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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2 14: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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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岩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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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农业投资研究

东盟农业投资研究试读:

前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我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在此背景下,中国发起设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提供投融资支持。201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将“一带一路”列为实现规划目标的重要支撑。2017年、2018年、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5次提及“一带一路”,布局并落实各项具体目标和任务。“一带一路”倡议逐步从构想迈向落实、深化,区域产业合作正当其时。

农业是“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的重点领域,东盟是“一带一路”开放合作的重要目标区域。中国与东盟地缘接近,中国在育种技术、作物生产管理、农产品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东盟农业资源丰富、生产成本较低、土地开发程度不高。中国与东盟在资源、技术、市场等领域的差异化和互补性,为农业投资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中国农业而言,东盟农业投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1)落实与深化“一带一路”产业投资合作,推动区域农业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以及农产品市场的融合,提高区域整体农业发展水平;(2)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调剂和补充区域各国农产品供给,在提高东盟地区粮食总产量的同时,间接提高国内粮食安全保障能力;(3)促进国内农业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破解因气候和资源约束带来的农业发展难题,推动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4)引导农业对外投资,加快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向前推进,培育和巩固中国在东盟农业发展中的优势与领导地位。

本书分为9章。第1章和第2章介绍了东盟农业投资的研究背景、意义与概况,东盟农业投资的现状、特点与问题;第3章和第4章分析了东盟各国农业投资政策和主要投资类别;第5章从国别、产业和合作领域三个方面分析东盟农业投资重点;第6章归纳了东盟农业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有针对性地创建了东盟农业投资风险评价方法;第7章和第8章分析了东盟农业投资的典型案例,以及其他国家对东盟农业投资的经验借鉴;第9章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推进东盟农业投资的对策与措施。

本书关于东盟农业投资有关问题的研究,可以指导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决策和运营,也可以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开展相关产业投资合作提供借鉴及参考。第1章 导论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1.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出访哈萨克斯坦、10月出访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并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战略部署。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更是将“一带一路”确定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战略之一。在此背景下,中国还发起设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提供投融资支持,中国对外投资将开启全新格局。2015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统筹多边、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201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规划”中,将“一带一路”列为实现规划目标的重要支撑。2017年、2018年、2019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都5次提及“一带一路”,布局并落实各项具体目标和任务。“一带一路”倡议逐步从构想迈向落实、深化,区域产业合作正当其时。

农业交流与农产品贸易是古丝绸之路经贸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中国与东盟地缘接近,中国在育种技术、作物生产管理、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东盟农业资源丰富、生产成本较低、土地开发程度不高。中国农业发展亟须拓展生产和销售区域,利用全球资源化解内部困境,而东盟对中国农业技术有强烈的需求。中国与东盟在资源、技术、市场等领域的差异化和互补性,为农业投资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农业是“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的重点领域,东盟则是“一带一路”开放合作的重要目标区域。因此,本书拟通过分析中国与东盟农业投资合作的资源、经济和社会基础,总结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发展的现状、特点和问题,对比分析东盟农业投资的国别、产业及重点领域,归纳影响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主要风险、障碍及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东盟农业投资合作决策提供指导与参考。

本研究具有十分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1)落实“一带一路”产业投资合作,推动区域农业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以及农产品市场的融合,提高区域整体农业发展水平。(2)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调剂和补充区域各国农产品供给,在提高东盟地区粮食产量的同时,间接提高国内粮食安全保障能力。(3)促进国内农业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破解因气候和资源约束带来的农业发展困局,推动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4)引导农业对外投资,加快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向前推进,培育和巩固中国在区域农业发展中的优势与领导地位。1.2 相关文献综述1.2.1 农业对外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与讨论

近年来,农业对外投资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一些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大宗商品交易商,甚至机构投资者都积极从事国外农业投资。随着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实施,尽管企业在境外进行农业资源开发逐渐增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对外投资规模仍然较小。中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经济发展水平。Dunning J.(1981)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量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Andreff(2002)也认为投资国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是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部分学者(Barry、Gorg & McDowell,2003;Duran & Ubeda,2005)对此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随着一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对外投资量也在增加。在确保中国粮食安全所需农业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单纯依靠国内农业自然资源无法保障中国其他农产品的长期有效供应。农业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利用境外农业资源是中国的必然选择(邹文涛,2012)。(2)农产品出口。Dunning J.、Kim C.和Lin J.(2001)认为,一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二者之间可能是替代关系,即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对出口的阻碍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是相互促进关系,即企业最先一般会选择产品出口的模式,随着国际经验的积累、对国际市场的熟悉、海外市场的扩大和自身实力的增强,企业会选择控制程度更强、风险规避能力更强和资源承载水平更高的模式,如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反之,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出口平台或海外机构促进出口。王亚飞(2015)认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农产品出口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农业对外投资对农产品进口也呈现出正相关的效应,但没有对进口的影响显著。(3)农业引进外资。一国吸引的外资可以通过加强海外机构的所有权优势来促进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Dunning J.、Kim C. & Lin J.,2001)。同时,国内产业可利用外资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来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率和管理水平,从而促进产业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Branstetter和Lardy(2006)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发达国家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出口平台的行为,显著地改善了中国的出口技术结构。Xu和Lu(2009)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近年来,中国出口技术结构不断提升,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外商直接投资。(4)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政府扶持农业的支出反映了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而农业的发展又有利于增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Hikino和Amsden(1994)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亚洲新兴市场对外投资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国政府的政策扶持,政府的外资与外贸政策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外部变量。由此可见,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仍受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迅速增加。1.2.2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研究与讨论

有关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问题,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1)关于农业对外投资的内涵。农业对外投资是指企业到国外投资,设立生产经营机构,向境外延伸研发、生产和营销能力,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合理配置资源从而进行扩张与发展;随着国际市场的开放,农业企业不断加强国际贸易,扩大农业产品的国际市场,接着通过合资、融资、直接投资等方式,建立资源在全球优化配置的机制,最后建立起农业跨国公司的过程(远铜,2014)。(2)关于农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与障碍研究。部分研究认为,当前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主体不仅受限于自身能力缺失,还受到国内体制和政策限制以及东道国政策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首先,国家在制定农业对外投资相关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及法律法规时缺乏总体规划(何君等,2013),对农业对外投资主体的引导、促进、服务、保护与管制等方面的协调机制不健全(陈前恒等,2009)。其次,中国农业境外投资和资源合作开发利用的国际环境并不宽松。与我国合作的国家,很多政局不稳、行政效率低下,给我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资源合作开发带来较大的风险(杨易等,2014)。一些国家的关税政策、劳工制度、人员素质都严重制约了中国农业在境外投资和进行资源合作开发的推进(陈姝彤,2014)。最后,中国农业企业普遍存在企业实力相对弱小,融资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差,国际投资经验不足,品牌意识淡薄,短期逐利倾向明显,人才储备缺乏(李保花,2014),生产类型单一,竞争力低下,内部恶性竞争激烈等问题(仇焕广等,2013)。此外,还存在着返销配额指标紧张,通关便利化水平低(王劲松、杨光、刘志颐,2014),农业对外投资企业对其他各国信息掌握不够(宋洪远,2014),应对政治风险的经验和防范能力有限等问题(蒋姮,2015),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战略的推进。(3)关于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相关政策与建议研究。马志刚(2014)针对现阶段中国农业“走出去”的特点,结合“走出去”企业的切实需求,提出支持农业对外投资方式的思路和建议,主要包括应加强信息服务、技术支持、政策引导以及对外投资资源和效果研究等。杨易(2012)、杨光(2014)、李艳君(2016)等分别分析了中国农业“走出去”在资金支持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张洁、杨易(2014)提出以援外工作助推农业“走出去”。方旖旎(2015)针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特点,建议政府制定区域投资引导政策,构建境外投资促进机构。总体来看,这些文献对认识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内涵、农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以及农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和障碍很有帮助,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1.2.3 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研究与讨论

中国与东盟地区在农业资源、劳动力、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在农业科技和农业产业化领域合作前景十分广阔。有关中国与东盟的农业合作问题也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东盟国家的农业发展现状。已有文献主要侧重于介绍东盟各国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状况、农业技术特点和农业市场特点、农业发展政策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东盟各国的农业合作重点(卢肖平,2006;杜玉兰,2014)。(2)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可能性与前景。郑一省(2002)、王盛威(2009)、汤鹏主(2009)认为,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双方都重视农业发展,合作潜力巨大。从近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来看,东盟也是贸易额增长最快的地区,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翁鸣,2015)。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业技术合作应创新和完善农业技术合作服务平台、突出农业企业的主体地位、夯实科研机构的支撑作用(朱月季等,2018)。(3)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关系。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互补性很强,并且中国从东盟进口的贸易互补性要强于中国出口东盟的贸易互补性(李琳,2016)。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是影响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逆差的首要因素,且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化方向与逆差的波动方向相反,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作用次之;整体农产品贸易中,中国农产品竞争力低下,贸易结构的不甚合理是导致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尤前前,2017)。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充分证明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可行性,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1.3 研究方法与路线1.3.1 研究方法

本书通过对相关领域的现状研究、问题分析、专家咨询、已有文献讨论、理论演绎和归纳等,分析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概况、农业投资基础以及东盟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根据中国与东盟农业资源的互补性、农业技术与市场的融合度,研究中国企业对东盟农业投资的重点领域;开展实地调查,搜集相关数据,对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农业的风险进行评价;通过实地调研、专家访谈等方法,提炼总结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农业的基本情况、投资活动的优势和取得的经验,投资活动面临的风险、困难和制约因素;采用文献分析方法,搜集其他国家对东盟农业投资已有研究成果,为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农业提供参考;进行结果分析、理论总结和政策性研究,修正和完善研究报告。

本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1)系统分析方法: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本书将从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各个方面,从宏观、微观两个视角,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不同时期全面研究中国投资东盟农业的相关问题。(2)比较分析法:本书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采用比较分析法研究已有国家在东盟农业投资上的差异性与经验教训,为中国企业提供经验借鉴。(3)案例研究:通过选取一些典型的企业进行案例分析和总结,找出问题,总结模式,提供一般性经验。1.3.2 技术路线

本书以推进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农业为研究主线,研究了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农业的基础、投资行为、投资风险等问题,研究重点放在如何进一步扩大中国对东盟农业的投资规模上。本书首先提出研究的问题,对中国投资东盟农业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的回顾和述评,确定进行研究的逻辑思路与研究方法;其次,分析中国投资东盟农业的资源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介绍东盟国家农业利用外资制度的演变及现有制度安排,探讨现有制度安排的形成原因;再次,分析中国投资东盟农业的主体及其行为,包括投资动因、投资方式和投资的区位选择,剖析中国投资东盟农业的重点领域;最后,分析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农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提出风险管控措施,总结归纳国内企业投资东盟农业的成功经验,并采用文献分析方法,搜集其他国家投资东盟农业已有研究成果,为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农业提供借鉴与参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农业的政策建议。1.4 研究的主要内容1.4.1 核心概念界定(1)农业。本研究中的“农业”包括农业及涉农产业(Agri-industry)两部分,也就是把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涉及的产业包括在内。农业一般是指农(种植业)、林、牧、渔各业及其服务业,即中国国家统计局产业分类法中第一产业所包括的全部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尤其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业的理解进行了新的拓展,提出了“十字形大农业”的概念。这不仅包括农、林、牧、副、渔业这五业中农业的“产中”横向环节,还将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和良种等服务的行业称为农业的“产前”环节,把农产品的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过程称为农业的“产后”环节,这些纵向环节可以理解为涉农产业,使农业的内涵大为拓展。具体来说,涉农产业主要包括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农业生产资料行业,如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业机械等农业投入品行业或部门的生产和流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如食品制造业,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烟草加工业,家具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橡胶制品业等行业或部门的生产或流通。(2)农业FDI。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又称国际直接投资。联合国贸发会(UNCTAD)每年公布的世界投资报告(Word Investment Report),将FDI分为Inward FDI和Outward FDI两部分。前者是流入一国的来自国外的直接投资,即外商直接投资;而后者为一国向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即通常所说的对外直接投资。农业FDI是指外国投资者通过转移垄断优势(包括无形资本)至受资国进行农业投资的活动,并获得对投资企业的经营控制权。直接利用外资包括合资经营、外商独资经营、合资开发、BOT项目融资等方式。由于FDI与直接生产经营活动相联系,外国资本进入可直接增加东道国的生产能力和出口创汇能力,其风险也由外方自负或由东道国企业自负,一般不构成受资国的外债。(3)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ASEAN),是东南亚地区的综合性国际组织,成立于1967年,最早由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5个国家创建。随后成员国不断增加,文莱于1984年独立后加入,越南于1995年加入,缅甸、老挝于1997年加入,1999年4月30日,随着柬埔寨的加盟,东盟正式拥有10个成员国。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首先加入,所以习惯称之为老东盟成员国;而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由于后加入东盟,故称为新东盟成员国。截至2014年底,东盟囊括了东南亚地区除东帝汶以外的所有国家,成为拥有444平方千米土地、5.91亿人口和24600多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1.4.2 研究内容

本书拟从宏观、微观两个视角对中国投资东盟农业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体内容如下:(1)分析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资源、经济和社会基础,并对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农业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总结和综合分析。(2)搜集和梳理东盟国家鼓励吸引外资的政策,对比分析东盟农业投资的重点领域。(3)剖析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主体的行为特征,包括投资动因、投资方式、区位选择等。(4)对影响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农业的各种风险给予识别、度量,提出规避和管控的应对思路。(5)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典型企业进行调查分析,总结和归纳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面临的主要障碍及问题;参考其他国家促进东盟农业投资的实践经验,提出旨在有利于推进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农业的政策建议。第2章 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概况2.1 中国与东盟农业的合作背景2.1.1 资源领域1. 自然资源的互补性

东盟国家大部分地处热带,热量充沛,降水量大,自然条件优越,生产资源丰富。柚木、橡胶、木棉、棕榈油、金鸡纳霜等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首位,大米、木材、椰产品、烟草、蔗糖、咖啡和麻等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也居于世界前列。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少,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对各种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量大幅度增长,国内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无法满足工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东盟国家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热带资源对中国来说相当重要。目前,东盟有许多森林和土地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开发利用,资源和市场的互补性为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林木资源:东盟国家的林业资源相当丰富。东盟热带木材蓄积量占世界总量的20%,占中国木材总需求量的28%,主要有龙脑香、红木类、花梨木、紫檀、柚木类、硬木类、岛松、南亚松等,仅柚木就占世界蓄积量的80%以上。虽然中国森林资源不如东盟国家,但在加工技术方面有优势,在合理开发森林资源的前提下,双方进行林产品加工和精深产品开发合作,有利于双方开展林业投资。2014年,中国进口阔叶锯材801.5万立方米。其中,前十大进口市场就包含有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进口数量为354.6万立方米,占比44.24%。

耕地资源:东盟十国土地面积43260万公顷,其中农用地12384万公顷,耕地6868万公顷,林地21425万公顷,内陆水域面积1544万公顷。其中,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仍有大量未开发的可耕地。丰富的耕地资源是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重要基础。图2-1 东盟国家土地面积及构成

水资源:东盟地区河流密布,水域面积广阔,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在1000~3000毫米,部分地区达到5000毫米。除新加坡外,人均水资源丰富,其中老挝人均水资源近6万立方米。但降雨量季节分布不均,雨季、旱季分明,旱季用水量紧张。

温光资源: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化,有寒温带到热带的复杂气候,从南到北,有热带、亚热带、温带、暖温带和寒温带5个温度带,而东盟国家都处于热带,温光资源丰富,因此适宜生长的优势农产品差异巨大。2. 粮食产需的互补性

人多地少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在粮食进口上的长期依赖性,中国对水稻、玉米等大宗粮食的进口需求量逐年增加,东盟地区生产能力和潜力巨大,中国与东盟双方在粮食产需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见表2-1,中国稻米进口市场高度集中于东盟国家,特别是泰国和越南。泰国历来是中国最重要的稻米进口来源国。1992—2009年,泰国在中国稻米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有3年高达99%以上。然而,近年来由于泰铢的大幅度升值以及生产资料成本快速上升,导致泰国稻米生产成本和出口价格迅速提高,泰国大米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与泰国相反,越南大米价格日益走低,而且稻米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截至2012年,越南在中国大米进口中所占的份额也迅速由15.32%提高至(1)65.90%,首次超越泰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稻米进口来源国。2015年,越南大米出口量和生产量均排在世界第一位;泰国稻谷产量、出口量排在世界第二位。2015年中国稻谷和大米进口前三大市场分别为越南、泰国和巴基斯坦,分别为179.4万吨、95.7万吨、44.3万吨。此外,老挝、缅甸、柬埔寨也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的良好条件,目前已成为中国农业投资的重要选择。表2-1 1992—2012年中国稻米进口市场结构单位:%资料来源:UNCOMTRADE。

在小麦方面,尽管中国小麦在世界上没有显示性比较优势,但与东盟各国相比,还是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东盟国家是中国小麦出口的主要市场之一,2015年中国小麦出口5296.3万吨,从中国进口小麦的国家主要是马来西亚和美国,其中,马来西亚进口数量为2319.5万吨,占比43.79%。因此,可根据需要增加对东盟国家粮食产业投资。3. 经济作物的互补性

由于温光资源丰富,东盟国家在热带经济作物方面的优势突出,最典型的是棕榈油和橡胶,而中国一直是进口大国。200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天然橡胶消费国,2015年中国进口橡胶达273.5万吨,金额超过39亿美元,橡胶出口国排名前三名的分别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出口量分别为180.5万吨、34.5万吨、28万吨。在食用油料、油脂方面,目前中国油脂的自给率为60%~70%,有1/3要从国外进口。其中,棕榈油是三大植物油中唯一不能由中国国内大量粗棕油生产的,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2015年中国进口棕榈油为431.2万吨,贸易额为27.7亿美元,主要是从马来西亚和印度(2)尼西亚进口,今后东盟仍是中国主要的粗棕油、棕榈油供应地区。

中国是水果和蔬菜生产大国。自1999年起,中国水果产量始终位居世界第一,蔬菜产量也是连续12年位居世界之冠。美国农业部发表的一份关于落叶果树水果的报告显示,2015—2016年产季,全球苹果产量达到7690万吨,其中,中国产量将达到4300万吨。与苹果的情况类似,中国梨的产量与出口量均呈现上涨趋势。2016年全球梨的产量比上年增加81.4万吨,达到2520万吨,其中约75%的产量来自中国。此外,中国的葡萄产量也十分突出。2016年全球鲜食葡萄产量达到2100万吨,其中中国葡萄的产量达到960万吨,而中国针(3)对泰国以及越南等国家的出口量也至少增加76%。东南亚国家则在热带果蔬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泰国、越南和菲律宾是中国热带水果主要进口来源国。2015年,中国从泰国和越南进口鲜柑水果和坚果,分别占该类水果进口量的14.8%和31.4%。同时,在蔬菜方面,泰国等东盟国家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胡萝卜、辣椒、大蒜等温带蔬菜。因此,中国和东盟地区在热带作物和果蔬等经济作物领域具有很强的产需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4.“蓝色粮仓”产业的互补性“蓝色粮仓”是以优质蛋白高效供给和拓展粮食安全的战略空间为目标,利用海洋和内陆水域环境和资源,通过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基于生态优先、陆海统筹、三产融合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渔业生产体系。由于地域优势,东盟的大部分国家都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具有发展“蓝色粮仓”的天然优势。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鱼类资源相对丰富,种类较多,产量较高。印度尼西亚的金枪鱼产量位居亚洲第一,在世界上也居前列。泰国每年出口冻虾30万~45万吨,是全球出口虾大国,出口量(4)约占世界销量的35%。中国是世界产鱼大国,并且在水产养殖技术以及水产品种苗培育、水产品加工方面,相对于多数东盟国家来说具有比较优势,中国与东盟在海洋渔业捕捞、海产品加工等“蓝色粮仓”产业领域合作潜力巨大。5. 农业劳动力资源的互补性

从农业劳动力资源情况看,东盟内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新加坡和文莱从事农业的人口非常少,并且农业劳动力的素质较高。马来西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也较少,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下降,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工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农业劳动力短缺。2014年,马来西亚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仅为18.7%。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其他东盟国家以农业为主,农业劳动力丰富,但素质相对较低。2014年,缅甸农业就业人口为1890多万人,约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70%;柬埔寨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高达80%;越南相对较少,但也占55%。由于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很快,但农业劳动力素质比较高,农业技术应用能力强。中国与东盟农业劳动力在结构、数量、技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性。2.1.2 经济领域1.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东盟各国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规模等方面差别迥异,按照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等反映经济规模的要素来考虑,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新加坡和文莱。这两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很少(两国人口占东南亚总人口的1.4%,国土面积则仅占0.14%),但经济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新加坡和文莱作为东盟中最为富裕的国家,其人均GDP一直和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接近,2014年分别达到59423美元和36583美元。第二层次为马来西亚和泰国。2014年,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1062美元、5550美元,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中等偏上水平。第三层次为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这六个国家2014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3531.5美元、2849美元、2063美元、1692(5)美元、1122美元和1269美元,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中等偏下水平。其中,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整体上高于其他四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表2-2可以看到,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但又比其他国家领先许多。同时,中国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层次,并且各层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差异性和相互交错,构成了较强的互补格局,从而使中国与东盟国家从整体到局部都可以找到相互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空间,可以较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协同发展。这种差异性、互补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维护双方合作发展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表2-2 2014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情况注:①为2013年数据。资料来源:2015年中国—东盟统计年鉴。2. 产业结构的互补性

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就增长速度来说,第一产业增长相对缓慢,第二产业增长快速,第三产业则突破以商贸、餐饮为主的单一发展格局,加速了金融、保险、研发、咨询等行业的发展;就就业比重来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增长缓慢,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从结构上看,中国既有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为主的低层次产业,又有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在东盟国家中,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劳动密集型、原材料加工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主要优势在于椰子、橡胶、木材加工,以及矿产开采与冶炼为主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业;新加坡的产业层次更高,主要以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很显然,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产业优势差异较大,合作潜力和合作价值大,还能促进各国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与结构优化。3. 农业生产技术的互补性

从农业生产技术来看,东盟国家内部存在较大差异。新加坡的农业高新技术非常发达,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农业技术相对发达,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较快,而其他国家如柬埔寨、老挝、缅甸等的农业科学技术则较为落后。中国和东盟都非常重视农业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总体而言,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普遍高一些。中国农业技术在种植、养殖、良种繁育、农业生物开发、农业病虫害综合防治、农机具生产加工、畜牧业检测防疫、农业科技培训推广、饲料、化肥、农药生产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如杂交水稻和玉米种子为东盟国家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和东盟国家都以小规模农业生产为主,大多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中国多年来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可以向东盟国家进行梯度转移。2.1.3 社会领域1. 农业发展相互需求

目前,中国耕地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严峻,以耕地和水资源为代表的境外农业自然资源已经成为中国农业资源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底,中国耕地面积已不足1.22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仅约0.091公顷,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其中,河南等部分省市已经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053公顷的警戒线。中国每年农业生产缺水200多亿立方米,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水土资源很不匹配。(6)中国与东盟各国地缘接近,中国在育种技术、作物生产管理、资金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东盟地区土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好、生产成本较低、土地开发程度不高。中国农业发展亟须拓展生产和销售区域,利用全球资源化解内部困境,而东盟地区对中国农业技术有强烈的需求。因此,中国与东盟各国在资源、技术等领域的差异化和互补性为双边、多边农业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决定了粮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进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和退耕还林、还草等改善生态举措的实施,中国农业用地不足的矛盾将会变得越来越突出,而未来中国的粮食需求还会大幅度提高。东盟地区是全世界最主要的稻米产区之一。国际谷物协会统计显示,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是东盟五个最大的大米生产国,每年出口大米总计超2000万吨,占据全球2/3的市场份额。根据李兆伟(2013)对世界主要农产品区域生产比较优势分析,东南亚国家稻谷区位熵(LQ指数)较高,世界排名前五位的依次为孟加拉国、缅甸、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显然,东盟可以成为中国今后粮食进口的一个重要来源地,而这些东盟国家则可以由此获得稳定的外汇收入,可谓互惠互利。2. 农业互联互通进程加快

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中国致力于加强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愿意支持本地区包括东盟各国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中国愿意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7)荣”。“一带一路”倡议在于实现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五通”,即(8)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中国—东盟农业互联互通是双方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中国与东盟以农产品运输通道为纽带,以贸易、投资、技术、政策和人员互通为合作目标,以平等协商、循序渐进为合作方式,以丝路基金为融资渠道,共建区域农业互联互通合作平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共同打造中国—东盟农业发展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参与东盟一体化建设,注重与东盟互联互通战略相对接,将使中国农业企业赴东盟投资更加便利,不但可以享受到区内的农产品关税优惠政策,还可以规避发达国家专门针对中国农产品设置的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出口风险,从而扩大对国际市场的农产品出口。这些必将促进中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增长,以及与东盟农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3. 地理邻近和文化融合

中国与东盟各国地理距离比较近,不仅海域相连,而且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部分国家陆地毗邻。如云南通过澜沧江—湄公河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相连,而且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比较近,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提高投资利润。广西已建成出海、出边大通道,形成了与东盟国家的立体交通网络。2015年,中老铁路和中泰铁路开工,未来的交通运输将更加便利。地理位置的邻近,逐渐完善和便利的交通,使得中国与东盟进行农业合作具有天然的优势。

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人、华侨最为集中的地区,根据2013年中国贸促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世界各地有3000万华人华侨,其中有2452万人在东盟国家,占比70%。中国和东盟国家血缘相亲、人文相通,在民心相通、文化融合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近年来,双方人文交流不断深化。每周有千余架次航班穿行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双方人员往来2016年超过2300万人次,互派留学生规模达到19万人。东盟国家庞大的华人群体在生活习惯、语言、教育、传统以及消费习惯方面与中国有着广泛的共同点,这将有利于农产品的贸易和投资。民心相通、文化相通和消费习惯相同为中国企业实施对东盟农业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独特优势,中国企业不仅可以更好、更快地融入当地市场,而且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

随着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全面深入发展,中国与东盟之间已成为联系最广泛、成果最丰富、交往最密切的对话伙伴,政治互信度越来越高,文化交流逐渐加强,使得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往来中具有更大的便利,中国与东盟的农业合作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2.2 东盟农业投资的现状、特点与问题2.2.1 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现状

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08—2013年,中国农业海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持续攀升,2013年达18.1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60.15%,远超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10.03%的增速,其行业占比由2007年的0.31%上升至2013年的1.68%,其中农业、林业与渔业分别占28.6%、26.7%与14.3%。同期存量也不断创下新高,由2008年的14.68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71.8亿美元,年均增速达37.37%,ODI占比由2008年的0.80%上升至2013年的1.09%,其中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与农林牧渔服务业分别占38.1%、3%、0.7%、3.3%与54.9%。

按洲际划分,中国农业ODI近七成流向欧洲与亚洲,其中对东盟投资超过二成,集中于印度尼西亚(33.05%)、老挝(16.05%)、泰国(15.11%)。显然,东盟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对外经济板块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见表2-3)。表2-3 2010—2013年中国农业OD I主要流向国家和地区分布单位:%资料来源:2010—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直接统计公报。

2014年,中国完成对东盟农林牧渔业投资近8.9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农业投资总额的49.8%。其中,种植业5.45亿美元,占比60.8%;农林牧渔服务业2.4亿美元,占比26.8%;渔业6103.67万美元,占比6.8%;农副产品加工业2802万美元,占比3.1%;林业1683.15万美元,占比1.9%;畜牧业557万美元,占比0.6%(如图2-2所示)。在农业对外投资的国别(地区)排名中,东盟地区排名第一位,当年农林牧渔业投资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其中,印度尼西亚投资流量4.14亿美元,占比46.2%;柬埔寨2.82亿美元,占比31.5%。图2-2 2014年中国对东盟国家农业投资流量产业分布

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存量中农林牧渔业投资存量为2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农业投资总额的39.9%。其中,种植业13.5亿美元,占58.7%;农林牧渔服务业4.58亿美元,占19.9%;林业3.12亿美元,占13.5%;渔业1.11亿美元,占4.8%;农副产品加工业5995万美元,占2.6%;畜牧业1182万美元,占比0.5%(如图2-3所示)。图2-3 中国对东盟国家农业投资存量产业分布

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重点集中在农资产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业种植等方面,主要分布在老挝、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大多数为农业国家,且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不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低,有利于中国加大对这几个国家的农业投资。据统计,中国在东盟的境外农业投资企业为297家,其中老挝119家,印度尼西亚33家,越南29家,柬埔寨29家,缅甸34家,泰国25家,菲律宾11家,马来西亚11家,新加坡5家,文莱1家。开发利用农业资源的重点是天然橡胶、木薯、棕榈、水稻、玉米、远洋捕捞等。中国的投资主要来自沿海发达地区和邻近东盟国家的省份,具体见表2-4。表2-4 中国企业在东盟农业投资情况资料来源:中国驻老挝使馆经商处。

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东盟地区投资存量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6.42亿美元)、柬埔寨(4.13亿美元)和新加坡(3.22亿美元),企业数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老挝(119家)、缅甸(34家)和印度尼西亚(33家)(见表2-5)。表2-5 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主要国家单位:个,万美元

截至2014年底,中国境内企业在东盟雇用当地员工53176人,年平均工资5931.4美元。中国境内企业指导东盟地区农民开展农业生产(9)114941人次,为当地缴纳税金2961.03万美元。

从中国农业对东盟投资的领域分布来看,已扩展至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农产品加工、动物疫病防治、农村能源与生态等诸多领域,而尤其以农作物种植业为主。从中国在东盟国家的种植作物分布来看,主要为热带经济作物,具体有:(1)天然橡胶。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老挝、缅甸等国家,国内投资者主要为海南省农垦公司、广东省农垦公司、云南省农垦公司等。(2)棕榈。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国内投资者主要为天津聚龙集团、中海油、中兴集团等企业。(3)木薯。主要分布在老挝、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国内投资者主要为中兴集团、广西农垦集团等企业。(4)水稻和玉米。主要分布在老挝、菲律宾等国家,国内投资者主要为吉林富华股份有限公司和北大荒集团及私人投资者等。(5)甘蔗。主要分布在菲律宾,国内投资者主要为广西农垦集团等企业。(6)剑麻。主要分布在缅甸,国内投资者主要为广西农垦集团。此外,中国还开展了对东盟国家的水产养殖、水果蔬菜等种植项目。2.2.2 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主要特点

其一,对东盟投资规模在中国对外投资区域分布中占有较大比重。当前,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农业直接投资中,对俄罗斯的投资规模最大,2011年、2012年中国对俄罗斯农业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88394万美元和128052万美元,占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分别为25.87%和25.79%。其次为东盟,2011年、2012年中国对东盟农业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70936万美元和99667万美元,占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分别为20.76%和20.08%。再次为欧盟,同期中国对欧盟农业投资比重分别为10.46%和7.23%。而中国对美国与澳大利亚农业投资比重很小,目前这一比重仅为1%和3%左右。因此,东盟在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分布中具有重要地位,且重要性在不断上升。

其二,中国对东盟农业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尽管东盟在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中占有较大比重,但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分布情况看,中国对东盟农业直接投资规模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2012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比重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存量比重为18.1%;其次为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金融业等,投资存量比重在10%~14.3%;而对东盟农业直接投资存量比重仅为3.5%,排在第九位。这说明中国提高对东盟农业直接投资规模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三,中国对东盟农业直接投资领域多样,但投资方式较单一,层次不高。当前中国对东盟农业直接投资已扩展至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农产品加工、动物疫病防治、农村能源与生态等诸多领域,投资方式以政府间、半合作半市场化的开发方式为主,主要采取租赁土地种植、购买捕捞许可证、建立生产和加工基地、进行农业资源开发、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等方式,这些方式多以资源开发、初级产品加工及合作经营为主。而跨国并购并开展跨国生产、深加工、运输、销售等产业链延伸的投资方式较少,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投资方式仍处于较低水平。

其四,农业投资项目零散,关联程度低。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存在一些明显不足。首先,农业投资规模较小,而且比较分散,一般农业投资项目不过几千万元。同时,投资分散在多个投资主体和农业项目中。其次,项目区域日趋广泛。例如,中国数万渔民在东盟作业区,包括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公海)作业区,广东农垦集团在泰国等地收购并扩建天然橡胶厂。再次,项目投资较为分散,涉及粮食种植、经济作物种植、动植物保护、设施农业、农业机械、农村能源、远洋捕捞等。同时,中国对东盟的农业投资尚未与工业投资、港口和公路等设施建设形成有机、密切的关联。2.2.3 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1. 东盟自身的问题(1)民族矛盾凸显

东盟国家的综合政治经济状况相对比较稳定,但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如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冲突等。2015年爆发的缅北果敢地区冲突,造成数以万计的百姓颠沛流离,无家可归;菲律宾南部地区的阿布沙耶夫等分离主义组织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已持续多年;近年来泰国南部地区持续发生多起爆炸、袭击事件,更是严重破坏了泰国普通居民的正常生活。上述事件均夹杂着民族不和的因素,民族冲突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受到了严重影响,给该区域的农业投资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2)政策缺乏连续性

东盟部分国家政党之间互相倾轧和猜疑、对民主化的诉求以及军人干政等问题,导致了部分国家政局不稳,政权更迭频繁,国家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如在阿罗约执政菲律宾时期,北大荒(菲律宾)农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农业试验示范等项目建设十分顺利,后来由于政权更替,北大荒集团在菲律宾境内扩大生产经营规划受到较大影响,目前发展一直较为缓慢。政策上的不确定将给东盟农业投资项目招致“搁浅”的风险。此外,东盟部分国家不完善的商业环境和普遍的腐败问题也阻碍其经济发展和稳定,导致农业投资风险加大。(3)基础设施薄弱

受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结构也存在很大差异,其中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的投资环境与其他六个国家相比相对落后。这些国家的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薄弱,限制了农业投资项目的实施。同时,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运输工具等相关设施大多较为落后,主要运输均存在通道供给单一、节点衔接性差等问题,公路、铁路、水(海)路等各种运输方式缺乏有效衔接,导致不少农产品效益大打折扣。(4)金融体系相对落后

东盟部分国家金融体系相对落后,外汇支付能力差,不能为中国企业的投资提供相应的服务,给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同时,东盟农业投资涉及不同国家的货币,在使用及兑换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外汇风险。企业投资东盟农业取得收益或遭受损失的多少,除了东道国的市场与竞争等因素,货币与汇率的变化也常有较大的影响。2. 中国国内的问题(1)企业融资难、成本高

目前,民营中小企业是开拓东盟市场的主力军,但普遍都遇到资金短缺、投资项目贷款困难等问题。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时,往往需要较多的前期市场开发费用,但我国现阶段农业“走出去”的补贴项目并不多,而且补贴金额也不大。企业在境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基本没有补贴,国内的惠农政策延伸不到境外农业合作开发项目。同时,国内金融机构对农业“走出去”企业贷款条件要求高、期限短,利息还往往高于国外融资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企业投资东盟农业的瓶颈。(2)农业投资集群效应缺失

中国赴东盟农业投资企业单打独斗较多,尚未形成集群优势。当前,中国赴东盟农业投资的企业数量较多,但基本持单打独斗的态度,协同或者抱团集群式“走出去”的情况十分少见。这一方面说明,目前中国农业“走出去”的企业实力较弱,绝大多数从事种植和初级农产品加工,实现境外产业链有效整合的能力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与东盟农业投资合作的层次有待提高,“走出去”企业对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组和优化还不够,容易造成在投资国的无序竞争,同时也难以形成合力深化合作。此外,中国对东盟的农业投资需要与工业投资、港口和公路等设施建设形成有机、密切的关联。(3)企业国际竞争力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投资东盟农业的企业自身存在着诸多不足。一是复合型国际人才缺乏。企业“走出去”涉及国际经济、金融、法律和语言等领域,需要一支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化战略思维、熟悉国际投资规则、精通跨国投资经营管理和国际市场开拓、外语熟练的复合型人才队伍,而现阶段中国绝大多数农业企业尚不具备。二是“走出去”的层次较低。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传统的生产环节,甚至很多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就是单纯种地。三是风险意识不足。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不太重视海外市场风险。有关调研结果表明:不少企业对外投资项目实施前缺乏严格有效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不仅对海外投资风险估计不足,而且一旦出现风险也没有应对预案。(4)政府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现阶段,中国政府提供的农业“走出去”服务措施与企业的需求有一定差距。一是缺少有效的信息服务。政府的海外农业投资信息发布、基础数据资料统计等公共服务缺失,难以为企业提供便捷的国际投资信息。驻外使馆中大多没有设置农业处,农业外交官人数少,难以为企业提供东道国的资源禀赋、法律法规、市场运行、产业政策等国情信息。政府对相关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缺乏支持引导,海外投资协会、学会等服务型中介组织数量少、力量弱,难以为海外企业提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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