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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1 07: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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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繁华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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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文集:全10册

孟繁华文集:全10册试读:

总目录

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

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1949—1976

新世纪文学论稿之文学思潮

新世纪文学论稿之文学现场

当代文学:终结与起点: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

中国当代文学史论

1978:激情岁月

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

传媒与文化领导权

新世纪文学论稿之作家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孟繁华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孟繁华文集)

ISBN 978-7-02-012457-2

Ⅰ.①众… Ⅱ.①孟… Ⅲ.①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Ⅳ.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8842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1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页3

版  次 2018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57-2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1978年初中毕业十年后,我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东北师大历史系非常著名,尤其是世界上古史研究,享誉海内外。入学后,给我们78级上课的,恰恰是世界上古史的权威专家林志纯先生。林先生是福建人,一口浓重口音的福州普通话。出生于1910年的林先生,1978年已经68岁了。他个头不高,但非常挺拔。上课时他没有讲义没有教案,手里举着一支粉笔便走向讲台。林先生讲的是亚述学。作为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学生,听一个顶级专家用福建普通话讲从未听说过的学问,其情形可想而知。

我觉得自己难以完成学业,于是便有了强烈的转到中文系学习的想法。那时的大学不允许随便转系,我也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转系过程。最终还是如愿转到了中文系。我这样叙述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的过程,说到底还不是遇到林先生而“知难而退”——78级历史系的同学除了我都学得很好,而且有许多人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现在想来也真是对不起林老先生了。

说到底,转系还是个人兴趣使然。一个初中生大概也只能对文学感兴趣——因为可供选择的兴趣实在太有限了。那时东北师大的中文系也是名系。著名学者杨公骥、蒋锡金、孙晓野、何善周、孙中田等都在那里任教。1982年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任教,从那时起就成了当代文学的专业教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普通院校差别很大,教师基本是组织教学,聘请国内各学科造诣较高的学者做主讲教师,本校教师做的应该是教辅一类的工作。但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接触本学科最好的老师。谢冕教授、洪子诚教授、刘锡庆教授等,就是我在电大组织课程时开始接触的。在组织“当代作家谈创作”课程时,也就是1983—1984年期间,我也有机会先后见到了晓雪、流沙河、周克芹、刘宾雁、刘绍棠、李国文、张弦、李准、叶文玲、汤吉夫、路遥、雷抒雁、张抗抗等著名作家,这些当然使我对当代文学有了另外一种有趣和更加直观的感受。

1989年,我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两年,然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谢先生以“批评家周末”的沙龙形式教学,既是上课也是讨论。洪子诚老师以及陈晓明、王宁、韩毓海、旷新年等学者,都参加过这个沙龙。这个沙龙坚持了十年,在圈子里有很大的影响。谢先生被称为北大民主的象征,科学的象征是严家炎先生。谢先生民主、宽容,但做起事来极为认真。他除了组织学生上课讨论之外,还先后组织出版了大型丛书或书系多种,有的大型书系我以“跑龙套”的身份参与了部分组织工作。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到北大学习,使我对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学术工作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客观地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从进入北大开始的,或者说,是老师谢冕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我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后来到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并担任了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社科院文学所是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研究条件、学术气氛和研究水准在国内都堪称一流。我的主要学术著作和文章,大都是在文学所完成的。至今我仍然非常怀念那个时代的文学研究所。

张炯、樊骏、杜书瀛、陈骏涛、董乃斌、赵园等学术前辈,既是各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从事学术工作的榜样;汪晖、陈晓明、蒋寅、许明、吕微、李洁非、陈福民、靳大成、彭亚非等同事风华正茂,他们的学术热情和学术抱负,都曾深刻地影响着我。

后来,我受聘于沈阳师范大学,任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工作至今。沈阳师范大学不是名校,但它是一所充满朝气、给人以希望和鼓舞的大学。学校给我的学术空间和特别支持,我深怀感激。

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是一个备受议论的学科,甚至是一个只可意会的、受到“歧视”的学科。任何人都可以对当代文学说三道四,只因为它“没有学问”。但是,事情远非如此。是否“有学问”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见识和见解。不是说研究与历史有关的、越是古老的学科就越有学问,研究当下的就没有学问。事实上,研究与历史有关的学科,也一定要与当下建立联系。这就是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的理论、问题、知识等,都潜移默化地融进了对历史的阐释和处理之中;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上游”学科的知识、没有西方的理论和创作知识,想做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屑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显然有偏见,是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缺乏了解的表现。我这样说,并不是强调研究当代文学比研究其他学科更重要,而是说,客观地看待一个学科和它的研究者,可以使我们少犯或者不犯常识性的无聊错误。

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三十多年,陆续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文字。文集是从这些文字中编选出来的。我知道,纸质媒体虽然是全媒体的一部分,但它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化趋势已无可避免。纸质媒体加上文学批评这个行当,二者合在一起,其命运不难想象。当然我也知道,学术活动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大红大紫,那也不是学者工作的目标。我们不必神圣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必妄自菲薄。世事沉浮万物消长,在一切未果的时候,我们不妨将眼光稍稍放远一点,历史自会显示出事物应有的价值。

以上是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教学和批评工作的简单履历,无甚新意。

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接受出版这套文集。尤其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她的认真负责让我非常感动。她的工作避免了文集中的一些问题。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感谢我的老师、学生和朋友们。正是因为他们,红尘滚滚的人间才如此可爱,枯燥的学术活动才值得用一生去追求和从事。2016年9月22日于北京寓所●

绪论 精神裂变与众神狂欢

第一章 日渐模糊的文化地图

一、主调明丽的昨日世界

● 二、文化碰撞时代的来临● 三、文化重构与文化新语境● 第二章 国家意志与主流文化资源● 一、红色经典与世俗化旋风● 二、当代英雄神话● 第三章 今日时尚及领导者● 一、从理论评介到话语实践● 二、幻觉文化的允诺● 三、白领趣味的流行● 四、90年代的青春梦● 第四章 小写的文化: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 一、大众文化的娱性功能● 二、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 三、“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 第五章 天鹅绝唱与东方乌托邦● 一、文化挫折与失望情绪● 二、历史幻灭感及其叙事● 三、“闲适潮”的兴起● 四、批评的流失与创作的浮华● 五、乌托邦的东方挽留● 六、人文精神大讨论● 七、旧理想主义与新理想主义● 第六章 传媒战争与传媒功能的转变● 一、报刊体制改革与改刊风潮● 二、传媒大战与功能的转变● 第七章 “千座高原”上的虚拟世界● 一、游牧文化与网络意识形态● 二、网络文学● 第八章 新阶层的形成与话语空间的扩张● 一、社会分化与新阶层的形成● 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建立与扩张● 第九章 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 一、无产阶级文学终结之后及其命运● 二、无产者写作群体的出现● 三、“超文体”写作中的理想情怀● 第十章 全球化/亚洲青年的反抗与狂欢● 一、文化霸权:话语与实践● 二、文化实践:亚洲青年的反抗与狂欢● 附录一 知识分子的“背叛”“出走”与“死亡”● 一、知识分子的“背叛”● 二、知识分子的“出走”● 三、知识分子的“死亡”● 附录二 总体性的幽灵与被“复兴”的传统● 一、神秘事物与民间文化● 二、小说修辞与文人趣味● 三、超稳定的乡村世风与伦理● 第一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人大版后记绪论 精神裂变与众神狂欢

关键词:世纪之梦市场 经济文化 冲突

现代性的追求作为世纪之梦,在历史的隧道中已经回响了百年,因此也成为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基本母题,作为民族求新求变的话语表达形式,它一直延续至今不衰。百年中国就是不断寻求变革图新的中国,除了实践层面的多种努力外,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思想文化冲突,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独特景观。然而,我们发现,同样是思想文化的冲突,由于历史处境的不同,它的内涵和表达形式也不尽相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历史的渐进性发展,为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们留下了相对从容的思考机会,这使得他们心态自信,并且姿态优雅。因此,中学与西学、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等思想文化冲突才不绝于耳。那时,言说者们大多以民族精英自居,都自信民族之梦将在他们的文化策略中得以实现,这种心态和话语方式一直延续至80年代中期。

1985年,在又一轮“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的热潮中,甘阳写下了一篇《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章认为,80年代文化讨论的根本任务,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文化讨论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中西文化差异有多大,而是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旧的形态而走向“现代文化形态”。同时他认为,当前文化论争的核心理论问题是传统问题,传统并不等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永远向“未来”敞开着的无穷“可能世界”,而弘扬光大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是反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传统心理、传统知识形态、传统行为方式,与现代化社会必然要求中国人的现代意识、现代心理、现代知识形态、现代行为方式之间的全[1]方位遭遇和总体性冲突”,这种宏阔的“现代文化形态”虽然语焉不详,但字里行间让人感到作者勃发的激情和历史主体意识。与此交相辉映的是这本刊物的“开卷语”,它开篇就指出:“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80年代每一有识之士的共同信念,这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它的用语都是“理所当然”“必然”,这不容置疑的自信,分明让我们感到“五四”时代“少年中国”英姿的翩然复归。同时,它还以想象的、诗性的浪漫憧憬着“创造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崭新形态”,并“满怀信心地[2]眺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会合的远景”。这气势和想象不能说不具有无比的魅力和强烈的感染力。那一时代,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大都持有这样的心态和姿态。它是时代最具鼓荡力的声音,它表达了对启蒙对象的渴望和想象,而它的声调,也相当吻合在革命的鼓角战歌中哺育成长起来的民众的习惯和口味。因此,将这种声音称为“精英的启蒙之音”是恰如其分的。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百年中国最后的启蒙之音。在世纪之交尚未莅临的时候,启蒙主义和一代精英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来不及谢幕便提前退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们所预言的一切并未如期而至,历史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呼啸而过。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心境已判然有别,那宏大的宣言和慷慨允诺已恍如隔世。1991年,第一份具有民间色彩的、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学人》在北京创刊。主编陈平原在“后记”中说“几年来,孜孜以求,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

凭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学在民间”是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期维持纲纪人伦和价值的重要支柱。与其临渊羡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文化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是否值得欣赏是一回事,知识者自身的选择和努力又是一回事。借助于民间的力量,寻求学者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而不再只是抱怨政府对学术支持不[3]力,这是近几年来我们共同的思路。

即便是已经后退几十里下寨的言论,也是事隔一年半之后才公开发表,作者心存忧虑的是“担心危及生存”,刊物的“后记”成了名副其实的“后记”。后来,在《文学史》第1辑的编刊后记中,作者又强调,他们“追求持重厚实的学术品格,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大都是平正通达的研究,言必有据,据必可稽。强调引文注释的规范化。无非是想提倡一种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作文的学术风气;但愿能[4]免‘不贤识小’之讥”。知识分子一反“舍我其谁”的强烈的入世情怀,而返身退回了书斋。用陈思和的话说,就是从“广场”退回了“岗位”。

不仅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如此,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也同样感到了自己身份正被取代的困扰:“传统知识分子以理性方式影响社会的情景,正由商业性的明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和政治活动家取代。由于人们对理性、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感这些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基础的兴趣消逝,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正在被取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大本营——大学也不再是文化的基地,不再是思想性生活的园地,也受制于‘消费性’社会和市场社会的一般原则:实用性,直接性,短期性。大学成为培训班,成为社会生产专用人才(商品)的工场。传统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式的教育已[5]经死亡,传统的名著和价值观念无人顾及和关注。”与80年代相比,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姿态再也没有优越可言,这就是历史发展渐进与断裂造成的不同的精神状态和话语方式。进入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已降到了百年来的最低点,历史断裂造成的精神裂变使这一群体猝不及防。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最初呼唤者,是向着这一方向变革的热情支持者,它不仅体现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历史意识,同时也符合他们向往革命的内心需求。革命令人迷恋而沉醉,然而“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6]的意识”。80年代呼喊的“反传统”文化策略,在90年代已自行瓦解,“传统”在世俗化的大潮中已无法构成对峙性的力量,人们迅速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整个社会思想的中心价值观念也不再有支配性,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而“现代文化形态”并没有伴随现代化的步伐同期而至。就连欢呼这个“众声喧哗”时代到来的评论家,也不得不以无奈的语调发出“无法整合的现实”的慨叹。

但是,90年代的文化冲突,并非始于这一年代,在它的初始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曾一度出现空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代大都表示了沉默,知识分子独步的领域由于主角的退场而如沉寂的荒原。这时,鲜有政治色彩的、集中突出娱乐功能的文化乘虚而入。谁也不会想到,大众文化是在这样的时机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迅速而全面地占领了文化市场,琼瑶、三毛、席慕容、汪国真、《渴望》以及后来陆续重新翻印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现代闲适小品风行一时。这些柔性文化以舒缓、轻松、温情、性爱等方式,在当代中国第一次以没有受阻的命运畅行于市场,受众也第一次被如此不可抗拒的温情所抚慰。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不作宣告的、不动声色的出场仅仅是90年代覆盖性的市场文化的开幕式。在不具备市场文化生产条件的90年代初期,是港台地区文学和历史作品充当了先期替代物,而当中国的市场文化获得了生产能力后,便如洪水泄闸,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不断更新换代,成为时代文化主流。因此,在90年代的文化冲突中,市场文化以被动的方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由于功能和目标的规约,市场文化并不主动攻讦其他文化,并不以斗争的姿态出现,甚至连它的面孔也是妩媚和温和的。

市场文化在90年代初期大规模占领了文化空间,这一现象本身隐含着它长期受到抑制的事实。激进的革命理想和一体化的精神处境,不可能为市场文化的生长提供空间。那“大众化”的文化策略,本身就隐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语义,在通俗易懂的表达策略中,有明确的教化内容。因此,那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市场文化,它是政治文化的一种“转译”形式,就这个意义而言,那消费性的、充满娱性意味的市场文化恰恰构成了它的对立面。“大众化”策略本身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它替代或填补了民众对文化娱乐性功能的要求;二是它浅显易懂,在不经意的娱乐中又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寓教于乐”,正形象地说明了“大众化”文化的功能目标。它不是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复制品。在长期的实践中,它形成了自己的经典系列,并成为不同时期重复的思想文化资源,在需要的时候,它将被反复利用,并由于阐发而增添新的意义。1996年,再次席卷中国文坛的“红色经典”旋风,便又一次印证了上述看法。

但供市场消费的市场文化多为一次性,它以新奇、刺激、欲望作为主要特征。它的生产方式也与“大众化”的文化作品极不相同。后者主要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它有明确的“计划性”。所谓“国产重点影片”的提法,便是其中之一种,而“五个一工程”更体现了这一计划性的规模。前者主要依据市场的需求,它投民众之所好,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因此,也可以说,今天谈论的市场文化,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曾受到抑制,没有生长的可能和空间,除了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制和排斥外,也与计划经济的体制密切相关。

由此可以判断,在90年代的文化冲突中,市场文化以被动的方式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警觉和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这种有趣的文化冲突,在80年代以前是不曾有过的。一般说来,知识分子特别愿意标榜自己的独立性或独立精神,愿意与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而不是紧随其后。如果说他们也有强烈的介入欲望的话,那他们的介入也是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直接投身的方式。但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半时间里,由于具体精神处境的变化,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空间日趋陷落,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已成为他们不自觉的支配意识。另一方面,启蒙的精神传统和身份上的优越,也是他们存在的一个重要背景。于是,社会历史进程飞速发展的步伐,突然中断了他们与历史的联系,精神处境大大改变了。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守恒力量,他们的变化是缓慢的,他们无法适应喧嚣的市场大潮所造就的另一个世界。他们的陌生、惊讶和隔膜,逐渐演变成了愤怒和批判,而他们指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发育并不成熟的市场文化,他们对这一文化形态的幻觉性、欺诈性、平面性和消费特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一市场文化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拒斥与批判置若罔闻,它在不置一词中依然我行我素。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从民间萌发,一直体面地走上了国家的权威传媒,它在不同程度上宣告了这一冲突的结果。

市场经济从开始那一天起,就预示了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必然面临的窘迫。80年代,市场经济在讨论中步履蹒跚,它的发展和走向常常处于情况不明之中。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使社会经济运作机制的大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走上经济的主战场,他们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而传统的人文理想在这一时代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光彩。于是,一种强烈的失落情绪浓云般地笼罩在这个群体的心头,短时间里,他们几乎集体上演了一场“天鹅之死”。最典型的就是贾平凹的《废都》在1993年的出版。作品以强烈的失落情绪传达了人文知识分子无法获得自我确证的悲凉感和文化失败感,而只能在喧嚣的都市中随波逐流,并以极端的方式投身于世俗生活中。主人公庄之蝶的心态和命运,在某些方面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

当然,知识分子的幻灭感,不只来源于对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的焦虑,也不只来自他们优越身份丧失后的失落。另一方面,它也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的深刻危机,这一危机的具体体现就是流行于学界的“失语”一词的大量出现。而事实上,所谓失语,并不是知识分子真的丧失了他们学术表达的话语能力,重要的是,他们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过去,他们是社会良知的守护人,是社会价值的权威阐释者,起码在精神层面,他们的优越性是无人可比的。因此,知识分子才对从政与经商大有不屑之势。而世风的转变使知识分子的这一优越感威风扫地,他们那毫无实用价值的、坐而论道的人生方式,迅即被民众和社会所忽略。他们的优越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也使民众对他们不再怀有敬意。对知识分子的肯定,仅仅限于教师或与他们相关的报道中。

同时,自80年代以来,在现代性的激进追求中,一种不作宣告的“西方中心论”在学界大行其道,西方所有的理论、方法和概念,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演练了一遍。从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肇始的所谓“新方法论”,一直到所谓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都是以最新潮和先锋的面孔,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获得“文化霸权”的地位。杰姆逊、德里达、福柯、拉康等成为最新的文化英雄和导师。操练者不顾理论原生的背景和具体的文化目标,只是一味地以实用主义的文化态度将其东方化,大肆渲染并用于具体的中国文化批评。多年过去之后,这一文化策略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有限性和无力感,它们的解释力也越来越流于苍白,从而失去了有效性和听众。1995年之后,这些来自西方理论的声音日渐稀薄,其实践者也在尴尬的境地中颓然退场。这一危机可能更为深刻,它表明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思想文化界内部资源的极度匮乏;同时亦表明,单纯地追逐西方理论话语,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因此,对西方话语的崇拜者和信奉者来说,这一挫折同样使他们深怀失败感和失望情绪。这一状况,西方政治学家亨廷顿在80年代就预言过,他指出:“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变成历史的陈迹,随着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随着非西方社会中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随着主要西方强国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本土文化对于决定这些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重要了。现代化与西方的搭档关系已被打破。第三世界在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有一[7]部分深深卷入并致力于一个非西方化的进程。”这一论述,同样打破了对西方理论过度迷恋的幻觉。

显然,我们遇到了新麻烦。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出于民族尊严感,要求在文化上维护我们的民族性,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差异;另一方面,我们又难以设想具有民族性的现代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如何描述出它的合理性。这一矛盾在李陀的文章《差异性问题笔记》中反映得相当典型。他说:“冷战结束之后,以现代性为其底蕴的‘全球化’运动突然获得空前的活力……90年代的中国深深卷入这一全球化进程,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是如何看待这一进程?对它作出什么样的理论上的阐释?阐释时阐释者应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议论。就已有的一些反应来看,似大多都倾向于对全球化作出一种乐观的解释,一般也不出于现代化目的论的范围。至于全球化这一进程所可能带来或者已经带来的令人不能乐观对待的问题,则更少被人关注和提及。而实际上,全球化给人类(特别是所谓不发达国家)带来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本来根源于欧洲的现代性规范越来越规范着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文化的发展,[8]从而越来越使全世界的文化具有一种趋向性,就是问题之一。”作者的这一忧虑以本土立场的方式回应了亨廷顿提出的“现代化与西方的搭档关系已打破”的说法。然而,令人不无忧虑的是,这些疑问的提出,是否又陷入了新一轮的“中西之争”?在《开心果女郎》一文中,作者也指出:“每当想象消除了一切民族、文化、社会制度的区别,一个全部由高速公路、超级市场、摩天楼、广告牌这些摩登事物[9]构成的无差别的‘大同世界’,我就不寒而栗。”显然,作者对“全球一体化”的趋向表示了极大的忧虑,而这种忧虑的背后,暗含了他对现代化既向往又有所保留,对前现代诗意的逐渐消逝不经意地流露了忧伤的迷恋。然而,社会越是文明,便越没有诗意,这一矛盾只能选择而难以避免。

当然,这样的表达已不限于李陀一个人。自1993年底,起始于《上海文学》发表的王晓明等人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所引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至今仍有余音。这场讨论不只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内部共识的破裂,表达了知识分子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刻分歧,同时也隐含了论争各方对生活诗性丧失的不同态度。当这场讨论稍稍平息下来之后,曾参与过讨论的两位学者写过与此不无关系的两篇散文。一篇是张汝伦的《活在历史中》,一篇是蔡翔的《C的故事》。编者有意将它们编发在同一期刊物上(《天涯》,1996年第5期),前后相邻,对比便愈加鲜明。张汝伦的文章从电影《巴顿将军》的结尾入手,对打完仗的巴顿将军在夕阳下缓步走去的惆怅与忧伤,表示了极大的理解与同情。巴顿不属于这个时代,作为真正的军人,他只能在想象中与历史上的英雄相遇,去获取他的荣誉感。因此,他体现了“一种与他的时代格格不入的精神”,只能在遥想中与英雄分享勇气、气魄和命运。于是,“他超越了他的时代,进入了永恒的历史王国,成为活在历史中的人类精神生命的一部分”。接着,张汝伦批判了现代中国人缺乏对历史敬畏的肤浅与轻浮:在这些人那里,“历史和先贤不再神圣,不再崇高,不再让自己感到惭愧和渺小。相反,谁都可以对在遥远的历史空间中闪烁的星辰轻蔑地摇摇头,甚至吐上一口嫉恨的口水。远的不说了,那些豪迈地不把鲁迅放在眼里的当代‘大师’们,不是勇敢得有点不知羞耻了么?”张汝伦提到了许多中外历史上的先贤,他们是“那些活在历史中的人,那些在历史中不朽的精神,他们是宇宙的星辰,可以被遮蔽,可以被遗忘。可是,等到黑暗降临,等到这个世界的能源耗尽时,他们会给我们指出方向,[10]会给人类老迈疲惫的生命重新注入青春的力量。”张汝伦的理想情怀、诗性的表达,与张承志、朱学勤、王晓明等人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批判性力量,他们典型地表达了当代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往和文化意识形态。

与此不同的是蔡翔的《C的故事》,它表达了与张汝伦截然不同的情怀和旨趣。故事讲述了一个老红卫兵历经沧桑后,怎样由一个激进并充满理想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C也是“一个很难走进日常生活的人”,他也很孤独,往日侃侃而谈的他,却变得“话很少”,“对社会已经没有兴趣,偶尔说起,也只是笑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类似C的这种变化并不令人惊讶,不只是它作为“故事”已经历了叙述者的“叙事”,同时,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化大革命”后也已表现得相当普遍。无论什么类型的理想,能够坚持下来的必定是少数。引人瞩目的正是在80年代还写过《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文章的评论家蔡翔,它不仅完全失去了80年代青春勃发的叙事风格,陷入一种沧桑的情绪中,而且对C选择庸常生活充满了赞赏和深切的同情。然而另一方面,蔡翔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不管历史将来对C怎样评价,我仍然对那一代理想主义者表示尊敬。那种有关崇高、平等和正义的呼声仍然使我为之激动。我始终坚持着,社会制度应该提供它自己的道义依据,应该满足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的共同需求。我无法容忍不义,容忍欺凌和掠夺。在我的情感深处,仍然挽留着乌托邦的青春召唤。但是我又时时警惕自己,警惕我的乌托邦走向社会实践,我尊重世俗,即使它呈现出一种粗鄙化的状态。我对专制的恐惧始终未能消失,因此我的立场常常显得暧昧不[11]清。”在蔡翔的表达中,更多的是对英雄主义时代深怀留恋而又不得不无奈告别。他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内在紧张,他的“暧昧”性与张汝伦的诗性,在某种意义上相当典型地代表了今日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心态。

上述的冗长描述,只是今日中国文化冲突的一个侧面,是知识界内部表达的一部分。然而,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事实上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如果大致概括并划分的话,今天的文化形态大致可以表述为“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场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态常常既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在一种相当复杂的关系中纠缠不休,都试图最大可能地同化、影响自身之外的文化,而每一类型的文化自身也蕴含着不能自足、自我冲突的矛盾。

主流文化是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无论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有表达自己国家意志、利益的意识形态。权威性是这一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今日中国,“主旋律”是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形式。它以突出党的领导、弘扬革命传统、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本特征。近年来入选“五个一工程”的文化文艺作品,集中表现了“主旋律”的文化取向,表现了国家正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观。它通过各种传媒,适时地传向四面八方,阶段性地造成浩大的声势,从而给受众带来不可抗拒的影响。

虽然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满了高度的警觉,但与“一体化”时代相比,这一领域毕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提倡“多样化”。这样,它就为其他文化生态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意识形态依据。但是,任何意识形态或它的文化表达,都是与现实建立在一种想象性的关系上的,它有自己的逻辑起点,而现实的发展并不完全依据或者顺从这种话语实践。于是,它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90年代的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和法则,只要实行市场经济,这一法则就无法更改。它不允许温情脉脉的面纱,在成功与失败的选择面前,利益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因此,主旋律对历史文化的开发(如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或对当下典型人物的宣传(如徐虎、李国安、李素丽等),都表达了主流文化改变“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世风的努力。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人们对金钱的攫取欲望和世俗生活享乐的期待,几乎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不只是普通民众对此充满了向往,某些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腐化,挥霍无度的倾向同样以“示范”的方式对社会发生着巨大无比的影响。同时,当我们目睹明星们高唱主旋律并眼含泪花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毫不掩饰的高额出场费。竞相攀比的出场费,在明星那里已不只是利益的追逐,它已逐渐演变为个人身价的标准。因此,金钱在这个时代成了一个无处不在、无往不胜的尺度。人们虽然在口头上谁也不否认“精神文明”,都对这一口号“由衷”地拥护,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它究竟有多大的支配力却不能不令人怀疑。

一方面,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了多样化文化生态的形成。但另一方面,它对“市场文化”和世俗文化的不合理要求,又常常采取了退让的姿态。对那些以暴利为目的的文化制品,只有运动式的阶段性打击,但它的屡禁不止,也多少表达了态度的暧昧。

据中央电视台1996年11月1日午间新闻报道,某地兴起了一种蟋蟀聚赌的活动,赌资常达上万元。被禁止之后,有关部门将这种民间的赌博行为从“地下”请到了“地上”,并将其改造为“健康的斗蟋蟀活动”。这种活动曾长期流行于民间,被看作是纨绔子弟游手好闲的一种典型行为。但在今天,它的赌博内容被剥离后,便成了一种合法的娱乐活动。这一报道一方面体现了当前文化策略的包容性,一方面也体现了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让步姿态。

对于知识分子文化,前面曾作过描述,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曾占据文化中心的这一文化形态,在今天已逐步走向边缘。各种思想性作品和高雅的文艺作品,其流行的范围基本是同行之间,或者是更小的“文化圈”。这不仅因为这一文化形态有意与其他文化形态保持必要的距离,以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同时,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也比以往更为剧烈和突出。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宽松的同时,竟又出现了文化意识形态的紧张。尤其是在对待市场文化的态度上,知识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观念冲突。对这一文化类型持支持态度的人认为:“古代社会中‘教’重于‘乐’,‘乐’从属于‘教’,在所谓‘寓教于乐’或‘文以载道’的提法中,‘乐’本身是没有合法性的,它要从对于‘道’或‘教’的依附中分得一些合法性;而在现代社会中,世俗化的趋势使得‘乐’从对于‘教’的依附[12]中解脱出来,有了独立的地位与意义。”而反对者在肯定世俗生活合理性的同时,指出“现在缺乏对合理的丰富性的倡导和证明,缺乏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实践,生活的丰富性被割裂了。一边是苍白的合法性,一边是丰艳的不合法性(地下出版和追求感官刺激的消闲方式),两相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的消闲生活正在被丰富的不[13]合法性销蚀”。这样,一种关于市场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在知识界内部引起了剧烈的冲突。

一般说来,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在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大都扮演了激进的角色,他们反对传统、反对复古,力主图新。新思想、新生活、新观念等,常常是他们的文化目标。然而在今日中国,对市场文化的批判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激进的思想潮流。事实上,在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多少还潜隐着一种忧伤的“怀旧”情感。张汝伦那“活在历史中”的提法本身,可多少说明这一点。因此,在对市场文化的批判中,它不只表达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物欲横流和享乐主义的拒斥,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赖以生存的意义世界的坚决捍卫。当他们被排斥于市场经济大潮之外的时候,在人文孤岛上的痛心呐喊,也成了证明他们存在的一种方式。

在英雄主义式微的时代,知识分子这种勇武的批判很可能无人理睬,成为没有观众的悲壮出演。市场经济按照固有的方式依然前行,民众还没有达到为意义焦虑的程度。因此,为普遍意义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只有在今天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他们已找不到自己的献身方式,只能在最后的坚守中,在与世俗化大潮的持久对峙中获得自我确证。然而,这种坚持肯定不是僭妄。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精神历程已充分表明,世俗化生活绝非神话,它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要求,满足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但它并不能缓解人因各种问题而造成的精神和心理疾患。现代人的焦虑、压抑、躁动、狂想、郁郁寡欢或对任何事物都失去兴趣,并非是世俗欢乐所能疗治的。因此,对普遍意义的寻求,并非是知识分子没事找事,一定要寻找到并不实用的“意义”。在今日中国,各种心理疾患正呈上升趋势,富裕起来的人中,他们的不幸福感并不是因为缺少金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精神生活中没有支点。当社会文明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时,知识分子今天的努力将被证明它的价值。

市场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我之所以将其称为市场文化而不用“大众文化”一词,是因为,“大众”一词的内涵过于暧昧,它的所指常常是不明的。这种复数概念只是沿用了历史的说法,它经常是与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相对使用的。但是,对市场文化的接受,已不只是普通民众,在知识界,喜欢言情、武侠作品的人也大有人在。80年代,就有评论家在痛苦地从事文学评论写作的同时,腋下总是夹着金庸的武侠小说;北京大学在90年代甚至开设了金庸小说的专题课;而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影视作品,占据了电视节目的大部分时间。这说明,市场文化已被知识界和国家意识形态机构部分地接受。因此,这一文化形态再用“大众”指代,已经不再确切。

市场文化有巨大的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以中性的面目出现,没有自己坚持的固定立场,只有在市场规律支配下的利益原则。它使日常生活变得亲切可感,无论有什么趣味和爱好的人,都可以在今日的文化市场上找到自己的读物和音像制品。市场文化的无所不有,无形中解构了“一体化”的文化专制,它分散了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过分关注和热情,使“一体化”的文化霸权在不知不觉中被分解。但是,市场文化本身是幻觉文化之一种,它所有的温情脉脉和刺激,都是以想象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它与人们生存的现实并不发生直接关联。尽管如此,心灵疲惫的人们仍愿在这种文化中实现个人的向往和趣味,它的浸染力把世俗生活渲染得令人无可抗拒。市场文化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占有市场并获取商业利润是它最大的目的。在这一利益的驱使下,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这一文化形态纳入市场,在新的发掘包装后,使其变成文化消费品。这一策略甚至使“红色经典”和严肃文学作品也在劫难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红太阳颂》作为“革命歌曲”专辑,它所宣扬的革命性内容和情怀,并不完全适于今天文化受众的需要。但是,经过屠洪刚、孙国庆、李玲玉、范琳琳等今日歌星的“风格改造”,这些当年让几代人眼含热泪的歌曲变成了走俏于市场的畅销之作,发行量已超过百万。显然,今天的听众不会再度涌起当年的情怀,他们热衷的是歌星们富于时尚色彩的“新风格”。这种情况,就是经典的“世俗化”过程。

90年代初始,“闲适”小品已经有过类似经历。按理说,这类作品的作者大都是现代文化史上的名人,他们出于各种动因写成的闲适之作,虽有平常心,但因作者的文化地位而使这些作品从来就是“高雅之作”,加之主流文化对其评价不高,所以从来也没有形成过热潮。但90年代初期,经过文化包装的这些闲适作品,剥离了它背后隐含的各种文化背景,成了日常生活中消闲文艺的一个品类。其他像《围城》、女性文学等,几乎都不同程度地遭遇过类似命运。这种吞噬性是可怕的,它使经典不再具有经典的意义。在世俗化的过程中,所有的权威都将失去光彩,偶像已不只是到了黄昏时分,而是被暗夜全面覆盖。于是,人们变成了狂欢的众神,再也没有畏惧感,市场文化终于造就了另外一个世界和另一种人格。因此,它与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冲突,在它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当然,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已不是单纯地表现在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它同时还存在于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性的选择中。“自我塑造”已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文化信念,服饰、职业、形象、情趣等诸多方面个人化与个性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它的进步无须赘言,但与此同时,公共话语和共同关怀的日趋淡薄,则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文化冲突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不仅有必要描述它,同时也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立场。西方有的学者指出:“现代化可能是具有整体性的,但不一定是很好的整体,它必然包含着紧张、压力、混乱和骚动。”[14]因此,面对这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我们在坦然处之的同时,也必须坚持发出我们的批判之声。[1] 参看《忧患的锻炼》三九四——三九五页。[2]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见《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3] 参见上书中的“开卷语”。[4] 参见陈平原:《关于〈学人〉》《〈文学〉集刊编后三则》,见《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5] 同上。[6] 李小兵:《市场经济与价值矛盾》,见《我在,我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0页。[7]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5页。[8] [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356页。[9] 李陀:《差异性问题笔记》,载《天涯》1996年第4期。[10] 李陀:《开心果女郎》,载《读书》1995年第2期。[11] 张汝伦:《活在历史中》,载《天涯》1996年第5期。[12] 蔡翔:《C的故事》,载《天涯》1996年第5期。[13] 陶东风:《世俗化时代文艺的消遣娱乐性》,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3期。[14] 许明:《消闲,不是唯一的解释》,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第一章 日渐模糊的文化地图

关键词:知识精英 启蒙 消费 欲望 文化重构

20世纪80年代乐观主义的文化气氛,有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一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二是知识精英启蒙话语的再度确立。前者重新确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现代化作为一个可以期待的承诺,再度点燃了民众心中的希望之火;后者以历史主体的姿态和开启民众的角色,吹响了“人”的解放的号角,此起彼伏的人文新思潮交织着幻想与憧憬。

但是,现代性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方案,也在新意识形态的引导下,表达了对消费、享乐、欲望等合法性的无言要求。在动荡变革的转型时代,文化的冲突基于现实的变动而发生,外部世界和人的内心再也没有静如止水的角落。

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个人的意志和趣味。事实上,内在的文化指令像隐形之手一样,支配着我们的意识甚至全部。说得形象一点,我们都受制于文化地图为我们标示的方向,沿着这样的方向,一种无意识给我们以暗示和询唤,并使我们找到生存和行动的依据。当方位明确的文化地图存在时,我们便没有彷徨和迷失感,对它的信任也同时给我们以自信。这就是文化地图的有效性。

一般说来,文化地图是由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偶像认同以及经典文本的持续表达构成的,它是统治我们意识的观念形态。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都会相应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它服务于维护现存关系的总目的。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个从自然存在物向社会存在物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过程就是教化的过程。俞吾金博士指出:一个人的教化过程就是他学习语言的过程。任何语言的传授都不是空洞的,它总是隐含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内容。因此,意识形态也是“一个人进入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许可证书。一个人只有通过教化与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与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认同。所以老黑格尔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中接受的教[1]化越多,他在该社会中就愈具有现实力量”。因此,无论个人对意识形态持有怎样的看法,都不能从整体上逃脱它对人的规约与影响。按照曼海姆的说法,“意识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走向没落的阶级的偏见,也就是“意识形态”;另一种新兴阶段的意识形式,也就是“乌托邦”。每个人都将宿命般地受其中一种意识形式的教化。

价值观念是人的行为方式的准则和尺度。人们以此确定自己的行为及关怀目标,并以此对事物做出判断,也习惯并认同于社会以这一尺度对自己做出的评价。因此,价值观念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民间的表达往往更为恒定和持久。一般说来,有益的、善的、美的,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比如正义感、友谊、爱、善良、正直、互助等。对其内涵的理解可能有程度的差别,但对价值的表达却往往不能离开这些“能指”。

偶像的认同是意识形态教化和价值观念流行的必然结果。它以时尚的形式传达出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取向和价值目标在民众中的反映。特别是在亚文化层,偶像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魅力,它构建成一个个威力无比的神话,以神奇的速度流传和再叙事。在文化地图上,它最具短期效应,在相对时间里,它就是方位和目标。在开放的社会,它的功用甚至可以取代意识形态的刻意教化。

经典文本,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它无言地守护着人类的共同追求和价值目标,在文化地图上,它为人们指示着终极性的目标。它的持续表达,培育着人的文化信念,示喻着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经典文本,总是同人性、崇高、理想、正义等联系在一起。

上述内容,构成了文化地图的不同标识,它为我们指示着方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及时找到意义世界,有明确的方向感。但是,文化地图的有效性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它必须不断地进行绘制,做出必要的修订。特别是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在人们与历史失去了联系之后,古旧的文化地图将失去它的有效性,人们在这样的文化地图上既不能明确自己的位置,也难以用它去识别未来的方位。90年代的巨大变化,就使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麻烦,社会生活主体或中心的位移,产生了无可避免的剧烈的文化冲突和心理震荡。我们随时都可以见到类似刚刚断乳的孩子般的人们,他们郁郁寡欢、茫然失措,内心失去了往日的依托和自信。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震荡,已不只是新闻联播或街头小报的有意导向或刻意渲染,它在每个人的心中同时做了不期而至的宣告。一、主调明丽的昨日世界

1.初期浪漫风

20世纪80年代,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多明媚,

欢歌笑语伴着彩云飞。

…………

啊,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

挺胸膛,

笑扬眉,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

这首歌,歌词写得充满了诗性,它以理想主义的情怀,对现实做了想象性的抒情,它的主调明丽如春风拂面,浪漫如鲜花盛开,更配以欢快亲切的旋律,唱尽了80年代青春、多情、单纯和充满期待的幸福感。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俄罗斯青年的篝火晚会,以及集体吟诵《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的50年代的中国青年。那是一个主调明丽的世界,想起那个时代,还会让人想起《金梭和银梭》《外婆的澎湖湾》《我的中国心》以及充满了英雄主义的《血染的风采》等。这些在青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的歌曲,无可争议地表达了那个时代青年的心态和精神风貌。方位明晰的文化地图,使每个人都清楚个人的位置,也清楚他们将要到达的目的地。这种飘浮于社会表层的乐观主义气氛也许多少有些肤浅,但它却从一个方面印证了80年代作为一个大时代对未来的共同期待和指向。

这种乐观主义的文化气氛,有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一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二是知识精英启蒙话语的再度确立。前者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主流话语的这一表达,重新接续了百年中国现代化追求的梦想,现代化作为一个可以期待的承诺,再度凝聚了心情颓败的民众,重新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后者以历史主体的姿态和开启民智的角色,悲壮地吹响了人的解放的号角,激愤的批判使备受压抑的心灵得以宣泄,此起彼伏的人文新思潮交织着幻想与憧憬,人文学科的多个领域,掀起的所有思潮都是宏大的命题和关怀。这两个背景使权力话语、精英话语密切地缝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驱动力,整合了一个时代的民众心理,并确定了时代浪漫明丽的文化主调。

文化精英,初期与我们相遇时,也许是神情忧郁、眉头紧锁,但他们内心的关怀仍然没有离开这个时代的主题词。一度被卷入论争旋涡的青年女诗人舒婷首次在《诗刊》上发表的作品就是《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虽然她自诩为是一个“迷惘的我、深思的我”,但同时也是一个“沸腾的我”,她仍是祖国的“十亿分之一”,仍要去争取祖国的“富饶”“荣光”和“自由”。在与舒婷齐名的北岛、顾城、欧阳江河、杨炼等诗人那里,我们经常读到的也是诸如人性、高尚、光明等语汇,他们虽然诉诸深沉的表达,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同这个时代的主调仍然是合拍的。他们整体性的、终极性的关怀仍然没有离开那一时代的共同性和浪漫风。

主调的明丽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语焉不详的多声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80年代初期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1980年第5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北京两名青年以“潘晓”署名的致编辑部的长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信中说:“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成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命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其立论之大胆和情绪之激愤,也只能发生于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期。《中国青年》杂志为此编发了编者按:“了解这十几年沉浮变迁的人们,都不难理解青年们探索人生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他们原来也真诚地相信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意为革命,为信仰献身。然而,十年动乱冲毁了这一切。理想和现实竟有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竟这样的艰辛,人生的目的竟又是这样模糊、把握不住?!他们彷徨、苦闷……”编者按对这封来信所表达的幻灭和迷惘情绪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这就是引发关于“信仰危机”大讨论的开端。

这种彷徨与迷惘的年轻面孔,在90年代我们依然可以随处见到,然而,它们却被赋予了极不相同的文化内容。无论是潘晓的信还是编辑部的编者按,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仍属意义世界的范畴,他们所关怀的仍是人的精神归属、价值标准的问题。它虽然是一种低调,但它的关怀方式仍没有超越时代的主旋律,它的积极性还在于从一个方面推动了青年对人生意义及价值的思考。这与90年代世俗化大潮中青年的手足无措和更趋向于实际利益的苦恼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无论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浪漫乐观,还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迷惘感叹,都不作宣告地表达了这个时代的宽松与开放。另一方面,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包括充满幻灭感的颓丧,始终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调,它的影响和波及范围始终是相当有限的。响彻于这个时代上空的总是这样一种声音:“我自豪/能在祖国的钟楼下/抬起手腕/向世界大声宣布/听吧,我的每一声心跳/都校准了/北京[2]时间。”

2.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

整体性的文化信念为知识精英带来了空前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他们又重新找到了献身方式和使命感。如果说整体性的目标设定来自权力话语对未来的方位标示的话,那么,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参与则表达出精英群体对这一目标的自觉追随。现代化的梦想再度唤起了他们对国家、民族关怀的内心需要。同时,也使这一群体产生了超越现实的幻觉期待,这也为日后这一群体弥漫的失败情绪埋下了伏笔。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部分时间里其身份几乎是不明的。一方面,他们是革命需要的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被改造的对象,他们被团结和争取的过程一再延宕,明确的角色和身份迟迟不临。这一状况直到80年代初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分子终于重新找到了身份感。被誉为80年代学界领袖的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曾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打倒“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一个苏醒的新时期:农业小生产基础和立于其上的种种观念体系、上层建筑终将消逝,四个现代化必将实现。人民民主的旗帜要在千年封建古国的上空真正飘扬。因之,如何在深刻理解多年来沉重的教训的基础上,来重新看待、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问题,总结出它的科学规律,指出思想发展的宏观趋向以有助于人们去主动创造历史,这在今天,比任何时候,将更是[3]大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文字中所表达出的自信、历史全体意识、启蒙情怀等,也许是作者不经意的流露,但它却从一个方面传达了知识精英在那一时代的心态:他的文章,绝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更不是书斋中的闲情逸致。身居斗室心怀天下,“四个现代化必将实现”,他的研究和学术,是为了总结“科学规律”“客观趋向”,是为了“有助于人们去主动创造历史”。这一情怀,相当典型地代表了知识精英的情感方式,他们要以学术的形式介入公共事务。作为精英阶层的思想脉流,它激进地流淌于80年代。8年过去之后,李泽厚仍以乐观期待的情调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中国作为伟大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世界各处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影响”,这一切将不再遥远,正因为如此,他“愿为明天的[4]欢欣而努力铺路”。

这一情怀和意识相当普遍。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教授,1985年盛夏于未名湖畔也动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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