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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2 12: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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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理宗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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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手

美丽的手试读:

作者自序 社会组织要做“美丽的手”

从事社会组织工作虽然不能像为商,可能成为亿万富豪,也不可能像为官,可以惠泽一方,但是,它能从中学习许多安身立命、提升素质、陶冶情操的知识和本领,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样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尊重,同样是一种发挥自己优势、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同样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在这条职业道路上,我已经艰难并快乐地走了15年,在这短暂而漫长的时间里,我从福田区民营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起步,历经深圳市民营企业家商会执行秘书长、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秘书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秘书长等角色,一路走来,机会与挑战并存,无奈与精彩同在。伴随中国社会组织的日益发展,自己也在不断由幼稚走向成熟,并留下许多让自己想起来依然心潮澎湃的场景和美好的人生记忆,其中有两件事我将终生难忘:一是2002年由我牵头组织空军50名团营级自主择业干部到深圳民营企业见习培训,开创了我军军转史上就业与安置的新模式,这一举措得到国务院军转办、总政治部、空军总部、企业界及社会各界广泛赞誉,《解放军报》为此做了八评报道。第二件事是由我会与三和国际集团斥巨资联合主办了连续六届规模宏大、影响广泛的“深圳孔子文化节”,这两件事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此外,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开创了许多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新模式,如信用互助会、科技工业园、风投基金等,许多商会纷纷效仿我们所开创的新模式。

社会组织对中国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历史悠久,但理论和经验都相对缺乏的领域,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社会体制改革,我为能全身投入这一伟大的改革洪流中而感到无比自豪。毋庸讳言,截至目前社会组织发展没有太多理论可供指导,也没有太多优秀的经验可供借鉴,大部分组织都像当年改革开放初期做企业一样,靠一腔热血,“摸着石头过河”,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许多代价。身边许多朋友,包括政界、商界、学术界、社会界的朋友,特别是许多同行都鼓励我、支持我,希望我做一些适合当下环境的社会组织发展理论和经验的总结,自感才疏学浅,功力不足,但仔细想想,这也是我们作为社会组织职业工作者的一份责任,一份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经再三考虑,于是从去年开始筹划这本书的写作。其目的:

一是为了对自己从事那么多年的工作进行一段小结和梳理,以便进一步明确方向、清晰战略、扬长避短、重新出发。二是为了更好地与关注、关心、参与或全身投入社会组织发展的政府官员、商界人士、专家学者,特别是同行们进行交流切磋。三是试图做一些深度的理论研究,为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创新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同时,对自己也是一种提升和超越。

为此,近一年来,花了许多时间,与社会各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对自己走过的职业道路做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大量阅读与社会组织相关的各种书籍。通过写这本书,我深刻感受到著书立说的艰辛,我经常深夜两三点从床上爬起来,记录下稍纵即逝的灵感,也常为思考一个问题而彻夜难眠。对一个问题苦思冥想时,经常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但在不经意间却“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时,自己也为这种精神所感动。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这本书取名为“美丽的手”?很多年前就读过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也读过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人们把前者的核心思想归纳为“无形的手”,而后者称为“有形的手”,前者主要强调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后者力举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绝对力量。而一个稳定、健康、有序、和谐的社会,政府和市场必不可少,但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同样不可或缺,只有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基础和力量,才能相映成趣,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于是,我就攀龙附凤地、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把这本书命名为《美丽的手》,虽然有点牵强,但也不失逻辑。“美丽的手”寓意为社会资本、社会行为、社会道德、社会精神,希望通过社会组织的努力,让成功者更高尚,让普通人更充实,让社会更稳定,让世界更美好,让社会组织成为人人都喜欢的“美丽的手”。社会组织主要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和慈善组织为主体的机构,或者说是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这种表述具有明显的具象性,能够让人产生美好的联想。同时,社会组织从事的工作确实是本着自愿、公益、互益的原则,并折射出慈爱、奉献、德性、利他等人性的光辉。我观察到,我们对社会组织的价值认识还停留在相对粗浅的阶段,甚至是盲人摸象,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去挖掘、了解、认识、运用它的价值,无论对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法律等多个领域的价值,都有待深度开发。

本书的理论基石是广泛地运用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宗教学、人类学的思维方式、价值原理和学术视角,力求用独到的眼光及触角,拨开纷纭复杂的现象,去透析商协会、慈善组织的本质,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组织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属性以及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努力追溯历史封存的足迹,客观厘清历史的脉络,真切感受当下社会组织发展的心跳,并用逻辑的抽象来演绎未来发展走势和剖析社会组织发展的客观规律。

通过对社会组织的人格、行为、文化的认识及深层的人性分析,揭示社会组织的发展动力、源泉和心理机制,以及对商协会、慈善组织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路径的探求,以期达到对它存在的历史价值、当下价值和未来价值的价值判断,同时还分析了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及社会制度。此外,本书还大胆描述了当下和未来社会组织在不同环境、不同的发展阶段该如何设计战略前景,对它的功能价值、角色定位、生存模式、素质建设、能力建设、品牌创立等大家认为最重要、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给出参考答案。同时,积极倡导利他精神,号召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社会组织建设,呼吁大学生投入社会领域的创业与发展中。

本书不少文章是我的演讲实录,这样减轻了伏案笔耕之苦,但同时带来了某些表述上不精确之患。同时,此书也是我在社会组织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处女之作,由于知识、视野、时间、经验所限,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本书的顺利面世,要感谢许多领导、朋友、同事对我的长期支持,特别是孙安民先生、刘永好先生不辞辛苦地为我作序,感谢我的同事钟红娟女士花费大量时间为此书进行文字的记录、校对和编辑,如果没有他们的鞭策和支持,就没有这本书的顺利分娩。

推荐序一 让“美丽的手”创造美好未来

全国政协常委

原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

原北京市副市长

理宗先生关于社会组织建设的书《美丽的手》即将面世,他邀请我作序,作为朋友,也作为一名商会工作者,我一直希望他能将自己在社会组织方面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与社会各界分享,所以我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

我一直赞赏柳公权“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创作准则,以书观人,我看到了一个对社会组织事业执着追求、对工作充满激情、对纷繁复杂现象总有新的见解、对美好精神世界不懈求索的作者形象。他在担任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秘书长期间,以深厚的理论修养、完善的知识结构、丰富的实践经验得到了主管领导的好评,特别是他澎湃的工作激情和极具感染力的口才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也因工作关系而结缘。

也许是传统的道德准则和文化基因的根植,在他身上,非常深刻地烙印着“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志向胸怀,在与人的交往中,他总是遵循成人之美的原则,喜欢“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重视友情,具有高雅的情致和仁爱的情怀。正是他这种理想主义的心理气质,让我们有了交流对话的基础。此外,他身上更充盈着自由飘逸的浪漫气息。无论对事还是对人,他的“古道热肠”都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在他的带领下,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积极进取、充满活力、极具影响力的商会。他创新了商会的服务模式和运营模式,以“雁群投资模式”推动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以推动会员之间“互为顾问、互为董事、互为股东”工程,使商会互助合作的文化蔚然成风;多只创投基金的成立,为成长中的中小科技企业服务;帮助企业在美国、澳大利亚、香港地区和国内上市,为科技企业插上金融的翅膀,这些开创性的探索对商会协会和社会组织来说,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重要启示。

我曾经参加过由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和三和国际集团主办的大型公益文化活动“孔子文化节(深圳)”,文化节已经坚持不懈地办了六届,通过对民族文化精髓的弘扬和传播,传递仁爱、奉献的理念,吸引了成千上万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谦虚的学生,对学问孜孜以求。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具备广泛的学术视野和系统性、结构性的思辩能力,因此,也才有了《美丽的手》的面世。

今天,在中国社会迎来转型之际,社会组织将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结构、强化社会治理、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但社会组织的系统理论研究还有待加强。他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资深社会组织从业者,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重任。《美丽的手》将启发大家理性地、客观地、系统地去认识本质,发现规律,坚定信心,探寻方向。掩卷凝思,我有几点体会:

1.书名非常好。《美丽的手》具象性和意象性兼具,既是形象的描绘,又让人有无限的想象空间。通过与亚当·斯密“无形的手”和凯恩斯“有形的手”的联想,勾勒出社会组织的身份和形象。“美丽”一词的价值内涵赋予了社会组织在心理学、哲学、美学等方面更深邃的想象。

2.方法很多元。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去剖析社会组织的生成机理、治理结构、发展逻辑及现实境况,众多理论交织成一条思想长廊,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轨迹铺陈出一幅历史画卷,对社会组织发展阶段、发展特征、发展模式的条分缕析又让我们触摸到时代脉搏。

3.结构有特色。类似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结构,各篇章之间看似没有严密的体系,但无论是对理论内核的分析,对商会的本质、慈善的逻辑的论证,还是对各类社会组织运营要素的总结,都始终围绕主题来展开,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和理论的演绎,论证主题的思想合理性、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正如他自己所言,只有这样的结论才是具有历史价值、当下价值和未来价值的。

4.语言很生动。听过他演讲的人都会给出这样中肯的评价,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的演讲总是激情飞扬、妙语连珠、文采斐然,同时又情真意切、生动幽默。书中不少篇章是他的演讲实录,所以语言的现场感、互动感和即兴感很强,像“慈善是人类的自我救赎”“商会是利己的商人组成的利他的组织”“投身社会组织发展的洪流,挥洒自我实现的汗水,搭建成就梦想的殿堂”“如果你是一位企业家,这辈子如果没有当过会长,此生就算白活”,还有“社会组织要谨防‘三化三无’”等,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既简单朴实,又深刻有力。

正如书中所言,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竞相涌现,社会组织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将来临,如何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急需思想基石和理论指导。《美丽的手》意图只在于抛砖引玉,吸引更多人展开对理论的探讨,从而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我对社会组织工作有着深厚的情结,所以我非常支持他的观念与努力,也确实希望社会组织从业者多一些理论意识,多一些创新意识。希望大家都能不断探索,让社会组织这双“美丽的手”描绘出更美丽的图画!

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我想,能如此,也正是他的愿望吧!2015年7月于北京

推荐序二 总是充满激情和想法的王理宗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人大代表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相识于1999年在广州的一个论坛,当时王理宗先生带了30多名民营企业家参会。在休会时他对我说:“新希望集团是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我希望带深圳的民营企业家到新希望学习交流。”他态度很诚恳,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让人难以拒绝,同时我也希望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企业家多些交流,于是欣然答应。一个月后,他带领50多位企业家到我公司,我们交流得很深入,我介绍了新希望的发展战略、发展路径、决策方式、管理结构及公司的主要产品,他们也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我们的友谊从此开始。

我每次到深圳,他都会邀请一些企业家和我进行交流,他和我谈得最多的就是经营商会的理念和商会的发展情况,对于他独具创见的企业家之间“互为顾问、互为股东、互为董事”工程,我印象深刻,而且很受启发。他不仅性格开朗、为人诚恳、办事踏实、乐于助人,而且精力充沛、激情四射。说话语速很快,思维很敏捷,总结概括能力很强,交友广泛,记忆力也很好。他演讲从不拿稿件,总是声情并茂,全情投入,充满感染力,知识面广,点子多,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渐渐地我们成为好朋友。

他曾邀请我参加过几次他组织的论坛和年会,每次活动都是规模宏大,企业家云集。商会的会员和企业家都对他特别尊重,他们告诉我,他是一个特别乐意帮助别人的人,而且从不谈代价,思想很活跃,总能给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大家都愿意和他交流,有事也愿意找他商量。后来,他请我做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的名誉会长,我也就高兴地接受了。

2007年,他组织了100多位企业家和我去越南考察,并拜访时任总理及多位部长,目的是想在越南建设一个工业园及广东产品展示中心,这也显示出他观念的超前和对市场的敏感及战略设计能力。随后,他又游说我与商会合作建立创投基金,支持科技企业的发展。于是,我们有了真正的合作。

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是我见过的最有凝聚力、创新力和合作力的商会,这与他全身心投入商会事业和独特的经营风格是分不开的。我认为,他天生就是一个做商会的好材料,他在这个行业打拼了15年,积累了很多经验,同时又善于进行理论思考,“美丽的手”这个名字取得很好,给人以美好的想象,符合社会组织的特质,此书既有理论的探索又有实践的总结。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需要有更多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分享,我认为这本书很有价值,特别是对担任社会组织负责人的会长、理事长、秘书长们,值得大家花时间去看一看。2015年7月

对话:我们需要这双“美丽的手”

■2015年3月18日

市场是无形之手,政府是有形之手。我由此想到,社会组织同样是一只重要的手,而且是一只美丽的手。“美丽的手”是社会组织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回答了“我是谁”,道出了“我能做什么”,也指明了“我该做什么”。

从事社会组织工作十五年,我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组织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市场是无形之手,政府是有形之手。我由此想到,社会组织同样是一只重要的手,而且是一只美丽的手。这只美丽的手可以弥补市场之手的失灵,也可以弥补政府之手的失效。对于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来说,“美丽的手”这种明确的定位,不仅解决了身份疑问,也提升了功能效用。

2014年底,我将自己近年来的演讲及理论文章做了一番梳理,明确提出“美丽的手”这个概念。《深圳商报》资深记者钱飞鸣长期关注商会进展,和我探讨后刊发了《社会组织要做“美丽的手”》一文,在行业内引发极大反响。很多同行表示,“美丽的手”是社会组织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回答了“我是谁”,道出了“我能做什么”,也指明了“我该做什么”。

我为此深受鼓舞,并萌生了出版《美丽的手》这本书的念头。为了能够更好地表述我的观点,我邀请《深圳商报》资深记者钱飞鸣进行了一次对话,从理论基础、现实挑战、自我革命、创新前景等四个方面说说这双“美丽的手”。PART1 第一部分 “美丽的手”美在何处?“三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钱飞鸣:用“美丽的手”来定义社会组织,您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概念出来之后,反响很大,无论是民政部的官网,还是大大小小社会组织的网站,都积极地进行转载。我们可大体这样来理解,按照经济学理论,市场是“无形之手”,政府是“有形之手”,两手推动经济发展;按照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成熟的社会又是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足鼎立各自发挥作用。按照您的表述,“美丽的手”和市场以及政府可以相提并论。

市场的“无形之手”是规律之手,政府的“有形之手”是规则之手,社会组织从效果上形成“美丽的手”,“三手”一起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按照功能划分,“美丽的手”的提法明显有别于“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这个“美丽的手”和“有形之手”“无形之手”如何相提并论?“三手”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王理宗:说实话,我有点攀龙附凤。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泰斗,他的《国富论》开创了自由市场经济,市场被称为“无形的手”;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倡导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来解决经济失衡,我们由此将政府称为“有形的手”。我希望借助这两个深入人心的概念,来让大家联想式地认识社会组织这双“美丽的手”。

可以说,“无形的手”更多是突出市场规律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形的手”主要突出政府的调控来促进经济发展。而“美丽的手”更多是运用社会资本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社会的发展。“三手”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出发点是一致的。前两手的中心是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美丽的手”既是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也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它是政府的助手,是市场的帮手,是社会的操手。

第二,从路径来看,“无形的手”主要通过市场规律、价格机制来发挥作用,看似无形,实际上是通过有形的运作来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凯恩斯所说的“有形的手”,是通过政府权力,宏观调控的权力、货币发行的权力,还有利益调整的权力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的。

社会组织更多是运用社会资本。在我看来,社会资本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可以是信用,可以是规则,也可以是道德。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人的声誉、品牌、口碑,这种无形的东西能形成资本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整合各种生产要素。拿商会来说,商会本身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更多的权力,但因为商会的口碑、形象、信用,它就可以整合很多企业资源、企业家资源,通过搭建各种公共平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协助行业管理,推动社会管理,它既直接推动经济的发展,又为社会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服务。

第三,从资源的角度看,“无形的手”运用的是市场的自然资源,政府更多是用制度资源,而社会组织更多是应用人脉资源、口碑资源、信用资源。可以说,社会组织运用的是一种隐性资源,也是一种无形资源。比如我们讲的乡规民约,一个组织中共同遵循的理念和硬性规则。

在这三者之间各有各的责任,既不能缺位,也不能错位,更不能越位。如果政府干了市场的事,政府来配置市场资源,它导致的结果是市场失灵,如果政府干了社会的事,就会导致社会的活力不能得到有效激发,社会的主动性不能得到很好的调动,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危机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

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已经表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办社会,政府一竿子戳到底,所有事都办了,深度够了,力度不够;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用力过度,本来政府应该更多干宏观的事,但同时它把微观的也干了,比如说我们制定各种产业发展战略,通过财政和税收来扶持行业发展,这就是用力过度。只有社会干社会的事,政府干政府的事,市场干市场的事,各司其职,各为其主,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一个社会三足鼎立之势,这三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托,相互推动,缺一只手都不行。

中国社会因为经济体量非常强大,政府也强大,但社会力量相对较弱,所以我提出“美丽的手”,是为了使三手交相辉映,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厘清定位才能厘清方向

钱飞鸣:投资、出口、消费,我们常说拉动经济发展是这三驾马车。套用这个说法,我们也可以将市场、政府和社会比喻为三驾马车。如果三匹马力量不一致,就容易偏离轨道。现在,社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如果它的力量较弱,那么马车就很容易跑偏。在我的理解里,美丽的手实际上就是把社会、市场、政府放在均衡发力的位置上,这在某种程度上给社会来了一次地位提升。

除了理念上的突破,还需要政治上的认同,政府需要给社会组织正名,来解决大家都比较困惑的身份认同问题。原来政府一直过于强势,在给社会组织定位的时候,基本上用“桥梁纽带”这样的字眼,长期这样会造成社会组织对自己信心不足。前两年的广东省两会,您在政协大会发言时就呼吁不能简单用“桥梁纽带”来定义社会组织。您还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本来这个孩子很不错,天天说他笨,本来很聪明,最终结果是真变笨了。提出“美丽的手”,是否能让社会组织告别认同困境,从而不仅提升地位,而且对功能进行丰富,对价值进行挖掘?

王理宗: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个清晰的角色,比如职业角色:董事长、律师、医生;还比如家庭角色:父亲、儿子。角色本身已经定义了他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他的行为模式和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组织角色定位非常重要。比如说在社会中,我们刚才说的推动社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三驾马车,社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只有角色搞清楚,它的功能、作用、地位、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钱飞鸣:简而言之,就是厘清了角色,才能厘清方向。

王理宗:对。只有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研究社会组织的本质。社会组织的本质是什么?商会的本质是什么?民办非企业的本质是什么?智库的本质是什么?它们有什么发展规律?它们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哪里?到底是靠什么驱动,它是靠行政驱动,还是靠经济驱动,还是靠情感驱动,还是靠其他要素驱动?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这些问题都是在角色定位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角色不清还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商会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的确定。如果我们不是独立体,就不能有独立意志,也没有独立的权利、独立的义务,其他就都没有意义。所以这本书首先就要对社会组织的身份认知做出界定。精神价值的传承与弘扬

钱飞鸣:其实,就是先把“我是谁”说清楚,“我是谁”说清楚之后才能说“往哪去”,然后再说“做什么”。“无形的手”侧重经济,“有形的手”属于行政,“美丽的手”是不是应该从人文的层面来理解?或者说“美丽的手”是人类文明真善美的共同财富。我认为,提出“美丽的手”,是不是希望用来修正市场经济中一部分消极因素,用人文的、精神的力量来解决经济的问题?

王理宗:是有这样的考虑。“美丽的手”正是对精神价值的挖掘、传承、弘扬,通过精神传播这种看不见的力量去影响人们的行为。市场经济着重通过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来推动发展,契约关系的背后有契约成本,如果主体之间的信任成本非常高,就会极大地提高交易门槛,就会降低交易效率,同时也影响经济效益。同时,市场经济是种非常直接的交锋,是一种竞争式的交锋,解决问题通常是采取法律手段。要解决纠纷,就要打官司,需要很长的时间,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但是如果通过“美丽的手”,搭建起情感平台、信用平台、纠纷解决的平台,就能极大地降低沟通成本、交易成本、时间成本,还可以抚平由于直接交锋和激烈竞争造成的心灵创伤。

理解“美丽的手”,我觉得有以下几个角度:

第一,从人性的角度。对人性的理解有很多理论,休谟是人恶论,孔子是人善论,这些都是一种理论假设。人性是很复杂的,“美丽的手”既承认人性中有恶的一面,比如自私;也承认人性中有善的一面,比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美丽的手”是以抑恶扬善为价值基础。

第二,通过“美丽的手”宣扬道德修养、人性的光辉,引导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互助。所以“美丽的手”的价值追求是希望在竞争当中形成互助,在互助中竞争,这样会有利于更好地达成有效的规则和制度,会使制度的执行更加顺利,成本更加低廉,同时减少人们违背制度的可能性。期待以开放的心态与世界对话

钱飞鸣:“美丽的手”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能化解矛盾,刚才已经从理论上论证了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价值。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理论创新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国家层面,从十七大开始提出重视社会管理创新,到十八大提出大力发展社会组织,要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社会活力的乘法等,这说明发展社会组织已经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面的视野,但我们也感觉有遗憾,社会组织的理论创新确实是一大短板,而社会也正在呼唤社会组织的理论创新。“美丽的手”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作为首倡者,您认为“美丽的手”对于社会组织理论体系建设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您也可以预测一下,我们可能下一部分在哪些方面会有所突破?

王理宗: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在酝酿这个概念、写这本书的时候,在网上、图书馆做了很多资料收集,发现对于社会组织还没有更多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对商会的本质,对慈善的发展也没有太多很全面的阐述,所以我认为,评价《美丽的手》这本书,可以归纳为几点:

第一,把一些零散性的理论进行了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总结。

第二,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组织的实践进行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梳理。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是努力在做,但更重要的应该是怎么去想。

第三,发展对社会组织研究的方法论,改变单一学科的视角,不仅从经济学来看待社会组织,而是从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管理学去综合系统地进行分析和研究。看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结果,它会产生不同的效益,但是社会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特别是现在社会价值多元化,而且人们的行为不仅仅受到一个因素的影响,所以这本书,主要是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的一种再认识。

第四,探索从中国特色到世界语境的路径,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讲求中国特色,把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那是一种模式,但是我更希望能以开放的心态与世界对话。因为很多事物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在中国和外国是一致的,它是客观的,环境变化影响的只是举措和路径,但不影响方向和战略。

提出“美丽的手”,我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未来希望大家能在社会组织创新突破方面有更多的想法和做法,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进行探讨:首先对它产生发展的规律进行分析。也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厘清社会组织的前世今生,特别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NGO发展模式、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这也是一个角度。其次是对社会组织的角色、功能、定位、价值内涵进行全面梳理,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去引导社会的认知。再次是创新多元融合的学科视角,甚至在学科的创建方面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究。PART2 第二部分 “美丽的手”为何还不美最大阻力是认识问题

钱飞鸣:您刚才说在“三手”的互动中,始终存在政府越位,社会缺位的问题。社会组织一直存在,而且现在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据统计,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组织有八十多万家,加上一些没有登记的数量达到四百多万,但很少有真正产生很大影响的。您用“美丽的手”给自己的出身找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解决了,但是现实中还面临非常多的障碍,而且这种障碍直观体现在政府层面。可不可以说,在“三手”的关系中,是不是和政府“有形的手”更难协调,是不是政府这只手形成的阻力最大?

王理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任何行为都离不开政治,经济离不开政治,社会离不开政治,所以要解决与政府的关系,通俗点来说首先是认识论的问题,既然任何行为都离不开政治,我们就要解决政府怎么看的问题,以及社会怎么看和自己怎么看,但这些都要建立在政府怎么看、政府认为你是谁、你能干什么的基础上。

近几年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应该是有突破性的改变,逐渐认识到它存在的功能、价值和作用。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社会的力量在不断壮大,社会组织在不断发展,社会组织所做的工作和贡献得到政府的认可,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在逐渐转变,但对其定位还没有太大的突破。比如说商会协会,在各种文件当中还是“桥梁纽带”,这个定位就束缚了商会协会的积极性和发展思路。

钱飞鸣:我印象很深。两年前的广东两会上,您呼吁政府行文慎用或者不用“桥梁纽带”这个说法,因为“桥梁纽带”一方面是弱化了社会组织的功能,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社会组织的价值实现。

王理宗:“桥梁纽带”的表述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这种表述不能准确地体现商协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角色、功能、价值,不能准确地反映商协会的主体作用及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容易造成商协会工作者及社会对它定位的狭隘化、静态化。这种表述还会在资源配置上使社会组织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资源,如果政府能够认识到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就能够将社会组织的发展要素向社会释放和倾斜,社会组织的活力将被无限激发,创新也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就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使政府将大量的土地、政策、资金用于推动科技产业的发展一样,一个科学的、理性的、有力的理论将彻底改变社会组织的发展前景和命运。

可以说,政府定位是社会组织当下的第一个障碍。

第二个障碍是政策制度。政策制度从某种意义上它是阳光、雨露,再好的种子、再肥沃的土壤,如果没有阳光雨露,它也很难长成参天大树。

第三个障碍就是自身的经营能力。坊间经常会论证政府为什么不放权给社会组织,就像大人不放心让孩子去干某件事一样,我需要你跑,而你连走的能力都还不具备,所以怕把事情搞砸了。但如果不放手让孩子去走,他可能永远也不会跑,只有在学习走路的过程中才能学会走路。只有让社会组织去做,尽管面临战略视野、经营模式、运营方式、人才团队等问题,但不下海永远不知道水有多深。归根结底,政府对社会组织形成的最大阻力还是来自观念,来自认识。社会组织经济是创新产物

钱飞鸣:“有形的手”怎么看“美丽的手”,您刚才讲得很清楚。政府首先要转变观念,然后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这就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长要素。所以社会组织的创新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应该相辅相成,是一个创新的两方面。

关于“美丽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的关系,您曾经提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说法,叫做“社会组织经济”,就我们的认识来看,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是利他性,没有很明确的利益指向,但又跟经济挂上钩,这会不会使人们对社会组织产生新的误解?而且从字面上来理解,“社会组织经济”是不是能够弥补所谓的市场失灵?

王理宗:我个人认为,经济可以分为传统经济和非传统经济。传统经济是按照大部分经济学家对经济的解读,通过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整合,实现产品生产,通过货币增加来衡量利益。我认为非传统经济显然比传统经济变得更为重要,它的基础理念是创新,通过创新的思想,引入创新的要素,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社会组织经济就是这样的非传统经济,是创新的产物。

怎么理解?社会组织经济就是将社会组织这一新的要素引入生产过程,通过无形的生产要素和有形的生产要素相结合,同时服务于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从而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体现在经济领域的以下方面:

第一,直接服务,作用于经济领域的前端。搭建平台,举办展览,现在国内知名的大型展览基本上都是商会协会举办的,它给企业提供了信息交流和商业交易的机会,并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第二,现在很多商会协会通过社会资本来组织形成控股集团,大家合伙做生意,比如说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我们组织很多基金对企业进行投资,使投资的资金得到了收益,同时也直接推动了企业的发展。还有民办的医院、民办的学校,这些民办非企业机构,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不足,提供的虽然不是经济产品,但对于活跃经济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分配领域,实现了第三次分配,通过社会救助、社会捐赠的财富转移,使穷人得到资助,一方面可以削减社会摩擦,削减贫困阶层、边缘阶层对社会的仇视、对富人的仇视、对官员的仇视,从这个角度它又间接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和互动,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钱飞鸣:您刚才说的第三次分配,社会组织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但从目前来看,社会组织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面,明显还是不足,比如像教育,还有医疗服务。社会组织这双“美丽的手”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外部制约的问题。

王理宗: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对社会的基本保障,它不能满足所有要求,或者让所有人享受高保障,所以其他的更为深入和广泛的服务和保障就必须由社会来完成。拿美国来说,美国有很多私立大学,而且常春藤盟校中的知名大学都是私立的,它都是通过捐助来办学,很好地弥补了政府的公共财政不足和公共资源不足。医院也是如此,大家所熟知的协和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的。所以社会组织不仅能够创造经济价值,能够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美丽的手”,让大家更好地理解社会组织的价值基础、价值内涵和价值诉求,能够树立社会组织的美好形象,给社会传递一种美好的想象,使人们能够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元视角认识社会组织的立体价值。PART3 第三部分 社会组织如何让自己美起来?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

钱飞鸣:尽管社会组织有了清晰的定位,但社会组织还没有掌握发展的主动,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尴尬局面,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目前还不具备很强的生存能力,收入模式也非常单一,所以导致服务能力和影响力差强人意。前面您提到社会组织的数量很多,坊间认为,包括没注册的有400多万家,但真正有影响力的组织踪影难觅。美国的各种基金会很多,比如前面您提到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盖茨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它们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反观中国的基金会,民间的除了壹基金外,具有影响力的屈指可数。作为一名资深从业者,您认为社会组织目前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样的,阻碍其发展的自身因素有哪些?

王理宗:实际上,就社会组织生存状况目前来说,可以分为几大类:

一、挣扎型生存。也就是我提到的“三无”组织——无核心业务,无核心资产,无核心团队,只有一个空壳,有名无实。

二、温饱型生存。靠单一的会费、靠一些低附加值的活动,能够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但是很难有大的发展。

三、可持续型生存。有一定的资源、影响力、模式,对自身的方向、目标、战略有理性的认识,能够持续发展。

虽然中国的社会组织目前还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形成影响力,我们需要有历史发展观,需要发展的信心,同时也需要有耐心。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应该是近三十年才真正有了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所支配,我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组织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至于影响力,社会组织虽然目前还很弱小,但我们要确立未来的发展目标,我认为要树立这样的目标:

一、影响政府制定决策。在西方社会,政府在经济领域,特别是产业政策决策前,要通过商会、协会进行广泛的调研,同时商会、协会参与决策的听证、制定过程。另外很多外国驻中国的商会组织,直接与国家领导层接触,他们访问中国,有不少事是通过商会协会来安排;美国的基金会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慈善捐赠,不仅表现大国情怀,树立大国形象,而且通过这种形式营销他们的价值观,从而对全世界施加影响,这是美国基金会成功的原因,也足以彰显它们对政府的影响力。

二、影响团队的合作。一个组织能不能很好地合作,尤其是在商会组织,大家能不能形成共同投资,能不能认可一个标准,能不能在项目、股权上进行合作,这是对商会成功与否的检验。成功的商会通过影响会员的投资方向,影响他们的发展路径,将个体利益整合起来发展群体利益,并通过群体利益去扩大个体利益。

三、影响产业深度合作。现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行业内的斗争非常之惨烈,我们研发过剩、产能过剩、产品过剩,商会协会如果能使会员在全局思维中进行考量,进行标准规则的制定,可以避免重复研究,调节产能,使企业免于在恶性竞争中手足相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在升级的过程当中,更多是产品输出,但是没有进行产能输出,要解决产能输出的问题,就需要商会协会来进行整体的协调,通过会员之间的联动合作,使某个行业进行整体输出。比如服装行业,可以在调研评估的基础上,将服装产业的原料端、生产端和销售端都进行输出。

四、影响大众价值观。如何看待行业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价值关系,只有行业发展,个人才能得到发展,没有大河哪里有小溪,使大家都能有全局思维、战略思维,这是商会真正的影响力所在。社会组织也有产能过剩

钱飞鸣:任何组织必须先生存,才能谈发展,虽然社会组织从性质上是非营利的,但也必须有一个经济来源。当今社团组织主要还是以收会费作为其主要或者是唯一的生存之本,但随着各种会越来越多,会费也越来越难收,这是一个困境。还有一种情况,有些组织还是依靠政府的权力,通过行政命令来收取会费。最近看了一个报道,讲的是内地某县的消防局,下属的每个科都成立了一个消防协会,而那些企业呢,每一个会都不少。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寻租,是一种严重的政府依赖症。我很想知道,在正常生存难以维系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如何保持其独立性?

王理宗:这个问题在前几年,或者说10年前,基本上非常普遍,但是到现在,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善。特别是在广东省,已经明文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不可以在商会挂职,甚至是退休以后,如果你要在商会挂职,只能是义务劳动,所以已经基本上斩断了政府和商协会的直接关系,也就是政府强迫你去独立,去自己找市场,找出路。政府现在有大量的资源,商会、协会可以代表一个利益群体去与政府进行协商,来丰富自己的职能,同时也从这些资源中寻找自己新的生存路径。

钱飞鸣:您的意思是指政府购买服务?

王理宗:购买服务这种方式是合适的,但对于社会组织来说,还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独立,会费不足以维系生存,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商会协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了。商会协会的同质化竞争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很多企业交了会费后,发现没有得到更多的机会,于是它就退出,所以靠会费生存将日趋没落。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各种不同模式的生存方式,譬如说香港中华总商会,以及东南亚模式,像泰国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它们非常大,因为它们很早就成立了,有很多的资本积淀,而且对商会协会从法规上界定了很多可以以有限公司这种形式出现。与此同时,很多政府的权力已经下放到了行业协会、商会,所以它们实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可以向企业提供购买服务,向社会提供购买服务。我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组织的生存路径会越来越畅通,对会费生存的依赖性就会降低。品牌型社会组织任重道远

钱飞鸣: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您用了挣扎型、温饱型、可持续型,您还说过,未来将会出现很多品牌型的社会组织,从您从事15年社会组织工作的经验,您是怎么划分这个历史过程的?品牌型社会组织又该如何定义?

王理宗:实际上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还是得从政府这个角度来看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我把社会组织在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就是政府对它的认知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看成洪水猛兽,限制发展。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需要高效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建设是第一位的,社会组织当然只能是冻土中的种子。

第二个阶段是谨慎发展。对社会组织这样的新生事物,政府没有太高认知度,也不知道它的价值,所以就像当年对民营企业的态度一样,刚开始是资本主义尾巴,完全限制,接下来让你们先摸着石头过河,看看效果。

第三个阶段进入大力发展阶段,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

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和生存状态,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息息相关:最开始是寄生型,依赖政府,政府给钱,我办事,政府就是我的爹娘。谨慎发展时,没有理论指导,没有太多资源,只能野蛮生长,现在则要开始理性分析,理性生存。

当生存的环境发生变化时,社会组织的形态和发展模式也必须发生变化,寄生型的社会组织将越来越少,直至消亡。野蛮生长型可能破茧成蝶,也可能灰飞烟灭,社会组织的生老病死也将成为一种“新常态”。理性生存的社会组织将承担起创建品牌、发挥影响的历史使命。

品牌对于个人、企业和组织来说,都应该成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品牌是什么?品牌是一种品质,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文化。要成为品牌型组织,必须有品牌化路径,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个性化。个性化才能做到不可替代,才会产生黏度和忠诚度。

二、品质化。比如慈善怎样做到品质化,要真正体现捐款人的意志,要满足捐款人的诉求,要对资产进行增值化运营,同时能够让受捐者满意,产品能够满足多方诉求就是有品质的、用心的。

三、专业化。主要是专业化的人才、专业化的团队。

要成为品牌型的社会组织,目标就是三点:社会对你的认知度,会员对你的忠诚度和社会对你的满意度。做到这几点不容易,因为企业通过产品、通过广告来扩大社会对它的认知度,但是社会组织不合适打广告,社会组织主要是靠文化,以自己独有的文化、气质和特色来推广自己,影响他人。

钱飞鸣: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的认知度,主要是通过感召力,用你的品格和精神来吸引别人支持你、拥护你。那么忠诚度和满意度呢?

王理宗:社会组织要建立满意度也是非常困难的,首先会员是个性化的,多元化的诉求,除了要满足会员的诉求,还要平衡会员诉求和社会利益、政府要求的关系,所以需要社会组织工作者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要达到忠诚度困难就更大了,因为入会自由,退会也自由,我忠诚于你3年,但是我很难忠诚于你10年,为什么?因为企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或者哪怕在兴趣协会,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修养、社会地位、社会身份都在发生变化,要随着变化用非物质产品的方式来去实现他的满足度,并始终让他对你保持忠诚,对你存有期待。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组织的品牌有没有?有,有区域性品牌,或是某个特定的行业品牌,但是用全社会的标准来衡量,用国际性的标准来衡量,我只能说目前难度非常大。PART4 第四部分 “美丽的手”要画出灿烂春天社会组织将呈现七大特点

钱飞鸣:“美丽的手”以一个新颖的概念构建了社会组织发展的框架,在中央大力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背景下提出,可以说恰逢其时,将为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那么在这一理论力量的推动下,请您来预判一下社会组织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将出现哪些变化,而社会组织的创新又应该在哪些点上发力?甚至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预测,来更好地完善中国社会组织的理论体系。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比如深圳已经出台一业多会政策,将来在这方面又会怎样放开?对社会组织现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将来社会组织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仅仅靠会费生存的组织必死无疑,而且会生一批、会死一批,在改革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社会组织会呈现出怎样的一幅景象?又会有哪些特点?

王理宗:随着中央对社会组织的重视,和人们结社意识的觉醒,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和社会改革不断的深入,社会组织在中国可以说是春天来了。春天来了,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万象更新,我想会呈现以下特点:

一、竞争白热化。无论是慈善会、民办非企业,还是商会协会,将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不断会有大批组织涌现,也会有大批组织被淘汰,这个大生产在短期内将处于一个相对无序、混沌的发展状况。各个组织的管理水平、经营能力、创新能力、战略思维都将参差不齐,甚至可说鱼龙混杂,但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二、组织社会化。各种各样的组织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的、法律的、环保的、体育的、娱乐的,还有各种兴趣爱好,就是每个人都会成为社会组织的成员,呈现出由社会组织化向组织社会化发展的趋势。

三、结构纵深化。拿服装行业为例,除了有整体性的服装协会,还有搞裁剪的,还有做设计的,也有搞生产的,搞品牌的,一个行业当中会出现纵深发展的细分性组织。

四、功能多元化。方方面面的功能它都具备,服务个人的、服务组织的,有软性服务,有硬性服务,有高端服务,也有低端服务。

五、人才专业化。我们以为,做好事似乎谁都可以做,但是要把一件好事做好,这是很专业的问题,还是拿慈善来说,怎么募资?怎么设计项目?怎么让捐款增值?寻找什么样的捐助对象?项目如何推进,如何跟踪?这需要专业素质、专业能力。

六、市场国际化。我们现在都是在家门口做,做家门口的事,但未来的趋势一定是面向全球,面向国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在不断降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依存度也越来越紧密,所以我们要以国际化的视野去布局国际化的市场。

七、组织之间的合作化。“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狭隘、割裂的情形会有所改变,分工是为了更好地合作,所以各种组织之间应该进行横向、纵向的各种融合、合作,在互联网时代将点的力量整合成面的力量,做大平台,才能互利共赢。因为现在的竞争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多赢合作。

针对这些新的趋势和变化,社会组织面临的将是一场自我变革,如果不进行自我变革,就会被市场、被社会所淘汰。自我变革就意味着创新,我们也可以说社会组织未来创新的发力点应该关注哪些方面。

观念上,要推动职业化的发展,职业化就是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以此作为生存的路径,以此作为事业的依托,以此作为价值实现的宫殿,职业化就需要有职业精神、职业素质、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系统化建构。

运营上,要提升专业化程度。专业化包括对组织的总体设计、模式开创、路径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特别是组织领导人的专业性、权威性要树立起来,这样才能改变社会组织“万金油”的形象。警惕社会组织的人才挤出效应

钱飞鸣: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人的发展,在于人的推动。再好的定位、再好的战略,如果没有人才,也会变成空中楼阁。所以您通过各种渠道、在很多的演讲中都在呼吁激励更多的人才加入到社会组织的建设中来,特别是鼓励大学生投身到社会组织的伟大事业中,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社工等社会工作者流失率仍然很高,人才困境已经成为阻碍社会组织发展一个很大的瓶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王理宗:我认为需要从几个方面来建构社会组织的人才体系:

一、通过在高校设置相关学科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目前的高校有行政管理专业,也有公共管理专业,但是真正有针对性的,比如商协会管理的、基金会管理的,没有相关学科,也没有相关课程,可以说在社会管理这方面大学课程的设计、专业的设计、人才的培养还是比较缺乏的。

二、通过培育社会认知、政府引导和自身努力,改变社会组织边缘化的形象,提升社会组织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从事社会组织工作以利他为前提,不像做企业那样可能成为亿万富翁,也不太容易当官、成名。既没有丰厚回报,也没有社会给予的成就感,加上本身在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上没有更多的参与空间,这些都对社会组织的人才产生了挤出效应。

钱飞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社会组织,可以作为社会进步的一个典型标志。也就是说明我们社会的整体氛围和文化对价值观的引导更加多元化,从求财、求名到求善的发展,是社会从物质走向精神,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过程。而这种文化和氛围会对教育理念、教育方向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知道,西方的教育中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即你从事志愿工作和社工的时间,他们通过这种强制的制度性要求,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将利他精神、公益精神、公共精神潜移默化地植入他们的心里,培养起社会所需要的心理环境和文化环境。所以,中国的教育制度除了在课程、学科设置方面进行改进,是否在实践环节也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安排?

王理宗:你提到了根本的问题——教育。我们小时候就倡导做“三好学生”,倡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些都将“德”放在第一位,说明我们在教育中是非常注重品德、德行的,这发源于孔子的教育思想,根植于“仁爱”的文化土壤之上。我们的“德”的中心是“仁爱”,与基督教的“博爱”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仁爱源自于农耕经济,农耕经济关注以我的家庭、我的家族为中心的血缘关系和族群关系,它是与我有联系的,由内圈向外圈发展的一个封闭的系统,但是西方讲“博爱”,是开放式的,包容型的,所以在这种文化的张力下,它能无限拓展它的辐射边际。相较而言,我们的“德”只与自身有关,与血缘、地缘和业缘相关,是小德,我们现在缺乏大德之人,在教育制度的安排上,西方的某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当然更加有赖于我们在思想、观念、文化等各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宣传。“高手在民间”激发活力

钱飞鸣:在教育上有所侧重,中国肯定会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视野、大国情怀,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的年轻人。社会组织需要这样的人才,因为这是保持活力和生命力的关键。能否设想一番,社会组织未来在哪些方面找到发光点,而这些年轻人又将如何真正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王理宗:这就是社会组织的未来。我们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思考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社会的需求,尽管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一定要满足社会需求。中国不断成长,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做出了明确定位。就社会组织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仅点明挑战,也表明面临着众多的发展机遇,在教育、医疗、行业发展、慈善救助等等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具体而言,当前有几大领域值得关注:

一、慈善组织。对于一个发展中国来说,我们存在大规模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他们需要更多的教育、医疗和救助资源;另外,我们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很严重,慈善组织的发展空间巨大。美国不到3亿的人口,有200多万家慈善会,中国13亿人,只有几千家慈善会,这是一个巨大的比例失调,而且中国在慈善的思想资源、资本资源和项目资源上都不缺乏,缺的只是制度资源、政策资源,所以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二、民间智库。李克强总理说:“高手在民间。”民间智慧和民间力量不容小觑,他们最贴近民间、最了解民间,也与民间有着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的预测、建议才是最适合微观领域发展的。政府有很多的智库,像美国的兰德公司,他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这就是民间智慧的力量。

三、科技服务类组织。这也是一个重点领域。希望对转型审视有所启迪

钱飞鸣:总理说,我们要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首提“众创空间”。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我们似乎也需要一个类似的成长空间。从政府到社会,再到社会组织自身,都要创造一个空间,让各种创新的思想、创新的言论、创新的政策、创新的模式来共同推动社会组织破茧成蝶。最后,还是请您回到这只“美丽的手”,回到这本理论著作,展望社会组织的理论创新前景。

王理宗:社会组织理论的缺乏不仅有现实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与中国文化的特点直接相关:

一、中国历来重实践,轻理论。中国人知道怎么去干事,勤劳、刻苦、拼搏、奋进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很少去想事物的本质。这与我们的农耕经济传统,与我们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竞争环境息息相关,我们的思维方式重经验,善于归纳,但轻概念和演绎,而西方的思维是从概念进行演绎,通过模型去分析路径,所以造成中国理论往往缺乏完整的系统和严密的逻辑推理。

二、中国重眼前、轻未来。因为我们落后了,所以我们着急,急于发展、急于成事、急于立功,形成了急功近利的普遍心态。大家都急于做大事,而没有耐心成大师。这里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过分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政府讲GDP,老百姓讲发财,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在这种心态之下我们的发展方式以加工制造为主,忽视源头的研发设计,强化了我们的实践文化和加工制造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组织中,也会多加工制造、重复模仿,而忽略了理论创新、模式创新。

现在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期,从文化心态到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都要进行全面转型。当下的中国,需要社会组织这只“美丽的手”,也需要“美丽的手”这样的理论创新。在这一背景下,“美丽的手”希望对反省审视发展基础、发展环境和发展要素有所启迪。随着社会体制的不断改革,社会组织自身的不断发展,在制度拉力、人才推力和文化张力三种力量的合力下,中国的社会组织将会迎来一个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春天。

对此,我充满期待!精彩回放●“美丽的手”,是为了使三手交相辉映,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通过“美丽的手”,搭建起情感平台、信用平台、纠纷解决的平台,就能极大地降低沟通成本、交易成本、时间成本,还可以抚平由于直接交锋和激烈竞争造成的心灵创伤。●桥梁纽带”的表述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这种表述不能准确地体现商协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角色、功能、价值,不能准确地反映商协会的主体作用及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容易造成商协会工作者及社会对它定位的狭隘化、静态化。●成功的商会通过影响会员的投资方向,影响他们的发展路径,将个体利益整合起来发展群体利益,并通过群体利益去扩大个体利益。●每个人都会成为社会组织的成员,呈现出由社会组织化向组织社会化发展的趋势。

《支点》采访:所有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先转

——对话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王理宗《支点》记者 杨向明■2015年1月15日

就个人来说,我最期待政府进行三个转变:从企业型政府转向公共型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从注重微观干预转向注重宏观调控。王理宗会长于2015年1月15日接受《支点》杂志副总编杨向明的采访。《支点》杂志是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主管、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主办的经济观察月刊。

转型升级,是全国两会的热词之一。在经济减速与改革加速并行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转型升级来提供动力。

珠三角地区在转型升级方面有着较好的经验。前不久,围绕转型话题,《支点》记者对话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王理宗。政府不能越位、缺位、错位《支点》: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与新常态一道提及的,少不了转型升级。作为我国经济主要增长极,珠三角对此感受可能更为深刻。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深圳、东莞早已制定了转型升级的战略,也正因为升级得早,才能从容应对。您认为,政府在转型升级中该如何作为?

王理宗:政府该如何作为,实际上是指政府职能的定位。对于政府职能,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定位,很难说哪个是最好的,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形势下选择合适的做法。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今天,进入一个新常态。在这个大趋势下,政府本身也要转型升级。政府该如何作为,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政府不能越位、缺位、错位。《支点》:也就是说,政府不该管的领域和环节尽量不要去管,该管的地方就要管好。在您看来,哪些是政府该管的?

王理宗:转变政府职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出目标和方案。最近两三年来,我国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就个人来说,我最期待政府进行三个转变:从企业型政府转向公共型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即明确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从注重微观干预转向注重宏观调控。那什么是政府该做的呢?我觉得政府职能主要包括维护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保护企业、私人的合法产权,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保障服务。至于市场自身可以处理的事情,尽量让市场去解决。融资难阻碍企业转型《支点》:以珠三角的经验来看,经济转型升级应遵循着怎样的逻辑?

王理宗:经济转型升级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即产业转型与企业转型。在产业转型方面,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大力支持新材料、生物制药等;从“一二三”转向“三二一”,推动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繁荣,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资产评估等。而生活性服务业也需要转型升级,比如医疗、教育、餐饮应从大一统走向个性化、品牌化。

企业转型主要涵盖四方面: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简单加工转向技术创新,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从“一条龙”转向专业分工。

归根结底,转型升级遵循一个逻辑,即由低向高,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要做的,就是制定宏观政策、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支点》:2008年、2009年、2010年连续三年的春节期间,我在珠三角、长三角调查用工情况时发现,有一部分企业对转型感到茫然,自嘲“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直到现在,这个现象依旧存在。

王理宗:企业转型是非常难非常难的事情,动力不足不想转、方向不明不会转、风险太大不敢转。从目前情况来看,最大问题是不敢转,症结在于缺乏资金支持,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另一方面,企业也要以开放的心态,灵活运用各种融资工具。三类企业主导未来的世界《支点》:创新与转型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东莞松山湖有家高科技企业的企业文化是六个字——不创新毋宁死。引领未来潮流的,会是怎样的企业?

王理宗:未来,企业的行业界限将走向模糊,一家企业将具有多个行业的特质,比如腾讯既是一家高科技公司,也可以说是一家文化公司。这种趋势要求企业在每个特质方面都做精,竞争力才会增强。否则,特质多却又不精,边际效应就会递减。

我看好三类企业,它们将主导未来的世界:一是平台型企业,比如阿里巴巴;二是投资型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介入各个领域,复星是这类企业的代表;三是高新技术生产型企业,比如华为。《支点》:您平时和高新技术企业打交道,在粤企当中,哪些企业堪称创新榜样?

王理宗:总体上看,粤企是非常注重创新的。比如,腾讯具有强大的创新基因,它注重商业模式和科技的创新,从而形成集合式的创新,创造出引领时代潮流的崭新的商业模式。

华为值得尊敬,表现在它具有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卓越的创新能力。华为采取的员工持股制度让华为犹如一家“内部上市公司”,员工创造财富,也分享财富。

比亚迪开创了自主电动车先河,其销量进入全球电动车前十,它的创新精神将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三双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支点》:作为商会“领头羊”,您如何评价像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的作用?

王理宗:其实在我们身边,社会组织无所不在,包括商会、志愿者协会、学术研究机构、慈善机构、社区服务组织等,它们的成熟程度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大家通常用GDP来衡量社会或地区的发展质量,这个标准不够准确。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和影响力,也是评价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正进行着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组织是重中之重。社会组织所能提供的服务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在文化、科技、教育、法律、慈善等各方面都能提供有效的服务,而且这些服务为抑制危机的出现,缓解矛盾的尖锐,推动社会的和谐,将起到巨大作用。

最近几年来,政府也日益认识到社会组织作为政府战略合作伙伴的价值,出台多方面的政策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支点》:多位知名企业家介绍,最近您将出版一部关于社会组织的著作。您称社会组织为“美丽的手”,这个比喻富有创新精神。

王理宗:有形的手是无法包打天下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无形的手,虽然看不见,实际上是刀光剑影,竞争残酷。所以需要社会组织这双美丽的手,来弥补有形的手的不足,又可以安抚无形的手造成的伤害。这三双手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支点》:社会组织的“美丽”可以体现在多方面。

王理宗: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角度来观察社会组织,这只“美丽的手”都能画出诸多美丽的图画。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类似行业协会、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推动力不言而喻。从管理学角度来看,社会组织是对依法治国的有益补充,它能够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德信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社会组织体现的奉献精神、利他主义可以推动社会的交流、互动与进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将在人的社会化过程承担重要职能。

社会组织是善意的、温暖的、利他的,也是美丽的,它能衡量出社会治理水平的强弱,也量度出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没有这只美丽的手,任何社会都是残缺的。谁也没有给马云制定战略《支点》:您刚才提到,社会组织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是不是可以理解,社会组织在政府职能转变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王理宗:是的。对市场最敏感的是企业,而对企业最了解的是社会组织中的商会协会。如果政府直接去管企业,有时候可能就是瞎子摸象。让商会协会对企业和行业进行指导服务,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谁也没有给马云制定战略,马云就成功了。可是,国家一鼓励新能源产业,就出现了行业的产能过剩。所以,宏观的方向性战略交给政府,中观的产业战略交给行业协会,微观的交给市场,这样各安其位,经济的齿轮方能链接正常,发挥最大效能。《支点》:我们查阅资料得知,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是我国第一家高科技领域的商会。能否谈谈商会服务企业的经验?

王理宗:现在我们的会员有广东、香港在内的企业6000多家,这6000多家会员中有100多家海内外上市公司,每年销售收入超过2万亿,有全国、省、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00多位。我们商会带领过万余人次的企业家闯关东、走西口、下江南、出海口、挺进中原。近年来,我们累计设立了6只基金,投资了几十家企业,推动了多家企业在海内外上市。《支点》:我观看商会短片时,看到了一句话“定义未来格局,洞察发展方向”。实际工作中,是如何践行这句话的?

王理宗:商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体现在多方面,比如繁荣会展经济、组建控股集团、开展信用互助、协助政府制定行业规划、解决社会就业等。我常常跟同事们讲,我们要重新定义商会功能,也就是实现四种价值:平台价值、模式价值、方案价值和引领价值。平台价值很好理解,就是我们为企业搭架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模式价值旨在解决资源的高效配置,方案价值就是通过个性化方案的设计,使得公益价值由五元变为五千元,引领价值即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力。《支点》:“一带一路”等战略正加快实施,这给我国商会“走出去”带来了机遇。

王理宗:欧美很多社会组织在我国设立了分支机构,我们也应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为我国企业搭建信息平台、生产要素平台、沟通平台等。政府应该将文化、技术、产品交流交给协会商会承担,尤其是文化交流,应该更多依靠民间力量。实际上,我国更需要的是技术、文化、产能、资本的输出,而不只是单单的产品。公益事业转型迫不及待《支点》:公益性是社会组织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公益,也是当今社会的热词。公益价值怎么才能实现最大化?或者说,公益是不是也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

王理宗:我们所有人都有公益之心,但总体上缺乏公益之智。说到公益,大家总会想到捐钱,这是狭隘的、低层次的观念。当前我国处于转型期,公益也面临转型升级问题。所有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先转,正如经济领域的转型一样,我国公益事业的转型也首先需要政府转型。政府掌控的公益资源越多,社会上所用的资源就会越少。公益只有做到民间、自愿、公开、透明,才能快速发展。《支点》:很多企业、名人的捐赠被批评为一场“秀”。

王理宗:这也说明公益事业转型升级迫不及待,至少体现在四方面:由政府主导转向民间主导,由富人捐助转向平民捐助,由机构捐助转向个人捐助,由有形公益转向无形公益。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益不仅仅是富人的事情,也不只是捐钱捐物,比如,很多学校考核学生,都要求完成多少小时的公益劳动等。

商会是商人的家园

商会的本质是维护商人利益、规范商业秩序、推动商业文明进步。

如果一个商会内部没有产生合作,说明这个商会是不成功的。

时下,许多人都热衷于创办各种商会,但是,很多朋友都有共同的感受,创办容易,存活很难。影响商会发展的因素很多,要办好商会,了解和掌握商会本质,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商会是由商人组成的具有合法性、自愿性、非营利性和互益性的自发性组织。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说,商人将人的经济属性发挥到极致,他的本质属性就是追逐利益。作为一个追逐利益的人去建立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目的何在,意义何在?因为商会在成立之前,它没有任何利益和资源存在,它不能给商人提供存量的机会或利益,既然不能获得利益,那么商人为什么要去组建商会?所以我们必须要换一种逻辑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即商人在组建商会时,他的经济属性让位给社会属性,他是本着利他的思想、利群的初衷来做这件事,这也就决定了商会的本质属性是公共的、利他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给商会来定义,商会是由利己的商人组成的一个利他的自由联合体。

这种利己和利他是如何实现辩证统一的呢?开始成立商会必须要本着利他的思想,利他表现出商人必须出钱、出信息、出机会或者出思想,然后通过商会内部资源的交配再形成平台、机会、规则和共同的利益,这样利他的思想催生出更大的利益,再通过这些利益进行分配就能使大家得到更多的个人利益,这就是通过利己的商人组成的利他型组织,最终完成互利或共利的功能。当然,利己是利商人,也是利商会的。利商人是指商人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商业利益,利商会是商会的功能价值得到体现,利他思想得到传播,从而商会也获得长足发展。

商人与商会在这里也实现了他们的辩证统一。作为商人本身,他是追逐利益的,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商人是通过利己的行为来达到利他的结果。而商会则是通过利他的思想来完成利己的目的。他们的逻辑起点和终点相悖,但两者的结合使利己和利他能够同时实现,并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所以我认为商会和商人是器皿和水的关系,商会有多大容量,就能盛多少水,也就能产生多少利益。随着水越来越多,器皿就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如果你不能为商人提供利益,水就会越来越少,商会也就会逐渐萎缩直至消亡。

在商会概念的引申下,我们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商会的价值内涵,明确了价值内涵才知道什么事是商会能干的,应该干的,而且必须干好的,哪些事是商会不能干,不应该干的。我总结商会的价值内涵有以下几点:

经济价值。不创造经济价值就不叫商会,不能实现商人的利益诉求,商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性。商人基于利他的思想组建商会,每一个加入商会的成员也基于利他的想法来分享自己的信息、经验、资源和思想,从而实现个体价值的增值,在商会这个平台上去整合各种商业机会,去创造各种合作、交易、机会,所以商会自身成为一个内部市场。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商会将企业与外部的交易内化为企业内部的交易,可以极大降低交易成本,为商人创造更多的利润。另外,商会还为商人搭建各种交易平台,共同开拓新的市场,进行新的投资,建立内部的合作机制,进一步扩大它的经济价值。判断一个商会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多大程度推动会员的内部合作和外部合作,如果一个商会内部没有产生合作,说明这个商会是不成功的。这是商会最本质,也是最核心的价值,这个价值在商会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对繁荣市场、推动行业及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都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被历史所证明的。

信用价值。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契约,而契约是以信用来缔结的,所以信用价值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商人的信用靠谁来记录,靠谁来评价?靠商会。这也是促使商人必须要加入商会,在商会不断累积信用,在商会的监督下完善信用,提升信用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发达国家,一个商人如果没有参加一个商会,没有加入一个组织,那么他的信用无从记录,没有信用就没有人敢和你做生意。所谓讲“信用”,是通过商人在不断的交易过程当中,对你的违规进行记录,而不是记录你做了多少讲信用的事,主要是记录你多少次不讲信用,如果有不讲信用的记录达到多少次,就记入黑名单。在别人和你交易的过程当中,商会组织可以提供你的交易信用,同时还对企业的发展质量进行评估和评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功能。

维权价值。维权价值的内涵有两层:第一层次是维护商人的合法财产和在行业内的权益不受侵犯。即在这个群体内部,通过商会来维护商人个体在行业中的表达权、参与权,维护其在行业内的发展地位。第二层次是与政府对话,不仅维护国家法律法规赋予商人的应有的权利,同时也推动政策制定,能够更好地保障商人权益。

情感价值。情感虽然不是人类独有的生物属性,但通过情感进行交流、获得慰藉、得到鼓舞、提振精神却是人类创造的独有的情感价值。动物只能进行简单的沟通,这种沟通仅仅是为了族群的生存繁衍。而人类之所以择群而居,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共同抵御自然和外部环境的威胁,更多的是通过群体生活,来发展自己的人性,使人从动物性中得到升华,从而不同于其他的低等动物,这是人类灵魂中的渴望,也使人类情感产生了独特的生命价值。商会不仅仅是一个生意场,更是一个让情感得到释放、交融、让情感认同向理念认同、理想认同升华的通道。

社会价值。首先,商会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群体,它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商会对商人的信用记录,并依托商会与商会之间、与其他组织之间的横向沟通,形成一种公正客观的信用连接,对不法商人产生强烈的威慑力和约束力,同时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对企业产生强大的约束、监督作用,最终使企业的守法经营、阳光化经营成为自觉的行为,推动社会形成一种契约文化,并进行传播,不仅能对商业秩序和商业文明的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能对社会风气产生正面的引导,引导企业家进行慈善捐助,从而缓和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危机。

用哲学思维分析,从商会的价值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商会的价值属性,即公共性、战略性和文化性。商会不能成为某一个、某几个人的商会,不能成为家天下。商会的产生是基于利他精神、公共意识、公共情怀,所以只有保持公共性,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才能实现公共价值,破坏了公共性,商会就失去了立足的基础。战略性,利他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眼光、大局思维的体现,商会最终提供的是基于战略的综合性价值,引导商人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应该有长远的眼光,否则就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由利益、情感、信用、思想和文化构成的才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文化性是指商会真正经营的是人,是文化,文化影响人,文化性才是商会的根,是商会的灵魂。

要体现商会的价值属性,可以通过其价值表现形式得以外化,也就是商会到底能够提供什么,能够创造什么?

第一,提供商业机会。信息、资本、资源、人才、市场等要素在商会这个机体中不断流转,形成不同的循环系统,每个人的进入都带来他身后的资源和背景,在这个机体中发生新的化学反应,创造新市场、新模式和新价值。

第二,提供互助平台。商会是一片森林,大家共同植根于一块土壤,唯有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才能顶天立地,枝繁叶茂。所以商会是商人的共同家园,每个商人都有责任维护和建设这个家园。此外,商会还要通过维护商业秩序,创造商业文化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从商会的价值属性和价值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归纳出商会的本质,概括来说,我认为,商会的本质就是维护商人的商业利益,引领商业秩序的建构,推动商业文明的进步。维护群体利益既是出发点,也是立足点,而推动文明进步则是归宿点,这三点归根结底形成商会的经营核心——商会文化,商会文化由商业规则、商业能力、商业机会和商业理想构成,要构建这个大的商会文化系统,需要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

权利性和义务性的统一。商会有收取会员会费的权利,也有为会员提供服务的义务,会员交了会费,双方就形成了契约关系,如果商会提供不了服务,就说明商会没有履行契约。相反,如果会员不缴纳会费,说明会员没有履约。为什么现实中,很多企业家愿意花几千元请商会工作人员吃饭,而不愿意用这些钱来交会费?原因就是,只要交了会费,就会对商会有所要求、有所期待,如果满足不了商人的诉求,他们会很失望,反而不如做朋友更合适。

利己性和利他性的统一。亚当·斯密说,商人通过利己的动机实现利他的结果,而商会则由利他的理想实现利己的价值。商人利己,天经地义,但是只利己的商人只能是小商人,所以商人因利己而成功,因利他而伟大,商会因利他而立足,商人因利己而发展。如何处理好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不仅考验商人的智慧,也考验商会的智慧。

个体性和公共性的统一。商会是由各个商人或企业个体所组成的,当个体企业利益在商会得不到满足,商会则无法立足,所以商会在为会员提供服务时,既要考虑公共需求,又要结合个体需求,但很难有商会组织能同时持续地满足这两个要求。所以,不仅要求会员要有一定的包容心,同时商会也必须认识到,这可能给商会带来致命的伤害。许多商会做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只给某些人提供了服务,而大多数人没得到相当的服务。

社群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商会的理想是推动商业文明的进步,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商会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必然受到社会伦理、社会规则、社会道德的制约,商会是舟,社会是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商人同样如此,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商人的基本生存法则。

要处理好这四种关系,建构商会的文化体系,必须要遵循商会的运行规律。如何推动商会由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由弱小到强大,要遵循三大定律:

第一定律,商会价值与商人价值的统一规律。在保障商会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下,才有商人价值实现的可能,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时,商会唯有让商人从商会中获得价值,商会也才能不断得以发展壮大,这是一个良性循环,阶梯式上升,螺旋式发展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第一阶以公共性为出发点,以个体性为归宿点,而第二阶归宿点成为出发点,如此不断盘旋上升,推动商会由小到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如果只考虑商会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商人的利益,或者只考虑商人利益而忽视商会价值,都是注定双输。这里体现的是商会与市场的关系,互相依存,相互促进。

第二定律,商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商会是根植在社会这片大地上的,社会是土壤,商会是生长在社会大地上的一棵树,从社会中吸取阳光雨露,不断成长,也必须要用如云冠盖去荫庇大地,所以对商会来说,引领商人遵循社会法律、社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引导他们公平买卖、诚信经营,不欺行霸市、不拖欠工人的工资、不制造假冒伪劣、不破坏环境,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就是商会对社会的反哺。

第三定律,商会价值与政治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经济的政治,也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商会作为一个商人联合体,必须和国家、民族的政治方向保持一致,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遵循国家意志。有的人说,商人可以不参与政治,但商会一定要关注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任何背离政治的商会组织,都会受到政治的严厉惩罚。

这三大规律,在规定、支配、决定着商会发展的兴衰成败。它具有必然性、客观性、永恒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应该去认识规律、了解规律和掌握规律,并顺应规律,运用它不断地去推动商会的发展。

了解了它的运行规律,我们再深入探讨商会的发展动力。如果说事物的发展有两种力,一种是外部的拉动力,一种是内部的推动力,商会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两种力。

我们勤奋读书,是因为自我提升的需要,我们努力工作,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来自我们本身的一种动力,叫内动力。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内动力了,所以不读书、不工作,甚至不想活了。内动力一般是一种功利的力量,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和机会,这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自发力,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对商会来说,其内动力来自商人获利的本性,也来自于商会生存发展的本能。但是另外一种力量,则来自于环境、来自于社会,这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商协会,因为国家需要这种自治组织去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商业规则,并管理行业事务,推动商人自治、行业自治和商业自治,通过自治能减轻政府管理负担,降低社会管理成本。通过内动力和外动力的协调并存,使商会产生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影响商会发展的要素很多,主要也分为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外部要素,主要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这些制度是商会发展的天空,天有多高,决定了商会能走多远。政治清明,民主、法治越健全,市场化程度越高,文化越多元,商会就能发展得越好。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变成一个全能政府、一个大政府,商会就无法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大包大揽,完全没有商会生存的空间。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越开放,越有利于商会的发展,因为商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此外,社会价值观、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社会管理制度以及社会福利制度,都对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二个要素,既可以看作外部要素,也可以看作内部要素,就是商会发展理论的创新。中国的商会发展比较迟缓,与商会的理论创新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中国明清之际就已经出现商会,也确实为商人提供了很多发展的力量。计划经济时期,只有工商联的存在,它主要是承载着对民族资本家或个体工商户的教育、引导,传达政府的政策、要求。所以,它没有真正意义上发挥商会的作用,仅仅是桥梁纽带,仅仅完成上传下达的作用。时至今日,商会得到了迅猛发展,理论却没有与时俱进,依然相对滞后,成为商会发展的新的桎梏。要激发商会的活力,释放商会的生产力,必须对商会理论进行创新,时代正在呼唤商会思想家、商会理论家、商会社会活动家的出现。

第三个要素,商会经营模式的创新。经营模式的创新关系到商会的价值能否得到充分实现,关系到商会的文化能否真正形成,这些决定了商会的发展前景。经营模式的创新需要对商会进行整体战略设计,确定商会的资源整合模式、人才发展模式、收入结构模式、会员收益模式。具体来说,资源整合模式要系统进行市场资源、项目资源、资本资源、人脉资源的整合;人才发展要进行人才的吸收、培养、应用、激励的设计;收入结构要梳理主体收入靠会费、靠赞助还是靠服务收入、靠资本运营等;最后会员的收益从哪里来,是信息带来的商业机会,还是思想带来的商业启示,还是合作带来的商业利润,还是资本带来的商业红利。这些是关涉商会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

第四个要素,商会领导人,特别是会长、秘书长的个性、品德、修养、视野,也极大地影响着商会的发展。如果说领导人个性开放、品质坚毅、心胸豁达、视野开阔,他领导的商会会是一个具有战略意识、公共意识、利他意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强的组织,它的发展前景一定无限广阔。反之,如果商会的领导人心胸狭窄、意志脆弱、缺乏修养、视野狭隘、自私自利,商会将无法发展。同时,要求领导人一定要具有时代和群体代表性,能让思想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他在这个群体中具有品牌性、号召性和公信力。

我从商会的概念出发,通过分析商会的价值内涵、价值属性和价值表现形式,得出商会的本质是维护商人利益、规范商业秩序、推动商业文明进步,在这一本质要求下,真正办好商会必须处理好四大关系,遵循商会运行的三大规律,了解商会发展的内动力和外动力,厘清影响商会发展的四大核心要素,在这一大的理论框架下,找准商会的角色定位、发展目标、战略方向、发展路径,推动商会与市场、政府和社会协调发展。精彩回放如果一个商会内部没有产生合作,说明这个商会是不成功的。商会的本质是维护商人利益、规范商业秩序、推动商业文明进步。不能实现商人的利益诉求,商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性。商人因利己而成功,因利他而伟大。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商人的基本生存法则。许多商会做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只给某些人提供了服务,而大多数人没得到相当的服务。

慈善是人的基本属性

慈善的本质是人类自我拯救的一种表现。

人类通过斗争体现个性的强大,通过慈善展示人性的光辉。

一个企业家如果一辈子没捐过款是可耻的,一个人一辈子没捐过款是可怕的。

什么叫慈善?慈善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人们要进行慈善?在任何社会环境中,对大多数人来说,收获金钱和财富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但是自有人类以来,慈善却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活。我们不禁要问,慈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逻辑在支撑人们的慈善之心和慈善行为?通过我的长期研究,发现慈善的本质是人类自我拯救的一种表现。

怎么理解?从人类起源到消亡,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又相互守望的过程,人类通过斗争体现个性的强大,通过慈善展示人性的光辉。所以说,慈善实际上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假如没有慈善,可能人类就无法生存下来,更不用说能够推动文明的进步,这个世界会变得无法想象。换句话说,假如没有了慈善,人类社会也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慈善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伴随着人类的消亡而消亡的。

既然慈善是推动人类生存、进步、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它又是怎样去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它是靠什么样的力量来推动人们不断地付出、不断地救济朝不保夕的贫困人群、帮助濒临死亡的老人、抚慰嗷嗷待哺的幼儿,或者是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难以安身立命的群体进行救济。它动力源泉大概有几点:

第一是功利的力量,我们通常把慈善理解为高尚的行为、崇高的道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善既是人善意的一种表达,也是人掩盖自私的面具。人们利用慈善是高尚的这种普世观念,通过外在的慈善行为,来掩盖、弱化自私的功利动机。这正是推动慈善发展的原始力量。事实上,有些慈善行为可能是被动的、无奈的,有些慈善行为是为了得到回报。社会普遍认为做慈善说明你是好人,让大众对你产生亲近感、认同感,你向社会投入一分,社会可能回报给你的是十分。除了有形的物质回报,还有无形的回报,比如口碑、好的评价、好的影响,人们的赞赏、社会的尊重,最终你自己也会收获内心的成就感。

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慈善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投资。比如给一个地方捐献建设一所小学,为了鼓励这种精神和行为,政府会给予其他资源方面的补偿,这一投资不仅可以获得良好的商业利益,还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这对企业是优质的无形资产,它将带来更多的资源聚集。正因为慈善所具有的功利性动机,在付出的同时能够得到回报,所以能够推动越来越多的人进行慈善。这就形成了以利己为出发点,最后达到利他的结果,社会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良性循环而不断进步的。在个人内心的功利性动机与社会对慈善赋予的道德光环的共同作用下,慈善一步步向前发展。

利己与利他也正是这样实现了辩证统一。如果说,人们在第一次捐款时功利性是第一位的,随着他捐赠的次数越来越多,慢慢变成一种习惯,在这一过程中,他从获得物质回报的满足感慢慢向追求精神满足感过渡,功利性的力量会日趋弱化,而利他的动机会越来越强。这是一个由被动向主动,由物质向精神发展的过程,也是人不断向文明进步的过程。

第二是人性的力量。休谟认为,人性是自私的、是利己的、只关乎自己的存在。孔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圣人先贤们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我认为,人是具有多种特性的高级动物,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人既有私性、也有理性、德性、感性和灵性,这些特性是随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好的环境,善性得到弘扬;在坏的环境,恶性会随之出现。这些特性都是与生俱来的。

苏格拉底说,人最重要区别于动物的特性就是人有德性。什么是德性呢?他认为德性就是知识,什么又是知识呢?知识是对经验进行理性思考形成的综合性认识。通过知识,人们能够认识自己,这使人与一般的动物区别开来,也正是知识的发展推动着人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使德性不断积累。

人类的发展过程非常复杂,长期以来人携手成长,集群而居。人不能够脱离他人而存在,部落不能脱离其他部落而存在。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们集体合作,共同狩猎,食物是在群体内进行分配,老弱妇孺虽然没有参与狩猎,也会被给予同等对待和额外照顾,这是为了群体的共同生存,否则就会灭亡。这可以说是慈善最原始的样子,或者说是人性中慈善的种子,此时的慈善完全出自一种自发的行为,没有任何人去察觉它的存在,仅仅出自一种本能。

也就是说,每个人生来就带有慈善的基因。荣格的心理学理论认为,人类存在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它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没有被激发。但在某种一事件的诱发或某种环境的影响下,这种善的无意识会被激发,它就能够从无意识状态中苏醒,从而在显意识的推动下继续生根、开花、结果。

第三是宗教力量。很多研究报告表明,慈善最发达的地区大部分是宗教人士密集的地区。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还是东正教,绝大多数信徒都有长期捐款的习惯,在香港捐款的情况相当普遍,民众很多有宗教信仰,有些人虽然工资不多、并不富裕,但是他们有捐款的习惯,每个月会将一部分收入固定用于捐赠。这就是宗教教义对慈善的影响。基督教认为,人生而负罪,并背负原罪而行,要想获得救赎,死后能够上天堂,就必须忏悔和赎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教导人们要获得天堂的门票并不一定要过苦行僧、清教徒的日子,可以通过劳动、创造、通过辛勤的汗水创造更多的财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样同样可以得到进入天堂的门票。如果不忏悔、不通过自我救赎,就不会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为西方社会的慈善行为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也为慈善行为注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的慈善意识。

佛教理论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没报,只是时间未到,终归会有报应。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这种因果理论可以看成一种有效的奖惩机制,人生在世是一种轮回,如果现世你能够积德行善,他世就能在六界中不至于进入畜生、恶鬼和地狱道。它通过恐惧和希望两者的结合,引导和推动人们进行慈善。

第四是安全感的驱动。一个人获得了巨额财富,但假如他生活在一大批穷人周围,这就好比将一堆爆竹放在油库中,它随时都可能被点燃。所以,当你富了以后,就会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与环境协调、为了能够持续地拥有财富,自然而然去捐助周边的穷人,使自己处于比较安全的环境中。

第五是价值实现和审美的驱动。当你把财富捐献给别人时,你得到的不仅是人们对你能力的肯定,同时还有对你道德的肯定,你赚5元钱,是证明你的能力,但捐5元钱,从道德认同中会获得一种美的体验。这时,你就可能不会过分去计较财物的得失,而是从这种行为当中去感受美。这种美感就像人们欣赏山川、河流、鲜花、美女一样。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审美机制,当你做了一件发自内心的高兴的事时,审美主体和客体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碰撞,你就会感觉到这种美好的存在。正是这种美感,能够驱使很多人去从事慈善。

任何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消亡的规律,那么慈善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呢?我认为,慈善发展的规律有三点:

第一个规律,慈善伴随人类产生而产生,伴随人类消亡而消亡。在人类产生之初,因为面临着饥饿、疾病以及自然力量的威胁,人们就幻想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能够抵御来自外界的侵略和内心的恐惧,于是宗教产生了。有人认为,宗教实际上是一剂安慰剂,这剂安慰剂给人以强大的力量,能够面对险恶的环境,并能催生保护同类携手生存的精神之花。所以慈善和宗教同源,人、慈善、宗教三者同时产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出现,自我生存能力增强,人们守望相助的意识逐渐弱化,但是它已经根植在人的心里。

假如人类没有了慈善,人类也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是伴随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不需要通过学习就有的观念,它不像有些心理学派认为很多东西是需要通过学习来获得。人一生下来就具备这样的一种心理基因。你也不需要说明人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实际上只要是被激发,这种观念是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因为这是人类生存必然的选择。

也可以理解为,慈善是人类前行的拐杖。如果人类不进行慈善,那么人类就可能没有拐杖了,也就无法前行。因为一个人根本上抵御不了众多的侵袭,所以人类就把慈善当成拐杖,搀扶着前行。日久天长以后,它就成为人们的心理基因。

第二个规律,慈善是人的欲望和人的德性在斗争中此消彼长。怎么理解?就是说人是有私意的,古人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先哲对人性是善还是恶有不同的判断,但是我认为自私有制和家庭产生以后,人的私意就开始不断地膨胀。马克思认为从私有制的产生以后,生产力不断地发展,有更多剩余的财富以后,人们就想把财富占为己有,能让自己过上更富足的生活,特别是家庭产生以后,为了养儿养女、为了让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人们都想把生产资料和产品占为己有,我觉得这就是人的私意。

但是人同时又具有德性。人天生下来就有善良的一面、有利他的一面,慈善实际上就是当人的善性战胜欲望的时候,在心里潜伏的慈善基因就会逐渐地显现,就会被激发。当人的欲望战胜德性的时候,慈善的基因就深深地封存在记忆的地窖里。我们看到很多的慈善行为,它是一种潜意识和意识斗争的结果。所以我们无须对一件慈善行为大加赞赏,也没有必要为某人不进行慈善而进行过度的抨击。

众所周知,中国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许多人积累了很丰厚的财富,但捐款却并没有随之大幅增加。从捐款者的数量比例以及每人在每年中捐款的次数来看,我们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一定的差距。西方教堂林立,数量众多,都是教民捐助修建的,而据了解我们很多的教堂都是政府出钱修建的。

更重要的是,西方很多的公共设施也都是社会捐赠的,这说明我们的慈善环境有待改善,慈善意识有待开发。

第三个规律,慈善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得到发展的。在奴隶社会时期,文明程度较低,慈善的力量较弱。而在当下社会,慈善已成为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重要形式,文明程度和慈善力量呈正相发展。

慈善和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之间有什么样关系呢?第一,慈善和政治的关系。通常政治制度越完善、政治越清明、政局越稳定,慈善就越广泛、越深入、越全面。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引领性,对慈善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可以引领一种风潮。我们看到,在西方很多国家的第一夫人或者很多的政治领袖,他们率先垂范地积极参与慈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捐点钱、捐点物可能影响不大,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政治人物的家庭,来进行慈善的游说又身体力行,就会形成广泛的效应,能够带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形成一种强大的慈善意识,进而能够推动慈善的发展。

法律制度对慈善的影响也非常巨大。法律制度越公平、越公正,越能够体现老百姓的意志,能为慈善营造良好的环境。尤其是税收制度,中国到今天之所以有很多人不愿意捐款,与我们的税收制度有很大关系。西方社会很多的捐款都可以抵税,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特别是慈善基金会,美国的基金会只要去申请,绝大部分都能享受免抵税资格,能抵遗产税、所得税等。所以法律制度的健全,也有利于慈善的发展。

慈善也能够推动政治制度的稳定。慈善在一个国家和地区越发达,人们就会认为政府比较有善政思维,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公平正义,那么,人们就会从中得到安全感,社会动荡就会减少。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的重大动荡大都是因为贫富分化严重、边缘群体众多造成的。

所以说,如果通过慈善的方式,让吃不上饭的人有饭吃、看不上病的人能看上病,人们对于政府会比较满意,也能够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有利于长期执政,老百姓同时也能够得到安全感。

第二,经济制度、经济环境、经济人物对慈善会产生强大的影响。首先是经济制度,经济制度首先表现在分配制度,如果分配制度相对公平,就不至于产生太大的贫富分化,就不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所以,人们的慈善的愿望就会更加强烈,这种基因就会得到更好的激发。

其次是产权制度。产权非常重要,俗话说“无恒产者无恒心”,对人的价值评价,常常会从产权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没有恒产,那么传统意义上认为这个人做事是没有恒心的,这话有点偏颇,但也不无道理,所以产权制度对慈善影响很大,它有利于鼓励人们去积极地劳动、积极地创造。因为你创造的财富能够属于自己所有、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能够让自己过上更富裕的生活,同时,能让捐款者得到应有的名分和回报。

再则就是经济人物,也就是财富人物。比如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把大部分的钱都捐献出去了,他们在富人阶层,就带了很好的头,引发了全美乃至西方社会很多富人积极捐款。比尔·盖茨曾邀请了全球100个富翁参加捐款游说宴会,有不少被邀请的中国老板拒绝参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慈善观念与西方的差距。中国现在的捐款只占GDP的0.5%,而美国占了GDP的2%。

经济人物、财富人物如果能带头捐款,对慈善也产生极大的影响。反之,人们就可能对他产生一种仇视的心态。在西方社会穷人对于富人没有太浓郁的仇视心态,而在中国仇富,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理由来说明你的财富获得的不合理性。如果你捐了,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你的财富获得的合理性,同时也增进了穷人对富人的亲近感。我认为,一个企业家如果一辈子没捐过款是可耻的,一个人一辈子没捐过款是可怕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好的经济制度、好的经济环境,同时财富人物,如成功的企业家能够积极地捐款,它对慈善会产生极大的正面影响。通过慈善,减缓了社会矛盾、优化了经济环境、能够降低制度成本,特别是降低交易成本、降低沟通成本,它能够平抑贫富之间、贫穷地区和富裕地区之间的矛盾。一个非常愿意积极地参与慈善事业的地区,它的经济发展是相对健康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

此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个国家和地区越富裕、人们的素质越高、社会福利越好、社会保障越好,慈善在这个地方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社会的知名人士像歌星、影星、专家学者这些人的行为对慈善也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们看到哪里地震、哪里需要救灾,这些知名人士都站出来伸出援助之手、伸出爱心之手,一方面自己捐款捐物,另一方面呼吁社会进行捐助,都起到非常良好的效果,不仅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对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凝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慈善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自然行为,所以我们在探讨慈善的过程当中,不能仅仅从道德层面,还应该从人性、从人的心理机制、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去探讨,这样才能够把慈善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深入、更加彻底。精彩回放慈善的本质是人类自我拯救的一种表现。人类通过斗争体现个性的强大,通过慈善展示人性的光辉。假如没有了慈善,人类社会也将不复存在。慈善既是人善意的一种表达,也是人掩盖自私的面具。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慈善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投资。每个人生来就带有慈善的基因。人、慈善、宗教三者同时产生。慈善是人类前行的拐杖。一个企业家如果一辈子没捐过款是可耻的,一个人一辈子没捐过款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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