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建生,沈玲,彭建玲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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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角下的国际教育试读：
前言
当今，国家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均与教育的国际化密不可分、息息相关。为此，我国启动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步伐。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得到飞速发展，国家软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汉语正在大步走向世界，“对外汉语”工作也从单纯的教学逐渐发展并形成“汉语国际教育”学科。面对我国教育国际化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共同搞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科研与学科建设，进一步深化、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成为学界同仁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本书从多角度探讨了与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的问题，既涵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本体研究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教学规律、途径、方法论等主体研究，又包括宏观视角下的教育理论、留学生管理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海外教学实习等方面的经验与探索，此外，本书还涉及文学、文化及东南亚小语种等课题的研究，所涵盖的内容虽未做到全方位的“致广大”与“尽精微”，却也可管中窥豹，彰显我们的研究脉络和实践经验，更可为从事相关工作的同仁提供参考。
本书的完稿与出版是昆明理工大学国际学院多位在汉语国际推广一线工作的教师五年来的教学和科研成果的展示。该书是教师们在留学生的教学实践、管理工作和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也是我们在创办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过程中，大胆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汉堡包”式双国家培养中国学生的改革实践的总结。在留学生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建设中，教师们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为繁荣“对外汉语”教学苦心经营、献计献策。当然，此书一定存在问题和不足，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但它是国际学院科研工作迈出的崭新一步，伴随着汉语国际教育与推广的迅猛态势，以及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我们将推出内涵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范围更加广泛、理念更加先进的研究成果。陆建生二零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编汉语本体研究论修辞的定义
了解一个事物的特征，人们通常的做法是考察它的定义。就修辞而言，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它的理解，通常是一个与语法相对应的语言学范畴。它是指在语法解决了把话说规范、逻辑解决了把话说正确的前提下，谋求如何把话说巧、说好。我们现在通行的教科书及工具书对修辞的界定，都存在一种域界过窄、不科学、不完整的问题。中国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修辞”的定义是：“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手法，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力。”这一定义典型地反映了人们对修辞的普遍看法，即“把修辞框套在修词、修句的狭窄的领域里”。这就缩小了修辞的域界，把丰富、多样的修辞方法、手段和策略等同于修辞格，等同于公式化了的一些教条。
其实修辞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悠久的历史。综观历史，我国的古代汉语修辞（也叫文言修辞）有历经数千年的优良传统，依靠中华光辉灿烂的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培育而成。在先秦两汉至20世纪初的漫长历史时期里，汉语“修辞”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不断的演化，修辞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古往今来，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在西方，修辞学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很难找出一个统一、完整、公认的范式加以概括。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修辞学范围的不断扩大，修辞的定义因修辞学家的研究方向不同而不同，本文中笔者归纳了以下较为典型、有概括性的几类并加以探讨，以期对“修辞”这一概念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一、“修辞立其诚”说
中国古人对修辞的原始定义和理解是“修辞立其诚”，这是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早期修辞理论的核心，强调修辞要有信实的思想内容。“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对于“修辞立其诚”，唐人孔颖达是这样解说的：“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很显然，孔颖达对修辞的理解是宽泛的。这符合古代文化中的“立德、立言、立功”思想。“文教”可以理解为文化教育。进行文化教育必须组织好言辞，若言辞丑陋，就无法施行文化教育，所以“辞”不能不修。育人是外向的，要育人，先正己，这符合以身作则的思想，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正己”是内向的，不正己，无法正人，所以，孔颖达提出“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孔颖达的解释反映了古代文人，尤其是读书人对修辞的一般认识。可以说这种观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在修辞中的反映，是儒家思想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最好注解。用今天的眼光看，“修辞立其诚”提出了修辞的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求言辞与道德修养相结合，如孔子提倡‘有德者必有言’、荀子强调‘不顺礼仪，谓之妄言’等。二是要求言辞要有信实的内容，如《周易》主张的‘言有物’，老子提倡的‘言有宗’，孔子强调的‘情欲信，辞欲巧’等。”自《周易》提出“修辞立其诚”的观点之后，它就成了古代修辞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修辞学注重内涵，重视言语和修辞的内在美，以及“言”与“意”的统一，把修辞与修身养性相融，把言辞的修饰归结为内心的诚挚。它表现出语言表达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言之有物，二是文以载道。不符合这两点要求，就会被斥为“巧言令色”，就会因为“言而无信”而遭到鄙视。可以说，中国古典修辞是建立在“诚”的基础之上的。二、“选择论”说
持“选择论”的人很多，早在古代，我国的学者、文学家在谈诗文创作或评论作品的时候，就经常提到语言材料的选择问题，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辍字属篇，必须拣择”，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强调“择字之精，始乎摘用”，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有“名家必举字酌句”等。众所周知，王安石的《泊船瓜州》原稿为“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觉得诗中的“春风又到江南岸”的“到”字太死，看不出春风一到江南是什么景象，缺乏诗意，于是把“到”字圈去，改为“过”字。后来他细想一下，又觉得“过”字不妥，“过”字虽比“到”字生动一些，写出了春风一掠而过的动态，但要用来表达自己想回金陵的急切之情，仍嫌不足，于是又圈去“过”字，改为“入”字、“满”字等。这样改了十多次，王安石仍未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字。当他走到船头上，眺望江南，春风拂过，青草摇舞，麦浪起伏，更显得生机勃勃，景色如画，他觉得精神一爽，忽见春草碧绿，这个“绿”字，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字吗？一个“绿”字就把整个江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动人景象表达出来了。于是他把原诗中“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句，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的选择使全诗大为增色，整首诗都活了。这个“绿”字就成了后人所说的“诗眼”，后来许多谈炼字的文章，都以此为例。
我国现代谈及语言材料选择的学者、作家、修辞家，更是举不胜举。其中，把语言材料的选择作为修辞和修辞学定义的中心内容的，应以吕叔湘、张志公二位先生为代表。吕说“修辞学，照我的看法，应该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语言手段之间——各个（多少是同义的）词语之间，各种句式之间，各种篇章结构之间，各种风格或叫文体、语体之间一一进行选择，选择那最合需要的，用以达到当前的特定的目的’”，张说：“什么是修辞？修辞就是运用语言的时候，根据一定的目的精心地选择语言材料这样一个工作过程”。两位先生的定义，中心都是选择语言材料或手段，张先生还指出这种“选择”就是修辞的“工作过程”。吕叔湘、张志公二位先生把选择语言材料或手段作为修辞或修辞学定义的中心内容是有充分根据的，是可信的。这一定义确实比较恰切地概括了修辞的一部分活动，抓住了修辞的部分本质属性。三、“调整语辞”说“调整语辞”说是陈望道先生的创见。1932年陈望道先生发表《修辞学发凡》，书中这样定义修辞：“修辞原是传情达意的手段，主要是为着情和意。修辞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陈望道先生定义的修辞的概念内涵明显要大于修辞格，这一定义的提出在当时非同凡响，它将修辞学从当时“衰败”的格局中拯救出来，“突破了传统修辞学就修辞而研究修辞的狭窄眼界，提出了一些有创见性的理论”，他把口语和白话文也纳入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认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不只限于修辞现象，还应包括修辞观念。陈望道先生把“修辞”称为“调整语辞”，并把修辞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类。“积极修辞”简单地说就是指辞格，即我们传统上认为的修辞学的主要内容，而“消极修辞”其实就是用适合的语言来表达适当的内容。从陈先生的定义看，真正常用的，无论是日常口语对话，还是书面表达，“消极修辞”才是真正体现“调整语辞”主旨的修辞。而传统观点认为根据内容、体裁恰当地表达是低级的，而且，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观点强调文采，“文”字的本义就是“纹饰”, “纹”字就是“文”字，这样一来使得真正的“修辞”一直不受重视，被冠上了“消极”的修饰语。也正是由于这种长时间的忽视，使得“消极修辞”根本没有系统的理论，而传统的修辞学则只讨论辞格。《修辞学发凡》出版后，陈望道先生的定义为大多数学者所普遍接受，该书被称为“千古不朽的巨著”。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科学、系统的修辞学著作；陈望道先生也被冠以“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的称号。当今，我们探讨汉语修辞学的时候，往往指的就是以陈望道先生为代表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他完备的修辞学系统阐述，不仅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并确立了研究的方法和范式。四、“说服、论辩”说
我国最早运用修辞术的是先秦时期的论辩者和游说者。春秋战国时代，“士”几乎没有不游说的，孔子、墨翟、管仲、商鞅、李斯、苏秦等，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游说之士，他们凭借精湛的修辞技巧，用语言打动君王，或实施政治主张，或取得高官厚禄。然而，上书谏诤人主并非易事。因为被谏诤者高高在上，处在强势地位，谏诤者的生杀皆掌握在他的掌心，稍有失误，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也正因此，进谏者往往会在文辞的选择和组合上下很大的功夫，特别讲究语言的修辞技巧，以说服人主接受自己的主张。因此，在当时，中国的修辞术得到了论辩者和游说者的重视，各种修辞技巧在古代游说之士的言语中得到了应用和扩展，修辞的实用价值也十分明显，只是当时还未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
而在西方，修辞是最古老的艺术之一，在古希腊、古罗马，修辞术与雄辩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修辞是一种说服、论辩的技巧或艺术。一方面，修辞学的发展与诉讼有关，当时西西里岛被逐的市民回岛后，为了争回以前被没收的财产，他们便提出诉讼，诉讼有利就能争回财产，于是，人们非常注重雄辩的技巧。另一方面，基督教徒为了宣传信仰，更好地坚持真理，而驳斥各种异端邪说，说服对基督教心存疑虑的人们信奉基督，也十分强调“论辩”的技巧。修辞在西方的出现不仅历史相当久远，而且从一开始就具有系统化的色彩，是作为一种“修辞术”加以讨论的。亚里士多德（Aristode）《修辞学》（约公元前330年）开篇第一卷中，便鲜明地亮出了他对修辞演说的解释，指出修辞是“论辩术的对应物，因为二者都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是“使人智慧的语言艺术”，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涉及语言的行为功用，旨在说服或打动听众并改变世界。它和论辩术“都是用来论证一般事理的，所以不属于任何一种专门科学”，而属于一种艺术。按照艺术的原则，修辞学同或然式证明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修辞“是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性证明，能由法则和我们的能力提供的或然性证明”，这是一种在一定的修辞情境下产生的通过思辨发现适当的、说服别人的方法的能力，是一种以让听众形成判断为目的的论辩的艺术，此过程中听众所形成的判断是表达者已经事先预设好的，带有某种倾向性的判断。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定义，可以说奠定了西方古典修辞学以“说服”为目标，以修辞式推论（或然式证明）为动力的理论基础。由此可知，西方的修辞并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虚幻理论，而是有着实用价值的“技术”，谁掌握了这种技术，谁就有了说服别人的魔力。因此修辞学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的修辞学研究中，比利时的奇姆·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与英国的斯蒂芬·图尔明（Toulmin）都对论辩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其理论对新修辞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现代论辩研究的“文艺复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研究论辩的较著名的学者是韦恩·布洛克瑞德（Wayne Brockriede）与道格拉斯·埃宁格（Douglas Ehnlnger），布洛克瑞德等无不受亚里士多德修辞观的影响。所以，“说服、论辩”说既是西方修辞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也一直占据着修辞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五、结语
有关修辞的定义除上面提到的较有影响的几种说法之外，还有很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有了空前的发展，不少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修辞的定义进行了独到的论述。在西方，修辞学更是横向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修辞哲学、功能修辞学、认知修辞学、生成修辞学、文体学、会话修辞学等，因而，修辞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的定义是有差异的。
通过对修辞定义的再认识，可知任何理论的创建都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任何理论只有在变化中求发展，才能完善和生存下去，修辞学理论也不例外。陈望道提倡要做“古今中外派”，即“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在强调“继承性研究”的同时，他还强调“创造性研究”，强调在“认清对象”的基础上“探求规律”，要“有所创造和发现”。吴土艮先生在《现代修辞学呼唤与时俱进》一文中呼吁“修辞学理论必须适时扩张与自我完善”，要在理论“突围”上下功夫。“修辞学要善于破茧羽化，用多学科营养补给修辞学，升华到一个新高度，使之不断完善。”的确，我们不能将对修辞定义的理解局限于某一修辞现象，当代西方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根据修辞定义的进一步扩张，提出了新修辞学“同一”的思想，并且将修辞定义扩大至非语言成分的范围，因而丰富了修辞的内涵，打破了修辞仅仅是一门“言辞艺术”的框框。因此，中国修辞学者也应改革创新，做到与时俱进。修辞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学科，应该不断吸收各学科的理论营养，以此丰富发展自身，这样才能焕发活力，永葆青春。（彭建玲）近二十年甲骨文句法研究综述一、引言
自1899年王懿荣首先发现甲骨文至今，已经超过百年。在这一百多年之间，先后有10万余片甲骨文出土。自刘鹗《铁云藏龟》出版以来，各种研究著录甲骨文的著作层出不穷。但是大部分的著作都是记录考证甲骨文，主要将甲骨文作为文字学的材料来研究。可以说，在甲骨文的识读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可以认识的字已经有1100多个。但是向熹的《简明汉语史》、王力的《汉语史稿》等汉语史著作，都没有提到甲骨文的语法。由此可见，我们对于甲骨文的语法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没有将它纳入整个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范畴，而甲骨文的语法研究也大多集中在词语的研究上，大部分是借用文字学的成果。在甲骨文研究走过了百年的研究历程后，现在我们应该逐渐加深对甲骨文语法研究的认识。二、发展内容
近20年来，甲骨文研究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特别是语法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文将着重对甲骨文语法研究中的句法研究作一番回顾和小结，因为句法研究是语法研究中特别重要的一块，而且和以后的汉语语法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
这一时期的句法研究成果多是研究某种或几种句型的论文，在此加以分类介绍。（一）动词句型研究
在甲骨文中动词句形式多变，种类繁多，特别是祭祀动词句，可以说只要弄清了动词句的句型，也就基本上弄清了整个甲骨文的句型。研究甲骨文动词句型的论文有徐朝东《甲骨卜辞中“V有N”结构初探》、喻遂生《甲骨文单个祭祀动词句的转换和衍生》、朱习文《甲骨文位移动词句句型结构》、贾燕子《甲骨文祭祀动词句法语义研究》和《甲骨文多祭祀动词句定量研究》等。
甲骨卜辞中常见的“动词+有名词”（V有N）结构，以前很少讨论。徐朝东《甲骨卜辞中“V 有N”结构初探》从语法、语义、语用的角度对“V有”式（一些特殊现象除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V 有”是个动补式的复合结构。喻遂生《甲骨文单个祭祀动词句的转换和衍生》通过总结归纳甲骨文的单个祭祀动词句，根据转换生成语法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了单个祭祀动词句的衍变过程和由此产生的50多种句型。他认为单个祭祀动词句可以分为双宾句、单宾句、无宾句等基本句型，在基本句型的基础上通过移位、添加介词、省略等方式，又可转换出各种变式句型。朱习文《甲骨文位移动词句句型结构》从语义角度对甲骨文的动词语法进行了分析，专门探讨了甲骨文中表示位置移动的动词的句型结构及分布情况，进而与先秦典籍进行对比，指出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另外还指出了甲骨文位移动词句所表达的位移概念。贾燕子《甲骨文祭祀动词句法语义研究》运用配价理论，讨论了甲骨文祭祀动词的语义格成分同现的情况，以及语义格同现的句法位置制约的情况，对祭祀动词的句法语义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甲骨文多祭祀动词句定量研究》则根据转换生成语法的基本原理，结合统计的方法，详尽描述了甲骨文多祭祀动词句的衍变、生成过程，通过数据分析了多祭祀动词句的句型结构、句法成分和神祇、人事、祭牲名词语法功能的频率差异，探讨了甲骨文祭祀动词的句型变换、施事主语出现与否、基本句型与变式句型的频率差异。（二）“×”字句研究
甲骨文中带有某一特殊字的句型特别多，它们出现的频率高，有的与所有的汉语发展有传承关系，还有的仅仅只在甲骨文的史料中出现过。这样的句型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研究的。专门研究这方面的论文有张玉金的《论宾字句的句法结构》《祭祀卜辞“遘”字句的句法分析》和《论甲骨文“御”字句中的单动句》、陈年福的《卜辞“御”字句句型试析》。
在甲骨文的祭祀卜辞中，“宾”字句是非常常见的。张玉金在《论宾字句的句法结构》中首先分析了“宾”字的含义，然后逐一归纳分析了“宾”字句的句法结构，史料翔实，分析充分。在《祭祀卜辞“遘”字句的句法分析》中首先指出，在甲骨文卜辞中常见的“遘”字，指的是一种祭祀，意思是迎遇鬼神。在此基础上，文章首次对“遘”字句的句法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这种句子的主语是“王”，但经常不出现；其主要动词即是“遘”，其用法是为动，同“王宾”卜辞中的“宾”是一样的；“遘”的为动宾语一般是动词语，或者是祭祀动词，或者是祭祀动词词组。在《论甲骨文“御”字句中的单动句》中，张玉金认为，所谓“御”字句是指含有祭祀动词“御”的句子。它以核心元素确立句型，以强制同现成分确立基本句式，以随意同现成分确立扩展句式，以语法空位确立基本句式和扩展句式的变体，全面描绘了甲骨文中“御”字句句型句式系统的面貌。“御”是卜辞中常见的字，常见的意思是作祭名。陈年福的《卜辞“御”字句句型试析》对复杂的“御”字句进行了穷尽性的研究。（三）特殊句型研究
特殊句型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点。而对甲骨文特殊句型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它可以把汉语史的发展衔接起来，使我们可以系统地看到汉语的发展。专门研究这方面的论文有郑继娥的《甲骨文中的连动句和兼语句》、董莲池的《甲骨文中的于字被动式探索》、刘青的《甲骨文中的主谓宾句和主宾谓句》、张国艳的《甲骨文介宾短语研究》、甘露的《甲骨文中的双重否定句》、张玉金的《关于殷墟甲骨文中有无被动句式的问题》和《论殷墟甲骨文中的兼语句》。
连动句和兼语句是甲骨文复杂谓语的一部分，管燮初的《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已经有所论及。郑继娥的《甲骨文中的连动句和兼语句》在此基础上对甲骨文的连动句和兼语句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对其进行了分类和讨论。董莲池的《甲骨文中的于字被动式探索》通过对甲骨文中于字句的研究，提出汉语于字被动式可以溯源到晚商时期。刘青的《甲骨文中的主谓宾句和主宾谓句》对甲骨文的主谓宾句和主宾谓句进行了定量分析，以确定甲骨文的语序特点，从而探讨与汉藏语系中其他语言的关系。张国艳的《甲骨文介宾短语研究》从介宾短语的成分构成、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方面对甲骨文中的介宾短语作了全面的描写，对甲骨文中的介宾短语有了整体上的认识；并把它与现代汉语中的介宾短语作了对比，期望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与联系，试图从介宾短语这个角度说明甲骨文语言的语法虽已初具规模，但仍很简单，处在语言发展的初级阶段。甘露的《甲骨文中的双重否定句》对甲骨文中的双重否定句作了穷尽性调查研究，指出甲骨文中的七个否定词可以组成十种双重否定形式，而这些双重否定形式又分为两大类：（1）动词+副词/副词+动词；（2）副词+副词。同时还对双重否定句中的语义语用作了分析。张玉金的《关于殷墟甲骨文中有无被动句式的问题》通过探讨甲骨文中“若”的意义和用法，研究了殷墟甲骨文中有无被动句式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在殷商时代确实已存在“于”字式被动句。《论殷墟甲骨文中的兼语句》根据兼语句中兼语之后句子成分的不同，同时也根据兼语在语句中位置的不同（前置或后置），把甲骨文兼语句分成八种句式。每种句式内又根据句子成分隐现的差异，分成不同的句型（共有112句型）。文章还指出殷代常见的兼语句句型对使令动词为“呼”的兼语句和使令动词为“令”的兼语句的区别也作了讨论。三、结语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甲骨文的句法研究在甲骨文考据研究的基础上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最新的语言理论运用于甲骨文的句法研究，例如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语义分析理论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的新方法、新理论会给甲骨文的研究带来越来越多的新成果。（饶春）汉语“购销”域语义框架建构及应用研究
汉语词汇不是杂乱无序的，词义的系统性和网络性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形式还是意义都有相近的思维认知方式。我们认为，从语义框架方面形成的词汇聚合关系，比使用词性词类形成的聚合关系更有体系性，针对第二语言词汇教学，在一定领域中找到词汇呈现的体系性及其相互之间词义上存在的联系性，有利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批量学习和记忆词汇。一、框架语义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菲尔墨（Fillmore）在格语法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这是一种从人们理解语言的角度来阐释词义的理论。他提出：“框架语义学提供了观察词语的意义的一种特别的方式，同时也试图刻画一种语言产生新词和新短语，以及向已有的词语里增加新的意义，或将一段文章中各成分的意义组装到一起，从而形成整篇文章的全部意义等等所需要遵循的原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