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现代史全译本(上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1-21 07:44:02

点击下载

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世界史·现代史全译本(上卷)

世界史·现代史全译本(上卷)试读:

前言

《现代史编》上下两卷是六卷本《世界史》的最后两卷。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历史。完整意义的世界史,在20世纪终于形成。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世界历史虽然从近代已经开始,但到了20世纪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史就是现代史。反过来看,现代史又只有用世界一体化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实质和各种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现代史就是世界史。

本书以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激烈的斗争,最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大战的过程中,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在战争中的削弱,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战后出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涨。大战也使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支配世界的局面告终。美、日两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崛起于北美和东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地跨欧、亚两大洲的俄罗斯帝国废墟上巍然屹立。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剧变都发生在本世纪初期,故把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上限,是比较合适的。世界现代史的进程尚在演变之中,它的下限暂时定在本世纪之末。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最快的世纪,人类在这一百年中所取得的成就要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大,甚至可以说超过以往各个世纪的总和。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以1945年为分界线,194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变化尤大,尤快,成就尤为突出。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初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全球范围看,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缓慢(个别国家如苏联除外)、充满暴力(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的阶段。世界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1900—1913年为4.2%,1913—1929年降为2.7%,1929—1938年再降为2.0%;世界贸易的年平均增长率,1910—1913年为3.7%,1913—1929年降为0.7%,1929—1938年则竟为-1.15%。1929—1933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其波及范围之广,破坏程度之大,前此未有,后亦无继。在政治方面,革命与战争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震撼世界、影响极其深远的大革命,它的历史意义在于证明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危机,因而是可以打破的;在于证明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以充分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是可以而且必然会建立起来的。继十月革命之后,国际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多次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冲击,其中有些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或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有些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战争,它们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但总合起来沉重地打击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打下了基础。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鉴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这种旧的统治形式已不适用,便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对内残酷镇压劳动人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它们给人类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

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本世纪末。从全球范围看,这是世界经济发展迅速、相对和平的阶段。1953—1973年20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相当于1800年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工业产量的总和。造成这一阶段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美国、西欧和日本,经济增长很快。现代资本主义由于形成了一定的自我调节机制,还有较强的生命力,没有再出现1929—1933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较小规模的危机也曾多次发生。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一度也发展很快,但后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近年来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探索改革的道路,又迅速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1970—1977年南亚、东亚、拉丁美洲地区的工业增长率最高,如韩国高达17%,多米尼加高达14%。包括亿万人口在内的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毫无疑问是人类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于经济的繁荣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比前一阶段稳固,没有受到大的革命冲击。侵略战争虽然仍有,但日益减少,而且发动侵略的大国在被侵略国的抵抗和世界人民的压力下,被迫撤兵,接受政治解决,这在侵略战争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自1945年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尚未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仅仅相隔了20年。

1991年12月,苏联停止存在。苏联的解体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20年的繁荣,使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断言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估计。今天苏联的解体并不能说明苏联在历史上毫无成就。恰恰相反,苏联在它存在的69年中(从1922年苏联成立算起为69年,从十月革命算起则为74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方面都有了不起的建树,而打败法西斯德国也是它对全人类做出的一大贡献。苏联的解体只能说明在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特别困难,必须找到正确的道路并不断进行改革,才能最后成功。列宁敏锐地注意到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强调指出:“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①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苏联采取了高度集中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在这种体制下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这种体制后来被神圣化了,当作唯一正确的、不可更易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以致日益僵化,弊端百出,待发觉准备改革之际,为时已晚,再加上举措失当,苏联终于解体。

苏联的解体,更不等于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列宁说:“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采取一系列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大措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已经取得并正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这种新生制度是富有生命力的。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否就强大无比呢?绝非如此。如果从历史的长过程来看,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远远不如19世纪强大,那时是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支配世界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不如20世纪前半期那样强大,因为那时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殖民体系只是受到严重冲击,尚未瓦解。今天,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冲破苏联模式,走上了改革的道路,这场改革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在今后的岁月里将看得越来越清楚。战后,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殖民主义体系,这极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法国不得不撤出越南,英国不得不撤出苏伊士运河,说明了老牌帝国主义的衰弱。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新兴超级大国也不可能任意摆布第三世界的国家。美国侵略朝鲜、越南的失败,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第三世界越发展,帝国主义的力量就越削弱,美国企图奴役全世界的“新秩序”就越建立不起来。所以,从资本主义世界范围来看,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是比以前强大了,资本主义秩序是比以前稳固了,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从国际上各种力量的对比来看,帝国主义所能控制的范围和控制的力量都比以前缩小和减弱了。

总之,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人类在100年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最主要的是三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殖民体系的瓦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经济的巨大增长。但20世纪也是一个战乱频仍的世纪,并且遗留下若干如果处理不好就将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甚至毁灭人类自身的大难题,诸如热核战争、“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破坏和浪费、生态失去平衡,等等。在55亿人口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

当前,世界经济继续发展,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潮流,也将是下一个世纪人类所要解决的最大课题。经济优先已成为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相扩充军备,使德、日两个战败国家迅速赶上并在某些方面超过的教训,给各国执政者敲响了警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强弱,在综合国力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现代国际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帝国主义已经从老殖民主义转向新殖民主义,即放弃武力兼并的办法而采取直接、间接地进行经济渗透和经济控制的办法。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各种力量互相制约,终归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持。

发展经济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代,国际合作是绝对必需的。当然,在合作的同时国际经济竞争也日趋激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之间,将有一个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竞争的漫长时期。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将来能够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会吸引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扬弃资本主义而选择社会主义。

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达到了可以大大造福于人类但也可以毁灭人类的地步。如果下几代的子孙能够把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全部致力于和平与发展,如果下几代的各国执政者能够吸取20世纪的教训而变得更加聪明和富有理智,那么21世纪将是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世纪。研究世界通史,研究世界现代史,可以增进人类的智慧,使他们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美好的未来。齐世荣1994年10月20日总序吴于廑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

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古今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

远在古代,历史学家就已经把记述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由于世界历史在当时还远没有象后代那样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即使是视野扩及全部已知世界的历史学家,一般也不会对所写历史标名为世界历史,也不会完全意识到是在写作当时已知世界的历史。但是,他们毕竟把已知的地理范围视为一个世界,并且把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这个已知地理范围所写的历史,就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9卷,主题在于记述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但其涉及的范围,包括地中海地区、多瑙河外、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大体上就是希腊人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因此可以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的历史。比希罗多德晚出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全书的主体是汉天子统治之下的中国。但其所记史事的地理范围,却扩及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司马迁沿用中国古代的习惯说法,笼统地称这个已知的世界为“天下”。这个“天下”东起朝鲜,西迄大夏、安息,几乎是亚欧大陆的一半。对于为这样一个广阔的地理范围记载史事的史书,把它视为一部当时中国人已知世界的历史,看来并不为过。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著有《历史》40卷,现存前5卷及一些残篇,记述的中心是正在扩张中的罗马。但中心之外,所记范围还包括公元前212—前146年期间地中海的周边世界。波利比奥斯在《历史》的第1卷第3节中说,他以第140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220—前216)为全书叙述的起点,在此以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而在此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腊、亚细亚的局势联结了起来”,由此“历史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波里比奥斯对当时罗马周围世界由分散而联系为一的历史认识,十分可贵。

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大。但是历史家笔下的世界,却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4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关于历史的终极是“上帝之国”在人间实现的思想,支配着中古时代的西欧史学。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所及的世界。这个世界以欧洲为主体,外于此者,按基督教教理,除了圣地巴勒斯坦,都是应受天谴的异教土壤,理应排斥在沐受神恩的这个世界之外。因此,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12世纪德意志历史家弗赖辛的主教奥托(约1114—1158)所作《年代记》是这一类历史著作的代表。以此为代表的世界史观,在欧洲一直沿续到17、18世纪。法国人J.B博叙埃(1627—1704)所著《世界历史通义》以及A.A.卡尔梅特(1672—1757)所著《教俗世界史》均属此类。

中古时代与基督教世界并立的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历史学家在编纂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历史时,和同一时代基督教历史学家一样,往往也受宗教意识的支配。塔巴里(838—923)所著《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伊本·赫勒敦(1332—1405)所著《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都以当时最渊博的“世界史”著作见称,其内容则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诸国为主体。伊斯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实际是伊斯兰教传播所及的世界。其周围地区,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化外而已。

中国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所修的正史都属中国的断代史。但是历代史家大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撰写本国史的同时,还记叙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他们著述的范围固然详于本国,薄于“蛮夷”,但毕竟包括了同时代已知的世界。而且,与中古西方基督教史学不同,中国史学著作所记述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人在一定社会环境里的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可以称作以人为本的历史。它们所记叙的世界或“天下”,是个体或群体的人从事活动的世界或“天下”。这种把当时已知世界历史视为人的活动过程而非神意展现过程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在15、16世纪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空前扩展之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中古时代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局限,首先是地理知识上的局限。当时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远非16世纪以后人们所知道的世界:或者是地中海周围,或者是亚洲东部和中部,或者是亚欧大陆及其附近的北非等等,总之,不出世界的某一局部。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写作包括全部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其次是民族或宗教意识上的局限。历史学家把属于本民族的或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忽视或蔑视即使已有所知的异族或异教地区的历史。于是或以罗马为中心,或以汉帝国为中心,或以基督教世界为中心,或以伊斯兰教世界为中心,以及如是等等。就中古西欧史学和阿拉伯史学而言,所受宗教意识的局限尤为明显。

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稍后的启蒙运动时期。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萨贝利科(1436—1506)著《恩奈阿德》,记述了古代到16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述的开端,特点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风教通义》(或译《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不仅进一步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划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从纵的方面说,伏尔泰废洪水创世之说,从他当时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从横的方面说,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他嘲讽西方的传统史学,说“历史号为世界史”,而实际是“在我们西方造作的”。在这些方面,伏尔泰确实为后来世界史的编著开辟了道路。继此之后,德意志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格丁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J.C.加特勒尔(1727—1799)的《世界历史要览》以及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由L.von朗克首倡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朗克晚年编著、身后由其弟子据遗稿补足的《世界历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借朗克批判史学的权威而广泛扩散影响。把各国历史汇编为世界史的作法,开始于18世纪中叶。1736—1765年,英国J.坎普贝尔等人辑集了一部《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38卷。德国格丁根学派曾译出30卷,终因其体例驳杂而中止全译。此后,新的大型汇编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以及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等。参与这类新型汇编的历史学家,既有近代发现和搜集的大量文物、文献和历史遗迹为依据,又重视和运用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由他们的著作辑集起来的大型汇编,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但也存在着缺陷:第一,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第二,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发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列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然可见;第三,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

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译刊《四洲志》,内容包括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的史志和中外著述,写成《海国图志》50卷,于1842年出版,1847年增为60卷,1852年又扩充到100卷。这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历史与地理巨著。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对各国的史地沿革,社会演变,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不过,两书的作者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魏源以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华”;徐继畲认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而万方对中国则“仰之如辰极”。这一传统史观到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历史家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这两派历史家都从外国历史寻求变法或革命的借鉴,因之所写外国历史多偏重于各国之治乱兴衰,目的是说明变法和革命乃国家强弱存亡之关键。但他们还没有能够用变革的思想编写综合性的世界历史,据以编写某些外国历史的蓝本又多半是出于西方学者的著述。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他们对中国中心论的传统史观提出异议,力斥“中华外夷”乃千年之谬论。

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缜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问题。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朗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O.施本格勒(1880—1936)和A.J.汤因比(1889—1975)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他的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须重新定向。他后来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和集中由许多历史家执笔的文字说明,也都体现出同一倾向。与此同时,对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近年出版的《全球历史》,就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列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近代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即将消逝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

苏联科学院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这部通史具有和西方同类编著相区别的明显特色。它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并且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苏联学者的这一著作,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为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部巨著也存在着缺点: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的框架之下,它多少是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客观历史规律的统一。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因而没有得到作为一个学科主题应当得到的全面和高度的重视。

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三四十年间,世界历史研究的进展很慢。40年代初周谷城开始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和研究,于1949年出版了《世界通史》三册。这部书首先在中国打破用国别史编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周谷城认为写世界历史应该诸区并立,重视各个地区的相互交往、相互渗透、相互竞争,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以某一区域为重点。对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这些观点不仅足资参考,而且因其蕴蓄甚广,也富于启发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40年来出版了许多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人物传记及各种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成为中国世界史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重要园地。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这部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近些年来,还陆续出过几部世界史、各有改进。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的而非割裂的、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考察,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面临的方在开端的任务。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

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闭塞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世界历史所作的论述,最早地、也是最为鲜明地突破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唯心史观和民族偏见,因而“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观,世界历史不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或者按形态学派的说法各文明历史的堆积,而是其自身有规律地发展的结果。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五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五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这个纵向序列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式,不是所有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着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于某一阶段;即使属于同一阶段,其发展形式又往往互有差异。但是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由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到直接生产者遭受不同形式奴役和剥削的阶级社会,又由阶级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没有奴役和剥削的无阶级社会,尽管形式各异,先后不一,这个纵向发展的总的过程,却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基于这一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阐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少可贵的成绩。

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在史前时代,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以氏族部落或村落为单位,分散地生活在地球的各个点上。尽管考古学家以实物证明,这些分散的点并不是完全彼此孤立和隔绝的,曾经有过某些偶然性的接触,但是,由于当时物质生产水平极端低下,各个点都还不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分工,不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彼此交换和交往,也不可能有多大范围的开拓活动。因此,点与点之间基本上是相互闭塞的,其横向联系几乎没有,即有也极其有限。在进入农耕和畜牧之后,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一些地区先后出现阶级社会。这就突破了原始氏族部落的极端狭小的孤立状态,开始结成有一定领域范围的国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也开始出现较多的交往,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交往。但是,在阶级社会的前资本主义诸阶段,即使在经济发展比较先进的农耕地区、基本上都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分工和交换虽有所发展,但毕竟有限,手工业和商业都还处于附属的、补充的地位。只要生产没有超出自然经济的范围,各民族、各国、各地区间相对闭塞的状态就依然存在。到了15、16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萌芽滋长。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长期存在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状态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也才逐步形成为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马克思曾经指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这个历史结果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出现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不是……一直存在”的世界历史,直到这时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存在。

推动历史从原始人类分散生活的各个点到最后联结为世界一体的这一横向发展过程的决定力量,同样是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对新地区的开拓,与相邻地区的交换和交往,必然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必然导致彼此之间闭塞状态的突破,彼此闭塞状态逐步突破的过程,也就是历史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尽管各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打破闭塞状态的程度和先后并不一致,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仍然具有理论上的普遍规律性的意义。

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不可能形成复杂的社会分工,不会有程度较深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与此相应,人们就不可能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交往。不达到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没有程度较深和方面较广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历史就只能是各个地区相互闭塞的历史,而非联系密切的、结为一体的世界历史。这是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诸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基本状态,尽管诸阶段的闭塞程度因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差别。只有当生产方式日益完善、社会形态走向较高阶段即资本主义时期,物质生产的发展才使愈来愈互相依存的社会分工、地区分工和民族分工成为必要,人们对社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超越过去对自然的依赖。由此造成的密切而频繁的交换和交往,也就愈来愈超越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一旦物质生产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阶段的纵向发展,制约着它从部落到国家、从分散的各地区到联结为一体的世界的横向发展。

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希腊人的早期城市公社发展到一定水平,便开始向周围地区移民,广泛建立移民点。这些移民点和许多由之分出的城市公社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特别是扩大奴隶来源方面的联系,而这类联系又促进了希腊城市公社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公元3世纪及稍后,中国北部的鲜卑、拓跋诸族,欧洲的日耳曼诸族,当他们有了铁器,知道农耕,开始进入阶级社会,从而具有一定向外扩张条件的时候,或者和平迁徙,或者暴力侵犯,向与他们邻近的先进农耕地区扩展。这在他们的历史上,是适应纵向发展的横向发展。这个横向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民族之间的闭塞局面,而且加速了他们向先进的封建社会形态过渡。这就是说,横向发展促进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在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个时代西方国家的海上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导致世界各地区间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而这种世界性的密切交往,又转过来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资本势力对封建农业体系的侵蚀瓦解直至后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如果一个地区缺少与其他地区的横向联系,其纵向发展必然迟滞。美洲的玛雅文明,虽曾达到较高的水平,而且创造了文字,但在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和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玛雅文明之所以长期停滞,缺少与纵向发展相适应的横向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上可见,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52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世界历史全局概览

人类的历史,从早期人类的出现,直到当前的世界,是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由极端缓慢到加速前进的结果。

大约距今300—35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人类历史的史前时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原始社会阶段。原始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属于旧石器时代,人类在这一时期中经历了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等阶段,最后完成了从原始人向现代人的转化。旧石器时代原始公社内的劳动产品绝少剩余,因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也绝少交换,不同原始公社之间极端闭塞。然而随着地理气候的变化和寻找新的食物采集基地的需要,早期人类不得不分支向新地区移徙。从已知的考古发现来看,处于能人阶段的人类主要只是活动在东非和南非。到了直立人阶段,人类分布的范围除了非洲中部偏南之外,已经扩大到亚欧大陆的广大地区。到了智人特别是晚期智人阶段,人类移徙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一部分由西伯利亚极东跨过当时可能存在的陆桥进入美洲,一部分由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进入大洋洲。人类的这种移动是非常缓慢的,大约经历了300多万年之久,但毕竟是对原始孤立状态的一种松动。在移动的过程中,人类把自己的原始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等从一个地方带到了另一个地方,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初起步。

距今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从采集植物果实和猎取动物的实践中学会了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发明了原始农耕和畜牧,从而由食物的采集者转变成为食物的生产者。这是人类物质生产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从此,气候和土壤适宜种植谷物的地区逐渐以农耕为主,干旱而牧草间生的地区则以畜牧为主。农耕的发生,使人类有可能逐步转入相对定居的生活,形成村落。从公元前8000—前7000年起,在西亚、东亚和东南亚、中美、南美以及非洲内陆,先后形成几个各有特色的农业中心。农耕所特具的优越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农耕地区人口的增长,使各农业中必然不断向周围扩散。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培育的小麦和大麦,在3000多年中先后沿东西两大方向扩散到欧洲和亚洲偏南直到印度的广大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培育的水稻,中美、南美培育的玉米,也逐步向各自的周围地带扩散。于是,就亚欧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利亚至波斯、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至波罗的海之南,由不列颠至乌克兰,乃至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由此构成一个绵亘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之间的、偏南的长弧形的农耕世界。在这个农耕世界之北,是宜于游牧和半游牧的地区。随着游牧和半游牧的不断扩展,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也形成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偏北的游牧世界,与偏南的农耕世界并列。在其他各洲,也先后出现农耕地带与游牧地带的区分。

人类自从进入新石器时代并从事农耕和畜牧以来,剩余产品日益增多,私有财产随之出现。至新石器时代之末、金属器时代之初,氏族公社原始共产制趋于解体。在农耕地带,生产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都较高。食物丰饶以后,有更多的可能分出劳动力从事农耕以外的活动,如手工制造、金属开采和冶炼、河渠开凿、土木建筑、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等。因而农耕地区的阶级分化较快,也较早地出现了公共权力,诞生了文明。约在公元前第4千纪后期,西亚两河流域首先突破原始公社各自孤立的状态,在较大范围内形成并加强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横向联系,出现了居民密集的聚落,由此兴起了很多以城为中心的小国。稍后,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爱琴海地区等,都先后诞生了文明,出现与两河流域类似的、并立的小国。历史从此步入阶级社会,同时开始在更大范围内的横向发展。在游牧地带,由于生产增长率较低,社会分化相对缓慢,因此原始部落牢固存在,长期停留在淳朴而落后的状态。由此而后的亚欧大陆,南方农耕,北方游牧,南方富庶而发展较快,北方贫穷而发展迟滞,这是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前长时期中的基本形势。

亚欧大陆各农耕中心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世界历史上划分奴隶制阶段和封建制阶段,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许多专门研究可以看出,古代世界物质财富直接生产者被奴役、被剥削的方式,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包括残存的原始公社共有制,不同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完全丧失自由的奴隶、半自由的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以及自由劳动者在各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各地也不一致。这种情况不仅在通常以公元5世纪为下限的古代世界是这样,5世纪之后,在中古时代封建制下的直接生产者被奴役、被剥削的方式,以及依附农民与自由农民在经济中的各自比重,也是这样。因此,前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都很难以某一地区历史实例作为典型,也很难以某一实例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历史上划分两个社会形态的标准。而且,古代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与中古时代的封建依附农民,往往不易分清界限。两种依附劳动者在各自所属时代的存在,并非一个是偶然的,一个是普遍的,而是各自在其所属时代都占有相当的比重。诚然,这种比重也因地而异。不仅依附劳动者是这样,将分别存在于古代世界和中古时代的自由劳动者作相互对照,其情况也是这样。这就使在世界历史上区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成为十分复杂的问题。象通常那样,采取统一的、超越地区差别的划分界限,把早于此限的纳入奴隶制,晚于此限的纳入封建制,看来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非常明显,除了少数如西方古典奴隶制的一些中心而外,这个划限的方式很难说明前于此限的依附劳动者和自由劳动者怎样一越此限,就成为后于此限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为什么一个时期打上了奴隶制的烙印,另一个时期又涂上了封建制的色彩?在目前,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但是,这个问题之暂难解决,并不能构成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对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前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概略性的横向考察成为不可能,或者说,成为学术上一种无所依据的徒劳。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即15、16世纪以前,进入文明的、阶级对立社会的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一般都是以农为本,农业是奴隶制社会的基础,也是封建制社会的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在从事定居耕作……的民族那里,象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这也无异说,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以农为本。既然两者在经济上都是以农为本,那么,虽然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奴隶制社会形态和封建制社会形态还不能一一清楚地划分,也无妨就其具有共性的历史发展问题作通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考察。

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在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因而必然具有闭塞性。手工业和商业同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相比,是末,不是本。它们当时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终究不能改变农耕世界以农为本的这一根本状态。前资本主义时期各民族、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互相闭塞,是附随这一根本状态而必然存在的现象。在与农耕地带并列的游牧地带,除了在大移徙、大冲击浪潮中形成多部族的广泛联合而外,各部落、部族之间,也是基本上处于闭塞状态,生活很少越出狭小牧地的范围。因此,在孕育人类最初文明社会的亚欧大陆及其毗连的北非,包括农耕和游牧两大地带,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闭塞状态是普遍存在的。不打破普遍存在的闭塞状态,历史也就不能发展为世界历史。

闭塞状态的打破,有待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交往是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日渐增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交往增多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农耕经济比游牧经济先进,所以各民族、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往,首先而且主要地是在亚欧大陆偏南的农耕地带逐步频繁起来的。古代文明中心小国林立的状态演变为大国统一和大国之间彼此对峙的局面之后,特别是西亚、北非和东部地中海地区,不论是在中心范围以内或中心与周边地带之间,闭塞的状态都因交往频繁而打开了孔道。经常的交往一般都是通过和平的途径。生产技术、各地特有物产、艺术品以及文字、科学知识、思想、宗教信念等等,都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通过商人、使节、游历者、学问家、求道和布道者而直接、间接地交流,并逐渐地向中心凝聚。人们的活动空间和视野都因此而渐渐开阔了起来。分散在周边的许多孤立的点,也渐渐与文明中心发生微弱的、却又有发展前景的联系。但是和平交往并非交往的唯一方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势力强大之后,往往因开拓土地、移殖人口、掠夺资源、控制商路而与邻近国家、部族发生冲突,以暴力的方式进行交往,这在大国并立的形势下尤其如此。暴力交往不可能成为经常采取的方式。它是间歇的,具有破坏性的,但又具有和平方式所不具有的冲击力量。一次猛烈的冲击过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对闭塞状态的重大突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以后,从爱琴海地区到印度河流域,经济文化发生了范围空前广阔的交往。13世纪蒙古军横越亚欧大陆,随着帝国的建立,东西陆上交通为之大开。历史上这两次破坏力甚大的暴力交往,都起了重大突破闭塞的作用。

亚欧大陆的古典文明世界,从黄河流域到地中海沿岸,是以最长距离分隔着的东西两极。在这两极之间,自古就断续发生了分段而又相连接的交往。陆上,逐渐形成了丝绸之路,由中国西部进入中亚,然后经大夏、波斯同波斯帝国遗留下来的驿道和通向黑海的道路相连,辗转通往罗马。在大夏境内,南通印度的道路也与之相接。丝绸之路的形成,从历史的发展看,其意义的重要不在于丝绸的转运,而在于有了这条通达的道路之后,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可以随着时代的演进而络绎往返。佛教和佛教艺术、波斯工艺图案、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的星历医药,先后经由此道或假道它的一段传入中国。中国的造纸和印刷两项对后世文化发展影响极大的工艺,可能还有凿井法以及其他技术,也循此道传入中亚和西亚,后来造纸术和印刷术又转传欧洲。海上,据记载应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使者,于中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自日南徼外来献珍物。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一事件最足引人注意的,不在于东西方的皇帝之间有了最早的通聘,也不在于来者究竟是商人还是使臣,而是在于自红海、阿拉伯海、经孟加拉湾以迄中国的南海,在这时已经形成了联结东西方的海上通道。此后阿拉伯商人之活跃于唐宋时期的中国东南沿海,明代郑和西航遍历自东南亚迄东非30余国,都使人不得不追忆这条海道的最初开辟。中国在亚欧大陆几个文明中心之中,所处的方位是比较僻远的,能够较早地和其他中心发生陆上和海上的交往联系,说明古代各地区之间的闭塞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印度孔雀王朝与叙利亚塞琉西王国以及远至希腊、埃及之间,也是较早地就有了经济和文化交往,同样说明闭塞是相对的这一历史事实。逐步打开这种相对的闭塞,是从古就已开始的历史发展的趋势。

但是,不能对历史上这种横向发展估计过高。不论是陆上或海上,当时交换的物产较多是贵重珍品,数量不大,来往也不多,海上交往则更加有限。15世纪末以前,海上交往大都局限于近海,或者附岸航行,或者逐岛跨渡,离陆地都不远。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犹如一个大湖的地中海的活动是这样,中国人、印度人、稍后阿拉伯人在东南亚和南洋诸岛的经商、移民和传教布道也无不是这样。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为海面较阔,往来受到很大的限制。北魏之际及以前,日本人来中国必须经朝鲜遵陆而行。7世纪末至8世纪,当遣唐使全盛时期,才由日本横渡东中国海,到达长江口。但是因风漂失以至舟覆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因之往来仍然有限。在航海和造船技术有较大的改进以前,除了印度洋上因季候风的发现可作季节性的跨海航行而外,海上交往只能限于近海。就长距离而言,海路只能处于陆路的补充地位。这种补充不经常、不稳定,因之不可能充分发挥海运载量大、行程远的优势。渡越大海的航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不能说完全没有。北欧的诺曼人、维金人,曾经到达冰岛,漂过北大西洋到达格陵兰和文兰。但这是偶有的例外,对历史上的横向发展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这样,依靠骆驼、马、人力的陆上交往,在古代和中古的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仍然是沟通各地区的主要通道。距离越远,行程的连续性越难保持,打开经济上互相闭塞的作用也就越有限度。离开亚欧大陆及与之毗连的部分非洲,远洋以外的世界就更一无所知。陆海交通的发展水平也限制着暴力的交往。任何古代的强大国家,不论是奴隶制帝国如罗马,或封建大帝国如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帝国,其所进行的对外扩张,都不得不受农本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对军事的支持能力的限制,包括交通技术上的限制。而且,即使在这些强大国家统治所及的范围之内,占支配地位的也仍然是闭塞性的农本经济。农本经济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闭塞状态就不会仅仅由于发生了和平或暴力交往而被彻底打破。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资本主义闭塞状态中的亚欧大陆,随着陆上和海上的有限交往,各种思想意识和宗教信念却四向传播,分别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内移植、生根,留下长期的不可磨灭的影响。起源于西南亚一隅之地的基督教,逐步向西方广泛传播,在一个长时期内在全欧洲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中国儒家思想也传遍东亚,在朝鲜、日本、越南的地位,直到近代以前,几乎和在中国不相上下。印度的佛教在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被普遍接受,传入中国后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又由中国传到了日本。伊斯兰教因阿拉伯人的扩张而传遍中亚、西亚和北非,后来又进入南亚与东南欧,形成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并峙的伊斯兰世界。狭隘的、地方性的、相互闭塞的农本经济,在亚欧大陆各个主要地区,却支撑着越出国家和民族界限的三大宗教信仰和一个起着近似宗教作用的伦理思想体系。这是农耕世界不同地区间在横向联系中积累起来的一项极有历史意义的后果。

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也进行着和平的、有时是暴力的交往。游牧世界需要农耕世界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农耕世界需要游牧世界的马匹和皮革。双方都要通过和平互市来满足各自的需要。但也存在着矛盾:游牧世界的各族,其中包括趋向农耕的部族,有时要进入富庶的农耕世界;农耕世界的统治者有时也要开边拓土,略取游牧世界的土地。从公元前第2千纪中叶起,迄公元13世纪,游牧世界各部族先后对农耕世界掀起了三次历时长久的移徙和冲击浪潮。最初的一次断续绵延到公元前第1千纪,进入农耕世界的主要是来自偏西北方的印欧种人,东至印度河,西至爱琴海,中部至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也有闪米特人,进入两河流域和埃及,他们带来马驾的双轮战车,稍后南下的还使用了骑兵。第二次浪潮始于公元2、3世纪,直到7世纪。最早发动的主要是匈奴人、突厥人,后来还有进入黄河流域的鲜卑和拓跋诸部,进入波斯和印度的嚈哒,在匈奴压力下冲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各族以及稍后的斯拉夫各族。游牧的阿拉伯人则于公元7世纪冲入西亚和中亚,以后扩张到北非和西南欧洲。最后一次浪潮起于13世纪。主要入侵者是蒙古人及与之联合的突厥人,冲击的范围最广,遍及亚欧大陆,但延续的时间却最短,到14世纪仅余尾声。自此而后,历经3000多年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矛盾大体定局。游牧世界各族在入侵时期的军事优势,一当他们进入农耕地带,就在各自农耕化或进一步农耕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农耕世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入侵的游牧、半游牧、趋向农耕的各部族吸收到自己的经济文化体系中来。三次移徙、冲击浪潮的结果,是游牧世界的缩小,农耕世界的扩大。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以农为本的相对闭塞的经济,在与游牧世界的长期矛盾运动中,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和韧性。彻底打破植根于农本经济的各民族、各国、各地区间的闭塞状态,还有待于新的历史力量,有待于跨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

当亚欧大陆农耕世界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前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美洲的中部和南部,都已兴起了文明和国家,其基础也在于农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北非伊斯兰诸国进行穿越撒哈拉大沙漠的贸易,用黄金、象牙换取手工业品,在交往中接受了伊斯兰教。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美洲中部和南部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国家则处于完全和外界隔绝的状态。他们的远祖是从亚洲移去的,但他们和亚欧大陆的文明却没有联系。古代中国人远渡墨西哥之说,目前不能论定,即使属实,也对15世纪以前美洲的闭塞状态无所裨补。中国在商朝已经有车有马。美洲印第安人在和西班牙殖民者最初接触的时候,还无车无马,连在同一大陆上的两大中心之间的交往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同美洲以外的文明发生横向联系了。孤立、闭塞,必然造成文明的停滞。

从15、16世纪开始,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相对闭塞,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亚欧大陆之间在更大程度上的闭塞,美洲、大洋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完全隔绝——这些现象都逐步发生全面改观。15、16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转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内部,首先在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人类历史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因这个变化而归于结束,资本主义开始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萌芽和发展,不断侵蚀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通过市场交换以实现利润的经济和闭塞的农本经济两不相容。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就必定不断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伸入并占有原来封闭的农本经济的阵地,无止境地向可能达到的各个角落扩展。它突破地理的自然界限和国家疆域,最大限度地为销售其商品而开拓市场。由中古后期积累起来并得到改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适应西欧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为他们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必要手段。哥伦布打开大西洋的航线之后,西方资产阶级走遍全球,凡海水所及之处,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踪迹。于是,世界不再是亚欧大陆加上地中海南岸的世界。南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东西两岸,稍后还有大洋洲,都加入以亚欧大陆为主体的文明世界。世界的范围空前扩大了。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闭关自守状态越来越彻底地被打破,世界也变得更为紧缩了,由分散的世界渐渐成为一个初见其全貌的整体世界。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才开始成为世界的历史。这是从原始人类为寻求食物分支向地球各地移动直到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这一经历悠远行程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的横向发展,到这时达到空前未有的广度。

约自16世纪起,资本主义萌发较早的西欧国家一反农本的传统,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借以促进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鼓励资本原始积累,扶植为适应国外市场的工业生产。由农本而重商,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的重大转变。在同一时期,亚欧大陆东部几个发展水平即使不超过但也绝不低于西欧的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却故步自封,限制甚至放弃海上活动,以闭关自守为得策,维护传统的农本经济。在西欧,尤其是在英国,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取得政权以后,重商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8世纪中叶,英国首先发生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气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这是人类物质生产史上继农耕和畜牧的发生亦即人类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之后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飞跃。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后,法国以及西欧其他国家跟踪而起,工业产量和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从此,原来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东西两端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局面,最后失去了平衡。西方经过重商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革命,摆脱了传统的农本经济,从而对固守农本的其他国家取得了决定性优势。这个优势是新涌现的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优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挟此优势向世界各个地区实行了猛烈的血与火的扩张,任何闭关的壁垒都在这个优势的冲击下失去抵制的能力,到处门户洞开,成为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原料和劳动力供应地、投资牟利的乐园。美洲、非洲、西亚、南亚、西南太平洋诸岛、大洋洲,先后沦为殖民地,虽则美洲由白人及其后裔居留的部分殖民地稍后取得了独立。其他地区,包括很多欧洲国家,都不得不在西欧工业巨大优势的影响和压力之下,先后不一地作出反应。反应是曲折的,但其主要内容总不出两点:第一,推倒或改造建立在农本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统治;第二,实现工业化。

反应的总的结果是新兴工业世界范围的扩大。中欧、南欧、北欧、东欧、包括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最先步武西欧的后尘,或者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下,或者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也脱离封建主义农本经济的旧轨,在经营方式上,在操作技术上,开始了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相适应的发展。由此而东,亚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奥斯曼帝国、萨非王朝的伊朗、莫卧儿王朝的印度、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也各各作出不同的、后果不一的反应。日本的反应取得很显著的效果。封建的幕府被迫还政天皇。通晓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家与日益壮大起来的商人、企业家相结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维新,迅速把日本引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建立在农本经济上的专制统治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农民反封建反殖民侵略的斗争遭到它的镇压。在日本维新30年后,中国一部分力量微弱的开明派也推动维新,但是“百日”而已,转瞬失败。19世纪,奥斯曼帝国也先后进行了改革,发生过政变,但其短促命运与中国清末的维新相去无几。萨非王朝的伊朗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也在19世纪发生过反封建、反殖民统治的人民起义和各种改良运动,但同样以失败结局。这些国家的革命和民族独立,到20世纪还要经历一番曲折的过程。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控制或直接支配之下,这些东方国家的民族工业虽多少有所发展,但在日益扩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业世界中仍处于一种依附的、无自主权的地位。亚欧大陆农耕世界自莱茵河以东迄日本列岛,各国对西欧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所作的不同反应,经历了新旧制度、新旧社会阶级、新旧思想意识的批判和斗争,是近200年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一大主题。

两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诸阶段。它以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的巨大动力,实现了人类历史空前未有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不论是发展速度或规模,前资本主义的任何时代都无与伦比。但在不断扩大和发展的同时,它面临着难以解救的矛盾。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表现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斗争有张有弛,矛盾却从未消失。不仅如此,与资本主义势力国际化的形势相应,这个斗争又发展为国际化斗争,形成有完整政治纲领的、联合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次是殖民地附属国与殖民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遍及亚、非、拉美诸大洲,发展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结合,形成对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国际秩序的巨大威胁。同时,存在于各大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曾引起多次的殖民争霸战争,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爆发为两次世界大战,更番削弱了各殖民大国的统治势力。以殖民主义大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其历史支配地位并不巩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中欧、东欧、亚洲国家人民民主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局面。由此开始,历史上就出现一个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相对立的、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消灭阶级剥削为特征的、方在新生阶段的社会主义工业世界。这对于在近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历史性冲击。是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继续存在和发展,还是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的成长壮大以至最后代之而起,成为当代世界全局性矛盾的焦点。人类已有的历史智慧还不能断言,这个全局性的矛盾将怎样解决,要经历多少代人才能解决。不过,随着近若干年来形势的推移,有一点可以说已初见端倪:两个世界正在由对抗转向对话,并存和互相竞争的局面,亦即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不断较量彼此实力、影响力高低胜负的局面,已在逐步形成。人所共知,以现有的条件,并存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以军事手段一举而消灭对方。所以可以预期,这个并存和互相竞争的局面虽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观察,这个多变化的局面将不会短暂。并存与竞争是相联系的,并存的任何一方为求得和保持超越对方的优势,必将采取各种改善自己所处地位的措施: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各国将实行缓和自身矛盾的改革,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各国也将实行完善自身体制的改革。在并存和竞争的长过程中,任何一方实施的变革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别一方的制约和影响。因之可以设想,两个世界并存、竞争的局面,同时也是两个世界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下不断发生变革的局面。

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各国建国的历史还很短,取得革命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早的至今也不到四分之三世纪。它们原有的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现代工业化水平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还难以和有较长工业化历史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对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冲击力的强弱。迄今为止,新生的社会主义工业世界所能加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冲击力,还不足以比拟当年新生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所曾加于传统农耕世界的冲击力。社会主义工业世界还远没有象当年资本主义工业世界那样,在向对立一方的冲击中取得压倒的优势。不仅如此,近几年在欧洲方面,还一再遭受严重的挫折。但是,从历史的长期趋势说,目前存在的两个世界力量的差距,不会到此就成定局。随着两个世界并存和竞争局面的持续存在,在不断变革中的双方力量的对比,必将不断发生改变现存状况的变化。如果历史学家可以稍稍越出既成的历史,略一展望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和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的未来,那么,对于两个世界在长期并存、竞争局面下各自面临的问题、形势所要求的变革倾向、以及由变革导致的可能前景,都不妨作一概然的、趋向性的估计。

从长期而论,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仍然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亦即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自前一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即已为缓和这一矛盾采取了改革措施,如运用立法手段实行劳动者权利和生活福利保障的社会化、资本的部分所得的社会化、文化和教育设施的社会化等等。可以说,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这类改革,已经比较明显地具有社会化的倾向。未来两个世界长期并存和竞争的局面,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类改革,无疑将会给予新的推动。改革社会化的倾向不仅将持续下去,而且还会出现这样的可能,即一旦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在改革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多数对抑制资本强化了要求,这类变革就可能迫于竞争的形势,不得不越出已有的范围,进一步向所有制领域延伸。近些年来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大企业国有化方面屡进屡退,不只是当政者在政策上摇摆不定的反映,也是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国家已非禁区的反映。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上较有弹性的制度,它能包容和承受一些开明的或出于社会下层要求的社会化变革。一旦这类变革深入到资本所有制的领域,由此引起资本所有制发生多层次的变化,以至突破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包容和承受的限度,那就势将在所有制这个规定社会阶级结构的根本问题上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临界线外跨越。由此而来的可能前景,将是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对其自身否定的历史蜕变。一个国家发生这样的蜕变,很可能,跟着就会在情况类似的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应。实现这一历史蜕变的方式,将取决于各国社会化变革的历史积累和阶级关系,以及未来世界的历史环境。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变革的历史积累,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蜕变,是估计未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社会主义工业世界面临的问题和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并非出于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所固有的不可解救的矛盾,亦非社会主义理想不合社会多数的利益,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短期所能克服的困难:一是工业化起步晚、水平低;一是历史传统负荷重,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人为失误以及纠正失误机制的缺陷,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化的要求。当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总的倾向是消除历史遗留的困难,有选择地吸取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市场机制等经验,以此加快现代工业化的进度。在未来两个世界长期并存的局面下,这一改革倾向势将持续。不如此,不足以强化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竞争、较量的能力。这一改革越持续深入,越是在改变束缚经济活力和劳动创造力的僵化体制方面、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其它成分经济为辅方面,在扩大政治民主、确定公私权益界限和健全法制方面,以及在更新全社会思想意识和文化素质方面,都一一取得成效,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吸取人类历史经验并且创造性地用于自身发展的能力就越强,在工业化水平上赶上以至超过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由此而来的可能前景,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成熟和完善,不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方面,而且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都将显示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一旦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出现了一个或几个领先的国家,在工业化的主要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发达国家,两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就必将随之发生根本变化,整个世界的形势也将大为改观。曾经徘徊于两个工业世界之间的、基本上还滞留在传统农耕世界的国家,将会更多地倾向社会主义,经由不同途径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政治制度在不断改革中趋向成熟和完善,以及由此引起的对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是估计未来世界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

当代两个世界的问题,比以上所概述的远为复杂。在两个世界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下,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和斗争不会自然消失。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社会主义势力,在反对其内部变革的同时,仍然会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手段,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甚至伺机颠覆,借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意图。面临这种形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巩固自身的存在,发展改革的成果,必将采取相应的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的措施,对国际和国内敌对势力实行遏制和反击。两个世界各有许多历史不同、现状互异的国家,在历史新旧嬗递之际,各国变革的轻重缓急、进退成败,将呈现出纷繁多变、风波迭起的局面。但就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前文估计所及而言,两个世界间的这一局面,经过一段适应和稳定,历经战乱的人类理性,会逐步作出历史的选择:竞争和交流会日居主导,较量与敌对会趋向缓和。在长期的、不能预见其断限的演变之后,有较多可能会引向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其自身的蜕变,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其自身的完善。这两大历史性变化一旦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趋势: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将由此趋向收缩;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将由此趋向扩大。世界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也将由此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新的时代。

当前的人类社会,正在面临能源日渐枯竭、环境严重污染和破坏等巨大难题的困扰。世界历史新时代的来临,必将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为全人类而不是为私有资本服务的正轨。对困扰人类社会的难题也将有可能在全世界的通力协作之下,排除因私有资本维护其既得利益造成的障碍,求得合理而有效的解决途径。当前多数贫国与少数富国之间加速扩大的差距,也将随着各种公开的、隐蔽的殖民剥削方式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广泛发展而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世界历史的合理未来——合理地生产、合理地分配、合理地应用科学技术、合理地满足人类群体和个体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不在于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补苴延续,而在于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的更新继起,在这个更新继起之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蜕变。历史是很少直线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削弱、收缩、以至蜕变,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的成长、扩大以至最后遍及整个世界,必然要经历悠长的、曲折艰难的道路。但是,悠长、曲折、艰难都改变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向。黄河九曲,终将流归沧海。

世界历史这门学科正在发展之中。既然历史在不断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那么,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把分国、分区的历史集成汇编,或者只进行分国、分区的研究,而忽视综合的全局研究,都将不能适应世界历史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世界从15、16世纪起就已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世界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这门学科,也要相应地跨入一个新的阶段。(注:本书“总序”系作者根据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发表的“世界历史”一文稍作修改而成。文中第一部分关于19世纪后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学者在外国历史及世界史方面的编著和研究工作的论述,由杭州大学毛昭晰教授代为执笔。)第一章 二十世纪初的世界

19世纪是欧洲支配世界的世纪,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也如此。20世纪初,欧洲仍保存世界优势地位,但不久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东亚,兴起了日本;在美洲,兴起了美国。它们迅速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改变了欧洲称霸世界的局面。而美国之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影响尤为巨大。

在俄国爆发的1905年革命,为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从此人类有了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发展道路,至今仍在中国和一些国家进行着伟大的试验。

继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列宁认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开展,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1914—1918年,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和霸权而进行了首次世界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是欧洲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这场战争也为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因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薄弱的环节,革命容易在这里爆发,还因为在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厮杀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它们是顾不上立即动手扼杀俄国革命的。

总之,从20世纪初,人类进入了它的现代史时期。第一节 欧洲的世界优势地位

欧洲列强瓜分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已瓜分完毕。1884—1900年,是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的时期。在此时期,英国夺得了37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5700万人口;法国夺得了36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3650万人口;德国夺得了10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1470万人口;比利时夺得了9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3000万人口;葡萄牙夺得了8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900万人口。

英、俄、法、德四大国,它们在1876年的殖民地领土面积为4040万平方公里,人口27380万;到1914年,殖民地领土面积增为6440万平方公里,人口增为49450万。

整个非洲大陆,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外,都已变成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法国占领非洲领土面积最大,达到1097万多平方公里,约占非洲总面积的36%,相当于法国本土面积的20倍。英国次之,占有866万多平方公里,约占非洲面积的29%,为英国国土的36倍。德国约占234万多平方公里,约占非洲面积的7.7%,是德国本土面积的6.6倍。比利时占有234万多平方公里,约为非洲面积的7.7%,是比利时国土的77倍。意大利占有面积233万多平方公里,约为非洲面积的7.7%,为意大利本土面积的7.8倍。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非洲也拥有殖民地。

在面积达1681万平方英里的亚洲地区,至少有944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由欧洲列强统治。中国、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尼泊尔等国,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实际上是半殖民地。此外,世界上还有大片地区,如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等,都已欧化。欧洲人向这些地区移民,不同程度地代替了土著民族。

总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已称霸全球,是世界政治的中心。日本直到1905年战胜沙俄后,才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在此以前仍被欧洲看作东方的一个落后国家。1892年,欧洲诸大国把它们驻华盛顿外交代表的级别从公使升至大使,终于承认美国是一等国家,但直到1919年凡尔赛会议举行时,美国才在世界性的国际会议上占有重要地位。

欧洲的经济优势20世纪初,欧洲是世界的银行家。英、法、德是向国外投资的三个主要国家,其次是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小国。英国的资本输出在1913年达到35亿英镑,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8.5%,输出的大部分给予帝国内部,美国和拉丁美洲。法国的国外投资主要是在欧洲,首先是在俄国(1914年约合113亿法郎),并且多半是借贷资本,而不是对工业的投资。1906—1910年,法国对外贷款达于顶峰,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5%。1914年,对外投资总额约600亿法郎。德国的国外投资在1911年约200亿马克,1914年增至300亿马克,分布于欧洲的奥匈帝国、俄国和土耳其等国以及海外的加拿大、美国和拉丁美洲。1914年,瑞士的长期对外投资不少于15亿美元,荷兰约10亿美元,比利时约5亿美元。20世纪初,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伦敦城”的金融机构拥有世界范围的联系,英镑起着共同的贸易货币的作用。

欧洲不仅是世界的银行家,而且是世界的工业工场。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美国仅占23.3%。到1913年时,虽然美国的比重已达到35.8%,但该年欧洲工业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欧洲的煤产量,1880年为23800万吨,1913年迅速增长到56300万吨。欧洲的钢产量,1880年仅有950万吨,1913年增长到4200万吨。英、德、法三国是欧洲最主要的工业国家,它们生产的煤占全欧的93%,钢占全欧的78%。在国际贸易方面,欧洲也占有优势。1913年,英、法、德三国的制成品占世界出口的60%。

欧洲的军事优势在军事上,俄、法、德、英是世界上的头等军事大国。1900年,俄国的陆海军人数为116万,法国为71万,德国为52万,英国为62万。到1914年,俄、法、德、英的陆海军人数分别为135万、91万、89万和53万。而新兴的日本和美国,它们在1900年的陆海军人数分别为23.4万和9.6万人,1914年增至30.6万人和16.4万人。欧洲列强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瓜分了世界,占有了广大的殖民地,而且在许多国家划分了势力范围,操纵着它们的内政。沙俄将军德拉哥米洛夫傲慢地说:“远东的事务是在欧洲决定的。”第二节 美国和日本作为世界大国的兴起

一、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美国

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南北战争后,美国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工农业进入迅猛发展的新时期。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约占世界工业产值的30%。1859年,美国制造业产值约为18.8亿多万美元,到1900年则达13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它的煤、钢产量是英国和德国的总和。在此期间,美国的农业也获得大幅度增长。1870年总产值为24.5亿美元,1900年上升为47.17亿美元。农业劳动生产率则增长了4—5倍。美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继续保持着这种发展的强劲势头。从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业又增长了1倍以上。钢产量在1900年突破1000万吨大关,到1913年则达3100多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1%。这一年,美国工业生产占整个世界工业生产的38%,比英(占14%)、德(占16%)、法(占6%)、日(占1%)四国工业生产量的总和还多。

随着经济的长足发展,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的程度也越来越高,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逐渐融为一体。到20世纪初,美国已发展成为由极少数垄断资本家统治的托拉斯国家。结果造成严重的贫富鸿沟。1900年,仅占人口2%的最富裕的美国人拥有60%的国民财富。

美西战争19世纪末,美国垄断资本强烈需求海外市场,对外贸易的增长表明了这一点。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出口数量增加了7倍。由于美国国内市场较大,出口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一般地不超过10%。然而,美国经济的主要部门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海外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石油有1/2出口,钢铁的15%,铜的50%,农业工具的16%均依赖出口。至于农业方面,棉花收成的半数和小麦生产总收入的1/3均供出口。此外,食品、纺织品、燃料、建筑材料和各种消费品生产均超过了国内的购买力。189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更使这一形势变得异常严峻,造成450万人失业和群众的严重不满。面对着国内经济状况和社会的不稳定,美国政界和企业界一致相信,唯有扩大出口才能保持国内的繁荣稳定。1897年初,全国最有影响的工商界喉舌《商业日报》称,美国工业产品已大大超过国内消费的需要,许多产品为国内市场所需的4倍,“这就注定美国要争夺世界工业霸权”。

当美国踏上海外扩张,争夺殖民地舞台之际,世界领土已基本上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美国垄断资本便向着力量已经衰落的老朽殖民帝国西班牙开刀,并把侵略矛头指向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和亚洲最后两块较大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

早在内战后,美国已在美洲、特别是在古巴实行经济扩张。至1898年,美国公民在古巴的投资达5000万美元以上。虽然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美国已在经济上控制了古巴。

古巴人民因不堪西班牙的残暴统治,从1868年起,进行了长达10年的民族革命战争。1895年,独立战争再起。西班牙竭尽全力以极残暴的手段镇压了古巴革命,美国在古巴的投资和商业利益也受到损害。1898年,西班牙驻美大使迪皮伊·德洛梅的私人信件于2月9日为《纽约杂志》所披露,德洛梅在给朋友的信件中称美国麦金莱总统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政客”,并透露西班牙决心在古巴顽抗下去。信件的公布使美国的舆论哗然。美国借口“保护侨民”而炫耀武力,派战列舰“缅因”号前往哈瓦那。2月15日,该舰发生爆炸,266名官兵丧命。美国方面断言是因“触水雷”而爆炸沉没。4月25日,美国对西班牙宣战。

美西战争实际进行了仅3个多月。1898年5月和7月,美国海军先后在菲律宾和古巴歼灭了西班牙舰队。12月,美国和西班牙在巴黎签订了和约,规定: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西班牙撤军后,古巴由美军占领;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让与美国,美国付给西班牙2000万美元作为获得新领土的代价。巴黎和约是对古巴和菲律宾主权的粗暴践踏,是一个重新分割世界的条约。

美西战争是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后所进行的一次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将帝国扩大到亚洲。1898年7月,美国吞并了夏威夷。1899年占领威克岛,与德国瓜分萨摩亚群岛,得到了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东萨摩亚的土地伊拉岛及位于该岛的帕果—帕果港。夏威夷、萨摩亚、菲律宾等就像一级级踏脚石一样,把美国引向远东和太平洋扩张的新时代。

美西战争后,美国政府进一步策划如何在古巴推行新殖民主义,在给予古巴形式上独立的外衣下,事实上把古巴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它炮制了一个规定美古关系原则的文件——“普拉特修正案”,规定古巴不得同外国缔结任何损害古巴“独立”的条约;限制古巴举借外债;美国有干涉古巴事务的权利;美国在古巴有取得和保持海军基地的权利。1903年,美国与古巴签订永久条约,美国向古巴租借关塔那摩港作为永久性的海军基地。由此,古巴沦为美国“统而不并”的殖民地。

美西战争给老朽的西班牙以致命的打击。西班牙丧失了它最后残存的殖民地,从此退出了争夺世界殖民地的舞台,而美国却由此而大大膨胀了扩张的野心。正如《华盛顿邮报》1898年的一篇社论所说的:“无论如何,我们为一种新的感觉所激励。……就象尝到在屠场上的鲜血的味道,人们尝到了帝国的味道。”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美西战争后,美国立即加入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19世纪末,俄、德、英、法、日在中国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担心地写道:如果容忍列强瓜分中国的势头蔓延下去,“我们就会失去……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当时在中国参加角逐的主要列强的军事力量都远比美国强大。美国无力用军事手段从中国获得势力范围,却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竞争方式来实现其扩张利益。

1899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向英、德、俄、日、意、法诸国发出照会,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并要求其他列强“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干涉”;列强应承认它国在本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同等的关税特权和通商、航运等利益。1900年7月3日,约翰·海向各国发出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声明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保全中国领土及行政的完整……世界各国可以获得同等和公正的条件,在清帝国从事贸易”,等等。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海外扩张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在列强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为迟到者美国向中国扩展其政治、经济势力打开方便之门,根本不是为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

门户开放政策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即由长期以来跟在英国炮舰后面“分取杯羹”的传统政策,转变为奉行独立的帝国主义大国政策。美国成为列强在亚太地区竞技场上角逐的主角之一。

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进入20世纪,美国垄断资本势力迅速膨胀。进一步向海外扩张、尤其是经济扩张,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调。美国进行侵略扩张的手段,或使用暴力,挥舞大棒,或以“金元外交”为诱饵,进行经济渗透。西奥多·罗斯福提出了有名的“大棒政策”——“说话温和,但带根大棒,就定能成功”。其第一个露骨表现便是从哥伦比亚手里夺取运河区。

美西战争后,美国急于在巴拿马地峡开凿运河。因为开凿运河后可沟通两洋,大大减少美国商船和军舰的航行时间,使美国两岸海军连成一片,无异于使海军力量增加一倍。1903年1月,美国采取威胁利诱等方式迫使哥伦比亚签订巴拿马运河条约。据此,美国从哥伦比亚手里获得6英里宽的运河地带,租期99年,美国答应付给哥伦比亚1000万美元以及25万美元的年金。但哥伦比亚议会拒绝批准这一条约。美国便一手策划了隶属哥伦比亚的巴拿马发动“革命”,宣布独立。美国立即同巴拿马签订条约,控制了巴拿马运河区。1914年8月,巴拿马运河竣工。美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将加勒比海变成“美国湖”的计划实现了。巴拿马运河的修建意味着美国在加勒比海霸权的崛起。

事实上,罗斯福的大棒政策被运用于整个拉丁美洲。为了适应扩张的需要,罗斯福于1909年对门罗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即“罗斯福推论”,进一步把不准干涉美洲延伸为美国管理美洲。他警告拉丁美洲人民说,“在西半球,美国坚持门罗主义,因此在发生作恶多端或软弱无能的严重情况时,对美国而言,尽管勉强,也不得不发挥一个国际警察的作用。”

罗斯福还积极插手欧洲事务。1906年1月,美国派代表参加在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召开的关于摩洛哥问题的国际会议,调解德国与法、英之间的矛盾,从而自建国以来第一次违背不介入欧洲事务的美国传统外交政策。

1909年接替罗斯福担任总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提出了主要应用于拉丁美洲的金元外交。1912年12月,塔夫脱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总结他四年期间的外交政策时称,“现政府的外交一直是以金元代替枪弹为其特征的。”其实,这不过是大棒政策的变种,目的在于利用经济手段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控制,进一步杜绝欧洲国家对拉丁美洲事务的干涉。但美国并没有忘记随时携带大棒,而是金元、大棒交替使用。

1909年秋,尼加拉瓜爆发了反对塞拉雅专制统治的革命。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起义者取得胜利,塞拉雅被迫辞职。阿多尔福·迪亚斯成为总统。新政府成立后,塔夫脱以拒绝承认相威胁,迫使它接受美国银行家的巨额贷款,以尼加拉瓜关税作抵押,并允许美国在尼加拉瓜建立银行和修筑铁路。另一方面,为了镇压尼加拉瓜人民的反抗,美国自1912年到1933年(除短时间外)一直在尼加拉瓜驻军。尼加拉瓜事实上成为美国的第二个古巴。金元外交还在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海地等国家频繁推行。塔夫脱的金元外交甚至延伸至遥远的非洲。1912年美国政府支持其银行同英法合伙向利比里亚提供贷款。美国由此而控制了利比里亚海关并进而粗暴干涉利比里亚内政。

塔夫脱总统还把金元外交作为实现对华门户开放的手段。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恶化,日本控制中国东北的经济,美国势力难以渗入。塔夫脱上台后表示,“我特别急于想做的事,就是促进美国资本对中国的投资。”1911年4月,美国和英、法、德组成的四国银行团与中国签订了币制贷款协定。5月,签订了湖广贷款协定。在币制贷款协定签字的当天,美国代表得意地说:“币制借款完成了,金元外交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

综观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美国经济和外交,不难看出,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并在门户开放、大棒政策、金元外交等一套海外扩张原则和策略的指导下,力求控制加勒比海、中南美洲,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并且第一次介入欧洲事务。这些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点”和国际联盟计划,以实现“世界领导地位”的图谋,准备了条件。

二、登上世界强国地位的日本

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后的十年,是日俄矛盾日益尖锐、发展为战争的十年。

沙俄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统治阶级认为是“千古未有之大辱”。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日本统治者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这个计划到1903年就提前完成了。结果陆军拥有13个师团,另增加骑兵、炮兵各两个旅团,平时兵力达20万人。海军共拥有76艘军舰(总计258000吨)和76艘鱼雷艇。日本下决心对俄一战而称霸东洋。

沙俄方面也在不断增强它在远东的陆海军兵力。到1903年,远东部队增加到二三十万人。沙俄海军有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等,军舰总计80余万吨。沙俄海军的远东舰队与日本海军相比,大体上为7:10。如果波罗的海舰队开到远东,则沙俄海军与日本海军的比例将为18:10。

日、俄为了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矛盾日益尖锐,无法调和。1895年7月,朝鲜闵妃集团在俄国驻朝公使的支持下,把亲日派逐出政府。10月,日本驻朝公使指使日军冲入王宫,杀死闵妃,重建亲日政权。1896年2月,朝鲜国王再次组成亲俄内阁。1898年,俄国强租了中国的旅顺大连。为了巩固这一既得权益,在朝鲜问题上暂时对日缓和。1898年4月,俄日两国在东京签定协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优越的经济利益,但在政治、军事方面仍然坚持双方权益对等。

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迅速扩张。1896年6月,俄国诱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规定俄国军舰可驶入中国港口,在中国境内筑路运兵等等。9月,中俄签订《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俄国可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随后又于1898年3月,强租旅顺大连;1898年7月复迫使中国签订修筑自哈尔滨至大连的中东路支线的《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中国东北全境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对于俄国的扩张,日本极为恼怒,只因战备尚未完成,暂时予以容忍,而把侵华重点放在中国南部,企图攫取福建等地。

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俄国以“保护”侨民和中东铁路为借口一举占领东北三省。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时曾经宣布:“仅为保护铁路,事毕即撤”,但后来却拒不撤兵。这引起了日本和英国的强烈不满。1902年1月,日英两国缔结了针对俄国的《日英同盟条约》。有了英国的撑腰,日本更敢于发动对俄战争了。

1904年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海军偷袭旅顺俄国舰队,同时在仁川登陆。10日,日俄两国正式宣战。4月下旬,日军渡过鸭绿江。5月,另一支在辽东半岛登陆的日军占领金州,围困旅顺口。8月下旬,在辽阳会战中,俄军战败,9月4日日军攻占辽阳。8月9日,日军开始总攻旅顺,1905年1月1日,旅顺俄军投降。日军参加攻城的兵力累计13万人,伤亡59000余人。俄军死伤23000人。3月,日俄军队在奉天(今沈阳)附近决战,日军再次获胜。

在海战方面,1904年8月10日,日俄双方舰队在旅顺东南海面交战,俄方大败。1905年5月27日,俄国从欧洲增派的第二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驶抵对马海峡,与设伏已久、以逸待劳的日本海军展开决战,28日俄国舰队被全部歼灭。

旅顺口失陷和波罗的海舰队被歼灭以后,俄军败局已定。加以国内革命爆发,更难继续作战。日本方面也已精疲力竭。从奉天会战起,日本的作战力量就开始枯竭,预备役、后备役的兵员已征召殆尽,再无动员的余地。大本营参谋总长山县有朋说:“敌在其本国尚有强大兵力,与此相反,我已用尽一切兵力。”在财政方面,日本实际支出战费达17亿日元以上,超过战前1903年岁入总额的六倍半。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四次募集外债,总计8.56亿日元,相当全部战费开支的一半左右。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连一年也维持不了。1905年8月9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在美国的朴次茅斯开始谈判。9月5日,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主要条款有:(1)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利益;(2)俄国将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南满铁路及有关特权均无偿转让给日本;(3)以北纬50度为界,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让给日本;(4)俄国自中国东北撤兵,除辽东半岛外,东北的一切地方均交还中国。

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统治权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不仅对日、俄两国,而且对世界历史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俄国战败,加速了1905年革命的到来,而1905年革命又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日本战胜了欧洲陆军强国俄国,从此跻身于世界列强,更加增强了称霸东洋的野心。亚洲的新兴小国日本,打败了欧洲的庞然大物俄国,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这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鼓舞亚洲民族主义的作用。孙中山曾经写道:“从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越南独立运动的先驱者潘佩珠也写道:“旅顺和辽东的炮声,乘着大海的波涛,迅速传到我们的耳畔。……日俄战争确实在我们的头脑里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总之,俄国1905年革命和日本战胜俄国,给了整个亚洲以闪电一般的影响。但是,日本不久便加紧了吞并朝鲜的活动,加紧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这引起了亚洲民族主义者的警惕,促使各国的民族运动加强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性质,提高了斗争的水平。

吞并朝鲜日俄战争开始后刚刚两周,日本便于1904年2月23日强迫韩国签订了《日韩议定书》,取得了“相机征用军事上视为必要之地点”的权利。8月22日,又缔结了《日韩协约》,韩国外交和财政的“一切要务”都置于日本的指挥之下。

日俄战争结束后,1905年11月17日,日本以武力威逼韩国签署了第二次《日韩协约》,规定由日本掌握韩国的外交权;在韩国设置统监府等。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1907年7月24日,伊藤博文强迫韩国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一切法令、内政重大措施及高等官员之任免均须经日本统监批准;解散韩国军队,各部次官、警保局长及法院、监狱之重要官员均须由日本人担任。韩国彻底地沦为日本的保护国。

朝鲜人民不甘忍受日本的统治,反日运动不断高涨,1908年是义兵进行游击活动最盛的时期。而对这种形势,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向首相桂太郎提出了吞并韩国的方案,1909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予以通过。1910年8月22日,寺内正毅统监与韩国首相李完用在极端秘密中签署了《日韩合并条约》,规定“韩国皇帝,将有关韩国的一切统治权完全而且永久地让给日本天皇。……韩国完全并入日本帝国。”日本吞并韩国后,于10月1日成立朝鲜总督府,总督由陆海军大、中将担任,直属于天皇,拥有陆海军统率权,并有制定“总督府令”的立法权。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实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第一任朝鲜总督是寺内正毅。

产业革命的完成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日本的产业革命,大体上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10年代完成,大约用了30年的时间。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实现了以轻工业为中心的蒸汽动力产业革命,或称“第一次产业革命”;日俄战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或称“第二次产业革命”。

经过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纺织、缫丝、制糖和造纸等轻工业部门有了很大的发展,纺织部门尤为突出。1889年日本纺织业拥有21.5万个沙锭,1899年增为118.9万个纱锭,机器纺纱占绝对优势。手工操作一向占压倒地位的缫丝业,机械化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

日俄战争为日本资产阶级提供了巨额利润和大片殖民地,战后迅速出现了企业投资热潮。1905年下半年到1907年,新建扩建企业投资额达到67477万日元,相当于过去十年投资总额的两倍。工业的主流仍然是轻工业,但重工业也得到了急剧发展。制铁业以扩充八幡制铁所为中心,并新建了日本制钢所(1907年)、神户制钢所(1911年)等民营企业。1914年与1904年相比,生铁产量从6.8万吨增至30.2万吨;钢材产量从6万吨增至28.3万吨。煤产量1906年为1298万吨,1914年增生2229万吨。日俄战后,日本还突出发展电力工业,特别是发展水电。1905年,日本发电能力只有74000多千瓦,其中水电约占25%。1914年发电能力增至71万多千瓦,其中水电约占58%。十年之间,发电能力增长9倍,其中水电增长近20倍,速度之快令世人注目。机械工业,特别是母机制造工业的状况,是判断产业革命进展的基本标志。1886年,日本全国仅有10个机械制造厂,工人615名。1905年,政府制定“母机制造事业法”予以奖励,开始兴建一批独立的民间机械厂。到1914年,全国已有机械厂1401个,职工87625人,原动力约8.9万马匹。

日本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在明治维新后靠国家资本大力扶植、自上而下地实现的,因此几乎没有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很快就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甲午战争后,在产业革命和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加速实现的过程中,大约从1900年起,急剧地实行资本集中。到日俄战争前夕,在金融及主要工业部门形成了少数寡头垄断资本集团,即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四大财阀,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二流财阀。大财阀不断实行资本集中,支配着产业和金融业。以轻工业中的纺织业为例,1899年纺织公司有78家,1904年减为43家,日俄战争后的1912年更减为32家。但资本和纱锭却大大增加,1899年纺织公司资本为3300万日元,拥有117万个纱锭,1904年资本增为3470万日元,纱锭增至130万个,1912年更增为资本6600万日元,纱锭221万个。再以重工业中的机械制造业为例,由于这个部门的建立需要巨额资本,所以它的发展始终是在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的垄断之下。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又是由财阀的银行来推进的。财阀开办的银行在金融界占统治地位。1901年末,全日本银行大约有5亿日元存款,其中一大半或2/3集中于十几家大银行。在日俄战争前后兴办企业的热潮中,出现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经过1907—1909年的经济危机,大多数破产了。大资本企业乘机在各部门实行合并、吸收,如在棉纺织业方面,1913年钟纺、大阪等7家公司占参加棉纺业联合会的44家公司的缴纳资本的57.5%和设备的58.7%。以往,银行主要是经办商业金融业务,这时对工农业、企业的放款大大增加,金融资本加强了对产业资本的支配,这对财政金融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向帝国主义转变起了重大作用。第三节 列宁主义的诞生和俄国1905年革命

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焦点20世纪初,俄国大体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但是,俄国帝国主义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具有明显的军事封建性。俄国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沙皇政权的庇护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它需要国家的定货特别是军事定货来攫取高额利润。它依靠警察的棍棒和政府的监狱来维持企业的内部秩序。它还要借助沙皇军队来维持对少数民族的掠夺和开拓国外的殖民地。俄国的最新资本主义同君主专制制度,同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份地占有制共存,它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

俄国作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属于领先部分,但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它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在俄国,不仅有垄断资本的无情剥削,而且有专制制度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沙俄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它向中国、波斯(伊朗)、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输出资本,掠夺资源,镇压当地民族解放运动。为了扩大殖民势力范围,同日、德等国的矛盾日趋尖锐,积极筹划战争。另一方面,俄国对外国资本有某种依赖性,备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制约。俄国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无产阶级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垄断资本的矛盾,农民大众同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富农的矛盾,国内少数民族同沙皇政府的矛盾,俄国人民同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沙俄帝国主义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沙俄帝国主义同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各种矛盾中的丑恶因素也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结果,俄国虽不是劳资矛盾表现得最充分的国家,却是世界上各种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地方。它也是各种压迫——封建专制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军事的——表现得最野蛮最残酷的地方。广大工农群众不断掀起革命斗争,冲击这个欧亚反动势力堡垒。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革命任务比任何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更为重大。俄国无产阶级迫切希望有自己的革命政党和革命理论。正因为如此,俄国便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主义的故乡。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和列宁主义的诞生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于1883年在日内瓦创建的。他把《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翻译成俄文,介绍给民众。还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民粹派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不会发展的错误言论,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普列汉诺夫的著述教育和培养了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劳动解放社建立后,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团体和小组。它们从事革命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活动,但很少同工人运动发生联系。19世纪末,罢工斗争日渐兴起,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完成这项任务的是列宁。

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年4月22日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父亲是省国民教育总监。1881年,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因参加学生小组的反政府活动,于年底遭逮捕。1891年,列宁以校外生资格通过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国家考试,获得大学毕业文凭。1893年,列宁移居彼得堡,参加首都的秘密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1895年秋,列宁把彼得堡的20多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并通过斗争协会领导首都工人进行罢工斗争。12月,列宁遭逮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1898年3月,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地的斗争协会代表在明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因被流放没能出席这次大会。会议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但是,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党章,也没有建立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大会之后,地方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仍各自分散活动。统一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实际没有建立起来。

1900年,列宁离开流放地后不久,就侨居到国外。年底,他创办了《火星报》。通过这份报纸的秘密发行工作,培养了党的骨干,促进了地方小组间的联系,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

列宁还发表了众多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错误思潮。1894年他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批判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否认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错误观点。同年,又写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了批评》,揭露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美化资本主义的自由派本质。1902年,列宁出版了《怎么办?》一本,批判经济派只要经济斗争,不要政治斗争的谬论。列宁指出,经济派的基本错误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无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只有成立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列宁的这些著述为在俄国建立新型工人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不久移到伦敦继续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把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为党的基本任务。大会讨论党章时出现尖锐的分歧。列宁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的党,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反对把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当作党员的条件。经过激烈的争论,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的主张。最后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拥护列宁的人占了多数,称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俄文译音),反对者占少数,称孟什维克(少数派的俄文译音)。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这是一个新型的、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

1905—1907年革命1900—1903年,俄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国内矛盾空前尖锐,工农斗争此伏彼起。沙皇政府为了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乞灵于一场胜利的对外战争。但是,结果适得其反。1904年开始的日俄战争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暴露了专制制度的腐朽,从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1905年初,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厂方无理开除工人。罢工很快发展成为全城总罢工。1月22日(俄历1月9日)星期日,14万工人举着圣幡、圣像和沙皇的肖像,前往冬宫向沙皇逞递请愿书。结果遭到沙皇军警的野蛮枪杀,1000多人被打死,几千人受伤。这一天从此被称为“流血的星期日”。

彼得堡街头的鲜血擦亮了千百万人的眼睛。当天晚上,彼得堡工人筑起街垒,同军警展开英勇搏斗。各地工人也掀起抗议罢工浪潮。1月份,全国罢工人数多达44万,超过了过去十年的罢工总人数。

无产阶级是这次革命的领导力量。布尔什维克党于1905年4月在伦敦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张无产阶级应积极领导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统治,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然后不失时机地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孟什维克党则在日内瓦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认为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反对武装起义,主张用和平方式改善国家制度。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分裂了工人队伍,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1905年五一节,全俄有近200个城市爆发工人罢工。5月末,纺织工业中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7万名工人举行罢工,并选出自己的代表,建立了俄国最早的工人代表苏维埃。6月中,沙皇的重要支柱——军队发生动摇,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爆发起义。在革命蓬勃开展的情况下,沙皇尼古拉二世慌忙于8月19日发布诏书,召集咨询性质的国家杜马(议会)。9月,又与日本签订和约。企图用反革命两手扑灭革命。

10月,全国主要铁路线的职工宣布总罢工,随即扩展到各大城市,形成为全俄政治总罢工,有100多万人参加。总罢工使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车船停驶、邮电不通、许多政府机构陷予瘫痪。在总罢工过程中,各地纷纷建立苏维埃,领导革命斗争。

十月总罢工迫使沙皇作出重大让步。10月30日(俄历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签署宣言,答应召集立法杜马和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资产阶级欢天喜地接受了这个宣言,说“开始了民主宪制”,并组成了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

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宣言只是斗争的第一个胜利,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11月,列宁从瑞士回国,直接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20日,15万莫斯科工人举行总罢工。23日,罢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政府调来炮队进行镇压。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莫斯科苏维埃被迫决定从1月1日起停止战斗。莫斯科起义的同时,格鲁吉亚、乌克兰、拉脱维亚、西伯利亚等地先后爆发起义。由于各自分散进行,各地起义都被镇压下去。

12月武装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顶点。这以后,革命转入退却时期。1905年,有280多万人参加罢工,1906年降为110万,1907年只有70万。农民运动在1906年上半年达到高潮,席卷了欧俄一半左右县份。不久,就走向低落。面对工农且战且退的情况,沙皇政府不得不继续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加强对革命者的迫害,一面主持召开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抵制了1906年的第一届杜马。后来看到革命已转入低潮,就参加了1907年1月召开的第二届国家杜马。6月15日,沙皇政府以“策划叛国政变”的罪名逮捕了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第二天,即1907年6月16日(俄历6月3日),又进一步宣布解散第二届杜马。这在历史上称为“六三政变”,它标志着俄国第一次人民革命的结束。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没能结成巩固的联盟。农民发动较晚,没能同工人的斗争紧密配合。其次是无产阶级的行动不够协调一致。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分裂了无产阶级队伍。第三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的支持。

1905—1907年的革命沉重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锻炼和教育了劳动大众和布尔什维克党,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作了良好准备。

俄国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人民革命,它不仅推动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亚洲的革命运动。俄国1905年革命揭开了帝国主义时代革命风暴的序幕。第四节 亚洲的觉醒

一、伊朗的立宪革命

伊朗的民族觉醒亚洲觉醒是民族忧患意识和民主改革意识的觉醒,是世界意识的形成。它在伊朗则表现为立宪革命。

20世纪初,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的伊朗,随着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浪潮的冲击,已经深深陷入半殖民地的处境。腐败的卡扎尔王朝的统治者,把电报线敷设权、货币发行权和南部伊朗石油开采权卖给了英国,把里海渔业租让权、保险与运输业租让权卖给了俄国。比利时掌管了伊朗的海关事务。

改革之风曾几度吹过伊朗。19世纪末,改革思想家马尔科姆汗(1833—1908)为宫廷起草《改革书》,但不为封建势力所容而被贬欧洲。1890年他在伦敦办波斯文《法言报》,在法治和君主立宪制的宣传方面,影响了伊朗知识界。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因劝告国王改革而被放逐至奥斯曼帝国。但是立宪改革大势所趋,民主主义者继续要求制订宪法,召开国会,进行改革和反对外来侵略。伊斯兰教徒中的爱国者,也鼓动穆斯林民众同国王的卖国行为作斗争。这两股反抗潮流冲击着伊朗专制政府。

第一届国会和宪法的颁布1903-1905年,伊朗粮食歉收,外贸锐减。有出国旅游癖好而囊空如洗的国王穆扎法尔丁,1900年向俄国借款240万英镑,1902年再向俄国借款100万英镑,1903年向英国借款30万英镑,而1905年又试图再次向俄国借款。国王借外债出国旅游的行动,激起各阶层的不满。

1905年12月,德黑兰地方官毒打商人和阿訇的偶发事件,成为伊朗革命的导火线。群众运动采取了到清真寺避难(“别斯特”)的传统反抗形式,塔巴塔里和比哈比哈尼两位著名的阿訇成为他们的领导人。抗议活动持续了8个月,先后有几万人参加。1906年夏季的抗议群众,提出了立宪要求。

迫于压力,国王下诏召开立宪议会。10月,第一届议会开幕。12月,颁布宪法。宪法给国王的权力是指定30名参议员;议会是“全体人民的代表”,有权决定法律、预算、借款、租税问题;政府对议会负责;人民有受教育、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宗教法院和世俗法院并存;伊斯兰教什叶派被宣布为国教;内阁大臣必须由穆斯林担任;5名高级僧侣组成的法律草案审查委员会负责用伊斯兰教精神审查议会通过的法案。

政变和第二届国会在1906年以后的制宪过程中,伊朗民主政治空气十分活跃。首都和各省会纷纷成立了由僧侣、商人和工商业者组成的自治委员会,监督政府和执行司法机能。自由思想刊物由革命前的6种猛增至100多种。普通人民可以列席议会。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穆扎希德”,建立了一支由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组成的武装力量——“费达伊”。

1907年8月的俄英划分伊朗势力范围的协定,鼓舞了反革命势力,新国王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批准宪法的组成部分——《基本法补充条款》。人民群众的回应是许多城市示威抗议和罢工。8月31日,一位革命者刺杀首相阿塔别克·阿扎姆后,在国会大厦外自杀。10万群众集会悼念这位英雄的行动,迫使国王派他的儿子到国会宣布愿意遵守宪法。

但初步胜利把隐藏在底层的分歧公开化。要求革命止步的保守派和要求继续改革的民主派的对立,为反动派的卷土重来提供了机会。1907年12月和1908年6月,国王利用人民对税收不满和依靠俄国军官训练的哥萨克旅,发动了两次反革命政变。第二次政变得逞。国王宣布废止宪法,解散国会,颁布军管法令,大批革命者被杀被捕。

首都的革命中心丧失了,在各省会却出现了许多革命中心。最有力量的中心在大不里士、腊什特(吉朗)和伊斯法罕。大不里士的领导者为萨达尔汗和巴盖尔汗,这里的革命者坚守省城,为全国护宪部队赢得了时间。1909年7月,叶夫列穆和谢别赫达尔领导的吉朗护宪军和撒姆撒姆·萨尔塔纳、萨尔达尔·阿萨特兄弟领导的伊斯法罕护宪军一起,解放德黑兰,国王逃入俄国使馆。7月16日,非常会议另立艾哈迈德为新国王,并组成新内阁。

1909年11月开幕的第二届国会,是民主派和保守派激烈冲突的议会。在首相人选及武装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支持王党的叛乱屡有发生。1911年5月,面临经济崩溃的新国会,邀请美国摩根·舒斯特整顿财政,结果触怒封建势力及英俄当局。12月24日,内阁被迫关闭议会,流放议员,并接受英俄奴役伊朗的要求。卡扎尔王朝重新统治伊朗,革命宣布失败。

俄英是绞杀伊朗革命的元凶。1907年英俄协定后,两国对伊朗采取一致行动。1909年国王政变期间,俄军占领大不里士和腊什特等地,而英军则在波斯湾沿岸登陆。1911年,俄军占领伊朗北部,英军则从南部进犯。俄英两国又联合向伊朗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压迫伊朗就范。革命失败后,俄英成为伊朗的太上皇。

1905—1911年伊朗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并在俄国和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亚洲觉醒时期东方民族民主革命潮流的先声。

二、印度的自主自产运动

寇松的孟加拉分治法令印度总督寇松统治期间(1899—1905),驻军和警察扩大了。寇松根据他的“舆论是叛乱之母,大学是动乱之源”的观点,严格检查民族报刊,强化对学校的控制,剥夺和践踏起码的民主权利。

为了巩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他承袭了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原则。1905年,他公布了把孟加拉省划分为两个行政管理区的法令。

孟加拉是印度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在这里生活的孟加拉人已经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孟加拉是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策源地,这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都比较强。

导致孟加拉民族内部不和的是阶级和宗教因素。在东孟加拉,上层统治阶级多信奉印度教,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奴役的农民则信奉伊斯兰教。西孟加拉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寇松把孟加拉分为东西两个行政实体,正是利用复杂的阶级和民族矛盾,煽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矛盾,破坏和分裂孟加拉民族的团结。用他的话说,就是用分治的办法把“极端派和蛊惑者的政治计划打成两半”。

提拉克与自主自产运动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1856—1920)是印度国大党激进派领袖、民族主义报刊《马拉特人》和《狮报》的创办者。在孟加拉分治事件之前,他就进行了10年的印度自主宣传。当孟加拉和全印度人民反对孟加拉分治运展开时,他在1906年国大党年会上提出了自主、自产、抵制英货和民族教育等四大纲领,并获得通过。自主是政治目标,即建立美国或法国式的民主共和国。自产是经济独立要求,抵制是新的斗争手段,民族教育为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启迪民族意识的复苏。这四大纲领成为民族斗争的旗帜。

但是在国大党内,温和派领袖把自主仅理解为有限的自治,而提拉克为代表的激进派则认为自主意味着完全独立。激进派是自主自产运动中的主要领导力量,他们在孟加拉、孟买和旁遮普等地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许多人到工厂、农村去发动产业工人和农民参加运动,形成了1906—1907年全国性的自主自产运动高潮。

国大党的分裂和孟买大罢工激进派把自产作为争取自主的途径,在他们组织下,印度各地成立了国货协会,开设了国货商店。抵制英货的运动遍及全国。在旁遮普,激进派在农村中组织了多次群众大会。城市的青年学生反帝积极性特别高涨,他们举行示威和罢课,以抗议寇松分裂孟加拉省。

1907年5月,印度人民举行了1857年民族大起义5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自主自产运动新阶段的标志。旁遮普农民展开不纳税运动。由于民族主义领导者被捕,引起了浦那、加尔各答等地的抗议集会和游行。

孟加拉是运动的中心地区。1907年3月,比哈尔农民起义,杀死英国种植园主。5月,孟加拉农村商业停顿,正常生活中断,农民处于骚动状态。9月,加尔各答警察局传讯激进派领袖贝平·钱德拉·帕尔时,抗议群众同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接任寇松的总督明托给伦敦的报告中说:“整个孟加拉都像一座火药库。”

1907年12月,在印度西部小城苏拉特举行的国大党年会上,两派发生公开冲突。后来争论发展到斗殴,警察帮助温和派将激进派驱逐出会场。年会决定终止自主自产运动。

印度无产阶级在自主自产运动中多次罢工,如1906年7月孟加拉铁路工人的罢工、8月和12月加尔各答黄麻厂、棉织厂工人的罢工。在1906年7月的罢工中,成立了东印度铁路工人工会,该工会于1907年再次领导罢工。1908年6月,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提拉克,7月判他6年苦役。孟买10万余名工人宣布政治总罢工,组织示威游行,修筑街垒,抗击殖民军警的镇压。这次政治总罢工一共坚持了6天。它表明印度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新兴的阶级力量已经成长起来,能进行自觉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了。

三、青年土耳其革命

暴政时期奥斯曼帝国素丹阿不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统治年代,被称为暴政时期(1876—1909)。其特征为:强化君权与神权相结合的极权专制;扩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加深对非土耳其人的民族压迫;特创了一套专事政治迫害的特务制度。他拥有一支年耗资120万英镑的4万多人组成的特务网。他们把被告密的人装进麻袋而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中。

暴政时期的特点之一是钳制舆论,实行愚民政策。历史学和文学在学校课程中不再见到,连“民主”、“自由”等词也从字典中删去。素丹晚年疑心严重,禁止出版有关精神病著作,甚至化学课本中的水的构成公式(H2O1),也被疑为“哈米德二世”(HamidⅡ)完蛋的缩写而被追查。

哈米德二世虽然反对自由和宪政,但并不完全反对改革和西化。他认为,经过审慎地选择,某种程度的改革和西化可以成为加强奥斯曼帝国和他个人地位的工具。他兴办了许多学校,希望学生毕业后能效忠于他们的恩主。虽然戒律重重,但学生从学习法语、德语中接受了西方的进步思潮。铁路交通线的增加,密切了土耳其与西方的交往。在帝国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英、法、意、德、奥等国组成的“奥斯曼国债管理处”,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使得在学校和国外的爱国知识分子,举起抗争的旗帜。

青年土耳其党1894年各秘密组织联合成立了“奥斯曼统一与进步协会”。该协会通称为“青年土耳其党”。它的纲领是:反对素丹专制制度;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恢复1876年宪法;建立君主立宪制。

青年土耳其党几经迫害与分裂,于1906年决定在军队中发展组织,并把总部由巴黎迁到帝国各种矛盾焦点的马其顿的萨洛尼卡。青年土耳其党在1907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拉伯等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接受了该党纲领;同时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武装起义的方针决定了青年土耳其在军队中发展组织。1908年,驻马其顿的第二、第三陆军兵团的部分军官加入革命组织,而被称为哈米德二世第二卫队的阿尔巴亚军团也同情青年土耳其党。该党同保加利亚、希腊游击队也建立了联系。7月3日,马其顿地区雷士那城的土耳其军官、青年土耳其党人尼亚齐首揭义旗。7月23日占领萨洛尼卡。在起义军强大攻势下,哈米德二世被迫在当日夜晚发出诏书,宣布立即恢复宪法,并在短期内举行全国大选。

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在长期暴政压抑下的土耳其像解冻了的冰河,迎来了政治生活中的早春季节。曾经势不两立的派别、民族、互相握手言欢,阿訇和牧师并肩而行,各种社团应运而生。诗人特费克·费克雷在1900年曾悲叹“迷雾笼罩的黑暗”,此时却在歌颂“灿烂的早晨”。

粉碎封建复辟势力12月17日,新议会开幕。青年土耳其党人在230个议席中占150席。该党领袖阿赫梅特·里扎当选为议长。

1909年4月13日,效忠于哈米德二世的阿尔巴尼亚军团、特务队、被裁的机关冗员等反革命势力在首都举行政变,新政府成员纷纷出走。哈米德二世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改换内阁。青年土耳其党人在萨洛尼卡、莫纳斯特尔建立行动军,在司令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和参谋长凯末尔率领下,于4月27日平息叛乱。随后,议会举行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了废黜“血腥素丹”哈米德二世的决议。另立其弟穆罕默德五世(1909—1918)为素丹。在希尔米内阁中,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握实权,如塔拉特为内务大臣,谢夫凯特为国防大臣。

从1909年至1911年,青年土耳其党人一直掌握着大权。1911年底、1913年初,由于实行专制、违反宪法而被反对派两次倒阁。1913年6月,总理大臣马赫穆德·谢夫凯特被暗杀以后,土耳其建立了以陆军大臣恩维尔、内务大臣塔拉特和海军大臣杰马尔“三雄”组成的军事独裁政府。该政府的专制横暴程度不亚于哈米德二世。

该政府于1913年颁布《奖励工业法》、《实施地籍法》和允许个人向银行抵押土地。在民族问题上积极推行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但实质上土耳其民族主义才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策。这种政策激起了阿拉伯人的反抗。

四、中国的辛亥革命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中国社会1900年义和团运动悲壮而愚昧的失败,标志着在宗教形式下神秘旧式抗争的结束。签订于1901年的《辛丑条约》,表明了20世纪的中国是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为开端的。

民族危机是社会危机的最尖锐表现形式。为了自救,顽固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高唱“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进行了1901—1905年的“新政改革”。此举虽姗姗来迟,且零敲碎打,但客观上却加强了新型知识阶层的力量。1909年全国各类学校达59177多所,留学日本者有5000多人。辛亥革命前具有世界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已达20万人左右。这个群体爱国心强,思想早熟,组织能力强。1901—1905年,他们组织了光复会、华兴会。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其纲领是以建立民族民主国家为核心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把它理论化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在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中心对社会的变革具有决定意义。因此中国人选择了以革命手段改变政治中心的途径来推进现代化。1907—1910年清朝政府预备立宪丑剧败露后,进步的知识界对这个腐败政府完全失去信心。如同孙中山所说:“由满州人来将社会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的损害。”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辛亥革命前夕,有三股革命力量在中国大地上汇流。第一,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斗争,1909年为130余次,1910年增加到290余次,其中以1909年长沙抢米风潮、1910年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和1906—1908年陕西的“交农抗捐”声势最大。第二,是同盟会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它以1910年2月和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最为突出。尤其是后者表现了革命党人的高度自我牺牲精神,“黄花岗72烈士”的英雄气概,震动全国。第三,是山西、陕西、奉天、山东、安徽等先后爆发了收回矿权、路权运动。从1907—1911年,经过各地人民斗争,已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矿权、路权十多处。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湘、鄂、川、粤保路运动声势最大,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武汉号称“九省通衢”,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新军中拥有众多会员。这两个革命团体合并后,于1911年9月24日在武昌成立起义领导机关。10月10日,起义者占领武昌,12和13日,先后占领汉口和汉阳。22日,湖南和陕西响应起义。到11月底,内地18省基本光复。清朝政府只能控制河南、直隶和东北三省。

12月,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该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但它只存在了三个月。1912年2月12日,溥仪宣告退位。3月10日,兵权在握并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1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用法律形式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肯定下来。13日,袁世凯提名经参议院通过,成立了以唐绍仪为总理的新内阁。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内阁北迁,命黄兴为南京留守。至此,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掌握了政权,中国近代史进入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时期。

辛亥革命——世界性的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摧毁了封建皇帝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是中国人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又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中国最合适的政治组织形式,因此它的结束,意味着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借世界潮流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社会进步运动。在世界市场经济扩展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业资本用工业革命推出的廉价商品重炮,轰动了中国社会,当时中国的反应是在宗教形式下的反殖民主义或反封建的起义,而上层则有“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浅层次现代化改革运动。但是,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集团重新瓜分世界并输出资本。中国对这一世界大变动的反应则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清王朝王冠落地后,中国共和政体仍在传统文化气氛中按帝制的轨迹运行。这个现象说明中国现代化改革在民族心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比政治经济层面的改革更为艰难。

辛亥革命是亚洲觉醒的发展顶点。它同整个亚洲革命运动有密切联系。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发表过伊朗、土耳其革命的评论文章,从中吸取经验。《民报》还大量转载印度自主自产运动中的许多报刊的文章,它的主编章太炎还同印度革命者钵逻罕和保什有交往。该报还提出了“亚洲和亲”的联合命题。辛亥革命直接影响到1912年越南独立党的成立和印度尼西亚民主运动的发展。亚洲觉醒标志着亚洲国家向现代化迈出了第一步,标志着20世纪东方民族民主革命时代的到来,“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节 大战的起源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的遇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一个大国的皇储的地位固然显要,但怎么会由于一个人的死亡就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世界性的大战呢?这说明大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和长远的历史渊源。

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各国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1870年,英、美、德、法四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1.8%、23%、13.2%、10%;1913年,四国所占的比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别为14%、38%、16%、6%,美国由原来的第二位升至第一位;德国由原来的第三位升至第二位,英国则由原来的第一位降至第三位。从1891—1900年,英、美、德、法四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6%、3.5%、4.8%、2.6%;1901—1914年,分别为1.4%、4.8%、1.8%、3.3%,美、德、法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都比英国要快。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已经赶上并超过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对外贸易方面,1870年英、美、德、法四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2%、8%、13%、10%;1913年分别为15%、11%、13%、8%,英国虽仍保持第一位,但已被德国紧紧赶上。英、德两国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英国虽然能在其殖民地保持优势,但在拉丁美洲、中东和远东却输给了德国商人。

20世纪初,世界已被瓜分完毕。英国占有的殖民地最多,面积是俄国的2倍、法国的3倍,德国的11倍。德国经济迅速增长,它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19世纪末德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抛弃了“大陆政策”,开始推行“世界政策”。威廉二世宣布:德国在“古老欧洲的狭窄边界以外有很多任务要完成”。极力鼓吹对外扩张的外交大臣伯恩哈特·冯·皮洛夫在1897年12月的一次演说中声称:“德国过去曾有那样的时期,把土地让给一个邻国,把海上让给另一个邻国,而自己只剩下纯粹在理论上主宰着天空,可是这种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在日光下的地盘。”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梯尔比茨坚持认为,德国的工业化和海外征服“就象自然法则那样不可抗拒。”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在世界贸易中仍占首位,伦敦仍是世界金融的中心,但英国作为“世界工场”的地位已经丧失。对于德国经济的强烈竞争和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咄咄逼人的恣态,英国深感恐惧,并不能容忍。英德矛盾遂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

二、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形成

帝国主义列强在激烈的竞争中,都在寻找同盟者,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压倒对方,于是在欧洲便逐步形成了对立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

三国同盟德法矛盾很深,德国最怕法国的复起,尤其要防备法国收复1871年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奥匈帝国则与俄罗斯帝国因争夺巴尔干半岛而不断发生冲突。于是在1879年10月7日,德奥便缔结了秘密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一方受到俄国的攻击时,另一方以本国的“全部军事力量”予以援助;缔约国一方受到另一大国进攻,只要俄国未参加侵略国一方,缔约国双方互守善意的中立。此后不久,德国又利用法意之间为争夺突尼斯而出现的矛盾,把意大利拉入同盟。1882年5月20日,意大利同德奥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如果法国进行侵略,德意将互相援助,如果三个盟国中任何一方受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强国的攻击时,其他两国保证给以援助。三国同盟的主角是德国,奥匈是依附德国的伙伴,意大利则是暂时的和动摇的同盟者。

三国协约三国同盟的矛头针对着法、俄,促使它们迅速接近。三国协约来源于1891—1894年法俄签订的一系列协定,它们规定:两国中如有一方遭受德国的单独攻击或德国与意大利或奥匈帝国的联合攻击时,将互相提供军事援助。1894年,法俄同盟正式形成。

英国一直奉行“光辉孤立”的政策,但由于英德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德国的加紧扩充海军使英国深感威胁,于是在1904年4月8日同法国缔结了协约,调整了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法国承认埃及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则同意法国夺取摩洛哥。1907年8月31日,英国与俄国也订立协约,规定在波斯划分势力范围,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为中立地带;承认英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同意维持中国西藏现状,英俄互相承认对方在西藏的既得利益。法俄同盟再加上英法协约与英俄协约,便构成了三国协约。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终于形成。

三、军备竞赛

帝国主义列强在建立军事同盟的同时,加紧了扩军备战的活动。各国的军备开支都十分庞大。1913年,德国军备开支已达21亿马克,按人口平均每人负担31.27马克。法国总支出为13亿马克,人均负担为33.5马克;俄国总支出为20亿马克,人均负担为11.5马克;英国总支出为15亿马克,人均负担为32.9马克;奥地利总支出为7.2亿马克,人均负担为14马克。

双方都大力扩建陆军。战争开始时,德国陆军野战部队的人数为230万,奥匈帝国为140万,共计370万。法国180万,俄国340万,包括英国、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比利时在内的协约国总兵力为580万。英德两国的海军造舰竞赛尤为激烈。1883年至1908年,德国海军军费从4600万法郎上升为43600万法郎,增加了9倍之多。而英国则从27000万法郎上升为81100万法郎,也增加了3倍多。1905年初,英国有44艘战列舰,法国有12艘,德国有16艘,英国的海上霸权是毫无疑问的。但德国在1898、1900年接连两次通过扩充海军的法案,使英国深感不安。英国决定建造吨位比战列舰更大、装有最重型大炮的新型战斗舰,1906年第一艘这种新型的军舰“无畏号”下水。英国原以为德国的财力负担不了这种大型战舰的建造。但是,德国不甘示弱,就在这一年通过了第三个海军法案,决定开始建造德国的无畏舰。到1908年,英德无畏舰的比例是4:3,英国只略占优势。1914年大战爆发时,英国有大小军舰688艘,德国有391艘,虽然还未赶上英国,但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海军强国(德国商船队也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德国的疯狂扩充海军,威胁到英国的海上霸权,而海上霸权又是英国维持殖民帝国和海外贸易的有力屏障,因而是英国绝对不能容忍的。

四、巴尔干问题

两大军事集团已经形成,军备竞赛又异常激烈,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出现以后,一个具体的争端便有可能导致一场大战。巴尔干是欧洲的火药桶,第一次世界大战便从这里点燃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尔干问题成了各种势力斗争的焦点,它主要是由于巴尔干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列强的干涉造成的。20世纪初,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处于空前高涨阶段,但受到了奥斯曼、奥匈和俄罗斯三个王朝帝国的干涉。在东欧地区居住着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巴尔干地区主要居住着南方斯拉夫人。从15世纪起这两个地区曾先后被并入庞大的奥斯曼帝国或依附其统治,正是在反对土耳其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在17、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历代皇帝带头反对土耳其的统治,同时却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并参与瓜分波兰。1867年成立的奥匈二元帝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帝国,在其疆域内除上述各族外,还有南方斯拉夫人的斯洛文尼亚人和一部分克罗地亚人。民族问题是奥匈帝国最尖锐的问题,奥匈统治者极其害怕和仇视民族主义的发展,害怕境内其他民族起来造反,更害怕境内外的异已民族联合一致。在巴尔干,奥匈开始取代了奥斯曼帝国的地位,但又害怕成为另一个“欧洲病夫”。从19世纪初开始,沙皇俄国对巴尔干地区的兴趣越来越大,这时带头反对土耳其的已不是奥匈而是俄国。俄国企图利用这里的民族主义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

当巴尔干问题日益变得尖锐突出时,欧洲其他几个大国也纷纷介入,最初是德国和英国,随后是意大利和法国,最初是以第三者身份间接介入的,最后变成了直接参加者。

波斯尼亚危机1908年爆发了波斯尼亚危机。进入20世纪后,已经获得独立的塞尔维亚各方面都有所发展,成了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象征,同时所谓“大塞尔维亚主义”也开始传播,许多人期待发动一场塞尔维亚血统各民族的统一运动。“大塞尔维亚主义”得到了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励和支持,也在其他奥匈帝国所控制的塞尔维亚血统的各民族中引起强烈反响。奥匈统治者对此极为恐惧与仇视,决心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为了换取俄国对合并的支持,奥匈外交大臣向俄国外交大臣表示同意黑海海峡向俄国军舰开放。但正当俄国外交大臣在欧洲各国进行游说寻求支持时,奥匈政府于1908年10月7日单方面宣布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并声明这样做已完全得到俄国政府的同意。这使俄国在外交上陷于极端狼狈的境地。

吞并的消息在塞尔维亚引起极大愤怒,塞尔维亚政府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便进行战争动员,并向俄国求援。但奥匈帝国在德国支持下态度蛮横强硬,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无条件承认“吞并”,解除动员。同时,向俄国提出要求,要俄国政府发表同意修改《柏林条约》关于波、黑两地的声明。俄国政府迟迟未作答复。德国出面进行了有力的干涉。俄国由于财政拮据,军队尚未作好战争准备,也未得到法、英的有力支持,只好在德国压力下屈服。塞尔维亚政府在俄国劝告下也随之屈服。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波斯尼亚危机后,1912年爆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年3至8月,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门的内哥罗结成反对土耳其的巴尔干同盟,10月发动了反土耳其的战争。土耳其很快战败,它在巴尔干的领土几乎丧失殆尽,被迫求和,并请求列强调停。1912年12月6日在伦敦同时召开了巴尔干同盟与土耳其的和谈会议和英、法、德、俄、奥匈和意大利六国大使会议。在大使会议上,协约国支持巴尔干同盟,同盟国支持土耳其。1913年5月,土耳其与巴尔干同盟签订和约,同盟四国取得了大片领土,土耳其几乎丧失了全部欧洲的领土,仅保存了伊斯坦布尔及海峡北面的狭小地区。由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结果,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终于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6月巴尔干各国之间因争夺领土而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巴尔干同盟各国在分配战果时发生了分歧。保加利亚得到了马其顿的大部分。塞尔维亚因未获得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要求从保加利亚所占领的马其顿领土中分得一部分作为补偿。希腊支持塞尔维亚,两国于1913年6月缔结了反保同盟,接着罗马尼亚也参加了这个同盟。在奥匈的支持下,保加利亚在1913年6月29日向塞、希两国发起进攻,挑起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土耳其也乘机参加了反保战争。保加利亚很快战败。奥匈帝国曾准备进攻塞尔维亚,来援助保加利亚。但德国鉴于发动一场世界大战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拒绝支持奥匈的军事行动。保加利亚孤立无援,只得求和。1913年8月,交战国双方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约,保加利亚被迫同意马其顿由塞尔维亚、希腊瓜分。保加利亚只保留了马其顿的一小部分。南多布罗加则划给罗马尼亚。9月29日签订了保土和约,亚德里亚堡划归土耳其。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原来反土耳其的联盟已不存在,巴尔干诸国事实上分成了两个集团:一方是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站在这个集团后面的是俄国;另一方是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站在这个集团后面的是奥匈,奥匈后面是德国。巴尔干战争的结果,塞尔维亚的领土几乎增加了1倍,人口由300万增加到将近450万,塞尔维亚的势力和威信大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两地的人民要求摆脱奥匈的统治而与塞尔维亚合并,这就使奥匈对塞尔维亚更加恐惧和敌视,决心吞并塞尔维亚。奥塞的冲突势必引起奥俄的冲突,并最终引起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冲突。两次巴尔干战争虽然是局部性战争,但集中反映了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布加勒斯特和约签订后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二节 大战的爆发和战争的性质

一、战争的爆发

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奥国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夫妇在检阅军事演习后被出生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枪杀。萨拉热窝谋杀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瓜分塞尔维亚,甚至全部吞并塞尔维亚,粉碎“大塞尔维亚主义”是奥匈帝国的既定国策,奥匈帝国决心利用这一事件把战争强加给塞尔维亚。奥匈得到了德国的支持。威廉二世7月5日即向奥匈大使说:“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不应再延迟了。”德国决心一战,它认为俄国这时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再过几年后,俄国利用它巨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将变得异常强大,到那时作战对德国就十分不利了。

7月23日下午6时,奥匈政府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立即审判参与萨拉热窝阴谋的活动者,并由奥匈派出官员一同会审;取缔一切反奥宣传活动和组织,开除赞助反奥的学校教师,清洗反奥的官员,这些官员的名单由奥国提供;允许奥匈派遣人员协助塞尔维亚政府镇压反奥运动,塞尔维亚政府须在政府公报中发布宣言和对军队的文告,表示反对有碍奥匈领土完整的一切宣传与行动,违者无论任何官民或团体,一律重惩。最后限令48小时,即在25日下午6时前给予满意的答复。

奥匈政府的最后通牒把谋杀事件的责任加在塞尔维亚政府身上,是没有根据的。最后通牒更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难于接受的。塞尔维亚政府采取了克制的态度,25日下午6时前塞首相亲赴奥使馆面交复照。除了某些保留外,塞政府几乎接受了奥匈的全部要求,只有奥匈官员一同会审谋杀案一项被拒绝。但奥匈拒绝和平解决和所有调停,于7月26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对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俄国一向对巴尔干怀有扩张野心,自居为斯拉夫人东正教小国的保护者,它不能容忍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压迫,于7月30日开始总动员。俄国转过头来又希望得到法国的支持。法国担心有朝一日会单独同德国作战,并企图重新获得阿尔萨斯—洛林,决定支持俄国。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当天,法国大使遵照其政府的指示向俄国外交大臣声明:“在必要的时候,法国完全准备履行它作为一个盟邦的义务。”与俄国宣布总动员的同一天,法国也开始了军事准备,但法国政府不愿承担首先发起进攻的责任,反而命令边防军向后撤10公里避免发生冲突,使德国无所借口。

德国决心一战。7月31日,它向俄法两国同时发出最后通牒。给俄国的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停止动员,限12小时内答复。遭俄国拒绝后,德国立即于8月1日中午向俄国宣战。给法国的最后通牒要求法国作出在德俄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承诺,法国的答复是:“法国将根据本国利益采取行动。”8月1日下午4时3刻,法国宣布实行总动员,5时正德国也实行总动员。德国人不具有对法国发动战争的充足理由,尚需捏造法国入侵德国领土的谣言,所以迟至8月3日下午6时1刻才向法国宣战。

英、德之间的谈判时间略长一些,也比法、俄参战晚一二天。萨拉热窝事件后,德国希望英国保持中立,法、俄则力促英国进行干预。但直到7月底,英内阁对是否参战意见仍不一致。早在7月6日和9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即向德国大使表示要“尽一切可能来防止大国间的战争”,保证与俄、法没有任何同盟义务关系。7月26日,格雷还提议在伦敦举行英、法、德、意四国会议,讨论维护和平的办法。英国的这番举动,使德国误认为英国会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后,英政府态度发生了变化。格雷于29日邀见德国大使,说只要冲突仅限于俄奥之间,英国可以站在一旁。但如果德与法国也要牵涉进去,情势就会立刻改变,英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会迫不得已采取紧急决定。英国态度的变化使柏林大为震惊。8月2日,格雷向法国提出保证,英国将根据1912年英法海军协定保护法国北部海岸。同日下午7时,德国向比利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准许德国过境假道攻法。比利时予以拒绝,并向英国求援。8月4日,德军入侵比利时的消息传来,格雷于下午向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保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限于当夜11时答复。绝对不允许任何国家控制低地国家,一向是英国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更何况,德国与英国争霸已久,英国迫切希望遏制德国扩充海军和重新分割殖民地的野心。在遭到德国拒绝后,英政府立即声明,从8月4日夜11时起,对德国进入战争状态。由于英国宣战,不列颠帝国所属各自治领(南非联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都加入了战争。

至1914年底宣布参战的国家除奥匈,德国、俄国、法国、英国、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比利时外,还有土耳其和日本。德国势力早已渗入土耳其,8月2日德土订立密约,10月29日土耳其军舰炮击俄国黑海港口,俄国于11月2日,英、法于同月5日向土耳其宣战。日本趁机在东亚扩张势力,甚至妄图吞并中国,借口“英日同盟”于8月23日也对德宣战,11月初即占领了中国的青岛和胶州湾。

二、战争的性质

大战爆发后,交战各国的政府及拥护战争的政党纷纷发表声明,鼓吹本国所进行的战争是“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而谴责敌方战争的“侵略”性质。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冠冕堂皇地说,英国是为了两个目的而进行战斗的,其一是“履行一项庄严的国际义务”,其二是维护“不能听任强国不顾国际信义蹂躏弱小国家”的原则。法国总理和参众两院主席则号召法国人民为“拯救文明、自由、法国和欧洲”而战。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战争宣言中虚伪地说他“做了一切努力来促进和平谈判”,只是由于德国突然向俄国宣战,才不得已卷入战争。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在杜马配合沙皇的宣言,声称:“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外国仇敌的侵略……为欧洲和斯拉夫民族不受日耳曼人统治而斗争。”狂热鼓吹世界政策的德皇威廉二世竟说:“我们并未受征服欲的驱使”,德国所进行的是一场“防御战争”。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公然为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进行辩护,而这种辩护又得到了93名德国著名知识分子的呼应。他们在宣言中强词夺理地说:“如果我们没有在比利时先下手,那就等于自杀。”但是,这种沙文主义的宣传虽曾奏效于一时,却不可能长久维持。

战争的真正性质,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德国的目的是实现世界霸权,它企图建立一个从北海、波罗的海到亚得利亚海,从柏林到巴格达的“大德志帝国”,这个大帝国的核心部分是一个“中欧帝国”,即把德国的国土在西部扩展到比利时和法国的部分领土,在东部扩展到波兰全境。德国还要摧垮英国的海上垄断权,夺取英、法的殖民地。奥匈帝国的目的是奴役巴尔干,使塞尔维亚沦为附属国,巩固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摇摇欲坠的帝国。英国的目的是保住世界霸主的地位,打败最大的竞争对手德国,瓜分德国的殖民地和德国舰队,并在近东肢解奥斯曼帝国,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区。法国的目的是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进而夺取德国的萨尔区,用德国的煤补充洛林的铁,总之要打垮德国,树立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俄国的目的是摧毁德、奥在土耳其和巴尔干的势力,确立自己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大斯拉夫帝国”。日本的参战,是为了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和攫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进一步侵略中国。意大利则要瓜分北非沿岸的突尼斯、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占领的里雅斯特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区,在地中海建立霸权。

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秘密协定,它们充分证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侵略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1915年3月,英、法、俄签订了瓜分土耳其领土的第一个秘密协定,英、法把君士坦丁堡、两海峡和马尔马拉海诸岛屿划归俄国,但君士坦丁堡应开辟为自由港,并保证商船在海峡的通行自由。1915年4月的伦敦密约,以牺牲奥地利和土耳其的领土,换取了意大利的参战。1916年4月签定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把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叙利亚和南部小亚细亚划入法国的势力范围;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同年5月,英法还签订了瓜分土耳其所属阿拉伯地区领土的协定。1916年8月,协约国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允许罗马尼亚占领匈牙利的领土作为参战的条件。1917年2月和3月的法俄密约,规定法国除阿尔萨斯、洛林外,还要把边界扩展到包括萨尔煤矿区在内的“昔日洛林公国的疆界”;俄国则获得完全自由地确定其西部边界的全权。此外,英日之间在1917年2月也签有密约,日本同意赤道以南的德属太平洋岛屿在战后归属英国,英国则同意赤道以北的德属岛屿归属日本,并承认日本有权继承德国战前在山东享有的特权。第三节 大战的进程

一、战争的第一阶段:1914年

德国速决战的破产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在欧洲大陆进行,欧洲战场有四条战线。西线:英、法、比军队与德军对抗;东线:俄国军队与奥匈、德国军队作战;巴尔干战线:主要是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以及后来的罗马尼亚、希腊的军队与奥匈、保加利亚的军队作战;意大利战线:意大利军队在英、法军队支持下对抗奥匈军队。此外还有近东战线(主要是英国军队与土耳其军队作战)和高加索战线(俄国对土耳其)。其中西线和东线是主要战线,西线具有决定性作用。

德军按所谓“施里芬计划”首先在西线发起进攻。“施里芬计划”是德国陆军元帅施里芬(1833—1913)在其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所制定的德国东西两线作战的战争计划。其要点是:德国在不可避免的两线作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在西线,只用少数兵力监视和牵制俄国军队。西线分左右两翼,左翼少数兵力仅仅守住德国洛林一带防线,强大的右翼越过比利时和卢森堡,冲入法国北部,然后南下绕过巴黎西方和南方,压逼法军主力到巴黎以东一带加以歼灭,对法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全力转入东线打败俄国。“施里芬计划”是个速决战计划,计划6个星期内取得西线胜利,3—4个月的时间结束整个战争。“施里芬计划”低估了俄军和法军的动员与作战能力,也未估计到比利时军队的顽强抵抗和英国远征军能很快参战,因而注定要失败。后任总参谋长小毛奇对这个计划作了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西线左翼和东线对付俄国的兵力,这样便削弱了西线,特别是西线右翼的兵力。

8月4日德军侵入比利时,但立即遭到比利时军民的顽强抵抗,5日受阻于列日炮台,到20日才前进到法比边界。德军进攻计划开始受挫并付出了4万余人伤亡的代价。从8月20日起,近百万德军分5路挺进法国北部,法军与23日新到的英国远征军向后败退。9月3日德军占领兰斯,前锋距巴黎仅15英里。

马恩河战役9月5日爆发了马恩河战役。德军在进攻中,右翼第一、二集团军之间出现50公里宽的暴露地段,8日英法联军及时楔入德军战线,严重威胁德军整个右翼。9—11日各路德军相继撤退,联军开始反攻,但也于15日受阻于埃纳河一带,遂设防固守。

马恩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大规模战略决战,双方参战人数达150多万,前后持续8天,以德军第一次撤退和失败,联军取得胜利告终,联军向前推进60公里。马恩河之战是大战的第一个转折点,德军在6周内打败法国的计划宣告破产。

马恩河之战后,双方开始向沿海地带机动,但无任何战略意义,只是把战线延长到海边。双方统帅部分别于11月15日和17日下令转入防御,建立筑垒阵地,从此西线机动战完全结束,转入阵地战,西线变成了400多英里长连续堑壕系统,在这条战线上曾发生多次重大战役,但战线进退不大,整个战线成僵持状态。

坦能堡战役东线包括东普鲁士战线和加里西亚战线。8月17日,俄军首先攻入东普鲁士。8月底到9月中,德第8集团军司令兴登堡(1847—1934)及参谋长鲁登道夫(1865—1937),利用两路俄军没有密切配合作战的弱点,先在坦能堡战役中歼灭了俄国第2集团军,然后又进攻俄国第一集团军,迫使他们败退。9月13日,俄国退出东普鲁士。但俄军西南方面军则在加里西亚战役中(8月18日—9月26日),重创奥匈军队,迫使他们退守喀尔巴阡山脉一线。

在巴尔干战线上,奥匈军队虽曾于12月2日占领贝尔格莱德,但塞尔维亚军队顽强抵抗,到12月15日又收复了贝尔格莱德。

德国的速决战破产了,因为它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又过低了估计了敌方的力量。经过1914年的战斗,从总的形势和力量对比看,中欧集团在战略上已处于不利地位。

二、战争的第二阶段:1915—1916年

德军在东线的胜利1915年,德军把主攻方向转向东线,企图首先打败俄国,迫使其媾和,以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在果尔利策战役中(5月2日—6月22日),德国和奥匈军队以优势兵力突破俄国防线,俄国西南方面军全线溃败,俄军后撤130公里。在1915年中俄军节节败退,退回本国领土,死伤约110万人。

保加利亚的参战保加利亚位于巴尔干半岛中部并拥有一支强大军队。因德国满足了保加利亚占领塞尔维亚土地的要求,保加利亚于9月参加中欧同盟国方面作战。9月末保加利亚、奥匈和德国的65万军队大举进攻塞尔维亚,20万塞尔维亚军队虽奋勇血战,终因力量悬殊,很快被击溃,最后零散地退到亚得里亚海滨。1916年初塞尔维亚王室、官吏、残余军队和部分难民,由英、法运送到希腊的科孚岛,在这里成立流亡政府,改编军队。

意大利的参战意大利虽是三国同盟中的一员,却于1914年8月3日宣布中立。意大利以中立和参战为手段,向双方讨价还价,最后协约国方面满足了它的欲望。1915年5月意大利向奥匈宣战。6月29日至12月10日,意军在伊崇佐河发动了4次进攻,损失兵力28万,只把战线向前推进了10至12英里,无任何重大成就。

纵观1915年战局,中欧集团取得东线巴尔干战线的重大胜利,占领了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上的不利地位,未能迫使俄国退出战争,仍不得不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交战双方都把1916年看成是决战的一年,所以在西线和东线爆发了三次著名的大型战役。

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1916年2月21日,德国用50个师的强大兵力(约占德军西线总兵力的1/2)以空前猛烈炮火,向凡尔登一带发动进攻,于23日、24日、25日先后攻下法军的第一、第二阵地。但凡尔登地域是一个难以攻克的防御体系,法军又及时大量增加援军进行了顽强有效的抵抗,防线很快稳定,从8月起即开始局部反攻,至12月18日法军收复了自战役开始以来所失去的全部阵地,停止进攻,战役结束,战线在原地重新稳定下来。

历时10个月之久的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双方伤亡共70多万人,因而凡尔登战场被称为“绞肉机”、“屠场”和“地狱”。

为了减轻凡尔登方面的压力,突破德军防线,英法联军发起了强大的索姆河攻势战役(6月24日至11月中)。索姆河战役双方先后投入兵力超过150个师,是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最大的一次消耗战,英军损失42万,法军20万,德军50万,联军只夺回了240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达到突破敌军防线的目标,但牵制了德军在凡尔登的攻势。

勃鲁西洛夫的攻势在东线,为了支援凡尔登战役和意大利战线,俄国西南方面军在勃鲁西洛夫的指挥下发起了夏季攻势(6月4日至9月初),把400多公里的战线大大向前推进,重新占领了加里西亚的大部分。勃鲁西洛夫的进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军赢得的最大胜利。奥匈军队损失约60万人,其中被俘者约40万,俄军也付出了约100万人的巨大代价。俄军的胜利把奥匈帝国推到了灭亡的边缘,但也埋下了俄国覆灭的种子。

在俄军胜利的刺激下,在协约国许诺分给领土的引诱下,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但连战皆败,同盟国军队于12月占领了布加勒斯特和瓦拉几亚。瓦拉几亚丰富的谷物和油田有利于德国把战争继续下去。

整个1916年战局再次有利于协约国方面,特别是德军在凡尔登进攻的失败,标志战略主动权已开始转移到协约国一方,从此中欧同盟集团在西线转入战略防御。

日德兰海战战争爆发后,英国海军一方面以其优势力量对德国进行海上封锁,另一方面则企图在有利条件下与德国公海舰队进行决战,一举歼灭德国海军主力。面对英国的海军优势,德国的方针是:尽量保存舰队力量,避免重大损失,同时要不断制造机会削弱英国舰队的力量。其办法是引诱敌人部分兵力出海,以自己优势兵力将其歼灭或给予严重打击,但要避免与优势的敌人交战。因此,直到日德兰海战之前,两支主力舰队并未相遇,也没有爆发决战。

1914年至1915年初,在北海和大洋上爆发了几次较大的海战,但都不具有决定意义。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海战——日德兰海战(又称斯卡格拉克海战)。英国出动了约150艘军舰,德国出动了约100艘军舰。战斗结果,英国损失14艘,德国损失11艘,英国损失的吨位数几乎是德国的2倍。英国的损失虽然大于德国,但仍掌握着制海权。英国大舰队继续控制北海水面,德国公海舰队仍被封锁在港内。此后,双方的活动更加小心,北海水域内的战斗基本停止,双方开始把注意力集中转向潜艇战和反潜艇战。

三、战争的第三阶段:1917年

战争的僵持1917年德军在各条战线上基本采取守势,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在西线的防御阵地,而把希望主要寄托于无限制潜艇战。协约国方面曾在西线发起几次进攻,都未产生重大影响。但英军在11月20日至12月5日的康布雷进攻战役中曾大规模使用坦克(1916年索姆河战役中第一次使用少量坦克),取得了重大战术效果,这在军事技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东线,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曾发动进攻,但9月以后德国反击,占领里加,进而威胁彼得格勒。意大利战线上,意军再遭惨败。

总之,1917年的战争仍处于僵持状态,尚未出现重大转机。但美国参战无疑是件大事。

无限制潜艇战和美国的参战1914年11月英国宣布北海为作战地区以后,德国于1915年2月4日相应地宣布英国周围水域为作战地区,并开始把潜水艇用于贸易战。1915年5月7日,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在将近1200名遇难者中有128名美国公民。美国提出强烈的抗议,德国决定让步,向美国道歉,并赔偿死难者损失。1916年的凡尔登大战使德国感到正在输掉这场战争,日德兰海战又使德国失去了在海上决战的信心,于是潜艇战再次恢复。德国的海军高级将领一直主张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现在他们根据潜艇的战绩,根据夸大了的潜艇记录推算,宣称如果实行无限制的潜艇战,在6个月内便可使英国屈膝投降。德国一些经济学家也作出错误估计,认为每月击沉60万吨商船,连续5个月就会把中立国的船队从英国赶走,英国就会闹粮荒。德国陆海军领导人对美国参战在军事上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做了过低的评价。1917年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命令自2月1日起全力开始无限制潜艇战。

无限制潜艇战开始后,给英国和其他协约国的海上运输造成严重损失。从1917年2月到5月的4个月中,协约国及中立国方面的商船吨位损失达到了260万吨左右,而德国只损失16艘潜艇。如果与上年较低月份相比,其损失更显得惊人。以英国为例,1916年10月,英国只损失了1.4万多吨,1917年4月英国损失了51万多吨,二者竟相差35倍。无限制潜艇战给英国造成严重威胁,当时的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杰利科甚至承认,如果到10月份仍不能制止这种巨大破坏,英国海上生命线将会中断。

英国和协约国方面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反潜斗争,但并未产生明显效果。实践很快证明最有效的反潜措施是护航制。1917年4月30日英国海军部决定在所有交通线上实行护航制,并成立指挥护航的运输船队的专门机构。1917年8月大西洋上实行全部护航,10月地中海实行全部护航。

1917年1月31日,德国通知美国政府即将开始无限制的潜艇战,美国遂即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3月1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公布了一份德国外交大臣发给德驻墨西哥公使的密电,这份密电被英国截获并破译后,转交美国。电令的内容是引诱墨西哥参战,如果美国由于潜艇战而对德作战,墨西哥就与德国结成反美联盟,作为参战的报酬,德国答应帮助墨西哥夺回新墨西哥等三州。密电公布后,美国舆论大哗,引起战争狂热。4月6日,美国正式对德宣战。美国参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自19世纪末开始,美英矛盾逐渐缓和,而美德矛盾则日益增长。德国是美国在拉美扩张的主要对手。迄1914年,美国在拉美的投资为17亿美元,德国为9亿美元,直追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英国对德国实行严密的海上封锁,美国同协约国的贸易从1914年的82400万美元增加到1916年的321400万美元,而与同盟国的贸易则从1914年的16900万美元猛跌到1916年的116万美元,几近于无。美国同协约国在经济利益上已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在反对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中,美国海军起到了特殊的重大作用。美国参战后,立即显示出其巨大的战争潜力和战略灵活性。为了适应反潜斗争的需要,暂时停止了战列舰的建造计划,开始大量建造驱逐舰,到大战结束前,先后派出85艘驱逐舰参加反潜作战,造出了400艘猎潜艇。美国海军的重大贡献是它的护航编队把美国部队和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安全运到法国。

由于护航制和其他反潜措施,由于美国参战,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走向失败。协约国和中立国方面的商船损失逐渐减少。1917年4月份损失吨位高达86万吨,1918年最后6个月平均每月损失减至14万吨,10月份仅为9万吨。德国新增的潜艇赶不上需要。1917年初,德国共有138艘潜艇,这一年共损失72艘,新建103艘,虽然增加了31艘,仍离所需数甚远。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失败,加快了战争的结束。

四、战争的结束

战争给交战各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破坏。仅在1915年至1917年的3年中,德军伤亡和失踪的数目就达300万以上,法军损失270万,英军损失170万。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更难以估计。前线的战士和后方的居民在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战争开始时的那种盲目热情和短期战争的幻觉消失了,人们开始普遍怀疑战争的神圣性,从1916年起各交战国出现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

到1917年各交战国都已精疲力竭,经济极端困难,工人罢工,农民夺地,民族起义连续不断,特别在中欧集团各国和落后专制的俄国形势更为严峻。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第二天,1917年11月8日俄国即向所有交战国提出休战建议,并宣布俄国退出战争。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和俄国革命在各国产生了强烈反响,各国普遍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德国已处于革命前夕,奥匈帝国即将土崩瓦解。

面对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各国统治者决心加速结束战争。

1918年初德军统帅部认为俄国退出战争形势于自己有利,决定在美军到达欧洲大陆之前在西线发起进攻,取得决定性胜利。为此集中了190多个师的兵力,从3月到7月连续发起四次攻势,到7月中,共损失了约70万人,德军的进攻力量枯竭了。

从7月中旬起西线方面的优势都在协约国方面。美国参战大大增加了协约国方面的力量,自1917年6月起美军陆续开到法国,到12月底已达18万,1918年3月已超过30万,从4月底开始每月到达30万,8月底已达到100万。协约国方面还进一步协调了军事行动,1917年11月7日建立最高军事委员会,1918年3月20日任命法国元帅福煦(1851—1929)为最高统帅。从此协约国军队在福煦统一协调和指挥下向德军发起连续进攻。

7月18日至8月4日协约国军发起第一次大规模反攻,向前推进40公里,占领了苏瓦松,进攻到马恩河一线。8月8日至13日再次在亚眠一带发起进攻,第一天联军使用了450辆坦克,席卷德军前沿各师,德军大批投降,后来鲁登道夫称8月8日是“德军最黑暗的日子”。德军战斗力和士气急剧下降。至13日联军进攻时,已在75公里宽的正面推进了10—18公里,消除了德军对亚眠一带的威胁。随后联军不停地进攻,至9月底已突破德军最牢固的防线、总计德军被俘已达25万,德军败局已定。

正在西线德军节节败退之际,东线同盟各国已纷纷投降。保加利亚于9月29日投降,次日签订停战条款,退出战争。土耳其于10月30日投降。奥匈帝国已土崩瓦解,各非德意志民族纷纷起义,宣布独立。奥地利于11月3日被迫签订停战协定,无条件投降。

协约国军队继续向前推进,至11月11日签订停战协定时,德军已被赶出比利时西部,法国只有极少数领土仍在德国人手里,协约国军队准备立即向洛林发起进攻。

军事失利加速了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危机和崩溃,10月3日组成了以马克斯·巴登亲王为首的新内阁,从10月3日起德国政府多次提出停战谈判。11月4日协约国方面向德国提出共35条的休战条款。11日晨5时,德国的两名代表终于在巴黎东北方贡比涅森林的火车厢里签订停战协定。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西线停火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四节 大战的结果和影响

一、大战造成的损失和破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8月4日全面爆发到1918年11月11日结束,前后持续了4年零3个多月,参战的有30个国家,约15亿人,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67%。战争中双方动员了约7351万人走上前线,其中协约国方面达4835万,同盟国方面为2516万。主要交战国中被动员入伍者在有劳动能力的男性公民中所占比例高达50%,在某些国家,例如法国,甚至超过半数。在整个战争中,在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大规模会战不下几十次,每次会战几乎都是一场大屠杀。交战各国不仅动用了全部新型武器,而且动员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宣传舆论力量。

战争所带来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是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和破坏。直接死于战争的军人即达900万,另有2000多万受伤,350万成为终身残废,饿死、疫死者大约1000万。直接经济损失约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约1516亿美元。大量的房屋、铁路、桥梁、工厂、农田遭到破坏。协约国和中立国的商船损失总计高达1285万吨,其中被潜艇击沉的达1115万吨。生产遭到沉重打击,纯粹从经济角度估计,欧洲的工业发展倒退了8年。

二、帝国主义列强力量的消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后果之一是欧洲的衰落和美国、日本的兴起。

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俄罗斯帝国、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灭亡了。欧洲的三个反动堡垒被摧毁,代之而兴的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德意志共和国、奥地利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共和国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共和国。

英、法虽然是战胜国,但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了。从表面上看,英帝国的疆域更加扩大,但各自治领的离心力日益加强,英帝国终于改组为英联邦;印度等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如火如荼,再也无法把它们平息下去。英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早在1913年已经让位给美国,战后英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则拉开得越来越大,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

战后,法国一度是欧洲大陆上最强的国家。但它想长远压制德国的企图遭到了英国和美国的反对与破坏。1924年法国占领鲁尔失败后,便最终丧失了处理德国问题的主动权。当30年代纳粹德国崛起后,法国统治阶级只想苟安求和,保住既得的利益。而一般的百姓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巨大伤亡和破坏记忆犹新,人心厌战。朝野上下弥漫着和平主义和畏战情绪,以致在1940年5月德军进攻时,不仅没有再出现凡尔登的奇迹,而且在短短的40多天内就战败投降了。

总之,欧洲已经走向没落,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兴起的美国和日本却利用战争之机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力量。美国除未遭受战争破坏外,其战争费用也比其他国家低。英国的战争费用占国民财富的32%,法国占30%,德国占22%,美国只占9%。战争中,美国接受了各国的大批订货单,从1914年6月到1917年6月,美国共输出了69亿美元的商品,美国的贸易顺差由1914年的4.3亿美元激增到1917年的35.6亿美元。出口的猛烈扩大带动生产的急骤发展。从1915年起,美国进入了一个为时5年的新的“战争繁荣”周期。以制造业为例,1913年至1920年的7年间,欧洲制造业生产量下降了23%,美国却增长了22%。至1920年,美国的发电量相当于欧洲的总和,钢产量占全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石油产量占世界产量的2/3。参战前的1916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313亿美元,1918年上升到1518亿美元。农业总收入从1914年的78亿美元,激增至1915年的100亿美元的空前未有的水平,再猛增至1919年的177亿美元(以上均按1958年的美元价格计算)。

战后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的国外投资从1913年的大约20亿美元增加到1930年150亿美元,其中30%投放在欧洲。到1919年协约国欠美国债务100亿美元,其中英国向美国借了大约40亿,法国向美国借了30亿,全世界共有20多个国家欠了美国的债务。美国的黄金储备大为增加,从1913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1921年的25亿,到1930年再增加到45亿,世界黄金储备量的40%已在美国手里。英国的黄金储备量从1913年的2亿美元到1921年只增加到8亿。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从伦敦转向纽约,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上升,英镑地位开始下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使日本获得了异乎寻常的畸形发展。它利用“大战的天赐良机”,几乎独占了中国东北的市场,趁英、荷、法忙于战争,加紧向其殖民地进行经济渗透。俄、英等协约国的大量军需订货也大大刺激了日本经济。由于德国实施潜艇战,协约国船只遭到打击,日本海运业首先发展起来。海远业又带动了其他行业,工农业生产空前活跃起来,兴办企业投资越来越狂热化,公司利润成倍激增。大战期间,对外贸易增加4倍,银行资产增加2倍,各项生产平均增长1倍。1914年至1919年工业总产量实增1.8倍,其中尤以造船和海运最为突出。短短几年内,日本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不过其工业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仍不高),由外贸长期入超变成出超,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1914年至1919年日本国际收支顺差额累计为30多亿日元,除抵偿日本战前所欠外债17亿日元外,还购买英、法、俄国战时公债和贷给外国27.7亿日元。

三、战争引起的一系列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政治后果之一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以及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这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在发动战争时所绝对没有料到的。

战争开始时,双方都抱有速胜希望,但到1916年底战争已形成僵持局面。这时,协约国的前后方军队已达2500万人,同盟国也达到1500万人左右。每一次大战役都是一场大屠杀。由于大批农民被征入伍,以致许多土地荒芜,农畜产品普遍减产,物价则不断上涨。1916—1917年间的严寒冬季给交战各国的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许多人冻饿而死。人们越来越怀疑究竟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随着交战国经济危机的加深,人民的反战运动日益高涨。法国的罢工人数在1916年为41000人,1917年猛增至29万人,罢工工人提出了“打倒战争”的响亮口号。德国1917年4月的罢工最为激烈,参加人数达30万,工人们强烈要求实现不兼并别国领土的和平。前线士兵的反战情绪高昂。1917年5、6两月的法国兵变最有代表性。大约有3至4万士兵拒绝执行作战的命令,他们说再也不愿为每日的5个苏(相当于1/4法郎)去送命。

在交战各国中,反动、腐朽的沙皇俄国危机最深,因此在这里首先爆发了革命。列宁说:“沙皇制度的极端老朽和腐败(加上极其痛苦的战争的打击和负担)造成了一种反对自己的莫大的破坏力量。”俄国的落后经济本来就支持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何况国民经济在战争中还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14—1917年间,有1500万人应征入伍,但仅制造了330万支步枪。无枪的士兵在暴风雨般的霰弹片中耐心等待着拾起倒下的同伴的步枪。由于农民大批入伍,农业劳动力大大减少,耕畜从1914年的1800万头减至1917年的1300万头。粮食收获量减少1/4。指挥无能,再加上严重缺乏武器弹药,俄军到1917年1月底已损失600万人(包括死、伤、失踪、被俘)。战争临近结束时,损失人数增至800万左右。工人、农民和士兵忍饥挨饿,流血牺牲,他们忍无可忍,只得起来斗争。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执迷不悟,继续帝国主义战争,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走向灭亡。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终于取得成功。

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又爆发了震撼欧洲的德国十一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匈牙利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英、法、美等国无产阶级支持苏俄的政治罢工。

四、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

俄国1905年革命以后,土耳其、波斯、中国相继发生了革命,印度也出现了革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宗主国忙于互相撕杀,暂时放松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它们的民族工业得以乘隙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队伍也随之壮大起来,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帝国主义国家还从殖民地大量征兵,这就促使殖民地的人民熟悉了军事技术装备和革新的机械,他们返转过来又利用学到的本领去反对殖民统治者。列宁说:“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中国的“五四”运动、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等等,说明:“在当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国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

五、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出现

19世纪的国际格局是欧洲列强统治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表面上看来,帝国主义列强仍然统治着世界,战胜国设计并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似乎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战后兴起了两股巨大的政治力量,是帝国主义所无法摆布的。第一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及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第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蓬勃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得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政治格局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本身也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战败的德国不堪忍受屈辱的、苛刻的和约,一定要复仇。战胜的意大利和日本觉得分赃太少,伺机重新瓜分世界。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首先在远东打破了华盛顿体系,继之意大利在1935年进行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又在非洲和地中海区域打破了凡尔赛体系。1935年德国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936年德军进驻莱茵非军事区,则是对凡尔赛条约的公然撕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战胜国和一个战败国终于结合在一起,缔结了同盟,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出现了上述两股新兴的、巨大的进步政治力量,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并且从一开始就具有这种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的进步过程加速了,但这当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发动者所预料不到的。第三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影响下的欧洲革命风暴第一节 俄国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

二月革命及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从而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打开了大门。

沙皇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它参加了世界大战,企图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它强征1500多万壮丁入伍,几乎占全国男劳力的一半。前线作战接连失利,丧失了波兰、立陶宛的大片土地,伤亡数百万人。后方农田荒芜,企业倒闭,经济濒于崩溃。国家债务从1913年的88亿卢布增到1917年的500亿卢布。战争还造成政府统治危机。在战争的头两年就换了四个内阁首相。杜马和参议院的资产阶级地主党团在“信任内阁”口号下形成一支政府反对派。所有这些引起了劳动大众的强烈不满。一场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风暴日渐酝酿成熟。

1917年初,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工人不堪忍受战争带来的苦难,不断举行抗议集会和罢工。3月8日,首都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从郊区走进城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途中,其他工厂的工人以及许多排队等待购买面包的妇女也加入示威行列。在一些队伍中出现了红旗和“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的标语牌。政府慌忙派军警去镇压,驱散了这里的示威群众,别处又出现游行队伍。这一天,参加抗议示威的人数超过12万。3月8日(俄历2月23日)这一天成为二月革命的开始。

3月10日,彼得格勒爆发了全城政治总罢工,参加人数超过30万。布尔什维克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进行决定性战斗。第二天,游行队伍遭到军警开枪射击,近200人被打死打伤。工人奋起抵抗。3月12日,起义工人得到6万名士兵的支持,他们攻占兵工厂,缴获4万多支步枪。还捣毁警察所,攻进监狱,释放政治犯。3月13日(俄历2月28日),又有6万多名士兵转到工人一边。他们并肩战斗,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和冬宫。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国徽被摘了下来。革命的红旗代替沙俄的白蓝红三色旗在首都上空飘扬。二月革命在彼得格勒取得胜利并迅速扩及全国。正在前线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于3月15日宣布退位。统治俄国300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了。

当武装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大会于3月12日晚上在塔夫利达宫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最初约有50人,后来增加到200人左右。大会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孟什维克齐赫泽(1864—1926),副主席是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在执委会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据了多数,布尔什维克党最初只有两名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后,俄国大多数城市也相继建立了苏维埃。1917年3月,全国共有555个苏维埃。在全俄苏维埃成立之前,彼得格勒苏维埃起着全国领导中心的作用。

苏维埃从一产生就以革命权力机关的身份发布命令,管理国家事务。它建立了军事委员会,负责维护革命成果;建立了粮食委员会,负责首都的粮食供应。3月14日,苏维埃发布第一号命令,规定所有部队都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领导本单位的政治活动,监督管辖本单位的武器。苏维埃的活动表明,它已是新生政权萌芽。

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没有能力管理国家。他们以苏维埃代表名义同资产阶级分子谈判,让他们出面组织政权。3月15日,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原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李沃夫公爵(1861—1925)任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后改名为人民自由党)领袖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长,十月党(二月革命后改名为民族民主共和党)人古契柯夫任陆海军部长。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

这样,俄国在二月革命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是主要政权,掌握着各级权力机构。另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得到武装工农的支持,拥有实权,但它自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甘居次要地位,成为辅助性政权。这种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

列宁的《四月提纲》和群众斗争的兴起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复杂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急需确定自己的斗争方针。全党都期待列宁的到来。1917年4月16日夜晚,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格勒。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汇集在首都的芬兰车站,热烈欢迎自己领袖的归来。列宁登上装甲车,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最后高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第二天,列宁在党的会议上作了报告。4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列宁的报告提纲,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

列宁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政权已由沙皇贵族阶级转到资产阶级手里,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基本完成。“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是“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新建的国家应是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要做到这点,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列宁认为,不能采取一般的暴力方式推翻。因为这样做会同支持临时政府的苏维埃发生对立,会脱离群众。列宁提出的口号是:“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只要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收回到自己手中,就可以和平地剥夺临时政府的权力。然后再在苏维埃内部开展斗争,把小资产阶级政党排除出苏维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革命所以能够和平发展,因为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

列宁指出,革命向前发展的主要阻碍在当时是革命护国主义。很多人认为,为了保卫俄国革命必须护国,必须继续战争。而资产阶级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转移群众斗争视线,同时以进行战争为名组织反动武装力量,伺机镇压人民。列宁要求全党耐心地向群众解释,说明当前的战争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只有政权转归苏维埃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结束战争。

列宁的讲话遭到孟什维克的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认为当前的任务应是巩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而不是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4月21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以13票对2票否决了列宁的提纲。经过列宁的宣传解释,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5月7—12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七次(四月)全俄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33人,代表着8万名党员。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列宁提出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在《四月提纲》精神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抓住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反复向工农大众说明:临时政府为了保护资本家、地主的利益,不会给人民带来和平、土地、面包;应该抛弃这个政府,把政权全部转归苏维埃。

5月1日,俄国人民第一次公开庆祝国际劳动节。但就在这一天,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向协约国发出照会,声称俄国政府“决意完全遵守我们对盟国承担的义务”,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彻底胜利。5月3日,该照会公布于众。士兵和工人看到后大为愤怒,原来政府继续战争不是它所宣传的“为了保护革命”,而是要履行沙皇政府承担下来的“义务”,实现它的侵略目标。当天下午和第二天,10万群众自发走上彼得格勒街头,高呼“打倒米留可夫!”“打倒古契柯夫!”“公布密约!”“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口号。首都的示威游行得到莫斯科、哈尔科夫等城市的响应。各地的抗议示威表明,群众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发生动摇,临时政府的统治陷于危机。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俄历4月,历史上称它为“四月危机”。

临时政府迫于群众的压力,先后解除了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职务。同时要求小资产阶级政党领袖参加内阁。5月18日,第一届联合政府成立。李沃夫继续担任总理。克伦斯基改任陆海军部长。孟什维克领袖策烈铁里和斯柯别列夫担任邮电部和劳动部长,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担任农业部长。

6月16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800多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只有105名。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孟什维克策烈铁里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愿意夺取政权,为国家的今后命运负责。列宁即席反驳道:“有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我们的党也一样,它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但是,大会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控制,通过了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大会选举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由256人组成,其中布尔什维克35名。主席是孟什维克齐赫泽。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彼得格勒50万群众于7月1日(俄历6月18日)走上街头。在示威群众队伍的上空,飘扬着数千面红旗和横幅标语:“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临时政府的统治再次陷于危机。

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结束和党的武装起义方针的确定临时政府企图用前线的战斗来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7月1日,下令俄军在西方战线和西南战线发起进攻。但是,这次冒险失败了,十几天的进攻就损失了6万多人。消息传到首都后,工人、士兵群情激昂,要求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党考虑到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决定引导群众进行和平示威。7月17日,50万士兵工人高举“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牌游行示威。政府从前线调回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打死56人,打伤600多人。接着,资产阶级展开了全面进攻,强行解散工人武装,捣毁党的刊物《真理报》,诬蔑列宁、季诺维也夫(1883—1936)等人是“德国间谍”并下令通缉,还逮捕了加米涅夫(1883—1936)、托洛茨基(1879—1940)等革命领导人。

资产阶级公开使用暴力对付人民的七月事件,表明革命的和平发展已不可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也不复存在,政权完全落到了临时政府手中。

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党有秩序地转入地下。为了防备临时政府的搜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秘密转移到彼得格勒郊外的拉兹里夫。8月下旬,列宁迁到芬兰居住。在外地隐匿期间,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阐明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同时,列宁一直同彼得格勒保持着密切联系,指导着党的工作。

8月8—16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71人,代表着162个地方组织和24万党员。会上,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作了组织工作总结报告,斯大林作了政治工作总结报告。大会讨论了七月事件后的形势,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由于苏维埃已被小资产阶级政党所败坏,无法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因此大会决定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口号代替。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列宁、布哈林(1888—1938)、捷尔任斯基(1873—1926)、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1881—1938)、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托洛茨基等2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被粉碎和革命形势的形成七月事件后,李沃夫宣布辞职。8月6日,第二届联合政府成立。克伦斯基任总理兼陆海军部长。

新政府成立后,资产阶级积极活动,公开叫嚣建立反革命军事专政。米留可夫在人民自由党中央会议上呼吁进行一次“外科手术”,以便永远消除布尔什维主义危险。克伦斯基政府则宣称要“实现国家政权同国内各派组织力量的团结一致”。8月25—28日,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国务会议。军队的将军,资产阶级政党领袖,前国家杜马议员,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出席了会议。布尔什维克拒绝参加,认为莫斯科国务会议是为反革命阴谋制造舆论的大会,并在会议开幕的当天组织莫斯科40万工人举行抗议罢工。

在国务会议上,俄军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1870—1918)公然要求给军官以全权来恢复军队的纪律,企图通过整肃部队建立军事专政。会后,科尔尼洛夫回到设在莫吉廖夫的大本营,加紧反革命叛乱的准备。9月3日,俄国军队放弃里加,德军威逼彼得格勒。9月7日,科尔尼洛夫以“拯救祖国”为名,命令克雷莫夫率领第三骑兵军团和高加索山民师向彼得格勒推进,企图武力镇压首都的革命力量,建立军事独裁政权。首都的几万名工人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奋起抗击叛乱。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在彼得格勒城周围构筑工事,决心武装保卫首都。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派出大批宣传员向受骗的哥萨克和士兵说明,科尔尼洛夫在利用他们反对革命。哥萨克和士兵了解事情真相后,拒绝向彼得格勒进军,并掉转枪口逮捕了军官。克雷莫夫看到败局已定,于9月12日开枪自杀。不久,科尔尼洛夫也成了阶下囚。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临时政府的支柱——军队陷于瓦解。广大士兵不再相信政府和军官的谎言,相继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9月,列宁提出接受平分土地的纲领,并号召农民立即行动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空前提高。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先后通过决议,谴责妥协政策,支持革命方针。10月8日,刚出狱的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时,党又重新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赋予它新的含义,即通过武装起义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苏维埃掌握。

1917年秋,俄国经济濒于全面崩溃。工业产量比上一年下降了2/3。财政混乱,债台高筑。债务总数达到490亿卢布,国家每年应付的债务利息几乎等同于战前的国家预算。最为严重的问题是饥荒。首都居民的面包分配量从每天1磅半减为1/4磅,有时连这点面包也没有。列宁指出,全国已处于“大难临头”的困境。

劳动人民对临时政府的统治再也无法忍受下去。莫斯科、乌拉尔、顿巴斯等地工人掀起强大的罢工浪潮。90%以上的欧俄县份都爆发了农民反地主的斗争。靠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北方战线、西方战线、波罗的海舰队以及后方的卫戍部队共约600万人,于10月份先后表示站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一边。俄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也掀起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照原样统治下去了。临时政府于10月8日再次改组。克伦斯基仍然担任政府总理。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知名领袖都退出了第三届联合政府。为了欺骗群众,阻止革命的发展,临时政府匆忙制定条例,召开预备国会。布尔什维克党揭破这一骗局,宣布抵制这个会议。

列宁分析这些情况后,于9月向党中央写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与《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明确提出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党必须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为了便于领导革命,列宁于10月20日秘密回到彼得格勒。23日,党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讨论武装起义问题。列宁出席了会议,并做了报告。会议经过讨论,以10票对2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通过列宁起草的决议,指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公然在孟什维克左翼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反对武装起义。列宁对这种泄漏党的机密行为非常气愤,写信给党中央,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党中央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警告,禁止他们再公开发表反对中央路线的声明。

为了顺利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5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一机构名义上是为了监督彼得格勒军区的活动和首都城防工作,实际是准备武装起义的公开指挥部。它的主席最初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兹米尔,后来是布尔什维克波德沃伊斯基。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在其中起了重要领导作用。

11月2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向卫戍部队派出近60名政治委员。4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决定,凡向卫戍部队发出的命令必须有政治委员的签字,否则一律无效。这就使驻扎在首都的15万士兵完全处在苏维埃指挥之下。4日,彼得格勒2万多名工人赤卫队员建立中央司令部,直接受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中央司令部主席是布尔什维克尤列涅夫。11月5日,拥有8万多名水兵的波罗的海舰队发表声明说:“准备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声召唤下,就手执武器支援革命”。所有的革命力量都有条不紊地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临时政府企图阻止起义的爆发。11月6日清晨,派遣士官生和警察封闭了布尔什维克党机关报《工人之路报》的印刷厂。军事革命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派革命士兵夺回了印刷厂。中午,《工人之路报》出版,号召人民起来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11月6日上午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等11名中央委员举行会议,决定各中央委员不得离开起义指挥中心——斯莫尔尼宫,并在彼得-保罗要塞建立后备司令部。会议还委派斯维尔德洛夫等人负责起义的某方面工作。

反动阵营也在准备搏斗。6日上午,克伦斯基到玛丽亚宫向预备国会发表演说,要求预备国会支持政府采取坚决行动对付布尔什维克暴动。克伦斯基不等预备国会对他的要求作出决定便匆忙回到冬宫。他打电话给前线司令部,要求紧急抽调可靠部队集结首都。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波尔科夫尼科夫要求各团驱逐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去的政治委员,并命令士官生和哥萨克队伍开赴冬宫,保卫临时政府。

面对兴起的革命,小资产阶级阵营陷于恐慌和分化状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掌权,也害怕国内战争。11月6日,孟什维克领袖唐恩在预备国会慌忙提出议案,要临时政府向交战国发出立即开始和谈的建议,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并把它交给土地委员会管理,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并确定具体日期。但临时政府拒绝接受这三项建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陷于束手无策的软弱地位。社会革命党中的左派则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参加起义。

起义开始后,军事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认为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夺权更为有利,主张把最终推翻临时政府放在大会开幕之后。托洛茨基提出,政权问题应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列宁对起义的拖延十分忧虑。6日晚,他从匿居地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立即发起进攻。半夜,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直接指导武装起义。

起义的步伐明显加快。午夜两点,起义者占领了车站和中央发电站,7日清晨,夺取了国家银行和电话总局。克伦斯基见形势不妙,乘坐美国使馆的汽车逃出彼得格勒。

7日上午,整个首都几乎全部落在起义者手中。10点,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7日下午1点,玛丽亚宫被起义者占领,预备国会被驱散。临时政府成员龟缩在冬宫之中,妄图负隅顽抗。为了消灭敌人的这个最后巢穴,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战地指挥部,由波德沃伊斯基、布勃诺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等人负责。下午6时,大约2万革命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包围了只有3000人守卫的冬宫。为了避免流血,战地指挥部向临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命令它在20分钟内投降,但遭到拒绝。

11月7日晚9点40分,彼得-保罗要塞的大炮开始向冬宫开火,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也响起了大炮的轰鸣。接着,革命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从四面八方向冬宫发起冲锋。在波德沃伊斯基等人率领下,起义者很快就突破冬宫的外国防线,冲进了大门。他们涌上楼梯,扫荡着士官生,搜索着冬宫的1050个大小房间。深夜1点50分,部长们隐匿的房间大门被打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拿着手枪站在部长面前说:“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了”,并下令逮捕了他们。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辉煌胜利。由于11月7日这一天是俄历10月25日,所以人们称这次革命为十月革命。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当起义者攻打冬宫之际,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1月7日晚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625名,其中布尔什维克39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79名。

代表大会开幕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恶意攻击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遭到驳斥后,他们发表声明退出大会。他们原以为,这样做会带走大部分代表,可以宣布这次大会没有代表性、不合法。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退出大会的只有51名代表。

8日清晨,攻下冬宫的消息传来后,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8日晚,列宁向大会作了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指出和平问题是现时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根据列宁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和平法令,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罪行,建议各交战国立即开始和谈,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约。法令呼吁英法德三国工人,以多方面的行动帮助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的事业进行到底。

和平法令通过后,列宁又就土地问题作了报告。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土地法令。法令规定,立刻无偿地没收地主土地,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一切土地都是全民的财产。法令满足了农民的平分土地要求,宣布土地按劳动定额或消费定额分给劳动者使用。

大会批准了苏维埃政府的组成。在酝酿时,布尔什维克曾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参加政府,但遭到拒绝。新政府遂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列宁,内务人民委员是李可夫,外交人民委员是托洛茨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是斯大林。

代表大会最后选举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01名成员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名。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加米涅夫。

彼得格勒起义的胜利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开端。彼得格勒起义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莫斯科苏维埃于7日傍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工人士兵发动起义。莫斯科军区司令搜罗到一批武装力量,对起义者进行反扑,重新占领了克里姆林宫。起义一度受挫。这时,莫斯科近郊的贫苦农民以及彼得格勒的赤卫队和水兵都赶来支援起义。11月11日,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率领起义大军发起全面进攻。经过几天激战,于11月16日清晨攻进克里姆林宫,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与此同时,革命烈火遍地燃起。广大人民特别是士兵和农民热烈拥护决心立即结束战争和实行平分土地的苏维埃。在他们的支持下,全国各地到1918年春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列宁把这个阶段的胜利称作是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进军”。

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在世界1/6的土地上创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它不仅激励着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而且鼓舞着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并向各国人民展示了一条崭新的寻求解放的道路。第二节 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政治经济措施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遭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强烈反对。它们把持的全俄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于11月11日通过决议,要求成立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参加的政府,企图用小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的新政府代替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坚决反对这一阴谋,但同意在苏维埃领导机构中增加他们的代表。双方进行了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于15日决定退出谈判。加米涅夫等人不同意这一决定,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辞去行政职务。11月21日,党中央推荐斯维尔德洛夫代替加米涅夫担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布尔什维克党在维护新政权的斗争中特别注意加强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1917年12月9日,全俄农民苏维埃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790名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91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350名,社会革命党人305名。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共同努力下,大会战胜了社会革命党的反对,决定同工兵苏维埃合并。22日,布尔什维克党又同左派社会革命党达成联合组阁的协议。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担任农业、邮电、司法等部门的人民委员。两党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它削弱了社会革命党的影响,促进了无产阶级政权同广大劳动农民的联系和团结。

1918年初,布尔什维克党为捍卫苏维埃政权,再次同社会革命党展开生死搏斗。1月18日,立宪会议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715名,其中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社会革命党370名,孟什维克15名,人民自由党17名。小资产阶级政党控制了立宪会议。他们拒不讨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企图假手立宪会议否定苏维埃政府。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容忍这种无视苏维埃的行为,于19日通过法令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23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通过了苏俄第一个宪法性文献——《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进一步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布尔什维克党在回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进攻的同时,开展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创建新的政权机关的工作。苏维埃首先废除了临时政府的各个部门,进而取缔了地方上的自治局、市杜马等机关。它创建了人民法院和工人民警,以代替旧法院和旧警察。1917年12月20日,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第一任主席是捷尔任斯基。它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揭露和摧毁了大量反革命阴谋案件,但也不时发生滥用职权之事。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月革命后,政府宣布废除常备军,建立全民武装。但很快发现赤卫队无力承担保卫国家的任务,乃于1918年初宣布组建红军。为了彻底铲除封建残余,苏维埃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废除等级制度,取消爵位,实行国家与教会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宣布男女平等,国内各族人民的权利一律平等。

在经济方面,苏维埃政权于1917年11月21日颁布《工人监督条例》,对一切企业实行工人监督。不久,将银行、铁路、大工业收归国有,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并宣布废除沙皇和临时政府所借的160亿金卢布外债。为了统一管理和调节国民经济,1917年12月15日在人民委员会下设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是奥新斯基。1918年3月,李可夫接替他担任主席。

在农村,农民根据土地法令,没收了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全部土地。在分配土地过程中,贫苦农民同富农展开了激烈斗争。富农凭借其经济实力,要求多分土地。他们还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企图用饥荒来扼杀革命。苏维埃于1918年5月9日宣布实行粮食专卖,规定全体农民必须把剩余的粮食按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违者将被逮捕判刑。6月11日,决定在各村乡建立贫农委员会,开展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同时,组织征粮队下乡征粮。经过这场斗争,农民得到数千万公顷的地主富农土地和大量农具牲畜。贫农委员会的活动严重打击了富农的力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农的利益,特别是损害有余粮的农民利益,引起农村局势的动荡。因此,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1月9日决定改造农村苏维埃,将贫农委员会并入地方苏维埃。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三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俄国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他们痛恨战争,迫切要求和平。苏维埃政权充分理解和支持人民的这一心愿。在彼得格勒起义胜利的第二天就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协约国拒绝了这一建议。而德奥集团希望减轻东西两线作战的压力,同意进行和谈。

1917年12月15日,苏俄同德奥集团签署停战协定。22日,和平谈判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正式举行。苏俄建议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约。而德国代表团长、外交部长屈尔曼却提出了掠夺性条件,要求占有被德军占领的大片俄国西部领土。

列宁考虑到旧军队已经瓦解,新军队刚开始建立,无力抗击德军的进攻,因此主张忍辱签订和约。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签订和约会加强敌人,葬送国际起义的机会。他们主张以革命战争推动世界革命。托洛茨基提出第三种意见。他认为苏俄没有军队,进行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在屈辱的和约上签字也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不战不和的策略,认为这样作可以保持道义方面的纯洁性,同时也不会威胁苏俄的安全,因为德国慑于本国工人革命是不敢进攻苏俄的。

1918年2月9日,德方宣称他们的条件是绝对必须接受的。第二天,苏俄代表团长托洛茨基发表声明,拒绝在割地条约上签字,同时宣布结束对德奥的战争,并准备复员俄国的军队。德国遂中止谈判,并于2月18日向苏俄发动进攻。几天之内,德军占领了大片土地,逼近首都彼得格勒。2月21日,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工农大众加入红军保卫苏维埃。

2月23日,党中央开会。列宁提出立即签订和约,否则他将退出政府和党中央。“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的意见。托洛茨基认为全党团结一致是可以组织防卫的;但如果列宁辞职,党将发生分裂,也就无法领导这场战争。因此,他表示将在表决中弃权。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列宁的建议。1918年3月3日,苏俄同德奥集团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3月6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辩论,大会批准了列宁的路线。会后,政府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至莫斯科。3月14日,在新首都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宣布退出苏维埃政府。

布列斯特和约使苏俄失去大片土地。它把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部分地区划归德国;规定红军应撤离芬兰,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另外,把卡尔斯、巴统和阿尔达甘地区割给土耳其。但布列斯特和约使苏俄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赢得了巩固政权的时间。

国内战争的开始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协约国打起防止德国入侵和保护侨民利益的旗号,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妄图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1918年3月,英军在俄国北方港口摩尔曼斯克登陆,揭开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的序幕。4月,日军在海参葳登陆;8月,英、美军队也相继侵入海参崴。武装干涉者还从南方侵入苏俄。8月,英军进入巴库。德国军队则利用布列斯特和约践踏着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由于这时世界大战还在进行,外国干涉军的人数不多,作用有限。

1918年春,爆发了捷克军团叛乱。这个军团是在革命前组建的,包括了近5万名在俄国的捷克战俘。苏俄退出世界大战后,允许他们经过西伯利亚到法国去,但必须交出武器。协约国极力挑动捷克士兵武装叛乱,说只有用武力打到出海口才能离开俄国。5月底,当装载着捷克军团的60列军车停在奔萨、车里雅宾斯克、海参崴时,捷克人发起叛乱。战火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广大地区弥漫。

捷克军团叛乱是在苏维埃处于困难时刻爆发的。年初,苏维埃解散了立宪会议和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许多人对此不理解,困惑甚至反对。粮食专卖的实施和贫农委员会的建立使许多农民对苏维埃的信任发生动摇。左派社会革命党由盟友转到敌人一边,武装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趁机带头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各地建立起形形色色的政府。在托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在萨马拉建立了“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在第比利斯成立了“格鲁吉亚民族委员会”。在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在中亚的阿什哈巴德也出现了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政府。1918年9月,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邀集各地反苏维埃集团的代表在乌法开会,成立以社会革命党人阿夫克森齐也夫为主席的五人执政内阁。他们自称执政内阁为全俄临时政府,企图协调统一全国的反布尔什维克政权活动。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打出“立宪会议”和“买卖自由”的旗号,煽动中小农民和工商业者同他们一起叛乱。无产阶级政权陷于危急之中。它所控制的地区只占全国面积的1/4,主要是莫斯科周围的地方。它失去了粮食和煤炭的主要产地。由于原料缺乏,铁路瘫痪,40%的工厂停了工。劳动大众生活困苦,长期忍受着饥饿的折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一两面包,有时连这一点食品也得不到。

暗藏的敌人不断制造颠覆破坏事件。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进入德国驻俄使馆,刺死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当天,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发动叛乱,组织1800名武装分子攻占中央电报局,并宣称恢复对德作战。苏维埃政府迅速平息了这场叛乱。接着又粉碎了雅罗斯拉夫里等地的暴乱。1918年8月30日,列宁到莫斯科米歇尔逊工厂讲演。当他准备离开工厂的时候,遭到社会革命党人开枪行刺,身中两颗带毒子弹,伤势十分严重。

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獗,苏维埃政府宣布实行“红色恐怖”,无情镇压一切反叛活动。1918年9月2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统一的军营,要求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口号下,把各项工作都转入战时轨道。全体公民,不分职业和年龄,都必须无条件履行苏维埃政府所赋予的保卫祖国的任务。

为了把所有的人力物力都集中起来用于战争,苏维埃政权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政府颁布了余粮收集制法令,要求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数量交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政府组织工人征粮队下乡,以确保征粮任务的完成。在城市,除大工业外,中等工业也收归国有,对小工业则实行监督。国家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总管理局对工业的管理、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的集中领导。排斥自由贸易,实行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对全国成年人实行劳动义务制。所有这些应急措施,后来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是在战争和经济被破坏的条件下被迫采取的。它对捍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国内战争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的许多措施超出了战时需要的限度,而且在1920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非常措施不仅没有收缩,反而进一步加强。这说明制定这一政策的指导思想中也有重大失误,即“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苏维埃政权十分重视工农武装的建设。1918年初才组建的红军到10月就达到80多万人。9月,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负责具体领导各条战线的战斗。委员会主席是托洛茨基。总司令是参加红军的旧军官瓦采齐斯。11月30日,成立了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防务工作。

1918年夏,捷克军团和萨马拉政府的军队占领了辛比尔斯克和喀山以后,继续向莫斯科推进。党中央分析这一形势后,确认东方战线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线,并动员1/5的党员奔赴前线。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东线成立了5个军。10月初,东线司令加米涅夫率领红军解放了喀山和萨马拉,把敌人赶到乌拉尔地区。乌法的五人执政内阁见形势不妙,逃往西伯利亚。在南方,斯大林领导红军于8月和10月两次打退克拉斯诺夫对察里津(1925年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61年后称伏尔加格勒)的进攻。

1918年11月,德国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苏俄政府于11月11日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命令红军收复德军占领的土地。

粉碎白卫军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德国投降后,协约国利用世界大战结束之机向苏俄增派了大量干涉军,很快就在俄国南部集结了13万军队,并同俄国的白卫军一起向北推进。但是,干涉军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影响下发生分化,很多士兵拒绝作战。1919年4月,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法国舰队水兵举行起义,反对武装干涉苏俄。协约国看到自己军队内部不稳,被迫撤走大部分干涉军。

1919年11月,前沙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发动军事政变,解散执政内阁,逮捕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阿夫克森齐也夫。此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急剧下降。广大农民日益离开社会革命党,转而在苏维埃领导下,同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展开生死搏斗。

高尔察克自称是“俄国的最高执政者”。他得到协约国的大力支持,用外国枪炮装备了自己的25万军队。1919年3月4日,他指挥白卫军从乌拉尔山一带向西进攻。红军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下,被迫后撤100多公里,退到伏尔加河流域。这时,高加索的邓尼金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也配合高尔察克发起进攻。在这紧急时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发出“一切为了东线!”的号召。大批党团员和工人加入红军,后方工人决心以加倍的劳动支援前线。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下班后,莫斯科—喀山铁路机车编组站车库的党支部发起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大家放弃休息,不要报酬,自觉为支援前线而忘我劳动。列宁高度评价这一运动,称它为“伟大的创举”。

1919年春,红军兵力增加到150万。4月,东线南路军在伏龙芝(1885—1925)指挥下发起反攻,解放了乌法。7月,加米涅夫改任红军总司令后,伏龙芝负责指挥东线。红军乘胜追击,越过乌拉尔山区,解放了西伯利亚大部地区。1919年底,高尔察克全军溃败。高尔察克被活捉,1920年2月7日在伊尔库茨克被枪毙。

高尔察克溃败后,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在1919年8月夸口说,要组织14国进攻苏俄。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协约国仍把颠覆苏维埃的希望寄托在白卫军上。英、美、法给邓尼金运去几百门大炮和几十万支步枪,派去几百名军事顾问。

1919年夏,邓尼金的15万军队发起总进攻。他依仗优良的武器和骠悍的骑兵占领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10月13日,又攻占了奥廖尔,逼近图拉,直接威胁莫斯科的安全。俄国资本家宣布,将给第一个冲进莫斯科的团队以百万卢布巨奖。苏维埃政权处境万分危急。列宁发出“大家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号召。几万名党团员奔赴前线。南方战线司令员叶戈罗夫和军事委员斯大林指挥红军于10月中旬转入反攻,解放了奥廖尔、哈尔科夫、基辅。1920年初,进而攻占察里津、罗斯托夫。邓尼金主力被击溃。邓尼金逃亡国外,其残部由弗兰格尔率领逃到克里木半岛。

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发动进攻的时候,盘踞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于1919年5月发动进攻,占领杨堡,威胁到彼得格勒的安全。党中央从其他战线调来军队,加强防务。8月底,把尤登尼奇赶到爱沙尼亚边境。但是,当邓尼金进攻莫斯科时,尤登尼奇重新发起进攻,在英国坦克的掩护下,10月中旬攻抵彼得格勒城下。10月21日,红军开始反攻。11月,被击溃的尤登尼奇部队退到爱沙尼亚境内,当即被爱沙尼亚当局解除了武装。1920年2—3月间,红军解放了北方重镇——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

1920年4月,波兰军队入侵苏俄。5月初占领了基辅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6月,西南战线红军在叶戈罗夫和斯大林指挥下发起反击。7月,图哈切夫斯基指挥西方战线的红军反攻,解放了白俄罗斯领土,进而越过国界,月底逼近华沙。由于红军进展过速,先头部队远离后方,两条战线配合得也不够好,以致当波兰军队在8月反攻时,红军不得不后撤。10月,苏波签署停战协定。1921年3月18日,两国签订里加和约。在南方战线,伏龙芝指挥红军突破弗兰格尔防线,于1920年11月打下刻赤,解放整个克里木半岛。

1920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但是,远东地区仍被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占领。苏俄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一缓冲国家。1920年4月,远东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它不是工农苏维埃国家,而是劳动人民的民主共和国。它接受俄共中央远东局的领导。远东共和国成立后,把红军和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1922年2月,布留赫尔率军攻克伯力,肃清滨海省的白军。10月25日,人民革命军开进海参崴,把最后一支外国干涉军赶出国境。1922年11月,远东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胜利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第三节 德国十一月革命

革命形势的形成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容克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资本主义工业十分发达,产量在本世纪初占世界第二位。无产阶级人数达到2000万,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比较软弱。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控制在容克贵族手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有权召集和解散国会、批准和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任命和罢免帝国宰相、统帅武装力量、对外宣战媾和等等。最重要的国家官职、军官大多由贵族担任。容克贵族和垄断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容克地主和垄断资本家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克虏佰公司1913—1914年获利7500万马克,1916—1917年增至17500万马克。劳动人民承担了战争重担。将近200万人在战场上丧生,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还有400多万人受伤。大战使德国经济濒于崩溃。战争末期,德国的工业产量和农业收成只及战前的1/2。居民的口粮供应减少了一半。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1917年,德国的罢工人数达到146万,比上一年增加了2倍多。1918年1月底,柏林50万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按照苏俄的建议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罢工迅速扩展到汉堡、基尔、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全国参加斗争的人数超过100万。一月罢工显示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成为十一月革命的前奏。

但是,德国无产阶级这时还没有自己的革命政党。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对待战争和暴力革命问题的态度不同而分裂为三派。右派掌握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党的主席是艾伯特(1870—1925),国会党团领导人是谢德曼(1865—1939)。右派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大战爆发后公开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的叛卖政策日益为广大党员所识破,党员人数急剧下降,从1914年的108万减少为1917年的24万。以哈阿兹(1863—1919)和考茨基(1854—1938)为首的中派,反对世界大战,主张和平,但并不准备用革命手段结束战争,更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17年4月,他们退出社会民主党,另建独立社会民主党,有10万成员。左派是斯巴达克团,它创建于1916年1月,领导人是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和罗莎·卢森堡(1871—1919)。斯巴达克团的力量十分薄弱,成员不足200人。它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政党,最初是社会民主党的左翼,1917年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员。

1918年秋,德军在前线不断溃败,国内政局动荡。德皇威廉二世慌忙于9月30日下诏改革。10月3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巴登亲王马克斯担任首相,组成了包括中央党、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制政府。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任不管部长,鲍尔任劳工部长。随后,新政府向美国表示愿意结束战争。但是,统治集团的这种让步已经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了。

十一月革命的爆发和艾伯特政府的建立在政府向协约国求和的时候,坚持战争政策的海军司令部于1918年10月下令远洋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如果不能取胜就“光荣地沉没”。这种让8万水兵送死的冒险行径引起水兵的极大愤慨。威廉港水兵拒绝起锚出海,军舰上出现了反战传单。海军司令部下令逮捕闹事的水兵,并把第三分舰队从威廉港调往基尔港。11月1日夜,到达基尔港的水兵举行集会,讨论如何阻止舰队再次出海,并要求释放被捕的同伴。11月3日下午,5000多名水兵在练兵场集合,要求结束战争,要求和平、自由和面包。会后,水兵举行游行,基尔港的工人也参加了示威行列。当游行队伍到达卡尔大街时遭到政府军警开枪镇压,死伤30余人。示威者也开枪回击,打响了反对帝国政权的第一枪。

11月4日,起义的水兵和工人解除了反动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火车站等重要据点。奉命前来镇压的士兵也转到了起义者一边。到4日晚,整个基尔已经掌握在新成立的苏维埃手中。

基尔起义震动了统治当局。马克斯、谢德曼等人签署呼吁书,要求水兵不要开始内战。同时,派遣国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去基尔恢复秩序。诺斯克后来承认,他去基尔是想利用他同海军的关系平息事件。但是,他“遇到的已不是罢工者,而是3万名叛乱者”。诺斯克见阻止起义已不可能,就转而答应水兵提出的一部分要求,许诺改善供应,从而取得水兵信任,被选为基尔水兵苏维埃主席。

基尔起义成为德国革命的开始。起义浪潮从北向南迅速扩展。汉堡、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相继取得革命胜利。各个邦的君主诸侯都被赶下宝座。到11月8日,大城市中只剩下柏林仍在反动政府手中。

斯巴达克团多次要求立即开始柏林起义,但遭到拒绝。在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情况下,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于11月8日决定第二天举行武装起义。9日早晨,起义的号召书散发到各个工厂。几十万工人打着红旗涌向柏林市中心。李卜克内西率领人们夺取皇宫。威廉·皮克(1876—1960)带人攻打市政大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埃喜荷恩带人占领警察局。起义者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到中午就控制了整个柏林。

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极力把革命斗争引向和平转让政权的轨道。艾伯特先是主张威廉二世让位于皇太子,实行君主立宪制。11月7日,他看到革命已无法阻止,才向马克斯首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皇退位,太子放弃继承权,建立新政府。威廉二世拒绝退位。9日当柏林起义开始后,在斯巴大本营的威廉二世召见军队将领,询问能否从前线调回军队镇压起义。得到的回答是无能为力。德皇走投无路,于9日宣布退位,逃往荷兰。霍亨索伦王朝的反动统治彻底垮台。

德皇退位后一小时,马克斯把首相职务交给了艾伯特。谢德曼听到斯巴达克派正在酝酿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消息后,没有同别人商量,就在9日下午2时宣布“德意志共和国万岁”,力图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之内。下午4时,李卜克内西宣布德国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号召建立工人和士兵政府。

艾伯特接任首相职务后,邀请独立社会民主党共议组织政府之事,还特别邀请李卜克内西参加政府。斯巴达克团领导人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遭到否定后,拒绝进入政府。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各出3名代表,组成联合政府——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艾伯特和哈阿兹并列为主席。

11月10日,柏林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约有3000人,成分十分复杂。李卜克内西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只有把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但是,这一观点未被大会接受。大会批准了艾伯特政府。新选出的柏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7名社会民主党人,7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14名士兵代表组成。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柏林一月起义艾伯特政府成立后,实行了一些民主改革。它宣布取消戒严状态,保证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大赦政治犯,恢复劳动保护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但政府没有触动旧的国家机器,也没有消除容克贵族、军阀势力和垄断资本家的经济政治特权。原有的容克资产阶级政党经过改头换面又重新活动起来。保守党改称为民族人民党,民族自由党改称为人民党,进步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左翼组成民主党,中央党仍保留原有名称。

艾伯特政府十分敌视苏维埃制度。它一方面大肆宣扬民主、国民议会,说“不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是全部政权归于人民”,宣称要经过全民选举召开国民会议来决定国家的前途。另一方面,它纵容反动军官组织“志愿部队”,作为镇压革命的力量。它还同德军参谋部秘密谈判,计划调集10个师到柏林,来消灭首都工兵苏维埃。只是由于缺少可靠的部队,这个阴谋才未能得逞。

协约国对艾伯特政府的上台深表同情。当德国战败,被迫在1918年11月11日签订贡比涅停战协定时,协约国竟然允许德军手执武器回国,期待他们去镇压革命。

1918年12月16—21日,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到会的485名代表中,社会民主党有288名,独立社会民主党占87名,其中斯巴达克派只有10名。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没有当选为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斯巴达克派组织25万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代表大会在社会民主党的操纵下,拒绝了斯巴达克派的要求,决定于1919年1月举行国民会议选举。在国民会议作出决定之前,全部立法和行政权力由艾伯特政府掌管。

代表大会闭幕后,艾伯特政府下令把具有革命倾向的人民海军师调离柏林。水兵拒绝服从命令,政府便停发军饷。12月23—24日,政府军队袭击水兵,酿成流血事件。柏林工人闻讯支持水兵,埃喜荷恩掌管的警察部队也站到了水兵一边。政府被迫让步,同意海军师继续留在柏林,但不得参加任何反政府活动。

政府的行为引起人民的不满。斯巴达克派要求独立社会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并断绝同社会民主党的同盟关系。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迫于形势于12月27日决定把自己的代表撤出政府,但拒绝召开党代表大会。斯巴达克派未能实现通过代表大会贯彻自己革命政策的希望。于是,决定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建立独立政党。

斯巴达克团早在11月9日就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红旗报》,独立地宣传自己的观点。11月11日,又改组成斯巴达克联盟,制定了联盟纲领,并选举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这一切为建立独立政党奠定了基础。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柏林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国46个地方组织的83名代表。威廉·皮克主持了这次大会。李卜克内西作了《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建立德国共产党的必要性》的报告。卢森堡作了关于党章和政治形势的报告。大会通过的党纲指出,必须“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革命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大会确定由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行使德共中央委员会职权。

共产党的建立引起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不安。他们蓄意挑起事端,以扑灭革命的力量。1919年1月4日,艾伯特政府宣布解除在群众中颇有威望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埃喜荷恩的柏林警察总监的职务。这一挑衅决定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1月5日,柏林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当晚,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号召工人起来推翻艾伯特政府。1月6日,柏林50万工人走上街头,占领了火车站、警察局、电报局等据点。艾伯特等人困于总理府。

但是,推翻艾伯特政府的形势并不成熟。士兵处于动摇状态,就连人民海军师也宣布保持中立。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刚刚开始的“民主时代”心满意足。农村基本没有卷入战斗。德国共产党才成立不久,还没有能力领导这场斗争。独立社会民主党拥有较大影响,但它的领导人不去积极领导武装起义,反而同政府进行谈判,使政府得到喘息时间。政府任命诺斯克为柏林总司令,搜集武装力量,准备进行反扑。1月8日,政府中断谈判,宣称“总清算的时刻到来了”。11日,军队向起义工人发起进攻,用机枪、大炮屠杀革命战士,100多名起义者被杀害,无数群众受伤。德共总部和《红旗报》社被占。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1月15日被逮捕杀害。一月起义被血腥镇压下去。第四节 东欧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兴亡

奥匈帝国的解体和东欧民族国家的诞生奥匈帝国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多民族国家。它的领土包括着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波兰、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境内的少数民族占帝国人口的78%。奥匈帝国是一个二元制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分设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匈牙利在帝国中居于次要地位。它不仅要尊奉奥地利的皇帝为自己的国王,接受他派遣的总督,而且要把外交、财政和国防大权交给帝国政府统一管理。帝国内部的其他少数民族则处于无权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匈帝国同德国结成盟国共同反对俄英法。大战暴露了奥匈帝国的腐朽反动,使内部矛盾空前尖锐起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推动下,各族人民纷纷起来斗争。1918年1月,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等城市的广大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要求立即同苏俄签订民主和约。2月1日,卡托罗水兵起义,有40艘战舰和6万多名水兵参加。起义者建立了水兵苏维埃。6月18日,奥地利再次爆发总罢工。20日,布达佩斯五金工人响应奥地利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并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1918年秋,奥匈帝国的军事失败已成定局,军队迅速瓦解,士兵纷纷逃跑,到10月共有25万士兵逃亡。10月16日,查理皇帝宣布把匈牙利以外的帝国改组为联邦国家,各少数民族拥有完全的自治权。但此举已为时过晚,奥匈帝国的崩溃瓦解已是大势所趋。

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首先在捷克斯洛伐克爆发。这是奥匈帝国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它的工业产值占全帝国的3/4。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势力。查理大学哲学教授托马斯·马萨里克(1850—1937)早在1900年就组建了人民党,把争取民族独立定为斗争的首要目标。1905年人民党改名为进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萨里克流亡国外,在巴黎建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领导侨民进行反对奥匈帝国的斗争。在俄、法、意等国组织捷克斯洛伐克兵团,支持协约国的反德奥战争。1918年10月,在华盛顿发表《独立宣言》,宣布成立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

1918年10月14日,捷克工人举行总罢工,抗议帝国政府关于把捷克的存煤和存粮运往奥地利的决定。罢工过程中,各地群众纷纷集会,要求脱离奥匈帝国。10月28日,布拉格的民族委员会宣布建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最高政权由民族委员会接管。两天后,斯洛伐克民族会议宣布加入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接着,民族委员会吸收了其他政党代表参加,并宣布自己为临时国民议会。1918年11月14日,正式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马萨里克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爱德华·贝奈斯(1884—1948)出任外交部长。

匈牙利民族独立运动于1918年秋掀起高潮。10月25日,匈牙利独立党、激进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组建国民会议。独立党领袖卡罗利·米哈伊伯爵(1875—1955)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国民会议成立后发表宣言,提出要保证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利,但没有提及召开立宪会议建立共和政体的问题。

匈牙利人民对国民会议宣言不满。10月29日,首都布达佩斯工人举行大罢工,提出立即停止战争、宣布独立和建立人民共和国等口号。第二天,10万工人上街游行。在革命士兵支持下,罢工游行变成武装起义。10月30日夜至31日晨,起义者占领了首都的全部重要战略据点,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起义过程中,首都工人建立了工人苏维埃。但是,它尚弱小,没能掌握政权。卡罗利出面,组织了独立党、激进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领袖加拉米担任贸易部长,另一名社会民主党人孔菲担任不管部部长。新政府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就是恢复秩序,要求工人回工厂,士兵回营房。11月1日,国民会议宣布革命已经结束,命令工人交出武器。

1918年11月13日,卡罗利政府同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协约国不仅对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土地实行军事占领,而且把匈牙利的铁路、邮政、新闻报导置于自己的管制之下。

1918年11月16日,匈牙利正式宣布为共和国。卡罗利当选为总统。旧议会被解散,议会的职权在立宪会议选举之前由国民会议代行。

南斯拉夫境内的各族人民对奥匈帝国的统治强烈不满,不断掀起反抗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政治家于1915年成立南斯拉夫委员会。1917年7月,塞尔维亚政府和南斯拉夫委员会发表了《科孚岛宣言》,宣布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其他地区将在塞尔维亚王朝统治下组成统一的国家。1918年秋,奥匈战败。军队中的南斯拉夫族士兵纷纷从前线逃回家乡,仅克罗地亚地区在9—10月间就有近5万名武装逃兵。他们自称“绿军”,手持武器同帝国官兵对抗。10月底,驻扎在里耶卡和普拉两地的军队举行起义,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伏伊伏丁那和斯洛文尼亚的一些地区还成立了几个面积不大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的情况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代表于10月在萨格勒布召开国民议会,宣布脱离奥匈帝国。11月,黑山和伏伊伏丁那同塞尔维亚联合。1918年12月1日,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贝尔格莱德宣告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1918年11月,罗马尼亚军队开进奥匈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12月1日,该地区宣布并入罗马尼亚。

波兰在18世纪被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匈三国瓜分而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奥占领了俄国统治的波兰土地,并于1916年11月联合宣布波兰王国独立。但波兰王国的领土不包括被德奥瓜分的部分,同时王国的事务需听命于德奥占领当局。这种独立不过是欺骗波兰人民的幌子。1918年11月,德奥战败。波兰人民纷纷起来解除德奥占领军的武装。在华沙,德奥扶植的摄政委员会从占领者手里接管了政权。10月23日,成立华沙政府。11月7日,在卢布林成立了左翼政党的联合政府。在奥匈占领的波兰土地上,地主资产阶级代表在克拉科夫成立了临时政府。11月10日,毕苏斯基(1867—1935)从德国监狱中释放出来回到华沙。他多年领导争取波兰独立的武装斗争,是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他回国后第二天,摄政委员会宣布把全部权力交给毕苏斯基并自行解散。卢布林和克拉科夫政府也宣布接受毕苏斯基领导。在巴黎的波兰流亡政府也同毕苏斯基达成合作协议。1919年1月,成立联合政府,毕苏斯基任临时总统。1919年6月的凡尔赛和约和1921年3月的波苏(俄)里加条约规定了波兰西部和东部边界。1921年3月17日,议会通过宪法,波兰成为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国。

帝国内部各民族的斗争推动了奥地利本土的革命运动。1918年10月初,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协议,成立议会同盟,以便组织临时政权机关。10月21日,奥地利议会宣布自己为临时国民会议,但是没敢提出推翻哈布斯堡王朝问题。人民大众对这种软弱深感不满。10月30日,维也纳发生工人总罢工,成千上万群众上街示威游行,要求建立共和国。统治集团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决定成立社会民主工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卡尔·伦纳(1870—1950)任首相,维克多·阿德勒任外交大臣。两个月后,阿德勒逝世,奥托·鲍威尔接任。11月3日,伦纳政府同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11月12日,国民会议宣布成立奥地利共和国。1919年2月16日,举行立宪会议选举,社会民主工党获72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伦纳出任新政府的总理。

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终于使奥匈帝国彻底瓦解。在帝国的土地上,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奥地利等民族独立国家。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匈牙利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后,卡罗利政府宣布实行普选制,保证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有限的土地改革。但是它拒绝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也不愿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市场上粮食奇缺,物价成倍上涨,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群众斗争在新政府成立后继续不断发展。

在斗争高潮中,匈牙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20日宣告成立。共产党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革命社会党人,他们一直在国内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同群众联系较为密切;另一部分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第三部分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多是从苏俄回来的战俘,对布尔什维主义有所了解。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库恩·贝拉(1886—1939)。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是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工人运动领袖。1914年应征入伍,1916年被俘,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他组织了匈牙利战俘支队,站在布尔什维克党一边。随后,在莫斯科建立了俄共(布)匈牙利小组,领导匈牙利人积极参加保卫苏维埃的斗争。1918年11月,库恩返回祖国,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共产党成立后,不断揭露卡罗利政府的资产阶级本质,号召工人把苏维埃改造成为革命政权机构,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当政府命令人民交出武器的时候,共产党向复员士兵发出呼吁:“保存自己的武器,用它来为夺取无产阶级政权而战斗”。党还组织工人士兵从撤退的德国军队手中夺取了35000支枪。

在积极准备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革命者经常同政府机关和军队发生武装冲突。1918年12月25日在克奇克梅特,同情革命的骑兵占领兵营,解除军官的武装。12月31日,在布达佩斯几个大兵营中,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同效忠政府的队伍发生流血冲突。1919年1月,由于资产阶级报刊造谣中伤工人和共产党,布达佩斯工人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捣毁了资产阶级报刊的编辑部。同月,煤炭工业中心——绍耳果托里安爆发武装起义。

面对群众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妄图用镇压的办法扑灭革命。1919年2月21日凌晨,卡罗利政府逮捕了库恩等40名共产党领导人,捣毁并查封了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机关报《红色报》编辑部。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未遭逮捕的中央委员萨姆埃里(1890—1919)等人继续领导革命斗争。

3月20日,协约国通过其驻匈军事代表、法国的威克斯向匈牙利政府递交一份照会,要求匈牙利东界驻军在10天内后撤大约100公里。空出的地方一部分由罗马尼亚军队占领,另外40—50公里宽的地带划为中立区,由协约国军队驻守。

协约国的照会引起群众的无比愤怒。卡罗利政府既不敢接受又不能拒绝这一通牒,只得自行辞职下台。3月20日,卡罗利把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领袖。后者感到一党难以支持局面渡过危机。同时党内要求同共产党合作的呼声不断增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加尔巴依·山多尔(1879—1947)于3月21日到狱中同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进行谈判。库恩提出共产党参加政府的条件: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红军和人民警察,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同苏俄建立联盟。

共产党的建议很快就传出狱外。人民不等谈判结束就涌上街头,解除了宪兵警察的武装。军队这时已陷于瓦解,大多控制在士兵苏维埃手中。协约国驻扎在布达佩斯的两团法国军队也被包围在兵营之中。匈牙利国内已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革命的向前发展。

3月21日下午,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决定两党合并成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党。协议宣布:“实行合并的基础是:两党共同参加对党和国家政权的领导。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立即接管全部政权。工兵农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月21日晚,正式宣告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新建立的政府——人民委员会由29名正副人民委员组成。主席是加尔巴依。外交人民委员是库恩·贝拉。其他人民委员绝大多数是原社会民主党人。原共产党人一般只担任副职。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有着自己的特点。列宁指出:“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

外国武装干涉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匈牙利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解除了资产阶级武装,建立了红军;解散了宪兵警察,建立了红色警卫队。4月7日,全国进行城乡苏维埃选举。根据新选举法,年满18岁,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匈牙利男女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苏维埃提出的候选人获得绝大多数选票。6月14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大会讨论通过了匈牙利宪法,确认“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

在经济方面,苏维埃政府宣布把金融机构、雇佣20人以上的企业,所有批发商店及雇佣10人以上的零售商店收归国有。由于缺乏管理人才,一些原有的厂长经理被任命为生产委员,负责领导生产。同时,各企业选举产生工人监督委员会。4月3日,通过土地国有化法令,把面积超过100霍尔特(合855亩)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法令,全国约有53%的土地成为国家财产。但国家没有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农民,而是用它来组织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这种作法虽然也改善了贫苦农民的处境,但未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这对工农联盟的巩固产生了消极影响。政府还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把工人的工资平均提高25%,使首都3万无房居民获得新居。

在外交方面,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苏俄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建立了联系。两国政府经常就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和情报。同时,政府向协约国发出照会,希望解除封锁,实现和平,但是西方国家未予理睬。

1919年4月4日,以史末资将军为首的协约国代表团到达布达佩斯,要求匈牙利履行威克斯通牒的要求。遭到拒绝后,罗马尼亚军队于4月16日从东面攻入匈牙利境内。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军队也相继从北面和南面发起进攻。双方兵力相距悬殊。协约国军队多达15万,而匈牙利红军不足5万人。5月初,外国干涉军侵占了匈牙利大片领土。罗马尼亚的军队越过蒂萨河,进抵离布达佩斯100公里的地区。共和国危在旦夕。匈牙利政府于5月4日发布动员令,宣布布达佩斯为战区,凡受过军事训练的无产者立即编入队伍,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或是到军营受训,或是去构筑工事。几天内,红军扩建了10万队伍,库恩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的副手。5月中旬,匈牙利军队开始反攻,把干涉军赶过蒂萨河。6月,进入斯洛伐克。16日,成立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

红军的胜利引起协约国的惊恐。巴黎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以和会名义于6月8日和13日两次向匈牙利政府发出照会,要求红军立即停止进攻,并撤退到1918年11月3日停战协定规定的军事分界线内。作为交换条件,协约国保证撤退罗马尼亚军队,并邀请匈牙利苏维埃政府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照会还威胁说,如果匈牙利拒绝这一要求,协约国将展开新的进攻。

协约国的照会引起匈牙利党内的激烈争论。原社会民主党人、红军总司令贝姆主张接受协约国的要求。萨姆埃里等人坚决反对,但居于少数。库恩不愿在这个时候出现分裂,决定同原社会民主党人妥协。6月14日,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接受协约国的照会。6月下旬,红军开始后撤,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立即被颠覆。但是,协约国却不履行诺言,罗马尼亚军队仍然留在匈牙利境内。红军士兵看到战斗得来的成果白白丧失,士气受挫。国内反革命分子趁机在各地发动叛乱,使苏维埃后方受到威胁。

匈牙利政府发现受骗后,不顾形势的险恶,于7月20日发起进攻。最初两天进展顺利。后来,红军总参谋长儒利耶把作战计划出卖给敌人,红军败退下来。1919年8月1日,当罗马尼亚军队逼近布达佩斯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宣布辞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佩德尔组建工会政府。新政府上台后,立即取消革命法庭,解散红色警卫队,释放被关押的反革命分子,下令逮捕共产党人。8月4日,罗马尼亚军队开进布达佩斯。6日,佩德尔政府被解散。新成立的反动政府大肆迫害革命者。萨姆埃里等5000多人被杀害,4万多人被逮捕入狱。库恩等人被迫逃亡国外。1920年3月,原奥匈帝国的海军上将霍尔第·米克洛什(1868—1957)就任摄政王,在匈牙利建立了独裁政权。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一共只存在133天,就被帝国主义扼杀了。这场斗争是战后世界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牵制了协约国的力量,支援了苏俄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第五节 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

共产国际的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公然在国会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表明,社会民主党已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政党,第二国际也已瓦解破产。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急剧尖锐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了迎接世界革命的到来,国际工人运动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国际革命组织。

1914年11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反战宣言中,首次提出要建立新的没有无产阶级叛徒参加的第三国际。他为创建这样一个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左派力量,如德国的斯巴达克派,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分子等。但是,这些左派分子都不够成熟。他们在思想上没有同右派彻底划清界限,在组织上还同中派或右派同居于一党之内。为了帮助各国左派,列宁发表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一系列著作。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言论,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还十分注意帮助各国左派分子同机会主义领导决裂。1915年9月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1916年4月在端士昆塔尔先后召开了社会主义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会议。在会上,列宁同各国左派分子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同他们一起组成齐美尔瓦尔得左派。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第三国际的建立。1918年,阿根廷、芬兰、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德国都成立了共产党。侨居苏俄的各国左派社会党人也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帮助、支持下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

1919年1月,俄共以及波、奥、匈、芬等8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在莫斯科开会,通过了《告世界共产主义组织和左派社会党人书》,要求他们派代表来苏俄,商议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许多工人政党对这一号召作了肯定的答复。但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和武装干涉,使能够从国外到达莫斯科的只有德国、奥地利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多数与会代表是侨居苏俄的外国共产党人。

1919年3月1日,举行了预备会议。会上就是否确定这次会议为共产国际成立大会问题进行了讨论。德国共产党代表认为,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不多,许多国家还没有成立共产党,因而持否定意见。最后,预备会议决定,只举行代表会议,制订行动纲领。

1919年3月2日,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开幕。列宁致了开幕词。接着,会议听取了德国、瑞士、芬兰、匈牙利、法国、英国、荷兰等国代表的报告。他们讲述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开展情况和苏俄革命对他们国家的巨大影响。

3月4日,列宁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当时在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对赞成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存在激烈的争论。考茨基等人竭力用斥责专政和维护民主的手法反对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者颂扬一般民主,实际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即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斥责一般专政,实际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新国际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3月4日,奥地利代表团、瑞典代表团先后到达莫斯科出席会议。晚间,代表们再次讨论成立共产国际问题。最后决定将代表会议改为共产国际成立(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成立大会的有35个组织的3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刘绍周(刘泽荣)和张永奎作为中国代表列席了这次会议。

大会通过了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致全世界无产者宣言》,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大会选出了设在莫斯科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由苏俄、德国、奥地利等国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执行局由执委会选举产生,它的成员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普拉廷、托洛茨基和拉科夫斯基。3月6日,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在列宁致闭幕词后胜利结束。

共产国际的成立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列宁指出:“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在共产国际创建的同时,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于1919年2月3—10日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社会民主党代表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6个国家的102名代表。会议决定恢复第二国际(伯尔尼国际),并选举瑞典的布兰亭、英国的韩德逊、比利时的胡斯曼组成执行委员会。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成立后,各国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苏俄取得粉碎白卫军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1919年春,匈牙利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一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欧美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群众运动。1919年,荷兰、丹麦、保加利亚、墨西哥、美国先后建立了共产党。1920年春夏,西班牙、印度尼西亚、伊朗也建立了共产党。

在共产主义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纷纷声称要退出第二国际,申请加入第三国际。另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不久前才在组织上脱离社会民主党,尚未完全摆脱机会主义的影响。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右倾改良主义危险。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危险——“左”倾宗派主义倾向。在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内,不少共产党人痛恨右倾机会主义,却走向“左”的极端。他们不仅反对第二国际的投降主义,而且反对参加议会斗争,反对在改良主义的工会中进行工作,甚至反对任何妥协。他们不仅反对机会主义的领袖和纪律,而且反对革命的领袖和纪律。这种“左”倾宗派主义倾向使党有脱离群众而陷于孤立的危险。

为了帮助年轻的共产党人克服错误,列宁在1920年春天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总结了俄国的革命斗争经验,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不克服“左”倾错误就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列宁系统批判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言论。他指出,把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完全对立起来是十分荒唐可笑的。针对“左”倾分子反对在工会里进行工作和不参加议会斗争的说法,列宁指出,共产党人只是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还有相当多的非党工人在反动工会里。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加入这些工会,争取团结这部分工人。至于议会斗争,列宁反对把它捧得高于一切。但是,议会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无产阶级应当利用议会讲坛揭露敌人,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列宁强调指出,共产党人不应臆想出一些极端革命的口号把自己同群众隔离开来,而是要“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列宁坚决反对“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指出没有任何妥协的革命是不存在的。问题是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一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同敌人作暂时的妥协,这种妥协是必要的。另一种妥协是和敌人同流合污。第二国际领袖在大战期间的妥协就是这种性质的。这种妥协是必须反对的。革命者不仅要善于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而且要学会在必要时实行革命的妥协。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健康成长。

1920年7月19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开幕。从7月23日到8月7日。大会移到莫斯科继续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共有37个国家的217名代表。这次大会同上次不同,大多数代表来自国外,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会。

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正在遭受巨大的革命危机”,各国共产党人应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时要注意纠正“左”倾思想。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等决议,强调“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在于加速革命”,应抓紧准备发动国内战争,带领工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提出要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努力使各民族同各国共产者接近,以便为打倒地主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大会还通过列宁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决议指出,劳动农民只有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才能摆脱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决议规定各国共产党要有区别地对待不同阶层的农民。

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制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规定,凡是参加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与改良主义和中派分子决裂;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保卫苏维埃俄国。各国党还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必须承认共产国际的纲领,并定名为共产党。

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世界性的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它的最高机关是每年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的管理机构是执委会;俄共(布)在执委会内有5名有表决权的代表,10—13个最大的支部各有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执委会和执委会执行局,主席是季诺维也夫。

第二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工作。列宁说:“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竖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而第二次代表大会则“形成了自己的组织,获得了明确而详尽的行动纲领”。

共产国际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又建立了一批新的共产党。1920年,英国、法国、土耳其共产党成立。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大多数左派同共产党合并,使德共党员人数由10多万人增加到30多万人。1921年,意大利、中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

中派分子在共产国际通过二十一个条件后,无法进入共产国际,遂于1921年2月在维也纳开会,成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参加这个国际的有英国独立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俄国孟什维克党等。奥地利的弗·阿德勒当选为执行局书记。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自称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被称为第二半国际。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52个国家的605名代表。中国代表是张太雷和杨和德(音)。正在莫斯科的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大会。

大会是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已过,各国斗争受到挫折的情况下召开的。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经济危机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正在加强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共产党的任务是指导当前的防御性斗争。大会着重讨论了斗争策略问题。列宁就此作了重要发言,提出要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但大会有相当数量的代表鼓吹“进攻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应不断进攻,即使失败也是有益的。他们要求把反对中派分子当作各国党的主要任务。经过两天讨论,大会通过了《论策略》的提纲,明确规定“共产国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使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完全处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之下,吸引工人阶级中最积极的部分参加直接斗争”。大会十分重视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讨论了红色工会国际(1921年7月在莫斯科成立)、青年共产国际(1919年11月在柏林成立)的工作和妇女工作。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精神,通过了关于建立工人统一战线提纲。提纲指出,一切愿意参加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工人,不管属于哪个工会和党派,都应团结一致,统一行动。共产党在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达成某种协议时,应该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2年1月,第二半国际执行局呼吁召开世界工人代表大会,商讨工人阶级采取反对资本的共同行动问题。执行局还分别写信给第二和第三国际执行局,建议三个国际先举行代表会议。4月2—5日,联席会议在柏林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国际的布哈林、拉狄克、蔡特金等12人,第二国际的王德威尔得、麦克唐纳等17人,第二半国际的阿德勒、龙格等17人。会议最后达成协议,成立三方派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筹备召开世界工人代表大会。5月,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因意见分歧而终止。三个国际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遭到失败。1922年5月21—25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联合在汉堡召开大会,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韩德逊当选为主席,阿德勒任书记。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共产国际先在彼得格勒,后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58个国家的408名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陈独秀、刘仁静和王俊。

列宁在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他要求各国党总结前段经验,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地掌握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学习革命工作的组织、方法和内容,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提出“工人政府”的口号,认为可以建立各种类型的工人政府,包括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政府,以作为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出发点。大会要求东方各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1919年至1923年是共产国际活动的初期阶段。它帮助各国革命分子组成共产党,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但是它对世界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脱离实际,以致引出各种问题。第四章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国际关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斗争从战场转移到谈判桌前。但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对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对立,以及战胜国之间实力对比发生的种种变化,使新一轮的争夺同样复杂而激烈。

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列强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通过一系列条约和第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的成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新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国际事务中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相关联。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该体系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导致它的崩溃。第一节 巴黎和会

一、主要战胜国对战后世界的考虑

主要战胜国对战后世界安排的共识在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的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缔结和约的方法安排战后的世界,便成为当务之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前世界格局所造成的一系列变化与冲击,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主要战胜国的政治家们,使他们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形成了一些共识。

第一,英、法、美等主要战胜国都要求战败国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并对它们在战争中对协约国造成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从而使战胜国可以堂而皇之地掠夺战败国,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它们进行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本目的。

第二,苏俄问题是帝国主义战胜国处理战后国际问题时的一个无法摆脱的重要因素。由于它们都认为社会主义的苏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威胁,这便迫使它们在严惩战败国的同时适当地手下留情,从而使战败国尤其是德国成为日后反苏反共的屏障。

第三,无论是出于抵销苏俄的“和平法令”中关于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还是出于对战败国的惩罚和实现在战争期间对盟国所作的秘密许诺,主要战胜国都不得不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符合它们自己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在处理战败国的领土问题方面有限地承认民族自决权,重建和建立一批民族国家。

第四,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和超国家的常设国际组织,以保护战胜国的既得利益,维护主要根据战胜国的意志而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个组织便是国际联盟。

这些共识是它们缔结和约的基础。

但是由于各国在大战中所处的战略地位不同,所获得的利益和遭受的损失也彼此相异,因此在列强的实力形成新对比的形势下,美、英、法、意、日这五个主要战胜国又各自有着不同的掠夺要求和争霸计划。

美国争霸世界的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它不仅因参战较晚、战场远离本土而损失轻微,并且利用战争机会使自己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作为协约国及交战各国军需物资的主要供应者,美国的商品输出额从1914年到1917年净增近2倍,到1919年其商船规模已超过战前的60%。靠战争年代的资本输出,美国由战前持有30亿美元外债的债务国变成了战后的债权国,到1919年仅各协约国欠它的债务就达1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掌握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以上,使世界金融中心开始从伦敦向华尔街转移。

与经济实力的增长同时膨胀起来的是美国攫取战后世界领导权的政治野心。正如威尔逊总统在战后所说:“金融领导地位将属于我们,工业首要地位将属于我们,贸易优势将属于我们,世界上其他国家期待我们给予领导和指引。”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讲演中针对苏俄的各项和平建议,提出了被称为“世界和平的纲领”的“十四点原则”。这个文件以及同年10月威尔逊的顾问豪斯上校委托李普曼和科布草拟的对“十四点”的注释,集中体现了美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想。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战后的世界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包括:公开的和平条约必须公开缔结;保持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各国军备必须裁减;调整殖民地,对当地进行开发应该根据门户开放原则。第二,抵制并消除苏俄的布尔什维主义影响。办法是由世界各国协助解决俄国问题,通过承认并援助俄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建立的临时政府,使之自由发展来肢解俄国。第三,要求在给欧洲及近东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基础上恢复和建立民族国家,或建立受到列强保护、实行门户开放原则的保护国。第四,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使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达到永久和平的全部外交结构的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个文件涉及到有关列强瓜分世界的原则、战争与和平、建立国际组织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美国企图以其经济优势,以商业、航海自由和国际性“门户开放”为旗号,在全世界扩张自己的势力;在“民族自决”、“裁减军备”的幌子下抵销苏俄和平法令的影响,换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削弱英、法等竞争对手;进而通过国际联盟使美国取得对各种重大国际问题和国际纠纷的干预权与仲裁权,控制战后国际局势。因此这个文件是美国企图冲出美洲、对长期以来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国际格局发出的公开挑战和冲击,是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总纲领。

为了实现这个纲领,美国力图在西半球巩固并发展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在欧洲保持德国在政治军事上的较强大地位,使它成为抗衡英法的力量和反对苏俄的阵地;在经济上反对过分削弱德国,以避免产生使美国经济受到巨大损失的连锁反应;它还希望在东南欧建立一个由它控制的巴尔干联盟。在东半球,美国打算拆散英日同盟,要求列强承认“门户开放”原则,并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以削弱在亚太地区的争霸对手。但是美国的勃勃野心必然会遭到竭力保持并扩大既得利益的英、法、日等国的顽强抵抗。由于在争霸斗争中最具关键作用的军事实力方面美国尚不能与英法相抗衡,而威尔逊在国会中又未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因此面对具有丰富外交斗争经验的英法政治家们,美国必将受到很大挫折。

企图维护世界霸权并主宰欧洲的英国英国作为当年协约国中最有实力的国家,在大战中受到了削弱。为了最后的胜利,它在资源动员方面已山穷水尽。在战争期间,整个英帝国死亡官兵94.7万人,军费开支达124.54亿英镑,相当于国家收入的44%,商船损失了70%。为了平衡国际收支,英国失去了海外投资的1/4,并向美国举债,1919年英国欠美国的债务已达8.42亿英镑,开始失去国际金融垄断地位。在海外,美国和日本趁大战之机不仅在拉丁美洲和远东排挤英国的势力,甚至把英国的自治领也视为它们扩张的对象。与此同时,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也迅速增长。这一切都减弱了英国在战前世界上拥有的力量和影响。

但是战后的英国仍然拥有相当实力。在经济上它的国际金融地位尚未显露出永久衰落的迹象。在国际市场上它仍然保持着较牢固的传统财政金融联系,继续支配着殖民帝国的巨大资源,并保持着对欧洲盟国的债权国地位(不包括俄国,英国各欧洲盟国在战后共欠英国17.4亿英镑)。在军事上,随着德国这个主要海上竞争对手的战败,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大战使它的殖民帝国进一步扩大,它不仅夺得了大部分德国殖民地,而且占领着对英国经济和战略具有极重要地位的原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地区。因此与它的欧洲其它盟国相比,英国更拥有左右欧洲事务,争夺世界霸权的资格。

战后英国的计划是:要求战败国支付战争赔款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消灭具有威胁性的德国海军,努力保持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巩固已经取得的殖民地利益。在欧洲,它继续实行传统的“大陆均衡”政策,反对过分削弱和肢解德国,力图使德国成为制止法国势力过于膨胀和遏制苏俄影响的较强国家。英国还企图利用美法矛盾,既与法国联合抵制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又与美国共同限制法国称霸欧洲,以达到由英国主宰欧洲事务的目的。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英国既希望维持英日同盟以换取日本在欧洲事务上对自己的支持和对抗美国在远东的日益扩张,又希望利用美日矛盾,与美国联手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以保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争夺欧洲霸权的法国法国作为大战的主要战场,其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战争使法国丧失了1/10的人口,131.5万官兵阵亡,约7%的国土和大部分工业及富庶地区遭到德军占领与蹂躏,商船沉没了一半以上,物质损失高达1340亿金法郎。战争使一向以高利贷著称的法国负债累累,战后它欠美国160亿法郎,欠英国130亿法郎。法国为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同盟国的失败使法国在欧洲大陆占有军事战略优势。它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而且占领着便于控制中欧的莱茵兰地区和一些易于向东欧、巴尔干和近东扩张的重要基地。因此法国成为战后争夺欧洲霸权的另一个国家。

法国的战略总计划是:以永久保证法国的安全为借口,用一系列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的方法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个宿敌和对手,重建法国在欧陆的霸权。其具体要求是:收回在普法战争中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占领萨尔矿区;以莱茵河为法德边界,在莱茵河左岸建立一个脱离德国而受法国保护的莱茵共和国,在德国南部建立独立的巴伐利亚国家,在德国东部割出一部分土地分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从而肢解德国;索取高达2090亿金法郎的战争赔款,从经济上摧毁德国;彻底裁减德国军备,防止德国东山再起。法国还力图把德国以东的国家组成以它为盟主的同盟体系,并尽量夺取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和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一些属地,通过实现控制中、东欧,插足巴尔干,巩固非洲和西亚阵地的方法确保称霸欧洲。显然,法国要彻底严厉制裁德国的打算必会遭到美、英的反对,而经济上的困境又削弱了它在外交斗争中的地位,因此法国的计划不可能得到全部实现。

意大利与日本的目标意大利于1915年4月26日与英、法签订了伦敦密约,在获得后者允诺战后满足其领土要求的条件下于同年5月加入协约国一边作战。作为一个没有打过多少胜仗的战胜国,它的经济及军事实力已相当薄弱,但扩张野心却很大。它不但要求英法履行伦敦密约,索取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大块领土,还要获得有争议的阜姆港,从而使自己在亚得里亚海和东地中海处于支配地位。意大利的争霸野心必定要与美英法的计划发生矛盾与冲突,并且不可能全部获得满足。

日本是大战的另一个获利者。它在同英、俄订有密约的情况下,以对德宣战为名,趁列强忙于撕杀无暇东顾之“天祐”良机,出兵中国,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利权,并占领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属地。战后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力图使它在战时侵吞的利益合法化,并妄图独占中国,称霸亚太地区。日本的野心与美国的打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也威胁到在远东有较大利益的英国,更为中国所不容。为了对付主要劲敌美国,日本希望利用英日同盟,以在欧洲问题上支持英国换取后者对它在亚太地区的支持。

主要战胜国各自不同的争霸目标和战略意图,必然导致在缔结和约前的一番激烈争斗。

二、巴黎和会的召开与凡尔赛条约的签订

巴黎和会的召开1919年1月18日,和会在巴黎的凡尔赛宫正式开幕。在此之前,美、英、法、意、日五大战胜国已经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为控制会议做了安排。实际出席和会的共32个国家,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日本前首相、元老西园寺公望都亲率代表团出席和会,盛况可谓空前。但他们却把苏俄和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排斥于和会之外。

与会国的代表权很不平等。美、英、法、意、日五国各有5名全权代表,可以出席一切会议,其它国家只有1至3名全权代表,只能出席与他们有关的会议。和会的组织机构更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其决策机构为最高委员会,最初由五大国的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因而也叫“十人会议”,后来又缩小为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组成的“四人会议”,而实际起操纵作用的是由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组成的“三巨头”会议,他们有权决定和会的一切重大问题。五大国外长则另组“五人会议”以协助决策,解决次要问题。和会还设有若干专门委员会,它们虽由有关国家的代表组成,讨论和审议某些专门问题,但同样要受到大国的支配。至于由所有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其作用不过是举手通过最高委员会已做出的决定。正如和会主席克里孟梭所说,“只有五大强国先行决定了一切重大问题,然后举行会议”。在长达5个多月的会期中,全体会议只开过七次,实际成为和会的一种点缀。

列强争论的主要问题和会一开始,主要战胜国便陷入激烈的争吵之中,有时甚至达到互以退会相威胁的程度。它们争论的主要问题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