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建明
出版社：中国人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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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征战：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纪实试读：
引 子：“僵尸”复活
人类总以为自己很强大，其实人的生命极其脆弱。
现在，当我们遇到了比头发丝的十几分之一还要细十倍、只能在显微镜下才看得清的那种叫“埃博拉”的病毒时，几乎没有任何抵御能力。
在非洲丛林和河流丰盛的地区，人类很容易被“埃博拉”缠上，而且几乎防不胜防。这种热带病毒的本事是强大的、超级的，它一旦突破人体的防御系统后，就会将人的骨骼和肌肉之外的任何其他器官及生命组织都视为进攻对象，且无往而不胜。随后，那些进入人体的病毒细胞，会很快自我复制，急速并肆意地袭击人的血细胞，使得血细胞开始死亡并凝结，从而立即堵塞血管，切断人全身的血液供应，脏器迅速衰竭，受感染的器官即刻出现一片片的衰退至彻底失去功能。这个时候，病毒蛋白质则以不可抗拒的凶残势态，向人体发起全面进攻，势不可挡。于是，人的全身皮下出血，所有孔窍跟着出血不止，皮肤和肌肉的表面隔膜开始炸裂，直至生命停止……如此稀怪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过程，正是“埃博拉”妖魔得意忘形的灭绝人类的“序幕”。
人死了，但“埃博拉”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它会潜藏在人的尸体中可达数百小时，其间，不断随腐烂的尸体经一次次涅槃、复强，并等待更多的“美味”到来。居住在非洲的人类有个传统：一个人死后，他的亲属和朋友在下葬时，不停地抚摸死者的身体，而且作为亲属还要为死者剖腹，取出五脏六腑，这过程恰使潜伏期待之中的“埃博拉”有了重新开辟新战场的机会。这时，“大兵团”的病毒开始对付芸芸众生的人类。这一刻，我们人类不用说毫无半点还手之力，就是想躲也躲不过去，结果只能是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且死相极其恐怖，毫无尊严。
40年前的 1976年 9月下旬，一向非常讲究的传教士马波罗·洛克拉先生的死及其死状便是如此。洛克拉先生是第一位被世界公认的有文字记录的埃博拉病毒殉命者。他生前一向追求的体面和尊严在丧失生命的那一刻也随之丧失殆尽。“眼睛、鼻子、嘴、耳朵，还有肛门、生殖器，全都渗血，皮肤爆裂，四肢萎缩并弯曲……比鬼比魔似乎还要可怕。”洛克拉先生的学生这么描述。
死在南苏丹与原扎伊尔（现刚果·金）北部巴姆巴地区一个叫雅布库村庄的洛克拉，其葬礼该按当地的风俗举行。他的妻子、母亲、岳母等女性亲属，要为他剖腹清脏，清洗消化道中残留的食物和粪便——据说这样可以清洁地去见上帝。但洛克拉的葬礼才结束几天，他的母亲、妻子、岳母和参加葬礼的 21个人，一个又一个倒下，并且出现与洛克拉一样的死亡前兆：发烧、呕吐、出血……之后两三天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一共死亡 18人，唯独有身孕的洛克拉的妻子没有死，可后来发现她腹中的婴儿是死胎。
另一幕因洛克拉先生引发的恐怖景象更为惨烈——那天，在洛克拉发病时，曾为其注射的修女比塔也在几天后开始发烧，七天内救治无效而亡。比塔是个善良而热心的修女，村民们平时喜欢与她接触交往，但这一次大家因此付出了代价。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与比塔接触过的几十名村民相继紧随其后死亡。在他们死亡之前有人被送进医院，可任何药物都无法挽救其生命，结果反倒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以雅布库村为中心、半径 50公里内的 55个村庄的瘟疫区，共有 397人死亡。后来，当地一家天主教医院的修女们哭天喊地赶到政府驻地求救。面对突发而来的“怪病”，当时的扎伊尔政府也束手无策，立即求助美国等西方国家。美国派出著名的病毒学家卡尔·约翰逊先生组成一个专家团立即赴病毒流行区。然而，这次却让经验老道的约翰逊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根本找不到这一可以在短时间内立即让人命归天病毒行踪。一天，约翰逊先生站在雅布库村边的那条叫“埃博拉”河岸头，无法抒怀内心的压抑与痛苦。那一刻，约翰逊忍不住想起了他祖先在 14世纪 40年代因一场黑死病而丧失生命与家园的悲惨情形。在那场瘟疫中，人类共死亡 7500万人，几乎是欧洲当时人口的近半。约翰逊想到这里，绝望地看着从他身边流过的埃博拉河水，无奈地独自流下了眼泪……这一夜，他向自己国家的政府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写报告，在报告中他这样形容：“可耻的、无法防止其侵袭的、比当年黑死病更为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将在非洲大地形成对人类威胁最大而且无法控制的灾难。”“埃博拉”由此成名，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危及人类安全最高级别的“四级”病毒（艾滋病和“非典”为三级）。
然而，埃博拉的厉害之处并非单一的致命迅速、丑恶无耻，而且异常狡猾。它来无踪、去无影，轰轰烈烈地屠杀人类一场后又突然销声匿迹，久隐于广袤的非洲密森沼地而不见。当我们人类以为它久已灭绝时，它又会跃然而出，再来一次“吃人战争”。
有如此记录在案：1995年 4日，民主刚果基奎特市及周围发生又一场“埃博拉”袭击，发病 315例，死亡 245例，死亡率 77 %；2000年 8月至 2001年 1月，在乌干达北部再起“埃博拉”病，发病 425例，死亡 224例，死亡率 55 %；2002年 10月至次年 3月，刚果共和国发生病例143例，死亡 128例，死亡率 89 %……由此世界卫生组织给出“埃博拉”病毒（ Ebola virus）的一个估计：平均死亡率高达 88 %。“绝对的恐怖和恐惧！”“有史以来最厉害和不可治的病毒。 ”“人类的绝杀手”“超级生物杀人器”……埃博拉病毒的名气可谓大矣！超过了几乎所有已发现的病毒。
叫人心惊胆战的还有：埃博拉死亡者中竟然还不时冒出些令你魂飞胆裂的“活死人”。何谓“活死人”？用中国人的话来形容，就是复活的“僵尸”。
在埃博拉流行区，据说经常出现可怕的尸体突然会跳起来变成了“活人”，而且像疯狗一样，张着血盆大口，到处追赶所有动物，尤其是人类，逮住后便拼命撕咬，直到让你动弹不得，并传染上病毒，成为另一具“埃博拉”尸体。这绝不是传说和夸张，如果你不怕晚上做噩梦的话，可以用手机搜索一下“百度”，上面有不少埃博拉“诈尸”和“活死人”的图片。我只看了两次，就再不敢复搜了。
你敢吗？我引来一段利比里亚疫区描述“僵尸体”复活的文字：
致命病毒埃博拉仍在疯狂肆虐。近日，亚宁巴县有两名女性感染者死亡后被送去埋葬的途中突然醒来，然后居然蹿进村子见人就撕咬，造成当地居民极大恐慌。人们称这种死亡后又活过来的尸体叫“活死人”。据专家讲，“活死人”现象就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疾病。患者由于染上埃博拉后，连续高烧，陷入昏迷，而这一症状与临床死亡极为相似，所以有些埃博拉患者经常被医院认为已经死亡。但或许几个小时、几天后又突然苏醒过来，并且进入一种极其攻击性的状态。这种意识下的病人，将撕咬所有运动着的动物，包括人类。外人看来，这个“忽然复活的死人”嘴角流着鲜血、眼神呆滞，形象丑陋，完全是一具活脱脱的“吸血鬼”或者“诈尸”。通常在出现这种情况时，人们对埃博拉病毒的恐慌感加之数倍……
现在，本与非洲大陆远隔万里的中国人竟然与“埃博拉”也有了最亲密的接触，命运如何？这是本书的主要叙述内容——
1.死神不请自来
网上的“世界旅游手册”有条醒目的提示这样说：
全球 12个最不值得去的城市，非洲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名列其中。有“驴友”如此说：千万别去这个热带病毒随时送你上西天的地方。
不仅如此，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场，是座毫无趣味可言的水上鬼城。此外，政变频发，你绝对不知道那里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远离这个鬼地方是最明智的决定。
如此不值得去的地方，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中国援助几内亚的医疗队却已有 23批人员在那里长期驻扎。
说起“中国援非医疗队”，估计中国和世界上很少有人不知，尤其是我们自己。1962年的 7月 3日，非洲大国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反法武装斗争赢得胜利而宣布独立，但随之这个刚刚独立的非洲穷国面临法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国民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世界求救，因为热带非洲病几乎每年要袭击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国家，人民生命仍然根本得不到保证。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和对非洲兄弟的友谊，同样正在被西方封锁的中国政府，经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批准立即向阿派出医疗队，这个时间是次年的1月，即1963年1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援外医疗队历史的第一个行动，当年我们向阿尔及利亚派出3支医疗队。
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向非洲派遣医疗队从未间断过，至今已向非洲 45个国家派过医疗队，几乎覆盖非洲所有主要国家。我国医疗队人员超过 1 .6万人次，使 2 .6亿非洲人民得到了来自遥远中国医疗健康方面的无私援助。“中国（CHINA）”“中国医生（Chinese Doctor）”“中国天使（Chinese Angel）”，今天的非洲大地上，中国医疗队的名声传播到了每个角落，非洲人民就是因为这份感情，认识了中国，也在 1972年共同举力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在之后几十年里又在各种国际场合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中非传统友谊”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中国医疗队们半个多世纪在非洲播下的可歌可泣的友谊与仁爱精神。
有位被非洲兄弟称为“光明的使者”的中国援非医生叫乔世辉，在非洲工作了 12年。1990年刚去时，老乔还只有 40岁。“那里都比较穷，但患者多。我每天大约要接待 100个患者，我们的医生每人都要负责 30张病床，工作量巨大。”乔医生这样描述他这 12年中所处的工作环境：“病房通常屋顶是漏雨的。到了雨季，就得用大毛巾堵在漏雨处，如果雨水把毛巾浸透了，我们就把它拧干重新换上，再不行就得用自己的毛巾被，甚至是衣裤。常常一天十几个小时就诊，只能喝两瓶矿泉水。”“12年中，我得过 10次疟疾……”乔医生很平常地数说这一数字。其实，在非洲贫困地区，患上一次疟疾就可能丧失一条生命。非洲兄弟姐妹们因疟疾而丧失的生命在近几十年里已经有 60余万人！ 2015年 10月 5日，诺贝尔医学奖给了中国的屠呦呦，就是因为她发现了抗疟疾药青蒿素，而她的这一药物被中国一个个援非医疗队带去拯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因此,人们称屠呦呦是“真正的天使”。
过去我就听过很多关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至今仍然清晰地记着：
1971年第一批到赤道几内亚的是广东省派出的援非医疗队。在他们的第六批援非队员中有位叫何贤杰的医生。何医生在工作两年后突发脑出血，倒在工作岗位上，长眠在远离故乡的非洲大地。葬礼那天，这个国家的总统夫妇亲自到墓地为逝去的中国医生培土，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出席葬礼。他们多数是何医生生前诊疗过的患者。
关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可以另著一书。2014年央视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榜中，“中国援非医疗队”位列其中，这是祖国十三亿人对他们几十年来所付出的贡献和在非洲播种友谊与仁爱精神的一次崇高致敬。
我们再来把目光落到那个在“驴友”眼里“最不值得去”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去过这个“最不值得去”的几内亚首都的中国人和当地的非洲兄弟姐妹们，尽管互不相识、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或又换了谁，但不会不知道城里有座特别漂亮、每天灯火辉煌的中几友好医院。“这是我国政府援建的，于2011年开业接诊。全院有300张病床，在几内亚是最大的综合医院，在非洲也算得上非常现代化的医疗机构了。”孔晴宇，中几友好医院的中方院长、中国第 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他在国内的身份是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著名心脑血管专家。“我们知道埃博拉在几内亚传播应该是 2014年 3月24日那一天，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那天是周一。”孔晴宇说：“医院和我们队里在周一都会开个会，通报一些重要情况。”
这一天，几内亚政府正式向外宣布已经有 58例“埃博拉”病毒感染患者死亡。“在非洲这样的地方，死几十个人，似乎并没有引起当地人的恐慌，人们依然照常扎堆地该歌该舞。他们习惯了身边有人死亡，有人出世，所以当政府宣布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时，并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全社会的恐慌。倒是我们这些经受过‘非典’的中国医疗队员们重视了起来。”孔晴宇回忆说：“那天我作为中方院长内心立即紧张起来，因为我听队里的几名医生讲，在我们中几友好医院上周接受过两例并发症与埃博拉非常相似。第一例是 18日进入我们医院的那个患者，两天后死了。第二天又接收了一位女患者，还有身孕，没过周日就死了。22日又来了一位男性患者，脑出血，当时我们对埃博拉病毒一无所知。但凭经验，也凭十年前我们安贞医院作为抗“非典”的主力医院的经验，我立即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事绝不能粗心大意，科纳克里可能已经遭受埃博拉袭击，我们医院也就是袭击的第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的医生呢？我们的医生有没有被传染上了呢？当时我最紧张的就是这个……”
孔晴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嗓子似乎仍然有些发干。当天开会询问的情况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孔晴宇用从未有过的严厉目光盯着队友、北京安贞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曹广：“曹广，18日的那例患者是你接诊的，你说说那患者的情况和你们接诊的过程。”
一向从不把事情看得特别严重的曹广扫了一眼自己朝夕相处的十几名队员，最后眼神对上了队长孔晴宇，说：“是。那是个黑人，做生意的，44岁，进来后说是肚子疼，呕吐，可看上去不是太厉害。我们初诊后就给他办了入院手续。但第二天就出现了出血现象。这天我值班，一早刚到医院。护士就对我说：18床——就是前一天住进的那个商人的情况不好。我就马上进病房去看。见他在床上躁动不止，翻来覆去的痛苦样子，我上前一诊，发现患者可能已经脑出血了。我就赶紧让他去做 CT检查。 CT马上出了结果，证明他确实已经脑出血。当时对这个患者的病情我还一直在纳闷：是啥病呢？晚上听说患者已经没了，死了……”
孔晴宇显得非常恼怒，头也不抬地瞥了一眼另一位负责外勤的队员：“你把这个患者死后的情况简单说一下。”“那……那人死后，被家人拉回了老家。可……可葬礼结束后，几位亲属相继病倒了，并且全部……死了。 ”外勤队员说。
天啊！中国医疗队员们紧张得面面相觑，会场一片寂静。
孔晴宇继续追问：“曹广，第二例患者的情况呢？”
曹广：“那女的？”“前天也‘走’了。”女队员吴素萍帮曹广回答道。她说的“走”，就是死的意思。
中国队员们的眼睛都睑圆了，再没有人敢做鬼脸和开玩笑了，包括平时啥都满不在乎的曹广。“曹广！”“哎，孔队，啥事？”曹广被孔晴宇的喝令，震了一下。
孔晴宇：“现在我问你，你要认真的回答。”
曹广小心翼翼地说：“明白。”
孔晴宇：“你在给那个商人就诊时，触摸到他身上了吗？”
曹广：“那是肯定的。第一天我和盖斯姆医生一起去的，患者呕吐时我就在现场……”
孔晴宇立即紧皱眉头。又问：“听说今天你又跟盖斯姆为那个刚进来的脑出血者动手术了？”
曹广：“是。今天动手术时，我们的好朋友盖斯姆情绪不高，我还笑他是不是因为前天被人顶替到北京参加一个培训的事影响情绪了。他摇摇头，说是周日发烧了，累的。嘿嘿，我当时还笑盖斯姆一定是心里不爽。但就在做手术时，我看到了几内亚政府发出的埃博拉疫情消息，因为我不懂法语，问翻译后我就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说不准埃博拉已经到了科纳克里，到了我们医院，盖斯姆可能也传染了……”
孔晴宇突然不冷不热地说：“科纳克里？我们医院？盖斯姆？那你呢？我们呢？”
中国医疗队员一听队长的话，全都惊傻了。其实，孔晴宇并没有把最后的“你呢”“我们呢”两个反问说出口，而是用冰冷而严厉的目光扫了队友一眼，特别是曹广和吴素萍。
吴素萍是治疗胃病的内镜专家。18日进来的那位患者出来严重呕吐时，吴素萍与几方胃镜专家盖卡一起为那人做了胃镜，并且在第二天抢救那患者时也在现场。
小会议室里，除了孔晴宇队长的话外，已经听不到其他人的半句话了，大家感觉到的只有彼此的心跳声：紧张呵！“从现场开始，大家必须高度警惕，绝对不能马虎。在参加就诊时，必须要提前防护，之后要严格清洗……这是纪律，人人都要严格执行，而且相互监督。”孔晴宇最后用异常沉重的口气宣布道，因为眼下谁也不能确定医院连续出现的死亡者到底是不是就是埃博拉患者，可也没有谁能确定他们就一定不是埃博拉患者。然而，从种种迹象看，埃博拉这位具有高超本领绝杀人类的死神已经不请自来了。“24日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睡着觉，因为我基本判断我们医院已经有三例埃博拉患者了，可怕的是这几天里我们谁都没有防范，我们的医生和几方的医生及护士，也完全成为埃博拉的袭击对象。我虽不是传染病专家，可从经历的“非典”经历与有限的关于埃博拉病毒的一些知识来看，如果一旦确准我们这里已经死去三位患者就是埃博拉的话，那我们和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等于是处在疫情重包围之中。而凭我的经验，当时我就基本判断我们接诊的那已经死去的三例就是埃博拉患者。你想想，身为中方医院院长、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的我，当时的压力和内心的紧张程度啊！”孔晴宇如此说。
他的话不无道理。假如——其实后来证明孔晴宇当时的判断完全准确。他所在的中几友好医院 18日的那位商人患者和怀孕的女性患者及 22日送进的男性患者全是埃博拉感染者，而且全部死亡。“当时这三位患者入院和治疗过程中，我们整个医院是在根本不知也不懂得如何进行埃博拉病毒的防护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这些参加诊断和治疗他们的医生，不止一次与患者近距离接触，这意味着他们或者已经被埃博拉病毒传染。如果这几个参加接诊和治疗的医生被感染了埃博拉，但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又每天像平常一样回到大家中间，同吃同住、打打闹闹，搂搂抱抱，这不是全体人员都处在埃博拉的遭遇战中吗！一想到这儿，我简直毛骨悚然，大汗淋漓。晚上，我把我们在几内亚所处的困境和当时的危急情况向国内的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和我自己的安贞医院领导作了汇报，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提供些有关埃博拉病毒的基本知识和防治措施……”
这一夜孔晴宇彻夜未眠。其实另外十八名中国医疗队员也是赤夜未眠。大家都在为自己的两位直接接触过“疑似”埃博拉的队友——曹广和吴素萍担忧，在为战友担忧的那份心中还重重地存在着另一种更深的忧虑：曹广和吴素萍大夫每天与我们所有的人工作、生活在一起，万一他们感染上了埃博拉，我们这些人会不会也……“别去瞎想了！想了也没用！听说这埃博拉比当年我们北京的‘非典’还厉害，死亡率达八九十呢！”“我才不信！哪那么巧，这埃博拉就悄不溜声地到了我们这儿？再说，非洲这地方，怪病太多，咱接诊的那仨，谁知道是啥病呢！睡睡，明天再说吧！”
中国医疗队员的宿舍里，队友们有的对着墙在黑暗里沉思，有的在用手机互相发微信，议论着自己的处境和心境。
这一夜大家过得都不容易。
这一夜，中几友好医院也过得不容易。那位怀孕的女患者已经奄奄一息，22日送进来的男性患者手术后仍然脑出血不止。
这一夜，几内亚整个国家也过得不容易。在前一天公布自己的国家爆发埃博拉病毒后，身处病毒原发地和最严重的地区似乎并没有人对此重视起来，依然我行我素。政府官员哪里知道，那些处在极度贫困的国民和患者们清楚一件事：一旦被怀疑上自己患了埃博拉，必定被强行送进医院打上致命的一针，与其被他人强行地送上“文明的断头台”——当地居民在多数遇上瘟疫时，饱受了这般“待遇”。因此，他们把政府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文明的断头台”。
面对埃博拉，穷人如此行，如此为。富人则不一样，他们感觉情况不妙，便会不顾一切地想尽办法从四面八方赶到首都，找到国家最好的医院——中几友好医院。他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能拯救他们生命的只有中国援建的这所医院和中国医生。其实，18日曹广等接诊的那个叫 “Savane Mory”的患者，就是这种情况。他本人就是一位有钱的商人，当他在埃博拉疫区做生意感觉不舒服后，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便花大价钱雇人将他弄到了首都中几友好医院，以求不死。两天后，这位有钱的商人确实也见到了中国医生，事实上中国医生也极其负责地给他救治。但由于大家都不知道埃博拉是咋回事，而且世界上根本也没有发明可以阻止这种病毒继续进攻的药物，更不用说如何治疗了。 “Savane Mory”先生的死似乎是注定。可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他自己的死已经够叫人吃惊，关键是他还害死了全家人，而且把最可怕的病毒，从遥远的丛林沼泽地区带到了首都，带到了最易发传染的首都最好的中几友好医院，带到了原本与埃博拉病毒毫不相干的中国人中间……要知道，19个中国医疗队员后面还有近 13亿中国人，13亿中国人中有1.2亿人次每天在世界各地与全世界六七十亿人交往着！
孔晴宇平时是个极其冷静的大夫和专家，是给他人做心脏搭桥手术的一流专家，他的承受能力也是一流的。他接受我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在最危急的时候，身在其中的高明的医生一般是不会恐慌的，越淡定，自己的能力和专业越能发挥好。”“但 2014年 3月下旬在科纳克里那些天里，尤其是刚刚得知自己的队员与埃博拉患者有亲密接触时，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尽管表面上在大家面前保持着镇静，内心的焦虑和紧张其实无法形容。”一年多以后，孔晴宇坐在他那狭窄的安贞医院办公室里，这样对我说。
第二天即 2014年 3月 25日，孔晴宇以中方院长和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名义，召集中几友好医院全院医护人员尤其是中国医疗队员，立即宣布：前几天医院收接的“一号”“二号”“三号”是严重的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从今天起，医院进入紧急状态，一切接诊、收接患者，治疗和后勤等所有环节，必须按照防治埃博拉要求执行。“你们在原地休息。今天到医院交班的就我一个人去，其他队员全部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得外出。更不能擅自到医院外面去，要出去必须向我请假。”孔晴宇对中国医疗队员们下达死命令。“有点像关禁闭呵！”有队员嘀咕道。“队长，我还得跟你去吧。”是翻译罗丽在说话。
孔晴宇点点头：“走。”
之所以这样当机立断地作出决定，孔晴宇是凭自己的判断和经验，因为既然埃博拉是比“非典”还要高一级的通过相互接触和血液、黏膜、飞沫传染的烈性病毒，在无任何药品可以治疗的情形下，隔断与病毒的接触和尽量让病源与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无药可治的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其实孔晴宇能果断选择这一决定，还有他昨晚与国内不断联系所及时获取的埃博拉知识和疫情有关。“但最主要的是我对医院当时已经出现的实际情况和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作出的专业判断。”孔晴宇说，“虽然在当天周一的例会上我没有直说已经肯定我们的医院已连续出现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但在我心里已经作了肯定。正是这份专业判断之后的肯定，所以让我第二天就正式在全院和中国医疗队面前作出果断决定。要知道，通常情况下，宣布这样的决定，是需要有病毒标本并经专业实验室测验结果报告出来后才可为的。可当时的情况已经十万火急，想想：我们不仅连续接收了三个高度疑似的患者，且其中两个人已死亡，死亡者中又有一个感染了家人，造成家人倒下一片，这不就是典型的埃博拉病毒传染的结果吗？再说，科纳克里虽然落后，但一旦发生严重的传染病毒感染瘟疫时，人家还是会拼命地往好医院跑，从总统到市民，个个都会这样做，而当时我们的医院不仅是首都科纳克里的医疗中心，还是埃博拉病毒传播地，这种危害性太严重和可怕了。何况医院里有我的 18名队员，科纳克里及几内亚全国还有我数以万计的中国同胞。”
孔晴宇在 25日所作出的决定比几内亚政府卫生部长雷米·拉马27日正式宣布在中几友好医院死去的那个商人为科纳克里第一例埃博拉早了两天，但就这短短的两天，用雷米·拉马部长后来的话来形容，是救了半个科纳克里。这话不无道理，因为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是神速的，如果孔晴宇不在 24日、25日及时布置医院采取有力措施，在中几友好医院这个拥有三百张病床的医院，几百位医务工作人员，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埃博拉病毒携带者接触并相互传染，再有每天数百来医院看病的人与医院的人交叉感染，这些人又回去，或在家里、或在城里与其他人再交叉感染，其结果是什么？其结果一定是整个科纳克里市满街都是埃博拉的疑似感染者。
战争时，几分钟、几个小时就可能决定整个战役的成败；在不可抑制的病毒疫情袭击下，一天、半天的时间同样可以决定数以万计生命的存亡与否。中国人民有过悲痛的教训，当年“非典”期间，人民医院的惨剧便是一例。在那里被交叉感染的“非典”患者，一个个地倒下，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绝户……作为当时唯一可以到前线跟着吴仪部长、王岐山代市长等领导到处巡视疫情的作家，我的那部《北京保卫战》中有过详尽记载这一幕的内容。
孔晴宇功不可没！一年后的 2015年 9月 26日，联合国授予孔晴宇他们的中国援助几内亚第 23批医疗队“南南合作奖”，表彰他们在几内亚抗击埃博拉中做出的特别贡献并坚持长达六个月之久的卓越功勋。这个荣誉在中国援非医疗队及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战斗中的诸多队伍中也是独此一家。
这是后话。
2.生死心理战——21天
这里所说的“他与她”和“他和他”，是指的中几友好医院的中国医疗队员专家曹广和内镜专家吴素萍，以及该医院的几方医生盖斯姆与女护士长苏玛。
他们四人都是好朋友、好同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上下班，即使下班后曹广还总被盖斯姆拉出去喝酒聊天。这俩人的友情属于“哥们”式的，尽管一中一几两个国家、不同肤色，但盖斯姆可不是一般的非洲黑人，他在中国留学十年，是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博士。作为中几医院的普外主任，盖斯姆属于几内亚极少数高端专家。年轻人性格开朗，不拘小节，中文又说得好，极有人缘，与中国医疗队员们关系更不一般。其性格与曹广相近，俩人又分别担任医院的普外科主任、副主任，所以 2012年 8月曹广到科纳克里的这所医院后，俩人亲如兄弟，常形影不离。
曹广在中国医疗队里，是“帅哥”一级的人物，加上医艺高人一等，自然很容易获得非洲大妈的喜欢。
黑人女护士长苏玛最喜欢他，经常在曹广面前念叨她女儿如何如何的漂亮、性感。曹广一听这，吓得双手高举地喊着“NO！”，“ Spare my slife”（饶命）。苏玛顿时双手叉腰，胸前抖着一双硕大的乳房，气急败坏地指着“逃亡”而去的曹广背影，说：“你不能看不起我女儿！她是颗黑珍珠，非洲最好的黑珍珠！”
有人告诉苏玛：“曹大夫是有妻子的已婚人士了。”
苏玛满不在乎地回应道：“这不是问题，我们这里的男人可以娶很多妻子，娶的越多，证明你越有地位。”
于是中国医疗队员们私下里常拿曹广大夫开玩笑：“为了搞好中几两国关系，你可不能得罪苏玛哟！”
只有这个时候，平时啥都不放在心上的曹广才会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吴素萍则不一样，她是属于那种稳重型的女性，只要她一站那儿，那些再捣蛋和调皮的病号，也会乖乖地听之顺之。别说是病号，就是那些同样爱调皮捣蛋的几方医生，只要“吴大夫”在场，他们一定会规矩得多。“盖达先生，你今天的脸色看上去很不好哟！”就在17日上午，吴素萍与胃镜大夫盖达一起工作时，发现对方体力不佳、神经萎靡，便问。“几小时之前，医院接诊了一个非常病重的患者，折腾了好几小时，所以今天感觉特别的疲劳……”盖达医生有气无力地回答。“那今天你多歇歇，有事我来做。”吴素萍像往常一样，温馨地去帮助盖达戴好防护手套、整理整理衣服，关切道。
事后，中国医疗队和吴素萍才知道：盖达说的接诊的那个使他非常疲劳的患者正是医院第一个、也是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出现的第一例埃博拉患者，而且那患者第二天就死亡，后又造成他家三个亲人死亡。更可怕的是，盖达不日也出现了发热、呕吐，并很快确诊是埃博拉感染。
与盖达大夫一直在一起工作的吴素萍大夫成了埃博拉“重大嫌疑人”！
与此同时，年轻的普外科主任盖斯姆大夫突然也“蔫”了！不仅如此，又开始转为发热、呕吐……“盖斯姆，你今天怎么啦？无精打采的。”周一，即 23日那天，在手术室里与盖斯姆一起工作的曹广，看着反应异常的“哥们”，问。“没事。”盖斯姆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这一天盖斯姆大夫比平时任何一天都显得无精打采。“兄弟，千万别为一点小事烦心啊！机会以后有的是，我来帮你协调。明白吗？”曹广以为盖斯姆内心在为别人顶替他去北京培训实习的事还在生气，便如此安慰道。盖斯姆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
但到了周二，盖斯姆步盖达后尘，也倒下了，并且在两天后，与盖达一样，同时被确诊是埃博拉病毒感染者。
真是晴天霹雳！
今天是周二，我们全体队员没有上班，老大（所指医疗队队长孔晴宇）和罗丽去了交班。没想到上午又说普外科收了一个类似的患者，看来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前，我们还是不要去医院了。目前病毒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是不是还要大流行也都不得而知……自己目前感觉还好，但晚上的体温到了 36.9度，头也有点儿沉，哎，希望没事……
这是曹广在 2014年 3月 25日晚写下的日记。
这一夜其实曹广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他赶紧先测体温，再偷偷地观察了一下自己的粪便：有些发黑，但感觉好像不是血性。大夫出身的他，心里有些忐忑。“观察看看再说吧！”
这一天是几内亚官方公布埃博拉疫情的第三个日子。几内亚卫生部门向全世界宣布，截至 3月 26日，全国共发现疑似埃博拉感染者 88例，死亡 63例。死亡率高达 72 %。
死亡率如此之高！几内亚政府对如此严重而无法抑制与防治的埃博拉病毒传染疫情，束手无策，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求助。与此同时，设在科纳克里城里唯一的一所可以检测埃博拉病毒标本的东卡医院忙得喘不过气。作为技术支持的法国利昂医疗机构迅速又向科纳克里派出一个流动化验站，帮助检测埃博拉。在当时，能够检测像埃博拉这样的特异的传染病毒，必须具有四级病毒检测实验室，而在世界上仅有几个国家有这种设备，法国是其中之一。我们中国在当时尚属这种四级病毒实验室的在建国。检测标本才能确诊是否是埃博拉，有了检测结果方可实施隔离与救治措施。然而，当疫情如疾风暴雨突然从天而降时，仅靠检测标本结果出来后再采取对应办法，恐怕早已失去太多遏制埃博拉传播的机会。
中国医疗队正是处在如此最危急的时刻。偏偏在此刻，自己队伍里有两名医生与埃博拉患者“亲密接触”过，怎么办？
一旦确诊，后果不堪设想。彼此又都是医生，谁都清楚结果。
曹广更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不能让自己击垮自己！更不能让队友们担心！”怀着这样的心境，所以尽管当晚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他仍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休息时照旧拿着乒乓球拍准备去打球。
但这回孔晴宇没有放任他：“老曹，你去哪儿呀？”“噢，是老大啊，我去打球！”曹广回头一看是孔晴宇，回答道。平时队员们都称呼孔晴宇为“老大”，是一种纯粹的尊敬和亲昵。“现在跟你说件事。 ”“老大”今天的神情很凝重，眼神也没有直视曹广，说：“你是专家，不用跟你绕圈了。现在我们 13多亿中国人中，你离埃博拉最近，所以要对你你实施隔离……”“没问题。行！”曹广似乎早已料到似的，应了一声后扭头朝乒乓室跑。“哎哎，老曹你回来！”“怎么啦？”
孔晴宇隔着曹广有两三米远，招招手，口气变了：“你不能乱跑了。现在就隔离！”
曹广一愣，立即又佯装轻松地说：“好、好，我服从、服从。”说着，又调皮地上前要去握“老大”的手。“别、别，从现在开始，你可不要随便跟人握手什么的……”孔晴宇认真地道。“这么无情？”曹广半真半假地盯着自己的老同事、老队友，还加中国医疗队的“老大”，想寻找答案。
孔晴宇忍不住笑了。他太了解自己的这位得力干将和老友的性格了。然而此时此刻，孔晴宇作为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中国医疗队队长，他的责任重如泰山，绝对不希望自己的队员尤其是和自己一个安贞医院出来的同事有任何闪失。孔晴宇想起了两年前他带这支队伍离开北京时，曹广的妻子丁汶曾悄悄地跟他说过一句话：“孔头，曹广这人啥事不放心上，你给我对他管严点，我可把他交给你了！”是啊，18个队员，他们的家人几乎都悄悄地跟孔晴宇说过类似的话。在几内亚的日子里，孔晴宇几乎每天都在心上扛着这 18个家庭的重托和千斤担子。千小心、万注意，看，偏偏现在遇上了要命的埃博拉！偏偏又让曹广这家伙赶上了！想到这里，孔晴宇眼里有些发潮。“哎，放心吧头，我回自己的房间！”倒是曹广用胳膊捅了捅孔晴宇的胳膊。已经远出十几米的他，回头又添一句：“再见，亲爱的老大——我没接触你，是用胳膊跟你招呼的。”
战友的身影消失了。孔晴宇站在原地良久。他感觉刚才曹广与自己分别的动作很有意思：没有握手。遇上埃博拉病毒传染时，人与人之间见面时显然不宜握手，但礼仪有时仍然不能少呀！怎么办？对啊，用胳膊对胳膊，不也是一种亲近友好的举止嘛！
孔晴宇觉得“战争”一旦来临，会让他们迅速学会平时一些学不到的东西。比如现在他们发明了另一种礼仪——用胳膊进行彼此的“埃博拉”见面礼。不曾想到，他们的这一发明在埃博拉病毒疫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
我们再来说另一位需要马上隔离的中国医疗队女队员——吴素萍。“吴素萍可不像曹广那么啥都不当回事的人，她又是一位女士，平时就极为胆小。我记得那一年外援回国探亲的途中，我们一起在巴黎机场转机，因为一同走的人先上了摆渡巴士，吴素萍晚了一步，当时我就看她脸色刷白。这么个胆小的人，现在我们要向她宣布因为怀疑她是严重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疑似者，那还不吓瘫她呀！我一想，不行，绝不能光我一个人去向她宣布，得找个人，找个女士，这样一旦吴素萍出现啥情况，好有人去扶她起来呀！”孔晴宇回忆当初的情景时，仍然让我感到有些惊心动魄。
但事情完全出乎意料。当孔晴宇带着队上全副武装的女干部刘晓丽一同去向吴素萍宣布隔离命令时，想象立马会瘫下或哭出来的吴素萍竟然极其平静地对孔晴宇说：“队长你放心，我一定服从隔离，马上就去。”说着，轻轻地转过优雅的身子，朝自己的宿舍走去，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望着队友纤弱但又无比坚强的身影渐渐远去，铁骨铮铮的孔晴宇在那一刻双眼湿润了……
接下去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天、每时，我都在关注着他俩的身体情况，要求他们一天报告五次以上的体温测试结果。而俩人的体温报告在当时既是我们医疗队上最重要的报告，而且也是我驻几内亚大使馆向北京方面报告的重要情报，牵动着祖国人民对我们身处非洲大陆的数十支医疗队的关注与关心的每一根神经。我们真不敢有一丝马虎和闪失。”孔晴宇说，在曹广和吴素萍被隔离的日子里，一日三餐，几乎天天都是他和刘晓丽亲自给隔离者送餐。“我一是想让他们放松紧张情绪，二是监督他们是否按要求在保养身体、蓄存体力，这从医学角度讲也非常重要。没有坚强的身体，是不可能抵御像埃博拉病毒这类高强度病毒的侵袭的。”孔晴宇小心翼翼地扳着手指在观察、分析自己战友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哪怕是说话的语气和腔调，更不用说直接决定是否确诊埃博拉病毒感染着的体温。“那些日子，几内亚在熬煎，我们所在的医院在熬煎，我们两位被隔离的队友在熬煎，我们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也跟着在熬煎。”孔晴宇说。
这是与死神较量的煎熬，这是意志和情感的熬煎，非亲历者无法体验，无法想象。
曹广在到几内亚工作后就开始有了记日记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一段“隔离日记”差点成了他的“遗书”。我们不妨选些内容，看看我们医疗队员用生命抗击“埃博拉”的真实心路——
2014年3月27日
今天周四，自己感觉不错，昨天睡觉还好，早上体温 36.1度。三餐都还有胃口，大小便正常。头稍微有点迷惑，似乎也是正常感觉，下午还打乒乓球，体力如常。不过下午收到坏消息，Gassimou，Gaolie还有我们科里的护士被隔离观察，而且 Gassimou还有不舒服，Gaolie也被东卡医院留观。我也只好隔离观察。
中方人员已经接到通知严禁去往中几友好医院。如有突发高烧、头痛等疑似症状，请在采取严格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将患者送往东卡医院进行排查，不要直接送去医疗队驻地。严格控制当地人进入中方人员生活驻地。关键是科纳克里那个死亡患者我曾经接触过，好在接触很少，这还让我感觉好点儿。今天晚上队委会开会，正式决定将我隔离观察，哎，在这里还要经历一次传染病，真是麻烦。好在今天我还没有什么不舒服，希望自己能安全渡过观察期。
当日，几内亚政府公布：全国确诊埃博拉 93例，死亡 63例。
2014年3月28日
今天天气很好，也是我正式隔离观察的第一天。先回顾一下新闻：根据几内亚新闻网的最新消息，科纳克里地区确诊 4例埃博拉感染患者，目前在东卡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当地记者联系了几内亚卫生部长雷米·拉马，他给出如下解释：这 4例患者来自同一个家庭，他们的哥哥 3月 18日病逝。根据当地风俗，他们把他们哥哥带回老家村落安葬，村落的名字叫做 Dinguiraye。在葬礼结束后，其中一人表现出了一些埃博拉的症状。于是他来到科纳克里就诊，医生给他做了化验，结果为阳性，被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第二天该患者死亡……哎呀，那个死亡的患者就是我查体的患者，好在只是翻动了一下他的眼皮，没有更多的接触。不过，之后跟 Gassimou接触了好几天，病房也每天都去，所以在昨晚正式接到确诊通知后，我也要求安全隔离观察，队里也作了相关部署。首先改变帮厨制度，全部由其他五名队委担当，我的饭由队长送来。外出严格控制，周末外出购物限定地点。门诊看病暂停，医疗队作为疫区暂时关闭。医疗和生活物资严格管理，减少浪费及交叉感染。今天我给 Gaolie打电话，他说他在吉贝医院，感觉乏力，Gassimou，Madamu Naite、Madamu和 Camara也在这里隔离观察，似乎还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但都有乏力头痛等症状，还要继续观察。我今天感觉还好，头略痛，但似乎以前也会有这种感觉，体力，体温都没有问题。早上体温 36.6℃。既然隔离就好好休息，我把钥匙也交给了队长，买菜也暂定为车昊和老大两个人。上午我把家里好好擦了两遍，也是好久没擦地了，正好用消毒粉清洗一下。早上我吃的牛奶鸡蛋，老大还给我拿了一个大花卷，但我没吃，喂鸡了。下午走走路，看看盘，也挺无聊。休息吧，终于没人找我干活了，好好清闲几天……
几内亚新闻网最新消息：截至 3月 27日，几内亚共发现 103例疑似病例，死亡 66例。几内亚政府显然已经清楚，如此突发而高死亡的埃博拉病毒传染将给整个国家的人民生命安全带来巨大危险，但仅凭自身的能力无法控制疫情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疫情显然势不可挡。
2014年3月29日
今天是周六。早上体温 36.2℃，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据说 Gassimou他们几个的病情也有所缓解，但愿老天保佑吧。不过今天那个胃镜室大夫报告阳性，完了，我估计 Gassimou也危险了，我也没准着上了。今天晚上体温36.9℃，头有点沉，但没什么其他不舒服。观察看看吧再。已经宣布吴老师和我一起隔离观察，看看吧。他们几个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
当日几内亚政府宣布，截至 3月 28日，全国共有 111名疑似患者，死亡 70例。
2014年3月30日
今天是周日。自己感觉良好，早上没有不适。饮食和大便都正常。据说 Gassimou他们几个的症状也有所好转，看来问题不大了？那个胃镜室的医生已经转到东卡医院就诊，希望也没有事情。目前距离接触患者已经 13天，希望没有事情。现在也没有什么自己可做的，等着就行了。下午高参还打了电话给我，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如实说吧，也应该没什么事情……
今天我吃的也还不错，中午大虾，菜花，豆角，米饭，晚上吃的炸鸡翅，扒尖椒，炒芹菜，馒头。今天吃了一块菠萝，一个苹果，两根香蕉，两个橙子。喝掉两瓶水。要说也不少了。这一天我在外面活动了两次，做做自己编的广播操，挺好。
2014年 3月最后一天的 31日，被隔离的曹广大夫感觉依然不错，日记中这样说：“大小便也都正常。希望没事吧。”但外面的情况则越来越不妙。疫情爆发以来，几内亚总统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 RTG）晚上8时30分的《新闻节目》中发表讲话，他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也对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给予几内亚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并宣布自埃博拉疫情爆发至当日，全几内亚共有 116例患者，其中 72人死亡。这说明，几内亚的疫情已十分严重，到了全国动员的地步。
这一天，曹广在手机里收到了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参赞高铁峰激动人心的短信：
亲爱的同志们，同胞们：大家好，天佑我中华儿女健康平安！同胞们，战友们，不怕！加油！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坚持到底！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共渡难关！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奔向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同胞们：一声声平安报来，一个个悬着的困乏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一股股暖流温暖全身。团结就是力量，大家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眼下的危难，坚持，不怕，我们的心在一起，共同期待胜利的曙光。人不经事不长大，年轻的小伙子们、姑娘们，磨难让大家更加坚强，艰苦的环境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
看了高铁峰参赞选并不太“艺术”的文字，曹广微微一笑，但内心依然泛起阵阵激动之情。他感到并不独孤，他知道身后有伟大的祖国，有13亿亲人。需要说一句的是：当时曹广和吴素萍的体温“报告”，连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领导都是知道的。远在万里之外的祖国每天也都在关注这两位专家的身体，显然既是对他们俩人的关心，也是对整个突如其来的疫情的高度重视。中国吃过“非典”的亏，再不能吃比“非典”更厉害的埃博拉病毒侵袭的亏了。这一点曹广本人并不太清楚。
我们来看看此刻的他。曹广一想到自己的家，内心显然无法平静。两年前赴非洲时，家里人就不怎么赞成，但这是国家的任务，“国际主义义务”，最后还是同是当医生的老岳父开口后才把家里的“矛盾”给化解了。此次几内亚疫情爆发，曹广当然不能瞒着妻子丁汶。“你也是医生，该知道它的严重性。不过你无论如何不能透露给我父母，他们哪能扛得住嘛！”小两口在电话和短信里一直为如何向老人“保密”设计了好多细节。妻子丁汶是中医院的大夫，当年“非典”疫情时与曹广一起奋战在第一线，颇有经验。尽管如此，她仍然极其担心远在非洲的丈夫。“不管有多困难，你必须第一时间、原原本本的把情况告诉我！听见没有？求求你了……”几次，“异常坚强的她”忍不住说着说着便哭泣起来，如此乞求丈夫。“没事。我说没事就是没事嘛！”曹广嘴里说的依旧轻松，但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那种在生与死门槛上等待‘判决’的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事后，他这样对我说。
我们再来看他当时原汁原味的“日记”：
2014年4月2日
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如常，身体还是挺轻松，测体温 36.2℃，不过一会儿就会升到 36.4℃，等下午就都在36.7℃。每天都差不多。昨天愚人节，收到了坏消息，Gassimou和 Gaolie全部中弹，但好像症状不是很严重，希望大家能有缓机。昨天姥姥他们肯定坐卧不安了，给于汶打了好几个电话，也是担心得要命。我老娘就没敢告诉她，还让我注意别乱摸患者呢。呵呵，还好她不知道，要不然得给老娘急坏了。这段隔离的日子让我感触很多，昨天医院跟我们视频。医院以后如果能记着当年我为安贞医院担当了这么一件事，也就可以了。再多的要求又有什么用呢？好在我有心疼我的老婆、还有老姐和老娘，这就足够了。哥们儿的问候也不少，这就可以了。这件事也告诉我：对人，尤其是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其实无论你对他多关注或者多不关注，他可能都不会在意，但他的心里会特别感激你的关注，至少我是这样。希望我自己能平安度过此难，这件事对我将来的处事也会大有帮助。还有今天最坏的消息就是我的搭档 Gassimou昨天晚上突然死亡了，消息让我非常震惊。这个消息我不敢告诉自己家的人，不希望他们再担心了。生死由命吧……但 Gassimou的死让我很疑虑，怎么他会这么快就没了呢？难道真是思想负担过重造成的？前几天听说他不吃东西，还拔针头，真的是故意的？不是疾病造成的精神症状？可我有些不相信，他是医生，但一个见惯生死的人，怎么会这么脆弱？希望我的好搭档能在安拉那里得到安息。唉，这个工作狂还有好多想法没有实现了，真替他惋惜。
盖斯姆的去世，对整个中几友好医院来说是个特别沉重的打击，对中方医疗队的冲击也是空前的，这是因为盖斯姆不仅平时人缘好，而且医术在几内亚也是一流的。像他这样又有中国留学背景的医学专家，非洲太需要了！盖斯姆与中国医疗队的关系自当不用说，有此人的存在，中国医疗队等于有了通往非洲人民和患者的一条坚实的桥梁，不用担心任何麻烦事。“他是工作狂，平时不知道休息，不知道保护自己。2011年从中国留学回国后，就立志要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在我们中几友好医院，他是几方中工作表现最让人敬佩的一个，有时一做手术，一天甚至几天不见他休息。这回不幸传染上了埃博拉，宣布隔离他后，盖斯姆一直不相信，也不愿意，情绪十分抵触，甚至有同事帮他注射，竟然被他拔掉针管。他说他相信自己不会被感染，最要命的是他已经感染后仍然坚持要上班给患者看病。盖斯姆很情绪化，平时也有这个毛病。可这回他遇上的是无法遏制的埃博拉病毒，他因此丧失了宝贵的年轻生命。”孔晴宇院长讲起盖斯姆时，非常动情与沉重。“我记得非常清楚。3月27日对盖斯姆隔离后，他就非常抵触，这一天一个上午都在跟医院的人吵吵嚷嚷。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这天中午。那时我正陪《人民日报》两个记者采访医院几方院长上卡马拉先生，这时已经被宣布隔离的盖斯姆突然破门而入，很情绪化的责问院长为什么不让他工作。我赶紧举手，示意我们现在有事，可否一会再说。盖斯姆平时对我和我们中国医疗队专家十分尊重。他看了我一眼，就退出去关上了门。我朝他挥了挥手。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与盖斯姆挥手。4月 1日下午2时 47分盖斯姆被埃博拉病毒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他不该走。安拉会在另一个世界保护他的……”医院内的许多病号都为盖斯姆的去世感到惋惜，纷纷为他祈祷。
次日，作为盖斯姆的好友，同处在生死门槛边的曹广向微信圈里的人发出一份长长的悼文——
今天我决定向大家汇报一件非常悲痛的消息，和我一起工作的医生 Dr Gassimou还有我们科一名护士 Madamu Camara，因为在工作中感染埃博拉病毒，导致死亡。本人也因为曾经接触过患者，以及同 Gassimou一起手术而目前在接受隔离观察。目前本人接触患者已经 18天，和 Gassimou最后一次手术接触 11天。这件事情的发生，对我们普外科是一次毁灭性打击，这里的外科医生只有我，Gassimou和另外一位年轻医生。现在一人去世，小大夫也因为病毒阳性目前在隔离治疗，目前情况尚可，希望没有生命危险。本人因为接触患者，并在其后一直与他们二人一起工作，感染危险性极高而队内隔离。好在目前本人尚无发病迹象。Gassimou是一名非常努力的医生，他在中国留学十年，此次返回非洲工作还不到四年。他的汉语说的比较好，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情谊，我们在工作中的合作也非常愉快。我们的普外科在手术量和住院患者数上，都比去年同期翻一番。吉贝（中几友好）医院开诊还不到两年普外科就遭此惨祸，真是令人心痛。Gassimou是工作狂，自从他在吉贝医院工作，他一天休假也没有，即便周末，也会经常来探望患者，这和我在北京的状态一样。也正因为如此，我才非常喜欢他。他的这个习惯，估计也是在中国养成的。就在疫情爆发的前一个月，我还劝他休假一个月，因为这是他们黑人的习惯。但他就是不愿意休假，他说他要努力，他要多做手术，也希望我们医疗队在手术方面多多给他帮助。我们来了以后，帮助他完成了第一台甲状腺手术，第一台开腹胆囊手术。第一台结肠癌手术等，每当我们完成一台难度较大的手术，他都会高兴的来向我们道谢。看着他像孩子一样的真诚，我们也很感动。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我们的住院患者经常能达到 70%左右，20张床位最多收到过 18个患者，这对于我们三个来说，其实主要是他们两个具体管理患者，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这也是我目前还没发病的原因。那个患者他们天天都会有很多接触，病毒量肯定远远超过我，这才使他们两人都发病，而且都是病毒阳性。Gassimou还有很多的理想没有实现，他希望自己还有机会回中国学习，他希望自己多挣钱让自己的老婆孩子生活得更好，他希望自己手术技术再上一层，他希望以后能出国行医。哎，可惜这些愿望都没法实现了。为他惋惜。也为自己失去这样一个同事感到伤心。小盖，走好。他喜欢中国人管他叫小盖。这是我当医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战友因公牺牲。他们的死让我感触很多。在非洲工作，居然会有另外一种危险。我作为一名医疗队员，真正能体会到前辈们援非的艰辛。当然由于我是当事者，心理上的压力更是巨大。病毒带走了我的两名同事，还有一名在留观期间，我真的能幸免吗？希望自己命大吧！
几内亚的埃博拉疫情继续蔓延，且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周边国家甚至宣布关闭与几内亚的陆路边境和停飞航班。更多国家先后也宣布了禁止自己的公民到几内亚旅游，据传美国等国家也在考虑限制公民到几内亚旅游的通知……总之，几内亚成了一个恐怖之地，谁也不想在此刻接近它。
截至 4月 2日，几内亚全境感染埃博拉病毒 137例，86人死亡。
4月 3日的疫情依然在往上蹿动，疑似人数和死亡人数每天都在增长。到 4月 4日，首都科纳克里的感染人数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且死亡人数也有大的上升。值得关注的是，几内亚邻国利比里亚也已经出现了 7名埃博拉死亡者，另一个邻国马里也报告说发现 3例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几内亚必须举国行动起来！”“几内亚必须对这场致命的瘟疫负起责任！”非洲兄弟们开始紧张，甚至愤怒起来了，并且矛头指向埃博拉病毒发源地。公平地说，不是几内亚不努力，而是它实在太穷，太落后，一个国家找不出几十个医生，而且像中几友好医院这样的一流医院，在埃博拉病毒袭击的第一时间里，如盖斯姆等一批最优秀的几籍医疗专家，他们都是冲锋在第一线，而且多半牺牲在拯救同胞的岗位上，其精神令人敬佩。他们中间多数还都是到中国学习过的留学生。在这场意外的病毒侵袭中，死得悲壮，死得惋惜！
在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几内亚政府确实也没少下力气。一方面他们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加大预防的宣传力度，落实各项措施，要求本国民众避免加工和食用野生动物，疫区居民减少流动；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死亡，死者遗体一律就地处理；保持镇定，不信谣，不传谣，配合政府和国际组织做好疾病控制。首都科纳克里市还号召市民自 4月 5日至 6月 5日的两个月内，每逢周六举行全市卫生大扫除，清除垃圾，减少疾病传播，想通过“人民战争”来遏制疫情。几内亚机场也安装了体温检测仪，所有旅客出发时须填写健康表。检测体温超过 38度的旅客将被带到隔离诊室；旅客与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的，接受抽血检测；检测为阳性的，将被送往东卡医院隔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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