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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2 01: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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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保罗·兰福德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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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落帝国兴衰史:18世纪英国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18世纪英国试读:

作者简介

保罗·兰福德,牛津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自1996年起),林肯学院现代历史学研究员、导师(自1970年起),艺术和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自1998年起)。其著作有《一个彬彬有礼的商业化民族1727—1783》(Oxford,1989;1999再版)和《英国的公众生活与有产阶层1689—1789》(Oxford, 1991)等。译者简介

刘意青,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英国18世纪文学、英美和加拿大小说以及《圣经》的文学阐释。专著和编著有《圣经故事100篇》、《女性心理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英文)、《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与罗经国联合主编)、《英国18世纪文学史》。翻译过英美诗歌、英国和加拿大短篇小说、诺贝尔获奖小说节选、美国文化方面的著作等。还在国内重点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康勤,专职翻译工作者,文学硕士,持有联合国T2翻译级别资格。通晓法语和英语,除了在联合国从事了数年英汉、汉英笔译工作之外,还翻译过英美文化和文学作品。在法汉翻译方面,参与翻译过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如莫泊桑的小说,以及若干现当代作家如杜拉斯等的作品。

插图目录

图1 教会陷入危难:1711年的一个扇面图案

图2 罗宾政府的政治:沃波尔时代的政治漫画

图3 宗教自由主义式的办学:1708年创建于剑桥郡巴勒·格林镇的慈善学校

图4 悠闲的贵妇们:约翰·科利特的大众文化研究

图5 绞刑架的阴影:费尔斯伯爵被公开处决,其尸体被解剖

图6 “时髦社会”:1777年的漫画

图7 外行人的科学:詹姆斯·弗格森的太阳系仪(德比的约瑟夫·赖特绘制,当时的印刷品)

图8 海边:描绘黑潭魅力的早期独特速写,以及威廉·伯奇于1788年创作的描绘拉姆斯盖特的雕版图

图9 王室的辉煌:佐法尼描绘王室家族的画作和1767年描绘比特的漫画

图10 小皮特:赞许和反对,庚斯博罗的肖像画和吉尔雷的漫画

图11 父与子:吉尔雷创作的乔治三世与他的妻子,以及乔治亲王与菲茨赫伯特夫人

图12 文明教化的使命:1745年时一个苏格兰人在伦敦

图13 文明教化的使命:Lee Boo和Ludee

地图目录

地图1 1741年收税路网络

地图2 1770年收税路网络第一章革命及其反响

1688年革命被称为“光荣革命”,后人对其历史重要性一直不断地进行着重新阐释,结论褒贬不一。20世纪的评价尤其糟糕,而且按现代史学研究的眼光来看,这场革命的重要性可能就荡然无存了。〔1〕深为托马斯·麦考利和维多利亚时代辉格党人所称道的那场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决定性胜利已沦为自私的寡头统治集团所采取的保守的应对举措。特别是与现代革命相比较,它似乎更像是一场宫廷政变,而非一种真正的社会或政治权力更迭。然而,它却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后果,其影响并不亚于那些更触目惊心的动乱。即使说它是相对无暴力,可能都有些言过其实。在苏格兰,不得不通过武力来镇压被废国王的拥护者,这种镇压直到1689年才结束。在爱尔兰,肯定发生过一场大屠杀,至今其仍在有关爱尔兰的神话和回忆录里占有突出地位。在伦敦德里的围困被解除,而且詹姆士二世在博因河战役中被彻〔2〕底击败之时,北爱尔兰省的新教徒们肯定认为他们所进行的是光荣的拯救,但他们却不会认为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使不合法变得合法化

英格兰本来很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前保王党人尼古拉斯·艾斯〔3〕特朗奇曾证实,英格兰能够避免一场犹如世纪中叶内战那般凶残的战争纯粹是靠运气,詹姆士二世的支持者队伍松散混乱,尤其是国王竟然没能在自己的王国中树起王室的旗帜。艾斯特朗奇也对其家族不必再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做更多牺牲而感到如释重负,这也许提供了一个启示,让我们看到英格兰的革命是相对平静的。在英国,一种清晰可见的妥协意识,即懂得从边缘上退回一步,自1689年1月伦敦议会全体会议的辩论开始一直存续了几个世纪。当时非君主召集的国会会议仅凭通过一项法案这种简单的权宜之计就摇身变成了正式的两院制议会,此举表明了它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想尽可能遵循1660年王政复辟时采用的程序形式来使明显不合法的变得合法化。在实质问题上,首要的当然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不是去检验双方中任何一方所提出的那些更为极端的解决办法。结果,奥兰治的威廉〔4〕〔5〕被立为国王,玛丽为王后。丹比领导的托利党人本希望玛丽成为单独的君主,或成立某种摄政政府,以此种形式代替詹姆士二世进行统治。但这位信仰新教的英国救星不肯接受任何低于王位的头衔,所以只能如此。

尽管这样,议会仍然尽了一切努力来掩饰当时发生的是一场革命。虽然詹姆士那些所谓的违法行为——特别是他依赖一支常备军和为自己追索回豁免权和中止权——被正式宣布有罪,但《权利法案》却想尽招数,伪称被废国王其实是自动退位,王位空缺之后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奥兰治王朝的保护。尽管这似乎无法自圆其说,但它足以获得统治阶层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当然,有例外是不可避免的。〔6〕一些教士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桑克罗夫特和曾在“七主教案”中帮助挫败詹姆士二世的两名主教领导下,拒绝宣誓效忠,即使效忠誓言经过了非君主召集的国会会议的慎重措词。另一些人,如诺丁汉的托利党人,他们是1681—1687年反抗运动中的宫廷支持者,则竭力想搞清合法国王的概念,即为什么国王的头衔应该这样由议会两院决定授予,而不是神授。议会君主立宪制

然而,议会君主立宪制还是得到了广泛接受。但此中的深刻意义却被掩盖了,这不仅是因为在1689年人们有意想避免教条规定,而且还因为随后开始了漫长的苦难。被动服从和不抵抗仍是很有影响力的观念,它有周密的论据支持,强调1688年刮起的“新教之风”(the Protestant Wind)是神意,每个公民都应当与不管何种形式的当局合作而不应屈从无政府主义。这些观念持续影响一代人的头脑,给许多曾认为1688年革命是必要的但却难以承受其全部后果的人所感到的愤怒和绝望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此外,他们囿于18世纪英国国教的正统观念不能超脱出来,也帮助维护了这种正统观念背后的独裁主义,这种独裁主义后来仍然是美洲和法国革命时代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除此之外,可以说1688年发生的重大变革是真正革命性的。《权利法案》明确废除了曾构成1660年复辟政体基础的世袭权,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议会表达的民意。先是威廉和玛丽,然后是玛丽的妹妹安妮,最后,在安妮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于1700年夭亡后,是汉诺威选帝侯(即詹姆士一世女儿的后代),他们的头衔都是经过有产阶级决定后授予的。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专制主义似乎都蒸蒸日上,因此这样一种变革的重要性不容低估。18和19世纪的辉格党人夸大了似乎在1689年获得了胜利的契约论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却低估了这种理论带来的紧张、矛盾与冲突。不过,他们将该理论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断然摈弃了原来的一整套政体观念,这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对外关系

君主地位是1688年革命党人有意识要解决的问题。不清楚他们当中是否有许多人预见到了其行动给英国与外国间的关系造成的影响。确实,在这方面,革命的重要性没有被否定,也是不容否定的。〔7〕1688年以前,奥利弗·克伦威尔、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接连几任统治者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亲法国和反荷兰的。1688年以后,法国多少成为了一个长期敌人,而且必然会不断与英国争夺海外霸权。冲突的规模也不同于过去。九年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使得自伊丽莎白时代与西班牙争战以后就不曾再参与战事的英国既卷入了欧洲大陆战争又卷入了殖民地战争,而在此期间,作战技术和战略的复杂性都大大提高了。

英国人所担当的角色在这种即使不是不可预测,但至少也出人意料的革命结局中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就大方针而言,首要的任务〔8〕是抵抗路易十四在低地国的扩张主义政策,防止形成一个包括西班牙和法国君主政体在内的新的强大波旁帝国。商业的利益曾一度需要保护,以抵制荷兰的经济活动,而当时对来自法国的更持久竞争和挑战则必须采取一种主动出击的态度。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即使不能分享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领土,也要维护英国分享其贸易份额的权利。辉格党人把这些论点系统化,以支持其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威〔9〕廉三世和马尔伯勒公爵在欧洲大陆进行的战役便非常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干预政策。但如果不是为了王朝问题,上述因素并不能促使许多英国人去同意在这些年中消耗如此庞大的费用和资源。九年战争曾被很恰当地称为英国王位继承战。若不是当初认为自己介入了英国事务后逻辑上必然导致英国国内的反法联盟,威廉很可能就不会于〔10〕1688年在托尔湾武装登陆。而事实上,由于路易十四贸然支持詹姆士二世,结果使威廉更有希望获得来自其新臣民的外交和军事支持。有一段时间,法国撤回了对詹姆士二世拥戴者的支持,并于1697年与英国达成一种不稳定的和平局面。可4年之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受到威胁,欧洲再一次处于战争边缘,这一次又是因为路易十四支持了斯图亚特王朝,这回是支持詹姆士的儿子老僭君,致使许多本不赞同的英国人也认为应当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

这些战争最惊人的一个方面是英方军事行动大获成功,特别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马尔伯勒公爵指挥的战役。不只是王位由新教徒继承这一点至少在当时得到了切实保证,更引人注目的是,不久前这个国家在众人眼中还只不过是法国的一个随从,而现在却赢得了新的声望。马尔伯勒公爵在布伦海姆和拉米利斯两地的胜利,更不要说乔治〔11〕〔12〕·鲁克爵士在直布罗陀以及詹姆斯·斯坦厄普在梅诺卡岛的胜利,使英国成为了欧洲大陆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力量、地中海地区一个有实力的强国以及法国在海外的一个劲敌。这场战争后期阶段,军事方面的进展似乎随国家军费开支的削减而相应减少,这使得战争早期在布伦海姆取得辉煌胜利时所激发的远大抱负从此消匿,但是在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签订时,英国还是获得了足够多的筹码继〔13〕续保持其早期军事胜利的影响,甚至在欧洲制造了一种被法国外交历史学家称为“英国霸权”的印象。国内影响

战争造成的国内影响几乎同样重要。在那个年代,和平时期军费每年支出200万英镑都会被认为过高,而这些战争的费用几乎达1.5亿英镑。如此高额的费用必然需要相应提高税收水平,从而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反响。但事后看来,更有趣的是账单上一大部分费用,将近三分之一,是靠借贷来支付的。这样的金额只有在一种活跃和灵活的货币市场中才能见到,比如17世纪末期的经济条件所生成的那种市场。尽管土地价值受到农业衰退的严重影响,但贸易在17世纪80年代中仍有极大增长,由此带来的投资盈余使经济受益多年。革命后的政府急需现金,准备以未来几代纳税人的收入作抵押来使利率具有竞争力,于是提供了前景看好的投资机会。

那些曾倡议并最终促成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的金融业者基本上并未从事什么新活动。只要进行战争,政府就不得不依赖商业界的贷款。但这个时期不同的是,由于借款量特别大,因此必须具备政治基础的支撑。新政权的信誉实际上是以议会名义为基础的,依赖的〔14〕是一种明确的默契,即有产阶级最终会准备好付账。如果政权方面不能相应地认识到它必须与那些有产阶级及其代表密切合作,则不可能有这种默契。国债及其所涉及的一切都建立在这种把一个不合法的王朝与金融界以及广大纳税者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利益关系上。

战争一场接着一场,一个十年后又一个十年,债务负担增加了。一届届政府越来越难以避免借款,而那些提高的税收的主要作用往往只是用来偿还债务利息。事后看来,这种方式在当时的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其优势显而易见。政权的政治安全由此得到了加强,否则这个政权就多少有些不稳固。国家资源在战争中也激增,因为这种机制将个人财产汇入了公共开支。当时,种种弊端引起了更多关注。那些声称国债实际上能得到偿还,国家能够摆脱破产威胁的托词越来越无力。百姓历来对各种税收,尤其对新形式的税收没有好感,他们的焦虑使财政部和岁入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难做。

然而,即便在那时,也有人敏锐地觉察到新制度有一种相当可贵的政治优势,这来自它对议会,特别是对下议院的影响。因为新的制度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在这个复杂程序中的作用,而议会则很珍惜自己在财政事务中的权利,这是可以理解的。土地税是保证纳税人承付国债的基本税收。但出于谨慎,一次投票所定的土地税额只管一年。海关税和消费税批准后虽然可以维持较长时期,但要想延长或更新则需经过极长久的争论和讨价还价。“预算”这个说法第一次使用是在〔15〕亨利·佩勒姆担任财政大臣期间(1743—1754年),它表面上是18世纪中叶的一项成就,但其基本特征却可以追溯到光荣革命时期,而且正是1689年的这一成果在此时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最终确保了议会在宪政发展中的核心位置。

在17世纪人们有时可能会认为立法机构有点荒谬并且特别令人恼火,是英国中世纪的遗物,不合理地阻碍了有效的君主制政体,彻底摈弃它反而有利。现在新政体的未来已有保障,自1689年起,议会每年都举行相当长时间的会议。在这个意义上,光荣革命使老问题有了全新的意义:18世纪政治家想的不是如何取消对议会的需要,或如何压垮它。相反,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去操纵它。操纵议会的技巧将是乔治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关键。教会

17世纪末进行政治革命,不可能不唤醒基督教会革命的希望或幽灵(这儿的提法取决于一个人的立场)。在这一点上,1688年革命之所以重要,可能不只是因为它所实现的,可能还因为它所未能实现的。当时许多人希望彻底修改17世纪60年代的教会决议案。曾经有过确立一种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国家教会之说,而对于一些不信奉国教的人,特别是长老会教友来说,与国教和解的可能性似乎比1604年〔16〕汉普顿宫会议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大。但结果他们的希望破碎了。正如1662年的情形那样,英国国教会的地主势力不允许削弱国教的〔17〕等级和主教制结构。这一次虽然没有激起劳德派或高教会派那样的反应,但是任何与不信奉国教者诚恳和解的迹象很快就被消灭了。相反,在当时事态下,不信奉国教者所得到的少得不能再少,即一种勉强的宽容。1689年的《宽容法》(The Toleration Act)实际上允许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在英国国教主教特许的教区内自由信教,但他们必须遵守得到《教会统一条例》(The Act of Uniformity)承认的、《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中所规定的教义规范。这似乎还远不如詹姆士二世为各类非国教徒所展示的前景。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向来都贬低《宽容法》的重要意义。对于曾抵制住《赦免宣言》(Declarations of Indulgence)的诱惑并欢迎过奥兰治的威廉的人来说,以条件限定他们的信仰,准予他们一种有条件〔18〕的自由这种奖赏似乎太可怜了。但这种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场。对于在17世纪80年代初还遭到过残酷迫害的非国教徒来说,《宽容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法定保障。而在那些焦虑的教会人士眼中,更重要的是维持《王政复辟决议案》(The Restoration Settlement)的内容。1662年的《祈祷书》(The Prayer Book)直到20世纪一直是英国国教礼拜仪式的依据。但是在1689年,《祈祷书》似乎为教义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随意讲解的平台,如果没有它,已确〔19〕立的新教恐怕就会失传。

自相矛盾的是,由此形成的英国国教的独霸地位却对18世纪英国被视为野蛮世界中的一个文明社会的声誉贡献甚大。一个除了很少几个教派和天主教之外几乎无所不容的包容性国教毕竟和一种与大量非国教徒并存的限制严格的宗教机构完全不同。其中的差异也许就是社会的宽容和多元化。从法律上认可信仰自由是欧洲大多数国家远远〔20〕做不到的,伏尔泰将之视为自由政体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如果是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的结果。

这些成就的一个代价就是社会局势紧张和政治矛盾重重,它们成〔21〕为奥古斯都时代的突出特点。最明显的紧张迹象实际上是宗教机构的困境。这个时期最强烈的呼声就是“教会陷入危难”。事后来看,似乎说不准它当时是否真的陷于危机。对于那些曾梦想复兴劳德教会的人来说,《宽容法》显然是个沉重打击。但在日益高涨的不拘泥于教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情感影响下,似乎多数人都觉得这个法案无关〔22〕紧要。而且,《革命决议案》(The Revolution Settlement)没有触动英国国教徒根据《宗教考查法》(The Test Act)和《市镇社团〔23〕法》(The Corporation Act)所享有的政治垄断权。但是,症结就出在这里。在现实中,一切迹象都表明非国教徒能够挑战和规避这种垄断权。许多非国教徒愿意偶尔遵奉国教会,每年按照国教礼拜仪式领圣餐,以满足法规要求,至于其余的仪式则在其自己的非国教徒礼拜堂中进行,这一直令他们的敌人很恼怒。偶尔遵奉国教的这种做法是否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能肯定。但它此时毫无疑问更加明显了,因为非国教礼拜堂已得到公众认可,而且此时那些去做礼拜的人遵从了双重标准是人人都清楚的。图1 教会陷入危难。这是1711年的一个扇面图案,颂扬了神父萨谢弗雷尔,画中还有在审判中支持他的6名主教以及其他英国国教英雄,包括玛丽时代的殉教者。画面左边是受到女王和上帝保护的英国国教。右边展示了共和主义和天主教会的威胁。

此外,17世纪90年代和18世纪头10年的大环境惹得国教教徒们焦虑不安,甚至歇斯底里。神学推测和自然神论趋势得到大量讨论并〔24〕令人感到十分畏惧。约翰·托兰德所著的《基督教并不神秘》是企图推广“自然神论”用以反对“天启”宗教的最早和最系统的尝试之一,它在1697年时掀起了一连串关于这类问题的争论。其中一些最尖锐的国教攻击者本身就是英国国教的牧师,这就让局面更加严〔25〕峻。辉格党的怀疑论者塞缪尔·克拉克1712年时由于攻击三位一〔26〕体论而招致了圣公会主教区会议的公愤;本杰明·贺德利虽连续三次担任主教,但却否认其职务以及英国国教本身的神性。他们只是异端思想的较为突出的一些例子,这种思想似乎标志着英国早期启蒙运动的发展。政党政治

高教会派对这些趋势的反应在安妮女王时代达到巅峰,有这么一个虔诚而且信仰上保守的女王在位更使他们有了动力。但是其动力更多是源于其他事态的发展,其中许多都与政党政治有关。托利党人经常将自己称作“教会党”,他们的号召力要极大地依赖国教会中的危机感。他们还广泛地争取边远地区的国教会地主势力在情感上的支持。对于这些地主来说,革命所开启的世界除了坏处什么也没带来。这个时期的一系列战争迫使直接征税达到了17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每镑4先令的土地税对于当时已经遭受农业衰退影响的阶层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这些奉献都是为了战争,但战争却似乎恰恰是要让土地贵族的敌人获益,即那些在斯图亚特王朝末期的商业和金融扩张中十分活跃的商人、制造商,尤其是“金融业者”。这些人似乎往往是非国教徒,除了间接税以外他们几乎逃避了所有税收,而且始终如一地坚持辉格党的政治主张。

新旧政党体制之间的联系有时很薄弱。安妮统治时期的新托利党〔27〕人常来自有清教或辉格党背景的家庭;他们的领袖罗伯特·哈利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辉格集团铁定心思争夺地位和权力,结果落了个不讨好的“党派先于原则”的名声,他们似乎不是1679〔28〕年的乡村辉格党的后人。但是,毫无疑问,18世纪初党派派性确实非常鲜明,并在1710年时达到高潮,辉格党人因为托利党神父萨〔29〕谢弗雷尔博士宣扬不抵抗的旧教条而控告他。随后在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清楚表明了光荣革命附带了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1694年通过的《三年法案》(The Triennial Act)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君王定期召集议会,但后来证明这是不必要的。不过,它还规定要经常进行选举,致使这段时期内选举矛盾无比紧张并且持续不断,远胜过了以往,以至在20年中进行了10次大选。此外,1695年《许〔30〕可证法案》(Licensing Act)失效,从实际上废除了国家审查制度,从而切实地为公众辩论提供了一个宽泛且不断扩大的论坛。因此,〔31〕这些年中发生了一些关键的事件,比如建立格拉布街,出现期刊印刷,以及发展形成了一批真正关心政治的民众等,并非偶然。

历史学家一般将安妮统治时期视为实现政治稳定的天然的背景环境。但当时人们从所见到和了解的情况来看,似乎建立君主立宪制和实现财政安全的代价就是政治混乱。注释〔1〕 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 1800—1859),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和历史学家。——译注,下同〔2〕 除去新教占据的北爱尔兰省,整个爱尔兰都极力支持詹姆士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给他配备了军队,他的第一仗就是围攻伦敦德里,但遭到居民们的坚决抵抗。他们坚持到英国救兵赶到,詹姆士不得不弃城而去。第二年威廉亲自率军到爱尔兰,在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the Boyne, 1690)中击败了詹姆士。〔3〕 尼古拉斯·艾斯特朗奇(Nicholas L'Estrange)属于罗杰·艾斯特朗奇(1616—1704)为首的家族。罗杰·艾斯特朗奇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有名的保王党人,写了不少政论传单和册子,后流亡国外。复辟后他主管过出版和印刷的许可证,以他狭隘的立场阻止了不少宗教和政治上持不同见解的作品的发表。〔4〕 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 1650—1702),奥兰治亲王,荷兰威廉二世之子,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外孙。光荣革命前夕他在荷兰联合省任最高行政长官。1677年他娶了詹姆士二世的新教徒女儿玛丽,因此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挑选的取代詹姆士二世的人选,光荣革命后成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5〕 托马斯·奥斯本,丹比伯爵(Thomas Osborne, Earl of Danby, 1631—1712),托利党人,查理二世时的重臣。他促成了奥兰治的威廉与詹姆士二世之女玛丽的婚姻,后与辉格党妥协,共同迎进奥兰治的威廉。〔6〕 威廉·桑克罗夫特(William Sancroft, 1617—1693)由于反对加尔文主义,他在清教革命后期一直流亡在外,于1660年复辟后回到英国。1678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并同6名主教一起联名反对《赦免宣言》。〔7〕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议会军首领,革命后的护国公,成为独裁者。〔8〕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9〕 约翰·丘吉尔,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John Churchill, 1st Duke of Marlborough, 1650—1722),英国将军和政府要员,历史上最善战的军事将领之一。〔10〕 1688年七位辉格和托利领袖联名致函奥兰治的威廉,请他率军来英国保卫百姓自由。数月后威廉于托尔湾(Torbay)武装登陆。〔11〕 乔治·鲁克爵士(Sir George Rooke, 1650—1709),海军司令。他曾参加过英国与荷兰、法国等国的战争。〔12〕 詹姆斯·斯坦厄普(James Stanhope, 1673—1721),将军。他在马尔伯勒公爵手下任过军职,参加了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后来在政府中担任财政大臣时协助沃波尔解决国债问题。〔13〕 指Ultrecht Peace Treaty(1713)。这个条约已经与战争的起因无关,因为腓力仍旧继续做西班牙国王。在11年的战争中形势发生了变化,法国已经被战争拖垮,不再是英国的劲敌。条约中牵涉英国的主要内容是法国承认英国的新教国王,英国保有直布罗陀等领地。〔14〕 原文...depended on without the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the propertied classes would ultimately be prepared to foot the bill可能有印刷错误,似乎不应该有without这个词。〔15〕 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 1696—1754),辉格首相。他执政期间进行了改革,减少了国债。〔16〕 汉普顿宫会议(The Hampton Court Conference)是查理一世下令召开的。当时清教势力遍及全英国,他们激烈反对英国圣公会,认为它是与罗马天主教妥协的产物,并发动了约千名教会人员签名抗议国教会的一些仪式。但汉普顿宫会议并没有完成国王设想的调和任务,双方愤怒地互相指责,以致会议破裂。但是这个会议决定了编译权威英文《圣经》。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钦定本《圣经》。〔17〕 劳德(William Laud, 1573—1645),坎特伯雷大主教,是查理一世的心腹和坚定支持者。他对非国教信仰者深恶痛绝,采取极端举措,并因为干涉苏格兰长老会而引发那里的叛乱。他在清教革命后遭监禁,而后被斩首。〔18〕 《赦免宣言》是詹姆士二世为了笼络非国教信徒以反抗议会而于1687年制定颁布的,给予了非国教信徒信仰自由,但他们仍然拒绝支持他。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登基后不久《宽容法》出台,准许非国教信徒有信仰自由,但有很多限制,如不得担任任何职务。相比之下,《宽容法》在平等对待非国教信徒方面甚至还不如《赦免宣言》。〔19〕 《祈祷书》全称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最早由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编写,于1549年问世。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被禁止。复辟之后它被宣布为唯一合法的教堂礼拜用书。它几经修订,最后的大修订是在1662年。〔20〕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著名文人,既是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又是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21〕 这是对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一种比喻称呼。〔22〕 《革命决议案》指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形成的规定,其中的一部分,即《革命法》(The Act of Revolution),规定詹姆士二世的非国教信徒的后代不准继位。〔23〕 1661年通过的《市镇社团法》要求所有的市镇团体必须清除那些不肯按照英国国教会仪式领圣餐的成员,并要求每个成员公开宣布自己认为不得用武力反对国王,那是非法行为。1673年颁布的《宗教考查法》禁止罗马天主教徒、非国教信徒和犹太教徒担任政府和军队的官职。这样,实际上所有官员都只能由英国国教教徒担任了。〔24〕 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 1670—1722),英国自然神论者。〔25〕 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 1675—1729),英国有神论哲学家。他欢迎科学,但用第一原因论来证明上帝是一切的最终起因。〔26〕 本杰明·贺德利(Benjamin Hoadly, 1676—1761),主教,低教会派的领袖。〔27〕 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 1661—1724)曾是辉格议员,后倒戈加入托利党。1714年他就任安妮女王的财政大臣,领导内阁。他是托利党和英国国教领袖,安妮女王的宠臣之一。〔28〕 查理二世复辟后英国政界和宗教界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两派,其中一派叫做“乡村派”,受到保王的“宫廷派”排挤。辉格和托利两党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29〕 亨利·萨谢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 1674?—1724)的主要冒犯是在1709年的两次布道中攻击辉格党政府对非国教信徒太容忍。他被起诉犯有诽谤罪,在1710年被判停止布道三年。他的审判引发了轩然大波,使萨谢弗雷尔成为公众英雄。〔30〕 《许可证法案》实际是新闻和舆论检查和管制的一个手段,比如1737年议会通过的《许可证法案》就取缔了菲尔丁的剧团,因为他的喜剧嘲笑了国王和政府。〔31〕 格拉布街(Grub Street)位于伦敦中心商业区,是穷苦文人聚居的街道,在18世纪成为舆论中心。第二章〔1〕罗宾政府的兴起

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即位,使已经紧张的局面雪上加霜。安妮在世时,即使不从逻辑上,起码从感情上说,还可以把她视为斯图亚特家族的真正后人,守住了其家族的王位,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其家族托管着王位。但是,一个讲德语的汉诺威选帝侯到来后,坚决要干预国外事务并在国内大行辉格党之道,于是上述表象就很难再维持。从朝代的立场来说,在1714年有关王位的一切都没有定数。许多人怂恿老僭君回伦敦,劝他说为此值得放弃天主教弥撒;如果詹姆士三世能回归英国国教,肯定会为斯图亚特王朝第二次复辟创造更多的机会。但是詹姆士三世没有做出这种个人牺牲,所以1715年的詹姆士二世党人谋反就成了没有响声的湿爆竹。路易十四也死于这一年,之后,法国无力再参与在英国的冒险。即使在苏格兰,虽然那里是叛乱的发源地也确是叛乱中心,斯图亚特王朝的前景也不那么光明灿烂。1708年在一种相当紧迫的气氛中英格兰与苏格兰完成了联合,成为大不列颠王国,大大缓解了王位继承问题带来的麻烦。令许多苏格兰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们失去了自己民族的议会,也由此丧失了他们的独立。但是建立联合王国之举甚是精明,一方面可以维持苏格兰的法律和基督教机制,而同时又通过将其纳入英帝国体系为苏格兰提供了实际的商业利益。在这种形势下,1715年谋反的失败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注定难免的结果。如果说老僭君错过了他的机会,那么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那显然成功了的对手乔治一世其实也错过了机会。新政权

到安妮女王统治末期,老百姓厌恶战争,选举人疾呼“英国教会陷入危难”,尤其是女王自己也对辉格党集团感到恼火,这些都将托利党稳稳地置于驾驭地位。对于大多数托利党人来说,英国国教的利益优先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如果新政权能明智地采取一种与1689年威廉三世的策略类似的两党政策,本可能起到较大缓解作用,使1714年的过渡顺利进行。然而,乔治一世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太露骨地表明要让辉格党人独揽汉诺威王位继承的相关事务。〔2〕1714—1721年间掀起了一场旨在确立辉格党统治地位的运动,全面疏远了托利党人,不必要地加剧了詹姆士二世党人谋反的危险,并很有可能导致重拟《革命决议案》。〔3〕

首先通过了《七年法案》(The Septennial Act),以确保新的辉格党政府在完成其大部分工作之前不会去面对无法驾驭的选民。据当时谣传,辉格政府到时候将取消对议会期限的所有法定制约,从〔4〕〔5〕而可能使“长议会”或“退休金领养者议会”再现。同时,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托利党人为约束非国教信仰而采取的《偶尔遵奉国〔6〕教法》(The Occasional Conformity)和《分裂法》(The Schism Acts)等措施也先被叫停,后于1718年被彻底废除。《大学法案》(The Universities Bill)的制定是为了让国王能完全控制牛津和剑桥的奖研金和奖学金,以便将主要培育英国教会及各种职业所需人才的院校变成辉格党人的独霸领域。尤其是1719年的《贵族法案》(The Peerage Bill)打算将贵族院(即上议院)大致限制在其现有规模。这将确保辉格党在上议院中的永久霸权,不管君王是否会改变主意,而且还将使辉格党人能够对影响其利益的法律进行内部核查。通过这个方案,他们开始在郡治安长官和治安官员中,在武装部队中,以及在政府各级行政机构中有计划地稳步清除托利党人。

如果这项宏伟的计划能够大获全胜,就会创建一种与当时瑞典形成的体制很类似的制度,不过瑞典的这种体制致使该国50年虚弱无力,并充满了贵族间的党派之争。或者也可能确立一种寡头政治,像曾令17世纪英国几代人畏惧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一样权力无限。再或者,它可能会使18世纪几乎无法实现其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即形成稳定而灵活的政治结构。然而,这项计划最终失败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辉格党人内部产生了分歧。乔治一世统治初期,一些辉格党大家族联合起来打垮其对手,他们的计划当时进展顺利。但事实证明这种联合都不长久。

新国王的对外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面,他明目张胆地动用英国海军力量来满足汉诺威在波罗的海的野心。而且,内阁中争夺优势〔7〕地位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最终,辉格党于1717年分裂,使沃波尔〔8〕〔9〕和汤森成为在野反对派,而斯坦厄普和森德兰在宫廷的位置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宫廷政治也发生剧变。国王的儿子,未来的乔治二世及其妻子卡罗琳公主明确表示愿意站在汤森一边,由此开始了汉诺威王位继承人搞政治阴谋的长久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斯坦厄普建立辉格主义之乐土的宏伟计划几乎无望完成。在下议院,沃波尔亲自领导击败了《贵族法案》,并迫使议院废弃了《大学法案》。如果说此时内阁还对其计划不会彻底失败抱有一线希望的话,那么这种希望在南海泡沫事件之后就很快破灭了。南海泡沫事件

事后来看,南海泡沫事件以及随之发生的金融大崩溃有某种必然性,它似乎是此前几年中伴随“金融行业”兴起而极度膨胀的重商主义的必然结果。然而,导致这场动荡的计划方案最初还是不错的。英格兰银行代表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战争期间从其投资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国家债权人之间的竞争显然还存在更大空间。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托利党大臣们确实鼓励于1711年成立南海公司,想要以此有效地替代辉格党的银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资金是有的,不只是伦敦商业中心区有,小规模储蓄者那里通常也有,可以对国债进行更长期和更合理的投资。1719年的南海公司计划似乎筹划得很好,一方面要重新分配国债,另一方面要为国家财政部提供更优厚的条件。

麻烦不是出在计划的基本逻辑上,而是出在它所涉及的众多不同利益集团上。对于南海公司的董事,尤其是发起这一计划的核心集团而言,不只要为自己,而且要为许多朝臣、内阁成员和下院议员谋取厚利,因为这些人的支持在政治上至关重要,可以保证他们的提案获得通过。这种支持是通过提供价格优惠的股票,甚或通过公开贿赂、赠予股票这样的代价换来的。简言之,参与经营南海计划的许多人的强烈兴趣都在于迅速获利,而迅速获利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公司的潜力,使之远远超越与其竞争的其他投资机会。

这一计划的实行仰仗该公司南海贸易的吸引力。1713年的《英西条约》使该公司得以垄断西班牙奴隶贸易并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欧洲产品市场中占有重要份额。理论上,这预示了一个最有希望的前景。但实际上,要管理这种离伦敦如此遥远的贸易困难极大,而且英国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的矛盾常常很激烈,根本无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在短期内,贸易不太可能获利,即使经过一段时间,恐怕也很难达到1719年时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所期望的那样。但是在1720年初盛行的疯狂投机买卖中,这些现实很快便被遗忘。只要股票价格上升,新投机者便不断受到蛊惑去投资,使那些已经买入者能以相当可观的利润抛出他们所持有的股票。资金不断流入成为发行新股的正当理由,也使宣称投资能够持久获利的声音益发理直气壮,更不用说给政客们带来了更丰厚的报偿。这种局面是由一个腐败的政权、一群天真的投资民众和一笔既成事实的国债共同造就的。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

南海的泡沫一步步增大,同时促使更多骗人的泡沫在一些令人更难以置信的项目中出现。当最终信心严重缺失,并且泡沫破裂以后,所出现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对那些卖掉了大量地产或其他形式的财产去以荒唐的虚高价格买进股票的人而言损失更是惨重。几乎没法对这些受害者作任何补偿,他们绝不只来自最富有的阶层。议会快速通过了一项条例,严格限制此后的合股公司,但这实际上是亡羊补牢的做法。必须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才能尽量减少对政权的危害。国王和威尔士亲王公开言和,在野辉格党被迎回重掌职权,汤森开始争取国王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的亲善,而沃波尔则设法让下议院通过了一项解决泡沫危机的办法,这样至少能保护国债并挽回朝廷的脸面。

沃波尔因此得了一个“庇护”高官腐败和欺诈行为的永久名声。其实沃波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受到了当时极其严峻局势的助推。牵连进1720年肮脏交易的也有许多是托利党人,他们并不比其辉格党对手更愿意公开曝光。而且,南海泡沫事件是一场国际性危机的一部分,这场危机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都引起了程度相当的灾难;因此将一部分罪责归咎于一些与伦敦商业中心区或朝廷中的个人皆无关系的客观经济力量也并非全无道理。不管怎样,国王的内阁大臣们,除两三个适当的替罪羊外,都获准逍遥法外。对沃波尔来说,这一切都代表了一项重大的政治胜利,最终以幸运地消灭了对手而告捷。两年内,斯坦厄普和森德兰相继去世,英国即将步入一个由沃波尔独掌大权的新时期,或如其反对者所说的,“罗宾政府”(Robinocracy)时期。疾病和死亡

当然不能指望当时的人能够预见到后来的相对稳定局面。18世纪20年代多灾多难,尤其是在最基本的人类健康和生存方面。20年代一开始,不只是发生了南海泡沫事件,而且还弥漫着对鼠疫降临的恐惧,该疾病当时正在法国南部肆虐,随时可能从马赛经海运航线传播到伦敦。但结果证明这种恐慌是没有道理的。自大约400年前黑死病第一次暴发以来便定期蹂躏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病菌,此时即使没有灭绝也正趋于休眠状态。但这种趋势在当时并不容易看出来。而且不管怎么说,还有非外境传入的、本土滋生的疾病仍在继续固执地左右着人们的生死。

18世纪20年代末期,这方面的情况尤其悲惨。乔治二世统治的头三年,从1727年开始,英国连续三年一波又一波地遭到天花和类似流感感染的折磨,当时众说纷纭,人们很不准确地把这种感染描述成发冷和发热病。人口统计显示其后果是极严重的。17世纪70年代起一点点缓慢增加的人口,在这场显然是16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死亡危机中似乎多半都被吞噬掉了。到1731年时,英国总人口约为520万,很可能比17世纪50年代中期克伦威尔统治时的英国人口还要少。腐败和犯罪

这个时期流行的疾患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南海泡沫事件所凸现的贪婪、欺诈和疯狂也在蔓延,它们被报刊和布道者指斥为随后几年中最主要的罪恶。如果说生活奢侈和浪费是原因,那么道德沦丧和腐化堕落则是后果。

当时将公共生活搞得乌烟瘴气的一些重大丑闻似乎可以为此提供触目惊心的证据。一系列议会调查揭露了高官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调查发现,德文特湖地产托管人曾纵容以人为的低价格将没收来的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财产出售给他们自己人。慈善团体的职责本是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帮助,但其经管人和行政人员却营私舞弊、挪用甚至公然侵吞钱财而被判罪。这两起案例都牵涉到地位显赫的下院议员和〔10〕政府支持者。而更轰动一时的是大法官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因组织出售法官职位而遭到控告。当发现这个蒸蒸日上的商业法部门的经费竟来自委托大法官法庭管理的私人财产获取的收益时,就连其内阁同僚也拒绝替他辩护。居然连衡平法的护卫者们都这样以身试法,当场被抓,这在当时那个极其尊重财产权的年代似乎特别令人震惊。

此外,公开的犯罪行为可能一点也不亚于私下犯罪。犯罪虽是反映社会情况的一面哈哈镜,但仍然是一面镜子。它似乎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商业化,并越来越玩世不恭。小偷团伙头目乔纳森·怀尔德就是其时代的一个恰当代表。他主要靠指使自己的手下去偷盗,然后再将盗来之物归还其所有者来牟利。他的成功依赖的是治安官们与他们在大都市的警官之间的狼狈为奸。他的团伙只是日益兴旺的犯罪经济中发展出的一支。皇家狩猎场的偷猎者往往是有组织、有秩序地向伦敦市场供货的团伙。南部和东部海岸的走私者会遵照市场原则和经济准则行事,他们也频频得到官员和广大民众的配合。

当局几乎是竭尽全力来对抗这些威胁。依据一条法律细则,怀尔德最终被绳之以法,于1725年被处决,他也因此成为一个大众传说人物。温莎皇家狩猎场以及其他狩猎场的偷猎者成为了新法律,即严厉的1723年《黑色法案》制裁的对象。他们不得不一直等到20世纪才获得民间英雄的身份,而这也是因为历史学家们要将他们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真正代表才给予了他们这种身份。至于走私犯,政府越是要奋力查禁他们,他们似乎还越发猖獗起来。18世纪30年代走私犯最为活跃,他们甚至能够与乔治二世的骑兵队展开激战,义无反顾地为消费社会效劳。讽刺与辩论

讽刺与辩论是汉诺威王朝初期出现在英国的现象。谈到这方面,最好不要把南海泡沫事件看成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大结局,而应看成是18世纪中期繁荣、庸俗和重商主义的一个壮观开场。这种戏剧比喻在此特别恰当,因为这个时期在表演艺术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18世纪20和30年代,伦敦剧院数量显著增加,而且其政治作用日益〔11〕加强。在朝廷采取行动于1737年获得广泛的审查权力之前,伦敦的剧院以及报刊一直充当论坛,掀起一场愈来愈激烈的批评运动,矛头直指泡沫事件期间和之后新兴的那个社会。

最能体现这种批评力度的是1728年获得巨大成功的约翰·盖伊〔12〕的《乞丐的歌剧》。虽然不能肯定该歌剧是否真的意在进行政治讽刺,但很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的舆论氛围立刻认为它是这样一部作品。盖伊反映的就是当时人们普遍忧虑的问题,即英国社会制造出的错觉和虚假幻觉。它很明显地将乔治二世的宫廷描述成小偷的厨房,〔13〕将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与伦敦黑社会的道德观等同起来。菲尔丁后来又更进一步,毫不留情地把乔纳森·怀尔德与罗伯特·沃波尔作比较。〔14〕〔15〕在蒲柏的《群愚史诗》、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以及〔16〕博林布鲁克的《手艺人》中也都有非常相似的主题,所有这些都是令人瞩目的十年辩论和讽刺的产物。其中许多东西是人们所熟悉的,比如退回到古典主义中去,呼吁乡村价值观念,展现乡村田园生活的魅力,尤其是对18世纪初期的重商主义造就的那所谓人造金钱世界进行不懈的批判。在这些方面,的确可以说沃波尔时代文学和新闻中的谩骂是这股奔流了多年的潮流的最后一次喷涌。但是,这种批评在启示未来方面,或正面地积极地分析其他可能性方面,显然存在着欠缺。沃波尔的发迹

当盖伊的观众们在麦基斯身上窥到沃波尔政治的实质后,他们就抓住了这个时期形势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汉诺威政权的政治特性与当时认为的社会弊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即使这种联系还没有稳固确立,至少已可为人们所见。除个别的例外(特别是漫画家威廉〔17〕·贺加斯,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讥讽礼仪和品行),伦敦的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沃波尔作为自己作品中主要的恶人。他的典型形象是一个诺福克的暴发禄虫,靠着一贯腐败致富(1712年时,他曾因在公务上侵吞公款遭到托利党人的起诉),因为不讲原则和屈从于朝廷观点而得以升迁,掌握最高权力。1727年以前,其内兄汤森分享着他的权力并与他一样不得人心。但是,乔治一世死后,新国王的即位将沃波尔彻底置于众目暌暌之下。沃波尔机敏地操纵乔治二世,尤其是卡罗琳王后,排挤所有与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就连汤森也在1730年时被排挤出局。由此,他很快便独揽大权,这恐怕是自17世纪70年代丹比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而国王本身不得人心肯定也助长了这种局面,国王毫不掩饰自己对德国环境和随从的偏爱,而且根本不想提高自己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声望。

沃波尔的霸权必然使他本人成为格拉布街的众矢之的。他被描绘〔18〕成“大伟人”、“英国大人物”、“人山”。他有时也以制造幻觉政〔19〕治的完美代表——诺福克的骗子、萨沃伊的表演者、魔术师帕里〔20〕〔21〕努儒斯、巫师墨林、总庇护人等面目出现。无数攻击文字和出版物中都将他描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魔术师,对喜怒无常的乔治二世的把持和对原本难以收服的议会的控制正是他高超技艺的体现。

沃波尔在当时及之后的成功被归结于他巧妙地利用了影响力甚至贿赂。与前几年政治混乱的状况不同,稳定似乎成了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照此观点,这种稳定可以被视作是各种对这届政府有利的因素自然累积的结果。由于战争,特别是由于新财政系统的运转所需庞大机构的出现,政府得到了扩充,由此产生了大量支持和赞助政府的新的庇护人关系。此外,由于革命后政府绝对需要在下议院获得足够的多数,这更是有力地刺激了其利用这些关系来操纵议会的做法。于是便出现了一派更加庞大、更听话的朝廷和财政部门人员,来弥合国王与下议院之间由来已久的隔阂,并逐步开创一个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和睦相处的新时代。

这种观点很有意思,但并非它的所有前提都可靠,而它所有的结论也并非全是必然的。沃波尔的管理之术远算不上新奇。至少从查理二世起便接连有内阁大臣用这些方法来确保下议院中有相当数量的朝廷派。为私利而任命官吏和追逐名利,更不用说普遍存在的腐败事实,一直是安妮及其后继者统治时代的显著特征。从某些方面说,沃波尔内阁时期的和平年月确实减少了可利用的庇护关系的数量。沃波尔及其得力的后继者亨利·佩勒姆的确是机敏过人,御局有术,两人都把朝廷派变成了一种特别有效的控制工具。但是要建立乔治王朝时期英国那种正统的议会体制,单靠庇护人制度是不够的。

这并非要否定沃波尔无与伦比的个人才能。作为一名朝臣他的确是个盖世奇才。他对王后和国王的操纵(对后者的操纵一部分是通过王后来实现的)确是将谄媚奉承和威逼利诱发挥到了极致,这在赫维

〔22〕勋爵的回忆录中有精彩描述。赫维勋爵曾与卡罗琳王后关系亲密,所以有大量机会目睹沃波尔的种种手段。朝臣能左右逢源并不新鲜。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富于才智,善用权谋,且能收放自如,沃波尔凭着这种能力同样游刃有余地操纵着下院议员们。

在这方面,沃波尔身为首相仍决定留在下议院的决定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以前的大臣历来都去上议院,但沃波尔却打定主意要留在能够最终控制政府财政大权的下议院。作为辩论家,他虽有些生硬(这不一定是个缺点),但却很有技巧且极有说服力。作为调解人,他特别能够探明并执行具有代表性的乡绅的意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政策,确与其辉格党老同僚的派性做法大不相同。他不想加深旧恨,这在他对待教会的方式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借助《免罪法》(The Indemnity Acts),不信奉国教者可以享有信仰自由,甚至能享有一定的地方权力。但是,原则上他并没有真想打破英国国教会的垄断局面,因此英国不得不又等了100年才废除了《宗教考查法》和《市镇社团法》。在其他地方,如各种团体和市政机构、大学甚或议会自身,也没有任何关于大规模变革的认真讨论。辉格党与法国和平共处的政策到沃波尔执政时变成了一项与所有人和平共处的政策,而且该政策有一个异常可贵之处,那就是低税收。图2 罗宾政府的政治。沃波尔时代的政治漫画粗俗但有力。(上图):沃波尔(手拿魔棒)和王后卡罗琳正在用魔水控制暴躁易怒的乔治二世(被画成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模样)。(下图):大屁股用来暗喻继沃波尔之后的联合内阁,它表明了该漫画创作者对其保证减税和打击腐败等承诺的看法。从这些作品顺带可以看出当时人物漫画发展的不成熟;不论是上图中的沃波尔还是下图中央的托利党领袖约翰·海因德·科顿爵士(Sir John Hynde Cotton)在形象上都与本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理论上,辉格党继续保持了无上权威。而实际上,沃波尔却巧妙地改变了汉诺威政权的基础。不再采取强制胁迫手段,而是试图达成共识;不再以排斥异己的寡头政治为目标,而是代之以一种虽不那么令人振奋但却稳固的统治联盟,这种联盟向所有人敞开,只要他拥护那些模糊的“革命原则”,哪怕只是口头上支持。庇护人制度和政治稳定

即使没有沃波尔,汉诺威政权最终也会对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单就腐败而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沃波尔的新管理方式,而是一边倒的庇护人制度。1714年以前,朝廷政策的无常或不连续,使得官吏和庇护人很难进行投机钻营。从位于选民金字塔顶端的市镇商人到位于底部的卑微收税官或普通议员,都弄不清该去何处谋权谋利。安妮女王时代政党政治的不稳定也多半源自这种心态上的摇摆不定。1715年以后,公众生活的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为不只一代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反对让托利党人进入内阁,除了1743年在沃波尔倒台后的动荡局势中产生的为期不长的联合内阁外,托利党40多年一直在野。

然而矛盾的是,这种排斥异己反倒进一步保障了内阁的稳定。托利党在朝廷的朝臣们毫无疑问首先是朝臣,其次才是托利党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无法忍受永远与官爵和名利无缘的前景。而且,沃波尔式的辉格主义并不很严格,其中许多人的家族过去曾站在托利党一边,但他们几乎轻而易举地就认同了辉格党的新原则。那些出于利益或本能自然向朝廷政治靠拢的人尤其如此。康沃尔郡的临近市镇在世纪之初时曾为辉格党和托利党分踞,到18世纪30年代时,已全部成为辉格党的可靠地盘。尽管1712年时哈利曾使托利党成为了上议院的多数派,但上议院只有少数托利党贵族继续忠于他们在下议院中的朋友。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一下子发生的,而是稳步和持续出现的,而且18世纪最重要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皮特和福克斯家族都牵涉其中。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事态发展与此有些类似。让苏格兰政治家进入〔23〕威斯敏斯特的举措为他们开辟了新的庇护领域。同时也有效地激励了伦敦的政治家对他们出手相助。这样,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辉格党人都能从中得益。爱尔兰虽没有失去自己的议会,但实际上很少能挑战威斯敏斯特的最高权威。伦敦和都柏林的国王拥护者们大多时候能够协调合作。在爱尔兰,大多维系政府顺利运转的赞助费用出自爱尔兰人自己。苏格兰的情况和爱尔兰的情况还有其他一些差别。在苏格兰,最具威胁性的怨恨情绪来自被挫败的詹姆士二世党人。而在爱尔兰,虽然被疏离的天主教农民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新教徒,但心存怨恨的其实是那些心怀不满的辉格“爱国者”。

沃波尔和佩勒姆执政时的政治稳定局面是汉诺威体制的一个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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