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创新体制现代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程萍,陶春,程志波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科技创新体制现代化试读：

根据以上观点，可以将现代化的内涵归纳为两个基本层面：广义的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狭义的现代化是指经济社会落后国家采取适合自己的高效率途径，通过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

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现代化内涵与外延的研究逐步形成了现代化理论。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现代化研究出现了3次高潮，形成10种主要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反思性现代化理论、多元现代性理论、全球化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和综合现代化理论。从实践到理论，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实现深化和扩展；从理论到实践，现代化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和背景。第二节　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创新是国家强盛的源泉，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之前数千年创造的物质财富总和还要多，这主要应归功于科技进步和创新。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再一次证明创新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主要驱动力，国家创新竞争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提升国家创新竞争力，是我国迎接新科技革命、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选择。一、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新挑战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把地球变成一个大村庄，任何一处发生一丝波动，都有可能波及整个村庄。全球化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生存和发展的竞争更加激烈。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科技创新面临新的挑战。（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挑战：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先机，成为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举措

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相关研究认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发生于2020—2050年。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抢抓新科技革命机遇、占领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国际竞争已经拉开帷幕。科技创新是科技革命的先导和核心，近年来，电子信息、新生物、新物理、新能源等重要科技领域的创新成果和趋势，显现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征兆，谁抢占了先机，谁就可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领跑者，掌握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和决定权，使本国本民族获得更大利益。

当前，全球竞争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振兴经济、获取发展新优势，纷纷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加大科技投入，加速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新兴技术吸收和产业发展布局调整，力图通过推动新一轮科技创新，解决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人口健康等问题，并通过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地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提供新的强劲动力。因此，科技创新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和工具，而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抓机遇，把握主动，以科技创新的实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掌握国际话语权。当前，我国虽然已成为科技大国，但还不是科技强国，科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并存，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互联，这些都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步伐。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考察，提升国家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竞争力，成为我国抢抓新一轮发展机遇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我国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契机。（二）创新难度日益增高的挑战：科学和技术及其不同学科间的深度交叉融合，使科技创新成为科技综合实力的反映与较量

与以往500余年以来的五次科技革命相比，未来的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的难度不断加大。这五次科技革命包括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科学革命诞生了近代物理学，形成近代科学，第二次科学革命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革命，两次科学革命引发了人类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和科学变迁。以第一次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第二次电力和运输革命、第三次电子和信息革命为代表的三次技术革命，引发了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和技术变迁。中国错失了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收获也并不理想。

未来的科技革命首先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综合，并走向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使人类文明进入“再生时代”，人类将可能获得四种生存形式，即自然人、网络人、仿生人和再生人。为此，科技创新将集中在四个方面：与自然人相关的创新，与网络人相关的创新，与仿生人相关的创新，与再生人相关的创新。这些创新大致涉及五大关键科技领域：信息转换器科技、人格信息包科技、仿生科技、创生科技、再生科技。科学技术在这些领域不断升级换代，交叉融合，创新起点越来越高，创新难度越来越大，对科技综合实力形成巨大挑战。（三）专利封锁垄断加剧的挑战：高新技术创新成果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保护措施日益强化

自21世纪以来，全球已经进入空前的科技创新密集时代。科技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主要表现为：一是高新技术创新成果的有效应用周期缩短，二是高新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也就是说，谁拥有更多的创新专利，并能及时将这些创新成果应用于实践，转化为优势产业，谁就占据了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进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带动国家走向富强。高新技术创新成果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为此，对高新技术创新成果的垄断和封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上升到保护国家战略利益和竞争优势的高度，各种保护措施不断被强化和实施。

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大调整，缩短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差距，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发达国家对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专利技术的封锁，使得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日益严峻，为我国引进顶尖技术、消化和运用国际高新技术最新成果带来新挑战。（四）顶尖人才稀缺流失的挑战：科技人才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杰出的科技人才成为各国争夺的稀缺资源

科技人才一般具备时代性、专业性、创新性、国际性等特点，是科技创新的关键要素，也是人群中的稀缺资源，越是创新能力强的科技人才越是稀缺。创新是科学技术的灵魂，创新性是科技人才的本质特征，创新人才的涌现是科学技术实现创新与突破性发展的基础。由于科学技术的成果属于全人类，是全人类的共有财富，为全人类所共享，顶尖科技人才还具有明显的国际性特征。科技人才的国际交往与流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人才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科技人才在国际研发平台上展现才华，获得成功，并将其成果服务、造福于整个人类。科技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得科技创新要素重组与优化，降低了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成本，提高了效率。同时，科技人才也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之一，杰出的顶尖科技人才成为各国争夺的稀缺资源，各国都在为保护本国的杰出科技人才、吸引他国的杰出科技人才而出台各种政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达国家攫取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严峻挑战，科技人才流失严重，竞争愈演愈烈。（五）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挑战：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机制障碍和市场政策环境制约，企业缺乏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

无论是对创新型国家还是创新型企业，科技创新都已成为经济增长和成功的基石。国家的科技创新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科技创新竞争力。一些发达国家实施企业自主创新战略，面对市场经济的不断挑战和机遇，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具有比较充分的创新动力和清晰的研发目标，在投融资政策与手段、人才激励、风险评估、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成果转化、市场运作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成熟的创新制度和机制，保证了国家自主创新战略与水平具有较强的弹性和持续性。

对比之下，我国企业缺乏推进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除我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科技资源配置“重高校轻企业、重专家轻市场”等不足外，税费高、融资难等问题，使得一些企业对于风险较大、没有近期竞争优势的创新技术、高端产业没有兴趣，乐于追求风险小、收益大、成本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垄断优势。2011年，汤姆森路透集团发布报告，评选出全球100大最具创新力公司，虽然我国专利申请数量领先全球，但由于专利质量及影响力不足，我国公司无一上榜。在这份名单中，美国公司占了40%，亚洲占31%，欧洲占29%。同时，我国科技企业商业模式滞后。如2010年深圳高交会和2012年北京科博会都展示了我国在云计算、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大批高技术成果，但同时开发出完整商业运行模式的企业却屈指可数。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思路与模式远远没有实现。二、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国内机遇

科技进步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重要推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挑战既是对过去的质疑，更是对未来的前瞻，永远与创新并存，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第六次科技革命为我国科技创新带来新的机遇。从科学领域看，在外部技术变革和自身重大问题和挑战的推动下，一些重要科学问题的研究孕育着未来的重大突破；从技术领域看，在现代化强力需求的拉动和科学的支持下，将促进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因此，第六次科技革命将会成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综合。以“再生”科学为主导的新一次科技革命，需要诸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才能完成。这意味着在结合前五次科技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基础科学知识与尖端科学技术的创新研究，都要比以往的研究更加深入。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来临，不仅使得我国需要弥补前四次科技革命所缺失的部分，还要不断加强第五次科技革命未能完成的创新与革命。

通过新中国成立后将近70年的积累，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为科技创新奠定了基础，足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新的动力，第六次科技革命又将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时间机遇。为此，只有超前布局，抢占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制高点和先机，才有可能赢得主动，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第二，全球性资源环境危机人口爆炸带来的机遇。人类经过300余年的工业化进程，在获得巨大发展和福祉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危机甚至威胁，除建立补偿机制遏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浪费和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外，通过科技创新，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环境保护能力是解决危机、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途径。自然资源的再生利用和循环利用、新能源开发与节能减排、农牧业增产增质、环境污染防治、生态恢复与平衡、人口结构优化与健康……都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途径、技术和平台，这一切都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三，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的机遇。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科技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有所作为。从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出发，国家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大战略选择，现阶段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加快推进，为科技创新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就要重视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和原始创新。原始科技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中国要抢占未来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制高点，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强化科技创新，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建设产业创新支撑体系，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集聚发展。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大有可为。

第四，我国文化科技产业大发展带来的机遇。文化科技产业是指将现代高新科技和文化产业相融合，以文化为核心，以科技创新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发展新理念，是一条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发展的新道路。发展文化科技产业的关键是坚持自主创新和自有知识产权，为产品和项目升级换代、推陈出新提供有力支撑，进而推进产业升级。数字动漫、影视制作、主题演艺、游戏软件等是文化科技产业的主要形式，是以科技创新为依托、借助高新科技优势发展起来的新兴文化产业，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不断为科技创新带来机遇。

第五，发展民生科技带来的机遇。科学技术作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已经成为服务民生、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科技成果、共创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民生科技强调的是以“民”为本，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转化到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等关系最为密切的活动中，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直接服务民生、造福百姓。温暖舒适的衣物、安全营养的食品、节能环保的住房、方便快捷的交通、优质高效的医疗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

民生科技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当代科技发展的重要趋势。与我国科技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民生科技始终处于次要发展地位，这既造成我国民生科技落后的现状，也为民生科技发展留下巨大空间。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而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民生科技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工作关注的重点，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民生科技也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点，为科技创新带来新的机遇。第三节　科学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与标准

科学治理与科学治理现代化的含义既内在相关，又有所不同。科学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管理科学事务的过程和状态，而科学治理现代化是科学治理理念、治理工具、治理制度和治理机制等不断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一、什么是科学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同志在阐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具体到科学管理活动中，科学治理体系就是管理科学事务的制度体系，而科学治理能力则是运用相关制度管理科学事务的能力，对此人们已有基本共识。但是对于什么是科学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及其特征，仍有模糊认识，这也直接导致人们对推进科学治理现代化改革目标理解不清，因此需要厘清“现代化”在“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准确含义，进而准确把握科学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

科学治理现代化包括科学治理体系现代化和科学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内在相关的方面。科学治理体系是指管理科学事务的制度体系，从治理逻辑看，包括决策、执行、监督等相关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从治理领域来看，包括投入、评审、监督、优先领域设定、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科学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内在相关和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科学治理能力是指运用相关制度管理科学事务的能力，包括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二、科学治理现代化的标准

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学者们提出了不同观点。江必新（2013）提出，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俞可平（2013）认为，公共权力运行制度化和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协调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的标准。王国骞和郑永和（2014）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治理主体多元、治理范畴广泛和治理手段明确。

结合科学治理的特征，我们认为，衡量科学治理是否现代化的标准至少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规范化，各项相关活动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或者说组织管理工作的标准化；（2）法治化，任何主体的治理行为充分尊重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是通过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建立的；（3）民主化，民众和科学共同体的意志和主体地位在各项政策中得到根本体现，各项制度安排充分保障民众和科学共同体作为治理主体的权利；（4）效率化，科学治理体系能有效维护科学活动秩序，提高科学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科学治理的绩效和科学创新能力；（5）协调性，各种制度安排相互协调，形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在这五个标准中，民主化是衡量现代科学治理是否现代化的核心标准，是现代科学治理区别于传统科学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法治化是当前推进科学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从治理体系结构来看，现代化的科学治理体系结构至少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治理主体实现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二是权力运行方式实现从自下而上向上下互动和横向联动转变；三是回归学术本位，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和学术竞争在科研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科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四是提高科学共同体在科学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自我治理能力，这是科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点；五是政府职能定位合理，既要掌舵，更要服务；六是治理主体的组织结构更加合理，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

总之，科学治理现代化实质是制度现代化或行为规则的现代化，科学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是现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要求科学治理体系和机制进行适应性变革。科学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衡量标准是科学治理体系的规范化、法治化、民主化、效率化和协调性，科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良性互动、合理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等。科学治理现代化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不断达到目标和设立新目标的长期过程。第四节　知识生产新模式下的科技基础研究创新

当代社会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社会知识和文化知识等）的生产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新知识在更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被创造出来。知识供给主体也已经不仅仅是大学，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机构也参与到新知识的生产与创造中来。面对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知识生产模式，我国的基础研究及其管理面临着更深层次的挑战。一、知识生产新模式下的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指的是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随着科学与技术对社会进步作用的凸显，科学和技术之间发展成了一种新型的关系——非线性模式，在此模式下，基础研究既受到科学家好奇心的驱动，又日益被技术和商业进步探索的问题加以丰富，市场和应用的考虑已成为基础科学的动力之一。当旧的知识生产模式成为释放蕴藏在新的资源禀赋中的知识生产潜能的障碍时，当旧的知识生产模式决定着的知识生产能力难以满足社会对知识日益增长的需要时，或者当人们敏锐地认识到传统的生产模式的内在局限性时，便要求变革旧的知识生产模式，塑造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吉本斯（Gibbons）等人提出，科学研究正在分裂成两种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模式1（mode 1）和模式2（mode 2）。模式1是指：用于控制将牛顿模式科学扩散至越来越多的探究领域，并使这些探究领域遵循所谓良好科学实践的理念、方法、价值和规范的集合体。模式2是指：在应用的情境中进行的知识生产，其特征包括：跨学科性；异质性；有组织的分层结构和短暂性；社会问责与反思性；强调情境与使用依赖的质量控制。模式2即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它的产生是源于现有的问题解决的学科模式的失效，以及社会中知识生产者与使用者的扩张。随着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到来，基础研究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模式对基础研究主要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新模式的跨学科性、异质性，促进基础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新模式主要基于现代科学跨学科的特性，在新模式中，科学不是像曾经被担心的那样会被推入知识上“无菌的水域”，这种在新的应用情景中的扩张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具吸引力和挑战性的环境。异质性指的是使用多元的技能和经验来解决某一特定的问题，包括多元的地点、联结点以及知识生产场所的分化。新模式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新的知识，它围绕实际应用问题，集结不同的科学学科和科研资源，开展各种科学研究，它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潮流。这样的事实是科学和工程界必须要认清的，很多传统学科所没有覆盖的领域对新知识提出了要求，并且提供了创造性的研究机会，这些研究能够生产至关重要的知识，并及时回应国家的目标。知识生产新模式是跨学科的，基础与应用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是来回往复不间断地运动的，因此，可以认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第二，新模式有组织的分层结构和短暂性，进一步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知识转移。模式1是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主要指单个学科内以认知为目的（即探索基本原理）的知识生产。在这种知识生产模式中，基础与应用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晰。与模式1不同，新模式中的知识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之间往返流动，当知识得到应用或发展的时候就会导致科学发现，而且新的应用成果会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科学正在逐渐转向知识生产的新模式，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也越来越受到与特定情境相关的其他各种因素和利益关系的约束。在当代，基础研究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专注于创造新知识的“知识生产导向”的基础研究，正在向“知识生产导向”和“知识扩散导向”并重的基础研究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基础研究管理的政策和方式正在进入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阶段。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2006—2011年战略规划》中指出，由于现在各个学科领域正在通过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不断开启着新的探索领域，应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并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工程过程。2010年7月9日，英国科学大臣David Willetts发表一篇重要讲话认为，英国在将国家科学发展的战略研究重点由“卓越”拓展到扩大研究的经济及社会“影响”转移的问题上，更加强调科学知识的转移过程。这个影响不仅包括基础研究产生的经济影响，而且包括在行动者网络的广泛视域下的基础研究政策。

第三，新模式的社会问责与反思性、强调情境与使用依赖的质量控制，推动基础研究的社会问责与质量控制。生产卓越的、有影响力的科学知识产品是当代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寻求基础研究的现实作用和社会意义是政府投入基础研究的重要理论预期。从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政府大多都是基础研究资助的主体。随着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政府主导基础研究的范式正在改变，正在形成政府、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基金会等多主体协同的基础研究范式。多主体协同的多中心化是知识生产新模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组织关系形态和知识生产形态，是相对于模式1中政府主导支持基础研究的“中心化”地位而言的新型网络模式生产过程。随着网络信息服务和组织形态的多元化，多主体多中心化的趋势越来越清晰，成为未来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多主体协同会形成研究成果、研究者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也会使企业、公众和诸多的利益相关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来，这就促进了基础研究与多层级复杂的社会系统的交往与互动。二、知识生产新模式对我国基础研究的挑战

我国对于基础研究概念和内容的界定，主要是根据1987年全国基础研究的调查和1989年国家科委的定义，我国基础研究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以认识自然现象、揭示客观规律为主要目的的纯基础研究；围绕重大或广泛应用目标，探索新原理，开拓新领域的定向性研究；对基本科学数据系统地进行考察、采集、鉴定，并进行综合、分析、探索基本规律的工作。在“863”、“973”等重大专项的牵引下，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理据正在发生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的转变，随着经验主义方法的扩散，科学放松了但是并没有放弃对于第一原理的追寻，而更多地利用所有可及的观念、技术和方法致力于理解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第一原理的探讨发生在纯粹的基础研究领域里，但随着知识生产的结构性改变明显地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共同体之间或者更大范围的社会之中，第一原理也自然受到社会的影响。由此，基础研究原先那种纯科学性的知识生产形式，与应用研究出现融合的趋势，成为一种在商业上也可以获益的领域。

知识生产新模式带来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界限的模糊以及知识的往返流动。基础研究的政策制定和管理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的管理模式怎么适应基础研究的特征和变化，成为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挑战。

首先，基础研究的管理如何平衡“认识取向”与“应用取向”。这意味着，某些基础研究要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公有性。在自由探索与国家目标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是一个国家科学政策建设的根本，也是决定科学政策是否成功的关键。科学家在进行研究领域选择时，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和影响。基础研究不但要承担自己的认识使命，还需要通过与产业界之间的商业性互动实现研究活动与技术活动、科学及其应用的结合。这种结合“承认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它们的相互依赖性，认为其中一方面的进步有赖于另一方面的进展”， 这种结合如何使基础研究真正受益？科学家在此研究领域研究时，会受到市场力量的干预和影响。

其次，基础研究的管理如何协同基础研究的多主体，兼顾“生产导向”与“应用和扩散导向”。这意味着，不论是对科学家，还是对政府的科学政策而言，都从基础研究中分散了精力。科学家在进行研究时，受到科学共同体力量的干预和影响。政府、大学、国家实验室、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支撑着基础研究的发展。它们虽然各有担当，但是它们之间协同创新形成合力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基础。近年来，科技界各创新主体单元分工趋于模糊、功能趋同、竞争加剧，有时甚至有些无序。在这种情景下，科学家的研究受到政治力量、市场力量和内部力量的共同干预和影响。

事实上，经济的长远增长率和基础科学知识的长远增长率成正比。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下，科学研究变得不仅是要推进知识的进步，而且是要通过科学发展解决具有经济和社会目标的科学问题。在新模式下，更加强调科学知识的多重效用，这种知识对于政府、工业和社会是有用的，有用性要求自始至终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后学院科学处于为金钱增值的压力下”，而且“发现首先是评估其商业价值”，不仅基础研究与经济的结合日益密切，基础研究与社会的交流也日益增强。公众对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问责也在不断强化，对于科学技术进行社会评估的强烈要求很明显已经根植于社会之中，特别是那些涉及环境、能源、健康、生命等领域的基础研究。

因此，知识生产的新模式提高了基础研究的双重取向和多元导向。协同多主体，兼顾多导向，平衡双取向，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重点。三、知识生产新模式下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创新“认识取向”和“应用取向”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不同科学家共同体或科学家之间会有不同的价值选择；“知识生产导向”和“知识扩散导向”作为一种利益激励，不同主体也会产生不同的导向。但是，在知识生产新模式下，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在增加，科学从业者之间的交流在增强，物质生产世界和知识生产世界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紧密，基础研究双重取向和多元导向成为发展的趋势。应对这种变化，有必要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的协同化和多元化。（一）通过协同创新，实现科技资源共享

多部门、多学科、多主体协同促进创新是当代创新活动的重要特点，更是基础研究的本质要求。我国科研资源相对短缺，必须通过协同创新，在科技资源共享方面有所作为、有所突破。

一是加强基础研究工作的多主体协同。多主体的合作往往是无序和短暂的，协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各要素从无序到有序。只有通过资源共享、高效协作，才能够在当代激烈的基础研究竞争中更好地取得主动地位，更快地进入当代科学前沿，要在科学界加强对协同创新重要性的认识，克服狭隘的个人本位、单位本位观念，树立维护人类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的单位利益、个人利益的共赢，倡导资源共享、协作创新、可持续发展。

二是加强促进资源协同的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和健全与资源共享相关的制度，如共享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协同创新中发生的利益分配规则等。不同基础研究工作和计划之间、基础研究计划与其他科技计划之间以及重大科学任务和科学工程之间要有效衔接、成本分担、信息共享，甚至是多学科跨专业的协同。要逐步完善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宏观调控、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联动机制，要统筹规划和管理项目、基地和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增强基础研究资源配置水平，系统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加快平台建设进度，如实验平台、分析测试平台、观测平台、数据信息平台、成果平台以及相关网络平台等。如某些大型仪器设备平台，借鉴国外成功实践，建立“用户委员会”试点单位，参与平台的建设筹划、使用和管理等。

三是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的多主体协同。中央财政投入有重要的引导、辐射作用，政府投入要引导并促进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推动社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要发挥政府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的平衡与协调功能，促进项目、人才、基地相结合，基础研究和教育相结合。

四是加强科学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加大不同部门对基础研究科研不端行为联合治理的力度，使不端行为陷入“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在倡导科学家共同体内部的诚信，提倡科学精神、塑造学术规范的同时，也应该倡导科学界对公众的诚信，对国家利益的诚信，承担对纳税人的义务，履行科学对社会的责任。（二）多元化机制逐步形成，合作渐成趋势

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中，单一的机构在整个研究领域作为卓越中心越来越不可能。多机构单元或网络成为弥散的卓越中心。因此，在政府、大学、国家实验室、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等多元主体推动基础研究的背景下，市场的渗透、研究中竞争和合作的增加导致了精英功能多元化趋势的加强。

首先，国际层面上正式与非正式合作的多元化模式。国际非政府之间的合作呈增长趋势，要加强国际间的基础研究的多元化合作。

其次，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和体系。基础研究的资金获得方式也处在多元化的时代，政府要采取多种手段鼓励社会科技投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如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扶持，提供必要的资金投入服务，在投资调节、市场准入和社会化服务等方面为社会投入创造多方面的有利条件。通过政府购买，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研究开发与基础研究相关的高新技术产品，有效地激发社会投入基础研究的需求和热情，同时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延伸至基础研究领域，在政府投资的项目中，尝试部分知识产权法人化和个人化。

最后，要制定多元化的人才政策。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总体需要，制定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战略和政策，明确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及措施，尽快建成一支结构合理的高精尖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立足本土培养人才是基础研究队伍建设的长久之计，要通过重大项目来建立高端人才发现培养的机制，要结合千人计划（重点实验室平台）和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发挥高层次人才在国家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特别是对青年优秀人才的使用和培养。第五节　科技人才评价与培养机制现代化

长期以来，科技创新对社会生产方式、全球竞争格局带来重大变革，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引擎。分析提高创新效率、取得新突破的决定性因素，就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重视科技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优化科技创新体系中与“人”相关的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评价激励机制等深层次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科技人才评价活动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

面对我国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和争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现代化社会功能分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释争论的理论依据和分析问题的新视角：在基本实现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系统中，科技系统必须依照自身特有的规律运行，以“求真/验谬”为价值符码，政治、经济等子系统在为其提供服务的同时，不能以本系统的特定符码——“权力”或者“金钱”干扰科技系统的运行。一、我国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的基本认识

科技人才评价是科技评价中不可分割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客观存在。在我国，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不仅具有激发科技人员创造性的作用，实际上是与科技资源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还具有科技资源再分配的重要作用。从卢曼的理论视角分析我国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可获得一些基本认识。

第一，评价指标和方法与国际发展趋势和实践基本一致。我国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构建、指标遴选、评价方法等与国际发展趋势和实践基本一致，是伴随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全球科技一体化、科技人才评价需求的发展而完善的；在选拔、培养、使用、引导科技人才，推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科技成果快速增长、转化不断加快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已经实质性地促进科学系统向自我管理、自我形塑、自我评价和自我构建的过程发展，科学系统的内部沟通也逐步开始向尊重科学系统规律的方向发展。

第二，对科技人才评价公开公平公正性的扭曲，是人们对评价不满的根本原因。分析近年对我国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主要并不是指标体系本身的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缺乏制度化机制，评价方法、程序等不够科学严谨，评价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甚至舞弊等导致的结果不公和资源占有部门权力寻租等负面问题而产生的不满，是对多头评价、重复评价、不尊重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自身规律为评价而评价，甚至影响创新等无效评价和过度评价的反感。其根本原因是评价结果不公、评价造成的压力和带来的利益变化对人们的精神、心理造成了不平衡甚至损害。由于无法遵循程序的正义性，科学系统内部的自我评价被过多的潜规则和不确定的人为因素所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评价正当性的疑问。

我国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反映出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的过程中，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评价、选拔、培养机制及薪酬制度、人们的价值观等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并随之改革、调整和重组，整个社会体制、制度和利益格局处于大分化、大调整的重构过程中。在打破原有秩序的同时，新的秩序不仅远远没有建立，不同利益群体间、社会不同功能系统间原有和新生的规则、秩序相互碰撞、作用、渗透、干扰，导致包括科技与教育系统在内的全社会各功能系统都处于重新寻找新的定位与秩序、重新形塑的动荡和转型过程之中。

我国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由于科技和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一样处于实现功能自我形塑、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过程的动态性、探索性、阶段性导致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不可能不同样地具有动态性、探索性、阶段性等特征；另一方面，科技和教育系统由于受到除自身之外其他系统有形或无形的干扰和干涉，出现了违背系统自身运行规律的问题与弊端，扭曲了科技人才评价的本质含义，使评价方法、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遭到质疑。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不仅仅承担着对科技和教育系统内部的自身反射性观察，达到系统自身“评估”、“内省”、“反思”、“改革”和“创新”的目的，同时也承担着促进科学与教育系统自身功能转变，进而促进全社会各系统功能的分化和转变，逐步完成功能形塑的重任。在这样的时代要求面前，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的作用，远远超出了评价本身的意义，承载着人们本质性的期望——实现人类社会公开、公平、公正的最高境界。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使得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成为人们对现实和社会转型中的制度弊端不满的社会现象之一。

第三，社会系统功能分化、重塑的现代化过程，决定了科技人员必须承受转型期造成的评价压力。科技人才评价伴随着科学技术活动而存在，只要科学技术活动在进行，就不可避免地会有科技人才评价，这是由无可否认的客观现实和科学系统自身运行规律所决定的，不是想不想评价、要不要评价的问题。

由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全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转型，是一个交织着震荡与痛苦、探索与迷茫、否定与再生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在全社会各功能系统进行新的分化与重塑中显现出的矛盾和弊端，是我们这代人必须面对和接受的现实，也是必须承受的压力与责任。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科技人才评价活动中，评价指标体系在短期内是难以取消的，其结果无论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都起到甄拔、促进作用，并且具有相对公平性。二、我国科技人才评价及其指标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由于我国科技人才评价活动的规模与力度不断加强，并直接与科技人员的待遇、奖金、职称、晋升挂钩，与项目资助挂钩，在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等相关领域和科学家中引起争论，针对科技人才评价活动、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各种争论的声音不绝于耳。

认真分析这些争论，被科技界普遍诟病的科技人才评价中表现出的问题，事实上集中体现在对科技人才评价的同行评议法和文献计量法使用的争议、评价指标体系本身的缺陷和评价活动在机制、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一）同行评议法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种评价方法，同行评议法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自同行评议法诞生伊始，既伴随着赞誉，也招致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最集中的莫过于对这种方法有效性和公正性的怀疑。但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同行评议法仍然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公认为是科技人才评价的最有效方法。同行评议法和文献计量法是国际上比较认可、通行和有效的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但由于社会背景、条件、体制、机制的不同，在中国现实背景下的引入、使用和评价，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扰。

在我国科技人才评价实践中，同行评议法已经成为重要手段，但许多人认为其收效与问题几乎是呈同步发展。“973”计划基础研究共性重大问题战略研究组分析了同行评议产生的六个问题：（1）同行评议容易淹没非共识性学术创新思想，有可能使学术思想特别超前的研究工作难以获得认同；（2）同行评议有时难免出现论资排辈的倾向，不利于年轻人才脱颖而出；（3）同行评议可能因学派或利益关系、部门关系、学科关系而削弱评议结果的客观公正性；（4）同行评议难以避免某些不正之风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拉关系”“走后门”“主观臆断”“二流评一流”“剽窃创意”等现象，玷污了同行评议的圣洁形象，甚至玷污了科学家、专家、学者在公众中的圣洁形象；（5）同行评议中的“同行”界定有时难以把握，对于交叉学科、跨学科、宏观性、战略性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及其成果，同行的选择是一个难点；（6）同行评议往往是参与评议的同行依靠自己定性的判断为主，如果不辅以定量的评价指标，容易产生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判断上的复杂性而带来的偏差。

除以上六点外，缺乏选择高水平同行专家的科学依据、缺少对参与评审专家的监督和制约、缺乏科学有效的事后评估机制，甚至在“同行专家”中非同行的行政领导比重过大等问题，都是同行评议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也有学者用更为概括的观点对此进行表述，如龚旭研究了同行评议产生的不公正问题，并把其进一步分为制度性不公正和评议人不公正两个主要因素。制度性不公正导致的问题是：（1）不利于创新性研究与学科交叉研究人才的涌现；（2）马太效应的负面影响，造成越是教授、专家，得到的科研经费越多，社会兼职也越多，各种名目的评奖似乎就是为他们设立的，科研经费的使用基本被垄断，从立项、评选、经费分配基本由少数专家控制，一般学者的劳动果实都成了专家的成果，使少数专家成为科研寡头；（3）评价标准使用不规范。和评议人有关的问题是：（1）如何保证评议人的学术性；（2）如何防止评议人和被评议者的利益冲突；（3）如何保证评议人的多样性。

将同行评议中的问题归类分析，诸如行政干预过多、评议专家外行、独立的评价主体缺失、评议过程中“人情”因素过高等，都是对同行评议产生非议最多的问题，其原因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环境压力，包括行政干预等；二是同行评议约束机制缺失，比如利益冲突如何避免、评价出现明显不公如何制约等问题，由于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专家责任心减弱、人情盛行等问题；三是同行专家本身的问题，包括专家数量有限、流动性差、专家是否为真同行，是否有动力和能力评议等。

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广为实行的同行评议制度一旦移植到中国，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尴尬局面呢？这一现象最关键的是体现出功能分化与非功能分化社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现代性差异。在社会各个子系统日益走向“自我主宰”的功能分化社会中，制度和机构的理性逐渐成为社会运行的普遍机制。在社会子系统尚未完全按照现代化系统功能进行充分发育运行的社会，潜规则、关系网、人情网等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正规机制构建的制度理性，从而导致了潜规则的盛行，并将现存的制度框架轻而易举地异化成为个人攫取利益的工具。这其中的要害恐怕不是我们是否需要同行评议，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同行评议是按照科学自主的规律进行理性的人才评价和选拔。

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在我国，引发同行评议的局限性与一些客观因素有关，如：（1）评价标准难以准确把握。同行评议系统中评价标准的制定是影响评议质量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标准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需求不断变化，对人的价值取向的变动都使得对科技人才的评价标准难以保持一成不变；（2）评价机制处于不断调整中，合理科学的评价机制和程序不是人为能完全控制的；（3）评估专家队伍量与质的调整与完善不能时时满足评价任务的需求。（二）文献计量法存在的问题

目前，围绕SCI（科学引文索引）各类标准的文献计量法在我国科技人才评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上，我国许多学者都看到了文献计量法在采用大样本时才具有统计学意义，对处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机构和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的评估会出现较大偏差。如武夷山和梁立明认为，文献计量指标适合于宏观层次的评估，在中观层次（如大学、研究所）的评估要注意学科特点，应该恪守文献计量学评估的基本原则，即“同类相比”，而在微观层次（个人）的评估中应慎之又慎。

在实践中，对科技人员个人的微观层次的评价出现的问题也较多，最典型的做法莫过于一些大学的人事处或科研处指定某一数据源作为标准，而大学教师只有发表够一定数量的这类论文，才有资格进行职称申请或者奖励评定。这种做法其实是用一刀切的标准去对待学科特点各异的大量的不同个体，缺乏科学性与客观性。许多大学的研究管理部门在进行奖励时往往强调当年的发表量和最近几年发表论文的引用量，这种做法容易导致研究者的短期行为。

SCI统计数据在对科技人才评价的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有：（1）一些单位盲目追求被收录论文数，在人才评价中将此项指标看得过重，造成了视SCI为评价唯一指标的印象；（2）违背“同类相比”原则，对仅适宜于在同一学科内进行比较的SCI影响因子被不适当地用于跨学科比较，抹杀了不同学科人才的特殊性，使评价失于客观公平；（3）对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进行机械的、简单化的奖励，助长了科学研究中的“短平快”行为和浮躁作风，不利于潜心研究，使科学的献身精神受到冲击；（4）盲目追求国际研究热点，使一些急需的、应当被重视的研究受到影响。

从理论角度分析，文献计量法的最大弊端在于单纯的数量追求并不必然反映科学“求真”的规律，更可能导致的是追求简单数量的叠加，扭曲科学的二元编码“求真／验谬”的本质。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在给定时间范围内的论文发表数量并不必然代表研究的水平、深度和创新度。相反，在某些学科领域，当科学工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超过特定比值的时候，很容易走向反面，数量的简单叠加，有可能干扰科学求真的过程，造成科研论文质量下降。在这种可能出现的不利结果的预设面前，对论文数量的简单累积或追求，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三）评价指标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

我国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之间缺少内在联系

我国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仍处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的阶段，现有的各级各类评价指标体系虽然都考虑了从德、能、勤、绩几个方面选择指标，但多以定性指标为主。这种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指标体系，尽管在寻求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仍然存在着定性指标主观随意性较大、评价标准不统一、不易操作、能力与业绩难以准确衡量等问题，导致凭印象、靠人缘、论关系现象普遍存在。同时，由于学历、资历、论文数量、外语和计算机水平等指标容易量化和标准化，操作比较简便，定量评价结果比较明确清晰，易于横向比较，在实际评价过程中，依据定量指标决定评价结果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导致人们产生过于强调量化指标的印象。一方面，由于定性指标缺乏刚性，使得评价结果难以被认同；另一方面，又由于定量指标缺乏弹性，而被认为人才评价失之偏颇。对一个指标体系和使用这个指标体系进行评价的过程中，怎样挖掘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它们在逻辑关系范畴内互相补充、完善，而不只是把它们进行简单的组合，这是使整个评价指标体系实现评价的最佳结果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在一个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中，无论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都应该充分体现出功能分化社会中科学系统的基本特征，定量分析必须充分反映科学系统的客观标准，定性分析更加注重功能分化社会中科学系统求真的本质，二者体现的不应该是相互削弱的关系，而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2.缺乏差异化评价指标及其相关研究

无论个体的科技人才还是群体的科技创新团队，由于每个人的人格特质、个性特征等有很大不同，其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价值判断、团队风格与文化等存在较大差异，而目前的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则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目标群体的，构建的出发点是衡量标准的普遍适用性，这虽然体现了标准统一的公平性，却抹杀了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差异性和特殊性往往是产生特殊的科技创新人才的最基本条件。对科技人才差异化及其评价问题的研究，不仅涉及指标体系的问题，还涉及我国的教育模式、传统文化背景等深层次问题。就评价的指标体系而言，仅有一般定性评价标准，不能满足甄拔创新型科技人才的需要。

3.缺乏科研能效比评价的相应指标及其研究

在科技人才评价实践中，存在这样的现象：由于评价指标的导向，评价结果往往青睐于在组织中地位高、资历深、学历学位高、能够获得较大数量科研项目或经费资助的“权威”研究人员，使得没有接受多少经费资助但科研成果颇为丰厚、资历尚浅或学历学位不高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因得不到及时认可而丧失工作热情，乃至造成严重的人才流失。这主要是由于在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中缺乏对科研成果质量与数量的“科研能效比”进行评价的相应指标造成的结果偏差。

在目前的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研究中，如何对科研成果的质量进行评价不仅是争论较多的问题，而且是个难点问题。反映质量状况的指标被标准化后，往往就形成“科学引文数量”“获奖数量和等级”“专利数量”“成果产业化后的直接经济收益”，甚至“学术职务”等定量和标准化指标，而这些指标只能从某个角度和一定程度上反映科研成果的质量，并不一定能体现成果的真正价值，特别是对专业性很强、比较前沿的、基础性的研究成果的质量反映尤为不敏感、不确切，甚至不真实。如何对科研成果的质量进行评价、怎样确定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的能效比、评价指标体系在这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深入研究来予以完善。

4.缺乏对长远绩效和发展潜质的相关评价指标及其研究

目前的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数据和信息的采集主要限定和集中于最近3年或5年，而且缺少用于评价发展、成长过程的长效评价指标，会使人们将评价的注意力集中在当期绩效上，既忽略了对以往积累（成果成效的滞后效应）的科学认可，又忽略了对科技人才个人发展潜质的关注。对科技人才的选拔和资助不能只看其当期绩效和表现，尤其对于青年科技人才，应该允许有一个培养和成长过程，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如何体现对发展潜质的评价，同样是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难点。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与目前我国科技界追求短平快效应，忽视积累和长远绩效的风气有关，应该引起重视。

5.缺乏对科技成果转化情况进行描述的指标及其相关研究

在我国，科技成果脱离市场、脱离企业、转化率较低是一个有目共睹的问题，除体制上的原因外，反映到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中，就是不重视对成果转化指标的研究与构建，目前的各类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中，很少有相关的评价指标。对科技人才的评价，特别是对应用研究领域和企业的科技人才的评价，科技成果转化情况的指标应该作为重点评价的指标，但由于反映这类指标状况的数据采集比较困难，一般也就以获得专利数来进行表达，而对成果的产业化程度、获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