着金融业务处理效率的提升，推动着金融机构服务和产品的创新，并最终大幅提升了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
直到3.0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被大量使用，而擅长使用这些技术的公司也随之强势崛起。金融科技公司的身份也从技术提供者变身为服务提供者，直接面向消费者，提供包括家庭账单管理、会计软件、贷款撮合、三方结算等服务。曾经与金融机构站在一条阵线上的“战友”，转身成了“优雅的佐罗”，在对金融暴利的声讨中，挥舞着无往不利的技术之剑来拯救民众于水火。
这些真真假假的“佐罗”目前主要活跃在零售银行、支付和转账、借款和理财、金融财富管理以及比特币交换市场等场景。
零售银行被认为是未来5年内传统金融业最容易被颠覆的领域。现有的金融科技公司大多没有实体银行，在云端为客户提供消费反馈，并自动记忆、分类、对所有消费记录形成可视化数据等。这类企业的代表是Moven、网商银行、微众银行。
在个人支付和转账领域，金融科技公司逐渐占据了绝对优势。1998年，Paypal上线。此后，支付宝、微信支付、Apple Pay等移动支付平台各领风骚。未来，这些科技巨头还将围绕各自的支付平台，开发一系列的消费级产品，进一步提升客户在手机端的支付体验。
自Zopa在2005年诞生之后，以普惠金融为名的P2P借贷模式兴起。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Zopa式的新兴企业，美国有Prosper和Lending Club；欧洲有Bondora、Lendico、Trustbuddy、Ratesetter、Smava等；亚洲有陆金所、Harmony、Society One、蚂蚁金服、点融、PPDai等。实际上，到2017年7月底，中国还有近2100家P2P网贷平台在运营。
人工智能进入金融财富管理领域帮助用户进行资产管理也是方兴未艾，但这类公司大多数着重于对二级市场的投资。如Betterment ，每月可自动将用户储蓄卡里的部分资金投放在股票、债券、共同基金等中，并根据用户对风险的接受能力自动调控投放金额和比例。
比特币作为一种点对点形式的数字货币，已经发展多年。比特币兑换与钱包服务公司Coinbase ，目前为全球数万家公司提供比特币支付服务。其底层技术区块链也开启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不仅金融科技公司，全球各大金融机构都在紧锣密鼓地投入资金，发掘区块链技术在登记、确权、智能管理、支付、交易、计算等方面的潜力运用。
无论在哪个领域，金融科技公司发起破坏式创新的基础，都是传统金融行业的痛点，所谓“彼之砒霜，我之蜜糖”。
比如，金融机构过于强势，贷款业务手续过于繁琐，实体银行业务办理等候时间过长，银行服务体验太差……这些痛点大多由传统金融机构的特点决定：严苛的风险控制体系、分工过细的合作机制、追求利润的惯性思维、冗繁的组织架构以及陈旧的软硬件系统等，很难实现自我革命。
相反，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基于这些痛点，进行革新，提高服务效率、简化流程、提升反应速度、增强安全性等。
以P2P网络信贷为例。银行花费数周来决定是否借贷，而P2P平台只要几分钟，如今的现金贷平台，可以以秒为单位来审批借款者。
摩尔定律已经生效了几十年，IT系统也升级了无数次，为什么银行还需要这么长时间？虽然银行的硬件实力已经进入21世纪，但是他们基于物理网点的组织架构，还停留在20世纪。和用户接触的普通柜员可以处理交易，但是不能评估风险；用户填好相关资料之后，由支行转送分行或总行，由总行的专家进行风险评估。仅审核申请者资质的过程，就需要数周时间。
但P2P就要灵活许多，网上自助表格代替了柜员，自动系统代替了专家，前台与后台的距离不再遥远。因此，P2P能够用少量成本快速做出决策。对坏账数据有着巨大弹性的容忍度也是银行望尘莫及的。
尽管每家公司采取革新的方式不同，但从对金融行业的威胁程度看，佐罗们也可以再具体分为改良者、替代者和颠覆者。
1.改良者。他们大多并不试图代替或改革银行业系统，只是出于自身的业务需求，客观上减少了传统金融服务中的痛点，改善了传统金融服务的质量和体验，对现有的金融机构并不构成威胁。现有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其定位便是银行的补充业态。另一些金融科技公司，则成为现有金融资源或机构的整合者，提升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效率。比如Mint ，它可以将你所有银行上的账户都集合在自己的数据平台上，使用户不再需要使用软件进行手动记账。Mint可以对所有消费信息（如金额、地点、物品等）自动分类、整理、合计，并生成可视化信息。
2.替代者。也有一些公司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不是简单改善或修补行业的某个缺点，而是利用创业公司的灵活、对客户的重视、技术的革新等来替代传统服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传统金融机构比作客户与金融间的中间人，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均通过自己的服务体系来取代原有机构，即“去中间人”或“去中心化”。他们的目标是用软件和服务器完全替代银行的某些核心服务，背后的逻辑是，你不需要一个第三方组织来进行金融交易，你只需要一个服务器。这类企业也被认为是替代者。
Zopa便是如此。作为P2P贷款业务的鼻祖，Zopa从有钱人手里拿到钱，以处理器作为可信任的中介，把钱转给需要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服务器可以处理交易、评估风险，而无需人的参与。这种业务模式对银行业核心产品——信贷，产生了可怕的替代作用。我给P2P借贷的定义是：让陌生人之间直接形成借贷的法律关系。
高盛一份关于新兴借贷市场的报告显示，这些新的P2P平台将在传统金融公司的6个关键业务部分去中介化：客户贷款、小微企业贷款、融资贷款（比如对非投资型业务的贷款）、抵押贷款（包括创业和服务业）、商业房地产贷款和学生贷款。2014年，美国银行在信贷市场赚取了大约1500亿美元，高盛估计“在随后5年多的时间里，银行去中介化将威胁到110亿美元之多的年利润”。
这不仅仅在信贷市场发生，这些敏感的平台也正在蚕食汇款、外汇、贸易等领域。如Currency Cloud（全球金钱交易处理平台）、eToro（社交交易处理平台）。
3.颠覆者。如果替代者只是试图替代银行的某些服务和义务，那么颠覆者则试图重新定义金融服务是什么。这类颠覆者往往掌握一些关键的技术，比如非结构化数据建模、数字加密货币、区块链技术等。他们具有完全变革的能力，会让金融以我们不认识的方式运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金融领域的技术运用方式，即使全部教给传统金融机构，金融机构都无法直接使用，或不敢贸然使用。原因恰恰就在于金融机构的传统优势上：牌照引发的强监管束缚、政策风向变化导致的随时干预、创新早期的亏损与巨额既得利润间的权衡、金融行业丰富经验人才的思维惯式束缚。
对当前金融机构产生真正威胁的，是替代者和颠覆者。但这三者的身份并不是绝对静止的。
区块链技术被认为具有颠覆者的力量，但这个技术也能解决传统银行的许多问题。比如，因为区块链的记录功能，银行不再需要手动盘点账单，从而可以大大节省运营成本；站在审计的角度，区块链的信息透明性也减少了风险和工作难度。
同样的，改良者也可能转化为替代者和颠覆者。比如，提供移动支付服务的企业当初大多都是改良者，主要任务是拾遗补缺。尽管目前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占据了移动支付市场，但其存在无法完全取代传统机构，每年移动支付的额度还要看“央妈”的脸色。通过“抢客户”削弱了银行的某一服务。并且其存在改善了支付体验，大量沉淀资金也可间接为银行实现揽储目的。
让传统银行警惕的并不是埋头只做移动支付业务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而是积累了大量年轻用户并培育起金融服务黏性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它们已经利用丰富的使用场景、强势的流量入口、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大量的数据资产和扎实的技术研发实力，切入更多金融服务，认真地做起金融业务，成了实实在在的替代者。而且，它们很快会变身为更具有威胁的颠覆者。腾讯、阿里分别取得了银行牌照，带起了镣铐起舞。面对同样的束缚，腾讯、阿里会使用更具张力的突破手段，层出不穷的技术概念也让监管层应接不暇。
其实，这一切正在发生。在腾讯的微众银行公布的2016年年报中，开业的第二个完整年，这家没有任何物理网点的银行净利润超过4亿元，暂居民营银行盈利榜首。截至2016年年末，尽管微众银行信贷资产规模比年初增长了7倍，超过了300亿元，但不良率仅为0.32%。而实现这些成绩的基础，是微众银行主动授信的9800万客户，最终开通并激活的用户达2200万。科技凶猛，我们该怎么办？
伴随着金融体系的重塑，行业的游戏规则也在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并且进行着权力的转移。对每个人来说，最实际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不会被时代所抛弃？所以，比起从头再来，更重要的还是与时俱进。
30年前，当算法对华尔街交易所造成冲击时，便曾带来过一次权力的转移。1987年以前，算法机器在华尔街还没有用处。那时候，银行家们才是最让人瞩目的。背后的原因不光是他们是一群拿着高薪的精英，还因为他们掌握着一门技术，即复杂的金融工具，这门技术在金融圈外几乎没人懂。
但不管怎么样，那还是一个由人来执行决定和策略的世界。无论经验值、背景、能力有多大差异，这些银行家们相同的地方在于都是基于个人对市场走势的判断、对已经持有的股票量做出决策，很多情况下致胜仅仅是凭不确定的直觉。决策者发出交易信号给另一个人，后者在笔记本上记录交易，这就是当时的华尔街。
1987年，彼得菲创造出了分层算法，开启了华尔街的新篇章。这个算法包含了一个高明的交易员在决策时所要考虑到的全部因素，其不同之处在于电脑运行算法、核实价格、执行交易所用的时间要远远少于人为操作。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算法带来的速度提升在当时达到“极致”！这在今天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用代码构建算法的能力还很罕见。凭借着这种能力，彼得菲在交易中往往能够先发制人，击败其他银行家，抢得先机，完成交易。彼得菲颠覆了一个对他而言很陌生的领域——华尔街交易所，并实现了个人命运的改变。现在，他的财富已经超过了安迪・克鲁夫。
彼得菲的成功，让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闻风而动，不仅招聘聪明的交易员，还大量雇佣聪明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将数学和科学融入金融交易，算法交易在华尔街引发巨震。在彼得菲之后，电脑程序员、工程师和数学家开始了对金融市场长达20年的大举进攻，他们所使用的利器就是算法和自动化交易。
最后，华尔街对“人才”的要求便修改为：擅长编写复杂代码、焊接半导体芯片，并运用数学知识探索迷宫般的市场结构。
算法对华尔街的攻陷，也带来了权力的转移。一群金融工程师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和超级计算机，在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中淘金，逐渐成为华尔街的新贵。据称，当时在华尔街工作的约有2000名数学或物理学家。
回顾金融史，你会发现，数学或物理学家依靠算法跃升为华尔街新贵，并不是少有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专有、昂贵而又秘密的科技向来都是金融与商业网络的基本结构。走在最前面的人就占据了赚钱的优势地位，他们最后都成了富人。
1815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内森・罗斯切尔德就经常利用科技之便增添财富。他和他的四个兄弟在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和法兰克福开办银行，几个兄弟经常用信鸽在银行之间传递带有加密信息的小纸条。这个简单的办法，让罗斯切尔德的银行比其他用人骑马送信的对手更占优势。
让罗斯切尔德家族一战成名的例子，莫过于他们在拿破仑滑铁卢战役后的表现。早在滑铁卢战役之前，罗斯切尔德家族就建立了自己的战略情报收集和快递系统，他们的情报人员被派驻欧洲所有的大城市。更关键的是，这个情报系统的效率和准确度远远超过了官方的信息网络。正因如此，罗斯切尔德家族才能比官方更早一天得知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并利用这个时间差，取得了大量的财富。那时的科技并不高深，也许就是灵光一现和执行力的差异。
那些不能正确掌握科技的人，终会被权力抛弃。花旗的研究人员预计，在未来的10年，金融科技领域的革命将让传统银行1/3的人员失业。好消息是，那些银行高层也不例外。
虽然我们都能理解，金融科技正在改变市场，P2P、手机和区块链都很重要。但我们的挑战在于不知道该做什么，而且咨询师也没有答案，因为他们自身也面临被机器替代。
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许多银行家，包括那些给银行家出谋划策的咨询师，都很难跟上节奏。2015年7月，Adaptive Labs调查公司发布了针对110位英国金融高管的调查结果：大多数最高层决策制定者对金融科技世界的变化不了解，或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新竞争对手是谁。缺少关注的原因在于独角兽公司的崛起速度过快，快到他们来不及反应。可能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会突然出现一家独角兽，然后迅速填补一个重要市场领域里的关键位置。
这种无知也随之影响到银行家们的自救。为了适应新金融科技结构，银行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运作方式。在一个所有东西都免费的世界，银行不得不采用更加柔性的价值创造方式，而不是依赖10年后可能不复存在的产品。
那么，一家以物理网点为基础、以产品为中心的银行，怎么才能转变成一家以数字分销渠道为主、以客户为中心的银行呢？这一波金融科技的核心是数据传播，所以旧的金融机构体系必须改进他们建立在实体网点上的基础，将数字化置身于中心位置。一旦致力于此，银行就把体系和组织架构从以产品为中心的实体结构，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数字平台。
大道至简，践行不易。对于银行领导者来说，这太激进了，也太艰难了。已经有了这种意识的领导者，他们最多在现有结构上增设一个数字总部，让它去做改变的工作。但对于银行最大的资产——数据，银行却没有善加利用。根据福瑞斯特研究公司的报告，只有3.0%的数据被做过标记，不到0.5%的数据被分析过。
研究发现，2014年欧洲银行在信息技术上花费了400亿英镑，但其中只有70亿英镑（17.5%）流向新系统，剩下的330亿英镑（82.5%）花在修补和维持旧系统上。这样的场景何其相似？
在旧系统上缝缝补补的做法，最后反而让银行增加了更多的累赘。很多银行都有数十个存款系统、数十个交易系统以及在不同时期创建的几十个其他系统。这些系统被添加了越来越多的渠道和功能，但是核心结构没有改变，这是它们的问题所在，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彻底替换的风险。
这些问题的堆积，最后是否会导致银行的毁灭，现在还很难判断。但能够确认的是，科技在金融业的运用，让服务的自动化成为金融行业革新的趋势。银行中的一些传统业务会受到威胁，很多人会因此失去工作。
智能投顾和机器自动化处理让原来金融服务中的某些环节节约了大量人力，甚至可以完全不用人力。在金融财富资产管理领域，一些金融投资软件，比如Betterment、Nutmeg、Wealthfront和Robinhood ，都可以自动划取、分配资金到不同的金融产品里，它们正在逐步取代部分传统机构中的理财顾问。
根据美国富国银行的一项调查，美国现仅有16%的80后、90后愿意与机构理财顾问打交道，剩余的人群更偏向使用人工智能的理财软件。
除此之外，机器自动化处理（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简称RPA）也逐渐被更多的金融科技公司采用。RPA在处理一些繁琐任务上比人工更精准且效率更高，可节省40%～70%的人工劳动成本。当然，RPA是否可以完全取代人工仍存在很大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越来越多的金融科技公司在采用这项科技。
在金融科技的冲击之下，一些工种和服务彻底消失。在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发布的一份有关银行发展的分析报告中，到2030年，部分银行及其服务可能消失，类似Siri的人工助手将接管客户的生活与金融服务。如此一来，传统银行的多数部门或将消失，而专业的服务则将获得巨大发展。在报告中，毕马威设想了一种类似Siri的人工助手EVA。通过获得用户的健康、偏好、支付、社交媒体等数据，在用户闲暇时与其沟通，提供符合其口味的商品，为用户推荐短期现金的最佳管理方式并解决金融问题。
随着这些工种和服务的消失，一部分人已经或者即将失去工作。荷兰的ING银行曾宣布一个可以让他们在未来省下近9亿欧元的“数码转换”计划，而计划的内容就是——先砍掉5800名员工，未来再视情况让另外1200名员工转职或是裁掉。瑞信也打算在2018年年底前节省35亿瑞郎开支，并在全球范围内裁员5000多人。
除了这两家银行，几乎全球大大小小的银行都有裁员计划。统计数据显示，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业雇员数量相比最高点减少了73万人。
科技凶猛，变化无常。无论如何，我们都躲不过趋势。那些拒绝拥抱科技的金融机构，必然将在竞争中式微，希望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机构，则必然要走向未知的领域。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这股去人工化的金融科技潮流中该如何自处？
对此，我的想法是，让每个人都去学习写代码、搞人工智能，不仅不现实，而且没必要。对于金融科技保持持续关注，多与科技人员进行跨专业交流，谦虚谨慎地评估科技可能带来的改变，逐渐在变化中找到可以抓住的新机遇，这些有可能帮助我们在新浪潮中活出一些机会。金融科技改变全球金融版图
金融科技有极大潜力颠覆并重塑传统金融行业，因此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
在全球范围内，与金融科技相关的初创公司数量高达4000多家，并且这一领域的投资总金额从2011年的约24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约232亿美元。
资本、企业、政府支持等资源的聚焦，也推动了多个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形成。在这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争夺战中，各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给予扶持，以期影响到全球金融版图的改变。
我所在的上海，一直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为目标，上海的金融科技同行也在致力推动上海成为全球的金融科技中心。
在人类历史上，金融中心的兴衰是常态，全球金融版图也是在变化当中。在金融中心的诞生与衰落过程当中，科技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伦敦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分不开。对科技的掌握，让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伴随着物美价廉的工业品在世界各国占领市场的步伐，英镑成为当时在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货币。
纽约跻身国际金融中心并巩固自身地位的过程，也与科技创新息息相关。凭借商业贸易和伊利运河开通带来的强大腹地经济以及证券市场制度的创新与发展，纽约初步确立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此后，纽约通过石油—美元定价机制，维持美元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并通过包括佣金自由化、风险资本市场、金融证券化在内的创新举措，吸引欧洲美元回流，提升纽交所的交易效率和能力。依托美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纽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最集中的城市，其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成为政协委员后，我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提案》。在这个科技改变金融的年代，上海想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就要成为国际金融科技中心。抓住了金融科技，才抓住了金融的未来。
但是很多数据显示，中国的金融科技产业结构其实不如美国，巨头当道，生力军不足。英国金融科技公司协会创新金融（Innovate Finance）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吸引了77亿美元的投资，金额位居全球第一。但是，仅蚂蚁金服一家就获得了45亿美元的投资，陆金所和京东金融分别融资超过10亿美元。
如果将这3家巨头去掉，2016年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投资仅10亿美元，融资交易数量仅25笔。反观美国的金融科技领域，虽然投资金额是61.8亿美元，但是交易数量却高达650笔，位列全球第一。
这么看来，中国金融科技有点未老先衰的气象，还没开始爆发就被巨头捷足先登。但其实，中国的金融机构还有大量的需求未被满足，中国面向消费端的金融科技市场可能已经趋于稳定，但是面向机构端的金融科技行业还有大量机会。
未来，在有行业门槛和技术壁垒的金融科技市场，中国还将诞生一批小而强的企业，这是我看好上海成为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的原因，也是我转型金融科技投资的主要动力。第二章金融的极致是科技
谁都承认，金融业存在很大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但是，将近10年过去了，一切发生扭转了吗？金融的问题靠金融界自身能解决吗？既然你们几百年都还没解决，那么让我们来试试？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华尔街的贪婪引来了很多人的质疑：金融体系到底是为经济服务的，还是为一小撮人的暴利服务的？面对汹汹民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忧见金融信心不振，提笔撰写《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细谈金融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虽然有时也会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麻烦，但是归根到底，金融是个好东西。作为一名法律出身的金融从业者，我也一直把这本书当作枕边读物，支撑我在布满荆棘的金融创业路上砥砺前行。
而在当下的中国，关于“金融的邪恶”的争议似乎才刚刚兴起。近10年来，公众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国进民退”转向“脱实向虚”，一方面是金融业惹人侧目的暴利，另一方面是实体行业有目共睹的艰难。2017年两会期间，甚至有某国有企业前掌舵人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经济已经“脱实成虚”。在中国，本应该是好东西的金融，似乎反而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
在中央的高层会议上，将金融和经济关系定调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安全已经被上升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度。按照这个定调，反过来推测似乎也成立，即“金融缓，经济缓”。目前看来，这似乎更能描述中国当前金融体系的症结，即中国经济迎来了换挡升级的新常态，中国金融却未能同步换挡升级。所以，不是经济环境拖了金融的后腿，而是金融效率拖了经济的后腿。
在企业经营中，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是，如果这家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很快，即使它的利润率较低，仍然能够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这就是薄利多销而厚润的道理。提升资金周转率的关键方法，就是减少停留时间。这一点，企业界已经做到了极致。连汽车行业这样非常“重”的产业也不例外，丰田在几十年前就尝试JIT （just in time）生产，尽量减少库存（甚至没有库存），上汽集团的资产周转率也高达100%～150%，运营效率高居行业之首。正是靠着惊人的周转率，作为地方国企的上汽才能击败作为央企的一汽，成为国内汽车销量冠军。只有让每一分钱都跑起来，企业才能尽可能多地赚钱。所以，企业都会非常注重资金效率。
相比之下，金融机构的效率不及其他企业高，中国金融机构的效率又不如国外金融机构高。有资料显示，中国工商银行的总资产周转率在3%左右，中国A股上市的商业银行的资产周转率也就在这个水准。作为对比，美国富国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市值虽然相近，截至2017年6月都在2700亿美元左右，但富国银行的资产周转率接近5%，比工商银行高出了一大截。
在效率相对低下的金融体系牵扯下，中国经济的效率也相对偏慢。如果将国家看作企业，那么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对应的就是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2015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流通速度
备注：M1流通速度=GDP/M1，M2流通速度=GDP/M2。数字越小，说明流通速度越慢。
资料来源：Wind。
所以，虽然央行这些年印了很多钞票，但是企业总感觉缺钱。很多企业等钱等得濒临破产，钱却在赶来的路上频频遭遇堵车。钱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运转速度不快。同样是1块钱，在美国能够短期内快速经过五六家企业的手，而在中国，可能会在银行或者一家企业的账上趴一整年。
对于货币流通速度放缓的原因，有一种解释直接指向了金融机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意味着金融中介效率的下降，储蓄难以直接有效地转化成投资”。
可见，中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一方面中国企业周转率颇快，并不亚于很多国外同行；另一方面中国金融机构效率相对较低，显然拖了后腿。
因此，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主要取决于金融效率的提升。而中国金融效率的提升，短期内看得到的方式，就是依靠金融科技的落地。科技提升金融效率
资金就像血液，流动起来才有价值。如前所述，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正在于资金流动效率偏低，一方面有人手上握着资金花不出去，另一方面有人嗷嗷待哺却借不来钱。目前看来，这种资金的结构性错配，在传统的金融模式下，即使金融机构员工再努力，也难以缓解。
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一位在银行做消费借贷的男士，该银行的消费贷主要面向公务员，处级干部最高可以借款50万元，科级干部最高可以借款30万元，平均借款年限一般是1～3年。除了对于借款对象设有门槛，消费现金贷还设有门槛限制，最低3万元起，太低了银行就不愿意借。“金额太低的话，真做不了。银行每放一笔贷款的成本其实都差不多，金额小、期限短的贷款就不划算，银行也就不乐意做。”这是他的解释。
这句话基本上反映了银行的真实心态。小微金融也好，普惠金融也好，不是银行不想做，而是银行做起来成本太高。此前，一位在银行做小微金融的朋友就告诉我，有次一家理发店要贷款，但他们没有财务报表可供参考，也没有实物资产可供抵押。无奈之下，银行派了一名业务员去这家理发店坐了一下午，就是去数这家店理发的客人数量，以此推算这家店的现金流和还款能力。
比起让业务员跑腿，更让银行头疼的还是小微金融的坏账率。而就是这些银行做不来的生意，如今却成了让很多创业者梦寐以求的好生意，这门生意就是现金贷。
比如我们投资的现金贷企业魔法现金，虽然其每个月放贷量已经超过10亿元（截至2017年5月），但是大部分用户的单笔借款金额只有500～1000元，还款期限在一周到一个月之内。和银行业务相比，现金贷一是借款门槛低，二是借款金额低，三是还款期限短。
而且，和传统烧钱的互联网金融不同，现金贷是罕见的可以在第一年就实现盈利的业务。银行亏损的业务，反而成了创业者的一门好生意，中间的差距在于技术。
和银行相比，现金贷公司的放款速度可谓快到惊人。从新用户注册到通过放款申请审核，魔法现金的纪录是1分钟47秒。这个速度，恐怕是银行短期内无法望其项背的。点融网有位姑娘是信用卡达人，她累计办了超过30张信用卡，据她说，一些大银行审批和寄送信用卡的速度奇慢，她经历过最长的等待，从提交材料到收到信用卡，花了超过2个月的时间。她还算是个信用不错、收入不错的优质客户，待遇尚且如此，其他客户的待遇可想而知。顺便说一句，现在很多银行的思路已经非常明确，就是重点关注那些身价动辄千万乃至上亿元的高净值客户，因为这样既能保证服务效果，又能保证投入产出比，何乐而不为呢？
相比银行，现金贷不仅审批速度快，坏账率也绝非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我接触过一些现金贷公司，他们逾期1个月的借款比例在3%～5%，虽然和银行坏账率比起来要高出一些，但是仍在可接受范围内。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技术在背后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现金贷公司不需要用户的实物抵押，他们会根据用户自己填写的个人信息，结合第三方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给用户做出风险定价。为了保证用户画像的精确度，早期魔法现金将用户分为6档，每个区间给出不同的定价。随着用户数据和交易数据的不断积累，2017年5月，魔法现金已将用户细分至10档。可以想象，未来用户画像和风险定价还将更为精确。
为了实现这样的效率，技术至关重要。在我接触的金融科技公司当中，一般超过50%的员工都是工程师。只有通过技术的提升，才能让那些银行服务不了的人享受到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才能通过极度分散的方式降低系统性风险，才能以更低的成本确保更低的坏账率。
这些现金贷公司的做法已经引起银行的重视，因为一些优质现金贷公司的资金来源正是银行。这些技术公司靠着自己的风控技术，帮助银行将闲置资金更高效、更安全地放出去，一方面帮助银行提升了收益，另一方面也让实体经济和老百姓真正地获得了金融服务，这或许才是普惠金融的真谛。
即使是银行引以为豪的风控业务，技术依然可以大有作为。比如银行普遍使用的信用评分模型来自国外的FICO模型，这个模型通过数十个维度来对用户进行画像，然后将那些信用相对较好的用户挑选出来，最终给他们授信，这就有点类似芝麻信用评分的扩大化。这种评分模型十分主流，以至于美国大部分人都有FICO评分，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会根据每个人的FICO评分高低给予不同的服务。
但就是这种FICO评分方法，其精确度也越来越经不起推敲。比如，不法分子拿着一个村子的人的身份证去办理借款后，携款潜逃。这样一来，在FICO评分体系中，这个村子的人以及相关的人，可能都会被盖上不守信用的标签，尽管事实并非如此。造成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窘境，还是银行传统的反欺诈模型维度过于单一所致。传统FICO评分模型与稀疏高维数据科学模型
针对这种情况，我投资的天云大数据采用了更加复杂的深度学习，针对用户的上千个维度进行评分，更加全面而立体地了解用户，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出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的低精度结果。
事实证明，一家银行采用天云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平台后，客户申请欺诈识别率可以提升20%以上，从源头降低了不良客户的比率。正是因为尝到了甜头，这家银行才乐意拿出上千万元来部署这个人工智能反欺诈平台。
上面两个案例只是众多金融科技应用的一个缩影，但是它们一个帮助银行把钱更好地流入实体和服务百姓；一个帮助银行提升风控水平、降低坏账风险，而且在效率提升的同时，花的时间更少。
可以想象，如果金融科技能够在金融界广泛应用，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将会提升多少，中国经济又将从中得到多少发展动力？被技术驱动的金融
在很多金融从业者看来，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金融科技是指被用于金融的科技。我隐约感觉到，这背后透露出一股金融本位主义。
所谓金融本位主义，在我看来就是认为金融主宰一切，一切都是为了金融服务，包括技术。而我想表达的观点是，技术不是金融的辅助板块，技术是金融之母，技术是金融创新的源动力，金融边界在不断被技术拓展，只有极致的技术才能带来金融的极致。这也是我整本书的核心观点，我想做的是在傲慢的金融面前，为低调前行的技术正名。
现在都在谈金融科技，但金融科技从何而来？其实，世界上并没有纯粹的金融科技，这些技术都是早在被金融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但是，技术的发展为金融的发展不断开辟出新的思路。有了大数据之后，金融圈的人才想到，原来征信可以这么做；有了人工智能之后，金融圈的人才想到，原来反欺诈可以这么做；有了区块链之后，金融圈的人才想到，原来信息保真可以这么做。
所以，每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可能意味着金融新边界的诞生，都可能将金融推向原本可望而不可即的诗和远方。
技术对于金融的决定性作用，并非从近代才开始，而是早已有之。
科技最初对金融带来的影响应该发生在货币领域。在位于北京的国家博物馆里，我见识过商代的贝币，中国人使用贝币的时间要追溯至大约3500年以前。
贝币是非常有趣的文物，因为商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在现在的河南，但流通的货币却是来自东海甚至南海的贝壳，相当于从现在的上海和海南采集的贝壳，然后被当作货币在河南消费。可以想见，商代的跨省贸易还是相当发达的。所以，我们后来所说的“商人”，就源自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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