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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2 16: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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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东义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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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大智慧:讲中医故事,看中医成就

中医大智慧:讲中医故事,看中医成就试读: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华夏大地上奔走了两百多万年,云南元谋人一百七十多万年之前就会用火,五十多万年之前的北京猿人用火的遗迹也达6米厚,可见人类进步的历史是那样悠久,疾病与诊治探索的历史也必然很悠久。但是,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古人对于医学探索几百万年的详细情况很难确知,能够推测的医学起源只不过几千年的历史。

文明,文明,有文才明。

考古是推测,记载则有事实,也有传说,需要大家进行文字辨别,才能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专家们认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之中,首先是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后来逐步进入了陶器文明,然后才有了青铜文明时代,这期间的生活方式也是由采集、渔猎文明,过渡到农业种植文明,再后来才有近代工业文明。

人类养生的观念,既不可能在采集渔猎阶段出现,也不可能在工业文明里形成,而只能来源于农业种植文明。

大家公认中医药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毫无疑问,中医学走过的成长道路,与西方医学是完全不相同的。

那么,是谁启迪了中医的思想?是谁给了中医药独特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这需要我们沿着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脉络,仔细寻找与辨别。

发现中医大智慧源泉的过程,也是阐明中医特色形成的过程。

因此,本书把目光投向唐宋之前,尤其是秦汉之前中医学创立的过程,以此来说明是谁让中医站得高、看得远。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的错误、不足之处一定不少,敬请广大读者朋友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日后加以改正。曹东义2012年春节于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女娲敢畅想,地上石头能补天

在中华民族的古老传说里,伏羲与女娲是蛇身人首的神仙,他们一雌一雄、一男一女、一阴一阳,相抱相吸,孕育了天下的众多子民,逐渐繁衍成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这是关于人类起源的一个古老的传说,不是上帝造人,而是自然界逐渐演化而产生人。盘古开天地也有类似的“自然生成论”,只不过盘古生成的环境,是天地未分的时候,有了盘古才逐渐分清了天与地,而伏羲与女娲造人的故事,则是在有天地后。

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看似荒唐不经,因为人们习惯了天空为清阳,即使有缺漏,也不可能用石头补在天上。但是,有很多事情是难以理解的,比如古人夜晚仰望满天的星斗,银河众星闪烁,不时有流星划过夜空,有的真就见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陨石。那么,这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由经验事实认定,天上一定是有石头的。要不然,天上怎么会落下石头来?在女娲补天的故事里,专家们又有了新的发现,证明女娲补天的故事,“确有事实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卫星照片提供的河北白洋淀一带的地貌特征。当然,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女娲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冶炼矿石的人,这正是青铜文明、铁器文明的起源象征。五行学说只有在金属文明盛行之后,才可以出现,也就是说,在石器时代不可能出现五行学说。

河北省南部的涉县,有娲皇宫,当地流传着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传说,这既有古人用火之后,开始有烧陶、冶炼铜铁的含义,也有天与地本来就有相互关联的密切联系思想。因此,天上有了缺损,可以用大地上的石头去修补。天与地这种互相依存的观点,演绎了古人关于天地人相通、相互联系的认识方法。有趣的是,娲皇宫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名字叫“石家庄”。据说其特产就是女娲补天用的五色石头,可见河北的省会石家庄这个名称与一个古老的传说连在一起,满含着历史文化。

伏羲、女娲虽然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但是最先出现于历史记载的却是女娲,后来才有了伏羲的故事。《山海经·大荒西经》、《楚辞·天问》、《礼记》、《史记》、《淮南子·览冥》、清朝嘉庆时期的《涉县志》等史料都有关于女娲的记载。相传上古时期,始祖女娲就是在涉县的古中皇山上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长期以来形成了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女娲文化。《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说明女娲也是一个龙的化身,只不过是一位龙女。对于女娲的善于变化,《淮南子·说林》解释说:“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娲所以七十化也。”《淮南子·览冥》描述,传说的上古时代,天灾层出不穷,女娲补天才改变了面貌,是一个沧海桑田的变化:“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斩鳖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蛟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这个描写,也许是母系社会流传下来的故事,因为其中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一位女子,而不是英雄好汉伏羲。《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文中所说的“抟土造人”,必然是最早的人类,这也是古代关于人类起源的一个大胆的想象。《博雅》引《世本》云:“女娲做笙簧。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以匏为之,其中空而受簧也”。皇甫谧《帝王世纪》按照男尊女卑的传统,则说:“女娲氏,风姓,承庖羲制度,始做笙簧”。当然,这也可能是人类到了父系社会时,对于历史传说的重新解读。

中国上古创世的神话中,女娲被打扮成补天的女神。传说之中,自然界发生了一场特大灾害,天塌地陷,猛禽恶兽都出来残害百姓,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又杀死恶兽猛禽。还有传说女娲用黄土仿照自己造成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另传说女娲制造了一种叫笙簧的乐器,于是人们又奉女娲是音乐女神。《风俗通义》记载她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因此被传为婚姻女神。关于女娲的传说很多,一直流传至今,影响甚为广泛深远。至今中国云南的苗族、侗族还将女娲作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

据说,太行山除了又名“太形山”、“五行山”之外,古代还有过“女娲山”和“皇母山”的别名。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里,有为数众多的男性“天子”,而女娲所享受的这一殊荣,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绝无仅有。据南宋罗泌《路史》记载:“女娲又曰皇母。……太行一曰皇母山,亦曰女娲山。”又崔伯易《感山赋序》曰:“太行一名皇母,一名女娲。”

据以上记载可见:以“女娲山”命名太行山的唯一重要原因,是在距今八九千年的远古时期,人类在遭受了严重的洪水和强烈的地震灾害以后,女娲领导民众在太行山地区进行了长时间、大面积的抗灾救灾活动,拯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宝贵生命。

按照《列子》与《淮南子·览冥》的说法,共工与女娲争帝,女娲命祝融领兵攻打共工。祝融又名正火,是古代的官职,共工也是古代的治水官职。共工兵败怒而用头去撞不周山。不周山乃撑天之柱,被共工一撞,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山体崩塌,天柱折断,大地向东南倾斜,海水向陆地上倒灌。平原上的人多数都被淹死了,幸存者只好逃往山上。但是,山林是兽类的领地,它们受到侵扰后十分愤怒,向人类发起疯狂的攻击,又有许多人被野兽咬死吃掉。人类遭遇到了空前的灾难,有的被洪水淹死,有的被崩塌的山石砸死,有的被凶猛的野兽和大鸟杀害,人类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阻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苍天总算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

古人划分中国地理的时候,首先出现的是“九州”的区划。这九州之中的“冀州”,是以黄河为据划出来的,也就是“河内曰冀”。西汉王莽之前,黄河从河南省境内,达到河北省,在宁晋泊向北,沿衡水、沧州,到天津静海一带入海。也就是《尚书·禹贡》所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河北省中南部以及河南省的北部,在黄河的弯曲之内,所以叫“河内冀州”,黄河以南叫“河外”。

女娲补天之后,“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蛟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描述的就是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一个历史故事,也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有可能是一次巨大的陨石坠落。这场特大的灾祸不仅在古人的记忆里留下了痕迹,也可以从地理、地质的研究之中,发现某些线索。

某些史前事件虽以民间传说或神话的形式存在,但却存在着事实依据。黑海的水下考古探测就曾发现《圣经》之中记载的“世纪大洪水”有事实依据。“大禹治水”虽无准确的文字记载,但该神话被普遍认为是治理古代水患。那么,比大禹治水更为古老的一个神话——“女娲补天”是否也存在着这种事实基础呢?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研究员王若柏,长期从事地震地质、地壳形变和地质灾害领域的研究工作,他提出,女娲补天的神话实际上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一次陨石雨灾害。

王若柏先生利用卫星遥测技术等研究手段,在研究白洋淀地区的历史地貌时发现,从任丘、河间到保定、望都一带,向西偏北的方向延伸,一直到完县、满城附近,存在大量特殊的地貌现象——碟形洼地及其群体。他比较了世界各地的陨石撞击坑,认为白洋淀地区碟形洼地和其群体,是史前规模巨大的陨石雨撞击后,在冲积平原上留下的遗迹。并且认为这次撞击发生的地域非常广,从晋北一直到冀中,甚至可能延伸到渤海湾附近。发生的时间大概在史前的某一时刻,最有可能是距今4000~5000年间。

他推想,当时一颗小型含水的冰体彗星进入地球轨道,在山西北部的上空冲入大气层并在高空爆炸。其碎片落入从晋北到冀中这一广大地区,形成规模宏大的陨石雨,形成了大量的撞击坑,大小不等的坑群最终形成了白洋淀。年深日久之后,白洋淀周围才有了居民点。巨大撞击、爆炸和其后在地面上引起的火灾,与《淮南子·览冥》所说的大火日久不灭的情形相似。他猜想,如果小型天体是一颗彗星,其成分主要是陨冰,而陨冰融化后形成大量的地表水,才会有“水浩洋而不息”的结果。女娲补天之后,“苍天补,四极正,淫水固,冀州平”,冀州大地才会恢复往古的秩序,再一次出现“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普照的大自然,依然还是那么美好。冀州大地又出现了四季分明的勃勃生机,一派天地和谐、阴阳有序的人与自然的美景再一次展现出来。

只有这样恢复有序的自然环境,才有可能出现神农、黄帝争相“聚于涿鹿”的局面,也只有这样富庶美好的自然环境,才值得他们“战于板泉”去争夺这块宝地。当然,这都是后话。

女娲神话的产生,依据上古时代的传说,编撰于西汉年间之前,一直流传于冀州大地。冀州当然就是古代河北省一带。

伏羲画八卦,密码传承数千年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龙的传人而深感自豪,中华大地被称作龙的土地,龙已成为中华民族崇高的徽号。溯本求源,龙图腾起源自于伏羲、女娲神话。

关于伏羲的话题,中国史籍说了几千年,中国人口头传了几千年。但是战国中期以前的典籍中,《论语》、《墨子》、《左传》、《国语》、《孟子》等都没有说到伏羲,即便是记载神话人物、古帝王甚多的《山海经》中,仍未说到伏羲,最早记载伏羲的是战国中晚期的《庄子》。庄子虽然博学,然而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他所言伏羲,亦虚亦实,亦神亦人,大都是托名设譬,借以形象说理,未可当作信史。《史记》不为伏羲作传,但司马迁所记伏羲有两处,均系引前人所言。《太史公自序》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借管仲言:“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司马迁治史严谨,当时对伏羲传说纷纭,难以辨识,他虽不否认,但记之存疑。

伏羲的名号,古籍中有许多写法,除“伏羲”(《庄子·人间世》)之外,还有“伏戏”(《庄子·大宗师》)、“伏牺”(《法言·问题》)、“包牺”(《易·系辞下》)、“宓犠”(《汉书·古今人表》)、“炮牺”(《汉书·律历志下》)、“庖牺”(《水经注·渭水》)、“虑羲”(《管子·封禅》)等。

关于伏羲的传说在中国源远流长,有关伏羲的记载在先秦典籍及以后历代的古籍中屡见不鲜。唐代历史学家司马贞综合各类古籍作《三皇本纪》,以补充《史记》的缺憾,为我们比较完整地勾画了伏羲事迹、功绩:“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供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记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

通过司马贞的叙述,再参阅其他古籍,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伏羲是我们的第一代祖宗。名号写法繁杂,诸如包羲、宓羲、庖羲、包牺、伏戏、虑戏等,又称羲皇、戏皇、皇羲等,还有的称为太昊、泰昊、大皞、大皓等。他姓风,长得模样是“人首蛇身”,也就是一条龙的化身。生于古成纪(今天水市境),因德而王,建都陈(今河南淮阳)。河北省新乐市的伏羲台,其古建筑也有相当久远的传说,这些传说也与伏羲有关。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围绕着伏羲的各种传说。这些传说为人类文明的肇启留下了口头相传、永不泯灭的美好篇章。这些传说曲折地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记录了先祖所创立的光辉业绩。从神话、传说、历史中,我们深深感到伏羲氏是智慧之灵,教化之圣,人文之祖。

伏羲众多的名号都是同音通假,并无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同一语音的记录而已。闻一多先生《伏羲考》根据神话情节和古音相转,认定伏羲即“匏瓠”,也就是葫芦的意思,寓意先民的葫芦崇拜习俗和人类出自葫芦的传说。伏羲的形象当是中国原始社会西方部落一位伟大首领形象的放大。人首蛇身是图腾主义的痕迹,“蛇身”也就是“龙身”。伏羲不仅代表个体,也代表群体,更代表一个时代。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与考古学上的前仰韶文化大体相当,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距今7000~5000年。

在伏羲时代,原始畜牧业大发展,原始农业起步,农牧并举。其发明创造为仰韶文化时期原始文明的曲折反映,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传说中,伏羲为人民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他指导臣民制造工具,结网打鱼,投矛狩猎,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通过劳动主动获取食物的新纪元。他带领人们用兽皮缝制衣服,抵御寒冷,而狩猎活动的展开又使得动物类食物日益增加,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当时的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动物类药物的认识也从此开始了。他带领人们围着篝火跳舞,以驱寒取暖,强健身体。却发现通过这种运动,可以祛除身上的一些病痛,这便是传统体育活动及导引术的雏形。他还观天文、察地理,通晓日月阴阳的道理,创始了八卦,成为后世中医学理论哲学思想的主要文化根源之一。《帝王世纪》称伏羲“味百药而制九针”。因此千余年来被我国医界尊奉为医药学、针灸学之始祖。在冶金术发明之后,人们根据不同的需要制造出来了金属针,这也是对于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大创举。九针的形状各不相同,有圆头的,用来按压止痛;有尖头的,用来点刺或放血;还有带刃的,用来切割等等。这是一套完备的外科用具,在原始社会中,就已经被用于医疗实践当中,这是十分令人惊诧的。如此丰富的文化成就当然不能只凭一人之力完成,这些传说代表了那一个历史时期的发明创造。相对稳定的生活和充足的食物,也是产生古代文化和医学雏形的物质基础。

伏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始画八卦”,因为这不是具体器物的发明,而是一个哲学思想的萌芽,至今仍然有着取之不竭的智慧。《易·系辞》的作者说:在远古时代,是包牺统治天下,他经常仰头观天象,研究日月星辰的运行,俯身察地形,考查山川泽壑走向,又观鸟兽动物皮毛的纹彩和生长在大地上的各类植物各得其宜的情况,近从己身取象,远从器物取象,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创造八卦,用来通晓万事万物变化的性质,用来分类归纳万事万物的形状。八卦可以推演出许多事物的变化,预卜事物的发展。八卦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宇宙间的一个高级“信息库”。据说,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兹创立“中国学院”,研究八卦,并根据八卦的两仪、四象、八卦,得到启发而发明了二进位记数和当时欧洲先进的计算机。八卦中包含的“二进法”,现在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及电子学中。八卦中的许多奥妙神奇之处,至今还正在研究和探讨之中。

九针是古代中医治疗疾病的工具,根据不同的病情需要,打造成不同的形状,有的是为了割破脓包,有的则为了放血、刺穴位,有的是为了体表按摩,也有的是为通血脉、通经络。这种九针在河北满城汉墓有出土,而满城距离新乐伏羲台、藁城台西村都不到100公里,这一带在中医九针起源上应该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灵枢·四时气》篇讲述了如何利用九针之中的铍针,把体内的水肿排出来的治疗方法。这个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体内排水法”,其治疗经验是可贵的,也是难得一见的。岐伯介绍说,首先要在水肿的“下三寸”进针,“以铍针针之,已刺而筩之”。铍针是用于排脓的针具,为了引流脓液,这个名叫铍针的医疗器具,两面有刃,实际上是一个穿刺刀片,穿刺之后,还要用一个中空的器具纳入穿刺孔之中,进一步“内之,入而复之”,反复地穿刺,变换深度、角度,“以尽其水”,把体内的水排净。

排完了腹水之后,还要把病人的身体紧束起来。按照“必坚”的要求,把病人的腹部捆结实。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岐伯解释说,“束缓则烦悗,束急则安静”。大量的腹水被放出来之后,病人腹部的压力减轻了,血液集中到腹部,血压降低,就会出现心悸烦躁。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解释,岐伯能够有这样的经验,足见他做这样的治疗不止一次,而是“屡屡得手”,老于此道,因此,才会告诫后来的人,捆病人腹部的时候,不要太松了,“必坚!”这样做,不会因为水液的排出而导致血压下降,不会出现不良反应。可见岐伯是一位临床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医生。“间日一刺之,水尽乃止。”这样的操作,即使是治疗一个病人,也必须反复治疗多次,而不是一劳永逸,随手而效。

除了用针刺放水之外,岐伯还采取综合治疗措施,让病人内服开闭解郁的汤药,“饮闭药,方刺之时徒饮之,方饮无食,方食无饮,无食他食。”岐伯言之凿凿,毫无犹豫之词,可见成功的概率还是不少的。尽管如此,整个治疗过程,也需要不少时日,原文主张治疗“一百三十五日”,四个半月的疗程,可以让我们大约看到肾病综合征,或者结核性腹膜炎等大量腹水患者,在两千多年前的最先进的治疗概况。

神农尝百草,药分三品重保健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轩辕黄帝崛起的时候,神农氏的势力逐渐衰落,诸侯之间经常有战争,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其中炎帝神农、蚩尤、黄帝三大势力逐渐形成鼎足之势,在河北境内的板泉、涿鹿经常发生战争。

炎帝神农经常烦扰诸侯,各个部落都喜欢归顺黄帝部落。黄帝抓紧时机,修德爱民,练武强兵,并且很重视顺应天地变化,研究“五气”盛衰,加强农业种植,储备粮草,赈济四方流民,深得人民爱戴和周围部族的拥戴。黄帝时代,也是疾病经常流行的时代,他关心民众,必然注重医学的发展。《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与炎帝战于板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部落被黄帝打败之后,逐渐退居南方,来到并定居于长江流域。

神农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当时掌握了先进农耕技术,具体来说,是发明了一种叫耒耜的耕作工具,并且传授给了大家。这也就是《易·系辞下》说的“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那么,什么是耒耜呢?实际上就是一根尖头木棍加上一段短横梁。使用时把尖头插入土壤,然后用脚踩横梁使木棍深入,然后翻出,相当于今天的锹、铲,是后来犁的前身。这个“神奇”工具的发明,在当时大大地提高了耕作的效率,使农耕这个很有前途的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然而,在神农兴起之前,大家都不会种地,主要是采点野果野菜吃,或者靠捕食野兽为生。这种生活方式非常不安全,因为不是所有的野果野菜都给可以吃,有的吃了就会中毒。《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草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炎帝神农教人播种五谷,也辨识草药,甚至留下了“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说明中药的起源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主动辨识过程。后世的《神农本草经》写作于何时何地,很难确论,但是神农在河北大地上曾经生活和战斗过,有关故事流传了很久。

神农发明了这种能自给自足的农耕技术,使大家能安定地生活下来,这个功绩在当时简直是了不得的事情。所以大家很推崇神农,不但把他推选为当时部落联盟的总盟主,而且后人还将神农定为三皇之一的地皇,真可谓功绩至伟。《白虎通义》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神农本草经》之中记载的很多中药,按有毒无毒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味药物都记载出产于哪里,这就是所谓的“道地药材”。其中有些药物就主产于河北省,比如祁州的艾叶、白术等被中医界当作地道药材,至今安国药市仍然是全国中药最大的交易市场之一。安国的药王庙来历也很悠久,据说祭祀的是汉代的一位著名人物。

关于中药的起源,曾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来源于劳动人民的食物采集活动,当误食了某种植物果实之后引发中毒,就会警告后人某种果实有毒,也可能因为偶然食用了某种植物而使原来的痛苦减轻了,就提示人们某种植物有治疗作用,再告诉后来的人,以便进一步验证,日久之后就形成了经验,越积越多,就产生了药物学。也有的说药物的起源出于动物本能,在动物界就有许多受伤或者发病之后的动物,因为痛苦而主动使用某种物质,以减少痛苦、加速痊愈的例子。有的学者主张,医药的发明,应该是古人在患病过程之中,为了减轻痛苦而主动探索的经验积累,而不是偶然采集食物时侥幸的收获。

从现有的有关材料来看,中药是先有单味药使用经验的积累,经过了非常漫长的历史阶段,然后才积少成多而出现的。并且,在商朝的时候,就有了把几味药组合在一起的复方,也就是治病的时候,不再是单用一种药物了,形成了多味中药组合在一起的方剂,复方的出现表明了中医用药经验的进一步发展。《神农本草经》之中,尽管是一味药一味药分别记载的,但是书中已经有了不同药物互相配合之后可能出现变化的规律总结,因此,这本书也是一个集大成的作品,而不属于最早的探索。

由于中医学历史悠久,这个发展过程被“浓缩”在一起了,好像是一开始中医就是使用方剂治病的。据说,方剂的使用,源于商朝宰相伊尹,他善于制作汤液美味,是一个高明的厨师。当然,中国饮食文化里很重视各种佐料的搭配,著名的十三香原料,都是中药材。当然,如果不按中医理论使用中药,就会出现用热药治热证,火上浇油的现象。所以,《汉书·艺文志》的作者愤而提出“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是批评那些不按照中医理论使用中药的错误做法,绝对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医”名称的来源。《汉书·艺文志》还将专门记载药方的著作分为一类。这类书籍之中,也包含了少量的药物学著作,比如《神农黄帝食禁》就可能是一种论述吃各种食物应该注意和必须禁忌的“食疗本草”。因此,《艺文志》说,善于使用药方治病的人,一定要熟悉药物的寒热属性,还要了解疾病的轻重虚实,借用药物的气味偏性,来纠正人体阴阳失调的情况。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四季天气的变化,善于调配不同滋味的药物,纠正患者的寒热病证,使闭塞得以通畅,使疾病得到消散,而帮助病人获得治愈。如果用错了药物,不仅不能取得预想的疗效,反而会加重病情,就好像抱着柴草救火那样,适得其反。

可见,《神农本草经》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部书不论是否出于托名,其学术价值是不容否定的。

黄帝问岐伯,医道深奥须体验

在神农的统治下,男的在外耕作,女的在家纺织,社会安定,人们都睡得好、吃得好,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

在秦国主持过变法图强的商鞅,曾经在《商君书·画策》中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代表人物庄周,也在《庄子·盗跖》中赞扬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神农这个很大的部落联盟一开始发展得还是很好的,于是部落也越来越壮大。那么随着人口的增多,部族规模的扩大,就需要某种组织形式来规范部族的发展。因为一开始人们的思想普遍比较纯朴,“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那么后来人们吃饱了,穿暖了,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财富有了积累,就出现了所谓的“温饱思淫欲”,社会出现了动荡,男耕女织的社会格局,已经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黄帝通过一系列的整治措施,赢得了民心,促使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使以前那种无组织、无纪律,相对散漫的领导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炎帝与黄帝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争夺统治权的战争。《战国策·赵策》说:“宓犧、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

黄帝部落战胜炎帝部落之后,因为蚩尤部落不服从黄帝的领导,黄帝就征调天下各个部落的军队,与蚩尤在河北省的涿鹿进行了一场大战。战胜炎帝、蚩尤之后,黄帝成为了天下的统领,奠定了中华文化互相融合的基础。

综合各位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发生于河北大地上的“涿鹿之战”,它指的是距今约四千六百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关于蚩尤部落的归属问题,学术界此前多认为其为南方苗蛮集团(亦称九夷)的首领。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则认为其属于东夷集团,列举了大量的论据,今从其说。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的民族多元融合,以及文化的多元融合,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战争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本身也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发展阶段。早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各个氏族部落之间就发生了基于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实现血亲复仇目的的武装冲突。由于这类冲突尚不是以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为宗旨,所以它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战争,而仅仅是战争的萌芽。

我们一提到最古老的“战争”,往往要从传说中的神农伐斧燧、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共工与颛顼之间的战争谈起。其中尤以涿鹿之战为其最具典型意义者。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向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据说蚩尤部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部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部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部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部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部族求援。

黄帝部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部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部族在涿鹿地区遭遇了。当时蚩尤部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72个支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部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部族发起攻击。黄帝部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部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部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的地区,水源充足,至今在官厅水库一带仍然有黄帝泉等地下水涌出。据说,战争爆发的时候,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部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熟悉晴天环境作战的黄帝部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部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部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部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部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部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部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部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服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结为同盟。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由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了。但是神话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事实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堪称为我国古代战争的滥觞。涿鹿之战中,黄帝部族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尽管原因众多,但是其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做好准备是最主要的,《史记》称“轩辕氏乃修德振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战争过程中,黄帝部族还善于争取同盟者,并能注意选择和准备战场,巧妙利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气候条件,果断及时进行反击,从而一举击败强劲的对手,建立自己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由于蚩尤一味迷信武力,连年对外扩张,“好战必亡”,已预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涿鹿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起源的重要标志。战争的胜利者黄帝部族与东方夷人部族融合,并向南发展,与炎帝、共工及黄河流域的众多氏族部落融合,逐渐形成为以黄帝、炎帝部族为核心的华夏民族。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则被后人尊崇为华夏民族的祖先。《汉书·艺文志》记载了很多与黄帝有关的医学书籍,最著名的就是《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尽管其中有的属于托名于黄帝,但是必然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而不会是空穴来风,完全没有凭据。

托名于黄帝的医学著作,在战国末期一直流传在民间,西汉初年的仓公淳于意师徒,就继承了黄帝、扁鹊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一书,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之中被分成了《素问》和《灵枢》二书,至今仍然是学习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这部书,托名黄帝与天师、岐伯等一起,坐在大堂上论述中医学的原理,书中讨论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比如都是人,为什么男人与女人的生长规律不同;为什么有的长寿,而有的人经常患病、短命;人与四季气候有什么关系;人与五谷、五畜、五果、五蔬有何关系;人的体表与内在的脏腑有什么关系;人的五色、五声、五音、五体、五官与内在的气血津液有什么联系;人体患病之后应该如何治疗,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等等,可以说方方面面,几乎应有尽有。这部书尽管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今天仍然作为中医学的经典,一直在发挥着指导作用,被中医界奉为圭臬。

河北省怀涞县至今仍有黄帝城遗址,在当地有很多有关传说,当地还有蚩尤坟、黄帝泉等历史文化遗迹,可供今人凭吊缅怀。当地于20世纪90年代修建了三祖庙,来研究三祖文化。

值得指出的是,三祖文化与中医药的起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医药文化的一部分。

大禹治洪水,五行生克当活看

尧帝因为生活的地点名唐,因此被称为唐尧,这个地点就在河北省的唐县。据说,唐尧的母亲名叫庆都,河北省唐县城边有一座庆都山,当地就流传着帝尧的故事。河北省的一些县市,比如望都、行唐、隆尧这些古地名的起因,也与帝尧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见在大禹的儿子帝启建立夏朝之前,河北省境内留下了许多先民的活动足迹,这一点也可以从出土的文物得到某些证明,后面我们还要进一步讲述。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洪荒时代就是原始时代。那时代没有文字记录先民的生活状况,后人往往凭想象、传说、神话去加以了解。现代由于先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的发达,对于洪荒时代的情况,才有了一个近似的了解。相传在距今约四千六百年前的夏朝尧舜时代,正值冰河时代后期,气候转暖,积雪消融,大地山河,沦为泽国,天地万物,同为波臣。人类或登高陵土山,或以木为舟,载沉载浮,幸免沦没。古黄河改道,发生特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加之海水水面升高,沧海横流,海水倒灌,在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时,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各部落的人们被迫逃避到一个个高地上,形成了许多孤岛。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日子。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首领们都推荐鲧(音gǔn)。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是尧舜治下的一位首领,是传说中禹的父亲、颛顼的儿子,姒(si)姓,建国于崇(今河南嵩县北),史称崇伯。鲧是尧帝的臣子,当时洪水泛滥,他由四岳推荐给尧,被派去治理洪水。“水来土挡”是人们的常识,也是五行学说“土克水”的一个原则,于是鲧“未加变通”就采用堵塞的方法来治水,结果九年不成。他用湮塞的方法,建了很多人为的“堰塞湖”,大水冲决之后,淹没许多人的生命,治水工程宣告失败。他还擅自将神庙里的青铜礼器铸成治水工具,犯下弥天大罪,被舜帝诛杀于羽山之野。《正义》引《括地志》载,羽山在沂州临沂县界。《禹贡》注:“羽山在郯城县七十里”。

对于鲧的评价历来不太一致。按照《尚书》的记载,鲧是一个凶神恶煞般的人物。而在古代神话中,鲧却常常得到很高的评价。《山海经》说他曾经窃取天帝的“息壤”来堵洪水,鲧成了一个不顾个人安危,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一般认为,鲧为了人民的利益,历经千辛万苦,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他未能取得治水的成功,但其勇于奉献的精神尤为可嘉。他在治水方法上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人类治理洪灾尚处于摸索阶段,经验不足,因而曲折是难免的。他的失败和悲剧为后继者指明了方向。《左传》云:“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渊,渊东有羽山。池上多生细柳,野兽不敢践。”另据《山海经·海内经》载,鲧死之后从他的腹中生出了他的儿子禹。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因为他不知道利用疏导的原理,只知道水来土挡,结果治水多年也劳而无功,舜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大禹吸收了他父亲的经验教训,利用“水曰润下”的特性,疏通九河,杜绝了水患,成了一代英雄。他的事迹见于《尚书·禹贡》,据说他是按照八卦、五行学说进行治理的,这就是河图、洛书理论在治理水患时的具体应用。阴阳、五行学说,就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大禹带领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多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没进去探望。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

大禹治理了黄河水患,黄河进入河北省邯郸地区,再向东北走,途经石家庄东边的宁晋县,这里古代有一片非常大的湿地,名字叫大陆泽(又叫宁晋泊),根据《尚书·禹贡》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黄河水从大陆泽流出来之后,然后流向东北,从衡水市西边的衡水湖一带,再流到武邑、阜城、沧州一带,最后到天津静海县入海。

从大陆泽到渤海湾的这一段流域,河道纵横,名称很多。因为黄河含沙量很大,“一石水,六斗泥,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古人称为“九河”,又叫“逆河”,是黄河分流入海的通道,也好像是大海迎接黄河的使节,所以叫“逆河”。这九河的形成,就是大禹治理黄河水患的杰出贡献。明代的《嘉靖河间府志》就载有九河图,河北省地理研究所的吴忱研究员著有《黄河古河道研究》一书,他对华北平原黄河故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大量钻探资料证明华北平原的形成过程,与黄河冲击高原带来的黄土有关。

黄河在王莽之后,才改道向南,不再由天津一带入海了。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人。因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选禹。到舜一死,禹就继任了部落联盟首领。这时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剩余。氏族、部落的首领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变成氏族的贵族。有了剩余的产品,部落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捉住了俘虏,不再把他们杀掉,而把他们变成奴隶,为贵族劳动。这样,就渐渐形成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氏族公社开始瓦解。

禹在治水中的功绩,大大提高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威信和权力。传说禹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召集许多部落的首领。去朝见禹的人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有一个叫做防风氏的部落首领,到会最晚。禹认为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风氏斩了。这说明,那时候的禹已经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名符其实的国王了。禹原来有个助手叫做皋陶(音gāoyáo),曾经帮助禹协理政事。皋陶死后,皋陶的儿子伯益也做过禹的助手。按照禅让的制度,本来是应该让伯益做禹的继承人的。但是,禹死以后,禹所在的夏部落的贵族却拥戴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位子。

这样一来,氏族公社时期的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正式被废除,变为王位世袭的制度,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出现了。

大禹治水的传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勇敢、奉献、坚毅不屈、万众一心战胜困难的民族精神,也与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五行学说”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五行学说之中,金、木、水、火、土代表了世间的万事万物,它们相生、相克,变化不止。这种哲学说明了万物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复杂关系。中医学主张治疗疾的时候,要“辨证论治”,而不是只守着一种方法,从开头到最后一成不变。大禹治水因势利导的智慧,被中医界借鉴、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被人们誉为“千方百计”、“活法巧治”。

病深入膏肓,修身养性可延年

我们知道,负责占卜的巫师所记录的甲骨文里,大多是关于帝王的事情,或者是国之大事,而很少有一般民众的内容,被古人称为疫病的流行病,由于危害很大,所以屡次出现在甲骨文里,其他的疾首、疾身、疾腹、疾齿等病名记载,大约有几十种,也多是帝王的疾病,其真实性是很可靠的。

在商代,人们已经认识到瘟疫具有流行性,需要经常地咨询当下是否会流行某种疫病?国王是否会患病?得了疫病是否可以痊愈?患病之后是否可以洗浴?是否可以预防疫病?

通过这些问卜,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是善于应对疫病的,因此,他们不仅建议“今日王其水寝”,要靠洗浴防病治病,而且还经常“燎于血室”,通过熏燎居室而消毒避瘟,“燎门”也是一种保健预防措施。甲骨文还有“疾,亡入”的告诫,看来患疫病时进行隔离,也是常有的事情。《尚书》有“遘厉,疟疾”的记载,《山海经》有“食之无疠”的经验记录。厉,或者疠,也是指烈性传染病。《诗经》、《周易》都有洗浴和讲究饮水卫生的记载,《周礼》记载得更为详细。《周礼·天官》不仅对于周王的饮食卫生有细致要求,而且天官知道“四时皆有疠疾”。春官要“春招弭,以除疾病”;夏官要“索室驱疫”,“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秋官要“除毒蛊”。他们所采用的措施,也是丰富多彩的,要以嘉草攻之,以莽草熏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以其烟被之,以炮土鼓驱之,以焚石投之。当然,这许多措施里,有的合理,有的则煞有介事,有的只是一种宗教活动,但是,这丰富的防疫活动是积极预防的前奏曲,它们逐渐走向了科学,走向了医学探索的正路。《周易·既》之象辞说:“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周易·遯》云:“系遯,有疾厉。”这些记载,都可能与预防疾病流行有关。《礼记·月令》知道孟秋行夏令,会出现“民多疟疾”。《左传·定公四年》说:“水潦方降,疟疾方起。”也是对于不同季节会出现何种流行病的记载。

隔离患者是人类应对传染性疾病的一项措施,也应该是一项很早的预防方法,是躲避,是不接触,这种隔离措施流传几千年,一直没有间断过。《论语·雍也》记载,伯牛有病,孔夫子去探望,但是他不敢进入患者的屋子,而是在窗户里往里瞧。伯牛知道之后,把手伸出来,与孔夫子打招呼。孔夫子抓住伯牛的手,感叹地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的病,可能是一种传染病,起码孔夫子以他的“医学知识”判断这属于传染病,不然他是不会采取这样非常规的礼节的。由此也可以知道,在孔夫子的时代是有隔离现象的,尽管不一定是一种制度。

在春秋时代,人们如何治疗疾病?是靠医生还是靠巫师?或者就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医生与巫师没有区别,是同一个人兼而营之?我们只好通过历史记载进行考辨。

一般说来,病情有轻重,小病可以“勿药有喜”,不用治疗就可以自愈,而严重的疾病就需要求助医生。“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已经是一句成语。然而,它的来源却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据《左传·成公十年》和《史记》晋世家、赵世家有关文字记载,公元前581年的一天,晋景公做了一个噩梦,十分可怕。

他梦见一个恶鬼向他报复、索命。这个恶鬼披头散发,那头发从头顶一直拖到地上,样子非常吓人。恶鬼不断地跳着脚、拍着胸膛,气愤地叫着:“你错杀了我的后代,使我断子绝孙,很不仁义、不道德!我已经请求上帝,得到他的允许,向你索命来了!拿命来!”恶鬼不依不饶,一路追赶着晋景公奔跑。晋景公关上宫殿的一道道大门,恶鬼在后边就把一道道门砸开,沿途撞坏了宫殿的大门、二门,并且进入寝殿内室,把内室的门也弄坏了。晋景公吓得急出了一身冷汗,大叫一声从噩梦之中醒来。

晋景公立即召见著名的桑田巫,让他占梦,断吉凶。巫这个行业在先秦时期是很显赫的职业,他们号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他们的名字“巫”字就很说明问题。所以,上至国家的战争、灾害、祭祀,下至平民婚丧嫁娶、治病寻物、动土解梦,都可能要请教巫师。

桑田巫由于最灵验,声名显赫,就被晋景公召进宫来。他经过龟占筮卜,得出结论:“晋侯这个噩梦的原因,是赵氏孤儿的祖先为祟”,并且预言晋景公将为此而丧身,“不食新矣!”“君主,您吃不上新的麦子面了!”

桑田巫一个断语,吓得晋景公魂不附体,成了挥之不去的魔咒,时刻困扰着晋景公。

原来二十多年以前,晋景公的先辈晋灵公昏庸无道,在宫里筑一个高台,让人在上边用弹弓打人,以此取乐。他还经常滥杀无辜,谁提意见就杀谁。大臣赵盾几次进谏,不仅毫无作用,而且还险遭陷害,就准备出逃避难。在赵盾外逃的过程之中,还没有走出晋国国境的时候,他的同族人赵穿就杀了晋灵公。这件事经过晋成公,再到晋景公,已经二十多年没人提起,也没有人怪罪。可是新上任的司寇屠岸贾与赵氏有仇,要借机报复赵氏、消灭赵氏,就召集人围攻赵氏。因为赵盾的后代赵朔的妻子是晋成公的姐姐,属于当朝国君晋景公的姑母,所以赵氏孤儿得以幸免于难。多年之后,晋景公做的这个噩梦,就是因这件事情而起的。

为了“破解”这个噩梦,尽管晋景公恢复了赵氏孤儿的世卿地位和封地,但是桑田巫给他下的“死刑判决”却难以更改。

晋景公并不愿甘心等死,听说秦国有一个名医叫“医缓”,善于诊病、疗疾,就派人到秦国请医缓来诊治。

秦国名医医缓还没有来到的时候,爱做梦的晋景公又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有两个俗称“二竖”的小男孩,在他的肚子里做祟。一个小男孩说:“听说秦国的医缓是一个名医,他带来了针药治疗晋景公,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我们往哪里逃跑好呢?”另一个小孩说:“不用怕,我们在晋景公的肚子里,躲到心脏的脂膏下面,藏在它与横膈肓膜之间,在这‘膏肓’要害之地,再有名的医生也奈何不得我们。”

不久,秦国的名医医缓就来到了晋国,他经过察色按脉,细心诊断,不住地摇头叹气。

晋景公焦急地问医缓:“寡人的病情怎么样?”

医缓说:“您的病在心脏的脂膏与横膈肓膜之间,疾病处在这‘膏肓’要害之地,用艾火灸灸不着,用针刺也刺不到,使用汤药治疗,也很难使药物到达这个地方。硬性治疗,不仅不容易奏效,而且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实在难以治疗,还是注意慢慢地生活调养吧。”

晋景公听过病情分析之后,很佩服医缓诊断的准确性,称赞医缓是难得的当代良医,他让属下给医缓置办了厚重的礼物,把医缓送回了秦国。

此后,晋景公遵照医缓的嘱咐,注意生活调养,慎起居,节饮食,远女色,日子一天天过去,晋景公的身体也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时间慢慢地流过,麦子也就逐渐成熟了。

他对桑田巫的话不敢不信,也不甘心完全相信,因为天神与地神的安排他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只有通过巫师才能转达“天机”。

麦子收获之后,他吩咐御膳房赶紧磨面,准备尝新麦。

这个过程对于晋景公来说,既刺激,又兴奋。晋景公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麦熟,就要吃新麦子了!

啊呵,晋景公想到这里不免兴奋异常。那么,桑田巫的话为什么失灵了呢?他是个大骗子?!他可吓得我不轻!他敢骗我?!他越想越不是滋味,一定要治桑田巫的欺君之罪!而且要让他心服口服,无话可说。

于是,晋景公一边传话,召桑田巫进宫,一边准备磨新麦子,要吃新麦子面做的食物。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桑田巫也来到了大堂,晋景公让桑田巫亲眼看到了已经做好的新麦子面,问他知罪不知?还有什么话可说?

桑田巫看到新做的麦子面,心中暗暗叫苦,无法申辩,俯首听命,只好就死。

杀了桑田巫,晋景公心情陡然高涨,马上就要吃新麦子面了!

事情到这时并没有结束,也真是无巧不成书,晋景公还没坐下,就感到腹部肠鸣不适,必须立即去厕所方便方便。不曾想,这一去就没有能走出来,晋景公一下死在了厕所里。桑田巫的占卜应验了。

对于《左传》的这种记载,古人十分相信桑田巫的灵验,今天我们再看这则史料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新认识。

首先,“膏肓之疾”不是非常急迫的疾病,不属于急症,否则,就不会说“不食新矣”,要等一段时间才会死,而且是一段不短的时间。

进一步我们可以推断,“膏肓之疾”只是疾病的部位比较特殊,秦国的医缓不能治疗,或者他没有措施治疗,不等于当时或者后世就没有措施治疗。

再进一步说,晋景公的前期生活调养是有效果的,“膏肓之疾”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也没有要了他的老命,“带病生存”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他在生命的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情绪激动,愤怒、狂喜,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使他旧有的疾病突然加重、爆发,因此导致他的暴死卒亡,这与他不懂得养生,放任自己的情绪,喜怒无常是很有关系的。

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因此说,晋景公之死,今天还是一个生动的反面教材,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注意养生,特别不要忘记“带病生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破罐子熬过柏木桶”的例子是很多的。也有人说,长寿的秘诀,就是得一种慢性病,它能教会你善待生命,注意养生。

这个事件说明了春秋时期,医生与巫师已经分家,各自“学有专长”,并不互相混同。但是“孤证不立”,这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当时的医学水平,我们还要举一些例子,而且是记载于史册的例子加以说明。

西汉初年陆贾《新语》说,公元前500年左右,春秋末期的扁鹊在宋国行医,得罪了宋国的国君,他只好逃亡到卫国去。恰巧,扁鹊遇到了一患病的人家,病人的病情十分严重,有生命危险。

扁鹊正好看到了患者家里的一切。医生治病救命的神圣的职责,促使扁鹊不顾自己的安危,主动要求为患者治疗。

患者的父亲看了一眼扁鹊,不信任地说:“我儿子的病情很严重,我正打算为他请好的医生来治疗,不是你所能够治疗的!”

说完了这番话之后,患者的父亲就请来了一个巫师,据说很有灵验,名字就叫“灵巫”。

这位灵巫来了之后,当着扁鹊的面,就施展巫术,念咒施法,祈求上帝,赐福祛病,延长寿命。扁鹊在一旁,看着巫师的表演干着急,无计可施。

患者的病情逐渐加重,终于在巫师的折腾下死亡了。

可是,我们的疑问来了:病者的父亲,虽然没有让扁鹊给他儿子治疗,但是,我们不能说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父亲为什么说“将请良医治”,而不说“将请巫师治”?难道他知道“信巫不信医”这种做法是不好的吗?或者,难道他主观上是想请好的医生,而实际上请来的却是巫师?难道那时候的巫师,已经在冒用医师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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