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微经典》编委会
出版社：江苏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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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脂球：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试读：
前言
PREFACE莫泊桑（1850—1893），全名居伊·德·莫泊桑，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省迪埃普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莫泊桑的母亲热爱文学，他的舅舅是诗人、小说家勒普瓦特万，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则是他舅舅的朋友。生长于这种充满文学艺术氛围的家庭，自然对莫泊桑成为作家大有裨益。
19世纪70年代初，莫泊桑开始在福楼拜的指导下进行文学创作。同他的老师一样，莫泊桑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不喜欢浮夸的浪漫主义，也不认同自然主义。他没有其他法国大作家，如巴尔扎克、司汤达、左拉等所具有的历史洞察力、敏锐的政治触觉和宽广的视野，但他有自己的非凡之处——善于从日常的平淡生活中挖掘生活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及其美学价值。莫泊桑擅长描写小人物，他笔下的小人物没有怪异的性格、夸张的际遇、惊天动地的举动，“逼真”和“自然”是莫泊桑在创作中着力追求的目标，他将笔墨着眼于“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意图通过描写人物在自然状态下做出的合理行动及反应，来表现人物的真实内心和自然本性。
莫泊桑对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他将短篇小说艺术提升至一个空前的高度。与司汤达、梅里美等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相比，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已经摆脱了浪漫主义的窠臼，现代小说的某些特点已在他的作品中初露端倪，从这点来说，他无愧于“短篇小说巨匠”的称号。
为了使读者感受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魅力，编者特意精选莫泊桑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十篇短篇小说，编成《羊脂球：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若能对喜爱莫泊桑的读者有所帮助，编者的目的便达到了。
西蒙的爸爸
中午十二点，是学校放学的时间，钟声刚敲响了十二次，孩子们就冲出了校门。以往，他们会很快散开，各回各家去吃午饭。不过这次，他们没有急着回家，而是在校门外不远处停住了，他们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谈论着什么。
原来是今天早上西蒙来上课了。西蒙是布朗肖大姐的孩子，今天第一次来学校上课。
布朗肖大姐是他们的邻居。他们也听家里人提起过布朗肖大姐。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家人表现得很喜欢布朗肖大姐，但私下里，那些母亲对她会持有一种同情里带着轻蔑的态度。尽管孩子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家里人的态度明显影响到了孩子们。
对于西蒙，孩子们并没有多喜欢或者讨厌他，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西蒙。西蒙从来不在大街上玩耍，也不会在河边跟孩子们做游戏。不过一个孩子从另一个狡猾的大孩子那里听说了西蒙的秘密：他没有爸爸。然后，知道了这个秘密的孩子，带着一定的优越感，将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西蒙……嘿嘿，他没有爸爸。”最后整个村子里的孩子都知道了西蒙没有爸爸的事。
这个时候，西蒙也走出校门了。
西蒙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他脸色苍白，似乎挺害羞的，身体有点儿瘦弱，不过衣服洗得很干净。
西蒙准备回家去吃午饭。当他走出校门的时候，刚刚还在交头接耳互相谈论的同学，慢慢地跟上来围住了他。西蒙站在中间，有些吃惊，又有些不安，不明白这些孩子要干什么。那个首先得到消息的大孩子，看到自己的消息吸引了这么多孩子，十分神气。他问西蒙：“你叫什么？”
西蒙老实地回答：“我叫西蒙。”
大孩子又问：“西蒙什么呀？”
被他质问，西蒙有点儿慌张，他大声重复了一次：“西蒙。”
大孩子冲他嚷嚷：“西蒙后边还有什么？只是西蒙？这可不是一个完整的名字。”
西蒙差点儿哭了，他第三次回答：“我就叫西蒙。”
听到这个，那些淘气的孩子们笑了起来。那个大孩子更加得意了，他冲着他的小伙伴们喊道：“都看见了吧，这家伙没有爸爸。”
孩子们安静了下来。他们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个小孩竟然没有爸爸，他是怎么生出来的，谁还能没有爸爸就出生了呢。孩子们觉得西蒙是一个另类，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对西蒙有了那种既同情又轻蔑的感觉，就像他们的母亲对布朗肖大姐那样。
孩子们的话对西蒙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他靠在一棵树上，才没有倒在地上。他想替自己辩解，说自己其实是有爸爸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爸爸在哪里，所以他没有爸爸会成为一个事实，改变不了。他脸色惨白，最后只能不顾一切地对着孩子们嚷嚷：“我有，我是有爸爸的。”
孩子们质问他：“你爸爸在哪里？”
西蒙无法回答，因为他的确不知道他的爸爸在哪里。孩子们很兴奋，叽叽喳喳地嘲笑西蒙。这些还不懂得尊重和体贴别人的乡下孩子，不自觉地就有了一种伤害别人的欲望。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嘲笑西蒙的缺点，残忍地揭开他的伤疤，看他痛哭流涕而不自知。
在这些孩子中间，西蒙发现了一个邻居的孩子，他的母亲守寡了，他和自己一样跟着母亲生活。西蒙觉得，对方跟自己一样，也没有父亲。
西蒙冲他叫道：“你也没有爸爸。”
对方回答：“你错了，我有。”“他在哪里？”西蒙追问。
对方很骄傲地答道：“他死了，就在墓地里。”
躺在墓地里，这个明确的答案得到了其他孩子的赞赏，好像躺在墓地里这个事实能够抬高他们伙伴的身份，贬低西蒙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的身份似的。其实，这些小孩子的父亲大多数是流氓、酒鬼、窃贼等，而且对妻子孩子也很粗鲁。但是他们这些有父亲的孩子就是觉得自己比没有父亲的孩子高贵一些，他们是合法的。
站在西蒙对面的一个孩子，嘲弄地对西蒙喊：“你没有爸爸，你是没有爸爸的孩子。”
西蒙被惹怒了，他揪住这个孩子的头发，狠狠地咬了他几口，还不停地踢他。等到打架的两方被拉开的时候，西蒙已经挨了一顿狠揍，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衣服也被撕破了。那些小无赖围着倒在地上的西蒙拍手喝彩。西蒙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准备回家。
突然有孩子向他喊：“回去告诉你爸爸好了。”
听到这话，西蒙觉得一切都变得绝望了。这些孩子比他强大，他们打了他，而他没法跟他们说的那样，回去告诉他的爸爸，因为他知道他真的没有爸爸。西蒙自尊心很强，他想忍住不哭，可是只是忍了几秒钟，他就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难过地浑身颤抖。
孩子们爆发出一阵欢笑声，像原始部落里的野人狂欢一样，他们相互牵着手，围着西蒙一边跳一边叫：“没有爸爸，没有爸爸。”一遍又一遍，丝毫没有想停下来的样子。
西蒙气得要发疯，正好他的脚底下有几块石头，他拾起石头向那群孩子扔去，石头打到了两三个孩子。挨到石头打的孩子哇哇叫着逃走了，其余的孩子也十分害怕，四散奔逃了。只剩下被欺负了的西蒙，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他撒腿跑向田野，下定决心投河自杀，因为他想起了一个星期以前的一个乞丐。
一个星期前，有一个以讨饭为生的穷鬼，因为没钱而投河自杀了。尸体被捞起来的时候西蒙正好在场。西蒙觉得这是一个不幸的、又脏又丑的、十分可怜的人。但他被捞起来的时候，虽然脸色苍白，长胡子也湿淋淋的，可是神态十分安详。围观的人说：“他死了。”又有人补了一句：“现在他可幸福了。”当时那个乞丐的神情给西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蒙也想投河，因为西蒙也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像那个乞丐没有钱一样，他没有爸爸。
他来到河边，看着几条小鱼在清澈的河水里嬉戏，渐渐地忘了自己的痛苦，连哭也忘记了。鱼儿偶尔轻轻跃出水面叼住从水面上飞过的小虫的画面，引起了他的兴趣。然而这只是风暴过后暂时的平静，就像平静过后还会有阵阵狂风把树木刮得哗哗乱响一样，“没有爸爸”这个念头还会时不时地带着痛苦袭击他。
气温舒适，阳光和煦，西蒙躺在草地上，闻着青草的气息，感到十分幸福，而且大哭过后他感到非常疲倦，恨不得能睡一觉。
阳光照在水面上，河水闪闪发亮。一只小青蛙从西蒙的脚下跳出来，西蒙想捉住它。可是小青蛙蹦蹦跳跳地跳得挺快，西蒙在一连失败了三次后才捉住它。小青蛙在西蒙的手里挣扎着试图逃跑，它两腿并拢，使劲一蹬，身体猛地蹿起来，很有劲。可是它被西蒙捉住了两条后腿，怎么蹬都逃不掉，它那两只围着一圈金线的眼睛都瞪圆了，还是没有成功。它的两条前腿像人的双手一样，胡乱挥舞，这让西蒙想起了他常玩的那种用木片交叉钉成的玩具。想到玩具后西蒙又想到了他的家和他的母亲，西蒙非常伤心。他跪下来，想像临睡前那样祷告，可是他哭得太厉害了，跪都跪不稳，根本没有办法做完祷告。最后他什么都没做，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突然，一只厚实的手掌按在了他的肩上，一个粗犷的声音问他：“发生什么事了，小家伙？怎么哭得这么伤心？”西蒙眼里含着泪水回过头去，看到了一个高个儿的工人，他有着卷曲的黑胡子和跟胡子一样颜色的头发，神情和蔼。
西蒙难过得嗓子里都是泪水，他磕磕绊绊地回答：“我没有……爸……爸爸，因为……因为这个，他们打我……我。”“但是人人都有爸爸啊！”那人说。
西蒙更伤心了，只能悲伤地低声回答：“我没有。”
工人的脸色严肃了起来，他认得这个孩子是布朗肖大姐的孩子，虽然他到这里的时间还不长，但也听说过布朗肖大姐的情况。
他对西蒙说：“好啦，别伤心了。你会有一个爸爸的。我们一起回家吧。”
他们一起回家了，大手牵着小手，就连工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其实，他是很高兴去见见布朗肖大姐的，因为据说她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中的一个。可能他的心里还会暗暗想着，这个曾经失足过的姑娘或许会失足第二次。
不大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所收拾得很干净的小房子前。
走到门口的时候，西蒙叫了一声“妈妈”，一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儿女人走了出来。看到这个姑娘，工人立刻收住了笑容，因为他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个姑娘是不接受开玩笑的。她脸色严肃地站在门口，准备挡住任何想要跨过门槛的男人，这个已经上过一个男人当的女人，再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男人走进她的房子。
工人神色有些慌张，他捏着鸭舌帽结结巴巴地说：“看，太太，我把您的孩子送回家来了，他在河边迷了路。”
西蒙搂着母亲的脖子，哭着说：“不是这样的，妈妈，是我想投河。学校里别的孩子打我，因为我没有爸爸。”
听了这话，这个年轻的女人脸涨得通红，她的心像被刀绞过一样痛，她紧紧地抱住她的孩子，眼泪不住地往下淌。看到这个场面，工人很难过，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样做。突然西蒙跑过来拉住他的手问道：“您能做我的爸爸吗？”
气氛瞬间静默了。布朗肖大姐双手按着胸口，倚着墙不让自己跌倒，她默默地忍受着这难堪。
西蒙看见对方不回答又说：“您要是不愿意，我就还要去投河。”
工人把这件事当做玩笑，微笑着回答说：“当然，我很乐意。”
西蒙很高兴，接着问：“您叫什么？如果别人再问起您的名字，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了。”“菲列普。”那人回答。
西蒙沉默了一会儿，好像要把这个名字牢牢地刻在心底一样，然后他伸出双手，欢快地说：“好的，菲列普，您是我的爸爸啦。”
工人抱起他来，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两下，迈着大步离开了。
西蒙第二天来到学校，又受到了其他孩子的嘲笑。尤其是放学后，那个大孩子又想像之前一样欺负他，可是他们的话已经不能给西蒙带来伤害了，西蒙骄傲地反击他们：“我爸爸叫菲列普。”虽然他们并不相信。
他们尖叫着问：“菲列普是什么，菲列普是你从哪儿弄来的？”西蒙没有理会他们，他坚信菲列普是他的爸爸，他用挑衅的目光看着他们，宁愿被欺负，也不屈服。直到校长出来解救他，他才能离开学校回了家。
在那之后的三个月时间里，高大的工人菲列普经常从布朗肖大姐家门前经过，看到她在窗户旁缝衣裳的时候，就鼓起勇气过去跟她聊聊天。布朗肖大姐一直很严肃，板着脸从来不对他笑，也从不请他进去坐坐，不过说话很客气。大凡男人都会有点儿自命不凡，工人总是觉得布朗肖大姐或许是有点儿喜欢他的，因为她在跟他聊天的时候，脸似乎会比平时红一些。
虽然布朗肖大姐非常谨慎，但是名誉一旦有所损坏就很难恢复，即便恢复了也十分脆弱，街坊邻里之间开始有他们的闲话了。
西蒙非常喜欢他的新爸爸，到了晚上总去等着他做完工作，两人一块散步。每天在学校的时间，西蒙都会庄严地从同学中间走过，不理会他们的窃窃私语。
不过有一天，曾经带头欺负他的那个大孩子又拦住了他，对他说：“你撒谎，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叫菲列普的爸爸。”
西蒙很生气，激动地问：“怎么没有？”
那个大孩子十分得意，搓着手说：“如果你有爸爸的话，他应该是你妈妈的丈夫。”
这个十分正当的理由难住了西蒙，他有些窘迫，但还是坚持说：“反正他是我的爸爸。”
那个大孩子冷笑着说：“这也有可能，不过他不完全是你的爸爸。”
西蒙深受打击，放学后他垂头丧气地走向菲列普工作的卢瓦宗老大爷开的铁匠铺。
铁匠铺坐落在树丛后面。屋子里有点儿暗，打铁用的炉子里燃着炭火，红色的火光一闪一闪的，映出五个赤着胳膊打铁的铁匠的身影。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铁砧上的红铁块，用力挥舞着铁锤，好像他们的思想也随着铁锤的起落灌注到锤下的铁块里了一样。
西蒙走进去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他。他从角落里走过去拉了拉菲列普的袖子。菲列普停下活计，回过头来，其他人也停下来看着他，铺子里顿时静下来了。在这一片寂静中，西蒙对工人讲起了他的遭遇：“刚刚米肖大婶的儿子告诉我，您不完全是我的爸爸。”
菲列普问：“为什么？”
西蒙还是个天真的孩子，他答道：“因为您并不是我妈妈的丈夫。”
听到西蒙的话，谁都没有笑。菲列普站在铁砧边上，扶着立在铁砧上的锤柄沉思。一起打铁的四个伙伴望着他。在这些高大的男人中间，西蒙显得十分矮小。他等得十分心焦。
突然一个铁匠说道：“虽然布朗肖大姐之前遭遇过不幸，但她确实是个好姑娘，勤劳稳重。如果一个正直真诚的男人娶了她，绝对是娶了一个好媳妇。”
另外三个人也十分赞同这话。
那个铁匠又说：“这个姑娘之前失足过，不过这并不是她的过错，那人之前是答应过娶她的。而且，也有好多受人尊敬的女人，之前也有跟她一样的遭遇。”
这确实是实话，得到了其他人的一致赞同。
那位工人继续说道：“一个可怜的单身女人独自把孩子拉扯大，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她除了上教堂再也不出大门，她暗地里流了多少眼泪，只有天主知道。”
其余的人都表示赞同。屋子里陷入了寂静，除了风箱呼呼扇火的声音，什么都不能听到。
过了一会儿，菲列普突然转过身来，他俯下身子对西蒙说：“回家跟你妈妈说一声，晚上我得去找她谈谈。”
说完，他推着西蒙瘦小的肩膀，将他送出了铁匠铺门外。
工人们继续开始干活，五把铁锤一下一下地敲击在铁砧上，叮叮当当地一直响到天黑。他们一个个干劲十足，就跟手里的铁锤一样，结实有力。不过你很容易就可以从这些叮当声中分辨出菲列普的铁锤声来，因为就像主教大堂的钟声比别的教堂的钟声更响一样，菲列普的铁锤声明显比其他人的更响亮。他就像不知道疲倦一样，一刻不停地锤下去，几乎要把人的耳朵给震聋了。每一锤落下，都会火星四溅。他的眼睛亮晶晶的，那满满的热情就像要溢出来一样。
菲列普结束工作来到布朗肖大姐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他穿着干净的衬衣和只有节日才会穿的罩衫，胡子修剪得干干净净，敲响了布朗肖大姐家的门。不一会儿，年轻的女人打开门，很为难地说：“菲列普先生，您天黑后来这不合适。”
菲列普望着这个年轻的女人，不知道怎么开口。
这个年轻的女人又说道：“我们应该保持距离，不能再让别人说我们的闲话了。”
听到这里，菲列普突然对这个美丽的女人说道：“只要您愿意做我的妻子，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他没有听到女人的回答，不过他听到了昏暗的房间里有人跌倒在地上的声音。他连忙走进去，吻住了心上人。躺在床上还没睡着的西蒙，听到了接吻声和他母亲轻声的回答。然后他就被菲列普用像赫拉克勒斯[1]般的胳膊抱了起来，举得高高的。这个激动的男人大声地告诉西蒙：“明天你就可以到学校告诉你的同学们，铁匠菲列普•雷米是你的爸爸，谁要是再敢欺负你，他就会去拧谁的耳朵。”
第二天快要上课的时候，西蒙在课堂上站了起来，尽管他紧张得脸色苍白，但他仍然声音响亮地对他的同学们说：“我有爸爸，我的爸爸是铁匠菲列普•雷米，他说谁要是再欺负我，他就到学校来拧他的耳朵。”
这一次教室里没有人笑。因为所有人都认识铁匠菲列普•雷米，有这样一个爸爸，确实是值得骄傲的。1879年12月
[1]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众神之父宙斯之子，以非凡的勇力和显赫的功绩著称。
羊脂球
军队吃了败仗。一连好几天，经常有溃散的队伍从大街上走过，从城市的这头走到城市的那头。他们身上又脏又乱，制服都看不出颜色，胡子也又脏又长，好多天没刮过了。他们没有军旗，已经不能称为正规的军队了，甚至也称不上团队，只是一帮乌合之众，十分散乱。
他们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前走，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只是按照惯性不知不觉地往前走。仿佛只要一站住，便会累得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一样。当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原先都是些爱好和平的人，领着年金过安静的生活，只是被动员令征召不得不入伍，沉重的枪支压得他们腰都弯了。队伍中还有国民别动队，他们更年轻灵活，更有激情，更容易慷慨激昂，但是这些年轻人经历过的事情少，胆子小，容易害怕，可能还没发起冲锋呢，他们就想逃跑了。当然，他们中间也有几个穿红色裤子的，那是正规的步兵。他们原来有一整个师团，可是在一场大战中被击溃了，只剩下这些散兵游勇。步兵之中还夹杂着几个炮兵，他们穿着深色的军服。偶尔也能看到一个带着亮晶晶钢盔的龙骑兵，迈着沉重的步子，很吃力地跟着队伍前进。
还有一些游击队，名号都很响亮，如“复仇者战队”、“墓中公民队”、“誓死如归队”等，他们看起来更像土匪。他们的首领，在从军之前大多是商人，有的是布商，有的是粮商，有的是油商，有的是肥皂商，战争发生的时候暂时当了军人。
至于他们为什么能当上军官，大约是因为他们钱多，或者是因为他们的胡子长。他们穿得光鲜亮丽，浑身上下都是镶着金线的法兰绒衣服，别着各式武器。他们喜欢高谈阔论，讨论作战计划，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垂危的法国是靠着他们的支撑才得以维持下来的。当然，他们有时候也害怕他们的士兵，因为这些士兵原本是亡命之徒，习惯了打家劫舍，说不定什么时候对他们不满就会调转枪头对付他们了。
有消息说，普鲁士军队要进驻鲁昂城了。
最近的两个月，鲁昂城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严密戒备。他们躲在城外的森林里，小心谨慎地侦测敌情，有的时候甚至紧张到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哨兵。即便是有只兔子在草丛中动一下，他们也要跳起来准备作战。现在他们却仓皇地逃回家，刀枪、军服和他们从其他地方搜罗来的所有武器都丢弃不见了。
正规军像一盘散沙似地渡过塞纳河，向着圣赛威尔和阿沙镇前进，准备到奥特玛桥去。他们的将军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对于战局，他已经不抱希望了。带着这支溃军，能成什么气候呢？对于一个以善战著称的民族，一个很少尝到败绩的民族，这次竟然败得如此不可收拾，将军也感到无能为力，他带着两个副官凄惶地走着。
战败的军队过去后，城市陷入了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城里的居民们惶惶不安地等待着战胜者的到来。那些大腹便便、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男子汉气概的生意人整日战战兢兢，唯恐即将到来的敌人把他们烤肉的铁钎和厨房的菜刀也当做武器而降下责罚。
整个城市的生活好像陷入了停滞中，街上的店铺都关门了，市民们藏在家里，街上空空荡荡的，偶尔有人出来，也会贴着墙边急匆匆地跑过。
这种等待末日审判的煎熬折磨着整个城市，人们甚至希望敌人能早日到来。
法国军队离开后的第二天下午，德军来到了这个城市。先是从角落里冒出来了几个枪骑兵，他们穿过了城市。随后不一会儿，一大片侵略军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下来了，另外，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也开过来了两队侵略军。首先是三支队伍的先头部队到达市中心的广场，随后三支队伍的主力也陆陆续续地开了过来，一队队的，队伍整齐，步伐沉重。
那些寂静的巷子里，在德国军队经过时，响起了一片响亮的口令声。这个城市的原住民则躲在窗户后边，偷偷地张望这些即将主宰他们命运的陌生人。根据“战时法”，这些胜利者今后将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城市里所有原住民的生命和财产将归他们掌控。那些惊慌的住户，躲在遮住了窗户的屋子里，不知所措。就像不管你多么聪明多么强壮，遇到泛滥的洪水和毁灭性的地震都毫无办法，弱者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每当社会秩序被暴力摧毁，政权和法律将根据胜利者的意志重新设立的时候，人们免不了会有这种无助的感觉，无法再相信上帝。如同地震把人压在倒塌的房屋下，人们求助无门一样；如同江河泛滥后，很多乡民被淹死，牛羊、屋梁被冲走一样；就像打了胜仗的军队肆意地屠杀敌人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法抵抗的灾难。在这种毁灭性的灾难面前，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上帝是正义的，上帝会庇佑我们。尽管经常有人教导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但是我们依然无法依靠上帝的保佑战胜敌人。
士兵们开始挨家挨户地去敲门，敲开门后就进去住下来。这是战胜者的福利，是正常的占领行为。战败者们必须接受他们，供养他们，而且对他们必须和蔼恭敬。
当然，紧张的气氛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在一开始的恐怖过后，城市就会恢复平静，日子还是照样要过的。很多普鲁士军官很有教养，他们住在别人家里时，会跟这家人在一个饭桌上吃饭。有时候为了礼貌，他们还会对法国表示同情，并且说，尽管参加了这场战争，他们也并不喜欢打仗，他们喜欢和平的生活，对战争十分厌恶。这让人们受到伤害的心灵得到了一点儿安慰。而且既然不能拒绝，何不态度好一点儿呢？不然只会平白得罪人。跟他处好关系，说不定可以少负担几个士兵的供养呢。现在战争还没完全平静，也许哪一天还需要他的保护呢。这时候把人得罪了，根本不是勇敢，只是大胆的冒险，没有任何成算，是十分愚蠢的做法。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英勇保卫城池的时代[1]了，这时的鲁昂市民们已经没有了以往大胆冒险的毛病。何况按照法国人的处事原则，只要不是在公开场合跟外国兵套近乎，在自己家里对人家客气点儿是允许的，这是绅士的礼貌。于是在外面，他们互不相识，回到了家里以后，他们可以谈谈天气，聊聊生活。这些住在家里的德国军官，饭后待在壁炉旁取暖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了。
城市渐渐恢复了本来的样子。虽然街上的法国人还有点儿少，他们还不太出门，但普鲁士士兵越来越多了，他们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德国骑兵军官穿着他们的蓝色军服，挎着刀盛气凌人地从街上走过，看向平民的眼神充满了蔑视。但去年那些常在这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也不比他们更和蔼。
不过空气中仍然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息，它十分陌生，难以捉摸，无处不在，让人无法忽略，这是侵略者的气息。这种气息就像一种气味，充斥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改变了面包的滋味，使人有种在十分遥远的、野蛮的地方做客的感觉。
占领者还会向城里的居民们索要钱财，而且数目不小，居民们虽然会照付，但也会心疼。有的居民可能很有钱，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金币一点儿一点儿地装进了别人的口袋里，那种感觉并不美好。
出了城市，顺着河走个两三法里，到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那些地方时，经常有渔民和船夫从水底捞上来德国军人的尸体。这些死尸还穿着军服，都被水泡胀了。他们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有的是被石头砸到了头，有的是被从桥上推进了水里，明显是非自然死亡。在这条河的泥沙里，还掩埋了不少这样的野蛮复仇行为。这些行为不为人知，不求名利。这种无声的、不知存在于何处的袭击，往往比白天打仗还要危险，虽然享受不到任何荣誉。
要知道，任何民族都有不怕死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尤其是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时候，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会给他们带来强大的动力。
后来，侵略者慢慢地统治了全城，在所有的市民都屈服于他们的管理后，也没有发生那些传说中烧杀抢掠的事，于是有些人胆子就壮了起来，尤其是几个做生意的大商人，他们的心思开始活动起来。
本地有几个大商人在勒阿弗尔港有生意，那里现在还有法国军队驻守着，他们想到那里去。通过熟识的德国军官，他们从总司令那里弄到了一张离境准许证，预备先走陆路到第厄普，再从第厄普乘船到勒阿弗尔港。他们租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公共马车，一共有十个人预订了座位。出发的日子定在星期二，为了避免被围观，他们天不亮就得动身。
天气已经很冷了，几天的时间让地面冻得十分坚硬，尤其是出发的前一天下午下起了大雪，一直就没停下过。不过早上四点半，十个旅客还是准时聚集在旅店的院子里，他们将从这里上车出发。
他们还没睡醒，被冻得直哆嗦，都穿着厚厚的冬衣，披着毯子，在凌晨的昏暗中一眼看过去像一群穿着长袍的肥胖的神父。不过还是有两个男子认出了对方，紧接着又有一个人加入了他们，三个人聊起天来。一个人说：“我带上了我的妻子。”另一个回答：“我也是。”第三个表示：“我也一样。”他们简直心有灵犀。第一个人又表示，他不会再回鲁昂来了，如果普鲁士的军队打到了勒阿弗尔，那他就到英国去生活。他的计划得到了另两个人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是这么打算的，他们本就是一类人。
他们等了很久，还是没有人来套马车。一个马夫时不时地提着一盏灯从一扇小门出来，钻进另一扇小门。他们站在院子里，能够隐约听见马蹄踢地的声音，可能是因为地上垫了厩草，声音并不大，马房深处响起了一个男子骂骂咧咧地跟马说话的声音。
偶尔会有轻微的铜铃声响起，说明有人在套马具。过了一会儿，轻微的铜铃声变成了阵阵清脆的铜铃声，有时候会特别激烈，伴随着马蹄踏地的砰砰声。又过了一会儿，门突然被关上，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这时候，这些绅士们已经快被冻僵了，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鹅毛一样的大雪不断地落下来，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周围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好像整个世界都披上了一件鹅毛做的外衣。在这座寒冷的寂静的城市中，只有雪花落下的那种轻微的沙沙声围绕着我们。这种沙沙声又不是一种明确的声音，它更像是一种感觉，与其说是我们听到了这种声音，不如说是我们看到了、感觉到了这种声响。那种轻飘飘的、鹅毛般的碎屑，窸窸窣窣地充满了整个世界。
不一会儿，刚刚的那个马夫又提着灯出现了，他拉着一匹仿佛没睡醒的马，慢慢踱出来。他把马拉到马车边，费了半天劲才把马具收拾好，系上缰绳准备去拉第二匹。这个时候他才看到这几位已经满身是雪，几乎成了雪人的乘客，他提醒他们：“为什么不去车上待着呢？那样就不会落得满身是雪了。”
这几个乘客之前绝没想到他们还可以坐到车子上，于是一听这话急忙奔了过去。带着太太的三个男子先把太太安置到车厢里，然后他们自己坐了上去。另外几个看不清面目的人影也相继爬了上去，坐到了车厢里剩下的位子上。他们互相都没打招呼。
车厢里铺着稻草，乘客们把脚埋在草里，可以暖和一些。随行的几位太太还带着她们的铜脚炉，一上车她们就点燃了铜脚炉，还低声交流这种脚炉的优点。虽然她们在这儿聊了大半天，其实彼此说的内容她们早就知道了。
最后马夫终于套好了马车，原本定的是四匹马，马夫给他们套了六匹，因为雪天路滑不好拉。车外有人问过大家都上车后，马车便出发了。
地上积雪很多，车轮陷在雪里，马车走得很慢，就跟一步一挪似的。拉车的六匹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累得呼呼喘气，全身冒汗。马车也咯吱咯吱地响，好似不堪重负。只有马夫的鞭子十分精神，被甩得啪啪响，在空中飞舞着。有时候哪匹马走得慢了，鞭子就会突然抽到那匹马的屁股上，那匹马就会突然用力，拉着马车往前走。
在谁也没有察觉时，天慢慢亮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也停了下来，视线所及之处，整个世界披上了一层雪被。野地里一行行的大树也蒙上了一层白霜，远处孤零零的小茅屋也盖上了一层雪白的屋顶。雪刚停，天上的云还是乌沉沉的，越发显得大地白茫茫的。偶尔云隙中也会漏出几丝金黄色的光。
借着亮光，车厢里的旅客好奇地相互打量起来。
卢瓦佐夫妇坐在马车里最好的位子上，卢瓦佐先生是大桥街上的葡萄酒批发商人，夫妇两个正靠在一起打瞌睡。卢瓦佐先生以前是给人当伙计的，后来他的老板破了产，他把铺底顶了过来，慢慢地发了财。不过卢瓦佐先生做生意不厚道，他把很次的葡萄酒低价批发给乡下的小贩，因此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奸商，花样繁多，诡计多端。
他奸商的名声几乎无人不知，尤其是杜尔奈先生在一次省政府的晚会上提议玩“鸟儿飞”[2]的游戏后，卢瓦佐已经成了奸商的代名词。杜尔奈先生是一位文笔尖刻、专编寓言和歌谣的名家，在那次宴会上，他看见太太们有点儿犯困，就向她们提议玩“鸟儿飞”的游戏。但此后，“鸟儿飞”这个双关语就传播开来，全省的人听到后都会咧着嘴笑个不停。
卢瓦佐先生之所以出名，还有另一个缘故，因为他喜欢开玩笑。无论是无伤大雅的还是尖酸刻薄的玩笑，他都不介意。所以别人一提到他，都会说他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
卢瓦佐先生长得也很有喜感，他身材矮小，肚子挺大，跟顶着一个皮球似的，通红的脸上，蓄着灰白色的胡须。他的妻子则身材高大，嗓门洪亮，脾气直爽。她是掌管铺子秩序和账目的。铺子里有了她的讲话声，就会显得很热闹。
卢瓦佐夫妇旁边是卡雷—拉玛东先生，他比卢瓦佐夫妇高一个阶层，是棉纺业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开着三家纺织厂，曾经获得过四级荣誉勋章，还是省议会的议员，十分了不起。在帝国时期[3]，他是反对派的领袖级人物。当然他之所以当这个领袖，是因为反对派可以首先攻击对方，按照他的经验，温和地攻击对方后再附和对方，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报酬。卡雷—拉玛东的太太比他年轻很多，非常受那些驻扎在鲁昂的年轻军官的欢迎。
她坐在丈夫对面，用皮大衣将自己整个包裹起来，显得既娇小又漂亮。她注视着马车的车厢，眼睛里满是沮丧。
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夫人坐在她的旁边。布雷维尔是一个古老贵族的姓氏，这在这位伯爵的装扮中清楚地体现出来了。他总会费尽心思修饰他的服装和帽子，力求跟国王亨利四世保持一致。按照他们家族的传说，亨利四世曾与布雷维尔家族的一个女子相恋，并使这个女子怀了他的孩子，这个女子的丈夫因此获得了伯爵的爵位，并荣任省长一职。
贝尔伯爵也是省议会的一员，跟卡雷—拉玛东先生一起做官，不过贝尔伯爵是奥尔良派[4]的人。至于他为什么会娶一个小船主的女儿，至今仍是个谜。不过伯爵夫人气质高贵，而且十分能干，很受上流社会的欢迎。社会上曾有传闻说她被路易•菲力普[5]的一位王子深爱过，因此贵族阶级以能够招待伯爵夫人为荣。她的客厅在本地是很知名的场所，门槛很高，没有多少人能受到邀请去做客。
贝尔伯爵家拥有丰厚的不动产产业，每年的收入都能达到五十万法郎以上。
这六个人是车上十位旅客中地位较高的人，他们每年有固定的收入，生活安定，实力雄厚，都是有权威、有地位的上等人。
很巧，三位太太正好坐在一条长凳上，她们坐的那个角落，形成了一个高贵的圈子。伯爵夫人的座位旁边，坐着两位修女，她们中的一个已经不年轻了，满脸都是麻子。另一个很年轻，身量瘦小，俊俏的脸上带着病容，可以看出，有一种令人疯狂的信仰正蚕食着她得了肺痨的干瘪胸脯。她们手持念珠，一刻不停地默诵着圣经，好像只要一刻不停地诵经祈祷，上帝就会拯救她们似的。
在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高尼岱，大家都认识他，他自认为是个革命者，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民主党”，实际上他只是每天待在咖啡馆中，把他黄褐色的大胡子泡在啤酒杯里而已。有身份的人都怕碰到他。他原本出生在一个糖果商人家庭，家底还算雄厚，他去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十分可观的产业，可惜后来被他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吃光了。他十分期待共和国的降生，以便获得他为共和国的革命喝了那么多啤酒的酬劳。9月4日那天[6]，曾经有人恶作剧地告诉他，他被任命为本省的省长，他信以为真了，真的到省政府去上任。可惜当时省政府的侍役并不认可他的地位，他只好悄悄地退了出来。幸好他脾气温和，最不喜欢与人争执，因此也不觉得这个玩笑有多恶劣，他很快就将他的热情投入到了本地的城市防卫工作中。他叫人砍了很多小树，在城外的平原上挖了很多坑，还在公路上设置了好多陷阱。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满意，认为所做的防御陷阱一定能有效地阻挡敌人，所以敌人要来的时候，他很快地回到了城里。现在他要去勒阿弗尔，因为那里的法军更需要防御工事。
最后的一个座位坐的是一个妓女，她身材肥胖到圆滚滚的，被别人叫做“羊脂球”。她本来就身材矮小，胖了以后身上到处都是圆圆的，尤其是胸脯十分丰满，将皮肤都撑得变薄了，油光光的，粉红透亮，隔着衣服向前高耸着。手指头上的肉也是鼓鼓的，只有关节处凹陷，十分像肥得流油的短香肠。大家对她趋之若鹜。尽管羊脂球胖了点儿，但她气色很好，尤其是红红的脸庞像一个苹果，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又像一朵芍药，那香气引得人忍不住想一亲芳泽。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睫毛像小扇子似的微微颤动。她的樱桃小嘴，窄窄的，十分湿润，随便抿一下都带着妩媚，刚好适合亲吻。还有那两排细小的牙齿，那么整齐漂亮。
据说，她还有许多其他无法言说的本领。
那几位太太认出了羊脂球后，就互相交头接耳起来，什么“婊子”、“社会败类”等侮辱性的词语不绝于耳。她们的声音那么响，整个马车里都听见了，羊脂球不禁抬起头来。她毫不畏惧地看了看车里的其他乘客，眼睛里带着几丝挑衅。之后大家就低下脑袋不再说话了，当然卢瓦佐先生是个例外，他仍然偷偷地瞄她，神态轻佻。
过了一会儿，那三位太太又开始了她们的谈话，因为车里有了妓女这一另类，她们成了天然的盟友，有了共同的敌人。她们觉得，卖淫的女人十分无耻，不配和她们坐在一辆马车上，她们必须团结，共同维护她们作为妻子的尊严，维护她们合法的地位。
至于那三位高贵的绅士，也只有在面对高尼岱的时候，他们才会同样属于保守派阵营。目前他们正在低调地炫耀着自己的财富。贝尔伯爵表示，粗鲁的普鲁士军队给他带来了些损失，以后还会有牲畜被抢走，庄稼也不一定能收到自己的粮仓里，不过贝尔伯爵表现得并不太在乎，好像对于家财万贯的地主来说，这种损失不过是一时的不方便罢了。卡雷—拉玛东先生的纺织业受损失较大，不过他曾经预计到了这种情况，早早地就在英国存了一大笔款，那笔款子足有六十万法郎。至于卢瓦佐先生，不愧是奸商的代表，他把酒窖里的葡萄酒全部卖给了法国后勤部，现在只要到勒阿弗尔去收钱就行了。
他们之前或许并不熟悉，社会地位也不相同，但是在这个马车里，他们是同一阶层的。他们以金钱为纽带，彼此称兄道弟，因为他们都是家里金币多得花不完的阔佬儿中的一分子。
车子走得很慢，从天还没亮就出发走到现在不过走了四法里。每次遇到上坡路，男子都要下车步行。他们本来打算中午走到多特，在多特吃午饭，按目前的行程来看，他们天黑都不一定能到达，大家都有点儿心烦意乱。他们十分希望路边能够出现一个小酒馆，可惜他们的运气并不好，而且马车还陷进了雪堆里，他们费了老大的力气才把马车拖出来。
大家都饿了，可是空荡荡的马路边看不到一个小饭馆，连酒馆都看不到一个。因为随着普鲁士军队的逼近，撤退的法军越来越多，这些饿着肚子的队伍吓得小饭馆都不敢开门了。
马车里的先生们试着到路旁的农庄里找点儿吃的东西，可是他们连一片面包都找不到，因为那些唯恐被抢的农民早把所有的吃的都藏起来了，那些缺衣少食的士兵们一旦发现了什么东西可是一定要拿走的。
到了下午一点，卢瓦佐先生首先公开表示饿得受不了了，他感觉到他的胃里空空的。其实大家也都饿了，迫切地需要吃东西，他们蔫得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窝在马车的角落里，昏昏欲睡。时不时地有人打哈欠，哈欠也跟会传染似的，一个人打完，会有另一个人跟着打，挨着轮了一圈，几乎人人都打过。他们打哈欠也各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张着嘴大声地打，有的微抿着嘴轻轻地打，有的很谦虚地拿手捂着打。
羊脂球有好几次弯下腰，好像在裙子底下藏了什么似的。看到周边的人，她又有些犹豫，每次弯下后又很快地直起来，端坐在座位上。那些跟她同行的旅客疲惫地靠在车厢上，眉头紧皱，脸色苍白。卢瓦佐先生甚至表示，哪怕只是一只肘子，他也愿意出一千法郎去买。他的妻子想站起来反对，却只是动了一下又安静了下来。她是一个财迷心窍的人，只要听说要花钱就难受，就算只是一个玩笑，她也会相信。伯爵也承认失算，他怎么就没想到要带上点儿吃的呢。于是，每个人都开始埋怨自己，上车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带上点儿吃的。
不过高尼岱倒是带了一壶朗姆酒，他邀请大家喝，不过大家都矜持地拒绝了。只有卢瓦佐先生尝试了一下，喝了一小杯。他道谢的时候还说：“在寒冷的马车上，喝点儿酒倒是不错，能暖和一下，也不是那么饿了。”卢瓦佐先生很高兴，他开玩笑地提议大家吃了那个最肥胖的旅客，就跟歌谣里唱的小船上一样。他指的是羊脂球，车里的人都听懂了。那几个有教养的人听了觉得刺耳，没有搭理他。只有高尼岱笑了笑。车里的两个修女已经不念经了，她们揣着手，低着头，动也不动。毫无疑问，她们要忍受上天降给她们的痛苦，这是她们对上帝的忠诚。
到了下午三点，他们走到了一片平原区域，视线范围内连一个小村落都没有了。羊脂球终于从马车上的长凳下拿出一个篮子，篮子上蒙着白色的饭巾。
她打开篮子，拿出了一只大罐子和一只银质的小酒杯、一只瓷碟。罐子里装着两只切碎的鸡，熬得浓稠的汤结成了冻。车上的乘客还看见了更多的美味，肉酱、水果、零食，等等，总之数量不少，足够她吃上三天了。有了这个篮子，三天内她就完全不必担心饿肚子了。在那些食品中间，还有四瓶酒。羊脂球拿出一个鸡翅膀，就着一块小面包吃了起来，就是之前被叫做“摄政时代”的小面包。
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到她的身上。随着食物香味散开，大家都不自觉地咽了咽唾沫，肚子也更饿了。几位太太更讨厌这个妓女了，她们恨不得把她扔下车，连着她的篮子、酒杯和吃的一起扔出去。
不过卢瓦佐先生的眼睛却离不开那罐鸡了，他赞道：“这位太太考虑得真是周全，事事想在了我们前面。”听了他的话，羊脂球抬起头来邀请说：“先生您要吃一点儿吗？这么长时间没吃东西真不好受。”卢瓦佐先生没有拒绝，他对羊脂球说：“我真拒绝不了，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不需要矜持，您说对吗，太太？”他看了看其他乘客，继续道：“遇到困境的时候恰好碰到好心人的帮忙，可真叫人痛快。”他拿起身边的一张报纸，摊在膝盖上，省得弄脏了裤子，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随身携带的小刀，用刀尖挑起一个鸡腿，细嚼慢咽起来。他吃得那么香，引起了车里的一片长叹声。
随后，羊脂球又邀请那两位信奉上帝的修女加入她的午餐。她的声音温和，态度谦逊，那两个修女眼皮也没抬就答应了。她们只是道了几声谢，就大口吃了起来。之后，高尼岱也欣然接受了羊脂球的邀请，加入了进餐的行列。他们连着修女一起，将报纸铺在膝盖上，拼成了餐桌。
几个人嘴巴不停地开合，吃得十分香甜。卢瓦佐先生甚至低声劝他的妻子也不要客气。他的妻子拒绝了半天，当看到其他人吃得起劲的时候，也忍不住了，她的胃抽筋似的疼。卢瓦佐先生用极其委婉的语气问羊脂球这位“美丽的女士”，他能不能拿一小块鸡肉给卢瓦佐太太吃，羊脂球亲切地答应了，边说边微笑着将罐子递了过去。
喝红葡萄酒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羊脂球只带了一只酒杯，他们只好轮换着等其他人喝完后抹一下继续喝。只有高尼岱不在意这些，他甚至故意在羊脂球喝过的还留着她唇迹的地方喝。毫无疑问，他这是故意讨好。
剩下的两对夫妇，贝尔伯爵夫妇和卡雷—拉玛东夫妇见周围的人都在吃东西，觉得饥饿更不能忍受了，食物的香味简直把他们逼得喘不过气来，他们觉得自己正遭受着“坦塔罗斯的苦难”[7]。忽然，开棉纺厂的卡雷—拉玛东的年轻太太轻轻叹了一口气，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她。她身材瘦弱，眼睛也没有精神，脸色苍白的跟地上的雪一样。突然之间，这位年轻的太太晕倒了。卡雷—拉玛东先生吓得不知所措，请求大家想想办法。其他人毫无办法，那个年长的修女把病人扶了起来，将酒杯放在这位女士的唇边，给她喂了点儿葡萄酒。然后那位美丽的太太就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虽然还是有气无力的，但是她舒服多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为了防止她再次晕倒，那位修女又强迫她喝了一整杯葡萄酒，并说道：“只是饿极了，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这时候羊脂球涨红了脸，显得有些为难。她看着那四位饥饿的旅客，有些犹豫地说道：“天哪，我是怕太唐突了，否则的话，我就请这两位先生和两位太太也一起……”她没有说下去，怕自讨没趣，白白惹了侮辱。这时卢瓦佐先生开口了：“哦，都到了这种时候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应该互相帮助才对呢。来吧，太太们，不要拒绝了。我们还不一定能找到地方过夜呢，而且照这样的速度来看，明天中午以前我们是到不了多特的。”尽管卢瓦佐发了话，但是大家还是在犹豫不决，谁也没有首先说一声“好吧”。
后来还是伯爵打破了沉默，伯爵转过头，拿出了他的老绅士派头，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对羊脂球说道：“好吧，我们领情了，夫人。”
迈出第一步总是困难的，但是一旦迈出了，大家也就不再客气扭捏了，鹅肝酱、肥云雀酱、熏牛舌、克拉桑的梨、主教桥镇出产的甜面包、细巧的甜点心、一杯子醋泡的黄瓜和洋葱，以及所有女人最爱吃的蔬菜，满满的一篮子食物，很快就被车上的人吃了个精光。
已经吃了别人的东西了，大家也就不好意思再对羊脂球视而不见了，开始和她说话了。刚开始大家和她说话还很矜持，可后来发现羊脂球说话很懂得分寸，大家也就不再拘束了。贝尔伯爵夫人和卡雷—拉玛东太太都是社交场上的老手，对羊脂球的态度拿捏得刚刚好，既表现出了和气，又没有失了身份。特别是伯爵夫人，对羊脂球显得格外和气，而且又显现出她不怕接触污秽的那种屈尊纡贵的和蔼态度。但是具有宪兵精神的卢瓦佐的胖太太就不同了，尽管她吃得多，但是却说得少，摆出了一种不可侵犯的架势。
他们很自然地说起了正在进行的战争，说到了普鲁士人的残暴和法国人的抵抗精神。尽管这些人在逃跑，但是却由衷佩服别人的勇敢。很快大家就谈起了各自的遭遇。羊脂球将自己的经历讲给他们听，讲她是如何离开鲁昂的，她的言辞激烈，情绪愤怒，作为一个妓女，她们发泄愤怒的时候往往都是这样直来直去、激烈地表达。她说：“我本来想我可以不走的，我家里食物很多，供给几个士兵总比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好。可是等我真的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是那样地愤怒，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羞愧地哭了一整天。如果我是个男人，也就好了。我从窗口看着这些戴着尖顶钢盔的大肥猪走过，真想把我的家具丢下去砸死他们。但是我的女仆紧紧地拉住了我。后来他们要住在我家里，第一个进来的人，被我紧紧地掐住了脖子，掐死这些人也没什么费劲的。要不是他们扯住了我的头发，我一定把这个家伙杀掉。就这样，我没有办法，只好藏起来，一抓住机会，我就逃走，这不，现在坐在了这辆车里。”
听了她的讲述，大家纷纷夸赞她勇敢。周围这些旅伴们，没有一个能做得像她一样。她的形象在众人眼里高大了起来。在听她讲述的过程中，高尼岱的脸上一直挂着赞许的、善意的微笑，他的表情像一位神父听到了一个虔诚的教徒在颂扬上帝一样。因为对这个留着长胡子的民主党人来说，爱国是他的独家专营产品，就像那些穿着长袍的教士的产品是宗教是一样的。最后，他用一种说教者的口吻说了一大堆从每天贴在墙上的宣言中学来的慷慨陈词，他甚至还搬出了一段演说，将“无赖巴丹盖”[8]狠狠地痛骂了一顿。
但是他说完后，羊脂球勃然大怒，她是拿破仑皇帝的崇拜者。她气得满脸通红，说话都磕磕巴巴了。她说：“如果让你们做皇帝，那国家还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呢！他是被你们给出卖了！要是你们来治理法国，那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法国。”高尼岱很镇定地听完了她的话，脸上还带着一丝轻蔑，嘴角挂着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微笑。这时大家都预感到羊脂球马上要开始骂人了，于是伯爵站了出来，他用一种权威的口气说道，任何真诚的意见都应该受到尊重，这才把羊脂球的怒气给平息了下去。而伯爵夫人和纺织厂厂主太太则因为体面人骨子里对共和国的憎恨，以及对专制政府深深的爱慕之情，而觉得尽管羊脂球是一个妓女，不过她也有可爱之处：她和她们的情感是那么相像，而且她又是那么庄严、自重，让人敬佩。
当意识到这一篮子的东西已经吃完了时，大家开始遗憾于为什么篮子这么小，而不能再大一点儿呢。吃完东西后，大家谈话的兴致就冷淡了一些，但也还断断续续地继续着。
天渐渐地黑了，寒气袭来，特别是他们刚吃完饭，正在消化的时候。尽管羊脂球很胖，但是她也冷得一阵阵地打寒战。这时候伯爵夫人把自己的脚炉递给了羊脂球，让她也烤一下，尽管这个脚炉里的炭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换过很多次了。羊脂球毫不犹豫地接了过来，因为她觉得十分寒冷，脚都快冻僵了。而卡雷—拉玛东太太和卢瓦佐太太也把自己的脚炉递给了两位修女取暖。
这时车夫把灯点上了。强烈的灯光照在拉车的马身上，照出了马屁股上渗出的汗形成的一片热气，也照亮了大路两边的雪，马车在夜色和雪地中飞驰。
车厢里很暗，什么都看不清楚，不过羊脂球和高尼岱之间忽然有一个动作。卢瓦佐先生用两眼在黑暗中努力辨认，似乎看到长着大胡子的高尼岱的身形往边上一闪，挨了结结实实的一拳。
终于星星点点的小火光出现在了前方的道路上。马车到多特了，十二个小时的路程，再加上途中四次停车让马吃燕麦和休息的两个小时，一共走了十四个小时。车子慢慢地驶进了城里，在一家旅馆门前停了下来。但是某种熟悉的声音却让所有的旅客心惊，他们听到了腰刀皮鞘和地面的撞击声以及一个德国人高声叫喊的声音。
车子虽然停了下来，但是他们一个都没有下来，就好像下来就会被屠杀一样。这时，车夫提着灯出现了，灯光把车厢尽头都照亮了，车厢里出现了一张张恐慌的脸，他们张着嘴，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显出一种惊恐的神色。他们看到车夫旁边站着一个德国军官，他个头很高，身子很瘦，头发是金黄色的，上身紧紧地裹在军服里，像女子束胸一样。他头上戴着一顶漆布做的平顶遮檐军帽，还戴歪了，像英国旅馆里的仆役一样。他嘴上长着两撇又长又直的胡子，越向两旁伸展越稀疏，到最边上就只剩下一根金色的细丝了，长得让人看不到它有多长。这两撇胡子又好像很重似的，垂在嘴角上，看起来脸都被它坠得耷拉着了，而胡子下的嘴看起来就像一道两头朝下的弧线。
军官的口气很不客气，他用阿尔萨斯人说的法国话说道：“先生们和带带（太太）们，理（你）们还普（不）下来吗？”
两位修女是最先下来的，她们习惯了服从命令，遵守秩序。后边跟着的是伯爵和他的夫人，再后边跟着棉纺厂的厂主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后边，就是葡萄酒商人卢瓦佐和他的夫人了。他下来后首先向对面的军官问了声好，当然，并不是因为他多么有礼貌，他只是出于谨慎才这么做。不过居于高位的人总是傲慢的，军官也是如此，他瞥了卢瓦佐先生一眼，没有答话。
高尼岱和羊脂球是坐在门口位置的，不过他们两个人走在最后面。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们努力使自己显得严肃一些，高傲一些。那位胖姑娘努力保持冷静，让自己站稳。那位民主党则不停地用手揉搓他的黄色胡子，手都哆嗦了，显得挺可怜的。他们努力保持自己的庄严，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表现总是能够代表自己的祖国的。他们对其他人那谦卑的态度，很是反感。羊脂球努力使自己显得比其他人更有自尊心；高尼岱则觉得作为民主派人士，自己应该给其他人树立一个榜样，于是他表现得像在大路上挖陷阱时一样英勇。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了旅馆宽阔的厨房里，并在德国军官的吩咐下拿出了由总司令签发的离境准许证，证件上对每个人的姓名、相貌、职业情况都写得明明白白。那个德国军官一边看证，一边看本人，把每个人都仔仔细细地看了好久。突然，他说道：“号（好）了！”然后就离开了。
直到军官离开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想起来肚子还饿着，就让旅馆准备晚饭，而准备晚饭最少需要半个小时。在两个侍女帮忙准备晚饭的时候，他们就先去各自的房间看了一看。他们住的房间集中在一条长廊里，而长廊的尽头有一扇玻璃门，上面写着“一百号”[9]。
旅馆的老板在大家快要坐下吃饭的时候出现了，他姓弗朗维，之前是个马贩子，后来转了行，成了旅馆老板。他很胖，而且有哮喘病，他喘气的喉咙中总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或是嘶嘶声和痰声。
他望了人群一眼，问：“这里哪位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
羊脂球惊奇地转过头，回答道：“我就是。”“小姐，那位普鲁士军官现在就要和您谈话。”“和我？”“是的，如果您就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的话。”
羊脂球感到一阵为难，但她只犹豫了一秒钟，就坚决地拒绝了，她说：“也许他是要和我谈话，但是我不去。”
她的回答引起了周围人的一阵骚动，大家不安地窃窃私语，讨论着军官下达这个命令的原因。这时候伯爵来到羊脂球身边，他说道：“您这样做是不对的，夫人。您这样一拒绝，不仅会给你带来不利，也会给我们造成不便。要知道遇到强大的人是不应该反抗的。军官这样要求，可能也没有别的什么原因，一定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手续忘记办了。”
对伯爵的观点，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不停地劝说羊脂球，又是催促，又是逼迫，又是讲道理。大家心里都害怕因为她的拒绝会引发什么麻烦。最后羊脂球终于被说服了，她无奈地说道：“我去可以，但是这是为了你们我才去的，否则我绝不会过去。”
伯爵夫人急切地握着她的手说道：“是的，我们都了解，所以我们都很感激你。”
羊脂球离开了，大家坐在桌子旁，都没有吃饭。大家心里很懊丧，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去的不是自己，而是这么一个脾气暴躁、性格急躁的姑娘。大家都心里默默地打好了草稿，以免轮到自己被请过去时不知道说什么。可是不一会儿，仅仅过了十分钟，羊脂球就怒气冲冲地回来了，她的脸涨得通红，大口喘着气，气愤地嘟囔着：“这个混蛋！混蛋！”
看到她的这副模样，大家都急于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羊脂球一言不发。最后在伯爵的再三追问下，羊脂球很有气节地答道：“我不能说，这和你们并不相干。”
尽管发生了这个小插曲，但是大家还是围着一大盆冒着白菜香味的汤坐下来，愉快地吃了起来。苹果酒的味道很好，为了省钱，卢瓦佐夫妇和两位修女都只喝了苹果酒。其他的人则要了葡萄酒。而高尼岱则要了啤酒。在如何喝啤酒上，高尼岱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喝法，从开瓶子，到让酒起泡，到歪着杯子端详。在喝之前，他还要把杯子高高举起，在灯下仔细鉴赏酒的颜色之后，才开始喝。
而开始喝酒的时候，他的啤酒色的大胡子便快乐地颤动起来，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啤酒杯，好像他在世上唯一的责任就在于此，而他现在便是在郑重地履行这个职责。甚至可以说，在他的脑海里，啤酒和革命这两个爱好十分接近，甚至合而为一了。因此，他在仔细品味这一个的滋味时，就会想到另一个的滋味。
弗朗维先生和他的妻子则是完全不同的一对。他们在桌子的另一头吃饭，弗朗维闷头吃饭，他像个破火车头一样，胸膛起起伏伏，呼哧呼哧地响个不停，根本没法边吃边说；而他的妻子，却叽里咕噜说个没完，她从普鲁士人刚到本地时她对他们的感想说起，随后又谈到他们在这边的所作所为。她谈到她对普鲁士人的恨，主要是因为他们让她花了很多钱，另外她的两个孩子还在法国军队里打仗。她特别爱跟伯爵夫人聊天，因为她觉得能跟一位贵妇说话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
后来，她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说起了一些不便在公共场合谈起的事情。尽管她的丈夫弗朗维先生时不时地试图阻止她，他说道：“弗朗维太太，你还是少说几句吧。”但是她一点儿不理会她丈夫的告诫，仍旧说个不停。
只听她说：“夫人，这些普鲁士人除了土豆和猪肉，猪肉和土豆，从不吃别的东西。但是不要以为这样他们就多么洁净了，其实他们脏得很，到处拉屎撒尿的。他们操练起来更古怪，幸亏您没见过他们出操，他们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在空地上，不停地往前走，往后走，向这转，向那转。要我说，他们还不如回家种地或者修路呢，至少还有点儿用。可在这里，我们可怜的老百姓养着他们，一点儿好处也得不到。他们什么都不学，就学会了怎么大量杀人。是，我是个没受过教育的女人，可天天看着他们走来走去，一个个练得筋疲力尽。我就想，有些人发明东西是为了造福人，而有些人吃尽了苦头，却为了害人，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杀人总是不应该的事情，无论杀的是普鲁士人、英国人还是波兰人、法国人；别人损害了你，你报复别人，这是不对的，所以你要受处罚；可是这些人拿着枪屠杀我们的年轻人，杀人就像杀飞禽走兽一样，这不是更不对吗？做出这样不对的事，为什么还会把勋章发给这些杀人者呢？我就弄不明白了。”
听到这话，高尼岱提高了嗓门说：“如果战争的目的是攻击一个与世无争的邻国，那么这样的战争就是一种野蛮的行为；如果是为了抵抗外敌入侵、保卫祖国，那这种行为就是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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