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作人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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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编集：药堂语录试读：
关于《药堂语录》
止 庵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周作人日记云：“下午整理《庸报》旧稿。”此即《药堂语录》，一九四一年五月由天津庸报社出版。集中五十篇文章，大部分发表于一九四○年，个别篇目（《药酒》、《洪幼怀》、《张天翁》和《洞灵小志》）则前此一年问世，写作大约就在这时，抑或更早一些。在《庸报》连载时，曾用“药草堂随笔”及“药草堂语录”作为总的题目，《序》（该篇最初发表即名为“药草堂语录”）中所谓“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云云，即此之谓也。
一九三七年四月周氏在《自己所能做的》中说：“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写笔记。”将近五年之后为《药味集》作序，也说：“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所说“笔记”均有特指，即《药堂语录》及《书房一角》，在周氏散文创作历程中，是为文体上一种新的变化。正如《书房一角原序》所说：“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笔记与此前的“文抄公”之作都是“披沙拣金”式的摘录，区别在于文章的切入点和感受范围，二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说的更简要”的确意味着一种新的切入方式，就对象而言，是只择取或优或劣的一点；就主体而言，也仅仅把握思想的某种闪现，或者说是记录彼此间一次碰撞，而舍弃了通常构成随笔主体的那个思想过程。虽然切入点和感受范围都小了，背后的意蕴仍相当广阔深厚。即便是《郢人》和《中秋的月亮》这样一时感兴之作，作者的感受也很敏锐丰富，更不要说以“疾虚妄”与“爱真实”为主旨的各篇了。笔记以关乎中国古籍（尤其是笔记作品）者为多，《药堂语录》几乎全数如此，所以虽然篇幅远逊《书房一角》，却显得更纯粹些。《书房一角原序》说：“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用在这里更为恰当。《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在形式上与中国古代之笔记和题跋颇有相似之处。周氏对古人此类作品一向留意，可谓烂熟于心，然而此番大规模写作之前，尚做过认真而系统的准备工作，见《一蒉轩笔记序》（载《风雨谈》杂志一九四三年第四期）：“丁丑（按即一九三七年）秋冬间翻阅古人笔记消遣，一总看了清代的六十二部，共六百六十二卷，坐旁置一簿子，记录看过中意的篇名，计六百五十八则，分配起来一卷不及一条，有好些书其实是全部不中选的。”其间自有一副鉴别取舍的眼光，即：“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这涉及文章与思想两方面，如果说有所承继，也是承继了这样一路，具体说来，与所提到的刘献廷、俞正燮、郝懿行、王侃、李元复、玉书、马时芳等人作品关系可能更大一些。《后记》又讲“此种文字新陈两非”，虽是谦辞，文白夹杂而又和谐一体，确是周氏散文新的语言特色，而且除《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外，此后一段时间所作随笔也往往如此。作者在《药堂杂文序》中所说，可以代表他的用意：“写的文章似乎有点改变，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较多了些。其实我的文章写法并没有变，其方法是，意思怎么样写得好就怎么写，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论。假如这里有些古人的成分出现，便是这样来的，与有时有些粗话俗字出现正是同一情形，并不是我忽然想做起古文来了。”凡此种种，都说明作者以其学养胸襟，最大限度地汲取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有益养分。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前一方面是进一步拓展现代散文的体式，同时赋予笔记和题跋以新的生命；后一方面则对于现代散文语言之丰富完善，更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了。
周作人写的笔记原不止《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所收这些。一九四五年五月下旬的日记中，多有写作笔记的记载，六月四日云：“下午写笔记，成一卷，共约三万三千字。”八月三日云：“收亢德寄还笔记稿廿页，即寄读书出版社。”此书未能出版，或已亡佚。一九四九年后在《亦报》、《大报》发表的七百余篇短文，其实也近乎笔记之作。
此次据庸报社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照片一帧，为“著者周作人先生之近影”，序二页，目次三页，正文一百一十页。“序”原作“药堂语录序”，目次中亦如此。序
以前我曾想要将随笔小文编成一卷药堂文录，终未动手，现在却写语录，这正合着一句古话，叫做落后的进前，进前的落后了。本来照儒释两家的老规矩，语录是门人弟子所记师父日常的言行，扬子云王仲淹自己著书，便很为后人所非薄，我们何必再来学步呢。这所谓语录实在只是一个名字相同而已，内容并无什么近似处，这是该得说明一下的。我不懂玄学，对于佛法与道学都不想容喙，语还只是平常说话，虽然上下四旁的乱谈，却没有一个宗派，假如必须分类，那也只好归到杂家里去吧。我最初颇想题作常谈，因为这说话如或有百一可取，那就为得其中的一点常识，只可惜刘青园已有《常谈》四卷，李登斋有《常谈丛录》九卷，延荔浦又有诗话曰“老生常谈”。已经有三缺一，便也不好意思再去凑数，这回固然还是雷同，但名同而实异，无甚妨碍。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不过要说有也可以说得，盖此处不用别的名称总有些缘故，即此说是意义亦可耳。数年前作《药草堂记》，曾说明未敢妄拟神农，其意亦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如草头郎中之所为，可是摆列点药就是了，针砭却是不来的，这也值得说明。我于本草颇有兴趣，所以知道些药料，把他们煎成一碗黑而苦的汤水时当然不愿领教，若是一样样的看来，差不多是些植物标本，不但如此，还有些有味的东西，做在糖里的肉桂薄荷不必说了，小时候还买生药来嚼了便吃，顶平常的是玉竹与甘草，这类味道至今尚未忘却。吾语岂能有此等药味，但得平淡过去，不求为良药，故无须苦口，吾乡人家夏日常用金银花夏枯草二味煎汤代茶，云可清暑，此正是常谈的本色，其或庶几近之，亦是本怀也。中华民国廿九年六月五日。
太上感应篇
近来买几种天津的总集，得到郭师泰编《津门古文所见录》四卷，亦颇可喜。卷一有董梧侯著《重修天津文昌庙碑记》，中有云，世所传《帝君阴骘文》，大者皆六经之渣滓，微者如老妇之行仁，报应多端，义利所不能析也。编者注曰，吾见败德之人，妄希福泽，曰吾能诵《阴骘文》数百遍矣，曰吾能施《阴骘文》几百本矣，此记正为吾辈当头棒喝。案《轩语》卷一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条，云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此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诃而麾去之。此诸人意见皆明白难得，读书人志切科名，往往迷惑，所尊奉者在世俗所谓四书五经外，又有《感应》《阴骘》《明圣》三书，如惠定宇且不免，他可知矣，董君以为文昌可祀，而文不必诵，其有识盖不亚于张香涛也。唯鄙人重读《太上感应篇》一过，却亦不无恕词，觉得其乌烟瘴气处尚不甚多。篇中列举众善，能行者是为善人，其利益中只有福禄随之一句稍足动俗人歆羡，而归结于神仙可冀，即说欲求天仙或地仙者立若干善，为恶的罚则是夺算。由是可知此文的中心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并不十分错，其后经士人歪曲，以行善为弋取科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于诵经戒牛肉惜字纸等琐屑行为，于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鄙人素无求仙的兴趣，但从人情上说，见人拜北斗，求延年，此正可谅解，若或以此希冀升官，自不免看不入眼，至于照原来说法北斗本不管铨叙事务，那还是别一件事也。
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八卷，明谢在杭撰，有《申报》光绪丁丑活字本，今尚易得。《申报馆续书目》，《文海披沙》项下云，惟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案活字本有万历辛亥焦竑序，宝历己卯幡文华及宽延庚午鱼目道人二序，焦序中有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之语，故并未问世，殊非事实，唯中土传本罕见，申报馆乃据日本刻本而重印之耳。寒斋所有日本刻本无幡文华序，而别多万历己酉陈五昌序文一篇，卷末墨笔书曰，天明丙午岁八月二十八日，则是购藏者题记也。计宽延庚午为清乾隆十五年，宝历己卯是二十四年，天明丙午则五十一年矣。鱼目道人不知为谁，序中有云，校先师遗书，载宁馨儿，引《文海》说。查伊藤东涯著《秉烛谈》卷三，宁馨条下引有《文海披沙》语。然则当是东涯之弟子也。序文又云，“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耳。夫训诂文辞可以工致，微言妙语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气象自然佳处难以力致耳。”此语甚有理解，在杭见识思想并不一定高超，《诗话》之谈文学，《麈余》之记因果，尤多陋见，唯《五杂组》《文海披沙》故自可读，正因其气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鱼目道人之言可谓读书得间，殊有启发的价值也。科目之蔽
《复堂日记补录》，同治七年十二月下云：初十日阅《夷坚志》毕，文敏喜记科举小吉凶，宋时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志于此，可想见也。案谭君所语甚有见识。大抵中国士人之陋习多起源于科目，观于韩愈可知唐时已然，至今乃历千余年，益积重而难返矣。看近代人笔记，所举之人必称官衔，所记之事多是谈休咎因果，而归结于科名之得失，热中之态可掬，终乃至于戒牛肉惜字纸，以求冥佑，卑鄙已甚，真足为人心世道之害也。凡笔记如能无此数者，便已足取，虽是谈酒色财气，作市井语，亦总尚胜一筹耳。余尝谓读书人笥中不妨有淫书，但案头不可有《阴骘文》，《棘闱夺命录》一类善书，盖好色尚是人情，只须戒邪淫便是合法，若归依道士教，已止去白莲教一间，无以愈于吃菜事魔人矣。孔子论人事只讲仁恕，正是儒家的本色，孟子说义，便已渐近法家了，老庄觉得仁恕也济不得事，凡事想到底自都不免消极。总之古来圣人何尝说及那些怪语，而后来士人津津乐道，此正是儒之道士化，盖历汉唐宋明而遂完成，其源流不自外来，其影响亦不及于外国，与女人缠足的历史很有点相像，此一节亦甚可注意者也。女人三护
《茶香室三钞》卷五女人三护一条云：“唐沙门慧苑《华严经音义》卷四云：女人志弱，故藉三护，幼小父母护，适人夫婿护，老迈儿子护。案儒书所谓三从，佛书谓之三护。”曲园先生谓三护即三从，形迹虽似，精神却实甚不同。印度女子的地位在社会上本甚低微，未必能比中国更好，在宗教上被视为秽恶，读有些佛教经传，几乎疑心最澈底的憎女家是在这里了。但是佛教的慈悲的精神有时把她们当做人类来看，对于人或物又总想怎么去利济他，那么其时便很不同，三护可以算作一个例。这里所谓护正是出于慈悲，是利他的，《庄子》里述尧的话，嘉孺子而哀妇人，可说是同一气息，此外我竟有点想不起来了。中国的三从出于《仪礼》，本是规定妇人的义务，一面即是男子的权利，所以从男人的立场说这是利己的，与印度的正是对蹠的态度。我常觉得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与法家，二者调合乃成为儒，而这化合往往未能完成，遂多现出本色，以法家为甚，如三从殆其明征也。信如吾言，则我所佩服的尧的话大抵当出于道家，而黄老之学乃为中国最古老的传说，很可尊重。佛道至今称为二氏，唯其好处颇不少，足补正儒家之缺失，识者当不以为妄言也。习苦斋画絮
戴醇士著作，旧得有习苦斋文四卷诗八卷，同治五年刊，《笔记》一卷，十年刊，《画絮》十卷，光绪十九年刊，皆木板也。后又得《画絮》别本四册，曾题其端云：“平常所见《画絮》皆惠年编刊十卷本，今此书只四卷，字画精好，胜于惠刻，而前后无题序，意者或即戴兆春所云，先君于服官吴门时曾裒集付刻数卷者耶。此系吴仲怿旧藏，卷首有海丰吴氏石莲盦一印。”顷读《春在堂杂文》，五编卷七有《习苦斋画记类编序》，叙惠菱舫得《习苦斋画絮》读之而画学大进，又云：“然《画絮》一书只刻四卷，尚有《习苦斋画记》十卷，未刻也。”惠氏取《画记》排比，以类相从，付之剞劂，题曰“习苦斋画记类编”。今查惠年刊本中此序固在，且系曲园手书，唯上文所引数语已改为“然其书十卷未刻也”八字，又其后《画记类编》之记亦改作絮字，唯题叶篆书仍作戴文节画记耳。由此乃知四卷本确系戴氏初刻之《画絮》，盖是十卷之一部分，曲园谓《画记》别有一书，当为传闻之讹，而惠菱舫所刻改变体例，亦不宜袭“画絮”原名，如序中所称加类编二字，庶几名实相副乎。今只通行十卷本，原刻四卷几已无人知之矣，不佞幸得石莲庵藏本，又于曲园集中见未删改之序文，乃能明白此事颠末，亦正是一幸事也。
鼠数钱
《茶香室续钞》卷二十四有鼠数钱一则云：“方濬颐《梦园丛说》云，粤东有钱鼠，其吻尖，其尾长，其声若数钱然，故名。俗云见则主人家有吉庆事，亦犹京师人尊猬为财神也。按常鼠亦能作数钱声，俗云朝闻之为数出，主耗财，暮闻之为数入，主聚财。”案钱鼠在越中亦有之，俗名油炸老鼠，实臭鼠也，过时闻有臊气，如油焦味，又唧唧作声，但不及常鼠数钱时之急速耳。王衍梅作《鼠嫁词》中云：“啾啾唧唧数聘钱”，即运用此典，颇工巧可喜，但鼠之数钱实乃震惊失常，欲叫不得，故急迫而咋咋作声犹人之口吃，其时大抵与蛇骤遇，竦立不能动，旋即被其缠束矣。儿时闻鼠数钱声，常为悚然，盖知近处必有异，所惧实在蛇而非鼠也。三十年前家母在越，夏夜为帐顶上鼠所扰不能寐，以压帐竹竿拍席驱之，嗒然作声，鼠亦忽数钱，骤惊故尔。母谓或竹竿声似蛇拍尾故，此解更近理。北京未见臭鼠，常鼠大小有数种，亦未曾闻其数钱，殆因少蛇故耶。中国旧日通行铜钱，交付时必计数，除一五一十罗列几案地上外，大抵两手持数，亦以五文为一注，由右至左，钱相触有声，说及数钱声便各意会，今铜钱几尽废，即铜元亦渐匿迹，恐将更后无人能解此语矣。琐事闲录
张林西著《琐事闲录》正续各二卷，咸丰年刊，书本寻常，而近来贾人居奇，以高价始得一部，盖几需十金矣。林西河间人，殆慕其乡先达观奕道人者，亦多谈因果怪异，唯尚质朴可喜，又肯多记琐屑事，不负其题名，如卷上之苹果枣与甜瓜，续编卷上之面，皆一般随笔中所鲜见。续编卷上又有不入诗话一则云：“先叔祖幼不读书，而聪明颖悟，古近体杂作颇富，惜皆散遗，游幕江南日与袁太史往来，正值《随园诗话》开雕之时，薄其行止，终不肯出稿以相示也。曾云，袁某好相人阴，两三次晤叙之后，必设法窥验，殊为可鄙。”案随园身后是非甚多，窃意关于诗文方面，蒋子潇《游艺录》中所说最为持平，若论其人，则只凭著作想望其丰采者与曾经面接者两方可以有很大的距离，亦可以说都各有道理者也。林西的叔祖弼亭，据《闲录》中所记，曾向兄索钱不得，携纸锭来焚化，则其人似亦非君子，唯所云随园陋习，当未必尽虚，盖士大夫中常有此等事，尚不如续编食性一则中记嗜痰与鼻涕者之尤为少见也。张君记此琐事，虽意在非袁，却亦可贵，鄙人曾从故友烨斋闻知名人逸事三四，自己见闻亦有若干，尚未能振笔直书，留为后世人作谈资，则朴直处不逮前人远矣。
跨鹤吹笙谱
顾子山著《眉绿楼词》，凡八种，分类成书，体例颇新。末一种曰“跨鹤吹笙谱”，皆赋其园中之景物，调寄望江南，凡六百首，诚如潘遵祁所云，创前人所未有。寒斋别有一册单行本，中缝无谱名，前有艮庵七十小像，盖是光绪庚辰年刻，在甲申总集上则像与题词小有修改，题作七十四岁矣。余又得《跨鹤吹笙续谱》一册，词千九十五首，系毛订批校本，唯只校至五十五叶，又多所删削，恐亦不能实行也，末尾题字一行云：辛丑正月忆云读于武林，小印朱文曰已盦，似与批校者又非是一手。《东厂图书馆续目》中有此书，注云民国二十二年刊本，或者别是一本乎。闻平伯言，幼时曾游怡园，盖至光绪末园尚完好。冈千仞著《苏杭日记》卷上，记甲申闰五月初五游怡园事云：“归途过顾艮庵文彬，门陈肃静道台翰林布政等朱牌，皆在官时所用。导观其所辟怡园，曲房无阿，间以奇卉异草，澄池虚潭，交以古木怪石，石大者二三丈，岩窦四凿，突怒偃蹇，无斧削之痕，彩笼饲孔雀丹鹤锦鸡诸异禽，未知洛阳名园有此壮丽否？”冠盖游山，昔人所讥，然中国士大夫往往不免，如上文记顾君所陈头牌执事，亦其一例。自公退食，脱冕置几，枕石暂卧，固两不相妨，若乡绅花园门前立清道牌，虽是常事，思之亦自可笑也。
九烟遗集
小时候读《昭代丛书》中《将就园记》，心甚喜之，故至今还记得黄九烟的名字。近有书估以《九烟先生遗集》见示，道光己酉年刊，凡六卷，园记在卷二中，如见故人，喜而留之。但现今重读，亦不见得大佳，唯文中却亦有佳作，桐城派甚恨吴越间遗老多放恣，九烟之可取盖亦即在此。《戏为逆旅主人责皋伯通书》，尽嬉笑怒骂之妙，在嘉道间谐文盛时似亦少如此好文章也。据小引言，此集系依据《夏为堂别集》而加以增补，今查《贩书偶记》卷十四，《夏为堂别集》下附注篇目，则今本乃多所删削，如《岂想庵选梦略刻》一卷，便不复存。五年前在故友马隅卿君处见《别集》抄本，曾借阅一过，忆有《情窦诗》七律五首，今亦不见。《选梦略刻》只四十八则，手抄一本，尚在箧中。朱日荃弁言云，梦约万计，皆咄咄叱嗟，设想所不能到，兹刻尚未全梦也。案《遗集》卷一《陶密庵诗序》云，余故有《选梦》一编，纪平生梦中所得诗文联额之属，凡十余卷。又卷二寄陶嵾公云，仆生平颇多奇梦，尝裒辑梦中所见诗文联额之类，录为十卷，大都自作者什七，阅他人作者什三。盖《选梦》原本甚多，《略刻》只其一部分耳，今并此删去大是可惜，且后人重刻先世遗集，而肆意去取，亦为不敬，此极浅近事，而世人多不了知，未免可笑也。
如梦录
《如梦录》一卷，不著撰人姓名，记明季开封繁华情形，自序云，俾知汴梁无边光景，徒为一场梦境，故以为名。今所见印本有两种，其一为写梦庵铅字印本，其二为河南图书馆木刻本，二者皆成于民国，铅字本似较早出。录中所记颇细致可喜，文亦质朴，惜刊本已经删削，如能觅得原本读之当更多佳处。前有咸丰二年常茂徕序，有云，“录中语多鄙俚，类皆委巷秕稗小说，荒诞无稽，为文人学士所吐弃，如言繁塔为龙撮去半截，吹台是一妇人首帕包土一抛所成，北关关王赴临埠集买泥马，相国寺大门下金刚被咬脐郎缢死臂膊上，唬金刚黑夜逃出北门，诸如此类，偻指难数，实堪捧腹。”即此可知所删去者是如何有趣味的故事，正是千钱难买的民间传说的好资料，由明末遗老辛苦的录存，抄本流传二百余年之后，却被假风雅的文人学士一笔勾去，想起来真是十分可惋惜也。王阮亭评《梦粱录》，亦谓其文不雅驯，不知其可贵重即在不雅驯处，盖民间生活本来不会如文人学士所期望的那么风雅，其不能中意自是难怪，而如实的记叙下来，却又可以别有雅趣，但此则又为他们所不及知者耳。存拙斋札疏
罗叔蕴不愧为吾乡杰出之学者，亦颇有见识，其文章朴实尤可喜，所作序跋致佳，鄙意以为近时殆无可与伦比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用铅字排印，虽云仿宋，实不耐观，深惜其不用木刻。旧刻诸书昔曾有之，已多散失，近日始再搜集，如《读碑小笺》，《眼学偶得》，《面城精舍文》，均尚易得，《存拙斋札疏》稍少，不意中却得两本，略有异同，因合订存之。第一本有题叶篆书五字，背题光绪戊子夏刊，本文十二叶，末有汪悔翁跋。第二本无题叶，本文十八叶，汪跋后别有自题记，署壬辰仲夏，盖四年后所改订也。本文前五叶两本悉同，第二本六至十一凡六叶系新增入，十二至十八则与第一本六至十二各叶相同，唯末两叶中删去三则，补入一则为异耳。又第一本卷头小引署名罗振钰，第二本改为振玉，第一本之末尾有“弟振铭校字”一行五字，亦削去矣。此等异同虽本无关紧要，唯亦颇有意思，如看文章草稿，往往于涂抹添改处可以见其用意之所在。读罗君晚年所为文常自衒鬻其忠义，不免如范啸风言，令人心，此则其一病也。
姚镜塘集
余买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纪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及龚沤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其实这些牵连来的大抵亦无甚可观，却终未厌弃。姚集初得一部，系光绪间重刻者，殊不满意，近日买到道光丁亥刊本，乃以旧有者转赠闲步庵，知其亦有潘集也。龚定庵《己亥杂诗》之六十说及姚镜塘，注云：“抱功令文二千篇见归安姚先生学塽，先生初奖借之，忽正色曰，我文着墨不着笔，汝文笔墨兼用。乃自烧功令文。”余前读姚集，见其中时文三卷，无所用之，颇为轻视，殊不知其如此名贵，定庵诗云，此事千秋无我席，故毅然一炬，若然则余之不懂更何怪乎。《湖州府志》有周学濬所作姚君传，中引《己亥杂诗》注记焚时文事，云时仁和龚自珍负才傲睨，独心折至不敢道其字，称曰姚归安。此盖亦根据《杂诗》毅然一炬为归安一语，而似未免失之速断，诗注中原称其名曰姚先生学塽，其曰归安者只是诗语耳，如云镜塘固不叶平仄，即称姚公姚先生亦欠妥帖，自以地名为宜，未必是定称，到处都如此说法。或病琐窗幽一案不免以文章造意境，窃意此正是常有，亦复无妨，若必欲一筐樱桃先给予怀王，不但为古学家所笑，其实即作白话诗者亦未必以为是也。
汴宋竹枝词
书贾来，得河南官书局新刻《汴宋竹枝词》一册，板刻不精，纸亦粗疏，均不足怪，唯横摺，阅之未免不快耳。书凡二卷，共诗百首，宝丰李于潢著，前有蒋湘南撰《李李村墓志铭》，知其卒于道光乙未，盖已阅百年矣。蒋文不见于《七经楼文钞》，首节云，豕怜犬，犬怜牛，牛怜马，马怜龙，凡百七十三言，语殊诙诡，而其后叙述及铭共四百六十言，又极朴实而生动，为余所深喜。我不懂得诗，但竹枝词以志民俗风物，又事属汴京，作者对于风土之变不能无深恫，如小引所言，此则读者虽是风雅外行，亦能赏识也。卷上有句云，相蓝买得葫芦种，才过清明便发芽。注引《过庭录》，黄鲁直曰，某顷见京师相国寺卖大葫芦种，仍背一葫芦甚大，一粒数百金，人竞买，至春种结仍瓠耳。又引《东原录》，俗谓一钱为一金。卷下句云，买得奇方赌不输。注引《东坡志林》，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奇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之曰但止乞头。从前读《志林》此则，对于千金一语总疑不能明，今得见上引二节，乃始恍然悟，然则我读竹枝词却又得增加知识，古人云，开卷有益，信然。清初之隆仁寺，现今之护国寺，岂非即宋之相蓝寺类耶，想必仍有卖此种种可意物事者，乃自王渔洋以来未曾多识，以至于今，吾重翻前注，乃益叹宋人之有风趣，诚为后人所不能及也。
五祖肉身
蒋超伯著《麉澞荟录》卷二有五祖一条云：“《棘闱夺命录》云，黄梅东山五祖肉身，明季一兵斫其指，指为村媪所得，有蒋文学命漆工续上，完好如初，壬午秋梦五祖谓曰，念汝续指功，获隽当在八十名，果然。又按虞伯生《黄梅五祖碑》，宋之季年国境日蹙，以边障受兵，吏民奉师道体入求福，州果以灵贶安堵，不遘锋镝，五祖神异如此。”鄙意谈神异不妨，且亦正自有其佳趣，但须谈得好，且别无用意耳，若上文所举则鄙陋甚矣，不知蒋君何所取而记之。佛教固未尝不讲奇瑞，禅宗洒脱，应不重此，即留下肉身亦已大是多事，何更念念于一指，以中第乞人，甚有市井习气，识者方将笑之，岂宜如念佛老婆遽信为真实，此正如谭复堂言，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志于此，故《棘闱夺命录》一类莠书出现于书房，至与经史争席也。余前据文文山《指南后录》，记六祖真身为元兵所剖割，今五祖又为清兵断其指，师徒皆厄于兵刃，真是无独有偶，但五祖能福苏州，免于元兵之残毁，则又与六祖正相反矣。元明迄今已历六七百年，不知两祖之真身尚存否乎，如能有善士为举而付之荼毗，连舍利一并埋却，干净了结，亦是大好事也。
七修类稿
郎仁宝著《七修类稿》，文笔拖沓，见识卑陋，阅之闷损，唯卷帙颇富，资料可取，仍不失为明代重要说部之一。卷十五至十八为义理类，发挥意见多在此数卷内，但亦偶有佳论，如卷十七邓攸弃子全侄一条云：“弃子全侄，《中兴书》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复系子于树。予意子侄皆幼，势难两全，故弃子而全侄，今既追及，则不唯可与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刘须溪以为无是事，喜谈全侄而甚之之辞也，然考之本传及当时人之言皆同，则又实有是情。呜呼，可与同行而又系之树，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无儿，何天道无知哉。噫，晋之好名至此极矣。”案邓攸事正与郭巨埋儿是一类，人性有偏至，当时或迫而出此，后世当以悯默处之，不必多论，唯若标榜以为孝弟轨范则大是害理，俞理初所谓酷儒莠书，不可轻许耳。郎氏以不忍人之心立言，自是正论，唯谓此所以伯道无儿，犹未免有报应之陋见，其实亦只是求仁得仁而已，又归结到晋之好名，亦不对题，盖莠书目的在于私利，于名无所与者也。尝见启蒙书中引陆陇其著《崇明老人记》，近日读《甘泉乡人稿》，又见其演述为诗，为之不快者累日。老人鬻其四子为人奴，晚年得诸子孝养，唯以赌博度日，此岂非平世莠民，而陆钱诸公盛称之，以为是幸福的父亲的榜样，儒生失理性至于此，则又比较表扬邓郭为尤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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