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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2 12: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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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孝彰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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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内科学》传奇

《实用内科学》传奇试读:

前言

“传奇”一词常指不同寻常的故事或离奇的情节,本书属于前者,是纪实之作。编写此书之念乃源自一本《〈哈里森内科学〉传奇》的书,《哈里森内科学》和《西塞尔内科学》齐名,均为内科学巨著,前者在发行第15版时,同时出版了《〈哈里森内科学〉传奇》,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和我们拜读此书,大家的共识是:《实用内科学》的传奇故事可能会有更多。于是我们便决定在出版《实用内科学》第15版之际,同时向全国读者介绍逾一个甲子以来,《实用内科学》所走过的非同寻常之路,书名为《〈实用内科学〉传奇》。在漫长的65年中,在前25年组织和编写该书的先贤们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巍然屹立,出色地完成了六个版次的更新。

在《实用内科学》出版的后40年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出现了惊人的改变。为保证该书经久不衰,我们的组织者费尽心思,除组织数百位作者写好书稿,紧跟世界先进技术之外,还得千方百计筹措款项,以应对各项不菲的支出。于是就用高端医学咨询服务来换取对审稿的支持,这就是“庐山模式”,后又以举办专业进修班的方式,用收取的学费来支撑总审工作,创造了“淮阴模式”。此后,在无计可施之际,“车到山前自有路”一语得到印证,我们创造了“二山共助”模式,“二山”指的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他们应我和陈灏珠院士的请求,从第10版起,每版均给予赞助,数目虽不多,却可以维持短期的总审。从1991年起至今的二十多年中,有两版还得到企业家的支持,他们得知本书对人民健康很重要,决定让专家们以低价入住风景区,保证大家得以静心审稿,在“二山共助”的基础上又得到“企业送暖”。以上这些都伴随着许多不同寻常的传奇故事。2012年,上海医学院给予第14版以资金支持。“大凡可走得远的,皆因能自强不息”,这句话很适合评说《实用内科学》65年的历程。1997年以后,我们做到每4年修订一版,这意味着我们几乎是在连续地工作。每当新版问世后不久,我们就要筹划新的编写班子,于一年半后成立新一版的编委会,开始新版的编写和修订,这样高强度的连续工作,必须有一种精神和文化传承的支撑才能做到。近日,我看到著名企业华为的领导层在思考他们的企业文化,他们考察了一个水资源奇缺、土地贫瘠的国家,却奇迹般地将之建设成为农业强国,农业技术出口,该国的同胞中,有众多诺贝尔奖得主,得主人数和人口之比,高居世界之首,在一些科技领域,该国也居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精神的传承,华为企业认为需要学习该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实用内科学》在整个大学系统中并无太大分量,但它却集中了三百多位内科学精英,把每个人的作用都发挥到极致,因此很需要有上述精神。

众所周知,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一部真正的“中国的西塞尔内科学”,要攀此高峰,我们这个团队必须得有这些精神。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应对社会上不可小觑的负能量,那就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眼光浅短等现象,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问题,诸如科学精神的沦丧和学术道德的滑坡。面对低俗,如果我们退缩,那么65年来艰苦努力所造就的巨著质量也会逐年滑坡,届时将无权威性可言,就这个层面而言,我们也必须建设一个既温馨而又催人奋进的精神家园,但其任务会更艰巨。

第一代先贤们将《实用内科学》传承给后生,迄今已经历了几代人,65年来,披荆斩棘,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但也留下一些珍贵的记忆。许多人读了故事的片段,都感叹我们的艰辛,我感激他们的理解,如今专写此书并面向全国读者,希望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些故事,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与此同时,也真诚地感谢大家一个甲子以来对《实用内科学》的关心与呵护,冀望今后继续给予支持。潘孝彰2017年于上海《实用内科学》大事年表潘孝彰整理1943—1949年

由于抗日战争持续进行,各地医学院内迁到云、贵、川各省。“Lecture Notes of Internal Medicine”(内科学讲义)在医学生中流传,人手一册,广受欢迎,抗战胜利后全国的部分医学院校仍继续使用。该讲义作者署名C.C.Ling,即上海医学院林兆耆的英文名,是《实用内科学》的雏形。1950年

林兆耆教授将“Lecture Notes of Internal Medicine”翻译为中文,并进行扩编,成为上海医学院的内科学讲义。1951年

内科一级教授林兆耆和钱惪、陶寿淇、刘约翰和23位作者中的部分专家,积极参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和抗美援朝医疗队,在极其繁忙的情况下,完成了《实用内科学》的编写任务。1952年9月《实用内科学》第1版问世,由华东医务生活出版社(人民卫生1出版社的前身)出版发行。1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建设和医学科学发展需要,国家卫生部决定将原华东军政委员会所属华东医务生活社和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所属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迁京合并,于1953年6月1日成立了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年6月《实用内科学》第2版出版。1954年3月

林兆耆教授主持的“上海医学院内科学院编辑委员会”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学院编辑委员会”,出版《实用内科学》第3版。1957年12月

上海第一医学院撤销内科学院建制,林兆耆教授主持的“上海医学院内科学院编辑委员会”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实用内科学》编辑委员会”,并出版《实用内科学》第4版。1959年9月

因钱惪、刘约翰教授等赴渝创办重庆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实用内科学》编辑委员会对成员进行了调整,编委会仍以林兆耆为首,其他编委为陈悦书、郑伟如、吴绍青、杨国亮、戴自英、陶寿淇、张沅昌和钟学礼。其中肺科的一级教授吴绍青、皮肤科一级教授杨国亮、中国临床抗生素学奠基人戴自英和中国神经内科学奠基人之一张沅昌等均进入编委会。

上海第一医学院《实用内科学》编辑委员会出版《实用内科学》第5版(普及版),126万字。1961年10月

上海第一医学院《实用内科学》编辑委员会出版《实用内科学》第5版(精装本)。1971年8月

奉国家卫生部指示,要求再版《实用内科学》,决定由林兆耆总负责,让戴自英、金问涛、朱无难、钟学礼、丁训杰、诸骏仁和袁弥满七人赴北京,由金问涛领队,在京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共同商议再版事宜,为时4个月,陈灏珠因有保健任务留沪。1973年9月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实用内科学》第6版,仅署名“上海第一医学院《实用内科学》编辑委员会”,作者无一人具名,字数达202万字。1979年7月

从第7版起,编委会首次设置主编,由林兆耆和戴自英共同担任,直接领导编委会,编委会成员由9人增至17人。1979年7月至9月赴庐2山完成审稿任务。此版的创举是用“庐山模式”来维持总审费用。2 为解决书稿总审期间所需费用,编委专家与某地方政府合作,为其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常规体检及疾病咨询等服务,作为回报,他们在庐山为编委会提供一处总审的场所,称为“庐山模式”。1981年5月《实用内科学》第7版出版,首次分上下两册。1982年《实用内科学》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1985年3月《实用内科学》第8版的编写工作启动,林兆耆任名誉主编,戴自英任主编,首次设副主编,由陈灏珠和丁训杰担任,编委人数增至18人。随着学校改名,“上海第一医学院《实用内科学》编辑委员会”改为“上海医科大学《实用内科学》编辑委员会”。1985年4月18日3起在淮阴进行2个月的总审,并创建了总审的“淮阴模式”。3 编委会专家在淮阴举办各类进修班,并提供体检及疾病咨询服务,收入用来支付总审期间的食宿费用,再加上当地政府给予一些优惠,以此维持了三个月的总审,称为“淮阴模式”。1986年12月《实用内科学》第8版出版。1992年2月《实用内科学》第1~7版主编,第8、9版名誉主编,中国内科学奠基人之一林兆耆病逝。1993年1月

第9版编委会开始增设“特邀编委”,共11位,编委人数则增至21人。由于经费问题不能解决,乃无法进行总审,只能分散审稿。《实用内科学》第9版于1993年1月出版。1996年5月《实用内科学》第10版的编写工作于1995年启动,戴自英改任名誉主编,陈灏珠担任主编,丁训杰、廖履坦、杨秉肆、翁心华任副主编。第10版的特邀编委共13位,编委人数增至32人。编委会于19964年5月在上海松江的天马山进行2周总审,“两山共助”模式解决了总审的开支。4 自第10版开始至今,《实用内科学》获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两所医院的共同支持,后被称为“二山共助”模式。1996年《实用内科学》获国家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7年7月《实用内科学》第10版出版。1998年1月《实用内科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0年4月

上海医科大学和复旦大学合并后,编委会更名为“复旦大学医学院《实用内科学》编辑委员会”。《实用内科学》第11版由戴自英担任名誉主编,陈灏珠任主编,丁训杰、廖履坦、杨秉肆、翁心华任副主编,增设主编特别助理潘孝彰,特邀编委18位,编委人数增至36人。2000年2月20日起,在苏州东山进行为期10天的总审。2001年10月《实用内科学》第11版出版。2003年《实用内科学》获2003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科技类),1998年、2001年曾两次获此殊荣。2004年2月

第12版编委会进行了调整,名誉主编和主编仍由戴自英和陈灏珠分别担任,5位副主编是廖履坦、杨秉辉、翁心华、林果为和潘孝彰(常务),编委增至41人。2004年2月在上海青浦的东方绿舟进行总审。2005年5月《实用内科学》第12版出版。2006年《实用内科学》获2006年度全国优秀畅销品种奖(科技类)。2008年

第13版编委会设陈灏珠和林果为双主编,增选王吉耀、葛均波、顾勇为副主编,潘孝彰和王吉耀任常务副主编。专设学术顾问6人。资深编委20人,编委人数增至50人。编委会于2008年6月8日起在上海城郊接合部的锦江之星进行为期1周的总审。2009年9月《实用内科学》第13版出版。2009年12月《实用内科学》第7~9版主编、第10~12版名誉主编,中国临床抗生素学奠基人戴自英教授病逝。2012年10月

第14版编委会决定,由陈灏珠、林果为和王吉耀三人担任主编,副主编为潘孝彰(常务)、翁心华、王卫平、葛均波、顾勇、高鑫、邹和建、白春学和丁小强。学术顾问9人,资深编委27人,编委人数增至59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给予资金支持。编委会于2012年国庆假日期间,集中在上海青浦淀山湖进行总审。2013年8月《实用内科学》第14版出版。2014年12月《实用内科学》第15版编委会于2014年12月4日成立,陈灏珠任名誉主编,林果为、王吉耀和葛均波任主编,副主编为潘孝彰(常务)、翁心华、王卫平、高鑫、邹和建、白春学、丁小强、胡仁明和郝传明。学术顾问10位,资深编委30人,编委64人。2016年9月

9月20~25日,《实用内科学》编委会在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进行第15版总审。2017年11月《实用内科学》第15版出版。追忆篇——追寻前辈足迹 传承代代薪火《实用内科学》传奇——纪念《实用内科学》出版65周年林果为 王吉耀 葛均波

注:本文已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2017年第56卷第9期《实用内科学》于1952年问世,至今已有65年的历史。首版由原上海医学院内科学一级教授林兆耆主编,一级教授钱惪、吴绍青、杨国亮等知名专家参加编写,由当时华东医务生活社(人民卫生出版社前身)出版。本书在“文化大革命”修订再版5次,随后的十余年间,停止修订再版,内科医师无书可读。后为满足读者如饥似渴的知识追求,造福于病人,经有关部门批准进行第6次修订并出版。自1993年起,该书终于走上正轨,每4年修订一次。第7版由林兆耆及戴自英教授任主编;第8、9版由戴自英教授主编;其后由陈灏珠院士主编第10、11、12版;第13版增加林果为教授主编;第14版仍由陈灏珠院士领衔,又增加王吉耀教授主编;第15版由陈灏珠院士担任名誉主编,林果为、王吉耀教授和葛均波院士担任主编。并且每版编委都进行更新,增加青年专家教授。第15版共有副主编9名,他们分布于大内科各专科,学术顾问10名,资深编委30名,编委64名,完成了新老交替,传承了上海医学院内科先辈们创立的《实用内科学》的优秀传统。首版出版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医学科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内科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改变,人们对疾病实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21世纪,面临现代内科领域日新月异的进展,以及循证医学的理念日益深入的形势,本书与时俱进、及时更新内容是十分必要的。本书曾于1958年和1972年进行过两次较大的修订。第7版(1981年)以后,每版更新约三分之一以上内容。第10版(1997年)对全书的编目做了较大调整,增编了与现代内科学发展密切相关的分子生物学、医学遗传学、临床免疫学、临床微生物学、临床流行病学(后改为循证医学)、临床药理的基础知识介绍,并将编目稳定在目前的24篇。形成了《实用内科学》自己的体系和具有特色的疾病分类。由于多次修订,字数逐渐增多,从首版50万字左右,到第7版增加到410万字,分成上、下两册,自第13版(2009年)起,稳定在680多万字。在开本设计方面,第12版后由32开本改版为大16开,使其更显端庄。《实用内科学》虽然内容篇幅在65年间增加了10多倍,但宗旨没有变,坚持实用性没有变。为了使《实用内科学》的团队对本书的宗旨有统一认识,在本书前言和《编写须知》中曾多次重申本书的宗旨:“要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提供一本可读性强、参考价值高、信息量大的大型内科学参考书;与传统教科书相比,内容更加丰富,即使是罕见病也都可查到;和专科医学专著相比,本书侧重于实用。”重申《实用内科学》的特色是实用性。所谓“实用性”即“拿来即可用”。由于坚持先进性和实用性,出版以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迄今印数已达160余万册,即使目前电子图书和网络读物盛行的时代,每版发行量都在5万册左右,是国内大型临床医学参考书中发行量最大、版次最多者。其间还出版过海外繁体字版。它已成为我国内科医师,尤其是全科医师、基层医师的案头必备、必读书,也是大内科中各专科医师获取非本专业知识的重要工具书,为培养、造就我国几代临床医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实用内科学》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8年)、国家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6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1982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98、2001、2003年)和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奖(2006年)等。《实用内科学》是凝结了半个多世纪上海医学院几代内科专家集体心血的著作,是几代上医人遵循创校先贤颜福庆教授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校训、艰苦奋斗的作品。65年来,历届主编带领编委及作者们,克服了不同时期种种“难以言明”的困难,为明其造福人民之“道”,“不谋其利”和“不计其功”。正因为如此,在这65年中,本书编写工作量的增加虽以十数倍计,但先进性及实用性始终得以保持。在纪念本书出版65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为本书作出贡献而已逝去的上医老先辈们,他们是林兆耆、吴绍青、钱惪、戴自英、郑伟如、张沅昌、夏镇夷、陶寿淇、钟学礼、陈悦书、孙忠亮、李宗明、刘约翰、吴茂娥、唐静仪、邱传禄、朱宝荣、刘裕昆、萨滕三、丁训杰、汪无级、廖履坦等教授。复旦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的领导对本书的编写和出版一贯非常重视,将其视为学校的“拳头产品”和“复旦大学的一张名片”,尽一切力量给予支持。本书的出版同样得到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获奖证书

2005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实用内科学》(第12版)首发式时,陈灏珠主编作了重要发言,提出要将《实用内科学》打造成中国自己的“西塞尔内科学”(《Cecil内科学》是世界公认的内科学权威著作和标准参考书,每4年一版,至2016年已出版25版)。在会上,人民卫生出版社领导还要求将本书打造成精品。因此,“中国的西塞尔内科学”和坚持走精品之路已成为我们历届编委会的努力方向。第15版编委会曾认真剖析了《Cecil内科学》编写的特色,并进行应向《Cecil内科学》学习些什么的讨论。编委会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上述目标,关键在于抓好每版修订的质量,编写工作中应树立质量第一的信念,并且要创造《实用内科学》自己的特色。

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已建立起一套保证质量的工作方法:实行主编和副主编分工负责制;由在该领域富有实践经验的副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担任作者,并且要经过遴选;建立了书稿“封闭式”分审和总审制度,每篇书稿都要经过编委会修改,实行负责主编、副主编全面负责制。面对300多位作者,为统一编写要求和格式,我们每版都制定了《编写须知》,针对读者对象、统一写作风格、保持本书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对编排方式、字数和参考文献格式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第15版修订工作启动时,我们进一步要求每篇负责主编、副主编,均预先做好“顶层设计”,将修订内容、目录更改、具体字数、作者名单等都事先设计好,然后在主编、副主编全体会议上通过之后才能启动写作工作。此外,建立强有力的秘书组是保证上述任务实现的组织措施,第15版编委会秘书组再次得到强化,由14名青年医师组成。由上可见,65年后的今天,我们已逐渐将此项工作制度化。195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教研组合影这张照片摄于195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教研室全体成员在内科学院(即今日的华山医院)内留影。60年后的今天,该照片乃显得极为珍贵,它见证了当年内科学团队的实力。强大的内科阵容尽显在第二排,他们在消化、传染、心血管、血液、内分泌和职业病等领域的水准,在国内都是屈指可数的,每个人的名字都如雷贯耳,60多年前问世的《实用内科学》就出自他们之笔。前数第二排左起:李宗明、陈悦书、金问涛、钟学礼、戴自英、林兆耆、钱惪;第三排左起第六为叶根耀,左七为刘裕昆,右起第六为陈灏珠,第一排左四为曹凤岗。20世纪50年代照片图示林兆耆(右一)、孙曾一(右三)和林琦(左二)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学院内。65年前,孙曾一教授是《实用内科学》第一版的23位作者之一,今天,他仍在为该书的第15版撰稿,并主审“肿瘤学概论”。在国内,为同一本巨著写稿不止,连续65年,这样的传奇教授,恐难寻觅。林教授后来赴渝援建重庆医学院,成为西南地区和国内闻名的心血管疾病专家。

65年的道路布满了荆棘,但与之相伴,也出现了许多披荆斩棘的传奇故事,我们精选一些并和读者们共享。为此,我们特邀为《实用内科学》撰稿长达65年的孙曾一教授、95岁高龄的朱无难教授回忆70年前的往事,会同林兆耆教授的亲属林其珊教授和林其谁院士共同回忆林老创立《实用内科学》的往事,由陈灏珠院士亲自撰写参与《实用内科学》数十年之经历,戴自英主编以及两位元老级人物从事《实用内科学》之往事均另有专人书写。还有一些感动过无数读者的文章也收集其中,冀望这些能为全国读者提供点正能量。2017年6月,上海回眸一个甲子的《实用内科学》——陈年往事散记潘孝彰

注:本文已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2013年第52卷第11期《实用内科学》走过了一个甲子,在近30年,我有幸与巨著一起,为求新而走过曲折之路,漫长路上耳闻目睹的一些事令人深思,现介绍给读者,希望也能给大家以启迪。正谊,明道,不谋利,不计功

我们医学院的师生都熟悉医学界的泰斗,先贤颜福庆教授为学校写的校训,即“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这一校训教育了几代人。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追逐利益是人之本性,而该校训则是希望最大限度地控制利欲,弘扬从医从教者以“正其谊”“明其道”为己任。历来哲学家与文学家对于“追利”与“不谋利”的论述从未终止,笔者绝无水平去谈论它,只是想通过我所知的小故事来证明医学院的几代人是怎样来回答这一千古难题的。

20世纪50年代许多大学都重立新校训,国人对此颇有微词,认为像“团结”“奋进”之类的词,谁都适用,缺乏个性,但依个人之见,我校新校训中的“严谨”“求实”二项仍十分可取。

从1983年底我参与第8版《实用内科学》的筹备工作算起,到2017年出版第15版为止的30多年中,共经历了8个版次的更新。在这期间有一些让我记忆犹新的往事,很值得一提,这些故事会启发我们思考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精神力量的强大,这些精神就包括“正谊,明道”“严谨,求实”“不谋利”及“不计功”。接受前25年的传承

个人把《实用内科学》的历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51年筹备第1版起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共25年;第二阶段从1977年起至2017年第15版止,共40年。正文前的照片和背后的小故事都是这个阶段的记录,相信读者看完后,会有所感悟。笔者乃本着尊重事实、回忆历史、怀念先贤的态度,把更多回忆的碎片汇集在一起,呈现给读者。我想,前后两阶段理应一脉相承,前25年的往事,我虽未亲身经历,但经老一代的回顾,我发现前25年的事是故事的上集,我要讲的是下集,上、下两集通过主线,紧密联系。林兆耆教授钱惪教授吴绍青教授杨国亮教授

众所周知,《实用内科学》第1版由一级教授林兆耆主编,编委由林兆耆、钱惪、郑伟如、陈悦书、孙忠亮、刘约翰六人组成。该书于1952年出版,作者包括三位一级教授即钱惪、吴绍青和杨国亮,与其他作者一起,总共23名。

要写一部好书必须有一定的基础,据考证,这个基础就是一本名叫“Lecture Notes of Internal Medicine”的讲义,编者是C.C.Ling,即上海医学院(上医)的内科林兆耆教授。这本讲义于1945年前,在内迁至川、黔、滇三省的医学生中传读甚广,及至抗战胜利后,国内不少医学院仍在沿用此讲义。此后这本讲稿又被林教授改进和扩编成为上医的内科学讲义,《实用内科学》的编写乃以此为基础,Lecture Notes of Internal Medicine应是其雏形。

1951年,《实用内科学》第1版的编写工作启动,林兆耆教授在前言中就表示“:……但目前我们医务工作者的数量及质量,远赶不上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需要,因此对业务的学习,特别感到迫切。同时,全国医务工作者又一致的认识到,我国应短期内建立起自己的医学文献,有自己的医学教本和杂志;并且都愿意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新中国医学而奋斗。”林兆耆教授在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国家的热爱,对人民健康的关注,对中国医学事业的忠诚,他倡导本书的目的,显然是为国为民的。

23位作者都是各专业的佼佼者。例如,消化病专业的林兆耆、李宗明;传染病专业的钱惪;职业病专科的郑伟如;皮肤病专业的杨国亮和秦启贤:内分泌专业的钟学礼等;其他如孙曾一、薛邦琪、肖文炳、章正绪、张家吉等都在日后成为各自专业的带头人。他们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仅仅用了4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首版的编写。据孙曾一教授回忆,1951年夏季气候炎热,热浪逼人,办公室内难以坚持写作,陶寿淇将办公桌移至走廊,借助穿堂风的一点凉意,乃得以坚持书写,但最后还是汗流浃背。大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于短暂的艰难时期完成此国内之创举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部分专家受到了当时所发生的政治运动冲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仍不忘《实用内科学》的修订。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修订过4次。其中,大规模改写3次,即第3、4、5版。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是不可能在这特殊年代做如此大量的工作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修订4次(大规模改写是3次,即第3、4、5三版),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是不可能在这特殊年代做如此大量的工作的。

1961年《实用内科学》经过了一次重大的修订后,出版了第5版的精装版。本来考虑在60年代中期再次修订,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实用内科学》便无再版可能。许多专家因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根本无暇考虑《实用内科学》未来的前途。“文化大革命”早期,林兆耆、戴自英、朱无难等知名教授均被冲击,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后因安在他们身上的“罪名”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便逐步恢复这些知名专家的正常医疗工作。

自从1966年以后,《实用内科学》没有再版,内科学界广传该书的油印版,甚至手抄本,内科医生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为的就是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为此,国家卫生部领导于1970年决定编纂《实用内科学》第6版,当时计划新版的字数是180万左右。当时,上级领导要求林兆耆教授对此书负全责,这让林老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以至于影响了正常工作。对此笔者感到最值得我们崇敬的是林老的严谨,因为林老过去主持的数版,都会审阅每一章节,逐字过目,面对如此庞大的180万字,该如何工作?林老也一时找不到答案;再者,大内科的分科趋于细化,每一专科又有许多“子”学科,医学知识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这些都会体现在本书中,主编如何应对?这在当时也难以回答。林老一直处于困惑之中,终因忧虑成疾,以致无法参加编审工作。

1971年,写作班子成立,由7名教授组成,他们被集中到北京,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商讨重写巨著的计划。实际上这批专家中的半数,还个个惊魂未定,有人才放下扫厕所的扫帚。所有人都多年不读文献了,要写这么一部大书,除需进行心理上的调整之外,还必须“恶补”业务,重新充实自己。经过4个多月时间的集中编写并交付出版社加工,《实用内科学》第6版终于在1973年出版,全书共一册,但字数远多于第5版,达202万字。书前面几页都是毛主席语录,没有作者署名。

1978年全国开始“拨乱反正”,医学界自不例外,专家们筹划更新《实用内科学》,出版第7版,林兆耆教授理所当然地继任主编,但他仍被疾病所缠,共同主编戴自英教授只好负起更多的责任。组织专家写稿是件很难的事,因为当时的作者人数已超过200人,分散在各单位,所以要建立一个工作效率高的班子来负责组织稿件的编写。稿子收齐后,主编、副主编及编委必须进行总审,这段任务更为艰巨,因为除部分“大牌作者”外,大部分作者交出的稿件只能算是“半成品”,必须通过总审,看其是否符合《实用内科学》的宗旨,如发病机制部分是否掌握好“尺寸”,避免像专业参考书那样无拘束地表述,治疗部分是否实用,是不是结合国情,临床表现部分是否应用了国内最新资料,诸如此类的“把关”,费时良久。除专业内容外,对文字还需修饰,通过如此众多的“工序”,“半成品”才可变为“成品”,然后交出版社加工。要做好如此繁重的总审,务须减少干扰,离开喧嚣的上海,找一个僻静之处,静心修稿,以保证“成品”质量,仅此一项就足以让主编费尽心思。首先是这笔费用从何而来?为此,戴教授与某地方政府合作,即我们专家为其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常规体检及疾病咨询服务,而他们在庐山为编写组提供一处总审的场所。

当年的副主编陈灏珠教授于1979年夏随戴老上山,他有感而发,赋诗一首,题为“苦中甜”,全诗可在《实用内科学》第14版中的纪念文中读到,此处摘录几句:著书贻后学,山舍暂为家。斗室齐伏案,不觉鸟喧哗。奋笔流汗水,解渴有山茶。餐桌常无肉,缘由孔方赊。……庐山照片1979年7月,“庐山模式”正式启动,林兆耆教授因病不能上山,由共同主编戴自英教授带领编委队伍登上庐山,进行《实用内科学》第7版总审,为期3个月。图为部分人员在庐山一岩洞内留影。前排左起为朱宝荣、丁训杰和朱无难;后排左起为陈灏珠、翁心华和戴自英。

仅此数句,足以勾画出当时工作之艰辛、专家们的勤奋,也折射出他们的精神境界。

1979年9月总审队伍下山,1981年第7版问世,首次分为上、下两册,字数超出预计,达410万字。淮阴古城内的两个月《实用内科学》的前30年就这样随着国家的命运共起伏。

1983年底,《实用内科学》编委会决定进行第8版的筹备工作,当时大家有一个共识,即我们应该像《Cecil内科学》一样,每4年再版一次,如前所述,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着临床医学的发展,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只有4年再版一次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开始创造条件使之逐渐走上这一轨道。林兆耆教授担任第8版名誉主编,主编的担子自然就落在戴自英教授一人身上。

戴老坚持走庐山之路,这次由淮阴市医界安排,让我们在当地举办进修班,所收的费用用来解决总审人员的吃住。我们在总审的两个月期间举办过多种进修班,如“抗生素应用”“心血管常见病”“全身疾病中的血液系统表现”等,其他如消化、泌尿、呼吸等系统也都有相应的班,参加进修班的医师除来自江苏北部之外,还有许多来自山东南部及安徽等地,人数不少。每个班举办的次数多少不一,视报名人数而定,记得抗生素、心血管病进修班的报名人数最多,都办过4~5期,这些收入足够支付我们的房费,我们住的是地区第一招待所,当地政府也令招待所给我们优惠。至于吃,当然比庐山好,不会“餐桌常无肉”了。

面对大内科内容的快速增加,主编不可能审阅每个系统的各章节,乃实行系统负责人负责制,他们的责任乃如前述,简而言之就是要保持《实用内科学》的传统。戴老则审核每一系统的总论,抽查每个系统的文章数篇。有一次,戴老审阅免疫性疾病中的“免疫学检查”,审后甚为不悦,见我走过乃大声说:“潘孝彰,你过来一下!”“这篇文章你拿回去帮他重写!”并告诉我一些修订的关键点,限我两天之内交回。我按时交出,总算“过关”,署名自然照旧。除了专业内容之外,戴老非常重视行文是否流畅、简洁,为此专门请公共卫生学院的梅人朗教授来淮阴,他虽不是临床专家,但笔下功夫了得,一些重要文章就请他润色。戴老认为我们业务图书不要求文字华丽,但必须让读者觉得读起来顺畅。当时我是学术秘书,什么都得干,戴老改稿的风格是“大刀阔斧”,毫不留情,修订后的文章都可谓是“范文”,其他系统负责人都同样认真。那时没有电脑,我必须把他们修好的稿子在社会上找人誊清,按字数付费,还要帮助核对,防止抄错。

在淮阴工作时,是没有周末休息的,但戴老很会巧安排,他会在学习班的间歇,人员最齐全的时候安排大家出去走走,看了不少地方,但记忆较深刻的有三处,一是淮安的周恩来故居,二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三是传说中汉代名将韩信少年时代受胯下之辱的地方。戴老平日工作之余,常劝一至两位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的老教授,让他们不计前嫌,全力投入第8版的工作,当时不好意思问戴老为何带大家去韩信故地,后来想是否有启发他人之目的。

两个月过去了,总审任务顺利完成,大家分文不取(实际上也无钱可发),临行前每人发了一个90厘米长的塑料皮箱,这支队伍高高兴兴地告别了淮阴。经费继续困扰,戴老提前交棒

淮阴故事后数年,《实用内科学》第9版也在困境之中出版了,但此时戴老却萌生退意,他向我诉说他主编了三个版次,每版都要为总审操劳,身心疲惫。我劝他消除交棒之念,可我又提不出争取经费的办法,他决意交棒给德高望重的陈灏珠院士。

第10版开始筹备,但经费问题仍无望解决,因在大学大规模合并前,医学院的财政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状况,我们已不想重提此事了。在一次主编会议前,陈院士向我表示,庐山及淮阴模式现已难以为继,必须寻找新路,我建议可否争取附属医院的支持,陈院士欣然同意,于是我当场写了份报告,由陈院士签署,立即交给坐在对面的副主编杨秉辉教授,他正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他接到3万元申请后,立刻就签批了。有了此例,我们乃如法炮制,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也拿到3万元,再加上人民卫生出版社支持些启动费,已能勉强进行总审了。这种经费支持模式维持了20年,支持五次改版的审稿,钱数已有所增多。人民卫生出版社领导关心每一版的修订,启动费也有所增加。准阴第8版总审1985年4月18日起编委会赴淮阴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总审。戴自英和陈灏珠教授共建了“淮阴模式”,即在淮阴举办多学科进修班,用收取的学费来支付为期2个月的总审费用。当年,淮阴距离上海有10余小时的车程,地理位置偏僻,环境安静,极利于“闭门审稿”。图为《实用内科学》第8版编委会部分成员和淮阴市卫生局、医学会及地区医院领导合影。后排:戴自英主编(左五)、陈灏珠副主编(左四)、丁训杰副主编(右四)和邱传禄教授(左二);前排:学术秘书王申生(右三)、梅人朗(右二)和潘孝彰(右四);其余全为当地领导。

第10版的总审只好量力而行,此次选择了上海郊区的天马山,进驻一家陈旧的疗养院,其内设施类似60年代的单位招待所。但可保证每人一间,以确保审稿时不受干扰,我们这点经费,只够维持三周总审。伙食也只能是“粗茶淡饭”,陈院士要求大家饭后百步走以健身,只是每次走上大道前,需穿过200米左右的农田,有浓重的粪臭味。第10版也算“顺利”走过来。这里还得追记戴老的轶事,按《实用内科学》的惯例,在书的前几页会配发原主编的照片和经历。为此,我与戴老商议,不料他却婉言相拒,我“紧追不放”,多次登门力图说服他,但有一次他很严厉地向我指出:“你是知道我的‘底线’,为什么老提此事?”我无言以对。所谓“底线”是指他曾向其子女交代过对身后事的想法,包括身后不留照片,以及和世上一些“高人”相似的其他嘱咐,他也把同样的话告诉过我和另一同事,这是我哑口的原因。此后我再也不“敢”提及此事,所以第10~12版中均缺少戴老的介绍。他过世后,大家一致同意“违反”他的遗愿,遵照本书规则,简介泰斗的一生,以激励后人。《实用内科学》第14版开始走出困境

从第10版起,《实用内科学》已走上4年更新一版的轨道,已持续了20年,我们总是在《Cecil内科学》新版出来的后一年,出版被誉为“中国Cecil”的内科巨著——《实用内科学》。

第14版的主编班子由陈灏珠院士领衔,他属于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另两位分别毕业于50及60年代,形成了合理的三驾马车搭配。

要做好第14版,必须寻找我们与《Cecil内科学》的差别,为此林果为教授与陈灏珠院士都煞费苦心,在浏览这两本书之后,列出20余条差别或差距,发现我们“病毒性肝炎”的篇幅就明显地多于《Cecil内科学》,尽管我们是“肝炎大国”,需有足够的篇幅来描述,但经查阅发现,五种肝炎的病毒细微结构描述就用了25 000余字,对临床医生而言,这么多病毒学知识并不实用,违背了我们的立书准则。为此,我们在第14版中,仅肝炎一节就删去20 000字。而糖尿病一节,篇幅也超过《Cecil内科学》,我们共有8万多字,如发病机制等段的描述也超出“尺寸”,为此第14版中也删去了1万余字。其他如中国从未见过的黄热病,其篇幅也多过《Cecil内科学》。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已逐个予以解决,力臻完善,笔者相信这仅仅是新的开始,往后的漫长路上会使之更趋完美。天马山第10版总审从第10版起,陈灏珠接任主编,经过“庐山”和“准阴”两种模式之后,《实用内科学》的再版工作乃进入“二山共助”模式,“二山”指的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他们从第10版起至今,每版都给予一些资金支持,再加上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帮助,第10版乃可进行总审。编委会于1996年5月赴上海的天马山进行总审,但根据资金预算,我们只能选择一所即将废弃的疗养院作为总审地,而且经费只允许我们维持两周。图为部分编委在天马山前留影。前排左起依次为翁心华、郭履赒、陈灏珠、丁训杰、廖履坦、李锡莹;后排左起依次为陈新、梅振武、梅人朗、潘孝彰、林庚金、沈稚舟和王吉耀。

总审时间由庐山模式的2~3个月减至第14版的2~3周,对质量会有一定影响,该怎么办?经分析认为,庐山模式在当今已无法重复,一则是不可能安排专家一直坐在某个地方2~3个月全神贯注地审稿;第二,长时间总审的费用不菲,无法筹集;那么如今应怎么办?与会者认为目前是电脑时代,工作效率要比80年代高出许多倍,高效率可部分地弥补时间的不足,但非全部,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这点,主编会议上王吉耀主编提出“强化分审,以弥补总审时间之不足”的建议,陈院士和与会者一致赞同。

所谓强化分审是指各系统的分篇负责人负起全责,对本系统的文稿在总审之前半年需进行“分审”,规定集中数日进行“封闭”式审稿,由本系统内的编委进行“交叉审”,修改后由分篇负责人复审,问题较多的稿件乃退回给原作者,修正后再交回给负责人。由于分审的时间与总审相距半年,各系统有充分时间让稿件“几上几下”,反复推敲,这样,总审前的大部分“半成品”已接近“成品”标准,因而2~3周的总审时间也就够用了。

随着复旦大学的机构调整,成立了大医口,医学院院长由桂永浩副校长兼任,他对《实用内科学》十分重视,亲自为我们筹划总审费用,有了这个支撑,我们决定把附属医院支持的款项用于分审,整个一盘棋就这样活了!以严谨求实之精神汲取教训

常言道“不会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一个单位也是如此。《实用内科学》编委会在不同时期会根据面临的不同问题做自我调整,以引起对问题的重现。但有一事让我至今还有“切肤之痛”。事情发生在第12版,当时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临床药理学家在写稿时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分篇负责人不知情,仍让他写,当他写某药的药理时,声称此药同时具有两个作用机制,其实其中一个机制乃属于另一类药。正巧分审负责人又漏审了他的稿件,乃至第12版出版后一个月左右,该领域的专家和校友华尔铨医师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们才知情,经紧急会商后立即通知出版社暂停印刷,一周内我们找专家改写这一节,即刻送出版付印,但已造成不良后果。

教训是深刻的,为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我们在选择作者的规定中加了一条,即注意老年作者的认知状态。此外,目前各系统的字数乃相当可观,一般都在50万左右,相当于第1版全书的字数,而循环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字数都在80万以上,为加强各系统的力量,提高分审的质量,防止上述漏审这样的低级错误再次发生,我们增加不少副主编,相信会有助于本书的人才梯队培养。

陈年旧事均已随风而逝,而旧事深藏的内涵却永不灭。我随本书一同走过的30多年中,与历任主编一起尝过寸步难行之苦,也感受到收获之喜。但最重要的是亲身感受到精神的力量,体会到什么叫“境界”;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不可能做到每4年修订一次,《实用内科学》也走不到今天。望“正谊、明道”的精神永存!忆一代宗师林兆耆郭津生 丁 浩

林兆耆教授为我国著名的内科学家、临床医学教育家,是新中国内科学和消化病学奠基人之一,对我国内科学和消化病专业的发展均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就包括《实用内科学》。这套皇皇巨著是新中国最早的一部大型内科综合性参考书,也是国内最畅销的大型临床医学参考书,内容丰富翔实。该书自创始以来,经过60多年的风雨传承,已为读者所倚重,全国几代医务工作者将其作为案头必备的参考书。该书在中国香港、朝鲜、越南和东南亚地区亦有一定影响,第一版被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林教授为本书的创始人并担任此书第1至第5版和第7版的主编,以及第8和第9版的名誉主编。经年寒窗 孜孜不倦

1907年,为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丁未年,林兆耆生于上海,其家境贫寒,全凭自身刻苦努力读完小学、中学,并直升到沪江大学理学院半工半读,读书之余在图书馆和电话室勤工俭学,在此期间立下了学医的志愿。1931年6月,他以首届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毕业,受聘为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助理住院医师,第二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助理住院医师。

林教授的求学经历不可谓不传奇。1925年他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理学院及医学院,1927年,北伐战争的胜利触动了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痛恨大革命,撕毁中国国旗,引起了全校中国师生的不满和反抗,以致学校暂时停办。当时颜福庆和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等在上海吴淞创办中央大学医学院,也就是上海医学院的前身,林教授就转学到此继续学习,于1931年以首届第一名的成绩从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毕业。1933年8月,又以优异成绩考取庚子赔款唯一的医学生留学名额,成为上海医学院毕业生中第一位公费留学人员。第一届、第一名、第一位公费留学人员,这三个第一,成为上海医学院历史上的美谈。林教授赴英后,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热带病及卫生学院研修半年,取得毕业证书,后又在伦敦各教学医院实习、进修。

1936年11月学成回国,他应聘为上海医学院内科学讲师。翌年8月晋升为副教授。1945年晋升为内科教授。后历任上海市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后更名为内科学院、华山医院)副院长,上海中山医院院长(第六任),上海医学院(后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系主任和医疗系主任。在内科学发展方面,林教授率先实行内科重点专科制,将内科学细分为消化、血液、心脏、营养等专科,促进了医院各学科的发展。在医学教育方面,林教授先后主编了《急性传染病手册》、《实用内科学》、《内科学》、《症状与鉴别诊断学》等书籍,其中以《实用内科学》影响最为深远。

林兆耆教授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临床医学工作和医学教育事业,他以治学严谨、医学基本功厚实、学识渊博以及中英文演说能力卓越而享誉医学界。1933年,林兆耆教授在利物浦热带病医院1936年,林兆耆教授(左三)访问德国西门子公司

他对医疗业务精益求精,对病人极其负责,一视同仁;对病情发展则始终施以敏锐的洞察力;对于病史和各项辅助检查,他要求下级医师能流利地汇报,然后亲自进行翔实而彻底的体格检查,绝不遗漏重要的线索;最后综合所有资料,作富含逻辑的分析。因此,受益于林教授妙手回春的患者不计其数,用悬壶济世和杏林春暖来比喻也绝不为过。数十年来,上海医学院的几代医生均以林教授为楷模,尊称他为“一代宗师”。

至于医学教育,林教授楷模之举在于高度认真、尽心尽力。像这样的最大牌教授,每次上课前,他还是要备课、修改讲稿,并绞尽脑汁,设计讲解流程。据1955届校友戴钟英教授回忆:“在上诊断科时,林教授先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白色石头棒,此棒的头部粗大,他问同学们:“你们认识这个东西吗?”大家仔细看了看,有人回答,这好像是用来磨药的。林教授说:“对!这叫药杵,这个字读chu!药杵!乡下河边洗衣服时,用来搥打衣服的棒,舂米的棒都有相似的形状,大家可能见得更多。”然后,林教授让等候在外的病人进来,让大家看病人的手指,林教授解释说:“这叫杵状指,这位病人是慢性肺部疾病——肺气肿,末端缺氧,组织增生,所以手指末端增粗,形如杵,故名。”戴钟英校友深情地说,“这段情景我终生难忘!”他暗暗地下决心:今后我给学生上课时,也要这样!像林兆耆教授这样的医学教育家,对医学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值得我们好好回顾,发扬光大!肝癌研究 杏林春暖

林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伤寒等细菌性传染病,50年代研究血吸虫病,60年代研究肝癌等恶性肿瘤,这些科研课题完全适应我国严重疾病构成的时代变化。

1940年林教授首创用骨髓培养法诊断伤寒、副伤寒、葡萄球菌败血症及其他全身性细菌感染,并对伤寒、副伤寒中的胆汁、骨髓、血液、粪、尿等培养及肥达反应进行比较研究。1940年至1948年先后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了六篇具有指导意义的论文,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当时英国《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曾转载其论文摘要,并发表编辑部述评,评价甚高。在同一时期,他还对回归热、炭疽杆菌脑膜炎、中华分支睾吸虫病、氨苯磺胺的临床应用、消化性溃疡以及多发性胃平滑肌肉瘤等发表过研究报告。1941年4月他还在《美国神经和精神病学纪事》(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杂志上发表《发热病中之出血性灰白质炎》一文。林兆耆教授在书房

20世纪50年代,他着手研究血吸虫病、胃癌等疾病,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过《日本血吸虫病之临床及诊断特征》、《日本血吸虫病之临床观察》及《消化病学之最近发展》等,1961年发表了《895例胃癌的临床分析》一文。1954年曾随中国医学代表团出席苏联地方病学术会议。

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及科技、卫生事业的进步,许多急性、烈性传染病逐步被控制。林教授敏锐地意识到,恶性肿瘤将成为威胁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所以早在50年前他就开始进行肝癌的协作研究,在林教授的倡导和有关领导的支持下,1957年成立了以林教授为首的“华东肝癌研究协作组”,办事机构设在中山医院内。作为内科教授,林教授意识到,肝癌如能早期诊断,也能手术切除,故在肝癌协作组中,除了进行生化诊断、核素扫描诊断研究外,还包括内科化疗、外科切除等治疗的研究。

除了临床医疗研究外,还包括病理学和肝癌发生学的研究。研究单位除中山医院外,还包括上海医学院的病理学科、肿瘤研究所等。范围扩大到江苏、浙江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由此可见,在50年前即开创此种协作研究形式,实在是难能可贵,它开了我国肝癌协作研究的先河。

1959年起林兆耆教授又组织上海医学院各附属医院和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有关研究所,对原发性肝癌进行深入研究。其后他总结了大宗临床病例,并提出了我国最早的肝癌分型法,这对于认识肝癌的一些特殊表现,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当时研究的γ-谷氨酰转肽酶现仍用于肝病的诊断。

他发表的《原发性肝癌207例的临床观察》论文,在1962年7月莫斯科举行的第八届国际肿瘤会议上宣读,是中国在国际论坛上最早报道的肝癌大系列研究,为尔后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的进展奠定了基础。此研究工作持续了10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迫停止。

林教授对科研工作的态度同样极为严谨,并重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他自己每天阅读医学书刊,但反对生搬硬套,强调要有自己的观点,立足于本国现实情况,为广大病人服务。他的这种观念和做法为后人树立了榜样。20世纪60年代,林兆耆教授在查房内科奠基 功在千秋

林兆耆教授被誉为内科学和消化病学的奠基者之一,所谓奠基,即为后人奠定基础,打开道路。在消化系统疾病方面,林教授对肝癌的研究为其后中山医院在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内科发展中许多好的设想因战乱而无法实现,诸多奠基之举多始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年,心血管病专业的最好仪器就是心电图,该学科的发展前景被看好。林教授为让陶寿淇在该领域有更大发展,先让他获得心脏病学前辈董承琅教授的指导。他们的培养再加上陶教授的自身努力,终于获得赴美深造的机会,先后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马萨诸塞综合医院和密歇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进修心脏内科和心电图学,得到当时著名心脏病学家怀特(Paul White)教授和权威之一威尔逊(Frank Wilson)教授的指导。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山医院的心血管专业在全国的地位一直居前,而由陶寿淇教授担任院长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也多次在心血管病专业排名中位列第一。在造血系统疾病方面,林教授则安排朱益栋教授主攻,此后,因为学习苏联,朱教授受命组建病理生理教研室,后来在白血病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而血液病编写团队中的陈悦书教授在国内业界,也属于几个顶尖级人物之一,后来调任苏州医学院,据说和某个国防工业有关;吴茂娥教授则赴渝援建重庆医学院,成为该院血液科带头人。职业病的防治在工业发展中不可或缺,林教授让资深专家郑伟如教授负责,郑教授曾经是《实用内科学》第1至第5版的编委,后不得不因援建重庆医学院而中断在上海医学院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早期,林教授任内科学院副院长,得以整合著名内分泌学家钟学礼团队的力量,加上一级教授钱惪和戴自英的传染病学团队,一个强大的大内科团队就此形成。1955年,医学系办公室会议(右二为林兆耆)《史记·李将军列传》在赞扬李广将军的为人之后,说:“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意为:“李将军那忠诚的心让所有士大夫都肃然起敬,谚语说:‘桃李虽不能言语,可树下确已走出条路。’……”林教授对医学事业之忠诚为中国医学界所崇敬,尊他是一代宗师,而他为中山医院内科所铺就的道路,正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能告慰先贤的是,这条路正越来越宽广,前途越来越辉煌。1957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第四届心电图学进修班(第一排右四为陈灏珠,右五为林兆耆,左四为李宗明,左五为陶寿淇)著书立说 耆宿大贤

怎样才能为全国人民的健康做更多的工作呢?这是林教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写书正是惠及百姓的最好方法,编一本实用的内科学,先让医生得益,掌握知识,而后可以令病人能尽早获得正确的诊断和及时的治疗,而此时华东医务生活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前身)恰有此意,因缘际会,二者一拍即合。

写书要有厚实的基础,林教授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据现年95岁的朱无难教授回忆:“我们同学中传阅一本内科学讲义,这是一本打字油印的内科学英文讲义,内容简洁扼要,非常适用于备课迎考。书名叫Lecture Notes of Internal Medicine,编者是C.C.Ling。不知道中文姓名,印发单位也不清楚,直到自己作实习医员时,才打听到编者是上海医学院的内科林兆耆教授。这本讲义当时在内迁至川、黔、滇三省的医学生中传读甚广。”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国内没有很好的教材,故多使用翻译自苏联的教材。然而由于医学院学生越来越多,仅靠苏联教材已远远不够,也不符合实际需要。“林教授把这本Lecture Notes of Internal Medicine做了改进和扩编,成为上医的内科学讲义。”朱无难教授回忆时如是说。

后由内科一级教授林兆耆和钱惪共同倡导,肺科及皮肤科一级教授吴绍青和杨国亮支持该倡议,在上述基础上,编写了一本中国自己的《实用内科学》,之后又涵盖了精神和神经科的内容,成为一部大型综合性内科学参考书。

从第一版前言可了解林教授写此书的目的,他说:“随着新中国各项经济建设的开展,全国人民对于文化教育及卫生工作也都普遍提出了适当要求和热望。但目前我们医务工作者的数量及质量,远赶不上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需要,因此对业务的学习,特别感到迫切。同时,全国医务工作者又一致的认识到,我国应短期内建立起自己的医学文献,有自己的医学教本和杂志;并且都愿意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新中国医学而奋斗。”

林教授在前言中又写道:“在上述的基础上,上海医学院内科学院全体同志,希望尽他们最大的能力来参加这个建设新中国医学的艰巨的工作;……经过四个月的分工写作和编辑,这本内科学总算完稿付印,和各位读者见面了。”

可是愿望和现实并非一回事,现实中有太多困难要克服。首先,当时正值血吸虫病流行,1950年陈毅元帅领导的“三野”军队住在江南血吸虫疫区,80%以上的首长和战士都罹患了血吸虫病,当局立即成立了“日本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组,以上海第一医学院为主,上海第二医学院参加,钱惪、陶寿淇、陈悦书等教授均在华山国际救治总署建造的木头房子里写到晚上9、10点钟才回家。林教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物资条件极差的情况下,组织第一版《实用内科学》写作的。林兆耆教授在抗美援朝前线,正在编写《急性传染病手册》

当时的23名作者在4个月内日夜工作,最终于1952年出版了《实用内科学》第一版,全书约50万字,分消化、心血管、血液等系统,内容包括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等。

1959年,林兆耆教授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冲击,被限制在肠道门诊接诊病人。其间他仍坚持亲自观察每个粪便标本,认为这会更有助于诊断,本着搞好医院环境卫生的宗旨,他还把肠道门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被传为佳话。事后医学院党委向他道歉,而他却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表现出一个科学家和大师的宽广胸怀以及非同凡人的气度。同年,《实用内科学》第5版在这种环境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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